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动力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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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

以构建消费大国为发展目标推进转型与改革

正因为如此，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以消费为拉动经济发展之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可以说，我国将构建消费大国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并将加快推进以此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拉动作用将更加显现。在后危机时代，如何寻求长期刺激消费需求的办法，实现消费增长，以最终拉动经济增长，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1999年开始，陆续有学者提出加快推进城市化是拉动消费的重要有效途径和主要动力。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居民消费的扩大作为重点，并为解决刺激消费增长的长期动力指明了方向――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如何发挥新型城市化对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消费增长对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力和拉动力作用，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以真正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应探寻适合中国消费国情的新型城市化路径，建立与消费增长相适应的新型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注重消费对新型城市路径与发展模式的影响；新型城市化的速度、规模的确定、以及水平的衡量，应与消费结构、消费数量和质量、消费水平等相匹配；新型城市化中的城市建设和规划也应考虑消费因素；尽量发挥城市的消费功能，鼓励发展消费型城市、构建消费型社会；利用新型城市化背景，引导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树立城市可持续再生理念，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层次消费需求。

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收入是制约居民消费的首要因素，应尽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转变居民收入构成，以便“藏富于民’。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最主要来源就是职工工资，但近几年来，其占GDP的比重却趋于下降。因此，在宏观收入分配领域，必须协调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为此，有人提出借鉴日本经验，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关专家也认为我国具备了国民收入5年内翻倍的条件。但以何速度、以何规模、在何范围实现国民收入的增加，以便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防止中低收入居民并未真正得到国民收入增加的实惠，反而落入富人的腰包，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居民收入一般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我国居民经营性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只靠股市、尤其是房市来拉动财产性收入，容易产生泡沫经济。因此，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同时，应拓宽就业渠道，尽量引导择业观念的改变，鼓励失业人，员再就业；拓宽投资渠道，金融机构适当进行金融工具创新、为百姓提供多种可投资产品，如鼓励多种债券的发行，允许居民境外直接投资，调整储蓄率，遏制股市“消息市”和“政策市”的影响、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培养人们的投资理念、增加对投资品的认识以及投资方面的知识；积极发展地方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经济；加强对农民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到城镇和二、三产业就业，以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和住房市场化流转”等方式，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继续降低农民税费负担，减少农业生产和经营成本，增加农民的财政收入，等等，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构成多元化。

发展公共消费，以确保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的增加。公共消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既可部分转化为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接增加居民收入，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因此，政府应在注重提高公共消费的支出的同时，应坚持与落实公共消费的普惠性原则、保证人人享有公共消费品时的平等性，防止公共消费品因权力滥用而被任意使用或过度使用；要将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消费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各级政府应明确对不同公共消费品投入的财权与事权，保证责权利的明晰；还应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对公共消费的投入。

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须依靠社会各界力量

第2篇：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

地区结构调整、城乡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收入结构调整顺利进行，须先进行思想结构调整，破除GDP增长的迷信。过去60年，中国从制度结构上实现了土地公有制度和土地公有制度下的经济改革，实现了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投资与出口为导向的模式上的，其增长动力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反自由贸易的汹涌暗潮下，已不可持续或者无法高效率持续。因此，通过让利于民、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改革，已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公平，通过在公平制度下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从而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主要以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保医保为特色，这一改革正在启动，有可能激发出特别高效的经济效益。富士康事件是中国制造业工人收入增长的历史性事件，也可能是新的劳动法规落到实处的历史性事件。中国低层收入者的工薪收入如果出现可控而可持续增长，如果经济保持适度增长但失业率不升的话，加上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将改变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因为在上述条件下，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将改变，原来资产可能因为工资收入的增长而改善，原来的或然负债(支出)可能因为失业救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而减轻。这种资产负债迅速改善，对于年收入3―6万元的中低收入居民消费的边际效应比高收入者更大，因此，中国将出现由中低收入者推动消费扩容的现象，特别是如果再提高征税起点的话，百姓就会更乐于消费。如果建立社会保障、减税和提高工资三者齐头并进，居民的消费激情就可能出现井喷。如果细分中高档收入者对于享受、尊严、自我教育与自我实现的消费需要的话，中国有可能在消费扩容的同时实现消费升级，新品牌、新消费、新行业将会持续出现。

当然，要真正启动以农民工为基础的低收入者的消费，不仅要改善他们的收入支出结构，改变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还得设法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让他们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民工们能否获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福利，将是社会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当前，农民工仍然承担着相当的上学、就业、医疗等社会负债巨额成本，农民的手脚因此被捆住。由此，笔者以为，户口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政府能否补助农民，让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等，以换取农民消费乘数的扩大，由消费扩大而推动经济增长，由经济增长而保障税收增长，政府再通过税收增长弥补国库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与户口对称的是农村土地，如果农民享受了政府补贴下的城镇居民的福利，就得交换出或者失去原来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权转移到城镇并由城市统一调配资源，是当前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难点，但这可以弥补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转变成居民的巨额成本，如果相关的农村建设用地改变性质用作工业或者商业用地，政府就可以获得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如果地方政府不能交换到农业用地实现土地增值的补偿，那就得另想办法。由于农民工是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无法与具体城市作固化对称的统计，而一个城市也无法承担“无量”农民工的福利。一个城市承担了农民工就业，支付了相关福利，国家在税收上就得有相应的减免，吸纳农民工就业越多，承担和支付的福利越多，对称减免的税收或者地方留成越大。

第3篇：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Solow模型；要素贡献率

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可持续性是很多经济学者关注和热议的话题。近年来，长治市经济发展经历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截至2013年，长治市经济总量年均增长率达到15.50%，特别是2010年之后的三年长治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百亿元，并屡创新高，现阶段如何评估长治市近年来经济增长动力和未来继续发展源泉就成为研究长治市发展的重要问题。

一、对长治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实证模拟

（一）样本数据的采集和说明

为建立Solow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本文通过《山西统计年鉴》采集长治市经济增长主要数据：一是使用地区生产总值来反映总产出，单位为万元；二是采用资本形成总额来表示资本存量，单位为万元；三是使用年度就业人数反映劳动力供给，单位为人；四是根据山西省统计年鉴对外公布的数据只截至2013年，因此本文采集数据为1999～2013年。

（二）Solow余值法分析模型的建立

二、经济增长因素贡献程度分析

从上述对实证检验得出的结果来看，资本积累对长治市经济增长贡献程度最大，从贡献度具体数值来看远远大于技术进步、劳动力投入贡献率。

（一）资本投入驱动

资本投入对长治市经济增长贡献率为90.98%。此结果与长治市经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理论上讲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资本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所有因素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因为资本积累会带动技术进步引发经济结构全面提升，特别是稳定有效增长的投资率是经济良性增长关键。对于靠资源驱动的长治市而言，在当前工业化尚不发达情况下，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要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

（二）劳动力投入驱动

劳动力对长治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10%，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不显著。同时1999～2013年间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为1.53%，远低于经济增长和资本存量增长率。这说明长治市劳动力资源增长空间有限，并且整体素质不高，劳动力资源无法带来与投入相当的产出。

三、促进长治市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路径选择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看，除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要素外，技术进步、制度环境、经济体制和激励机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重要因素。但受制于内陆地区经济和政治现状，制度因素很难短时间取得突破。未来几年长治市无法摆脱投资拉动依赖，应当继续加大资本投入，提高资本使用效率，避免投Y流向经济效益低、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困难的过剩行业。在当前长治市经济高速增长和谋求经济转型关键期，除提高投资效率外，还应选择符合长治市实际的经济增长路径，加大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

第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流动。劳动力与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是互补的。产业结构提升有利于促使劳动力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劳动力资源经济贡献。对产业结构欠发达的长治市而言，产业结构已成为影响长治市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二、三产业经济比重和地位，不是简单进行产业总量调整，而是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工业和城镇化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一步释放生产效率较低的劳动力资源。

第二，发展各类型教育，提升劳动力素质。第一产业劳动力文化水平相对于二、三产业低，低文化素质造成劳动力缺乏学科学、用技术意识和接受知识能力，直接影响科学技术转化，同时对国家各项经济政策和市场信息接受能力差，从而影响劳动生产力和收入水平。发展包含学历、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类型教育，扫除文盲或半文盲，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生产率提升，是振兴长治市经济的重要途径。

