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发展的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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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经济发展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模式分析 省域经济发展模式 发展模式类型
一、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分析
1、模式概念。模式(Pattern)一词指涉的范围十分广泛,它是指由多个相关因素或多个子系统构成的一种具有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复合系统及其运行方式,是被加工后的一种范式,一种可模仿、推广或借鉴的一种相对固定的运行方式。它不同于在约束和假定条件下通过数理方法形成的数理模型。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对其运行模式的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模式分析方法是一种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是通过把事物及其运动方式进行理论概括而进行思维的一种方法,它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典型特征。概括的说,模型是忽略掉了它所描述或解释的原型(特定事物或现象)中的次要特征,而突出原型的本质特征,以使人们把握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特定事物或现象,并运用概括出的模式范畴来解决实际问题。
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比较来看,模式理论的基本思想起源于中国,是中国文化的固有思想。模式的中文解释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模式的思维方式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角落,包括哲学、法律、医学、兵法、体育、文学,直到我们行为处事的方式。例如孙子兵法中,充斥着各种模式。孙子说,至于死地而后生,就是一种战争模式;三十六计,条条都是战争模式,而走为上计,则是讲:在诸种模式中“走”这种模式是最好的策略选择;甚至空城计,都可以讲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的战争模式。
模式分析方法现已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中。在政治学中,人们把西方民主政体的政治体制模式概括为:总统制模式和内阁制模式等。前者如美国,总统有很大的权力;后者如英德,内阁总理或首相有很大的权力,总统或国王更多的是荣誉职位,无实权。在公共管理科学中,人们把政府的公共管理类型在历史上的变迁,高度概括为三种模式转换,也就是从古代传统的统治型模式到近现代的管理型模式再到现代和未来的服务型模式。在经济学中,较早使用模式分析的是二战后的发展经济学家,例如19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工业制造消费品出口模式和国内市场扩张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尤其有名的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东亚模式。目前模式分析方法已广泛运用于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如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商业赢利模式等。
模式分析方法之所以被人们广泛运用,概括起来讲是因为它有以下三大优势:一是通过对各种事物运动规律的提炼而将它们概括为不同的模式,有助于人们在相同或相似的条件和环境下参照相应模式来解决或处理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例如中国古代兵法中的三十六计,就是三十六种模式。二是通过提炼事物的基本特征而将它们简单地概括为不同的模式,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复杂事物的本质及运动规律。例如公共管理理论将政府管理形态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高度抽象地概括为:统治型模式、管理型模式和服务型模式。三是面对事物新的发展和变化,而在已有理论不足以解释和解决其发展变化时,通过对其进行模式概括,有助于突破已有理论的束缚,使人们能从思想上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例如发展经济家把东亚数国经济发展奇迹概括东亚模式,以及近年来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概括为中国模式,就是因为占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这些国家的发展之迷。
2、省域经济发展模式概念。省域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指我国特定省级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它反映的是省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本质性、规律性的活动特征。由于经济发展是多元因素复杂作用的、动态的有机体,且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发展又是很多周期叠加的结果,所以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是一个省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又是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大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进程,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升华的,在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领域既表现出相对稳定性的一面,也表现出渐进性和渐变性的一面。省域经济以特定的省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省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配置资源,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陈仲伯,2006)从经济运动过程来看,它是由再生产各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的;从经济结构来看,它涵盖了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比例关系;从发展来看,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能动性和不平衡性;从地位上看,它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我国国民经济战略实施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的基础作用,因为全国经济发展状况,从区域空间角度看,即是全国各省域经济发展的综合。
省域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不仅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有的反映在一个省域经济总体发展方向、路径的宏观层面上,有的反映在特定产业、特定领域、发展方式方法的中观层面上,还有的反映在一个行业、一个增长极点(产品、产地)发展的政策路线、技术路线、市场路线途径选择的微观层面上。因此,研究探索省域经济发展模式,深化对省域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深入贯彻落实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省域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类型
目前,对我国省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的研究还未见系统研究报道,根据经济活动中的要素作用、组织方式、市场依赖等关键性节点,我们对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做以下分类。
