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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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

[关键词]消费；需求；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对河北1995-2008年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定量研究,试图剖析在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消费需求对于促进河北经济可持续增长所起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出促进河北消费需求增长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基础。

二、变量的选取

1.消费需求衡量指标的选取。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范畴,是指一定时期内常住单位形成的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本课题研究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根据消费主体不同,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又可细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

2.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选取。经济增长是由产出能力的增加带来的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如果考虑到人口和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研究问题的一致性出发,本课题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是指总产出的增长,并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

三、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分析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不仅能反映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格局,还可以直观地反映消费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过分析我们发现:

1.最终消费率在低位徘徊,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河北的消费率始终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费率为43.4%。由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6-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为14.3%,最终消费的年均增速为13.2%,两者增速相差1.1个百分点。其中,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为18.1%,而最终消费增速为14.3%,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慢3.8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增长慢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导致消费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41.8%,比1995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2.消费需求各组成部分比重变化不平衡,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呈平稳的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开始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比较大,从1996年的37.9%下降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是造成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表现出平稳的上升趋势,2005年起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成为消费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点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反方向变化趋势,从1996年开始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2008年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9.1%,下降了14.4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居民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我们计算了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各需求的增加额/GDP增加额×100%)和各需求对GDP增长拉动的百分点(GDP增长的百分点×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指标,并绘制了折线图(见图3-6)。经过分析发现: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是第一位的,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1996年以来,在河北经济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4%和5.7%,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1、6.9和0.7个百分点。可见,投资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消费需求仅次于投资需求。图4显示:除1999-2002年这四年消费的贡献率大于投资和2003年、2005年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资需求在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图5显示:1995年以来,河北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高速持续的增长,而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快的年份中,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可见,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成为政府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首选因素。

2.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持久和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图4显示:相对于投资需求,河北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但是与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3-10.1)及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拉动经济增长(-1.5-4.96)相比,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的拉动(3.1-7.1)波动较小,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为稳定的因素。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决定了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远远小于投资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在经济增长扩张期,消费需求增加不如投资明显;同样,在经济收缩期,消费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费需求成为河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3.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的构成来看,1996-2008年,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25.69%。图5显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总体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保持平稳,平均水平为1.8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的平均水平为3.27个百分点。

从居民消费内部构成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呈下降的趋势,相对差异较大,从1996年的19.8%,下降至2008年的2.38%,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平均贡献率仅为5.06%;而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贡献率为20%。图6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拉动的平均水平(0.64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平均水平(2.62个百分点),也低于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

五、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灰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小样本,该方法要优于经典的数学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的主要关系,并确定要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对系统行为的贡献程度。

本文选取河北省1995-2008年按当年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构成序列作为比较序列。用均值法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同一数列的所有数据均处以该数列的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就是各个时刻的数值相对于该数列平均值的倍数的数列;然后,根据参考序列和各个比较序列计算差序列,从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min)=0.0011719,最大差值Δ(max)=0.820203;由灰色关联系数的公式,令计算出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灰色关联系数;最后,根据关联度公式:,计算各个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

河北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高为0.942,且各年的关联系数大部分都在90%以上,而且变动幅度比较小,说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846)比政府消费(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说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761)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0.597),这也表明虽然在总人口中,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消费。分阶段来看,居民消费的关联度从九五时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时期的0.787;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从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说明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上升的趋势。

六、结论

上述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说明消费需求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1995-2008年间河北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拉动,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消费;在最终消费构成中,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快速增长是促进河北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慢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是河北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当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消费率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投资率则逐步降低(刘成林,2007)。从河北的现实情况来看,投资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理论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消费为基础。因为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双重性。在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投资需求只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短期来看,投资需求的扩张虽能一时拉动经济的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投资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如果投资结构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投资的增长超过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这种投资形成的供给实际上是无效供给,会加剧下一阶段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只有建立在消费基础上投资,通过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的态势来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的扩大内需,使整个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因此,要加快河北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大地释放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要找出制约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逐一加以解决,为经济增长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1]刘成林:消费需求变动与河北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J].河北学刊,2007(1)

第2篇：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

实际上，中高速增长水平就是现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面对中高速增长新常态，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考：首先，中高速增长不是自然形成的，还需要经过努力才能达到。在供给推动力消退的情况下，要达到长期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需要寻求并尽快形成新的推动力。其次，中高速增长不是降低发展的要求，而是提高发展的质量，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这就涉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总之，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一系列新常态的支撑，包括发展战略新常态、宏观调控新常态和发展动力新常态，这三个方面与过去阶段的常态相比有新的特征。

谋求发展战略新常态

过去谋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是高投入、高消耗。如果现在还采取这种发展战略，速度也可能冲到原先的高速增长水平，但却是不可持续的。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实际上是倒逼我们改变发展战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空间。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内涵，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应突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战略，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所面对的宏观效益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资源配置谁决定最为有效：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有效。第二，经济增长谁推动质量最高：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高。这两方面都要求我们要解决好市场决定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

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新常态

我国在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供给推动力非常强劲，投资拉动就是动员较为宽裕的供给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推动力明显衰退，必须要有新的发展动力来替换。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这是发展动力的新常态。

需求拉动的动力是多元的，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近几年由于世界市场不景气，净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借助开放来获取国际推动力，尤其是国际资源。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外需难以拉动足够规模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长期以来都是投资需求的拉动力最强，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在转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需要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但是至今，消费拉动力的增强还没有到位。

让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常态，关键是要把拉动消费需求的着力点放在民生改善上。与低收入阶段相比，中等收入阶段国民对改善民生的需求更为强烈，这类需求被拉动起来成为常态，不仅强劲，而且持久。

第3篇：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

摘 要 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经济增长的事实也证明，人力资源丰富、优质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在长时期内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源是影响地区差距长期趋势的重要因素，本文主要分析人力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阐述。

