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平衡性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

【摘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不平衡以及单一的金融政策，我国区域资金流动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本文对我国区域资金流动不平衡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利用泰尔指数对区域间资金流动的不平衡性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资金流动；不平衡；泰尔指数

【作者简介】李兴汉，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资金流动是指其所有者在追逐效益的过程中，使资金由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或由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转移。由于资金在流动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平衡性，我国区域资金流动存在着明显的收益水平不均衡现象。在此情况下，只有当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收益水平比发达地区高，资金才会由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然而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由此导致资金区域流动的不平衡，反过来资金区域流动的不平衡又加剧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

一、我国区域资金流动不平衡的现状

（一） 金融机构发展和分布的不平衡

在我国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区域金融不平衡的状况严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区域金融依然会保持以国有银行和大型股份制银行为主导，间接融资占统治地位的格局。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采用总行-分行体制，由于商业银行与生俱来的逐利性质，各行采用行政或者经济的手段统筹安排其分行的资金，以求全行效益的最大化。在东部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银行贷款收益往往比内陆地区高，风险却比内陆地区低。如此一来，各行会不断加强对各分行信贷状况的调整，从内陆欠发达地区吸收资金投向东部发达地区。各商业银行不约而同地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资金向大中城市流动的趋势非常明显。

如表1 所示， 东部地区存款余额的比重为58.2%，是中部地区的2倍左右、西部地区的3倍左右。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比重比中部高出几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高出十几个百分点，而且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相对来说更为多样化，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加剧了资金流动的不平衡性。

（二） 资本市场发展的不平衡

1990 年11 月2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股票市场为上市公司融得了大量社会资金，成为优化资金配置、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向“资产池”方向发展。

但同时应当看到，我国的上市公司大量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的上市公司所占比例很小。券商的分布格局同上市公司基本一致，东部和中西部严重失衡。东部地区不论是券商的数量、分布，还是市场占有率都占有绝对优势，主导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截止到2012年末，全国共有2494家境内上市公司。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的境内上市公司分别是1621 家、512 家、361家。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占到了65.0%，而当年东部地区的筹资额更是占到了66.9%。很明显，我国资本市场呈现出地域上的不平衡性，社会资金通过资本市场从内地欠发达地区大量流向东部发达地区。

（三） 直接投资的不平衡

2012年，东部、中部、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18.9%、25.7%和24.9%，中部和西部增速均超过了东部。但如表1所示，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状况依然呈现明显的地域性不平衡。2012年东部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5万亿元，占全国的41.2%，远超中西部地区。2012年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624.5亿美元，占全国的55.9%，超过中西部地区之和。直接投资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资金流动地区间的差距，进而拉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四） 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政策引发的资金流动不平衡

1994年，我国实行了分税制改革。目前，对税源大而集中的中央税贡献最大的是东部地区，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将东部地区的资金转移到中西部地区，通过税收的再分配、发行国债等完成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补贴。另外，我国存在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政策性融资方式把资金投向中西部地区。我国近年来实行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通过减免税收、扶持优势产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优惠等进一步引导资金流向中西部地区，拉动当地的经济增长。

二、导致我国区域资金流动不平衡的因素

（一） 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幅员辽阔，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反映在资金流动上，主要表现为资金的来源用途。东部发达地区资金的来源要广得多，信用扩张的范围也较大。欠发达地区资金来源非常有限，信用扩张的余地很小。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了地区间资金运行、资金流动的不平衡。

由于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差异，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同。东部发达地区充满了商机和活力，大量的社会资金通过对周围地区的辐射被吸纳进来。而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所有者为了逐利往往把资金投向发达地区，造成资金的流失。

（二） 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东中西区域内部经济发展也存在着较大差异，通过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无论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量、银行存贷款余额，还是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都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区域内的资金流动不平衡性也表现得相当明显，甚至超过了区域间的不平衡性。而区域内部资金流动不平衡会带动全国资金流动不平衡。若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全国区域性资金流动不平衡问题就很难解决。

（三） 市场化程度的不平衡

东部地区最早改革开放，经济结构调整升级较快，市场化程度高，包括银行、证券公司在内的各种金融机构有着较高的拓宽融资渠道的能力。通过规模经营，这些金融机构的运行成本不断下降，资金使用效率不断提高，提升了东部地区整体的资本积聚实力。而中西部地区不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市场化程度都比较弱，没有一个业已成熟的金融市场，融资效率处在较低水平。

三、我国区域资金流动不平衡性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准确衡量各区域间资金流动的不平衡性，以及区域间和区域内的不平衡性对总体的不平衡性有怎样的影响，文本使用泰尔指数进行实证研究。

泰尔指数又称泰尔熵标准，一般作为衡量个人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指标。目前在中国区域资金流动中，银行存贷款仍占主要地位，因此本文以银行存贷款余额为具体研究对象，设K为全国存贷款余额，R为全国人口数量。Ki为i地区存贷款余额，Ri 是i 地区人口数量。根据国务院对东中西区域的最新划分标准， 东部地区的i=1,2，…，11；中部地区的i=1,2，…，8；西部地区的i=1,2，…，12。用D、Z、X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KD、KZ、KX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存贷款余额。RD、RZ、RX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人口数量。TD、TZ、TX 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泰尔指数。T表示整体不平衡性的泰尔指数。TJ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间不平衡性的泰尔指数。T-TJ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内不平衡性的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通过查询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金融年鉴》（1999～2012），计算得出我国近15 年来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资金流动的泰尔指数，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利用Excel 分别做出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存贷款区内不平衡性以及分解的存贷款不平衡性，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显示，东部地区的存贷款区内的不平衡性整体上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且东部地区的不平衡性还呈现一个“倒V型”的态势，即先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一个过程。中西部地区的不平衡性整体上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在大部分年份里中部地区的不平衡性略小于西部地区，而且两者均呈现出幅波动态势，即增大和减小不断更替的过程。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存贷款区内不平衡性均很大，因此东部地区对全国差异的影响也会很大。

图2显示，中国存贷款泰尔指数在整体上呈现“倒V型”，即先上升后下降，与图1中东部地区泰尔指数的走势比较接近。另外，三大区域内差异的泰尔指数始终大于三大区域间的泰尔指数，说明我国的存贷款不平衡性更主要地表现在各区域内部。

四、政策启示和结论

区域资金流动的不平衡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要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必须首先重视区域资金流动的作用。

首先，金融政策的制定要体现区域化，充分考虑到区域间的平衡以及区域内的平衡。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建立适应每个区域各自发展特点的相应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体系，有力促进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即使是三大区域内部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更加具体、更加符合实际的区域化金融政策亟待出台，以打破过去资金基本上呈单向流动的局面。

其次，进一步健全金融体系。深化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切实提高其市场竞争力，根据经济需要和区域平衡发展的双重思路设置机构网点。尤其是东部地区，要改变过去区域内资金流动不平衡的现状，同时促进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流动的协调发展，通过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使得全国的资金流动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再次，要加强各区域间金融合作。东部地区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辐射能力和辐射范围，各区域要协调好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通过金融和财政的双重协调，进一步发挥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乘数效应，减少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差距，促进各区域协调发展。另外，要重视对区域内金融机构的整合，以合作促发展，增强中西部地区资本积聚实力。

最后，建立专为落后地区设计的专项基金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存在地区发展差异的客观情况，很难完全依靠市场对融资进行调节，因为完全依靠市场的结果就是落后地区流失更多的资金，发展更困难。而实行差异化的金融政策，建立专项基金等为落后地区服务的金融机构，无疑有利于改变当前区域资金分布不平衡的局面。

参考文献

[1]王馨.区域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工业技术经济,2011,(10):101-105.