1、从资本所有权的角度看,有公有资本推动模式、民有资本推动模式和外来资本推动模式等。古典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就是: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据此而“唯资本论”是不正确的,但是没有一定资本的积累,经济发展也不可能的。这一道理在省域经济发展中同样成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来源通常具有多元化特征;而资本来源与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性。就一个省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单靠某一种资本是很难实现推动经济良性发展的。实际的情形是只有公有、民营、外来资本共同作用,效力才有可能达到最佳。所不同的只是三种资本的各自作用力有所不同而已。因此,从推动省域经济发展的主导资本性质,可以将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分为公有资本推动型模式、民有资本推动型模式和外来资本推动型模式。
2、从聚集经济角度看,有中心开发模式、点轴开发模式、网状交织模式、圈层开发模式等。中心开发模式即“中心――理论”在区域经济学中的典型运用。这一模式的实质是区域经济核心区通过发挥其支配效应、信息效应、心理效应、现代化效应、联动效应、生产效应等来巩固和强化自身的支配地位,并通过核心区创新带动扩散区的创新,以核心区的增长促进整个空间系统的发展。
点轴开发模式即根据区域经济由点及轴发展的空间运行规律,合理选择增长极和交通便利、资源丰富的具有发展优势的轴线地带,并使产业向增长极和轴线地带集中布局,从而以点由轴及面,逐步形成产业密集带,促进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网状交织模式是点轴经济发展模式的延伸。它是通过加强不同增长极或增长点之间的有机联系,延长和拓宽发展轴,通过加强不同发展轴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发展轴由直线延伸状态转变为网状交织发展结构,形成纵横交错、上下贯通的立体型发展轴网络,从而把全区域各个增长极或增长点纳入一个统一的发展系统中。
圈层开发模式的特征是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城市为中心,并根据城市扩张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将城市由内到外分为内圈层、中圈层和外圈层,以圈层状的空间分布为特点逐步向外发展,如长株潭城市圈、武汉城市圈等。这种模式通过极化效应造成经济吸引,并通过扩散效应造成经济辐射,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渠道,带动周边次级城市发展及农村城镇化建设。
3、从对区域内外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依赖程度的角度看,有外源主导型发展模式和内源主导型发展模式。不同地区根据其资源禀赋条件和发展环境,对本地区内外的生产要素及市场依赖程度有所差异。采取外源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地区往往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等不可移动要素的天赋优势,对外资具有很强的聚集力,外资进入后往往有利可图,这些地区往往利用加工贸易、转口贸易和金融服务业等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来推动本地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如广东在这方面非常典型。而内源主导型发展模式主要依靠本地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自身不断增强的经济聚集力完成累积循环,实现后天的分工和专业化及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优势,推动本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其经济具有很强的根植性,如温州就是典型的依靠内源型经济发展起来的地区。
4、从地缘经济的角度看,有珠三角模式、长三角模式等。所谓地缘经济,就是依靠地理区位的优势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蒋年云,2007)地理位置相近的多个行政经济区域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联动发展已成为加速经济发展,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为增强综合竞争力,不同的省际之间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共同打造超行政区划的共同经济区,已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如长三角就包括了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的有关地区,目前珠三角也由初期的“小珠三角”扩大到现在的“泛珠三角”区域。这些经济共同区是相关省市通过共同发挥地缘经济优势,从而实现各自发展目标而形成的一种泛省际行政区划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链组建和产业集群打造诸方面极力追求联动协作共同发展,对省域经济及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孝德:模式经济学新探――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与创新[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第2篇：古代经济发展的特征范文
（一）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空间格局特征
绿洲是新疆传统村镇的依托，历史文化村镇与绿洲呈现“共轭分布”特征，在空间分布上二者具有一致性、均质性。按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所属区域绿洲群分析，其空间布局以3个集中区为中心单向扩散，环状延伸为相对集中区和过渡扩散区。通过对109座样本数据分析，昌吉州、吐哈盆地绿洲群分布24座，占样本总数22%，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镇占4座，国家级传统文化村镇7座；北疆天山北麓伊犁河谷绿洲群分布15座，占样本总数13%，因面积较其他区域小，历史文化村镇最为集中，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镇2座；北疆额敏河及布尔津河绿洲群分布11座，占样本总数10%，所占区域较大，分布相对松散，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镇1座，国家级传统文化村镇2座；南疆喀什噶尔绿洲群与叶尔羌河绿洲群所分布22座，占样本总数20%，国家级传统文化村镇1座；和田河绿洲群所分布24座，占样本总数22%，国家级传统文化村镇1座；焉耆冲积洪积扇平原绿洲等其他区域占11%。
（二）新疆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空间形态特征
通过地理信息处理系统分析得出，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在地理空间单元上整体呈现4个特点。第一，空间分布上“大分散、小集聚、低密度”；第二，区域位置，“环天山两麓、沿山前及平原水区”呈点状、斑块或片状分布；“沿河流、顺川道”呈串珠状、群带状分布；第三，绿洲型传统村镇与水的空间分布规律，“逐水草而居、随渠井而扩散”形态。从历史文化村镇分布格局和数量现状分析得出，新疆各地区的各级历史文化村镇的研究工作基础薄弱、申报积极性整体较弱且不平衡，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申报积极性高，数量多；而在经济水平相对滞后的南疆等地区则相反，但特色历史文化村镇总量最多，国家级项目立项少。基于以上分析，新疆历史文化村镇的申报、定级、研究及保护等工作开展的广度和深度与以下因素有着直接关系，即所处区域的绿洲资源禀赋优劣、依托所属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申报主体政策导向积极性、各级评定标准的局限等。
二、地域资源约束下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类型研究
（一）区域地貌条件约束与支持下的类型
1.环山前溢水型。聚落选址在两山之间的水系溢水口区，地势局部相对平坦，农业用地分布在较为利于耕作的平坦地带，农耕地是农耕聚落之本，在土地利用安排上具有优先选择权，通常土地与村镇垂直形态特征表现为“宅高田低，上居下耕”的特点[1]。2.荒漠腹地镶嵌型。该类型的绿洲文化村镇发育于深入沙漠腹地的高山融水而形成的河流两岸一级阶地、河流尾闾区冲积三角洲的绿洲上。经济生产方式以荒漠—绿洲农牧结合为主，文化类型相对单一。水系形成的绿洲呈狭长走向，零散小绿洲聚落彼此相对分散，但方向性明确，各聚落空间沿水系呈带状、梳状特征。3.河谷平原绿洲型。“山川形势，甲于诸部……，人民殷庶，物产饶裕，西陲一大都会也”[2]。在昌吉州、伊犁地区受高山区的中等河流影响，在山前形成洪积扇，河流进入平原后，形成广阔的河谷冲积平原，河谷平原分为多级阶地，通常土层深厚，土壤肥沃，是发展农牧较为理想之地，也是聚落集聚较高的区域[3]。4.山区草原绿洲型。该类型分布山地区，中山区为春夏草场最佳区，中山区一般海拔在2000-3000米，雨量充沛，水系特别发育，土层深厚，适宜草场生产，是天然的游牧场。跨季节性、跨区域的草场资源现状，为山地游牧民的生活生产的形成提供天然的物质基础。
（二）水资源约束下的绿洲历史文化村镇类型
