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展乡村经济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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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如何发展乡村经济范文

一、区域空g尺度

纵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发展历程，以县域空间为单元，可以明显看到县域经济优劣是衡量城市群发育程度的绝佳视角。区域可持续发展应基于发达县域经济单元基础上逐次演替过程，长三角集中众多全国百强县便是最好例证。长三角发展后劲强于珠三角、京津冀，中心城市极化作用及竞争力优于北、广、深，正基于其有强大的县域经济基本细胞单元组成强健的体魄、丰厚的沃土提供充沛的营养。正如细胞质与细胞核的内在机理惊人相似，相比珠三角、长三角，尤其是长三角的强劲发展势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合理的区域空间功能体系；京津冀长期以来的相对劣势，则可以归咎于畸形功能体系造成县域机会缺失、停滞甚至衰退，最终使得区域整体后劲不足。以此推想，理论上区域空间尺度内核心与基质之间是否存在类似黄金分割的最佳比例？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历程，实质是省―市―县三级空间单元相互博弈演替的过程，尤其省、市对于县域空间争夺，也进一步印证区域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具备鲜明的生命体征及生命周期，不同阶段需要相应的空间治理手段。

河南省近几十年的县域经济空间演进也有力支撑了该理论假说，百强县集中区域也正是中心城市实力最强劲、经济最具活力区域；反之亦然。因此，空间政策应分类引导，核心圈层内强调中心极化，做大做强中心城区；圈层应强化扩权强县、省直管，削减中心城区规模指标及对县域空间资源的低效掠夺。当前核心任务在于释放县域活力，对于核心圈层如何实现中心极化、都市区一体化，撤县改区是必然；外部圈层，尤其三山一滩、黄淮四市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在于强县扩权、省直管，而非拔苗助长，切忌政策一刀切。

二、县域空间尺度

以县域空间尺度审视河南县域经济发展，能够清晰看出一条主线，所谓不同县域经济模式，实则若干特色镇域产业集群与城区产业集聚有机耦合，与其说县域经济，不如说特色镇域经济更贴切；未来县域发展核心在于三大抓手：县城产业集聚与特色镇域产业集群培育、县城与特色镇域空间格局构建、村庄人口流动畅通机制保障。在此过程中需正确处理几大关系：农业产业化与工业化关系、发展主导产业与产业多元化关系、引进外资与利用民间资金关系、向政府要钱与向市场要钱关系、营造良好环境与提升县域形象关系。

县域发展大多基于资源、区位、产业、企业或村民自发发展、集聚、转型、提升而来，规划只是在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适当加以规范化，尚未出现由于规划而从无到有产生的新型县域经济形态和空间实体。不同模式间最大区别在于发展理念不同，这是学习和总结不同模式的核心。必须认识到任何模式都并非完美，不能简单机械套用。任何县域都不是单一经济模式，而是多模式的综合，关键在于因地制宜，选取主导发展模式，同时借鉴其他模式的合理理念与方式，融入地方实际发展过程之中，最终实现各县域的特色化发展。

当前关于县域经济与城镇化发展成功模式的总结不胜枚举，当多数眼光专注于成功县市的聚光灯下时，更需要对曾经的明星县市的衰落进行反思，逆向思维尤其稀缺，成功经验固然重要，县域衰退的例子更具警醒意义，县域发展中也需要吴晓波“大败局”式研究。

三、乡村空间尺度

当前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正在从以乡村为依托、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县域经济，向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非农经济为主导，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县域经济转变。必须认识到乡村地区城镇化是一渐进过程，而非一蹴而就，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必然，但乡村不可能消亡，过渡至一定阶段将会达到长久动态平衡。重在判定不同阶段、解决不同时期核心问题，从而逐步实现的过程。

第2篇：如何发展乡村经济范文

【关键词】乡村旅游 从业人员 培训

乡村旅游是以传统的农业经济和乡村资源为基础，以城市居民为巨大市场，以满足都市人享受田园风光，回归自然生态为目的的旅游产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回归田园的需求日旺，乡村旅游发展迅猛。南宁周边的乡村旅游资源相当丰富，例如隆安、武鸣、上林、扶绥、宾阳、横县等县城，大力发展面向城市居民的休闲旅游，加强各项旅游资源建设，旨在打造首府南宁 “后花园”。例如，近年，隆安县努力成为南宁“旅游休闲基地”，进一步全面完善全县旅游休闲产品规划与发展体系。

乡村旅游发展能够带动农业及农村各相关产业的发展，对推进农村建设，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村文明、环境卫生、乡村民主的建设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包括了对旅游资源进行规划、管理、服务的各方面从业者，其中以本地农民从业人员为主，比如旅游景区交通运输提供者、餐饮旅店管理及服务者、农产品及工艺品销售者等等。由于乡村发展比起都市来说，尚有较大差距，很难吸引久地人才，缺乏有素质高文化的旅游人才一直是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软肋。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多数是当地农民，因其自身文化素质偏低，缺少系统的专业培训，服务质量不高，服务意识和管理能力较低，这些都会影响旅游形象的建设和旅游竞争力的提高，阻碍乡村旅游的发展。旅游从业人员是旅游资源、旅游产品的维护者与销售者，是旅游景区的形象传播者，因此，要提高乡村旅游的形象，加快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就一定要加强对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

一、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的影响要素

1. 接受培训的需求与动机

需求产生动机，所有的行为都源于需求。在农村发展旅游产业，对农民的生活与生产都会造成什么影响，会带来什么益处？对于村民们来说，有需要才有动力，只有当他们切身体会到旅游产业给自身带来的好处，才能激发他们的热情与聪明才智，投身于旅游产业建设与发展中去。发展乡村旅游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能提高农民家庭收入，安置转移剩余农村劳动力；能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水平，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有助于促进农民意识的提高，扩大农民视野等。

培训需求确定了培训的目的与出发点。通过培训，首先要使村民认识到他们是乡村旅游最大的受益者，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整体的接待水平；通过过培训，提高村民的环保意识，积极营造干净优雅的服务环境，自觉地维护旅游景区的生态环境；通过培训，使村民充分认识到自己文化的价值，从而主动地去保护和传承当地文化，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使得农村经济得以可持续、生态地发展；通过培训，扩大农民的眼界，培养他们的全局意识；通过培训，提高农特产品的附加值，研究开发旅游的延伸产品，进而改善当地的经济产业结构。

2. 培训对象的素质与能力层次

乡村旅游农民从业者主要有以下特点：（1）农民相对来说文化素质较低，接触面比较窄，接受新鲜事物比较慢，由于电脑普及率较低，知识信息更新慢。（2）思想保守，思维方式直线型居多，对于抽象知识理解能力较差，培训内容更应侧重具像的讲解及亲身练习。（3）学习决不是单单为了增加知识，其目的主要是致富，而绝大多数农民缺乏创新意识，思想保守，从众心理强，只有亲自看到身边的致富典型才跟随效仿。

培训要根据农民的特点，确定培训内容及培训方法。在培训方法上，重现场实现展示，以实践为主，以理论为辅，生动活泼，贴近农民生活及思绪方式的授课方式会更受欢迎。

3. 培训者

针对村民的特点及培训的目的，对培训者的能力要求也比较多元化。不但应熟识旅游专业的理论和专业知识，同时更要具有实际操作能力及实际经验，能够真正指导及帮助村民们解决在当地进行旅游生产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4. 培训效果的评估

