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要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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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

一、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文献综述

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分析就是将经济增长分解为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等不同因素贡献的测算过程。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文献主要从要素投入、要素升级、制度变迁和全要素生产率等4个方面展开研究。

要素投入主要是指劳动力、资本、基础设施等经济增长模型中最早使用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几乎所有关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文献中都会涉及到相关的要素投入指标。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由大量资本、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投入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投入产出关系看，都属于数量扩张型的（石磊，1994），世界银行（1998）估计，物质资本的增长可以解释37%，劳动力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可以解释17%，劳动力部门转移可以解释约16%。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们就已经发现资本与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并不能完全的解释经济增长。

要素升级主要是指在要素投入中所对应的将同质的要素区分为不同质量水平要素的投入，包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信息化水平等从质量上衡量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在技术进步方面，主要是通过研究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两个角度来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王小鲁等（2009）通过考察自主创新对全素生产率的影响来判断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在人力资本方面，人力资本的衡量一般是通过受教育年限来替代，王小鲁等（2004）、赖明勇等（2005）的研究都认为教育在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距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制度变迁主要是指非投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包括城市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度等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不是从直接投入来影响经济增长，而是通过制度上的变革而引起的变化。樊纲等（2011）认为1997年～2007年，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年均1.45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39.2%是由市场化贡献的。城市化伴随着各类要素由乡村向城市集中，促进了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出口导向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特征，对外开放使我国能够发挥比较优势，促进技术转移，从而提高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通过计算增长余值得到而不能观察到的所有因素所带来的增长。一般来说，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技术进步都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生产要素的量的投入一般不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如，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市场化改革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Chow和Li（2002）发现1978年以后TFP大约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2%，Bosworth和Collins（2008）则发现20世纪90年代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54.7%。

二、 要素投入与要素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机理

经济增长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二是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包括除要素投入之外其他引起生产函数发生变化而使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因素。前者可以概括为要素投入，后者则指要素升级。要素投入是指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劳动、资金、土地等资源的投入属于此类;要素升级是指生产要素“质的提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知识增长属于此类。在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理论中，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可直接增加产量或促进经济增长;要素升级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增加产量或促进经济增长（李佐军，2016）。

但是，要素投入并不能完全的决定经济增长，索洛模型中的余值就是劳动力和资本所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劳动力增长和资本增长要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幅度，而且在同样水平劳动力和资本禀赋下，不同国家或地区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经济增长水平。这样，对劳动力和资本的品质就逐渐进入到解释经济增长的范围当中，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和资本，改善品质能够大幅度的提高经济增长，既可以包括人力资本的提升，也可以是物质资本累积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信息化水平改善。人力资本也可以看作是劳动力，技术进步和信息化水平也属于物质化的资本。

?木?济增长理论来看，现代经济增长文献大致可以分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AK类型增长理论和R&D类型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外生参数的变化具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而新增长理论，无论是AK类型的还是R&D类型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外生参数的变化具有增长效应（舒元，徐现祥，2002）。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突破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以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禀赋和要素投入增长为基础的研究框架。要素投入会面临要素报酬递减和要素增速减缓的过程，那么就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要长时期的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依靠要素投入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依靠要素升级，改变生产可能性曲线，同样数量的要素能够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中各国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主要是由于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巨大差异。同时，要素升级还能够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变。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能够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技术进步也不一定能够影响经济增长，从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到生产技术的进步，中间还有许多环节面临不确定性，比如机会成本、路径以来、逆向溢出、要素禀赋、吸收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唐未兵等，2014）。

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因素。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存量通过知识积累来影响技术创新，最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初级教育和高级教育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初级教育作为生产要素直接促进最终产出，高级教育则通过加快技术创新与模仿的速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信息产业的崛起，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信息技术革命改变着传统结构和增长方式，能够调整产业结构使其升级换代，能够实现传统产业的信息化，优化劳动力和资金的使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要素投入和要素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根据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择1985年～2014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西藏自治区数据完整性较低，本文不予考虑）的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分为3类，一类是劳动力和资本，属于要素投入因素，第二类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信息化水平，属于要素升级因素，第三类是城镇化率、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属于制度变量。因此，在回归模型中，因变量为GDP，自变量包括劳动力（Lab）、资本（Inv）、技术进步（Tec）、人力资本（Hc）、信息化水平（Inf）、城镇化率（Urban）、市场化水平（Market）、对外开放度（Openness）、电力消费（Ele）、贷款余额（Loan）、货运量（Freight）等指标。劳动力和资本是C-D增长模型中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属于要素投入性质的影响因素。为了衡量要素投入和要素升级之间的差异，本文引入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为了解决劳动力和资本等指标对GDP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克强指数”中的用电量、贷款余额和货运量这3个指标。同时，引入城镇化率、市场化指数、对外开放度这3个控制变量。

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供给和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分别要提高0.451和0.159个百分点，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信息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分别提高-0.007 67个百分点、0.120个百分点、0.072 9个百分点。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以劳动力和投资为主，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人力资本和信息化水平虽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并不如劳动力和投资的影响明显。

考虑到1985年～2014年长达30年的期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逐步接轨，国际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冲击较大。因此，本文将1985年以来的发展阶段分为2001年及之前、2001年以来和2008年以来三个时间段，分别回归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表2可以看出，三个阶段中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变化较大，从2001年前后比较来看，劳动力的影响因素在下降，投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的影响因素都明显增大，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逐渐从要素投入向要素升级转变。2008年以来，要素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程度仍在不断下降，要素升级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特别是人力资本的影响能力不断增强。但是，2001年以来信息化水平的影响能力有所下降。制度变量中，城市化的和市场化的作用仍然较大，对外开放度的作用相对较为稳定。总体来看，要素投入在经济增长中仍然占有较为重要的影响，要素升级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加大，制度变量则一直处在相对重要的位置。但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来，要素投入的重要性有所增加，而要素升级的影响力在下降。

同时，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影响各地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按照通常的做法，将我国划分为4大区域。

从表3可以看出，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各不相同，但是劳动力和信息化水平仍然在各地区之间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东部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力、投资、信息化水平，中部地区则为劳动力、技术水平、信息化水平，西部地区则包含了所有5个影响因素，东北地区则包括除技术进步外的其他4个影响因素。要素投入仍然是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制度变量中，城市化对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而对东北地区则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东部地区影响并不明确，市场化水平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影响较大，对外开放度则仅在东部地区有较为明显的影响。总体来看，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以要素投入为主，但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东部地区要素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其他地区，而制度变量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有较大的影响。

