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阶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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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发展新阶段范文

关键词：财政金融

当前我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型期，十三五将是我国经济升级的核心关键时期，在过去的几十年我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经济总量达到了国民经济发展预期，但是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因此在十三五期间，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升级换代，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国民经济稳定和发展的两项重要任务。

一、新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背景

进入十三五，经济发展总量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阶段，但高速度的发展在目前的全球市场坏境下后劲不足，呈现出放缓的趋势，挑战也往往意味着基于，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看到，全新的政治、经济发展环境又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的机遇。

1.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1.1政府治理水平的不断改善。政府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简政放权被我国政府提到了新高度，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政府放权于市场，政府减少对于市场的干预，释放了市场的活力和空间，为我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非常好的经济大环境。

1.2制造业与互联网的结合。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制造业已经拥有了完备的供应链，从轻工业到重工业我国都已经完全具备制造能力。当前西方各传统的制造业强国都在振新本国的制造业，而中国则在新的阶段走在了弯道超越的过程中。这源自于我国完备的互联网发展基础，虽然互联网起源于美国，但是从当前互联网发展的业态来看，我国在互联网和信息科技方面的发展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了我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1.3国内和国际经济区域发展面临机遇。经济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内部发展环境和充分的外部发展机遇，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这种阶段。在国内，除了上述的互联网新业态之外，我国快速进行的城市化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虽然我国的城市化在新世纪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未来的几年这种城市化的进程将继续进行，城镇化的进行和随之而来的交通进步和改善将为城市间的流通和交流带来空前的机遇。在国外，当前以中国为核心的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格局将在未来的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提供新的经济支撑，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商贸互通的经济、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将为我国经济带来无限机遇。

2.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2.1债务问题。2008年在全球范围内开始的债务危机是在去杠杆的背景下，西方经济的大调整，在这次危机中，很多国家、企业乃至个人无法偿还自己的债务。在我国债务问题主要表现为地方债务，尤其是在2013年以后，在未来的数年内债务形势将越来越严峻，房地产市场面临政策调整，经济发展的增速变缓、养老压力的不断加大给地方经济带来沉重负担，而作为压倒偿债能力的最后稻草，债务到期的压力将使得地方债务风险直接凸显。

2.2融资成本增加。成熟的金融市场能够给市场主体提供大量的血液，我国的金融体系在当前还存在很多的弊端，金融结构的不合理使得金融资金没有高效的配置给急需的社会经济主体，大量的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和僵尸企业中被沉淀。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的现状拖住了很多有活力的市场主体，降低了市场经济主体效率。

2.3环境压力。我国在过去的数十年内，经济总量发生了巨大增加，工业化成果在世界范围内有目共睹，我们发展的路子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发工业化的路径，以高能耗和高污染为代价换来了经济的突飞猛进，但是很显然这种发展带来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在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下，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换经济发展已经不能实现，因此如何在环保压力如此巨大的当前坚持经济发展，实现转型升级将是现有经济主体实现突破的重要瓶颈。

2.4经济下行压力大。目前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增大的现状已经被广泛接受，经济下行压力大是来自内外部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外部，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善，在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正在进行，人口红利的减少，经济形势带来的企业经营状况恶化都给整体经济形式带来压力。

二、实体经济与财政金融的关系

财政金融与实体经济之前的关系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相互依存，相生相克。实体经济是财政金融的基础，财政金融都是对于资金运行的描述，前者是对于公共资金的描述，后者是对于社会资金的描述，没有了实体经济，财政金融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此同时，财政金融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财政金融既可以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也可以严重的损耗实体经济。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的非常突出，美国在70年代面临危机之后利用低利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迅速增加。但是市场的无秩序疯狂带来了金融危机，为了缓解金融危机，控制市场的无秩序，政府开始利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寬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由此带来的是政府债务的不断攀升，金融风险转化为了财政风险。有耐于美国强大的实体经济基础，在长达数年的经济恢复之后，美国经济才逐渐恢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经济，因为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基础，欧洲经济至今还在金融财政危机的泥潭中不能脱身。

三、如何利用财政支持我国当前经济发展

财政是国家实现社会治理的基础，财政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拥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调整来实现多方面的改善，从而为实体经济创造更好的市场空间。

1.控制财政风险。财政风险主要来源是地方债，地方债务在未来会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地方债务的规模非常的庞大，同时债务的偿还时间也因为政策性原因相对比较集中，另一方面在财政收入方面，在经济发展增速非常快的阶段，财政收入同样增速快，但是在经济下行阶段，财政收入增长速率降低也非常明显。财政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无论收入的增加与否，其社会需求是刚性的，收支不平衡就会加速财政风险的产生。在缓解地方债务风险的过程中，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有针对性的措施：首先是加强地方预算控制，防止地方政府的盲目扩张，减少债务风险的增加。其次是明确债务责任，将债务责任明确，各级政府之间，各种组织之间的债务责任明确责任，防止责任的无效承担。再次是创新债务偿还方式，灵活处理，推出新的融资模式，创新渠道融资，在债务的偿还方面用时间换取空间。

2.大力实行财税改革。财税改革主要是从两个角度进行，前文提到财政支出和收入的不平衡是导致财政风险的主要原因，因此这里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改革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2.1财政收入方面。首先是推进营改增税收制度改革。营改增对于税收改革来说增加的税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税率。增值税的征收逻辑是从整个产业链条来看的，在整个产业链条中，通过进项税和销项税的抵扣，可以在很大程度避免企业被重复征税，大大的降低企业的税负负担。通过加大增值税税收的优惠政策、在进项税抵扣方面减少障碍、银行业税负方面不增加等措施真正的让营改增起到减税负且稳定税基的目的。其次是发挥税收的约束激励作用。税收的约束激励作用是其核心作用之一，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税收是为了财政收入，但是其调节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对于创新性的市场主体，税收应该发挥其正激励的作用，用税收手段加以引导，减少制度对于其发展的阻碍，使其发挥最大的市场作用。而对于环境污染、高能耗等有著很强的外部性的市场主体，税收则可以通过合理的增加税种和调整税收比例来进行制度调节和引导。

