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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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集约型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及分类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模式。从其物质内容来讲，就是资源利用的方式，即资源利用过程中所具有的基本的质的特征。一般来讲，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要素投入量的单纯扩大来获得总量上的增长。这种经营方式资源耗费量大，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容易造成商品质量低，经济资源紧张，产业结构失衡等不良后果，从而影响各个阶段经济的有效增长和较快发展；另一种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即在资源投入量适度增加的前提下，通过不断改进技术，提高生产设备的利用率和资源利用率、降低消耗，以达到经济质和量的增加。这种经营方式科技含量大，能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资源，达到投入少、产出多，产品质量优，经济效益高的目的，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粗放型和集约型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经济发展的进程看，一般是先有粗放型经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受到资源的约束，经济效益下滑等因素的制约之后，才逐步转为以科技投入为主的集约型经营。

二、煤炭企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客观必然性。过去那种以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扩大为主，通过大量资源的投入，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煤炭企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必须代之以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为主，通过提高要素质量和资源利用率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1、是煤炭企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建国以来，通过八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煤炭工业已建成了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煤炭总产量已经赶上发达国家水平，名列世界前茅。但是，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煤炭企业基本上走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路子，这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其客观必然性。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总量水平后，继续实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就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主要表现为：只注意量的增加，忽视质的提高；只注意外延发展，忽视内涵挖潜；只注意投入，忽视产出。从而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水平落后，企业综合效益差。这种状况的形成，固然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主要症结就在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与当前煤炭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要求极不适应。煤炭企业应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是煤炭企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煤炭是我国主要的一次性能源，实现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近年来，全国煤炭市场疲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煤炭企业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尽快形成有利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形成有利于实用新技术进步机制；形成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促进效率和效益的提高。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3、是提高煤炭企业整体素质和效益的要求。

今后的几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这不仅要求经济总量和规模继续扩大，而且要求经济质量和效益的大幅度提高，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煤炭企业一方面在煤炭生产总量上确保供需平衡，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同时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煤炭产品结构。既要不断完善内部经营机制，实行科学管理，以科技进步为先导，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又要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提高煤炭企业的综合效益。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煤炭企业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

三、煤炭企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途径。

由于煤炭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煤炭企业在实现以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难题。例如：一、煤炭生产为地下作业，受自然环境制约的程度大；生产条件恶劣，自然灾害多，对技术及设备有着特殊的要求，技术进步难度大。二、由于煤炭企业基建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新技术的应用往往带有一定的滞后性。三、煤炭生产对自然资源的绝对依赖性，决定了资金转移的困难。四、煤炭企业职工文化技术素质相对较低，劳动的专业性较强，对其他行业的适应性较差，向其他行业流动困难等等。以上这些都决定了煤炭企业要随着市场需求灵活调整人、财、物等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长期以来，由于价值规律在煤炭市场的具体体现受着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煤炭价格总体上只能在平均价值线以下波动，煤炭产品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

由于以上原因，煤炭行业相对其他行业来讲，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要大些，情况要复杂一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特殊性，抓住转变过程中的主要矛盾，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推行全行业的转变，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针对煤炭行业实际，应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工作重点，放在以下几方面：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好思想准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煤炭企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煤炭企业的领导应该做到：转变以产量为中心的旧观念，树立以效益为中心的新观念；转变单纯实物形态管理的旧观念，树立价值形态管理的新观念；转变粗放型经营思想指导下的等、靠、要的旧观念，树立集约型经营思想指导下的务实求实增效的新观念。只有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了真正转变，才能在实际工作中自觉按照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积极更新经济发展思路。迈出新步子，闯出新路子，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顺利实现经济 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进而促进煤炭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明确目标，抓住重点，循序渐进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提高经济效益，煤炭企业要坚持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实现扭亏增盈为目的”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由于各个煤炭企业煤层储存、煤质、煤炭品种、科技水平、经济规模、职工素质以及矿山的地理环境等条件参差不齐。因此，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法步骤上，决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各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做好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制定切合实际的合理的转变布署，选准选好适合该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点和切入点，以此作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头戏。实现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循序渐进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断向纵深发展，并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3、调整产品结构，实现自主经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

