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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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寻租活动；寻租成本；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0-0013-03

一、寻租的性质研究

早在19世纪40至5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著名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就提出了政策干预，保护民族工业，发展本国生产力，以便赶上先进国家的观点。同时，他极力主张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保护本国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西方经济学中寻租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寻租理论产生背景

西方寻租理论的创立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在总结了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时，认识到市场并非万能，不能完全依赖“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西方各发达国家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干预。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寻租”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由于政府干预而产生的一类经济现象。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所有交易行业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实现，一切任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因而不存在“寻租”行为。但由于“市场失灵”现象无法避免，随着政府干预和管制的加入，寻租行为的出现成为必然。

直到20世纪60年代，依靠国家干预政策已不能解决西方世界的经济滞胀和失业问题并存的状况，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统治地位开始发生动摇。于是，新自由主义趁机再次复兴，并占据一席之地。寻租理论正是为了迎合新自由主义的“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这一经济思潮而产生的。

（二）寻租及其内涵

寻租理论，最早萌芽于塔洛克的论文《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1967）。但真正第一次提出“寻租”一词的则是克鲁格的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1974）。克鲁格不仅发展了塔鲁克的观点，而且还开创了寻租理论的国际贸易学派分支。后来，她本人也被认为是寻租理论的鼻祖。公共选择学派坚持用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去分析人们的政治经济行为。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同，公共选择学派将政治因素作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来研究，其目的是从政治过程的经济研究中分析现代西方国家经济问题根源之所在。

这里的“租”不是一般经济学原理中所指的地租，而是指由于不同体制、权利和组织设置而获得的额外收益，或因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而形成的非生产性利润。这里的“非生产性”是指其只创造利润不创造财富。简言之，“租”是一种超过机会成本的余额，是超额利润。在有关寻租的文献中，其定义是多样的。布坎南认为，寻租是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一种活动。埃克兰德等人把寻租描述成凭借政府批准的垄断权来取得收益的行为。图洛克等人将寻租定义为获得垄断或取得政府其他庇护而从事的活动。总之，寻租行为在现实中采用大量合法和非法手段：游说、疏通、接近权力中心、找靠山、寻求垄断、争取政府庇护以逃避竞争、占有租金，使“看不见的手”不起作用，因此，这类行为常被称为“看不见的脚”。于是，“寻租”便被比喻成“看不见的脚”去踩“看不见的手”。寻租，正如经济学家荣敬本所说的，在现代寻租理论中，一切借用行政权利大发横财的行为都被称为寻租活动。寻租的追逐会转移财富、裂化资源配置，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导致腐败猖獗。

寻租活动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中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般地说，在发达国家中，寻租主要表现为分利集团通过合法的院外游说、政治捐款等活动促使政府被动创租，并争取占有租金的垄断特权；而在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寻租则主要表现为非法的行贿、受贿、索贿，以取得政府无意创租和主动创租所形成的租金。从这个层面上讲，所有这类活动都是要耗费社会资源的，是社会资源的一种被动浪费。

（三）寻租的成本分析

塔鲁克（1988）指出，寻租成本可以由三个部分组成：寻求垄断租所耗费的成本；垄断本身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寻租所失去的技术创新的机会及其福利。因此，我们可以将寻租的成本分成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对于寻租者来说，他所承担的寻求垄断租所消耗的成本，就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私人成本；由于寻租所导致的垄断，进而使社会福利受到的损失，可以说是寻租行为的一种负外部性，产生的成本由全社会来共同承担。

1.私人成本的分析

寻租者的私人成本除了交易成本以外，还应该有使用该资金进行再生产或是投资而非经行寻租活动能所得的合法的利润，称为机会成本。另外，对于寻租者而言，他们会承担着一种社会舆论压力和法律的压力，称为心理成本。