最后要优化政府债务结构。从国内外的优化债务结构的路径和当前的实际情况看，优化债务结构可以尝试采用PPP模式，PPP模式的核心就是突破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公私分明的界限。在政府债务中引入PPP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政府持续财政投入的压力，政府可以利用较少的资金撬动社会的大规模资金，这样政府债务就得到了有效的置换，其本质上也是一种财政收入增加。除了采用PPP模式外，对于现有的地方政府债务，也需要采用更加柔和的偿还策略，减少政府债务对于财政的挤压。

2.2财政支出方面。首先是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资金一直被社会诟病的原因就是其缺乏有效的预算管理，财政资金因为其公有的性质，使得其使用效率不被重视，虽然其中有个人私欲的作用，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制度的不完善和对制度的不重视。因此需要加强对于财政支出的预算管理，有预算有决算，强化对于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公示，实现财政资金使用透明化，只有制度控制和外部监督双管齐下，才能一定程度上提高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其次是强化资金的引导作用而非直接大规模投入。在大财政时期，财政支出对于经济主体的直接扶持是非常常见的，这种主体一般是国有企业。在这种财政经费的使用过程中，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可以不劳而获，而这种不劳而获的前提是占用大量的财政资金，从实际的经济发展经验看，这种被扶持的企业很多都是大型的僵尸企业。要改变这种投入模式，财政支出的重点就应该转变到新兴的市场业态上来，加大财政政策资金的引导，将更多的社会资金引导到具有大的经济前途的行业中来，利用财政资金的政策性，撬动社会，发展新行业，支持创新型经济主体的发展。

四、如何利用金融市场助推经济转型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复杂的市场局面，传统金融机构对于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经济主体的支持不够，而很多新兴的经济业态又都是中小企业在创造，为了获得发展各种民间借贷、创投、融资等方式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之而来的又是金融市场的风险不断的增加。因此当前需要做的是从金融体系的结构上进行调整，优化结构，降低风险。

1.拓宽融资渠道需要创新融资方式。

1.1正规融资渠道和民间融资渠道相结合。目前金融市场的融资主要是依靠以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但是正规融资机构存在的种种限制使得这种融资方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与此同时，我国民间资本还大量存在，当前应该充分的对民间资金加以利用，规范发展民间金融，扩充金融总量。

1.2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需要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才能形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良好融资结构，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加强银行业机构与地方政府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量身打造综合性融资方案以适应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

2.降低融资成本，提升效率。

2.1提高金融服务附加值。要引导鼓励金融业在以传统业务为基础的前提下，发掘客户更深层次的服务需求，为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改善产品单一、层次较低的问题，充分配置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多种资源，拓展差异化、个性化服务，开展交叉销售。

2.2降低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首先，金融机构应把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改善融资结构作为经营管理的目标之一，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积极主动提供个性化差异化融资方案。其次，金融机构要按照“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原则，摒弃不规范的收费行为，创新金融服务定价管理机制。最后，发挥金融的普惠性，对弱势群体，切实践行社会责任，坚持保本微利定价。

2.3运用高新科技手段提升服务效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这一优势，金融服务效率实现了成倍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银行等金融机构要抓住这一机遇进行金融服务创新，通过网络拓展融资、理财、移动金融等业务，加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增强其渗透力，达到降低自身的运营成本和客户的交易成本的目的是所有金融机构努力的方向。

第2篇：经济发展新阶段范文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企业发明创造的新产品、新服务模式比发达国家企业少得多。不仅中国的企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很少。但原因真的是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缺少创新的环境，缺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吗？未必如此。

我们知道，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所有企业的目标都是一个：创造利润，或者说赚钱。哪种经营模式能创造最多的利润，企业就会选择之。当模仿能给企业创造最多的利润时，企业就会选择模仿；而当创新能给企业创造最多的利润，企业就会选择创新。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企业之所以喜欢模仿而不愿创新，原因就是模仿会比创新带来更多利润，而在发达国家，情形恰好相反。

在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目前，中国的人均GDP、人均收入均只是发达国家的1/8～1/10，十年前则差距更大。当存在这种差距时，就会出现一种结果：大多数中国人不具备能力购买发达国家生产的最新产品或服务，中国企业模仿出来的产品虽然在质量上比发达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低，但价格也低得多，中国人可以消费得起，因而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同时，比自己去创新出来成本低得多，因而企业可以获得巨大利润。而自己去创新可能要走很多弯路，经历很多失败，成功的概率也许只有百分之一甚至更低。即使最后成功了，考虑到前期的成本投入，利润可能微乎其微甚至是亏本。

很多人说，创新能带来比模仿更大的利润，因为创新出来的东西是你无我有，我可以垄断市场。这种观点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没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则未必。

创新过程要投入比模仿多得多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创新的失败风险非常大。100家企业去研究一种新产品或一种新服务模式，研究若干年后成功的可能只有1家，甚至全都失败。即使有1家成功，这家企业在最初的若干年内，可以从创新的产品或服务中获得很多利润。但是，如果将时间前推，从企业创新之初算起，将此期间企业投入的所有成本考虑进来，则企业从创新中获得的利润并非如想象的那么高。

实际上，发达国家那些技术、产品、服务处于最先进行列的企业，相对而言，它们的利润率、资产回报率等并不高于中国许许多多靠模仿赚钱的企业，甚至普遍低于中国的企业。由此也可解释为何近20年中国的企业规模比发达国家的企业增长更快，从而迅速出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