[2]黎欢. 政府干预、银行改革与区域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转型的影响[J].武汉金融,2014,(4):20-23.

[3]张国俊,苏存.区域金融协调互动发展的内涵及实现路径[J].银行家,2013,(9):50-53.

[4]邓向荣,马彦平,杨彩丽.金融开放背景下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与差异分析——基于参数和非参数的估计[J].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2,(1):26-35.

[5]曹源芳,谢惠贞,汪祖杰.金融地理对区域金融稳定的作用机理:基于金融功能观的分析视角[J].经济体制改革,2012,(4):47-51.

[6]何晓夏,章林.中国区域金融结构差异研究[J].金融论坛,2010,(1):25-31.

第2篇：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

基于2012年南疆五地州的统计数据，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农业生产构成、农业生产投入和产出等方面选取了22个相对指标，分别为：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X1），少数民族人口比例（X2），乡村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例（X3）；农村居民全年家庭人均纯收入（X4）；农村居民家庭农业生产总支出（X5）；农用地面积（X6）；水利设施用地面积（X7）；农村用电量（X8）；有效灌溉面积（X9）；化肥施用量（X10）；农业总产值（X11）；非农行业总产值（X12）；农业机械总动力（X13）；农作物播种面积（X14）；主要农作物总产量（X15）；地区生产总值（X1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17）；耕地面积（X18）；农业固定资产投资（X19）；农业从业人数（X20）；受灾面积总数（X21）；农业总产值增长率（X22）。

2南疆农业经济区域差异分析与评价

由于新疆地域辽阔，各地州自然禀赋、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等差别很大，使新疆各地州区域农业经济水平差异很大。而农业总产值增长、非农行业产值增长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是体现农业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方面。区域经济差异可以通过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两类指标加以衡量。因此，选择2000-2012年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州直属县(市)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共8个地州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量度指标，通过比较其变异系数和标准差两个相对差异指标的变化，来反映13年间新疆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标准差由2000年的686.15，增加到2012年的2472.34，增长了3.60倍，增速也逐年提高，而变异系数虽有小幅波动，但也一直稳定在34%左右，表明各地州农业经济差异正逐年稳步扩大。比较2012年新疆南、北部10个地州的部份经济指标。总体上北疆五地州的GDP为南疆五地州的2.01倍，而南疆五地州农业生产总值比北疆高68.4亿元；人均GDP北疆普遍高于南疆，但位于南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GDP高于北疆3个地州，人均GDP为10个地州中最高，说明造成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已由地域性向结构性转化，地区经济专业化分工进程加速。由于Ward法并未给出合并成几类，根据表2给出的统计量可以看出，伪F统计量在归为3类时较大，说明归为3类较好；伪t2统计量在归为1类、2类时较大，由于伪t2统计量越大，表明上一次归类的效果好，也表明归为3类较好，因此将南疆5个地州分为3种类型。结合聚类分析过程和树形图，可将南疆五地州的农业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分为以下3类：

1）非农经济主导地区，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2）农业经济稳定发展地区，包括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

3）农业经济落后地区，包括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前4个主成分的特征值、相邻两个主成分特征值之差、每个特征值所解释的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比例。可见，主成分一、二的累积贡献率已达93.19%，远大于85%，已经能较好地概括原始变量，而主成分三、四的特征值小于1，说明其对原始变量的解释力较弱。因此，选择主成一、二作为分析变量。此时，两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93.19%，表明其包含了原22项指标信息的93.19%，已足够反映原有指标的信息。表4为22个评价指标对应于前两个主成分的特征向量（载荷量）对于前两个主成分的因素载荷量的贡献率。通过各主成份的载荷可对各主成份作出符合现实意义的解释：主成分一（PCR1）包含了全部信息量的56.04%，在X5、X7-X11、X13-X16、X18、X19、X21与X22上有较高正载荷。可见，PCR1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区域农业生产规模、资本投入与经济效益，体现的是区域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因此，称PCR1为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因子。主成分二（PCR2）包含了全部信息的37.16%，在X1-X3与X20上有较高正载荷；在X4、X6、X12、X17上有较高负载荷。可见，PCR2反映的是区域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力供给水平，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人口及其结构、农业劳动的经济收益和农业劳动力宏观需求等。因此，称PCR2为农业劳动力要素因子。在PCR2上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的得分较高，分别为1.1232和0.5314，表明其在农业劳力要素方面具有较强优势，两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乡村人口占地区总人口和农业从业人数比例高，反映出这两个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农业劳动力投入水平高，农业发展仍为粗放型，其农业经济是建立在较高的资源和资本投入上；巴州在PCR2上的得分最低，其非农产业吸收和消耗了大量劳动力，使区域农业劳动力无法支持和满足农业生产与发展的需求。因此，造成南疆地区农业经济区域差异的因素可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即农业综合发展水平与农业劳动力要素。从南疆5地州农业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情况来看，喀什地区农业经济综合竞争力在南疆5地州中居第一位，得分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阿克苏地区，第三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农业经济综合竞争力最强，其人口达415万，为南疆人口最多的地区，耕地面积达530457.1hm2，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发展基础等方面的较强优势，是喀什地区农业经济综合竞争力具有较强优势的主要因素；克州最弱，属典型民族贫困地区，其人口较少且土地总面积中平原仅占10%、山地占90%，耕地面积52859.6hm2、人均耕地面积仅0.094hm2，自然条件较差、耕地资源严重不足和劳动力素质偏低等，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见，近年来由于各类援疆政策和较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加大了对南疆地州的援建力度，使得南疆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好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喀什地区在建立经济特区以后，对其周边地州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喀什地区已逐步成为南疆经济中心，表现出了良好的经济发展趋势。