交易成本即寻租者在经营生产过程中，获取垄断地位，以及维持垄断的超额利润过程中人财物的耗费。机会成本则是寻租者交易成本的创租、避租、抽租和护租的耗费，可以用来生产而没有用于创造价值的成本消耗或者是所放弃掉的超额利润。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寻租行为的非生产性活动性，使他存在着法律制裁、舆论谴责和名誉扫地的风险，以及自己良知的谴责等等，这些都是引发心理成本的因素。

除此之外，在现实中，整个寻租活动过程中会存在多个竞争的寻租者，但只有少数的寻租者成功并因此而获得超额利润，其他落败寻租者的成本耗费造成了租金耗散。因此，要真正做到准确地推断寻租活动成本，应将所有寻租者（其中包括寻租失败者）的成本支付都计算在内。

2.社会成本的分析

第2篇：政治经济学研究范文

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意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管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66wen ki@v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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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国际与国内来自WWW.66WEN.COM免费

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 ( 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 (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第3篇：政治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资本；传播；权力

顾名思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传播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斯迈思认为应该关注宏观的大众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即关注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宏观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大众传播活动的作用，强调一种以‘历史的’、‘制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1]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着眼的是宏观传播显现的研究，涉及到的领域广泛，媒介政治经济理论所涵盖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宏观的研究层次、广泛的理论范畴、散见的理论成果等使得这个学派的学者没有明显的学术传承，甚至很多学者并不认为自己是研究媒介政治经济学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批判学派的重要分支，“它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介和传播系统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他社会权力关系”[2]。传播政治经济学从的基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从总体上看，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观念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从西方社会的现实出发，将传播组织置于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中，通过考察传播组织与政治、经济权力机构的相互作用，来揭示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特别是经济权力关系对大众传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影响，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私人所有权控制的、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商业媒介对公共利益、公民权、社会民主的损害”[1]。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阐释和批判媒介在现实世界中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阐释和批判大多基于的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和权力在传播中的作用，从早期观察一个社会内资本和权力在媒介上的运作到关注国际传播中的资本及权力关系，以及全球传播不平等的现象等，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将传播放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民主自由等层面上加以考察。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在界定自身研究时，提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起点，“即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间化（spatialization）和机构化（structuration）”[3]，这样的三个起点背后都是资本和权力的运作，这样的运作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需要进行阐释和批判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被认为具有四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 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4]，其研究是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视域内进行的，媒介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教育、宗教、家庭等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可以总结为以下四部分：“（1）提供背景/语境 （contextualizing）；（2）图绘（mapping）；（3）衡量（measuring/evaluating）；（4）实践（Praxis/Intervening）”[2]。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倡去媒介中心化，媒介只是一种背景与语境，把传播作为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整体中的一个方面加以考察；对权力运作以及控制机制进行图绘表现，描摹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与传播权力中心的相互构建关系；对权力与控制的图绘之后，站在一定价值基础上对传播机构和过程进行衡量与评估；最后就是对于研究发现的现实运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一、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2]。资本是政治经济分析的重点，在资本主义世界，权力的来源也是资本。

初始的政治经济研究大多集中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之内，关注其中的资本与传播的关系；而后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化，研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关注资本与传播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对传播的控制经历了一个变动的过程：媒介的私有化――私人资本对传播的控制；国家在传播中的扩张――国家资本及其他权力对传播的控制；世界传播发展的不平衡――世界资本及其权力对传播的控制。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作为一个流派，在借鉴其他学科知识并在斯迈思等人的奠基开创作用基础上，根据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发展状况、研究主题等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蓬勃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只80年代末；反思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1]。

