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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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高中语文 传记文学作品 优化策略

一、明确传记教学的基本目标

结合传记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根据新课标对传记文学的要求，我们可以明确高中传记文学作品的基本目标是：（1）了解传记文学作品的文体基本特征以及这一文体不同体式的特征。（2）结合写作背景，理清基本事实，了解传主经历，把握典型事件细节，走进传主内心感情世界。（3）揣摩重要词语与句子的含义，理解作者对传主的评价，把握作品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倾向。（4）学习传记选材与组材的艺术、结构文章的方法，在记叙中穿插议论或抒情的表达方式，寄寓褒贬、富有文采的语言；学习传记作者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的主要表现手法；积累写作素材，并尝试人物传记的写作。（5）在了解传主生命轨迹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能够认识传主对社会的价值与影响，客观辩证地评价传主的功过得失，并以优秀人物为榜样，砥砺志向、健全人格、规划人生，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其中，前三点是传记文学作品的阅读教学目标；第四点是传记文学作品的写作教学目标；第五点是传记文学作品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需要注意的是，在针对某一传记文本进行目标设计时，教师要要紧扣传记的文体特征，同时，目标设计也要有整体性：既要观照语文课程目标，又要观照传记单元目标；教师需要将三维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进行整合，教师需要将阅读目标与写作目标进行整合，在传记文学教学目标的设计中，要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就要给予写作应有的位置，给学生练与写的机会，实现传记阅读教学与传记写作教学的结合，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写作教学的现状，避免写作教学高耗低效的现象。在传记文学教学目标的设计上，写作目标设计不仅要体现在写作技巧的学习上，还要体现在写作素材的积累和写作实践的学习上。例如，《苏武传》的教学目标可设计成：（1）理解文言字词和句子，积累相关的文言基础知识；（2）把握文章的思路，领会苏武坚持民族气节的形象内涵；（3）学习传记文的阅读方法，提高鉴赏力；（4）尝试把本文改编成一则苏武小传。教学重难点：领悟苏武的精神品质。

二、选择合适的传记教学内容

1.教师要在熟悉教材内容的基础上，重构传记文学教学内容。要想选择合适的传记文学教学内容，语文教师首先要熟悉传记教材内容。在对传记教材内容熟悉的基础上去进行选择，才更具科学性。如在进行传记文学作品教学之前，教师要对教材深入研读，在此基础上对作为教学内容载体的传记文本有所选择。

2.教学内容的问题其实就是“教什么”的问题，而“教什么”，合理的教学内容要求教师还要依据学情去确定和明确。教学内容的选择要基于学生“学生学情决定了教学内容的深度”。不同的学生，可能存在着学习动机、认知结构、个性特征、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是明确传记文学教学内容时需要关注的。如对基础较差、综合能力较低的学生，可引导其梳理人物的主要事迹，在其人生历程中把握做人风范；对基础较好、综合能力较强的学生，可引导其在学习以上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专题探讨。总之，要依据学情，对传记文学的教学内容进行合理重构。

3.合适的传记文学教学内容必须是符合传记文体特征的内容。王荣生教授指出，要“依据文本体式确定教学内容”。文本的体式是这一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的特质所在，因此，它决定了教学内容的选取，这就要求选取的教学内容要依据文体特征。冯为民老师在执教《项羽本纪》时，就选取了紧扣文本特征的内容，下面是冯为民老师执教《项羽本纪》的教学思路：先让学生将课文所写一千多字的“垓下之围”压缩到三百字左右，接着引导学生品读“垓下之围”，重点评析被学生删改部分司马迁是如何“摹形传神”，让其笔下人物“千载如生”的，然后引导学生探讨被删掉部分体现了刻画人物的哪些艺术，最后，学生探讨“巨鹿之战”和“少年言志”两部分是否也体现了这些特点。

三、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1.观赏教学法

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传记类影视作品，如《鸿门宴》《荆轲刺秦王》《霸王别姬》《英雄》《鲁迅》《少年》《建党伟业》《恰同学少年》等。这些根据传记文本改编的影视作品，为进行传记文学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教学时，教师可选取一些与传记文本联系较为紧密的、艺术性与欣赏性较强的作品让学生欣赏。

2.戏剧表演法

一些传记文学作品中，往往有着较为激烈的矛盾冲突，这在中国古代传记作品中表现得较为明显。这类的作品，很适合用戏剧表演法开展教学。教师可以课本剧为载体，开辟传记文学教学的新天地，使传记文本从内容到形式都生动、鲜活、立体起来。教学时，教师可指导学生把传记文本改编成课本剧，然后进行表演。

3.专家讲座法

传记文学作品教学时，还可以邀请相关专家或对传记文学有独到认识的老师开设讲座，以拓宽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兴趣，激活学生思维，使其对传记学习中某一方面的问题有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4.围绕问题，多元探究

在具体实施时，可以针对教师提出的或课堂生成的多角度多层次的问题，引导学生开展探究。如在学习《太史公自序》时，就可以针对这一问题展开探究：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写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结合你自己的认识，谈谈司马迁著成《史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围绕这一问题，学生可以从“时代”“家族”“作者自身”“前人”等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探讨《史记》的成书原因。

四、结束语

在课堂教学具体实施时，教师要明确传记教学的基本目标，选择合适的传记教学内容，运用多样化的适合传记的教学方法，优化传记文学教学的实施策略。

参考文献

第2篇：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范文

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因此艺术研究不能缺乏文化视角，对现代影视艺术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根据影视艺术的特点和功能探讨其特定文化属性，从其大众文化属性出发揭示其创作机制和发展规律，及其与精英—雅文化和经典艺术的关系，并联系我国影视艺术创作的实际，试图为国内影视业找到一条走出低谷的有效途径。本文为笔者关于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关键词】影视艺术/大众文化/读者性文本

一

当我们试图深入影视艺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和批评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遇到它的文化属性问题。因为艺术是文化的特定表现，它“双重地归属于文化：一方面，作为文化所产生的并且在文化中发展的艺术活动方式，作为由艺术创造者和艺术消费者的共同努力而实现的人对世界的艺术形象掌握的方式归属于文化，另一方面，作为在文化中对象化的、固定的、得到储存的具有艺术价值的艺术活动成果归属于文化”。（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114页。）实际上，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以文化为表现对象。那么，何为文化呢？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却又长期争论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二百个之多。从词义学的角度看，“文化”一词在西方主要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在汉语中，“文”是一个象形字，它的原始形象是表示许多装饰花纹相互交叉，富丽而不单调。《说文解字》即是这样解释的：“文，错画也，象交文。”《易·系辞下》也说：“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中则有这样的句子：“五色成文而不乱。”“化”是一个会意字，从“人”从“匕”，“匕”乃回首从人之意，表示引导从善；也可解释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里，文化实际上被理解为一个过程性的动作，这个动作既指涉人有意识地作用自然世界的活动，又包含了原有的自然物根据人的活动改变面貌和秩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成为属人的，从自然物变为文化物，从自然秩序变为文化秩序的过程。”（注：丁亚平《艺术文化学》，文化艺术出版社，第31—32页。）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演进，不断地扩展，由人对自然的改变性活动和自然的人化到人的社会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组织、制度、思想与各种意识形态结构都成为文化的表述对象。正如萨姆瓦所说：“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赋义方法、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社会角色、空间关系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等等的积淀，是一个大的群体通过若干代的个人和群体努力而获取的。”（注：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第28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的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显然，文化的范域是极其宽泛的，其所有构成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层次、精神层次和艺术层次。“物质生产的产品和方式属于文化，以‘天然’向‘文化’的转化正是在物质水平上开始为限。而至于精神生产，它则形成精神文化的层次。只是必须预先说明，不应该在那种涵义上理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仿佛前者是某种纯物质的和只限于物质的东西，后者则是某种纯精神的和只限于精神的东西。而应该理解为：在文化的这些层次中，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相互关系正相反——物质文化根据自己的内容和发挥功用的方式是物质的，精神文化在这些决定性的方面是精神的，然而它的所有产品是被物化的，否则，这些产品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物质文化的全部过程表现精神的目的、计划和模式。”（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88页。）人类全部的艺术创作及其作品构成文化的艺术层次或称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处于一种特殊地带，它介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既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又分别延射、渗透于物质和精神文化，以“边缘艺术”的形态与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交叉、交融，如建筑艺术、工业品艺术设计、演说艺术及艺术政论作品等。实际上，即使是处于独立空间的纯粹的艺术创作，也与物质和精神文化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无论多么纯粹的艺术创作都离不开以特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主体的生成和生存环境，并且不可能不表现和反映特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状态和内涵。由此可见，艺术不仅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而且成为文化的一种生动而有意味的表达。

正是由于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表现文化，所以文化便从根本上决定着艺术的性质与特征。苏珊·朗格指出：“常说的艺术基本统一性，并非在于各类艺术形成要素的相同和技术的相似，而主要在于它们特有含义的唯一性，即在于全部艺术‘意味’的意义。‘有意味的形式’（其确实有意味）是各类艺术的本质，也是我们所以把某些东西称为‘艺术品’的原因所在。”（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3页。）这里的“有意味的形式”即是情感的形式，或称人类情感的符号，它是“一种情感的描绘性表现，它反映着难于言表从而无法确认的感觉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概念，起码为上述要求提供了出发点。所有的描绘方式都是复杂的、准确的和微妙的。符号的制造，就像制造一个便当的碗，一支顺手的桨那样，要求着高明的技术。表达的技术是比自卫技能更为重要的社会传统。……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0—51页。）作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无疑是为人类情感的表达需要而诞生的，同时也会随着这种表达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而无论人类情感抑或这种情感的表达，都在文化的范畴，且既为其它文化形式所影响和制约，也影响、制约着其它文化形式。因此，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代，由于这一区域、时代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及生成于斯的人类的特定情感的决定，艺术便诞生了它的特定风格。当然，这种风格不仅表现在艺术家身上和艺术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艺术符号-形式方面。如所周知，东方写意的文化土壤诞生了以虚拟、程式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戏曲，而写实的话剧只能由与之相适应的西方文化所孕育：至于话剧在中国的移植，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化的“西风东渐”。所以，不仅一个艺术家、一件艺术作品的出现与一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一种艺术样式，也可以看作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难从艺术符号上找到其特定的文化信息；反过来，我们研究一种艺术样式，显然也必须首先考虑其文化属性。只有把握了文化属性，或者说，只有搞清楚了这种艺术样式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才有可能找到接近它、了解它、并深入研究它的有效路径，才有可能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确切评价。对影视艺术的研究、批评便是如此。

二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存着三种文化形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所谓主流文化，是指反映统治者的价值取向、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并在国家机器运转中起主导作用的统治者的文化。所谓精英文化，也称雅文化，即由少数知识程度、思想修养、艺术造诣明显高于广大普通群众的社会上流人物所创造的文化形态。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前工业社会的各个阶段，这种精英文化或雅文化常常与主流文化相互渗透，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一股左右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如我国历史上，曾以正统的儒、道、佛三家学说为主体，以《诗经》为发端的文流为正统规范，历经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至近代西学，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上层文化，这种上层文化就是典型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混合体：它在态势上属于精英文化、雅文化，而在功能上则完全属于主流文化。当然，有时候，精英—雅文化也会处于与主流文化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如在现代，精英—雅文化就往往以“纯粹”的文化形式反抗主流文化的或干预。至于大众文化，情况则有些复杂。从字面上理解，“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创造的、适合于大众且在大众中流行的文化，这一点似无歧义。但同样为大众所创造、同样适合于大众、同样在大众中广泛流行的还有“民间文化”，它是否也属于大众文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便有不同。“大众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的《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现代社会中涌现的，被一般人所信奉、所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的产物，这种社会最先产生于先进的工业主义的美国。”（注：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33页。）显然，这种观点强调了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并由此将此前时代就已存在的“民间文化”排除在外。周宪更为明确地指出：“我认为，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和现代文化中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首先，大众(mass)这个概念是一个现代的范畴，与传统社会的俗民(folk)概念截然不同。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文化首先是和大众的形成密切相关。而大众的形成又是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都市化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现代城市出现了；城市吸引了大批人口的迁入，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城市里原来的居民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便形成了奥尔特加所说的‘平均的人’——现代都市大众。这和传统社会中分散地居于乡镇甚至乡村的俗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造成大众文化出现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技术的进步所形成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相当程度上说，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就没有大众文化。正是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大众文化迥然异趣于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它和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截然不同。……无论是大众抑或大众传媒，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注：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4—65页。）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概念，并不局限于现代工业社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当然并不否认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大众文化的区别，但那只是大众文化在不同时代的阶段性差异；即使是在现代，大众文化也不都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如服饰、饮食、时尚等。大众文化不等于大众传播，也不等于以电子媒介为表现形式的群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个历史更为久远，内容也更为复杂的概念”。“群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群众文化并不就等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早在群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主要形式是‘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占巫、庆典、戏曲说唱、绘画装饰），这就是传统的大众文化。”（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这里又引进了“群众文化”的概念，可见大众文化是一个种概念，它还拥有若干属概念。对于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文化具有过程性，正如C.P.曼克思所说，文化现实（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历史的，来自于过去，并前进到新的未来。（注：转引自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129页。）大众文化同样如此。尽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现代，然而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它在过去时代就已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只以其本质与现代大众文化的一致为标志，而在表现形态和具体特征上则可以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如上所述，传统的民间文化与现代的大众文化在大众创造、适合大众及流行于大众等方面如出一辙，这就充分显示了二者本质的一致性。事实上，大众文化是不断发展、变迁的，主要表现为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如果说在前工业社会，大众文化是以民间文化为主要形式：那么，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当然不是唯一形式）则转变为大众传播文化，虽然大众传播并不等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由民间文化向大众传播文化的转变，无疑是人类总体文化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更新和完善了大众文化的内部构造、结构功能，而且大大提高了大众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的地位，因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不似以往民间文化的无足轻重。众所周知，传统的民间文化因其浅与俗往往难登大雅之堂，从而不能对社会文化发展构成决定性的影响，虽与精英、主流文化并存，却始终处于边缘地带；而现代大众文化（大众传播文化）却几乎控制了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向，既使精英文化难以举步，也让主流文化不得不首肯和认同。“这情景确乎令人惊诧。大众文化一开始还只是零星地、羞怯地在‘娱乐’的名义下被举擢而出。然而，很快这种局面就被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不仅仅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也不仅仅是西部片、武打片、娱乐片、爱情片、警匪片、生活片，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录像、流行歌曲、摇滚乐、卡拉OK、游戏机、迪斯科、劲歌狂舞，还有像袜子一样被频繁更换、忘却的流行歌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几乎是渗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则被困窘万分地挤出了世人的视野。”（注：高小康《大众的梦·潘知常序》，东方出版社。）现代大众文化的兴起一方面是缘于现代社会人们特定的社会心理和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大众传播文化的独特功能，即大众传播的媒介系统不仅对人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控制力，而且以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量而全面的渗透在全社会构成一种媒介环境，从而使得“人们一天除睡眠和工作外，几乎全在媒介中度过”，“媒介带来的信息充满着生活空间”（注：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53页。）。这样，大众传播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任何社会现象、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某一个人物、某一种商品充分“炒”热，让世人不得不接受。而现代大众文化正是在大众传播文化（媒介）的功能作用下，同时契合人们的社会时代心理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唯其如此，所以从总体上看，尽管现代大众文化的声势、地位已远非传统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可以望其项背，但却并没有超越后者的浅与俗。这种浅与俗对于传统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来说除了限制其自身的发展外，并不存在其它危害；而对于现代大众文化来说，由于它已肆意越过边界侵吞了精英文化的领域，把精英文化赶入了枯鱼之肆，因而它的浅与俗则有可能导致人类文化的全面退化。正如美国著名大众文化评论家伯纳德·罗森贝格(BernardRosenberg)所认为，现代大众社会存在着单调、平淡、庸俗、丧失人性及人们在富裕生活中容易产生诱惑和孤独感的缺陷，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达和表现的大众文化虽然可以暂时克服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感、孤独感和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有可能大大地降低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导化。于是，如何处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如何改造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便成为了大众文化发展所亟须解决的问题——现代影视艺术正是以这样的文化境况为背景进入我们的研究、批评视野。