煤炭企业调整产业结构要继续贯彻“以煤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方针，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改变多年来的产业结构单一，产品单一，经营单一的状态。开展以煤为主，多元化经营，积极开发利用煤所具有的优势，加快发展煤矸石等低热值燃料及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提高煤炭深加工能力。要按照高起点、专业化规模经济的要求，调整多种经营的规模结构，采取择优扶强的方针，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落实“抓大放小”的方针，对产品有市场，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要大力扶持；对小煤矿要推向市场；对进入衰老期的亏损大户要加紧实施解困脱贫工程，实行转产。尽快建成一批大型骨干项目，使之成为煤炭企业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支柱产业。这就是说要构建发展空间，实施多元化经营。在竞争性经济条件下，企业只有不断发展，才能保护和增强它在市场中的相对地位，才能够生存下去，比如兼并就可大幅度降低企业发展的风险和成本。兼并者不仅获得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各种资产，还可获得原有企业的经验。进而企业在产品上可以发展成为以煤为主，多业并兴的多角化经营的集团企业，提高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4、依靠科技进步，实施科教兴煤战略，从根本上促进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煤炭企业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技术进步缓慢，后劲不足，设备落后，缺乏高附加值产品，市场竞争力弱。因此，煤炭企业要想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走挖潜改造，集约型经营的发展道路，把煤炭企业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要坚持教育为本的原则，把科技和教育摆在重要位置，提高职工队伍技术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增强市场竞争意识，切实提高煤炭企业科技实力和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能力。要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机制，不断推进技术创新，通过引进、研制、开发、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成果，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有效提高煤炭企业综合经济效益。要根据煤炭行业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统缆全局，突出重点，努力加强基础性研究和高科技研究，加快煤炭企业实现高技术专业化的进程。同时，科技创新也可以提高煤炭产品深加工能力，增加产品的含金量。这就要求国有煤炭企业必须成立科技开发小组，同时与科研院所联姻，大力开发煤炭产品的深加工，利用各种方式筹集资本，实施煤炭产品加工转化，增加产品的含金量，求得较高利润。

综上所述，煤炭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单靠降低单耗、节约开支、降低成本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依靠科技进步、科学管理，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提高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才是唯一出路。

参考文献：

[1]王吉生《国有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谷泉《中国煤炭企业煤炭资源优势及深加工战略》中央编译出版社.

[3]《中国行业发展报告：煤炭业》中国经济出版社.

第2篇：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文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时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时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约型

时间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来15年4432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设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87.715.519.322.526.528.1

时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58.858.881.3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1.828.318.7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类型集约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数所在区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3,0.69]

数所在区间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类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约型

国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第3篇：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文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 ）“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 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 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 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 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 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 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 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 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 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时期　国民收入　劳动投入的贡献率aL'　资本投入的贡献率(1-a)K'

增长率Y'

L'

aL'

K'

(1-a)K'

一五

0.84

5.04

(53

8.9

2.8

7.2

-57)

(9.4%)

(56.6%)

二五

0.51

7.07

(58

3.1

1.7

10.1

-62)

恢复

时期

1.02

3.57

(63-　 14.7

3.4

5.1

65)

(6.9%)

(24.3%)

三五

1.1

4.13

(66

8.3

3.7

5.9

-70)

(13.4%)

(49.8%)

四五

0.63

5.53

(71

5.5

2.1

7.9

-75)

(11.5%)

(100.5%)

五五

0.63

5.32

(76

6.1

2.1

7.6

-80)

(10.3%)

(87.2%)

六五

0.99

4.97

(81

10.0

3.3

7.1

-85)

(9.9%)

(49.7%)

