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方法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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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哲学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整体主义 方法论 社会 个人

哲学方法论是以一定的世界观为根据的，世界观以自身对人们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的指导意义而取得存在的价值。哲学方法论的类型有很多，本文主要是对整体主义方法论运用的分析。

整体主义强调的是从社会走向个人，个人可以成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一种手段，它讲究无论是从独立、平等、还是自由问题上，都是从国家出发，抽象地强调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法国当代政治哲学家莫尼克·卡斯基若认为，政治上的整体主义指的是：“国家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一个由所有社会成员构成的统一体，给予社会成员他们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意义，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对国家无条件地服从、忠诚、奉献，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自己的生命；个人首先是为了国家而活着，然后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1]单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整体主义，强调整体利益高于一切，这种社会条件决定了人们缺乏个人独立性和个人自由的概念。这种整体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方法论贯穿在哲学家的著作中，体现作者的整体主义观念。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写到：“当前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2]在这里，苏格拉底声称城邦整体的幸福要远比其中任何一个阶层的幸福更重要。这说明，柏拉图关注的是城邦的幸福，而且随着他论证的逐步推进和展开，个人越来越被看作是城邦整体的一部分。个人在城邦中的地位完全根据其对城邦整体的贡献决定。柏拉图多次说明他的目的既不是城邦中某一个体的幸福，也不是城邦中某一阶层的幸福，而是城邦整体的幸福。

柏拉图认为相互帮助和合作的人聚集而居，“并把聚集的居所称作城邦”[3]。理想的社会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他反对私有财产和一夫一妻制，主张两个上等阶级（统治者和武士）实行共财产和共妻儿。由于国家论是建立在他的伦理学基础之上，所以他认为个人必须以私利服从公共福利，因为个人的真正的善同社会福利是联系在一起的。柏拉图评判道德的标准是城邦的利益，那么他的伦理学应探讨的是个人的利益如何符合并促进整体的利益。

其实柏拉图所描绘的理想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政府权威高高在上，个人绝对服从，由“哲学王”来统治的共和国，它充分体现了政治整体主义的特点。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柏拉图所设想的城邦并不是极端的专制主义。虽然他更关注城邦整体的幸福，但城邦整体的幸福在柏拉图那里指的是城邦全体公民的幸福，二者并不是不同的、对立的两种价值观。因为在柏拉图这里，公民为国家贡献的同时也是在谋求自己的幸福，在理想城邦这种体制中，每个人的真实利益都得到满足，没有公民受到虐待和歧视。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4]这个观点意味着个人必然带有政治属性，必然归属于城邦。人只能在社会中过群居生活，于是就成为各种社会团体，乃至城邦国家产生的原动力。城邦的形成是社会团体自然演化的结果，而城邦的形式过程足以表明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其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

在《政治学》一书中，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起源的问题看出他的整体主义的体现，他的国家起源说表明他认同的是社会共同体国家学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的形成发端于由男女关系同主奴关系相互作用所组成的“家庭”，“家庭”是延续人类满足人们正常生活所需而建立的基本社会形式。继而为了适应更为广大的生活需要，若干家庭联合起来，农村公社便应运而生，然后是若干农村公社组合为城邦，这时“社会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状态，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5]

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将整体主义具体化为国家至上的道德原则。“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6]在这里，黑格尔把国家看作普遍伦理可能达到的最高目标，它不再是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的工具，而成为克服私人利益的目标和欲求。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一个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别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的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 的时候才出现。因而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所以“国家是比个人更高的东西”[7]，国家不是保障个人幸福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个人必须尊敬国家，一切符合国家的利益，甚至是为了国家牺牲个体，只有这样人才是具有伦理性的人。

在中国儒家的伦理思想里，也体现了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运用。不论中国或者西方，整体主义的方法论都在哲学史上各家言论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整体主义方法论对各种哲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多起到了一定作用。而整体主义的伦理观，对道德言论的丰富化和对政治伦理的多元化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

最为重要的是，在个体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念，人类宏观利益被相对弃之于从属地位的今天，关于整体主义的思考，对当代主流思想的反思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陈强. 西方社会的变迁—从整体主义到自由主义[J]. 北方论丛,2009(2).

[2][3] 柏拉图. 理想国[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5]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第2篇：政治哲学方法论范文

一、会计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

（一）自我观察法-一种对经验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早期的会计学家们认为，会计学的研究对象是会计工作的直接经验。会计学既然是一门研究会计工作人员经验的科学；因而会计学的研究方法必然是研究如何观察这种直接经验，而此种方法又必然只能采用主观主义的方法和手段来完成。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后来受到许多批评。因为各个研究者的主观主义的观察结论不仅无法达到一致，而且也使研究工作带有许多偏见；另外，这种方法还会对其他一些研究方法加以排斥。这就使得自我观察法难以得到更新和发展，其结果则必然被新的方法论所取代。

（二）实用主义方法论思想。由于早期会计学只对直接经验进行自我观察式的研究，因而不能客观地解释各种会计现象是如何发生、发展和相互作用的，也就不能真正解决人们在会计实践活动中的各种会计学问题。在它受到批评的同时，先后在西欧和美国产生了实用主义会计学。当时的一些会计学家们认为，会计学应当研究会计的功能，强调会计学在会计实践中的应用。在研究方法方面，他们采用了描述法、归纳法、演绎法、伦理学法、社会学法和实验法等。虽然实用主义会计学并没有完全放弃自我观察法，但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强调了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实用性，重视会计活动在操作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探讨会计实践与环境的关系。实用主义会计学通过采用多种多样的应用研究方法，不仅填补了自我观察法的不足，而且推动了会计学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发展，为财务会计学、管理会计学、会计伦理学、会计法学、会计心理学、行业会计学、甚至计算机会计学等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行为主义会计学的到来打开了大门。

（三）以操作主义和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行为主义会计学。在会计学研究中引进实证法，最早是由美国会计学家詹森倡导的，是与行为主义会计学相配套的研究方法。行为主义会计学坚持以被观察到的，可以予以客观记录和定量分析的行为作为会计学研究对象。这实质上是把布里奇曼在物理学中所倡导的操作主义观点作为会计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并以此指导会计学研究。在会计学研究中采用实证方法，可以对会计现象和会计实务做出更为客观的解释和预测。一切会计研究都要以经验的实证材料为依据，不能经过实证的会计概念、准则和理论都是不可取的。会计学研究中采用实证方法已经是世界性潮流，有许多优点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会计学更加切合实际，有助于形成更加科学的会计理论，有助于检验和发展已有的会计理论。但在肯定其贡献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其局限性。实证方法无法对会计行为产生的心理和意识等有关人的内部过程做出完整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解释。从广义上讲，实证会计研究与西方会计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经验研究是等价的。从狭义上讲，实证会计研究是经验会计研究的一个分支。实证管理会计研究的目标是追求理论的实用化。现在许多西方国家和我国在管理会计方面广泛开展实地研究，这是管理会计实证研究的新的发展方向，是以组织行为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合乎逻辑的发展。北美管理会计研究已逐渐从规范研究转向多种描述性方法的使用，主要运用分析、问卷调查、档案资料和专项实验等四种方法。与北美管理会计实证研究中大量使用经济学理论相比，欧洲的管理会计实证研究更多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政治、文化、甚至宗教等社会因素对管理会计的影响，多采用案例的方法进行研究，这值得我们分析借鉴。

（四）以现象学和场论为方法论的会计学。在会计学的研究方法方面，有部分会计学者走的是一条与行为主义会计学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强调会计人员意识的完整性和组织性，反对去寻找会计行为中的“元素”，认为应当自由、公正地描述会计人员的直接经验，而会计人员的直接经验是按原来的结构被接受的。对于这种完整的经验如果按实证法强加分析，化整为零时，其原有的整体性就会被破坏。这种从另一角度来强调会计活动的整体性并对其规律进行研究，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受物理学中场论的影响，会计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以b=f（e，p）为函数，发展了对会计人员的动机与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推动了会计心理学中有关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发展。作为一种方法论工具，现象学的观点被认为可以用于对会计人员的主观体验进行科学研究，并弥补那些只注重会计行为的实验数据的不足。当然现象学的方法和场论的方法是不容易掌握的，对于某一研究者采用这类方法是否取得成功及成功的程度也是很难判断的。

（五）以信息论作为主要方法论的现代认知会计学。现代认知会计学主要以信息论来解释会计工作。计算机科学为现代认知会计学探索人们会计活动的内部过程提供了必要的手段。用信息论的观点对会计活动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做出更好的描述和前所未有的揭示，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用计算机和程序软件的操作和运行来模拟和解释会计活动过程，确实是会计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性变革意义的进步。但是，这仍然是以机械论的观点去研究会计人员和会计工作，把社会化的会计人员简化为机器的人。因此，以信息论为主要方法论的现代认知会计学仍然不能完整解释和真实反映会计行为的活动规律。

（六）以整体论为主要方法论指导的人本主义会计学。当行为主义会计学步入极端机械论的后期，一种旨在研究会计人员及会计工作的人格和价值发展的新学派-人本主义会计学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研究方法。他们不仅反对行为主义会计学把会计人员视为刺激-反映机器的观点，也反对意识经验学派把会计意识经验还原为会计人员的原始驱动力或基本防御机制的观点。在哲学指导思想上，人本主义会计学认为会计行为都有其特殊性，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概念和方法去研究丰富多彩的会计活动。它更加注重对个体会计活动的研究，力图使每一个会计个体的活动得以健康和充分的发展。我国会计管理活动论就具备这一特点。人本主义会计学不仅不排斥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而且还扩大了原有的会计研究范围，以便解决过去一直被排除在会计学研究范围以外的会计信息和会计人员的价值等问题。人本主义会计学显示了一种要在科学方法论方面加强自身体系的愿望。

二、当前会计学研究的方法论现状与问题

纵观会计学的发展历程，会计学的研究方法论与指导思想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和演化，产生了质的飞跃。无论我国还是其他国家，会计学由于研究方法和认识手段的不同，已经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从会计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会计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基础之上的。纵然有良好的愿望和确定的目标，如果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会计学研究仍然是“欲速则不达”。即使指导思想正确，研究方法得当，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展研究的技术手段，若不能及时修正和调整研究目标、对象和范围，会计学研究的结果仍然会出现一些“以偏盖全”、“以点代面”的结论，如“会计信息系统论”、“会计管理活动论”、“会计工具论”、“会计艺术论”等都是如此。

时至今日，会计学的学派之争已基本结束。会计学对会计信息的价值的研究似乎已经有了较为一致的结论；有关会计准则的研究正在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而会计行为的研究则侧重于会计环境影响的探索；各种具体会计问题的实证性研究正在全面展开；至于对一些重要会计问题的创造性研究看来困难更大一些，正在寻求更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会计学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上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着研究，最终目标是想弄清楚人类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会计工作以及会计的真实面目是什么。但需要强调的是，实证分析的方法目前被大家重视，这是一件好事，它对某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很有效的，但它并不能代替整体分析。会计学研究中整体分析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整体分析需要反复研究法，即以整体观为前提，通过实验或实证来理解各有关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就是对会计工作中个体的研究，在采用演绎法时也应当慎重，一般规律有时并不能直接推论个体的特点，而对每个具体会计问题的研究有时却可以概括出一般的规律。一般规律只能帮助我们去理解个体、具体的会计问题，但解决这些个体、具体的会计问题仍然需要采用个案法的整体分析手段。

