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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协调发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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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协调发展

第1篇:经济协调发展范文

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含义

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从事社会生活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继承的关键环节,主要是对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教育的含义主要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讲,广义的教育指一切有目的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狭义的教育是指学校专门组织对学生的培养,不仅包括全日制教育,也包括业余的教育、函授教育、网络教育等。它是根据社会的需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从贫困走向富有的过程,不仅代表国家整体实力的增长,更意味这整个社会的生活素质的提高。就当代经济而言,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一是经济量的增长,即国家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的整体发展;二是经济结构的发展,即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变化,由工业为主转向第三产业;三是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水平、卫生健康状况、医疗条件等方面的提高。

二、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一方面,随着教育的不断提高,人才的素质也在上升,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教育活动是一个投资的活动,教育投资在短期来看是一个消费性的投资,不能直接带来收益,也不会在短期产生明显的效果;但是在长期来看,教育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将劳动力转化成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以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教育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只有通过教育使人的智力得到提高,掌握生产知识和技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教育是科学知识的再生产过程,学校教学把先进的科学知识普及,使得人们不断创造出新的科学技术;教育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手段,在教育过程中,人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将技术转化成生产力才是教学的目的,所以只有教育把技术不断普及、实践,才能够真正的转化为生产力。

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对教育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经济的发展使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改善,这使得受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利,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享受的权利。在我国教育体制下,中小学生享受九年义务教育是经济发展影响下的重要改革。同时,经济的不断发展也使教育的内容具有多样化以及教学设备的不断改善。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不断改善,教学的内容不再局限于课本和课堂,比如,现在的中小学生的教育不再局限于文化课的培养,而是全面性的发展,课外不仅开设文化课的提高课堂,还有舞蹈课、音乐课等兴趣班,这些都是经济发展对教育业的影响。

三、如何协调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教育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推动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教育与经济是我国尚未完全解决的两个问题,而且教育与经济的发展不协调,许多地区的教育落后于经济发展,也有一些地区的教育超过经济的发展。因此,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要着重解决好如下问题:

1.加大体制改革力度,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经济体制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促进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科研机构的改革,促进企业化、民营化的步伐,提高企业技术的不断革新,这样企业不断需要创新性人才,政府才会注重教学。同时,要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规范学校办学的自主性,根据社会的需要,培养独特的人才,而不是普遍的人才。总之,在对企业体制改革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相互结合的过程中,协调经济与教育的发展。

2.保持经济不断增长,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越居世界第二的位置;同时,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也在不断增多,从一个封闭式的国家逐步走向世界。这些都体现出我国经济在发展,但是我国经济仍以工业为主,是一个加工性的国家,对技术的掌握较少。所以,我国目前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因素,同时,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逐步转向技术性的发展,这样对高素质的劳动者的需求才会增多,不会使我国培养的大量人才外流。

第2篇:经济协调发展范文

经济法的完善和发展是对宪法的丰富与补充。我国法律的总体结构和层次关系决定了经济法的完善与发展也会助推宪法的发展。经济法是宪法制定过程中经济方面的延伸与体现,其本质就是要细化宪法对于经济的约束作用。笔者认为,经济法对宪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所有制、分配方式等,这些内容在经济法中被进一步完善和充实。经济法中涉及经济体制的相关条文不断完善的过程正是对宪法发展不断助推的过程。二是经济法的完善助推了宪法中有关经济法条文的修改。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速,经济法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不断完善与发展起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与市场调节的不断适应,都促使经济法不断完善,最终助推了我国宪法中涉及经济部分的修改,这正是经济法对宪法助推作用的具体体现。三是经济法“良性违宪”推动宪法完善。“试点立法模式”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仍处于摸索阶段,经济法作为完善的重点对象,许多新的法律规定被“先行先试”,甚至出现了“良性违宪”的情况。这种“违宪”的情况在经济发展中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很好地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旦这些“良性违宪”的经济法规定的正确性被证明,宪法便会因此做出调整和修改。考虑经济法与宪法的相互协调作用,要从两者的相互影响入手,其根本是宪法与经济法的“经济性”。随着宪法中经济规范的不断完善,宪法越来越表现出其“经济性”,这种经济性正是对经济法发展与完善的最好指向;经济法作为宪法“经济性”的延伸与具体体现,在一定程序上甚至可以影响到宪法的修改。

二、经济法与其它部门法的协调发展

经济法与其它部门法都在宪法的约束范围之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由于经济法规范的经济活动领域门类繁多、关系复杂,涉及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因此经济法的发展与完善必然存在与其他部门法相互重叠甚至是相互冲突的部分。如何在宪法的框架下,合理解决这些冲突,实现经济法与其余部门法的协调发展,是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建设完善的重点。