初创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派在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50、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激进社会运动的影响下，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取向开始出现。主要的学者有斯迈思、赫伯特・席勒等，主要的成果是对媒介与国家、媒介与公共利益、媒介企业生产过程的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期后，作为学派的发源地北美研究成果丰硕，这一时期除了斯迈思之外，席勒、托马斯・古贝克、珍妮特・瓦斯科、文森特・莫斯可等人的研究大量涌现；欧洲的研究也迅速崛起，以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默多克和戈尔丁等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法国传播学者阿曼德・马特拉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时期研究已经涉及到媒介产品本质的研究、信息及文化产品的不均衡流动、传播中的阶级关系及斗争等等。现实的深刻变化（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媒介文化市场全球化等等）以及不断遭遇的理论挑战（后结构主义、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的挑战），传播政治经济学在90年代进入反思时期，在结合世界发展思考一些研究话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理论的发展，结合世界发展深入探讨传播业的发展、研究传播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考察媒介私有化对媒介内容的影响等研究发展迅速，席勒、莫斯可、默多克、戈尔丁等人都在寻求贴近变化了的现实的研究问题，成果丰富。

参考文献：

[1]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3，31，32.

[2] 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M].刘曙明，洪浚浩.传播学[M].511～53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 莫斯可（加）.传媒政治经济学[M].胡正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0.

第4篇：政治经济学研究范文

一、生态学介绍

从根本上就是对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批判理论，有革命性与批判性。在生态学中，认为当前的社会生态危机，并不是因为纯粹自然问题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1]是资本主义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的集中表现。生态学中，不仅反对将环境问题认为是由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而造成的阶段性的生态危机，它更是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是资本主义本质中存在的反生态、反人类特性导致的生态危机，并进而科学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的弊端。生态学还认为，若是人们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仅仅依靠加快国家生态技术发展，不可能真正解决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会导致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不利于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安全。在生态学中，认为尊重生态规律和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是一个矛盾体，资本的扩张必然会导致经济社会无限制的发展趋势，然而自然的运作的本身承载力有限，故此对于当前世界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各种矛盾才是问题源头，单纯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无异于舍本逐末，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进行科学地批判将会对改善环境产生本质上的积极影响。

二、生态学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

资产阶级政治通过暴力和掠夺创造阶级，分离了生产者与他们的生产资料，甚至剥夺土地资源，使人们流离失所，强迫无辜的农民进入到资本主义工厂中进行生产工作，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的不仅是工业发展带来的废气、废料污染，大规模扩建工厂更是深层次地影响生态安全。生态学还认为，资本主义政治中的法律极其残暴，资产阶级往往借助国家暴力以及法律制造无产者、开展生态掠夺，征服掠夺殖民地，开展对农业的剥夺，这些“合法”行为都是对世界生态环境安全短信的肆意践踏。具体来讲，生态学对于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以及资本主义者的生产方式都进行了相应的生态学批判。生态学批判资本主义，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在反生态方面的本性，更是批判资本主义使破坏生态环境的首要源头，具有无法推卸的职责，批判资本主义是造成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3]。

生态学中，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主要基于对财富的无休止追求，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无限度攫取，并不能理性地去利用自然资源，也不能从长远的角度去看待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学批判政治制度导致人们没有特定居所，让人们在归属感与生态基础中分割开来，这样也就淡化人们对土地的保护意识，淡化人们的生态稳定认识，使人们失去土地伦理观念，从而加剧对周围生态自然环境的破坏[4]。生态学，在其形成、生态学体系化、生态学发展的多个不同阶段中，始终认为资本主义造成当今环境退化。生态学批判资本主义分割贫、富生态环境，毫无节制的开发经济扩张能源，大量消耗生态环境。

三、生态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生态运动的发展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严重，生态学被西方纳入其视野之内，并形成了生态学。它可以将生态学知识和理论相互结合起来，产生生态学，既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又是可以剖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寻求克服世界环境退化，解决世界生态危机的有效路径。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必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历史加速度’才是加速地球环境恶化以及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的根本[5]。生态学中，从资本逻辑本身出发，批判生态危机的本质根源，使生态问题与当代资本相互联系起来，因资本主义在获取利润中，工人的工资上涨必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降低，那么在这样环境下的资本主义企业经济发展中，就会更需强化自身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只有通过对自然的不断加深，以及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才可以确保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利润。生态学中，在批判政治经济的同时，他也提出要想能够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就必须建立合理的生活模式，“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采取正

