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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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范文

在《媒介事件》一书中，戴扬和卡茨将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归纳为“媒介事件”，并特别指出这类事件并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事件，而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特殊电视事件。[3]也有些学者更倾向于从广义层面上来理解，他们认为，“所有经过大众媒介传播的事件”都可以通称为媒介事件，“不管它是人为制造的伪事件，还是自然发生的真事件”，[4]也不管它是由电视媒体主导的电视事件，还是被网络等新兴媒体主导的网络事件。也就是说，广义上的媒介事件是指所有经过大众媒介传播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公众事件，狭义上的则是指电视媒体运用电视意识策划的以电视为主要传播渠道且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公众事件。为了区别起见，我们还可以将媒介事件分为重构式和建构式两大类型。所谓重构式媒介事件，就是指媒体通过对既有事实的选择、过滤、放大、聚焦、重组、加工而制造出来的媒介事件；建构式电视媒介事件则是大众媒体为了提升自身效益和影响力，主动策划或积极参与的公众事件。

“时至今日，重要的社会历史事件均需借助媒体。可以说，历史的生成演变、集体记忆的记录分享，都要依赖媒体对‘事件’的选择与建构。关于‘事件’的传播过程就是一个创造历史的过程。”[5]因此，媒介事件不仅是“历史的现场直播”和“历史的书写草稿”，也是媒体凝聚注意力、打造影响力、树立公信力的重要手段。

电视、报纸等传统新闻媒体曾一度是媒介事件发起、发生的重要场域，然而危机也始终伴随它们左右。首先，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加剧了受众的分流。基于计算机技术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网络微博、网上论坛、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等新兴媒体迅速改变了既有的传媒生态。它们以个性化的服务、低门槛介入、双向互动、不受时空限制等优势在新的竞争格局中节节胜利。由此而引发的“全民记者社会”、“自媒体时代”将当前中国带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媒介化社会。在此媒介生态环境下，传统新闻媒体窘态频现，既有的观众被急剧地分流。其次，社会形态的急剧转型威胁了当下传统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当前中国面临着两个深刻转型：一个是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另一个是信息化社会的来临。两个转型过程彼此交织、互相影响，使得不同时期积攒的矛盾一起汇集到了当下。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公平遭遇了有史以来的巨大挑战；另一方面，整个社会面临着空前的道德危机。在此过程中，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裂痕日趋明显。初步自我赋权的草根阶层利用博客、微博、社区等新兴媒体对特权阶层发起了猛烈攻击，理性表达、悲情诉求与情绪化谩骂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话语场。而传统新闻媒体在与官方话语、民间话语、境外话语的冲突与妥协中则面临着巨大的公信力危机。在这双重危机面前，无情的“倒逼机制”使得传统新闻媒体面临着三重严峻挑战。

其一，时空的错位。网络的出现使得共时时空成为了新闻事件的主要叙述时空，草根阶层开始步入了一个自由播报新闻的年代。在上海公寓大火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民间微博抢在电视媒体和平面媒体之前发出了第一张图片和文字消息，并在随后与事件的发展同步更新，数亿网民通过手机和网络步入了同一个时空，在这里他们共同讲述着同一个新闻事件。较之网络共时时空的搭建，讲述最新发生的事件依然是电视新闻的主要叙事形态，因此传统新闻媒体报道的延迟性与观众期待的共时时空形成一个明显错位。在此语境下，新闻的时效性特征已在“人人都是记者”的媒介生态环境中窘态毕现。就此而言，2009年央视新闻频道的新一轮改革，特别是在全国设立尽可能多的应急报道中心（直播点），配备卫星直播车、苹果非线编辑系统和海事卫星设备，与其说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不如说是“全民记者社会”的“胁迫”。

其二，对话的缺失。网络的出现开启了大众传播全新的双向传播时代，只要与网络相连，任何一个网络终端既可以是信息的接受工具也可以是传播工具。因此，新闻事件在网络上的传播就成为了一个不同话语碰撞与对话的开放空间，召唤着网民的积极参与，在此过程中网民的主体能动性得到了极大释放。与此相反，虽然传统新闻媒体早在数十年前就开始了对双向互动模式的探索，如短信参与、观众来信、观众热线等，但是缺乏互动的媒体独白依然是电视新闻等传统新闻媒体的主要叙事方式，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疏离。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的当下，当观众在传统新闻媒体上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或寻找不到预期的情感支持，就会转而投向其他新兴媒体。

其三，结构的封闭。交叉互动、即时更新、海量存储等技术属性赋予了网络开放性的自然属性。在当前日益多元的话语空间中，网民可以通过搜索引擎、网络日志、在线讨论等方式随时进入事件叙述时空并更改或推动事件的发展进程。在网络空间里，每一个新闻事件都是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不受任何时空限制。如2010年“李刚门”事件的一波三折一定意义上正是网民线上线下行动和网民意见的推动结果。网络叙事的开放性为网民的积极参与提供了内在动力，而传统新闻媒体相对封闭的叙事结构正是它们的现实困境之一。

这三重危机一方面使得媒介事件的发生场域发生了重大转移，另一方面对传统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在新的传媒环境下，传统新闻媒体需要重新思考“怎么说”和“说什么”的问题。

一、怎么说：创新对话机制

当前中国正处于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信息社会的来临改变了社会权力结构与媒介环境，推动着社会由“垂直社会”向“横向社会”的转变。莫斯可认为传播技术“使得人们更加接近权力，从而改变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对此，他清醒地指出：“在一个网络在线的世界中，政治终结的真实迷思也涉及从长久以来建立在垂直纵向权力关系之上的社会，向以个体的身份选择为基础的‘横向社会’的转变……‘横向社会’的成员或多或少都‘接入’到信息传播的新技术中，并且进入到以超出传统的上下垂直的方式将人们联系起来的权力网络之中。”尼葛洛庞帝也曾发出类似的感叹，“我看到同样的分权心态正逐渐弥漫在整个社会之中，这是由于数字化世界的年轻公民的影响所致。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

然而，信息社会并不是一种已经建构起来的事实，权力的冲突和协商将构成中国信息化转型过程中的主旋律，当这种内在张力与社会转型期的其他矛盾汇聚在一起，一件局部的个体事件或突发性的公共事件就会被无限放大并演变为重大的媒介事件。在这过程中，如何正确引导舆论就成为了传统主流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责，然而事实上我们却发现了很多主流媒体的“失语”现象。迟到的报道、保守的态度、僵化的方式、暧昧的语言，令受众越来越远离这些传统主流媒体。

对话机制的创新不仅是技术和形式的创新，更是态度的创新和观念的创新。2010年11月15日，在上海公寓大火发生的当天，《新闻晨报》文艺部副主任李建中在微博中写道：“今晚，有很多人期待着看明日的报纸，但谁又知道明天上海滩的报纸究竟能够做成什么样呢？每个报社的老总，这一刻恐怕都在作最艰难的权衡。衷心期望各报纸能有勇气，最大限度地将事实呈现出来，也期望管理部门在这一特殊时刻能够理解市民和记者的心情。”18日零点，《东方早报》副主编孙鉴在微博上写道：“上海媒体，不准掉头……明天以后，我们一起做失踪者。”对于上海传统新闻媒体在这次突发事件中的表现，上海电视台胡展奋认为，“恰恰是媒体及时充分的报道舒缓了公众的情绪，更重要的是遏制了谣言的传播，所谓谣言止于正常报道。”不过，传统新闻媒体在这次报道中虽然有很大突破，但是正面报道的陈旧思维依然突出。如18日《新闻晨报》报道中“抢险救援及时、有利、有序、有效”、“是一场成功的典范战例”等言论就成为了网友的调侃对象。