第三，提高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消除政策壁垒。长治市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质量、数量要求同样重要，特别是对高技术人才需求将进一步加大。除了加大投资发展各类教育以提高劳动者知识和技能储备外，短期内要提高劳动力质量，更重要的是改革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消除城镇化进程和人力资源市场政策壁垒，通过各项扶持政策加大对各层次人才的吸引和使用，尽快提高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化，尝试发展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促进劳动力在产业间合理分配，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山西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山西统计年鉴（2000～2014）[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第4篇：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

关键词：资本 劳动力 R&D投入 经济增长 协整分析

经济增长问题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焦点。学者们通过研究逐步发现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技术创新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其实质是经济技术的整合或有机集成。其中R&D活动是整个技术创新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数研究仅仅致力于R&D要素与经济增长两者的关系，而很少对资本（K）、劳动力（L）、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R&D）和经济增长四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因此，本文以江西为研究对象，根据时间序列动态均衡关系分析方法，研究江西资本（K）、劳动力（L）和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建立它们间的协整模型。针对江西的实际情况，给出相关政策建议，在确保对资本和劳动力稳定投入的基础上，大力加大对R&D的投入，使江西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向集约型转变。

一、协整分析模型和方法

协整分析是用于非平稳变量组成的关系式中长期均衡参数估计的技术，它是用于动态模型的设定、估计和检验的一种新技术。在实际分析研究时，首先对时间变量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其次是检验变量间协整关系，一般有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协整检验和基于回归残差的EG两步检验法的两种方法；最后建立上述长期均衡关系的短期调整机制模型，即误差修正模型（ECM）。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构建

本文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把技术创新投入以一个生产要素的形式引进时间变量，从而得到改进后的生产函数：

Yt=AKtαLtβRtγ（α>0，β>0，γ>0） （4）

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t表示t时期，即当期。A是常数项，表示除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投入外的其它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K代表资本投入，主要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L代表劳动力投入，以全社会就业人数表示；R则代表科技投入，以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作为衡量指标。对式（4）两边取对数并变形，得： lnYt=lnA+αlnKt+βlnLt

+γlnRt+εt （5）

其中，α、β和γ分别是资本投入（K）、劳动力投入（L）和科技投入（R）的产出弹性，ε代表随机误差。

（二）样本的选取

本文在分析的过程中，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江西的经济增长，而将固定资本投入（K）、就业人数（L）、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R&D）作为影响江西经济增长的三个变量。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所使用的样本是1991—2010年的年度数据。为消除价格因素和异方差的影响，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991=100）分别对GDP、K、L和R&D投入的名义值进行换算，得到实际值。为了降低数据的波动程度，还需要对实际的GDP、K、L和R&D投入4个序列取对数，分别记为LNGDP、LNK、LNL和LNRD。

（三）检验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

为防止伪回归的出现，本文首先采用ADF法对LNGDP、LNK、LNL和LNRD的时间序列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其差分序列记为LNGDP、LNK、LNL和LNRD。本文运用Eviews 6.1对LNGDP、LNK、LNL和LNRD的数据进行了ADF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对江西1991—2010年度LNGDP、LNK、LNL和LNRD的统计量进行ADF检验表明，它们的检验统计量大于5%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这4个序列都包含单位根，从而是非平稳序列，即模型的变量是非平稳的。所以进一步检验LNGDP、LNK、LNL和LNRD的平稳性，这四个序列ADF检验的t统计量都小于5%检验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序列一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这说明四个序列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即序列LNGDP、LNK、LNL和LNRD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四）协整检验

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1991—2010年江西GDP增长与资本（K）、劳动力（L）、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R&D）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根据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分析，时间序列LNGDP、LNK、LNL和LNRD是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平稳， 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本文同时使用了迹统计量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从迹统计量检验结果来看，若原假设为“存在零个协整关系”，该假设下的迹统计量等于52.6154，迹统计量大于5%临界值，因此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接着，在“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下，迹统计量等于17.0071，小于5%的临界值24.2760，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从而迹统计量检验结果表明5%的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结果也表明，在5%的水平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这意味着江西GDP增长与资本（K）、劳动力（L）、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R&D）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江西经济增长与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R&D投入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经过标准化的协整向量（LNGDP，LNK， LNL， LNRD， C）为（1.0000，

-0.3907，- 0.3967），（-0.1678），得出江西资本投入K、劳动力投入L、R&D投入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方程为：

第5篇：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增长;体制改革;国际资源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08-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综合实力居世界前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巨大的变化。按照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 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下,2008年1至3季度GDP增长率仍然在9.9%(具体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8年第12期)。与其他经济体相比较而言,这已经是最成功的经济增长。通过政府近期连续出台力度非常大的刺激经济计划,国内外学者普遍预期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维持在8%以上。

虽然一些学者怀疑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真实性,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同,即便考虑到统计方法以及统计口径中存在的某些误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仍然保持着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事实。对这些巨大成就进行总结,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

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国内发展潜力和对外开放利用国际资源潜力,这两种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两方面来论述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一)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国内发展潜力

体制改革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制创新和变革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重大制度的创新,如农村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办、经济特区的成功等都给我国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中,最重要的是1978年在农村推行的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1992年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对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大大提高了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经济组织的效率,释放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巨大潜力,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步伐,增强了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促使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

随着充满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释放出了国内的发展潜力,使我国资本高速积累、劳动力不断加强、技术不断进步,从而促使改革三十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由于我国的高储蓄率和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使我国的投资率平均高达37.3%,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长期能保持这么高的投资率。三十年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平均高达4.1%。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每年约有1.9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为我国经济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高校毕业生大幅增加,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才保障。改革30年来,我国投入经费不断增加,企业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每年的专利申请数大幅增加,1998年专利申请数只有2.3万件,而到了2006年增加到了26.8万件。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商品、资金、技术的短缺严重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增长是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实现的。由此可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将推动我国经济进入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新阶段。

(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潜力

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潜力,是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中国加入WTO后,同世界经济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从多方面入手,运用发展进出口贸易、建立互信机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等方式,逐步确立自己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其中,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导的需求结构的变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及产品的生产,还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需求情况。对我国来说,20世纪90年代后,短缺时代已经过去,大部分产品都是供过于求。需求的扩大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2007年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超过2.17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世界第三位[1]。我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资本积累速度,提高了我国专业化水平、优势资源效益和技术创新。另外,进口贸易也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我国进口的主要是资本货物,使我国取得了国际分工利益,提升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推动我国经济增长。2007年出口额为12 180亿元,是1978年的12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8.8%。自1994年起我国的出口额一直大于进口额。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946万亿美元[2],继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一直持续增长,此比重在1993年超过1/3,2001年超过1/2,2006年接近60%。这标志着我国充分利用外资潜力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取得巨大的成功。

二、未来我国经济仍将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85%的速度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现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还远未结束,中国经济也深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放慢了持续增长的步伐。因此,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成为许多人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将进一步完善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将在我国各领域不断展开,体制改革的成效会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逐渐释放。中国经济从单一制发展为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型体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根本的变化。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得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竞争越来越活跃,资本使用效率越来越高,非政府投资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长久的活力。但是,我国目前体制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国家金融机构还不够完善;法制基础比较薄弱;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制度;用于影响生成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用于确定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等。随着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法律制度等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方面的效率也将不断提升。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二)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不仅仅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技术进步而且通过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甚至购买先进技术已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人口素质大大提升,人力资本取得巨大的成就。我国每年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和留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加,造就了大量的高学历、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他们具有较强的技术吸引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技术保障。

(三)我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期

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经济的成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达阶段。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成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减弱。在此阶段早期,工业比服务业增长更快,整个经济表现为以工业增长为主导的高速增长。在此阶段,需求结构效益引发产业结构变动,促使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从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部门,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亦随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种伴生关系。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促进,同步提高。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工业化都是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过程,人口、资金、土地以及各种生产资料都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化能节约土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效益,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扩散,因此,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测算,城市化增长1个百分点,将推动经济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我国1978年城市人口只占17.9%,2006年城市人口占43.9%,年平均增长0.93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按目前的城市化进程计算,我国达到70%的城市化水平,还要29年。因此,城市化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四)我国具有低成本优势

资源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的竞争力以及一国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资源也是决定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我国人口众多,各层次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意味着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具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3]。近年来,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竞争手段就是“低价跑量”。虽然最近两年来,在国内政策和产业成熟度提升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但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至今仍然不足美国的10%,所以,成本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制造的优势之一,当然也就是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持续增长的优势之一。

(五)庞大的市场规模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现代经济中由于技术和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市场规模越来越重要。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规模,成本就会很高,发展就会出现困难。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我国每年新生儿有1 400多万,这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全国人口。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原有人口生活水平保持不变的话,仅仅满足这些新生儿的生活条件,中国GDP每年就要增长4%。[4]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巨大,中国改革30年的发展主要以外向经济拉动为主,中国未来20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将是国内的市场,因此,我们将比韩国和日本等国有更长的高速增长期。

(六)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只占到国民产业结构的40.1%,而发达国家达到70%。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由市场来调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劳动力转移将主要向第三产业移动,这就解决了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第二产业结构的上升,促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就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我国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各地区资源优势互补性很强,产业发展可实现梯度转移,从而延长了经济发展时间。我国具有形成较大市场规模的条件,这有助于专业化分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抵抗外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七)我国具有的后发优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我们应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学习、借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制度和管理经验,降低成本和风险、缩短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我国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促进我国经济保持较长时间增长。

参考文献:

[1] .政府工作报告[N].北京:人民日报,2008-03-20(1).