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与幸福等同，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实现劳作得到这些东西。政治经济中的“环境质量”，不仅是可欲求的商品，也不是价格合适就购得的东西，而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用“诱人的商品做最后装饰”，以此来“增加对产品享受的手段”，赋予自然经济价值，按照市场商品原则去构建社会，这是反自然的荒诞做法。

四、生态学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的运用

为有效确保当前全球范围内世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各个国家都应该降低对世界能源以及材料的过高消费，同时可以尽量避免因资源供给和资源消化过度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坚持生态学理论思想，开展对政治经济的批判，能够严格控制政治经济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生态学力图使自己的观点以及主张要充分发展实践导向，和当代社会政治经济运动结合，降低生态危机的爆发，调整人们的需求和价值观，使人们可以认识到不必要的生态破坏消费中出来的灾难性后果，理性认识消费，形成正确的生态意识，从而维护生态和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生态学的意义，降低政治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6]。

第5篇：政治经济学研究范文

 

“穷则思变”，变革传统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们的共识，“思变”是形势所需，也是正确选择，但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变”、“向何处变”。实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建立真正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日益成为急需中国政治经济学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困惑面对政治经济学何去何从的困境，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学界就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与争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提出“中国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21的问题。就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大体上人们提出了两条思路：一是无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无限西化论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既然已经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无法解释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对许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也无力进行阐释与说明，证明它已经是过时的“无用之学”，而西方经济学却被证明为“经邦济世之学”，是“有用之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因而要无限西化，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有限西化论者则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滞后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是因为它是源自前苏联的教条主义，因此，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把政治经济学和着眼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西方经济学从不同层面融为一体，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中，使之融合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某种新的经济理论，实现有限度的西化，这样，就既能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容，从而指导好中国的改革与发展¨1。

 

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对市场经济模式下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对我国经济运行的有益有用之处，应该正确对待和借鉴。但无限f『ti化论的观点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设前提下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和解释，“在南为橘，在北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习惯和相适的成熟制度的情况下，不是借鉴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区分地无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标不治本。其次，西方经济学本身也存在着危机与变革H]，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客观地评价说：“标准理论已日益数学化，雅致而又精确，同时，也Et益未能正视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现状的忧虑，他不无失望地说：

 

“经济学向何处去并不明朗。”

 

相比较而言，有限西化论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对路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也应该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有用之处，但中国不仅需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巩固、或者更确切说是恢复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以及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管理办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之上，拼凑出某种新的经济理论，主次不分而缺乏内生或内省，缺乏创新与发展，“根基不稳，何以缠藤?”其结果很可能只是拼凑成“四不像”，会因为缺乏底蕴或不兼容而“死机”。

 

可见，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不能是无限西化的“拿来主义”，也不能是有限两化的“拼凑主义”，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路到底在嘤二、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主体性和国度性在探究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最常见的回答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人们常常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6J——来证明这一规定的正确性。

 

对政治经济学作这样的规定看似正确，实则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有“谁来研究”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体问题。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代表的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中的那句话里只提到了研究对象，但《资本论》从头到尾体现的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它就将自己的立场定位于无产阶级；而且从一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着眼点放在劳动上，由此展开自己的逻辑，他认为自己与旧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来批判资本统治的经济社会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不能不规定“谁来研究”，即研究主体的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也暗含着要全面规定“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就有包括主体性问题的要求，因为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利益关系。由此而言，将政治经济学规定为“特定阶级对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就更为准确、全面。

 

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其主体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因为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矛盾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由于阶级利益和意识的不同，对同一个经济矛盾因立场和主体的差别，会得出不同的理论规定。经济问题又往往涉及诸多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对同一经济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解决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对立的，经济矛盾就是不同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对立统一【9 J。

 

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问题。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决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出路的先决条件。

 