(一)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关系经济法与刑法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以利益为先导,而人性的唯利是图使得在经济领域触及刑法的案例比比皆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当破坏行为特别恶劣并触及刑法时,就应当对实施破坏行为的主体追究刑事责任。近年来,刑法在经济领域显得越来越有“用武之地”。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经济违法行为的数额成十倍、百倍的数量增长。早期刑法中规定的量刑方式如果不能随着这种经济发展的改变而改变,就有可能变成一纸空谈。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也让刑法在量刑过程中难以抉择。2007年“许霆案”的宣判在整个法律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标志着我国刑法在与经济法匹配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一些特别严重的违反经济法的行为在刑法中得不到及时反映,规定似是而非;对于部分犯罪行为如何定性,在经济法与刑法中存在着分歧;刑法对经济犯罪的量刑也有待于重新考量经济法与刑法不相匹配的情况。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越居全球第二,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都离不开经济领域做出的贡献。作为直接约束经济领域的法律,经济法的完善和发展更加迅捷,而刑法的发展则显得相对缓慢。解决经济法与刑法不匹配的问题,关键在于抓住经济增长规律,加快推动刑法的完善。与宪法不同,经济法与刑法的“冲突”主要是刑法落后于经济法的发展。因此,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维护正常经济秩序是关键。笔者认为,要从立法、司法和理论三个方面来改善。⑴加快刑法在经济领域的量刑完善。立法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我国国情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对于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新的犯罪形式要尽快地完成刑法的补充。这种补充必须建立在依宪的框架之下,与经济法相互协调适应。对于量刑规则、数额、机制等也要根据新的形势做出调整和改进。⑵完善经济法与刑法的司法协调。经济行为的普遍性造成了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对于案件定性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司法机关在处理经济案件时,必须要由熟知经济法与刑法的审判人员进行审理,杜绝“相互扯皮”现象。⑶加快推进经济法与刑法理论上的协调。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要透过表面看到问题的本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如何定罪量刑阶段。只有在理论层面上研究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促进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倡以“经济规律”和“政府调控”两只“无形之手”实现对市场的调控。这就形成了在经济领域中经济法与行政法相互重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局面。因此,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协调发展区别于刑法,其根本问题是“矫枉过正”的问题。即在经济领域中,经济法与行政法必须共同作用,相互补充。如果经济法的权限大过行政法就会造成市场主体肆意妄为,反之,就是政府权限滥加干预。经济法对于市场的约束力与生俱来,在市场经济确立之初,经济法就随之而生。但行政法与经济法相互作用管控市场的现象却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法中规定的经济法律责任中的行政责任,经济法律纠纷解决中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现象的产生都是经济法与行政法重叠的体现。[3]在考虑经济法的完善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漠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否则,其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协调发展关系体现在两者的共同作用领域以及法律本身相互弥补作用上。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点做出分析:⑴经济法与行政法共同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调整和改进之中。美国著名行政法学者施瓦茨提出:“行政法的要害不是实体法,而是程序法。”[4]行政法的作用是约束行政机关对于市场调控的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而在这个问题上,经济法关心的是国家调控手段与内容的正确性,是否对市场有利是经济法最关心的问题。可见,行政法与经济法在调控问题上分别体现出了其与程序法和实体法的不同作用。行政法注重的是对于政府调控权力的管控,而经济法更多地关注调控手段的结果。两者之间的约束领域相同,却各自发挥着不同的职能,共同保证市场良好、稳定、有序的发展。⑵行政法为经济法律秩序提供了有力保障。市场经济自建立开始,就与自由、公平、自愿、民主、自由等紧密联系。经过长期的发展,市场形成了一种以自由、公平、自愿、民主为主的秩序。经济法本身对这种市场秩序的形成有着很大关系,但对于这种秩序的保护却相对乏力。而行政法恰恰为这种市场秩序提供了最有力的保护。其一,行政法通过政府干预手段解决了市场竞争中存在的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其二,行政法通过对国家干预手段的完善使市场始终朝着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避免了市场秩序由于不可抗力而失去控制;其三,行政法的性质决定了其对于政府行为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进一步保证了政府在实施调控的过程中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防止权力滥用和过分干预市场,使市场秩序能够朝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协调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由经济法负责对市场本身的约束和规范,由行政法负责对政府干预行为的制约和监督。经济法与行政法都是在宏观上对作用于经济市场的行为进行约束的法律。经济法和行政法只有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才能保证市场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3篇:经济协调发展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产业结构;政府行为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0008602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凭借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条件、优越的地理优势、较高的科技实力等,一直保持快速发展势头,然而,与此同时,江苏发展的资源环境制约也是明显的。环境是江苏省最重要、最稀缺的内生资源之一。目前,江苏省经济发展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江苏省每平方公里的污染负荷位居全国之首,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占全国12%左右,位居全国之首。

近十几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江苏省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占全国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0%以上,并且呈上升趋势,这表明江苏经济的发展方式仍然维持粗放型发展模式,高消耗、高污染、结构水平低的状况未能根本改变。经济发展尚未完全过渡到效率驱动阶段。环境的承载能力能否支撑当前的发展模式和速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作为江苏乃至全国奔小康先行者的太湖流域,问题同样十分显著,一个不到全国0.4%的国土面积的地区,在人均GDP相当于中国平均水平的近5倍的同时,近十几年来工业废水排放量竟占到全国总排放量的近8%;而且,废水排放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其经济增长速度。

选取太湖流域的江苏部分为例,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太湖流域占江苏省GDP六成左右,对全省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是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处于全国最先进水平,该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经验将对后起地区提供重要启示。