因此，对话机制的创新首先是理念创新，如何突破既有的报道模式，走近大众，与大众展开真正的对话是传统新闻媒体走出困境的首要前提。

二、说什么：重建公信力

在新媒体事件中，传统新闻媒体“怎么说”关系到它们与受众的联系；“说什么”则维系着它们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建设。

孙立平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显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6]然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缺乏较为完善的社会公平保护机制，社会权利失衡的问题日趋突出，贫富差距悬殊、弱势群体形成、社会冲突增加、信任结构崩塌等问题随之出现，社会群体结构出现了深深裂痕。在这过程中，部分弱势群体被抛出了体制之外。利益的冲突让平民阶层与特权阶层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在新媒介事件和公共突发事件中，表现为网民对特权阶层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特别是网络动员很多都是从对特权阶层的批判开始的。

不能忽略的是，由于电脑传播减少了面对面的活动从而节省了互动成本，这使得一些狂热情绪变得合理。但同时也存在吸引人的自由氛围，要摆脱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共同责任。[7]不仅如此，虚拟现实还把他们从“肉体的牢狱”中解放了出来，现实的风险被降低到了最低程度。在赛博空间，网民的情绪得到了充分释放，他们通过跟帖、评论、转发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与此同时，由于少了很多现实制约，不理性的声音往往也此起彼伏。卡斯特认为：在网络社会，人群越来越不是按照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按照他们是什么，或者相信他们是什么组织意义。[8]此外，网民关系的维系是一种可以随时自由组合的“弱纽带”，“互联网的优点是容许和陌生人形成弱纽带，因为平等的互动模式使得社会特征在限制甚至阻碍沟通上没有什么影响。”[9]这导致了虚拟社群在新的热点事件出现时有随时解体和重新组合的可能。这就为传统主流新闻媒体发出自己正确、权威的声音留下了空间并提供了契机。如上海公寓大火发生后，2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人没了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就得到了网友的积极呼应。郑渊洁在博客中留言：《人民日报》越来越向着人民了；网友王小塞则在当天的博客写下了：人，是城市最高贵的财产。对此，李立峰认为，“在一个新媒体关键事件发生之后，主流传媒要做的，就是重新审视自己身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传媒生态和社会传播环境，从而考虑是否需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如果主流媒体对新媒体可以作出适当而有效的响应的话，新媒体空间所展示的社会知识和现实跟主流媒体所展示的社会知识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便会缩小。”[10]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突发公共事件向新媒体事件的演变很大程度上源于网络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分离。“现实社会游戏的空间愈大，虚拟社会游戏的空间就愈小；现实社会中自我表达、实现理想的人愈多，虚拟社会中追求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的人就愈少。”夏学銮指出，互联网在有些国家并没有发现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分裂，而在有些国家却造成了二者的明显分裂，这是由这些国家的不同发展程度所决定的。[11]因此，网络时空里呈现的问题需要在现实中化解。在这过程中，传统新闻媒体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和人民的心声，推动社会的进步，是传统新闻媒体重塑公信力、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这正如菲德勒所言，“传播媒介的现存形态必须针对整型的媒介作出改变--它们惟一的另一个选择就是死亡。”[12]在新的媒体环境下，传统新闻媒体在与新媒体的融合和合作中悄悄发生了转向，一个日益开放的话语空间逐渐浮出水面。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转变还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求，我们需要进一步创新新闻报道理念，推动传统新闻媒体改革的不断深入，为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

注释：

[1]周子学.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趋势探讨.理论研究，2004-23：20.

[2]卢光明，杨树芳.信息的意义指涉与信息社会人类的命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06：84.

[3][法]丹尼尔·戴扬，[美]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1-3.

[4]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203.

[5]邱林川，陈韬文主编.新媒体事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

[6]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

[7]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00.

[8][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6：3.

[9][荷兰]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33.

第2篇：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范文

1.1民族传统文化有助于塑造学生正确的道德观念。

学校教育有义务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观念，艺术教育也不例外，而且将民族传统文化贯穿于平时的教学中将更有助于学生正确道德观的塑造，比如在戏曲表演中有很多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其中二十四孝图就是典型代表；另外音乐的学习也有很多歌颂伟大的祖国的曲子，其中《祖国你好》也很具有代表性，这些内容都能很好的起到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形成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1.2民族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观。

传统民族文化凝聚着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和智慧的结晶，而且也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所以说在中学艺术教育中，学生能接触到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优秀作品能给他们带来很好的情感体验，和理解作品所蕴含价值的机会，从而提高了审美观念。

1.3民族传统文化学习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当今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学生和教师越来越看重成绩，忽视了文化成绩外，学生还需要有其他方面的学习以及得到全面发展，所以说将民族传统文化知识贯穿于艺术教育中，能有效地改变这一局面。比如在艺术教学中，学生可以学习音乐，美术或是戏曲等课程，而其中像音乐又分为管弦乐，合唱等种类，由此这些丰富的教学体裁不仅能让学生掌握艺术课程的技巧和知识，也能了解到传统的民族文化，从而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在学习的同时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也就间接得到了全面发展。

2、中学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民族传统文化在艺术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如何将这一传统文化科学合理的贯穿到中学艺术教学中，并得到较好的效果是教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从教师自身文化素养和教学措施两方面进行改进，能将这一举动得到实践。

2.1中学艺术教育者加强自身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素养。

由于教师是学生的指引者和向导。因此，具有良好思想素质和传统文化知识的教师，能为学生学好民族传统文化提供较好的素材。一方面在平时的备课中教师要多留意民族传统文化的资料，通过上网查询或是实地考察等来丰富教学内容，能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民族传统文化的气息，像学习特定的苗族舞蹈时，教师可以利用视频，图片以及讲述舞蹈在当时所代表的意义等方面，让学生能了解苗族人民的文化，也能对舞蹈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从而在跳舞的过程中能将其韵味展现的更加淋漓尽致。另一方面教师展现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知识和对学习传统民族文化的浓厚兴趣，能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为教师的水平会让学生有朝着这方面努力的动力，因为他们也想像教师一样得到其他人认可和肯定的目光，所以教师私底下提高自身的民族传统文化底蕴是有很有必要的。

2.2在中学艺术教学中学习传统民族文化的策略。

2.2.1重新确定艺术教学的具体目标。

无论是哪门学科都不是简单的将学科知识和技能进行传输，而是要将人格的塑造以及其他能力相结合进行教学，尤其对于艺术教学而言，更加应该将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同现代艺术相结合，不要让学生只了解现在，畅想未来，忽视文化的沉淀过程和历史，比如中国画中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特点之一，这就是受到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和庄子的哲学思想影响。