评估是对整个培训工作的总结，怎样的培训效果是合格的？培训效果的好坏影响到农民对培训内容的接受理解与应用情况，决定下一次培训工作的开展。所以，对培训的效果进行跟踪调查，在培训后对培训效果进行跟踪反馈，是有其必要性的。听取群众意见反馈，不断改进培训内容和方式，对比培训前后村民对旅游业进行经营管理的能力和发展经济的技能。

二、培训原则

1. 针对性原则

任何的培训模式都存在一定的适应性要求及范围，没有放之四海兼准的培训方法。必须要根据所培训的对象、地区、时期等多种特征，来展开有针对性、行多有效、命中要害的培训。 起码要考虑三方面：一是对象。不同的培训模式适用于不同的农民。这要求根据受训农民的文化背景、年龄大小、性别差异、经济情况等因素，开展适合他们的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培训。二是适用时效。不同的时期，人们的培训需求和社会信息资源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信息化的发展如此之快，所有的培训内容都是有时效性的，培训内容的安排，培训方案的设计都必须根据不同时代不同时期来进行，必须与时俱进，体现出时代的特征，满足社会进步的需要。三是适用地区。不同的地区存在着社会差异、经济差异、自然条件差异、文化差异等。这就要求不同的地区根据自身特点，合理借鉴、建设及应用适合本地区的农民培训模式，而不能盲目照搬其他地方的经验。

2. 目的性原则

农民从业者来参加培训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烈的――致富。所以，在实施培训工作之前，应先对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能力有充分的了解，对培训需求也要有足够的把握，根据培训人员的要求与特点来精心安排培训内容，设计好培训方式。在内容上重实践，能真正帮助村民们解决在旅游业经营与管理当中可能出现的疑难问题；在方式上要重具化，重操作，力求活跃生动，要体现出实用性。

3. 可操作性原则

可操作性就是要针对农民、农民所处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特点，按照实用、实际、实效的原则与因地制宜的原则，采取不同方式、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农民培训，使农民培训能够顺利进行，且取得实际效果。

4. 循序渐进原则

参加培训的农民其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对抽象知识的理解接受能力也较差。为此，对农民旅游从业者的培训应该注意进度的安排，尽量做到由易及难，由表及里，循序渐进。根据农民的自身经验及特点，系统安排好每个阶段的学习。

三、培训内容

培训要以实际操作为主，用农民容易接受的语言，由培训教师集中对农民进行面对面、互动式、手把手等行之有效的培训，切实提高培训质量与效益。培训应在具备一定培训条件的从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研究、教学的企业（园区）和教育培训基地进行。

1. 旅游专业理论及基础知识

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受训村民讲解旅游专业理论与基础知识，介绍旅游业的发展与最新情况，让农民了解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基本知识、意义作用和相关政策。理论知识虽然并不直接产生生产力，但是对于培养村民对旅游行业的客观认识，建立正确的服务意识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纠正农民仅仅把旅游业当成赚钱工具的短视观念，有助于建立村民的全局观念，使得乡村旅游业可以健康地、可持续地发展。

2. 旅游服务培训

通过培训和训练，使从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从业人员提高综合素质和服务技能水平，特别是树立和提高正确的服务理念，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增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培训内容一般包括：

（1）礼仪常识

主要介绍基本游客心理学；仪态与体态知识； 掌握如何用心沟通、微笑服务；掌握与人交往、沟通、服务礼仪。

（2） 餐厅服务

主要介绍掌握餐厅的布置与舒适环境营造； 能提供适合客人用餐需求的服务； 掌握正确的食品加工、制作、保存、运送知识；掌握餐桌的布置；掌握点菜、上菜、结账等服务技能。

（3） 客房服务

包括掌握客房整理技能；掌握卫生间整理技能。

（4） 前厅及前台服务

主要介绍问询礼貌用语；了解正确的商品介绍及商务服务知识；掌握房间安排、交接技能；掌握结账收款技能。

（5）导游解说

主要包括导游基本常识与礼仪；编写解说词和语言训练；如何介绍景点；如何推荐体验项目；如何做到体贴、细致、周到及应急处理。

3. 烹饪技术培训

通过培训和练习，让接受培训的村民了解烹饪基础知识；了解色香味搭配基本理论； 掌握主要主食、面点制作技术； 掌握家常菜品的烹饪技术；掌握一定的特色菜肴的烹饪及制作技术；掌握一定营养卫生常识 。

4. 卫生保洁技能

主要包括环境卫生及个人卫生的整理和保持知识；了解垃圾处理和污水处理的常识； 会使用室内外常见清洁工具。

5.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管理技能

通过培训，让村民能够掌握“农家乐”、休闲农业园区、乡村旅游景点的一般经营管理知识；了解城市与农村的主要区别，懂得如何突出农家特色；学会如何开办“农家乐”、组织各种节庆、文化活动等，怎样设计游客参与体验活动。

四、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的基本类型

1. “学校+农户”型。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大部分来自当地的农民，对农民的培训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托于乡村现有的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资源，往往不可能通过正规学历教育来完成。这种模式，由当地政府提供资金，当地的旅游职业教育院校提供培训服务。这种类型的培训模式，一方面在培训当中更注意增加理论方面的内容，实行教学一体化，另一方面为学校提供一个“产学研”实验基地。

2. “政府+农户”型。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培训班、一对一帮扶、送教上门等多种教育和培训方式，为农民讲解国际国内开发农村旅游、开办家庭旅馆的先进经验，提高了乡村旅游从业者的素质和旅游服务技能。

3. “研究机构+农户”型。这类培训模式针对性强，技术含量高，较受当地农民欢迎。特别是生态农业旅游区，农民对生态农业高新科技的需求特别大，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可以解决农民在生产中所遇到的技术、能力、生态等方面的问题，为农业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4. “公司+农户”型。这是一种产业化经营模式，在旅游从业人员培训中同样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其核心是以一个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公司为龙头，把分散的乡村旅游农户打造为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团队。在做法上由占股份较多的公司来组织培训，使村民具备旅游服务、参与旅游开发经营的技能，打造乡村旅游综合开发、经营、管理的经济共同体。

5. “旅游协会+农户”型。协会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有一定的向心力，能够把分散的乡村旅游经营者组织起来，定期开展业务培训，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改变以往农民个体型的粗放式经营，通过改善服务设施，建立经济合作体，实现乡村旅游的规范化经营。能够保护农民自身利益，有效整合乡村资源。旅游协会充分发挥主要作用，使得乡村旅游更上层次、升规模。

从整合教育资源优势角度来看，由政府来统筹协调，社会各方面助学是搞好乡村旅游教育的最佳途径。各类型培训可以互相交叉、补充，不同的模式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与经济效果是有差别的，不同的培训有明显优势也是有一定缺陷的，实行多元化的培训体系，能够起到有效的互补作用，产生更为理想的综合效果。

【参考文献】

[1]王德刚.田园季风――乡村旅游开发与经营管理[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

第3篇：如何发展乡村经济范文

乡村发展与城镇的发展密不可分。乡村和农业的发展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提供了原料、劳动力和市场，而城镇的发展可以拉动乡村的发展，为乡村和农业的发展提供技术、资金和广阔的市场，也可改变乡村生活方式。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不断向城镇集聚，部分乡村就会逐渐衰落，出现“空心村”、弃耕、撂荒等现象，进而引发农村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等变化。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乡村和城镇发展的规律性，少数乡村随着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会逐渐衰落，属于正常发展现象，这类乡村要通过村落调整和合并等方式，归并到更大的村落中；还有一部分乡村，完全转变为城镇化地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融入到了周边城镇中。