三

不论电影抑或电视，其诞生伊始，便不仅意味着人类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的出现，而且标志着现代大众文化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鉴于当代大众文化已与现代通讯手段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电影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文化转折点。它奇妙地将技术、商业性娱乐、艺术和景观融为一体，使自己与传统文化的精英显得格格不入，并对其造成重大的威胁。”（注：［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出版社，第32页。）电视同样如此，正如日本电视社会学家井上宏所指出：“电视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手段，为自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在电视传播过程中，在电视播出者与视听者之间，通过电视图像形成了新的传播关系。日本的电视传播学者藤竹晓认为，电视传播的基本要点是人们如何把电视作为社会认识的手段而加以利用并使之发生效果，即把电视看作是人们认识社会的重要手段。同时，电视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娱乐作用’。电视传播是以图像为主（也包括语言、音响效果和音乐等要素）的媒介，而图像则产生了电视传播的两重性，一方面使视听者认识世界，另一方面为视听者提供了娱乐。”（注：［日］井上宏《电视社会学》，见藤竹晓著《电视社会学·附录一》，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29页。）由此可见，电影、电视是认识与娱乐并举、传播与艺术并存的一种新型的文化形式，本为现代大众文化的重要构成，具有现代大众文化的性质与特征。而既在现代大众文化之列，影视艺术便首先是一种适合大众审美心理和欣赏水平、为大众所喜爱的通俗艺术，这与民间艺术类似（所以民间艺术／文化即是传统的大众文化），却与所有高雅艺术划清了界限；而其现代性，即与现代通讯手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以奇妙的声像记录及呈现为艺术创造方式，以及以对当代大众生活、心理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为艺术追求，以满足当代大众的审美、娱乐乃至消闲为创作目的，则使影视艺术将作为传统大众文化主要形式的民间艺术／文化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至于商业性，更是影视艺术同时区别于传统高雅和民间艺术的现代大众艺术（文化）的重要特质。影视艺术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样式：它集传播与艺术于一体，熔通俗、审美、娱乐、消闲、商业于一炉，乃大众文化的现代表现形式，也是现代大众文化的艺术表现方式。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便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影视理论与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现代大众文化正处于上升期，其发展方兴未艾，但我国影视艺术却已面临危机。有观点认为这种危机为各种现代大众娱乐／文化形式的蜂拥而起所致，实际上，任何娱乐形式其魅力都无法与影视艺术相比拟，更无法取而代之。显然，影视艺术的危机不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同行相争”，而是由于自身内部的问题。具体地说，我们对影视艺术的大众文化本质还缺乏真正的、深刻的认识，对影视艺术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内部机制和运作规律还缺乏了解、掌握；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将影视艺术纳入大众文化的范畴，置其大众文化规律于不顾。一个突出而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理论和创作上流行“三分法”。所谓“三分法”，即人为地将影视艺术作品分成主旋律片／剧、艺术片／剧和商业片／剧。主旋律片／剧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用概念代替形象，或用形象图解概念；艺术片／剧故作高雅，阳春白雪，孤芳自赏。这两类影视片／剧都以不顾观众兴趣、爱好，远离大众为共性，是“文以载道”、“为艺术而艺术”等传统艺术美学观念，实际上即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的演绎和表现。商业片／剧应该是绝对通俗化、大众化的，因为它追求票房，重视观众，甚至可以迎合观众。例如好莱坞的商业片／剧就是真正的大众艺术，它们能够真正地令大众着迷，充分满足当代大众的娱乐、审美需求；而我国的所谓“商业片／剧”则只不过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因为受传统艺术文化观念的长期熏陶和沉重压迫，真正的艺术家们往往羞于与大众为伍，不愿意从事商业片／剧创作，也不懂得怎样创作商业片／剧。因此，迄今为止，我国的商业片／剧创作从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大部分“商业片／剧”出自缺乏艺术功力者之手，或为艺术家不得已（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勉强为之，随意为之，甚至随便为之，以致这些作品基本上既无艺术性，也无商业性。其实，艺术性与商业性在影视创作中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它们相互依存，至少，商业性必须以艺术性为前提。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与现代大众艺术文化观念的分水岭不在于是否承认艺术的存在，也不在于认定艺术层次的高低有别（尽管人们已习惯于认为大众文化／艺术浅俗、低级，事实上大众文化目前也基本上处于浅俗、低级的层面，如前所述；但大众文化／艺术的艺术文化水准并不是没有提高的可能：不仅大众的素质可以不断提高，而且大众文化／艺术自身也存在着提高品位的机制与功能——这种机制与功能将在“现代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之二”里详论），而在于是将艺术的接受者定位于少数人，抑或定位于大众。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在讨论文学文本时提出了“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两种文本倾向，“巴尔特对这两种文本倾向的区分不只是指文本的基本性质，而且也指文本所引发的阅读方式。‘读者性文本’往往让读者被动地、单纯接受式地阅读，使读者单向地从文本接受意义。相对而言，‘读者性文本’是一种封闭性的文本，易读易懂，清晰明了。‘作者性文本’和‘读者性文本’不同，它不断地要求读者积极介入，像作者一样或者和作者一起建构文本的意义。这种文本将其构意结构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要求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读者性文本’通俗易懂，比较大众化，而‘作者性文本’则比较深奥复杂，是少数人欣赏的先锋文学”。（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影视艺术作为大众艺术（文化）形式，显然应该构建“读者性文本”——商业片／剧所建构的便是这种文本，它并不排斥艺术性，其与建构“作者性文本”的传统高雅-精英艺术的区别仅在于文本的基本性质及其阅读方式不同而已。由于对商业片／剧的误解、歧视和实际创作的粗劣状态，可以说，我国真正的商业片／剧根本还没出现。这样，不论是观念上还是实践中，影视艺术在我国都还没有真正被当作大众文化来对待，国人是一直沿用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按照传统艺术美学原则倡导和从事本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影视艺术的创作，焉能不使影视艺术陷入危机？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外影视界虽然没有“主旋律片／剧”的概念，而“文艺片／剧”和“商业片／剧”的说法却是存在的。但不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纯粹的文艺片／剧，即所建构的是“作者性文本”的影视作品，无不感到寂寞与孤独，自觉难与商业片／剧一争天下。事实上，文艺片／剧并不是没有存在价值，只是其真正价值不在于被观众接受，而在于探索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尝试各种艺术创作方法和手段，尽可能挖掘出其潜在的表现力，从而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与启示。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影视艺术的主要片／剧种只有、也只能是以建构“读者性文本”为基本特征的“商业片／剧”。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专门提出这一概念，因为影视艺术的商业属性是与生俱来的，是其机体的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大众社会和现代大众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也就是说，所有影视作品都应该具有商业性，都应该是商业化的，因此，提“商业片／剧”就好像说“女人是人”、“松树是树”一样纯属多余。当然，强调影视艺术的现代大众文化属性，主张影视艺术创作遵循现代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不意味着现代影视艺术只能停留在一般大众文化的浅、俗层面上。相反，由于影视艺术不仅是所有大众文化形式中对大众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一种，而且，它的特殊机制还赋予了它有效吸纳高雅艺术与文化因素的功能，这就使得它不仅可以自身超越浅与俗，而且还有可能引领整个现代大众文化提高品位。

尽管影视艺术不在精英-雅文化的范畴，不是精英—雅文化所孕育、产出的传统经典艺术，但它却与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关系颇为密切。如所周知，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它能巧妙地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建筑等传统艺术门类融为一体，虽然被融进的各门传统艺术已经过改造和转化，以影视特有的方式呈现和表达，然而它们毕竟来自精英—雅文化，并没有完全磨灭其本来的经典艺术特质，这就为影视艺术提高自身的艺术、文化品味提供了一种可能。从历史上看，电影正是由于引进了文学、戏剧元素（如叙事、矛盾冲突、情节结构等）才从街头杂耍变成艺术殿堂中的一员；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基本的、主要的品种，也是在电视与戏剧的嫁接中诞生，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靠戏剧的美学原则奠定其艺术地位。当然，影视艺术与上述经典艺术的关系必须慎重处理，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两种结果。如果过分强调影视艺术对经典艺术的依赖，以经典艺术的美学观念和原则取代影视艺术独有的艺术观念与美学原则，甚而至于将影视艺术与经典艺术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我国影视界司空见惯，如不少国产影片和电视剧都可以被看作是用摄影／像机所记录的戏剧演出。这样影视艺术虽然被赋予了戏剧／经典艺术的特征，却同时也被改变了文化特质，即其大众文化色彩荡然无存，取而代之为主流、精英文化，而这显然不是影视艺术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因为由此途径影视艺术不仅会逐步丧失自己的艺术个性，而且会以“作者性文本”的建构走进有悖现代大众审美需求和艺术消费心理、从而远离大众选择的死胡同，如同上文所述。影视艺术借助其与精英—雅文化及经典艺术的密切关系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是：以大众文化为体，以精英—雅文化为用；或以影视艺术为体，以经典艺术为用。具体地说，在影视艺术的创作中，首先必须坚持大众文化的方向，以建构“读者性文本”、满足现代大众的消费型艺术审美需求为目的；在此前提下，充分利用影视艺术的独特功能，将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的精华按照现代大众文化的要求进行特定转换，使其具备大众文化（艺术）的表现和传播方式，从而为当代大众所乐于接受。

第3篇：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影视传播叙事系统

一、影视传播的形态

（一）影视与传播。电影、电视是现代科技的产物。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它们成为社会文化信息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影视艺术传播，乃是以电影、电视为载体，通过画面、声音及其时空运动所形成的叙事为其媒介表达手段，遵循美学原则和审美规范，融合其它各种艺术形式，形成具有巨大表现力和强烈感染力的影视传播形式。

传播学和影视艺术研究虽然隶属不同的学科和理论范畴，但无论影视理论，还是传播学研究，都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历史发展传统。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对传播的特点作了五点分析，其中第一点“社会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我们通常说的传播活动，一般指社会传播活动，这种信息共享活动是多人的共享，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着，对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从“符号”的角度来说，所谓“传播”是导致参与者不同程度地共享意义和价值的符号行为。正如陈力丹、闫伊默在《传播学纲要》一书中指出“传播是符号所携带的意义的流动，目的是实现传受双方思想的交流”，也就是说人类在社会传播活动中，一方面拼命地追求符号的准确意义，另一方面注重符号的模糊意义。

（二）主要影视传播理论。电影先于电视诞生，电影研究者从一开始便采取不同理论立场、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理论体系对电影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诠释和剖析，构建不同的理论概念和范畴。如早期的电影心理学便是心理学家、或拥有丰富心理学知识的学者以格式塔心理学为基础，对观众的影像感知进行研究。“蒙太奇理论”的核心人物爱森斯坦和“纪实美学”的倡导者巴赞，或是受俄国形式主义、构成主义和列宁国家学说影响，或是从“木乃伊情结”的宗教心理和完整再现现实的愿望出发，都有其独特哲学视角和完备的理论体系。