2.2.2传统民族文化教学的氛围营造。

虽然艺术教育本身就含有民族文化知识成分，但由于教师和学校的重点还是集中在技巧和运用上，对民族传统文化宣传较少，也就造成了学习民族传统文化效果不佳的现象，由此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宣传是将这一举动实现的基础。比如在学校的走廊或是宣传栏中张贴具有民族文化气息的作品，像山水画，民族服饰特点等都可以被用来作为宣传题材。除此之外，学校开展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演讲比赛或是舞蹈，音乐等形式的活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2.2.3穿插结合的教学策略。

由于在艺术教学中很多内容都是有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相关联的。因此，无论是学习舞蹈，管弦乐，还是合唱等内容，教师都可以将教学内容与其他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相关联的扩充，以达到能让学生熟悉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学习苗族舞蹈时，芦笙舞是其极其既有代表意义的舞蹈，这教师在讲解芦笙舞的由来，所代表的含义时，就能穿插着讲讲类似的其他民族的舞蹈，像傣族的鼓舞也是可以在祭祀场合运用的。

2.2.4让学生感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学生对传统文化感兴趣自然为主动的去接触它和了解它，如果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能将民族的传统文化通过小故事的形式进行描述，必定能吸引更多的学生，比如在讲解民间艺术时，讲述与当下比较流行的十字绣差不多的民间刺绣，根据历史的发展顺序用故事的形式进行介绍，并通过刺绣说明当时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从而让学生感受这些艺术的魅力。

3、结语

第3篇：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范文

关键词: 《西游记》 《红字》 道德救赎观 差异

道德观在东西方文化中都具有“现实约束性和理想导向性的双重特质”[1](P34)。它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特殊意识形态,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所维持的,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2](P2)。但从道德的起源来看,西方基督教把道德视为神的意志,人若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就违背了道德,只有诚恳地向上帝忏悔以求宽恕,才能重返上帝赋予的道德世界[1](P34);与基督教相似,在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内涵的构成,道德被看作是天命或神的意志,是上天通过“启示”或“徵兆”指示皇帝制定出来的行为规范[2](P25)。不难看出,中西方传统文化里对道德内涵的理解相同之中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直接引起了中西方道德范畴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即救赎观的不同,本文拟就明朝作家吴承恩的《西游记》与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红字》所反映出来的道德观进行比较,来探究和揭示中西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救赎观的差异:一个主要是现世的救赎,一个主要是神性的救赎,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更为合理的救赎观。

一

“自汉魏六朝以来,儒释道三家思想汇合成中华文化的多重复合结构,凝聚着包括、民族习俗等因素在内的道德指向”[3](P29),并经过王朝更迭和时代变迁,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道德精神。儒家讲“仁、义、礼、智、信”,其中“仁”是核心,“仁”即“爱人”,它表现在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最基本的至亲至爱的家庭关系入手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框架推广开去,由“亲亲”达致“泛爱众”[1](P35)。没有了“仁”,就谈不上其他方面,“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而佛家讲“去杀”,讲“慈悲为怀”;道家讲“上善若水”。儒家讲入世,道家讲出世,佛家入世之中有出世。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爱人”,西方传统文化强调“爱上帝”。在中国文化里,若“不爱人”,则违背了道德的准则;而西方基督教信奉原罪思想,即人生来即有罪,它缘于亚当和夏娃对神意志的违背,又催生人类的一系列罪孽,现实生活中人们违背道德的事情实际上是在违背上帝的意志,所以必须终身赎罪[4]。可见,中国道德文化偏重于向善,西方道德文化偏向于抑恶。两种文化的道德观的差异必然直接引起相应的救赎观的不同。

本文选取两部都带有宗教色彩的作品,附带宗教的角度看待中西方文化中的救赎观。《西游记》和《红字》虽然是两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作品,但却能较好地体现中西方文化中的救赎观的差异。《西游记》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一马前往西天求取真经,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修得正果的故事;唐僧为了普渡众生而前往西天,而作为徒弟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都是有罪的人,可以说在道德上都有污点,在观世音菩萨的点化之下陪唐僧去往西天取经,最后都求得了正果;吴承恩用神话的笔触反映了那个时代黑暗的一面,但同时又将一种道德救赎观寓于其中,通过现世的修行积善求得正果,是一种现世的救赎观。《红字》则是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霍桑式罗曼司的代表,以17世纪政教合一、清教主义占绝对统治权威的波士顿地区为背景[5](P98),通过对主人公丁梅斯代尔、海斯特・白兰和齐灵沃斯三人的犯罪事实与赎罪过程的描述,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代人们道德沦陷,以及沦陷后的赎罪方式,深刻地体现了西方文化传统中神性的赎罪观。

在《西游记》里,主人公孙悟空实际上是承担了“赎罪者”、“修行者”和“修行导师”三重身份[6](P140)。他首先扮演的是一个犯了重罪又赎罪的角色,在去西天路上一路降妖除魔,保护唐僧取得真经。他本来是天地之间孕育而生的一只石猴,后来因为向菩提祖师学了七十二般变化、上天入地的本领,自以为了得,便回花果山自立为王,后因玉帝招安前往天界为官,但不满天界对其待遇,加上猴性十足,大闹天宫,把天宫搞得一塌糊涂,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等待取经人。孙悟空所犯之罪不轻,《西游记杂剧》中山神就对唐僧指出:“他有浑世的愆、迷天的罪,取经回后,正果圆寂。”[6](P142)显然,他必须通过具体的行动求得罪的解脱。他自始至终都是以一个赎罪者而且是以赎罪的心态出现在取经队伍中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当然在保唐僧西去的途中,孙悟空起初也出现了打退堂鼓的迹象,对唐僧愤愤不平,只是听取了龙王的“圮桥进履”的典故,才死心踏地地保唐僧西行以“改邪归正,惩创善心”[6](P142),之后也出现过误会、猜疑,多次被唐僧赶走,但经过磨难,师徒关系日益加深,而且唐僧也在孙悟空的帮助下“了悟《心经》”[6](P141),并开始懂得辨识妖魔鬼怪,开始分清善恶。一路上孙悟空尽心尽责,全力以赴,诚心赎罪。当孙悟空与唐僧一行到达雷音寺,如来佛也表彰了孙悟空的功劳:“孙悟空,汝因大闹天宫,吾以甚深法力,压在五行山下,幸天灾满足,归于释教,且喜汝隐恶扬善,在途中炼魔降怪有功,全终全始,加升大职正果,汝为斗战胜佛。”(《西游记》第100回)孙悟空在取经路上做善事、积善行,最后求得正果,获得了神的认可,这就很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人所秉持的善恶观与赎罪观,即人纵使犯了罪,也可以通过具体的行动、现世的行动求得灵魂的解脱,它是一种现世的救赎观。《红字》体现出来的救赎观明显不同。《红字》主人公丁梅斯代尔是一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牧师,相貌堂堂,口才雄辩,宗教热情强烈,在世人眼里,他是“天使”的化身,“需要他讲话时,他精神清新盎然,思想如朝露般晶莹透彻,所以许多人说,他的话如同天使的声音一样感人肺腑”[7](P40-41)。他的职责就是代替上帝用他高尚的灵魂去感化世人,启迪善性,消除人心中的杂念邪恶。在人们心目中,他大有前途,必将成为一位宗教圣人。但这样一位青年却与有夫之妇海斯特・白兰私通,并使其产下一女。他犯了重罪,除了自我忏悔、多积善事外,一心想获得灵魂的拯救。但如果从中国儒家文化“仁”和“义”的角度讲,除了追求自我赎罪以外,他还应当关注海斯特的生存状态,勇于承担自己的罪责。但现实恰恰相反,出于担心自身所热爱的神职的失去而采取了隐瞒自己的罪行长达七年之久,让海斯特一个人去承受这种罪名和痛苦。七年里,他总是在不停地忏悔,不停地自责,但总是找不到赎罪的出路,最后选择了以死求得上帝的宽恕。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追求灵魂的绝对纯洁和美好才算是道德,尤其作为一个美德散播者,知法犯法更是罪无可恕,他最后选择以死获得救赎实际上是一种神性的救赎。面对“伦理身份”[5](P98)的困境,他追求的是绝对意义上的上帝的原谅与宽恕。他一方面不断接受自己内心的拷问,一方面积极做善事、积善行,希望通过多做善事来拯救自己,但发现这并不能够获得拯救,他的内心并不能够求得安宁:“……像我这样一个灵魂已经毁灭的人,怎能对拯救他人的灵魂有所裨益呢?──或者说,一个亵渎的灵魂能够净化别人的灵魂吗?”[7](P100)最后,丁梅斯代尔不堪心灵的自我折磨,身体一天天恶化,最终选择了公开自己的罪孽,并利用自己喜爱的宗教布道机会,以死完成了向上帝的最终忏悔,并指出是上帝带他“在胜利的耻辱中,死在众人的面前”,要是“这些痛苦中缺少了一个”,那么“便永远无救了”[7](P132)。可以说,丁梅斯代尔的死是符合基督教的救赎精神的,反映了西方道德救赎观的主要内容。这种内容来源于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原罪思想──既然人类的罪是因亚当夏娃为始,因不能被原谅赶出伊甸园而忍受痛苦,则人要获得拯救,必须求助于上帝。