西方经济学有没有主体性?西方经济学总宣扬自己抛弃了阶级性，是“纯技术”、“纯数理”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纯粹的客观规律”。但他们的研究总是建立在严酷的假设前提下，而这些假设前提的背后，隐藏的就是他们代表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主体性，西方经济学具有更强的主体性!却不敢像马克思公开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样，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还要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世界性的社会科学，但其世界性是体现于各国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当中。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国家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也是一个经济范畴，它不仅是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单位，而且直接制约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部门，经济生活也因此具有国度性，而经济生活的国度性也就规定和制约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的初创期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时期，乃至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的经济学，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未能超脱国度性。坚持和承认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必要环节【l0】。

 

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其经济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确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不仅因为中国有特殊的经济矛盾，更在于我们是中国人，是从中国人的立场、利益、意识来进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应具有主体性的观念和方法，在借鉴外国经济学成果的同时，形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并由此而专注于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证‘8l。 ，、由此，可以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中国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国的特定阶级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沦规定和特定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问题，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和立足点。

 

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思路变革与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首先就要明确其主体性和国度性。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体，而是生活于中国经济矛盾中并要求解决这个矛盾的中国人，是为争取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应该是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劳动者利益的总体概括。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中国人的智慧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的经济矛盾。

 

明确了主体性和国度性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思路就不能是无限西化，也不仅是有限西化，而应该是内生外化，内生为主、外化为辅，即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劳动者的立场、利益和意识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特殊的经济矛盾。虽然也借鉴外国经济学的成果，但不是简单的“嫁接”或者机械拼凑，而是以主体性的观念与方法，内生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这是它与有限西化论的根本区别。

 

它不是“拼凑主义”，更不是“拿来主义”，而是“内生主义”，即在国度性基础上明确主体性，以劳动社会主义为导引，运用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法规范主干概念的运动与联系，系统地揭示与论证中国经济矛盾，进而探讨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和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的途径哺j。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由于经济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内容和规律的，只有经研究主体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自己及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和意识进行概括，形成其主体意识，总结上升为主义，并在一般性的主义引导下，实证抽象，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才能“主观”地对经济矛盾作出理论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也就决定了导引它的主义只能是劳动社会主义，即劳动者在争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进程中的自由发展。

 

科学的方法论是科学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基础，深入研究和科学界定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完成政治经济学变革的先决条件【11|。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继承中国传统之内省外化系统思维，并借鉴吸收西方外在系统思维，根据现代中国劳动者的主体性，注重研究者本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探索，形成与其主义相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其两个主要环节就是“内省”或对自己价值观和利益、意识的内在规定，以及辩证的系统思维。

 

抽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形成并运动概念，以概念运动为核心，进行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论证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范畴是对客体、对象层次及其内容的界定，这种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础或第一个环节，它包含着规定特定对象范围或矛盾层次的各概念。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国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演绎或运用，而应该是代表中国劳动者这个主体，以其劳动社会主义所要求并体现的辩证系统抽象法，对中国经济矛盾揭示和论证的概念运动关节点，是规定经济矛盾各层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经济学是揭示与论证经济矛盾的科学。经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其矛盾是现实存在的，是有意识在交往中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以劳动改造人类自身过程中表现的矛盾状态。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个社会群体表达其经济利益和意识，并由此来规定经济矛盾。对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揭示与论证，自然就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为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目的，应该是探讨中国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实现和素质技能提高的途径，认知障碍变革的因素和势力，克服这些势力，解决它们与劳动者自由发展的矛盾，这也就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

第6篇：政治经济学研究范文

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成果,两者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统一,而是对立统一的。正确研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歧,解析两者间的联系和结合之处,既能科学地说明两者的本质关系,又能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提高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实效性。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异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在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学科，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论体系本身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人们通常会在研究中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以区分，挖掘其中的个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看待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但受限于他的时代，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二、理论形成路径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几乎可以算是马恩两人的合作的成果。《资本论》真正的创作时间，应从1844年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写作完结，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约20年时间；后期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总共大约40年时间。所以说，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应该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而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共同积累而成的。自1870年边际革命的蓬勃，马歇尔的集成，到张伯伦等对微观部分的完成，自凯恩斯开创宏观体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缪尔森的整合，再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和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创作史的路径，相对于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长，所以流派缤纷，但是西经的内在体系逻辑不如马经的清晰连贯。

