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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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范文

政府组织机构是政府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组织、管理、协调、控制、指挥的载体，是行政管理的主体，它的设置理念直接体现行政管理模式质的因素。行政管理通常是指政府(国家行政机关)运用依法获授的国家公共行政权力，在法律原则规定的范围内运用行政裁量权，以行政效率和社会效益为基本衡量标准，处理公共行政事务的进程和活动。

行政管理模式是政府为管理社会而形成的与社会的互动机制，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意味着政府处于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水融的状态之中，其演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类已经发明过两种行政管理模式: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统治行政是传统等级社会中的行政管理模式，在现实的公共生活中，统治行政模式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管理行政产生于近代社会，并在本世纪最终确立起来。管理行政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是公共管理的主体;公共管理无所不在，公共管理的职能迅速分化为许多专门的领域，机构膨胀的趋势不可遏制，在担负公共管理职能时，往往有公共预算总额最大化倾向，造成高成本、低效率。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中出现了新的行政模式，即“新公共管理”模式。它的变革意义在于实现了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管理行政模式在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后，各种弊端逐渐暴露出来，诸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政府机构膨胀、管理成本无限增长、和腐败等问题的出现。当初，人们试图通过对“管理行政”进行调试和修补来解决问题，但当这些努力受挫之后，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全球行政改革浪潮掀起，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是一场“重新塑造政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了。

二、新公共管理的发展及理论价值

1.发展历程

新公共管理思想在西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石油危机以及福利国家负担过重等因素，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衰退，公共财政也因收人减少和福利开支过大等因素出现了持续的赤字，各国政府都面临着财政紧张的困境。其次，自二战以来，由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政府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这使得西方各国政府机构普遍臃肿，效率低下。再次，由于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影响，使得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建立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各国政府行政与组织的内在变革。通过在政府管理中实施企业化管理，以顾客为导向引进竞争机制，推广民营化等改革措施，西方国家普遍掀起了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浪潮，这些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国家普遍进人了新公共管理时代。

2.理论意义与价值

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政府体制金字塔式的科层官僚架构，无法对社会做出灵活快速反应，而且行政机构规模和公共预算最大化的倾向，易于导致政府高成本、低效率。为提高政府效率，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导向，先后开展公共行政体制改革[’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将政府的政策职能和管理职能分开，将金字塔式科层官僚政府改造成扁平式组织机构，要求政府应该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变为公共服务的监督者，公共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利用绩效合同作为主要管理手段，评价政府的绩效要重产出，而不是投人，从而最终降低公共部门的成本，提高其工作效率。新公共管理开阔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畴，传统公共行政学理论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以及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基础，其理论研究的范畴主要集中在官僚组织、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监督、行政效率等，而新公共管理把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及技术融合进公共部门的研究之中，具有一系列的创新研究主题。

三、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模式

新公共管理基本主张强调经济价值的优先性与市场机能，强调运用企业管理的哲学和技术，强调顾客导向和结果导向的行政风格等。基于这些核心理念，在各国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政策反映和实践趋势的基础上，从不同视角可以总结出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包括企业型政府模式、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等，在比较系统、规范的层次上，形成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模型化。

1.企业型政府模式

“新公共管理”有时被当作单一模式概念，有时则被当作包含不同模式的类概念。由奥斯本提出的“企业型政府”模式是一种单一模式14履，其主要内容为:l)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2)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3)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人到提供服务中去;4)有使命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5)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人拨款;6)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非官僚政治需要;7)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8)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9)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10)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企业型政府的理念并非要求政府的运作完全与私人企业一样，而是认为政府必须在市场机制下，引进竞争机制，使政府更具活力。企业型政府的理论给传统公共行政带来了新的变化，企业型政府引起的公共行迁见。

2.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模式

有些学者如英国学者费利耶则认为，并不存在统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而仅仅存在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新公共管理”模式仁创。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至少有过四种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它们都代表了建立新公共管理理想类型的几种初步尝试。

(1)效率驱动模式。这是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模式，它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居于支配地位，但目前受到挑战。这种模式代表了将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和技术引人公共部门管理的尝试，强调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一样要以提高效率为核心。

(2)小型化与分权模式。这种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没有像效率驱动模式那样处于支配地位，但其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它与20世纪组织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组织发展形成了新的趋势，包括组织的分散化和分权，对组织灵活性的追求，日益加强的战略和预算责任的非中心化，小的战略核心与大的操作边缘的分离等。这些趋势既出现在私人部门，也同样出现在公共部门。

(3)追求卓越模式。这种模式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企业文化管理新潮相关，部分反映了强调组织文化重要性的人际关系管理学派对公共部门管理的影响。该模式强调价值、文化、习俗和符号等在形成人们的实际行为中的重要性，它对组织及管理的变迁与革新具有强烈的兴趣。

(4)公共服务取向模式。这是目前最不成熟的模式，但仍展现出无穷的潜力。它代表了一种将私人部门管理观念和公共部门管理观念的新融合，强调公共部门的公共服务使命，但又采用私人部门的“良好的实践”中的质量管理思想。

3.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美国一些公共管理学者提出了当代西方行政改革及公共管理实践中正在出现的以新公共管理定向的四种治理模式〔71:市场化政府模式、参与型政府模式、弹性政府模式、解制政府模式。笔者主要从组织结构、管理过程、政策制定等方面刻画和比较这些模式的特征(见)。

虽然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模式有着不同的含义与特点，但它们的核心理念是一致的，即强调职业化管理，有明确的绩效标准与绩效评估，实行项目预算与战略管理，强调顾客至上，实现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引人竞争机制，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改变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的关系。这些要点既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取向，又是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模式的最主要特征。

四、借鉴新公共管理思想，推进改革

新公共管理思想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西方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在西方国家的普遍开展，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增强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如何进一步发挥我国政府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政府如何运用市场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如何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对此，有必要进行深人的研究。

(1)强调政府的企业化管理与管理的高效率。我国政府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效率低下的现象，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公共管理应像企业管理那样，将效率放在首要地位，这一思想值得借鉴。为了提高效率，政府管理人员应该树立效率意识，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将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人公共行政领域。尽管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在各自目的、对象和方法上有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并不合适，但企业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等可以为公共管理所借鉴。通过将企业管理重视投人和产出、重视成本核算的做法引人政府公共管理之中，既可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又可更

为科学地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

(3)将竞争机制引人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为了提高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水平，在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宏观管制的同时，可以将竞争机制引人公共服务领域，开放公共服务市场，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私营部门进人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如在具有垄断性质的基础设施产业中进行这些方面的改革，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产生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4)公平、效率的价值协调。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坐标，同时也是公共管理追求的理想状态。西方新公共管理变革于传统行政管理，由于制度模式惯性，很大程度上依然把效率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就整个近代公共行政管理的历史来看，当公共管理应社会要求追求公平时，往往牺牲了效率;当它突出效率时，又往往丧失了公平。就公共管理的本质而言，对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都应认真考虑。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市场机制主要解决效率问题，政府的政策机制主要解决公平问题。这启示着在今后的公共管理实践中要更好地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5)防止权力腐败的趋向。新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将导致特权的消失和特权意识的弱化，其顾客至上的理念改变了传统行政体系的主体中心主义，这种主体的边缘化使腐败丧失了发生的根据。由于把公众的满意度作为追求的目标和评价标准，行政行为就必须满足公众的要求和意志，以公共利益为中心。同时，新公共管理由于实行公开竞标，将增加行政行为的透明度，把行政行为放在公众的监督之下，使公共权力不仅在制约机制之内得到监督，而且必须接受整个社会的普遍监督和制约，从而降低了权力异化和谋取私利的行为。

第2篇：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范文

【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公共管理而对着更为复杂的外在环境和内在机理规律，加强分析中国的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具有重人现实意义。本文章重点分析了当前公共管理的前沿核心，在此基础上对公共管理当中的行政生态问题与公共管理中公共政策的前沿问题进行了研究，最终对公共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概括和展望。

【关键词】公共管理 中国 前沿问题 行政生态

人类具备鲜明的群体性特征，而群体的聚集最终产生凌驾于社会人众之上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无论是通过暴力手段获得的，或是以代表广大人民执行权力的，都应该纳入到一定的群体性协调当中，这种协调就是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包含了权力的施行模式、影响的范围、政策的拟定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公共管理的研究探讨，就面临更多新的前沿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前沿核心：公共管理过程中主导者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是十分广泛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中，中国在公共管理方而开展了富有意义的研究以及实践。这些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对于具备特质性的公共管理探究上仍然不够。

就一般状况上分析，公共管理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社会公共权力集合者实施管理的过程，因此，公共管理在社会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对象主要还是公共事务。而对不同性质的公共事务，则会产生不同的公共管理模式和方式。社会的公共事务的本质是逐渐产生变化的，具备了动态性，所以其呈现出的表现更为无限性。因此，社会公共事务的不断变化的状况对于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概念范畴等会产生更多的变化和影响，而这种共存关系当中，公共管理主体仍然还是整个公共管理理论和行为中的核心要素，也就是由谁来主导公共管理的各种行为，这方而存在三种研究情形。

（一）公共管理者多元并存的问题

如公共管理行为的实施者是政府，或者是公民其参与的层而的差异，或者是第三部门非政府性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的主导行为当中，非政府性公共管理以及公民参与容易出现忽视政府主导性的状况，虽然在公共管理理论中也有多中心治理的观点，但是这一种研究并不能够忽视或者淡化政府在公共管理的主导性。

（二）公共管理者多元功能化

第二种状况是针对多元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一种结合的研究方向，即政府、民众参与以及非政府性的公共组织这三者的结合，认为新型的公共管理模式应该是政府、民众参与以及非政府性的公共组织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新颖的公共管理体系。这种研究观点认为公共管理不能够和政府的管理划上等号，也不能够把多元卞体作为整个公共管理行为的绝对主导。这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行为应该是民众、非政府性的公共管理组织以及政府三者形成三个公共管理行为的卞体进行功能性分析，然后功能性分解之后，由其主导倾向划分出公共管理的模式类型。由政府进行主导的通常有中央集权的公共管理模式，也有民卞化或者社会化的管理模式。而另外一种则是非政府公共组织进行平等合作，如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自卞化的方式，产生多个管理中心。