七五

0.78

6.23

(86

7.6

2.4

8.9

-90)

(10.3%)

(82.4%)

(91

0.6

11.34

-93)　 12.7

2.0

16.2

   　(4.7%)

(89.3%)

改革

前时

0.78

5.18

期(53　6.0

2.6

7.4

-78)

(13.7%)

(90.9%)

改革

时期

0.81

6.65

(79

9.3

2.7

9.5

-93)

(8.7%)

(71.5%)

(53

0.78

5.74

-93)　 7.1

2.6

8.2

41年

(11%)

(80.8%)

时期　 要素投入的贡献率

综合要素生产　 粗放　资本的产出系数

  aL'+(1-a)K'

率的增长率A'

度

Y'/K'

一五

5.88

3.02

(53

0.66

1.24

-57)

(66%)

(34%)

二五

7.58

-10.68

(58

2.45

-0.31

-62)

恢复

时期

4.59

10.11

(63-

0.31

2.88

65)

(31.2%)

(68.8%)

三五

5.24

3.06

(66

0.63

1.41

-70)

(63.2%)

(36.8%)

五四

6.16

-0.66

(71

1.12

0.70

-75)

(112%)

(-12%)

五五

5.95

0.15

(76

0.98

0.80

-80)

(97.5%)

(2.5%)

六五

5.96

4.04

(81

0.60

1.41

-85)

(59. 6%)

(40.4%)

七五

7.01

0.59

(86

0.93

0.88

-90)

(92.7%)

(7.3%)

(91

11.94

0.76

-93)

0.94

0.78

  (94%)

(6.0%)

改革

前时

5.96

-0.26

期(53

1.05

0.81

)-78

(104.6%)

(-4.6%)

改革

时期

7.46

1.84

(79)

0.80

0.98

-93)

(80.2)

(19.8%)

(53

6.52

0.58

-93)

0.92

0.87

41年

(91.8%)

(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

（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 超高度粗放型 高度粗放型 中度精放型 低度粗放型 集约型

时间

41年

13

8

6

2

12

改革前26年

9

4

3

10

改革以来15年

4

4

3

2

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 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 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 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 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 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 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 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 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 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

一五　二五　"1963-1965"　三五　四五　五五　六五

基本建设投　96.2　92.3

84.5

80.7　77.5　73.5　 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

3.8　 7.7

15.5

19.3　22.5　26.5　28.1

时期

七五　"1991-1993"　改革前　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　58.8

58.8

81.3

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　 31.8

28.3

18.7

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 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 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第4篇：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文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建国60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一般在20%左右，而我国在很多年份都超过了40%。虽然我国政府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积极倡导和推进企业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但是，多年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甚至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情况一直没有较大改观。这与我们没有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因此，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目标模式存疑

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模式，已经被世界许多学者和国家所接受。1986年苏共27大确定“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的经济发展方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我国也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目标。虽然这一目标模式得到广泛认同，但是，笔者认为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思考。第一，没有实现“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有机结合“。粗放型”和“集约型”更多地体现了增长方式“质”的规定性，而缺乏“量”的规定性。到底什么样的要素配置才是“粗放型”或者“集约型”？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从“粗放”到“集约”只是一个方向，一个过程而已，而且这个过程永无止境。第二，没有充分体现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很多国家都在追求的目标，但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没有做到，并最终被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所累。第三，没有实现动态和静态有机结合。在把握经济增长方式时，动态的、局部的观点是十分必要的，今天的集约型方式在明天看来可能是粗放的，中国的集约型在美国看来可能是粗放的，所以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只能表示差异和变化，很难据此下“粗放”或者“集约”的结论；另外，如果把数量主导视为粗放，质量主导视为集约，则几乎没有纯粹的粗放或集约，因为数量与质量是共同演进的，数量扩张的外部性之一是质的改善。第四，没有把握住战略目标与战术重点的有机结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劳动力从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并缔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第五，没有很好地将远景目标与近期任务相结合。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我们描绘了经济增长的美好前景。但是，再美好的未来也必须依靠完成好每一阶段的历史任务来实现。中国政府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着重点，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经济增长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这是当前的紧迫任务，也是长期的奋斗目标。