乡村振兴应该关注的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乡村发展问题。我们国家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乡村振兴的目标、路径和发展模型等与改革开放初期应该有本质的差异，现在乡村振兴不完全是解决温饱等最基本的要求，而应该关注乡村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生活方式、文化生活和乡村环境等方面。比如乡村居民的上下水设施建设、垃圾处理、道路硬化、交通出行、传统乡村文化的保护、村落建设风格和特色传承等。

在新时代和新要求下，如何振兴乡村？

一是要进一步挖掘乡村的特色资源，包括自然的、人文的资源发展乡村旅游，通过旅游业的发展改善村容村貌，振兴乡村发展；

二是发展绿色农业经济，如吉林和黑龙江生态大米、山西的小杂粮等，打造不同类型的绿色农业基地，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是发展特色经济作物，如水果、药材、苗木和花卉等，通过特色经济作物种植，提升乡村经济发展实力；

四是交通和区位条件比较好的乡村，要积极融入城市中，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促进自身的发展。

乡村振兴一要靠有文化、有技术的带动人，需要制定乡村振兴行动计划，鼓励能人返乡建设家乡，鼓励外出就业人员回乡发展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绿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把先进的技术、新的理念等带回乡村。

二要靠信息，通过互联网、农村电商，扩大农产品、旅游产品和乡村特色文化的宣传和营销力度。

三要靠投入，乡村建设欠账较多，需要各级政府加大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乡村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投入不仅可以彻底改变乡村落后的面貌，也可以进一步拉动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发展。

第4篇：如何发展乡村经济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农村建设;普者黑;乡村旅游;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0)09-0076-03

目前,关于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已经成熟,但大多数的研究都从发展乡村旅游的意义、发展乡村旅游的思路与模式、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机制及实现途径等层面展开,从金融危机角度谈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研究成果甚少,在金融危机下新农村建设将遇到什么阻力,依托旅游业又如何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这是危机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就对此问题以普者黑乡村旅游为例,详细分析了普者黑乡村旅游在危机背景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望能为业界关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使乡村旅游能够持续发展,以此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一、乡村旅游在国内外的产生与发展

国外的乡村旅游源于法国,然后在欧洲兴起并繁荣起来。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开展了不同形式的乡村旅游活动,且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与生态效应。

我国的乡村旅游在20世纪就有了发展。2006年9月5日,由国家旅游局,世界旅游组织,世界银行和贵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贵州省旅游局承办的“2006年乡村旅游国际论坛”在贵州贵阳花溪开幕。许多国内外著名专家都参加了此次论坛,展开了以“乡村旅游: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为主题的论坛,旨在探讨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积极影响,剖析政府为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和战略、政策支持等。研究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和农村经济组织结构创新等前沿理论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就要求推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发展乡村旅游就是途径之一。

二、危机背景下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挑战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等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众所周知,2008年末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华尔街到全世界,从金融界到实体经济,各国政府都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我国经济和企业都将受到挑战。

旅游业依托性、关联性、综合性强,遭受各种挑战性影响在所难免。普者黑景区就是乡村旅游的一种,位于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境内,发展到现在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然而在危机到来之际,普者黑乡村旅游也将迎来发展困境。

(一)基础设施在危机背景下更加难以完善,融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以旅促农战略受阻

经济危机的到来使经济放缓,经营者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聚集相应的资金,改善普者黑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笔者在2009年1月进行了为期5天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食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主要表现在防尘防蝇、消毒保洁设施不健全,农家乐从业人员大都没有办理《健康证》。鉴于普者黑景区淡旺季分明,所以淡季娱乐设施闲置不用,参与程度较高的普者黑村和仙人洞村,没有质量稍好的医疗机构,没有网络等。上述问题的出现,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融资的概率相对比较高,然而,在危机背景下投资者信心大减,融资问题更是举步维艰。原因有三:

1.普者黑景区知名度不高,缺乏品牌优势,淡旺季分明,游客接待量不稳定,旅游业本身所具有的较大弹性消费等问题的存在,使投资者感觉到投资回报在危机背景下显得遥不可及,严重挫伤投资者的投资主动性和积极性。

2.经济危机的到来使中国股市陷入严重熊市,首先打倒的就是中产阶级,这一阶层的投资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3.景区农村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特别是缺乏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农村金融网络不完善,农民融资渠道较少。普者黑乡村旅游发展受到限制,直接影响到当地社区居民的经济收入,生活富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二)景区经营资金短缺,运营代价大

在危机背景下,人们对国家经济缺乏足够的信心,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市场也显得疲软不堪。刚刚结束的两会为了刺激旅游经济的发展,关于恢复“五一”长假和《中国公民休闲纲要》都在整理讨论阶段,具体实施方案还没有定性,暂且不考虑其结果如何,既然有这种提法,就说明旅游消费市场前景不容乐观,旅游景区的经营收入主要来自旅游消费。缺乏足够的旅游收入,旅游景区的经营陷入困境,立志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来繁荣农村经济的普者黑景区,由于危机的影响,对员工的培训进度放缓,对仙人洞村生活污水处理规划的实施可能化为泡影。一年一度的环境评估以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苦于缺乏资金而不能开工。

(三)危机的到来加剧了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不和谐

在普者黑旅游区,只有仙人洞村位于景区内,从中受益匪浅,而普者黑村离景区较远,为了开发景区,占用了普者黑村大量农田,但是村民从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普者黑村没有从中受益的村民抱怨颇多。据统计,普者黑村现有农户901户,农家乐开办户占总户数的2%,仙人洞村现有农户183户,农家乐开办户占总户数的27%。这说明普者黑旅游景区的开发范围与新农村建设结合不够紧密,对振兴农村经济的贡献有限,生产不能发展,生活不能富裕加剧了不和谐因素的存在。

危机的到来使经营者面临巨大的阻力,为了振兴景区的旅游经济,他们会不择手段迎合旅游者的需求,千方百计设计出让旅游者满足的旅游体验,在已经损害了部分村民利益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侵犯他们的生存空间,加剧了不和谐因素的存在,这与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极不一致,所以,如何在景区开发中合理安排农民利益,结合新农村建设发展农民参与旅游经济的结构,成为旅游开发必须加强研究并推广有益经验的重要领域。

三、危机背景下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发展机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是基础,社会和谐是灵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有要有支柱产业的带动[7]。普者黑旅游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一部分农村居民率先富裕起来,然而在农村经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同时,普者黑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关心和帮助。危机的到来像一把双刃剑,既给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挑战,又给带来了机遇,挑战与机遇并存。

(一)普者黑乡村旅游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有坚实的基础

从开办者来看,据调查截至2008年1月,普者黑景区农家乐已经发展的奥72户,其中:普者黑村22户,仙人洞村50户;从服务方式来看,以经营无公害蔬菜为主,同时经营清汤鱼、“腊猪脚”“老八碗”等特色饮食,附带提供麻将、扑克等娱乐工具,大部分农户还开办了住宿服务;从经营收益来讲,农家乐开办户年收入在5000～30000元不等;从接待能力来看,各项数据均呈上升趋势。如下图所示:

注:以上数据资料均来自丘北县旅游局,其中总投资、总收入、纯收入和所缴税金单位为万元。

(二)普者黑旅游景区社区居民都对发展旅游充满了信心,为“以旅促农”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思想保证