3南疆农业经济区域差异的变化特征及预测

3.1库兹涅茨比率及其分解

2000-2012年南疆地区农业人口比重大于其农业产值的地区个数始终保持不变，即m=4，南疆地区仅巴州农业人口比重小于其农业产值占全疆比重，其他4个地州人力资源生产效率相对较低。从库兹涅茨比率分解值上来看，低收入人群人口比重变化趋势明显表现为相对稳定的两个阶段，即2000-2005年为第一阶段，低收入人群人口比重基本维持在α=0.45左右；2006年以后为第二阶段，α一直维持在0.49左右（图4），表明低收入人群人口比重在2005年以后有所下降，其收入比重有所提高，使2005年以后k开始下降。而k与β的变化曲线高度相似，均表现为3个阶段，即2000-2005年的稳定上升阶段，2006-2009年的逐步下降阶段，2010年以后的快速上升期。在2000-2005年期间，高收入人群收入比重明显上升，使得k也随之上升；在2005-2009年期间，高收入人群收入的比重开始下降，低收入人群比重下降且趋于平稳，使得k也随之下降；2010年以后，高收入人群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而低收入人群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这种高度同步现象，表明高收入人群收入比重对k的影响趋于增强。可见，农业人口中的高、低收入人群及其收入比重的差异逐渐提高，加剧了南疆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地区间的农业区域经济差异增大。综上分析表明，南疆地区农业经济差异正在增大，而南疆地区低收入人口及其收入所占比重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影响较小，高收入人群人口及收入比重的变化是影响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波动的主导因素，特别是2009年以后，进入高收入人群及其收入比重的迅速加大，导致不平衡性急剧上升。南疆五地州中除巴州外，其余4个地州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也是造成农业经济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

3.2区域农业经济差异的预测

9698，大于0.5，表明2013-2020年间的区域农业经济差异将会延续2005-2012年的发展趋势，区域农业经济差异增大的可能性很高。3.3区域经济差异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区域经济发展初期，一般采取倾斜发展战略，伴随着区域经济绝对差异（库兹涅茨比率k）的增大，经济增长速度会相应的提高，当差异达到合理值（k0）时，增长速度达到最大（v0）。如果k继续扩大，区域经济对差异的耐受力减弱，出现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增长速度也会开始回落，这时如果不采取有效的调控措施，增长速度会继续下降，随着各种矛盾的积累及爆发，就会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甚至导致区域经济停滞。以库兹涅茨比率（k）作为度量区域经济差异的指标，以农业经济增长速度（v），利用SAS统计分析软件可得非线性回归方程为：v=-0.2404+2.4611k-4.8426k2（8）对公式（8）求一阶导得：v'=2.4611-9.6852k（9）令v'=0，得：k0=0.2541，v0=0.0723，而2012年的库兹涅茨比率k为0.2919，大于k0，表明南疆区域农业经济差异已经超过警戒水平，农业经济对区域差异的耐受力减弱，并已开始对南疆农业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产生负影响。

4结论

第3篇：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

【关键词】:农村区域发展；发展问题；三农；农业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2-0291-01

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通过对发展历程的梳理，笔者将我国农村区域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四大突出问题作如下归纳及分析：

一、不平衡性

不平衡性似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特点，这种不平衡性体现在经济基础及发展规模的阶梯差异，城市如此，我国不同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更是如此。若将我国农村区域按照东、中、西划分，济实力随之递减，并且这种差异由东至西愈发明显。差异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这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依靠政策、地理条件等多方面优势，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早已在起跑的时候就将西部地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因此，东部地区农村区域发展所能依靠的基础也更为扎实。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东部农村区域发展依靠其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进一步拉大了这种差距，虽然目前我国着力改善这种区域化的差异性，但是在短时间内农村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想要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还是非常困难的。

二、发展与环境的矛盾

在我国积极推动农村区域发展进程的同时，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已经成为一大突出问题，农村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化农业生产对农村土地资源造成的破坏

相对于传统农业，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对于土壤的破坏力更强更大。滥垦乱伐造成大批农业用地产生水土流失、土壤风蚀等现象；化肥、农药、农用地膜对土壤的侵蚀也大大减少了农村土地的肥沃程度，使土壤质量大大下降，进而影响农作物产量。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农村规模化生产给广大农村土地资源带来了巨大损失，加之生产者土地及环境保护意识、可持续发展观念缺乏，加大了对农村土地资源的浪费和损害。

2. 广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城乡一体化趋势愈加明显，由于人口的不断聚集，生活垃圾等环境污染情况愈发严重，脏乱差等现象随处可见。与城市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相比，广大农村地区相对缺乏这类解决生活污染的配套设施，这大大制约了我国农村区域发展。因此，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有效改善广大农民的生活环境及条件，是一个利国利民之举。

3.工业污染严重

在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工业污染问题不容忽视。由于我国乡镇企业在工业生产时忽略了预防及治理环境问题的考察，大多存在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严重缺乏环境保护观念，导致农村地区工业污染问题的产生。与此同时，农村大力开发养殖业，这种生产模式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也不亚于工业污染，同样不容忽视。

三、农村城镇化规划细节存在不合理性

在推动我国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合理的农村城镇化规划对于消除城乡差距、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很多细节问题存在致命缺陷。首先，规划没有完全做到因地制宜。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城市布局存在差距，大中小城市的比例也存在极大差异，从数量上看，东部地区城市数量远远超过西部地区。而对于农村城镇化的规划过于宏观，没有将地域特色及区域优劣势充分考虑其中，这样在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各地区农村发展步骤及策略就缺乏合理的依据，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更好更快发展。

四、农村区域发展中的政府干预

在我国农村区域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基于农村、立足县乡的一种我国特有的农村区域经济模式。在市场经济社会，无论是城市经济还是县域经济的发展均应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调动一切合理存在的市场因素，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保障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而在我国农村县域经济的发展浪潮中，不同农村地区政府干预力度不同。据了解，在西部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性非常明显，这不仅制约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阻碍了该地区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而相对于一些政府干预力度较弱的地区，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调动，恰当的政府引导也起到了很好的调控作用，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阻力相对减少。

五、结语

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综合国力及经济实力还有待提升，而作为一个农业人口比例占全国总人口近7成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就更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为农村区域发展战略扫除阻力与障碍，为我国农业农村的全面协调发展保驾护航，使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真正成为我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参考文献：

[1]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中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

第4篇：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

论文内容摘要：南京都市圈各城市，从旅游业综合现状和旅游流集散能力来看，其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造成这一不平衡性的主要因素是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规模、旅游资源状况以及客源接待和盈利能力等。南京都市圈地跨江苏安徽，包括南京、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芜湖和巢湖。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确定了都市圈旅游发展中心城市及各层级，并着力分析以中心城市为起、止点的旅游流及其影响因子，以及中心城市目标市场层级划分。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选取2008年南京都市圈内各市旅游发展指标，运用聚类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等统计方法，以SPSS17.0实现数据处理，研究圈内各市的旅游发展水平，确定圈内旅游业中心及各圈层。同时分析以中心城市为起、止点的旅游流规律及其影响因子，以及中心城市目标市场划分。