三、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虽然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部分组成，而西方经济学也包括这四部分。然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来说，可以援引塞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简而言之，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的一个社会科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便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有明显差异的。通常来讲，“生产关系”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与生产力建立联系来探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马经因为其建立的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故而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视，但西经则对解释和预测表层经济现象更为重视。

四、利益和立场上的差异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科学，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从阶级性上讲，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力证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那些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理应重归工人阶级所有。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等优势来证明其合理性。但双方无论从彼此汲取多少对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阶级立场。历史和实践向我们明示，经济学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自我阶级的利益，维护自我阶级的立场，选择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等态度去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鲜有例外。

五、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政治经济学还认为，虽然变化的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但商品的价值才是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供求关系只会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它不像马经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而将商品的价值视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正是因为把价值定义成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工人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全部价值均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视作起点来研究，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仅把劳动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所以说西方经济学将工人的工资视同如利息、地租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因而不存在对工人剥削的问题，认为这只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不会一直稳定永恒，所以视社会发展为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总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替。但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由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的存在，构建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政治经济学对规范分析也十分重视，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经济制度本质规定，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但西方经济学却重实证分析，通过描述、推理、计量、检验等方式，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资源配置、分配制度、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进行探究，可达到为经济主体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

七、结论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轨迹、理论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选择，总之以上多种差异，最终归结为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结论上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阐述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它更着重于通过概括经济规律而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是通过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以达到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但政治经济学则着重考虑资本再分配问题，把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作者：刘玥 单位：西安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彭德林.新制度经济学[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第7篇：政治经济学研究范文

政治经济学是充当整个经济学科和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基础理论支撑的学科和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高校教师重点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1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近几年的政治经济学讲授中，深感教学的困难，具体表现在：（1）在教学中煞费苦心地强调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性，反复讲解重点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仍是不理解，学生学习兴趣丧失。（2）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长期道德说教，尤其是社会主义部分，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而学生普遍对政治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厌烦。笔者就曾经遇到有学生一学期学下来仍认为学的是政治。（3）学生课堂听课积极性不高，为得学分而学。（4）学完后不知道如何运用理论，考试死记硬背，考完忘完。这些情况使得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尤为不好讲，形成“教师不好讲，学生不爱听”，最后教师和学生都在应付的局面。

2原因分析

2．1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学习不感兴趣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认为再重新学习一遍意义不大，自然提不起兴趣。而且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又一般安排在大一的第一学期，学生入校接受的都是如英语、思想政治，数学等的基础教育，也容易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单纯的一门政治理论课。而对政治的学习，学生普遍不感兴趣。

2．2课程内容过于抽象、理论，不容易理解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程度很高的学科，学生学习这门课普遍感到困难的是内容抽象、深奥，基本范畴多而且含义丰富，难以迅速掌握不同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细微区别；也很难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来感知某些概念，感觉理论与自己很遥远。最后是虽然认真学了，但效果不好，久而久之产生了厌学。

2．3教师创新意识不够，教学方式单一，制约学生兴趣提高长期以来，教师的创新意识弱，教学方式单一，主要就是教师静态地传授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而广泛运用于管理学等课程教学中的案例分析、讨论等方法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相对薄弱。教师认为只要向学生灌输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学生就能够把它自觉地运用于实践中。所以虽然课前教师做了大量的备课准备，但课堂气氛仍是死气沉沉，调不起学生的兴趣。而当今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传统的教学和学习模式不仅使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更容易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的丧失，社会阅历浅等后果。

