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源贫困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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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资源贫困论范文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 V.B?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 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理学方法,集中于贫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当然这样的探索也不失为认识贫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贫困现象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2)社会人文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新的贫困概念,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贫困,也包括反映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及基本人权状况的权利贫困和反映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知识信息交流、生活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的人力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其具体指标有: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及概率,获得基础性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条件、环境污染指标、可饮用水和合适的食物状况等等。这些“新标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明发展程度下,人类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理解程度”。社会人文视角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由传统的单一维度(经济角度)拓展到了多元维度(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等角度),加深了对贫困概念的理解。

(3)能力发展的视角。世界银行在过去的15年间,对贫困的认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1981年的贫困定义相比,《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传统的基于收入的贫困定义进行了扩充,加入了能力因素,认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2000―200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又在“能力贫困”的定义之中,加进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涵义,意指“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要经受的收入和健康贫困的风险,”同时“还意味着面临许多风险(暴力、犯罪、自然灾害和被迫失学等)的可能性。”而对能力贫困在理论上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森关于可行能力(capability)――贫困视角的提出,把对贫困性质的认识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所谓“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并且“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足)、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失败。”当然,这种可行能力――贫困的视角并不完全否认将低收入视为贫困主要原因之一的传统观点,同时还将反贫困的政策视角从直接的生活质量改善,拓展到提高获取收入并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分析所做出的贡献在于,通过把注意力从手段(而且是经常受到排他性注意的一种特定手段,即收入),转向了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相应地转向可以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强化了我们对贫困和剥夺的性质及原因的解释。

将现有文献关于贫困的概念归纳起来,CDP(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olicy)在对欠发达国家2006年的回顾和总结中认为,贫困包含三方面要素:低收入、人力资本的缺乏以及经济上的脆弱性(“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Report”2006)。应该说,这个概括虽然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乏所导致的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融入到贫困概念的框架之中,已经比较贴近现代文明对贫困的认识和解释了,但仍有其不足,也就是欠缺社会资本的视角。在一个日益开放或转型的社会中,贫困群体所表现出的封闭性、边缘化倾向能够用社会资本分析工具加以解释并给出政策取向;同时,社会资本的弱化对知识贫困、人文贫困乃至收入贫困都有正相关性(有关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因此,采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维度视角导出的贫困概念,不仅包含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还包含边缘性贫困,就是指因缺乏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包括组织、网络、信任、合作、参与、声望、地位等),而在匿名社会里可能遭受歧视、排挤、打击而陷入社会边缘的贫困状态。结合三种“资本结构”的维度来看待贫困,兴许给出的答案能够较为圆满地解读现代社会贫困,也符合人类社会认知贫困的思想演变趋势。

二、从发展角度看“资本”概念的演进: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从认识发展的角度看,人们对资本这个通过一定的行为能够带来更多回报的资源有着不断深入、递进的认识过程。人们最早关注的是物质资源(自然资源),强调货币资本的积累,以推动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创造;但后来发现仅仅从人们拥有的物质资料和经济要素并不能全部解释其所获得的回报,于是,人们开始关注技术,并且较为看重人力资源开发,强调人力资本的投资,指出个人的知识、技能、所受教育程度,乃至身体健康水平都会产生追加的经济价值从而增加回报,但局限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仍然不能完整地解释所获取的全部回报;因此,再到后来人们认识到除了个人(组织)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在行动中还可以借助与使用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以获得更多利益回报及其便利,并可能节省为此目的而投入的物质与人力资本的数量。因而以网络、信任、合作、信息、共享、互惠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源仍然能够给人们提供便利、增加回报,体现出资本的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社会资源之所以能够构成资本,是因为它能替代某些资源,也就是说,它能节省没有它而必须付出更多的资源。尽管人们在获取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时会因人而异,然而这些资源一旦以资本形式存在都会以“义务――期望”的社会逻辑发挥“赊欠――回报”的投资机制作用。而这种投资的特征在于,一是体现在它存在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二是它能够给社会资本拥有者带来增殖,是无形资产(这里所谓的“增殖”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看,一方面是创造新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当社会学家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时候,资本家族又添加了新的一员。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等于为以上的理论框架增加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即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

由此可见,人们一直致力于探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源,从最早关注物质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矿产等),到后来看重技术资本(技术资源:技术的改造和创新),再到后来关注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劳动力的管理与开发)和文化资本(文化价值观念及制度元素),直到近年来又将研究目光聚焦于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资源:社会结构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反映了人们对于促成发展的资本要素的认识越来越全面深刻,而这种认识也为人们探讨反贫困的路径提供了更具可操作性的方案。

三、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及其反贫困功能

通过前文对贫困认知的简单回顾,可以发现,从资本结构的三个基本的维度――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出发,来解读和治理贫困问题是适当而必要的。

1、物质资本维度

无偿或低偿地赋予贫困者以一定的物质资本(包括技术资本),为这些贫困人口跳出贫困陷阱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这也正是迈克尔・谢若登提出为有劳动力的穷人建立“资产账户”的意义。由于贫困者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他们逐渐丧失了一种重要的自立意识,并且逐渐习惯了现有的状况。如果仅仅将这些人群纳入低保的范围,就很难打破他们既有的生活方式,从而也谈不上使他们跳出贫困的陷阱了。使贫困人群拥有物质资本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可以帮助贫困者摆脱贫困的心态,树立起较为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自强的信念;另一方面,一定的物质资本赋予贫困者一个较为平等的创业起点,保证了已脱贫者拥有持续脱贫的潜力和可持续生计的物质基础,不至于因为自身的无助和物质的极度匮乏而再次陷入贫困。

2、人力资本维度

对贫困者进行充分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是一种重要的反贫困策略。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就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遭到挫折的结果,因此人的素质的改进对于反贫困战略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所谓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是通过对人力资源一定的开发性投入(货币、资本或实物),使人力资源质量及数量指标均有所改善,并且这种改善最终反映为劳动能力提高、劳动产出增加以及健康水平提高的一种投资行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是多方面的,关于这些,舒尔茨等人提出了通过教育支出、职业培训支出、劳动力流动和迁徙支出、保健营养支出等,作为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投资要素。通过必要的人力资本的培养,贫困人群就可以重新获得被剥夺了的“基本可行能力”,从而为他们的长久脱贫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我国反贫困政策选择中,对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大学毕业就业困难学生的技能培训、创业支持,职业指导、求职介绍将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建设。

3、社会资本维度

虽然业已存在的种种论据表明社会资本的内在作用机制可能恰好也是贫困产生和反贫困困难的原因所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证明了社会资本对增长、公平和缓解贫困等发展成果的作用(格鲁特厄特,1996)。组织和制度可以为特定的贫困人口提供共享信息、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的机制和平台,进而推动了贫困人口的反贫困进程。例如共享信息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信息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组织和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贫困人口而言,信息的获得渠道较少,对信息的准确性和正确性缺乏判断能力,对信息的利用能力更是有限(即使知道一个极好的投资机会也会由于资本金的缺乏而放弃)。相关社会资本的构建将有助于向贫困人口传播充分和正确的信息,整合扶贫资源,提高其配置和使用效益,从而推动其脱贫进程。

其实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支持性的网络关系,即社会网络资本。通过它人们可以减少达到目的的成本。对于寻求保障的贫困者而言,社会资本的意义体现在:它可以转化为贫困者所需要的帮助,减少他获取资源所需的成本,这样也就相当于让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障。而社会资本发挥保障功能的空间主要是非正式支持网络和自然支持网络的涵盖领域,其中包括家庭、家族、亲戚朋友、社区共同体中包含的支持关系以及与非营利机构(主要指民间组织)建立的信任和支持关系所涉及的领域。贫困者社会资本发挥自助保障功能的方式是多样的,如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的精神保障作用,有支持关系的网络成员所握有的某些物品提供给需求者的行为所产生的物质保障作用,社会资源的转借起到的支持和保障作用,成员在网络之中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对提高群体决策水平和抵御风险能力方面的作用等等。这也正是社会资本在反贫困斗争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