[2] 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储备―2008[EB/OL].safe.省略/model_safe/tjsj/tjsj_detail.jsp?ID=110400000000000000,

19&id=5.

[3] 海闻.中国有可能创造持续5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J].现代商业银行,2008,(3):17.

[4] 杨静.中国经济增长能持续多少年――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J].国际融资,2008,(3):33.

To Analyze the Factors Sustaining China Economy Increase Constantly

ZHANG Zhi-ming

(School Of ManagementGuizhou University , Guiyang 550025,China)

第6篇：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

消费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今年实现“保8”的目标，而且关系到今后一个时期能不能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关系到“十七大”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不能落到实处，也关系到科学发展观能不能落到实处。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是社会生产过程的终点和起点，人类正是为了实现不断提高消费水平的愿望，才产生了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现在科技进步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人类许多消费的梦想有可能变为现实。如果说在农业社会，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受制于供给能力增长，那么当我们学会了用现代的机器大工业来制造各类产品之后，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制约消费水平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已经转变为广大人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

30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我国人民的劳动热情，形成了强大的现代生产能力，而当前广大居民的现实消费需求明显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十七大”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三个转变，其中第一个转变就是要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当前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我国的出口增长受阻的情况下，实现扩大内需的方针，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对于化危机为机遇、把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保持下去,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一、居民消费率过低是当前国民经济中很不协调的因素

我们的居民消费率在2007年已经降到了35．4％，2008年比35.4％还要低，降到了改革30年来的最低点。2007年生产了30万亿GDP，老百姓消费才占1／3多一点，这个比例确实太低了，不仅跟我们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相比低了17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也相差了30个百分点。在宏观经济的各个参数里面，这是最不协调的一个参数，所以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

（一）居民消费率过低，给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一个负面影响是，它使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步提高，降低了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消费是衡量宏观经济效应的重要指标，由于我们改革开放前的30年片面理解生产力，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提高。我们在80年代初期改变了政策，对轻化工业实现六个优先，调整了过高的投资率，所以在80年代是效益最好的时候，到1985年，居民消费率达到了52％，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从2003年起，伴随着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出现了连年下滑的趋势，2007年甚至比改革初期的1978年还分别低了13个和14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率过低的第二个负面影响是，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和出口，引起生产能力的过剩。与消费率降低相对应的,就是投资率过高或者储蓄率过高，所以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特别是最近几年钢铁、水泥、房地产这些行业投资增长得比较快。现在我们形成了6．5亿吨的钢铁的生产能力，全世界一共有多少生产能力呢?一共有13亿吨，中国正好占了50％，2007年我们生产了5亿吨钢，粗钢，还有1.5亿吨的生产能力在那儿闲着，大量的制造业生产能力也是闲置，开工率不足，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效率。

消费率过低的第三个负面影响是政府消费支出比重不断增加，助长了奢侈、浪费，在最终消费支出当中，政府占比，在80年代是21.60/0，90年代是24.2％，2001年到2006年上升到26.8％，2007年上升到27.3％，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

（二）政府开支比重过大，进一步压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造成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有多方面，我们要进行综合的、历史的分析才能找到症结所在

第一个原因，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与经济的增长速度不同步，这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根本原因。过去30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没有能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得到同步提高，因此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就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增长，这是造成居民消费率低的一个根本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口袋里面没有钱，看到东西买不成，有消费欲望也白搭。

第二个原因，城乡和地区个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制约着广大中低收入群体购买力的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30年来不断下降，在农村人均纯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30％。30年来，农村人口下降的比例充其量是转移出来2亿多人，现在还有7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只购买了1/5的商品，城镇人口购买了4/5的商品。如果对各地区域乡居民收入进行对比，东部最高，其次是东北，再其次是中部，再其次是西部，西部的农民人均收入与东部相比是0.59:1。

居民收入增长慢的另一个原因，我分析是外资企业通过各种手段转移了大部分利润，使职工收入和国家税收处于较低水平。外资对我们国家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工业增加值里面占30％，在出口里面占58％，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里边占88％。我比较了两个企业，一个是华为，一个是另外一家外资企业，就销售额来看，华为年销售额700亿，另一个公司是它的2倍达到1400亿元人民币，华为一年交了50亿的税，外资企业一年只交1个亿的税，职工人数华为是6万人，外资企业是20万人，月工资华为是6千块钱左右，新去的大学生一年到那儿能拿到4、5千，而外资企业一个月收入1千块钱左右。看得出来，外资企业对我们经济增长贡献很大，在某种意义上出口GDP也算到我们国内，但真正赚的利润大部分在外商的口袋里。

第四个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加快发展的工业化阶段，较高的投资率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我们的城市化率水平在不断提高，到2008年已经接近45％，大批的人口由农村转入城市，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要求一个较高的投资率，以上是我对我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负面影响和产生的原因所做的一个分析。

二、提高居民消费率是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提高居民消费率首先应当增加居民的收入，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和农民的收入。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进行大的调整，在初次分配当中要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降低资本所得的比重，改变目前的初次分配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

在再分配当中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国家和企业所得的较多收入，降低他们的收入比重，要着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按照我们统计局的定义，家庭年收入6万元到20万元算成是中等收入者，20万元以上的算高收入者，那么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加在一起，到2020年能够占到我们城乡居民的50％以上，这样能够初步形成一个“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中等收入者占多数以后，这对拉动我们消费增长会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

我提一个设想，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用3年左右时间，通过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分别提高10个和15个百分点，分别达到55％和50％，接近改革以来最高水平的1985年的56％和52％，应当说这个目标通过努力，通过收入分配结构大的调整是可以做到的。实现了这个目标，我测算了一下，每年拿出大体有5万亿元的商品，原本用于投资和出口的转变为广大居民消费，就可以让我们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将5万亿的商品变成老百姓的消费，人民的生活水平会有明显的变化。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调整，就可以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第一个转变，就能够真正地把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的要求落到实处。

提高居民收入的重点还是要放在提高农民的收入上。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城镇居民的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差不太多，最近几年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已经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倍多了，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如果以相同的速度提高的话，那么他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绝对额会越来越大。就是说农民收入增长3.3个百分点的绝对额，才相当于城镇居民增长1个百分点的绝对额，而且目前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继续慢于城镇居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怎么样把农民的收入提高得快一点，就成为我们增加居民收入的重中之重。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指出了尽快提高农民收入的方向，这就是加快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现在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1/6，农业劳动力占了所有劳动力的43％，农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只有10％多。所以农民收入低，关键是劳动生产率低，没有创造出财富来，仅靠财政转移支付，靠支农作用，效果必然寥寥。所以根本来讲还是要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而这又受制于土地的经营规模。假设一个农民平均种5亩地，按照现在的家庭条件，在平原地区可以种几百亩甚至几千亩，但是没有那么多地可种，所以劳动的预期不高，怎么办?要向集约化的方向发展，一个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一个就是在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下来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

第二个措施是扩大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2005年，我们城镇居民36.7％，用于改善住、行条件和医疗、教育、通信、休闲等服务性的支出已经占消费支出的60％以上。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下降到45．5％。整个来看中国居民的消费正在从温饱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过渡。马克思讲的消费的三种类型为：生存型、发展型、富裕型，所以在向发展型过渡时期用于教育、医疗、通信和休闲特别是住和行的消费的支出,将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