都市圈建立的意义在于打破行政界线，按经济发展趋势构筑相对完善的城镇群体空间单元。南京都市圈是江苏省着重建设的三大都市圈之一，地跨江苏安徽，目前包括南京、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芜湖和巢湖。中心城市占据都市圈系统经济发展高地，具有最高的经济势能和地位，它通过集聚与扩散两种作用力的交互耦合，实现与周边城市旅游要素的有序流动，促进各市旅游产业规模的提升和旅游业的发展。

都市圈旅游中心城市及圈层分析

影响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因素很多，影响力各不相同。本文选取的指标有：各市GDP、人均GDP、人口数、旅游接待总人数、平均逗留天数、人均消费、旅游总收入、4A以上景点数、星级饭店数、旅行社数、距中心城市交通里程（祁秋寅、张捷，2006），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市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通过SPSS降维处理（剔除因子载荷小于0.5的指标），最终保留的指标有GDP、旅游接待总人数、旅游总收入、4A以上景点数、星级饭店数、旅行社数。

综合以上指标对样本进行聚类分析，采用K-均值方法，设定聚类数为3，可将8个检验城市旅游业综合水平分为3个层级，第一层级为南京，第二层级为扬州和镇江，第三层级为淮安、马鞍山、芜湖、滁州和巢湖。通过ANOVA检验得到显著性水平均为中等或高度显著。可见，从旅游业发展的角度，南京是都市圈旅游发展状况优势最明显的城市，为都市圈的旅游业中心，扬州、镇江为发展相对较成熟区域，其余5市旅游业综合实力相对较弱。

中心城市旅游流分析

旅游流又称旅游客流，指旅游者从出发地到旅游目的地移动形成的客流。影响旅游流的因素有：两地距离和交通便捷度、旅游资源吸引力、经济联系、游客感知、旅游费用、接待设施等。都市圈旅游流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任何两个城市之间的旅游集聚和扩散流，很难形成清晰的研究思路和结论。因此本文以中心城市为视角，分别研究南京作为其它城市目的地和客源地情况下，旅游流聚散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一）中心城市旅游集聚流分析

本文定义中心城市集聚流比例表示从各市直接来南京的客流占南京总客流的比例，它反映了圈内各市向中心城市提供客源的能力。可得的旅游流影响指标包括各地经济水平、人口数、旅行社数、到中心城市距离、中心城市集聚流比例。本文运用双侧相关性检验，选用Pearson相关系数，得到表1。各市人口数、与南京距离这两个指标同中心城市集聚比例无显著相关，而GDP水平及旅行社数与中心城市集聚流比例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结果具有高度显著性。

由此可知，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产业规模对旅游流的产生具有重大影响，而人口数，与中心城市距离并不能成为促进其它各市产生旅游流的显著因素。这表明旅游流的产生更加依赖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质量。中心城市要吸引都市圈内更多的客源，除了自身发展之外，更要加强圈内各市产业的合作，从而提高各市输送客源能力，实现共赢。

距离因素在都市圈内部产生旅游流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这与以往一般性认识有悖，随着近年来都市圈交通的日益发展和同城化进程的推进，市场对距离这一要素的敏感程度正在消减。

（二）中心城市旅游扩散流分析

中心城市扩散流比例是指直接从南京所往城市的旅游客占该城市总客流的比例。它反映了圈内各市吸引中心城市客流的能力。

如表2所示，中心城市扩散流比例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住宿接待条件（星级酒店数）有高度相关性，同旅行社数也有一定相关性，且前者比后者相关性更显著。这表明，由于中心城市消费能力相对较高，旅游方式多元化，游客对星级酒店的需求高于对旅行社的需求。中心城市扩散流比例还与当地旅游总收入高度相关，表明中心城市是各市旅游业重要收入来源，各市应当对中心城市这一巨大市场予以重视。同时，旅行社和星级酒店对各地旅游总收入的贡献很明显，但显然星级酒店与旅游收入相关性更大，这印证了过夜游客消费贡献更大这一观点。

中心城市旅游目标市场空间定位

由上文分析可知，中心城市的集聚流主要受都市圈各市GDP和旅行社数影响，因此选取南京周边7市GDP和旅行社数作为指标计算因子得分，按得分将南京目标市场划分为两个层级，第一层级为扬州、镇江、淮安，它们均在江苏省境内，旅游业综合水平为都市圈前三位（除南京），可将它们看成南京周边旅游目标市场的核心市场。第二层级为其他4个城市，它们均在安徽省境内，可见省际行政界线对都市圈旅游流集散有一定影响。它们的旅游业综合水平在都市圈中处于末位，旅游流产生能力尚待提高，是南京周边旅游市场的潜力市场。以上划分均是基于都市圈内部而言。

对于第一层级市场，应充分利用优势，进一步加强旅游同城化进程，将巩固高品位的传统景区与开发新旅游模式相结合，巩固市场份额。对于第二层级城市，急需打破省际和市际行政界线和经济壁垒进行区域合作，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当地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和模式升级，最终提升市场份额。

结论与对策

南京都市圈各城市，从旅游业现状和旅游流集散能力的角度来看，其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造成这一不平衡性的主要因素是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规模、旅游资源状况及客源接待能力。要提高都市圈的整体产业竞争力，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首先，提升实力。影响旅游流的主要因素是GDP和旅游产业规模，各市要提升经济实力，优化扩大旅游产业规模，为旅游流的聚散提供可能。其次，加强内部合作。一定区域旅游经济整体水平由各城市的竞争、分工与合作决定，而区域的整体发展又影响着城市的兴衰（叶依广、周蕾，2004）。

参考文献：

1.张强.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功能组织研究[D].兰州大学，2008

2.祁秋寅，张捷.我国省际旅游经济影响因素分析[C].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年会，2006

第5篇：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

关键词：竞技体育 经济 研究

前言

竞技体育作为一种文化，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依赖于经济同时又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湖南省竞技体育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如何？湖南省运动员从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一个第六名到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取的金牌数、奖牌数及总分位居全国各省市区第一：即7枚金牌、1枚银牌、5枚铜牌、1个第4名、3个第5名、1个第7名，创造了湖南省体育史上的辉煌。尽管近年来湖南省竞技发展很快，但目前对湖南省竞技体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还很少，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本文试图进行一些尝试性的研究，为湖南省竞技体育和经济的和谐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湖南竞技体育成绩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