现代电影理论或是把电影作为语言进行结构研究和形式分析，或关注电影机制与观看主体、与社会机制的关系，对电影文化进行研究。其主要特征便是将电影研究同其它人文学科结合，运用语言学、叙事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电影进行跨学科研究，从而独立出各种新兴电影学科，如“电影符号学”、“电影叙事学”、“电影精神分析学”、“电影意识形态批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以及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研究等，从而形成规模效应，以其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独立的概念体系，来丰富电影理论体系。

二、影视叙事系统

（一）电视叙事。叙事学理论发源于西方，以形式主义批判而闻名于世。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它已逐渐成为充满活力且风行各地的学术思潮之一。将叙事理论引入影视研究有助于使影视的研究走出社会学批评的单一模式。

国内有学者指出，现今的中国电视节目弥散出一派浓厚的“故事”氤氲。学者于德山直言，电视融图像、声音、文字等叙事媒介为一体，能现场同步地对事件进行记录描述，它已成为“人类目前所掌握的最佳叙事媒介。”

1.电视新闻与叙事。学者黄昌林致力于将技术性因素纳入对电视叙事的分析中，已有多篇学术面世，如《论电视声音的叙事功能》、《电视叙事声画一体论》等。在《论电视新闻叙事的时空流畅性》一文中，作者对电视新闻叙事进行时空关系的三维审视。然而，更多的学者则借由叙事模式对电视新闻进行多维度解读。学者陈霖对电视新闻的叙述主体进行了深度探讨，并言辞果断地指出“从叙事理论角度来看，新闻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不是作者本人”。大众传播时代图像叙事主体是群体化的。“策划、采编、撰稿、制作等过程无疑是群体化的过程，在其运作过程中每个叙述主体的个性化功能都受到一定限制，他们都受制于传习下来的叙事规范。”此外，有不少学者利用叙事理论对诸如《南京零距离》和湖南卫视《晚间新闻》等典型的电视民生新闻节目进行个案式解读。

（二）电影叙事

1.从文学叙事到电影叙事。从电影角度讲，电影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一样，也是当代叙事学的重要分支，同样有着浓郁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背景。人们一般认为电影叙事学是追随文学（主要是小说）叙事学之后产生的，但这一认识并无多少理论依据。首先，从时间上看，电影叙事理论的产生不比文学叙事理论晚，甚至还略微早一些。例如，法国著名电影符号学家、电影叙事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克・麦茨的《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一文发表于1964年，比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语义学》还要早两年；其次，在一般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中都是既包括文学，也涉及电影，即便在早期俄苏形式主义文论中也包含有对电影叙事的研究。因此，应当说电影叙事学和文学叙事学都是作为当代叙事学的理论形态而彰显的，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得益彰。

2.电影叙事主要理论。电影叙事理论大体上可分为几种既相互交叉，又有所不同的理论形态或曰理论指向。一是以麦茨为代表的以建构电影“句法学”或曰“大组合段”为主要研究特征的电影叙事理论，可称之为“语言结构表意说”。这类着眼于电影本文的句法结构和篇章组织的电影研究，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二是以艾柯、沃伦为代表的主要着眼于电影影像符号学的电影叙事研究，可称之为“影像符号编码说”。艾柯的电影理论着重于对电影符号的编码研究，“如果说符号学研究中有一种确定的指向，那么，它就在于把每一种传播现象归结为符码与信息的辩证关系。其他像诺埃尔・伯奇的《电影实践理论》、雅・奥蒙等人的《影片美学》、莫纳科的《怎样看电影》等著作中关于叙事的论述，也都带有这种综合阐释的色彩。

3.形式与叙事是相依并存的统一体。从整体上讲，电影叙事学十分关注叙事系统、叙事体系意义上的规律性探讨，与此同时，也不忽略对具体本文的叙事结构和叙述个性的细读分析；既重视叙述人在本文中的种种功能，亦看重叙述接受者（包括观众及故事内的听述者）对故事建构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就接受―――反馈的时间维度而言，应当说，电影叙事学比文学或小说叙事学更强调接受主体的作用，因为无论从观赏角度还是从再生产角度，电影都更多地依赖于观众的理解与参与。镜头的“言说”，叙述人称的设置，结构模式的选择，乃至整个本文的时空建构，无不以观众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与观众能看到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看息息相关。

综上所述，电影、电视的艺术审美和意义传播并非两个截然分开的独立属性，影视艺术创作主体通过艺术创造，向观众传递生活感悟，其作品渗透着传播者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和思想情感。审美诉求和情感激发是艺术品的基本特征，影视艺术通过视听语言和叙事话语的传播作用于人的感官，打动人的情感，引起共鸣，进而使审美感受升华至理性认知，并使创作主体与欣赏主体的视界和心智交融，共同完成意义的创造。

叙事理论给今天的影视研究带来的启示是丰富的，将叙事学引入影视研究不仅有助于使影视研究走出社会学批评的单一模式，从而提供了影视研究的新途径，与此同时，它也拓宽了叙事理论的应用范围，使之从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走向了文化研究更为广阔的空间。由于学者们孜孜不倦地努力，迄今为止，影视叙事学研究领域已产生不少成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一种理论和批评模式都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局限性。我们应将影视研究与更多的学科结合起来，更加全面地去推动影视相关研究的发展。（责任编辑晓芳）

参考文献：

[1]史可扬.影视传播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1

[2]钟惦.电影美学：1982后记[C].钟惦文集（下），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

[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10

[5]斯坦利・巴兰.大众传播理论[M].曹书乐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6]黄德泉.论电影的叙事空间[J].电影艺术，2005.3

[7]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意]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原理[M].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第4篇：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范文

一、同人文学

1、定义

同人一词来自日语的“どうじん”，也有人认为来自中国。原指有着相同志向的人们、同好。作为ACG文化的用词，所指的是，由漫画、动画、游戏、小说、影视等作品甚至现实里已知的人物、设定衍生出来的文章及其他如图片影音游戏等等，或“自主”的创作。所以同人文学就是根据对这些人物的二次创造产生出来的文章，同人文学的创作者一般都是原作或者现实人物的追随者，而非原作者。受原作的流行程度和主人公身份的影响，同人文学也只在小众范围内传播。

2、特点

同人文学是网络文学的一个小支流，与传统作家相比，同人文学具备网络文学的基本特征；但是与主流网络文学相比较，它自身又显示出独特的一面。

首先，创作者群体特点。总体上看，创作者具有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广义特征：青春性，主要在16到30岁之间；写作目的以乐趣为主，追求个性，富有幻想和梦想；业余性、即非职业化写作。具体来说，同人文学创作者的年龄更加偏低，20岁以下占极大比重，也就是说，学生群体为同人文学的主要创作者；如果说网络文学创作者经过千锤百炼，还能够得以杀出重围、修成正果，如《鬼吹灯》系列和《明朝那些事儿》系列的作者“天下霸唱”和“当年明月”，在07年作家富豪榜上分别以280万和225万的版税收入位居第19位和22位，超过了刘心武、石钟山等知名作家，那么同人文学创作者将是几乎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无名小卒，而得以投身职业作家，跻身上榜富豪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所以其写作目的更加单纯，完全是依据个人心情和好恶；网络文学创作者的性别划分主要以作品题材区别，如武侠玄幻历史题材主要为男性，女性则以言情题材为主；而同人文学则以女性为主要创作群体，特别是涉及耽美题材。

其次，作品的商业价值。个别网络文学作家作品得以修成正果是赖其蕴含的商业价值：网站依靠其影响力能够获得点击率，作品出版甚至盗版能够获得利润，与作品相关的游戏、影视、音乐开发也具有潜在的巨大价值，如由萧鼎代表作《诛仙》不仅有数以千万计的点击率，由它开发的同名游戏也日进斗金。与如此景气的网络文学商业价值相比较，同人文学倍显凄惨。具体的同人文学作品的受众是非常单一的，如动画片《犬夜叉》的同人小说《夕颜》是以杀生丸和玲两个人物的感情为主线，而这篇文章的读者首先要观赏或了解这部动画片，其次要喜欢杀玲配对，再次需要关注，至少不排斥同人作品，经过层层筛选，还要除去不合胃口的读者。所以个性化、精神化、非商业化在这里展现的更加淋漓尽致。

第三，原创性和受限性。网络文学标榜原创，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主张独立完成，尽管部分武侠、言情作品无论从风格、人物还是情节套路都与当代名家，如金庸、古龙、张爱玲诸位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这些情感和思维的巧合基本不会影响到人们对流行网络文学原创程度的认同。与此相对，显而易见，同人文学是植根于动漫、影视等媒介的土壤所开出来的文学之花，创作者可以尽情随性来衍生剧情、插入自创人物、混合人物、设定异时空和恶搞，但是好的同人作品还是会要求与人物与原作性格相符合，所以从语言动作到情节发展都要考虑得当，这样才能够使读者投入并且加深对人物的情感。同人文学的这种受限性为“低龄”创作者的飞舞戴上了枷锁。

二、同人文学所体现的反传统性

德国剧作家波托尔特•布莱希特说艺术从来都不是无的放矢的，同人文学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现世界的特定表象。同人文学没有走上网络文学高度商业化的模式，也不会像传统文学一般为权威附上神圣的光环。平等自由、志同道合是它的平台，这使得同人文学得以更加开放、个性和纯粹。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同人文学，可以解读出作品中对现实价值的重估与个体情感的张扬。

1、理性的体现同人作品体现创作者与接受者的身份重合。通过同人作品，可以看出观众与动漫、影视剧，或者说同其创作者的关系是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创作。如对《名侦探柯南》中作者为吸引观众而设定了新一、小兰和小哀的三角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配对，而面对作者一拖再拖、幽深隐晦的情节进程，观众不再被动挨打，而是主动出击，创作出新兰、柯哀各种同人文，以供安抚。观众既作为接受者，为人物关系、情节结构所羁绊，又作为创造者，续写或者改写人物命运，主动迎合自身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期待，不再仅仅是任人摆布地为他人布下的结局所喜所忧，而是要积极地陷阱、依据个人意志完成心愿。接受美学认为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阐释才算最终完成。罗兰•巴特也提出文本开放的理念，文本在接受读者阅读过程中并不是静态的，而是需要读者去创造。而同人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就是这种完成最外化的体现。后现代元小说能够让读者认清小说的虚构性质，也引导读者看到貌似逼真的世界里，却充满了幻觉和荒谬。同人文学在虚构之上所进行的虚构，看似感性，实含理性。与其痴痴地被他人所设置的迷幻所欺骗，不如自主创造所期望的世界，即使不可能完全摆脱控制，也不至于完全为虚构世界所奴役。

2、对传统道德的消解道德观念的树立能够帮助意识形态更牢靠的对人们进行控制和操纵。威严肃穆的传统道德会随着时间的前进而被瓦解、取代，进而黯然退场。在历史上，各种正值壮年的道德都有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机会。在人们对捉摸不定的宏大叙事感到疲惫的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能够把握的个体情感体验投入了更多的关怀。

（1）同性恋一提到同人小说，最普遍的误解应该是关于同性恋的作品。的确，读者对同人文学中的同性恋题材已经习以为常，耽美类作品在同人文学中占有较大比重。许多后现代作品中，一直处在主流文化边缘、一直被忽视的非主流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文化的多元性得以更加立体。同性恋便是其中的幸运儿，尽管有很多人还不能对同性恋张开怀抱，可是在同人的世界里，单纯美好的同性恋情早已得到认可。在女性为主要群体的同人文学世界中，对男男的爱戴可以理解为女性欣赏男性的心理体验，是对社会伦理的挑战，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抬头，不甘心做一个被观看甚至被欲望的性别，企图摆脱传统女性“被观看”的命运。这不仅是对性取向自由选择的伸张，也体现了女性对传统道德束缚的轻视。

（2）反传统性H文和清水文是对同人文学的一种简单分类。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带有直白的性描写或者黄色信息，而后者连小孩子都能够阅读。不管是具有邪目的，还是抒发人性的美，涉及大尺度性描写的作品已经屡见不鲜，但创作主体却是仍然以成人为主。而同人作品的创作者大部分为低龄女性，她们对性的抒写尺度极为跨越，年轻的阅读者们对H文充满期待，不论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显示出了落落大方的姿态与平静坦然的心态。这与传统观念中的儿童形象相差甚远。在传统教育中，“尤其是在女子教育中，传统道德更是竭力使她们对无知并且视为最可怕的耻辱，而结婚却闪电似地把她们投入性生活之中，两相冲突，在她们心理上造成病态的症结。这是一般女子比男子更懦弱顺从的重要原因。”这样看来，低龄女性的创作既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反抗，也体现了新时代中，人们对自我的认可。

三、辩证看待同人文学

同人文学作为网络文学的一种，也被人看到了显著的缺陷。创作的随意性，使得同人作品汗牛充栋，却良莠不齐；爱情几乎是所有同人文的主题，显得题材单一；缺少思想性、文学性，少深度。而且过于自由的形式，难免产生哗众取宠、趣味低下的内容。但是在这个平等、自由的平台之上，粗制滥造的文章很容易就埋没在了同人文大军之下。所以同人文学自主发展，也在自我调节。同人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自由，为她们提供了满足自我的空间。文学即人学，同人文学作为业余的文学也是对人和社会的反应，同人文学从创作者、接受者和文本自身，都是对时代的产物，并且反射时代。

