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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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范文

关键词: 大学生价值取向 塑造 选择

对于价值取向的研判及其实践体系的构架,一直是困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论题。作为道德认知水平、个体理想状态与个体完善的表达方式,大学生价值取向经受着个体选择与实践环境等诸多变量因素的影响,使得那些试图用一种模式与方法来厘定价值取向的构想很难寻找合适的实践土壤。在冷静思考之后可以发现,大学生价值取向问题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的视野,只不过对于价值选择方向与价值评判标准的认识始终存在着“障眼法”,进而使研究者遁入了大学生价值取向塑造与选择的“迷宫”,由此而衍生的开放性研究空间则可以带来破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希望与路径。

一、价值取向及其特征分析

价值取向问题跻身于庞杂的学科丛林中,属于哲学本体论、道德认知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对于价值取向的逻辑起点很少得到理论关注。加之备受经济学版本的“价值”诠释的影响,人们希望在类似于商品交换的价值有效性方面获得认同。价值选择的有效性一度成为阻碍研究者思维拓展的绊脚石,这种仅仅依靠有效性来取舍价值旨趣,进行价值判断,选择价值取向的单向度思维,实质是用一元来主宰多元,以统一来规制多样。延伸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只能将大学生价值取向匡范于工具理性与社会需求的怀抱之中,最终形成实践的困境。因此,建立对价值取向的立体化认知方式是正确解读该问题的关键。

基于哲学本体论考量的价值取向,主要回答行为主体的实践价值问题,其特征是实践性。在此意义上,价值取向属于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是个体的意识状态向信念层次转化的过程,也是支配和调节个体行为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导向性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矛盾运动的高度统一,是哲学认识论向实践论转化的重要环节。价值取向作为荷载主体意识的实践行动,不但要回答为什么进行这样的价值选择,而且要明确实践的目标途径与前进方向。

道德认知理论层面的价值取向,主要阐释价值主体的认知方式问题,其特征是习得性。道德判断是与价值取向密切关联的一个概念,旨在揭示价值内涵实现的有效途径,并通过行为主体对社会现实作出满意或不满意的评价。价值取向就是在道德判断的基础上,行为主体道德认知水平和价值评价的表达,其价值肯定与价值否定都是道德习惯养成与认知方式选择的结果,也是将道德判断引向实践领域的重要途径。

社会心理学层面的价值取向主要涉及价值主体的行为态度问题,其特征是倾向性。行为主体在价值选择过程中总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其对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所持的态度规定着个体的行动。一般意义上,通常会认为个体的价值取向会受到心理暗示的作用,稳定的社会心理也是价值取向塑造与选择的动力机制。同时,这种倾向性也呈现出由单一化向多元向化转变的特点。

二、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塑造

从以上三个角度剖析价值取向问题,有利于整体把握其基本特征,突出价值取向的可塑性。结合当前“80后”与“90后”大学生价值取向发展的实际,我认为必须全面认识并重塑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一要强化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实践性。有研究者将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基本特点概括为自我意识渐强、多元取向日益明显、功利取向愈益突出、政治取向明显弱化等方面,认为大学生价值取向受社会环境影响较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对外界的事物接受较快,但辨别能力弱。[1]这种静态描述大学生价值取向的研究方式很具代表性,其缺陷在于忽视了价值取向的实践生成,原因不仅在于脱离了社会实践与校园生活实际,而且将“80后”、“90后”大学生作为“另类”群体,没有从主体价值需求与价值实践的现实图景中去架构价值取向的研究体系。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系统的重塑,要从健康向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自主选择的个性精神风貌中去寻找答案,从实践环节和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去归纳梳理。

二要呈现大学生价值取向的习得性。大学生道德认知发展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渐进性是道德判断的长期累积,更是不断学习提高的过程。诚然,道德认知的适度超越可以使大学生的价值追求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中小学德育中只有理论标杆没有实际举措跟进的弊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大学生对传统德育的对立与叛逆。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大学生对以“唯我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哲学思想和伦理观念持有浓厚的兴趣,似乎存在西方社会思潮,诸如“功利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唯意志论”很容易会攻陷思想政治教育领地的危险。这恰恰说明,道德认知具有可塑性与学习累积效应,道德判断与道德实践尝试不是社会人的专利,也可能是大学生热衷的对象。因此,大学生价值取向的重塑不能将影响因素作为对立面看待,要从价值否定中吸取价值判断的肯定因素,甚至通过一定程度与方式的价值错位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要突出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倾向性。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多元结构的形成和出现,必然促使大学生价值观体系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大学生所处的特殊环境和年龄、心理等方面的自身因素,使之具备揣摩和效仿新潮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激情和愿望,主要表现为重金钱实惠,轻理想追求;重个人利益,轻国家与集体利益;重知识才能,轻道德品质;重奢侈享受,轻艰苦奋斗。[2]由此,这样的概括使大学生价值取向形成了对立冲突格局与理论对峙状态,失去了客观运用动力机制重塑价值取向的可能。我赞同的观点则认为大学生价值取向具有多元特点,表现为一元与多元的互动、整体与个体的融合、理想与世俗的共存、精神与物质的并重。[3]该观点至少描述了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势,为价值取向的重塑与矫正提供了可能条件。