由此可见，会计学的研究方法论就目前而言仍然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阶段。即使在同一研究领域，由不同方法论所指导的不同研究方法也常常是同时并存。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会计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会计学研究与其它任何学科一样，不应该也不可能用单一的研究模式去人为地强制性地统一所有有的研究工作。会计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有着许多不同的水平、层次、方面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的研究方法不可能用某种简单化的方法去处理，但也不应该用“随心所欲”的方法去进行研究。寻找当前大家都能接受的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并运用到会计学的研究工作中去，是当今会计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的会计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应当看到，我国从事会计学研究的人才从总体上讲还是缺乏的，而他们在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方法论也显得单调。我们重复性的研究多，创新性研究少；滞后型研究多，超前型研究少；传统方法多，新方法少；介绍国外的多，借鉴研究的少；政策性研究的多，学术性研究的少等现象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会计学研究还带有较多的政治色彩和行政长官意志的特点。

三、在会计学的研究发展过程中构建新的方法论

会计学研究者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在一定的方法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它决定着我们的研究目的和达到目的所需手段的选择。会计学研究方法论的演化史已经提示我们，会计学研究方法论应当是成体系的，这个体系至少有以下三个组成部分：1、会计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2、会计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3、会计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研究会计现象，首先要对会计有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会计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并不能代替具体的会计研究工作，但是具体的会计研究工作是在一定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会计学研究有了正确的科学研究哲学方法论的指导，还需要形成会计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科学发展水平并受到研究工作者内在和外在条件的制约。在经历了会计学研究的微观阶段之后，即分析性研究之后，会计学研究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向宏观阶段，即综合研究的趋势。会计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除了受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影响之外，还应当注意采用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和突变理论作指导。所有这些理论都为现代会计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提供了有力思想武器。虽然这些理论并非出自会计学，但对会计学的研究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而且，正是由于会计学学派林立，众说纷纭，就更需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来描述和解释会计这个具有客观系统性的研究对象。当然这些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并不能代替会计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会计学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需要构建符合会计学科发展的一套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会计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问题。可以说会计学研究已经涉及到会计活动的每一个领域，因此，在具体研究的方法和技术方面必定有相当大的差异，如财务会计的研究方法就与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有较大差异，研究一般企业的会计问题的方法就与研究上市公司企业会计问题的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与具体问题的研究相联系的。我们可以看到，会计学研究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几乎运用了绝大多数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其中包括数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管理学的、统计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法学的、逻辑学的、甚至物理学的、美学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点和长处，但同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会计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多层次、多元化和动态的，同时又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我们不仅需要对个别会计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微观分析研究，而且更需要整体的、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综合研究，归纳总结出各种会计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会计学理论和学说不能仅仅处在一种描述性的初级水平阶段，而应当是可操作的，有预测力并有控制力的，这样才能使会计学成为一门既有自己比较完整一致的理论，包括研究方法论体系，又能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去解决具体问题，具有更为广泛实际应用价值，作用和效果更为显著的现代社会管理科学。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进行会计研究，研究思路必须清晰，而且在研究问题时应当注意体现以下一些基本要求：1、系统相关性，即我们在研究某一会计问题时，要始终把会计当作一个完整的系统来对待。2、成果应用性，会计研究的定位应介于纯粹的哲学思想和纯粹的操作手段的层次，它是一种既带有哲理性质又带有操作特征的方法哲理探讨。3、层次分明性，会计研究应始终注意体系建构及研究过程的层次性，既力求做到逻辑严谨，又力求做到层次分明。

在会计学研究方法论中，无论是采用规范研究法，还是采用实证研究法，还是采用其它类型研究方法，要根据研究的目的来决定采用哪一类型研究方法，甚至应当是各种方法同时并举。因为各种方法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不能解决会计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对采用什么方法进行会计学研究，不能画地为牢，厚此薄彼，更不能说某某方法是科学的方法，而另一类方法是不科学的方法。各种研究方法只要用得好，认真地去做，就可以得到满意的效果。如果做得不认真，再好的研究方法也难以产生好的效果。我们既需要会计学的实证研究大师，也需要规范研究大师，更需要能将各种研究方法综合全面应用的会计学研究大师。如果仅仅采用某一种方法进行会计学研究，肯定是没有前途的。

无论采用什么研究方法，都应当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实际就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比如研究会计目标问题，就不能泛泛地说会计目标应该是什么，而应当研究中国的会计目标是什么，其它国家的会计目标是什么，中国国有企业的会计目标是什么，中国私营企业的会计目标又是什么？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

无论采用哪种研究方法，作为研究者不要先入为主，夹杂着太多的主观价值判断，或单纯为政策寻找答案。研究是为了发现规律，寻求真理。当然在研究中也应当避免为研究而研究的现象发生，采用某种规范研究方法研究某一会计理论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得出了一些新结论，这不能说是为研究而研究。只有那些做了大量低水平重复性研究的研究，而研究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发表一些文章而评上职称之类的，才叫做为研究而研究，这类研究应当限制并加以反对。

会计学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是会计学方法，这一点要搞清楚。对于各种会计方法的分析和应用，当然也是会计学研究中应当采用什么方法时需要注意的。比如对管理会计中某些方法的应用，是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还是采用新的，甚至是创新的研究方法就值得仔细推敲。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使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得到进一步延伸，研究本身的成本也不会太高。而采用创新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有时往往是革命性的，研究本身也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而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将会彻底更新。

在应用各种研究方法时，需要不断进行创新，绝不能照搬国外的研究方法、他人的研究方法。就拿实证会计研究法来讲，我国的情况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研究者的文化背景、知识素质也有很大差异，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国家的会计学者那样去验证一些我们本不需要验证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衡。科学研究的方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2]汤云为，薛云奎。中国会计研究评述[j].会计研究，1998，（9）

[3]潘飞。九十年代管理会计研究成果及未来展望[j].会计研究，1998，（9）。

[4]李明。有效市场假说、资本资产计价模型与实证会计研究-兼评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现状[j].会计研究，1998，（5）。

[5]李宝山，刘志伟。集成管理-高科技时代的管理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张为国，徐宗宇。实证研究。会计选择。证券市场[j].会计研究，1997，（10）。

第3篇：政治哲学方法论范文

一、会计与哲学的涵义与联系

（一）哲学

哲学中的“哲”字据《尔雅》释言，训为“智也”。“学”字据伏生所传，《尚书大传》曰：“学效也”；据班固所编《白虎通》，“学之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说文》敩，亦训“觉悟也”。

把“学”字与“哲”字合为一词，其意义在于“以智训哲”，体现出哲学爱知，则以智识为知的思想，这一思想也恰合希腊文“philosohy”中“philos（爱）”与“sophia（智）”相合的“爱智慧”的涵义，与其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会计

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运用专门方法对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综合、连续、系统地核算和监督，提供会计信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为企业在经营中获取最大经济效益而开展的预测、决策、控制和分析等经济管理活动，是经济管理活动中重要组成部分。

会计的本质是反映和监督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一种方法，是管理经济的工具；是一个收集、处理和输送经济信息的信息系统；是通过收集处理和利用经济信息，对经济活动进行组织、控制、调节和指导，是通过专门核算，讲求经济效益的一种以价值活动为对象的管理活动。

二、哲学理论和方法在会计实践中的应用

会计作为一门新兴理论学科，其衍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对社会的认知与分析，更离不开对本理论学科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建立与完善。由此可见会计的研究与实践离不开对哲学的应用与思考，在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引入哲学的思维与思考是必要的，在会计工作实践中借鉴哲学观点与方法也是必要的。将会计理论与哲学应用结合，是以哲学理论为基础，将会计理论方法与会计实际业务分析相结合，归纳出对会计本学科必本文由收集整理然、本质规律的认识。

（一）会计的实践性

会计是一门以实践为基础，来源于实践且最终应用（反作用）于实践的理论学科。会计以经济活动为反映和监督的对象，通过记录经济实体持续、具体、全面的经营活动，从而对其做出系统性和综合性分析，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看出会计的客观性与实践性符合哲学分析的基础。

（二）会计逻辑的客观性

会计逻辑思维是一种按照会计逻辑规律反映现实的思维方式，通过分析、综合比较分类等思维操作，达到对经济活动的深层次认识。

会计逻辑思维遵循逻辑思维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分理由律。同一律要求会计对概念的判断和使用必须保持自身的同一，不能变更；矛盾律要求会计思维必须保持会计概念的确指性与结论的唯一性；排中性要求会计思维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最终保证会计概念属性的确指性及判断的唯一性；充足理由律要求会计理论在具体论证中要反映其论据的真实性以及最终结论和理由的必然联系性。这些充分体现出会计逻辑贴近哲学思维的客观性。

（三）会计管理行为的能动性

管理行为的实质是“包括决策发起和决策实施在内的决策管理”，以决策为核心的管理行为的鲜明特征在于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灵活性。

以会计管理行为中的管理控制为例，管理控制是指“管理人员对组织实际运行是否符合预定的目标进行测定并采取措施，确保组织目标实现的过程”。这种控制行为包括当销售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时进行各种促销活动，当费用过大时开始压缩开支等反馈性措施，其实质是一种主动性管理行为，反映了会计管理行为的主观能动性。

（四）会计中的稳健主义

稳健主义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和理论基础，又称其为稳健性原则或谨慎性原则。在会计理论与实践中，稳健主义体现在会计管理的全过程，其包含会计确认、计量、报告等各方面的稳健性内容。要求确认标准建立在合理稳妥的前提下；在会计计量中不得高估资产价值、利润数额；会计报告要为信息使用者充分披露信息，无论表内表外，批注说明，其中都要特别报告当期经济活动中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

（五）科学发展观对会计工作的指导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会计发展观也在不断与时俱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会计工作指明了方向，决定了我国会计发展的战略思想要坚持科学发展，以会计人员为本，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下，要创新会计理论，会计实践要与时俱进。通过统筹计划，严格控制，客观监督，科学决策，从而不断向建设中国特色会计的发展目标前进。

三、未来会计哲学理论研究方向的展望与建议

近年来，在我国会计理论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运用相关理论与方法来阐述哲学与会计之间的关系。如杨俊亮（1994）在《会计哲学——会计本体论的哲学沉思》中通过对资金运动记录、反映方法的研究，阐释出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于玉林（2000）在《现代会计理论实务与教育研究》中根据会计的世界观阐述会计哲学；顾飞（2001）在《关于会计哲学的思考》中对会计哲学内容和结构进行了分析。在会计哲学的研究过程中，我国学者各抒己见，然而由于研究的人数较少，理论有限，看法角度各异，无法在各层次中进一步深入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会计哲学理论体系与结构。会计哲学理论仍需汇集更多的观点和内容。因此，只有更多人来关注探讨会计哲学，才能使会计哲学体系走向成熟，促进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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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会计理论哲学性研究发展趋势的分析与展望

会计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同样面临着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诸多环境因素的变化，会计学科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未来会计理论研究方向一方面在于各种会计分支学科的丰富、完善和新的分支学科出现；另一方面是各种会计学科会被更多人认识和有组织的系统研究。

以会计哲学性研究的代表学科——会计哲学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会计哲学性学术研究文章篇目从“数以十计”到近十年来“数以百计”，有关会计哲学性思考的学术性文章逐渐丰富，近五年来会计哲学研究取得了成果，通过运用系统法、归纳法为主题理论研究方法，以哲学方法论为基础建立起了会计哲学的“七论点”。如今会计哲学拥有了初步的理论框架，可见会计哲学性研究在我国具有可行性，并且发展前景具有长远性、稳定性。