那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是否永远不需要靠创新，只需要模仿呢？不是。若干年后，当中国经济发展发展水平基本赶上发达国家时，中国企业无法只靠模仿赚钱，就不得不去创新。此时，多数中国人的收入可以买得起发达国家企业生产的最新、最好的产品或服务，那些模仿出来的产品或服务虽然价格较低，但是质量也更低，必然会失去市场。

当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接近发达国家时，企业也有实力去投入大量资本从事产品、服务的研发，经得起创新失败的打击。而在现阶段，中国绝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实力像发达国家的企业那样投入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去研发一项产品。

到那时候，中国企业还会普遍要求完善创新环境、条件，要求国家、政府提供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创新服务的制度、环境是国家、政府提供给企业的公共产品，当企业没有需求时，这种公共产品自然就会缺少。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之所以不完善，以及其他与创新相关的条件不完全具备，原因也在于中国企业可以靠模仿来赚钱，并且比靠创新更赚钱，导致企业对这种公共产品的需求还不强。

第3篇：经济发展新阶段范文

进入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许多情况和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客观反映。新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无论是目标的确立还是路径的选择，都需要从新的历史起点思考和分析。目前，我国开始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生存型社会是以解决温饱、初步实现小康为目标。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全社会的生存性压力减弱，发展性压力凸显。当前，全社会更加重视教育公平化程度、公共卫生与医疗保障水平、基本社会保障程度；更加关心贫困差距、城乡差距的趋势，以及公共安全和环境问题等。

新阶段实现大部门体制同以往历次机构改革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实行大部门体制是在全面推进政府转型、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和过去几次机构改革有连续性，但背景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在新阶段的特定背景下，应当把实行大部门体制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变化相适应。第一，政府应当发挥以提供经济性公共服务为重点的经济职能；第二，政府应当发挥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社会职能。此外，政府建设更需要朝着良好的公共治理结构的方向发展。就是说，新阶段的现实需求决定，不能以机构整合为目标来推进大部门体制。

现实需求的变化。（1）进入新阶段，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必然要求政府职能、机构设置要适应阶段发展的要求，这个变化要具有方向性和未来的相对稳定性。（2）政府在努力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面临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问题，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增加了，政府需要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确定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3）近年来，社会公共安全、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全面凸显，政府如何在社会和市场中实行有效地监管十分重要。就是说，这次机构调整应当围绕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来进行。

具体目标的变化。过去的几次机构改革，虽然也十分强调政府职能转变，但重点还是落在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上。这次机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推进政府转型，实行大部门体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是推进政府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措施。也就是说，在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政府应当从过去经济建设型、行政控制型的治理模式转向服务型、公共行政型的治理模式。

政府自身建设的需求变化。面对我国行政成本增多、行政效率不高、体制机制性腐败问题突出的情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调整，要朝着良好的公共治理结构的方向发展。

二、实行大部门体制要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相联系

新阶段实行大部门体制，重要的在于，要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决策与执行分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公共治理结构的改善相联系。例如，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政府职能的要求看，实行大部门体制应当考虑：（1）加强政府中长期战略规划职能。我国整体经济的中长期规划和宏观政策的稳定仍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前提下，成立国家专司经济中长期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经济部或经济发展委员会十分重要。（2）加强国家的能源战略职能。为适应国家能源资源的需求，建立国家能源委员会或能源部，具有一定迫切性。（3）加强国家对外经济战略职能。在我国由开放大国向开放强国转变的过程中，对外战略职能尤为重要。（4）将国有资产管理纳入国家的经济战略职能。（5）强化市场的监管职能和统筹协调。（6）扩大国家环境保护职能。从我国的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看，尽快组建国家环境保护部，以适应国家环境保护的需求。

向着明确的方向，稳步推进大部门体制。“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实行大部门体制的主要目标和总体要求。全面把握这个目标和要求十分重要。只要目标选对了，未来稳步推进大部门体制就会很顺利。我认为，实现大部门体制是一个选准方向、逐步推进的过程。这是因为：第一，大部门体制的实行涉及到很多部门的利益和官员的利益，各种利益关系需要协调。因此，建立大部门体制的过程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第二，大部门体制的目标是推进政府转型。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三、实行大部门体制需要推进配套改革

实行大部门体制不仅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也取决于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进程。例如，实行大部门体制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干部制度改革、中央地方关系调整、行政统一性等等，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有实质性推进。

第4篇：经济发展新阶段范文

那么，新阶段的发展与改革有哪些内在关系?发展对改革提出了哪些现实要求?

第一，可持续发展与改革。我们说发展进入新阶段，一项重要任务是实现从追求经济总量向追求经济质量的转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仍然需要继续把“蛋糕”做大。但是，就发展的趋势看，经济增长质量已成为可持续发展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为此，我们不能再坚持原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再走高消耗能源、无偿使用土地、无条件招商引资的路子。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新阶段市场化改革，要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为重大任务。也就是说，改革要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体制机制保障，由此更好地为发展服务。

第二，和谐社会建设与改革。如何正确处理和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这些年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再强调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条件。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利益矛盾增加了，各个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成员需要平等协商对话，需要形成利益博奔的制度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作出了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这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由此可见，进入新阶段，建设和谐社会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适应这个大趋势，建立和谐社会的体制保障已成为新阶段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

第三，新农村建设与改革。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的突出矛盾是，改革搞了近30年，但还在多方面保留着城乡二元的制度结构。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个由农民工孩子表演的诗朗诵节目，诗名叫“心里话”，其中一部分内容是这样的，“他们的爸爸妈妈送他们上学，一路鸣着喇叭，不是开着本田就是开着捷达；我们的爸爸妈妈送我们上学，一路都不说话，埋头蹬着板车裤腿沾满泥巴。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要问我最想说什么，我爱我的妈妈，我爱我的爸爸。因为，是妈妈把首都的马路越扫越宽；因为，是爸爸建起了北京的高楼大厦。”这些话促使我们要切实关注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社会不公平性。孩子们因为父母是农民工，就不能享受城市的义务教育。我们实行多年的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不仅影响到农民工，也影响到了农民工的子女。从2006年开始，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并从2007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表明，我国的农村改革已经开始从“城乡二元”向“城乡一元”的制度结构转变。