2太湖的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

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协调,与经济结构的转变密不可分,按照钱纳里等人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为1200-2400美元,中期为2400-4800美元,高级阶段为4800-9000美元;同时,产业结构上,服务业比重始终是不断上升的,并将在工业化阶段超过农业成为仅次于工业的第二大产业,在发达阶段超过工业成为最大产业;钱纳里曾指出,“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目前,按照太湖流域各地的人均GDP来看,大多已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的时期,但是,产业结构尚未按照西方国家的历史规律发生变革,近年来第二产业比重反而有上升趋势,第三产业则出现下降的趋势。这种不合理的结构将对环境持续的造成负荷。

对第二产业内部的细分行业进行的统计结果更为直接地表明了太湖流域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太湖流域工业废水的主要排放行业为纺织、化学原料制造、火力发电、毛染整精加工、造纸及纸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制造业等传统行业,上述行业四项排污指标合计分别占总量的70.79%、81.88%、71.9%、69.43%。纺织印染、化学原料制造是主要的两大水污染物来源行业。目前江苏省纺织印染产能位居全国第二,纺织印染加工业出口份额占全国印染加工业出口总量的1/3。而太湖流域则是江苏省纺织印染产业较为集中的区域。在全省960多家重点印染企业中,有570多家坐落在太湖流域,占全省印染企业的60%。

行业废水排放总量COD氨 氮总磷

排放量(万吨)占总量(%)排放量(吨)占总量(%)排放量(吨)占总量(%)排放量(吨)占总量(%)

纺织印染25097.7726.4893449.2152.211325.6815.15140.6534.68

化学原料制造13242.113.9714046.277.852809.1232.136.368.96

火力发电9298.89.815269.352.94824.329.4218.454.55

造纸及纸制品6326.426.686159.513.44402.484.60.930.23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5155.735.443851.662.15642.577.3416.754.13

毛染整精加工2981.343.158042.434.49171.631.9624.195.96

制造业4984.415.2615744.028.8115.521.3244.2610.91

这些数据和分析表明,尽管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但是产业结构的优化没有同步进行,部分年份甚至出现倒退,从而无法使经济增长与环境实现协调。

3政府行为与环境污染

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背后,政府可能扮演负面的推动角色。高污染的纺织工业等行业正是我国国民经济传统的支柱产业,也是国际竞争优势比较明显的重要产业。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激励,去治理这些行业的污染排放。

以无锡为例,无锡市的五大传统支柱产业包括机械、纺织、冶金、化工、电子,都属于高污染的行业,无锡长期沿袭着“两头在外”和承接国内外制造业转移的发展模式,早在1996年,无锡市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40%。生产过程中引进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和出口相当多的是耗能高、污染高的产品,在产生利润的同时也产生了污染,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承接了污染。

我们再以调查结果中废水排放总量和COD两项指标均居首位的吴江市为例,吴江市盛泽镇是中国四大绸都之一,全镇共有27家印染企业,印染业已成为镇办工业的支柱产业。盛泽镇针对印染企业集中、排污量大的特点,近年来,先后建了7套印染废水处理设施,并对所有印染企业实施控制生产设备、控制污水排放总量的“双控”限量限产措施。2005年,为了削减废水排放总量,盛泽镇政府又将7家印染企业搬迁到吴江市其它郊区镇,原本的目的是盛泽镇每天可减少印染废水排放3.3万吨。但是,实际上这些企业搬迁后,污染并没有减少,而且存在污染异地转移的问题。另外,有些企业连环评都没有做就已经将厂区建好,根本不能保证将来的污染治理,虽然有的企业有环评手续,但也存在“先上车后补票”的现象。

工业废水及污染排放量一方面与地区经济规模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当地的工业产业结构密切相关,而政府对经济结构高级化进程放缓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

第4篇:经济协调发展范文

关键词: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7-0001-03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目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如何实现振兴经济和社会进步,实现“十三五”的宏伟目标,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取得伟大成就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顺利地迈向一个新的更有成效的发展阶段,在战略选择上仍然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索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比较注重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后来,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称之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应该说是战略研究的一大进步。而至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必须引起人们特别是决策者广泛和高度的重视,即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关系。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虽然人们也逐渐感觉到了生态环境对自己的威胁,但是还没从理论高度来认识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关系,还没有将三者的关系摆在发展战略的地位,经济建设缺乏协调发展的理论做指导。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分析研究这个问题。

一、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是客观规律的要求

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们比较清楚:经济是基础,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这个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可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的关系却易被人们所忽视,特别是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常常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不顾生态的制约条件。其实,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内在本质联系。它们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和互相促进的,它们之间的协调发展是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

第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可分离,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基础。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也就是说,社会生产的过程,就是变自然资源为社会财富的过程,是社会劳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社会生产所需的全部物质要求,归根结底都来源于自然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社会发展赖以存在的物质承载基础和客观条件。经济系统的运行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无不取自于生态系统。有的生产部门直接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如农业、采掘业、能源工业和部分化学工业,它们把自然物直接转化为社会产品。其他生产部门则把上述生产部门的产品作为原材料(如煤、石油、天然气、木材、棉花等),进行再加工、深加工,生产出种类繁多的社会商品来满足人类的需要。那些进入社会生产过程,而又不能转化为最终产品的物质,就会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以废气、废水、废渣的形式被排放到周围环境中。最终产品通过消费,又会变成垃圾或废弃物返回自然界。社会产品就是在这个大自然循环往复。离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这个基础和条件,就不可能有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永续生存。由此可见,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经济发展必须凭借和依赖生态系统。