（二）关于创新会计理论哲学性研究的建议

1.遵循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在会计理论研究创新中要注意运用全面、本质、联系和发展的方法进行分析和思考。并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矛盾分析法，辩证地审视问题的各方面，在弄清楚问题的原因、原理后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出符合实际的方法与思路，避免研究陷于简单化或空洞化。

因此，会计理论研究创新一定要注重对世界观、方法论的认识和应用，以此达到理论研究的思路清晰。

2.加强已有会计哲学方法联系性和实用性研究

在完善会计理论哲学性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本体理论结构原有的饱满性以及理论体系层次的完整性。会计哲学理论研究中提出了如系统法、演绎法、结构法、移植法、归纳法、比较法、分类法、分析法、类比法、组合法、联想法、相关法、相似法、相向法等多个适用于会计哲学本学科理论的研究方法。在近年来对会计哲学的初探中，通过运用哲学方法论构思建立起会计哲学学科的基本框架，提出了会计哲学导论、会计哲学本体论、会计结构论、会计功能论、会计价值论、会计实践论和会计认识论。虽然在层次方面较为饱满，但各理论要素之间缺乏联系性和实用性。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挖掘其中的研究潜力，进一步完善其内容，将理论观点与理论研究方法相结合，从而开拓更具实际意义的新理论和新观点，使会计哲学内容更为饱满，逻辑更加缜密。

第4篇：政治哲学方法论范文

所谓德育哲学的切近基础，就是指现代大德育的时空拓展，需求哲学层面的反思、批判、总结和概括，因而德育哲学应运而生。

现代大德育的基础性问题，是德育的社会化，是德育社会化的内在趋势和必然走向。这集中表现在：一方面，德育概念的涵量更为丰富和广阔。另一方面，德育运动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

人类社会的德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及发展，规定了德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德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涵量。就内容而言，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就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德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德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功能，尤其是在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德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德育作用，等等，都是德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涵量的基本体现。

随着德育涵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德育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其一，德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德育的社会化，德育亦将成为民众的自我教育、自我德性修养的基本形式，从而实现由国家主体向社会主体的回归。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但这种德育本真化的走势正在逐步变为现实。比如，学校办学自的加强、社区建设的兴起与功能强化等，都突出表现了这一点。其二，德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党的十五大报告曾讲了这样一段话：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因为它将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存在方式，它意味着文化建设将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随着德育社会化的推进，德育的本质存在方式也是如此。其三，德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建设人本身回归。德育要为政治服务，要为国家服务，要为社会服务，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德育的本质规定之一。问题在于，德育的本真目的任务是建设人本身。德育的社会化、本真化，要求以建设人本身为出发点，这势必推进“主导”者的逐步回归，但这与德育的工具理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因为以建设人本身为主导，将从更为根本、更为长远的层面上发挥出德育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将把德育为国家民族服务的工具理性置放于更为坚实的基础上。其四，德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因为德育社会化本身无论内容、形式，还是载体运作过程，都具有更大的普适性、普遍性和社会性。特别是在当今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德性修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仅有过去那种一对一的德育单向运作方式，显然已不能适应当今时展的需求。

总之，德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邃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显然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毫无疑问，德育“领域的发展”，确需德育哲学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探索和确证。

二、德育哲学的边界、对象和任务

德育哲学思想的实际存在是渊远流长的，但德育哲学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出，却首见于1996年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课题指南；而作为一个门新兴学科建构，目前仍然处于探索、研究和创作的过程中。

从哲学的视野看，任何事物包括理论学科要获得相对独立的生存权，其基本条件是具有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规定性。因此，探索德育哲学的学科建设，首要的问题是给定它的边界。

第一，学科界定。一般说来，学科界定总是与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必须准确把握其特定视角、特殊层面和内涵应然性的特殊价值指向。黑格尔说，“一个定义和它的必然证明只存在于它的发展里。这就是说，定义只是从发展过程里产生出来的结果”④据此，德育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德育观及其行为实践所蕴涵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一般方法论问题。具体地说，一方面，作为理论形态，德育观是关于德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德育哲学研究首先要立足于这一层面上，但却不是局限于德育观本身，而是探索研究德育观的前提性问题，即追问反思德育（包括其理论和行为实践）运动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一般方法论依据、条件及其应然性形式。另一方面，哲学有两个主要视角：一是真理性认知，即追索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二是价值性把握，即求索事物运动发展的评价性确证。哲学思维的这种方法论原则，运用于德育观及其行为实践研究，德育哲学的对象便获得了真理观与价值观及其相统一的意义。所以总结起来说，笔者以为，德育哲学是否可以这样界定：德育哲学是关于德育观及其行为实践的哲学前提性问题的理论学说。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德育理论与哲学思维的有机契合，开展对于德育观及其实践运动的哲学研究，揭示人的德性修养的前提性根据和条件，揭示德育观形成、运演、发展的历史正当性和价值合理性，揭示德育运动规律的前提性根据和条件及其实现形式，等等。

第二，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主要是与德育学、哲学、教育哲学的关系。在笔者看来，“德育”概念在通常语义上有三种指向：一是德育实践活动；二是德育学科；三是德性培育状态的直接现实。但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作为理论它原本是教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够从中剥离出来而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研究领域，实际是标示了它在整个教育事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价值。“哲学”通常有三重意义：一是所谓“元哲学”，即哲学的基本原理；二是部门哲学（包括各种应用哲学）；三是指某个领域、某类事物的最高理念或信条。德育哲学作为德育学与哲学的结合体，本质上是以哲学思维解读和创新德育理论与实践，开发其哲学价值和效能。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德育哲学虽然与德育学、哲学等双重“母体”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但三者之间的“边界”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它毕竟要有个学科归类的话，毋宁说它是教育哲学的一个层次，即相对独立出来的一个特殊领域。当然，两者的边界也是非常清楚的。第三，设定德育哲学的边界，还应从辩证思维中得到深入一步的说明。从这方面看，德育哲学主要不是去建立新的具体的德育范式，而是着重考察已有范式的依据、条件性、特性、表达方式以及范式更迭转换的可能性空间；它不是要描述德育过程本身，而是要规范人们在德育活动中的选择、定位和行为理性；它不是要作出德育学层面的结论和成果，而是要探讨、评价德育学结论和成果中超出德育学层次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它主要不是去揭示德育运行的特殊规律，而是要探求反思人们揭示规律的思路、能力和方式；它主要不是去规范和给出德育研究的具体方法，而是要评价这些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能性，等等。总之，德育哲学植根于德育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又超越于这些问题而探索其前提性的哲学底蕴，这实际也就是德育哲学学科的基本特点。

三、德育哲学的价值现实

德育哲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其发生的根源，说到底，在于当今时代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德育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亟需哲学的介入和哲学方法论的统摄。反过来说，即：对于德育理论与实践从哲学视角作出多方位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对于德育的前提条件、基本理念、结构体系、实践范式以及重要的德育现象做出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意义的深层次确证，这就是德育哲学的价值现实。从实践操作的意义上看，德育哲学的价值实现，是整个德育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那么，德育哲学具有哪些价值呢？

第一，解读性价值。从泛意上讲，任何精神文化现象都是一种社会性解读。解读与解释意义相近，它们都是直接面对思想和实践的现实的，但解读更接近于操作实践层面。就德育哲学的解读性价值而论，其独特之处主要在于，一是注入了理想性追求。德育哲学的解读性价值主要不在于对德育现象的映像式、模本式的解释和说明，而是以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为基础，以一定理想性追求为参照，反思、解悟和权衡其得失成败，从而发掘和拓展出新的“历史可能性”。二是注入了穷根究底式的思维原则。哲学的根本特点是不断追索事物、现象的深层次本质，以期不断获得极度而适度的认识成果，因为被解读的“文本”本身就是多层次的。哲学思维表明：“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⑤所以德育哲学的解读性价值，并不满足于德育理论的一般解说，更不是停留在德育现象的表层理解，而是不断追问德育现象背后的“更深刻的本质”。

第二，批判性价值。哲学思维的又一显著特征是它的批判性。在哲学视野中，“批判”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它的核心思想是否定现状和追求未来，其真谛是“扬弃”和创新。“批判”具有物质实践和精神文化两种基本形态。德育哲学的批判性价值主要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它价值归宿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是德育的一种前提性批判。所谓“前提”，从逻辑上讲，是指推理过程的确定依据。逻辑结论若要正确，首要条件是逻辑前提必须正确。从行为实践上看，“前提”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先决条件。德育前提性批判的重要价值，就是以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动为背景材料，以哲学思维和德育本真走势为凭籍，不断重新审视德育既成既有的出发点、根据、真理性标准、价值性尺度，不断重新鉴别、选择、取舍和筛定其前提性认知和价值取向，以推动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当然，这种前提性批判又是辩证性质的。因为在唯物辩证法看来，批判就是一种否定。但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即事物内部生发的新质要素克服了旧的质的规定性；同时，恰恰又是由于新事物吸收、联合了旧事物的合理成分，才能真正克服旧事物，实现发展。所以辩证性质的批判，就是一个“扬弃”的过程。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科恩“主张以认同、继承传统为特征的‘收敛式思维’与以批判、超越传统为特征的‘发散式思维’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这一影响深远的见解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教育的功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⑥因此，德育哲学的批判性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前提性批判，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辩证性质的批判，由此便孕育了德育的前提性创新。德育的前提性创新，必然带来德育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变革，促进人的德性修养的更新。这便真正实现了德育的前提性批判的价值。

第三，导向性价值。德育哲学的导向性价值是指向未来的。它的特点是前瞻性、超前性和预示性，这与价值本身的内涵是直接同一的。价值概念回答的问题主要不是“现在怎样”，而是“应当如何”。德育乃至整个教育在绝对的意义上都是为或远或近的将来“准备着”，亦即面对未来“应当如何”。这样，“导向性问题”就显得极为重要。导向即导引方向，实质是事物发展中内部诸要素的历史性趋势性的必然联系。德育的导向性价值主要有三个层面的指向：一是德育实践活动，其导向价值的观照和实现在于作用于人的认知和心理层面。二是德育学科理论的教学活动，其导向价值的体现和作用在于德育对象的理性和理论层面。三是德育哲学层面，它的直接对象主要是德育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其导向价值在于通过德育的前提性问题研究，革新德育理论，创新德育活动，导引德育不断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德育改革就有一系列前提性问题亟待研究。比如，既要坚持德育的一元化导向，又要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样化社会生活，发展人的个性品质，两者统一的现实倾向性、历史合理性及未来走势的人性根据、实现条件、理想模式是怎样的，它对德育体系革新具有何种价值？又如，德育的功能作用与人的精神世界自主自组织之间应当建构怎样的合理性尺度？因为有个性需要就意味着有选择，而有选择就意味着至少对部分德育预期效应的否定，所以如何培养和造就人的德育需求理性自觉，便成为德育创新的立足点和前提性问题了，等等。总之，德育哲学的导向性价值，生发于较深层次，关乎于德育宏观走向，意义深远而重大。