关键词 人力资源 区域 经济增长

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经济性资源，是包含在人体的一种生产能力，是表现在劳动者身上、以劳动者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源；是一种无形资源，尽管物力源与财力资源是衡量一个地区实力的重要尺度，他们都是有限资源，而人力资源却是一种可以不开发并使其不断增值的增量资源。人力资源的开发实质上是指采用各种切实有效手段，充分挖掘了劳动力的潜力，提高劳动力的质，改善劳动力的结构，加强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激发劳动力的积极性，以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处于最佳状态，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活动过程。

一、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

（一）人力资源结构与经济增长

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没有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源开发就不会持久；缺乏人力资源的开发，经济增长也难以维持。目前区域人力资源无论是基数大，且增长速度快的数量，还是较为低下的素质，都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一定的负面效应，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一定的开发，形成具有资本价值的人力资本，则将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

人力资源除了数量方面的特征外还应该包括质量方面的特征，即人力资本，它指的是凝结在人体中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的研究，大量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索洛、丹尼森等从宏观角度解释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作用的模型大量出现。也引导经济增长理论从外生经济增长阶段过渡到了内生经济增长阶段，也开辟了“新经济”时代。内生经济增长阶段充分说明人力资源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然，这一理论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也同样适用。较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较快接受新技术、较好的技术转化能力，从而能够有较高的产出。鉴于实践中数据的局限，以专业技术人员代表人力资源质量。

（二）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

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就要充分认识提高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战略意义和作用，采取可行的措施，加大人力资本开发与管理力度，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

1．人力资源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投入产出率的有效途径。人力资源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质量来实现的。虽然工作质量状况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劳动态度、管理体制、职业道德等等，这些都是由人力资源所决定的人口素质关键性作用。

2．人力资源是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力。不论是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家、生产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都有赖于人力资源不断发展来实现。

3．人力资源的开发是提高人的认识能力、更新观念的先决条件。开发人力资源不但是为了经济发展，而更重要的是重塑人的道德品格、精神本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

二、人力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力资源的贡献要大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同时在技术进步的贡献中有很大一部分应归于人力资源，丹尼森用经济增长因素法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将技术进步中60%的原因归于教育的发展，而教育是人力资源提升的基本因素，依此看来人力资源的贡献是巨大的。因而加强区域人力资源投入，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教育投资资源利用效率有着积极作用。目前由于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而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和劳动力相对过剩，严重限制了人口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目前我国人口总数已超过13亿，人口的过快增长，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带来了严重的负效应，形成了数量对质量的劣性替代。这既拖累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步伐，又制约着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给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2．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失衡，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偏低，而且，第三产业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比重偏低。

3．教育发展落后。作为人力资源的重要积累方式，教育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素质的高低、人才资源的形成状况，从而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首先，教育供给的控制抑制了社会办学的积极性，而政府财力的匮乏又制约了其对教育的投入，结果造成了我国人力资源总量的供给不足。其次，人力资源的计划配置使教育供给很难与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相适应，由此造成了一种反常现象，即人力资源的严重短缺与人力资源的大量浪费两种现象并存。

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开发区域人力资源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经济发展，为提高人力资源文化素质奠定经济基础

大力发展经济，增加人均收入，为提高人力资源文化素质奠定经济基础。只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才能增强其供养子女受教育的能力，从而延长受教育的年限。其次，通过发展经济，使得GDP总量增加，可以提高财政教育经费的数量投入。

（二）强化继续教育，健全终身教育体系

围绕提高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就业能力和创新能力，构建学习型社会。可以通过在职教育，让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得到提高，知识得到更新，技能得到提升，工作效率得到加快，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奠定良好的人力资源条件。

（三）加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

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强化政府作为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承担者的职责。加大地方财政对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并通过健全的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分担机制扶持落后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教育经费投入，协调和平衡地区间教育投资的非均衡关系。

（四）调整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

应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压缩传统的专业，适度扩大新兴的专业，使教育改革适应市场经济对专门人才的需求。调整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主要应当向新兴学科和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方向倾斜。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和人才储备水平。

（五）建立激励机制

人力资源使用的最终目的是人力资源全部价值的实现。而这种全部价值的实现，就需要建立激励机制。合理的激励机制应是一种反映“高素质――好工作――高工资”的良性循环，因此，应表现为如下几方面：一是建立市场工资机制。行政机关不再干涉用人主体的工资分配方式，劳动力的价值按优质优价的原则，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确定，工资报酬按市场机制调节，政府建立并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尽可能消除不公平竞争，调控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二是建立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保障机制，使劳动者在工资收入中除获得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工资外，还能获得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三是实行优质优价的工资制度。积极推行工效挂钩、技术承包和岗位工资制，加大奖励力度，使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与岗位技能、工作业绩和经济效益紧密挂钩。四是建立多元化的分配制度。根据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要求，应制定科学合理的以知识技能为基础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实施办法，实现知识向资本转化。

此外，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可以提高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产业的经济增长率，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本竞争力。政府要系统构建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既包括硬件环境建设，比如对劳动力的物质保障和激励，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又包括软环境建设，比如营造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的制度环境、文化氛围。

四、结论

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切实改善高层次人才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并为他们营造一个施展才华的良好环境。要充分合理地利用当地人才，完善竞争奖优的人才使用机制，健全催人奋发的薪酬分配机制，建立持久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同时改善他们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从而使这些优秀的人才能够安心地留在本地工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向前.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分析.经济师.2002(11):8-12.