水资源作为绿洲聚落发展和维系的重要资源决定着绿洲聚落的发展规模。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具有“唯水性”特征，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绿洲的状况[4]。在新疆生态极其脆弱的条件下，水资源对绿洲传统聚落的约束极为明显，从水资源约束维度上考虑，水资源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决定了绿洲传统聚落的选址、生产方式以及生活习俗等的差异，为便于提炼样本与水资源的关系，定量设置以核心居民居住地为圆心，到达水源地的时间门槛值和里程门槛值为评价指标探讨[5]，第一，以农耕方式为主的村落可达性指标为40分钟或2.5km半径，牧业为主的村落可达性为1小时或3.5km半径，满足该指标的为邻水型、沿水型绿洲型；第二，低于该指标值的两种类型，贯穿绿洲型和水源尽端绿洲型。从水资源对绿洲传统聚落的选址和生产生活方面的制约及支持视角看，突出水资源在绿洲历史文化村镇中的“唯水性”特征。
（三）文化资源约束下绿洲历史文化村镇类型
通过对109个样本在ArcGIS10.2的空间信息分析，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多数沿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经济文化中心、交通关隘、宗教文化盛行地或周边辐射区域而建设。结合其所在绿洲地理文化空间单元、生产方式、核心文化特征的时空界定，凝聚3大核心绿洲文化集聚区：一是东天山吐哈盆地农耕文化区；二是天山南麓环塔里木盆地农耕文化区；三是天山北麓山地、平原农牧文化及交错区，各类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绿洲村镇在此产生。根据地理文化单元内的文化资源类型对绿洲型历史文化村村镇提炼为3类聚落类型，即民族文艺与竞技型、特色民族手工技艺型、民族建筑与宗教艺术型。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第一，时空的延续性、地域的边缘性、多元文化积淀的复合型、尺度的圈层性；第二，沿新疆古代丝绸之路沿线聚集、扩散，空间上呈串珠状、集聚型梳状的分布，特色文化景观遗产的古丝路文化的当下绿洲村镇中的具体生衍。
三、新疆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的成因机制
（一）物质交换和精神交换双重维度下“适度交换机制”的影响因子
1.区域自然资源影响因子第一，绿洲资源决定绿洲历史文化村镇物质交换的基础。绿洲作为生产与生活的必要条件，山前盆地边缘绿洲、戈壁荒漠腹地平原绿洲、山地草原绿洲等三种绿洲类型为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的异质性发展提供可能。因地域自然资源因子不同，决定了绿洲聚落的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差异。由于受到沙漠、戈壁、山脉的分割，绿洲资源分布呈现出各自独立且距离相对遥远的分散特征，绿洲传统村镇在绿洲范围内完成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聚落与聚落相对分散，内部交换距离相对集中。第二，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适度交换机制。水资源在绿洲历史文化村镇中分布决定物质和精神交换的空间结构、职能、规模、水利用方式、可持续发展程度。水资源是绿洲聚落的发展动力，是人与绿洲物质交换和精神交换共同依赖的基础，同时也为绿洲农牧业文明及其他文明类型的形成奠定了配置资源基础。例如，东天山吐哈盆地区水资源稀缺，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沿水分布，通过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实现人与水资源的物质、能量等交换，适宜采用低耗水的生态农业模式如种植棉花、葡萄等，以求集约利用；而北天山伊犁山地草原型历史文化村镇有着充沛的水量，依靠天然优质草原适宜发展畜牧业。水资源的能量交换方式也体现了地域景观特色。地处吐哈盆地边缘的绿洲历史文化村镇除依靠天山融雪和山前泉水维系绿洲内的生活生产外，适宜的地势条件开凿坎儿井水利工程，也是独有的水利工程文化景观遗产，成为区别于其他历史文化村镇的文化特征；“新疆随处可见水磨之设施，也有利用水力榨油、碾米、压棉者，……，可见水力利用已渐成规模”[6]，丰泽水源条件，推动水利应用方式的多选择性，形成景观的多样性。2.区域交通因子古代丝绸之路作为主宰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贸易之道、文化之道，是沿线及辐射周边的绿洲传统聚落获取物质和精神交换的核心场所，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是西域文明当下时空中的投射。通过不同时空中的交通网络叠合比对，得出大部分绿洲历史文化名村距离当下主要交通干线较远，不够便利，但是在历史上多是交通枢纽和咽喉部位，只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交通要道逐渐偏移，大多已经被其他交通方式所替代[7]。在古代交通较好的条件下，贸易发达，绿洲传统村落发展为手工技艺型、商贸型等历史文化村镇。在交通可达性差的区域，形成文化遗产类型相对单一、纯度高、经济因素影响表现出惰性状态的传统村落，典型案例为戈壁沙漠腹地型的于田县达里雅布依村，深处荒漠腹地，受交通条件极其落后的影响，聚落形态以自组织发展。3.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因子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在历史文化村镇“全生命周期”内物质与精神交换过程中经历2个过程。第一，“原型期”。历史文化村镇的形成、成熟阶段是历史文化资源积淀的过程，高速社会经济发展为历史文化资源的形成提供保障。第二，“破碎与重构期”。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价值观导向、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类型和层次提升，导致历史文化村镇出现3种生命轨迹的可能：一是因自身“经济价值”不突出，导致历史文化特质逐步“破碎”，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解体”；二是以经济利益驱动为导向，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的过度开发导致“完整性、原真性”文化遗产变向的消失，被取代是“涂脂抹粉的表皮工程”；三是社会经济条件为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提供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建设基础，促进其健康永续发展。以上3种发展境况也正是当下新疆历史文化村镇等级评估制度的真实反映。
（二）物质交换和精神交换双重维度下“时间门槛机制”的时空延迟影响因子
1.从聚落外部的物质、能量、精神等要素的交换空间，在系统的时间控制轴初期发生部位，属交换结果的输入侧，交换的规模、难易程度、产生效应受外界因子影响。2.聚落内部之间的人与绿洲、人与人、人与神等3类“物质、精神的交换空间”。在系统的时间控制轴的核心部位，属交换结果的输出侧，具体反映在各类特色空间上（物质空间、精神空间、文化空间）。以农耕为基础的麻扎村和畜牧为基础的琼库什台村为例，生产时间门槛约束的时空间特征是“上居下耕”空间布局、居住点与水源的三种关系（邻水、贯穿、贯穿等）、资源限制下的游牧民族的“冬牧场、夏牧场”转场式生产方式；生活空间的时间门槛约束下时空特征是穆斯林一天中“五功”时空序列、信仰空间“围寺而居”的便捷往、吐鲁番地区“冬夏居所”季向性时空选择、一年中的民俗节日的时空序列安排、多元宗教文化更迭与融合的时空遗存等。3.聚落与社会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换空间。绿洲历史文化村镇经历在当下社会的价值决定了其后期发展的轨迹。当下人们对历史文化村镇价值的判断往往取决于人们自身的需求，即绿洲聚落内部人的高品质物质和精神的空间需求，外部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政府地域名片打造、开发商经济利益为主的“特色村落文化工程”等。面对此类外部干涉因素对系统的反馈作用，时空延迟因子反映的是刚换反馈，经过长期时空积淀中形成的历史文化村镇，会在以利用为导向的“时空压缩”做出剧烈的反应，表现出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历史文化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载体破坏，被“新价值观”的物质和精神空间所取代。
作者:孟福利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岳邦瑞，王庆庆，等.人地关系视角下的吐鲁番麻扎村绿洲聚落形态研究[J].长沙：经济地理，2011，（8）：78.
[2]钟兴麒，王豪，韩慧.西域图志校注[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209.
[3]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新疆地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56-59.
[4]李玥宏，岳邦瑞，等.浅谈水资源对干旱区聚落乡土景观形成的影响———以吐鲁番麻扎村为例[J].长沙：经济地理，2011，(13)：36.
[5]多纳•C罗珀.论遗址区域分析的方法与理论[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239-257.