1.1 湖南省竞技体育成绩分析

竞技体育运动发展，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奥运会是世界最高级别的体育盛会，亚运会和全运会作为亚洲和中国的“奥运会”，其规模、声势和影响，以及对社会的吸引力，对群众热情的激发，对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都是其它任何形式的运动会所不能比拟的［1］。因此，奥运会、亚运会和全运会的成绩最能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本文以湖南省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亚运会和全运会所获取的金牌数与总分情况进行分析。

1.1.1 湖南省运动员在第23―27届奥运会上的成绩分析

世纪之交的中国竞技体坛，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的格局不断被打破，一些竞技运动的新生力量不断产生，竞技体育中垄断与反垄断的较量日趋激烈［2］。湖南省运动员积极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一个第六名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金牌数、奖牌数及总分名列全国各省市区第一，湖南竞技体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湖南省运动员在23―27届奥运会上获金牌数量变化如图1所示：

1.1.2 湖南省运动员在第7―13届亚运会上的成绩分析

湖南省运动员代表国家积极参加亚运会，从第七届亚运会上获取2金到第十三届运会获取13金，充分显示了湖南竞技体育较强的实力。如图2所示：

1.1.3 湖南省运动员在第1―10届全运会上的成绩分析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全国运动会，是中国体育行政区域之间的最高竞技舞台，其历届运动会上各参赛代表团的成绩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各省市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及各地区的竞技实力差异。本文以湖南省参加历届全运会的有关成绩资料为基础，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湖南省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2］。各省市区在全运会的训练和比赛上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而在全运会上获取的金牌和总分排名基本上反映了其竞技体育的实力与发展水平。同样，最能反应湖南省竞技实力的指标也无疑是全运会上所获得的金牌数［3］。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湖南省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探索竞技体育运动发展新路，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图3是湖南省运动员在1―10届全运会上金牌变化图。图4是湖南省运动员在1―10届全运会上名次变化图。

由图3中可以看出，只有在第5届和第10届全运会，湖南省的成绩有所下降外，湖南省的体育水平基础上呈显著的逐年上升趋势。

由图4可以看出，从1959年湖南省运动员在第一届全运会居第21位，到十运会的第十位（不计雅典奥运会带入的金牌），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而且，从第六届到第十届全运会，湖南排名基本上保持在前十名左右，在全国显示了较高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

1.2 建国以来湖南人均GDP发展情况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常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主要衡量指标，根据国际经验，GNP超过1000美元，消费结构将向发展型变化［4］。建国以来，湖南经济发展较快，但与其它省份相比，GNP在全国排名基本没有变化。图5显示了1952―2002年湖南GNP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表1则显示了湖南省竞技体育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由表1可以看出：湖南省运动员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数在全国排名第一，而同时期湖南省的GNP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排名第17和第26，处于较低水平，这一巨大的反差说明湖南竞技体育发展优先于同时期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以运动员获得的金牌数量为标准还是以总分成绩在全国的排名为依据，湖南省竞技体育发展势头很好，但图5中显示同时期湖南省的GNP在全国一直处于二十名左右，这一系列事实证明：经济与竞技体育的发展有时也会出现不平衡性，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湖南省也可以有较高水平的竞技体育，从而形成了湖南竞技体育发展的特殊现象。

2 结论与建议

2.1 对湖南省运动员在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奥运会、亚运会和全运会上获取的金牌数量及总分在全国的排名，以及同时期湖南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排名的分析表明：湖南省竞技体育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且已实现了突破性进展，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处于较低水平，显示了湖南省竞技体育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且湖南竞技体育发展优先于经济发展的特殊现象。

2.2 湖南省应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促进竞技体育和经济的和谐发展，实现体育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效益。

参考文献：

[1]凌平.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竞争格局的比较研究[J].浙江体育科学，2000，（3）：9.

[2]颜炳孝,李子芹,李长俭.从全运会看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J].山东体育科技，1999（4）：55.

[3]罗智.我国全运会竞技集团实力差异及时空变化轨迹[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3，（4）：69.

第6篇：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

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

三大需求拉动强劲。

金融市场形势稳定。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总体来看，前八个月我市经济运行情况良好，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整体经济朝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但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诸如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工业企业亏损较多、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建议如下：

强化投资导向作用，提升经济发展的后续能力。继续优化投资环境，放宽投资领域，积极鼓励和正确引导民间和外商投资，在保证二、三产投资的同时，加强对一产的建设投资。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鼓励投资农业综合开发，加强农副产品综合加工利用，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培植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逐渐形成一个以主导产业为支撑，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服务业全面发展的项目建设格局。

第7篇：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

[关键词]信息生态　平衡　非平衡

[分类号]G201　N031

1　导言：成为“问题”的信息生态

信息生态成为当代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或“社会问题”，在一些研究者视域内，因于“信息超载”、“信息鸿沟”、“信息污染”、“信息侵犯”等“信息生态失衡”的“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即“信息生态平衡”之间的“差距”，使“平衡的信息生态”成为这些研究所欲达致的“预期目标”。但是，“平衡的信息生态”可能吗?

一般而言，信息生态是信息、信息主体、信息环境关系的总和，信息、信息主体、信息环境是信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或要素。如果，作为信息生态子系统的信息环境主要由信息技术、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信息制度等构成；作为信息基础设施构成的通信、网络等，是信息技术的“物化”形式；作为信息资源的信息内容或数据的可能性，以信息技术对其“计算”的可能性为限度；信息制度在根本性上矗立于信息技术的基础之上，并因其演化而演化；信息技术是使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信息制度等成为信息环境构成要素的那种要素，有什么样的信息技术就会有什么样的信息环境。据此，信息生态似可理解为主要由信息、信息主体、信息技术构成。

当将信息生态视作人们信息交往的状态，信息生态一定存在于信源与信宿经信道的对接。所谓信息生态的“平衡”，即信息的输入一输出在信源与信宿间的“量的适应”与“质的统一”。据此，信息生态平衡与否，以作为其构成要素的信息的量一质的存在状态或信息的存在状态为表征。

一定的信息仅仅存在于一定的信息生态系统。由众多“复数”要素构成的信息生态系统，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多元关系”，信息作为“多元关系的他在之物”，只有通过“复杂一多元”的信息主体，凭依作为“信息载体”的“复杂一多元”的信息技术的“表达”，才能获得存在。或者说，信息的存在状态，规定于信息主体、信息技术。进而，信息生态平衡与否，规定于作为子系统的信息主体、信息技术平衡与否。

2　论证：“平衡的信息生态”可能抑或不可能

2.1　信息技术内在具有非平衡性，“平衡的信息生态”不具可能性

2.1.1　演化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内在具有非平衡性作为信息生态子系统的信息技术，是演化性存在。