2．4与现实生活联系不强，对现实问题解释力不够主要体现在：第一，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阶级斗争矛盾较为尖锐，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而现在敌对阶级已基本消灭，再强调阶级斗争就显得脱离实际了。第二，政治经济学主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而现实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回资本主义，而原资本主义国家非但没有灭亡，反而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产生了疑问。第三，由于市场化改革引发的道德疑问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动摇心理，这种心理也辐射到了政治经济学上。在我们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现象，那会不会存在有剥削，我们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是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等等，使不少学生产生了质疑，也使政治经济学中宣扬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第四，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欧债危机，人民币升值等学生关心的问题都没有及时在教科书中反映，教材与实践相比存在明显滞后性。由于教材中不能完全解释出现的众多经济现象和问题，使得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

2．5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成熟、完善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完善。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运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高效配置和使用资源展开研究，研究对象从个体到整个社会，体系条理清晰。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较成熟，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定性分析等分析方法对经济的本质问题进行研究。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体系很不完善，研究对象既有生产关系，也有基本经济制度，既研究经济运行，又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出现的众多新问题。研究方法什么好用用什么。研究的内容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学等学科部分内容重合。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就是一个大拼盘，各个章节庞杂、零碎，学生学起来抓不住重点，主线不明确。

3解决对策

3．1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在1615年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在经济学前面加“政治”，意指“社会结构”或“国家”，也就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家庭或庄园经济的范围，而是以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此后许多经济家也都沿用了这一概念，不管是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是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属于经济学范畴，不是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当然，对于各个社会形态来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学研究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还要弄清一个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而政治经济学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因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目前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是在前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下又加入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形成的，所以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的。

3．2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将案例教学法引入课堂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也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所以改革教学模式至关重要。笔者在改革中不断探索将传统教学模式和案例教学法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而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特点不同于一般应用性课程，它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案例教学，所以要认真选取部分内容采用案例教学。比如在讲价值决定时，让学生分析“梵高的画为什么那么值钱？”讲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们可以举铁路火车票价或电价的调整，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价格的走向，以及关系社会民生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上涨等例子进行分析。讲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局限性时，笔者结合当时网络热议的“萝卜哥”由于萝卜价高而大面积种植却又遇上萝卜烂市，卖不出去的事件来说明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特点，学生不仅由此轻松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同时也提高了学习兴趣。讲虚拟经济的发展作用时，可以举例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的危害。讲劳动力商品时，结合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否与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矛盾等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案例教学的内容较为丰富，教学方式也可以灵活多样。针对不同的案例特点和课程实际需要，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讲解重点难点时穿插借助案例进行解释，也可以围绕着某一问题开展案例讨论或辩论形式，让学生参与进来，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各抒己见，这样不仅能引起师生互动，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最后还可以辅导学生以案例为基础完成课程论文，提高其经济论文的写作能力。通过多种形式，使学生感到理论与实际是有密切联系的，抽象的理论也变得不再枯燥，增强了其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了其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学生深化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改变了其长期以来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纯理论课程而厌学的态度。但是尽管案例教学有很多优点，鉴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的特点，不可能像管理学、西方经济学那样以案例教学为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仍然应该是基础和依据，案例教学是辅助，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p#分页标题#e#

3．3加强与当代重要经济问题的结合，提高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应该能帮助我们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进行枯燥的政治说教。在教学中如果不能联系现实，就不能打消学生心中的疑惑，就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而目前学生之所以对其学习提不起兴趣，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其理论过于抽象、空洞，与现实结合力不强，学生不知道学习它有什么用，或认为其已经过时了。其实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很多实际问题都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特别是在我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企业改革，医疗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学发展问题，三农问题，收入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以及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等等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教师在课堂上应多结合这样的实际问题讲解，从而打破政治经济学“无用论”、“过时论”的说法。

第8篇：政治经济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着力点

受全球就业形势的影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着高端和低端人力资源市场的双重挑战。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不仅关系着学生自己自身的职业发展，还关系到高等教育的顺利实施，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十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在当前形势下，不仅要解决“就业好”问题，更要解决“就好业”的问题。所以，提高大学生的核心竞争力不仅是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需要，也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需要。