2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三大选择

第5篇：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文

1.1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简述、特点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包括整体性：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个体系，是完整的，子系统的不协调会限制整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整体系统也要控制子系统，实现共同的目标；公平性：只有做到公平，当代人才能获得和后代人同样的发展机会；动态性：整个体系当中的子系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所以要注意子系统的协调；效率性：因为效率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如果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把效率性作为重要特征；可控性：在整个体系的运作当中，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会对整个体系造成影响，这就需要调控来保证整个体系的顺利进行；地域性：区域发展并不平衡，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突出地域特点。

1.2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不恰当的消费模式所导致的贫困加剧、环境恶化以及各个国家之间的发展失去平衡是地球人所面临的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建立合理的生产模式，做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很多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是高消耗，高消费，然后造成高污染。这种方式是靠对资源的大量消耗来加快经济的增长，靠高消费生活资料来带动经济的增长。这种模式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按照这种模式发展 下去，机会出现资源危机以及环境危机。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这种模式，把经济增长的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这是区域经济想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其次，要保持企业各个环节的可持续发展。企业要生产，要流通，要使消费者消费，这是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只要在社会当中生存，就需要消耗各种资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生产、流通和消费都要可持续发展，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形成生态环境和生产的良性循环。

最后，要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想可持续利用，就需要人们充分并且有效使用自然资源，不应该过度的索取和对自然资源浪费。环境的污染是因为人们的知识水平有限，技术条件有限，废物不能被循环利用，这极大的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所以，要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这样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要做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该综合考虑生态因素和社会因素，要做到以下几点：

2.1 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人口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必须要做到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实现区域人口的再生产的可持续性。要在特定的时期内，制定符合区域实际情况的具体人口政策，使劳动力的再生产符合经济发展需求，保持人口的规模适度。提高人口的素质，可以通过对教育进行投资来提高人口的教育程度，发展文化建设，提高区域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通过公共的政策来促进区域人口的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使收入结构合理化，实现区域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2.2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区域在经济发展中实施环境保护战略，尽量协调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双赢的战略目标。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战略首先要求人类活动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尤其要注意区域在开发开放中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程度不要超过环境容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其次，区域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必须顺应其发展规律，维持自然界固有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潜能，使自然环境的潜力与优势得到发挥，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第三，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较严重的区域，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人工干预，使其恢复环境的自平衡能力。同时，对自然环境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客观上要有一定的经济前提，不仅要遵循生态平衡规律，也要遵循社会经济规律，避免盲目开发给环境带来负面效应。

2.3 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要实施节约型战略，对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实施有效的保护策略，改变传统的高消耗的生产方式，保持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主张的是不浪费和集约型的方针。要简历资源的价值体系，引导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消费市场的市场经济模式，促使企业获得最大利润；优化资源的配置，制定配套的管理制度，通过政府的调控来明确资源的使用权，规范自然自然的使用活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

2.4 科技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科教兴国战略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驻澳策略，应该把高科技以及技术研究结合起来，加速科技的进步，提高科技的贡献率。要坚持教育为本，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名的整体教育水平，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5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把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作为中心，把高产和高校作为发展的目标和内在的动力，逐渐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转变为集约型经济模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转变。

我国在新世纪的发展中面临严重的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和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从整个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协调不同区域的经济活动，保护自然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因而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3）.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142-151.