第3篇：古代经济发展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经济法；现代性；产生的条件
法律的产生和发展来源于社会，从法律的产生来讲，它是受到社会的制约和约束的，因此，对于立法者就应该以社会存在的客观事实为基础，以事物的本质为前提。马克思指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在中国，经济法学领域在系统、整体研究经济法的产生社会条件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
一、经济法现代性概论
经济法现代性的定义比较前沿，学术上比较认同的是，经济法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其在精神追求上的现代性，在背景依赖上的现代性，以及在制度建构上的现代性。
从这三方面我们所探讨的课题为：①经济法是在精神追求上的现代性，人类会以自己的精神来追求某一喜爱的事物，这种追求更直接地体现上层建筑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法制建设等方面，由此使法律成为体现人类精神追求的一个重要领域。②经济法在背景依赖上的现代性，这强调初始的条件或选择对某一国的经济发展的特殊影响，并且，一国法律的形成和发展也同样受许多比较有特色的特殊背景因素影响，对此可称之为“背景依赖”。以法理来讲，每一个部门法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该国特殊的背景。③经济法所在的制度建构上现代性，经济法即在精神追求上具有现代性，而且在制度设计层面也具有现代性。
经济法的现代性，就目前学术上而言，并没有多大的论述的分析，在通过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我认为经济法所具有现代性的条件有两方面，一是经济法所产生的历史起点做一分析， 二是经济法的内在运行上分析。
（一）经济法所产生的历史起点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历史和时间的起点、发展脉络。对于经济法而言，它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政府一系列的干预失灵所产生的法律部门。它的产生依托于政府的干预，是在政府对经济干预失灵后为解决政府干预失灵应运而生。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调控国家日益衰败的经济，普遍实行国家干预，制订了大量的经济政策，从以后的结果和法理看，这些经济干预政策，不具备现代经济法的规范政府干预的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导致了政府干预的滥用，最终政府干预走向失败，进而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60、70年代经济出现“滞胀”美国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失灵”。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现代经济法在作为解决“政府失灵”的有效手段应运而生了。
（二）经济法的内在运行上分析
它不仅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的约束和规范，是政府干预法治化和市场秩序优化的必然需求。可以说，只有 认识到经济法的双重职能，才能防止出现“政府失灵”，使政府干预经济在一个法治的轨道上协调，长久、有效地进行。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 需求，而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产生的经济法无疑应肩负起上述双重职能。另一方面，现代经济法法益保护也具有双重性。既侧重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又兼顾市场 经济个体私利的保护，实现社会公益和个体私益的最大协调和平衡。
二、经济法现代性的思考
从经济法现代性所产生的条件，我们可以看出，经济法现代性可以关注社会公益和个人私益，并且有着双重保护法益的功能。对经济法现代性的研究，可以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界的一些理论提出一些建议，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一些贡献。
（一）我国没有古代经济法
我国经济法学界，一直有些学者认为经济法，我国自古就有。陶和谦先生在其主编的《经济法学》一书认为：“古代经济法，一般包括奴隶制 国家经济法和封建制国家经济法，所体现的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是这些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重要工具。”。片面的认为我国古代就有经济法，从经济法现代性来看，这个答案是错的。
中国古代的经济法，同现代经济法相比，没有可比性。从形式上看，它只是我国刑律的极小部分；从数量上看，虽然中外法律中的经济部分详略不一，但数量很少，因此也只能把它归为古代刑法中。而且经济法的产生的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生，古代并不具备经济法所需的市场经济土壤，不可能产生经济法。
（二）推动我国经济法制建设
经济法现代性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起步阶段，许多经济法制还不够完善，这就需要集思广益，攻克我们所遇到的一道道难关。而我国目前市场运行中所存在的行政垄断、市场统一化所受到的地区封锁以及许多组织创新过程中严重的权力资本化，这些都是我国经济法现代性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同时，我国经济领域中还有许多侵害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合法性、严重阻扰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破坏市场经济自身竞争性的政策措施，还常常会有一些部门和地方以法律条文形式合法化，使不当的行政干预在市场经济中完全孳生化。这些违背国家法治精神的“法制化”做法，还被冠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的美名，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为加强我国经济法现代性的建设，我们就必须想法子将那些有违现代经济法特征和宗旨的“恶法”彻底的扫除神圣的法律殿堂，这样建设健康发展的统一的经济法部门。
综上所述，该文章以从经济法产生的条件，即社会条件的这个时间和历史起点上以及在经济法内在精神追求上解释了经济法的现代性。可以得到，经济法的现代性显著特点是经济法独立于传统私法和公法，因此，我们可以明白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98年版，第60页
第4篇：古代经济发展的特征范文
【考情分析】
[ht6]年份题型考点
2010年选择题儒学社会地位的提高
2010年选择题宋明理学
2011年选择题儒、道、佛出现融合趋势
2011年选择题古代中国文人画的特征
2012年选择题诸子百家的思想
2012年选择题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
2012年选择题古代中国文学的时代特征
从近三年新课程地区的高考试题看，本专题主要考查的内容是儒家思想的内容及其发展演变，尤其是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阶段本文由收集整理性特征，更是考查的重点。这突出说明新课改形势下高考依然注重对主干知识的考查。第一，对于“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主要考查儒家代表人物及思想，兼顾其他学派的思想，对东西方思想进行横向比较。学生复习时应注意掌握儒家及其他学派的思想内容，并能灵活运用；从纵向和横向比较中外思想家的主张。第二，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点考查董仲舒儒学的内容及影响，学生复习时仍要以此为重点。第三，对于宋明理学，主要考查理学代表人物的思想内容，学生复习时要对理学产生的背景和影响加以关注。第四，对于明清之际活跃的进步思潮，对李贽的思想考查较多。学生复习时仍要重视这一点，对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要稍加注意。总之，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在强调以文明史观审视历史的今天，本专题在高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生复习时应高度重视。
第5篇：古代经济发展的特征范文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中国古代大思想家老子的这一名句充满辩证法的光辉。祸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祸的因素，二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对立面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是普遍的真理。劣势和优势也是这样。最近，我去江苏省锡山经济开发区采访，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孙小虎说，开发区经过10多年的开发，加上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属于自然资源的土地、属于社会资源的优惠政策等可利用的资源越来越有限。这看起来是限制了发展，但是，正是这种资源约束逼使我们转向集约经营，将极大地提高我们的竞争力，并带来新的快速发展期。孙小虎同志在这里讲了一个在经济发展中劣和优之间的辩证关系。