第4篇：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

【关键词】经济；福利；均衡增长；机理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持续增加，2009年我国GDP总量为5.2万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的人均GDP仅为日本的1/10①，位列世界第124位。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的数据，如表1，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GDP为3136美元，而我国在2008年人均GDP就只差中等收入水平76美元；2009年我国人均GDP为3590美元超过当年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以32.1%的速度增长，我国则以70.6%的速度增长，因此，从经济增速上讲，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且人均GDP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在这一阶段，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集中凸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济增长动力失衡。投资、消费和出口历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我国1978年进出口总额占GDP总量为6.28%，1990年这一比重为8.83%，到2008年达到最高的18.2%，出口总额的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30位飞升至2008年的第2位，在经历了2008的经济危机后，沿海工厂大量倒闭、海外定单锐减，我国出口受到巨大的冲击，而且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的压力，这更加削弱了出口这驾马车的作用。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其二，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虽然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人均收入逐年增加，但是我国的收入差距正逐年拉大，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在2010年更是突迫到万元，达到了12021.5元②，80-90年代的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为正效应—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进入21世纪，扩大的收入差距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

其三，人力资本面临巨大的压力。一方面是我国的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新增劳动力速率变缓，另一方面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存在巨大的缺陷，再加上教育问题的突出，更是让我国目前的人力资本倍受考验。

其四，各种社会矛盾突显，食品安全、医疗卫生、教育问题、社会福利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错综复杂；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因此城市化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导致城乡居民社会福利水平的巨大差异，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这一系列的问题对我国经济的增长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国内外经济因素使我国经济增长达到一个瓶颈，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如何权衡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拉美、日韩的经验教训能给我国经济发展什么启示？

二、文献综述

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因此大量文献对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问题进行了研究；亚洲国家普遍较晚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从而对亚洲国家中等收入问题的研究也就相对滞后。Wing Thye Woo（2009）认为马来西亚在2001-2010年能够取得7.5%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得益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而这一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从以前的1.8增加到3.2，他认为马来西亚要想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政府必须做全面的调整包括社会服务、教育与研发体制、财政支出系统、医疗系统及政企系统等，最终转变为知识推动的经济增长。Shahid Yusuf、Kaoru Nabeshima（2009）对马来西亚的槟榔屿进行了个案研究，尽管槟榔屿成功把FDI吸引到电子产业，但是这并没有提高电子产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水平，纵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诸多激励政策，仍然不能改变电子产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局面，他们建议企业应该与大学联合起来推动技术创新。Kenichi Ohno（2009）研究认为越南最近十五年经济的发展动力来自市场自由化和外部需求，要想在2020年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越南必须依靠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技术创新，同时，经济增长应该权衡各主体的利益分配，可以通过改善政府结构、提高政府效率和建立战略联盟来调整越南的产业结构。Kenichi Ohno（2011）的研究发现拉美的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呈上升的趋势，欧洲各国的经济增长趋势比较平缓。他把赶超型工业化分为四步，基础为FDI带动制造业（如非洲的低收入国家），第一步为FDI的加速阶段（如越南），第二步为技术引进（如泰国、马来西亚），第三步为技术创新（如韩国、台湾），第四部为技术的领导者（如日本、美国、欧洲），要想从第二步转变到第三部，就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技术创新就成为关键点。

我国对中等收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等收入阶段鉴定与预测、国际经验借鉴及如何应对”三个方面。

①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③，2009年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田雪原（2006）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发展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阶段。蔡昉（2008）根据1978-2008年经济增长的平均趋势预测我国将在2020年前完成十七大制定的人均GDP翻两翻的任务。张平、王宏淼（2010）预计我国在2012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在2020年人均GDP进入8000-10000美元，并指出我国将处于从赶超转向均衡发展的关键时期。

②陈昌兵（2009）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证实：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持续增加的政府公共支出形成了“福利赶超”，从而陷入“增长陷阱”。郑秉文（2011）对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亚洲四小龙和我国进行对比分析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要经过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四个阶段，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避免“转型陷阱”，要防止拉美陷阱需要经济包容性增长④。

③陈昌兵（2006）认为我国出现了“福利赶超”的迹象，并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压缩行政性开支及合理使用公共财政的建议。蔡昉（2008）认为我国目前应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以民生为先的中等收入社会。马岩（2009）认为只有通过经济转型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张平、王宏淼（2010）认为要实现均衡增长，必须通过空间再配置和创新来促进经济效率。

此外，国外很多学者也对我国中等收入进行了研究，他们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贫困化和两级分化等社会问题，而较少地涉及经济政策领域。综合国内与国外对中等收入的研究，很多国家或地区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最主要的问题是产业结构转型困难和利益分配失衡，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的角度对中等收入问题进行全面剖析，找出实现经济与福利均衡增长的有效机制。

三、机理分析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经济体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或经济结构下，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会伴随低水平的福利增长，随着经济的增长，现有经济体制或经济结构会限制或阻碍经济的增长，陷入经济增长缓慢、停滞或倒退的状态，并伴随福利增长停滞或者恶化。当经济结构革新后，才能保持平稳的经济增长状态和水平，福利增长在长期内才是可持续的，国民收入增加才是持久的，这样经济体才能从中等收入阶段跨入高收入阶段。

（一）拉美陷阱

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80年代，拉美国家人均GDP普遍跨过1000美元，如巴西、智利、秘鲁和阿根廷人均GDP分别为2190、2160、1040和2889美元，在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进入21世纪后，普遍挣扎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显然，拉美国家很早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仍没有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而且拉美地区普遍在经济没有实现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就模仿发达国家大力推进福利增长计划，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福利增长失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图1所示，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为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多数国家不顾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国民收入水平和政府财政能力的制约，过早地照搬发达国家已经实施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想在“经济赶超”的同时，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福利赶超”。拉美国家的福利赶超主要通过较强的政府干预再次分配来影响国民福利，事实上这是一种扭曲的宏观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政府财政会对工业化进行补贴，造成资本密集化，而拉美普遍采取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会严格受到国内市场规模和外贸条件的限制，从而使国内的就业创造能力不足；同时，财政政策对国民福利的补贴，主要包括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工权利保护和社会保障，使得全社会的平均劳动成本迅速提高，从而引起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财政负担加重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全社会就业下降。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会全面影响不公平分配，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宏观政策的扭曲。在这一恶性循环下，拉美国家陷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表现为0.5以上），经济增长处于低效率或是波动增长的状态，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呈倒“U”型关系，高收入者的储蓄和投资未能形成社会生产能力，低收入者由于缺少福利保障而陷入低劳动生产率状态，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增长放慢或者倒退（屈锡年，王海忠，1995）。