普者黑旅游景区位于文山州丘北县境内,距离昆明287公里,远离昆明市区,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程度比较小,客源市场主要集中在周边县城区域,所以在危机背景下该景区的客流量相对比较稳定,笔者通过几天的田野调查发现,景区社区居民都很乐意旅游者的到来,也很有信心去接待旅游者。刚刚结束的两会,在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贯穿始终的就是要坚定信心,信心是生产力,信心是思想动力,信心是精神支柱,信心蕴含着奋进的力量。有了战胜挑战的坚定信心,就能够处变不惊、沉着冷静地拿出对策,就能够凝聚力量、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就能够战胜金融危机带来的暂时困难,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所以,纯朴的草根思想在危机背景下显得难能可贵,为普者黑乡村旅游的发展,为旅游带动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危机中的思想法宝。

(三)危机也是转机

魏小安说,即便遭遇经济危机,中国中等收入的家庭依然有足够金钱外出旅游,也正是由于经济放缓,人们通过旅游缓解压力、享受闲暇的愿望将更加强烈。所以旅游经济在危急中仍然有繁荣复兴的可能。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主动、迅速、全面的。加上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基础条件明显好于以往,有利于产生应对金融危机的明显成效。如正在修订的《公民休闲纲要》就说明政策方面因素会促使人们为了缓解压力而外出旅游休闲。中国旅游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魏小安认为,就我国而言,政府已明确投资几十亿资金发展旅游业的策略,加之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内旅游企业和景区的融资建设成本将进一步降低,因此这一时期可成为产业调整升级的良好契机。

所以,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各方面都在群策群力,为应付危机做好了各种准备,在危机中寻找希望,谋求形势的好转。如果普者黑乡村旅游在政策带动下能够蓬勃发展,那么也就意味着该区域新农村建设迈出了建设性的一步。

四、结语

总之,危机的到来给普者黑乡村旅游的发展既带来了挑战,又带来了机遇,为了普者黑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及早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宏伟目标,在危机中必须树立信心,经营部门做好各项服务工作,环保部门做好环境影响评估,建设部门做好规划,卫生防疫部门做好监管,税务部门和公安部门做好缴税和安全工作,在政府协助下完成融资问题和环保问题,争取在危机中寻找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为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孙冬玲,张黎,舒伯阳.乡村旅游与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互动关系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报,2007,8(4).

[2]罗明义.发展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经济问题探索,2006,(10).

[3]李庆雷,马继刚,杨帆.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机制及实现途径[J].农村展望,2007,(10).

[4]张飞,郁玉冰.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互动关系初探[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7,(3).

[5]王飞.西部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

[6]丘北县旅游局.普者黑景区农家乐经营情况调查报告[R].2008-01-18.

第5篇：如何发展乡村经济范文

“旅游业和互联网是当今世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两支显著力量。”李金早说，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当前我国旅游和互联网正处于大变革、大融合、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当代旅游人和互联网人要深刻洞悉和准确把握重要历史机遇，共同开创旅游业和互联网经济。

对于未来5年“旅游+互联网”有望创造的“3个1万亿红利”，李金早解释说，“旅游+互联网”是全球两个最大消费群体领域的融合，我国旅游业互联网软硬件设施建设未来5年将创造1万亿元的需求红利；“旅游+互联网”是全球两大最具成长性消费市场的叠加，我国在线旅游交易未来5年将创造1万亿元的市场红利。

李金早强调，不管世界如何变化，时空如何变迁，技术如何进步，旅游业的三大本质没有变，即作为服务经济的特性没有变，作为实体经济的特征没有变，作为体验经济的内涵没有变。旅游和互联网融合必须始终坚持“以游客为本、服务游客”的方向与准则。他表示，国家旅游局将在全面构建开放包容的“旅游+互联网”发展环境，持续提升“旅游+互联网”创新能力，积极开展“旅游+互联网”创新试点示范，支持引导“旅游+互联网”新经济形态发展等四个方面进行重点推进和突破。 城镇居民“5+2”生活模式已经形成

随着逐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中国的旅游度假经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作为世界最大的国内游市场，我国城镇居民周末休闲节假期出游，70%以上选择周边乡村旅游点，全国主要城市周边乡村旅游接待人数年增长均高于20%。2014年，全国有“农家乐”超190万家，乡村旅游特色村10万个，接待游客12亿人次，约占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三分之一；乡村旅游营业收入3200亿元，同比增长15%，带动3300多万农民受益。我国乡村旅游初步形成围绕大中城市、名胜景区、山水生态区、特色农业区的发展格局，成为城镇居民“5+2”生活模式的主要载体，国内旅游发展主战场。

旅游业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最活跃领域之一。作为国内旅游休闲主战场和旅游就业主渠道，乡村旅游必将通过“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线上线下、城乡资源要素整合，实现跨产业融合。2020年全国智慧乡村旅游试点单位实现免费WIFI、智能导游、电子讲解、在线预订、信息推送等功能全覆盖，在全国打造1万家智慧景区和智慧旅游乡村。

乡村旅游一手牵着农民，一手牵着市民；一手托着农村，一手托着城市；一肩挑着一产，一肩挑着三产，不仅关系到全国6.7亿农业人口福祉，还关乎7亿城市人口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城乡联动、乡城互动必然为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二元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乡村旅游将有力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从全国来看，乡村旅游发展还带有自发式特征。旅游基础设施配套不足，产品开发粗放、结构单一，同质化现象较普遍，产业化、组织化程度低，现代旅游产业体系仍不健全等，难以满足多元化旅游消费需求。一些地方乡村旅游发展停留在为游客做几个农家菜、安排几张床位的农家乐1.0版。这与城市游客要求不相吻合，需要加快转型升级。乡村旅游一家一户、各自为战、分散经营的模式要转变。我们要从加强组织化入手，推动产业化发展，提升乡村旅游发展品质，扩大乡村旅游综合效益。具体的就是实施乡村旅游提升工程，预计2020年全国将形成15万个乡村旅游特色村，300万家农家乐，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超过20亿人次，受益农民5000万人。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民利用闲置房屋和生产资料开展旅游经营，改变了千百年来单一依靠农业的发展模式，优化了农村经济结构。不少乡村通过引进现代旅游企业，特别是国际知名管理企业，像阳朔的悦榕集团、瑞盛国际，九寨沟中查沟的希尔顿集团、四季集团等，改变封闭落后状态，从小农社会跃入现代社会。

据统计，全国12.8万贫困村至少50%具备发展乡村旅游条件，发展乡村旅游的贫困村又可以带动70%贫困户脱贫。“十二五”以来，全国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10%以上贫困人口脱贫，旅游脱贫人数达1000万人以上。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农村扶贫开发的主渠道。

若干意见强调实施乡村旅游提升计划，开拓旅游消费空间。特别是强调大力推进乡村旅游扶贫。到2020年，全国每年通过乡村旅游带动2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扶持6000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开展乡村旅游，实现每个重点村乡村旅游年经营收入达到100万元。

旅游扶贫是产业扶贫的主要方式，具有贫困人口参与面广、生产经营成本较低、扶贫效果来得快、返贫率低等优势。旅游扶贫给贫困人口带来的不仅是经济脱贫，还有精神脱贫。乡村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民学习掌握现代思想文化理念成为自觉行动，根本上实现“真脱贫”，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推进旅游革命，从“厕所革命”开始