二

通过对两部作品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游记》里秉持的是一种“爱人”、多积善行,最后可以获得拯救的道德救赎观;而《红字》则反映了即使通过做善事也不能寻求拯救,唯有寻求上帝的宽恕这一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信人可以通过自身所具有的力量获得拯救及自由,而西方的以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道德文化认为人是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获得拯救,“对人而言,救赎的方式是信;而对上帝而言,救赎的方式是罚与爱”[8](P57)。

应该说两种文化中反映出来的道德救赎观都有其积极的作用,现世的救赎观持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即罪可以在现世里面获得拯救,这需要通过自身的修行积善;而神性的救赎在某种程度上起着遏制罪行的作用,要得到上帝的爱则必须信仰上帝,按照上帝的意志去办,不触犯上帝规定的道德准则。但也不难看出,两种救赎观中可能出现的隐忧,现世的救赎虽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人们可以向善以赎罪,但是可能造成一面伪善一面犯罪的伪善者,这或许就是在新时期那些贪污犯、道貌岸然者出现的文化深层背景,因为罪是可以救赎的;而神性的救赎剥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无法赎罪,只能严格执行上帝的道德准则,而这种准则在现世里就外化为宗教,它也可能造成宗教的狂热,在宗教内部执行者的腐败,以及既然罪无可赦即继续犯罪的倾向。

救赎观作为道德内容的重要范畴,对人有教化和引导的作用,对社会的稳定,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对于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不同的道德救赎观,是否能够构建新的更加契合现代条件下的伦理、道德救赎观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种道德救赎观必将是有利于人们对道德操守、个人修养的提高和完善,对人们的向善作用有引导和帮助作用,又对恶的行为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如果一旦能够较好地构建好并与我国文化结合,对于我国当前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有很大的帮助,甚至对局部不稳定的社会局势有着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朱松美.论道德内涵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兼论儒家道德内涵在现实社会中理想性成份的扩张[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02):34-37.

[2]李春秋.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贺根民.道德箴规与中国文学叙事的救赎情结[J].北方论丛,2009,(06):29-32.

[4]en.省略/wiki/Original_sin.2010.6.8.

[5]杨革新.伦理选择与丁梅斯代尔的公开忏悔[J].外国文学研究,2009,(06):97-103.

[6]吴光正.《西游记》的宗教叙事与孙悟空的三种身份[J].学术交流,2007,(11):140-145.

第4篇：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范文

关键词：家庭教育；失语；中国传统文化；中医院校德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186-02

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文化大国，存续至今并在新一轮的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勃勃生机且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一颗璀璨的后起之秀明星。不能不承认中国人的民族性在这其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所谓民族凝聚力，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而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

一、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内涵、作用

作为文化的重要承继地和群体，自古以来家庭作为个体生活和生产的单位，是社会的基础组织。从共同的文化传统背景出发，家庭教育是在家庭领域中实行的教育，通常多指父母或长辈对晚辈进行的教育，包含了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影响中内蕴的社会伦理规范体系。这一教育行为中所渗透和表现出的是社会传统、被家庭主体认同的共同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生活观念等文化因子、意识形态。因为家庭教育是以个体修养和价值理念为主，家庭教育中所彰显的不仅是家庭单位的隐性文化价值，更多是凸显社会历史文化和伦理规范，从传统意义出发，家庭首先是建立伦理关系、培养个体认知意识教育的始发地，充当塑造公民的职责。

从作用上看，家庭教育自然就有价值观建立、尊重个体差异、完成时代适应的功效。首先，家庭教育是个体建立价值观、认知伦理关系的初始点，承担一个公民责任的起点。“任何一处文化，都自具个性，唯个性之强度不等耳。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强，以中国人的家之特见重要，正是中国文化特强的个性耳。”[1]12其次，家庭教育是因材施教的地方，它尊重个体差异，激发个体能动性和主动性；最后，家庭教育是一个循环的载体，并随着个体家庭的不断扩大而完成更大范围上的影响力。同时，家庭个体都呈现一种开放的成长，最终完成一个适应时代的过程。从这三个意义上来讲，再好的社会教育、再专业化的教育时代，仍然需要家庭教育。

二、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失语和异化

作为哲学意义上的异化主要是指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外在的异己力量。失语从社会层面讲，主要是指某一事业功能的不断弱化，直至失效。将异化和失语这一概念范畴用于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则体现在这一文化载体的重要部分，在强调理性工具和实用主义的环境下，逐步弱化其功能，并有成为附庸的征兆。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近代化进程的推进，广泛涌现的新型学校教育受到了中国人极大的追捧，中国人开始放弃“孰本孰末”的思考与讨论，积极地投身于联系日益紧密、影响日益深远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之中。以教人修养和价值理念为主的家庭教育也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集中表现在处于社会重要变革时期的中国，家庭教育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新旧两种不同方式和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家庭教育越来越失去了作为社会个体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地位，以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逐步替代了传统家庭教育，成为当代教育的主体。

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大浪潮中，中国人开始变得对现代化的学校教育产生了依赖，社会、国家、政府慢慢成了教育的主体，家庭教育因种种原因逐步退出了这一领域，成了社会教育的附庸。这必然导致失调――个人身心的失调和社会资源占有的“马太效应”。其最显著的表征是：道德水准的下降与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这种思想文化上的断裂与日趋白热化的竞争的现实把现代教育带进了一个貌似二元悖论的泥沼难以自拔。这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培养目标的学校教育几乎承担了所有的教育责任，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主要执行者――家长成了一种没有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附庸，常常以提供费用、承担监督、督促学习为主要责任的面貌出现。