第四，全面对外开放与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来投资，我们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特别是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这对于大量吸引外来投资、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目前，在我国全面开放和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吸引外来投资，要由以往的主要依靠优惠政策，转向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综上所述，对新阶段改革的历史起点可以作几点初步概括：

第5篇：经济发展新阶段范文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发展面临着新问题、新矛盾，诸如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转型期城乡居民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实现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已经成为满足新阶段13亿中国人“物质文化需求”的两大任务。

一、我国开始步入发展型社会

新阶段的突出矛盾表明，当前我国已处在从初步小康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个判断也揭示了进入新阶段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历史发展原因。

根据整个社会基本需求的层次，以及满足这些社会基本需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制度结构，可以把人类发展大致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生存型社会和发展型社会。所谓生存型社会，是指人类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发展的基本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都与此相适应。所谓发展型社会，是指人类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发展的基本目标是解决的全面发展需要，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都与此相适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的基本需要也在不断升级，当基本温饱需求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之后，或者说，基本温饱需求在整个社会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一定比例之后，社会就必然由生存型社会过渡到发展型社会。

判断我国由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可以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城镇化率四个方面的变化为主要标准。按照这个判断标准，我国在本世纪初开始进入发展型社会。这个判断，与“我国在本世纪初实现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判断是一致的。

二、基本公共服务对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

我国正处于人类发展的新阶段，经济结构加速变动，社会结构加速转型，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又是一个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这个新阶段，如果能够解决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不仅可以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还可以有效地缓解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

基本公共服务对新阶段反贫困的重大影响。目前，我国贫困人口的成因主要有五种一是因病，二是因残，三是年老体弱，四是缺乏劳动力或劳动能力低下，五是生存条件恶劣。现代意义的贫困不仅在于收入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人的能力不足。贫困的实质是人的发展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的被排斥。这样的能力和机会是与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直接相关联。为这部分贫困人口与低收八人口提供低保、最低救济、义务教育、基础医疗等，这能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他们的贫困程度，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

基本公共服务对新阶段社会再分配的影响。当前，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直接相联系。例如，不同的收入群体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是不同的：收入越低，对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越高。但基本公共服务短缺，使这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受到很大影响。

再看贫富差距。它也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相关。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中收入最高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10％家庭的92倍。客观地分析，这些年基本公共服务的个人承担费用上涨太快，大大超过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2006年，医疗和教育已经成为家庭除食品外的最大开销，两者总和占到总消费的20％以上。因而，为城镇困难群体提供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不仅可以直接缓解并缩小贫富差距，还可以通过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提高其获取收入的能力。

基本公共服务对新阶段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消费。但这些年我国的消费率持续走低，2005年已经降到52.1％，这使内需明显不足，并逐渐构成对经济健康发展的潜在威胁。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公共服务供给不到位，由此导致城乡居民消费预期不稳，消费倾向下降。由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价格上涨速度远远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不得不把可支配收入中很大的一部分用于预防性储蓄，收缩了即期消费，由此导致内需不足。“十一五”时期，如果我们能够因势利导地扩大对城乡居民的公共产品供给，改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某些不合理的付费机制，就可以在启动国内市场，尤其是农村大市场方面有所突破。就可以有效地改变我国当前投资、消费严重失衡的局面，逐步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使我国宏观经济建立在自性增长的基础上。

三、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区经济和城乡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但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居民的贫富差距比较大，而且在总体上呈扩大趋势。从新阶段的历史特点及现实需求出发，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关键举措，并成为新阶段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主要任务。

努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市场主体产权不断明晰的情况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将主要体现在国家通过财政手段，优先安排广大农民最急需、受益面广、公共性强的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加快推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协调发展不是抑制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发展，不等于各个区域都要同步发展，也并不意味着地区发展之间不能有差距。国家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更加注重社会事业发展，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大国家资金扶持力度，着力提高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2006年，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率先全部免除学杂费，有近4900万农村中小学生受益。

第6篇：经济发展新阶段范文

[关键词] FDI 新阶段 制度选择 产业安全

一、我国利用FDI新阶段特征

我国已连续多年保持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2005年全年实际FDI为603.2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5%。2006年中国实际FDI为630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扭转了2005年的下降趋势，这显示外商的投资热情继续高涨。

2006年，企业数和出口金额大体都上升30%左右。其中，5千万-1亿美元规模的企业数涨幅最大，为30.72%；1亿美元以上规模的企业出口金额增幅最快，为32.18%，此规模企业占三资企业出口比重和全国出口比重都最大，为54.35%和31.62%；3千万～5千万规模的企业此二者比重最低，为6.10%和3.55%。同期，我国外资企业出口一亿美元以上主要商品中，同比增长排名前三位的是电视机(包括整套散件）、手持或车载无线电话机、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分别为57.90%、51.27%和49.54%；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涨幅最小,为14.18%。高新技术产品绝对金额2478.32亿美元，排在第二，但同比增长29.10%，处于中游水平。