第6篇：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文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谓新发展观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观念体系，它涵盖了当展经济学家对于对发展问题的许多新认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发展的方式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观对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的这一重要缺陷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它认为经济发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必须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索取。只有这样，发展才能持续下去；

2.二、发展的目标应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它们最终是要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新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认为发展过程必须是公民真正参与的过程，是本着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则稳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过程”， “在此进程中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逐步充分实现；

3、三、对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发展观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极不充分，因而，政府和市场失败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纠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普遍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过了调节争端的预期收入。由此，新发展观另辟蹊径，提出了配置资源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实现国家、市场与社区三者的互补结合，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二、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1、一、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 /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亚洲来讲，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 854项，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二、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等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而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三、3、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第7篇：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文

关键词：长株潭城市群 增长方式转变 对外贸易

一、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划分

近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将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主要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粗放型”依靠大量使用低价劳动力和资源，特征主要包括：对外贸易出口产品缺乏自主品牌、质量不高，技术含量低，加工度、附加值，国际竞争力都较弱，环境污染问题、贸易摩擦问题不断，经济效益低下，是一种典型的规模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特征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效率高，质量效益非规模扩张；国际竞争力强，通过产品的高质量获得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环境污染程度低，能源消耗少；集约型外贸增长方式不是简单的追求外贸规模，而是以获取最大经济福利为标准。

二、长株潭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长株潭城市群作为湖南省的核心区域，地理位置呈品字形分布，总面积为9.68万平方千米，占湖南省的13.3%，人口占18.9%，长株潭经济总量近年来增长迅速，但目前仍然依靠劳动力、资源等成本优势取得外贸业绩。我省外贸进出口主要有以下特点：我省外贸进口从下降趋势转变成了增长趋势，进出口额、出口额和进口额三项指标都创了历史新高，有了新的突破。对新兴市场进出口总体优于传统市场。进出口商品多元化趋势明显。加工贸易和三资企业对全省外贸贡献加大。企业主体进一步增强，资源和原材料类企业下降明显。

（一）长株潭出口贸易的粗放型增长

长株潭进口产品主要有铁矿和机电产品，而出口产品主要有农产品、机电产品和重金属原材料等。其中出口产品主要是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和高耗费、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出来的。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按照比较优势来定位，长株潭城市群的大多数产业仍属于中低端水平，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多数，企业竞相压价，导致企业出口效益不高。总的来说，长株潭出口贸易基本上是以量取胜，出口商品档次不高。

（二）长株潭出口产品质量不高

长株潭外贸产品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出口方面，长株潭出口商品主要以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方面，进口商品比较单一。（2）出口市场结构不优。对外出口对欧美日等发达市场的依赖程度仍然比较高。（3）龙头企业规模不大。（4）贸易方式比较单一。五、外贸环境有待改善。

（三）长株潭企业不重视开拓名牌产品

当今国际市场的竞争已经转为了以质量竞争为主的集约型经济增长，品牌作为高质量的象征，越来越成为各个企业所追求的目标。但是，目前长株潭自主品牌出口很少，能称得上名牌产品的更少，少数企业只追求眼前利益，不把精力放在提高产品质量和塑造品牌上，而是进行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因此，长株潭企业应重视开拓名牌产品。

三、长株潭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分析

面对各种制约长株潭城市群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有必要提高长株潭城市群开放型的经济水平，这对加快转变长株潭城市群对外贸易经济增长方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开拓多元化目标市场

首先，开拓多元化的目标市场以促进贸易的平衡发展，这是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其次，利用高新技术来改进传统出口产业，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利用科技兴贸战略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从而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来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二）积极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扩大加工贸易，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本质上是产业由低附加值状态转向高附加值状态、低技术水平向高技术水平状态转变的过程。长株潭城市群加工贸易比重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长株潭应该抓住这种机会来大力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扩大加工贸易进出口业务。

（三）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外贸竞争不再仅仅是是粗放型增长模式下的资源和低价劳动力取胜战略，更多的是品牌之间的竞争。因此，提高长株潭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是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从企业方面来讲，企业的发展在于自主创新，企业家作为一个企业创新的核心，要组织企业的创新活动，以此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外，企业要建立激励员工创新的激励机制。从政府的角度看，企业要想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必须做到服务体系的完善，创新环境的优化，提高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等。