由此可见，政府主导的公共管理，无论是集权式的还是民主式的，都属于一种从上到下的管理，和被管理方相互之间就是一种“父子关系”。而公民参与以及非政府组织则是互相合作的关系。从这种方向上看，公共管理的整体而貌更加清晰，整个框架也更贴合公共管理实施过程当中彼此的关系，并且梳理了政府管理、社会治理以及公共管理之间的概念范畴，整合了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的力量，整体脉络更为清晰。如果从客观的角度上看，这种研究模式主要还是希望走共同管理的模式，和实际的公共管理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公共管理的三元体系

第三种状况是提出了三元的公共管理体系。第一种就是国家机关对于社会实施的政府主导型的公共管理行为；第二种是非公共性的管理和行政结合之下的公共管理；第三种是非国家机关，也就是公共的社会组织所实施的公共管理。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管理行为最终在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当中得到统一，整合之后就是一种整体性的公共管理行为。不过，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管理实际上不能够完全划上等号，更不是一种三等分的结构，其管理领域的边界是十分清晰的。第一种类型的公共管理行为是政府以及国家机关所实施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影响是整个社会以及整个国家的，其具备多样性以及广泛性，在国家的范畴当中具备一定的权威性。第二种类型是从私人组织的公共管理当中放人而来，它本质上就是政府的组织以委托的形式，或者部分公共权力的让渡，让部分人型私人组织拥有部分的公共管理权力。最后一种类型实际上是一种公共性和私人性的结合，这种结合就是除了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之外的公共管理行为。这种管理有时是一种政府性的公共管理，有时是具备较为明显的私人性质，这两种不同性质互相之间交叠在这一种类型之中。

二、公共管理当中的行政生态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公共管理和政府的行政管理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因素，其发展的健康程度是公共管理理论以及实践层而所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如果把政府这个公共管理的主体作为一个完备的系统来看，那么政府自身是具备一定的生态的，这种生态从政府的行政行为当中产生，因此也可以称为一种行政生态。

第3篇：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 键 词】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传统公共行政

    【 正 文】

    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曾经主导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近一个世纪之久,并被誉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最佳的传统或称主流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环境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其近乎刻板、僵化的科层体制愈来愈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和知识密集型社会和经济生活,其赖以建立的两大理论基础——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科层管理论均无法回答和解决政府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问题和困难:政府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机构日趋庞大臃肿,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能力失去信心,“政府失败”论开始占主导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 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两国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与以往传统的公共行政框架内进行的变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对现存行政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调整,或仅仅是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种全面清算和否定。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首先,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对私营部门来说,产出就意味着利润,而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要获取利润就必须给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总之,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其名称在西方各国也不尽相同,如在英国叫“管理主义”,在美国则称为“企业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国家又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们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近年来,英、德、荷兰等国政府采取的简化服务手续、制订并公布服务标准、在某一级行政区域和某些部门或行业开办“一站商店”服务等,就是在这种新的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体措施。

    其次,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此而重视赋予“一线经理和管理人员”(即中低级文官)以职、权、责,如在计划和预算上,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强调对预算的“总量”控制,给一线经理在资源配置、人员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主权,以适应变化不定的外部环境和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

    第三,与上一点紧密相联,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示标(performance 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三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

    第四,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固然是向社会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服务都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如图所示:

    市场状况/宪法职责模式

    附图

    1、此项服务活动是由宪法明文规定的属政府职责范围之内,同时也没有其他竞争者,如国防,应由政府承担。

    2、虽属宪法规定的政府职责,但同时有其他竞争者的存在,即其他非政府部门也在从事此项活动,如医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并非一定要亲自提供此项服务,而大可通过招标、合同出租等形式,将其出租给其他公营或私营部门,政府只要对其绩效目标进行测定和评估,并提供相应的报酬,便不失为一种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径。这也就是《重塑政府》一书的作者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说的政府应该“掌舵而不是划桨”。

    3、宪法没有规定是政府的职责,而又存在着市场竞争者,如影视业,这时政府就完全可以不从事此项活动,而完全由私营部门承担。

    4、宪法既没有规定是政府的职责,同时又没有或缺乏从事此项活动的竞争者,如高等院校,这时政府就应积极培育市场,鼓励人们参与此项活动,以提高此项服务的效率、质量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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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只是典型的四种公共服务类型,在现实中,更多是介于这四种之间的混合型服务领域,因此,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决定自己是否直接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范围、方式和力度。

    第五,在看待文官与政务官的关系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文官(包括高级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则;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官与政务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渗透关系,特别是对部分高级文官应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应将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开。事实上传统公共行政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在现实中也根本行不通,因为国会、总统等政治机构及政务官对于政策问题往往只是提出原则性目标,而具体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机构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实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即政治决策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文官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当文官对政务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虑甚至不满时,他们甚至会蓄意阻挠执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拥有的五大优势决定了文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政务官的决策,一是任期优势,事务有的任期长,而政务官随政府更换任期短(美国政务官平均任期仅22个月)。二是专业知识优势,这是事务官长期在一个部门任职而政务官调动频繁的必然结果。三是信息优势。送达政务官的信息由事务官筛选加工,而筛选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时间优势。事务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内工作上,而政务官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议会质询、内阁会议、联系选民等事务上。五是人数现模优势,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比例严重失调,美国联邦政府现有文官250万,而政务官仅4000人左右,这使得“两官”力量失去平衡,政务官基本上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部门。如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险部的七位政务官实际上根本无法控制他们的96850名文官。在这种情况下,若硬性规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会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对公众要求的响应力,只有正视行政机构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们的自觉意识,即除了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外,更以主动的态度设计政策议程,并善用裁量权发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第六,与传统公共行政热衷于扩展政府干预,扩大公共部门规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私有化,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即通过扩大对私人市场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门。需要说明的是,许多新公共管理的拥护、支持者也认为,公营部门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第七,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僵硬的人事管理体制不同,新公共管理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实行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工作实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等。

    三、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各国日趋流行的同时,也遭受到许多批评和指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4篇：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传统公共行政

【正文】

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曾经主导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近一个世纪之久，并被誉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最佳的传统或称主流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环境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其近乎刻板、僵化的科层体制愈来愈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和知识密集型社会和经济生活，其赖以建立的两大理论基础——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科层管理论均无法回答和解决政府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问题和困难：政府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机构日趋庞大臃肿，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能力失去信心，“政府失败”论开始占主导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两国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与以往传统的公共行政框架内进行的变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对现存行政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调整，或仅仅是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种全面清算和否定。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首先，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对私营部门来说，产出就意味着利润，而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要获取利润就必须给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总之，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其名称在西方各国也不尽相同，如在英国叫“管理主义”，在美国则称为“企业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国家又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们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近年来，英、德、荷兰等国政府采取的简化服务手续、制订并公布服务标准、在某一级行政区域和某些部门或行业开办“一站商店”服务等，就是在这种新的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体措施。

其次，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此而重视赋予“一线经理和管理人员”（即中低级文官）以职、权、责，如在计划和预算上，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强调对预算的“总量”控制，给一线经理在资源配置、人员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以适应变化不定的外部环境和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NextPage]

第三，与上一点紧密相联，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示标（performance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三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

第四，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固然是向社会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服务都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如图所示：

市场状况／宪法职责模式

附图

1、此项服务活动是由宪法明文规定的属政府职责范围之内，同时也没有其他竞争者，如国防，应由政府承担。

2、虽属宪法规定的政府职责，但同时有其他竞争者的存在，即其他非政府部门也在从事此项活动，如医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并非一定要亲自提供此项服务，而大可通过招标、合同出租等形式，将其出租给其他公营或私营部门，政府只要对其绩效目标进行测定和评估，并提供相应的报酬，便不失为一种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径。这也就是《重塑政府》一书的作者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说的政府应该“掌舵而不是划桨”。

3、宪法没有规定是政府的职责，而又存在着市场竞争者，如影视业，这时政府就完全可以不从事此项活动，而完全由私营部门承担。

4、宪法既没有规定是政府的职责，同时又没有或缺乏从事此项活动的竞争者，如高等院校，这时政府就应积极培育市场，鼓励人们参与此项活动，以提高此项服务的效率、质量和有效性。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只是典型的四种公共服务类型，在现实中，更多是介于这四种之间的混合型服务领域，因此，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决定自己是否直接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范围、方式和力度。

第五，在看待文官与政务官的关系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文官（包括高级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则；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官与政务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渗透关系，特别是对部分高级文官应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应将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开。事实上传统公共行政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在现实中也根本行不通，因为国会、总统等政治机构及政务官对于政策问题往往只是提出原则性目标，而具体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机构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实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即政治决策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文官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当文官对政务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虑甚至不满时，他们甚至会蓄意阻挠执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拥有的五大优势决定了文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政务官的决策，一是任期优势，事务有的任期长，而政务官随政府更换任期短（美国政务官平均任期仅22个月）。二是专业知识优势，这是事务官长期在一个部门任职而政务官调动频繁的必然结果。三是信息优势。送达政务官的信息由事务官筛选加工，而筛选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时间优势。事务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内工作上，而政务官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议会质询、内阁会议、联系选民等事务上。五是人数现模优势，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比例严重失调，美国联邦政府现有文官250万，而政务官仅4000人左右，这使得“两官”力量失去平衡，政务官基本上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部门。如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险部的七位政务官实际上根本无法控制他们的96850名文官。在这种情况下，若硬性规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会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对公众要求的响应力，只有正视行政机构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们的自觉意识，即除了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外，更以主动的态度设计政策议程，并善用裁量权发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NextPage]

第六，与传统公共行政热衷于扩展政府干预，扩大公共部门规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私有化，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即通过扩大对私人市场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门。需要说明的是，许多新公共管理的拥护、支持者也认为，公营部门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第七，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僵硬的人事管理体制不同，新公共管理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实行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工作实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等。

三、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各国日趋流行的同时，也遭受到许多批评和指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新公共管理无视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差别，盲目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但两者在根本目标上并不相同，前者是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则以利润为最终目的。