一方面，具有一定结构的信息技术的演化，在根本上基于信息技术创新。尽管熊彼特的技术创新思想属经济理论，但包括信息技术创新在内的任何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自身的创新。信息技术创新对“结构”的“创造性破坏”，首先指向信息技术结构自身，信息技术创新既非要素技术间无差异的均衡，又具非间断性。从而，信息技术创新对自身结构的“破坏”充满演化过程；或者说，信息技术的演化过程是其结构不断被“破坏”的过程，即其“结构非平衡”过程。当然，这并不否定演化的信息技术具有某种“结构平衡”的暂时可能性，但这仅仅是“结构非平衡”的一种“条件”或“补充”。在结构维度，演化的信息技术子系统内在具有非平衡性。

另一方面，基于市场的信息技术演化的竞争机制，既表征于和其它技术的竞争，又表征于其要素技术间的竞争。因论域故，仅对后者作扼要分析。如果假设参与竞争的要素技术仅有两项：一项为原有技术；一项为新技术。那么，其间的竞争关系大致可呈现为三种，即间接性竞争、依附性竞争、替代性竞争。间接性竞争指“主要是对整体资源的竞争”；依附性竞争中的新技术会使原有技术市场的存在状况受到一定影响；替代性竞争中的原有技术有被新技术替代的可能。若依不同层级的尺度，信息技术的要素技术具有量的复杂多元性。如果说，假设背景下的三种竞争关系已经分别表明，竞争的要素技术间的市场存在的演化因优胜劣汰而具非平衡性，那么，复杂多元的信息技术间复杂竞争关系交织的演化，持续呈现的则是更加复杂的非平衡性。在竞争机制维度，演化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子系统内在具有非平衡性。

2.1.2　空间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内在具有非平衡性演化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同时是空间性存在。

一方面，空间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在区域分布上呈现着差异。在当代，这种差异既表现在同一国家内的区域间，又表现在国际间。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的空间分布上优于发展中国家；同一国家内，信息技术空间分布以城市为中心，其量一质随着与城市距离的增加而迅速下降，呈现为城乡差异；尽管在相对差距层面，信息技术空间差异有缩小的可能，但绝对差距却在扩大。信息技术空间差异的深层原因，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后一差异难以在根本上消除，信息技术的空间差异将长期存在。这就表明，空间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子系统，在区域维度内在具有非平衡性。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空间差异，蕴含着信息技术转移的必然性。除少数发达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是信息技术使用国，因而，信息技术的国家间转移对改善其空间差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现实中，信息技术的国家间转移，“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由于利益关系，这类转移会遭到“受方技术主体乃至政治主体的反对”，并伴随文化摩擦，阻碍着转移的进一步实施和实现。不仅如此，或因受方国家的支付能力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或因授方国家为保持其“先发优势”而构筑的技术贸易壁垒等，都阻碍着信息技术国家间转移的充分实现。在信息技术的国家间转移维度，空间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子系统内在具有非平衡性。

2.1.3　功能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内在具有非平衡性演化性、空间性存在的信息技术以功能性存在为根据。技术的功能与解释相关，但任何解释总是对“客观功能”的“延伸”。信息技术的“客观功能”在当代，最引人注目的当数超文本功能与虚拟功能。

一方面，超文本功能在某种意义上，是基于节点和链或超链、具有“文档内部跳转”与“文档外部跳转”之效能的“这样一种电子文档”，它会使“阅读”成为“只是一种链接生成”，具有无限开放性特征。这在某种意义上表征着互联网中的文字或知识的无边界性，“阅读”的每次选择都将“再生出一个新的空间”，内蕴着“解”的非惟一性、不确定性或随机性、非封闭性等非线性规定。超文本功能的非线性规定，使知识与知识在“阅读”中发生非线性相干，激励“分叉”产生，“分叉意味着突变”，突变意味着“非平衡跃迁”，换句话说，非线性的超文本功能意味着非平衡性。在技术的功能属性即技术属性的意义上，超文本功能维度的信息技术子系统内在具有非平衡性。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虚拟功能生成“虚拟实

在”。“虚拟实在”“不再仅仅意味着对原型的摹仿”，而“发展为没有原型的事物的摹本――拟像”，内在具有超现实性。超现实性的“虚拟实在”没有“固定”的“时空界域”，“不具有可决定的时空性”。或者说，作为其存在形式的时间空间，具有非决定的随机性。依复杂性理论，非决定的随机性即因果非等当，因果非等当即对称破缺，“对称破缺就是非平衡”。据此，“虚拟实在”内在具有非平衡性。在“虚拟实在”向虚拟功能向信息技术归结的意义上，虚拟功能维度的信息技术子系统内在具有非平衡性。

2.1.4　在信息技术子系统层面，“平衡的信息生态”不具可能性

由于演化性、空间性和功能性存在的信息技术内在具有非平衡性，因而“平衡的信息生态”不具可能性。比如：①信息技术的非平衡演化使要素技术间往往存在内在匹配差异，若信源、信道方面的信息获取、传递等技术优于信宿方面的信息检索等技术，会导致信息过载等“量的非适应”；若病毒技术优于杀毒技术、“攻击技术”优于“防御技术”等，会导致信息污染、信息侵犯等“质的非统一”；②信息技术的非平衡空间分布，既会导致信息鸿沟，又会导致掌握信息技术霸权的一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或隐或显的信息污染、信息侵犯等；③非平衡的信息技术的超文本和虚拟功能所具有的开放性、匿名性、隐蔽性、去地域性、虚拟性等，会使传统的“把关人”、“议题设置”等失效，有效控制困难，从而导致信息过载、信息垃圾、信息污染、信息侵犯的发生或频繁发生等。

2.2　信息主体内在具有非平衡性，“平衡的信息生态”不具可能性

2.2.1　位阶性存在的信息主体内在具有非平衡性信息主体“栖居”的“社会位置”，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现实表征，具有差异有序的“位阶性”。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子系统的信息主体是位阶性存在。

一方面，信息主体的位阶性存在，所展示的其在社会关系中对“分工”的“屈从”，必引生其在资源占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其信息活动能力、地位的差异。以这种差异为尺度，信息主体可大体二分为“强势信息主体”与“弱势信息主体”。尽管梅特卡夫法则认为，网络对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数量成正比，网络对所有人的总价值与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但作为“弱势信息主体”的网民“被控制”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几乎处于马克・波斯特所言的那种“超级全景监狱”中。事实上，以“弱势信息主体”与“强势信息主体”为两端的“天平”，在总体上始终只倾斜向强势一方。在资源占有维度，信息主体子系统在总体上不可能达致平衡。