三、大学生价值取向的选择

大学生价值取向的落脚点是价值目标实现路径的选择,这需要依托教育主客体矛盾关系的演化来推进,建立教育主体(教师)与价值主体(学生)价值需求的贯通机制,遵循道德养成与个体发展的统一,彰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一要坚持终极目标向多元目标的渗透。大学生价值取向的终极目标就是价值观的塑造与实现,其基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基本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本途径就是理论的教育与渗透。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多元目标就是要正视社会转型的客观现实,尊重大学生的发展需求,承认不同价值取向的差异性存在,允许不同倾向的价值取舍,构建不同价值取向相互渗透影响、运动发展的格局。坚持终极目标向多元目标的渗透,不但要运用的理论、观点与方法,引导大学生自觉养成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和谐发展的观念,处理好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坚持奉献的主导性与索取的合理性的统一,而且要正确看待价值取向形成与价值目标实现的渐进性,坚持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共存、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兼顾、社会贡献和个人索取同在,促进多元目标的有序发展,为终极目标的渗透奠定坚实而广泛的基础。

二要实现智慧早熟与政治早熟的同步。大学生的智慧早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条件,智慧早熟与生理、心理的成熟并不同步,它需要在学习与磨砺中获得,也是坚持“慎独”和“自省”的结果。智慧早熟以学习目的、态度、动力和方法的掌握为基础,是个体坚持可持续发展与多样化发展的综合表现。大学生的政治早熟是对于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道德约束的经验积累,也是高等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中小学所提供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模式提供了个体政治早熟的框架体系,但真正融会贯通还需要依靠智慧与生理心理条件,离不开高校学习生活实践的砥磨。实现智慧早熟与政治早熟的同步,要将价值取向的选择融入大学生自我内省的心理发展过程,坚持成长成才观为导向的现代教育理念,提供学生展示自我的机会与舞台,加强“三自”教育(即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成效,不断开辟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渠道与空间。

三要促进价值导向与价值取向的转化。价值导向是上层建筑中具有广泛影响力与渗透力的重要因素,主导性与广泛性是其主要特征。当前我国社会的价值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以全社会的价值实践为主题,遍布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诸多领域,目的在于增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促进社会共同体的团结和稳定。价值取向则是价值导向与价值判断影响个体态度与行为的具体表现,在个体价值塑造与选择过程中表现出实践性、习得性与倾向性的特征。当前,积极宽松的政治环境与充满竞争的经济环境,为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多元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条件,自主道德判断与价值选择占据了主流位置。因此,促进价值导向与价值取向的转化,要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价值目标顺利转化为大学生的价值需求与价值取舍的动力;要将建设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认同转化为大学生追求自身全面发展的不竭动力;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为激励青年学子团结奋斗、励志成才,朝着全社会共同目标前进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

参考文献:

[1]侯玲,于晓娜.从文化消费看大学生价值取向教育[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4):30-31.

第2篇：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范文

[关键词] 关键词 润泽 政治课堂 生活

[中图分类号] G6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6）180073

佐藤学在《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提出了“润泽的教室”这个概念。什么是润泽的教室呢？佐藤学先生说：“‘润泽’这个词表示的是湿润程度，也可以说它表示了那种安心的、无拘无束的、轻柔滋润肌肤的感觉。”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润泽的课堂就是指在课堂上，师生关系、生生关系是融洽和谐的，这里没有紧张、恐惧、担心和不安，没有训斥、责骂、侮辱和体罚，“每个学生都能放心地打开自己的心扉，每个学生的差异都能得到关注”。45分钟的课堂里，学生犹如置身于和谐而愉悦的生活之中，培养兴趣，改变思维，提升素养，再造新我。

润泽的政治课堂必须来自丰富的实际生活，这是生活与哲学的应有之意。生活与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贴近实际生活，把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这一特点要求我们在使用教材时，必须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融入具体的实际之中，真正实现哲学和生活的有机统一。下面笔者以《价值和价值观》一课的教学为例，谈谈自己的几点做法。

一、立足生活，确定教学目标

一般来说，政治学科课堂教学目标有三个维度，即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情感态度价值观，但从根本上来说应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德”这一核心素养。鉴于此目标，笔者在《价值和价值观》一课中设置了如下目标。