这世界真奇妙，许多事情是相辅相成，但在更多的时候却是相反相成的。在经济发展中，有时正是逆境中产生竞争优势。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是一个黄沙漫天、严重缺水的国家，恰恰是缺水使以色列的节水农业走在世界的前列，并被世界公认为是农业以及农业技术相当发达的国家。印尼地处热带，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每年春季只要放一把火，烧出一块地方，撒上种子就有好收成，于是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至今仍是“刀耕火种”，放火烧荒引起森林大火常常使周边国家遭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早在200多年前，马克思对此就有过描述。他说，那些新近开垦的土地，“完全无需使用肥料，甚至只要进行粗放耕作，也能长期获得收成”，“由于耕作的自然规律，当耕作已经发达到一定水平，地力已经相应消耗的时候，资本才会成为土地耕作上的决定因素”。资本对农业的投入是从土地资源出现瓶颈开始的，而资本的投入意味着人们开始从粗放经营转向了集约经营。经济增长方式由此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经济发展中，是资源短缺促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提升，这已经成为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在生产活动中，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人类会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即利用这些初级生产要素，生产活动是粗放型的；而在资源缺乏的地方，则必须创造生产条件，即必须投入资本，发现和发明一些生产技术，利用资金和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生产活动转向集约化。由此可见，人类是在资源约束等劣境下，为了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瓶颈，被迫选择了技术含量更高的经济增长方式。尽管最初的选择是被迫的，但是，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初级生产要素是天然的，也是有限的，而高级生产要素是通过教育和投资获得的，是无限的，其无限的创造力、扩张力是初级生产要素所无法比拟的。正是资源约束成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杠杆、经济新的发展和质的提升的原动力!经济发展中劣和优的辩证法就在于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如果说当初由于缺少资金和技术，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的话，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了相当积累的时候，就应当及时提升经济增长方式。因为那种以初级生产要素的构成为特征的比较优势既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他们比我们具有更多的初级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更不可能与以高级生产要素(以高科技为主)构成为经济发展特征的发达国家竞争。我们如果仍然津津乐道比较优势，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处于真正的比较劣势。近年来，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宏观调控，目的正是为了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宏观调控使我们感到经济发展所依存的各类资源越来越紧张，似乎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窘境。然而，对于有着“四千四万”精神的江苏人民来说，当初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条件下，我们能取得辉煌业绩，如今既有资金又有一定的技术基础，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其实，只要我们及早顺应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积极主动地调整产业结构，创新发展思路，前途自然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江苏省锡山经济开发区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我们相信这种努力一定会得到优厚的回报的。只要我们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期正在快速向我们迎来。
第6篇：古代经济发展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人口；社会组织；阶级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
当前中国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一些经济的发展历史，以企在通古今经济之变的过程中获得教益，增强自身对复杂经济问题和理论的理性认识能力。
一、人口数量的发展
（一）人口数量增长的历史轨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统治者往往将户口的多寡作为国力盛衰、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志。更为重要的是，户口是政府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对户口的统计和调查极为重要。
（二）人口数量增长的阶段与特点。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增长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商、周、秦至公元初西汉末年，人口增加到约6，000万人。
第二阶段：自东汉至8世纪中叶的盛唐，人口增加到约8，000余万人。
第三阶段：从中唐经五代，至北宋期间的12世纪初，人口突破1亿人，在13世纪初达到近2亿人。
第四阶段：明末清初人口的下降在17世纪初得到恢复，至19世纪中叶达到4.3亿人的高峰。
特点：1、人口自然增长缓慢；2、人口数量增长呈现大起大落的阶段性特征；3、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二、社会组织与阶级结构
（一）家庭、宗族与聚落。家庭是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人口再生产的单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也是一种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而宗族则是由若干个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宗法社会，宗族血缘关系就构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主体。宗族作为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
（二）中国古代的宗族组织。殷商时宗族就已诞生，到周代宗法制度就相当完备和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建立自己的宗族组织。
周代宗法制度的特点是大小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且大宗、小宗等级森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宗族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废除了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这使固有的宗子宗族制不复存在，但在官僚体制下，一批世代为宦的官僚家族又逐步发展起来，经两汉时期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士族宗族制。
东汉末年，豪族大姓已经空前膨胀，他们控制地方民众，左右中央政局。曹魏时代曾经推行强化政府对官员选拔的九品中正制，即郡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中正由官吏兼任，其主要任务是评定人物，并以此作为政府用人的依据。
西晋政府还给予士族以一定的荫族、荫客以及免役等特权。士族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各种特权，中古时期尤受推崇。
东晋南朝时的谱牒之学极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辨族属支派分化之殊，以明亲疏贵贱、保障士族自身的特权为主旨。
宋代是我国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即由门第等级型宗法制度向庶民型宗法制度过渡。
宋元时期宗族制的实践者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到了明清时期才真正出现宗法理论庶民化，祭祖活动普及于民间。
清康熙九年（1671）颁布“上谕十六条”，前二条即为“敦孝第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以孝治天下的宗族政策十分明显。国家基层政权和族权渐趋合一，宗族逐步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基层社会组织。
(三)聚落形态。一个血缘群体往往集中居住在一个点上，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这一现象自东汉以后已较为普遍。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这种聚族而居的风气更为盛行，清代张海珊在《聚民论》中说“今者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直到20世纪初，各地村落家族聚族的现象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可以说家族聚居是中国乡村居民的主要居住形式。
这种家族聚居的聚落形态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以及后来的山水寨等一般与社会动荡不安有关，宗族聚居便于保障本族人的安全，而承平之时的聚居则是受农耕经济、宗法观念的影响，这种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使得血缘与地缘达到统一，在增进宗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宗族组织对族众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使家族组织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
（四）聚落与环境。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聚落环境是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的聚居地一般都选择在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点。例如，我国陕西蓝田猿人的遗址，就在一条河流最高的阶地上，当时那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有较多的动物可供捕猎（仅考古发现被捕猎的动物种类就有42种）。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由热带、温带逐渐扩展至寒带，创造出各种形式的聚落环境。
综上所述，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人与社会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因此，需要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考察人和社会，探讨人与社会交互作用、演化发展的规律性。聚落的外部形态、组合类型无不深深打上了当地地理环境的烙印。同时，聚落又是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风土民情等。当然，聚落也对地理环境和人类的经济活动发生作用，城市聚落对经济的发展和分布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数量的变化，往往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聚落作为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丘志乔.代位权与代位执行并存还是归一――对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6（4）.