第二,经济发展又给生态环境带来强烈的反馈作用,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主导。经济发展是以生态资源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反过来,生机勃勃的强有力的经济活动又会对生态系统起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方面,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和有效的管理手段所形成的改造、征服自然的能力,来保护生态,增强生态系统的自然再生能力,维持生态经济平衡,提高人们生活的环境质量;另一个是消极的方面,违背生态经济规律的经济活动,通过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又会干扰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使生态系统的结构破坏,物质循环率和能量转化率下降,生态系统生产力降低,生态平衡破坏,人类生存环境恶化,最终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应当充分发挥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积极的主导作用,而限制其消极的作用。由于人是经济社会系统的主体,是最活跃、起主导作用的要素,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能力调节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使两者协调地发展。例如,人们可以通过对森林、土地、草原、矿藏等自然资源的勘察规划,可以从量上确定森林开采量与自然更新量的合理比例,牧草更新生长量与载畜量之间的比例,矿产资源开采量与贮藏量之间的比例等,从而达到既能有效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又能维护生态平衡。

第三,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们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对环境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在农业社会中,尤其是原始农业时期,生产比较简单,经济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与环境的破坏作用较小,人们在大自然面前,尤其在自然灾害面前,是处于防御、被动和适应的地位,人与自然比较和谐。在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人们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力也随之日益扩大,人与自然的矛盾急剧发展。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城市兴起,都导致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尤其无节制地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和人口膨胀更导致生态的恶化。而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科技文化发达,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迫使人们更加注重解决人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这时,如果决策正确,经济增长又能提供更多的条件,就能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使两者由对立走向和谐。

二、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历史必然

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既带来了经济繁荣、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又给人类带来了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危机。这是因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日益增大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又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取用扩大了范围和深度,从而加深了与自然资源再生的长期性和生态系统承载能力有限性的矛盾。当今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人口、粮食、资源、能源、环境等五大生态经济问题的严峻挑战,在我国这五大问题也日益尖锐。

第一,人口问题。这是人类面临的第一个挑战。20世纪初全世界人口只有16亿,而到1988年全球人口已达50亿,21世纪初达60多亿,到2025年预计达82亿,到2050年将突破100亿,我国人口目前已达13亿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的最新预测,210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142亿。而90%以上的人口增长是在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将加剧贫困和资源危机;而贫穷落后又加剧资源和生态破坏,如滥伐森林、过度放牧、过度使用土地等。

上述事实充分表明,人类面临的生态经济问题挑战,实质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之间不协调的结果,是人类活动违反自然规律,招致大自然对人类的严厉报复。因此,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制止环境进一步恶化,使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已是我们当今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是我国生存与发展的唯一战略选择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就已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在今后十多年,要使全国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另一方面又要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迈进。生存是发展的基础和首要前提,而发展又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求取生存。这两者之间既是统一的,而常常又是矛盾的。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矛盾,关键是战略选择得当,目标要求适宜。

党的十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发展环保产业。加大节能环保投入,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改善城乡人居环境。”这就明确强调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及意义,这是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因为生态环境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基础,人们进行经济的、社会的活动,都离不开这个基础。没有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大系统的协调发展,也就不可能实现国民经济内部的比例关系的协调,不可能有合理的生产结构,也不可能有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生态文明进步。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必须首先从经济、社会、生态大系统协调的角度来制定总体的发展战略。把经济、社会、生态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大系统来看待。考察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它们之间的发展规律,从而选择制定正确的战略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 胡鞍钢.人口与发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 黄键.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与中国[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0.

[3] 党的十报告[R].2012-11-08.

[4] 应启肇.环境、生态与持续发展[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第5篇:经济协调发展范文

关键词:新疆;区域经济;协调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5-0059-02

党的十指出,为实现2020年前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我国将继续推行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包含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优先推动西部大开发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新疆地处西北边陲,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研究新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新疆整体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

(一)全区经济状况分析

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新疆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新疆GDP由1978年的3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7 505.31亿元,经济总量呈持续增长的态势。2012年新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6 258亿元,增长35.1%,投资增速居全国第一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 800亿元,实现出口194亿美元。新型工业化战略取得一定成效,全区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增加值2 804亿元,同比增长12.7%。农业发展态势良好,2012年总产值2 276亿元,同比增长7.4%,位据全国第1位。

(二)各地州经济状况分析

2012年新疆各地州GDP差距明显,参差不齐。位居前五的是:乌鲁木齐、伊犁州、巴州、昌吉州、克拉玛依。而人均GDP排名:克拉玛依、巴州、石河子、乌鲁木齐、昌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前五:克拉玛依、石河子、哈密、乌鲁木齐、阿克苏。农村人均纯收入排名前五:克拉玛依、巴州、昌吉、石河子、塔城。克拉玛依人均GDP、城镇和农村的收入均为第一,分别是135 018元、22 936.9元、13 472元。人均GDP居末位的是和田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喀什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克州。新疆南疆地区由于地域、资源、民族等因素,经济发展滞后于北疆。