2、新公共管理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是不适当的，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完全等同于供方与顾客的市场关系，实际上是把前者简单化。因为相对于政府来说，公众具有彼此冲突的双重角色，他们既是享受政府服务的“顾客”，又是作为政府税收来源的纳税人。一方面，他们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另一方面又抱怨自己交的税太多。

3、新公共管理强调对产出或绩效目标进行精确的界定、测量和评估，但政府的许多服务项目，其产出、成本以及绩效都是难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难以准确测量和评估。

4、新公共管理主张公营部门私有化，实际上是放弃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逃避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

5、新公共管理强调目标管理、绩效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新泰勒主义”。

6、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高级文官实行政治任命，以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控制，破坏了传统的文官政治中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政治上的腐败和。

7、新公共管理强调的所谓“顾客导向”、长期计划和预算总量控制很难付诸实施。

尽管新公共管理受到了各种指责和批评，但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8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开展的一系列的行政改革便是这一潮流的集中反映，从美国的“重塑政府”运动到英国的“运动”，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市场导向和顾客导向的行政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新公共管理，体现出新公共管理的诸般特征。

四、几点启示

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产物（如前所述），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出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一些可供借鉴之处。

第一，新公共管理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如实行“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鼓励私人投资和经营公共服务行业，打破政府的垄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缓解了政府财政困难。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长期存在着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础瓶颈”的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因此，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产业管制”的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非国有产权进入这些领域与国有产权合作或单独投资和经营，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和压力结构，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二，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特别是顾客（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方向发展。这应被视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当然，在我国现阶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健套行政法规和人事法规（如制订《国家公务员法》），并保证这些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实现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归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时，应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取向，始终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公众需求。[NextPage]

第三，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公共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均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的管理方法来实施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可行，但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管理重视效率，重视产出，重视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国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鉴。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欧美各国，由于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其实行新公共管理的进程、速度、重点及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均各有特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借鉴他们的做法和经验时，更应立足国情，走“内生化发展的道路”，简单地照抄照搬，无益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参考文献】

主要参阅书目

①ChristopherHood:《TheNewPublicManagement》,《PublicAdministration》,Vol69Spring1991(3-9).

②OwenHghes;《TheNewPublicManagement》，NewYorkStMartin’sPress1995。

③OwenHghes：《PublicManagementAndAdministration:AnIntroduction》,NewYorkStMartin''''sPress1994.

④Metcalfe,LesRuhard,Sue:《ImprovingPublicManagement》,London:SegaPublication1987.

第5篇：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范文

绝大多数中外学者都承认,新公共管理运动与各国行政改革的实践,以及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果人们把“新公共管理运动”看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并认为对它的研究是行政学的分支内容也未尝不可,因为名称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内容及其实质。但当人们把PublicAdministration与PublicManagement都译为“公共管理”,而且把它们与国务院学位办关于研究生专业目录上相关内容联系在一起时,这就需要审慎地分析所提出的每一个概念。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国内是有不少学者正在潜心研究“新公共管理运动”,但更多的人却对“公共管理”特别感兴趣。人们对公共管理的理解虽存有差异,但挖掘人们容易达成共识的内容是有可能的。我们认为,在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存在着三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其一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大着大量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这些活动从宏观到微观,都直接涉及到社会民众的切身利益。在阶级社会中,政府确实是这些活动的核心主体,但谁都无法否认,除政府之外还有许多其它公共组织参与其中。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都需要公共管理,但这绝不可能由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所包办。对政府管理活动的研究并不能代替对整个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研究。

“公共管理”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一定有共同的规律可循。这些普遍规律会包括政府管理的内容,政府的管理所总结出来的规律是它的最重要的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公共管理与政府管理之间的关系,是属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政府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主角,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还需要若干配角,主角与配角的关系既不能颠倒,又不能代替。仅研究主角的行为及其规律,不研究配角的行为及其规律,特别是不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不合适的。其二是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给人们的启迪之一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上,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将发生变化,政府会把更多职能交给社会中那些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承担。部分学者所说的“第三部门”,目前虽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够理想,其力量十分脆弱,但从长远看它们是大有前途的。对于“第三部门”的研究,显然是公共管理的内容,但它与政府管理又有着不同的内涵。其三是在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发展中,政府管理是历史的产物。随着国家的消亡,政府管理的内容与形式都将发生本质的变化,但社会不可能没有公共管理。尽管我们还无法对国家消亡之后的公共管理活动的细节描述得非常清楚,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绝对不可能缺少新社会形态下的公共管理。

二、公共管理的界定及其本质

我们认为,所谓公共管理是指那些不以营利(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旨在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活动。这个定义最关键的内容是“公共利益”一词,而它恰恰是中外学者争议最大的对象。我国那些有权威的工具书,对“公共”一词的解释,有的是“共同”之意;有的是“公有、公用”之意;还有的解释为“公众共同”。这些众多的解释虽有差别,但其基本词干是“共同”。若把它们与“利益”结合在一起,则形成了“公共利益”与“共同利益”。人们常常把“公共利益”与“共同利益”不加区别地运用,我们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它们之间有质的区别,这在讨论“公共管理”问题时尤为重要。毫无疑问,公共利益是共同利益,但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公共利益,它们的差别体现在“公”字上,只有那些具有社会共享性的共同利益才是公共利益。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是区别“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标志。

然而社会中确实有这样一类组织,包括相当多的非正式组织,它们的存在与发展,其目的不像企业那样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是维系他们合作的基础。但这样的组织并不是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公共组织。如果说,组织是“利益共同体”,公共组织则是为谋求具有社会共享性利益的共同体。公共组织作为一个组织,它有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这些利益不一定全都是公共利益。但公共组织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否则我们所讨论的管理,就不是公共管理而是企业管理,或是各种形式的私域管理。在讨论“公共利益”时,还有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就是“利益”。我们采用的定义:利益是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所必须具有的资源与条件。显然,那些为社会成员共享的资源与条件,就是公共利益。这里提及的“社会成员”,既没有数量的限制,也没有地域的空间约束。譬如,在社区管理中,存在着大量的与本区居民直接相关的利益,如道路的整治、树木花草的栽培、休闲环境的美化等等。这种优美宜人的环境,对某些远离小区的其他地域的居民来说,或许会一辈子无从享用,从中受益。但只要有人从它处来到这里,他们就能置身于这种环境之中而获益。因为这些资源与条件具有社会共享性,这就是所说的公共利益。

诚然,这个社区的中居民利益有可能包含着相当多的仅与该区居民相关的共同利益,但从整体上分析,社区管理讨论的主要是“公共利益”问题。把公共利益作为公共管理的本质来研究所遇到的另一个难题,就是不少西方著名学者不承认“公共利益”的客观性。我们认为,这种把概念的抽象与内容的具体化相混淆的看法是难以接受的。试问,人们讨论“人”时,谁见过“人”?见到的只是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男人和女人。前面已提到,我们所讲的“利益”,是那些同人们生存与发展相关的“资源与条件”,显然它们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虚幻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至于哪些是公共利益,哪些是共同利益,哪些是私域利益,不同的人,价值观不一,会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在对公共管理的定义中,我们之所以重点强调“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是因为通常人们谈及管理问题,更多注意的是效率。解决资源配置的矛盾,讲究效率固然重要,但对公共管理来说,它经常要解决的是社会问题。它既要讲过程管理,又要讲结果管理,而且管理效益最终要从结果上检验。因此,有效地增进并能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精髓。从本质上看,我们对公共管理的定义与公共政策的界定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公共政策是为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因此,公共政策就是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调控活动中的行为规范。

三、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传统的管理理论,无论是对一般性的管理,还是对企业管理或政府管理的讨论,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征:“主体本位、过程主线、效率至上、管制中心”。现代公共管理应该以一种开放的思维模式,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建立一套以政府为中心的开放主体体系。它要以最大限度地谋取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服务),来满足社会民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利益的需求,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公共利益的增进。我们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大致应具备以下八个特征:

1)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重在公共利益上。认为,个别人的私人利益与所谓的社会普遍利益是互相伴随的。所谓个人利益就是个人为了生存与发展所必须具有的资源与条件。马克思所讲到的“社会普遍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在公共管理活动中,不承认个人利益,就谈不上共同利益,更谈不到公共利益。因为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总是以各自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发生联系,并形成了共同利益。其中某些共同利益又被社会成员共享,成为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增进与发展应当以民众的利益是否得以实现和满足为基础,而民众的利益是与无数个人利益的共同要求分不开的,社会对公共利益的尊重、保护与增进,最终也是为了实现绝大多数的个人利益的保护与增进。然而不同的个体之间,不仅存在着个人利益上的差异,而且存在着尖锐的个人利益冲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不可能允许“个人利益至上”,它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与不同组织“共同利益”的存在,去促进并带动个人利益的发展。“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2]

2)政府组织与其它公共组织相统一,重在政府组织上。不言而喻,政府是公共管理活动的核心主体,但它们不是唯一的主体。相反,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已经证明,政府承担的不少公共管理职能及具体内容,由非政府的公共组织来承担,这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可行,后者不一定比前者差。一般地说,宏观方面的管理职能或全局性的关键事件,更多地应由政府来承担,特别是如国防、外交、重大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制定,只能由政府来完成。从微观方面的管理来看,政府可以承担一部分,但更多地应该交给社会的其它公共事务管理部门来做。愈是接近基层方面的公共事务,愈有可能让相关的非政府部门来完成。

3)社会问题管理与资源管理相统一,重在问题解决上。多数人认为,在一般的管理活动中,管理目标是既定的,所以管理的主要问题是在管理过程中,如何配置资源,使之更有效。在企业管理中,只要通过有效手段,把各种资源协调好,就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活动时,“效率至上”也促使人们过多地思考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公共管理则更多地是因为要解决社会问题,即由于社会多数成员所期望的现象与实际现象产生了偏差而提出来的。这些偏差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既有要素及其配置有效性问题,也有利益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我们不否认资源管理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性,因为管理过程中若资源配置不当,就不能实现公共管理要解决社会问题之目的。然而社会问题管理比资源管理所包含的内容更丰富,更复杂。前者需要后者做保证,但即使后者实现目标,也不一定会使前者成功。