李金早指出，厕所虽小，却是一种全世界通用的嗅觉语言和视觉语言，是文明沟通中最短的直线。“厕所是人类文明的尺度”，而厕所被我们忽略得太久了。作为世界大国、文明古国和旅游大国，我国旅游厕所脏乱差，游客反映强烈，是公共服务体系最薄弱环节。我国厕所严重短缺、管理滞后局面必须改变。

游客不会因为某地厕所好而去旅游，但很可能会由于某地厕所差而不愿再去。境外游客对我国旅游环境反映最强烈、印象最差而最无可奈何的就是厕所。李金早回忆说：“一位侨居海外40多年的老飞行员给我写信反映：2013年秋，三峡之游偶遇外国旅行团百余人，交谈之下他们都对中国方方面面赞不绝口，唯独最令人困扰的就是景区公厕问题。其中一个外国女士因为厕所没有干净的坐厕直接尿裤子让我看到了，苦不堪言。”

厕所是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重要的基础设施。应明确地方政府为主体，要推动地方政府将厕所纳入当地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推动业主单位、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厕所建管中承担主体责任。

小小厕所，建设管理涉及旅游、规划、工商、税务、建设、环保、市政、环卫等部门，要按照市场化、社会化理念，整合资源。到2017年底，全国旅游景区景点、旅游线路沿线、交通集散点、乡村旅游点、旅游餐馆、旅游娱乐场所、休闲步行区等旅游厕所要达到优良标准。“三分建设、七分管理”。要探索“以商养厕”之路。把厕所作为发展机会、商机，让厕所建管有商可经、有利可获。 “旅游+”代表一种新的先进生产力

李金早围绕“旅游+”为什么、是什么等问题，作出了深度解读。他指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这是指导新时期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文件。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以开明的态度、开放的思路、开拓的精神，积极推进“旅游+”。

“旅游+”是指充分发挥旅游业的拉动力、融合能力，及催化、集成作用，为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提供旅游平台，插上“旅游”翅膀，形成新业态，提升其发展水平和综合价值。在此过程中，“旅游+”也有效地拓展旅游自身发展空间，推进旅游转型升级。

“旅游+”与“互联网+”一样， 具有“搭建平台、促进共享、提升价值”之功能。互联网以其无处不在的技术力量，通过“互联网+”全面深刻地改变世界；而旅游则以其强劲的市场开拓力量、美好生活追求动力及人文交流优势，通过“旅游+”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

第6篇：如何发展乡村经济范文

关键词：人口流动；乡村治理、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12-0021-02

乡村治理作为一个概念，在1990年代末开始被国内学界使用，不久即流行起来。具体地说，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兴起，与解体和村民自治的推行有关。解体后，如何重组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成为各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到1980年代末，推行村民自治已经成为各方面的共识。如何具体实施村民自治，在实施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就不仅成为政策部门迫在眉睫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成为学界的理想研究课题。在这个背景下，1990年代，国内以从事政治学教学和研究为主的一批学者开始关注村民自治，并进入农村第一线，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实践的过程与机制，从而较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了一起。

一、农村人口流动视阈下乡村治理实态

流动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从宏观上讲，流动促使我国经济结构逐步协调和优化、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微观上讲，流动促使了农民现代性的生长、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公民文化的形成。但是，流动带给国家、社会及农民个人的积极效用在很大层面上却又具有非均衡性，甚或单向性。详言之，流动在将绝大部分社会正面效益集中于流入地和流动农民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将消极的、负面的效益抛给了流出地和留守农民。这一社会现象必须要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和社会密切关注，否则会导致农村社会的凋敝，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1.流动促使“乡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渐发蜕变并引发乡村政权“内卷化”[1]。按常理，流动会促使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对于我国乡村农村社会，却并非如此，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民工潮”并未给农村社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要素，反而造成了乡村知识、人力、技术、人才及市场的“经济性”外流。乡村人口流动的主体是乡村青年劳力和知识精英阶层的外流。1978年后，国家意欲建构“村民自治”框架来达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草根民主”。农村人口流动的结果是“乡村最紧迫需求的资金、人才、知识和需求大量向城市集中，以至造成乡村发展的‘空心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表现为一种上位流动，乡村流动主体在年龄、知识、才能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近年来，国内学者实地调研证实，农村外流人口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总数的86. 3%，外流人口的整体素质普遍高于留守者。乡村基层民主“草根”表现出一种实质枯萎态势，乡村政权出现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趋向。

2.流动并未带来农地经营“规模化”，而更趋向于农业“过密化”。在人口压力下，农业“过密化”使得我国农业经济逐渐变为一种“糊口经济”。农地，对于农民而言，首先表现为“生存资料”，活命的基础，而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农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在逐渐“超越”其生产功能[2]。土地的家庭承包，不仅造成土地的细碎化、分散化，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农业可持续发展，而且造成土地难以流转，难以按资本、技术、知识相对优势来配置土地。农民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却造成了土地撂荒、抛荒等畸象，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效，直接影响农村的健康有序发展。

3.流动带给既定村民更深的“相对剥夺感”，乡村治理成本增加且效能趋下。国内外学者实地调研证实，流动会促使农民现代性增强与传统性削弱。诚如周晓虹所言:“农民流动本身就是一所培养农民现代性的大学校。”[3]农民现代性的提升会促使农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和乡村治理效能增强。但是这样的积极效用却并未在乡村社会产生。反而，由于年龄、性别、知识、才能、素质等原因使得未流动农民更多接受到的是关于流动农民上位提升的信息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优越性。城市生活参照系的绝对优势使未流动农民内心逐渐产生并积聚起一种强烈的“不断增强的受挫感”。他们感受到的是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生活差距并非因经济发展而带来一种缩小，现实使未流动农民的“期望-收益比”变得无法弥合。美国学者古尔(T・Gurr)认为，带给社会动荡或变革，“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贫穷而是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是一种“现实与期待的负面差距”，是一种典型的“忿忿不平”。当前，广大农村正在形成并蔓延的“相对剥夺感”，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直接导致农民对现有权威政治的疏离和文化认同下降。这些现象不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构建乡村治理的有效对策

在构建现代社会进程中，乡村治理结构的重建，亟待政府、社会及乡村等对现有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和组合，尤其是政府要不断完善已有制度安排并适时进行制度创新。

（一）加快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解构步伐，促使社会资源的有序流动

城乡对立二元结构是影响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个矛盾主要体现为资源配置和流动的失衡性和偏向性。政府通过一系列政治制度供给和政策出台，给予城市和工业分割、占据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即社会资源存量及增量的流动和分配偏向于城市和工业。这就相对剥夺了乡村社会发展的可利用资源，其中包括乡村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潜在最大危险是增长收益得不到普遍分享，特别是广袤的乡村被排除在获益之外。当前，农村人口流动最大的特征是促使乡村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譬如年龄、知识、资本、能力以及市场等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乡村流往城市的单向性，而这又导致乡村社会发展资源的更为稀缺性。在资源不可回流的情况下，传统的乡村结构在不断“复制”而导致乡村出现调蔽，乡村有效治理成本加大。乡村社会发展的相对弱势，使得政府应通过倾斜性制度供给来不断加以弥合。对此，首先政府应对破解二元社会结构不断“催化”以求“加速”。目前，我国二元结构的解构，无论在理论界还是政策界，均成定说。政府应加大力度促使二元结构尽快解构，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制度环境。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导向就是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市民制度。

(二)加快乡村农地流转制度建立健全，促使农地的“规模经营”