第四，方法论价值。抽象地讲，上述解读性价值、批判性价值、导向性价值都具有方法论意义。因为方法的实质是理论自身实现过程的“反哺”形式，换言之，拿了理论去运用、去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就转化为方法了。所以理论与方法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更为接近实践的方面看，方法论应当是理论在认识上的深化层次。德育哲学的方法论不同于德育的具体方法论，而是一种宏大而深邃的方法论，具有重要价值。扼要地讲，其一，它对德育一般方法论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其二，它是德育工作者实际工作的最切近的理论基础。其三，它为人们的德性修养提供深刻的哲理性视野。其四，它是德育理论创新的重要指导原则，等等。

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②转引自《科学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③《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3页。

④转引自《哲学动态》1991年第7期第12页。

第5篇：政治哲学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哲学基础规范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理论实证主义证伪主义

一、有关的几个概念

1.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研究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实质是要研究会计方法论的基础，即会计领域认识论的基础。一般来说，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会计方法论，是从哲学角度对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进行审视。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会计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也是最抽象的层次，对会计理论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会计学的哲学方法论是从会计理论的价值观、真理观的角度所考察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会计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对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如何认识会计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决定会计学者对会计理论的功能价值取向和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动机的认识不同。

2.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规范会计理论是一套关于会计“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基本会计原则、会计准则的规范要求，从逻辑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优会计实务是什么，进而指导会计实务，实现会计实务的规范化。它一般包括采用归纳法形成的描述性理论和采用演绎法形成的指导性理论。

实证会计理论则是一套关于会计“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揭示出会计现象层面的规律，从而为解释现行会计实务和预测未来会计实务提供理论依据。

二、当代哲学观点的评述

1.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19世纪20年代末，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第一个打起了“科学的哲学”这个旗帜。孔德的实证哲学标榜实证精神，认为实证的知识是“现实的、有用的、确实的、相对的、正确的、建设的”。实证哲学是一种向人们提供实在、有用、建设性的作为人类知识的“最高属性”的知识的哲学，实证哲学的任务在于考察各科学的规律以及它们所利用的方法，并对它们加以综合，以便揭示一般规律和方法。实证主义者象休谟等人认为全部哲学都应以经验为基础，但这种经验应是按照实证自然科学的要求获得的，才能为科学所检验，从而才具有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之后，马赫主义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形成了第二代实证主义，其重要观点是提出了以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思维原则；后来实证主义又历经逻辑原子主义的发展，达到了实证主义的高峰———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认为了解任何主题的实质途径是分析，对某一事物不断进行分析，直至无可分析为止，那时所剩下的就是逻辑原子即构成事物的观念，用已知的实体的构造来代替未知实体的推论，是逻辑原子主义认识事物的主要观点。逻辑实证主义又叫逻辑经验主义，他们主张采用科学语言、数理逻辑和分析方法来建立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工具是现代逻辑，方法是剖析语言，原则是证实原则。他们要用这些原则来拒斥传统研究中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坚持只有数学和经验科学的命题才有意义，而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从实证主义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在实证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其目标即揭示世界的规律一直都没改变，其基本原则证实原则即所提出的规律需要经过经验证实的原则也一直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开始是“分析”，后来又加入逻辑规则。虽然实证主义强烈反对形而上学的演绎主义，即反对从没有实际经验内涵的先验概念出发来逻辑推理出相应的理论的做法，但是，它并不是彻底否定演绎主义，用实证主义基本思想从经验中得出理论这一过程往往要借助于演绎主义的精髓———演绎规则。实用主义发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并在美国风行几十年，其代表人物有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在实用主义哲学中，经验概念是基本概念，一切认识来源于经验，以经验为限度，以经验为准。实用主义按其鼻祖皮尔士的话来说，它主要是一种信念，一种提出假设的方法，即通过探索，摆脱怀疑状态，达到确定信念。探索过程就是由怀疑到确定信念的过程。故它与实证主义是不同的。

2.证伪主义。科学哲学观以波普的证伪主义学说为分界，这之前是实证主义，之后是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证伪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观侧重于历史考察的方法和构建理论方法的多样性的研究。证伪主义是对实证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也是对传统归纳法一定程度上进行批判而得出的科学哲学观。证伪主义认为，全称命题不能从单称命题的堆积中推出，通过归纳做出的结论总可能是错的。因而所有理论实质上仅仅只是一种假说，其中必然潜藏错误，总有一天会遭到实践的反驳或证伪。正是这种证伪，使科学的理论不断前进，证伪并不是科学理论的缺点，恰恰是科学的理论与非科学的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证伪主义否定了理论来自经验观察归纳的可能，而主张理论来自“自由创造、自由猜测、自由想象”，从观察到理论之间除了自由创造外，没有其它逻辑通路，这些创造往往由已有理论与新理论或新的经验之间矛盾激发。据此，波普提出的“科学知识的证伪主义模式”可以表述为：P1TTEEP2……，其中P1代表原来的问题，TT代表猜测假设，即试探性结论，EE代表排除错误，对TT反驳（证伪、否证），P2代表新问题，该模式被称为以猜测和假设来解决问题的一般模式。这一模式反映了科学活动中理论和经验的相互作用：理论总是在经验的检验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真理总是在同谬误的交替循环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真值。拉卡托斯则把伪证主义区分为素朴的和精致的。素朴证伪主义是经验证伪，精致证伪主义则是用更进步的理论来证伪原来的理论。波普的证伪主义是素朴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则是从波普的素朴证伪主义演变而来的精致证伪主义。拉卡托斯在《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指出，“对于素朴的证伪主义来说，理论是被一个与它冲突的观察陈述所证伪的；对于精致证伪主义来说，证伪的不是‘观察陈述’，而是一个比它更进步的理论。”波普的“科学知识证伪主义模式”第一次强调了人类的创造本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环节的重要性，能动的猜想在科学理论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一切观察和实验都为一定思想所渗透，成为更加自觉的有目的的探索。实际上，从证伪主义的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证伪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的主要原则———证实原则，虽然证伪主义一再强调假说来自自由创造，但是它却否定不了实际观察的经验或问题对自由创造的激发作用，因而留下了经验主义的痕迹。另一方面，证伪主义强调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动态轨迹，而实证主义只是反映了科学理论提出的静态过程。

三、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

1.基本哲学思想。从规范会计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规范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体现出早期的演绎主义和后来的实证主义的思想。面对20世纪30年代会计实务放任自流的混乱局面，规范会计理论企图从会计活动的规则中寻找“优良”的会计实务和概括理论概念，建立会计应当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务。因此会计理论研究中必然蕴涵了会计“应当是什么”的值判断问题。具体说来就是会计理论研究要立足于对现有会计环境（包括经济、法律、道德等诸多方面因素）、会计惯例及报表使用者偏好的分析，从中抽象出一定的目标和价值判断，提出一套科学合理的衡量会计活动的标准，据此制定会计准则和分析处理会计问题，形成整套的会计规范理论。由此可见，规范会计理论是根据会计学者的个人经验所确定的会计目标和价值判断这些先验概念为起点，利用演绎规则展开推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会计业务的日趋复杂，为解决实务问题，强化会计理论结构的内在的逻辑性，规范会计理论又吸收了实证主义的思想，在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加入逻辑规则，利用数理逻辑的工具进行分析和论证，最终目的还是要揭示出会计实践活动自身的规律，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务的发展。规范会计理论中的理性思维部分是不可被证伪的，但它是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逻辑推理所证实的，因而是科学的。

在实证会计的研究过程中，要求有客观的经验调查，排斥非理性的、功利性的价值判断，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确定假设和假定，选取大量样本检验假设的统计意义。而证伪主义正是认为科学理论所包含的只是单纯的经验内容，并对评价标准保持中立，即为价值中立。还需说明的是，实证会计不能证明假设的成立，而只能证明原假设不成立。瓦茨和齐默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无法证明假设是正确的，我们只能证明假设不成立。因而，这种理论强调的是对理论进行批判，并试图证明它们是错误的，而不试图证明它们是正确的。”这正是素朴的证伪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实证会计理论又认为完美的理论是不存在的，瓦茨和齐默尔曼指出，“实际上，现存理论的系统性预测误差或异常现象经常导致崭新理论的发展与被采纳。”而这又是精致证伪主义的特征。所以说，实证会计理论的主要哲学基础是证伪主义思想，同时体现出实用主义的某些色彩。

2.基本研究方法。规范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从大的方面说可以分为演绎法和归纳法两种，其中以演绎法为主，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属于传统研究方法。演绎法是从一般的概念和原理推导出个别结论的思维方法。在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中，以会计假设、目标等基本概念为出发点进行演绎推理，推导出能指导会计实务的原则、准则及相应的会计方法程序。演绎法的推导程序为：前提命题推导结论验证具体问题。演绎法推导的基本步骤可概括为：确定财务会计的目标或基本假设，或者指出一些要求财务报告或会计信息应符合的道德标准，再或说明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等；阐述目标、基本假设、道德标准或社会责任等对财务会计的指导作用；根据既定目标或基本假设等，推导出相关的基本原则和概念；以基本原则或概念来指导必要的会计准则；进一步规定具体的会计处理程序。归纳法则是通过对大量会计现象进行观察，然后加以分类，从中概括出有关概念的内在联系，再把它们组织或表述为会计理论。归纳法的基本步骤包括：观察与记录全部的观察结果；分析与分类记录结果；从观察到的关系中推导出会计的一般概念或原则；验证推导出的结论。即：观察分类概括验证。实证会计理论研究采用的是实证法，亦即确认假设，以事实、实际的情报、由观察数据所产生的相关关系等为对象，经过实验而求得相对或近似正确性的一种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的一般步骤包括：设计并进行观察和实验；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对实验和观察结果作系统整理和计量分析；概括和归纳计量分析结果；以逻辑和数学分析方法演绎出研究结论；理论注释和建立模型；检验研究的命题或理论，得出接受、或修改的结论。

四、比较分析与发展趋势

20世纪70年代之前，规范会计理论在西方会计理论界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后来，随着会计研究中实证性倾向的出现，这一格局被打破。由于实证会计理论获得了正统经济学所提供的实证性思想观念支持，经过发展，现今已跃居主流地位，而传统的规范会计理论则影响渐弱。

1.哲学基础比较。从两者的哲学基础的角度看，两大会计理论均有其存在意义。我们知道，任何哲学思潮从兴起到体现于具体科学中，存在时间滞后效应。目前，实证会计理论欣欣向荣，但其方法论本身已在科学哲学领域面临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来自于历史主义哲学观。实证会计理论的基本方法论的主要内容是证伪主义，这种哲学观认为科学理论所包含的只是单纯的经验内容，并对评价标准保持中立（亦称“价值中立”）。但60至70年代兴起的历史主义哲学观则对此持有截然不同的见解，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库恩（T.Kuhn）强调指出，理论系统或“范式”包括有规范或评价的成分，理论系统不仅仅包括经验内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把正确科学实践的评价标准合并在内。因而我们可以说，事实与价值难以分离，即便是自然科学，亦无法摆脱社会和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建立在真正客观的事实和感性经验基础上（这一点已为西方很多科学哲学家所承认，只是就其影响程度尚存有不同看法）。既然自然科学都是如此，遑论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在考虑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更要关注作为现象基础的社会因素和人类心理因素，从而必然要受到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不同道德伦理观念以及个人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和制约。就此而言，应该说，规范理论的规范性才是现实的，而实证理论的实证性反而是不完全的和近似的。当然，我们无意据此否认实证理论应有的地位，逻辑主义哲学观和历史主义哲学观各有其适用性，后者并不能排斥前者的合理存在，况且科学哲学界目前也倡导方法论的多元化；不管实证理论的实证性是否是完全的，但其思路至少是可取的，也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理论的客观性。不仅如此，而且在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欧肯看来，实证分析亦是得出规范经济理论的必由之路。欧肯认为，社会科学有两方面任务，一为不带偏见地研究现实；二为提出政策主张以实际地解决经济问题。经济学作为“经邦济世”之学，应以第二个任务为目的，此则意味着，经济学在最终服务于政策制定时，不可避免的要有价值判断介入。但与此同时，欧肯又指出，经济学家要完成第二个任务，又须首先摆脱经济政策上的愿望，致力于完成第一个任务。换言之，只有建立在实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规范性经济政策才更具科学合理性。再看会计理论，科学哲学所受的震荡，最终必将体现到会计理论研究当中。据此推论，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均有其价值，不可厚此薄彼。