第5篇：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插画；设计；特点；发展；异同；联系

一、插画

1.1什么是插画

插画，就是用来解释说明一段文字的画。《辞海》解释：“指插附在书刊中的图画。有的印在正文中间，有的用插页方式，对正文内容起补充说明或艺术欣赏作用。”这种解释主要是针对书籍插图作为的定义，是一种狭义的定义。插画的应用有很多，广告、杂志、说明书、海报、书籍、包装等平面的作品中，凡是用来做“解释说明”用的都可以算在插画的范畴。插画的表现形式有很多，人物、自由形式、写实手法、黑白的、彩色的、运用材料的、照片的、电脑制作的，只要能形成是“图形”的，都可以运用到插画的制作中去。

1.2插画的特点

插画具有浓重的商业性质，它所突出的特点有引人注意、塑造商品形象（给消费者心目中树立好的形象），还有一个就是图解记录，当用文字难以说明的东西我们可以选择用图片来表达。它有着很好的直观性，我们常说“图文并茂”为的就是使得枯燥的文字添上几分生动，让我们阅读起来不觉得无趣，并且通过图片传达出的内容我们也能猜出大致的文章内容结构。

1.3插画的应用范畴

出版物：书籍的封面，书籍的内页，书籍的外套，书籍的内容辅助等所使用的插画。包括报纸、杂志等编辑上所使用的插画。

商业宣传：图解广告类――包括报纸广告、杂志广告、招牌、海报、宣传单、电视广告中所使用的插画；商业形象设计：商品标志与企业形象（吉祥物）；商品包装设计；包装设计及说明图解-消费指导、商品说明、使用说明书、图表、目录……影视多媒体：影视剧、广告片、网络等方面的角色及环境美术设定或介面设计。

游戏设计：游戏宣传插画、游戏人物设定、场景设定动画、漫画、卡通动画原画设定、漫画设计、卡通设计基本上所有商业性绘画都可以算在插画的范畴。

插画应用的两大类型在平面设计领域，我们接触最多的是文学插图与商业插画。

文学插图——再现文章情节、体现文学精神的可视艺术形式。

商业插画——为企业或产品传递商品信息，集艺术与商业的一种图像表现形式。插画作者获得与之相关的报酬，放弃对作品的所有权，只保留署名权，属于一种商业买卖行为。

二、平面设计

2.1什么是平面设计

平面设计（graphic design）的定义泛指具有艺术性和专业性，以“视觉”作为沟通和表现的方式。透过多种方式来创造和结合符号、图片和文字，借此作出用来传达想法或讯息的视觉表现。平面设计师可能会利用字体排印、视觉艺术、版面（page layout）等方面的专业技巧，来达成创作计划的目的。平面设计通常可指制作（设计）时的过程，以及最后完成的作品。

2.2平面设计的特点

手段性——设计是一种中介，它不可能为设计而设计，它的核心是简化大千世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简单的主客观互动的关系，最终传达设计者的意图。

主观性——平面设计是设计师的一种主观行为，他们把感受到的东西作为题材，将设计意图借视觉的方式表达出来，用图说话、用视觉传神。

客观性——设计的前提是努力寻找能使人相互沟通的东西。设计是通过人们的视觉来理解的，说白了，设计实际上是将一种文学语言转换成图形语言的艺术。

创造性——设计的本质在于创造。简单的说就是通过形象将要传达的内容和传达的载体巧妙的结合起来，将所有的元素汇入到一个传达的形式里。艾伦·弗莱彻说：“在设计中除了意念，其它所要做的就只不过是设色涂抹罢了”。

2.3平面设计的应用范畴

标志设计（标志的分类，标志的功能，类别与特点，标志构成的设计构思，表现手法，组合形式，标志设计的基本原则，商标与标志的区别）

名片设计（平面设计色彩运用，名片的尺寸，不同行业制作名片的特点）

宣传折页设计（版面构成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版面构成的原则，版面构成的形式，封面，内页的制作）

画册设计（装帧设计基础知识，装帧设计必须具备的要素，装帧设计开本尺寸与规格，装订，装帧设计内容及功能）

企业形象识别系统（VI）设计（VI的基本知识，CIS的具体组成部分，优秀VI对企业的重要意义，VI设计的基本原则，VI设计的流程）

包装设计（包装设计概述，包装设计一般流程，包装设计计划书，包装设计基本构成要素，包装的形式）

三、插画与平面设计的异同

3.1插画与平面设计的区别

在上文也说到了插画和设计的大致特点。插画具有较强的观赏性，一般来说，它大都有三个功能和目的：一是作为文字的补充；二是让人们得到感性认识的满足；三是表现艺术家的美学观念、表现技巧，甚至表现艺术家的世界观、人生观。现代的插画的功能性非常强，偏离视觉传达目的纯艺术往往使现代插画的功能减弱。因此，设计时不能让插画的主题有产生歧义的可能。必须立足于鲜明、单纯、准确。现代插画的基本诉求功能就是将信息最简洁、明确、清晰地传递给观众，引起他们的兴趣，努力使他们信服传递的内容，并在审美的过程中欣然接受宣传的内容，诱导他们采取最终的行动。

设计具有鲜明的实用价值，设计的产生、发展是与商业行为结伴而来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激烈竞争而出现的。设计体现的是多层次的理性思考，是在设计理念和功能体现的前提下，通过科学技术、材料、工艺、机械加工等工业化的生产综合水平，生产出各类产品，最终满足全社会消费者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因此，设计是物质性、功利性和实用性的，是不能完全凭感觉去完成的，而更需要接受和服从广大的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文化品位与生活习惯。例如，各类电器从设计到生产，再从市场到消费者的使用，整个过程体现了设计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如设计、策划、市场、消费、生产、成本、企业文化、品牌、设计思潮、设计风格和流行趋势等问题，寻找最佳的表达方法，把设计师的构想变成消费者能够接受和采纳的现实。

3.2插画与平面设计的共同点

虽然插画与平面设计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但不能否认插画和平面设计这两个同属一根藤的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本质都是围着视觉美术，美化大众的生活。比如早期的插画与平面设计的起源在艺术规律和基本特征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都是印刷术发达之后被带动的。又或者，无论是插画设计还是平面设计，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功底，即素描、色彩、速写的绘画知识，只有具备这些必要的绘画知识，才能表达各类形态的造型，并提高形象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抽象表现能力、对形态的审美能力等，这也意味着素描教学有着很重要的地位。通过设计素描、设计草图、设计效果图等课程的学习进行绘画的进一步训练。这些课程是培养成为插画师或者平面设计师的设计意识以及设计表达能力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虽说平面设计只需要掌握软件的操作即可，但是缺少了美术基础的训练，缺乏一定的设计能力和审美观，也不会设计出好的设计作品来。

四、结语

插画与平面设计，就好比“一根藤上的两颗瓜”，彼此区别着却又密不可分，只有正确理解了插画和平面设计的起源与奥秘、特点与使命、异同与对比、整合与发展等，才能对两者的关系有着客观的、深刻的、科学的认识。（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参考文献：

第6篇：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作文教学 优化 训练

一、优化课堂教学是学生作文训练的主要渠道

课堂是教学的主战场，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主渠道，这是不容质疑的。问题是怎样有效地运用课堂有限的教学时间，帮助学生尽快获得作文自悟的意识和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叶圣陶先生说得好：“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指导学生作文，要正确处理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的关系，充分运用语文“教材”例子，帮助学生自悟自得。

古人曰：“劳于读书，逸于作文”。阅读是作文的基础，作文是阅读的继续和深入。从读到写，读写结合，这是作文教学的基本规律。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挖掘语文教材的读写结合训练点，将读写训练落到实处。

“读写结合”主要有下面几种训练形式：

一是摘录。可帮助学生养成勤于积累的习惯。摘录的内容可以是名人警句，俗语佳词，可以是某方面表达精美的语句，可以是某话题的作文素材。

二是仿写。可于课文的精彩片段处仿写，可结合文章的立意构思、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专项仿写训练。

三是拓写。可在思维的空白处补写，可在结尾处续写，可变换人称或文体改写，可联系自身体验迁移写，可由此及彼创新写。

二、坚持课外辅导是提升作文素养的合理补充

课内打基础，课外求发展。课内外结合是提升学生作文素养、发展学生作文个性的必然途径。让学生走出课堂，走出书斋，走到生活实践中去，开辟第二课堂，是作文训练的合理补充。

深入生活，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成立课外写作兴趣小组。一是教师组织作文兴趣活动，与学生一起“摸、爬、滚、打”，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读写训练；二是指导学生自己组织小型文学社团，利用节假日、星期天开展自主活动。

2．开展多渠道写作练习。如，举办人人参加的自编手抄班级“日报”“周报”活动；开展课前3分钟演讲活动；定期办好黑板报、学生优秀作文宣传栏等。这些活动的开展会极为有利地促进学生练笔。

3．走出校门，丰富生活。结合实际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指导学生感知祖国美好的大好河山，感知五彩缤纷的社会，积累林林总总的写作材料。这会对学生的写作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4．有计划、有选择地组织学生接触各种传媒。订报刊，看电视，听收音机，关注焦点新闻时事，并有针对性地开展讨论，以培养学生的鉴赏、思辨能力。

5．有组织地开展和参加写作评比活动。每学期以学校或年级为单位搞一两次作文比赛，评出等级并给以适当奖励。有条件的还可参加一些区县级、省市级甚至全国级的作文评选活动，以此来检验促进自己。

6．结合学校传统活动和传统节日，指导学生写演讲稿、新闻简讯、短信祝语等。

三、强化专项训练是提高学生作文水平的关键

1．重视思维能力训练。叶圣陶先生说：“学习写作的人应该记住，学习写作不单是在空白的纸上涂上一些字句，重要的还要在于学习思想。”语文教育家、人教社中语室的顾振彪先生说：“启动思维操作，是牵住了作文训练的牛鼻子。”恩格斯说：“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是思维着的精神。”没有思维，就没有作文，思维能力是作文训练的核心要素。

学生作文思维能力的训练，可结合文体的基本要求、作文的基本程序加以训练。但要根据班级学生的具体情况有针对的、有重点、循序渐进地进行，不要毫无选择平均用力。一般地，应该在审题立意、选材谋篇上下重锤。

为了使写作的内容丰富化、深刻化，要掌握一些思维技巧，如想象力的训练可按以下方法进行。

（1）丰富感性想象。在社会实践中开阔视野，尽量扩大对自然和社会各种现象的储备。如社会调查、参观、游览、欣赏影视歌舞、读书看报等，都可以扩大形象的储备。

（2）借用模糊想象。运用模糊想象，能发现事物之间的一些原来意想不到的相似点，从而触发想象和灵感。

（3）融合想象与判断。合理的想象只有同准确的判断力一道才能发挥作用。丰富的想象力，既需思想活跃，又需判断准确。不然，就可能给人无端杜撰之嫌。

（4）练习比喻、类比和联想。比喻、类比是想象力的花朵。经常打比方，可使想象力活跃。

（5）多做随意性想象。要放开思想想象，然后将不合理的地方修改或删除，思想拘谨是很难产生出色的想象的。

2．强化专项系列训练。有位教师经过10年的探索，总结出“一个系统，三个系列，30个学习要点”的“初中写作教学应对策略”，可资借鉴，开拓教师的思路。

“一个系统”是指初中三年的写作教学的系统。

“三个系列”即“基础等级系列”、“发展等级系列”、“考场作文系列”，分别在七、八、九年级分三个学年实施；其中每个系列有10个学习要点，共30个。

“基础等级系列”的10个要点是：文面、观察、外貌、语言、动作、心理、写景、顺序、详略、结构。

“发展等级系列”的10个要点是：找准题眼、深度立意、加工素材、合理联想、点面结合、侧面描写、个性描绘、夹叙夹议、真情实感、凤头豹尾。

第7篇：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范文

【摘 要 题】观点与流派

【关 键 词】视觉文化/文学的终结/电影小说/日常生活审美化

【正 文】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技术狂欢的时代。视觉文化，是一种在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推动下立足于视觉因素，以“形象”或是“影像”主导人们审美心理结构的崭新文化形态。视觉文化的兴起，是当今文化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似乎将已有的文字的传统阐释功能和表现功能排斥殆尽，而引发了“图像”与“文字”之争，使曾高居“象牙塔”中的文学艺术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那么，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之下，“图像”能替代“文字”吗？文学会走向“终结”吗？本文主要以电影(电视)与文学的关系为个案，试图探讨这些问题。