从整体来看,新疆经济整体发展趋势良好,但区内各地州经济总量差距较大,GDP总量最高的地区是乌鲁木齐市,最低的是克州,二者的绝对差为19 407 077万元;人均GDP中,排名前十一的地区全部高于全区平均水平,而阿克苏地区、克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却明显落后于全区平均水平,尤其是和田地区,人均GDP仅为7 015元,远远落后于全区平均水平,克拉玛依和和田地区的绝对差为128 003元;新疆各地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在万元以上,最高收入地区克拉玛依和最低收入地区喀什地区相差7 939.9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中,克州、喀什、和田低于全区平均水平,最高收入地区克拉玛依和最低收入地区克州之间绝对差为10 236元。

从五大经济区来看,天山北坡经济区是新疆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经济总量占全疆的41.56%。南疆西南部经济区人均GDP不足全疆平均水平的一半,而最高的天山北坡经济区的人均GDP却是全疆平均水平的1.88倍。从地方财政收入看,天山北坡经济区占全疆比重的56.79%,南疆西南部经济区财政收入仅占全疆5.85%。天山北坡经济带稳步发展,增长潜力巨大,而天山南坡近年来凭借后发之势,已成为新疆第二大经济区。在新疆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区域之间差距却在扩大。GDP、人均GDP、财政收入最高最低绝对差为5.8倍、5.22倍、10.19倍。可见,新疆北疆地区经济发展优于南疆地区,不平衡状况比较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全疆经济协调发展。

二、新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一)地理条件及区位因素

从空间角度来看,新疆北疆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南疆,区位优势突出。北部是新疆的核心区域,拥有北部的交通优势、矿产资源优势、环境优势、工业化水平等优势,因此经济实力较强一些。南疆因为自然环境恶劣,降水量少,经济基础薄弱,少数民族较多,经济整体实力较弱。

(二)产业结构因素

从1991―2012年新疆产业结构变化情况看,第一产业比重在逐步下降,由1991年的33.3%下降到2012年的17.6%。第二产业比重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在1993年、2008年达到峰值,近年来稳定在45%以上。第三产业处于平稳上升状态,但近年来比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三产比重变化不明显,对经济贡献度低,不利于经济协调发展。

(三)科教文卫因素

从全疆范围来看,每万人拥有医生人数从2005年的20.61人到2012年的22.63人,年平均增长率1.18%,增速较慢。每万人拥有大学生从2005年的90.44人增长到2012年的120.35人,年均增长率3.64%,增速平稳。邮电业务量从2005年的1 723 759万元增加到2012年的2 648 373万元。全省专业技术人员拥有数从2005年逐年增加,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有了小幅提升,从2005年的20.71%提高2012年的23.41%,增速较为缓慢,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四)生态环境因素

新疆土地辽阔,但适宜人类居住发展面积较少。水资源总量在不断减少,从2005年的962.82亿立方米逐渐减少到2011年的885.7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减幅更大,由2005年的4 789立方米减少到2011年的4 035立方米。从地域上看,水资源北多南少,分布不均,和经济布局严重错位。全疆生态系统脆弱,南疆经常出现沙尘天气,北疆大城市也出现雾霾等现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是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首先,要制定合理科学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其次,尽快出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最后,加强区域合作。在省级规划的大环境之下,充分考虑当地情况,进行区域经济协调规划。

(二)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可以加大宣传,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媒体力量,向居民宣传环保思想,落实个人环保义务;另一方面,积极发展环保产业。

(三)加大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产业承接

农业是新疆欠发达区域的基础性产业和优势产业,应加大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和升级,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科技化。工业是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新疆要努力实现新型工业化。服务业可以增加就业,应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 司正家,马海霞.新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战略与实践[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1).

[2] 庄争蓉.福建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 朱甲羽.河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评价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4] 曹洪峰.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评价与分析[J].山东经济,2005,(2).

第6篇:经济协调发展范文

关键词: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06)04-0008-03

近年来,大同市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改革促发展,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了国民经济的特续快速健康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大同市特殊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业管理上的问题,当前全市经济金融在协调发展方面仍然面临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信贷投放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从经济增长与信贷增长的关系看,1998年至2004年的七年间,全市GDP增长了76%,贷款余额只增长了34%,信贷增长率不及 GDP增长率的一半;从信贷额占投资的比例看,2001年至2004年,全市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230亿元,与之相对应,银行中长期贷款五年间只增加了70亿元,仅占上述两项投资的30%,银行信贷投入的份额还不到三分之一。就是这些不多的信贷投入,绝大部分也都集中在煤电行业。全市资金紧缺的问题一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贷款难”问题十分突出。全市有95%以上的中小企业和 99%的城乡个体户无法获得银行信贷支持。

二是经济涵养金融资源的能力不足。一个表现是存差持续扩大,资金大量流出。全市金融机构存贷比仅为30.19%,排全省最后。大量资金通过上存流向外埠。再一个表现为县域金融缺失。2000年到2004年的五年间,全市国有商业银行金融网点减少了145个,而且尚存的金融网点有67.9%集中在市区或市郊,个别县仅有一、两家商业银行。县里的银行除个别机构保留小额质押贷款权限外,几乎没有一点信贷授信额度,吸储、结算成为其主要业务。第三个表现是银行低效运营。据测算,目前大同市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百元存款实现利润仅为0.48元。