第三个措施是扩大消费信贷、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们消费信贷占整个信贷余额的比例是15％到20％，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消费信贷的比重可以提高到占整个贷款的30％左右，所以还有很大的空间。 以汽车消费来看，发达国家汽车消费80％都是靠消费信贷，中国现在只有8％，我听说前些年刚开始搞汽车贷款的时候，一部分人恶意逃避还贷，形成了一大堆不良资产，所以银行后来就收缩了汽车的消费贷款。那么,现在我们通过建立居民个人的征信体系，建立担保这种制度，我相信消费信贷会有一个较大增长的空间。

第四个措施是调整投资结构，改善消费环境。与韩国、日本、美国做比较，中国居民目前的消费结构用于食物的消费占比最高，在这样一个消费阶段，我国的消费热点或者说增长点是要增加居民住、行的消费，即是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和出行条件,作为增加消费的重点。

第五个措施是整顿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良好的秩序和服务质量是扩大消费的前提条件，要打击假冒伪劣商品，防止价格欺诈行为，让人民放心大胆的消费。三鹿事件使牛奶的消费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到现在为止，我们奶的生产量才恢复到最高水平的80％左右，前几天看一些材料，有些地方还在宰杀奶牛。国外的牛奶大量进口，因为新西兰跟我们签订了自由贸易合同，新西兰的牛奶因此可以大量地占领中国的市场。

第六个措施是合理引导消费预期，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要鼓励节能型消费、无害型消费、发展型消费、文明型消费，避免炫耀型消费、跟风型消费与奢侈型消费。

三、房市、车市、股市联动，持续、健康发展

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和股票市场，现阶段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这三大市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促进这三大市场稳定健康的发展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一个关键之处，所以要研究这三大市场的内在规律，完善促进三大市场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把促进三大市场联动发展作为当前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战略重点。

（一）促进与保持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

改善住房条件是广大城乡居民的迫切愿望，在居民消费意向的调查中，改善住房条件总是排在第一位，住宅的产业链条长，对相关产业拉动作用大。从2008年以来，城镇住宅价格涨幅下降，这是前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住房保障稳定若干政策意见，符合广大消费者的意愿，也是保证住宅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国住宅业的发展必须以满足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住有其居的要求，这就应当把城镇住房价格控制在与广大居民收入分配相适应的合理水平上，不能通过炒作来提高房价，制造泡沫。很多地方政府收入的50％左右来自批租土地的收入，所以房价越高，批租土地的收入就越多，批租土地的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因此助长地方政府来抬高房地产的价格。前年出台的国务院的文件就明确了稳定城镇住房价格责任的主体在地方政府，要强化地方政府在稳定城镇住房价格方面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吸取日本、香港的教训，日本和香港他们制造了房地产的泡沫，当这个泡沫形成的时候，各个方面收入都增加，经济发展又快，大家都很高兴，但是一旦这个泡沫破裂了，它对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日本到现在的房价也只恢复到最高价格的50％左右，香港也在恢复，远远没有达到价格最高时候的水平，所以企图通过制造房地产泡沫来刺激经济发展，实际上是饮鸩止渴。

我们应当学习新加坡、德国等稳定住房价格、保障广大居民住房需求的成功经验。过去我在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的时候，有幸作为国务院住房领导改革小组的成员研究过这个问题，我曾到日本、新加坡、德国、荷兰专门做过房地产的考察，通过比较，我觉得我们绝不能走日本、香港的路，而要学习德国、荷兰的经验。德国的房价直到现在还跟战后50年代的水平差不多，而现在通过住宅的储蓄银行，当人口刚一出生的时候，就存一笔钱，每年存进去，政府给予奖励，是固定利率，然后到成人结婚的时候，需要买房子了，除了把你存的钱全部贷给你，另外还要给你增加一倍的贷款，住宅储蓄银行的资金相当于德国买房子的资金的1/3，德国人就是通过房地产市场价格的稳定，进而保持了德国整个市场的稳定，从而保持了整个经济的稳定，而且据他们介绍，德国的住房问题在欧洲是解决得最好的，住房水平也是比较好的。荷兰是把住宅的贷款和住宅保险结合起来，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已经运行了100多年，也是稳定住房的价格，这些国家住宅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通过房地产价格的稳定来促进整个经济的稳定。所以国务院出台的这个政策，用以稳定城镇住房价格的目标是正确的。

当前,搞活房地产市场，重点是应当增加经济适用房的供给，廉租房的供给，也就是说保障型住房的建设，在这一次扩大内需中间，用政府国债的投入在3年的时间内，要建设近1000万套保障型住房，这对拉动城市的住宅建设和建材工业的发展，活跃房地产市场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改革开放30年了，这一部分人还住在棚户里面，他们的住宅没有得到改善，有一部分游牧民也需要定居，所以通过建设1000万套保障型住房使这部分人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这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一个重要举措。

另外，就是要搞活二手房市场，扩大住宅的租赁市场，现在我们经改革后的住房已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但是这些住房进入市场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障碍，我们可以通过搞活二手房市场，让年轻人收入比较低的先买旧房，然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再逐步扩大面积。另外要扩大住房的租赁市场，我想最终还是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住宅市场，这方面目前还没有突破，今天我们不妨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城乡住宅市场分割大概就剩中国一个国家，城市人不可以到农村买房子，农民可以到城市买房子。韩国前些年实行一个政策，鼓励那些演员和城市高收入者到农村买房子，政府甚至给他们补贴，给予鼓励，为什么实行这个政策呢?因为他们到农村去了以后，把文明带到了农村。还有一个例子是德国，德国农村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只有1％到2％，但德国人62％住在农村，城里人住到乡村了以后，不仅把现代的生活方式、现代文明带到农村，而且他住到哪儿都会想办法把基础设施加以改善，把道路、供水、供电各个方面搞好，而且使高速公路，现代的轨道交通跟市区连接，使上班的距离也不会太远。同时，这些人住到农村以后，使生活的环境大大地改善了。

咱们提出来的城乡一体化包括六个方面，分别是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居住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就业市场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我想，能不能还有一个城乡住宅市场一体化，作为第七个一体化，咱们可以就这样一个问题来探讨、研究，现在好多地方实际上已经有所突破。

（二）扩大轿车消费

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200美元，标志着已经开始进人轿车消费大众化的时代。轿车进人家庭是中国人多少代的梦想，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到2009年l、2月份，我们国家的汽车销售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2009年全年汽车产销将双双突破1千万辆，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圆了轿车梦，实在令人高兴。

2008年下半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国内汽车销售量增速下降，应当说这是经历了连续几年井喷式的增长以后的一个短暂休整，随着各项鼓励汽车信贷以及各项利好措施的出台，汽车销量的增量开始加快。汽车生产的利润占整个汽车产业的利润只有10％，零部件的供应占到20％，销售占20％，整个汽车的服务占到50％，就是包括汽车的修理、加油、美容、保险、信贷等，汽车对整个社会的拉动作用，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非常大，发达国家大概每6个就业人口里面就有1个人在汽车行业就业。所以可以说没有汽车就没有现代化，过去长期有人讲，汽车不适合中国，中国人应当骑自行车，我看你要骑自行车的话，GDP怎么能搞到一万美元?