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不少理论家们惊呼“图像”已然战胜了“文字”，认为“文字”屈从于“图像”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海德格尔认为，近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时代”、“世界图像的时代”（注：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3页。）。丹尼尔·贝尔声称：“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6页。） 詹姆逊则指出，在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和艺术的主要模式是时间模式，它体现为历史的深度阐释和意识；而在我们所处的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和艺术的主要模式则明显地转向空间模式——一种以复制与现实的关系为中心，以及以这种距离感为中心的空间模式。他在一次访谈录中说：“我用时间的空间化把这两组特征(表面与断裂)联系起来。时间成了永远的现时，因此是空间性的。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也变成空间性的了”；换言之，种种“类象”或“影像”的文化逻辑是一种空间意义的联系，它们将众多历史性的片段摊到一个平面之上，彼此之间没有历史的纵深感（注：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5页。）。面对机械复制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和形象的垄断性推进，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在《景象社会》中指出“景象”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而大胆宣布了“景象社会”的到来（注：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New York: Zone， 1994) ， 4～5. ）。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本雅明提出了“机械复制时代”文明的阐释。接着，利奥塔在肯定了图像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能量的同时，提出了“图像体制”问题，并对这一体制进行了批判。稍后的博得里拉又提出了“类像时代”的概念，并指出这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他说：“景象决不能理解为是视觉世界的滥用，抑或是形象的大众传播技术的产物，确切地说，它就是世界观，它已变得真实并在物质上被转化了。它是对象化了的世界观”；它的“基本特征在于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它的手段同时就是它的目的，它是永远照耀现代被动性帝国的不落的太阳，它覆盖世界的整个表面但永恒沐浴在自身的光辉之中”（注：居伊·德波：《景象的社会》，肖伟胜译，见《文化研究》第三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在《图像的威力》一书中，法国思想家勒内·于格更是对人们膜拜与迷恋图像的文化景观作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描述：“尽管当代舞台上占首要地位的是脑力劳动，但我们已不是思维健全的人，内心生活不再从文学作品中吸取源泉。感官的冲击带着我们的鼻子，支配着我们的行动。现代生活通过感觉、视觉和听觉向我们涌来。汽车司机高速行驶，路牌一闪而过无法辨认，他服从的是红灯、绿灯；空闲者坐在椅子里，想放松一下，于是扭动开关，然而无线电激烈的音响冲进沉静的内心，摇晃的电视图像在微暗中闪现……令人痒痒的听觉音响和视觉形象包围和淹没了我们这一代人。图像取代读书的角色，成为精神生活的食粮。它们非但没有为思维提供某种有益的思考，反而破坏了思维，不可抵挡地向思维冲击，涌入观众的脑海，如此凶猛，理性来不及筑成一道防线或仅仅制作一张过滤网。”（注：勒内·于格：《图像的威力》，钱凤根译，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面对信息技术的幽灵，法国后结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借《明信片》中主人公的惊人之口说：“所谓的文学的整整一个时代，即便不是全部的话，都不能活过电传的特定技术制度(在这方面政治制度是次要的)。哲学或精神分析学也不能。爱情信件也不能。……”美国加州大学学者J·希利斯·米勒举电讯媒介、因特网对文学、对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权力、政治施为行为的影响与渗透为例，得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结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去单纯研究文学……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注：以上引文见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围绕“图像”与“文字”之争，影视与文学的关系是研究者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与西方学者的思想同步，国内学者也相继提出了“图像化转向”，以及我们已进入“图像时代”，传统的文学与文学研究即将“终结”的论说。

可以断言，影像的诞生是当代文化生产的一大转折。麦克卢汉说：“电影的诞生使我们超越了机械论，转入了发展的有机联系的世界。仅仅靠加快机械的速度，电影把我们带入了创新的外形和结构的世界。”（注：参见《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而继电影之后，电视更是大规模地扩大了影像生产的规模。这些影像正在强有力地介入、包围和控制着人们的生活，而印刷文化的中心地位则岌岌可危。布尔迪厄就注意到了电视对报纸一类传统文字媒介的有力挑战，他说：“今天，在新闻界围绕着电视展开的斗争是主要的斗争……有迹象表明，与电视相比，文字新闻业在渐渐地萎缩：电视增刊在各家报纸中的比重不断增大；文字记者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作品被电视所采用(当然，也一心想在电视上露面，这有助于提高他们在报社的身价。任何一个记者，若想要有影响，就必须上电视做节目；这样一来，某些电视记者反而在报社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从而对文字这一行的特殊性提出了质疑；如果一个电视女主持人朝夕之间就可以成为一家报社的主编的话，那人们就不得不发出疑问，一个文字记者的特殊技能到底何在)；被美国人称为‘agenda’的东西(即议事日程，那些必须讨论的东西，如社会的主题，重大问题等)越来越受电视的左右(在我作了描述的信息的循环流通中，电视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文字记者推出一个主题，如一个事件，一场论战等，一定要被电视采用，重新策划，拥有某种政治效力，才会变得举足轻重，成为中心议题)。文字记者的地位因此而受到威胁，这一行业的特殊性也就遭到了质疑。”（注：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页。） 记者的文字不过是结构上依附于电视的信息，文字记者被边缘化了。这里，电视的威力也就是图像的力量。在当代文化中，“图像”似乎已然凌驾于“文字”之上。

受到西方理论家的影响，国内有学者也提出，“图像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电影的进攻和文学的退缩；“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资本经济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企图冲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文学的黄昏已然来临。”（注：朱国华：《电影：文学的终结者？》，《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其言外之意是，文学将让位于电影，“图像”将替代“文字”，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影视与文学的联姻

在我看来，影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作为两种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和艺术特质的艺术样式，影视与文学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与发展道路，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

电影艺术兴起之初，为了摆脱“杂耍”与“游艺场玩艺”，电影虚心地向经典的文学著作“求教”。“当时的电影缺乏想象力……为了从不景气的情况中摆脱出来，为了把那些比光顾市集木棚的观众更有钱的人吸引到电影院里来，电影就必须在戏剧和文学方面寻找高尚的题材”（注：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第77页。）。通过大量地改编、演绎文学名著，依赖这些原作的权威地位，早期的电影俘获了大批的观众。于是，法国电影导演阿培尔·冈斯在1927年就热情满怀地说：“莎士比亚、伦勃朗、贝多芬将拍成电影……所有的传说、所有的神话和志怪故事、所有创立宗教的人和各种宗教本身……都期待着在水银灯下的复活，而主人公们在墓门前你推我搡。”（注：转引自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曾有人做过细致的统计，自有电影以来，大约70％以上的中外故事片都改编自文学名著(主要是小说)，而且文学名著一改再改，像法国文豪雨果的《悲惨世界》，曾被改编高达17次。难怪前苏联的电影理论家波高热娃感慨道：“没有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的改编，那么电影的历史也是不堪设想的。”（注：李晋生编：《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版，第503页。）尽管如此，人们在观赏了这些改编的电影之后，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愿意甚至更喜欢阅读原著，其中重要的原由是原作精神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王安忆就表示：“我觉得电影是非常糟糕的东西，电影给我们造成了最浅薄的印象。很多名著被拍成了电影，使我们对这些名著的印象被电影留下来的印象所替代，而电影告诉我们的通常是一个最通俗的，最平庸的故事。……电影特别善于把名著平庸化，大众化，变成一种可使大家广泛接受的东西。”（注：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显然，在影视对于文学名著的改编过程中，作为文学作品的原作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影响着人们对于影视作品改编成败的评判。我们知道，电影受到时长、摄制技术和观众的生理要求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对于作品复杂人物关系和社会状况的表现往往力不从心，而无法与文学作品中那种运用文字以持续不断地铺陈、描写、刻画而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同日而语。如，电影《红楼梦》尽管尽量忠实原著，总会挂一漏万，使千百万观众不满足。此外，影像文本能否改编成功，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编导对于原著和作者的理解深度，只有和原著有着精神的共鸣和沟通，才能改编成令人信服的作品。如，电影《城南旧事》，抓住了林海音原作中那种淡淡的感伤情绪，改编获得了成功。而电影《骆驼祥子》，编导出于对祥子的特殊喜爱，草率地变动了祥子的堕落结局，不仅破坏了祥子性格的发展逻辑，而且削弱了影片社会历史的内涵价值。

也有些影视所选取的文学原作并非文学名著，这些文学原作的名气远远不如名著，或仅仅是在文学圈子里为人所知。影视艺术家以它们为素材进行再创作，使它们为一般大众所接受，而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如，电视剧《围城》播出后，钱钟书先生的原著小说在书摊上成为热销，而在此之前并不大为人所知；琼瑶、金庸、老舍、二月河、张平、海岩等人的小说也都是如此，它们都伴随电影或电视剧相继成为读者的案头之物。同样，电影《哈里·波特》、《指环王》以及斯蒂芬·金的电影引入中国后，这些翻译作品也迅即风靡了大江南北。在这种改编过程中，不可否认，影视艺术家起了主导的作用；但是，他们仍然遵循着从原作到剧本到拍摄，即从“文字”到“图像”的路径。

还有一些影视是对文学原作的戏说，它们是借助于一种与原作格调的对比和张力关系，而有意脱离文学原作所进行的自由创造。这些影像文本离文学原著越来越远，甚至于面目全非。譬如，在大陆与香港合拍的电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圣娶亲》里，编导不过是借了《西游记》的躯壳来编织自己对于爱情与人生的梦想，其中根本就没有多少原著的影子。

但是，前苏联的著名导演C·格拉西莫夫说得好：“一个电影导演是可以从崇高的文学典范中学到很多东西的。这两种艺术之间存在着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应该得到加强。伟大的文学所积累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们电影工作者学会怎样深刻地去研究复杂多样的生活。”（注：转引自《历史积淀与时代跨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影视改编透视》，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第41～49页。）

这让人想起了中国电影史的一段佳话：1947年12月14日，由张爱玲编剧的电影《太太万岁》在上海各大影院同时上映，据记载，在连续两周里，即使大雪纷飞，剧院仍是场场爆满。上海各报竞相报道这一盛况，有“连日客满，卖座第一”；“精彩绝伦，回味无穷”；“本年度银坛压卷之作”云云（注：参见1947年12月13日～27日上海《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等报章报道。），关于《太太万岁》的评论热潮直到第二年才渐趋平淡。《太太万岁》成功的原因很大部分应归于张爱玲，她坚持在剧本创作中沿袭了自己一贯关注小人物平淡人生的视角，以及淡淡的“含着微笑”的艺术风格。有评论者谈及这部影片时指出，无论是影片的选材，还是在表现方式(如影片中的场景处理、细节安排等)上，都带有典型的“张爱玲风”——“它的风气是一股潜流，在你的生活中澌澌地说着、流着，经过了手心掌成了一酌温暖的泉水，而你手掌里一直感到它的温暖，也许这缓缓的泉流，有一天把大岩石也磨平了。”（注：参见《文华影片公司新片特刊·〈太太万岁〉中的太太》，《大公报·大公园》1947年12月13日。）

影视与文学的疏离

不可否认，影视一直在追求自己独立的探索与发展道路，试图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目前的电影制作就出现了通过高科技、大投入、大场面以追求视听感受的发展趋势。如，风靡全球的《侏罗纪公园》、《哈里·波特》、《指环王》和《功夫》等影片都是靠着让人匪夷所思、叹为观止的声音和画面效果让观众如痴如醉，而创造了不菲的票房价值。沃卓斯基兄弟1999年的《骇客帝国》与2003年的《骇客帝国：重装上阵》更被评论为开启了电影叙事语言的新纪元。这些电影竭力冲击当代技术所能提供的视觉效果的极限，而其中的文学性因素受到了挤压，给观众提供的是目不暇接的视觉大餐。但是，我们不能由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这种疏离，而对这种现象在理论上进行无限引申和扩展，得出“图像时代”的到来或是“文学的终结”。因为，在广阔的文学天地里，仍然有很多东西是影视无从插手的。

一般说来，影视是通过画面与音响作用于大众感官的视听艺术，它必须把所要表现的内容一概化为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而文学则是经由文字的传达作用于读者头脑的想像艺术，它可以毫不费力地表述抽象概念与凌乱而不相接的心理流程。在画面思维与想像思维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视觉、听觉艺术直接诉诸人的官能，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却不直接诉诸官能，但在深入探索和表现人物细致入微的思想感情上，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文学接受过程中，视觉不过是一个始发点，它所传导的符号信息只有通过读者中枢神经的再造想像，在脑海里破译出一幅符合文字描绘的艺术图景，才能读出凝结在书中的意思或意味——这是心智性的；而荧屏则是全息性的，音、像、语俱全，它们在同一瞬间撞击着人的整体机能，其间无需任何语符的转译，人们很容易就被激活，仿佛尚未动脑，却一下什么都懂了，实际上却不一定都懂了。

以对《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天方夜谭》改编成果而蜚声影坛的意大利导演比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指出：“我觉得电影和文学作为表现手段之间区别，主要表现在隐喻上，文学几乎完全是由隐喻构成的，而电影几乎完全没有隐喻。”（注：转引自《西方文学与电影》，载于《广西艺术学院学报》1996年增刊。）也就是说，文学作品里充满了文字构成的隐喻，其中的人物形象更是无数隐喻的终极指向，读者必须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全过程之后，结合自己的日常经验加以分解、类比、综合才能获得审美享受；而电影则只能通过画面凸现鲜明视觉形象，观众所得到的是导演强加的、先声夺人的视觉印象。安德烈·勒文孙说：“在电影里，人们从形象中获得思想；在文学里，人们从思想中获得形象。”（注：转引自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身跨文学与电影两界，既是“新小说”派代表，又是“左岸派”电影重要编导的阿兰·罗伯—格里叶也感慨地说：“文学——这是词汇和句子，电影——这是影像和声音。文字描述和影像是不相同的。文字的描述是逐渐推进的，而画面是总体性的，它不可能再现文字的运动。”（注：转引自《西方文学与电影》，载于《广西艺术学院学报》1996年增刊，第41～44页。）

因此，正如莫言所说的，文学原作和影视作品“毕竟是有独立品格的两回事，……改编是一种固定化，每个人在读小说时都在想像和创造，比如林黛玉是高是矮，长脸圆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但一旦改成影视作品，就明确了，固定了，也就限定了，林黛玉就是某某演员那样瘦的长脸。所以影视其实是用对作品的一种解读代替抹杀千万种不同的解读。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是活的，影视却是死的”。这一番话道出了小说与剧本写作不同的特性和要求，文学具有影视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之处（注：陈洁：《作家的影视新感觉》，《中华读书报》1999年6月1日。）。