（二）日韩模式

日本相对韩国较早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日本人均GDP在1970年为194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在70年代末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1993年达到了10367美元，首次超过1万美元。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日本和韩国分别用了大约12年和8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两国的经济实现了平稳的增长，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增长。

如图2所示，是一种经济与福利均衡增长模式，经济体要想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必须要有两个方面的保证：一是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要有经济发展的持久内在动力。

生产、分配和消费构成了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从生产的角度讲，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这是经济发展的传统动力，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①从产业结构上讲，日本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2%，而工业和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30%和68%，虽然韩国的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5%，但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工业的1.5倍，表现出明显的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特点；②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讲，80-90年代，日韩受中等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分别在47%和45%以上，明显提高了社会生产率。③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讲，日韩依靠战后七八十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实现了企业向技术创新方向的转变；从分配的角度看，如何让分配与效率达到双赢是经济发展动力持久与否的保证，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内需的角度看，内需是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持，上世纪90年代日韩保持了稳定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52.52%和51.75%。

经济体增长的外部环境包括很多方面，如政府干预的再分配、财政支出结构、政策的稳定性、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对外贸易条件和产业结构比例等，当经济体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其主导的外部环境影响因素是不同的。日韩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主要外部环境因素如下表：

经济体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发展动力后，经济与福利开始向着均衡的方向发展，由此带来的是稳定的经济增长和人均GDP的持续上升，也即是日韩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韩在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从而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通过对“中等收入陷阱”与福利增长的机理分析，可以得出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福利增长受阻的问题，因此经济体可以通过主动的、有目的的经济战略调整，降低各类社会矛盾的峰值水平，并促使各类矛盾的水平提前缓和、下降⑤，减少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从而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水平和人均GDP的持续增加。

四、政策启示

透过对日韩和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阶段的分析，我国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高经济增长低福利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通过第二、三部分的分析，现阶段我国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一方面对经济战略进行重大调整，逐步从经济赶超向经济和福利均衡发展的过渡，形成良好的内生经济发展机制，具体为：①从外部经济环境讲，应当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②要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突破口，构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③配合政府财政政策，切实推进公平收入分配，为经济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另一方面还应当以合理的城市化规模和速度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运用完善的社保体系促进福利增长，弥补经济赶超带来的各种社会缺陷。

注释：

①据IMF公布的数据，2009年美国的GDP总量为14.8万亿美元，中国为5.2万亿，日本为5万亿.中国人均GDP为3590美元，日本为37870美元.

②来源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③2009年最新标准：人均GDP小于97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介于976-3855美元间为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介于3856-11905美元间为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大于1190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④包容性增长包括提高社会包容程度，消除社会排斥因素，减缓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⑤胡鞍钢.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N].经济参考报，2011-7-1.

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1）.

[2]蔡昉.构建民生为先的中等收入社会[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1）.

[3]陈昌兵.“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J].经济评论，2009（4）.

[4]马岩.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J].经济学动态，2009（7）.

[5]屈锡年，王海忠.经济增长中社会福利指数模型[J].经济研究，1995（5）.

[6]乔榛.“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N].光明日报，2010-04-03.

[7]田雪原.警惕人口城市化中的“拉美陷阱”[J].宏观经济研究，2006（2）.

[8]张平，王宏淼.中国转向“结构均衡增长”的战略要点和政策选择[J].国际经济评论，2010（5）.

[9]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J].中国人口科学，2011（1）.

[10]郑秉文.“拉美化”：中国VS俄罗斯[J].环球视野，2005.

[11]Ohno，K.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J].Asean Economic Bulletin，2009（1）.

[12]Ohno，K.overcoming a middle income trap and sustaining growth[J].working paper，2011.

[13]Woo，W.T.Getting Malaysia Out of the Middle-Income Trap[J].working paper，2009.

第5篇：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

关键词 可持续增长 资源约束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2012年底党的十提出要深化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3年底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要求推动我国更有效率、可持续的增长。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更多地依靠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循环经济。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唯GDP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因此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应该转变思路和方法。本文基于此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和当前我国可持续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详细研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传统经济增长理论

1.1奠基时期

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可以回溯至亚当斯密时期。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是人们追求更多利益的结果，而分工是实现其目的的一种方式。为了使人们可以从事其他更有价值的工作，社会应该鼓励机器的使用（技术）。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就是人们追求最大的利益，分工和技术都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可选手段之一。在此之后，熊皮特等人则分别从社会制度以及创新理论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这些分析不仅丰富了增长理论，而且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2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初，经济学发展进入成熟期（形成现论），以亚当斯密、马歇尔、熊皮特等人的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成型。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包括劳动、资本等在内的资源投入推动，在达到稳定状态后，经济增长则只能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特别是人均产出。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Solow增长模型和Romer增长模型。Romer增长模型表明技术进步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企业为了获得垄断地位进行多样化生产而投资的一种结果。这种持续的投资是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1.3可持续增长理论

在20世纪后半段，尽管现代经济学增长理论已经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差异等问题做出了解释，但据此并不足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之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导致这一理论饱受质疑――把资源仅仅视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是不完全的，如果将资源总量分摊为无限期，则还会产生资源约束。可持续增长理论就此出现，其主要观点为：每一时期的资源可用性会对增长产生很强的约束；技术冲击不仅会对有效劳动产生冲击，而且还会对有效资源产生冲击。然而，由于可持续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时间不长，目前还处于定性分析阶段，对经济增长的量化研究不足，导致其很难在实践中应用。

2我国可持续研究现状

在我国，可持续增长理论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而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制度环境与人口因素。

2.1制度因素

夏兴园、张世晓（2006）等认为保证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头并不是快速的资本形成，而是由上至下的制度性变革。他们认为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是制度改革的结果，只有通过制度改革才能实现资源更有效的分配。而制度变革的决定在于政府，只有政府首先改变经济增长的目标才能实现进行下一阶段的制度与体系的改革，这是促使政府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激励。林毅夫（2007）、张志怀（2009）、王瑞芳（2013）等也在后来得出相似结论。