2.发展趋势分析。从会计研究的发展趋势看，两大会计理论之间的关系正发生微妙的变化，出现了一种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趋势。经过多年来全面深入的理论论争，西方会计学术界对于两大理论的一些模糊认识基本得以廓清，看法也日趋客观全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会计学者开始平心静气地评价两大会计理论。他们认为，就规范会计理论而言，它缺乏严格的事实检验，此为其弊；然其力图找出较佳的会计规则和较优会计程序和方法的思路是可取的，有利于优化和发展会计实务，并满足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对会计信息质量所提出的要求。尤其是近年来，会计概念框架的建立，为分析评估和指导会计准则提供了一个“规范性”基础，有利于抵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这无疑使规范会计理论的实践性和有用性大为提高。就实证会计理论而言，它奠立于观察和实验而得的大量事实、数据基础上，业经严格的经验验证，而且由于研究过程中数量模式的引进，使其在定量化和精确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与当代经济科学发展的大方向趋同，颇有可取之处；而且，它对西方会计理论的发展也影响颇大，开辟了研究新思路，调整了会计研究方向，拓宽了会计研究领域，在资本市场研究和行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大大丰富了会计理论的内容。但实证会计理论亦有其弊，认为“存在的便是合理的”，无疑会堵塞会计发展道路，使会计实务重返自由放任状态。

五、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两大会计理论各有其优缺点，偏废任何一种均非上策。理想的选择应该是消解两者之间的对峙状态，承认彼此的存在价值，并促成两者实现一定程度的结论。那么，这种结合应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它或可理解为是认知过程中各有侧重的两个阶段先后承继、相辅相成，从而促成事实性、描述性论述向规范性、伦理性见解的过渡。在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首先应尽可能地排除价值判断，侧重于通过实证性或近似实证性研究，力求客观地揭示会计现象及其外部联系；而后，在此基础上，以指导会计准则的制订为已任，侧重于树立合宜的价值判断标准，通过理性思维构建规范会计理论。这些规范会计理论在形成之后，又须在应用中不断接受经验检验，以获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在此过程中，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得以综合运用，既确保了会计理论构建的逻辑相关性和紧密性，又为会计理论的真理性和精确性提供了检验依据，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在上述相互结合的理想模式中，两大会计理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宜有所偏废。

参考文献：

1.黄少安。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南京社会科学，1994（3）

2.A.C.利特尔顿著。林志军，黄世忠译。会计理论结构。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第6篇：政治哲学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哲学；哲学大众化；实践

中图分类号：A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0001−05

是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哲学作为理论的基础性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当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社会治理中发挥指导作用，因此也就有了哲学大众化的要求。然而，这样来说哲学大众化的必要性，显然说服力不够，因为它没有涉及到哲学与大众需求的关系。只有明确了哲学与大众的关系，才能进一步阐明哲学大众化的必要性，也才能在此基础上选择和设计哲学大众化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本文从哲学的实践本质出发，来论证面向实践是哲学大众化的根据与旨归，并试图为哲学大众化寻找新的途径和方法提供思路。

一、哲学大众化面对的是

大众实践

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是对哲学本体论的革命，主张世界只有相对于人来说才有意义。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6)对此，我们应当这样理解：实践就是包含人作用于自然和人类自身社会生活的活动，或者说，实践构成了人的生活世界。在这里，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的活动与社会现实的统一体。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类：理论、实践、制作。理论只限于沉思的活

动，制作是指依据外在的目的生产出产品，实践则是指追求善的活动，有研究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是指包含伦理的以及更高的思辨的有选择目的的运用的活动。[2](20)后一种解释将实践与制作区别开来，制作的对象是自然物，是依据自然界的规律来生产出产品，从产品的制作本身来看无需涉及伦理，关于制作的研究后来形成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实践则是人们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活动，追求善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人在社会中活动必须受到伦理的约束。康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在狭义上把实践理解为人们的道德行为和政治活动等。黑格尔提出了劳动的概念，实际上使得实践的概念扩展到人们改造自然对象的活动，同时他也指出：“一个人劳动时，他既是为他自己劳动也是为一切人劳动，而且一切人也都为他而劳动。”[3](56)这说明，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重点仍然放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马克思在他的《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不是在工具和技术的意义上分析劳动，而是从劳动关系展开分析，从工人劳动的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正义、不平等，批判了在私有财产制度下社会的不道德、退化和愚钝。

综合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实践和劳动的概念，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一个总体实践概念。活动是一切生命物质的存在形式，但普通生物的活动是由自然关系所规定的，非目的性的，而人具有意识和目的追求，因此所谓实践，就是人的在意识指导下的、有目的的活动。实践的目的是由人的意志和意识所规定的，是由内在发出而指向外部的。根据实践的对象不同，又可以将实践划分为两大类：改变自然的实践和改变社会的实践。改变自然的实践即是创制出产品的活动，改变社会的实践即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显然，创制活动更多地是由自然规律所规定，但是由人类所发出的这种创制活动却是最终指向社会，带有鲜明的目的性。据此看来，哲学是源自于对大众实践的反思，因而是面向实践的精神提炼，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大众实践中来的哲学，同时又以指向大众实践为其理论归宿，因而本文认为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实践哲学。但哲学不是解释实践对象的部门科学，而是对实践本身进行反思所形成的理论。这种经由反思而得到的理论，是关于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目的以及人生的意义等等的理论。那么，哲学的这种理论特质便为它的理论回过来指导大众的实践提供了基础。

动物按照自然规律所规定的方式生活，而人类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动物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生活。在当代人的社会活动中，法律、道德、家庭、国家、社会组织(市民社会)构成人们的社会生活的主体。马克思指出，在现实中，私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变成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在它们的现实存在中它们的运动的本质是隐蔽的。这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显示出 来。”[4](110)确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缺乏哲学思考导致人们对许多社会现象和问题认识不清，引发进一步的错误行为。那么，哲学大众化实际上就是要将面向实践的哲学与大众切实的生活联系起来，让哲学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指导原则，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教育上。

二、新时期哲学“大众化”

的使命在于澄清生活的意义

哲学研究的实践主要不是改造自然对象的生产活动，即技术活动，而是受道德、平等、自由、正义和幸福观等价值观影响的社会活动。制作等实践活动的目的是获得有用的产品，制约这类实践目的的因素主要是外在的自然规律；而与人相处和政治参与的目的是指向人类自身的，为的是使人自己成为像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于实践具有目的性，而目的是人作为意识主体所决定的，人们做出某项实践的决策，其目的又是由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看法，即价值观决定的。因此，哲学大众化的使命就是帮助大众澄清生活的意义，使尽可能多的人获得正确的价值观，能够明辨社会生活中的是非，增强幸福感。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7)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功能不仅如哲学家所研究的用来解释世界，而且更应该用哲学来指导人的实践，改造人的生活世界。哲学大众化在经历了几十年之后仍成效不显著，是因为把哲学仅仅当作是解释客观世界的方式，当作所谓“科学的科学”。于是，哲学被当作认识自然世界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因为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把它应用于人类社会活动的认识，则变成了所谓的客观规律，对人们而言这些规律是外在的强制，而这并非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如前所述，实践包含改变环境和改变人两个方面的内容，而通常所说的作为方法论的哲学，仅仅是指改变环境的一个方面，相对于人改变自身来说只是外在的，因而无法被人们接受用来改变自身。实际上，哲学研究的就是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实践，哲学给人们提供的不是理论指导(说教)，而是对这些实践活动的反思和澄清，以便获得清晰的、有意义的生活。哲学应当积极面对新时代生活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做出澄清，帮助大众寻找积极的生活意义。

我们生活的基础是物质生产，经历了短缺经济的痛楚，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解放了生产力，快速发展、快速致富使得数量型的概念占据了人们思考的中心。人们追求速度，追求效率，可是，速度快并不一定带来效率高，效率高并不一定带来效益好。而且，这几年来在我国，追求过快速度带来的是短命的住宅和桥梁，原本引以为荣的世界最快的高铁却因追尾的惨重事故而不得降速。信息产业几何式速度的发展，使得虚拟世界很快成为许多人流连忘返的地方，缺乏面对面的交往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冷漠，网络上的欺诈更是让人防不胜防。哲学大众化就应当针对速度、效率与效益、虚拟与现实这些问题，给予大众分析的方法，帮助他们反思这些问题，重新确立正确合理的价值观，明确生活的意义。

哲学虽然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但与其他的意识形态不同，哲学除了反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诉求外，它更要求以这种哲学来武装劳动群众，让他们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主动积极地投入到变革社会的洪流中来。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政权后，他们的主要任务便转为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公平上来，而且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需要具备正确的世界观和反思分析法来认清社会发展的新现象，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因此，不能把哲学大众化当作仅仅是执行意识形态宣传的手段，应当转变把哲学当作唤醒工人大众阶级意识的工具的做法，以哲学贴近大众的生活世界，帮助他们获得关于自身生活意义的正确看法，这才是当前哲学大众化的主要任务。

三、哲学“大众化”的目的是帮助

大众获得实践反思能力

人是自然人，同时又是社会人。前者表示人作为客体受自然律支配，后者表示主体具有自由意志，即精神。精神能够思考对象，获得关于对象的本质的知识，在这里，精神对自己的本质，即能够思考的确证需要在其对象中显现出来。可是，思想毕竟不是现实，思想的内容要想外化为现实，只能经过实践。显然，实践是思想外化的活动，哲学作为思想的原则能够帮助大众更好地设定自己的实践。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与动物都有感觉，感觉会引发机体的活动，但“感觉不引起实践”，因为“选择是实践的起因”。[2](168)在这里，实践的关键是选择，即做什么、为何做、如何做，可是人们依据什么来进行选择，这又要进一步来分析。一般来说，人的动物性决定了人具有依赖感觉而行动的动物精神，这是现代行为经济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人们的许多经济行为受动物精神支配，并不总是理性的。[5](Ⅶ)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必须依理性的规则和目的来选择行动。本来依据动物精神是被动的，谈不上有选择，但在动物精神和理性之间则有了选择，古典经济学假设人在任何情况下的决策都是有理性的，否定人有非理性的动物精神，结果是经济危机不断袭来。所谓人要有自知之明，就是在决策时要警惕和控制自己的动物精神，尽量依照理性来做选择，而反思自己的动物精神和建立理性思维，非哲学不可。