（四）提高服务贸易比重

努力提高服务贸易比重。近些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开放度的提高，长株潭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尤其是近年来服务贸易出口呈现迅速增长之势，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由于服务贸易产品附加值比较高并且所需资源较少，风险小，对环境破坏少，其产品以其独特的优势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国际产品竞争中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高。服务业也成为长株潭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方式。

（五）大力发展绿色贸易

绿色贸易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贸易方式旨在于以一种健康的贸易方式来发展对外贸易，在不损害人类生存环境、不污染生态环境，不损害人类健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大力发展绿色贸易可以有效解决当前长株潭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矛盾，它能将生态环境要素纳入价格形成机制中去，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追求。我们绿色贸易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此走绿色贸易之路是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必经之路。参考文献：

[1]Dong He，Wenlang Zhang.How dependent is the Chinese economy on exports and in what sense has its growth been exported[J].Elsevier Journal，2009（1）：87-104.

[2]Abdul Jalil，Mete Feridun.The impact of growth，energ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J].Elsevier Journal，2010（2）：284-291.

[3]刘晓玲.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与湖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探折[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0-12.

[4]侯德文.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促进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J].商场现代化，2012（15）：5-6.

第8篇：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文

关键词：产业集聚 被城镇化 城市化成本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4-0012-02

Strategies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Hebei Province

Yang Lihua；Zhang Baolai；Zhou Jianxia

（Hebei Academy of Governance，Shijiazhuang 050031，China）

Abstract: The urbanization rate in Hebei Province in 2010 was 45% which is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level, and Hebei Province is a big province that net move out. It must chang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pproach in Hebei Province, expand economic growth, develop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focus o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romote rural area by cities, and steadily promote urbanization. Through the problems of urbanization in Hebei Province, this paper proposed policy and principle of urba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urbanization in Hebei.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urbanized；the cost of urbanization

0引言

石家庄户籍制度早在2001年在全国率先放开，但人口并未因此而膨胀。近邻京津具有较强吸附力，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环渤海区域，北京5年净迁入人口167.0万，天津39.3万人，辽宁39.1，山东2.8。河北省净迁出9.4万人，在三大城市群中，是唯一一个净迁出大省。根据河北省城市化实际状况，我们发现河北省城市化进程落后有别于其它地区的：户籍制度不是直接原因，而是中心城市的经济不够发达，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城镇体系基础薄弱。城市的发展质量不高，经济支撑乏力，资源粗放利用对城市化的制约。

所以，河北省一定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壮大城市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同时注重生态建设，以城市带动农村，稳步推进城市化。

1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原则

由于我省大城市综合竞争力不强。各级城镇普遍面临就业岗位不足的压力的问题，而保证民生是此阶段城市化的重点。

1.1 以产业集聚城市实现大规模的产业集聚新型城市化。城市化的最主要动力是工业化，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也就决定了城市化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在河北省，按照党的“十七”大布署推进城镇化，必须要建设城市，发展城市，并把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使中心城市发挥带动性，自身要有实力，要具有一定的规模。城市自身不具有比较大的实力和规模，不仅带动不了农村，自身的中心地位也会受到威胁，也可能被边缘化。扩大规模和增强实力，首要的任务是集聚产业。城市是产业的载体，产业是城市的支撑。没有产业的集中和发展，城市就没有活力，就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而要集聚产业，就要创造集聚产业的条件。优化发展环境，发挥自身优势，扩大开放，招商引资。

1.2 城市资源利用集约化与效益化集约化经营与效益化经营是城市资源稀缺性日趋突出的客观要求，也是城市经营的基本前提与重要内容。推进集约型的城市化，是从根本上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按照国际一般经验，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经济社会处在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中国资源禀赋较差，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我省资源短缺有目共睹，而我省的城市化率正处此阶段。城市化在工业化的持续推动下，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较快发展的势头。从城市化及城镇发展模式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切实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城镇发展模式，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集约型城市化道路。