鼓励汽车消费，第一个是扩大汽车消费信贷。前些年我们银行汽车信贷的呆坏帐大量增加，因此汽车贷款萎缩，应当通过建立一个汽车贷款的信用体系，来为扩大汽车信贷创造条件。

第二个是改善汽车的使用环境。城市的发展规划应当考虑轿车进入家庭的精心化，新建商业区应当考虑停车场的建设，国外的停车场的建设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行业，我国一些大城市应该及早引进相关技术和管理经验。国外地下停车场还有空中停车场建设的技术已经很发达了，所以我们要及早把城市的发展，住宅建设和轿车进入家庭统筹加以考虑。要减少对汽车消费不合理的收费，降低汽车使用成本。

第三是鼓励购买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中小排量的汽车。我们最近出台的汽车消费政策有了明确的规定，特别值得高兴的是，在电动汽车技术上，现在中国跟国外比，我们是很先进的，并不落后，深圳比亚迪搞了一个铁电池，申请了国际专利，一次充电可以行驶300公里，充电15分钟就可以达到负荷80％以上，白天使用，晚上利用低价电来充电，电动汽车对城市没有任何污染，可以说是零排放，很有发展前途。

第四个是延长汽车的产业链，充分发挥汽车产业对就业和消费的带动作用。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要从销售、维修、金融、保险、燃料、零部件、停车、洗车各个环节来发展上下游产业，为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创造条件，扩大经济社会效益。

（三）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财产性收入，证券市场尤其是股市的行情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房市和车市，这跟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一样。台湾地区股市一上升，消费马上就上来了，股市一下跌，消费也下来了。所以要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时间不长，发育不充分，许多运行机制还不健全，管理上缺乏经验，所以股市出现大的波动是难以避免的。

第7篇：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

笔者试图通过对中国经济矛盾现象的，提出一种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和特点的认识框架，这或许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也便于认识阻碍中国经济的瓶颈和障碍。

一、为什么现有理论似乎解释不了中国经济的矛盾现象？

比较经济制度理论能解释计划体制下的盲目高增长，但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往往抱持偏于乐观和过于简单化的判断。这种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价格、利率等经济信号的扭曲，同时在中央计划当局的指挥下无法产生正确的激励，所以虽然能形成一段时期里的高增长，但这样的增长缺乏效率，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化，其长期经济表现必然是失败的。(Szelenyi， Beckett and King， 1994)但对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25年渐进型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比较经济制度理论并未提供现成的分析框架来认识漫长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动力。一些经济学家往往简单化地认为，只要中央计划当局的计划管理解体了，价格信号能反映市场供求了，企业有了追求利润的动机，转轨中的经济体制就归同于市场体制，那么主义国家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就没有根本差别了。

笔者认为，这种简单化的判断恰恰是误判中国经济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特点与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存在着重大区别。任何经济制度都必然建立在某种制度之上，经济制度的变迁理所当然会受到政治制度的，这在中国尤其明显。经济本来应当把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纳入经济制度分析之内，而不能将其排除在外。在所有转型中国家里，中国和越南是唯一坚持在政治集权体制下实行市场化转型的，而且试图以市场化转型来巩固政治集权体制。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了（下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由此出发才可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目前的矛盾现象。

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专家一般会倾向于认同中国经济制度已经市场化了的判断，因为现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是以市场经济为制度背景的，离开了这个制度背景，宏观经济学的许多概念和假设就都不能成立。但是如果把中国转型期经济体制假定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宏观经济学家就很难解释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徵。宏观经济学一向把持续性大幅度的价格下跌及失业率上升判定为经济萧条，认为在这种状态下不会出现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反过来，如果经济确实持续快速增长，则不应该出现价格的持续下跌和失业率不断攀升。然而，面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况，似乎宏观经济学无法提供能够自圆其说的分析。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有两种可能的逻辑假设：其一，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宏观经济模式，其是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所无法把握的，只有修改宏观经济理论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特点；其二，经济市场化过程并未把中国的经济体系改造成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用宏观经济理论去解释中国的经济特点本来就会遇到难以说明之处。即使是对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过程高度赞扬的学者，恐怕也不敢轻易接受第一个假设。但如果接受第二个假设，目前还未看到有说服力的具体分析。其实，不仅国际学术界有这样的困惑，中国的经济学者中愿意深入分析的人也同样说不出所以然。于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就成了一个“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的谜。

二、从“繁荣”到“缩长”：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90年代上半期，中国确实经历过经济繁荣，笔者曾在繁荣尚未消退之际分析过其中原因，认为这样的短暂繁荣隐含着走向长期性萧条的可能。[1] 90年代后半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似乎表明，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那种经济繁荣确实消逝了。早在几年前，中国的一些经济专家和学者就用“宏观好，微观不好”表达了自己对经济状况的困惑。在这个流行的说法中，所谓“宏观好”是指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7－8％的水平上，如果把这个数字等同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率当然是相当高的。而所谓的“微观不好”，是指市场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多数企业开工不足或产品严重积压，失业规模不断扩大。[2]很明显，“宏观好，微观不好”是个充满了矛盾的表述，既然在微观层面看到的多是经济困难，那么作为微观之总和的宏观经济怎么反而会令人鼓舞呢？

其实，仅从宏观的层面来看，“宏观好”的判断也同样是非参半。在经济景气中，需求变化和原材料价格指数是先行经济指标，根据价格和需求的变化调整生产，而消费者价格是滞后指标。如果先行指标和滞后指标都数年连续下跌，经济是不可能持续高增长的。但是在情况却不同：需求萎缩了，绝大多数行业的订单都严重不足，产品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原材料价格不断下跌[3]，这些先行经济指标的数据呈下降态势；同时，作为同步指标的就业率[4]和作为滞后指标的消费者价格也持续下跌[5]；唯独经济增长率却始终保持在7－8％的水平。从这些指标的动态来看，好像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先行和滞后指标都脱钩了，真成了“一枝独秀”的指标。增长率的变化甚至与先行和滞后指标背道而驰：先行指标生产者价格连年下降，增长率却毫不为其所动；增长率稳居8％，但滞后指标消费者价格却持续跌落。

不久前，终于有中国的经济学者把埋在心中的困惑说了出来。2002年下半年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一位学者提出，中国的经济运行特徵可以用“缩长”来概括，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伴却随着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这是中国所独具的现象。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院的王建指出：“其人语惊四座，在座的不乏国内经济学界的‘大腕’，却谁也说不出中国为何会出现‘缩长’。……之所以会‘语惊四座’，是因为这的确是一个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的大。……已经持续了几年而表现出一种趋势，则说明必然有重大的经济因素导致这种趋势，并且不会马上消失。……不论是世界200年的化，还是二战以来的历史，还是近1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都没有出现过中国目前这种增长、通涨与就业关系的奇怪组合，这就难怪中国的这些着名学者谁也对此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破解中国‘缩长’现象之谜具有极为重大的与现实意义。一直以来，实现充份就业都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过去一向认为，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一定高度，就可以使就业率达到一个满意的水平，经验说明，经济增长率只有在7％以上，才能使当年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大致上进入就业领域，这也是近些年来政府不敢把经济增长率安排在7％以下的主要考虑之一。但在出现‘缩长’现象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必须有所修正了，因为即便增长速度在7％以上而且还在上升，失业问题仍然在恶化。”[6]

毫无疑问，承认“缩长”现象的存在是重新认识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一个起点，中国经济学者关于这一现象的初步讨论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深化。在此之前，中国的官方说法一直把过去几年来经济中的困难解释成亚洲危机之后世界性经济收缩的结果，而中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也倾向于这种说法。事实上，90年代中国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始于1995年，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开始回落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当然有一些，但并没有那么大。

中国物价数年来持续下降与加入经济全球化也没有多少关系。美国和日本最近若干年来因为大量进口中国等中国家制造的低成本消费品，物价相当稳定，某些类别消费品的价格甚至有所下降。中国是此类商品的主要生产国而非主要进口国，此类出口的作用是拉动了国内需求而不是增加国内供给，能抑制物价进一步下滑，却不是物价持续下降的原因。事实上，物价连年下降基本上是国内需求不振的结果。然而，为什么一个需求不振的经济却能保持8％的增长率？目前中国经济学界还只是有人提出要正视“缩长”现象，但如何解释它还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和特徵有更深入的分析。

三、8％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上述引文中提到了一个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圈里多年来形成的共识：只有当经济增长率高于7％时，失业率才不至于上升。也就是说，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而言，7％是维持中国经济基本正常的增长的“下限”。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下限”远远高于市场经济国家，这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所留下的制度“遗产”。正因为如此，把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直接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相对比，是缺乏充份依据的。换言之，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意味着经济高度繁荣；而在中国，8％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是免于经济严重萧条的底线。

在宏观中有一个概念，当经济增长达到充份就业状态时，上仍会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处于未就业状态，这时的失业率可被称为失业率。美国从1955年到1990年自然失业率一直在5％到6％之间波动；90年代以前的城市自然失业率更低。在现实中，实际失业率必然会围绕着自然失业率上下波动。如果实际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经济就处于就业不足状态。套用上面所说的增长的“下限”概念，当实际失业率相当于自然失业率时的经济增长率，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就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基本正常的增长“下限”。