二、我国利用FDI面临的产业风险

引资初衷是利用资本积聚效应、技术扩散效应及管理营销示范效应。但随外资数量不断增加，我国产业对外依存度攀升，凸现了产业安全隐患。

1.市场和反垄断影响。外资利用资本、规模、技术、管理等优势，对同一产业内的骨干企业往往通过兼并收购及系列投资来实现产业内部的一体化控制。

2.股权影响。外资在进入东道国初期，多采取合资方式，经一定发展，倾向独资或通过各种方式谋求在合资企业中的股权控制。

3.技术影响。外资对关键技术或核心技术往往严加封锁，转移他国的技术多不先进且不完整，甚至是淘汰技术，“溢出”效应十分有限。

4.品牌影响。外商利用我国现成的生产线和劳动力, 为其自有品牌服务，垄断市场。外资控股后，东道国产品品牌多被束之高阁，国外品牌取而代之。

5.产业结构影响。如服务业, 目前我国外商投资房地产所占比重高达11%;而科技水平含量较高的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所占比重却相当低。

三、保证产业经济安全――利用FDI新阶段的制度选择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如今5年过渡期也已过去，我国更多产业对外开放的新阶段，进行利用FDI的制度选择尤为重要。

如表，大部分协议条款对我国产业经济安全有利。过渡期满，我国逐步改进了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冲突的外资优惠政策。2007年10月，商务部公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12月1日起施行。但这些对保护我国产业经济安全还远不够。应对策略:

1.建立完善的产业风险监测指标，包括:外资市场占有率;外资股权控制率;外资技术控制率;品牌控制率;技术源外生率。实现实时监控、处处防范。

2.取消给予外国投资者的“超国民待遇”。国民待遇原则是WTO 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既要消除对外商在形式上或事实上的各种歧视性做法, 也要依靠公开透明而健全的招商引资法律法规和完善的市场体系, 使内外资企业处于完全同等地位。

3.高度重视竞争政策，反对垄断保护竞争。借鉴国外经验, 抓紧制定和完善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交易法, 健全规范竞争秩序的法律体系, 制定各种预防措施反对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种企业通过种种途径限制和妨碍竞争, 监督大企业滥用经济力控制大企业的合并。

4.制定合理的产业导向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积极引导外资投向我国需要发展的重点产业和重点区域, 把利用外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结合起来。

5.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一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产业发展路径。二要实现产业组织合理化，根据不同行业的技术经济要求，培育具有实力和规模的“龙头”企业，发挥其创新和综合竞争能力，带动产业内升级和相关产业结构升级。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我国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制度需求，但改革推进不足和旧体制惯性使得有效制度供给滞后，制约了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成为WTO成员国过渡期满以后，我国的国际事务参与度不断提升，要想提高我国产业安全度，必须保证有效制度的供给，克服制度创新的阻力，以取得经济发展的更佳效果。

参考文献:

[1]苏旭霞著:《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与中国外资政策》，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

第7篇：经济发展新阶段范文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 新阶段 产业集群 区域竞争力

我国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国家资金和政策的有力支持下，西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稳步推进，地区投资环境也在逐步完善。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资金投入不足、工业化推进缓慢；资源利用效率低，产业配套能力差；政府干预不合理，外部软环境发展不足等。目前，西部大开发已由起步阶段进入到一个新的以政策“微调”为特点的战略调整阶段，这客观上为解决开发建设存在的问题和西部特色产业集群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培育和发展产业集群的效应分析

21世纪经济发展将是产业集群主导的经济时代，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完全有可能借助产业集群模式，通过政府的扶持、市场的培育和企业的创新增强区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集群经济战略在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发展途径，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一项有效选择。

形成经济主体的低成本优势。一是集群内企业呈现相对的地理空间布局，分布密度高，可以充分利用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规模经济优势，实现在相同供给水平下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均使用成本的降低。二是集群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或布局的空间形成，不仅为企业带来基础设施共享的外部规模经济，而且有利于专业化协作的开展、信息交流与传播和交易费用的降低。三是产业集群可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信息成本。集群区域内企业相对集中，可与功能发达而完善的专业市场共存，使企业容易通过市场的变化灵敏捕捉各种最新的市场技术信息，丰富人际渠道，将信息高效传播，使企业搜索信息的时间和费用大大节省。

加速区域创新。由于地理上接近、业务联系紧密、信息交流快捷，市场上任何一个具有潜力和市场前景的重大技术创新，对于集群内企业来说几乎都会同步吸纳消化这种创新成果，企业通过这种快速学习和模仿实现自身的更新和升级。由于集群内企业彼此接近，会受到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此外，集群区域汇聚了大量的服务企业以及提供研究和技术性支持的机构对区域内企业技术创新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促进区域性品牌的形成。企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的相互依存是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一个成熟的企业集群由生产性企业、流通性企业以及门类齐全的中介机构等共同构成，企业集群的发展会为区域内形成专业市场提供条件，而专业市场的形成又将推动产业的发展，同时促进区域品牌的建立。众所周知，区域品牌是众多企业品牌精华的浓缩和提炼，比单个企业品牌具有更广泛持续的品牌效应，即使单个企业的生命周期相对短暂，只要不是由于技术或自然资源等外部原因使企业集群衰退或转轨，区域性品牌效应产生的竞争力则更易持久。

培育和发展产业集群应注意的问题

西部开发处于起步阶段时，国家把重点集中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而且主要依靠标志性的大项目来推动。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生态环境的建设，都为今后西部开发奠定了一个较好的投资环境基础，并为未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如果不改变追求以“物”为中心重视资源开发、忽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环境保护 “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贫困人口和少数民族不仅难以从中受益而且还会加剧这些社会群体的边缘化程度，为使西部大开发在新阶段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集群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必须考虑现实状况：

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在西部现存的经济状况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资源和市场、专业分工等积极因素，依据当地比较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优先发展具有区域特色集群经济，创造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软硬环境吸引东部发达地区人才、技术和资本向西部地区流动。

慎重审批建设项目。针对已建成的各类投资项目，特别是要发挥特大型水利和水电设施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应予以重点考虑，对于那些凡未达到预期效益的项目要限期达到预期目标；加快或至少按时完成在建项目，使其尽快投产并发挥效益；只有在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考虑批准新的建设项目，新项目对当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要做多方面的论证和研究，慎重的进行决策。