第7篇：古代经济发展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中国儒家文化；古代朝鲜半岛；韩国现代化；韩国当今社会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2-0095-1.5
中国与韩国是友好近邻，两国地缘相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关系密切。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已有近4000年的文字可考的历史。韩国人则善于学习，总以开明的态度欢迎中国文化和现代的西方文化，吸收中西方文化的精华，创造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优秀文化。虽然韩国现代社会采用欧美的经济模式，但是其主流文化仍然是儒教文化，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本文重点探讨儒家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其对韩国现代化和当今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儒家文化起源于我国的春秋末期，是由鲁国人孔子在公元前500年创立的。儒学的历史沿革，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重大演变过程：（一）先秦儒学。（二）秦汉儒学。（三）魏晋儒学。（四）隋唐儒学。（五）宋明儒学。
儒学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不仅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深远影响，尤其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儒学已经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学产生后，很早就传入东方诸国，其中最先传入儒学的国家是古代朝鲜。因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韩国人称之为“韩半岛”）北端，陆地与我国山水相连，西南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隔海相望，地理位置非常接近。
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中影响深远，在韩国现代化（韩国人称之为“近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韩国文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些地方与西方现代性相冲突，但是也有具备与现代性相通的成分，并具备向现代性发展的潜质。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韩国现代化发轫期，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奠定了韩文化基础，而且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优越性）也越来越彰显出来，乃至影响韩国现代社会。朝鲜近代史，是以1876年朝鲜先被迫与日本订立江华条约，后与美、英、德、俄订立与此相类似的条约，朝鲜门户被打开为界。1897年，李氏王朝国王改国名为“大韩”，1910年被日本吞并，此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此期间，1884年欧美传教士开始进入朝鲜半岛传播新教，但此时的李氏王朝是一个高度汉化了的国度，儒家经典主导着这个国家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进入20世纪后半叶后，作为东北亚地区国家之一的韩国，其现代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了。韩国发挥密集型技术人才的优势，抓住机遇，紧追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韩国经济起飞为何如此之快?固然有经济一体化以及美国大力扶植等因素，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良好的竞争氛围和发展机遇，但这些只是外在条件。韩国经济发展神速，还有其内在原因。韩国经济起飞的运作在人，人才密集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确属内在原因之一，然而人口因素最终又离不开文化的养育，这还需要从韩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去探究。韩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古代，朝鲜半岛人民就大量学习中原汉文化。
到了近代，韩国在经济上又全面学习日本，并全套学习日本的科学管理技术。到了现代，韩国又全方位向欧洲开放，特别是虚心学习美国。他们一方面提倡世界化（实际是向美国看齐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保护和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后者做得甚至比中国还好，韩国在保护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有功。从小到集体的人与人之间，大到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支柱，每一步都渗透着儒家文化的传统素质。以儒家精华为基础的韩国人精神及其思维模式，还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关系，“群体内的和谐”与“群体外的竞争”密切结合，使得韩国国内稳定不乱，又能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大显身手，促使其综合国力名列前茅。
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韩国经济现代化的成功根源，在于具有历史稳定的儒家文化，是当今的韩国保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秩序。韩国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参照的系统是欧美的经济模式，但其背后一直是儒家文化作为潜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深深地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为。儒家文化已经成为朝鲜半岛韩国人救亡图存、凝聚民族精神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
三、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当今社会的影响
韩国是一个典型的以儒家文化（韩国人称之为“儒教文化”）为根基的国家，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在韩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其文化资源被充分发掘和利用造福于人民，至今仍然对韩国当今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在行政、执法、敬祖、宗族、乡校及学生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底蕴。韩国在接受中国文化之后，又将其逐渐发展成为符合本国特点和具有独创性的文化和传统。当今韩国现实社会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显现出来：
（一）在思想教育层面上，儒教文化得到重视和传承
韩国儒教文化的特征主要是受先秦儒家思想的影响。由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学的基本特征在整个儒教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改变，其原来的特征和本质在韩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强化。在传承儒教文化方面，教育界也有所反映。韩国从1960年起，就把儒家文化道德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旨在使儒家文化道德代代相传。在初中设立的“道德课”上，要求学生在家“敬老孝亲”；在学校“尊敬师长”，同学之间要“互敬互爱、团结协作”；在社会上要注意“人际关系及各种礼节”等。韩国对大学生的“国民伦理课”，其主讲的“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教育学生继承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德和“思想开化”的内容，也是在继承儒家文化道德的基础上，再开化“自主自立思想”，“固本强国”。
（二）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儒家文化是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准则
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与价值的体系。它是影响韩国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当今韩国，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在国民精神中保持着支配地位。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的风潮中，韩国在东洋三个国家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所具有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皆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社会的基底。韩国人至今仍然尊奉孔子为“万师之宗”、“万世之表”。韩国每年都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大祭”。这不仅是教育界的意识，也是韩国民众的意识。据韩国权威人士估计，现在韩国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韩国人的儒教伦理道德还表现在家庭内。这方面，韩国的家庭孝道堪称一绝。韩国把孔子的“礼”和“孝”紧密地联系起来，并落实到家庭民俗上，使家庭优秀儒家文化久经不衰。20世纪西方精神文化强烈冲击韩国，但只有家庭是攻不破的堡垒，并在东方文化的伦理体系中自我发展和完善，是韩国东方优秀传统道德的一道风景线。韩国仍然保留着如前所述的父家长制，即使因就业的需要，时有年青小家庭分居，但周末团圆、遇事全家商讨、逢节全家祭祀的民俗习惯还保持着。父慈子孝、尊兄爱弟、夫妻和睦、妯娌互助至今蔚然成风。这些传统儒家文化倡导的行为规范，是家庭和睦、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保证。韩国还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关系推而广之于亲友、邻里、社会，使整个国家在20世纪先后遇到的战争、金融等危机面前有条不紊。