在美国，当经济增长率达到3％时，实际失业率大体上相当于自然失业率。描述这一现象的经验观察结果被称为“奥昆定律（Okun's Law）”[7]。可以说，对美国而言，维持社会经济基本正常的增长临界点是3％；而对中国来说，类似的“定律”是，在80年代只要经济增长率低于7％，就会全面亏损、失业率上升。1986年的经济就是如此，当年增长了8%，但企业利润却大幅度下降，呈现负增长态势。当时笔者撰文指出，由于过度扩张行业和低素质产品生产企业对需求膨胀的依赖越来越深，保证企业利润正增长所必需的生产临界增长率已经抬高到8%以上，所以尽管该年工业增长率达到8%，企业仍然难以生存。[8]

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这一性现象并无改观。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上下，正是在这样的增长状态下失业率高居不下。，中国的失业率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五次高峰。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的失业率在8－9％。失业人员中，包括700万左右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1，0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120－150万城镇农民工失业人员，70万待业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9]显然，在中国增长的“下限”远高于美国；换言之，中国经济增长7％大体上相当于美国经济增长3％，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偏高，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其实是不能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直接对比的。这一点过去十多年来似乎被一些经济学者淡忘了，他们常常以中国保持了8％的经济增长率为由，误以为中国处于增长的“下限”状态时就相当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时的繁荣状态。正是因为这一误解，导致许多中国经济的观察家陷入了“宏观好，微观不好”的困惑。其实，中国经济增长7－8％只不过是处在增长的“下限”状态，这时的宏观经济谈不上“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好”事实上是一致的，并没有矛盾。换言之，“微观不好”的真实状况证明所谓的“宏观好”不过是误判而已

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偏高，是基于80年代对中国经济基本特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整个90年代中国一直在推行市场化，经济转型是否改变了这一特点呢？这是需要实证分析来检验的。由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差不多是个“常数”，从1996年到2000年基本不变，一直固定在3％的水平上[10]，既不随经济波动而变化，也远低于真实失业率，因此这个数字不具备统计分析意义，要考虑换一个角度，从工业平均利润率的变化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

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生产单纯地以利润为动力，对需求和价格的变化非常灵敏，财务上完全独立，必须承担所有的债务偿还，没有利润就不会投资，也不会长期保持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员工，更不能拖欠银行贷款拒绝偿还。但中国的情况不同，市场化转型并没有根除预算“软约束”（Kornai 1992)，国有企业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投资饥渴症”，盲目投资之后拒绝偿还银行债务和生产能力过剩是常见现象。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企业界、政府和经济学者都承认这种现象的普遍性。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无论是中国的企业界、政府，还是经济学者，都偏重于强调企业机制的积极变化，而不太愿意面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余留。

事实上，市场化虽然使的对市场比过去灵敏得多了，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过剩产能使企业的损益平衡点大大超出正常水平。这种微观层面的现象反映到宏观层面就是多数行业的生产能力长期过剩，成为一种常态。结果，经济增长或企业产出的增长低于7－8％时，如果不大规模裁员，部门就可能出现总体性亏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均衡状态一直是扭曲的，也就是说，能让大部份企业处于收支平衡点、实际失业率接近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水平不象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是2－3％的低增长，而是7－8％甚至更高。

中国工业部门平均的损益平衡点，必须要考虑到不同行业的盈利环境。如果按照企业的盈利环境来看，中国的工业行业大致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存在竞争程度相对比较高的行业中的国有、集体、私营、外商企业，另一类是垄断行业，这些行业主要由国有企业组成。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盈利通常与原料垄断以及各级政府在市场销售环节的定价政策或保护性关税政策有关，例如，轿车工业依靠高关税保护而形成了超额利润，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工业则受到原料垄断以及垄断性定价政策的保护。这些行业的利润率通常高于其他行业，而其利润变动的往往是与市场需求变化关系不大的政策因素。此外，国际市场价格（如石油价格）变化对这些垄断性行业利润的冲击也可能很大。只有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的损益平衡点与国内市场的供求变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会灵敏地随产出增长率的升降而变动。

数据说明：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竞争性行业利润率的公式是：利润率＝利润总额÷销售收入；1998年以前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含国有、集体及私营企业），1998年以后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发现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果然非常低。只有在1992年这样的经济超常增长年份，工业增长率达到20％以上，企业的利润率才接近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的水平。1994、1995年工业增长率分别为18.9％和14％，利润率却不到2％。1996年、1997年，国民经济（GDP）增长率尚维持在9%左右，工业增长率下滑到11％至12％，这时企业的利润率就朝1％的极低水平逼近；在这样的财务状况下，亏损企业占了一大半，如果这种局面延续数年，银行系统将被急剧上升的坏账拖垮。从1998年开始，政府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系统爆发危机，实施了鼓励企业裁员破产的政策，结果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裁员及企业破产浪潮，失业率立即跃升；当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之后，企业的利润率也不过回升了1到2个百分点。

第8篇：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生产率面板数据

一、引言

“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总理指出，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51.3%，正处于城镇化“S”形发展曲线中速度较快且最为关键的阶段，有必要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

从理论上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影响并不确定。国内外很多学者都研究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Berry（1965）研究了95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指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相关性；城市学家VernonHenderon也认为城镇化率与人均GDP之间有相关性，且相关系数为0.85。周一星（1982）通过研究157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料，发现137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与人均GDP之间是一种十分明显的对数曲线关系；刘耀斌（2006）利用协整关系检验和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方法，实证检验了各个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发现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互为推进的关系；沈坤荣、蒋锐（2007）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中国城镇化以要素积累和结构变革，通过聚集经济和剩余劳动力转移，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朱孔来、李静静（2012）等人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得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且城镇化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巴曙松认为，城镇化要想驱动经济增长，需要满足的第一个条件是生产率的提升。而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方面，冯奎综述了城镇化快速发展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课题组从协调推进城镇化、工业化的角度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课题组通过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据及其对城镇化影响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是不同质的。还有一些学者以一个省为例，从就业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例如李静、刘英基以山东省为例，汪泓、崔开昌以安徽省为例，均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城镇化与就业具有相互促进作用。

这些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理清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基本观点是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都有相互促进关系。但是这些研究都只关注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或者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没有将三者一起考虑；在研究方法方面，过多使用综述，大多数实证分析也主要使用国内个别地区的数据，或者只从一个角度进行研究，没有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比较对照。

本文以14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为例（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俄罗斯、巴西、墨西哥、日本、中国、马来西亚、爱尔兰和越南），综合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分析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及可借鉴的经验，借以对我国城镇化相关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二、数据模型及实证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说明

1.城镇化水平：URBAN。本文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公布的各国城市化率数据，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计算。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我国特有的“二元化”国情下的城镇化，我国城镇化水平以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以避免在城乡二元化体制下对城镇化造成的高估。

2.经济增长：GDP。本文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公布的人均GDP（现价美元）来表示，采用人均GDP可以剔除人口规模对GDP的影响。

3.劳动力转移指标：FIE。由于比较难获取14个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据，本文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所有从业人员的比重作为劳动力转移指标，第一产业包括农业、狩猎、林业和渔业等，其占比越小，则相反层面就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

为了综合考虑各国的个体差异和时间趋势，本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以14个国家为横截面单元，样本区间为1992—2008年。

（二）数据检验

1.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的问题，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本文使用Eviews7.0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时，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结果可知，面板数据中的lnURBAN，lnFIE，lnGDPP都是二阶单整的，记为I（2），说明lnURBAN，lnFIE，lnGDPP非平稳，但是同阶单整，所以有必要接下来进行协整检验。

2.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从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的规律可以发现，城镇化的提高总是伴随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的提高，也会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进而促进劳动力的转移。从现实的经济意义上来看，不存在伪回归现象。对LnURBAN，LnFIE，LnGDPP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如下（选择序列有确定趋势，协整方程只有截距的情况）。

检验结果说明LnURBAN，LnFIE，LnGDPP的面板数据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实证分析