四、 推进要素升级，促进供给侧改革

第2篇：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

关键词：制度变迁；市场化；经济增长；要素效率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004-04

引言

经济增长一直是各国政府和学者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专家学者们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得出了有益的结论。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及内生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对经济增长提出了全新的视角，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比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制度创新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国家有效地推行制度上的改革，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罗兰，2004），这种制度变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诺思，1994）。Chow（2002）、Wang和Yao（2003）、洪名勇（2004）、王立平、龙志和（2004）、王文举、范合君（2007）、江峰等（2008）等利用中国实际数据对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结论一致表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这些已有研究都并没有讨论市场化是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本文的目的是：一要考察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二要考察中国市场化对于微观意义上的生产要素效率提升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特点。本文对于正确评价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可以为更进一步推进改革提供实证方面的支持。

一、研究模型与数据

（一） 模型

一个地区的技术水平、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是决定其生产能力的主要要素。本文通过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表示这种关系，具体形式为：

Y=AKαLβeμ（1）

其中，Y表示国内产出；A为技术水平；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量；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该模型的特点是假定一个地区的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不变，这种弹性度量了要素的生产率；随机扰动项用于反映除技术、资本与劳动之外其他生产因素对生产的影响。

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经济的市场化可以通过市场来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但完全竞争包含着很丰富的内容，如公平竞争、制度合理（交易成本为零）、信息完全、分工理想等。然而，即便是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也没有达到完全的市场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不少见。经济的市场化本身就是一个发展进程，因此，它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也在不断地改变，从而要素的生产效率也将不断变化。因此可以将式（1）演化为：

Y=AbA0+bA1MKbk0+bk1MLbL0+bL1Meμ （2）

其中，M表示市场化程度；bA0+bA1M、bk0+bk1M和bL0+bL1M分别反映随市场化程度而变化的技术、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bA1、bk1和bL1描述了完全不存在市场化这一极端经济下技术、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bA0、bk0和bL0为市场化对技术、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要素效率的边际影响参数，即市场化对要素产出弹性的边际影响参数。

因此，在对式（2）取对数并引入下标i与t，i表示第i个地区，t表示第t时期，得到如下的基本计量模型式（3）：

lnYit=bA0lnAit+bA1MlnAit+bk0lnKit+bk1MlnKit+bL0lnLit+

bL1MlnLit+δi+εit （3）

此时，δi为个体非观测效应；模型中的εit为随机误差项。

考虑到产出可能会依赖过去水平，为了防止基本计量模型的设定偏误，本文通过引入因变量的滞后项而将其扩展为一个动态模型。同时，本文还在动态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E）及其二次项（E2）来考察人力资本与地区产出的非线性关系。动态模型的好处还在于，当模型中一些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时，可以通过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消除模型的内生性偏误，从而获得这些解释变量系数的一致性估计（Brackman et al， 2004）。因而最终得到如下的计量模型：

lnYit=ρlnYit-1+bA0lnAit+bA1MlnAit+bk0lnKit+bk1MlnKit+

bL0lnLit+bL1MlnLit+Eit+E2it+δi+εit（4）

式（4）中的反映了滞后一期产出对本期产出的影响弹性；其他符号如前所示。

本文将通过计量模型式（4）来研究中国市场化程度对地区生产力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二）数据

本文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发明专利授权量、就业人数分别作为各地区产出（Y）、技术水平（A）、劳动（L）的观测数据，这些数据均来自2001―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地区资本存量数据来自于单豪杰（2008）对1952―2006年中国各地区资本存量估计的数据；市场化数据来自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2007）在《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报告》中公布的市场化指数；人力资本数据用2001―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反映，在计算过程中小学以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中专12年、大学专科15年、大学本科16年、研究生以20年赋值，若是以大专及以上则赋值15.4年。①由于缺乏香港、澳门、台湾、四川和重庆的资本存量数据，因此，本文数据由不包括以上五个地区在内的29个省域，2001―2005年共五年的面板数据构成。

二、变量描述及相关分析

（一）各变量的基本描述

在表1中给出了变量的简单统计描述。表1显示中国各省区产出、技术、资本存量、劳动人数、人力资本及市场化程度大致呈上升趋势。市场化指数从2001年的平均水平4.61上升到2005年的6.49，年平均增长量为0.47，约为0.5，年均增幅达10.2%；但从市场化指数的标准差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间的市场化进程差异越来越大，这可能会成为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

（二）市场化程度与产出的相关分析

在表2中给出了市场化指数与产出对数的简单相关系数和控制了技术对数、资本对数、劳动对数和人力资本后的偏相关系数。从这些相关系数来看，市场化指数与产出对数均呈显著相关，这表明中国各省域的市场化程度与其产出之间均同向变动趋势。

三、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在计量模型（4）中，即使假定εit不存在序列相关，方程中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lnYit-1与复合误差项中的非观测效应δi也会存在相关性，从而导致混合OLS估计和组内估计的结果都是有偏的，一般而言，因变量滞后项系数（ρ）的混合OLS估计量会因非观测个体固定效应的存在而发生向上偏误（Hisao，1986），因变量滞后项系数（ρ）的组内估计量在短时间面板数据中则会产生向下偏误（Nickell，1981）。因此，为了获得各解释变量系数的一致性估计，本文采用两步系统GMM法对计量模型式（4）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3中的估计结果1，在5%的水平下，汉森检验和差分汉森检验均表明矩条件是有效的，但残差差分项无法拒绝一阶与二阶无自相关，这表明系统广义矩估计可能无效。在估计结果2中，在5%的水平下，残差差分项无一阶自相关，而二阶自相关存在，同时汉森检验和差分汉森检均不拒绝原假设，因此估计结果2的两步广义矩估计有效。

根据回归系数的估计结果，不管是估计结果1还是估计结果2，市场化指数（m）与技术水平对数、资本存量对数及劳动人数对数的交互项均为正，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2001―2005年间，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在技术水平、资本存量、劳动人数及人力资本处于这一时期的平均水平时，以各地区市场化程度每年平均变化0.5的幅度计算，将会使GDP增长：