第2篇：社会资源贫困论范文

【关键词】高校贫困生；小组工作；援助计划

一、理念

近年来，随着高考制度改革和教育投入的增加，越碓蕉嗟钠独生得以步入大学学习深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贫困大学生由于自身家庭条件不佳，在承受巨大学业和生活压力的情况下，还面临着同辈群体压力、人际关系疏离、不良情绪困扰、缺乏自我规划、对未来感到迷茫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单靠生存型的教育救助难以解决，应结合其自身特点与发展需要，依托社会工作理念、方法从促进高校贫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借助国家政策，链接社会资源、协助个体增能开展发展型的救助，实现高校贫困生的全面发展。高校贫困生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理方面。生活费用少，营养不良体质弱，患病难以及时就医，健康状况堪忧。高校贫困生生活较为拮据，没有固定的生活费用来源或数额较少，体质普遍偏弱。其次，生活的贫困性也降低了其患病时及时就医的可能，由于医院看病费用高，贫困生很少前往医院接受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健康安全隐患，影响其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

（二）心理方面。既自尊又自卑，学业及生活压力大，性格较孤僻、敏感，易焦虑、抑郁。进入大学之后，贫困大学生原有的学业优势被同学所削弱取代，心理会有落差感，再加之其家庭背景、家庭条件和消费能力与同龄同学、室友相差甚远，多数物质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害怕自己被同学嫌弃，因而容易产生自卑及抑郁情绪。同时他们在心理上还较为敏感，自尊心、好胜心强，企图通过努力学习争取优异成绩、获得奖助学金，在学业方面超越非贫困生获得自信心与成就感，因而也增大了其学业压力及焦虑。再次，有的学生性格有些孤僻，自我封闭，因害怕同学看不起，加之一些外出活动花费较高，经常拒绝参加集体活动，逐渐被排斥在集体活动之外，人际疏离。

（三）社会方面。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困性，人际沟通交往能力薄弱，缺乏发展性的素质拓展与能力培养，缺乏合理的价值观引导与人生规划。经济上的贫困，限制了其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拓展，如购置衣物、买自己喜欢的书籍、参与集体组织的休闲娱乐活动、外出旅行、参加兴趣类、自我提升类的辅导和培训等因经济原因大大削弱了贫困大学生这些需求的可满足性，同时他们自尊较强，为避免他人鄙夷会自我封闭减少互动交往频率，朋友较少，社会支持网络脆弱。最重要的是，他们普遍缺乏规划意识，且目前的教育救助仍是一种生存型的救助，而非发展性救助，缺少对贫困大学生能力、品格、综合素质的培养，不利于培养高校贫困生摆脱贫困的核心竞争力和塑造健全的人格。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将小组活动的主题确立为高校贫困生自我成长与发展，以满足其在获得物质帮助与支持减少经济贫困性，缓解学业、生活压力和负面情绪，建立良好人际关系，自我规划与素质拓展等方面的需求为宗旨，分步骤有针对性地设计小组活动，促进高校贫困生增能发展，健康学习、成长与自我实现。

二、理论依据

（一）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且人的需要呈现梯级分布，只有当时低层面需要得到满足，人们才会追求更好层面需求的满足，寻找高峰体验与自我实现。高校贫困生由于其经济上的贫困性，基本上只能满足生存层面的需要，但他们在获得安全的物理与心理环境、归属一定群体获得良好关系、赢得他人尊重和赞赏、追求理想实现与自我价值等方面仍有强烈需求，一定程度上经济因素导致的基本需要的未能满足，限制了贫困生满足高层次需要，阻碍了其成长发展。因此，我们应从满足贫困生需要的角度开展发展性救助，切实解决其生理、心理、社会等各方面问题，协助个人自我提升与发展。

（二）增能理论。增权，意指赋予或充实个人或群体的权力。增权的层次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的增权，即个体得以控制自身的生活能力以及对所处环境的融合与影响能力，包括实际控制能力和心理控制能力两个方面。二是人际关系层面的增权，一方面可以增加一定的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可以提升自己的形象，争取公平的社会环境。三是社会参与层次的增权，指对社会决策的影响，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和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争取到与健康社会和进步文化相匹配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待遇。借用该理论，我们可以从促进贫困大学生个人层面、人际层面、社会参与层面的增权的角度，解决其生存发展问题，促进其健康学习、成长、发展。

三、目的及目标

目的：促进高校贫困生克服自卑感，学会自立自强，实现自我规划和健康学习、成长。目标：1.通过组员间的互动交往，锻炼人际沟通技巧，构建朋辈支持网络。2.通过建立小组及组员之间的交流分享，表达自己的情绪、心理困惑，分享相关经验及解决问题办法，实现互帮互助。3.在小组过程中整合自我评价和他人赞美，体验被尊重、被欣赏的感觉，从而增进组员自信心、自我认同及自我发展动力。4.在小组中得到各方面的素质拓展及规划好自己的人生。小组的成员：对象为某高校贫困大学生。特征：在生理、心理及社会方面存在困扰的贫困大学生。性质：问题解决和个人发展成长小组。节数：6节。人数：8-10人。招募方式：海报、宣传单、网络平台（QQ，微信等）、电话邀请等。

【参考文献】

第3篇：社会资源贫困论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女性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瓦伦丁?M?莫格哈登博士最先提出了“贫困女性化”概念，分析了贫困女性化的原因和趋势[1]。 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也指出，贫困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全世界13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其中妇女占70%，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贫困有一张显著的女性面孔。2005年中国妇女研究会消息称我国贫困人口中有60%是女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2010年中国妇女研究会举办的“社会性别与贫困”论坛会再次提出，我国女性贫困化程度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农村女性贫困具体表现为：女性参与教育、政治决策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和比例明显少于男性，她们的教育权、社会参与权、文化消费等权利明显不足。确切地说农村女性贫困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贫困。因为文化贫困很难用数字量化和衡量，因此，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就造成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扶贫工作重心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忽视文化贫困治理” [2]，因而一直难以从源头上彻底消除贫困。文化贫困容易产生，从而加剧经济贫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结构性改变？导致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原因是什么？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后果是什么？如何能够有效改变这一状况？将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置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之下，分析并尝试解答上述问题是本文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人类成长的生活环境（如家庭、社区等）看成类似生物周围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与生活周围环境之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发生的影响。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自生来就有与环境系统互动的能力，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互惠的，个人的意义是环境赋予的，要理解个人，就必须将其置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个人的问题是生活过程中的问题，对个人问题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须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来进行。

最早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他用公式 D=f（PE）阐明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关系，指出D （Development）即发展，P（People）即人，E （Environment）即环境，认为人的发展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这些环境系统从主到次分别是：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

微观系统是指影响个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中观系统是指家庭、群体等组织，宏观系统一般指大的社会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个体微观系统受到中观系统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同时，还受诸如社区、社区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微观系统对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

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共同作用于某一个体或群体，有学者将这一生态环境又做了具体归类：即“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滋养性的环境能在适当的时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资源、安全与支持给个人。不友善的环境则缺乏或扭曲了资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碍了个人的发展”[3]。依此，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并非完全是经济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长期不友善的环境的压迫及资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态系统理论主张提供多层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务，为研究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措施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框架，本文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从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等外在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成因，思考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建议。

三、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及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一）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

联合国开发署在《1997 年人类发展报告》 中正式提出“文化贫困”（human poverty）概念。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即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素质不高、权利无法保障、健康状况差等的“文化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明文指出：贫困不仅表现为饥饿、寒冷、无助，远离政治生活、绝望、没有尊严同样也是贫困。2000年联合国开发署进一步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发展能力的丧失，包括文盲、营养不良、预期寿命不足、母亲健康恶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间接衡量指标包括缺乏获取维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能源、卫生、教育、通信、饮用水）的途径。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4]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学者秦存强等[5]人分析指出文化贫困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中国农村实事表明，女性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贫困，即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农村男性群体的事实存在[5]。 而且从本质上看，农村女性贫困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她们更多的是处于文化贫困状态。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就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

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文化贫困不仅在家庭内部形成代际恶性传递，对其后代产生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而且严重延缓了农村的发展进程，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文化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总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提升农村女性个人的文化素质，进而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1.个体微观系统自卑心理、依赖心理导致其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个体微观系统是指个体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或决定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在分析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现状及成因时，需要深入分析微观系统三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们受剥削的根本，也是她们无法摆脱弱势地位的症结。因为从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较之男性，肌肉生长较为细腻，骨骼较小，力气不足。由此限制农村女性多数只能留守农村，导致农村女性不仅经济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围、生活内容也十分狭窄和单一，进而致使其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狭窄、自卑心严重等心理偏差。在这样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的互相影响下，逐渐走向自闭，拒绝社会交往，进而逐渐被限制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之外，而农村女性这种参与公共生活不足的状态又导致其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农村女性自我认知生理性别意识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她们缺乏自主、自立意识，缺乏独立开辟事业的精神。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事业又会导致其经济收入的有限和不足。这种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致使其产生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视野狭窄、缺少主体意识、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境地。