1.城镇化与经济增长

以经济增长LnGDP为因变量，以城市化水平LnURBAN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检验。查F分布表，给定5%的显著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为Fa2（26，210）=1.548，Fa1（13，210）=1.770，由于F2>1.548，F1>1.770，因此模型采用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构建模型如下：

lnGDPPit=ai+lnURBANitb1i+uit，其中i=1，2，…，14，t=1992，1993，…，2008；

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的结果如表3所示。

2.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

以劳动力转移指标LnFIE为因变量，以城市化水平LnURBAN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检验。在给定5%的显著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为Fa2（26，210）=1.548，Fa1（13，210）=1.770，由于F2>1.548，F1>1.770，因此模型采用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构建模型如下：

lnFIEit=ai+lnURBANitb1i+uit，其中i=1，2，…，14，t=1992，1993，…，2008；

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的结果如表4所示。

3.模型结果综合分析

从表3，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可决系数、F统计量都很理想，说明模型拟合程度很高。从统计学意义来讲，这两个模型的效果不错。由于两个模型都是以对数进行回归分析，所以回归系数分别是经济增长或劳动转移指标对城镇化水平的弹性。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模型中，除日本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他国家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在模型分析结果中，除日本、波兰、俄国外，其他国家的回归系数都是正值。日本之所以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主要是由于日本经济自己的特点：青木昌彦认为“当日本总就业人口之中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降到20%以下，它的经济增长率就会放缓”，而且1992—2008年也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阶段，所以日本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弱化，并不明显。波兰和俄罗斯可能有过度城镇化的问题，波兰和俄罗斯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其中波兰失业率一度高达20%，俄罗斯失业率也一直徘徊在10%左右，而且俄罗斯工业过多的依赖于能源和高能耗产业，城镇化水平与产业发展并不合理。从表3也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中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同。其中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例如英国、德国、美国）城镇化水平已经很高，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弹性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特点、产业结构。这也说明在城镇化发展后期，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因此发达国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我国不具可比性。而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一致，与巴西、墨西哥、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弹性系数为4.51，排名靠后，说明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完全释放，生产率提升不足，存在低质量城镇化的倾向。

从表4可以看出，在劳动力转移指标和城镇化水平的模型中，14个国家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由于使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所有从业人员的比重作为劳动力转移指标，所以指标为负数则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城镇化的提高而转移。除俄罗斯、波兰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外，其他国家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俄罗斯、波兰依然因为各自的失业率过高，导致城镇化的发展未能促进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从劳动力转移指标来看，俄罗斯、波兰也有过度城镇化的问题。在模型分析结果中，发达国家城镇化对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规模已经很少，且农业现代化程度、技术水平都很高，便于实现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劳动力转移较为缓慢，说明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依然有一定的障碍和困难。其中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弹性系数为-0.711066，绝对值比越南、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都低，说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并没有有效的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存在明显的劳动力转移障碍。

三、结论

本文使用包含14个国家的跨国数据面板的计量方法分析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得出了以下结论：

通过面板数据协整分析，说明不同国家的城镇化率和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长期来看，城镇化、经济增长、劳动力就业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

通过分别建立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我们发现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未完全释放，生产率没有得到提升，且没有有效的促进劳动力转移，尚未充分发挥城镇化的潜力。究其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是生产率未能有效提升，城镇化质量不高，劳动力转移存在障碍。例如农业技术创新、应用缓慢，制造业规模效应未能完全释放，服务业层次结构较低；有的地方认为城镇化就是大举建设新城、拉大城镇框架，不能持续发展；有的地方认为城镇化率提高就是农民进城居住，赶农民上楼，未能放开户籍，且对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对非农产业培育等重视都不够，因而未能促进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城镇化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基于以上的结论，本文认为需要更加关注城镇化的质量，着力提升生产率，消除劳动力转移的障碍：需要结合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土地政策等，全面提高城镇化的经济质量、社会质量、和空间质量。具体政策包括：

1.结合公共服务改革和财政制度改革举措，以人为本，平等对待，以辖区人口为标准，提高转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综合考虑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和支出能力，建立农民工市民化的专项转移支付。

2.以分类指导，因城而异为原则，逐步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迁徙和流动；社会的转移支付、城乡的支出责任都与户籍挂钩，使得财政资源配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综合考虑城市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可以考虑完全放开小城市户籍，积极放开中等城市户籍；在特大城市也要推进农民工与市民同权。

3.结合就业政策，加强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健全城乡基层就业服务机构，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和争议调节仲裁，简化创业流程，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只有提高转移劳动力的技能、教育水平，才能避免大量转移人口游离在城乡之间，甚至在城市隐蔽失业，也可以避免出现俄罗斯、波兰等国过度城镇化的问题。

4.结合产业技术政策和人才政策，推动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促进制造业规模效应和技术创新，提升服务业层次结构，全方位促进劳动力构成改善和人力资本积累，充分提高生产率。

5.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制度，加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推动城市群内部市场体系、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一体化发展；统筹规划城镇布局、产业集聚、基础设施网络、农田保护、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引导城市发展和分工协作，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效应；健全生态环保协调机制，健全区域环境监管和联防联控机制，完善跨界环保投入机制，避免低质量的城镇化。

参考文献

[1]周一星.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规律性探讨[J].人口与经济，1982（01）.

[2]刘耀斌.中国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商业研究，2006（24）.

[3]朱孔来，李静静，乐菲菲.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2（02）.

第9篇：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

关键词：集约边际 贸易扩张 经济增长 消费福利

引言

贸易作为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四大环节中交换环节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制约着交换效率的提高，也直接影响到居民最终对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福利感知，同时还影响到下一阶段生产过程是否顺利进行。而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更是关系到贸易国居民消费福利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问题，当前针对国际贸易为何增长、贸易增长对贸易国经济的影响如何，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各国比较优势制定适当的贸易政策来促进贸易增长等问题，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共识，Irving B. Kravis （1970）认为一国内部因素是经济增长主要推动要素，而对外贸易作为外部因素只能刺激经济增长。但D.H. Robertson和R. Nurkse分别在20世纪30、50年代指出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尽管现有的关于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共识，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贸易尤其是国际贸易对制约贸易国居民对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福利这方面的研究更缺乏共识。鉴于此，本文不仅是在新的国际贸易背景下对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量化分析，更为重要是尝试给出国际贸易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影响的直接经验证据。

文献述评

现有的相关文献在分析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基本上从贸易广度扩张、价格扩张及数量扩张三个层面进行解析。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贸易广度扩张也即是贸易的集约边际扩张对经济增长及国民福利的影响。

（一）贸易扩张与经济增长

现有的关于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代表性文献更多的体现在国外研究层面。Armington（1969）通过构建贸易理论模型对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其认为经济体系规模的扩张会导致对外贸易的扩张，如果贸易商品或服务的同质程度较高，那么就会导致贸易商品或服务价格下降，就此意义而言经济体系迅速扩张一般会导致贸易状况的恶化。但在实际经济增长和贸易扩张实践进程中，这一关系并没有得到显著验证，其中一个可能关键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会扩充贸易商品或服务的广度，会增加更多的可贸易新型商品或服务进而导致贸易进一步扩张（Gagnon，2004）。同时这一结论也得到Krugman（1989）的研究支持。Ghosh，Ostry（1994）；Bleaney，Greenaway（2002）通过对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揭示，贸易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贸易扩张导致出口商品或服务多样化，而贸易产品多样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其研究进一步指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可以实现贸易增长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国外市场需求扰动的冲击，最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Hauman，Rodrik（2003）研究认为，贸易扩张导致的贸易商品或服务种类的扩张，进而形成贸易商品的规模经济效应并降低贸易商品或服务成本，最终实现经济稳定增长（Marin，1992）。Heiko，Hesse（2008）通过构建实证分析框架认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与一国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以上代表性文献显示，一国对外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贸易商品或服务同质性所造成的价格下降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不利影响，因此我们给出第一个研究假设H1：在其他条件既定情况下，贸易集约边际扩张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贸易扩张与居民消费

综合现有的关于贸易和居民消费福利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对于二者之间直接关系的研究较少。徐璐（2010）对我国居民消费和对外贸易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其研究认为，我国居民人均消费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并讨论了改变消费理念和消费环境对于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扩张的意义。赵应宗（2000）研究认为对外贸易扩张进程中消费品进口的扩张会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扩张，进而导致对外贸易乘数的扩大（赵应宗，2001）。林永生、张生玲（2006）通过考察我国1991-2005年间对外贸易和居民消费实际数据并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认为增加进口会导致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样本期内消费品进口增加1个百分点，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就会上升0.7左右的百分点。胡延平（2009）结合二元经济特征对我国国际贸易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认为以进出口为代表的国际贸易波动是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不可忽视的诱因，而进口对居民消费尤其是农业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要小于同等条件下出口对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而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而言，进口波动对其影响更为显著。刘德学、陈必伟等（2011）通过构建计量实证模型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与国家贸易之间关系进行探讨，其研究表明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与此对应的是进口促进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升级，但国际贸易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已有的关于贸易扩张和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研究文献，可以看出二者关系存在但并不显著。因此，给出本文第二个研究假设H2：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存在直接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性质需要下文中的经验验证。同时，既有的诸多关于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显示，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紧密关联，而由上文关于贸易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文献可以看出，贸易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同样存在紧密关联。基于这种内生逻辑传导路径，给出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命题H3：贸易集约边际扩张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影响存在并且显著。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的经济学解释