另一方面，现实的信息主体的资源占有作为过程，蕴含着信息主体间强弱态势变易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尽管社会的制度设计应尽力帮助“弱势信息主体”增加资源占有量，但不应当也不可能强制进行资源占有的无差别分配；尽管信息主体的资源占有之总趋势，指向着日渐丰富性，但既不可能自发导致“均贫富”，也不可能排斥“马太效应”。现实的资源占有的相对变易，绝不会达成信息主体间强弱态势的均衡。这就表明，在资源占有过程维度，信息主体子系统不可能达致平衡。

2.2.2　利益性存在的信息主体内在具有非平衡性将位阶性存在的信息主体“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信息主体是利益性存在。

一方面，当将信息主体的“存在形态”二分为个体与群体，那么，便有信息主体的个体利益与群休利益：①信息主体群体利益的实现，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着所属个体利益的实现，但当群体利益“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差异于个体利益；②信息主体的个体问、群体间，分别具有各自的共同利益，但这种“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存在于各方的独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不具替代“自私利益”的可能性，“共同利益”内在具有差异。如果任何差异均导致非平衡，那么，存在形态维度的利益性存在的信息主体子系统具有非平衡性。

另一方面，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进程中的信息主体间的共同利益表达着不同信息主体的共同利益空间的全球拓展，但这种拓展仅仅基于“全球化市场”的“自私利益的交换”。任何“自私利益的交换”均以利益差异为根据，信息主体共同利益空间的全球拓展，即信息主体间利益差异空间的全球拓展。这种空间拓展不仅容纳着旧有的利益差异，而且为新的利益差异提供了空间可能，使信息主体的利益差异关系更加复杂，这在当代已是经验事实。这就表明，利益性存在的信息主体子系统，在全球化维度的非平衡性比既往更加复杂。

2.2.3　博弈性存在的信息主体内在具有非平衡性信息主体的差异利益，实现于利益博弈，在这个意义上，信息主体是博弈性存在。信息主体的利益博弈现实，具有“复杂一多元”性，为行文方便，仅以双信息主体为假定，从“收益”之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维度分别切人，作扼要分析。

一方面，信息主体的利益差异包含着利益对立的可能性，实现对立利益的信息主体博弈，即零和博弈。在“收益”上，零和博弈的任一方信息主体的“输或赢”都与相对方相反，不存在平衡的任何可能性。比如，现实中如果不采取有效对策，防卫和反击敌对势力利用“网络政治动员”、“网络政治行动”与“信息恐怖活动”等，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体系等的攻击和破坏，就难在互联网域确保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事实上，无论何种领域，零和博弈维度的信息主体子系统，都不具达致平衡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非零和博弈是信息主体利益博弈的主要形式，其任一方的“输或赢”，不必与相对方相反。但基于市场的非零和博弈的信息主体，不论倾向于“个体理性”还是“集体理性”，终归以各自利益最大化为“收益预期”。由于其双方信息搜寻、信息甄别等能力的差异，“强势信息主体”会使约束双方的“协议”蕴含着不利于相对方的规定；对非零和博弈双方应当有约束效应的“相互善意”的某些伦理规范，对于大多数信息主体而言，“从来只能抵抗微不足道的诱惑”，因而非零和博弈实质上多属非合作博弈，信息主体间利益实现程度的差异难以真正消弭或缩小。在非零和博弈维度，信息主体子系统内在具有非平衡性。

2.2.4　在信息主体子系统层面，“平衡的信息生态”不具可能性由于位阶性、利益性、博弈性存在的信息主体内在具有非平衡性，因而，“平衡的信息生态”不具可能性。比如：①位阶性存在的信息主体的非平衡性，会导致“强势信息主体”凭信息权力操控信息的“生产一传播”，从而造成信息超载、信息污染与侵犯等。现实中的“水军”博主、网络公关公司，共同制造了网上50％的热帖”，就是一种例证；②利益性存在的信息主体的非平衡性，会导致不同信息主体对信息存在状态评价标准的统一性丧失，一些信息主体甚至通过制造信息超载、污染、侵犯以维护其利益，现实中的“黑客帝国”现象就是一种例证；③零和博弈的信息主体的非平衡性，导致的必是信息之量的对抗与质的对立，“信息战”双方你死我活的博弈就是一种例证。非零和博弈非合作的普遍性，使信息垄断、隐瞒、欺骗、攻击等信息污染或侵犯现象从未绝迹，甚至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

3　结语：“平衡的信息生态”不可能

在信息生态平衡与否，规定于作为子系统的信息主体、信息技术平衡与否的意义上，由于信息技术与信息主体无不存在内在非平衡性，因而，“平衡的信息生态”不可能。

第8篇：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

关键词：太阳能富集地区；采暖居住建筑；节能构造

中图分类号：TE08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建筑能耗占社会商品能源总消耗量的比例不断增加，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正常工作生活的影响日益突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条件的不断改善，使房地产开发的重点主要放在居住建筑方面，居住建筑在全部建筑中占70%以上，而且居住建筑对室温的要求较高，能耗较大，因此，节能的重点应放在采暖居住建筑上。

1.对普通建筑耗能的简单介绍

普通建筑在采暖居住上的热损失主要是门窗的缝隙失热以及围护结构在传热过程中的失热。围护结构的相关传热系数是象征建筑热损失的一个重要参数，建筑室内外的空气温差决定了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极限值。因此，对于建筑外墙的相关传热系数来说，它的极限值并没有居室朝向的区别。对于具有不同朝向的外墙并且其传热系数相同时，这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简化建筑的相关结构，并且有利于节能建筑的大力推广，但是对不同朝向的室外热作用以及墙体构造的经济性考虑得不够全面，特别是对于那些太阳能相对集中的地区来说，这样的方法不利于优化墙体的节能构造。

就我国而言，太阳能较为集中的地区为我国的新疆南部、青藏高原的西部、宁夏的北部以及甘肃的北部等地区。这些地区的太阳辐射度比较高，气温的日较差比较大，而且不同朝向的室外温度差异也比较大。由于这些地区具有较为特殊的气象条件，因此这些地区中建筑的围护结构所受到的居室外热作用与其余的寒冷地区所受到的热作用差别很大。本文主要以江浙地区的建筑节能构造作一些研究和分析。

2.江浙地区在采暖期的气候特点

江浙地区主要位于我国华东沿海地区，是一个太阳能资源相当丰富的地区，江浙地区的年均日照时数长达3000多个小时，年辐射量更是高达8000多焦每平方米。另一方面，江浙空气中的水汽以及尘埃含量相对比较少，大气的透明度相对较高。这样的条件使得该地区的太阳辐射以及长波辐射对建筑中围护结构的相关热状况影响要比内陆地区显著得多。