三、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与学校德育教育的同一性

学校德育教育就是教育者借助于德育的内容和一定方法对学生施加影响，使学生具有社会所期望的思想品德素养的过程。然而，人的社会化进程最初是以家庭角色为原初，德育教育的始初任务自然落在了以培养人的家庭规范伦理和普适性人际交往规范为主的家庭教育中。从这个意义出发，德育教育最为人自身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高校德育与家庭教育在这一层面上具有同一性，两者共同担负着大学生个体在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的思想教育引导和管理责任，帮助大学生个体正确处理社会化和社会角色承担。

在现实的情况中，高校的德育和家庭教育却相互脱节，特别是在新时期下，经济体制转变、社会结构变化等诸多挑战，使得处于时代变化中的部分学生面临价值观念选择中的认知困境。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文化及思想观念多元化的强劲发展，道德和价值认知困境在面临更多外界诱惑时，落后思想更容易侵入短暂的精神真空，部分学生出现了精神追求迷茫、道德评判标准扭曲的现象。如果把这一现象的问题解决方式仅仅看作学生个体自发纠正和完善的过程，而不着重引导学生个体的传统家庭教育和学校德育相结合，从传统家庭教育中汲取有益成分来不断扩充、发展学校德育，势必会影响学生自我道德素养发展。

四、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对加强中医药院校德育教育的启示

将家庭教育的现代意义与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内容有机地相互结合在一起，对于培养既具有现代竞争能力又继承传统家庭内容规范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学生具有现实意义。这一重要意义对于具有中医药特色的高校更突出，因为中医药院校作为中医药文化继承和创新、展示及传播的重要场所，是弘扬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地方，更是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据点。

如何将两者相互结合，从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汲取有益营养，发展学校德育教育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医药院校作为传统文化传播承继场所的功效，其关键在于：

1.现代与传统有机结合，突出德育载体，注重个人修养的培养

在中国历史中，不同世界观的教育思想家们都以培养理想人格作为德育教育的目标，尤其是以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的人格教育，成为家庭教育中的自觉追求，可见个人修养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寻当代中医院校德育教育的新道路，即将现代的高校德育教育目标、内容和方式与传统家庭教育内容有机结合，将中医药院校的德育教育中融入传统家庭教育精华，实现德育教育的全面综合发展，并非是一味的否定与激进的超前，强调德育教育要继承传统文化也并非将传统和西方教育全盘地拿来与照搬，要在结合时代特点的同时，传承文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

2.伦理道德教育为主，重视道德观念的教育

自家庭教育得以确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逐步渗透到教育理念中，形成并发展出自己的伦理道德体系。以“孝、和、诚、俭、勤”为主要内容的伦理道德观念逐步在家庭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成为家庭教育中传统文化彰显的主体。所印证的即孝道置于古代家庭教育的首要地位，不仅体现了子女对于父母抚育回报恩情，也是维系家庭、社会、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从此出发，孔子以“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教育，其目的在于通过家庭教育文化的渗透力，达到巩固家庭成员间的伦理关系的目的。从而将家庭的忠孝观念、情感内化为对国家的忠诚，成为社会、国家安定的基础条件。培养诚实守信的子女是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任务，直接关乎家庭教育成效。作为以诚信为自我人格标准的古人，十分重视诚信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并将其作为传统内容一以贯之。可见，注重伦理道德教育为主，重视道德观念的教育，是传统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与中医药院校强调医学伦理道德、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是一脉相承的。而这一内容引入到文化继承地――中医院校，即是要在学校的德育教育内容中与传统家庭教育精华同时发展，回归教育的初衷，以伦理道德和道德观念为主，注重两者的协调统一，双生双赢。

3.从个人自身特点出发，注重因材施教，注意行为规范的实践导向

以“礼仪之邦”而享誉于世的中国，注重礼仪教育，传承优良传统，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传统家庭教育针对个人发展特点，从个人自身具体情况出发，采用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通过具体的行为规范进行道德伦理认知教育，为个人道德伦理认知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发展空间。同时，注重以身作则，家庭长辈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守礼仪行为规范，为个人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导向。由于学生个体间的文化素养程度不一，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等都存在差异，这就要求在中医院校进行德育教育中要细分受教育学生特点，对教育对象进行科学甄别，采取不同的对策，确保内容适应不同的学生群体的需求，为建构具有针对性的话语体系打下基础。德育教育所面对的受教群体不是物，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学生，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医院校学生。德育教育者要全面认识和把握受教学生，从其现实需求和实际情况出发，尊重和发展学生个体的参与德育学习、应用德育教育成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受教学生不加任何细分和层次化德育，是不能达到德育教育的目的和效果的。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7.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孟子・离娄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颜之推.颜氏家训[M].北京：中华书局，1994.

第5篇：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范文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高职德育教学；应用探索

当前，德育已经成为高职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对人们的道德教育，从人们的内心出发，注重培养人们的心理和身心健康，这一德育优势并逐步应用于高职德育教学中，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教学理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和意义有哪些？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德育教学中应用的积极作用有哪些？如何才能提高高职德育教学水平？

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和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拥有睿智的思想火花和深厚的文化沉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德育教学中，能够逐步普及中国优秀文化思想理念，培养高职学生的心理和身心素质健康，并形成良好的品德修养和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学习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理念，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品质，并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完善自我，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德育教学中的应用，是时代所趋，也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德育教学中应用的积极作用

1.提高了高职学生的思想品德修养

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德育教学中的应用，能够将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理念、精神气质等全部释放，影响高职学生的性格和思想品质，让学生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理想、大抱负，并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形成良好的素质修养和道德品质，满足高职德育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

2.提高了高职学生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优秀传统文化中，倡导胸怀大志、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德育，让学生感受到先人的自强不息，并在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勇于钻研、敢于探索，形成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树立坚强的奋斗理念。

3.提高了高职学生职业规划的能力

传统文化的渗入，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先古的思想精华，在文化感染中学会做人、学会处事，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逐步增长智慧和综合素质，并在今后的职业规划中，以更为自信的姿态开启自己的职业奋斗。

三、提高高职德育教学水平的方法和措施

1.重视传统文化的渗入和传播

在高职德育教学课堂融入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德育教学的基本内容和手段，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传统文化的融入，要以师生互动为基本，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为宗旨，以减少学生内心的排斥，并能够在课堂教学内容中找到现实的影子和影像，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此外，传统文化的融入，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学生在夯实专业课程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达到品质塑造和修养培养的目的。老师在进行高职德育教学的时候，要以传统文化为土壤，开发出极富特色的传统文化课程，以普及传统文化教学，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

2.营造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校园氛围

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需要营造有利于传统文化传播的校园氛围。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爱好和学习需求，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举办一些极富传统文化特色的征文活动、演讲比赛、辩论赛等，以活动的形式调动学生的互动和参与，并在娱乐中了解到传统文化理念，培养学生的品质素养。此外，校园可以开设极富传统文化意义的德育类网站，建设传统文化专栏，将传统文化类文献资料放在专栏内供学生学习、下载、交流等，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一片沃土，让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不断提高自己品质道德和文化素质。