当前，影响乡村有效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农地配置并未由于农村人口流动而促成“规模经营”，反而出现大量农地的搁荒、撂荒等现象。究其原委，从经济学角度讲，其中不乏有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导致农地生产意义的萎缩和退化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国农地流转制度的缺失和低效。在中国，农地的高产主要是通过对单位土地不断追加劳动力要素投资而获取的，并非是通过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诚如美国学者德珀金斯认为:在中国农业发展中，“造成单产提高的主要动力是人口的增加”。中国农村土地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背后却隐藏着边际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农业有增长却无发展的“农业内卷化”将影响农村结构变迁和乡村社会治理。因此，政府应该加速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一是要加快土地流转的立法。应尽快制定和出台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对于农民土地权利的界定、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补偿标准及收益分配、土地流转的管理、土地纠纷的处理等基层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后加以规定，使农村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轨道。二是大力培育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乡镇可以依托经管站建立土地中介组织，负责土地流转的管理及中介，包括土地流转规划、收集土地供求信息；进行项目推介，规范土地流转程序，指导办理土地流转手续，协调处理各方关系，搞好土地流转的服务。三是准确定位乡村组织在推进土地流转中的角色。加强管理和搞好服务，包括土地流转的资格审查、合同签证等工作，为土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协调等服务。

(三)加快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建设，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社会组织是每个社会成员权利维护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指出:“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也是稳定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公民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4]故可知，组织是一个群体权利的保障，它可以提高群体在社会规则中的谈判地位，强化农民与政府、社会的对话权能。而且乡村公民通过组织可以获取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提高经济技能和塑造现代文明规范。因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民创建和参与组织，这样的组织可以是政治层面的、也可是经济层面的，亦可是文化层面的，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组织，使农民拥有实现权利的组织载体，这不仅可以增强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主张权利的“话语权”，也可以在“乡政”和“村治”之间架构有效的沟通渠道。国内学者何慧丽教授在河南兰考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中积极创新农村文化组织并取得一定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组织提升农民现代性的效能。

四、小结

毫无疑问，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人口会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城乡差别会有所扩大，乡村的“相对被剥夺地位”也不可能很快改变。但城市的发展不能以乡村的衰败为代价，中国的发展除了城市突破以外，还必须有“绿色的崛起”，即乡村的发展和稳定。

参考文献：

[1]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2).

[2] 韦林珍,钟海.农民工政治文化的嬗变与和谐社会构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第7篇：如何发展乡村经济范文

对于“2011中国县级城市旅游竞争力排行榜”的排名，高舜礼认为：市场竞争力要素、管理要素、发展要素都很重要，但竞争力排名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因为景区资源有些具有先天性，天生丽质和天生劣质是有区别的。港口城市或者省会城市，基础设施会好一些，不仅发展旅游，就是发展工业的条件也会好得多。因此，关键还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发展，照搬其他地方的做法或模式，十年八年也发展不好。

TOP：县域旅游和乡村旅游有什么关系？

高舜礼：乡村旅游不是一个地域概念，应是一类旅游产品的概念，它是指利用乡村的资源开发出来的旅游，也有人说是利用三农资源开发出来的旅游产品。

有的人认为乡村旅游档次很低，就是采摘烧烤，就是农家乐。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在欧洲，乡村旅游已经发展了百多年，是很高端的东西，这也是未来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方向。

县域旅游则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或者是地域性概念，与乡村旅游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说县域里面有一种旅游是乡村旅游，或主要是乡村旅游，但不能说县域旅游就是乡村旅游，如云南的石林县、香格里拉县等。

TOP：著名的岚皋特色，栾川模式能否在其他地区推广？

高舜礼：经验可以借鉴，模式可以学习，但是模式不好复制，因为各地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经济条件不一样，领导的思路也不一样，乡村发展旅游的积极性也不一样，硬性地输出是不行的。你可以宣传推广，别人也可以学习，但却难以照搬照抄。齐白石就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亡”，说的就是学习与创新的关系。

TOP：栾川模式主要是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产业化经营，但是也有专家认为政府的手腕有点过于强硬，过于干涉市场，对此您怎么看？

高舜礼：这是一个中国特色，不仅在旅游，在其他行业也是如此，没有政府作用的地方，可能是混乱的，但是政府的作用要发挥得恰如其分。强力地去发挥政府作用、强力依赖政府，在经济较为落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地方，作用会发挥得比较明显，但这不是一种很先进的做法，有时也是迫不得已。

大家应该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乡政府号召大家必须栽种某一类果树，必须把原先的农作物铲除，栽种新的农作物。为什么？可能是当地农民对新生事物的认识有限，他不知道推荐的东西比原来好多少，他也不会去做专门的市场调查，也不知道两者的市场附加值相差多少倍，所以需要领导比较强力地推荐。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假如领导本身是“二把刀”，只是听说这个东西在市场上好销，那明年后年市场会怎样变化呢？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东西在某一个地方产量很高、种得很好，但是到你这儿就行了么？这些如果都没考虑就硬性推广，很可能造成农民的惨败。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很成熟的地方，往往不需要政府这么强硬。

旅游业也是如此。我们把发展实践中的规律性、经验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层面、模式层面的高度是必要的，这是在总结和探寻发展规律。但是，如果这套理论被生吞活剥、生搬硬套到新的发展实践中，则往往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离开具体的环境，简单地讲削弱政府部门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往往经不起现实的检验。

很多人在开发乡村旅游的时候，把规划城市、规划城镇的理念，不自觉地套到了乡村旅游发展当中，实际上是搞了乡村的城镇化，破坏了原有宝贵的乡土文化和静谧环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效果，这就是他受了理论的毒害、不结合实际的毒害，今天这样的事情在旅游业很多。

TOP：在县域旅游发展当中，政府需要关注的最主要的方面是什么？

高舜礼：我觉得政府主要关注的方面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是发展旅游的意识，到了该发展旅游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发展旅游？这与县一级政府的意识密切相关，没有意识就没有行动；

第二个是县里边应该在旅游起步以后，懂得旅游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而不是拿着发展农业和工业的作法来指导旅游，这样会出很大问题，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很多，尤其中西部；

第三个是旅游发展到今天，未开发的资源基本上是二流三流甚至四流的，在这种情况下开发难度比较大，更需要按旅游经济发展的规律去推动他。另外，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接待条件改善也是很重要的。好多县说起工农业的数字一大堆，但是连三星级的宾馆都很少。

TOP：与第二代乡村旅游相比，大资本的进入已经成为新的发展现象，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高舜礼：对这个问题应该客观来看，资本较多地进入县域旅游，说明旅游业整体市场前景看好。另外对待大资本不能简单欢呼，无论资本多大，都必须按照发展旅游经济的客观规律来看。大资本不等于大回报，大投入不等于大产出，大投入不等于大收入。搞不好，大资本等于大窟窿，大资本等于大的烂摊子。

在现在的情况下，即使有大的资本来到县里面发展，更应该保持清醒头脑，也要该怎么做怎么做，不能因为资本大了欺负当地人，所谓店大欺客，客大欺主。

TOP：县域旅游存在哪些问题？该如何破解？

高舜礼：问题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从全国来看，第一个就是发展很不平衡。一些县已经很有名气了，旅游经济发展成熟，另外一些属于中间类型，第三种是还没有发展旅游的动作；

第二就是县域旅游有待于建立良性的市场发展机制。目前很多地区都是发展后劲不足，发展动力不足。有旅游的要素，但是旅游产业化不明显，发展前景不明显，这里面也有机制的问题，需要好好建立；