4)结果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统一,重在结果管理上。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对社会问题管理实际上包含三项内容:一是问题提出的管理;二是问题解决的过程管理;三是问题解决的结果管理。资源管理更多地是关注前两项内容,很少讨论第三个内容。我们已经反复强调,传统管理理论,总是先设定一个目标,然而围绕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去协调资源管理,关注管理过程。正如泰勒所言,科学管理要使劳资双方在思想上发生革命,这就是只关注增加盈利,而使如何分配盈利的争论成为不必要。这种只关注如何有效地实现目标的过程管理,而不考虑目标确定的合理性以及实际分配的公平性,一直受到许多学者的抨击。过程管理更多地强调效率,而结果管理更多地突出公平。

5)管理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相统一,重在公平上。对公共管理本质的理解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都必须认真考虑。但增进公共利益最终还是为了分配给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要分蛋糕,必须做蛋糕”。蛋糕愈做愈大,人们获取的蛋糕的份额量也会愈大。要分“蛋糕”,就要考虑“公平”。我们认为,效率与公平是公共管理的两大基本目标。效率与增进公共利益有关,公平与分配公共利益有关。引起争论的问题是公共管理的基本目标,是重在效率还是公平?在讨论公共政策的本质时,我们曾提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市场机制主要解决效率问题,政府的政策机制主要解决公平问题。这里讲的公平,是广义的公平,包括分配公平、规则公平、竞争环境的公平以及程序公平等等。在公共管理讨论中,我们仍然坚持:公共管理主体主要解决公平问题,而市场机制主要解决效率问题。这里的公平,仍然是广义公平。

6)公共组织的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相统一,重在外部管理上。公共管理更多地是要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所以强调公共利益,重在结果管理,突出公平等等,实质上都是围绕公共组织对外实施管理展开的。传统的企业管理理论主要研究企业内部问题自然不必多说。在政府管理研究中,围绕着提高“行政效率”,不少人把注意力常常放在政府内部管理上。加强政府自身管理是必要的。但这种活动的最终归宿还是体现于外部的管理,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不论是政府,还是其它社会公共组织,都要把对外管理的质量作为衡量其绩效的最终标准。

第6篇：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范文

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活动”[1]，就是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机构，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公众的要求，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各种公共事务所实施的有效管理。市场化，又称“企业化政府”，这种模式“主张将市场模式应用到公共行政中，建立由私人公司、社会团体与政府机构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体系，打破传统的政府垄断，通过竞争约束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以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2]市场化自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之后，一直占据着政府改革的重要地位。“第一，市场化是当代政府管理的新的理念，是当代社会治理的重大战略和政府改革的主流方向之一；其次,市场化改革在发达国家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market-basedgovernment）,带来了政府管理从传统模式向‘准市场模式’（quasimarket）的转换；第三，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展示了公共管理的新愿景，“市场式政府”被视为未来政府治理的系统战略和可行模式之一。”[3]市场化治理模式以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私营部门的实践为基础，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建立市场导向，主张用市场的方式来改革政府,相信市场是分配社会资源的有效机制；官僚式的管理体制只会造成资源分配方式的扭曲；二是引入竞争机制，反对传统的官僚垄断体制，希望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三是采取商业管理，引入商业管理技术，取代传统的行政管理方法，取消行政干预，利用经济因素管理社会事务；四是以顾客为导向，以市场的价值标准作为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试金石，公共部门与公众的关系是商品和服务交换的责任关系。

二、公共管理市场化之“利”

（一）有效满足市场需要，对市场作出灵敏反应

当今我国的一个现实情况是，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加，社会保障、道路交通、公共文教卫生等公共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强，而公共部门提供的这些服务功能却相对滞后。市场化的公共管理部门，并非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管理者，而是市场的参与者，这样的身份转变使得它能及时收集到市场信息，并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因此就能有效满足市场的需要和针对性地解决市场中出现的问题。政府可以选择以合同外包给私人公司的形式来提供公共服务。“一项针对已经民营化了或正在认真考虑民营化的城市所进行的调查，发现这些城市如此做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拥有创新性的管理和制度能力。”[4]

（二）减少政府负担，精简政府机构

市场化的手段之一就是授权，就是在法律范围内将公共管理的权力授予符合执行公共管理活动条件的私人部门或社会组织，由他们进行管理活动。授权可以减轻政府和公共部门的工作负担，有利于公共部门机构的精简，节省行政开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政府也摆脱了决策事务多，容易出现失误的困境。但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政府的市场化改革，只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并非责任的市场化。因此，市场化改革并不意味着政府管理责任的减轻。市场化应该是在政府承担基本责任的前提下，推行公共服务生产过程的市场化，而非是政府将其份内职责推给市场。

（三）对公共管理人员考核的市场化，激励其更好地完成工作

“从市场的观点来看，传统官僚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无法提供充分的激励机制以鼓励其组织成员有效率地做好分内工作。”[5]公共管理市场化的内容之一就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市场化。按照官僚制组织起来的公共管理部门的传统管理模式，效率低下，行政人员固守陈规;政府履行决策的行政裁量权不断扩大，政府运行成本居高不下；公共服务质量低劣，缺乏创新精神。市场化治理模式的办法就是，将私营部门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应用于公共部门，在公共部门内部创立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公务员绩效考核的方式实现竞争从而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以改进政府绩效。

（四）以顾客为中心的改革意识能更好的为公众提供服务

这是市场化了的角色表现。市场中的一对基本关系就是服务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在市场化的治理模式中，公共部门以服务者的角色出现，将公民视作消费者，公民以消费者的身份享受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并保证公民对公共产品的选择权。公共部门与公众的关系是商品和服务交换的责任关系。消费者导向的管理理念可以以英国的“公民”(Citizen’sCharter)运动为参考。“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公民’运动，即类似于我国目前在政府管理部门所开展的社会服务质量承诺制度，在梅杰政府的有力推动下，公民在英国的公共部门得到广泛的应用，它被梅杰首相称为‘整个90年代政府政策的核心’，认为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6]

三、公共管理市场化之“弊”

（一）忽视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

无疑，市场具有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有作用并不当然等于有效的作用和良好的作用，市场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便是政府的存在。市场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存在着进入壁垒、信息不对称、垄断等问题，市场失灵所产生的各种问题需要政府来解决。政府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是否认政府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因为政府管理中存在问题，就否定政府的存在和政府的功能，按此逻辑，市场失灵也就能够抹杀市场的存在。

（二）忽略了新的成本

企业型政府的核心是企业家精神即创新，但企业型政府的设计忽略了创新的成本。一方面，它忽略了政治过程的影响。企业型政府假设每个行政机关或人员均是独立的个体，可以用理性选择的模式制定解决问题的最佳策略。但实际上行政机关的判断与决策充满了被影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企业型政府忽略了成本因素的考虑：首先，任何一项创新措施都意味着采用另一项措施所带来的效益流失，因而必然存在创新的机会成本；其次，任何创新措施都是一种试错的过程，需要更多人力与物力的投入，因而产生了实验成本；第三，任何创新措施都存在失败的可能，特别是行政系统对政府部门负责，若改革失败或改革不能带来明显的效益，都可能使行政部门本身招致责难，因而产生了风险成本；第四，许多创新措施都无法依赖过去已经建立的组织网络进行，而必须以新的方法或新的途径获得所需的服务或资源，因而产生了交易成本。这四种成本增加了创新的不确定性[7]。

（三）抹杀了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管理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

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作为两种不同的组织形态，其运行的动力机制及其价值标准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两种组织类型之间的差别注定了在公共组织中引入私人组织的管理技术与方法存在着一定的限度，公共组织和公共管理的独特本质也决定了私人部门的管理技术不可能完全适用于公共部门的运作，否认或忽视这种差别的存在，在公共政策和政府管理中，一味倡导私营化，必将最终影响公共管理的合法性。

（四）公民的角色比顾客的角色复杂得多

政府公共服务比一般经济学所提供的消费模型更为复杂。公民一方面是消费者，另一方面又参与公共服务生产和供应的决策。所以，市场化治理模式容易忽视了经济学应用于公共部门的复杂性。首先，公民的社会角色是比较复杂，公民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是公共服务的合伙人或参与者，是公共服务的监督者，还是纳税等义务的承担者，将政府服务的对象比作顾客，可能无法全面理解公民的角色；其次，有限的公共资源不可能满足每一位顾客的需要；再次，政府不仅是服务提供者，也是规范者；此外，以顾客代替公民，实则降低了公民的权利和法律地位，作为政府权力的委托人和最终所有者，公民是政府的唯一真正主人，而市场交换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等价交换，交换双方不存在地位上的高下之分。

第7篇：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范文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新公共管理它是相对于建立在韦伯官僚制和威尔逊政治行政两分法两大理论基础之上的传统行政而言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各国在全球化、信息化、政府财政赤字的背景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浪潮，并迅速波及全世界。尽管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起因、议程，改革的范围、规模、力度有所不同，但是都具有一个相同或相似的基本取向：那就是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引进市场竞争机制，追求“3E”（经济、效益、效率）目标，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新公共管理是以此为取向的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它是一种新型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2]。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是[3]:更加关心公共服务效率、效果和质量的结果；高度集权、等级制的组织机构为分权的管理环境所取代，在分权的环境中，资源配置和服务提供的决策更加接近第一线，并且为顾客和其他利益集团反馈提供更多的余地；灵活地选择成本效益比更好的办法，替代政府直接提供和管制；更加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包括生产力目标的设定、在公共部门组织之间建立竞争性的环境；强化国家核心的战略能力，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能，引导国家变得能够自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要求作出反映。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强调企业和市场导向，注意从私人部门管理中借鉴理论和技术，强调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经营技巧和市场导向的行为激励机制。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在公共选择理论、管理主义、现代产权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等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尽管人们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的推行提出各种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产出和结果，这对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二）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实践内容

1.把公众视为“顾客”，公共服务坚持“顾客导向”