3.在实践中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最终要以实践的形式表现出来。高职院校要完善实践活动体系，以社会实践的形式组织学习、服务、志愿者等，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无私奉献精神，让学生在实践中真正落实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文化理念，培养学生自强不息、自立自强的性格和精神，让学生在这样的课程实践和志愿活动中培养自己的品质素养，并逐步形成一种良好的习惯，真正践行优秀传统文化。

总之，随着现代教育模式的不断发展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逐步普及，优秀传统文化渗入高职德育教学中已然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通过在德育教学中融入我国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促进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使教学方式更为灵活，将宝贵的文化积累应用到高职德育教学中，开拓了高职德育教学的新时代，对于我国高职学生的素质培养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王春丽.中国传统文化对高职德育工作的影响[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3（01）

[2]周科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思想在高职院校德育工作的作用[J].北方文学（中旬刊），2012（07）

[3]梁启勤，王青珍.中国传统文化在高职生德育教育中的作用探析[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3（36）

第6篇：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范文

一、回归人的现实生存，还原文学与道德的整体生成性

本书回归以人的现实生存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入开掘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道德作为有机整体共生共存的生存论思维，将文学艺术与道德还原至二者整体生成于人的现实生存的历史过程当中。通过向文学艺术与道德整体生成本源的回归，打破了传统道德研究中的形上学研究模式，有力批驳了西方近代以来将文学艺术与道德分离对立的做法。

文学艺术与道德整体生成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性进程当中。文学艺术产生于人的现实生存，而道德作为人合于天地自然之道的生存法则保存于文学艺术作品当中，文学艺术作品因具有了道德属性而具有了神圣性和真理性，获得永恒的意义并得以延续千年之久。本书的生存论思维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美学形成对照互释。按照海氏所言，艺术是对人的本真生存境遇的呈现，人的本真生存即是天地神人共在的完整生存状态，亦是与道德共在、与真理共在的生存状态，而艺术作品则是真理的现身之所。本书第一章“文学的道德在场”亦指出：道德属性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文学即布设的道德场所，道德是这一场所的随时在场及永久在场[2]。而文学艺术的根基是人的现实生存，越是与现实生存根基联系紧密的命题，便越具有真理性[3]。道德之于文学艺术如同生命之于人的身体，融入身体的发肤血肉当中，虽然并不具有具体的形态，但却能够让身体的各个器官运作协调，焕发出健康的光彩与活力。而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往往被视为“天命的言说”而非人力所为，正是因为这些作品中包含着合于真理的道德，能够在文学与社会的流变过程中呈现出普遍性与稳定性，与人的现实生存共生共在，从而“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4]，持久永恒。

文学道德问题作为关乎人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理应成榈苯裎囊昭Ч刈⒂胨妓鞯慕沟阄侍狻C娑缘毕律缁嶙型时期的道德失准与失序，建立稳定而又合乎情理的道德标准与秩序成为当务之急。本书因此深入探寻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伦理情感与情境，指出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道德观念虽不被一味刻意强调却能够稳定长存，正是因为中国古代艺术特有的伦理体验传统在道德观念稳定性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模铸作用。

二、开掘伦理体验传统，阐释文学与道德的稳定性模铸

为进一步探究中国古代道德观念的稳定性特征，本书摒弃了近年来国内盛行的道德形上学研究方法，转而立足民族生存传统，追溯至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形成的源头时期，深入探究伦理情感与情境对文学艺术与道德的模铸作用，详细阐释了文学艺术中道德属性的形成过程与道德属性的文学接受过程，指出伦理体验特征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核心特征，形成于人的现实生存实践，并自觉介入文学艺术与道德的整体生成性关系当中，在文学艺术与道德的形成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从而在紧扣中华民族核心文化特性的同时完成对文学道德命题的求解，揭示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相较其他民族更具稳定性的原因。

近年来盛行的西化形上学道德观很大程度上源于康德的先验道德观，康德将道德视为先验人性的制高点，将宇宙星空与道德律令相提并论，强调道德的崇高性与恒定性。但在中国古代，道德并非如康德所说的先验理性，而是生成于人的现实生存当中，但这种生成于现实生存的道德观念同样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能够伴随历史影响千年之久。这种稳定性得益于中国文化中独有的伦理体验传统。古人在血缘宗法与人伦序位的基础上，将道德的情感体验上升为理性意识，使道德超越了个体的生存本能，成为人类群体的生存延续的法规与秩序。儒家推崇的仁义之道，甚至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都是为捍卫这种维持群体生存的道德准则而生成。道德也因此深入了古人的现实生存当中，成为维持群体生存延续的必然选择，与现实生存的历史紧密相连而绵延不断。

本书即立足于中国的人伦传统文化特质，纠正了西方单纯凭借理性维系道德的传统，将道德置于现实生成的人伦关系当中，揭示了人伦体验传统对中国古代道德意识观念形成起到的模铸作用，清晰阐释了中国道德之所以延续千年的根本原因。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各自的特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特质是人伦文化特质。人伦文化特质形成于现实生存当中，成为文学艺术与道德稳定性的特有保障，并促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伦理价值观，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在人伦文化特质中的道德标准。这其中，血缘宗法与人伦序位成为文学艺术与道德观念共同的现世关注点，道德观念在文学艺术中自然形成，并通过文学艺术得以延续，并进而强化了中国古人尊古崇圣、尊师重道、修身齐家等人伦关系传统，有力地保证了人类群体生存的长治久安。

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人伦关系当中，而道德在每一层人伦关系当中都有着不同的具体要求与规约。但在商业化时代，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的各种行为正在吞噬着人伦关系与道德的生存空间。这些商业化的行为扩散到艺术审美活动当中，造成了艺术审美的低俗化和艺术作品的短期利益化，进而失去了艺术审美应有的道德关注和生命活力，彻底沦为商业的附属品。因此，如何重建道德批评应在的审美维度亦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重塑艺术审美之思，建立道德批评的应在之维

本书纠正了西方传统与中国近代以来的二元论思辨模式与灵肉分离的艺术主张，强调人生存的有机整体性，将审美体验视为道德得以存在与延续的重要因素，力求通过艺术实现向道德生存的回归，艺术与人的道德生存因此成为道德批评的应在之维。而中国古代艺术的人伦取向传统则保证了艺术道德属性的长久稳定，在审美的生存整体性与流转变化中形成了中国古代不同于西方的审美维度。