一、河南省毕业生就业现状

目前，河南的经济发展已进入爬坡过坎、攻坚转型的关键期，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社会整体就业形势严峻；一是就业人口总量压力依然较大。由于当前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仍未巩固，用人单位岗位需求增长相对不足，毕业生规模继续增加，就业总量压力依然较大；二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企业招不到适合自己的毕业生。

二、核心竞争力的概念及体系构建

（一）核心竞争力的概念

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最早是经济学的观点，是由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在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中提出的。它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交叉融合作用的理论成果。对于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套用经济学的核心竞争力观点，可理解为：学生通过大学的学习，整合和内化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具有自身特定价值和不易被人模仿、学习和替代的能力，因此能够在就业竞争中战胜对手，即使在就业形势紧张的情况下也能实现就业的能力。

三、培养大学生核心竞争力的着力点

大学生成功就业是大学生多种能力综合的结果，核心能力是综合能力中起决定作用的能力，核心竞争力的特点决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方法途径上也涉及到多个培养主题，包括学生个人、学校、家庭、社会和政府。

基于个人视角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的着力点

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关键要依靠学生自身的学习，在长期的学习中，不断学习积累专业知识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充分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各种资源平台，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心理品质。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力。

（1）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培养良好心理品质。是否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大学生成为有用人才的关键，他对一个人一生的成长发展具有决定的作用。思想道德素质是基础，没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再高的才华都将是昙花一现。

（2）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大学生在校的主要任务除了完善人格，学会做人，就是要学会学习。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是关系大学生能否顺利就业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大学学习期间，要不断发挥自身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除了在课堂的学习外，还要加强自学，向同学学习、向老师学习。

（二）基于学校视角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的着力点

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承担主体，是人才培养比较集中的一个时期，在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上承担着重要角色。

（1）加强教学改革，充分发挥课程教学平台的作用。学校要以学生的终身发展为核心，从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要求出发，丰富教学内容，突出基础知识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在教学模式上实现两个结合，一是将专业特色和职业特点相结合；二是将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与综合素质的提高相结合。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运用多媒体技术，采用重点讲解、头脑风暴、小组讨论等教学方法，推行启发式教学和体验式教学相结合，进一步优化课堂授课方式，创造和谐生动教学氛围，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2）改善学校环境，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平台作用。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载体，要以育人为本，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高度，使其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学校要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作用，形成良好的学风、校风，提高大学生的艺术修养和人文素养，提高就业软实力，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具有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3）基于家庭视角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的着力点。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但家庭教育却在一个人一生的成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核心竞争力中的软实力培养和提高方面，如忠诚、主动、沟通、执行等能力素质的培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发挥家庭的启蒙和跟进教育作用。家长一定要摈弃考上大学等于人生成功和学习好就“一俊遮百丑”的想法。让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懂得感恩的心理品质。首先，要做到群体教育与个体交相结合，现有教育模式都是群体教育，这种情况下学校很难把握每个学生思想动态。群体教育与个体教育相结合使家长对孩子成长的每一过程都比较了解，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正。其次，要调整职业规划理念。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要改变长期以来以“就学”为导向的职业规划观念，在初中就要开始引导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规划观。

（4）基于政府和社会视角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的着力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市场运作的指导者，规则的制定者，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社会的认可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大学生能否实现顺利就业。所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反馈对高校人才培养起着指导性作用。在小政府大社会发展趋势下，两者在人才培养中的导向作用人不容忽视。

总之，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培养是一个综合的、多层次、多主体的系统化工程，需要各方联动、紧密配合、建立长效机制，发挥各主体积极因素。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大学生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从而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发言.2013.05

[2]王建国.高校学生司司长在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分析会上的讲话

[3]廖迎春.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内涵及培养「J中国成人教育.2011.01

第9篇：政治经济学研究范文

1.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1.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1.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1.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2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4］斯蒂格利茨.经济发展需要对经济规律深刻理解［R］.“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研讨会，2006.

［5］程恩富，王中保.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评述［J］.山东社会科学，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