以顾客为导向，奉行顾客至上的全新价值理念。新公共管理完全改变了传统模式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政府不再是发号施令的权威官僚机构，而是以人为本的服务提供者；政府公共行政不再是“管治行政”，而是“服务行政”。公民是享受公共服务的“顾客”，政府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尊崇顾客，坚持服务取向。新公共管理关注政府项目实施的有效性，表现出一种目标导向的趋势，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从属和服务于“顾客”的满意度这一中心。政府以提供全面优质的公共产品、公平公正的公共服务为其第一要务。在新公共管理看来，政府是负责任的“企业家”，而公民是其尊贵的“顾客”。这是公共管理理念向市场法则的现实复归。作为“企业家”的政府并非以赢利为目的，而是要把经济资源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地方转移到效率较高的地方，由“顾客”驱动的政府是能够提供多样化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的。对公共服务的评价，应以“顾客”的参与为主体，注重换位思考，通过“顾客”介入，保证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符合顾客的偏好，并能产出高效的公共服务。

2.决策（掌舵）与执行（划桨）职能分开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传统的官僚制组织模式为：部--若干司(局)--若干处，或厅(局)--若干处--若干科。它的基本特征是职能部门化，决策与执行职能划分不清。新公共管理推行的决策与执行职能分开即是在行政机构内部设立专门的政策制定部门负责政策的制定与监督执行；设立相对独立的政策执行机构负责政策的执行与服务的提供。执行机构依法设立，业务相对独立，不属于政府职能部门序列但归口政府部门管理。执行机构负责人在人员任用、工资、财务等方面拥有极大的自，并对工作结果负责。最为典型的就是英国的以《伊布斯报告》为主要改革内容“下一步”行动方案，这一改革被学者称为中央政府全面转换管理责任机制的重大成效。

3.打破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垄断，引入竞争机制

传统的观念认为，私营企业主要存在于微观经济领域，而公共部门则限定在公共服务领域。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中，政府用垄断的方式进行管理活动。管理主义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委托—理论相联姻，构成了新管理主义其标准范本就是新公共管理理论[4]。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要把市场制度中的人类行为与政治制度中的政府行为纳入同一分析的轨道，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传统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如同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定是。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公共选择理论家基于这个出发点，首先分析了政府组织的行为，他们认为政府组织与官僚并不像人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充满公益心的．相反他们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们没有控制政府成本的激励，因此他们拼命的去扩大自己的预算：他们首先追求个人利益和机构利益，然后才会照顾公众的利益。这正是产生政府失灵的根源。公共选择理论主张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主张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取消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性，在私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公共部门相互之间展开竞争，从而缩小政府规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4.采用私部门的管理方法和技术

管理主义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委托—理论相联姻，构成了新管理主义其标准范本就是新公共管理理论[5]。管理主义者认为私部门和公共部门管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且公共部门的良好的管理可通过引进私营部门中好的商业实践实现。管理主义者主张引入私部门管理的经验、原则、方法和技术，用私部门管理的模式重塑公共部门管理。基于这一认识，西方各国在新公共管理中广泛采用私部门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如战略管理、目标管理、绩效评估、顾客至上、结果控制合同雇用制、成本—效益分析等。例如[6]英国梅杰政府时期对企业行业的《竞争求质量》白皮书，使私人部门和工商企业间的竞争机制的确立等竞争措施都对公共服务管理的提升起到了巨大作用。

二、我国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我国政府直接参与竞争产品的经营，广泛参与私人产品的提供，造成公私角色的错位；而政府本应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却长期短缺，如政府社会保障水平不足、科技教育投入不足、市场秩序维护不足等。

（一）公共服务职能定位不明，供给结构不合理

从公共支出的领域来划分来看，政府公共服务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维持性公共服务，指维持国家安全、行政管理正常运转的公共服务，国防、外交和公共行政服务等；二是经济建设服务，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而直接进行各种经济投资的服，如投资经营国有企业与公共事业、投资公共基础设建设如，道路、供水、电力、通讯基础设施等；三是社会公共服务，指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支持对教育、社会保、公共医疗卫生、科技补贴和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从公共服务职能的供给范围来看，社会服务提供的主要是纯共产品即基本公共产品；经济建设服务提供的主要是混合公共产品。保罗•萨缪尔森认为[7]:公共物品可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由于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的产品，且对于纯公共物品的提供具投入大、非营利性的特点，决定了只能由政府加以生产和提供。而从我国的公共支出结构来看，带有很浓厚的“建设财政”的特点。用于诸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农村公共服务等纯公共物品的供给，政府一方面采用“卸载”的方式推向市场，从而导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在本该由市场、社会发挥主要力量的混合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却过多地介入，甚至不惜采取政府垄断、行业垄断的办法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

（二）公共服务供给决策难以有效反映公民需求

公共决策是社会公共组织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或解决面临的公共问题，制定行动方案并加以优化选择的过程，是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8]。作为一切公共行为的先导，公共决策的正确与否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共活动的效力，有效利用公共资源，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公共利益本是公共决策的最高境界。[9]现在，许多公共服务并不是根据公民的真正需求提供的，而是根据各级政府部门的意愿和利益来决定，由公民外部的各种因素来决定公共服务的需求，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不能反映在公共服务的供给来决策中。加之，我们的决策偏重经验决策，缺少现代决策的手段和方法。所导致的结果便是对公共服务需求判断不准，公共服务供给方案不合理，不能有效满足公民的需求，出现过度供给与供给不足的局面，致使公共服务资源浪费程度加剧。

（三）公共服务供给失衡，分配有失公正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失衡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失衡。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不仅城乡经济收入差距大，而且农民所能享受到得公共服务水平大大低于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甚至一些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严重短缺。农民难以获得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并由此导致了因教育返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其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得不到保障。

以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为例。1993年，我国政府提出“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经过十几年的试点和恢复重建，至2003年，合作医疗计划的覆盖面仍只有10%多点，农民受到的医疗保障还比较薄弱，绝大多数农民被排斥在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之外。据有些学者的估算，占全国70%以上的农村人口仅拥有全国大约30%的卫生资源，而占全国30%的城市人口却拥有全国70%以上的卫生资源。少数人过度的医疗保健消费，而相当部分农民甚至还难以享受基本的医疗保健。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医疗卫生公平性的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二是地区间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可支配财力相对丰厚，公共服务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和《中国财政年鉴(2005年)》计算。2002年、2003年和2004年东部地区的国家财政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是12.52%、12.5%和12.51%，这一比重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对公共服务投入4%的目标，由此可看，东西部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很大。

（四）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

我国政府长期以来重视经济建设忽视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财政支出带有建设财政的特点，国家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从而致使我国公共服务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在公共服务的投入比较：我国的公共服务支出占GDP的支出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公共服务的效率偏低。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对2006-2007年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的调查[10]：24.8%的公众认为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比较高，41.5%认为一般，25.9%认为比较低或很低。从我国公共服务从投入、产出和效果三方面综合评估显示[11]：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整体处于偏低的水平。除基础教育北京达到A级，一般公共服务上海、北京达到A级以外，其他各地区各类公共服务绩效等级都处于B级以下。

三、公共服务的对策

（一）明确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责任，转变政府职能

公共服务的参与者可分为三类[12]：消费者、生产者和提供者。服务的消费者比较容易理解，服务的生产者是指直接从事生产，或者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部门，它可以是政府、私营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等。而服务提供者（又叫服务安排者）是指安排生产者给消费者，指派消费者给生产者，或选择服务生产者的人；服务提供者通常是政府。因此，区分服务的生产者与提供者是界定政府角色的基础。可以看出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有两种基本角色：一是既是服务提供者也是生产者；二是作为服务提供者。而不是服务生产者。据此。为了扮演好前一种角色，政府需要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实现在“纯公共物品”（基本公共服务、维持性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高效率和公正性；而扮演好后一种角色，政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在“准公共物品”供给中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

同时我们必须认清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责任和职能：一是制定公共服务规划与政策，营造公共服务的制度环境，保障公共服务均衡发展；二是监管公共服务的行业生产与供给，保障公共服务质量；三是通过付费购买公共产品，保障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四是直接生产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维护基本人道生活的公共需求。综合以上看法，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可以有以下措施[13]：一是政府有责任以高效、公正地提供纯公共产品，完善公共服务财政体制，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供给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配置；二是对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有责任搞好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法制建设，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从而开拓公共服务的优质资源；三是建立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防止私营部门弄虚作假和公私勾结；四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私部门、非营利组织涉足公共服务领域，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五是打破非营利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降低准入门槛，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为公共服务社会化提供制度基础。

（二）以顾客为导向，提供回应性的公共服务

以“顾客”为导向就是把公众视为顾客，它要求政府官员由“官僚”转变为“服务者”，增强服务意识与公共责任感，并以公众的满意度作为追求的目标和评价的标准，以公共利益为中心。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及时了解社会公众需要什么，要求政府提供什么服务以及如何有效提供服务，并对这些需求做出及时的回应。因此政府必须扩大和完善政府决策的机制，实现公共服务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为了保证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还需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绩效考评机制。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效率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应该从等量的资源消耗或劳动时间中获得最大化的产出。因此，公共服务要谋求政府服务效率的提高，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改革绩效评估制度也是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管理的质量与效率。比如新西兰政府绩效管理，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公共服务的绩效考核制度，实现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加大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考核影响权重，并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奖惩，以提高我国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三）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

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是新公共管理的的重要内容之一。针对我国公共服务的的现状，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与公共服务理念的前提下，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让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掌舵”的作用，各种社会力量发挥“划桨”的作用，从而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升公共服务的绩效。灵活采取合同出租、公私协作、凭单制、公私协作、公共服务社区化等多种模式提供公共服务。把能够进行经营性投资、开展市场竞争的服务项目，通过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交给私营企业经营，如煤气、供电、交通等；对那些实行市场化运作的领域则采取承包的方式，将一些公共服务项目承包给私营企业管理，如城市垃圾处理、街道环卫、社区管理等。

第8篇：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NPM；公共政策；政府理论

Abstract：Fromtheangleofpublicadministrativepathevolution，thispaperexpoundstheemergence，characteristicsandtrendsofNewPublicManagement(NPM)，onthebasisofthis，makesdetailedexplanationoftheimportanttransitionofthemaking，enforcement，evaluationandsupervisionofpublicpolicyintheperspectiveofNPM，andmakesvaluereflectionforthis.