长期以来，哲学的唯物辩证法被解释成方法论，甚至被当成能够指导一切的方法，这种将辩证法作为万能工具的做法导致哲学的滥用，对哲学的大众化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基础上，将其改造为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指出：“那种已经不是向外部而是仅仅在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运动，就是说，纯思维的辩证法是结果。”[4](100−101)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只是精神运动的抽象形式，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基础，而非方法。形式与方法不同，形式与内容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形式由内容所规定，因而不能把某一类形式作为万能的公式方法去做任意的套用，这样的做法会产生荒谬的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 的。”[6](24)这表明，马克思改造后的辩证法是一种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是属于世界观而不是方法论。

哲学反思不同于方法论。尽管方法论要对具体方法所隐含的前提进行哲学分析，但它毕竟是分属于不同学科的，例如社会学和经济学、物理学和化学都有各自不同的方法论。而且，方法论起着选择方法的作用，因而与方法一样，都指向外在的目标，是为了达成目标所使用的工具。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哲学反思则不同，它以实践者为主体，同时又以实践为对象，即实践者在反思中澄清自己的思维，并在实践与反思中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使主体更具有理性。不善于反思的个体在遇到问题时只是以过去的经验简单地予以应对，过后也不会进行反思，这样，他的理性思维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善于反思的个体在遇到问题时，首先要判断情势，在自己的经验库里考察是否有相匹配的经验，同时对这些经验进行反思，考察其合理性，最后做出决断，这样，他的理性思维能力就在实践中得到不断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一些理论宣传工作者基于急功近利的考虑，将哲学方法论化，再由方法论进一步变为实用的方法，最后再变为操作性的技术化。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也是脱离了马克思哲学之本义的，因为技术操作脱离了价值考量。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功，工具论被人们从生产技术领域移植到社会领域，提出了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的概念，政府也常常把公共政策当作工具来使用，寻求以技术手段来治理社会。持工具论者忽视了工具(或技术)也是抽象的产物，某项工具的应用要受到严格的条件约束，而具体的社会问题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他们企图一劳永逸地采用某种工具使问题得以解决，但事实上没有一种方法或工具能适应所有的情况。而哲学能为人们应用方法和工具提供反思性原则。因而，哲学大众化的目的是为大众实践提供反思性原则，以保证大众实践避免一味地走向工具论的道路，而是应该要让大众时刻地保持一种理性反思的意识，用一种开放全面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例如，辩证法要求从全面性、过程性（历史性）、和普遍联系性来看待社会问题，依事件的发生过程来选择或开发合适的政策工具，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某些在其他地方被证明是有用的政策工具。

四、大众实践的多样性决定了哲学

大众化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其时代性就体现在它源自当代大众的实践，作为“精神的精华”它又必须而且能够指导大众的实践。哲学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大众化中，可是在中国，哲学大众化的事业进展并不顺利，这里的主要症结在于推进者把哲学仅仅当作意识形态的教育，忽视了哲学大众化面临的受众的多样性。本文认为，哲学与其大众化的关系就是实践哲学与哲学实践的关系，哲学是基于实践的哲学理论体系，哲学的大众化则是哲学分析和反思方法在生活实践中的应用。然而，大众生活实践的形式与内容是多样的，这就需要一部分哲学工作者走出理论书斋，面向社会、面向人们的生活，开发出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的方法，通过宣传、讨论、对话、咨询等方式普及哲学理论精髓，提高大众的理性思维素养，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涉及工作决策、家庭生活、教育学习等方面的问题。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9)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是哲学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在于他的实践，实践的本意是人的追求善的社会活动。哲学大众化工作应当紧密结合人的社会活动，即面向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社会工作和教育活动，提出基于哲学的分析范式，如制度范式和伦理范式，以及价值观分析，来帮助人们反思自己的社会活动。例如，针对当前社会的信用缺失较为严重，工作的责任感被轻视的情况，可以发展实践哲学的责任论，将其纳入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培训中。责任不能陷于空谈，而应落实到个体，具体可以设计成以个体为本位的责任论：①责任蕴含结果的承担，必须有一个最终的承担者，最终意味着不可再分而集体是可以再分为个体的；②责任需与相应的自结合，没有权力者可以不承担责任，而权力是由个体来行使的；③责任意蕴回应，回应者应当是决策者，最终的决策者是有权拍板者。这样的培训就是有针对性的，具操作性的，有助于提高决策者的责任感，减少决策的失误。

当代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哲学家认为专业哲学正变得越来越技术化，局限于学术界的范围，使哲学丧失了它的生命力，因而他们也在努力推动哲学理论的实际应用，向普通民众普及哲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哲学大众化在欧美许多国家被作为哲学实践而盛行，在美国出版了《国际哲学实践杂志》，在英国出版了《实践哲学》杂志。实践哲学是指将哲学理论、技术和方法应用于众多的专业和工作领域中。美国有Lipman教授的“儿童学哲学”项目，美国和加拿大的多个城市设有哲学学校供人们研修。欧洲许多国家流行哲学咖啡吧，专业哲学工作者在那里主持哲学讨论会，开展哲学咨询活动。由于国情的不同，西方国家的哲学实践运动不承担意识形态宣传的使命，主要是为了解决个体精神价值层面的问题，许多从事实践哲学的工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哲学大众化的多种途径和具体方法。

“构成实践的，不是行为模式，而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7](79)生活世界构成了人的实践活动的领域。我们过去在进行哲学大众化活动时，往往将生活世界只看成是集体的实践，而忽视了个体的实践，导致许多人将哲学看成是极度抽象而与个体生活无关，排斥生活需要哲学反思的理念。但事实上，无论个体是否有哲学的反思，他都必然会依据一些于他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前提预设来行动，这就是非反思的自然思维。在自然思维指导下的个体往往忘了人的生活意义，使自己陷入外在事物的控制之中。有哲学反思精神的个体常常会问自己：我们理解了生活本身吗？生活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吗？我们知道自由选择是什么意义吗？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应当怎样？等等。日常生活的反思与哲学意义上的反思十分切近，只是哲学层面上的反思要比日常生活反思要更加的彻底以及全面。哲学的实质是实践哲学，它源于大众的实践，又可用于指导大众的实践。因此这样一种系统而又深刻的理论适合了大众的需要，也能够为提升大众的生活质量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哲学的大众化也就有了它的正当的必要性。实践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变化性，当实践变化了，我们的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当然也要随之变化。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哲学的主要使命进行革命的意识形态宣传，唤起大众的觉醒，这就要靠集体的重要作用，那么在和平时期，哲学的主要使命就是创建和谐的社会，帮助大众认清生活的意义，这就要落实到个人。讲理性，不盲从，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基于这样的思路，使哲学回到大众的社会实践，哲学大众化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3]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5] 阿克罗夫, 希勒. 动物精神[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VII.

第7篇：政治哲学方法论范文

一、综合方法的内容

综合方法所包括的内容范围应是“批判继承传统的研究方法，利用改造域外的研究方法，汲纳博采邻近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完善的考证手段”[①]。但是，上述这些方法既不是诸方杂呈，偶然堆积，机械拼凑，也不是不分轻重、一视同仁。而是“像所有的系统一样，是具有一定的内部结构、各成分之间合乎规律地发生联系的各种科学的系统”[②]。

各种方法在这个系统中所处的层次、具有的功能，是与依据“研究客体和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有关”。卡冈把研究客体与研究对象区分开来。研究客体是指整个认识客体，而研究对象是指这一客体的不同部分、侧面、层次、因素、阶段等。这样研究客体就是多对象的，当然认识客体的方法也会是多种多样的。“在解决统一的认识任务的过程中，互不重复，但互相补充的这一组科学”方法则可以从不同方面认识客体。但是客体中各对象所处的层次、地位并不是相同的，依据某一对象所产生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论系统中所处的层次和功能是各异的。尤·鲍列夫在分析审美范畴的基本类型时，作了十分明晰的总结。他认为，“每一类型的范畴都是对审美现象、艺术作品或艺术过程进行这样或那样一种类型的分析必需的相互手段”[③]。依据这个出发点，鲍列夫列举了元范畴(审美活动、审美属性和艺术对于现实的关系范畴)、艺术反映论范畴、艺术社会学范畴、艺术本体论范畴、艺术人类学范畴、艺术创作过程范畴、艺术心理学范畴、艺术欣赏范畴、艺术形态学范畴、艺术结构范畴、艺术交换理论和艺术符号学范畴、艺术批评理论和方法论范畴、审美教育范畴、指导艺术文化理论范畴与实践范畴。这些范畴产生了相应的手段：审美认识、认识论分析、社会学分析、本体论分析与风格分析、比较分析、生平分析、艺术过程分析与篇章处理分析、创作心理分析、欣赏分析、艺术门类间分析和历史文化分析、结构分析、符号学分析、艺术政策分析。这些分析手段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艺术是审美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有某种程序、相对独立性，要服从美学的元规律和艺术活动本身的规律；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认识的一种形式，带有社会和历史的印记，所以要服从社会认识形态的规律。依据上述原理，我们可以用图示来标明文学研究方法系统的结构层次。

具体来看：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方法论，是这个系统的基础。之所以说是基础，其一，主要以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指导各种方法的运用，并确保系统的一元化而不是多元化。

其二，坚持了逻辑和历史的方法原则。无论是何种方法的运用，都离不开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到具体等逻辑方法进行科学概括，直接探寻事物的本质。同时也不能不考察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其全部具体实在的现象和细节中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否则任何研究就会成为纯经验的描述和静止的封闭的考察，因此我们说研究的逻辑起点、逻辑原则、历史主义的原则是万不可缺少的。

其三，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文艺学研究和方法的研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科学地认识文学的各种规律，以促进文学的发展，为此，必须从大量的、层出不穷的、瞬息万变的美学现象的考察中得出合乎规律的认识，然后再回到文学实践中去，指导文学实践，并受之检验。

总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从世界观的高度帮助我们确立逻辑起点，规定方法论体系本体论的性质，分析、研究、判断各种方法的价值，从总体上、原则上产生作用。

2、美学方法和系统方法是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综合方法体系的第二层次是美学方法和系统方法。文学艺术究其实质是“按美的规律”创造的，属于人类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根本属性是审美属性。它的创作领域、产品领域、主体领域、客体领域、手段领域、艺术感知过程，都应该进行审美分析。[④]因此，美学的方法是揭示文学审美属性、审美价值的惟一一把钥匙，它是属于元范畴(审美范畴)所要求的方法。

系统方法是属于一般科学的方法，为什么能够成为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基本方法呢?这是由文学对象的系统性和系统方法的功能所决定的。文学艺术对象是个复杂系统已不言而喻。它的系统性一方面要求多样化的方法，另一方面又需将这些方法在复杂层次上协调统一。卡冈指出：“对艺术的综合研究要做到富有成果，这不取决于认识观点的多样性，而取决于这些观点的协调一致和相互关联。”[⑤]系统方法所能承担的任务，恰恰表现在协调一致、互相关联上。系统方法要求把对象视为相互联系的诸要素有序结合的系统整体，侧重于系统的整体运动和系统质，注意处理系统与要素间的辩证关系，强调综合。这些功能保证文学研究多种方法一方面各司其职，另一方面又要尊其主。所以我们认为系统方法在综合研究中不仅提供了研究方法和程序上的重要原则(下面将专题论述)，而且起着粘合剂的作用。离开系统方法便不是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符号学、文艺信息学、文艺价值学，而变为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信息学、价值学，文学便丧失了其自主独立的地位。