GDP增长百分数=（bA1lnAit+bk1lnKit+bL1lnKit）×ΔM

=（0.0077×5.0775+0.0280×7.3159+0.0237×7.2783）×0.5≈0.2082

也就是说，在2001―2005年间，若其他条件处于此期间的平均水平上不变，以各地区市场化程度每年平均变化0.5的幅度计算，平均而言，就可以使GDP每年以高出0.2082%的增长速度发展。

以上的分析表明，市场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是巨大的。它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对区域技术、资本与劳动要素的配置而影响技术、资本及劳动的产出弹性，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

仍以市场化程度每年平均变化0.5的幅度计算，将使技术产出弹性E（A）、资本产出弹性E（K）和劳动产出弹性E（L）分别变化：

ΔE（A）=bA1ΔM=0.0077×0.5≈0.0039

ΔE（K）=bK1ΔM=0.0280×0.5≈0.0140

ΔE（L）=bL1ΔM=0.0237×0.5≈0.0119

计算说明，若各地区市场化程度每年以0.5的幅度增加，资本产出弹性E（K）上升最快，达0.0140，劳动产出弹性E （L）次之，为0.0119，技术产出弹性E（A）最小，为0.0039。由此看出，市场化进程通过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以样本期间资本存量的平均水平计算，市场化程度每增加0.5个单位，使资本产出弹性增加0.0140个单位，进而使经济增长0.1024%；使劳动产出弹性增加0.0119个单位，进而使经济增长0.0866%；使技术产出弹性增加0.0039个单位，进而使经济增长0.0198%；在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市场化程度每增加0.5个单位，将使经济增长高出0.2082%。

由此可知，在样本期间及以后一段时间内，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增加资本投资及扩大劳动就业是保证中国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根据前文的分析发现――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不断变大的事实，以及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可知，市场化进程的差异是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结论

改革以来，中国制度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市场化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日趋显著。本文利用2001―2005年间中国的省域数据，分析了市场化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及对要素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此样本期间，各省域的市场化程度通过对提升技术、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市场化程度对资本产出弹性的影响程度最大，对劳动产出弹性和技术产出弹性依次减小。

由以上结论可知，在样本期间及以后一段时间内，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增加资本投资及扩大劳动就业是保证中国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

参考文献：

[1]洪名勇.初始条件、市场化改革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4，(4).

[2]江峰，康继军，张宗益.企业市场化、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非平稳面板时间序列数据的经验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08，(4).

[3]李佐军.为什么“市场化改革”遭质疑 [J].中国发展观察，2009，(6).

[4]罗兰.转型与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6]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的再估算：1952―2006[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0).

[7]王立平，龙志和.中国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4，(2).

[8]王文举，范合君.中国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7，(9).

[9]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报告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0]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6)[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11]Brackman，S.，H.Garretsen，and M.Schramm，“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ages: Estimating the Helpman-Hanson Model for Germany”，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04，44(3)，437-466.

[12]Chow.G，Lin.An-loh.“Accounting for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A Comparative Analysi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2，(3).

第3篇：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资本积累 全要素成产率动态面板GMM

一、前言

众所周知，世界各国间经济增长速度存在显著差异。以往文献已对这一现象从生产要素积累、资源禀赋、宏观经济稳定、人力资本、法律制度以及国际贸易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解释。此外，金融发展程度这一变量也受到广泛关注。

Schumpeter （1934） 提出银行可以通过选择出具有创新优势的企业来促进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Levine （1997）认为金融中介可以通过分散风险，促进资源有效分配，提高企业管理效率，促进资金转移，及降低交易成本等途径促进国内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众多实证文献都证明了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仅有少数文章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个部分，即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此外，在一国金融发展的衡量上，以往文献多集中考虑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较少考虑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后来也有文献研究股市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详细研究股市的发展对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部分的影响。因此，本文从改善金融发展衡量和细分经济增长两个方面做出改进，较为全面地研究金融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利用2000年至2007年欧洲、亚洲和北美50个国家的数据，借助动态面板技术，探讨了金融中介和股市的发展对资本积累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本文的样本数据，我们发现，1）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股市对总体经济增长不具有显著作用；2）金融中介和股市在促进资本积累方面均起到重要的作用；3）金融中介和股市对全要素生产均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指标衡量

（一）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

下面式子描述了产出与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达到稳态前，我们可将人均GDP的增长分为两部分考虑：资本积累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

在现实中，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能完全解释一国经济增长。因此，本文将经济增长分解成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两部分。全要素生产率是考虑实际人均资本积累率后，残余的实际人均GDP增长。它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技术的发展，人力资本积累等等。本文用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代表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用实际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来衡量。根据Beck （2000）全要素生产率由实际人均GPD增长率减去0.3倍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增长率。

（二）金融发展指标

本文将同时考虑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用私人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金融中介的发展，选用股票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股市的发展。

三、数据

本文的数据样本包括50个国家2000年至2007年的数据 。资本存量增长率和政府消费与GDP比率的数据来自EIUCountrydata数据库。人均GDP，人均GDP增长率，通胀率，人口增长率，进出口总和占GDP比重等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存款性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对私营部门的信贷占GDP比例及股市市值占GDP比率等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金融结构数据库。平均受教育年数数据来自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

四、实证模型与方法

（一）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的基本模型如下：

x是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本文首先将私人贷款与股市市值之和（金融系统发展程度）加入模型，考察金融系统发展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然后将私人贷款和股市市值同时加入模型，分别考察金融中介和股市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Xi，t是控制变量，根据Beck （2000）选取初始人均实际GDP，平均受教育年限，政府规模，贸易开放程度，通货膨胀等变量为控制变量。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初始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国家通常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加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控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高的人力资本一般意味着更高的生产率和个人收入，因此该国将有更高的经济增长和储蓄。政府规模，即政府消费与GDP的比率，可以衡量不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公共消费。贸易开放度，即进出口总和与GDP的比率，可以用来衡量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加入通货膨胀率这一变量可以控制一国宏观经济稳定与否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计量方法

为了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估计结果的偏误，本文使用动态面板GMM计量方法。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时间序列较短（8年），而截面单位数量较大（50个国家），因此适用于该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此外，考虑到GMM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取决于工具变量的选择和无序列自相关的假设，本文也对回归模型进行了Sargan检验和序列相关性检验，以确保GMM模型的适用性。