1.弄清物的价值与人的价值的不同，使学生初步具有认识和分析事物价值的能力，加深对人的价值的理解，学会正确评价人的价值。

2.通过价值和价值观的学习，深刻理解正确的价值观是我们拥有美好生活的指路航标，拥有正确的价值观才能找到人生的真谛。

3.通过本课内容的学习，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观认同感，自觉遵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价值准则。

以上三点目标立足于学生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体验，紧扣社会生活的主题，更切合了当今社会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对广大中学生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起着积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面向生活，选择教学内容

生活化的教学是新课改的方向和重要成果。我们所说的实际生活包括了个人的和社会的，现实的和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丰富内容。我们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应力图实现学科内容与社会生活的有机统一。笔者在讲授“什么是价值”时，并没有直接让学生到教材中找答案，而是预先设计了一个探究活动“说说你的Happy 事”。上课前先要求学生回忆并说出进入学校以来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趣事”。学生欢呼雀跃，七嘴八舌。笔者从中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实例，如“每天都有好吃的”“和小伙伴们一起快乐地玩耍”“收到好多生日贺卡”“被好多人夸帅”“有好舍友”“告白了，虽被拒绝”“学校有好的学习氛围”“在艺术节上为班级争光”“政治老师给我们上政治课”等等。题材涉及个人、班级、宿舍和学校等，内容涵盖个人思想、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学习环境等方面。然后课堂上让学生谈论、交流，从而引出“什么是价值，物的价值与人的价值的区别”的学习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个“说说我的价值”师生互动环节。其设计意图就是从学生的生活入手，便于学生敞开心扉，打开思维的大门，让他们的真情实感自然流露，“朴素中见亲切”，在相互讨论、交流中引发思维碰撞，点燃思想火花。

三、贴近生活，优化教学方式

润泽的课堂强调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融洽、和谐的，强调过程的丰富、紧凑与和谐。在润泽的教室里，学生充满安全感和信任感，充满对知识探索的渴望，能够宽松、充实地学习，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不必担心出现错误。

新课程改革的核心是自主、合作、探究、创新。《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指出，创设有利于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的课程实施环境，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合作交流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切实转变教学方式，基于问题，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去学，去发现，去思考，去体验。

例如，笔者在讲授“什么是价值观及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时，设计了《Happy bus遇到分岔路口》探究活动：请列举生活中的烦恼事。笔者选择了发生在学生中间的几个典型“烦恼事”：1.今天你值日，可你身体有些不舒服，你会怎么办？2.今天很冷，你想开空调，但坐在空调下方的同学极力反对，你会怎么办？3.校车到了，本周你是站票，可车上还有很多空位，你会傻傻地站着吗？4.有人说上文科班的学生素质差，对此，你怎么看？面对这些“生活的烦恼”，学生极具共鸣。接下来，开始分组展开激烈的辩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段集中的交流发言后，教师适时引导点拨，结论水到渠成：人人都有价值观；价值观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价值观有导向作用；要树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学生都有着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这就需要教师善于创设一种“接地气”的润泽环境，让学生在一个面对面的、民主的、舒适情景中学习，自觉、自愿地学习，和谐、融洽地学习，共享、共进地学习。

四、服务生活，追求教学效果

课堂是师生共生共长的精神家园和生命场，这里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人格教育、习惯教育和文化教育。思想政治课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着眼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注重把知识传授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提高学生素质，作用社会，服务生活。如在讲授“如何评价人的价值”内容时，笔者选择了2012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最美女教师”张丽莉的事例，并设计了一个讨论题：从张丽莉身上你感受到哪些高贵的品质？同时制作了几幅现场颁奖图片供学生观看，讨论。学生争先恐后，踊跃发言：“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度的敬业精神”“无私的奉献精神”“大义的生死观”“超脱的名利观”。在热烈的气氛中，学生认知的提升，心灵的浸润，情感的升华，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在这样一个润泽的课堂，师生共同修养了身心，滋养了情感，涵养了精神。笔者相信，在他们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在面对诸如此类的事情时，一定会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这正充分彰显了政治课的教育价值和社会效益。

第3篇：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范文

关键词：新常态；思想政治教育；知行合一；价值观

一、常态与新常态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变化

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家政策、社会发展及价值观导向息息相关。社会价值观一旦偏离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预定轨道，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则会陷入极大的被动境地，高校学生党员的先进性也将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以常态下的社会为例，绝大部分义务教育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目前仅仅为升学考试服务，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世俗化、利益化、西方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下早已不能满足理论上的教育目标。在高度信息化的强有力冲击下，许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实践运用中举步维艰，难以深入人心。与此同时，高校学生党员队伍基层建设也或多或少地夹杂着利益的角逐，党员队伍在自身理论学习及社会实践上也有待提高。