3、博采各种方法

广为利用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探寻文学艺术的奥秘的必要性已无可非议，问题在于这些研究方法在文艺学研究中的功能。

各种方法运用的可能，必须建立在研究客体对象的丰富性上，因此它们只能从某个方面、某个角度去揭示客体的某方面属性，提供微观研究的空间，而不能从整体上、联系上、发展上揭示客体的总属性。所以各种方法只能起辅助作用。在运用其他学科方法的同时，还要立足于文学艺术对象的特性，以方法适应对象，而不是以对象迁就方法。比如在引进和移植自然科学方法的时候，一方面要看到“作为人文科学之一的文艺学与自然科学存在着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它们有共同的科学规范、逻辑和功能，以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各门科学都适用的研究方法，诸如观察、实验等感性方法，分析、综合、归纳、推理等理性方法，以及系统等横断科学方法等)把它们配合起来，构成了不同的方法论基础，这是整个科学走向一体化的必要前提”[⑥]。

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文学艺术对象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变量的、主观的、直观的因素，这些因素用精确化、模式化的手段无法测定，无法涵盖。更何况自然科学方法本身并不包含美学分析、直觉体验，它不可能，也根本不能成为美学研究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方法。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学研究方法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系统，它的最高最基础的层次是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的基本层次(核心层)是美学方法和系统方法，它的最低层次是引进和移植的各学科方法。它们之间各在其位，各司其职，但又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又不是平均使用，而是以一种方法为主，辅之于其他方法进行综合考察。

二、综合研究的原则

综合研究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在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分析与综合、直觉体验与定性定量的结合上对文学现象进行综合考察。

1、宏观与微观结合

宏观与微观研究反映了研究空间的扩展。当代科学表明，空间是无限的。就宏观来看，人类的视线(借助射电望远镜)已经能从太阳系、恒星世界、银河系到达河外星系，远离河外星系，还有星系团、超星系团。现在“宏观”的概念已容纳不下广袤无垠的宇宙，而不得不用“宇观”来表明科学的新认识。从微观来看，分子——原子——原子核——核子——夸克，以致科学家们还在探寻更深的结构层次。

随着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入，文学研究领域也在扩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促进了审美主体心理结构研究的深化。结构语言学、结构主义又促进了审美客体——作品的精深分析。有人比喻“审美心理研究接近‘分子水平’”，审美客体的分析趋向于“细胞层次”[⑦]。从宏观上看，文艺学研究领域突破了国界，突破了本体，而伸向世界，伸向社会，在一个更大范围、更大系统中考察文学。使文学研究领域由作品——作家——读者——艺术活动——艺术文化——社会文化——社会活动的空间逐级加宽，逐层深入。这样，一方面“钻探微观结构，解剖每一个微小细胞”，将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超然于具体现象之上，高屋建瓴”，将研究建立在联系、整体的系统考察上。微观与宏观的结合正是当代文艺学研究的辩证趋势。

2、横向与纵向结合

横向与纵向结合，反映了文艺学研究时间的延伸与时空扩展的统一。

横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研究领域突破国界，由国内到达国外；二是文学与外部学科的联姻渗透。横向研究要求我们广泛采用各学科的有效方法，从世界文学艺术发展的趋势考察本国文学。

纵向是就时间尺度而言的，它包括了历史的、时代的、当代的、当下的4个时间观念。纵向研究要求考察某一文学艺术现象时，不仅要看到当时的各方面原因，而且要分析文学艺术与当代、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的联系，还要追踪历史的足迹。也就是说要有历史的纵深感、动态感。

横向与纵向结合就能使研究者站在历史、时代和世界的制高点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考察一切变量与不变量、稳态与非稳态、必然与偶然的因素，线性与非线性的因果关系，对文学艺术现象做立体的、动态的研究。

3、分析与综合结合

以往的研究都要借助分析与综合的逻辑方法，但我们现在讲的综合研究，主要是指系统的分析和系统的综合。

“系统分析是运用系统观点，通过思维去分析系统，将诸要素、子系统的属性揭示出来，从中发现对象某一方面的本质”。[⑧]

它有下列原则：

第一，系统分析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整体——系统，确定它的边界范围，并弄清它在所属系统中的层次地位，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定性定位”；

第二，系统分析重视给定系统的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

第三，系统分析在重视定量分析的同时，注重非计量因素，这就要求注意有形因素和“无形”因素。对文艺学研究来说，无形因素往往是重要的方面；

第四，系统分析包括要素分析、结构分析、功能分析和历史分析。

比如，在研究读者的接受过程时，我们首先把它视为一个系统，确定它在整个艺术活动(创作——作品——欣赏)中的层次地位，即它属于艺术消费活动。在进行了“定位定性”之后，开始着手各个要素(欣赏主体、欣赏客体)、结构(感知、体验、理解、审美享受)、功能(对社会、对创作的作用)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除了考虑本文给定的有形条件而外，要特别注意欣赏者之间的个性差异等无形因素。除此之外，阶级的、民族的、时代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甚至经济政治情况等外部条件也是不容忽略的。总之，系统分析就是从系统出发，通过对系统进行分解，将其诸要素、子系统的属性揭示出来，以发现研究对象的某些方面的本质。

对系统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综合来完成。综合是在思维中将分析时得到的对象各个本质方面按其联系结合为有机的整体。系统综合则进一步，它是从系统整体出发，从综合着手对系统的要素、层次、结构、功能、联系方式、全部环境及其综合效应进行“立体”式考察。[⑨]系统综合有以下要求：

第一，系统综合的思维形式是“综合——分析——综合”，而传统逻辑思维形式是“分析——综合”。这就是说，“我们在综合中，逻辑起点是综合，把综合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在每一步分析中都顾及系统整体，要求分析与综合同步，并在几个阶段上保持反馈，注意调整、修改对认识目标的偏差”。[⑩]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导言》中论及理论思维的科学方法时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采用的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是错误的，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从具体——抽象——具体。马克思为我们指出的科学方法其实质在于强调综合思维的重要性，也就是综合——分析——综合的思维形式，它对一切科学包括文艺学都有普遍指导意义。比如过去我们在考察文学的功能时，往往肢解为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结果是互相替代。实际上，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即“社会改造、认识——启发、艺术——观念、预告、信息和交换、教育、感化、审美、愉悦”。[11]这些功能如果离开了文学的审美属性，单方面进行考察，它就不是文学的功能，而是别的什么功能。所以在分析文学各种不同功能时，首先要立足于审美属性，分析其功能的特点、特色，产生作用的特殊途径，然后才确定各种功能的性质，采取分析与综合同步进行的方法，因此就不会得出“认识功能好，作品就好”，或者“教育功能差，作品也就差”的结论。

第二，系统综合是“立体综合”。就是说，要把考察对象放在三维空间（中国、外国、现代、当代；文学与经济、政治、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关系：中外古今各侧面比较）和一维时间（历史的、时代、当代、当下）中，既观察系统的发生发展过程，又考察其横向网络；既坚持历时性研究，又注意共时性探寻，把握对象的立体层次、主体结构和整体功能。

第三，系统综合与扬弃综合、层次综合、全息综合、兼容综合相辅相成。（此问题参考陈依元《运用系统分析进行调查研究》一文）。所谓扬弃综合，就是一方面剔除非本质、无代表性的东西，保留有价值的；另一方面要注意从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中去挖掘有用的。比如我们在考察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时，保留模仿说唯物主义的合理因素，抛弃模仿是人的天性等不合理因素；保留表现说中重视情感、想象的因素，而抛弃其唯心主义成分，将二者综合起来，就可能做出较符合文学本身规律的结论。

所谓层次综合，就是注意系统各层次的结合。比如我们在分析方法论层次时，既划分为哲学、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三个层次，又要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所谓兼容综合，就是把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信息，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兼收并蓄，加以综合。比如对某部作品的考察，就需要收集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反映，加以综合比较，做出合乎实际的较为公平的评价。

所谓全息综合，是指“所发现的生物全息律认为，生物体的任何一个独立部分都包含有整体信息，都是整体比例的缩小。一切系统整体信息储存于各相对独立的部分之中”。用这个原理来考察事物，就是要善于抓住典型，解剖麻雀。这在文学研究领域也可以运用，最典型的是表现在分析作家风格、民族风格上。一般来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从他的一系列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统一中表现出来的独特风貌。分析一个作家的风格，有必要考察他所有的作品，但却没有条件逐一考察，这时研究者往往是立足于他的一两部代表作，做精细的分析，以窥全貌。

由此可见，综合的方法是多样的，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在研究中具体采用何种方法，视对象的具体情况而定。

4、直觉体验与定性定量结合

文艺学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与自然科学相比有其独特性。就研究对象而言，“文学通过其特殊的审美特性和文学性，历史地或现实地反映了人的存在，命运、精神和价值等重要问题”[12]。就研究主体而言，它要以自己的全部精神个性(性格、情感、思想、意趣等)介入文学研究之中。文艺学关注的是人，参与者也是人。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他们有千差万别的性格、复杂多样的思想、瞬息万变的情感、捉摸不定的心绪、丰富多彩的意趣。这一切不稳定的多变量在目前还无法用科学手段、工具加以精确化和科学化，主要还是靠直觉的方式、体验的方式去捕捉。从这个角度讲，文艺学研究应该而且必须运用直觉体验方式获取研究资料，参与研究的过程，从而确保研究的审美性和文学性，正因为如此，有人主张“用生命把握生命”的方式进行文学研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通向真理的方式方法可以是多样的。文学研究除了采用必要的直觉和体验方式之外，还需要运用定性定量的方法。

定性，就是对对象的质做出结论，主要运用逻辑的归纳法和演绎法。

定量，是对对象的各种成分的量做出统计和测定，用数学语言精确地描述它们之间的量的关系。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既有质的规定性，又有量的累积性。一定的质总是通过一定的量表现出来，因此，在科学的认识中，定性与定量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科学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人们的认识往往开始于对事物的质作描述性的定性，然后再通过定量去证实它的科学性。比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运用定性的方法发现的，因此在定量方面“还很粗糙，甚至还包含一些不能忽视的错误——例如，哥白尼像托勒密一样认为天体只能沿着圆形轨道运动并且其速度必然是均匀的……直到刻卜勒以精确的数学形式建立起行星的三大定律，借助于数学曲线和数学公式阐明了行星运行轨道的空间形式、运动速度的变化规律、运行周期与轨道分布的数量关系，才准确地给出了关于太阳系运动的定量描述，从而使天文学真正形成一个严格的科学理论体系”。[13]牛顿早在1665～1666年间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直到20年后才正式公布，其原因之一是，这20年间他还没有完成用自己建立的微分学对此定律作定量分析。科学认识如此，文艺学研究是否需要定性和定量分析呢？回答是肯定的。

文艺学研究在具体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上与文学艺术是有区别的，文学艺术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文艺学的对象是“作为物态化客体的创作成果”（王元化：《关于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及文学现象；文学艺术的任务是创造“第二自然”，文艺学是探讨“第二自然”的规律和本质。因此，一个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创造活动，一个是以抽象思维为主的科学研究，这一根本区别决定了文艺学研究的科学性、理论性和逻辑性。凡是要建立严格的科学体系，都离不开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文艺学理应如此，实践上也证实了这一方法的可行性。