五、回归结果及解释

回归结果与本文的预期一致，金融中介和股市均能促进资本存量增长。金融中介的发展能够帮助企业募集更多闲置资金，用以扩大生产，并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累积更多资本。因此，资本存量的增加与金融的发展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股票市值也对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增长率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股市为流动性不足的项目的融资提供了更多机会，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股市为他们提供了对冲和分散风险的机会，从而促进更多资金进入股市。因此随着供给和需求的增加，投入的资金量和交易量随之上升。

我们发现金融发展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无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是除资本积累增长之外残余的经济增长率，影响其变动的因素极为复杂，在学术界的研究中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释。虽然有些学者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JamesB.Ang（2011）认为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业的高薪会使得人力资本将从创新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从而导致技术创新降低。

六、结论

本文重点从实证上研究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发展对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总量增长的影响。运用动态面板GMM分析方法，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金融中介的发展对于人均实际GDP的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股市的发展对人均GDP的增长不具有显著影响。第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均会对人均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有显著正影响。第三，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中介的发展还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都没有显著的影响。

参考文献：

第4篇：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 生产要素 劳动力质量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6-0051-05

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也面临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诸多制约因素和约束条件。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本世纪中叶之前的我国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二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三是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预测达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1] 这个预测和现实也表明，“人口红利”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劳动力比较成本优势已经开始出现转折点，有利的“人口红利”决定劳动力结构将会提前发生变化，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因此，与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本、劳动与要素生产率的三大动因相关联的“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等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一、 资本、劳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析

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土地（或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土地（或自然资源）是进行任何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是进行生产的载体，是体现劳动者本身的资本；资本是用于投入生产或经营、用货币表示体现在物质方面上的财富。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经济学家认为，除了常规的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外，往往还有一部分增长不能由这种要素来解释。也就是说，除了增加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外，国民产值函数的“残差”(residual）因素也在起作用。实际上，这是一系列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综合表现，人们称其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简称TFP)。

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提高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也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如，前苏联曾经一段时期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其经济增长是依靠生产要素增加投入而在外延上实现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微小并呈现日益降低的趋势，导致经济增长不能持续。在20世纪50-7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9%。在这个增长率中，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份额为负数。资本和劳动力对增长率的贡献中，有大约13%被生产率水平低下而产生高投入低效率。改革开放后，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到8-9%左右，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大大提高。在这一期间，我国逐渐步入世界市场资源配置轨道，扩大对外开放和提高贸易依存度。如，从1978年贸易依存度为9.8%，提高到1985年的23.1%，1995年的40.2%，以至2006年的70.8%。在1979-1984年期间，全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只有41.04亿美元，2006年则达到735.23亿美元，增加了18倍。由于大量物质资本投入和贸易扩大，逐渐提高技术层次，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所造成的人口红利，我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4世纪的高速增长。

《世界银行报告》（1999）对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在此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9.5%的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对此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为16%，全要素生产率为30%。10年后，国内学者李善同等在《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增长前景分析》[2] 中的分析较为客观，认为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5年，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因。按照索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核算”分析方法，① 测算出我国1978年以来三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结果如下。

过去25年中，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推动力是资本投入与资本积聚。1978-2003年资本平均增长速度为9.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3.2％，导致GDP年均增长9.3%中近6个百分点。相对于资本来说，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逐渐减弱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劳动力的增速明显放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下降到10％以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成为继资本之后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虽然部分时期较低，但整体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基本接近30％，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水平。过去20多年，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生产率产业之间和不同所有制之间的重新配置，促进了整体生产效率的改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促进了效率的提高；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以及自身的技术创新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教育水平改善了劳动力要素的质量等等。

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程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边际效率逐步递减的趋势，提升空间有限；面临“人口红利劳动力结构即将结束”以及资源与环境等约束条件下，劳动与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劳动力质量提高具有发展潜力空间。由此，我国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中“从技术层面上加大自主创新、从劳动力层面上提高劳动力质量”成为现实的必要。

二、 GDP产值与劳动力结构的非均衡分析

据资料，2006年我国GDP增长10.7%，达到20.9407万亿元。从总量上看，这是我国GDP首次突破20万亿元；从经济增速上看，10.7%创下了自1995年以来的新高。但是，三次产业产值与劳动者结构存在着“非均衡”，以及呈现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低的反向变化是未来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

（一）三产产值与劳动力构成比重的“非均衡”

GDP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在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均衡的，三次产业的GDP比重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基本趋于一致。从GDP分布结构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第一产业比重均在3%-5%以内；第二产业比重一般为30%左右；第三产业比重多为65%以上。相应地，劳动力结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与产值结构基本相似，GDP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呈现均衡的、先进的结构水平。目前，我国约有近一半的劳动力还在从事传统而低产值的农业生产。一方面，尽管50%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值仅占GDP的15%左右，却为中国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作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50%的劳动力仅创造了15%左右的GDP，低水平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可忽视的现实。与此同时，第二产业产值略超过50%，但它所吸纳的劳动力却仅占22%左右，即“22%劳动力创造50%GDP产值”。这既不是我国工业总产值虚高，也不是工业生产效率和运行质量提高的结果，是资本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和GDP增加的原因所在。我国三产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非均衡”（见表2）。

有关专家称这种现象为“产值工业化”。[3]“产值工业化”最现实的注释为，工业经济增长中数量扩张大于质量提升，主要为资本要素的增加而带来的GDP增加；GDP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先进性没有凸现和劳动力质量需大大提高；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在“产值工业化”的背后劳动效率、节约能耗、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存在有待大力改善的问题。产值工业化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前的准备阶段，直接关系到技术层次升级、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劳动力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

（二）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弹性的反向变化

在技术与资本不足的前提下，增加劳动力数量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随着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增加，劳动力质量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弹性呈反向变化趋势，即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低，对劳动力质量的需求逐渐扩大。经济增长的劳动弹性系数是可以测量劳动力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衡量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关系最常用的指标。它是指劳动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比值，即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劳动增长的百分点。用公式表示为:E=L′/G′，其中E为劳动弹性，L′、G′分别为就业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人们可以用劳动弹性来衡量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果，间接反映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年鉴》（2005）数据计算：