适当进行政策倾斜。注意保护贫困人口、少数民族、社会弱势人群的利益也是进行集群经济规划时应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而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政府在规划时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优先安排劳动密集型、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产业基础上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开发，在尊重少数民族利益的同时，适当向保护贫困人口等弱势人群进行政策倾斜。

西部集群经济健康发展的建议

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根据西部地区集群经济现实状况发展集群经济，在市场机制还没有充分完善、企业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在促成集群经济形成和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替代作用，在规划集群经济制定策略时应充分考虑到以下几点。

选择集群初始区位应进行专家论证

经济增长是一个不平衡的连续动态过程，它总是最先发生在那些具有比较优势、区位条件较好的地方，然后再由此扩散、推进到其他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经济增长的这种空间传递过程不仅发生在各个国家之间，而且也出现在一个国家之内的各个地区之间，对于广大的西部地区来说，其内部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因此，西部开发要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经过专家科学的论证后，选择一些条件好的地区重点发展。

规划集群经济时应重点发展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

集群发展初期应包括对竞争优势和专业化的考虑，利用自身资源优势，顺应市场，强调特色，尽量避免与东部发达的产业集群进行正面冲突。西部在能源工业、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精细化工金属、非金属工业、材料工业等方面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应该在原有基础上，在区域内延长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形成功能完善的产业集群；农畜产品和中药材的加工与深加工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目前国内外市场上需求巨大；旅游业是西部的资源优势产业，环境负荷小、产业关联度大、带动性强、市场需求强劲，更是典型的双盈产业；此外，西安、重庆、成都、兰州等中心城市高等院校密集、科研机构多，有人才技术优势，应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考虑对周边地区的带动效应适当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完善和提高政府调节集群培育的作用

产业集群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应该由市场作用自下而上自发形成。但是，根据区域成长的阶段理论，西部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待开发阶段，自我发展能力不足，要跨入现代工业化的门槛，就必须把外部资金、人才、技术输入等和区内条件结合起来，形成自我发展能力后，政府的工作重点要根据实现需要进行转换，如随着产业集群成熟和发展，政府职能应逐渐转向为保证公平竞争的外部市场环境提供公共政策和完善市场所需的中介机构建设上。目前西部缺少东部起飞时好的商业环境(沿海区位优势、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国内经济短缺、国际产业大量转移等)，因此最重要的是通过政府的适当“逆市场”调节，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教育和技能水平；加快发展包括道路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逐步有序开放资本市场，对产业集聚的发展进行金融支持；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制，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商业环境，让本地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在逐渐形成有特色的产业集群的同时，加大对内对外开放的力度，采取优惠政策积极引入东部企业和外资企业弥补西部集群内部的产业缺口。

参考文献：

1.陈荣忠等.基于发展产业簇群增强西部地区竞争力的分析及对策.软科学,2005（1）

第8篇：经济发展新阶段范文

从北京经济发展水平来看，2011年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2447美元，已经达到了波特的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标准。从投资、消费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来看，虽然从2006年以来北京市消费率已经超过了投资率，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力量，但是，投资仍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010年投资率为43．2％，仍高于发达国家20多个百分点。从要素投入来看，人才、技术等知识要素对北京经济贡献已经远远超过能源、水资源等生产要素，“十一五”期间，北京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水耗显著下降，能耗累计下降26．5％，2010年达到0．58吨标准煤；水耗累计下降40．46％，2010年达到29．4立方米；R＆D投入逐年增加，2011年R＆D投入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5．83％，高于发达国家水平。综合以上指标来看，北京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开始由投资导向阶段向创新导向阶段迈进。

新阶段首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1．首都经济进入稳定增长阶段。从1997年以来首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速在11％以上，尽管2008年以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首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增速，到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6万亿元。目前，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北京已经达到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从国际上大城市经济发展一般规律来看，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经济增长速度将出现放缓趋势，进入稳定增长阶段［2］，如东京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名义增长率（按现价计算的GDP增长率）下降至10％以下；香港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2万美元期间GDP平均增速保持在5％左右。基于大城市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综合考虑全球经济对首都经济发展的影响，未来首都经济增长速度也将有所趋缓，进入一个稳定增长的阶段。

2．服务型、总部型、知识型、绿色型经济特征进一步凸显。近年来，北京市坚持“首都经济”发展方向，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服务经济、总部经济、知识经济和绿色经济特征更加突出。一是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从2005年的69．6％提高到2011年的75．7％，服务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65％以上（图1），服务业的税收、吸纳就业、利用外资等各项指标占全市总量的比重均超过80％。二是北京总部经济规模居全国首位，聚集了一大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国内大企业集团总部，2011年北京有41家企业入选全球500强，仅次于东京；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112家，拥有中国500强企业总部100家。三是以知识、技术和高素质人才为支撑的知识型经济发展迅速，生产业、高技术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达到48．7％、6．3％和12．1％（图2）。四是通过加快高耗能、高污染制造企业的搬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绿色经济方向发展，首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升。未来，体现首都资源特征、符合创新导向方向的这四类经济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支撑首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3．创新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动力。近年来，北京着力加快“科技北京”建设，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涌现出TD－SCDMA、闪联、龙芯、“非典”疫苗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和标准。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全面推进，先行先试政策逐步深化，2011年示范区实现增加值3062．6亿元，占全市的19．1％，比2005年提高了5．4个百分点（图3），对推动首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关村创新引领作用逐步增强，截至2010年底，中关村示范区企业主导创制国际标准76项，国家标准590项；2011年中关村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320．6亿元，占北京市的七成，占全国的1／4强，其中80％流向北京市其他地区、外埠城市和境外，有力支撑了首都及全国创新发展。