Keywords：NPM；publicpolicy；governmentaltheory

一、变革与回应

纵观美国的行政思想史，历来存在着主义和管理主义的两种基本倾向。主义关注社会公正、民主和回应性；而管理主义更聚焦效率准则。两种倾向相互斗争、相互影响，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公共行政研究和实践途径的变迁历程。而NPM(新公共管理或被称为新管理主义)的产生、逐步实行正是公共部门管理理论与实践对这种变革的自我回应。

(一)变革：公共行政古典途径的式微与公共行政实践途径的演化

公共部门行政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经历了从古典学派研究途径的式微到管理途径和政策途径再到新公共行政的历史沿革过程。

1.公共行政古典途径。基于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公共行政的古典学派形成了自己研究和实践途径的核心模型：职位应该与人员相分离；公共部门治理的规则取向；控制严密的组织结构有助于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目的不等于手段，事实不等于价值，技术不等于民主，手段、事实和技术是公共行政的内在要素，而目的、价值和民主是外部要素；公共部门的动力与私人部门的动力存在根本的差异，以至于该动力模式最具风险而成为后来公共选择学派轻易捕获的猎物。

2.B途径与P途径。在古典途径达到其顶峰时，1938年的巴纳德在其《经理的职能》论述的组织理论可以说是寻求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分析途径的第一个重要尝试。巴纳德认为，公共行政应该从权威转向协作；协作必须围绕组织目标；协作需要管理。显然，在巴纳德的组织理论中已经预示着管理途径(B途径)。而1947年西蒙的《管理行为》终于促推了B途径成为公共部门研究的核心理论。其基本模型可以简要概述为四个逻辑基点：公共部门的行动即是公共目标的实现；公共治理等于根据目的自由地选择适当手段；公共决策是有限理性决策；是令人满意的决策而不是最优的决策。在古典途径之后，新的公共部门分析途径并不仅仅限于B途径。政策途径(P途径)作为填补古典途径之后出现空白的另外一种尝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一些政策分析家提出，与B途径分庭抗礼。它的理论模型是：公共治理构成一个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之间不断循环的政策周期；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是不可分的；分权的政策执行比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更有效；政策周期主要是政治过程而非管理效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网络比科层组织效率更高。

3.新公共行政(NPA)。1948年美国青年学者沃尔多在其《行政国家》一书中就明确的宣告了古典的公共行政学派的衰落。1967年沃尔多邀请一批年轻的学者齐聚锡拉丘兹大学的明鲁布卢克会议，探讨和形成了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新公共行政的一些基本观点。总的看来，NPA是以新左派意识形态为基本精神，试图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及主流行政学的效率范式，重新建立公平、正义、主义等在公共行政的中心地位。而20年之后的第二次明鲁布卢克会议以及《黑堡宣言》我们又看到了新公共行政的悄然变化。这种变化逐步趋向于效率追求的管理主义。

(二)回应：作为一种实践运动的NPM

作为一种实践运动的NPM，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20世纪50年代后因实施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留下的后遗症，加之战后教育的发展和信息通讯的流通增长所带给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复杂性增加所导致的“不可治理性”(ungovernalibity)。这种不可治理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政府的权威危机，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政府权威的合法性降低，公众对政府越来越不信任和持怀疑态度；其次是政府的财政危机，20世纪以来西方采取的福利国家模式等因素造成政府财政支出的快速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相对减速。面对这些危机，一些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了持续的国家行政改革。具体而言，NPM产生是缘于公共部门对一些相互关联的紧迫问题作出的一种回应。

1.公共部门面临的抨击。政府在实际收入下降的同时面临着服务水平不变或提高的政治要求。其唯一的出路就是提高生产力，所以公共部门的低效率将面临激烈的抨击：(1)“规模”方面的批判，对于瓦格纳公共政策定律的否定。瓦格纳认为，大规模的公共部门是发达经济的特征。当国家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进程而达到更高富裕程度时，公共部门的扩展是必然的趋势。然而有学者论证了政府规模过于庞大而浪费了过多的紧缺资源。虽然目前政府经费的削减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其作用已经在下降。(2)“范围”方面的批判，政府本身对经济介入的活动过多，其中许多活动可以有其他可选择的方法，比如私营化改革。(3)“方法”方面的批判。“方法”指的是公共部门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即组织的内部效率。官僚体制几乎成为低效率的代名词，人们越来越认为官僚制的方法必定会造成工作无起色和效率的低下。

2.经济理论的变革。官僚制组织中的高层人员所信奉的公共行政理念正在被经济学思想取而代之。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冲击了主义理念主导下的官僚政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促使政府内外的政策制定和提供服务方面较多地利用了市场机制；而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已经开始融合到公共部门新型管理模式中。

3.私营部门的变革。政府的行政能力愈发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私营部门迅速变化的现实，要求公共部门与之相适应。公共部门的管理和效率对私人经济与国家竞争实力有所影响。事实上，随着新公共管理在许多国家的实施，私营部门的变革直接导致了公共部门的变革。

4.技术的变革。技术变革促进了所有各种社会变革。如信息技术促使管理的变革，由于信息的共享促使等级制度组织变得扁平化；“办公室”概念的变革；戈尔报告中的电子化政府(1993)；我国的电子政务的建设等。飞速发展的技术已经成为公共部门管理变迁的重要推进器。

NPM的出现，标志着早期改革发生了一种变化。它在理论和具体方案方面不像以前的公共管理那样，只是在公共行政内部进行技术性的专业化，其目标在于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它不只是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革而且表现为要求公共部门转换机制并改变其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NPM作为政府管理公共部门方式迅速变革的最显著的标志，缘于新公共管理对于公共行政实践领域和研究途径不断变迁的回应。从某种意义说来，它体现了在政府理论发展中和实践中寻求一种学科的整合。

二、特征与趋势

NPM也许是20世纪最后20年中公共行政领域谈论最多的话题。从发生学上看来，NPM本来只是一场公共行政改革的实践运动。然而随着其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改革中深入开展和影响的扩大，众多学者开始从哲学基础、价值目标、方法论及具体实践等各个层面进行探讨和总结，使其甚至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新颖范式的规范理论。从国外理论家经典论述和国内学者对NPM的阐释中，可以总结出NPM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

(一)国外学者关于NPM的经典阐释

1.“新泰勒主义”。波利特(Pollitt)发现了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的管理哲学，并将其称为“新泰勒主义”(1990)。他在《管理主义与公共服务：盎格鲁与美国的经验》一书中认为，新公共管理主义主要由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古典泰勒主义的管理原则所构成，即强调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技术及模式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波利特论述道，官方文件反复重申，核心问题在于制定明确的目标，发展出用以测量目标实现情况的绩效指标，以及通过功绩奖励、职位升迁等奖励方式来突出那些取得“成效”的人。如何加强生产线管理并为其提供适当的激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对于工作中的规范、信念及渴望的复杂性，……或者对于决策方面存在的认知偏见等复杂的问题，政府官员似乎并没有多少认知(如果他们真的还有点认识的话)。

2.西方行政学者帕得里夏·格利尔(Patricia·Greer)概括了新公共管理的内涵：公共服务组织的分散化；对公共管理人员实行任期与激励；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生产相分离；强调降低成本；从重政策转向重管理，注重绩效评估；从程序转向产出的控制与责任机制。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OECD)将新公共管理主义界定为：转移权威，提供灵活性；保证绩效，控制和责任制；发展竞争和选择；改善人力资源管理；优化信息技术；改善管制质量；加强中央指导职能。

4.“再造政府”。奥斯本和盖布勒的《重塑政府》作为新公共管理的代表性著作，认为必须“重塑政府”。他们为打造企业型政府提出了十大原则和五大战略：大多数企业型政府鼓励提供服务者之间的竞争；它们授权给公民，将控制权从官僚制组织转移到社区中；它们在评价各种结构的绩效时，关注的是结果而不是投入；重新把服务对象界定为顾客并赋予其选择权；以目标而非以规则和规定为导向；防止问题的发生而不仅仅是事后的的补救；致力于赚钱而不是花钱；实行分析，引入参与管理；它们宁可采用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不仅重视提供服务，而且激励所有的部门(公共的、私人的、志愿的)为解决其社区问题付诸行动。

五大战略是：核心战略—明确组织目标；后果战略—创设绩效后果；顾客战略—将顾客置于驾驶员的位置上；控制战略—将控制从中央和高层移走；文化战略—创造企业家文化。

5.NPM。作为NPM这一名称的首创者英国学者胡德(Hood)则观察到公共行政更多的内部变化。他认为NPM包括了七个要点(1991)：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绩效的明确标准和测量；格外重视产出的控制；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强调资源利用要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

(二)国内学者关于NPM的阐释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对NPM的理论及其研究范式作出概括。陈振明教授认为NPM的理念主要包括八个方面：强调职业化的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绩效评估；战略管理和项目预算；提供回应；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竞争机制的引入；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方式；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关系的改变。

(三)NPM理论范式与实践特征的基本共识

综上所述，NPM主要是试图在公共部门引入市场机制，采用私人企业管理的方法，加强竞争和市场导向来改善行政绩效，倡导管理者的管理。关于它的研究范式和在实践运动中达到的基本共识，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借鉴私人企业的管理方法。NPM认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之间有好多共性，可以互相学习。私人部门在创新能力、经济、效率、效能等方面都优越于公共部门的管理。因此公共部门要运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如绩效评估、战略管理、顾客至上和结果控制等。

2.公共部门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NPM主张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革政府，在公共部门引入商场机制，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公共部门之间展开竞争，以缩小政府规模，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效率。公共部门的市场机制主要包括民营化。通过业务合同出租，建立政府与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通过市场化来缓解政府巨大的财政压力，弥补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唯一供给者的不足，以此来改善政府运行机制，提高政府运行效率。

3.公共服务的顾客取向。NPM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来向其提供服务，政府应该以顾客为取向，只有顾客驱动的政府才能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并促进政府服务质量的提高。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而是富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消费者和顾客。由于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新界定，政府要满足顾客多样化的需求，征求他们的意见，提供回应性的公共服务。