目前有些同志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资料搜集、处理、研究，对版本、作品与作家进行综合比较，在研究作家风格、甄别作品真伪等方面做出了成绩。比如我国用电子计算机对近年出版的外国短篇小说、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国白话小说、新时期短篇小说进行统计，发现每篇字数均在1万～1.1万之间，以此确定短篇小说字数的长度。还有的同志从版本异文入手，沿着数学逻辑的踪迹探索，并用信息论等交叉研究揭开了百年来《红楼梦》的奥秘——“怡红夜宴图”的奥秘，说明了六十三回给出酒令的点数完全正确。武汉大学将老舍的作品输入计算机程序之中，以研究他的风格。近年来不少同志还运用数学模型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中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作高度的概括，既简化又明了，既清晰又准确。比如《药》的结构图：

从上述的实践成果看，文艺学研究引进必要的定量化手段，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文学活动的内部结构之中，通过获得的比较精确的数据、资料对作品进行系统分析。这种定量化的方法较之直觉体验的传统方法具有明显的概括性、科学性。引进它，对于建立一门严格的科学规范的科学体系是有辅助作用的。

承认定量方法的可行性并不意味将它绝对化。由于文艺学的对象及研究者的独特性，文艺学研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任何情况下沿袭科学精确化的手段，而且也不可能用数学化的方法对文学活动进行心理分析。正确的是应该把直觉体验的方法与定性定量方法结合起来，互为补充。

[①]徐文茂：《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综述》，《社会科学》，1985年第7期

[②]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③][苏]鲍列夫：《美学》，第54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④][苏]泽列诺夫、库利科夫：《美学的方法论课题》，《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上册，第42～4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⑤][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81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⑥]周宪：《科学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4期

[⑦]周宪：《现代美学的大趋势》，《江苏美学通讯》，1984年第4期

[⑧]陈依元：《运用系统分析进行调查研究》，《新华文摘》，1985年第8期

[⑨]陈依元：《运用系统分析进行调查研究》，《新华文摘》，1985年第8期。

[⑩]陈依元：《运用系统分析进行调查研究》，《新华文摘》，1985年第8期

[11]周宪：《科学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4期

第8篇：政治哲学方法论范文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第9篇：政治哲学方法论范文

【摘 要】近些年，我们在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上进行了诸多探索，但总体上并不理想。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并未确立学生的中心和主体地位，未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要解决这一问题，就有必要借鉴西方接受理论，在教学中主动满足学生的个体诉求，重视学生的“接受预设”， 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坚持学生主体地位，优化学生接受环境。

【关键词】接受理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不理想的根本原因，是人们以教育者为中心而不是以受教育者为中心来考虑问题，对受教育者的接受特点和规律缺少研究。为此，有必要引入西方接受理论，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一、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些年来，我们在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上进行了诸多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并不理想。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教育者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否定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从而难以得到受教育者的接受和认可，削弱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一）教育教学目标比较单一

在教育教学目标上，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割裂了其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的内在联系，把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作为其教育教学活动的唯一指向。往往用政治思想教育取代道德教育，强调课程培养“接班人”的政治功能；漠视受教育者的个体需要和正当利益，不愿意承认思想政治教育也应该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服务，缺乏人文关怀意识和品格。这种忽视甚至贬抑个体需要的教育，势必变成空洞的说教和宣传，难以吸引受教育者的积极参与，导致教育教学成效的低下。

（二）教育教学内容脱离实际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内容脱离实际、缺乏吸引力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表现在：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过高。往往只讲理想，不讲功利；只讲超越，不讲现实；只讲先进性，忽视广泛性。追求一种“人人皆为尧舜”的“非常人教育”，让普通学生感觉高不可攀，缺乏感召力。二是未考虑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学生在接受教育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它构成了学生的“接受预设”。当前我们往往不尊重甚至试图消除受教育者的“接受预设”，不能据此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从而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效果。

（三）受教育者主体地位缺失

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模式，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塑造、管制和改造功能，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单向的“我讲你听”、“我说你服”、“我令你止”主客体关系。受教育者被视为塑造的对象和产品，而不是一个自我发展、自主建构的主体，否定受教育者通过自己的理性思维，独立地做出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自主地调节自己道德行为的能力，结果造成道德价值主体虚化、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严重脱节的现象。

（四）教育方式方法不够科学

当前的思想政治政治理论课教学无视思想道德学习的特点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采取单向灌输为主的教育方法，把学生看作教育的对象和客体。重单向传授轻双向互动，重说理教育轻情感参与，重显性教育轻隐性教育，重外在灌输而轻自我教育与探索，重集中统一而轻因人而异。致使场上轰轰烈烈，场下无动于衷，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为学生的认可和接受，流于形式，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的效果。

（五）教育渠道分散，缺乏整体合力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是单兵作战，缺乏有效整合。具体表现在：第一，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未能有效对接。三方各自为阵，甚至相互冲突，缺乏一种三方联动和配合的育人机制。第二，学校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也缺乏有机融合。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赖课堂教学，忽视学生日常性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又过分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忽视其他课程的育人功能。

二、西方接受理论的基本观点

接受理论肇始于古希腊的解释学。20世纪80年代，该理论被引入我国，最早是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直到90年代才被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为借鉴接受理论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有必要对其发展及流变进行梳理和介绍。

（一）解释学的接受观

解释学就是关于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一种方法论哲学。它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古希腊的古典解释学。这一时期的解释学是局部的技术性的，其目的是寻求一套正确解释的原则和方法，掌握文本的本来意义，如古典文献解释学、圣经解释学等。二是19 世纪的方法论解释学。是由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创立的研究一般性理解的哲学方法论，他认为理解的对象不仅是文本，还有作者。要设身处地的从作者的处境和心理出发思考问题，克服我们的先入之见。三是本体论解释学。由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创立，它把视角转向读者，实现了解释学本体论的根本转折。海德格尔指出：无论解释何种文本时，读者原有的文化、预先的假设、原有的观念等都会对著作的解释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接受美学的接受观

接受美学是在解释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由前联邦德国学者姚斯和伊瑟尔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主要研究文艺作品的接受问题。它主张从以作者为中心转向以读者为中心，把读者视为文学活动的主体。接受过程就是读者积极参与的过程，不同的生活经历、阅读经验、思维惯性或知识结构，对同一作品就有不同的理解。

（三）传播学的受众观

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传播学”中的受众观，率先对教育接受活动、尤其是以大众传播方式进行的教育接受活动展开研究。先后出现了三种理论：一是标靶论。认为传播者和媒介具有无法抗拒的力量，受众是毫无抵抗的“标靶”，只是被动地接受传媒提供的信息和宣传。二是有限效果论。认为传播不是单向的影响行为，而是双向的互动行为。鉴于个体差异，外部传播对受众的影响不是绝对有效的，而是有限的。三是社会类型论。认为受众是可以分类的，某一社会类型的受众对同一讯息会有大体一致的反应。大众媒介据此有针对性的采写、设计、制作、传播讯息，就能增强传播媒介的吸引力，提高大众传播的效果。

三、接受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启示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针对性差，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是一个具有共性问题。对此，有人认为首要的就是要改变教育的内容和方式等，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根据什么原则来加以改变呢？怎样才能保证这种改变有利于提高教育效果呢？笔者认为，借鉴西方的接受理论，坚持接受主体本位的原则，充分发挥学生在品德建构和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乃是取得教育教学改革成功的关键。

（一）回应学生的个体诉求，做到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相统一

人的各种活动或行为都是在需要推动下进行的，需要激发动机。思想政治政治理论课只有主动回应学生的个体诉求，才能调动学生接受的积极性。因此，教育者在设定教学目标和安排教学内容时，不仅要考虑它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培养接班人的社会功能，还应体现其特有的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个体价值与功能。如果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够关注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终身幸福，就可以激发他们接受的热情和积极性，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当然，满足学生的个体需要，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加分析，肯定和满足其一切需要和欲望。而是要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肯定和满足学生合理、正当的需要，纠正一些错误和不切实际的需要和动机，在此基础上对学生的需要因势利导使之朝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发展。

（二）重视学生的“接受预设”，做到积极利用和合理改善相统一

学生的“接受预设”对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起着筛选、过滤和检验作用。思想政治信息只有与受教育者的“接受预设”相吻合，并经过他们的分析、理解和选择，才能为他们所认同，进而内化为一定的道德观念，并外显为他们的道德行为。为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育者应通过与学生互动，了解学生现有的认知水平和道德高度，使教育内容与学生“接受预设”相契合，同时因势利导地利用其中积极、正确的因素，激发接受主体的道德需求。但思想政治教育绝不能仅以学生当前的认知和道德水平为尺度，而应坚持超前性的引导原则，立足于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努力引导和改善学生的“接受预设”，使学生在思想道德上能够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和发展。

（三）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做到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相统一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情感是知行转化的中介环节，有着激发兴趣、增进理解、强化认同、促进践行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情感缺失的教育是无法赢得人心的。过去我们将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专业技术教育，注重运用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力量去说服、打动学生，忽略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导致教育内容缺乏学生情感上的认同和支持，产生了“知而不信”、“言而不行”的现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受限。为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必须重视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坚持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既有真理的力量又有人格的魅力。具体而言，应注意：第一，教育应从书本回归生活。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教师应用心发现，充分利用或创设各种生活情境，让学生在生活中体悟，在体悟中生活。第二，促进教育的活动化。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因此，要开展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感悟和反思，最终达到化知性为德性、提高人们思想觉悟的目的。第三，我们在反对以理代情的同时，也要防止以情的现象。

（四）坚持学生主体地位，实现外在灌输和自我教育的有机统一

个体的道德既非教育者“外烁”的结果，也非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自发产生的，而是在外部教育和个体自我努力与践行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离开了学生的自主参与和主体性的发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既要进行外在的教育和灌输，确保先进思想理论的主导性地位；更要注重发挥学生自身的自我教育、自我建构功能，唤醒、激活与弘扬个体潜能中积极、建设性的因素，形成以自我教育为基础的思想品德动态发展机制。具体应做到：第一，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调动其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第二，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从物化走向人化，变单向的管制、压服为双向的对话与交流，充分尊重学生的话语权和自我建构作用。第三，发展学生的主体能力。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在自主参与、自我反思和自我教育中不断锻炼和提升自身的主体能力。第四，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要通过各种实践活动，给学生提供施展才能、发掘潜质的机会，使其在活动中自觉塑造自身的主体人格。

（五）优化学生接受环境，实现大张旗鼓和润物无声的有机统一

环境对人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良好的环境氛围，有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能够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过去我们往往注重课堂教学、学生管理等显性教育途径，而忽视教育环境等隐性教育途径的作用。实践证明，显性教育作为一种目的直接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其教育意图过于显现，易引起学生逆反心理，难以收到实效。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改变过去单一的显性教育方式，注重优化育人环境，从大张旗鼓走向润物无声。具体应做到：第一，大力优化校内环境。要加强与管理者、服务者的协调和合作，不断优化学校的物质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和人际环境，实现全方位育人。第二，注意校内和校外环境的协调统一。教师应积极回应而不是回避社会现实问题，帮助学生澄清认识、端正态度，避免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脱节。第三，要不断优化网络环境。教师应从网下走到网上，运用主流价值观来引领校园网络的发展，营造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1] 王敏.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2] 徐永赞.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研究[D].吉林大学，2006.

[3] 李维岳.以人为本：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规律的发展理念[J].党政干部学刊，2008（6）.

[4] 林杨.接受理论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接受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1.

[5] 孙昌勇.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和方法创新[J].教育与职业，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