结合本文的研究思想，为了更好的捕捉贸易集约边际扩张与经济增长及居民消费福利波动之间的关系，延续一般相关实证研究选取C.Cobb-P.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作为基本分析框架，并结合本文实际研究需要对其进行合理扩展。C.Cobb-P.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基本形式为：

（1）

在（1）式基础上，我们对其两端同时取对数可得一般线性模型形式，如下：

Ln（Y）=Ln（A）+a1*Ln（x1）+a2*Ln（x2） （2）

其中，Y为产出要素，x1和x2为投入要素，A、a1、a2分别为正常数，并且满足0

则可以得出该生产函数也是a1+a2次齐次函数，也即是说对于任意非0常数λ，若a1+a2=1，则投入要素对于产出要素而言具有规模不变性态，同时该模型也刻画了非严格凹函数的生产特性；若a1+a21，则投入要素对于产出要素而言具有规模递增性态，此时生产函数刻画的生产特性既不是凹函数也不是凸函数。由此可见，采取C.Cobb-P.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可以避免先验决定投入要素对产出要素影响性态而造成主观性偏误。

在理论模型设定的基础上，依据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和变量自身的经济学意义对本文变量进行筛选和解释。首先，结合已有研究文献定义贸易集约边际扩张（Intensive Expansion）一国出口商品或服务的总体规模和数量的增加（龚向明，2012）。由此，本文选取我国出口商品或服务总量的增长率（EXIE）表征我国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因素；其次，继承已有研究，选取我国GDP增长率（g）表征我国经济增长因素；最后，针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因素，还选取城镇和农村家庭消费性支出（CS）来反映我国居民实际消费状况，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Hodrick-Prescott滤波分别得出居民消费循环项（CSC）和趋势项（CST），并依据公式：得出我国居民消费缺口量，其实质就是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围绕消费支出趋势（CST）上下波动序列，也即是本文用于反映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因素的变量。同时，根据经典计量经济学相关理论，为了避免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可能拟合偏误，我们结合已有相关研究对相关变量进行控制。控制变量有：政府支出增长率（RGE）、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RDI）及通货膨胀（CPI）。

（二）本文经验论证模型设定的经济学分析

在上文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研究假设H1，在基本理论模型（2）的基础上我们给出假设H1的线性经验论证模型：

Ln（gt）=c3+α1*Ln（EXIEt）+α2*Ln（RGEt）+α3*Ln（RDIt）+α4*Ln（CPIt）+μt （3）

可知模型（3）捕捉的是在控制其他因素情况下，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性态。同样，结合本文研究假设H2，我们给出假设H2的线性经验论证模型：

Ln（GaCSt）=c4+β1*Ln（EXIEt）+β2*Ln（gt）+β3*Ln（RGEt）+β4*Ln（RDLt）+β5*Ln（CPIt）+μt （4）

在基本假设H1和H2得到经验论证的基础上，我们结合其论证模型（3）和（4）可知，将（3）式中Ln（gt）代入到经验论证模型（4）中即可得到本文第三个研究假设H3的经验表达式，也即是我国贸易集约边际扩张通过对经济增长影响而最终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影响的性态。

在本文具体经验论证模型设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给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影响的比较静态分析框架。首先，给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直接影响的比较静态等式（5）和（6）： （5）

（6）

在此基础上，给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通过经济增长因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间接影响的比较静态等式（7）和（8） ： （7）

（8）

最后，结合我国经济运行实际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01-2013年度期间变量数据，同时为了增加样本观测容量选取的数据频率为季度数据。本文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EPS全球统计数据库。

实证分析

（一） 基本单变量统计分析和相关检验

单变量的基本统计描述分析作为实证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变量序列的基本统计分布规律，更重要的是通过合理的基本统计分析可以避免变量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常值对拟合结果的干扰。基于此，文章对原始变量序列的单变量分析如表1。表1显示，除去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分布呈现尖峰厚尾的金融时间序列分布特征外，其余变量均呈现近似正态分布性态。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缺口在样本期内呈现出了显著的波动性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幅度较大，我国居民消费并不稳定。而对应实际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呈现稳健上升的性状，而政府支出增长率也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波动上升态势，其增加的幅度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和贸易集约边际扩张的速度。整体来看，变量序列并不存在异常值，其变量序列分布具有良好的经验分析性状。

承接上文单变量分析，结合本文变量序列具有时间序列特征，我们有必要对变量序列平稳性进行检验，借以避免非平稳序列回归产生的经验分析偏误。则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表2单位根检验进程中，我们不仅给出当前检验功效最强的DF-GLS单位根检验结果，同时也给出左单侧检验PP单位根检验结果进行对照。表格还分别给出两种单位根检验tau值和Z（t）值，及其对应的5%置信水平上阀值。由表2检验结果来看，除去ln（CPI）在10%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外，其余变量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也即是说本文变量序列至少在10%的显著水平不能拒绝变量序列为平稳序列的假设。

（二）经验拟合分析

承接上文分析，我们对本文经验论证模型（3）和（4）进行拟合回归，同时为了对目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分析，文章继承已有相关文献中稳健性回归的检验方法，对模型（3）和（4）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选取样本期间内2004-2013年间样本进行拟合检验，借以捕捉拟合结果稳健性。鉴于此，文章将目标拟合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同时摘录到表3。

表3中经验拟合结果表明，贸易集约边际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控制经济增长因素的情形下，贸易集约边际扩张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波动呈现显著负向相关关系，直接经验分析显示贸易集约边际每扩张1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就会降低1.02个百分点，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以出口为代表的贸易集约边际扩张有利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稳定。同样经济增长因素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存在显著负向相关关系，表明经济增长有利于抑制我国居民消费的波动进而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提高。同时，政府财政支出因素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因素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呈现正向相关关系，表明了财政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不利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稳定，但财政支出和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福利影响程度小于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和经济增长对其的影响程度。在直接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结合上文比较静态分析等式进一步对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因素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直接和间接影响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则我们将直接经验分析结果分别代入到比较静态等式（5）、（6）、（7）和（8）中整理为 ： （9）

（10）

（11）

（12）

由（9）和（10）比较静态等式可以看出，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边际影响主要受到集约边际因素的影响，如果当期贸易集约边际呈现扩张现状，那么其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边际影响为负并呈现非稳态的上升性态，表明出口集约边际扩张有利于抑制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从而稳定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状态；反之，如果当期我国贸易集约边际呈现收缩状况，那么其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边际影响呈现正向助推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呈现持续上升的非稳态趋势，表明出口收缩表征贸易集约边际因素不利于确保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稳定。进而结合（11）和（12）比较静态等式可以看出，贸易集约边际因素通过经济增长因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间接影响呈现出与直接影响同质的性态，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间接影响的程度略大于其直接影响的程度，也就是说，当我国贸易集约边际收缩时，如果考虑到对经济增长影响情形下这种贸易集约边际收缩更进一步的加剧了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反之，当贸易集约边际扩张时，如果考虑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这种扩张会更有利于稳定居民消费福利状态。而贸易集约边际因素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直接和间接边际影响趋势同样呈现非稳态上升性状，同时这种非稳态的上升性状也受到政府财政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的制约。

研究结论与启示

在合理扩展C.Cobb-P.Douglas函数模型基础上，文章系统地构建了贸易集约边际扩张和经济增长因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影响的比较静态分析框架。直接实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结论显示，以出口规模为代表的我国贸易集约边际的扩张有利于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稳定，与之对应是贸易集约边际的收缩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我国居民消费福利的波动。而在考虑经济增长因素情形下，这种贸易集约边际的收缩或扩张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且同质，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因素会深化我国贸易集约边际波动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影响。而经济增长因素本身对我国居民消费福利波动的影响与贸易集约边际因素对居民消费福利波动影响呈现同质性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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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向东.经济制度安排、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05（11）

3.施炳展.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J].经济学（季刊），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