三是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从机构格局上看,到目前还没有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或外资银行在大同设立分支机构,金融机构格局比较单一。同时,全市现有银行的市场定位、管理模式、重点客户、业务品种几乎全部雷同,这就造成了各家银行目标集中,竞争力低下。从市场机制上看,企业、居民对利率调整不敏感,获得信贷资金时考虑运用行政手段的往往多于市场手段。从全市融资渠道看,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仍是多数企业融资的主要手段,融资渠道仍然单一。

四是政银企合作的理念和机制尚未真正形成。经济部门、金融机构、企业之间还存在沟通不足、理解不够、合作不到位的问题,政银企合作机制尚未真正形成,由政府牵头、市场运作、银行推动的成功项目屈指可数,特别是个别县区,由于不良资产高和融资功能不健全,在支柱产业信贷问题、金融债权的落实等方面,政府、企业与金融部门存在分歧、隔阂,甚至对立。

上述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成因,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尽管近年来大同市上下始终坚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积极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上马了一大批非煤调产项目,但由于种种原因,项目建设进展缓慢,难以形成生产能力。而银行对煤电行业的信贷投入,助长了煤电行业的进一步扩张,使原本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更加扭曲。2004年,煤炭产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比2003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达到26%,产业结构调整出现了回归的倾向。然而,仔细进行产业分析就会发现,当前煤炭企业的效益好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市场的变化,一旦外部市场出现转折,除了金融部门会受到风险过于集中的冲击外,政府、企业、社会等方面受到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大同市1996年2000年煤衰城衰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导向与地方实际脱节。从管理体制上看,当前各家国有商业银行把信贷权上收,对基层行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实质上实行的是“零风险”管理。只强调对大企业的投入,而忽视了地方中小企业多的经济特征,这种信贷政策与区域经济特征相脱节,其结果是导致贷款向大企业、大集团集中,从而形成了大同市目前煤电行业资金充足、快速扩张,而众多非煤产业和中小企业资金紧缺、难以发展的局面。从长远看,在区域经济不和谐状态下,银行对煤炭企业大额授信、大量投入,很容易形成投资过度风险。从政策导向看,国有银行的上存利率水平较高,鼓励上存、限制投入。据统计,工、农、中、建四家银行2004年上存资金利息收入达9亿元,占各项收入的53%。而贷款利息收入为6亿元,仅占各项收入的35%。在高利率的激励和严格的信贷问责制双重作用下,各国有商行都积极吸储、消极放贷,其结果便是存差扩大,资金外流,银行低效。

三是金融外部环境不理想。从信用环境方面看,银行面临一定的信用、信任危机,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屡见不鲜。如目前大同市已经改制的475户企业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全部落实了银行债权。在法制环境方面,全市国有商业银行和市商业银行涉诉案件1038件,审理案件胜诉率达100%,但胜诉案件执结率仅为15%左右。在政策环境、财政环境特别是经济软环境等方面也还有一定差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影响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大同市经济金融协调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由来已久,错综复杂,是全市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逐年蕴积,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以,必须用发展的目光来审视,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

一是全市政银企要统一认识,抓住重点,形成合力,共同促进问题的解决。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靠的是主导产业的支撑和优势产业的拉动。因此,银企合作必须把握大同市发展重点:农业围绕畜牧、林草、蔬菜、优质杂粮四大主导产业,培植龙头企业、发展生产基地,加快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建设的步伐;工业围绕煤炭、电力、机械、冶金、医药化工、建材六大行业,积极发展动力煤、清洁燃料、活性炭、电力、机械制造、镁业、水泥等七个新型产业基地,培育壮大塔山、医药、龙泉三大工业园区,做大做强同煤、二电厂、同嘉、机车厂、大齿、大唐、大能、威奇达龙头骨干企业,同时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重点发展以商贸旅游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围绕这些发展重点,政府、银行、企业三方应该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进。

从政府来讲,切不可再沿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惯用的手段或方式,要求银行如何去做,而应采取市场的、经济的手段,引导资金流向。尤其是经济主管部门首先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帮助企业做好项目筛选、论证和建设上,依托高层次专家咨询机构,策划论证一批符合国家政策的大项目、好项目。其次是采取多种形式,有效疏通金融部门与经济主体的连接渠道,在银企之间搭建起互信、互利、互助的良好合作关系。

从企业来讲,首先要选择好项目,针对全市“大、高、新、外”项目太少,金融机构向上级银行推荐争取难度大的问题。全市企业尤其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要认真研究本行业、本领域发展的前沿性课题和市场需求,谋划出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本企业做大做强的项目。要与银行主动对接,及早让金融部门参与项目论证。同时,企业要进一步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加强内部管理,提高信用等级,以良好的企业形象赢得金融部门的信任和支持。

从金融机构来讲,要在转变经营理念和拓宽金融服务领域上下功夫。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不断强化市场意识,主动地去了解企业,对企业推荐的项目,要深入搞好调查研究,认真分析其成长性和授信的可能性,帮助解决项目存在的问题,力争给予信贷支持。