在现实生存中，道德观念的形成与审美体验密不可分，文学艺术中蕴含的道德属性经由审美体验得以呈现，并指导人实现道德生存。审美体验作为连通生存与道德的中介，对道德的接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文学艺术正是通过自身的审美体验属性，避免了生硬的道德说教，才使道德能够被人广为接受。本书第二章“创作主体的道德意识”开篇指出：文学的道德意蕴与文学共生共在，但它不是道德说教，道德说教是道德教科书或道德宣传材料的事。文学道德意蕴是文学创作主体的道德感经由形象行为系统的传达[5]。本书将审美体验视为呈现文学艺术道德属性的心理形态，提出只有通过审美体验才能够感受到文学艺术作品中人与天地自然作为完整的有机整体的生命律动，而人的道德生存亦需要借助审美体验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得以现身，审美体验成为沟通生存与道德的桥梁。审美体验又使道德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呈现成为自然的过程而并非刻意地强化。本书第六章“道德的文学接受”指出道德感在文学接受中建构的特点：文学的道德意蕴是构成性的，它构成于文学的整体意蕴当中，这种情况决定着文学的道德接受不是抽象的或可以从形象中抽象的道德观念的接受，而是在总体意蕴中并且不脱离总体意蕴的道德接受[6]。融合于审美体验中的道德往往天然不露痕迹且不带有任何观念色彩，让人感觉真实可信与心旷神怡并自然地沉浸其中，在对道德生存的整体体验中获得对道德的信服和接受。因此，审美体验既以人的认知为基础，又能够超越认知的局限，人在审美体验中与完整本真的道德生存相遇，进入澄明自由的境界。

文学艺g既是人现实生存的产物，又能够超越现实的局限通过艺术审美之思呈现出富有道德意蕴的世界的完整状态，让人体验到生存的真理。而中国的伦理体验传统更是将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接受都严格限定于道德的尺度之内，以中庸之道作为审美的维度，避免了超然于现实的精纯之美与迷失于肉体的之美，让艺术审美之思更合乎于群体生存的延续和长治久安，从而促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道德永久在场与千年长存。

在当下商业化盛行的时代，文学艺术生成与发展的空间已被无孔不入的商业渗透其中，商业化利益几乎吞没了艺术作品中多数的道德内容，社会笼罩于非美的审美之境当中。在利益第一的原则下，曾经饱含道德的文学艺术与人们渐行渐远，而文学艺术活动的利益化倾向则愈加严重。正如本雅明感叹现代社会中艺术光晕的消失，当下机械复制的现代性艺术生产方式正在对文学艺术造成的直接改观，文学艺术在今天已经成为生产与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化属性已然确立。而电视剧、电影这些伴随着工业化兴起的新的艺术形式，也正在逐渐取代语言文学一贯的正统地位。针对种种时代社会问题，本书将文学的道德问题提升为文艺学的道德命题，以期通过对这一命题的求解，来解决当下人们面临的道德问题。文学的道德问题在当今的文艺学建构中显得尤为重要，而在学科建构中形成发现和探索现实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的求解，也是本书着重强调的宗旨之一。

《文学道德论》一书对文学道德问题的追问无异于一次对时展中的文学的反思与探索，并在新时期中国文论建构中起着引领和导向的作用。高楠先生在授业时每每强调在学术研究中树立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无疑是在追寻文学的意义之在的同时，唤起人们对文学问题的关注，以期更好地完成文学与现实问题的实践互动。而如何以生存、道德、伦理作为问题的切入点，建立文学理论批评的应在维度，探索文学艺术的本源与时代意义，是本书留给人们更为广阔深远的思索。

注释

[1]高楠：《文学道德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2]同[1]，第8页。

[3]高楠提出思想理论真理性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愈是接近于现实社会生活及其意识形态场域客观规定性的，经由这样的问题式所产生的思想理论便愈具有真理性，否则，便远离真理性。同[1]，第2页。

[4]刘勰著：《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第7篇：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范文

道德培养要从娃娃抓起。在青少年中开展孝行教育，引领青少年从小养成孝亲敬老的美德，是促进整个社会道德风气改善的重要途径。但是，如果我们将孝心片面理解，将孝子通过“工程”来培养，其结果不仅会一无所获，恐怕还要南辕北辙，在背离孝心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是道德的基础，是诸多伦理观念的前提。“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作为有灵性的人类，更要有过之。在孝的基础上，中国传统道德还把“孝”“悌”相连，由家庭推向社会，把家庭内部之爱普遍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终构成全社会的共有道德准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从家庭伦理发散出来的道德观，更多地强调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陶冶和感化，而把道德形式化的种种行为，则会破坏人发自内心的道德感。

回头再看这个孝子工程，虽然它有促进青少年道德培养的良好初衷。但这种用工程来促进道德的行为，根子上却还是教育的“流水线思维”，是“己所不欲强施于人”的一次行动：幻想有一个“完美”的道德标准，在此标准下，只需要工程的宣传、教育、评估机器开动，孝子就能如小汽车一样，一个一个跑出来，大小一样，水平相当。

退一步讲，如果真要把培养孝子做成工程，那就得完全按照工程的模式来，事先有设计、中间控流程、最后也要来个工程验收，看是真正的民心工程还是豆腐渣工程。孝子的标准是什么?听多少次父母的话、给父母做几顿饭还是每月给老人多少零花钱……对此，不用现在的公众评价，孔子早就有过批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极力反对形式主义的孝心，强调真正的孝顺是一种心存感恩的“敬”。因此，培养孝子最重要的是通过道德教育，激发人内心的道德感。

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也看到许许多多的“孝心工程”：数百人集体给父母洗脚、老师给学生布置孝心作业等。事实证明，这种活动不仅不能激发青少年的孝心，反而让他们产生“是谓能养”的作秀感。

培养真正的孝子，要多一些行胜于言的道德激励，少一些浮夸炫耀的形象工程，在社会福利、公共设施等方面更关爱老人，发扬尊老爱老的社会风尚，宣传那些真心尽孝的道德楷模……如此，随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转变，青少年经过耳濡目染，自然会激发出感恩父母、尊敬父母的孝心。

（选自《光明日报》）

第8篇：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范文

主题班会

二、活动主题：主题班会策划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崇尚道德

三、活动背景：

大众传媒对中学生的影响不可小视。电视、电脑和网络游戏中的那些虚幻的爱情，暴力和血腥的场面，崇尚武力、崇尚金钱的价值取向，以及大量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对中学生的人生观、道德观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中学里，学生学的科目多达十几种，对传统文化的涉及少而又少。偶尔涉及，也是以古文的形式出现。我们有的中学生、甚至于大学生，必须经过翻译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再怎么发展，也只能成为别人的文化附庸;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再怎么粉饰，也只能是一盘散沙。

大学生的道德责任反映着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品德，是刻苦学习、努力攀登的强大动力，是不懈奋斗、追求卓越，将才学献给社会的重要保证。但从大学生的日常行为来看，存在着种种不良的表现：遇事只求自己合适，很少考虑到他人和集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父母长辈没有礼貌，对同学没有热情;对自己生活的环境不爱护，破坏公物等等，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日益淡薄，令人担忧。因此从细节入手，培养大学生的道德责任心，树立起大学生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意识刻不容缓。

四、活动目的：

开展以弘扬传统，崇尚道德为主题的班会，通过本次主题班会，以提高同学们对大学生的道德责任问题的认知能力和促进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孕育学生的文化底蕴，自我教育能力和实践能力，为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下基础;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和提高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忱;还为让同学们明确对自己、对他人和集体、对家庭、对社会和国家等应尽的道德责任行为，并懂得在细节中努力实践大学生的道德责任和履行大学生的道德责任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

五、活动时间、地点

20xx年04月19日

2-305

六、活动准备：

1.发动同学们从网上查找相关资料和道德模范事例;

2.组织主题班会主持人串词、学生朗读资料、和宣誓词等;