据统计资料，我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41.7%上升到2004年的57.9%，“人口红利”直接的反映是大大增加了劳动力数量。1953-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劳动弹性系数达到0.397的数值，技术与资本的投入有限，劳动力增长贡献大。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进一步增大到0.541的水平,其后逐渐减低；90年代后减低趋势明显，减低到0.108的水平。2001-2005年，经济增长速度年均为9.58%，但劳动弹性系数仍在减低，达到0.078的水平。上述数据说明，我国在技术装备陈旧落后和资本缺口大的情况下，劳动增长率增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随着改革开放后的技术装备的进步、资本集约度的提高，提高劳动力质量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

三、 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质量的均衡关系

经济增长方式所决定的，劳动力质量的需求是不同的。粗放型或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劳动力质量以及技术应用存在差异。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存在反作用，存在着高劳动力质量与高经济增长质量均衡与递进关系，如出现GDP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GDP增长率与劳动弹性的相对“均衡”，三大产业产值与劳动者就业结构一致；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和劳动力质量也相应提高，进而提高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一）资本投入与技术水平层次的变化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和资本投入导致技术水平层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结构内部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升级特征。这些技术升级和技术层次的变迁，由物资资本投入完成和可以直观看到发生的变化。从不同技术水平工业部门所占产出份额来看，高技术产业由1993年的不到10％增加到2005年的超过20％，增幅达到14.9个百分点。而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和低技术产业的份额则有大幅的下降，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从28.7％下降到23.1％，下降5.6个百分点；低技术产业从17.7％下降到9.2％，下降了8.5个百分点；中技术产业的份额则变化不大，略微下降1个百分点。① 见表5。

表5说明，资本投入不同，技术层次的变化趋势是高技术与低技术比重的变化，低技术资本投入持续降低，高技术资本投入持续提高，中技术资本投入基本维持不变。与此相关联的，以物质资本投入的变化带动技术层次的升级，带动对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质量的市场需求。

（二）资本投入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

与上述同理，一般低技术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成本不高，投入不大；拥有中技术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需要继续维持投入，因为它涉及面广，这是提高劳动力质量的关键；同时需要不断加大对高端技术蓝领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投入，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一般而言，物质资本投入与产出是直接的关系；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是间接关系。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进程看物质资本的投入要先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从效果看物质资本投入的“政绩”要直观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但从社会效益看人力资本提高是转变经济增长的关键。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他认为，人力资本就是人口质量投资，是一种能力资本、人力素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经济增长的源泉。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超过物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其二，人力资本在各个生产要素之间发挥着相互替代和补充作用；其三，“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证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的素质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少，人力资本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重要得多。在经济社会中，劳动力质量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的素质、态度和技能应用等。无论是社会或个人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既体现劳动者本身的资本，也体现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发挥着比物质资本更为重要的作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如系统接受教育、岗位与技术培训、继续教育和企业文化的认同等等，其目的就是要通过人力资本去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提高经济质量。

在对深圳人口总量与经济增长均衡关系的问题上，实证分析的结果是深圳常住人口数量增速与经济总量、工业总产值的增速相比呈逐渐下降趋势，表现为对数曲线。1978-1989年深圳经济总量每增加1万元，就要增加1.41劳动力；1989-1994年为0.288劳动力；1995-2003年为0.175劳动力。1979-1993年深圳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万元，就要增加1.07劳动力；1994-1999年为0.233劳动力；2000-2003年为0.140劳动力。从总体上看，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是逐渐下降的，这是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中有机资本与技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发生变化的表现。否则，深圳GDP总量的增加与劳动力数量的同步增加，将是深圳各项资源条件难以承受的。[4] （P164-165） 上述说明，人口、劳动力数量与国民经济产值呈现对数曲线，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反映，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所要求的，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因中变劳动力数量为劳动力质量的转折点。

[参考文献]

[1]蔡P. 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持续[Z]. 中国经济报告，2006-11.

[2]李善同，侯永志等.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增长前景分析[J]. 管理世界，2007，（2）.

第5篇：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

0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表明，在引致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中，一方面，资本投入的增加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从总体上看，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资本形成是引擎，资本的效率则是关键。改革开放初期，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资本稀缺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动员了国内储蓄，激活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提高了微观层面的资本效率；而且通过廉价的土地供给和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外国资本与国内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促进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提高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说，国内资本的加速形成和国外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加上资本效率一定程度的提高，是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增长与资本形成表现出非均衡性；另一方面，在短期内，就业增长与中国经济之间表现出非一致性，而这似乎背离了传统经济理论带给人们的一贯认识：“就业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那么究竟就业与经济增长是何种关系？本文通过计量实证分析发现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相反在长期均衡时间内却保持了一致性，经常保持在1：2的要素贡献率，继而提出政府不能把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当作是使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最后提出目前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应该实现从就业带动增长到就业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转变，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因此，分析资本形成、就业人员人数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解释经济增长的资本因素和劳动力因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些研究对于生产两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林毅夫（2001）以1981―2010年GDP增长率、资本效率等统计数据，通过国民收入恒等式考察了资本形成和就业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他通过深入探讨资本形成和就业人数两个变量的性质，使用多种联立方程估计方法，包括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似不相关估计（SUR）、有限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LIML）和完全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FIML），以根据不同估计方法估计结果所提供的信息来判断最佳的估计方法。根据林毅夫的估计结果，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对两要素的弹性数值大致在0.5左右。该弹性数值在上世纪80年代则相对较低，可能主要是因为两要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有增长的趋势。两要素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增加必然增加两要素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陈东平（2001）通过使用中国1980―1998年的国民收入、资本存量、劳动力总数、进出口总额等数据，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进口、出口以及劳动和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了进口、出口以及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大于就业人数。

本文根据1981―2013年中国的经济数据，通过使用协整模型对两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中国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在存在协整关系的情况下，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对产出的长、短期弹性，从而判别哪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更强。

2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样本取自1981―2013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用从业人员（L/万人）、资本形成（K总额/亿元）来反映生产要素的投入；使用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反映经济增长。我国GDP、从业人员、出口总额（EX）与资本形成如表1所示。

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取对数，考察lnGDP，lnK，lnL即经济增长率、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率，从业人员增长率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利用EViews软件输入样本数据GDP、L和K，生成新序列lnGDP、lnK和lnL，然后依次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表11981―2013年我国GDP、资本形成总额K

t-Statistic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1.423358 0.557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GDPt-1系数的τ值为-1.4234，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τ-26210，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GDP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GDP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表3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269919 0.0002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见d（lnGDP）是平稳的，因此lnGDP是二阶段单整的。