二是加强社会信用建设,完善信用担保体系,促进金融生态环境的进一步好转。信用环境是商业银行决定资金调度、信贷授权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优化信用环境的极端重要性,把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作为关系大同市经济发展全局的一件大事,下大力气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首先要大力加强全市社会信用建设。政府要做信用建设的表率,加强自律,依法行政,加强信用宣传教育。要认真抓好企业信用评级工作,争取更多的企业成为诚实守信的市场主体。金融机构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服务,遵守承诺,成为全市重诺守信的典范。要积极宣传文明诚信典型,对不守信用、影响全市形象的行为,坚决予以曝光,对破坏金融秩序、骗取银行信贷、恶意逃废债务的行为要严厉打击,努力为金融安全运行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和社会环境。

其次,健全信用担保体系。要把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摆上政府重要议事日程,研究制定一些促进社会中介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性意见,支持大企业、大集团组建规模大、担保能力强的大型担保公司,鼓励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建立互助担保基金和互担保机构,支持个体工商户、农民实行联户联保,努力建设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从而有效解决弱势经济群体贷款难的问题。要努力消除非政策性信贷歧视和障碍,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大力开办小额下岗失业人员担保贷款、助学贷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第7篇:经济协调发展范文

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博士对中国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了如指掌。2015年6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任命樊纲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樊纲博士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专著9部。2005年和2008年,樊纲连续两次被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在解读供给侧改革概念时樊纲指出,从长期来看,供给侧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樊纲举例,经济增长需要劳动力,劳动力还需要教育,即人力资本;此外还需要储蓄、投资等等要素,共同助力经济增长。

“投资要有效率,就要有技术进步,有创新,根本上就需要体制改革。”在樊纲看来,这些都是决定经济增长率能否提高的潜在因素。樊纲指出,十三五规划正是要着力于这些增长要素的协调发展,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高速。

樊纲着重分析了目前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即产能过剩。“之所以供给能力过剩是因为中国经济过去十年中有两次经济过热,2004年到2007年,2009年到2010年两次叠加在一起。”樊纲说。

樊纲进一步分析,产能过剩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大量资源的浪费、金融杠杆过高、出现僵尸企业并由此产生债务的堆积等等问题,从而形成了经济低增长的压力。

因此,樊纲认为:“整个十三五期间,我们可能还都要努力去处理十一五、十二五两次经济过热产生的‘后遗症’,使我们的经济逐步恢复平衡,实现我们的持续稳定增长。”

在高交会上,樊纲对于科技进步,经济转型,经济企业升级等一系列问题也有思考和解读。樊纲认为,当前有很多对于创新、转型等重要概念的误区。樊纲指出:“一个重要概念的误区就是一说经济发展转型,很多企业就在想转产。”当前,许多行业包括制造业都遇到了新的挑战。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了,社会环境保护的约束加大,社会矛盾包括社会差距也在逐步拉大。所以,政府的政策相对也有变化,从一开始的扶持,转向更重视可持续、协调发展。

第8篇:经济协调发展范文

1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大农业是高度产业化的社会化生产,农业企业化的经营对资本的需求量大,融资形式多样化,新的农业技术研制和推广也要借助金融的力量。同时农业再生产过程中的季节性、周期性闲置资金,农村社会的各种游资也需要金融机构吸纳形成资本,推动农业经济不断成长和农村经济增长。金融介入农业及农村经济不仅起到融通资金的媒介作用,还发挥了经济调节的职能。

2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2.1村信贷资金质量低下与支农资金需求面扩大的矛盾

农村金融组织高比重产生不良贷款严重地制约着支农资金量的扩大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速度。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实体的发展壮大,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呈增加的趋势。目前,我市扩大了经济作物和其他农作物播种面积,推广优质畜产品和特种养殖,确立和规划了主导产业,加快农产品基地建设,同时培育和壮大龙头企业,提出了增加技术含量、扩大经营规模的目标,这一切,都需要农村金融组织注入大量的资金。但由于信贷资金质量低,使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制约着农村金融组织支农信贷投入的加入。

2.2支持农业产业化与寻求安全信贷的矛盾

农村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要从过去农产品短缺年代的单纯追求数量,转移到调整和优化结构以提高产品的质量上来,把农产品变为最终商品推向市场,是农业产业化经营要达到的最终目标。而我国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在某些方面还比较薄弱,产业化条件还不够充分,结构调整需要巨大的资金、技术、管理和信息投入,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有相当多的农民仍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不知该种什么和养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盲目上马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有可能导致效益不佳,资金风险大。

2.3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金融服务滞后的矛盾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农民的经济效益观念逐步增强,对金融服务的要求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客观上也产生了对农村信用社服务全方位的需求。如“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方式拓宽了龙头企业的业务领域,其对结算、票据贴现、资金融通、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只要求农村信用社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再生产环节提供全过程信贷、结算等服务,甚至还对农村信贷人员政策、法律咨询、市场经济信息、实用农业科技指导能力也提出了较高要求。

3促进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3.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信用社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基层央行要加大窗口指导力度,疏通货币政策传播渠道,引导信用社不断调整信贷结构,优化信贷存量和结构。在保证信贷资产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扩大和增强基层信用社信贷支持力度,加大信贷营销力度,实现经济金融良性互动,在坚持信贷原则前提下,不惜贷、不惧贷,主动增加有效信贷投入,增强信用社风险防范意识,努力盘活不良资产,降低不良资产比例。