2.2人口因素

蔡、王德文等（1999）对人口与可持续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必须首先面对人口老龄化、就业不足和劳动力素质不高三个问题。蔡（2004，2010）进一步指出在老龄化化、就业、劳动素质问题等之中，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推动作用的唯一渠道。杨薇臻（2006）、曾祥旭（2011）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之一是有效劳动力的投入，因此人力资源是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之一。

2.3其它因素

除了制度与人口因素之外，陈丽萍、 李彤等（2010）认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只有在一定的资源约束下才能实现，超过既定范围的资源过度消耗会导致经济短期内快速增长而长期面临永久性衰退。进一步的，王彦彭（2011）指出政府对可替代能源的投资可以减轻资源过度消耗的影响。张建斌、 刘清华等（2013）则在此基础上具体从土地资源约束条件下分析了可持续经济增长，结果显示土地使用约束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阻碍作用，其它资源投入约束也具有相似阻碍作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3评论

3.1已取得的共识

虽然曹玉书、尤卓雅等（2010）认为我国可持续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还处于定性研究阶段，并且这一阶段存在着许多待解决问题，但是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首先，不同的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应该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才能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他们指出在人口增长红利不能持续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及寻求替代资源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其次，政府可以在实现可持续增长目标上有所作为。这种政府行动主要通过对自身和社会进行变革来实现，比如发展教育事业、投资新能源开发等。最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依然是可持续增长理论的基础。虽然目前定量研究十分稀少，但是研究可持续经济增长理论制度因素、人口因素等所应用的基本模型都是Solow增长模型和Romer增长模型，所不同的都只是对约束条件进行了扩展。

3.2研究中的问题

当前研究就如何实现可持续战略并未达成共识，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中依然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缺乏定量研究。这一问题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无法对实施政策的收益和成本就行度量以判断政策实施的有效性。特别是现在我国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以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初期，任何制度性改革或者政策的实施都应该进行严格的论证。其次，各因素对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分析不足。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理论争论中，比如对全面制度改革与政府工作目标改革等的先后次序的争论就是对影响路径争论的直接反映。再次，资源利用的有限性会直接影响分析结果。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是唯一可以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人口与资本的投入最终会使经济增长进入稳定状态。虽然在稳态中经济总量依然可以与人口增长率保持同步，但是人口作为一种资源毕竟不能无限的增长下去，实现可持续增长也不太可能。因此，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内生动力就直接由资源约束决定，对此理论界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最后，缺乏综合研究。可持续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是经济学研究问题，这需要社会学、资源学、人口学、数学等多学科综合进行研究，比如资源约束限制的具体数量要求，即每年多少的资源利用率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超过这一范围的经济损失、社会风险等有多大都是需要跨学科研究。

可持续发展现阶段已经成为我国改革的一项既定目标，政府也在不遗余力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然而，可持续发展毕竟是一个综合概念，同时涉及到环境、社会、经济等多个子系统，对可持续的研究并不能在其中任何一个系统中单独开展。而致力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有利于实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持久创造社会财富，更重要的是它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是世代都可以共享发展成果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曹玉书，尤卓雅.资源约束、能源替代与可持续发展――基于经济增长理论的国外研究综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2] 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J].经济研究，2000（7）.

[3] 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J].管理世界，2007（11）.

[4] 王瑞芳.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研究[J].企业研究，2010（3）.

第6篇：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

西方世界的兴起，是一个令人难以抗拒的研究主题。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存在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20世纪最后十年，世界许多国家向现代自由市场体制转型，似乎暗示着我们还是摆脱不了把西方发展模式奉为圭臬的嫌疑。把西方国家奉为标杆也并无不妥，问题在于，西方国家的哪些经验是可供后来者学习的?

通读该书，那句因为被周其仁教授引用而广为人知的费雪(Irving Fisher)的名言不由得跃入脑海。不过，我把它略作修改，作为我这次阅读的一个最大收获“经济增长是一连串事件。”

看看两位经济史学家是如何描述中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变迁过程的。

第一，早在封建主义鼎盛的中世纪，西欧的城镇就通过获得特许权开展区域内贸易，它们利用封建领主管辖权之间的缝隙，开展以市场价格(而不是习俗规定的“公平价格”)为基础的自由贸易。

第二，在军事技术的发展开始削弱封建领主的政治势力，而新的中央集权式君主国家还不够强大时，新兴的商人阶级或由行会工匠转变来的企业主，设法打破政府和教会的垄断，以获取许可，或者干脆绕过许可的方式，进入贸易或生产领域，从而引发了商业革命。

第三，15世纪到18世纪，西欧和美洲的市场扩张渐进而稳步地推进着，商人和新兴的君主政府结成重商主义联盟，君主以授予垄断性的贸易特许权换取商人的贡税。

第四，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对生产组织形式提出更高要求。18世纪中期以后的100年间，伴随蒸汽动力和钢铁的使用，工厂取代工匠作坊，迅速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量增长，并且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第五，在工厂制度下，生产成为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体性活动，组建和运行较大规模群体的自由变得必不可少。在这种制度需求下，19世纪中叶，西欧各国和美国先后通过立法，承认了公司的法人地位和有限责任。公司制企业很快成为人们广泛采用的生产组织形式。

第六，19世纪末，西方国家发展出一套制度，它成为经济增长与科学发展之间的桥梁，桥梁的一端是工业研究实验室，另一端则是消费者对新产品和服务的购买与使用。这套制度包含两个子系统，一是科学研究制度，二是工业技术研究和商业化的组织制度。这一制度的三个特点是，革新项目选择的分散化、对革新的激励来自商业化成功带来的收益，以及研究机构的多样化。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经济利益推动人们不断地从事技术创新，并运用于生产过程，从而促使经济产出长期按几何级数扩张。