在新常态下，随着相关政策的转变、舆论信息传播高速化，社会舆论及价值观导向将逐步进入正轨，思想政治教育将比以往更易于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此时的实践积极性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效率性将大大提高，高校大学生们尤其是学生党员在正面大众文化的引导下更加清晰自我前进的方向，坚定时代赋予的使命，而以往一度盛行的享乐及拜金主义将逐步在学生群体之间小众化、边缘化，并最终被新时代的高素质人才所抛弃。

二、常态与新常态社会过渡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在常态与新常态之间，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存在着过渡期，而过渡期正是社会价值导向与国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在社会思想冲突融合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理论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差距最大的时期。由于许多理论上的知识在内容上与社会通俗思想差距过大，一时无法为众人内心所接受，间接助长了群众内心的对立化情绪，也直接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实际效率大打折扣。

此时，社会的信仰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原有的信仰体系在完善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或多或少的间隙，而高速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给了宗教及无政府主义等外来信仰体系以可乘之机，他们将原有信仰体系中的瑕疵刻意扩大化并通过互联信息平台广泛传播到普通民众中，以此凸显自己在信仰体系上的优越性。一般来讲，自由是社会及国家所认可的，但许多乘机借此兴起，给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也不得不引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的重视。

以高校为例，历经多年应试性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大学生们对于新的德育课程早已失去本应有的兴趣，与之相对应社会实践性也大打折扣，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在长期的校园氛围及常态社会下传统利益思想的影响下无法达到预设的效果，这一时期对于刚刚踏入社会的高校毕业生来说受此影响与冲击最大。不良思想的入侵及不正确的思想教育方法将扭曲其社会价值观及自我认同，间接影响到社会生产效率及国民素质的提高，为社会埋下不稳定因素。

三、新常态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行合一”构建

新常态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和工作重心已经由理论研究转向社会实践。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莫过于知行合一的实现。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要有完善的制度保障。

在理论领域，思想政治教育知行合一命题的提出已有较长历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分析上见仁见智，提出了许多见解，在此笔者不做赘述。笔者认为，此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纯粹理论分析上已完全满足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并且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了部分人的理解范围，而我们当下在理论领域的重要任务便是放缓纯粹理论研究的步伐，转向实践理论的探索。在中国哲学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具有极其明显的实践性特征，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因而在这里，“知”与“行”的关系将侧重于“行”的实践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的探索，为实践的实施提供完善的理论指导。

在实践领域，需要优先考虑的就是各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首先，建立广泛的平等化制度。平等化制度体现在高校师生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在平等、合理、公开的基础上将不同等级、不同背景的师生在各方面需求统一化、公平化，力求消除师生间及学生间的待遇差距，让每个人都能体会到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方面的平等化和可行化。其次，在平等化制度的基础上完善面向广泛、公开透明的奖惩机制。奖惩机制是促进理论向实践转化的重要催化剂，而奖惩机制的优良与否更直接影响到实践的效率。在此，基于平等化的原则，奖惩制度力求达到广泛、公开透明。奖，应当足够实际化，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象征性的层面。惩，应该具备足够威慑力，同时能够真正执行，从制度上保证国家同社会对善的肯定与鼓励，对恶的否定与摒弃。除了制度的建立，良好氛围的营造同样不可或缺。常态下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社会地位及财富收入不平等造成贫富差距拉大，而国家与社会对此引导不足以产生积极的影响。进入到新常态的过程中，营造良好的氛围便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认为，新常态下所需要营造的良好氛围便是对于社会上由来已久的习惯性思维的一种否定下的实践。对政府层面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反腐倡廉，提高政府公信力与执政效率；对于党员而言，应该时刻牢记使命、努力体现先进带头作用；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而言，就当慎言慎行，言必信、行必果，为人师表，做好示范作用。这是知行合一中“行”能否实现的关键，也是“行”能否反哺“知”，让“知”与“行”循环发展的重要环节。

四、古往今来知与行的对立与统一的认知争辩

从古至今，教育家与思想家们对于“知”与“行”的对立统一关系争论已久，自先秦孔孟思想以来，中国思想史上对于知与行这一哲学问题长期认为其相互独立，认为知易行难，先知后行。朱熹认为“致知力行，论先其后，固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直到王阳明对此的批判强调知行本体为一，不可分离。知与行的先后问题已经开始转变为判别是非标准是主观认识还是客观实际上。笔者认为，自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提出以来，判别是非的标准仍应当基于主观思想与客观现实的结合，即“知与行”的统一，尽管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始终是相对存在的，人们无法达到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理论与实践的完美吻合，在此，我们突出强调实践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不得不预防为追求“知行合一”，而刻意地使二者完全达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从而挫伤理论的前进和对于实践“揠苗助长”式的推进。