1.3 避免“被城镇化”城市化或城镇化，关键是要解决农民的创业资本或者就业问题，保障他们有基本的生存手段。不能形成“农民上楼致贫”――农民住了楼房，却没有稳定工作，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一定要防止打着城乡统筹、促进规模经营、发展地方经济的旗号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农民失地、失业又流离失所局面的出现。

1.4 发展生态产业，建设生态城市，实现科学发展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以节能、降耗、减排、增效为主要切入点，形成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作为节能降耗和保护环境的基本途径，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在城市建设方面，本着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目标，优化生态用地内部结构和空间布局，实现城市生态的最优。

2河北省城市化发展的对策

城市化政策主要以两条主线：一是城市现代化，集群化发展，另一方面是民生与就业问题的解决。城市现代化发展是保障民生、就业的根本，要激活市场活力，保障民众多渠道就业。

第9篇：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文

关键词：经济和谐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跨梯度超越；产业干预；人力资本

经济和谐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它一方面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又要求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而这正是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别是在工业化阶段所遇到的两大难题。本文从新型工业化道路及跨梯度超越的角度来做一些探讨。

一、新型工业化道路与跨梯度超越的含义及其关系

所谓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道路与我国原有的工业化道路而言的，其主要特征在于强调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发展思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跨梯度超越则是相对于梯度理论而言的。梯度理论认为：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一国范围内，经济技术的发展都是非均衡的，客观上已形成一种经济技术梯度。生产力的空间推移，是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推移的，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推移。跨梯度超越的目的就在于打破这种产业演进的常规路径，实现产业结构的跨越发展。从而缩小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区域间经济均衡和谐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型工业化道路与跨梯度超越是有机统一的，或者说，新型工业化道路实质上就是一种新型的跨梯度超越发展之路。

(一)新型工业化道路突破了西方传统的梯度推移理论的束缚，在产业结构的演进上坚持走跨越式发展之路

从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看，大多数发达国家是按照传统工业化――现代工业化――后工业化路径前进的。在传统的工业化阶段又大致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化工业――高技术加工业――信息化工业为主导的技术路径演进的，信息化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信息产业的发展都是以工业化的成果为基础的。从我国人均GDP、工业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就业结构、工业结构等综合判断，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即重化工业阶段。按照传统的梯度推移理论，我国信息化与信息产业发展的条件还不具备。然而，为了尽快缩小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同时，为了避免出现新的数字鸿沟，我们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力求通过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互动与融通，在新的起点上，以全新的方式和更短的时间实现具有现代意义的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上的工业化。显然，新型工业化道路突破了西方传统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演进路径。它选择的是一条与西方国家工业化完全不同的跨梯度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它也是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工业化之路。

(二)新型工业化道路超越了传统的以粗放型经济增长为特征的赶超型经济增长战略，而实施以集约型经济增长为特征的新型的赶超型经济增长战略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当时的国际环境，从“一五”时期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的工业化没有突破原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一直走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除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外，还突出地表现在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实施以赶超为目的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国家依靠高积累、高投入、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说，我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的是一条以外延扩张为特征的赶超型经济增长道路，这条道路既是跨梯度的，又是粗放的。

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路子，其实质是转变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走以技术进步为先导的集约型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虽然是跨梯度的。但同时更是集约型的、内涵型的。

二、新型工业化道路及跨梯度超越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新型工业化道路既能有效克服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资源大量耗费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又能满足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落后地区(低梯度区)快速发展经济的愿望，以跨梯度超越的方式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理论和实践证明，新型工业化道路及跨梯度超越是可行的。