2. 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贫困状态。家庭系统和社区系统是对农村女性生存发展状态影响较大的中观系统。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农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难获得对家庭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力，接受教育权也极易被剥夺。家庭因素对农村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农村家庭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较深，重男轻女依然存在，导致对女性充满了偏见和禁忌，使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占农村妇女总数的609%，远远高于城镇妇女227%的水平。农村妇女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比例分别为677%、670%、512%，均高于农村男性相应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学历中，农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388%、273%，远低于农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6]。 农村教育的男女差异，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是导致农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贫困的主要原因。（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农村财产仅由男性子嗣继承，子女随父姓，婚嫁从夫居，对女性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如，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中明确要求已婚妇女退回承包地，或规定出嫁女的户口所在地进而剥夺其土地分配权[7]。 同时，从夫居的家庭体制导致了女性社会网络资源的流失和弱化，农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使农村女性处于“失权”文化贫困状态。在探讨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过程中，应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将其放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分析。纵观农村女性生活的宏观环境，发现问题表现在：（1）农村女性可参与分配的社会资源缺乏。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如社会性别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从而导致了特定地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8]。 农村女性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体现在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资源以及社会参与资源不足等方面。这些都表明农村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与男性一样享有社会资源和占有发展机会。（2）农村女性可消费的文化资源有限。目前大部分农村的文化设施比较落后，一些贫困地区没有科技文化图书阅览室，没有有线电视，没有广播影剧院等文化设施。更没有针对农村女性特点的农业科技教育体系来对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进行全面、系统、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获得[8]。 农村贫乏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氛围造成了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3）二元分割的体制限制了农村女性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城乡长期分设、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差别特征”[9]。 由于二元结构制的存在，尤其是现代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数农村女性无法随丈夫一起进城，不得不留守农村，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中，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思想，消磨了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致使农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变。

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分割，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发展的扶持政策相对较少，农村妇女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这些都形成了强大的阻止农村女性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加上社会性别歧视的存在，限制了农村女性个体的发展，使之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处于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文化贫困状态。

四、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治理途径

（一）微观层面：在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激发农村女性文化自觉，培养其主体意识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问题来自个人与环境之间交流的失衡，强调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环境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价值理念源于生活内容的基本观点，要改变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缺失状态，全社会应共同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为女性主体意识提升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应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为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切实解决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使女性从实实在在的主人地位上产生主体价值；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使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开展竞争；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帮助农村女性进行角色塑造，从而成为主体价值发展的导向与支撑。

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女性对自身价值认可与追求的理性起点和支撑，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力。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关键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贫困”呈正相关关系，即拥有文化自觉意识会使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够了解自身的文化处境，进而促使其主动获取和接受先进文化。反之，文化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缺乏或不足，会极大影响或制约主体文化落后状况的改变。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加之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女性长期以来习惯于“别人的附庸”这一畸形社会角色。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对策就是要不断提高女性自身的认识和评价水平，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积极宣传健康、文明、进步的女性性别意识，努力实现农村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培养反文化贫困主体的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能力，使她们从传统角色模式中解放出来，树立良好的现代性别意识，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改变其命运的自觉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而真正帮助其从根本上实现文化脱贫。

（二）中观层面：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发展农村教育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鼓励弱势群体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家庭――社会”联动互动体系。研究与事实表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村女性智力开发的主要障碍。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决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0]。 多数农村家庭血缘的逻辑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绵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受传统父权制思想的影响，农村女孩从小就受家庭的歧视，受教育权力被剥夺，导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较低。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需要政府主导下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1.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在全社会层面开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个家庭，让“男女平等”理念从村民生活层面深入村民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女性的氛围，向农村女性和男性宣传社会性别意识，唤起农村家庭性别平等意识。同时，在社会性别意识推广的过程中，还需要电视、广播等媒介积极介入，形成倡导性别平等的良好社会氛围。

2.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消除文化贫困根源。保障农村女性实现文化脱贫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鉴于中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参与学习的性别差异等因素，应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重点工作：一是发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通过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确保农村女童教育机会得到真正的实现；二是发展多样的农村社区文化[11]，通过潜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强农村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获取经济收入的本领。

3.通过政策法规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农村女性应有权力的剥夺。对于无法可依的家庭问题，国家有义务在保证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不受损害原则下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以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女性实现功能性活动自由的困扰；坚持有法必依的原则，特别是在关于土地分配与补偿的问题上，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回应女性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利益受损问题；切实维护农村女性合法权益。同时要妥善处理好如农村女性土地承包权被剥夺、财产权受侵害等问题。

（三）宏观层面：性别取向的公共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是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的根本保障

依照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并非仅仅是微观的个人现象，宏观社会环境中的障碍是导致其问题出现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的制度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制定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的解决尤为必要。

第4篇：社会资源贫困论范文

〔关键词〕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社区扶贫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1-0108-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未来10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若干关键和重点问题研究”（10zd&024）；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社会矛盾与社会管理研究创新基地”项目

〔作者简介〕王卓，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曹丽，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助教，四川成都610064。

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低保居民是农村中经济上最贫困的群体。这个群体由于个人身心状况差或年老体弱，没有收入来源，其基本生活难以自力更生而陷入社会底层。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保障这个群体生命基本安全。在没有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前，这个群体主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支持。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加剧的形势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经济理性”，传统的社会支持体系看起来也越来越弱。本文拟探究在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嵌入农村社会的进程中农村低保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现状。

社会支持网属于社会网络的一个分支，社会网络是指由个体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拉德克利夫—布朗最早提出社会网络的概念，巴恩斯则首次将社会网络的概念用于挪威渔村阶级体系的分析。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网络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并积累了不少理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格拉诺维特（Granovetter）的关系强度理论、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伯特（Burt）的结构洞理论以及詹姆斯·科尔曼（J.CoLeman）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等。

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是指个人能够获得各种资源（如信息、物质、友谊等工具性或情感性帮助）的社会支持关系。〔1〕社会支持网研究一直是国内学者比较关注的领域，学界关于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的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定量研究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情况，二是分析社会支持网对贫困群体生活质量的影响，三是分析社会支持网在反贫困方面的作用。研究对象主要为城市贫困家庭。研究结果表明，以近亲（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为主的血缘关系成员是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的主要构成要素。网络成员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络中蕴含的社会资源相对较小。如李晗以长春市下岗职工为例，分析发现社会支持网通过为下岗职工提供就业支持、经济支持以及情感支持，在缓解下岗职工的贫困方面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必要补充。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中社会资本匮乏，虽可依靠它维持生计，但要想靠它彻底摆脱贫困，可能性不大。〔2〕洪小良研究发现：北京市城市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相对较小，网络成员以近亲为主，并且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具有很高的同质性；贫困家庭缺乏社会资源极大限制了其获得社会支持的种类和数量。〔3〕贺寨平等研究发现天津市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较小，亲属关系在社会支持网中所占比例较大，亲属关系与强关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城市贫困人口的网络同质性较高。〔4〕

①深度访谈表明：大部分受访者所说的小学，是指接受过1-2年的小学教育。

从目前学界有关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研究来看，重点主要在城市贫困群体，对农村贫困群体的研究较少。事实上，乡土中国里“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结构在30年改革开放背景下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多呈现在农村社会。因此本文以农村低保居民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社会支持网规模、支持网关系构成、关系强度等。

一、研究设计

（一）测量方法

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包括个体网络研究和整体网络研究。个体网络考察的是以研究对象为中心延伸出去的网络情况，常用提名法和定位法进行测量。提名法要求受访者说出某一特定情境下与自己有联系的个体姓名，然后依次询问被提及者的相关情况，以测量受访者的社会网络。定位法由林南教授提出，是对社会中常见的社会阶层或职业进行分类抽样，然后让受访者说出每一阶层中的熟人以及与这个熟人的关系，以此测量受访者的社会网络。整体网络研究以一个较为封闭的组织为研究对象，对组织内每一位成员进行调查，整体网络研究主要用来分析小群体，如公司、社区、经济组织。