当下，我们突出强调实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可避免地会使人误以为理论发展得过于超前而需要突出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在常态向新常态过渡时期，实践的发展也许会在某个关节上超越理论，而理论相对于实践的附属性地位将容易使人无视实践对于理论的反哺意义，从而反向扩大理论与实践的差距。

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在强调实践重要性的同时，不可忽视实践对于理论的反哺作用以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刻意偏袒将不利于知行合一的实现及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发展。这一思想对于社会大众而言一般难以认可，普通人则偏向于常态社会里的惯用方法解决一般问题，高校大学生尤其是学生党员的作用在此凸显，作为拥有高素质的知识青年，他们对于知识的掌握运用明显快于常人，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思想的成熟，他们很容易发现理论与实践和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们也会探寻各种方法以解决相关问题。因此，高校大学生对于知行合一思想的传播实践至关重要，同时学生党员作为其中的先进群体应当在整个过程中起到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总而言之，新常态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行合一是在当今社会过渡期的一种在高校校园里以学生党员为对象进行的设想性理论探索，也是为解决当下理论与实践分离脱节现状而提出的一种有效机制，具体成效如何还有待时间检验，但出于未雨绸缪，任何思想在提出之初就应当预想其实施及后果，因而笔者强调知行合一的优越性，同时也不忘其往后面临的挑战。

参考文献：

[1]董平.王阳明哲学的实践本质――以“知行合一”为中心[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6，（1）.

第4篇：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范文

1.直面多元现实，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适应性与有效性

只有顺应多元社会的现实，主动应对，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解决学生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适应性与有效性。

（1）增强开放性、提倡多样化。改革开放在实现了我国社会结构开放的同时，也使中国更进一步地融入了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之中。在广泛的世界交往和合作中，各种文化、思潮、价值观念纷沓而至。因此，在愈加开放的全球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应该接受开放的理念，去正确解读不同主体的价值观念和其它民族的精神产品，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价值，引导学生拓展视野，使之在接触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中，经风雨、见世面，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

（2）关注民主化、强调平等性。民主与平等是学校教育中一直不断追求和完善的原则。在一元社会背景下，受教育者作为既定的接受者和遵从者，很少有“民主”可言。在多元开放的信息社会境遇下，传统的强制式的权威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显然已不合时代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确立民主平等的理念，宽容和尊重不同受教育者的文化与价值取向的差别，并在教育过程中教会受教育者对待多元文化与价值的正确态度。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与市场经济下的独立意识、民主意识相适应。

（3）重视主体性，培养辨别力。培养具有主体性的人是时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方向。同样，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要注重个体主体化的发展，承认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个体的自我成长需要，教育的社会要求才能更好地被理解和内化。同时，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在以席卷全球的文化产品和强势网络语言为载体的西方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冲击和渗透下，还必须要高度重视主体辨别力的培养，受教育者只有具有良好的辨别能力，才能适应未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多元复杂变化,成为21世纪社会生活的主体。

（4）加强活动实践，力求贴近性。唯物史观认为，活动对于人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应当破除传统的以知识和学科为本位的应试教育理念，牢固树立实践活动意识与以人的成长和全面发展为本位的理念，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实践，变单纯的灌输式教育为体验式教育。要实现这一点，在活动内容和载体的选择上，必须突出贴近性。注意遵循学生的成长和成才规律，研究教育内容与学生的相关性，善于从活动中挖掘新内容、吸收新思想、解决新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方能深入心灵，落地生根。

（5）优化教育环境、突出社会化。“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可以说一切社会关系就是人思想的来源和形成条件，其逻辑结果只能规定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社会化事业，“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不仅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趋势”。[4]因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回避多元社会发展进程中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影响，必须要从学校教育的自我封闭中解放出来，主动接触社会，积极借助家庭、大众传媒和各种团体等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优化的社会育人环境，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与时俱进。

2.形成共识，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凝聚力和整合力

在正视多元化的同时，必须重视社会共识和共享价值的构建和宣传，以实现社会价值观念的正确导向，确保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和多元社会的健康发展。

（1）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导向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价值观教育。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系列价值观构成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思想、价值理想、价值精神和价值观念构成的整体，不但强调以为指导思想，而且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团结友爱，是引领社会思想政治道德建设的一面旗帜；是全民族团结和睦、奋发向上的精神纽带，为多元社会的整合提供了所需要的政治、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坚定政治立场，坚持意识形态的导向性，把以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引导学生培养正确的思想政治品德，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增强自身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从而为成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2）加强民主和法制教育，注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建设。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不仅需要相应的主导价值共识，也需要相应的各种社会规范。民主和法制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最基本规范。它通过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获得所有社会成员的认可和遵循，并通过国家权力的强制力保障实施，是一种把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加以制度化的制度，因而能有效地帮助一个现代多元社会维持自由、稳定和统一，为依此制度而产生的政府提供制度和法理上的依据，为冲突的解决提供规则和程序，为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提供保障，是社会整合的基本方式。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要加强对学生进行法制和民主教育，确立宪法的至高无上性和法律的不可触犯性。使学生深知生活方式和价值的追求可以多样，但遵守的规则却是共同的，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惟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树立这种意识和理念，强化个体对国家共同体的义务信念，才能实现每个个体的自由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的凝聚和整合提供制度上的保证，为未来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