3.江浙地区节能建筑的构造设计依据

（1）南墙传热系数的相关确定依据

在江浙地区，当地的建筑结构受太阳的长波辐射以及太阳辐射作用较为显著，而且不同朝向的建筑其室外的综合温度差异也比较大。在江浙地区，南墙获得的太阳辐射量较其他朝向的墙面获得的太阳辐射量多，其中北墙所获得的辐射量最小。对于室外的综合温差而言，不同朝向的墙面也不相同，其中南墙的温差最大，最高可达30摄氏度以上。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发现南墙外部的装饰面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开裂以及脱落等现象，这是由于南墙所受的太阳辐射最多以及南墙外部的温差较大而造成的。基于上述现象以及相关分析，对南墙的设计应该多采用无保温的并且相对厚重的墙体。

（2）江浙地区建筑中其余墙面传热系数的相关确定依据

确定江浙地区建筑的北墙以及东西墙的传热系数限值是以江浙地区典型的建筑模型为依据的，朝向不同的外墙其单位面积所散失的热量是相等的，并且保证建筑的总净失热量应当小于外墙的总净失热量。

4.如何确定非平衡的传热系数

（1）建筑南墙的传热系数

建筑南墙的传热系数是按照南墙的相关热惰性指标保证其室外的综合温度拥有大约12个小时的延迟时间，它的相关衰减倍数大于30，并且还要结合当地的建筑墙材质以及具体的建筑构造来最终确定。通过对江浙地区的墙体分析以及相关计算，对于具有非平衡保温结构的南墙来说可以采用常规性的构造墙体。

（2）非平衡性的传热系数

在江浙地区，要对建筑外墙的窗墙面积比以及传热系数进行相关规定。此外，当地建筑采用南北轴短、东西轴长的平面形式，这样有利于对太阳能进行有效利用。同时还要控制体形系数使其小于等于0.3。根据对建筑的长期研究，比较合理的南外墙面积为537平方米，北外墙面积为708平方米，东西外墙的面积为116平方米。

通过相关计算我们得出了南墙的非平衡性传热系数最大，北墙的最小，而东西墙的传热系数其次并且其差值也比较小。为了能够简化建筑的构造设计以及降低建筑施工的相应难度，对于东西向的非平衡性传热系数可取其两者的平均值。

5.建筑的热损失以及对内表面温度的相关分析与讨论

在本文中，主要以江浙地区的典型建筑为研究模型进行相关分析。

（1）建筑外墙的净热损失

采用非平衡性的传热系数以及平衡性的传热系数两种方式对建筑外墙的耗热量进行相关比较后发现：同一朝向的外墙净热损失差别比较大，但是外墙总的净热损失差别还是很小的，并且采用非平衡性的传热系数所得到的外墙热损失比采用平衡性的传热损失小1.5%。

（2）建筑外墙的内表面温度

建筑外墙的内表面温度状况对室内的热舒适度有直接的影响。以现有的墙体构造作为基础，可以采用具有非平衡性传热系数的外墙，但是外墙在热惰性指标以及传热系数方面会产生一些变化，可能会导致建筑外墙的内表面温度与原来不一样，本文主要采用动态和稳态这两种方法对波动值以及平均值进行相关分析。

通过相关计算，采用平衡性传热系数，所得到的外墙的内表面温度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特点。但是南墙略低，而其他朝向的高度均较高，但是由于南墙的延迟时间较长，所以对室内的舒适度影响不大。

6.结语

在当今资源与能源都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大力发展高效节能而且又安全无污染的新型建筑，对于大力缓解当今的资源与能源现状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对于太阳能资源较为集中的地区而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节能环保的建筑，不仅要大力改善室内环境，而且还要不断改善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陈正数.浮法玻璃[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

[2]章熙民，任泽霈.，梅飞鸣等[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第9篇：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

引言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也随之不断创新和变革，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过，现行的土地制度在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很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缺陷性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显现出来，一些之前未曾发现的深层的、内在的缺陷和不足，严重制约了改革的推进进程，所以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和完善。

一、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

1.土地产权主体模糊不清在我国的诸多重要的法律中，都明确规定了农村土地产权归农民集体所有，即农民集体是农村土地的产权主体，但是对于“集体”的概念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由于产权主体的模糊不清，很难明确区分和界定相关利益主体的经济权益，也就无法落实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这些权益本是农民应当获得的，在实际运作中却无从谈起，对于农民来说更加不公平的是，他们还要承担因为土地产权主体不清而带来的风险，这样就造成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降低，进而导致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低效甚至无效，生产经营方式的不合理，大量耕地被浪费、滥用，最终酿成了弃耕、薄耕与土地资源紧缺状况之间的矛盾。

2.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土地市场机制和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现有的市场中介和金融动力只能推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却无法保证流转过程中的市场化、法制化和规范化。由于以上的不成熟和不完善，造成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畅，流转的不顺畅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许多严重的违规操作现象，对农民的土地相关权益造成了直接损害。除此之外，我国的土地流转发展过程还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间接造成的，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在自然条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在土地流转方便表现为经济发展慢的地方流转比重明显低于经济发展快的区域。

3.土地征用制度缺乏保障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有大量的农业土地转化为非农土地，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国家征用，这个征用过程牵涉到很多的社会群体，尤其是作为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其生存利益往往会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从我国目前的农村土地征用的实践现状来看，征用制度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征地权没有体现“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农民的补偿测算方法不合理，整体标准偏低；不能从长远考虑安置农民；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不能得到保证。在这些问题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明显缺乏对农民的保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欠缺，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二、弥补农村土地制度缺陷的建议

1.完善和细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直在持续，而指导这个过程的思路和方法也在不断变迁，在时展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所有改革领域的统一思路，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也是如此，必须紧密结合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完善，从每一个细节出发落实。在未来的农村过程中，应当秉承切实保护农民利益的原则和循序渐进的思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中心主体是广大农民，农民的满意与否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和结果。因此，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以不危害农民利益为前提，还要切实保障农民的权益，包括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流转权；对于正在经营的土地被征用的农民要给予合理的、公平的补偿，并切实做好安置工作，保证他们能有保障生存的职业；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的另一条指导原则就是要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存在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社会不公。

2.从法律上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及其权利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需要弥补的首要的制度缺陷就是土地所有权主体问题，如果这一问题继续模糊不清，必将阻碍农村的社会进步，所以应当尽快出台相关法律规定，以法律的力量支持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并予以保护。要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农民集体，并且在法律条文中明确界定“农民集体”的概念以及合理使用这一权力的途径和形式。

3.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制度及市场秩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完善和规范与否，关系到农村土地资源是否能够得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关系到土地的最大效用能否发挥出来，关系到农民收入是否能继续增长，因此，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制度和市场秩序，是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说，可以从建设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加强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健全监管监督机制几个途径共同完成规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