爱德华·茂莱精辟地指出：“由于小说家掌握的是一种语言的手段，他在开掘思想和感情、区分各种不同的感觉、表现过去和现在的复杂交错和处理大的抽象物等方面得天独厚。尽管晚近以来某些电影导演力图在表现复杂的主观关系方面与文学一争高低，但电影毕竟在这个领域里比小说略逊一筹，难相比美。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人的内心世界上的电影导演，或者换句话说，当他们处理一些更适合于文学家的题材时，结果往往拍出静态的、混乱的和枯燥乏味的非电影。”（注：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40、306、302页。）像鲁迅的小说作品，除个别篇目外许多都不适合改编电影，虽然《祝福》、《伤逝》已改编成功，但《在酒楼上》、《药》、《离婚》、《狂人日记》等都不适合。先生甚至认为《阿Q正传》也不具有改编成电影的可改性，他指出，“要在舞台上或银幕上表现阿Q的真实性格而不流于庸俗和‘滑稽’是十分不容易的”（注：转引自《论改编的艺术》，《世界电影》1983年第1期。）。再如，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属于书信体小说，作品中充满了少年人对生活的感受，但关于情节、场景的叙事则显单薄、次要，以表现视觉形象为重心的电影就很难把它搬上银幕。又如，一些意识流的文学作品更是根本就无法改编也拒绝改编，“把《尤利西斯》拍成电影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虽然乔伊斯的小说里充满了和银幕上使用的技巧很相类似的技巧，这些技巧在书本里是用词句来完成的，或者是在语言的和理性的层次上运用，并非电影摄像机所能摄录。我们如果想了解乔伊斯笔下的人物，就必须进入——深深地进入人物的内心。电影的再现事物表象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在需要深入人物的复杂心灵时，电影就远远不如意识流小说家施展自如了。”（注：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40、306、302页。）

可见，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文学和影视的艺术规律和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小说的最终产品和影视的最终产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就像芭蕾舞不能和建筑相同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与影视是艺术天地中并流的双河，那种认为电影将取代文学，使文学会成为自己的附属品的论断是偏颇的。

诗意地栖居

在“图像化”转向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文学样式处于低谷，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文学语言的实验性和先锋性与新媒介进行竞争，不断地拓展着文学的生存空间。

我们注意到，影视艺术的发展使作家的创作在技术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新小说家萨洛特、格里叶、布托尔都认识到新兴电影艺术对小说技巧的意义，说“电影这一前程无量的艺术，其崭新的技巧，马上使小说受益匪浅”（注：娜丽塔·萨洛特：《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见柳鸣九《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格里叶的创作活动就像一台机器，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程序进行循环往复的复制。如，他的《去年在马里安巴》标明是“电影小说”，其叙事策略多采取淡化人物情节、简化叙事，强调片段记录、复制和迷宫手法等。而且在格里叶的代表作《嫉妒》的开篇，小说家则像一台摄像机，从露台将场景一一精确地描写下来，其故事和情节则如机械一样不断复制，阿X的故事和弗兰克的故事重复写了九次，一只蜈蚣的死说了九次，“香蕉林”的描写重复了六次，汽车抛锚叙述了六次……这些重复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小说中的人物似乎已然迷失在现代技术的丛林。对于自己的创作取向，格里叶有一段自白：“但在我这里，人的眼睛坚定不移地落在物上，他看见它们，但不肯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不肯同它们达成任何默契或暧昧的关系……人的视线限于摄取准确的度量，同样他的激情也只停留于物的表面，而不企图深入，因为物的里面什么也没有；并且也不作任何感情表示，因为物件不会有所反应。”（注：罗伯特·格里叶：《自然，人道主义，悲剧》，见柳鸣九《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因此，阅读这些“电影小说”，我们仿佛穿梭于技术之网，让人感觉技术复制时代的技术和机器不仅裹挟了现实中的人，而且进入了当代的艺术世界之中。对于“电影小说”的艺术特点，爱德华·茂莱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概括：“肤浅的性格刻画，截头去尾的场面结构，跳切式的场面转换，旨在补充银幕画面的对白，无需花上千百个字便能在一个画面里面阐明其主题”（注：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40、306、302页。）；他强调指出，“如果要使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里成为一种正面力量，就必须把它消解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中，消解在文学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之中，换言之，电影对小说的影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即小说仍是真正的小说，而不是冒称小说的电影剧本”（注：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40、306、302页。）。

畅销小说作家海岩指出，“我们现在处于视觉的时代，而不是阅读的时代，看影视的人远远多于阅读的人，看影视的人再去阅读，其要求的阅读方式、阅读心理会被改造，对结构对人物对画面感会有要求，在影像时代，从事文本创作时应该考虑到读者的需求、欣赏、接受的习惯变化，所以作家在描写方式上很自然会改变，这是由和人物和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代生活节奏和心理节奏决定的。”（注：鲍晓倩：《作家纷纷触电影视　创作心态各不相仿》，《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26日。）但是，显而易见，小说并不会因此而成为影视的附庸。文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即使文学中有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分野，它们也是彼此共存，各有各的市场，各有各的发展；而影视不过是“严肃文学的通俗读本”(苏童语)，它对于精英文学作品的改编，只不过是把它大众化，变成大众的精神食粮，实际上永远无法取代它的精英本体。因此，小说的改编大户王朔说：“写影视剧来钱，但写多了真把人写伤了，再要写小说都回不过神来。”（注：陈洁：《作家的影视新感觉》，《中华读书报》1999年6月1日。）

海德格尔说过，人应为自己创造一个能诗意地栖居的场所，这便是心灵的归宿。他提出近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时代”、“世界图像的时代”，本意是要人们区分“世界图画”和“关于世界的图画”。诗意的居所无需豪华，无需珠光宝气；适合于肉眼纵情声色的锦绣谷，未必宜于心眼居住。因为它亟须提供的是安魂，而非肉眼的烦躁。人的主体性与科学技术的共同发展，使人们生活在一种所谓的“世界图画”之中，这种“图画”实际上是一种幻觉，它虽有逼真的外观，却不一定指向外在真实的世界。更多的情况是，彩色荧屏因有全息性直播物质现实之特点，而迅猛沦为商业广告媒体，日夜着人们的欲念。红的是唇，绿的是怀春的猫的眼睛。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官能，很少思想；充满生物性，很少价值性。一言以蔽之，现代文化工业是用高科技来煽动低品位，用物质文明来包装原始——以是之故，面对这滚滚的视觉洪流，有的北欧国家已法定孩子每周看电视的时间，以便他们能够用心读书。

第8篇：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移情；文化移情；跨文化交际；外语学习者

作者简介：刘静（1978-），女，河南许昌人，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宋德云（1966-），男，安徽庐江人，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重庆?401331）

中图分类号：H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0-0151-02

著名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学习不仅包括语言知识的学习，同时也包括目的语文化的学习，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培养外语学习者的文化移情能力旨在让外语学习者学会站在目的语文化的立场换位思考，客观地看待目的语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理解并认同目的语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实现外语学习者语言能力与文化素养共同提高的目的，并且促进外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快速提升。

一、文化移情的内涵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Ruben，1976；Samovar & Porter，2001；高永晨，2005；陈二春、袁志明，2008等）展开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他们发现影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性因素正是文化移情能力。我国学者高永晨（2005）认为跨文化交际过程实质上就是文化移情的过程，跨文化交际能力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文化移情能力。只要揭示出文化移情的心理机制，就能掌握跨文化交际的基本规律。[1]

1.移情的内涵

移情研究最早始于德国的美学研究。1873年德国美学家罗伯特·费肖尔（Robert Viscker）在其《视觉形成感》一文中明确提出有关移情的表述。他称“移情”为“审美的象征作用”，即“把情感渗透进审美对象之中”。随后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利普斯（Lipps）将移情研究引入心理学领域，并成为盛行于19世纪欧洲大陆的心理美学思潮。而今，移情理论已在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和跨文化交际等领域中得到广泛运用。各领域的学者对它的涵义也做出了各自的界定。Arnold（2000）认为：“移情就是设身处地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的一种意识或行为”。[2]Ruben（1976）认为：“有效交际中的移情能力是指尽量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去体验、去表达感情，运用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进行移情，并向对方表示已经充分理解他的思想和感情。”[3]顾嘉祖（2000）认为：“移情界定应分为两个方面，即知觉技能和交际技能。移情不仅是指察觉和认识他人的情绪和情感状态，而且还包括对他人情感和情绪状态的正确反馈和反应。两个方面不可偏废。[4]尽管不同领域的学者对“移情”所做出的界定各有不同，但他们在“移情”的基本特征上普遍达成共识，正如二语习得研究者布朗所说“移情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对方而将自己的人格向对方人格的投射过程（the projection of one’s personality into the personality of another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im better）”。

2.文化移情的内涵

关于文化移情的内涵，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他们各自的界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下：Samovar & Porter（2001）认为文化移情涉及两个层面：第一是感情基础层面，首先要肯定自己的积极情感，并且要能以积极的方式驾驭自己的情感，以避免对他人采取偏见和刻板化的态度。第二是认知层面，包括解读和区分自身与他人的思维方式、批判思维、逻辑、意图以及修辞的可能性。[5]我国学者高永晨（2005）将文化移情视为交际主体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为了保证不同文化之间顺利沟通而进行的一种心理体验、感情位移和认知转换，即有意识地超越民族本土语言文化定势的心理束缚，站在另一种文化模式中进行思维的心理倾向。[6]袁志明（2008）等人认为文化移情是指交际主体自觉地转换文化立场，在交际中有意识地超越本土文化的俗套和框架模式，摆脱自身文化的约束，置身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如实地感受、领悟和理解另一种文化。它不仅是跨文化交际中连接主体与客体的语言、文化及情感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也是有效沟通的技巧、艺术和能力。[7]

结合上述学者所做出的界定，笔者认为文化移情就是交际主体有意识地摆脱原有的思维定势，置身于目的语文化模式之中，从该文化视角出发思考问题并体会他人的情感变化，从而达到理解和领悟他人意欲传达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情感态度以及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的文化因素。

3.阻碍文化移情能力产生的核心因素

消极的文化定势、错误的文化价值观、目的语环境缺失以及价值取向的差异等诸多因素对文化移情能力的产生都起着阻碍作用。其中，价值取向决定并支配着人们的价值观，从而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以及情感态度，所以是阻碍文化移情能力产生的核心因素。以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为例。美国文化极为重视时间观念，认为守时是尊重他人的表现。若美国人赴约，迟到超过10分钟，就应该向对方道歉或解释原因。而知道自己会迟到，则要预先通知对方。换言之，美国人偏好按固定的时间表做事，除非意外，极少变动。这类行为背后反映的正是美国文化对时间高度依赖这一价值取向。相反，中国文化则高度重视人际关系。因为人们常把时间视为一个周期，且认为时间是个不可控因素，因此习惯于根据环境的变化对时间做出弹性的应变和调整。可见，若对中美文化中价值取向的差异不了解，交际双方就很容易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产生误会。

因而，在外语教学中教师要尽量多地为学生创造机会，引导学生对本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间的价值取向进行对比，从而更为深刻地了解两种文化差异的内在根源，进而促进文化移情能力的有效产生。

二、外语教学中学生文化移情能力的培养途径

由于我国外语教学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在非外语文化环境下进行的，因此文化移情能力的培养绝非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短期行为，而是日积月累、集腋成袭的长期过程。对外语教师而言，他们既要掌握扎实的语言功底，更要熟悉目的语文化，并且善于抓住各种机会，借助多种形式，培养学生的文化移情能力。对学生而言，则要求他们不断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并且始终保持包容的心态和开放的思维，并且善于换位思考。

1.经典影视作品赏析

经典的外语影视作品通常体现并反映了浓厚的目的语文化。通过精心选择并播放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影视作品，外语教师首先可以让学生对目的语文化有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接着外语教师可以通过巧妙设问并组织小组讨论，或是模拟目的语文化场景，组织学生开展角色扮演等形式各异的课堂活动，引起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敏感性。最后，外语教师通过启发学生思考，促使学生思考本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对比达到对目的语文化所反映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习俗、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正确认识，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化移情能力。

2.经典文学作品品读

与影视作品不同的是文学作品，是采用语言文字形象地反映文化的一种艺术作品形式。在目的语文化的表达和体现方面，相较于影视作品，其表现形式更为含蓄、委婉和深邃，因而并非像前者那样能够较为直观地体现出目的语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所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学习目的语文化对于外语教师和学生的要求都比较高。但是，作为一种以更为细腻和深刻的方式反映目的语文化的艺术作品形式，文学作品在培养外语学习者文化移情能力方面的作用则是影视作品所无法替代的。在传统的外语教学中，外语教师通常将语言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而常常忽略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文化色彩，而且也缺乏培养学生文化移情能力的意识。美国学者Nunan（1991）就曾引用有关研究证实在阅读理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似语言问题，实则大多源自于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缺乏。[8]因此，通过阅读和鉴赏经典外国文学作品来培养学生的文化移情能力在我国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外语教师的广泛关注。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课前教师分配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利用各种学习资源事先搜索查找相关文化背景知识。首先，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地挖掘并罗列出文学作品中的目的语文化因素，并将其设计成能够引发学生积极思考的各种问题。随后，在课前将这些问题呈现给学生，并规定学生课下通过网络、书籍、影视以及音乐作品等多种学习资源查找相关信息。通过让学生自己搜索信息，不仅能培养他们的探究能力和合作学习的意识，而且可以培养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敏感性。