（3）倡导宽容和商谈，确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教育原则。多元社会作为一种“异质社会”，在很多问题上，人不能达成绝对的同一，并会因观点不同而产生对立和冲突。在此，宽容和商谈是解决问题的一项基本原则。“宽容使得差异性存在，差异性使得宽容成为必要”。[5]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倡导宽容精神和商谈理念，既要容纳不同的观点和价值取向，又要寻求共享价值、寻求由对抗向对话的转变来解决冲突。增强学生的对话意识，允许学生发出不同的声音，使学生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营造一种宽松的环境，进而引导学生通过商谈和对话，学会在价值的“交叠共识”和妥协中逐步达成共识或相互认同的结果，实现多元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主体的互惠共享和相互依存。

3.在指导思想和实践中，超越价值绝对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的二元对立

第5篇：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范文

1.加强企业精神的培育和企业形象的建设，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造良好的激励氛围。企业文化建设认识到了企业精神的巨大力量，把培育积极向上的企业精神作为管理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任务之一。优秀的企业精神一旦形成，就会在企业内部生成积极向上、拼搏进取的环境氛围，从而有力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有效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

2.运用企业文化以人为本的特定内涵，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造人和的氛围。企业文化理论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其实质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哲学，它关心人的利益和发展，满足人的价值实现和精神追求。这种基本原则是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和原则相一致的。因此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可以运用企业文化建设的优势大力营造人本企业文化。

3.借助企业文化的整合和导向力，拓宽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领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时代步伐的不断前进，受文化水平、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等自身和外界因素的影响，企业员工思想日趋复杂，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思想问题，已难于在生产之中得到解决。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员工的行为具有整合和导向作用，能够激发出员工内在的约束力和自制力，使员工不同的价值观在企业文化的整合作用下，逐渐朝着企业共同的价值方向趋同。企业文化这种整合和导向力能够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延伸到八小时之外而发生作用，并收到积极效果。

4.利用企业文化的物化手段，丰富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和内容。近年来，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出现了无所适从、软弱无力的状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缺少必要的物化手段，使工作显得枯燥、呆板，效果不明显。在这方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借鉴企业文化的物化手段，寓思想教育于各种活动之中，利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促进思想政治工作广泛展开，从而将思想政治工作主题与任务渗透于这些活动内容之中，使每个员工在享受文化活动乐趣的同时，不经意间在思想观念、心理素质、道德情操、行为方式等方面得到陶冶和提高，这样既填补了日常教育的空白，又挖掘了教育的深度，使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克服了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枯燥乏味、软弱无力的弊端。

二、通过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来促进企业文化建设

1.坚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导向功能，保证企业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国有企业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大局出发，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因而，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宏观指导，保证企业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为使企业健康发展，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和总体上把握，坚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在企业对经营理念、企业精神和企业道德等一系列文化内容进行规范过程中，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导向作用。

2.借助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层次内涵，丰富和提升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和层次。首先，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丰富社会主义企业文化的特定内涵。由于经济基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使得西方企业文化建设和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在内容上有明显的差异，西方企业文化所倡导的团体意识、思想、精神主要是指企业的理想、目标、精神以及企业的经营哲学和价值观念，他们对企业员工素质要求几乎不包括政治思想素质方面的要求，而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对企业员工群体素质的要求首先包括政治思想素质，不仅要对企业员工进行企业精神、团体意识教育，还要对员工进行从业心态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等，这些构成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的特定内容。因此，要补充和完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必须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密切配合。其次，要借助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提升企业文化层次。

3.运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塑造、引导功能，建立企业文化观念。

(1)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培育企业价值观。企业价值观作为企业文化基石，是企业生存的思想基础，也是企业发展的精神指南。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发挥其教育、引导功能，做好企业价值观的培育工作。根据当代社会发展趋势对企业的客观要求，为顾客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多方面需求，履行社会责任，为国家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等等应是现代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所应拥有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的建立需要通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对员工进行社会责任感教育，使员工自觉地担负起满足社会需求，为顾客创造更大价值、为国家做出更多贡献的社会责任。

(2)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塑造企业精神。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主导和精髓，是企业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一面旗帜。抓好企业精神塑造、弘扬和实践，既体现了企业文化的人文精神，也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应有之义。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应当以集体主义、拼搏进取、求实创新精神作为企业生产和发展的主要内容。坚持以集体主义精神建设我国现代企业文化，有利于提高员工爱企业、爱集体的觉悟；有利于企业内部形成相互帮助、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艰苦奋斗、求实创新的进取精神。