上述一连串事件，有的先后发生，有的同时发生；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则绵延几个世纪。它们并非孤立，往往存在因果关系，不断强化着一种新的历史趋势。在此过程中，市场的自由进入、对私有产权的保护、银行和金融体系、独立的司法、多样化的企业组织形式、科学家共同体、工业研究实验室，乃至民主政体，这些不断创新出来的制度要素，共同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根据罗森堡和小伯泽尔的描述，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些制度，实现组织和技术的创新，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人们拥有的经济自由权，它体现为创建企业的权利；购买、持有和重新出售商品的权利；企业扩展自身业务的权利；不被政府无端占有或剥夺资产或利润的权利。正是这样一种自由权利，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发挥自身才能、获取收益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市场机制才逐渐成为西方世界解决利益冲突、影响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

因为有了这样一整套制度，西方世界从中世纪以来的漫长岁月中，技术创新的成果不断被积累，推动着经济以略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持久而稳定地增长着，从而逐步把越来越多的人口从贫困中解放出来，这个过程悄然地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结构。然而，真正塑造出今天的社会形态的，还是持久的组织和技术变革力量，而它的主要源泉正是自由而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

经济增长是一连串事件，是一个需要恰当制度作为保障的渐进过程。中国持续30年的高增长，与中国人不断获得的经济自由权利是分不开的。然而，与西方世界的一整套制度相比，中国还缺乏很多推动创新的制度元素。比如，缺乏科学规范的传统；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还会遇到太多的市场进入壁垒；司法体系还不能适应市场交换的要求等。

自以来，中华民族形成的落后心态不断催促我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然而，西方世界的历程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最难能可贵的是持久。也许本书重新被翻译为中文的经典，能够让我们在高速奔跑的路上收一收缰绳，不妨做一做夯实制度基础的功课，拿出大国的心态去笑到最后!

作者简介：

内森・罗森堡，著名技术史专家，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曾出版过《创新之路：美国20世纪的技术变化》、《技术与国民财富》、《黑匣子：技术和经济学》等多部著作

专家推荐：

罗森堡和小伯泽尔的这本书，是会认的经济史和技术史名著。它用大量史实无可争辩地证明，西方国家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转变的最重要的动因，就在于它建立了一个能够通过不断创新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体制结构。这对于正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我们，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

封底语：

本书生动、睿智地将经济学观点和经济史实交织在一起，以轻松的笔触揭示出深刻而精准的学术思想。――唐纳德・麦克罗斯基(Donald N.MeCloskey)，《纽约时报书评》编辑

本书对西方自中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清晰而深入的研究，认为政治经济因素与组织技术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对西方当时乃至今天的政策都至关重要。本书生动、内容深刻，一定能够激发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斯坦利・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

第7篇：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

一般来说,与东亚经济不同的是,中国在达到劳动力供给短缺之前将经历相当长的劳动力过剩时期,这意味着工业化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决定着中国这样的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能力。

但是,增长的持续性不仅取决于要素的供给能力,更取决于有效配置要素的能力。从体制上说,要实现持久的高速经济增长,需要用资本去替代更多的劳动力,需要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在中长期,投资的选择和效率是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金融体制的功能是帮助筛选到有效率的投资项目和改善投资的效率,所以,对持续的经济增长来说,有效的金融体系和投资的选择决策比要素本身更为关键。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体制的变化主要在融资方式上,由过去的单一政府财政融资转变到了信贷和所谓以自筹资金为主的多元化方式。但是,在投资项目的选择和投资决策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投资收益率的问题方面,却始终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革。

中国的投资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而改革以来,投资的决策机制更加行政分散了,几乎完全建立在地方政府的自主增长目标的基础上,资本的配置和工业化进程建立在相互分割的,而不是一体化的“古典竞争”的环境中。不仅在公共设施的投资决策上,而且在“私人领域”的投资决策的几乎所有阶段上,政府的偏好和影响都直接决定着投资项目的选择。局部化的投资选择和决策造成大量投资没有真正产生收益,重复建设、相似的生产能力被不断累积和闲置,所有这些后果在中国的媒体上经常被曝光,已经众所周知。

在那些研究中国的投资决定的文献中,人们也发现,由于投资体制的原因造成过度投资,中国的总量投资不仅明显偏离了市场理想的最优水平,而且缺乏短期调整的能力。例如,一些学者最近的研究从经验上都证实,中国的短期总量投资对长期投资的总量不均衡的调整速度极其缓慢,造成大起大落,使中国的投资出现显著的效率损失。

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角度来说,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道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总结。在改革初期的增长中,农业部门的制度变革是重要的解释变量,而在过去的10年,增长的来源与巨额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和由此实现的贸易促进则密切相关。

但是,从国内的资本分配来看,银行大量的金融资源被说服给了有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背景或者受政府支持的国有部门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或者是大型重点企业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或者是新建大中型项目等,或者用于其他非盈利项目。私人企业部门始终难以获得金融支持。

在这个从体制上歧视私人部门的发展格局下,资本的分配结构严重偏斜在政府主办的和国有企业部门,资本投资创造就业的能力就无法提高,因而投资效率不断恶化的趋势也难以扭转。

本来,增长率的下降提醒我们,私人部门在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上被过度地抑制已经开始阻碍了增长的持续性。但是,1998年以后,主流的认识却把中国经济的问题定义成了总需求不足,结果扩张的财政政策被采纳。财政的扩张不仅无法改变金融资源向国有部门的偏斜问题,反而将政府依靠不断增加的赤字来实现的支出增加,投向了并不产生显著收益的大量的基础设施和重大的工程项目,从而进一步牺牲了投资的效率,这个短期的支出增加也为政府的财政增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中国改革后的增长似乎到了十字路口,因为中国从要素的供给能力来判断将有相当大的高速增长潜力,但从体制的扭曲来看,中国似乎已经走上了过度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这深刻地暴露出中国经济有效配置要素的能力的缺失。