（2）对lnK进行单位根检验，首先我们用lnK的两个滞后差分对lnK序列估计，使用上述数据估计结果如下：

ΔlnKt=0.1376-0.0043lnKt-1+0.4633ΔlnKt-1

Eviews运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Eviews运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0.442211 0.8895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616615% level-2.96041110% level-2.619160lnKt-1系数的τ值为-0.4422，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τ-26192，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K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K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

表5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97983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可见d（lnK）是平稳的，因此lnK是二阶段单整的。

（3）对lnL进行单位根检验，首先我们用lnL的两个滞后差分对lnL序列估计，使用上述数据估计结果如下：

ΔlnLt=0.8054-0.0710lnLt-1

Eviews运行结果见表6。

表6Eviews运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3.053459 0.040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537305% level-2.95711010% level-2.617434lnLt-1系数的值为-3.0535，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τ-3.6537，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L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L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7。

表7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6.40991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可见d（lnL）是平稳的，因此lnL是二阶段单整的。

（4）综上可见，lnGDP与lnK、lnL都是二阶单整的，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做lnGDP关于lnK、lnL的OLS回归，消除自相关性后得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消除自相关性后得回归结果

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 LNK0.5977950.0758227.8841530.0000LNL0.5430350.1334764.0683970.0004AR（1）1.1272080.1938525.8147800.0000AR（2）-0.1566530.192565-0.8135060.4230根据输出结果，可得lnGDP与lnK、lnL的长期平均均衡表达式：

lnGDPt=0.5978lnKt+0.5430lnLt

（7.8842）（4.0684）

从表8回归结果看，回归系数全部通过t检验，不存在自相关。

（5）根据表8的回归结果计算残差序列e，对其进行ADF检验，得表9残差序列检验结果。

表9残差序列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451514 0.0001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从回归结果可知残差项是平稳的。因此，可得出lnGDP与lnK、lnL存在协整关系。基于上述协整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两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因果关系，根据格兰杰表述定理：若两种变量（Xt和Yt）是协整的并且每个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那么，要么Xt一定是Yt格兰杰原因，要么Yt一定是Xt的格兰杰原因。在本文中，至少能说明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在。表2-表8回归结果也表明，本期从业人员每增长1%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43%；资本形成总额每增长1%时，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98%。

（6）接下来分析短期两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EViews软件建立lnGDP关于lnK、lnL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以滞后一期残差项作为误差修正项，可建立如表10所示的误差修正模型。

表10误差修正模型

R2=0.6920d=1.7727F=17.2895

模拟拟合优度较高，方程通过F检验、DW检验，各回归系数符合经济意义，其中，d（lnK）、d（lnGDP（-1））在1%水平上显著，d（lnL）、RESID（-1）不显著，其中变量的符号与长期均衡关系的符号一致。结果表明，本期lnK、lnL和上一期lnGDP在短期内每增长1%，GDP将依次增长0.0493%、0.3716%和04986%。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它表明lnGDP与长期均衡值得偏差中的27.21%被修正。此ECM模型反映了lnGDP受lnK、lnL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根据估计结果可知，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对产出的长期弹性分别为0.598和0.543，短期弹性分别为0.372和0.050。

3结论

第6篇：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

经济增长首先要有数量的扩张，才能谈到质量的提高。并且，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需要建立在经济增长有持续的数量保证的基础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定义：“持续增长是指不为短期波动掩盖的一种量的增长。”可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是一个长期的概念，它并不否定经济当中存在着“短期波动”的现象，而是强调：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经济总量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和哲学上的辩证法是相统一的，即“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常表现为螺旋式的上升运动和波浪式的前进形式”。经济的这种持续增长性是保证经济增长质量必不可少的前提。

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短期中，只有当一国的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相一致时，经济的增长才是稳定而均衡的，不相一致时，经济就出现波动；在长期中，当实际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同时等于自然增长率（又称“潜在增长率”）时，才能既实现均衡增长，又保证充分就业，从而成为一种合乎理想的长期增长状态。现实当中，经济要持续这种“刀锋式增长”固然是很难的，不稳定是常态，但我们仍需要追求各年的增长率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经济过度波动，会造成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对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三、经济投入产出效率

经济增长是由投入的生产要素决定的，投入要素的数量、质量以及要素间组合配置的效率都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一般而言，生产要素至少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其结合因素。

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直接表现为经济增长效率，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对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分析和核算认为：经济增长通常可以通过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种方式来获得，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其中，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即在不扩大要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改善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被认为是更有效率且可持续的。

四、科技进步

在经济增长的结果中，技术进步可以表现为产品的更新换代、产品质量升级和品种增加、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等多种形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与经济系统中的其他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对此，卢卡斯研究认为：与人力资本相匹配的技术进步投入要素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最有潜力并且最有效的。

五、经济结构

在各类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费歇尔(A.G.B.Fisher)，确立了我们所熟悉的三次产业分类法，即把广义的农业称为第一次产业；把广义的制造业或工业称为第二次产业；把包括所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以外的其他经济活动称为第三次产业，并指出第三次产业的本质在于提供服务。

除了产业结构以外，经济结构还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内结构、城乡结构等多种区分。经济结构的各层次特征，共同构成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要素。

六、产品质量

经济增长的大部分结果直接体现为向市场提供的产品的增加，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和无形的服务产品等。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都是以“产出是有效的”为前提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一般不考虑产品质量问题，不考虑因产品质量问题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然而，如果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所在，则在我们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中，产品质量成为衡量资源配置有效性不可或缺的因素。

七、竞争能力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已成为大趋势的形势下,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都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而总是在国际、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环境下实现。因此,竞争能力的强弱,对于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实力、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经济增长质量高低的重要表现。

八、人民生活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生产目的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无论是同志在“三个代表”中提出的“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的宗旨”的思想，还是“十五”计划编制中首次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都强调了这一点。经济增长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只有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才能称其为高质量的。人民生活水平受到收入、消费、储蓄、科教文卫、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人民能否真正从经济增长中得到较多的实惠，反映了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

九、资源环境

经济增长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制约，其中自然因素，即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人类在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盲目扩大生产和消费，物质和能量需求不断扩大，而不注意资源的节约再造和环境的保护，则经济增长必然与自然供给能力之间形成矛盾和对立。如果人类认识到环境的客观属性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将自身需求量和废弃物排放量控制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环境，则环境将在人类引导下向着有利于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存的方向发展，此时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的定义，意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毋庸置疑，是否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对待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是经济增长质量重要的衡量标准。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质量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稳定性和投入产出效率、科技进步、经济结构、产品质量、参与经济竞争的能力及潜力，而且包括人民生活、社会福利，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程度等等。经济增长质量作为一个综合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方面范畴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整体在资源的配置、利用和满足人民生活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上所综合表现出来的优劣程度。

[摘要]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关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议题显得格外重要。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九个方面做出了界定和论述。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界定

参考文献：

[1]岳鲁，袁关林.简明质量管理词典[M].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15.