（三）在国家决策层面上，儒教文化又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和对外贸易的准则
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营养，其中先秦诸子百家、道教以及外来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等都是对韩文化的补充，但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儒家文化的精髓是“和谐”、“和平”。《尚书》讲的“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孔子讲的“和为贵”，孟子讲的“大同”等都是“和平”精神的体现。韩国人深得儒家文化之精髓，以儒家“和为贵”和“仁者爱人”的思想，凝聚民族精神，促进国家兴旺发达，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力避极端。前些年，每当美、日在朝核问题上动不动就要制裁朝鲜，甚至以武力相威胁时，韩国都坚决反对，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实现民族和解。这是用儒家思想培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总而言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虽然其在五四中受过冲击，但其合理的内核至今仍大放异彩。我们应该在指导下，剔其糟粕，吸取精华，借鉴韩国经验，使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参考文献】
［1］蒋璐，程兆谦，林琨．儒家文化圈内的文学差异及其对组织合作间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07，（7）：121．
［2］王湘江，曾虎文．潘基文尊孔子为精神导师［N］．文摘报，2008-07-08（7）．
［3］朴文一，金龟春．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M］．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184-191．
第8篇：古代经济发展的特征范文
论文摘要 作为千年古都的洛阳，其辉煌的古代文化和历史文明给今天的洛阳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总体而言，这些古代艺术作品可以分为彩陶艺术、墓葬艺术和佛教雕塑，这些留存下来的艺术作品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中重要的艺术精品，同时也是今天洛阳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3700多年前，大禹在洛阳建立都城，此后夏、商、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十三个朝代在此立都，从而使洛阳成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最早、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居住帝王最多的古都，长期以来都占据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悠悠千载的帝王兴替，峥嵘岁月的历史烟云，时光流逝，帝王不再，曾经辉煌的古代文化和历史文明给古都洛阳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洛阳现今除地面尚存的众多历史文化遗迹之外，地下所存历代墓葬以上万计，所出各个时期的各类美术文物数量足以数十万件计。这些分布广泛、数量丰富的洛阳古代美术遗存，作为古代文化传承的一种独特的符号系统，以其特殊的方式延展着中华民族视觉美术前进的足迹，印证着文明发展的步伐，同时也在今天成为洛阳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一、根在河洛与彩陶艺术
在中国人心目中，洛阳自古是“天下之中”，是“中心”。古代所称“中国”即指洛阳一带；“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土中谓洛邑，为天下之中也”；“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严阻，当秦陇之襟喉，而魏赵之走集”等等。Www.133229.CoM这些都表达了洛阳为“天下之中”的意思。作为“天下之中”的洛阳是最早跨入文明时代，而且在以后的数千年里，长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成为“东方古代文明的中心和发祥地”。
有一种说法，要了解中国的20年可以到深圳；要了解中国200年可以到上海，要了解中国的500年可以到北京；要了解中国的1000年可以到开封；要了解中国的3000年可以到西安；而要了解中国的5000年，只有到洛阳，正所谓“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先民就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生产和生活。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已进入到农业文明时代；当时人们不仅居住地稳定，并且基本脱离了茹毛饮血的生活。随后，在1959年考古工作者通过长期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不少学者认定最早的洛阳城也是夏王朝的都城，这也是我国“七大古都”(洛阳、西安、北京、南京、开封、杭州、安阳)中最早诞生的都城。由夏以降，商、西周、东周、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唐、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均曾建都洛阳，洛阳由此就有了“九朝故都”(九表示多数)或“十三朝故都”的俗称。
悠久的历史给洛阳带来了浩如烟海的艺术宝藏，考古学家在这里不仅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制品，也发现了最早的青铜和青铜器，更为著名的是这里所发现的彩陶艺术品，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遗址也在洛阳辖区内发现的。这些早期人类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器尽管是先民为了不同的用途而制作，但其质朴简洁的造型，明快绚烂的纹饰所显示出未经磨砺的幼稚和天真，却带给人一种恍若返璞归真的艺术美感。如大庄遗址出土的一件庙底沟文化类型彩绘陶盆，造型坚实挺阔，饰以花瓣纹。其实用与唯美的巧妙结合，体现了河洛先民的聪明智慧与浪漫的气质。1978年在洛阳附近的临汝县问村出土了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件彩陶缸，陶缸腹部彩绘一幅形象生动、色彩鲜明的“鹤鸟衔鱼石斧图”，占画面主置的是鹤鸟，体形肥硕，通身灰白，长嚎短尾，延颈直立，口衔一条大鱼，旁侧树立一件有“x”型标志的有柄石斧，这幅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彩陶绘画，线条构图诡异，具有浓厚神秘氛围，显示了原始先民结构作品的水平和写形状物的能力，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这些彩陶艺术作品无论在造型、纹饰、图形和色彩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对后世艺术产生深远影响。
二、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墓葬文化与艺术
古人云：“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在“事死如事生”的古人眼中，洛阳盆地北高面水，低山环绕，温暖向阳，洛河、伊河等河流缓缓从盆地中央流过，是典型的避风聚水之地，风水两者兼而有之，故自夏、商、周以来，成为理想的建都之地和上乘的阴宅之所，是他们无比神往的墓葬之地，故而才出现了“北邙山上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的独特景况。“洛阳为九朝都会，先民遗址，随处皆是，地下宝藏，不知既极。”而古墓中，尤其是皇家墓葬和名人墓葬，所伴随的不计其数的随葬品都是珍贵的古代艺术品，既有堪称古代书法艺术精品的墓志和碑刻，更有显示出中国古代艺术成就的陵墓雕塑、彩陶和墓室壁画。
现今已发现的洛阳地区古墓不计其数，其中已确定有皇陵区8处，名人墓11座，著名壁画墓21座，已发掘各代墓葬五、六千座(包括已发掘西周墓葬总数约800余座，发现东周墓千余座，发掘汉墓近3000座，西晋200座，北朝墓30余座，唐代600多座，其余还发掘有秦、曹魏、北宋墓若干，洛阳市北二、三十座墓冢组成邙山古墓群更是成为了目前洛阳一道独特的古墓人文景观。在这巨大古代墓葬文化中，其艺术价值首先是通过洛阳古代陵墓雕塑来反映的。洛阳古代陵墓雕塑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在邙山的汉陵区，遗留有大量石人、石马、石象等雕塑，这些雕塑既是皇陵石雕的开山之作，同时又从建筑艺术形式本身体现了皇帝的权威，以其高超的石刻工艺增加了陵寝的神秘感。唐孝敬皇帝李弘的恭陵位于河南偃师城南的景山上。恭陵坐南朝北，南门外为神道，神道两侧依次排列石象3对、石马1对、石华表1对。这些石刻雕塑造型硕大生动，雕刻技艺高超精湛，极富盛唐气息，整体效果和气势并不逊于唐代其他皇陵。而在此墓葬群中的宋陵石刻在艺术上更是颇有特点：宋陵武士身躯高大，形象勇猛，雕像甲胄的纹饰细腻传神；宋陵番使深目高鼻，须髯浓厚，酷似唐朝胡人形象；宋陵石虎造型威武雄壮，四肢前立后蹲，张口咆哮，威风凛凛；宋陵石羊则面目清秀，体态修长，静卧于旁，展示了石羊恬静、乖巧的美。这些宋陵雕刻作品人物和兽类造型逼真，装饰花纹细腻，代表了宋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体现出了雕刻艺术精湛和成熟。