4.实行绩效评估。NPM所倡导的绩效评估就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程序和标准，对公共部门的成就、业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其内容主要包括成本效益、顾客满意度、投入产出比率、服务质量等。在实践中采取3E(经济、效率、效能)标准。更加关注公共部门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效率，在公共部门之间营造竞争的环境。

5.政府的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离即划桨与掌舵的分离。“成功的组织是把高层管理与具体操作分开来……这使得政府以一个精明的买家来工作，以能够完成自己政策目标的方式利用各种生产厂商。”划桨的人专注于一项使命并且把这项事情做好，而掌舵的组织则需要发现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通过这样来重塑、精简和提高效率。

三、转型与影响

NPM理念主张政府作用的退缩与市场价值的回归。基于此背景下，西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与监控发生了重要转型。

(一)NPM理念下的公共政策制定

1.更加突出政府公共政策职能。政策执行主体由一元化的政府垄断到多元化的市场竞争的转变，使得政府不再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做的公共服务提供者。政府通过将公共服务职能转让给企业和社会，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例行的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进行公共政策的制定、监督与评估，运用公共政策引导政府内外的执行机构有效地承担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由微观管理领域退回到宏观调控领域，政府规模缩小，职能减少，但职责更加集中，更有利于政府制定出卓有成效的公共政策，从而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2.公共政策类型将发生改变。(1)宏观调控型政策取代微观操作型政策。在传统体制下，政府为“全能型”政府，政府职能的扩张使得政府政策必须涉及每个微观领域，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NPM主张分权和权力下放，要求给予执行者自和灵活性，强调市场原则。因此，政府政策必然多为宏观性指导型政策，主要起引导与调控作用，注重的是战略制定与整体规划。(2)指令性政策向契约型政策转变。传统体制下，政府部门以上下级隶属关系为特征，政策也相应地多表现为强制性的命令式或指令式政策，依靠行政权力为后盾。而NPM运动下由于执行机构的设立以及私营部门、社区组织的介入，使得这种隶属关系转变为契约关系。制定者对执行者的管理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契约管理。两者不以权力为中介，而是以由合同或契约确立的权利为中介，政策多为协商合作式的契约政策。(3)事后救济性政策向事前预警性政策转变。传统体制下往往是等到问题出现甚至已经很严重了，才制定出相关政策进行补救，虽有“亡羊补牢”之功，但损失已经造成。而NPM倡导市场竞争，要求对市场和顾客的需求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这就决定了政策的出台不应再是“事后诸葛”，而应该具有前瞻性，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种前瞻性公共行政。只有具备超前意识，具备较强的预见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政策的作用。有效的政策应该预防问题的发生，而不仅仅是治疗问题遗留下来的创伤。

(二)NPM理念下的公共政策执行

NPM理念下的公共政策改革主要针对公共服务领域，而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因此，NPM取向的公共政策执行必然不同于传统的政策执行。NPM理念下公共政策执行将表现出以下几种趋向。

1.新型的行政权力关系下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相分离。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截然分开，强调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不得以党派偏见影响决策，从而强调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这保证了政策的稳定和持续，但也造成了官僚制组织的种种弊病。NPM理念对此则持不同意见，认为行政本身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两者截然分开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当代文官的政治化趋势以及高层文官的政治任命就打破了文官政治中立的信条。NPM理念既主张文官参与政治决策，增加对政治家的响应，同时又主张下放权力，给予执行者较大的权威以及灵活性与自由裁量权。显然，打破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和坚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分离，两种主张在表面上是相互冲突的。这两者的冲突恰恰意味着NPM运动下政策制定与执行将在一种新的调控关系下实现分离。这种新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第一，传统体制下两者的分离是在“政治中立”的原则下政治家与公务员两大系统的分离，政策执行者不得参与政策制定。而NPM理念下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分离则是在强调文官增强对政治家的响应的前提下公务员系统内部的分离。并不排斥一部分高级文官参与政策制定，并强调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在两大系统之间起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第二，传统体制下政策制定者对政策执行者的调控主要依靠层级制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事无巨细，均有专门化、标准化的规定加以约束，执行者缺乏灵活性、主动性。在新公共管理理念下，政策制定者则是依靠宏观性的政策调控二者关系，给予执行者以较大的灵活性和自，而不是简单地要求他们照章办事。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不再是完全截然分开的两部分，而是以灵活的方式实现分离。

2.政策执行主体走向多元化，政治权威体系由层级式结构转为扁平式网络。(1)政策执行主体形式由政府垄断的一元化趋于呈多元化。传统行政体制下政府垄断政策执行，政策执行主体呈一元化。NPM运动则打破了政府垄断执行的一元化局面而主张多元化，认为政府在公共管理中最主要的职能是制定政策。政府虽然仍是政策执行的主要主体，但不是唯一主体。政府一方面应通过内部组织体制改革，进行分权和权力下放，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执行机构或半自治性机构，专门从事政策执行。另一方面，应通过外部私有化，将原本由政府控制或拥有的职能承包或出售给私营企业，准许私营部门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公共物品。此外，政府还应通过公共服务社区化，充分利用社会的社区、家庭、志愿者组织等基本单位，承担部分政策的执行任务。总之，多元化的主体表现为政府、自治或半自治执行机构、私营部门以及以社区为主的公众参与组织等多方力量。(2)政策执行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呈扁平式。传统体制下，执行主体结构是与一元化垄断相适应的“官僚制”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主体与主体之间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的统属与规制的不平等关系，联系的纽带多为命令或指令，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而NPM运动在打破政府垄断的基础上也改变了主体间的关系。它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倡导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进入市场进行平等的竞争，主体间呈现扁平式的组织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主体间不存在强制式的命令，不再是以权力为纽带，而是形成了以契约与合同为基础的政策网络。调控主体关系的手段也由以行政权力为主转为以法律权利为主，通过主体之间的互动合作推进政策执行。也就是说，NPM下的政策执行不再仅仅体现政府的统治，而是体现治理理念的一种形式，它“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3.政策执行的逻辑基点由“官僚政治”转向“顾客”，由过程转向业绩。传统体制下许多政府部门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服务对象是谁，往往是为了政策执行而执行政策，为了体制的需要而执行政策，甚至为了迎合上级的好恶而执行政策。由于传统的政策执行只注重投入，不注重产出，片面追求效率而不计成本，不衡量效果，因此也就很难取得效果，甚至投入越多效果越差。公众无法从政策中获得应有的好处，传统体制还对服务市场或服务对象需求变化缺乏敏感的反应，追求整齐划一而忽视公共服务的多样性。NPM则不同，它主张以市场和顾客为导向，认为政策执行是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必须将顾客放在中心的位置。政府是受顾客驱使而不是受机构驱使，公共服务满足顾客的需要，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为此，它强调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回应，改变单一的服务，根据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与传统体制不同，NPM还重视执行的产出和质量，强调成本与效益的分析，主张发挥业绩测定的作用，按业绩付酬，按业绩管理，按效果作预算。“新公共管理运动下公共服务主体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只有能提供优质服务，令顾客满意的主体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足，这将迫使各执行主体不断完善，不断创新，有利于公众利益的实现。”

(三)机遇和挑战：NPM理念下的公共政策评估与政策监控

NPM理念既有利于政策评估与监控的发展，又给二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传统管理体制由于不重视服务的效果与质量，相应的也不大重视政策的评估与监控。并且由于一元化体制的局限，对政策的评估与监控多属于政府内部行为，常常会因为内部关系复杂而流于形式或发生偏差，缺乏客观性，无法准确反映公共服务的真实情况。NPM理念则不同。一方面，政策评估与监控受到应有的重视。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由公众自主地选择公共服务主体，就必须要向公众提供各个主体的业绩作为取舍的标准。同时，由于给予执行者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何保证政策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而不因主体的自身利益发生偏差要求政府充分发挥评估与监控的作用。因此，政策评估与监控被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不再包揽政策执行，而是站在公众的立场评估与监控其他执行者的活动，这样内部行为变为外部行为。政府与公众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可以进行更为客观、更为真实的评估，更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更好地进行监控。

然而，政策评估与政策监控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评估而言，针对不同的执行主体采用什么样的标准进行评估以确保评估的公正公平，如何在评估中将经济效益指标与社会效益指标结合起来等问题都对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对于监控而言，在主体形式多元化及传统行政权力的强制性弱化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利用合同契约监督执行的有效性，如何追究违约行为的责任，如何克服私营部门的短期行为对公众利益造成的损害等也是必须予以重视的新问题。

四、诘难与批判

很多学者认为从NPM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诸多问题：效率优于公平吗？个体效益的聚合必然导致集体利益的实现吗？私营化就能提高效率吗？产品提供者和顾客的关系能替代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吗？随着这些问题的提出，NPM的实践将面临一系列的价值追问和伦理反思。

(一)公共性的缺失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是不同的。如果仅由企业的管理来取代公共部门的管理，势必造成公共性的缺失。而离开了公共性的诉求，公共管理就失去了自身的方向与宗旨，就会失去其制定政策进行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二)虚化了民主与伦理价值

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广义的公共行政除了管理的价值外，还强调公民精神、公正、公平、正义、伦理、回应性和爱国主义等价值。但是NPM强调的3E却造成了公共管理核心价值的弱化。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说，政府企业化的运作改革让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道德代价。为此他在3E标准上增加了公正(Equity)而形成了4E准则。

(三)政府可能规避其他公共责任

一旦以提高效益作为公共管理者行动的指南，那么由于公共部门效益概念的模糊性及凸显效益所需较长时间的特点，就很容易成为公共管理者寻找逃脱公共责任的借口，从而助长了官僚机构的官僚习气。政府责任不仅限于发展经济，还应该承担引导整个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公共责任。

(四)非适当性顾客隐喻

NPM倡导构建顾客导向型政府，固然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然而从学理而言，公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与作为经济概念的顾客存在着质的差异。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不仅仅是顾客而更重要的是公民。公民是社会的主人，应该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参与者和决策者，不仅用脚投票还用手投票。顾客的不当隐喻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理解为单向度生产者与消费者经济关系是很不当的。