(3)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建设企业道德。企业道德是“企业内调整人与人、单位与单位、个体与社会、企业与社会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它既是本企业员工的道德行为规范，同时又是该企业对社会应负的道德义务。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一些企业出现了道德失控现象，如为提高经济效益，盲目追求眼前利益，做出有损社会、有损环保的企业行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当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引导和教育广大员工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经营的目的，让员工认识到自己的职业道德义务，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正确地处理好个人与企业、个人与社会、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使企业道德建设逐步深化。

(4)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目标确立。企业目标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提出的奋斗目标。由于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服从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还必须结合各基层单位、班组岗位及员工个人目标，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所具有沟通协调作用和激励功能，不仅能够保证企业文化服从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还能利用自己的网络优势使员工感到实现企业目标的过程。所以企业文化对企业目标的导向、整合功能还受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制约，也只有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引导功能才能调整好这些目标。

三、总结

第6篇：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范文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然而，单纯依靠行政制度的正义是否就能保证行政的正义导向?根据慈继伟“正义两面性”的解释，制度正义是有局限的，需要对个体美德的呼唤正如麦金太尔站在雅典诸德行的立场上对罗尔斯诺齐克论争之批评所阐明的，无论制度的设计多么完美、健全、正当，最终都取决于古典公民美德的复苏。公共行政的正义导向需要公民尤其是行政管理者的正义美德的支撑，即使是制度正义除了需要制度选择、设计的正当性之外，也需要操作制度运行的管理者公共权力行为的合理及合法性基础此外，行政正义的局限性不仅仅在于公共行政管理者运用公共权力的操作层面上的基础，还在于包括行政管理者在内的公民对于正义期待与代表全体公民意愿的行政制度之间存在的差距。“即使是正义制度在其履行正义职责时，亦有一个时效相对滞后的问题，因而，亦会引起人们的道德愤恨。这就需要‘宽恕’之美德，以‘遗忘’不正义行为。

而这宽恕和遗忘有赖于公民以自己的仁爱以及对行政制度正义的信念和希望超越对等的报复。毋庸质疑，公民(行政管理者和公众)个体的美德精神与行政制度的正义正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支撑着现代行政的正义导向。

第7篇：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范文

Abstract:The article summarized our country about th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student values educational measure research present situation, has analyzed the related research characteristic, and proposed how about pointed to develop the question which the university student values education needs to further study.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 价值观 教育措施 综述

Key words:Contemporary university student values educational measure summary

作者简介：王苑岭（1983――），女，籍贯：四川省成都市。现为重庆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2007级研究生。本人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青少年文化。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5-0175-02

一、我国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措施综述

（一）丰富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内容

研究者针对近年来高校价值观教育方面的一系列问题，积极主张加强以理论为基础的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及其相关的政治观和道德教育；提出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完善大学生心理素质。在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同时，汲取传统优秀文化思想，防止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如山西大学王伟、马占世在《浅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必要性与对策》一文中，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现状，认为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从理论上讲，一方面应加强基本理论的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另一方面，教育者必须有能力总结和抽象出适应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的新价值观，成为新价值观的探索者。从操作上讲，进一步完善当前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体制和从运行机制。注意处理好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理想教育与现实教育、语言教育与行为教育、正面教育与反面教育的相互关系。文章指出，价值观教育在很多人看来仍然是校党委的任务，与专业教学无关。这就导致价值观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的现象，无形中制约了教育的力度。因此加强价值观教育首要的一点就在于为其“正位”，在高校的各项工作中确实体现德育首位。[1]河南农业大学王云兰在《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冲突及教育对策》一文中，认为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仅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构筑其精神支柱，还应该强化其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协调其内心冲突。[2]

（二）改善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形式

作为一种实践性知识的价值观，传统灌输式教育方式的有效性、针对性等问题近年来不断引起专家学者以及公众的热烈讨论，改进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成为价值观教育研究领域的重点内容。大量研究对如何改进价值观教育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多数观点认为肯定了灌输式教育方式对于意识形态教育的可行性，但同时不少研究者也看到了灌输式教育方法在应用中的有限性，它不能保证受教育者在思想和行为上的联动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它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有研究者指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在方法上应坚持“五结合、五为主”的方针，即：坚持灌输与自我教育相结合，以灌输为主；坚持疏导与堵塞相结合，以疏导为主；坚持说理与情感熏陶相结合，以说理为主；坚持个别教育与集体教育相结合，以个别教育为主；坚持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以学校教育为主[3]；有研究者认为当代大学生处于传统与后现代之间。他们的价值观的特征为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种价值观的融合。他们是非主流和文化反哺的一代。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要以价值观为指导，继承传统优秀价值观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在教育中，要发挥大学生的主体地位作用。[4]；还有研究者主张通过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促进其知行合一，使其价值观念得以升华[5]等等。