3.准备相关视频、朗诵背景音乐等。

七、活动流程：

1. 模拟新闻会。班会以模拟会议开始，新闻会主要以传统文化和道德为主题，介绍一些相关的例子，引出本次班会的主题。

2. 想象空间。首先给同学们展示梅兰竹菊的图片，然后由此展开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联想，然后请同学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让大家了解更多的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德。

3.小小辩论赛。本节目首先以T台走秀(服装分为时尚和传统两

方面)台下的同学即为观众和评委。最后结果以两平出现，进而大家展开以是追求时尚个性还是弘扬传统美德为主题进行一次小小的辩论。

4、开心一刻。大家一起观看由同学们自编的穿越短剧《那些事儿》。主要将传统文化和道德问题结合在一起，古代人穿越到现代，对现代生活中人们行为的感想和不理解。来源于生活，从小事中受到启发，做一个有道德责任感的大学生。最后以演员总结结束节目，并在此阶段以播放朗诵《三字经》的音乐为背景音乐。

5. 百度在线。自制一些老师有关于道德和传统文化的MV并播放给大家，场外连线一些同学关于传统文化和美德的看法。随后播放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于丹老师讲《论语》的片段。最后由班长或学习委员进行一个讲评。

6. 主持人总结;

7. 全班宣誓：爱国守法，明礼诚信，遵守公德，尊敬师长，刻苦学习，勤俭自强，团结友善，助人为乐，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同时展示由同学写的倡议口号。

八、班主任讲话

第9篇：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文化

1 引言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当代文化的‘活’的中国古代文化。它既以有关的物化的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存在和延续，又广泛地以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知识结构、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和延续。[1]”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由儒家和道家共同构成的，但是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儒学在其历久弥新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资源。在儒家文化中“和”文化是最核心的思想，也是儒家倡导的核心价值观，这其中始终渗透着思想政治教育，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文化资源。

2 儒家“和”文化的阐述

“儒家最高的价值标准是‘和谐’。[2]”因此，在儒家的文化思想中，“和”这一思想也逐渐升华为了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即“和”文化。这里的“和”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即人与社会关系之和、人与自然关系之和、人与人关系之和以及个人自我身心之和四个方面，体现出的是由个体到整个社会的文化系统。

2.1 人与社会关系之和

人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因素，人与社会之间要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需要每个人的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在社会全体成员各司其职的情况下，共同促进。儒家思想中提出“为政以德”施行德治，这里的“德治”就是以德治国，这也是儒家积极推进的能够充分彰显其道德哲学的政治价值。同时，对于统治者来说，还要施以“仁政”来赢取民心，这既是“仁者爱人”的具体表现，也是统治者以民为本的体现。其次，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则强调“克己复礼”的口号，用“礼”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平衡调节好各利益群体间的关系，最终趋向和谐的社会状态。

2.2 人与自然关系之和

儒家所提出的人与自然关系之和，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前提，也是重要的表现形式，具体表现为人的活动和社会的活动都遵循自然的规律，也就是说，人类开展一切行动都要秉承着“天人合一”的理念，以实际行动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看到，在具体的自然万物面前，儒家始终恪守这一原则。

2.3 人与人关系之和

儒家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倡导的原则是“和而不同”。“和”是一种兼容的状态，允许不同意见，不同个性的存在，谋求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同”便是抹杀人们的个性、特点，强制性的要求同一性。人是群居动物，因此若要好好生存便需处理好群际关系，儒家提出：“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即国君，要仁爱；臣子，要恭敬；子女，要孝顺；父亲，要慈爱；与人交往，要讲信用。它展示了一种处于不同层面的人际关系，从家庭到社会再到国家都强调了和谐的现实意义，层层扩展，由近及远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2.4 个人自我身心之和

人自身的和谐是一切和谐的起点，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都寄托在个体和谐人格的培养上，儒家认为要实现个人身心的健康、和谐状态，就要实现个人生存的现实世界和内在的精神世界的和谐，而这一结果是需要内省、慎独、改过、力行等一系列环节逐步实现的。“三省吾身”就是通过自我分析来调控自身行为，使其符合道德规范；慎独，是指独处是仍然严以律己，约束自己的行为；改过，儒家认为，知错就改、闻过则喜，才是人们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力行，强调躬身实践。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和谐状态，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时时处处规范自身的言行，保持良好的道德操守，调适身心，才能最终实现个人自我身心的和谐发展。

3 儒家“和”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使命，“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多种方式以及丰富多彩的活动，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促使人们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3]”同时，从对儒家”和“文化的理解上看，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观教育、生态观教育、道德观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都能从其中获得有益的借鉴。

3.1 人与社会关系之和对价值观教育的影响

价值观是指人们在对周围事物能否满足个人或社会某种需要进行评判时所持的观点[4]。它是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进行判断的根本观点和态度，也是在其价值反映和行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无论处在哪个阶段都有与其制度、政策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儒家文化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从两个角度出发，首先主张“德治”、其次主张人们“克己复礼”。

从这一思想对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出发，我们在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时候主张努力约束自己不正当的欲望、不正确的言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我们现实的规范、制度的要求。这也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通过宣传先进事迹、树立典型范例或者开讲座的形式，来潜移默化自觉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3.2 人与自然关系之和对生态观教育的影响

“生态观”是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以及对于人与自然共存状态规律的看法。儒家的“和”文化中倡导“天人合一”就是指对自然万物和生态环境要合理利用并积极保护，从而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同时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是要求人们按照自然的规律，取之有度的合理利用大自然。

可以说儒家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态观，通过对这一思想的学习，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帮助大学生树立环保意识，自觉做到爱护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以促使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儒家的和谐生态观开阔了我们的现实眼界，这对于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3 人与人关系之和对道德观教育的影响

道德观是指社会中的人们，在其家庭和社会中应该遵守、恪守的道德规范和根本观点。儒家文化中最突出的便是道德的优先地位，“仁”是人的基本德性，强调人内在的道德自觉，要想使人真正成为一个人并完善自身，必须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其中“孝悌”、“忠恕”是“仁”的思想的内核，是由家庭延及到各种社会关系道德观。

当前大学生普遍受到人际关系的困扰，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社交恐惧，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加强儒家“为仁由己”的道德观的教育，从“仁”出发处理社会关系，有助于学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并找到客服交往恐惧的方法，这对于我们加强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甚至社会主义道德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3.4 个人自我身心之和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

心理健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它是指对受教育者进行有目的的心理疏导，使其心理和行为能够趋于和谐，身心实现健康发展的一项教育活动，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心理健康，这其中包括自我认知、调控情绪、适应环境、以及待人接物这四个方面。而儒家的自我身心之和就是通过这几个方面展现的，也我们真正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由于现代教育大多是应试教育，忽视了对学生人格塑造及人文精神的培养，造成了学生心理脆弱或者道德示范等，因此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要培养学生通过自觉协调身心关系来保障自身系统的健康，也才能增长才干、全面发展，为实现人生价值创造良好的自我环境。

4 结语

“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和内在精神，也是我们的最高价值追求。本文以儒家“和”文化为切入点，通过科学的分析来积极研究儒家“和”文化中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以及能够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创新的思想资源和现实条件，并将这些思想切实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 顾冠华.中国传统文化论略[J].扬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6）：34

[2]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