本研究采用提名法研究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现状。根据农村低保居民的生产生活实际，本研究从生存和交往两个维度将低保居民的社会支持网分为经济支持网、生活物品支持网、劳务支持网、社会交往支持网四个子支持网。其中，经济支持网指低保居民能够获得无偿现金支持的关系网络；生活物品支持网指低保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获得物件支持（如衣服、食品、住所等）的网络；劳务支持网指低保居民日常生活中获得劳动力支持的网络；社会交往支持网指低保居民与其他个体情感联系，获得交流支持的网络。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资料收集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总体为四川省L县团仓村（以下简称T村）8个村民小组中所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村民，2011年年底该村总人口3476人，有41人为低保居民。本研究采用配额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30名低保居民构成研究样本：（1）从T村所在县民政局得到该村所有低保居民的名单，制作抽样框。（2）在41名低保居民中男性27人，女性14人。根据性别比，确定30名受访者中男性19人，女性11人。（3）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出调查对象。笔者对每个调查对象进行入户调查和深度访谈。

（三）样本描述

30个受访者中，男性19人，占63.3%，女性11人，占36.7%；平均年龄60.43岁，20-29岁的占3.3%，30-39岁的占6.6%，40-49岁的占16.6%，50-59岁的占13.3%，60-69岁的占33.3%，70-79岁的占16.6%，80岁以上的占10%，59.9%的受访者年龄在60岁以上，即T村低保居民以老年人居多。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受访者中文盲或基本不识字的占53.3%，小学①的占33.3%，初中的占6.7%，高中的占3.3%，其他的占3.3%。由此可见，T村低保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86.66%的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在小学或小学以下。从婚姻状况来看，受访者中未婚者占36.7%，已婚者占36.7%，丧偶者占26.7%。从居住方式上看，13.3%的受访者为单独居住，50.0%的受访者和父母或子女一起居住，有30.0%的受访者与兄弟姐妹一起居住。就身体状况而言，26.7%的受访者自述身体“非常差”、“很差”的占26.7%，“一般”的占30.0%，“很好”的占16.7%，没有一个受访者自述身体状况“非常好”。

总体看来，T村低保居民以男性居多，年龄集中在60岁以上，呈现出受教育程度低、身体状况差的特征。

二、实证分析

（一）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研究

社会支持网规模指个体能够获取支持的网络范围，常用网络成员的数量作为指标。在网络分析中，网络规模是测量网络质量或网络中所蕴含的社会资源的重要指标，个体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网络中所具有的社会资源越多，个体能够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也越大。本研究首先分析农村低保居民各子支持网的规模现状，然后将各子支持网的规模加总从而获得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的规模。

1.农村低保居民经济支持网。分析结果显示：T村低保居民经济支持网规模为2.0，标准差为1.9。其中有23.3%的受访者表示去年没有获得过任何人的经济支持，20.0%的受访者去年获得过1人的经济支持，30%的受访者获得过2人的经济支持；76.7%的受访者经济支持网规模在3人及以下。

许传新、陈国华对武汉市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研究表明，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网规模为2.47。〔5〕张文宏、阮丹青研究发现，天津市农民的经济支持网规模为3.22。〔6〕贺寨平研究发现，天津市城市贫困人口经济支持网规模为1，其中有39.6%的调查对象的经济支持网规模为0，90.3%调查对象的经济支持网规模在3人以下。〔7〕

由此可见，农村赤贫群体的经济支持网规模较小，但高于城市贫困群体。在调研过程中，当询问受访者“去年有多少人曾给你无偿货币援助”时，大部分人回答是：“没有人，别人都拖着自己的家，哪个有闲钱给你哦！”在进一步追问后，他们才能回想起哪个曾经给了钱。受访者的第一反应说明：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获得私人货币性支持是不常见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们之间的互动产生于社会吸引，社会吸引产生的前提是双方都认为彼此拥有自己没有的但是自己又需要的资源，于是人们通过互动、交换建立社会关系。农村低保居民在经济资源的拥有上无疑处于十分贫困的状态，因此获得别人无偿经济援助的机会自然较小。

2.农村低保居民生活物品支持网。在日常生活中，低保居民若能得到他人提供的诸如柴米油盐、衣物、食品等生活物品的救助，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其生活压力。本研究发现T村低保居民的生活物品支持网平均规模为2.63，标准差为2.68。33.3%的受访者生活物品支持网规模为1人，30.0%的受访者生活物品支持网规模为2人；93.3%的受访者得到过别人的生活物品支持。这表明，在农村地区，村民对生活贫困者的物质救助是较为常见的。

3.农村低保居民劳务支持网。如前所述，T村低保居民多为年老体弱者，劳动能力的欠缺为其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分析低保居民的劳务支持网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T村低保居民的劳务支持网规模为1.9，标准差为1.26。43.3%的受访者劳务支持网为1人，43.3%的受访者劳务支持网为2人；86.7%的受访者劳务支持网在2人及以下。由此可见，T村低保居民的劳务支持网规模较小。

4.农村低保居民社交支持网。T村低保居民的社会交往支持网规模为2.1，标准差为2.99。26.7%的受访者社交网络规模为0，36.6%的受访者社交规模为1人，16.7%的受访者社交支持网规模为2人；80%的调查对象社交支持网规模在2人及以下。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村低保居民遭到社会排斥是一个普遍现象。

库利的镜中我理论认为个人对自己的角色认同是通过看其他人眼中的“我”所形成的，即“我看人看我”。当个人的角色认同形成后，就会按照这种认同来行动，从而强化这种认同。大部分农村低保居民认为别人不愿意和自己交流，自然也就不愿意和别人交流而自我边缘化。

将各子支持网的人数加总，我们可以得到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的总规模（见表1）。

由此可知，T村低保居民的社会支持网平均规模为8.63，标准差为5.67，50%的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在6人及以下。相关研究中，贺寨平等发现，天津市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为2.55；〔8〕洪小良测量北京市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规模为2.21；〔9〕韦璞研究指出，贵州省黄果树贫困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规模为8.4；〔10〕尹志刚、洪小良对北京市低保劳动家庭的就业支持网研究发现其支持网规模为1.2。〔11〕

（二）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分析

①社会支持网人数=经济支持网人数+生活物品支持网人数+劳务支持网人数+社交支持网人数。

②本研究将互动频率操作为“经常联系、偶尔联系、一般、很少联系、基本不联系”，将情感密度操作为“非常亲密、亲密、一般、不亲密、非常不亲密”，将信任程度操作为“非常信任、信任、一般、不信任、非常不信任”，将互惠交换程度操作为“经常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偶尔为其提供帮助、一般、较少为其提供帮助、从未为其提供帮助”。在进行问卷分析时，分别对五级量表进行赋值，经常联系为5分、偶尔联系为4分、一般为3分、很少联系则得2分、基本不联系得1分；将4个指标的得分情况进行加总后，除以该关系被提及的频数，就可以得到该关系类型的关系强弱总分。分值越高，关系越强；反之则越弱。

③计算公式为：Σ（该关系相应取值提到的频次×该关系相应取值）/该关系被提到的频次，如父母这一关系类型在互动频率上的取值为：（13*5+1*2）/14=4.78。

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是指受访者与支持提供者的关系类型的构成情况，用某种特定关系占所有关系的百分比来表示。〔12〕关系构成研究主要回答什么样的关系类型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以及哪种类型的关系在低保居民的社会支持网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这两个问题。本研究把关系分为亲属关系和非亲属关系两大类，其中亲属关系指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其他亲戚等五类，非亲属关系则主要指朋友和邻居。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本文将朋友和邻居合并为一项，用“朋友邻居”指代非亲属关系。

经济支持网分析结果显示：亲属关系在经济支持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子女和兄弟姐妹在农村低保居民的经济支持上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父母、配偶和其他亲戚。张文宏、阮丹青对天津城乡居民的经济支持网分析结果表明：子女在经济支持网中发挥的作用较小，邻居在经济支持网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13〕本研究发现子女在农村低保居民经济支持网中的作用较大，朋友邻居在其经济支持网中的作用相对较小。

生活物品支持网分析结果显示：兄弟姐妹在生活物品支持网中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占所有提到关系的26.2%；其次是朋友邻居，约占所有提到关系的24.6%，排在第三位的是子女这一关系类型，约占所有提到关系的19.7%。在生活物品支持方面亲属和非亲属都发挥了较大作用。