第二，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外语教师要善于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有效展示代表典型目的语文化的文字、图片、录像、音乐以及视频等资料，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帮助学生更为深刻地理解目的语文化的独特风格和特征。外语教师通过展示或播放这些资料，可以使得学生能更为直观地了解目的语文化。例如，在给学生教授涉及“个人意愿”的阅读内容时，教师可以渗透英汉两种语言对“拒绝请求”在文化上的不同表现。如：中国人在日常交往中该说“不”的时候往往用不置可否或模棱两可的说法来搪塞，因为我们的交际模式认为拒绝朋友的邀请或请求常常会导致友谊破裂，因此中国人宁可许诺也不愿直截了当的拒绝。但对于英美国家的人来说，这却意味着违背诺言，背弃所承担的义务，会被视为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这样外语教师通过对比目的语文化与本土文化间的差别，一方面拓展了学生的目的语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帮助学生跳出其狭隘的自我意识，并扫除他们原本的文化思维定势或偏见，从而达到理解并认同文学作品中所传达的目的语文化信息的目的。

第三，待上述目标达成后外语教师还应该趁热打铁，引导学生对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重要事件和主要人物做出更为深入地分析，在客观准确地把握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通过换位思考，从作者的角度出发体会其意欲传达的思想和情感，这样不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移情能力，同时也能培养学生敏锐的洞察力、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

3.开展多种外语课外活动

培养学生的文化移情能力不应该仅限于有限的课堂之中。组织和开展多种多样的外语课外活动同样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这类活动主要包括：外语演讲、歌唱大赛、外语征文等竞赛性质的活动；外语广播、话剧表演、外语板报等传媒活动；外语文化讲座等知识普及活动等。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外语课外活动，一方面可以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目的语文化的热情，另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克服本土文化偏见，提高对目的语文化的敏感性和跨文化意识，学会换位思考，从而实现有效提升学生文化移情能力的目的。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外语教师要善于抓住课内外的各种机会，为学生提供多种可以了解或接触目的语文化的途径，不断加深学生对世界多元文化的了解，从而克服狭隘的民族文化中心主义，促使其最终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外语人才。

三、结语

由于目的语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观念、语言模式和思维方式与外语学习者的母语文化大不相同。因而，仅仅学习语言而忽视文化的学习，很难培养出具有开放的思维和多元文化底蕴的国际交流人才。因此，外语教师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就十分有必要通过让学习者了解和学习目的语文化来克服因本民族文化所造成的思维定势，通过有效培养外语学习者的文化移情能力达到理解并认同目的语文化，最终为有效开展跨文化交流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6]高永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能力的价值与培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2):17-19.

[2]Arnold.Affect in Language Learning[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3]Ruben,B.D.Assessing Communication Competency for Intercultural Adapting[J].Group and Organizational Studies,1976.

[4]顾家祖.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秘文化[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20.

[5]Samovar L.A.& Porter 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4th edition)[M].Cambridge: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2001.

第9篇：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范文

丹尼尔·贝尔的断言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①当影像符号的书写、表达、接受和理解日益成为重要的传播手段与生存方式的时候，国内“大多数视听从业者，仍然不懂视听语言的基本规律和思维方式。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属于传统艺术语言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文学的思维方式”。②著名栏目《东方时空》甚至需要从景别、轴线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开始，训练自己的创作队伍。③在电影界，类似批评也不绝于耳：“我们目前有很多影片的电影语言太陈旧了。”④“如何解决好叙事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不可回避的课题”。⑤近年火爆上演的《夜宴》、《无极》、《英雄》等大片虽然标志着中国电影工业在运作机制上与好莱坞逐渐接轨，但在原创性、叙事力、影像造型等方面却多受诟病。《无极》被指责“故事单调，内容太空”⑥；《夜宴》则“显出中国导演对电影语言审美感悟及表现力的贫乏”。⑦有人甚至认为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具有叙事上的基因性缺陷”。⑧那么，我们的影像文化是否真的存在某些基因性问题呢？在视觉素养日渐受到关注的今天，我们尝试从一些基础性问题上展开对我们视觉文化传统的思考和审视。

由于视觉艺术的相通性，不同艺术形式的视觉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也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承传性，并积淀到我们的视觉语言中。绘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的视觉艺术形式，它与影像艺术都是在二维空间创造三维形象，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认为，作为影像精神具体体现的机械复制技术，正如本雅明所言——“与绘画作一下比较仍然是有意义的”。⑨我们尝试在东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中挖掘一些本源性的元素，试图从中寻找影响国人影像素养的一些原因。

二、对东西方传统视觉观念的反思

通过光电转化或光影转化，影像符号被看做真实物象的摹写，是物质世界的复原和现实的渐进线。从再现特征来看，影像更接近西方视觉艺术的写实传统。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开始，西方的雕塑、古典绘画在透视、明暗、色彩等方面始终追求对真实的摹写。从13世纪到巴罗克时期，写实绘画追求形似。安·马尔罗认为，“巴罗克艺术拼命追求的，不是改变画面本身，而是一种连环画。一门艺术如此迷恋于剧场性效果并求助于表情动作和情绪，它最后以电影为归宿是毫不足怪的”。⑩到文艺复兴初期西方美术家写实之风渐盛，达·芬奇甚至“拜镜子为师”，并在其《画论》中声称：“最可夸奖的绘画是最能形似的绘画。”到十七八世纪，荷、意画家设计“暗箱”作为绘画辅助工具，到19世纪后半期，写实绘画更是发展壮大形成体系。因此有学者言：“西方绘画从文艺复兴期以来趋于写实而接近摄影术，实在是一股十分强大的历史潮流。”(11)西方古典绘画所积淀的深厚的写实精神和精湛的写实技巧为旨在“再现物质世界”的影像艺术做了精神和物质上的铺垫。

在中国，《墨经》上虽然有光学八条，汉武帝时有灯影戏的传说，〔宋〕沈括《梦溪笔谈》、〔元〕赵友钦《革象新书》中进一步解析过光学折射现象，但是上述观念像中国其他萌芽状态的科技思想一样，最终没能促成现代影像技术的诞生。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艺术形式，两千多年来传统中国绘画中所折射出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方式，与直接催生了“完美复制现实”影像技术的欧洲视觉艺术思想有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在一些基本特点上，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影像认知上的差异，与传统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的差异存在某种精神上的一致性。

在中国文化史中，“言”—“象”—“意”三者之关系和地位似乎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此消彼长的过程。《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对“象”作出了初步规定，“象”为“道”所包含。《易传·系辞传》上有言，“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不仅突出了“象”这个范畴，而且将之置于语言之上，强调了形象在概念表述上对语言的优越性。但是，在之后中国文化的实际发展中，言与象的工具地位却发生颠倒。刘师培指出，“秦汉以降，士有学而工无学，卿大夫高谈性命，视工艺为无足轻重”，(12)在以训练科场技巧为目的的公私教育机构中，绘画一科根本没有插足之隙，官僚士绅阶层绘画趣味和绘画技巧的训练，往往被视为超乎世俗功利的自我精神满足。在儒家实用理性思想的擢拔下，语言在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地位逐步提高，文字成为求取功名的唯一工具，以至“立象”的活动“在文字占据主流优势之后（约在汉魏以后），颇受批评，逐渐被挤压成了旁支，成为较次要的表意方式，甚至还被贬抑”。(13)而绘画艺术只有在文人士大夫修身养性的琴棋书画中才能找到其存在空间。

从画论上看，南朝画家谢赫的“六法论”中“气韵生动”居六法首位，而“应物象形”处于较次要位置。到了北宋苏轼已是“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了。(14)克莉丝特娃(JuliaKristeva)认为西方文化在13世纪到15世纪之间发生了从象征到符号的转化过程，她认为这是人们抵制抽象的概念，而以可视化的形象符号代替的演变过程。(15)而就在这个时候，东方中国的绘画却正在由写实的“象物之作”向写意的“空摹之格”转变。宋以后中国绘画的三大传统形式：文人画、工匠画、宫廷画当中，“文人写意画广泛流行并最终蔚为画学‘正宗’”。(16)在传统绘画中对写意的独尊掩盖并导致了写实造型能力的弱势，在色彩、明暗、透视等方面技法单一、观念保守已成为后期主流绘画的一个不争事实。

绘画艺术与影像艺术并不是一回事，从总体上来看，电影和电视是一种视听传播媒介，影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视听语言系统。光、声、时空、运动构成了视听语言的几大基本元素。但是，“始终贴切的活语言仍然把电影叫做‘活动图画’，或者简称为‘图画’”。(17)影像元素与绘画元素仍然具有某种精神一致性。从一些基本元素的具体解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绘画艺术对影像文化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1)空间意识

西方人惯于在平面上创造三维空间。西方许多绘画原理如透视法、人体解剖学、明暗投影法等，与电影、电视一样都是艺术与科学交叉的产物。创造纵深空间，还世界以立体的原貌，一直是摄影（像）师们的共同追求。相比之下，中国画不注重从固定角度刻画空间幻景，而是追求“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境界。(18)在传统绘画的创作中，中国画家利用与焦点透视相异的散点透视的方式达到创作的自由，使得在有限空间营造万里之势成为可能，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然而，从在平面上塑造虚幻的三维空间的角度来说，散点透视比较焦点透视要弱。宗白华先生认为，“西洋透视法在平面上幻出逼真的空间构造如镜中影、水中月，其幻愈真，则其真愈幻”。(19)这种由真入幻的路径，正是电影这种造梦机器的基本特征。

西方电影心理学者认为，“中国和波斯的画家们不知道或瞧不起深度、纵深、布光和表现。欧洲已在绘画的功能观念上与其他地方殊异。而在巴罗克时期结束之后，西方艺术和所有其他艺术（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之间便存在这个根本性的分离：前者致力于探求一个立体的世界”。(20)当西方绘画与摄影这两种视觉艺术形式进入中国的时候，东西方视觉观念的冲突就变得格外鲜明。清代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说：

西洋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铢。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料与笔，与中华绝异。布景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

这种“令人几欲走进”的高度写实的再造立体空间效果，的确让中国的画师大感殊异。东西方两种艺术观念的碰撞，反映出长期艺术心理积淀下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两种成像方式的差异性（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批评透视画法，“似此如何成画”）。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不仅是两种不同的造景手段，同时也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艺术空间观。但是纵深构图所带来的空间感与影像世界更接近，同时景深镜头使单个镜头的信息量更大，含义也更丰富。相形之下，国内不少影视作品在镜头的空间意识和构图表现上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单一、平面化等不足，不能不说与中国绘画几千年来追求平面效果所形成的单一的空间意识与技能有着渊源关系。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指出，“中国和欧洲绘画在空间观点上有这样大的不同，值得我们的注意”。(21)在此我们和宗白华先生一样无意对这两种伟大艺术传统的空间意识比长较短。但不可否认，欧洲绘画艺术的空间意识与影像艺术的空间观念之间能够轻易地转化，而对于散点空间艺术观的中国艺术家来说，这种转化相对要困难得多，这种能力直接影响了影像画面的构图和镜头内的场面调度能力。

(2)光影造型

在摄影造型规律和表现方法中，光影成为最重要的成像因素。我们从西方经典的影视作品中可以欣赏到创作者对光影这一艺术语言运用的娴熟与精彩，而这种娴熟与西方绘画之间也具有相当明显的传承关系（美国导演西席·地密尔就坦言曾师法伦勃朗绘画的用光方式，创造了其影视风格(22)）。

西方绘画一直强调光影、明暗的重要性。黑格尔说：“如果要问绘画所用的究竟是哪一种物理的因素，回答就是光。”(23)光不仅仅是一种照明的技术指标，更是一种艺术手段和体现艺术风格的视觉语言成分。光线丰富的艺术表现潜力，成为影像思维的一个重要元素。通过对不同性质、强度和方向的光线的光效处理，体现出作者的创作风格（荷兰画家伦勃朗因此被称作“光的诗人”。法国雕刻家罗丹的韵律也被称为“光的韵律”）。

传统西画中至关重要的光影变化不是中国传统绘画青睐的对象。“中国画是线的韵律，光不要了，影也不要了”。(24)笔墨成为中国画之灵魂。古人云：“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25)“笔墨之妙”造就了传统国画独特的艺术风格，然而，中国传统绘画这种追求笔墨韵味，平面、无光影变化的审美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国人的影像观念。当摄影术刚刚进入中国之时，中国早期摄影师很不适应，在摄影用光上，一般中国照相师只用平光照明，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另外，中国早期摄影师在日光拍摄中，为了避免过高的反差，多应用散射光，拍出的照片，类似国画的效果。1906年摄影家施德之提出：“顾士人论像，贵白而不贵黑。不知白为光，黑为阴。非阴不起白，非黑不浮。骨骼高耸，精神外露，必藉黑以施其巧，倘白太多，则像与纸平，焉能浮凸。”(26)这种见解，指出了国人光感的缺乏和光影造型能力的缺失，以及中国绘画论和摄影造型规律的某些带根本性的区别。电影是光影的艺术，如何在胶片上创造出中国意境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尚是一个需要学习、研究的问题。

(3)色彩表现

色彩作为一种重要造型因素，在影视艺术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古典主义的写实到印象主义的表现，西方人以科学的精神将色彩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可以说西方对于色彩的认识与运用在绘画领域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宗白华先生认为，“西洋油色的描绘不惟幻出立体，且有明晴闪耀烘托无限情韵，可称为‘色彩的诗’”。(27)现代影视中的色彩不仅仅是如布列松所言的使影像有力、令实在更真的手段。色彩作为一种语言已经上升到哲理思考的层面，色彩不仅是现实层面，更是精神层面的象征。