从前景来说,鼓励和扩大私人经济部门,给予私人企业家充分接近金融资源的机会至关重要。只有私人部门的发展才能让企业家来决定资本的分配,这就需要真正改革现行的与国有部门相匹配的金融体制和银行部门的体制。

第8篇：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

    包容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绝不是一日之功,而要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除了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以外,构建价值判断新模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来说,价值判断对其具有重要的引导价值,会产生深远的、深刻的影响。为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

    非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是一对辩证性的词汇。在以前,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非包容性增长的道路,其主要目标是狭隘的经济增长,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唯一指标。同时,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陷入了“重效率而轻公平,重眼前利益而轻长远利益,重经济增长而轻社会进步”的误区。可见,非包容性增长经常带来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一致。为此,包容性增长要摒弃这种错误的趋势,真正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使中国经济走上一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包容性增长认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发展状况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具体而言,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社会就很难得到很好地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和保证。进一步讲,如果社会发展受到遏制,经济增长就很难保证其持续性和实效性。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走一条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和谐一致的道路,而这正是包容性增长所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

    (二)坚持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的原则

    包容性增长不仅指经济高数量的增长,而且指经济高质量的增长,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到广大劳动者。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福利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关。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包容性增长给全体劳动者带来的福音愈发突出。例如,近些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水平得到不断改善。同时,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收入分配公平系数得到不断提高。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其成果必须惠及全体劳动者,这既是一项基本要求,也是一项基本原则。

    (三)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

    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就好比是个跳板,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才能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既不能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也不能片面地强调社会福利增长而忽视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可以解决两者间的平衡问题,为两者提供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基本原则,这是实现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现实中,经济的高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着贫困的减少。两者之间要想发生联系,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包容性增长很好地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伴随着包容性增长的提高,贫困发生率在不断减少,绝对贫困的人数和比重也在不断降低。因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经济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这既体现了包容性增长的民生本位思想,也体现了包容性的内涵和真谛。

    (四)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贯彻的基本原则,这是长期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本文所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包含这样几层含义:首先,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要全面、协调、可持续。一方面,社会进步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和前提,需要经济发展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需要社会进步为其提供客观的条件支撑。其次,物质与精神要全面、协调、可持续。改革开放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较以前有了质的飞跃。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精神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无论是健康安全,还是精神文化和教育水平,都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的精神需求。最后,长期与短期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在包容性增长的环境下,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或利用必须是持久性的,既不能单纯地追求眼前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也不能单纯地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而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中国经济必须走一条长期与短期协调发展的道路。

    (五)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来说,数量型增长与包容性增长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与它们倡导的终极关怀有着本质的联系。就数量型增长来说,其倡导的终极关怀是物质财富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只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包容性增长所倡导的终极关怀是人文关怀。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是经济增长的目的。通过长期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的幸福感指数会不断提高,两者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人的幸福感指数很高,并不一定代表着经济的增长。这两者间要产生直接的联系,还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就是说,要看经济增长是否是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取得的,要看经济增长能否真正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更加注重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健康的增长环境。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转型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中国在践行的过程中还要实现路径的转型。具体而言,其路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总体来说,在包容性增长环境下,经济增长模式要实现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直奉行“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增长模式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用。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讲,这种增长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持久性的增长。换句话说,这种增长模式很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尽快转变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实行“以人为本”的增长模式。首先,在内容方面,经济增长要同时兼顾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切实保证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其次,在衡量指标体系方面,经济增长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具体的指标来衡量。最后,在结果方面,经济增长要满足时间和空间的不同需求,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满足后代人的需要,营造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氛围。

    (二)经济增长观念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屡次创造发展奇迹。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通过宏观和微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吸引外资的水平在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额度不断加大,直接加速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或经济萧条是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在2009年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观念,树立科学的增长观,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合理、有效的引导。首先,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共同富裕。在改革初期,中国奉行“先富论”。这种发展观念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坚持并践行共同富裕的理念。其次,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和谐发展。在现实中,不能片面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它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因此,包容性增长必须贯彻和落实和谐发展的理念。和谐发展,既包括制度的和谐,也包括社会的和谐,既包括利益的和谐,也包括思想意识的和谐。

    (三)经济增长制度的转型

    在实践中,经济增长制度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而言,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正式制度方面的转型。在改革初期,非包容性增长坚持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以及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而包容性增长摒弃了这些传统制度,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其次,非正式制度的转型。包容性增长要建立伦理至善的增长伦理,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发展取向方面,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要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在发展机制方面,要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整体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最后,制度环境的转型。在实践中,包容性增长要想取得成效,需要有一个和谐的制度环境。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管理职能,依靠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完善收入分配体制,防止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保险、医疗、住房等各项保障制度,使其符合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求。

    (四)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第9篇：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

【关键词】 人力资本；协整检验；经济增长

从1978～2008年的31年间，云南省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随着结束、高考制度的恢复，教育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本文采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具体分析云南省人力资本与云南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模型选择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现代经济增长实证分析的基础，通过该函数可以分解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份额。随着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增加，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被纳入生产函数。四要素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Yt=AtKt?琢Lt?茁Ht?酌。上式中，Y代表产出；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投入；A代表技术进步；?琢代表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茁代表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H是用受教育年限表示的人力资本投入；?酌表示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得：

InYt=InAt+?琢InKt+?茁InLt+?酌InHt

二、数据及方法

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人民币)来表示，采用历年云南统计年鉴的数据，对原始数据进行GDP平减指数处理，以1978年的价格为基准。资本投入采用罗默关于资本的定义，即：Kt=Kt-1+It-?啄Kt-1。其中Kt表示当期的资本，Kt-1为上一期的资本，It为当期的投资。根据张军等（2004）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投资I的指标。资本形成总额是GDP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部分，且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固定资本形成部分已经扣除了被处置的固定资产。由于2008年资本形成总额的数据不可得，故本文用200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减去以国家的折旧率5%计算得到的折旧后的数据来替代2008年资本形成总额。关于资本形成总额的价格指数，基于指数的可得性，本文沿用黄永峰等（2002）直接用零售物价指数替代。