社会交往支持网分析结果显示：朋友邻居是低保居民社会交往的首选对象，其次是其他亲戚，排在第三的是子女、父母。在经济支持网和生活物品支持网中都发挥较大作用的兄弟姐妹关系类型没有出现在社交支持网中。

劳务支持网分析结果显示：在低保居民的劳务支持网关系构成中，朋友邻居这类关系共被提及了16次，占比29.6%；子女被提及了12次，占比24.1%；兄弟姐妹被提及10次，占比18.5%。可见，朋友邻居、子女、兄弟姐妹在农村低保居民劳务支持网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而配偶、父母、其他亲戚发挥的作用则相对较小。

综上分析可见，子女和兄弟姐妹是农村低保居民经济支持的主要提供者，父母和配偶在经济支持方面的作用较小；兄弟姐妹、朋友邻居在农村低保居民生活物品支持网中所起的作用较大。朋友邻居在农村低保居民劳务支持和社交支持方面充当着主力军的角色。

（三）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关系强度分析

社会支持网关系强度是指被支持者与支持提供者的关系亲密度。本研究采用美国社会学家格拉诺维特提出的互动频率、情感密度、熟识或相互信任程度、互惠交换程度4个指标来测量个体之间关系强度，并用利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量②。

分析结果显示：“父母”这一关系类型在互动频率上的得分为4.78③，在信任程度、亲密程度上的得分均为5，在互惠程度上的得分为4.21，其关系强度的总分为18.99。“配偶”在四个指标上的得分均为5，其关系强度的总分为20。“子女”在互动频率上的得分为4.69，在信任程度上的得分为4.8，在亲密程度上的得分为4.84，互惠程度上的得分为3.28，其关系强度的总分为17.61。“兄弟姐妹”在互动频率上的得分为4.04，在信任程度上的得分为4.47，在亲密程度上的得分为4.63，在互惠程度上的得分为2.58，其关系强度总分为15.72。“其他亲戚”在互动频率上的得分为3.31，在信任程度上的得分为3.55，在亲密程度上的得分为3.65，在互惠程度上的得分2.31，其关系强度总分为12.82。“朋友邻居”在互动频率上的得分为4.32，在信任程度上的得分为3.84，在亲密程度上的得分为3.89，在互惠程度上的得分1.72，其关系强度总分为13.77。

由此可见，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的关系由强到弱依次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邻居—其他亲戚。以往的研究通常把亲属关系简单等同于强关系，非亲属关系则等同于弱关系，如边燕杰、洪小良等。〔14〕虽然大部分亲属关系的确属于强关系的范畴，但是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朋友邻居关系强度大于其他亲戚。因此，用亲属关系指代强关系有待商榷。

三、研究结论和讨论

（一）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特征和缺陷

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规模较小，平均规模为8.63人，其中经济支持网规模为2人，劳务支持网规模为1.9人，生活物品支持网规模为2.63人，社交支持网规模为2.1人。亲属关系对农村低保居民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物品支持上，非亲属关系对农村低保居民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和劳务支持上。 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中主要关系类型的关系强度由强到弱依次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邻居—其他亲戚。

1.经济支持弱化。T村低保居民的经济支持网规模为2人，近亲即子女和兄弟姐妹是经济支持的主要提供者，血缘关系蕴含的责任与义务是低保居民获取经济支持的文化基础。但是市场经济的全面渗透、劳动力快速流动和人口政策等因素，促使T村传统的救助文化被解构，传统文化强调的家族救助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慢慢弱化。在T村，兄弟姐妹对低保居民的经济救助已经消减，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低保居民的经济支持网将萎缩到子女这一关系类型。农村低保居民经济支持的弱化无疑会使其生活更加艰难。

2.物品支持单一。虽然生活物品支持网是农村低保居民各子支持网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且生活物品支持网关系构成较丰富，但是从支持内容看略显单一。废旧衣物是农村低保居民获得的最主要的生活物品支持，食品、电器、农具相对较少。在过去，村集体会给低收入居民粮食、盐、油等，村民自家吃剩下的饭、菜也会给低收入居民送去。现在，这种形式的救助基本消失了，低保居民在这些方面的相应开支也越来越大。

3.劳务支持减弱。“换工”本是农村较为普遍的现象，然而在T村，这种农村民间的无偿互助消失了。农忙时节，包工队有偿揽走了几乎所有农活，这使得换工制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农村低保居民没有钱雇佣包工队，也不能够换工，因此只能花钱请人干活。劳务支持的减弱，使缺乏劳动力的农村低保居民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村民们偶尔还是会无偿为低保老人挑水、搬东西，但是这种现象已经不常见。

4.社会交往边缘化。首先，农村低保居民的社会交往意愿薄弱。低保居民认为自己家境贫穷或者行动不便，会遭人嫌弃，因此主动回避与他人进行过多交流而将自己封闭起来。这种自我封闭现象在农村低保老年人和残疾人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其次，农村低保居民缺乏社会交往的经济条件。T村里的茶馆是人们聚会社交的场所，大部分村民在空闲时间里都乐于去茶馆打麻将消遣，而去这些地方即使不打牌也得花茶钱，农村低保居民的经济状况本来就拮据，没有闲钱去参与村民日常的社会活动，久而久之就被边缘化了。

（二）扩充农村低保居民社会支持网的政策讨论

1.加大对农村低保居民的经济救助力度。在低保居民经济支持网因制度变革而萎缩的背景下，政府应该承担起社会救助功能。子女和兄弟姐妹对低保居民经济方面的支持随意而零散，很难成为低保居民经济收入的稳定来源。因此，政府制度性的经济救助显得十分重要。首先，政府应根据物价变化适时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其次，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其他惠农政策时，应对农村低保居民这个群体给予特殊关注。

2.改善低保居民生存条件，扩充其生活物品支持网的内容。政府除了给予低保居民货币形式的救助外，应积极宣传动员和鼓励村集体、村干部、社会组织等给予农村低保居民多种形式和内容的生活物品支持。首先，政府可以对农村低保居民按月提供米、盐、油的救助，以实物和货币相结合的方式，改善农村低保居民的生活质量。其次，政府可以实施一些改善基本生活条件的扶贫项目，如为农村低保居民免费打水井方便其生活用水，免收农村低保居民电费等以减轻低保居民的生活负担。再次，加强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服务意识与能力，鼓励他们过年过节主动到低保居民家里慰问，帮助解决其生活困难。

3.为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居民提供就业支持。眼下，包括T村在内的农村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新农村建设运动，整田、特色产业基地、养殖场、经济林建设等新农村建设项目需要大量劳动力，政府可以要求项目承包方为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居民提供就近就业的机会，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增强农村低保居民通过参与适度劳动获得经济收入。

4.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保存和发扬社会互助传统。虽然市场经济价值观不断冲击和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但是政府应该积极提倡和保护传统的邻里互助、团结友好等优秀文化。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帮助村里组织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在充实村民文化生活的同时，宣传互助思想，鼓励邻里与低保居民交往，以减少低保居民的社会排斥感，促进社区团结。

〔参考文献〕

〔1〕张文宏.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8.

〔2〕李晗.社会支持网在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的作用〔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3〕〔9〕〔12〕洪小良.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支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7〕〔8〕贺寨平.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研究〔M〕.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5〕许传新，陈国华.社会支持网规模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J〕.统计与决策，2004，（9）.

〔6〕〔13〕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J〕.社会学研究，1999，（3）.

〔10〕韦璞.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初探〔J〕.人口与发展，2010，（2）.