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中指出，“所有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试验都证明，我们更多感受的是色彩的价值，而不是色彩本身。”(28)“色彩的价值”即是色彩的表现性。但是在深受老庄哲学影响的中国传统绘画观念里，五色令人目盲，更习惯从黑白浓淡中寻找心与物的体验。“中国绘画的主流是文人水墨画，理论上对绘画色彩的研究也基本以‘黑色’为主”(29)。如果说南朝时宗炳《画山水序》中尚注意色彩作为一种造型语言的作用和它与自然物象的关系，认为“画家布色，构兹云岭”，“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到了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则变为弃色求墨，支持运墨重于用色的水墨一体，称赞“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翠”。这种墨可胜色的实践与理论，最终演化为中国绘画“意足不求颜色似”的审美追求与批评标准。即便是青绿山水与工笔花鸟，仍然是在有限简约的色彩中表现大千万象。所以有批评者认为，“魏晋以降关于色彩的讨论，实际上是一个淡化色彩意义的过程”。(30)

现代影视中的色彩作为一种语言已经越来越摆脱简单的外部描摹而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康定斯基认为，“一般说来，色彩直接地影响着精神。”(31)由于色彩所具有的情感含义和表意功能，使它成为某种抽象思想和理念的升华。欧美许多著名导演的色彩运用能力往往从绘画中师法。电影艺术家列·柯斯玛托夫就谈到，“在研究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的绘画作品时，我们应当学习他们对彩色的物理性质的规律、对明暗与彩色现象的规律的理解，以及他们对彩色协调和彩色对比的美感性能的掌握，学习他们运用彩色的感染作用的本领。”(32)与西方绘画色彩相比较，中国传统绘画在色彩形式上的单一，在观念上对色彩的摒弃也多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国内传统电影工作者对影像色彩的感觉力与表现力。翻开中国绘画史，色彩不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学科，对色彩的系统研究几为空白，这不仅是绘画艺术的缺失，也多少成为日后影视艺术发展的隐患。

(4)影像叙事

绘画的叙事性包含了写实技巧与时空安排等方面的元素，这与影像叙事性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性。虽然罗兰·巴特认为所有的图画，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叙述，但是这种“叙述”，在中国主要是情与意，西方则主要是讲故事。西方绘画具有强烈的叙事性。亚里士多德在《论诗》中就提出“情节是悲剧的第一原则”，“绘画也是这样”。(33)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绘画，多讲述圣经故事，中世纪晚期的乔托更被称为“伟大的讲故事者”(storyteller)，因为他是用图画在讲故事。在中国画史上，也曾产生过具有较强叙事性的优秀画作，《山海经》古图及同时代出土文物上的图画，开启了我国古代以图叙事的文化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画家无论在人物的刻画还是场景的安排上都表现出高超的叙事能力，然而这道关注世俗人生的现实主义光芒在中国绘画的天空一闪即逝。南北朝王微在《叙画》中指出，绘画“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镇埠，划侵流”，对绘画叙事性予以了否定。在宋以后的传统中国画中，文人画成为绘画主流，画家普遍将绘画作为逃避现实抒情写意的工具，主要绘画对象由人物变为山水。综观中国传统绘画史，叙事性确实不是中国画家重视的对象，对此，宋人郑樵在其《通志略·图谱略》中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图谱略·索象》专论“图”、“书”携手的重要性，并对当时“离图即书、尚辞务说”的“后之学者”及“见书不见图”的阅读现状进行了批评：

“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

古之学者早已形成“左图右书”的阅读传统，为何到了宋代即有“见书不见图”之弊呢？究其原因，如果追本溯源，可上至东汉，“刘氏之学，意在章句”。刘向、刘歆编《七略》创立体例时收书不收图。“父子纷争于章句之末，以计较毫厘得失，而失其学术之大体”。图谱传世的可能性，远不及文字书籍。

19世纪末，《申报》的创办者英国人美查(ErnestMajor)面对当时的中国出版现状，惊讶于中国报纸盛行而画报独缺，美查深入研究，希望找到中国人过于迷信文字魅力的根源，并对此现象作了如下解读：中国人相对重视文字而忽略图像，此前中国人之使用图像，只是补充说明，而并非独立叙事。“要之，西画以能肖为上，中画以能工为贵。肖者真，工者不必真也。既不皆真，则记其事又胡取其有形乎哉？”讲求笔墨情趣，排斥“能肖”，不求逼真，“仅以文字传之而不能曲达其委折纤悉之致，则有不得已于画”，而非以图像作为另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所以“中国人‘以图叙事’的传统始终没有真正确立。即便让人赞叹不已的绣像小说戏曲，其中的图像仍然是文字的附庸，而不曾独立承担书写历史或讲述故事的责任”。(34)

影像艺术与绘画都是视觉艺术的一个部分，影像生产受到绘画的深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电影美学家B.日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书籍插图跟戏剧一起看做电影形象的先驱，书籍插图的蓬勃兴起正是银幕艺术诞生前夜的特点。插图书籍既面向读者又面向观众，它已处于通向综合形象的门槛。对插图版画发展途径的各种研究著作中都强调指出，在所有造型艺术中，版画不仅涉及空间，而且涉及时间，因而直接逼近了电影艺术。”(35)影像与绘画作为一种表意符号，在时间上有时序性，文化特征上更具有承传性，基本元素更具有内在的相通性。从以上基本构成元素与基本特点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影像生产与西方古典绘画在精神内核上似乎更具有与生俱来的一致性。（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上，不少人认为“俄罗斯的《稻草人》、《飞翔》、《电话》等几部影片，基本功非常好，这种基本功来自这个国家悠久而璀璨的文化，更多地来自‘传统’、‘古典’”(36)）。

三、影像素养——从何处入手？

从上述中西绘画艺术基本特征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传统绘画观念与影像本体特征的先天错位，再加上经济和技术因素导致的后天的雪上加霜，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上影响了国人的影像观念乃至影像文化的发展，普通民众的影像思维能力未能得到有效开发，以致在2001年首届民间独立影像展上，当拿起摄像机的影视爱好者的作品首次向社会全面展示时，“才意识到自己以前对镜头语言的麻木和无知”，“影像叙事技巧粗糙和稚嫩”，“没有想象力”。(37)笔者在十余年的电视实践中，在自身转型和对从业人员进行影像思维训练的过程中，更是深感传统视觉观念的顽固和思维方式转换的不易，这也成为诱发本文思考和写作的一个直接缘由。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范式的转换呢？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范式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文字思维向影像思维的转换。

影像思维，即人们对视觉形象的观察力、感受力、发现力和表现力，对影像符号的想象、联想、综合、重构、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以及蒙太奇、节奏等美学创造。其基本要素包括我们前面提及的空间意识、光影造型、色彩表现，以及影像叙事能力。影像思维是视觉素养的核心。教育家J.戴伯斯(Debes)把视觉素养从低向高分为三个层次的能力构成：视觉感知能力、视觉理解能力和视觉表达能力。(38)作为视觉素养(visualliteracy)的一部分，影像素养(imageliteracy)也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影像语言符号的理解和运用，二是对影像符号的高水平、有效使用能力及影像思维的能力。目前影像素养日渐成为全球教育界关注的热点。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在中学广泛开设了“荧屏教育”(ScreenEducation)课程，美国也掀起了“视觉素养运动”(VisualLiteracyMovement)，对影像媒介的认识、了解、熟练乃至批判意识的培养则是视觉素养的基本内容。在以影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传播形态中，当形象符号的接受理解、书写和表达正日益成为个人必要的生存手段与生活方式的时候，国人影像思维能力的挖掘、训练与提高就显得日益迫切。

在视觉素养尤其是影像素养教育逐渐进入中国的过程中，照单全收肯定是不可取的。要使我们的影像素养教育卓有成效，首要工作是找准问题，认真对民族影像优缺点做一些全面的清理，尤其是一些基因性的问题，更要有清醒的认知，进而才可望对症下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影像教育体系，并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地基。但是，仅仅停留在对中西绘画优秀成分的消化和吸收仍然是不够的。影像思维不同于文学、戏剧、音乐之处，就在于其视觉的真实性、图像的运动性、视觉形象的丰富性，在于通过或简或繁的图像，或虚或实的形象，或紧或慢的节奏，或明或暗的光影色彩表现不同的思想与意绪，而这一切能力均需要在影像生产活动中去锻炼、培养、积累、提高。导演谢飞说，“有很多电影大师总结经验，最好学习拍电影、电视的方法，一是看电影、电视，二是拍电影、电视，一是看别人好坏，二是自己体验”。(39)因此在影像思维的训练中，以影像生产工具为依托的实践活动至为关键。阿恩海姆认为，“媒介本身实际上也是灵感的一种丰富源泉，它经常提供许多形式因素，这种形式因素到头来都会成为表现经验的极有用的东西。”(40)媒介不仅是信息，没有媒介，就没有思维。正如毛笔、水墨影响了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特征，决定了传统中国绘画对线条的敏感，对气韵、骨法、用笔的讲究，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传统艺术家澄怀味像的意象思维一样。利用某种媒介的长期训练，人的特定能力就可以激发、催生出来，就像印染工人能分辨出三四十种黑度，而一般人只能分辨出二三种色度一样，实践的专业性和经常化会培养出不同的感知能力。苏珊·朗格曾言：“每一种艺术都能引出或招致一种特殊的经验领域。”(41)道进乎技，庖丁解数千牛然后才达到游刃有余，“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境界。随着DV、非线性编辑的普及，随着影像生产的大众化，通过有意识的实践锻炼、积累和提高，将有助于把影像思维训练成为一种潜意识的本能反应，积淀为一种以感知为基础的直觉思维，即黑格尔所称的“实践性的感觉力”。(42)

当然，一部优秀影视作品的成功肯定不会停留于技法的基础层面。本文无意否定中国影视艺术的辉煌成就，更不会也不可能抹杀中国传统绘画在世界艺术史上的伟大贡献，而是试图找寻国内影视人才培养中所需要跨越的一些思维障碍。我们认为，中国的艺术与美学理论自有它伟大独立的精神意义。在影像的时空里，在跨越了基本的技法层面后，中国画旷邈幽深的意境，虚实相生的空灵，悠然生动的气韵，完全可以在影像生产中得到更多的展现和更好的张扬。而如何将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精华与机械复制的电影艺术有机融合，在世界影视艺术中创造出真正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正是我们这一代影视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由绘画看影像的真正含义在于从一个更接近本源的角度来寻求国人影像素养提高的可能性与方法。我们不得不承认，影视艺术与西方古典绘画在精神内核上更具有与生俱来的同源性，影视专业课程的设置应注重视觉艺术本身的规律，强化绘画基本元素的学习和了解，尤其加强在中西绘画相比较的基础上对西方绘画知识的消化吸收，从技法及观念上来深入领悟，并在影像生产实践中来锻炼和提高，这无疑会对当今乃至未来的中国影视人才培育和影视艺术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54.

②宋杰.影像与声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34.

③于爱群.万法归于心——全国十佳制片人陈虻管理之管窥.见：电视研究，1997,(4).

④张暖忻，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载：电影艺术，1979,(3)

⑤贾樟柯.在音乐和电影的交叉之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4,(2).

⑥看过首映我们忍不住对《无极》指指点点.载：东方早报，2005-12-16.

⑦赵学勇.中国大片的集体走火.载：深圳商报，2007-1-16.

⑧朱大可.一个话语馒头引发的文化奇案.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3-3.

⑨［德］华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52.

⑩［法］安·马尔罗.电影心理学概说.邵牧君译.见：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104-105.

(11)吴甲丰.论西方写实绘画.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14.

(12)刘师培.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见：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3)龚鹏程.文化符号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1.

(14)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

(15)刘纪蕙.受难剧的激情：大众传播，电影工业与文化批判.载：台湾《中外文学》，22卷3期.

(16)李伟铭.引进西方写实绘画的初衷——以国粹学派为中心.载：二十一世纪，2000,(59).

(17)［美］欧·帕诺夫斯基.电影的风格与表现手段.见：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41.

(18)见：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

(19)宗白华.美学散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119.

(20)［法］安·马尔罗.电影心理学概说.邵牧君译.见：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103

(21)宗白华.美学散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48.

(22)颜纯钧.电影的解读.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201.

(23)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79.234.

(24)宗白华.美学散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42.

(25)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用笔得失.

(26)施德之：《耀华照相说》，见《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

(27)宗白华.美学散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107.

(28)［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何振淦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48.

(29)周青.功能与图式——古代色彩研究的一个视角.载：美术，1989,(11).

(30)周青.功能与图式——古代色彩研究的一个视角.载：美术，1989,(11).

(31)［俄］瓦·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查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5.

(32)［苏］列·柯斯玛托夫.电影肖像的艺术.载：罗晓风选编.电影摄影创作问题.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106-107.

(33)［希］亚里士多德：《论诗》1450a，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4)［英］美查(ErnestMajor).点石斋画报缘起.（略）.转引自：陈平原.以图像为中心——关于点石斋画报.见：二十一世纪.2001,(6).

(35)［苏］B.日丹.影片的美学.于培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88.

(36)黄燎原.学生们的电影./newsreel/dv/200210250041.htm.

(37)反对歧视DV——面对民间影像的尴尬与宽容.载：南方周末，2001-9-27.

(38)Horton,J.(1983).Visualliteracyandvisualthinking.Contributionstothestudyofvisualliteracy(pp.92-106).InternationalVisualLiteracvAssociation

(39)《著名导演谢飞做客搜狐娱乐嘉宾聊天室访谈实录》/27/31/article214763127.shtml

(40)［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滕守尧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