（三）拓展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途径

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育的形式开展。目前研究者积极主张加强课堂理论教育的同时，注意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途径多渠道的拓展。其中，运用网络进行主流价值观宣传引导，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近来改进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渠道的重要方面。

有研究者主张拓展大学生价值观的教育平台，大力构建和谐校园文化，提高其人文素养，对其进行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培养。[6]有研究者根据某一文化在高校中是否占主导地位，是否与社会期望相吻合为标准，将高校文化分为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通过正确处理好高校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切实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其对策方面的主要观点：与时俱进，更新理念，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毫不动摇地坚持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改进主流文化的传播方式；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有关非主流文化的教育和引导；挖掘非主流文化中的育人因素，为高校价值观教育所用。[7]关于互联网络对大学生影响的应对措施，有研究认为，首先，在宏观上国家要加强对互联网络的管理和建设；其次，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应加强网络伦理、网络道德规范、网民的道德人格建设；再次，学校应加强和改进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注意塑造大学生健康的网络道德人格，实现网络生活自律。[8]

（四）优化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环境

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总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开展的，环境对其教育的效果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多元的社会观念、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想深刻影响着我国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日益开放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高校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就其措施的可行性、灵活性和针对性进行反思。有研究者主张分析利用教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充分发挥环境因素对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导向、塑造和强化作用。包括社会、家庭和学校在内的诸多环境因素对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成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研究的一大热点。归纳发现，研究者提出的优化教育环境的措施主要涉及宏观和微观两方面。

宏观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大学生建立社会主义的义利观，社会转型期大学生价值观的构建，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模式的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教育、引导大学生健康向上的价值观等。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和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风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实证分析表明，社会风气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和变化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为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教育和引导当代大学生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应严惩党内腐败是引导当代大学生形成广泛政治认同和政治信任度的有效途径；加强学风建设是引导当代大学生形成健康的道德价值观和人际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创建和谐社区、强化行业自律、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是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健康的人际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和婚恋价值观的有效途径。[9]

微观方面：和谐校园文化建设，影视等大众文化正确取舍，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网络等大众传媒舆论引导等。如：宁波大学吴锡存在《大众传媒低俗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一文中提出克服大众传媒低俗化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措施有：要加强对大众媒体的管理与监督，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要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要充分发挥校园媒体的育人功能，要加强大学生的实践环节。[10]

二、我国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措施研究特点与思考

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内容更新方面的措施建议，大学生心理健康得到强调，而对于如何有效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研究还较少。现有文献对于开展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诸多渠道或平台的整合协同机制建设还涉及较少；对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措施宏观构架比较完整，具体方法的针对性不明显。从宏观角度谈得较多，具体操作谈得较少，对大学生价值观既有的普遍问题分析较多，对实施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较少。大多研究就措施谈措施，对于措施实施可能遇到的问题分析不足，对如何解决实际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经验交流较少。

在学科方面,由于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问题及应对措施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所以各人文社会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比较而言,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大学生价值观的文献较多，特别是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心理因素的分析和大学生价值观量表研究。然后是教育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法律等角度。研究者从哲学角度主要是对价值观理论内涵及外延进行了探讨；从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层面对价值观与大学生行为关系，价值观教育的影响因素及教育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教育领域对价值观的研究虽然数量较多,但成果大多界限与大学生价值观现状调研分析，经验与理论的有机结合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总体来看，研究者从当前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相对滞后的问题入手，主要从丰富教育内容，改善教育形式，拓展教育途径，优化教育环境对开展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措施进行了思考和设计。其中关于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状况的调研成果较丰硕（在此不作赘述）；同时对如何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的建议也较丰富，但是对于如何具体开展能够遵循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实践调研和对策研究还比较欠缺。

参考文献:

[1] 王伟 马占世.浅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必要性与对策 [J].生产力研究,2002,4.

[2] 王云兰.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冲突及教育对策[J].河南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3] 孙立华 于永海.关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几点思考[J].辽宁工学院学报,2007,6.

[4] 王军 李宝章.传统与后现代―― 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刍议[J].辽宁教育研究,2004,3.

[5] 阳智明 陈延斌.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特征分析与教育建议[J].中国青年研究,2006,9.

[6] 姚军.和谐社会视域中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意义诉求[J].辽宁教育研究,2008,2.

[7] 吴伟.关于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思考[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7,4.

[8] 王天德.网络状态下的大学生价值观[J].学术界,2005,4.

第8篇：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范文

[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中立效率现代性正义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第9篇：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范文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