第5篇：社会资源贫困论范文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农村；社会救助；有效性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始形态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安全网”。相对于城镇社会救助，农村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弱势群体提供物质、精神或扶持生产生活等多种形式的救助，保障其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社会救助制度。在以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政府主导的农村社会救助方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在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社会变革、政府有限财力的情况下，依靠政府一己之力来完善农村社会救助显然难以达成所愿，引导非政府组织和资源参与农村社会救助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一、政府主导型农村社会救助的局限性

截至2015年底，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还有4 903.6万人，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数516.7万人，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农村贫困人口并未完全统计，而农村的贫困现象也还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除了存在绝对贫困现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竞争的加剧，农村人口的相对贫困问题也日益突出，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形成的贫富差距，使得部分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无法得到必要的保障。

（一）有限的救助范围

1.救助能力有限。当前农村社会救助主要依靠政府的救助能力，政府虽然拥有较大的公共权力和丰富的公共资源，但进行的都是周期长、回报率慢的投资，而且用于社会救助的财政投入有限。另外，供需信息对接不及时，很难保证质量并举的服务。从另一角度出发，农村需要救助的人数居高不下，供需的不平衡且仅靠政府的直接投资，必将导致政府财政上的不堪重负，从而农村救助无法长久实现。相较于城市贫困人口救助，农村社会救助往往因其庞大的贫困人口基数而达不到救助效果。

2.地区差异明显。由于我国地域和人口等因素的影响，地方多采用属地化管理原则，所以各地区农村的社会救助取决于各地区的财政投入，根据地区发展不平衡，每个省市的低保标准也有很大差异，且很大程度上救助的受益范围局限于某一区域。相较于东部地区的农村，西部地区常常因地区的救助能力有限而降低救助标准，从而导致各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差异明显。

（二）持续的低水平救助

1.救助标准过低。由于农村社会救助经费基本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且农村贫困人数多，为了扩大救助的覆盖范围，我国农村社会救助标准一直不高。虽然政府对农村社会救助资金的财政拨款数额逐年增长，但面对农村急需救助的巨大基数，显得杯水车薪。此外，农村救助资金因救助项目的不同分散于各政府机构和部门，这导致救助资金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监督机制也难以实施，最终导致农村救助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2.对象划分不准。我国农村社会救助是以“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为目标的多层次社会救助体系，不仅包括农村低保、农村五保，还涵盖了农村医疗救助、灾害救济、临时生活救助。所以，多种救助项目对应不同救助对象，极易形成多、冗、杂的局面。例如，农村特困户与“五保”户政策之间的模糊性，特困户救助是针对那些如若不救就无法生存的农民，“五保”政策则是依照无法定抚养人、无劳动能力和无生活来源的这三个条件来界定受助人群，往往这些受助人群正好处于两者之中。由于受助对象界定的模糊性，在现实救助中存在着重复“吃保”现象。

（三）简单的制度移植

1.制度契合度不高。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比对城镇，农村社会救助则显得势单力薄，处于滞后的状态，对农村的社会救助也只是简单的救助制度移植。当前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农村低保、农村五保归口于民政部门管辖，新农村合作医疗隶属于卫生部门，“两免一补”划分在教育部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又是人社部门的业务范畴，各部门之间由于多方面原因，配合不够紧密，制度衔接不到位，没有将各项制度的最大效益发挥出来。另外，多数政府部门对农村社会救助重视度不够、财政投入不足，救助标准也相对过低，使得社会救助政策城乡分割的特征加剧。

2.业务针对性不强。我国社会救助政策存在分割管理的现状，多部门管理的工作格局长期不变，真正落实到农村救助的政策和制度也只是以低保为主。农村社会救助涉及内容广，需要多个部门通力合作，然而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各个项目实施都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导致相互之间出现信息割裂、重复建设、资源争夺等情况，制度上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衔接，不利于政府在农村社会救助的效能发挥。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的优势分析

政府在农村社会救助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但随着经济体制变革和农村社会变迁，政府如若再以相对单一的姿态出现在农村社会救助中，则越来越难实现农村居民的生活需求。而非政府组织开始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发挥作用，其不以营利为目的，独立于政府体系和市场组织的特性，能够通过开展公益性的社会服务活动协助政府承担一定的公共职能，分担政府的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公平，有效地填补了政府对农村社会救助中的部分空白，为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添上了新的色彩。

（一） 扩大农村社会救助范围

1.整合社会资源，加大农村社会资源投入。第一，非政府组织相较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依托市场机制、自愿捐赠原则，能够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用于公益事业，利用社会资源来弥补政府在农村社会救助中的资源不足，能动地改善目前社会保障基金对政府财政拨款过分依赖的状况。第二，非政府组织在开展社会公益活动中始终坚持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充分发扬民主，实行自由开放的公众参与和决策机制。与政府部门相比，更容易接受社会群体的直接监督。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贪污、挪用、浪费社会资源的现象，从而使社会资源所发挥出的效能最大化。 2.提高救助针对性，弥补农村社会救助差异。由于我国地域和人口等因素的影响，地域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差异明显。需要救助的对象情况比较复杂，而驻扎农村的非政府组织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熟知农村的风土人情，能更好地了解社情民意，能感同身受地与受助者交流，获得救助对象更为真实的信息和需求，大大便于向农村受助群体提供及时、准确、优质的服务和帮扶。而在救灾前线，非政府组织成员提供物质和精神援助、给予人希望和温暖，这是政府组织无法替代的一点。

（二）提高农村社会救助水平

1.提高救助标准，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生活需求。非政府组织在政府财政拨款的基础上，可以对经济仍旧困难的受助群体加以援助，改善农村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政府组织因为全局的考虑，无法很好地了解到受助群体实际的生活状态，仅凭一些数据确定救助标准，并不能真正帮助到受助群体。而这时，非政府组织能够充当桥梁的作用，向政府反映农村弱势群体的切实需求。除此之外，非政府组织还能协助受助群体可持续生产，获得劳动能力，促进社会和谐。

2.实现救助专业化，满足农村居民多样需求。非政府组织因其独特的组织属性，各地区的非政府组织能够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弥补政府组织救助方式和内容的“单一性”，满足救助对象的不同需求，做到救助方式、内容多样化，扶贫效率远远高于政府组织。此外，非政府组织表现出专业性强的特征，其成员大多都来自于各行各业，这些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强化了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性，能从多种角度贴近农村居民，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救助的同时更容易与受助人群拉近距离，进而大大提高农村社会救助的效率。

（三）加强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适用性

1.加强信息透明化，发挥救助成效最大化。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农村社会救助，在农村社会救助资源信息公开透明上起到一定的作用，能够促使政府在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上更加合理，使有限的资源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提高了社会救助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非政府组织独立于政府和市场，能规避政府的官僚作风，又不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从而减少救助流程中各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实现农村社会救助的成效最大化。

2.促进救助的能动性，填补政府组织的不足。由于政府组织的财政拨款流程冗杂，很多农村居民不清楚申请救助方式，往往错过救助的最佳时效性。相反，非政府组织反应灵活，能够主动深入基层，根据受助群众真正实际的需求，提供多样化、专业化、持续化的救助，创造开发有限的社会资源给最需要帮助的农村弱势群体。同时，非政府组织在组织结构和农村社会救助方式上有很大的灵活性，推进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助，充分发挥了非政府组织上传下达的救助作用。

三、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的制约因素分析

任何一种事物都有两面性，非政府组织在弥补政府组织在农村社会救助部分缺位的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毫无疑问，非政府组织的良性运行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制，需要有关部门的监督规范，需要自身的管理制度，从而使非政府组织成为政府和农村弱势群体沟通的桥梁，重视农村社会救助。

（一）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现今，我国关于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救助方面的立法层次还不高，也没有相关的法律立足。有的仅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基金会管理办法》，这些多为行政法规，并未上升至法律，内容大多属于政府管理非政府组织的程序性规范，非政府组织登记管理以及财产管理办法。没有了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在一些具体事务中，不免有些投机取巧的人士打着非政府组织的旗号、本着公益的口号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

（二）政府监督不到位

非政府组织在我国主要采取双重管理体制进行工作，一个非政府组织成为一个合法组织前必须有一个党政部门作为主管单位，然后经过一系列程序合格后登记注册。但由于登记注册的程序严格、手续烦琐，使得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因达不到要求无法进行登记，从而隔绝于体制之外，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管。同时，由于某些非政府组织依附于政府部门存在，独立性较差，导致监督力度不够，信息不够透明，不能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使监督流于形式。

（三）自身发展不完善

我国大多数非政府组织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成立的，并不是在社会环境、群众思维成熟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使得我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在规章制度、决策管理、项目组织、财务审计、人员培训等多方面都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非政府组织应该形成自我觉醒、互相督促的管理形式，但一些新成立的非政府组织缺乏完善的组织和制度，遵循政府部门的工作方式，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在社会各阶层，并不能凭借自身出色的工作效率以及开展活动的号召力来赢得公信力从而进行救助资源的积累，达到救助农村弱势群体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乔东平，邹文开.社会救助理论与实务[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

[2] 方俊.第三部门发展面临的三重困境及出路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12，（9）.

[3] 王贤斌，李含伟.我国非政府组织介入农村社会救助问题探究[J].兰州学刊，2014，（10）.