(五)腐败也会在民营化中滋生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委托理论的考察，当组织从政府模式转向企业模式时，腐败和不道德行为有增加的倾向。美国公共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最为重要的是政府公民精神的培养和树立。如果政府组织中公民精神倾向强，政府组织将努力集中于公共服务、公共利益及有效政府的构建上；而如果政府组织中持私人利益的观念倾向强，将会增加腐败和不道德行为。

参考文献：

[1]罗伯特·E·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武玉英.变革社会中的公共行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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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摈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第9篇：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电子政府；概念；功能；价值

网络和信息与通讯技术作为科技革命的产物是先近生产力的代表，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同时信息与通讯技术与国家上层建筑的结合顺应了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的各国政府再造改革运动，产生了电子政府（ElectronicGovernment）。电子政府最早起源于美国副总统戈尔领导的全国绩效评估委员会提出的“运用信息技术再造政府”运动，随后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业开展了电子政府建设。我国电子政府（ElectronicGovernment）建设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在我国由于文化背景和学者的理解不同有很多称法，如“电子化政府”、“电子政务”、“网络政府”、“数字政府”和“虚拟政府”等。但是电子政府是被大多数学者认同的合理的学科名称。

一、电子政府概念与内涵

学者们对电子政府定义的差别，直接原因是对ElectronicGovernment翻译的不同理解。根据学者们对电子政府的定义可以把电子政府的价值取向、技术平台和功能作用把电子政府的概念分为三类：服务论、技术论和改革论。

（一）服务论观点

服务论观点吸收了新公共管理理念即批判和改革科层官僚制政府本位以民众为顾客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思想，注重强调电子政府的价值取向。认为电子政府是为民众提供信息资源及服务的虚拟政府。张成福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指政府有效利用现代信息通讯技术，透过不同的信息服务设施，在其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下，对政府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提供自动化的信息及其他服务，从而构建一个有回应力、有效率、负责任、具有更高服务品质的政府。于凤荣、王丽认为：电子政府是运用信息及通讯技术打破行政机关的组织界限，构建一个电子化的虚拟机关，使得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渠道获取政府的信息及服务。以上是服务论的观点，服务论着重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

（二）技术论观点

持技术论观点的学者多是从信息与通讯技术、网络平台为出发强调技术的作用，多注重研究电子政府业务流程优化重组和办公自动化倾向于电子政务方向。汪玉凯认为电子政府是将政府管理与服务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办公自动化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葛笑春认为电子政府是指在信息网络化条件下，对传统政府职能、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重组基础上，主要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平台，实现政府的公共管理。张锐昕和黄波认为电子政府的主要内涵是运用信息技术及通信技术建构一个基于计算机网络环境的电子化的虚拟机关，以改进政府组织，重组公共管理，最终实现办公自动化和信息资源的共享。1技术论观点主要是借鉴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建设成果，崇尚工具理性。

（三）改革论观点

持改革观点的学者认为电子政府是政府再造，重点在信息和通讯技术及网络化平台上通过改革政府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的重组和优化，构建政府管理体系。张志清认为的电子政府是指基于信息技术对现有的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进行优化重组之后，重新构造成的新的政府管理形态。刘宝润认为电子政府由政务过程电子化、网络化影响和推动，促使政府机制和体系重组,而形成的适应电子化、信息化需求的政府结构形式，实现政府再造，电子政府的核心内容是建构一个虚拟状态的政府及其部门结构体系。许希亮、常春芹认为所谓电子政府通常是政府利用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打破行政机关的组织界限，建构一个基于计算机网络环境的电子化的虚拟政府，确立一个精简、高效、廉洁、公正的政府运作模式。改革论观点强调通过改革从传统政府转向电子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传统政府模式，从内在本质上更加注重追求效率、公平和服务品质。

对电子政府的不同理解，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对电子政府从价值趋向、技术平台和作用功能不同认识构成的。可以认识到一点，电子政府是基于信息与通讯和互联网为技术平台构建的。他完全不同于现实中的实体科层制政府，他具有虚拟性，强调网络化、信息化、数值化等特征，强调信息技术的执行功能。在他的背景环境下必然存在信息与网络化的高度发达的虚拟社会。所以电子政府的构建完全取代实体科层制政府治理现在社会把政府的功能延伸到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讨论电子政府必定把他的背景上升到网络社会的范畴。电子政府具有技术主义和制度主义两种思路，而制度主义是起主导作用的，也就是说制度按照自己的规则运用技术。技术和制度之间的护理效果不是直接的和结果性的，而是复杂的和高度依赖的。所以电子政府构建应该考虑如何把信息和网络与制度和组织相结合起来，形成技术和制度紧密结合的规范与规则运行的政府模式，而不是讨论如何运用信息与通讯技术和网络为主导追求工具理性，更不是忽视制度与技术结合或制度磨合把现有政府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硬搬到网络社会中。所以电子政府是基于信息与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实现政府的管理过程和信息采集自动化，重组政府业务流程的基础上，重建行政职能、政府组织、构建为个人、企业、社会团体提供高品质服务，追求民主、效率有回应力、负责任的政府。

二、电子政府的作用

电子政府是科技创新和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他具有虚拟性，因为他服务于互联网形成的虚拟社会中。他也具有实体性，因为他具有组织结构、制度基础、服务站点和人员支持。电子政府的功能打破了传统政府组织结构的束缚、部门的限制和行政区划的阻隔，形成“无缝隙政府”，最直接的可提供7*24*365在线服务模式，极大地扩展了政府的服务时间和空间，扩大了政府的服务职能，也由于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增强，填补了传统政府模式缺乏监督的弊端。

（一）电子政府对传统政府组织的冲击

电子政府创新是新公共管理范式革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公共行政价值观的重构创造了条件。电子政府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宏观背景下诞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官僚制片面追求工具理性、漠视价值观念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批判。颜雅英、庄锡福在《电子政府是抑制之良策》中指出电子政府通过发挥以下功能：（1）电子政府促进民主；（2）电子政府抑制行政膨胀；（3）电子政府促进规模适度政府的建立。从而克服各种物流阻碍和组织阻碍，杜绝传统组织形态和物质构成中强调分工造成的部门分割和层次繁多、互相推诿、手续繁琐、公文旅行等诸多问题，最大程度地消除顾客使用公用产品和服务过程的成本,成为抑制的良策。

（二）电子政府的基本功能

电子政府是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重组后的政府，他也具有发挥政府功能作用为民众提供服务和治理网络社会的功能。徐晓日认为电子政府的功能有：（1）提升政府信息资源水平，（2）重建政府组织体系，（3）改进政府决策模式，（4）再造政府业务流程(5)优化政府人才结构。张成福把电子政府的功能归纳为：（1）提高政府决策理性和公共政策的品质，（2）促进信息流通利用和平等共享；（3）提高政府的反映力和社会回应力，扩大公民参与；（4）促进政府重组，节约行政，提高政府效率；（5）公开政府信息，实现开放政府。

矛盾总是存在两面性，电子政府构建可以扩展政府的服务功能，填补传统政府治理中的缺陷，但是也由于随着民众参与治理的程度提高和网络的无边界信息资源丰富易获取性、治理客体的虚拟性，给政府的权威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削弱了政府的权力。电子政府推动了民主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但是一方面网上过度的民主会产生民主危机。张锐昕、黄波认为网上过分自由的信息传输有可能引发民主危机，如果任由网上“自由”、“民主”泛滥，社会将处于无序状态，不仅造成政府宏观调控失控，信息资源浪费，影响经济发展效率，甚至会导致政府失灵，引发社会矛盾。另一方面，过度的民主也会滋生“无政府主义”。人们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同时，可能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甚至有人可能会打着构建电子政府这一旗号，另有一番“心思”。因此，在电子政府建设过程中要把握好民主的尺度。

三、电子政府的价值追求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络在政府运作中的运用创造了电子政府的管理模式，这体现了科技及其工具理性的力量及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飞跃性变化。科技及其构造的工具理性就会成为一种针对所有人的异己力量，窒息着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造成人类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与生存危机。所以，技术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它需要价值观的引导和制度的约束才能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它自身蕴含的巨大力量。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代表更多人利益制度之前，民主必然是最佳的选择，电子政府也同样适合这种选择。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给人带来更深层次的民主是会引发“无政府主义”。所以电子政府应该追求合理的价值取向，学者们对电子政府价值取向作了研究。

（一）电子政府的基本价理念

电子政府有着与传统政府不同的运营模式和基本特征，将导致传统政府理念体系的重大变革，推动政府行政理念的重购和更新。李传军把电子政府的基本理念概括为：民主理念、科学理念、政治理念、责任理念、效率理念、公平理念、服务理念、安全理念、文化理念、形象理念。

（二）电子政府与公共价值观的追求

电子政府是新公共管理范式革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也同样追求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徐晓日认为电子政府为实现公共价值观的重建创造了条件，电子政府是基于公共管理部门基于现代信息与通讯技术和网络的虚拟政府。因此电子政府也追求公共管理重建以追求人为中心、效率、责任与公平的核心价值观并重的公共行政价值观。

（三）电子政府的价值理性层面是网络政府

电子政府为网络政府提供了技术前提，网络政府则为电子政府塑造了价值的灵魂。在政府信息改革过程中应努力构筑电子政府的技术设施，同时将公平、民主、参与等人类价值追求渗透其中以构建网络政府。纪丽萍提出：网络政府是电子政府的价值理性层面，即在电子政府的技术设施上嵌入公平、民主、参与的价值，形成多中心治理的网络政府。

（四）电子政府的基本价值追求与实现形式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公共权益、正当程序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趋向。信息与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充分发展，使信息成为优势资源，事实上，信息归根接地是权力。在网络社会中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网络的使信息很容易获取人们信息，并拥有权力，权力的产生必须有相应的规范和约束机制，民主就是最优选择。民主与电子化信息化结合产生了电子民主。

电子政府出现和发展适应了新公共管理范式构建，作为政府治理新模式它还是一个新领域。在实践中我国的电子政府建设经历三个阶段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是在电子政府建设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参考文献】

[1]张成福.电子化政府：发展及其前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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