1、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落后地区要实现跨梯度超越，首先就要在某些技术及其相关产业上取得突破与超越，从而带动区域产业结构的突变。由于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落后地区有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产业路径与技术路径可以借鉴，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落后地区完全可以制定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符合本国国情以及能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及其配套政策措施。从而避免由市场的盲目性而导致的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大大缩短产业结构演变的进程，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跨越。同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还可以通过开放政策。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用外部力量为产业结构的快速演进提供支持，并通过实施以人力资本追赶为先导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为产业结构的演进与跨越创造必要的、持久的社会、经济条件。其次，从经济和谐角度看，跨梯度超越本身就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另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还可以充分吸收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经验教训，以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手段克服这种模式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极大浪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2、与传统的技术相比。信息技术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有三大优势：一是它属于一种基础性技术，一旦创造出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和利用，具有较高市场密集度；二是引进成本较低，它自身高效、快捷特征决定了其扩散速度快，应用成本低；三是采用新技术成果盈利性较大。明显提高生产率。信息技术应用的这种方便性与高盈利性成为市场主体采纳信息技术的强大内在动力，而当今世界范围的信息化浪潮则为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落后地区完全可以以产业政策与市场自愿相结合的方式同步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并且使二者相得益彰。

3、根据迈达尔的累积因果论，梯度发

展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极化效应、扩展效应与回程效应，极化效应与回程效应会促进高梯度区的进一步发展，扩展效应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低梯度区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只要能实施适当的政策措施，强化扩展效应、弱化回程效应，就有可能获得巨大的发展机会。而且，当低梯度区发展到一定水平，超过了起飞阶段，就会具有一种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产生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的极化效应与回程效应，也就是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跨梯度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日本及东亚四小龙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实践同样证明了跨梯度超越的可行性。

三、以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导向的跨梯度超越发展战略实现的关键在于政府实施有效的产业干预和超前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一)实施积极有效的政府产业干预

在所有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后进国家或地区当中，政府的主动干预都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政府的产业干预。这是因为，从跨越式发展模式本身看，它最大特征就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大幅度转换，并且这种跨越式转换还表现在：历次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更替是在相对低于所谓的标准结构所揭示的人均收入水平下发生的。而且各产业间的更替也并不是在产品和要素市场变换的共同影响下所自然演进的。在此情况下，政府就必须以产业激进发展的重要参与人，通过部分驾驭市场的方式致力于实现最大化的经济增长。其主要手段便是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使产业结构的演进在政府这一强制性组织的干预下大为缩短。从成功实施了赶超战略的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的经验看，产业干预的成功与否取决于：

1、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是政府产业干预有效性的前提。所谓产业政策，是指政府有关产业的一切政策的总和。由于产业政策是直接引导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显然，产业政策合理与否，将影响到社会资源的配置效果，也就决定了政府产业干预的效果。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的经验证明，制定具有前瞻性、协调性、科学性以及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高度关联性的产业政策是政府产业干预有效性的前提。

2、政府的主动产业干预不能妨碍生产要素在市场的作用下优化配置。市场经济是一部复杂而精良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对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协调，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任何其它的力量包括政府都不可能做到的。虽然产业政策部分地引导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向，但绝不是代替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或阻碍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发挥，而是针对在资源分配方面出现的市场失败而采取的对策。因此，政府的产业干预不应妨碍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优化配置。事实上，很多学者在总结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时都明确指出，东亚国家之所以实现经济的成功跨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与市场的有效融合，东亚国家虽对产业部门和经济状况采取一定的干预，但并不排斥市场，而是在市场发育不完全或市场机制自发运行所需要的条件部分扭曲的情况下，主动地人为模拟市场。

3、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不能妨碍其导向产业的内部竞争。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机制，正因为有竞争机制，才使得市场中的主体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显然，产业政策在保护相关产业的同时。还必须鼓励产业内部的竞争。也就是说，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不能是僵化的、静态的，而是灵活的、动态的，即政府应充分利用其相关资源，按照绩效原则，引导、促进相关产业在竞争中快速、高效地发展。

(二)实施以人力资本追赶为先导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