[4] 孔金平，涂文静.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社会救助中的作用[J].行政论坛，2008，（1）.

[5] 蒯小明.中国农村社会救助发展中的国家责任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第6篇：社会资源贫困论范文

关键词：社会文化；经济资源；职业；社会分层；职业教育

作者简介：罗明丽（1982-），女，江西萍乡人，管理学硕士，江西城市职业学院教师；聂伟（1981-），男，江苏邳州人，天津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和政策。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高职教育政策变迁（1979—2010）：政策网络的分析范式”（课题编号：12YJC880149）阶段性成果，主持人：张衡。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5－0004－04

社会分层是指社会不同群体因所占的财富、权力等不同而导致所处地位不同的一种社会状态。[1]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贫富分化更为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更高，分化形势严峻。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模式也逐渐随之形成。[2]随着我国社会阶层之间鸿沟的拉大，各阶层所占有和享用的经济资源、信息资源和文化资源也越来越不平等，这种差异同样也映射在教育类型的选择，导致职业教育聚集了大量的社会下层群体。

一、职业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表现并不明显

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功能，表现为个体通过接受不同程度与不同类型的教育与其成年后所从事的职业及社会经济地位联系在一起。有学者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地位就越高，收入也就越多……高中毕业生可能比具有同样背景但没念完高中的人收入高约51%。而大学毕业生可能比具有同样背景但大学没毕业的人收入多76%，‘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比‘非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收入多28%。”[3]教育已成为一种身份赋予和社会层级的标识，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有效手段。个人从教育中接受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接受教育的程度、在教育中形成的能力，都会影响一个人进入社会的路径以及今后在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机会。[4]为此，社会下层若要摆脱贫困现状，向经济收入丰厚、社会地位高的阶层流动，最快捷、最有效也是最稳妥的方式就是接受教育。通过接受教育获得体面职业所需的资格和品质，从而取得进入高一级社会阶层的条件。

但是，这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表现并不明显。一方面，在理论上，职业教育应该是与普通教育相平等的教育类型，而在现实中，却聚居着社会下层或者弱势群体。正如有研究者尖锐地指出，职业教育的机会似乎更多地是强加给生活在偏远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儿童。[5]这个观点虽略有偏激，但却指出了职业教育受教群体弱势的现实。社会下层群体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接受教育的意识欠缺，再加之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相对匮乏，主客观都不允许子女长时间接受教育。所以，不少社会下层或弱势群体的子女都涌向学制较短、收益较快的职业教育。这是他们下一代摆脱父辈当前社会阶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重要途径，而且成本较低。这些从短学制职业学校毕业的、接受文化教育不足的群体，显然在新环境中解读复杂信息和功能符号的能力也偏低，当经济发展中出现技术使用程度较高的新职业时，高文化程度的人口可以及时应变、迅速转行，进入高收入新职业，而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则与此无缘，被迫成为职业弱势群体。另一方面，职业院校过多集中的是来自于社会下层子女，这个现实在无形中再生产着原有的社会阶层，并没有发挥教育促进社会公平和缩小阶层分化的社会作用。社会下层子女进入职业院校，毕业后多从事被认为是社会下层的职业，他们只是相对于自己父母的阶层有所上升和流动。但由于父辈社会阶层的萎缩和减少，他们仍然处于社会分层的底部，社会阶层几乎没有实现向上流动。这样，职业教育“就成为社会资源不平等分配合法化的工具”[6]，社会分层也成为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职业教育在改变人们社会阶层结构上的局限性，使得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没有呈现出人们所期望的那么大的发展，相反却停滞不前或显出萎缩之势。

二、社会分层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划分社会阶层可以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建构理论框架。[7]基于此，我们选取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职业三个角度来考察社会分层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一）不同阶层间的文化屏障成为人们鄙视职业教育的社会根源

第7篇：社会资源贫困论范文

关键词：基本需要战略 不和谐发展 教育公平 政府有效性

所谓的基本需要战略，即是满足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需要，核心是要坚持公平性的原则，在发展中逐步克服贫困，减少收入与财富方面的过大差距，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最终都能走上富裕。这是一般的概念，但本文的“基本需要战略”则侧重关注穷人和弱势群体，旨在提高人口中最穷部分的生活水平，不是指提供即期消费品，旨在壮大人力资源，如扩大教育、改善医疗条件等，政府应加大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医疗方面的关注与投资，以发展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从而促进和谐发展、持续发展。

一、当前社会的不和谐发展日益凸显

毫无置疑，中国是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GDP一路狂飙。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有所提高，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关键领域的改革有所突破，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加强。但国强民却不富。同GDP的增长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国民个体收益与公共福利的严重滞后。据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GDP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占GDP的比例，则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工人和农民工的工资更是连续数年停滞不涨。世界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说，“10年前，中国的财政收入极其有限，各级政府的收入加在一起占GDP的比重只有10％，而现在则占到了22％。中国现在有能力为所有的国民提供基本的保障，现在的问题不是没钱，而是如何更好地分配这些钱”。可事实却是人均收入差距增大，社会公共福利严重滞后。就社会保障而言，即使是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因为中国富裕省份比贫困省份收入多得多，富省的人均开支是穷省的10倍。这样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多数穷省和广大农村地区缺乏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以医疗卫生领域为例，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医疗保障水平令世界称道，“赤脚医生”成为中国特色的医疗体系的代名词。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发展和长足提高，医疗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卫生事业规模空前扩大，但医疗卫生业的发展，特别是政府对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的投入，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56％靠居民自费，27％靠集体负担，政府投入仅占17％。政府投入所占比重一度呈下降趋势，如不及时制止这种下降趋势，必将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健康持续发展”。而另一方面，卫生支出虽然一直在增长，但大部分花费在城镇医疗保险计划和补贴城市医院，而贫困省份和农村地区的政府卫生投入却远远不够。卫生需要越多的省份，政府卫生支出却越少。

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高路易认为，由于缺乏必要的受教育机会、医疗条件，严重影响了下一代富裕的机会和希望，这不但损害了社会的公平，而且势必加剧贫富差距的程度，甚至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比如，疾病不成比例地在公共卫生设施薄弱的贫困地区产生，然后传播到富裕地区去；比如聪明的孩子因为贫困失去上学的机会，这就影响到经济的效率。”高路易建议，政府支出应更多地从投资转向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转移。可见，从长远观点来看，提高人力资源才是发展的根本。而提高人力资源，扩大教育、增强医疗条件又是其中之关键。鉴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已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将其令人瞩目的收入增长转化为非收入方面的发展。 我们不否认，国家应该强调发展城市和重工业，应该用低工资率来保持廉价劳动力，应该引进外国投资以满足资本密集型技术和高档消费品生产；我们还看到，基本需要战略与如上的发展计划并不一致，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但经济增长是为了增进民众福利，还是为了GDP和税收的数字攀升?是为了使人与自然、人与人更和谐，还是加剧贫富差距以及人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对立?答案显而易见。

二、政府应关注的主要问题所在及应对措施

2005年10月12日，新华网就关于“学习十・一五规划，您最关心哪些问题”发起一次网上投票，结果显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占75．0‰2706票)，“缩小收入差距，走向共同富裕”(占67．0%，2409票)，“教育收费”(占58．0％，2103票)遥遥领先，高居榜首。可见，有效政府应关注的问题所在。

(一)医疗改革

毫无疑问，正在进行的医疗机构市场化改革，至少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偏差。近来医疗费用持续的畸形增长，已远远超过群众收入增长的水平，让许多人看不起病，更有许多人因病致贫。“20多年来，中国的医疗机构从18万家猛增到30多万家。但奇怪的是，一边是医院越来越多，一边却是老百姓看病越来越难。《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60．1％的民众认为，现在看病比10年前更难了”。另一方面，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利用率也明显下降，居民自我医疗的比例逐年增加。“中国卫生部的调查数据显示，约有48．9％的中国城镇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在农村，有病不去医院的人数更高达65％；在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卫生资源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在191个成员国中名列倒数第四。”试想，如果能够轻松地负担医疗费用，谁会无奈地“有病不去医”、“有病自己医”呢?