第三个问题是旅游的产出比较单薄。虽然统计了十几上百亿，实事求是地讲却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旅游的辐射效应、拉动效应、关联效应还没有得到较好的发挥，旅游的经济、社会、生态、文化效应也没有得到完整的释放，这些是比较直观的一些问题。

TOP：一些旅游先进县开始做集团化的运营模式，在县里成立旅游公司，对资源进行统一的安排管理，您觉得这是一种发展趋势吗？

第8篇：如何发展乡村经济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 发展 规划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3-0098-01

一、城乡规划的现状

众所周知城市化的发展主要是从最初的工业化的发展产生出来的。最开始是因为工业化的诞生，使很多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并且因为这些劳动所带来的就业机会、报酬和生活环境这些因素都有非常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从而导致了农村的很多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进行转移。由于工业的不断发展。导致了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城市的面积也在不断扩大。这些原因被认为是近代城市规划的开端原因。

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贫民阶层的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在中国并没有出现，也可以说，中国并没有发生贫民窟的现象。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贫民窟，只是中国的贫民窟并没有集中的出现，只是分散的出现而已。

中国的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解放农夫群体。只有农民的经济被解放了，才能够进一步地进行城市化的改革。很多农民都是在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位生活，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依靠着辛苦的劳动赚取微薄的收入。他们在生活上并不稳定并且十分闲散，不能说这个人群没有受到政府的关爱，可是这些人群正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压力之下，出于种种原因，他们的生活相对拮据。

二、城乡规划的发展

理想的城市和乡村的结合和结构主要隐含了两个主要的特点。其中一个是将地方上的邻居作为城乡的最原始最初级的组织单位。可是这些原始的组织也拥有一定的资质的权利，就好像是城市里的村庄。这种思想所包含和关注的焦点是组成部分的地方性。最好的社区生活主要是通过合理的低密度的小型社区构建而成的。理想的城市应该是干净、整齐、有序、清晰的。

农村并不能够因为城市的发展，就成为城市的牺牲品，因为很多的乡村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乡村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在某些方面要比城市的质量高出很多。城市里面的很多优势并不能够因为分散的一点好处就对乡村进行舍弃。目前不管是就业还是上学，人口的密集可以让设施和联系变得更加的多样化。

从一个更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来讲，城市和乡村的二元结构的形成，是依靠着城市的规划所能够解决和发展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看待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城市和乡村的规划和建设之间的很多矛盾都是由于社会、经济和历史原因造成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因为缺少了很多的信任和合作，从而导致了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因此，如果要达到城市和乡村的一体化的目标，城市和乡村的规划必须能够符合以下几个要求。首先要加强经济的发展，不管是城市经济的发展还是农村经济的发展都要进行不断的融合，完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经济网络。其次要强调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发展的整体性，使城市和乡村加强相互之间的资源上面的分配和布局方面大的整体规划，使土地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必须强调城市和乡村发展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城市和乡村进行有机结合。

理清发展的头绪和脉络，才能进一步地发展市场经济的活力，实现整体上面的宏观调控，可以让城乡发展和规划达到整体的协调。城市和乡村的总体布局应该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不能够盲目规划，在进行城乡规划建设的时候，一定要立足城市和乡村的布局现状，符合乡村和城市的发展规划。严格地控制耕地占用。同时也要考虑到城市和乡村整体规划和建设的前中后三个阶段。避免城市乡村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冲突。要优势互补，相互协调。建立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增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联系和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带动的作用。

三、结语

城市和乡村的规划不能仅仅是依靠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是要完全地改变静态的计划经济的观念和理念。让城市和乡村的整体规划更加的综合，结合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发展也结合社会发展的综合的观念和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树立从一定的区域范围来研究和探索城市和乡村发展的观念和理念。

参考文献：

[1]赵珂.城乡空间规划的生态耦合理论与方法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7.

[2]赵珂，冯月.城乡空间规划的生态耦合理论与方法体系[J].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2009（1）：94-98.

第9篇：如何发展乡村经济范文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

这是梁鸿笔下的梁庄。一个中国中部再普通不过的村落，也是四十万农村的一个缩影。这样的缩影里有宗族势力，有村庄政治，有邻里恩怨。

王家少年了82岁的老太、光河用儿女交通事故的赔偿换来一幢楼房、道义伯即使火化了，也要把骨灰在棺材里撒成人形梁鸿通过这些真实的“个人史”，展现了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化危机。

对多年负笈城市的梁鸿来说，她爱梁庄。那里埋葬着她的母亲，生活着她的父亲、兄长、姐妹；她依恋它，在这里她度过自己的青春。

一个乡村女子，走着一条和众姐妹不同的道路，读书求学，在千里之外怀乡，直到2008年，她决心不再单纯“回娘家”，而是给这片土地一个记录。

“真正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梁鸿说。

于是，她用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眼睛记录下那些故事，写下那些连筋带肉的疼痛与困惑。

于是，就有了写给自己的村庄的书——《中国在梁庄》。

村庄缺失的精气神

一个乡村的真实与矛盾，类似密码。只有年年月月走过村头青石板，并在上面崴了无数次脚的人才能了然于心。

梁鸿曾是“在青石板上崴过脚的人”。村头那棵优雅的槐树，那些开花的枣树、苦楝树，都留驻在她对于少女时代的美好回忆。

真正开始调查，她发现对梁庄一点也不熟悉。越走进梁庄，越走进每一个人，乡村的复杂形态就慢慢呈现在她面前。在她看来，朴实温暖的故乡在发生着很大的改变——

记忆中的坑塘种满了莲藕，干净清澈，鸭鹅掠过水面，会留下白色划痕。而今成了污水坑，黑色的淤流，滋生着苍蝇和虫蚁。《水经注》里记载的湍水，早已不见了河坡青翠，黑亮的河面上漂着各色泡沫，用打火机点燃，能蔓延百余米。

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这像是一种交换，父母帮着儿子看孩子，儿子给父母养老。“你不养人家小孩子，将来老了谁管你？”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这几乎是村中老人的共识。所以，哪怕再苦再累，六七十岁的老两口带一帮孩子的现象，在梁庄极为常见。

梁鸿还写到了乡村文化的衰败、精神的困顿。随着撤点并校，书声琅琅的学校已经十来年没有学生了，甚至一度变成了臭烘烘的猪场。儿童逃学、上网打游戏，初中生等着退学，出去打工，对于梁庄而言，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在人们心中弥漫。

除了村庄大事，更有让人心生恻隐的人物小传：

村里有个媳妇春梅，丈夫常年出门打工，春节才回一趟家，年轻媳妇想念丈夫，人变得狂躁不安，逮谁和谁吵。婆婆当众骂她“花痴”，说她想男人想疯了。一天，她把化肥撒到别人地里，回家后喝敌敌畏自杀了。

村里有一位五奶奶，在青岛打工的儿子将11岁的孩子托付给她。60多岁的老人根本管不住调皮的孩子。一天，她在屋里做饭时，孙子跑到河里玩水，淹死了。

这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小人小事，在梁鸿看来，却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大的问题，“我们忽略了人心的东西。经济可以计量，可以作为功绩，人心却看不见。但是，人心又是一个民族情感健康和心灵温暖的基本因素。人心涣散了，我们拥有高楼大厦，拥有那么高的GDP数字，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也会累积出许多社会矛盾。”