为了与永续盘存法的内在含义相一致，在资本的相对效率按照几何方式递减的假定下，采用张军等（2004）中所采用的，?啄取9.6%。对于资本存量的研究，已有的关于基年的研究一般选择1952年或1978年作为基期。永续盘存法下，基年选择越早，基年资本存量估计的误差对后续年份的影响就会越小，本文沿用张军等（2004）的方法，采用基年为1952年，并直接沿用张军等（2004）研究结果，取云南省1978年的资本存量为25亿元，这是以1952年为基期计算得到的。换算成以1978年为基期得到31.871亿元。L代表的劳动投入用年末就业人口数表示。该数据可以从《云南省统计年鉴》直接得到，单位为万人。

虽然人力资本的指标有很多，我国绝大部分的学者都采用教育年限法，即使都在教育年限的框架下，该指标的选择标准仍有很大差异；教育年限的数据获取较难，统计年鉴很难找到给定的数据。基于以上两点，在教育年限上，采用王小鲁、樊纲等（2009）在《经济研究》第1期发表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一文中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的全国平均数，2008年的数据为加权平均得到。当然这也会存在全国的平均数与云南省的情况有出入的问题。

三、实证分析及讨论

因为时间序列变量容易出现变量的非平稳性问题，直接用来回归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的问题，本文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采用协整检验。根据计量经济学理论，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必须保证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即首先需要对每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然后才能进行协整性检验。对平稳性的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和PP检验。

ADF平稳性检验表明上述四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可做Johensen协整检验。协整性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关系的统计描述。协整的经济意义在于：两个变量，虽然它们各自非平稳，但如果它们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如果两个或多个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称这两列或多列时间时间序列是协整的。基于协整关系基础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模型，能反映变量的短期波动对长期均衡关系的偏离方向、长期均衡关系调整的动态过程。

结果表明：存在2个协整关系。其中一个协整关系为：

LNGDP=0.525LNK-0.017LNL+1.303LNH,其中系数的标准差分别为0.039、0.056、0.374。

令U为上式的误差项，做误差修正模型得：

LNGDP=-0.363×U-0.046×LNGDPt-1+0.382×LNHt-1+0.173×LNKt-1+0.136×LNLt-1

其中各参数估计值的标准差分别为0.165、0.179、0.572、0.110、0.569、0.026；AIC=-22.44SC=-23.12。

上式表明，就长期而言，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云南省的经济增长的弹性为正，其中人力资本水平的弹性超过1，表明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云南省的GDP的促进作用明显。劳动力对GDP的弹性为负，说明云南省的经济发展劳动力投入过多，单纯的靠劳动力数量的投入并不能给云南省的经济增长带来大的发展。

为了分析变量之间的影响方向关系，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分析，检验结果如下：

格兰杰因果检验

注：*、**分别表三滞后期为1和2时的数据个数，滞后期由AIC得到。

以上结果表明：LNH不是LNGDP增加的Granger原因。但由协整关系知，在长期LNH对LNGDP有正的促进作用。表明LNH对LNGDP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LNH对LNGDP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不明显，但在长期内促进作用显著。这也跟人力资本的特性有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Granger因果性只是表示了时间上的因果关系，重在影响方向的确认，非完全的因果关系（Granger，1969；Gujarati，2003）。同时LNGDP是LNH增加的Granger原因，说明云南省在经济增长、GDP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对教育的投入，教育经费的绝对值增加有大的变化，对教育水平的提高有明显的作用。LNK和LNGDP是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云南省生产总值的增加会促进资本的增加；反过来，资本的增加也会促进云南省经济的增长。但LNL不是LNGDP增加Granger因果关系。表明单纯的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

LNGDP是LNL增加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可能是因为：（1）云南省地处边陲，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影响较大，且云南省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村人口尤其多。（2）云南省是少数民族大省，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一向宽松。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客观上为人口的增加提供了物质保证。截止到2008年的数据，云南省出生率为12.63%，自然增长率为6.32%。同比全国的出生率为12.14%，自然增长率为5.08%，均高于全国水平。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云南省自1978年到2008年31年间数据的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云南省经济的增长主要靠物质资本投入，资本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2.云南省GDP的增长促进了云南省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但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在短期内却没有对云南省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的增长客观上为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提供了条件，加上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这些都会促使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云南省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不足以对GDP的增长产生太大的影响。卢卡斯认为只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从云南省各类人群的教育年限的分布情况，文盲及小学水平的人群占很大比重，人力资本水平比较低。

3.单纯的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大。

就云南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特征，从云南省经济的长远发展考虑，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云南省以物质资本投入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为了保持和促进经济的增长，应该大力促进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匹配。鉴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63.6%的比重，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劳动力到第二、三产业的空间很大。由于云南省第二产业成分单一，多为资本密集型，劳动力转移的重心应为第三产业。鉴于此：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发挥政策领导作用，制定相应措施促使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转移；另一方面要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使其从低效益部门转移到高效益部门。同时要加大各种职业培训，促使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2.针对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问题：应该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强调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扩大，提高储备劳动力的质量，从根本上改善人力资本水平的问题。对已参加工作的劳动者，应该增加对职业培训的投入，增加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单纯的劳动力人口的数量，使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完善劳动力市场，使教育得到应有的回报，发挥出人力资本的优势，引起个体对教育和培训的重视，激发个人的积极性。

3.关于人口数量问题：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加大对计划生育的宣传，提倡少生优生，努力从观念上改变人们多子多福的观念；政府应该加大对养老保险、尤其是农村养老保险的普及和医疗改革的落实，从根源上解决人们养儿防老的心理。若能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弱多生孩子的动机；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人力资本概念的灌输。

为了云南省的长远发展，省政府和各级部门应该加大对教育和各种技能培训的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将单纯的劳动力数量转变为劳动力质量，以实现经济的持久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永远.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个协整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5（4）

[2]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