新阶段首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北京作为首都，提出了要在全国转变发展方式走在最前面、率先形成创新驱动格局的战略目标，这就需要站在世界城市建设的战略高度，审视首都经济科学发展中存在的突出困难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发展水平与公认世界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与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等世界城市相比，北京的经济总量规模还相对较小（表1），2011年北京实现的地区生产总值2544．1亿美元，仅为东京的1／12，纽约的1／10，伦敦的1／3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距更为明显，2011年北京人均GDP达到12447美元，仅为东京的1／17，纽约的1／8，伦敦的1／7。从产业结构来看，虽然北京市已经形成了服务业主导格局，但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与公认世界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低10多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仍有待提升。

（二）首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和控制力亟待提升

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体现了世界城市的全球影响力、控制力和辐射力，体现了世界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目前，北京已经初步形成了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资源配置格局，但是与纽约等世界城市相比，首都经济的全球配置能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是总部经济提升空间依然很大。高端企业总部聚集程度是体现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指标，虽然北京拥有的世界500强总部企业数量达到41家，仅次于东京，排在第二位，但是，一方面，北京的总部企业主要以中央企业为主，以能源、电信等垄断行业企业为主，真正体现北京产业特点的高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的企业总部数量较少，而且总部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还相对较弱，国际化程度还相对较低。有关调查显示，2008年全球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指数（海外资产占全部资产比例）一般都在50％以上，而北京总部企业的平均跨国经营指数还不到20％。另一方面，北京拥有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只有100多家，与纽约、东京、伦敦等城市拥有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都在上千家相比，差距很大。#p#分页标题#e#

二是体现世界城市功能的重点行业国际竞争力还有待提升。从金融功能来看，北京是全国的金融管理中心，聚集了全国知名的金融机构总部，控制着全国60％的金融资产、90％的信贷资金、65％的保费资金，北京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也逐步提升，由2007年的第35位提升到2010年的第16位，但是北京金融功能主要是服务全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相对较弱，而且北京要素市场体系很不完善，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要素交易市场。从体现文化功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来看，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都是全球著名的文化中心，文化产业非常发达，伦敦的创意产业已经超过金融业成为第一大产业。虽然北京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文化创意产业也成为首都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是与纽约、伦敦等相比，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缺乏类似纽约的新闻集团、时代华纳公司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航母型企业，也没有伦敦设计节、伦敦时装周等全球知名的文化节日。从体现国际交往功能的旅游业来看，2011年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旅游者520．4万人次，远低于2010年纽约的970多万人次和伦敦的1400多万人次，人均旅游收入差距更大。

（三）自主创新能力与产业核心竞争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进入创新导向阶段后，自主创新能力成为体现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指标。从北京创新发展现状来看，虽然“十一五”以来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已经由单个企业独立创新进入到集群式创新阶段，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创新集群，创新对首都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逐步提升，但与硅谷等区域相比，引领产业发展方向的重大创新成果相对较少，产业核心竞争力较弱。从硅谷发展历程来看，硅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集成电路、个人电脑、互联网等领域都产生了一大批重大创新成果，成为引领全球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策源地。与之相比，受科技体制等诸多因素影响，北京密集的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尚未形成一批真正在国际上具有技术主导权的创新集群，一些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需要依赖进口，高技术产业的附加值较低，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相对较弱。企业技术性收入是反映企业创新能力产出的重要指标，以中关村示范区企业为例，中关村企业总收入中仍然以产品销售收入和商品销售收入为主，真正体现企业创新能力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和技术性收入比重则相对较低，而且有下降的趋势，2010年中关村企业总收入中新产品销售收入和技术性收入分别仅占到24．8％和15．5％。长期以来，北京城市空间呈现“单中心”格局，人口、产业和城市功能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不仅造成了交通拥堵等诸多城市问题，而且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城六区土地面积占全市的8．2％、占平原面积的21．3％，而实现的增加值占全市的70％，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市的81．2％，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市的80．3％。同时受区域发展环境差异、历史原因等诸多因素影响，城市南部与北部发展差距较大，虽然北京市自2009年以来启动实施城南行动计划，总投资达2900亿元，带动了南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但南部地区与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图4），2011年南部地区的地均GDP不到北部的1／3。西部地区受自然条件影响，承担着首都生态涵养职能，支撑区域发展的产业基础相对薄弱，西部四区人均GDP仅为全市的一半左右。统筹城乡发展任务也非常艰巨，虽然近几年来，城乡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但差距仍然很大（图5），2011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90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736元。

推动首都经济科学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新阶段，实现首都经济的科学发展，必须把握进入创新导向阶段后的新趋势、新特征，充分挖掘首都创新资源优势，更加注重高端引领、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加快形成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双轮驱动”发展格局，深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提升首都经济发展质量，显著增强首都经济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

（一）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创新集群，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纷纷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加强科技创新，抢占全球新一轮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北京作为全国创新资源最密集的城市，有条件也有责任在全国参与新一轮科技竞争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同时北京推进世界城市建设，也必须抓住这一有利契机，依靠创新提升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因此，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集群，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北京新阶段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升首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创新集群，一是要围绕若干重点领域加快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突破，抢占全球技术主导权。未来要进一步加强各类高端创新要素集聚，强化资源集成，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和研发组织模式，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突破一批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并争取形成国际标准，提升在全球的技术话语权。二是要强化重大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可以促进一批转化占地空间较小、附加值较高、对环境污染较小的重大创新成果直接在京转化，也可以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创新成果在京外区域转化。通过创新成果转化，真正形成一批创新能力强的产业集群，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积极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文化影响力是体现世界城市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仅能够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推动城市经济发展，而且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对于促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传播、交流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好莱坞、迪士尼、日本动漫等在获取大量海外收入的同时，也向世界各国传播了美国、日本的文化理念。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不仅对于支撑首都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也具有积极作用。北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一方面要把北京的科技、文化两类资源优势充分结合起来，既要充分体现北京作为古都所承载的深厚的中华文化，同时要充分利用科技资源优势，通过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广泛运用，创新产品生产方式、表现方式和消费方式，促进新闻出版、影视等传统优势产业的技术升级，并积极推动一批动漫游戏、数字新媒体等新兴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能力、附加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支持企业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文化航母企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精品活动，推动文化创意企业走出去，显著增强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p#分页标题#e#