2010年12月，《中国在梁庄》出版，梁鸿开始接触中国的乡村建设团队。

2011年夏天，梁鸿开始考察在外打工的梁庄人。她买了地图挂在家里，以梁庄为原点向外辐射，确定了南阳、广州、福建等七个地方。

她去西安采访蹬三轮的堂哥，去青岛采访镀金厂的老乡。这样的采访让她发现很多意味深长的细节，比如：你想听他谈在城市的生活，结果他们谈的都是梁庄。他们也在外面制造一个小梁庄，认干亲、走亲戚，即使在城市里，他们也在以村庄的模式、以传统的社会模式建构一个小环境。

“每次我都信誓旦旦地计划至少呆个七八天，但总是呆了两三天就想逃跑。他们生活条件之差总出乎我的意料。”梁鸿坦言，怀念能洗上热水澡的北京的家。

在梁鸿看来，《中国在梁庄》展现的是一个空巢的梁庄，大量的人都在外打工。“尤其是中青年，他们是梁庄的经济来源，也是梁庄的精气神。”

对于梁鸿来说，这本新书或许能将《中国在梁庄》中缺失的“精气神”补充完整，然而，那些日益凋敝村落的“精气神”，又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补充完整呢？

回望故乡，不只是伤感或幸福

《中国青年》：一本原本打算印刷几千册，供朋友之间交流的书，写出来之后家乡人疯狂去买，现在我手里的这本已是第九次印刷，这出乎你的意料吗？是因为书写当下中国农村的作品太少了，还是因为这本书的非虚构，触及到了村庄的真实与疼痛？

梁鸿：是的，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其实书写当下中国农村的文学作品非常多，并且，许多作家写得也非常好。但是，因为文学本身的影响力在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作家所运用的叙述方法可能也与大众的经验与阅读有一定距离，所以，社会影响力并不大。

《中国在梁庄》以非虚构的方式，尤其是以作品主人公“在场”的方式，带领大家回到乡村现场，回到记忆与现实的交错之中，更有现实感，更能够触及当代乡村现实的真实和疼痛，也更能触及读者内在的疼痛与记忆。所以，才有意外的反响。

《中国青年》：从城市里回忆，到近距离审视，曾经美好的梁庄逐渐支离破碎，距离成书又过去了一些时日，现在能说清楚梁庄在你的心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吗？

梁鸿：我还远远没弄清楚梁庄的形象。梁庄既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现实，也是一个坚硬的历史遗留物。梁庄的人生，梁庄里的传统，梁庄的命运，梁庄与我们这个族群，与我们自身的关系，我还刚刚开始探索之行。所以，回望故乡，不只是伤感或幸福，而是要弄清楚这伤感的或幸福的河流是怎么流淌，又是怎样扭曲、断流和干涸的。

《中国青年》：《中国在梁庄》书写的不只是你的家乡，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乡在这个时代的沦陷模样。环境污染、上楼建厂、青年远行，何人故乡不沦陷，如果从宏观的时间角度打量，当下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什么？

梁鸿：我们正处于一个断裂的时代，这不只是农村，而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我们正处于一种下坠的过程中。经济在增长，城市在增多，高楼在更高，广场在更大，我们的躯体在不断丰盈，然而，我们的内心却在不断萎缩。道德、传统、良心、公平、正义等等，都处于下落过程中。正如写作《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美国学者孔飞力所言，“我们最难以判断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对于生活正向何种方向发生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是变得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等问题的态度，同我们期待在经济发展时会发生的情况，可能大相径庭。从一个18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

当代农村正在呈现出这样一种“盛世的危机”。看起来，农村挣到钱了，但是他们的生存空间、精神存在、家庭际遇和幸福感反而越来越小。他们被迫与父母、孩子分离，他们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在越来越差，他们的工作环境也非常糟糕，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村庄也在经历着环境污染、人口减少、亲情淡漠等问题。他们进不了城，也回不了乡。这就是中国当代的农村和农民。

《中国青年》：如果说村庄是一个国家的温度计，那么，透过梁庄这枚温度计，我们能够窥到什么样的时代气候？

梁鸿：它让你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出了问题，我们的精神出了问题，我们的发展方向出了问题。有一天，我们，整个民族会失去村庄，失去自我，变成一个绝对的赝品。同时，自我也在扭曲，变成一个伪自我，像很多传统。

我悲观，但还要行动

《中国青年》：村庄里的学校变成养猪场令人怅然，然而更让人担心的是弥漫在乡村的失望与厌学，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办法能让这样的状况得以改观？或者没有办法，只能寄望于时间？

梁鸿：只悲观叹息肯定不行。但是，现在的教育模式只能使厌学更加严重。乡村“撤点并校”，镇上办大规模的寄宿小学、寄宿中学，甚至寄宿幼儿园。一个班里有一百多个学生，学生只能侧着身体坐，老师只能轮流改作业。这些孩子，被关在学校里，就像被封闭在一个容器里，没有机会接触大自然，没有机会体会亲情，没有机会去享受一个儿童、少年所应该享有的一切，怎么可能热爱学习、热爱家乡呢？所以，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进行新的调研，反思现在的教育模式，尤其是小县城和乡村教育模式。

《中国青年》：批评家李云雷在读完这本书之后说：“它向我们呈现出农村所面临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危机，而是心灵危机、伦理危机与价值危机，相对于政治经济危机，这是影响更加深远的危机。”你在书中提到的控制土葬、扒坟烧尸等事件，你觉得这些粗暴对农村伦理道德的割裂会在将来得到修复吗？

梁鸿：你问的这个问题很有反讽意味。这些事件和问题非但不会得到修复，反而会完全“消失”。中原大地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平坟运动”，村头田地里的坟头要全部被铲掉，因为它们占了耕地面积，一平百事了。坟既没了，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而民众的反对、对农村伦理道德的负面影响、对一个民族生命观和伦理观的轻视则完全不被考虑。

《中国青年》：是不是会有某些顷刻，你会想着如何介入村庄复兴村庄的文化或者经济，比如也来一个乡村建设实践？这也许压根不切实际。

梁鸿：我会介入。实际上，我现在已经在接触一些当代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和他们一起去考察乡村的现状，如何进行新的建设以恢复乡村的文化活力和经济活力，也书写文章以作为传播，扩大影响面等等。我悲观，但还要行动。

《中国青年》：听说你之后一直在考察在外打工的梁庄人，准备写《梁庄在中国》，现在写作如何？这些老乡又带给你怎样的思考？

梁鸿：去年至今我跑了十几个城市，去调查梁庄在外的打工者，已经基本完成，可能在下半年出版吧。

我重点考察几个层面：梁庄的打工者们在城市究竟如何生存？工作环境、生存状况、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如何？他们如何吃？如何住？如何爱？如何流转？他们怎样思考梁庄，怎样思考所在的城市，怎样思考自己的生活？以此来透视整个中国乡村在现代性思维和都市化进程中的命运和境况。

调查的结果让我很意外，也很沉重。这群进城农民的生活仍然是被遮蔽的生活。

一言以蔽之，农民“进城”的道路还很漫长。现在的城市政策、工厂制度、户籍制度和教育模式只能使城乡对立更为严重。通过惩罚、驱逐和规训的方式去对待进城农民，只能使农民成为恶民，只能产生怨恨情绪。他们需要平等、公平，需要一个完整的家。需要有自己的身份感和尊严感。可是，这些，他们很难得到。同时，这些情绪也会造成具体的社会问题，这是我们的发展必须关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