最能反映洛阳墓葬艺术价值的还有洛阳出土的唐三彩和墓葬壁画。唐三彩也被称做“洛阳唐三彩”，这是因为洛阳于唐朝时出产三彩陶器极负盛名，汇成了一种新奇的民族艺术。从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唐代三彩陶器来看，有模仿生活中的各种器物，如住房、假山、柜橱、牛车等；有各种动物，如马、骆驼、狮、虎、鸡、狗等；也有各色人物，如武士、文吏、贵妇、仕女、牵马胡人等。这些造型浑厚丰满，工整细腻，色彩绚丽，神态逼真，气魄雄伟，刀法简朴，线条流畅，潇洒奇特的唐三彩作品虽然历经一千多年，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辉。从其艺术价值上来说，洛阳唐三彩在人物俑的塑造上，不仅能够展现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物各自不同的鲜明外部整体形象，同时还能准确地捕捉其特有的心理特征，对五官部位巧妙地予以夸张，进行精细地刻划，达到了形神兼备的效果，如天王俑夸张其双目，以显威武；文吏俑微收其双唇，以露其亲和；女侍俑两眼平视，一副顺从的神态。在动物俑的塑造上也同样能够展现出不凡的气势。同时在工艺上，洛阳唐三彩创造性地运用了低温铅釉色彩的绚丽、斑斓，以及我国独有的流串工艺，使得这些陶器作品在造型上生动逼真；在色彩上光彩绚烂、典雅富丽，成为我国艺术宝库中难觅的珍品。洛阳墓葬壁画艺术主要体现在此发现的两汉墓葬中，现已发现的完整的两汉壁画墓室已有十数座。这些墓室壁画以数量多、年代跨度大、表现技艺丰富高超而居于我国古代三大墓葬壁画分布区之首。事死如生的汉人在其墓葬壁画上描绘有摊戏、打鬼、羽化登仙、天文星象、历史故事、迎宾拜渴、宴饮歌舞、车骑出行等内容，深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及生活意趣。1976年出土的西汉卜千秋墓壁画显示了汉代绘画开阔雄浑的气派，墓室中满绘壁画，主室平脊上所绘著名的“升仙图”以长卷方式描绘了男女墓主夫妇在神仙灵怪的护佑下升入天界的景象，在13块砖上依次绘有女蜗、月亮、持节仙翁、双龙、神豹、聚羊、朱雀、白虎、仙女、玉兔、蟾蜍、墓主夫妇、伏羲、太阳、黄蛇等形象，流动的彩云萦绕其间，气魄深沉雄大，用笔豪放，色彩鲜明，充满了飘动活跃的气氛，为研究汉代的历史和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视觉形象资料。
洛阳作为古代墓葬的“首善之区”，其历史和文化价值是举世皆知的，随葬在墓中的艺术作品更是埋藏在地下的艺术宝库，这些艺术作品不仅生动记录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是洛阳甚至中国历史的写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其所体现出的艺术特色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佛像雕塑与龙门石窟
古都几度兴废，战火几度燃烧。历经悠悠千载的帝王兴替，伴随峥嵘岁月的历史烟云，洛阳地面上的许多古代美术作品都已经灰飞烟灭，至今屹立不倒的龙门石窟终究让我们能够探寻一番洛阳地面美术的过往辉煌。
龙门石窟的建立要归功于北魏孝文帝的迁都，在他迁都洛阳后，笃信佛教的他把佛教也从山西平城一即云冈石窟，转移过来。中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以及隋、唐、北宋等朝代，连续大规模营建达四、五百年。据统计，龙门现有佛龛2345个，佛像十万余尊，佛塔六十余座，碑刻题记二千八百余品。大小不一、高低错落的佛完如蜂巢般密布于东西两山崖壁，南北绵延达一千多米，蔚为壮观。堪称为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1961年，国务院公布龙门石窟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将龙门石窟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龙门石窟的佛教雕塑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首先体现在造像术上的较大的进步，相对于云岗石窟造像概括洗练，以整体感取胜而言，龙门石窟的魏窟写实能力大大加强，表现出较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石窟的雄健可畏转变为的温和可亲，洞中的释迦面露微笑，衣饰由偏袒右肩和通肩式变成了汉族的胞衣薄带式。进入唐代后，变化则更为明显，唐代的佛像具有更多的人情味和亲切感，形体丰满健壮，雍容华贵，象征着唐代早期的国势的强盛和经济的繁荣。在艺术上，唐代的圆刀代替了北魏平直的刀法，佛像衣纹更加流动飘逸，力士夜叉浑身肌肉突起，肌肤和解剖的原理又适当加以夸张，充满了雄伟的气势和向外进发的力量。再次，龙门继承了云冈的艺术风格，从造像题材来看，云冈石窟以三世佛为主，龙门石窟北魏时期也整体上给予了继承。但是进入唐代后，由于唐代高僧玄奘说过“天见弥勒佛下生”的话，武则天为了加强其统治，宣扬其就是弥勒的化生，于是她在龙门大造弥勒。龙门成千上万的造像中，体形最大、体态最美、艺术价值最高、整体设计最严密就是奉先寺的主尊卢舍那大佛，女皇武则天鼎力相助的卢舍那大佛，像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身旁有肋侍菩萨两尊，佛弟子、金刚、神王各两尊，这9尊造像或文静质朴，或饱经沧桑，或雍容华贵，或文或武，性格各异，错落有致，这一切都本着一个主题，烘托卢舍那大佛的至尊至上，当然这也就是烘托武则天的至尊至上。最后，龙门石窟由于是北魏进驻中原后才开凿的，它历经多朝多代，直到明朝还有小规模的雕凿，其受到的文化熏陶十分强烈，除了佛像外，还有像龙门二十品和药方洞这种特殊的艺术题材。“龙门二十品”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它所展现的书法艺术，是在汉代隶书和晋代隶书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是隶书向楷体过渡中的一种字体，字形端正大方、刚健质朴、既具隶书格调，又有楷书因素，是“魏碑”体的代表，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四、洛阳古代美术的经济价值
从彩陶艺术到墓葬艺术到佛像雕塑，洛阳古代美术作品以其巨大的艺术价值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比重，为洛阳昨日的文化添上了绚烂的一笔，更是今天洛阳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学者指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艺术品和艺术所产生的效应除了知识活动、发展文化和赢得他人尊重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传播外，同时还是一种经济来源这一点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只要想一想那些成群结队去参观那些艺术名城的人们够了，这些名城包括巴黎、威尼斯、罗马、佛罗伦萨等等。”可见，艺术成为了许多人们“慷慨解囊”时不可抗拒的诱惑，艺术与经济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上文可知，洛阳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华夏文化的摇篮，其悠久的历史遗存下来了丰富多彩彩陶艺术、墓葬艺术和佛像雕塑艺术构成了洛阳极其绚烂的艺术文化风景线，而这些艺术品的遗址则成为了人们流连忘返的名胜古迹。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龙门石窟，每天都吸引着大量的国内外游客，成了洛阳最亮的名片；邙山陵墓群、洛阳古墓博物馆，也都成为了国内外游人喜爱的古文化旅游景观。无疑，洛阳古代美术遗迹成为了洛阳旅游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法宝。“在现代旅游活动中，文物资源无疑是主角”。
旅游作为一个朝阳产业，有着传统产业不可比拟的优势，许多国家把它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了使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旅游业内人士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文物上，创建特色旅游品牌。文物的分布具有地域性和特有的文化个性，又是不可再生的，这正是特色旅游的优势所在。洛阳经济的主导产业是工业，但是如果能够以洛阳古代美术为依托，以“文物搭台、旅游唱戏”把本地旅游搞出特色，也必定有助于拉动洛阳经济的更快增长。从旅游学的角度看，旅游开发涉及到许多学术上和技术上的问题。不言而喻，洛阳的古代墓葬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名”、“古”、“特”、“新”、“奇”、“用”，这几项旅游开发的要素在洛阳古代墓葬资源都具备。“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就是洛阳古代墓葬“名气”的最好例证，这种情况在中国找不出第二家；“古”就是古老的程度，洛阳古代影响比较大的墓葬若从周灵王算起，距今也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周灵王陵是有史可证的第一个帝王级别的陵墓，此种情况，其他地方也没有；“特”即特殊、特别，洛阳古代墓葬时间长，皇家墓葬和名人墓葬多，墓葬形制变化大，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大，确实与众不同；洛阳古代墓葬虽然是古老的文化，但其中蕴涵着许多“新”的东西，如出土的墓志和文物中有许多史籍上没有记载的东西，可以起到补史和佐史的作用，典型的就是洛阳新安县的“千唐志斋”，被称为“石刻的唐史”博物馆；“奇”就是奇特，洛阳古代墓葬乃天下奇观，绵绵二千多年，人们不改初衷，一直把洛阳的北邙当作墓葬的“万吉之地”，邙山之上累累古冢，在无言地诉说着它的神秘和奇特；“用”就是实用价值，如果我们将洛阳古代墓葬看成是文化资源的话，它就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洛阳开始认识到历史文化资源是洛阳最大的优势，旅游经济的发展应作为洛阳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使旅游经济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旅游经济在拉动需求、刺激消费、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2000年，洛阳借河南省提出的“三点一线”的黄金旅游发展战略，打出“黄河旅游带”品牌的机遇，在发展旅游经济中有更大作为。“三点一线”汇集了龙门石窟、自马寺、关林、小浪底、少林寺、清明上河园等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名胜古迹。
近几年，洛阳的城市面貌有了明显改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旅游环境得以改善，投入巨资整治了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汉光武帝陵、千唐志斋、小浪底风景度假区以及白云山、龙峪湾、鸡冠洞、洛浦公园等，使洛阳景区面貌一新。龙门石窟等一批精品旅游景区、景点建设初露端倪，洛阳旅游开始有了品牌形象，游客人数增长迅速，成为了洛阳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据统计，第25届牡丹花会共签订各类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合同298个，同比增长21.6％；投资总额462.6亿元，同比增长4.4％；合同引进市外资金398.4亿元，同比增长9.4％。全市接待游客人数825.5万人次，入境旅游者6.9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11亿元。第26届花会期间，洛阳市共接待国内旅游者1437.7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58.89亿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2.23％、20％；接待入境游客11.39万人次，旅游创汇3029.41万美元。花会期间，洛阳市共签订合同项目284个，投资总额达698.98亿元，合同利用市外资金612.17亿元。其中外商投资项目21个，投资总额12.75亿美元。
第9篇：古代经济发展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