第7篇：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

关键词：要素推动；创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2）18

中国的GDP增长从2010年一季度12%的顶点一路下滑，到2012年一季度的8.1%，这也许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管理粗放、低工资低保障为致命缺陷的纯粹追求GDP的发展之路走到尽头。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已迫在眉睫，从要素推动走向创新推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必由之路。

1　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分析

1.1　理论模型

通常来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以下源泉：土地（或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土地（或自然资源）是进行任何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是进行生产的载体。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有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物质资本是用于投入再生产的部分。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除了常规的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导致经济总量（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外，往往还有一部分增长不能由这种要素增加来解释。也就是说，除了资本和劳动对产出增加做出贡献外，还有一种未被发现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系列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综合表现，所以将其叫做“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把全部生产要素归纳为三个：资本、劳动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

1.1.1　劳动

劳动指劳动力的增加，可分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有三个来源：人口的增加、人口中就业率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增加。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则是文化技术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数量的不足可以由质量的提高来弥补。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的作用由数量推动逐步转向质量推动，在经济增长的开始阶段，人口增长率也高，这时劳动的增加主要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人口增长率下降，劳动工时缩短，这时就要靠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来弥补劳动力数量的不足。

1.1.2　物质资本

从发展经济学看，资本形成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不断的累积性的资本形成过程，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量研究表明，资本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

1.1.3　全要素生产率

生产率是指在经济活动中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反映一定时期特定技术系统投入产出的转换效率。由于研究的目的不同，有时只考虑单一投入要素，仅计算产出与单一要素投入的相对比率，被称为单要素生产率。如果同时考虑几种生产要素投入，由于要素可以互相替代，所以产出与全部投入之比，就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全要素生产率是以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占总成本的比重或要素产出弹性为权数，各项要素生产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一个综合指标。它的提高既反映要素投入效率的提高，又反映要素组合配置效率的提高，表现为综合生产率的增长，实质上是知识、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因素作用于投入要素而引起要素品质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最早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于1942年提出。20世纪50年代是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形成和大发展的年代；60年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从理论转向了实际应用；70年代，西方经济理论界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不断“组织化”，政府对这一研究日益重视，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世界银行在其编撰的有关研究报告中，用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各成员国有关经济活动的效率。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表现为技术进步，因此学术界常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作为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代名词。

1.2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要素结构分析

结论：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投入强力推动。从增长速度来看，无论是在总时间段还是在3个子时间段内，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都是最快的。1979～2007年，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5%，高于GDP的增速。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在总时间段和在3个子时间段内，资本也是最大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3.5%，高于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与TFP的贡献率之和。从3个子时间段的发展趋势看，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持续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幅增加，每两个子时间段之间的贡献率增幅都在10个百分点以上。

第8篇：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

[关键词] 长期经济增长 增长核算 外溢效应

一、增长核算给我们的启示

增长核算背后的中心思想是，产出的增长能被分解为可归因于投入要素增加的增长和未归因于投入要素增加的剩余增长。归因于特定投入的产出增长率等于此投入在GDP中的份额乘以此投入的增长率。产出的增长超过了投入的贡献。产出增长率与投入增长的贡献之间的差距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即它表示各种形式的技术变化总的影响。根据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始终是增长的主要源泉。德里格斯等的结论：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别能解释工人平均收入差别的60%以上。在解释工人平均收入增长率的跨国差别时，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甚至更大。全要素生产率差别能解释工人平均收入增长率的跨国差别的大约90%。

为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我们需要理解什么因素促进知识的积累，特别是什么因素提供了对知识创造的激励。这自然地导致我们去探求下列因素的影响：研究和开发、干中学、外部性,以及报酬递增；同时也导致我们去考察鼓励或者不鼓励知识创造的制度因素。

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

1.物资资本的积累是重要的，但物资资本的积累不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跨国数据表明较高的人均产出总是伴随着较高的人均资本存量。但研究表明：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则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实证分析发现传统的要素(劳动和物质资本)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积累推动的增长有两个重要特征：(1)长期内人均收入增长率趋同于技术进步率。增长率随资本密集度而变化：资本劳动比率越高，人均收入增长率越低。(2)收敛性：如果真实人均GDP的初始水平越低，那么模型预测的增长率就越高。但实证研究表明：如果除了初始资本密集度以外，所有的经济体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那么收敛性在绝对意义上会成立。然而，如果经济体具有多方面的差异――包括储蓄倾向、生育倾向、工作意愿、技术的取得和政府政策等方面的差异――那么收敛性仅在条件意义上成立。既然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终极根源，那么经济增长理论就不应该关注投入的积累，而应该关注技术进步。

2.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土地、劳动等要素受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不可能决定长期增长,但知识或技术进步则不同,它决定着不断变化的各种投入要素的组合方式。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即使同样的投入要素也可以以异常多样的形式加以组合,由此带来边际生产力递增的无限空间。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1)内生化的技术进步。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并且是“内生的”,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也许是随机出现的,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2)规模收益递增。在长期增长的经济过程中收益递增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必需的。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增长模型中,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说明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与动力。

(3)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在于分工的演进,而分工的动态演进是由经济中的边干边学引起的。边干边学的存在使个人的生产经验不断积累,生产的收益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经济的专业化水平不断加深和经济的内生增长。

3.国际贸易和知识的国际流动是一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因为知识跨国流动，国际贸易和投资影响对创新、模仿和使用新技术的鼓励。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可以加速先进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从而提高贸易国的总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国与国之间开展贸易可以节约一部分R&D费用,间接地增加了本国国内的资本积累,从而使各国经济得以更快地发展。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可以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加快自身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可以形成一种“赶超效应”。