3.2改进金融服务,提高服务水平。要发挥点多面广、信息灵通的优势,在结算、汇兑及财务管理、咨询评估、理财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高效率的服务,帮助中小企业搞好市场分析,了解金融政策,提高经营决策水平。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涉外业务,减轻企业负担。要积极推进城市信用社的改革和发展,制定政策措施,支持地方信用社扩大规模,增强资金实力。要鼓励中小企业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造吸引民间资金;要加快风险投资体系建设,鼓励和培育优秀的中小企业上市融资。

3.3改进信贷管理制度,健全贷款营销激励与约束机制。信用社要制定科学的、切合实际的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制度,客观评定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合理确定中小企业的授信额度。要逐步建立和推广贷款办理时限制度,简化审批程序,提高信贷审批效率。信用社在完善不良贷款责任追究制度的同时,要建立信贷营销激励机制。要科学合理地制定信贷人员发放、回收贷款的综合考核办法,客观公正地评价信贷人员的工作业绩。对积极开拓中小企业信贷业务且成效显著的信贷人员,要给予与之相应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充分调动和保护信贷人员主动拓展信贷业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9篇:经济协调发展范文

一、立足内需,拓展外需

中国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后,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和国内需求多元化结构的形成,内需会出现很大的增长空间。当中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之后,外部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虽有所减弱,但仍将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总体上看,我国应该采取以内需为主的增长方式。以内需为主可以化解外部经济冲击,还可以扩大未来贸易摩擦不断加深条件下的活动空间,并有助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障国家安全。

近年来外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确实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这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按进出口贸易总量占GDP比重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一半,有人据此认为我国的开放度已很高。虽然这种看法带有片面性,但从内外需求协调的角度出发,应考虑进一步扩大内需以及调整外经贸政策如何为扩大内需服务的政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的是鼓励出口和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政策。采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获得开放带来的经济利益、提高国内福利水平。在这种政策导向下,新增的生产(供给)能力和产业结构主要向有出口需求的部门倾斜。但是,长期使用这种政策有可能使国内供给结构和内需结构失衡,加大未来经济结构性波动的风险。目前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已经较高,随着新的扩大开放,外经贸政策目标一方面应该转向在重视出口的同时重视进口管理,另一方面应转向为扩大内需、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服务,在配置资源中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有效协调两者之间的发展。

在理论上,内部经济平衡是指国内保持充分就业和一般价格水平稳定;外部经济平衡是指国际收支相对平衡和汇率的相对稳定,其中国际收支的平衡又包括经常帐户平衡、资本帐户平衡和综合平衡三种形式。一个开放经济体的内外部均衡之间往往存在政策矛盾,需要内外部宏观政策的相互协调。从内部经济平衡看,在近年来持续的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我国采取了促进出口、扩大外需的政策,以维持国内经济的平衡。同时,也造成了连续多年的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双顺差以及由此引起的外汇储备增加,出现了对外经济的不平衡。对外经济不平衡的调节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经常帐户调节。未来一段时间,加入WTO因素和内需扩大将使进口出现较快的增长速度,从而可能导致贸易帐户的大体平稳甚至可能出现逆差,这种趋势今年已经初见端倪;二是资本帐户调节。在对短期资本流动存在较大限制的条件下,资本帐户调节主要是直接投资调节。在对外投资难以迅速增加的条件下,该帐户在较长的时间内仍主要表现出顺差的结构;三是汇率调节。汇率调节主要是名义总量调节,也是应该慎重使用的一种调节方式。

二、有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面临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我们需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是利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吸收外国投资与扩大国际贸易,将会有力地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二是积极扩大进口,通过国际市场更多地获取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重要能源、关键技术和设备,国家重点建设所必需的各类物资,以及扩大内需的稀缺资源和原材料等产品,增强国内的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三是进一步协调外资与内资关系,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当前,利用外资主要是结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更多地引入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提高外资的使用效率。

由于我国的开放层次由贸易层面向资本层面的纵深发展,国际资本流动既为我国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也给金融稳定及长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因此,金融开放必须和金融制度的完善程度、政府的管理能力相匹配。在引进跨国金融机构时,必须高度重视金融风险,建立抗风险金融监督机制,更重要的是在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监管的同时,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力。

应当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走出去”,可以缓解国内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矛盾,可以将传统产业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转移出去,可以带动我国货物、技术、设备和服务产品的出口,还可以通过对外承包工程实现富余劳动力的海外转移,扩大就业渠道。

三、以扩大开放促进发展

首先,要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适时推出扩大对外开放新的战略举措。20世纪80年代,我国抓住了国际上以轻纺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史机遇;20世纪90年代,我国又一次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难得机遇,极大地促进了机电产品发展和出口扩大;世纪之交,我国抓住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新的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已成为全球跨国投资的首选之地,新一轮以IT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向我国转移的正在形成。当前,我国正面临着通过进一步吸纳国际生产要素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机遇。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资源结构不平衡,人力资源特别充裕,而一些重要资源不能自给。抓住这一机遇,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参与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可以加快我国传统产业的升级,而且将有力地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创新的跨越式发展,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水平,推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巨大动力。

其次,要立足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步伐加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多边贸易体系和不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从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到举行亚欧经济部长会议,从10年内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到亚太经合组织系列会议,积极参与并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正成为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一个亮点。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脱离其他国家和地区获得单独的发展,合作已成为各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共同需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地位的提高,我们要更加重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