（三）推动总部经济与生产业互动发展，提升首都经济辐射力

总部经济与生产业具有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关系［3］，企业总部聚集将对金融保险、信息服务、中介咨询、科技研发、广告会展、教育培训等生产业产生大量需求，为生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生产业的发达程度又是企业总部聚集的一个重要条件。总部经济和服务经济作为首都经济的两大特征，未来应通过加强这两者间的互动发展，进一步提升总部经济、服务经济发展质量，增强首都对全国乃至全球的服务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一是要进一步优化服务经济结构，率先形成生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打造“北京服务”品牌。积极鼓励金融、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业领域的全球知名企业在京设立地区总部和分支机构，支持各类社会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充分利用国际国内资源推动生产业快速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国际影响力，依托该平台推动北京服务贸易发展、支持服务企业走出去，提升首都服务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二是要加快“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建设，显著提升首都经济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一方面要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以及研发中心、销售中心等智能型总部，另一方面要支持和服务国内大型企业“走出去”跨国经营。在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经验，加强市级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成立全市统一的总部经济管理服务机构，健全总部经济统计制度，整合区县有关总部经济政策形成全市统一的政策体系，促进总部经济健康发展。

（四）加强区域空间资源整合，打造支撑首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加快空间资源优化与整合，既是破解北京单中心格局，提升北京世界城市运行效率和综合承载能力的重要路径，也是进一步拓展首都经济承载空间、支撑首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未来要把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调整与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进行统筹考虑，打造一批业城均衡的高端产业功能区，使之成为支撑首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未来，要按照“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两城两带、六高四新”的产业发展格局，重点加快推进“两带”建设，统筹规划海淀北部、昌平南部地区的产业空间资源，整体打造万亿级的北部研发服务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带；统筹亦庄、大兴等城市南部产业空间资源，打造南部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使之成为支撑首都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两个大体量空间板块。加快推进通州高端商务区、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丽泽金融商务区、怀柔文化科技高端产业新区等4个高端产业新区建设，引领通州副中心建设以及首都西部、南部转型发展，使之成为拓展首都经济新空间载体、促进首都城市空间格局优化和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9篇：经济发展新阶段范文

【关键词】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经济增长；新动力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由平均百分之十下降到百分之七，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势必带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多方面调整，也会带来经济增长动力的全方位转变。因此，我国经济管理和发展体系需要适应这一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环境。本文通过多角度分析，以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为切入点，结合实际深入研究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一、从供给角度来看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决定消费，生产能力的扩张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具体而言，主要是指要素投入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突出变现在生产要素积累的贡献显著降低，而生产效率提升的贡献将进一步提高。在新阶段的供给增长新动力中，中国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负值，投资要素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明显下降。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新动力主要在于通过各方面的措施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一）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

随着中国高素质教育的普及和覆盖，中国人力资源得到进一步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当前经济市场的调查显示：新增劳动力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比例由2015年的百分之八十七提升到当前的百分之九十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结合跨国经验，进一步提升劳动力素质必将带动一大批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二）促进经济要素优化配置

通过促进经济要素优化配置，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具体而言：首先，在产业层面，通过深入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同时，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减少市场干预；在企业层面，要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结合国有企业的性质进行分类改革，着力提升国有资本的经营效益；此外，进一步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从需求角度来看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根据我国目前经济的发展现状，企业的生产能力已经形成，大多数行业都存在一定的过剩生产力，因此社会总需求的扩大成为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进入工业化后期，投资、消费、出口需求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走向。

（一）投资增长的速度大幅下降

首先，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尤其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已经面临大量房地产过剩情况，预计在“十三五”期间为房地产投资带动率为百分之五左右；其次，目前我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处于相对发达的水平，根据调查研究表明，2012年到2023年期间，中国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率为5.4%；再次，就制造业投资而言，中国的重化工业包括新兴工业的产量过剩，投资增长率进一步降低，从2011年的31.8%下降到2014年的13.5%。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在投资增长的带动下将难以回升，而且产能过剩的现象将进一步加重。当然，在投资方面也涌现出新的动力，例如：工业技术深入改造、节约资源、加强生态环保、发展生产业都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由于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和工资成本的提升，加重了经济发展的成本压力，因此，相关企业必须通过升级改造，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二）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加快

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加快，中国进入“发展型”、“享受型”经济发展的时代。消费的选择多样化，质量也进一步提高，整个经济消费结构呈现出“先导型”的特点。同时在消费类型上，对服务型消费需求增加，主要集中于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旅游休闲、 教育培训等方面。具w而言，应该进一步带动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延长消费热点的周期，促进消费水平的增长，增强消费的成长性和持续性。而且，伴随着信息网络、新能源、新材料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的产业链延长，促进市场规模扩大。此外，电子商务的新兴模式兴起，进一步改善了我国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

三、结论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后期，经济结构出现了多方面、全方位的转变，同时也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当前的经济增长动力上，主要表现在：由投资出口驱动转变为消费方式的驱动；由生产要素积累转变为创新发展；由以重化工业主导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由传统产业转变为新兴产业带动经济增长。因此，广大企业和相关部门应当积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培养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相关部门以及政府也应该顺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与调整，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转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并着力建立一个统一开放、公平竞争、有利于经济增长新动力培育的全新的市场体系，促进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琪玮.浅谈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J].中国工业经济，2016-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