4.经济和政治制度影响对积累和创新的激励，最终影响国家的长期增长。目前的研究表明：与研发投入或物质及人力资本积累相比，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更基本因素。许多结论目前尚为尝试性的：意义重大的技术进步一般都发生在能够较好的保护私有产权的国家。实现对产权的保护需要建立以下两种制度：促进交易的法律制度和限制行政官员权利的政治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并不是增长的充分条件，因为重大的技术进步一般会导致经济组织的重大变革，因此，一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取决于其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而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又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参考文献：

第9篇：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　投资需求　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作用。消费需求作为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既是GDP的组成部分，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助推器。投资需求作为一把“双刃剑”，短期可以增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长期可以形成一定的生产力，增加社会产品的生产能力，提高商品供给，推动经济增长。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出口的增长会导致国内有效需求的增加，有利于一国进行必要的外汇积累，资本和技术的进口，从而提高生产能力。另外，出口的增加也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效益。

一、“三驾马车”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拉动分析

按支出法统计的GDP是从需求角度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总量指标，它由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部分构成，其公式为：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固定资本投资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三大需求要素各增加量之和即为当年GDP总的增加量，其中每一要素的增加量占GDP总增加量的比重就是当年该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而用这一贡献度乘以GDP的年增长率就是该要素对当年CDP增长的贡献率。用公式表示即为：

某需求要素贡献度=某需求要素增量／GDP增量×100％：

某需求要素贡献率：某需求要素贡献度／GDP增长率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一)最终消费需求对青海省经济增长贡献较平稳

1994―2008年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分别为55.53％，72.24％，―27.77％，最终消费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位居第2。从时间区间上看。最终消费需求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比较平稳，1997年仅为-0.63个百分点，对经济的增长贡献为6.96％，成为这15年间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最低点；2005年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又达到高峰值，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91.85％，对经济产生11.21个百分点的拉动力，极大地带动了青海省经济的快速发展。2008年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下降趋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2.56％，拉动经济增长4.13个百分点。从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总体波动趋势上看，除了1997年之外，最终消费对青海省经济增长贡献相对比较平稳，2000―2007年年均贡献率为75.55％，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和推作用。

(二)资本的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影响较大

从上表可以看出，资本的形成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1994―2008年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上看，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高达72.24％，平均拉动力为7.8个百分点，位居第1。从总体趋势上看，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波动性也较大，呈“双u+双N”形式。1997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92.84％，对经济的拉动为8.36个百分点，之后在2001年又达到高峰时期，对经济增长完全起拉动作用；2001年经济增长率为13.82％，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达140.64％，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16.45个百分点；2002年资本形成仍对经济增长起绝对拉动作用，对经济增长拉动13.54个百分点，贡献率达111.89％。15年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峰值之差达80.72％，落差较大。2008年虽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但青海省的资本形成对经济的拉动仍呈上升趋势，拉动力为10.47个百分点。比上年增长了1.9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2.46％。

(三)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波动较大，且对经济增长呈负效应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又深居内陆地区，其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较低。“八五”之前其贸易主要以农畜产品为主，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虽一改过去单一产品对外贸易出口的格局形式，但由于自身技术水平的限制，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对外贸易产品需求更加趋向专业化、技术化、科技化。从而极大制约了青海省对外贸易发展，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处于劣势地位。1998年之前，青海省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正值，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均在1个百分点之上。自1998年开始，青海省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负值，而且下降比速较快，2001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到116.10％，达到对经济影响的最低点对经济的拉动为-13.58个百分点。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产品技术含量较低，不能达到相关国际产品标准，致使对外贸易发展遇到了阻挫，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二、基于索罗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三驾马车”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本文运用索罗模型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行分析。

根据三大需求要素与YfGDPI增长之间的关系，以总消费TC，总投资I，进口(M)和出口(x)为解释变量，以GDP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如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LnY=C+alnTC+BlnI+γ／lnX+δlnM

本文根据青海省1983―2009年相关数据，运用E-views5.0软件进行OLS分析可以得出：

由于R2=0.99，几乎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高。根据F分布表可知，时，F=5029.4>FOD1(4，22)=4.31，回归方程十分显著。由于to=3.36，t1=7.26，h=13.31，t3=3.03，t4=-0.19，给定显著性水平a=0.05，查t分布表中自由度为22(n-k-1=27-4-1=22)的相应临界值，t.(22)=2.074，可知t值除了进口外都大于该临界值，所以拒绝原假设，即除了进口外的四个解释变量都在95％的水平下影响显著，都通过了变量显著性检验。D.W=1.04.查D.W.检验上下界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k=5(包括常数项)，n=27时有du=1.76，dt=1.08，很明O

由于R2=0.99，几乎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高。F=3257.9>F0.01(4.21)=4.37 to=2.63，t1=3.77，t2=4.08，

t3=2.81均大于ta(21)=2.080，模型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又由于1.76

通过上述模型我们可以得出：消费每增加1％经济将增加0.36％，投资每增加1％经济将增加0.63％，出口每增加1％经济将增加0.02％，进口每增加1％将使经济减少0.01％。从弹性系数角度分析可知，投资是青海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消费次之，而出口对促进青海省经济增长的作用偏小，进口对经济增长起反向的拉动作用，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青海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和投资推动。

三、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模型和数据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青海省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趋势更加明显，经济增长对投资增长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在日益提高，消费在未来数年内将超过投资贡献成为促进青海省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就目前来看，青海省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不大，相关性不强，不是青海省GDP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但从长期来看，青海省对外贸易依存度一度呈上升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渐深入，进出口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可能与投资和消费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分伯仲。

为进一步促进青海省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满足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投资对产出的影响大于消费，且贡献率较大。这是由于青海省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青海省应加大投资力度，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益，充分调动民间投资，满足地区经济建设需要。同时，由于青海省的投资主要投向了高能耗的粗放型部门，所以收效甚微，低水平重复投资现象严重，对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破坏，今后应致力于改善投资结构和投资力度，以提高投资的利用效率。

(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主动力。虽然投资需求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但由于投资需求是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其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力量。因此，无论从量还是从增长率角度来看，最终消费对产出的影响都是最大的。近年来，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和自身人口的不断增长，青海省消费潜力巨大，而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必须提高居民的购买力，不断使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相匹配，减小贫富差距，特别要致力于提高农牧民收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促使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