医疗改革究竟哪方面出现了问题?自从卫生部公开承认“中国医改不成功”以来，舆论掀起了医改的反思热潮。但学者们的反思一直停留在“市场化路径”、“公益属性回归”、“产权改革不足”等方面，缺少微观和实质层面的内容。对此，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指出，“当前医疗服务市场上出现的“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要解决这丽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笔者认为，医疗改革应以人为本，关键还在于政府主导。而政府进行医疗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最大化的使国民享有医疗保健，而不是只让有钱人病有所医，所以应该遵循“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不能只顾效率不讲公平。为了保证公众接受良好的医疗服务，政府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药价虚高，让广大公众看得起病，也有责任为贫困人群

设立平民医院，以解决弱势群体看病难的问题。应该说，医疗体制改革同样应遵循“穷人的经济学”――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在财富的占有上，据统计，我国20％的人拥有80％以上的银行存款，由此可以看出，贫穷或者说不太富有的人占了绝大多数，政府应该保证这些人获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政府如何保障在公共医疗事业上的投入，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医疗服务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并不都是“市场化”的错，这就需要政府发挥有效的监管作用。无论如何，政府在为老百姓提供医疗保障上应承担更大的责任，保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发挥政府保障群众基本医疗的主导作用、改革医疗服务体制、转换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加强政府对医疗服务行业监管、大力发展农村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等多方面。

(二)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好的教育、公平的教育，就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是为多数人提供同等机会乃至同等优质服务的教育。但是这几年来，教育公平问题却进一步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为了了解公众对我国教育的满意情况，21世纪教育科学研究院联合搜狐网站，于2005年11月10日到12月8日在搜狐网的教育频道上进行了一次教育满意度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公众对问卷中所列的7类问题中，满意度最低的是教育公平(34．76分)，其次是教育收费(40．72分)。

一是教育不公平。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加速，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阶层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不同阶层子女的教育权利随之受到影响。再加上办学者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一些地方想减轻办教育的财政“包袱”，教育产业化就成了推进教育改革的理由和方向，推波助澜引发了教育乱收费。大专院校、中小学校的扩招、择校风促使教育资源严重失衡加剧了两极分化。而教育腐败又加剧了教育不公正。再加上目前我国教育资源仍然属于短缺资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家长望子成龙心切，自然会通过权力和金钱的交易，来换取短缺的优势教育资源。

二是教育高收费。关于教育高收费问题，广东省价格检测中心曾做过一份民意调查，据调查显示，教育收费偏高是大多数、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年家庭收入低于1．5万元)受访者的心头之痛。相关数据如下，认为高校收费水平“很高”就占到61．1％，认为高中阶段收费水平较高的占到70．2％，认为初中、小学收费较高的占53．9％。而在认为当前广东初中、小学收费水平很高的群体中，低收入家庭占70．1％，农民占41．0％。同时，通过调查发现，根据家庭收入情况与教育收费的承受能力，有47．6％的受访者认为“有些吃力”或“非常吃力”，有4．2％的受访者甚至认为“完全承受不起”。在认为“吃力”的样本中，不少为农民，占受访农民人数的60．3％。而在75．9％认为“吃力”或“完全承受不起”孩子大学正常教育费用的受访者中，就包括了8成多的受访农民和下岗、离退休人员。可以说，教育收费标准已经逼近甚至超过了我国广大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

如何改善目前的这种状况，有关人士认为，要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来改进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教育政策和规则不公的问题。首先政府应建立教育资源配置的平衡机制，逐步缩小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教育水平差异，这是促进实现教育公平的一个有效的选择。其次，通过教育决策的集体选择，最大限度地整合、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形成一种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保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需要和利益在教育政策中得到全面反映，以实现大多数人的教育公平，真正做到“有教无类”。第三，需要公共财政措施的配合：加强政府在教育领域的作用，开支从投资转向公共教育，并明确政府在提供经费方面的角色，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公平。

(三)减少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

分配差距不断加大已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大羁绊”，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还会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学者普遍认为，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资源拥有的不平等，其中以土地资源、信息资源、权力资源的不平等尤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对社会资源实际占有的不平等，弱势群体根本没有条件为自己创造和积累财富，或者所创造的财富被强势力量剥夺，而法律又难以为他们提供很好的保障。

因此，要消除贫困，要让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关键在于制度选择、制度安排上，努力趋向公平。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威茨分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他认为“首先是教育、医疗保障、其他资产和机会分配的不公平，以及信息获取的不公平，才导致收入差距的增大”。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可以说，就人均状况而言，各种资源都呈现短缺状态。因此，谁能在制度庇护下抢先地不公平地占有社会资源，谁就能拥有财富。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房地产领域的暴富者，正是因为“合法”低价占用了农民的土地资源，才创造了一夜暴富的神话。

共同富裕不意味着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不再发展，而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国家在发展中必须创造一种公平发展环境，让穷人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让富人不再通过偷漏税、钻政策空子致富；国民收入分配要兼顾公平和效益，防止低收入者在分配中一而再的受到伤害国家政策在调节收入中的作用非常大，要争取有所作为。国家在管理上，应尽力争取公平、公正、公开。只要做到这三点，即使社会存在贫富差距，人们也多会认可。同时，在此基础上，政府应加强社会保障，以减少社会风险的可能性。

同时，就地区差距而言，国家应重视各级政府的建设，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要把政府做得便利、透明、规范、效率，加强贫富差距大的政府间的沟通学习，以调节地区间各种资源的分配不平衡和更有效的发挥地方资源优势。就行业差距而言，应将政府垄断的行业部门纳入市场机制，如电力、交通、金融等，参与市场竞争，不仅增加了社会资源的利用率，更促进了社会公平。

第8篇：社会资源贫困论范文

关键词：农村扶贫；社会组织；社会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反贫困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农村扶贫形势依然严峻，扶贫压力较大。为此，中国政府不断进行新探索，一改过去单纯依靠扶贫攻坚，到发动社会多方积极参与。2001年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第一次明确提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和执行政府扶贫开发项目”，为创新农村扶贫模式，提高扶贫效率的扶贫新思路。多年来，民间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扶贫事业，为消除农村贫困做出了积极贡献。“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成为推动农村反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基于此，本文结合2011年对湘、粤部分地区调研所得资料，从社会政策视角对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优势和瓶颈方面进行探讨。

一、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优势

目前，中国农村尤其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由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等特征，致使市场难以完全满足农民尤其是贫困者对公共产品有效需求；另一方面是政府无力承担重负及难以真正动员社会资源以满足庞大且多变的需求，再者政府行为本身也存缺陷，造成严重的低效率和不公平。而社会组织的生命力在于可以通过“弱者”的联合弥补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缺陷，参与农村扶贫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保障民众尤其是贫困者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和权利平等，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引入理念，有利于开拓农村扶贫新思路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不仅仅是简单的资金注入，更注重贫困者能力提升，充分发挥其自身反贫困的主动性，不仅“输血”更注重“造血”；另外，在贫困问题认定上较之于传统更突出强调贫困是指由机会、能力和方法的缺乏而带来的后果，“贫困缺少权利而非金钱”，在实践中，社会组织倡导“赋权”、“自助”，充分地把发言权、决策权、管理权交给贫困群体，强调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扶贫；遵循“以人为本、以权利为本”，注重贫困地区特有社会资本的开发与运用，如实地调研中的Y村的农忙互助组、X村的扶贫互助社按照自愿、信任、平等、互助的原则，倡导家人互助、邻里互助。实践证明，通过建立互助合作机制，促进了贫困群体内部以及和非贫困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有效扩大社会支持网络，培育当地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在农村扶贫中不断探索、积极尝试，不仅给当地农村的扶贫工作带来了新活力，更拓宽了新思路。

（二）贴近贫困群体，有利于提高扶贫对象瞄准度

农村扶贫对象的选择与确定是扶贫政策行为的第一个环节，其选择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政策效果的高低。扶贫政策行为过程中长期有其局限，难以切实瞄准贫困户，“扶富不扶贫”、“假扶贫”、“扶贫资金渗漏”等现象就是较好的明证。而社会组织最大的优势就是贴近贫困群体，这种贴近不仅是距离的接近，更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靠拢。较之于政府，社会组织更能够深入基层，更能直接有效地开展强针对性的扶贫工作。在实地调研中，X村的农忙互助组、扶贫互助社本身扎根于乡土社会，了解社情民意，掌握当地贫困农户的真实信息，使得扶贫资源能够集中使用，有效实现帮助真正的贫困者这一目标，实现“真扶贫”与“扶真贫”。

（三）个性化服务，有利于提高农村扶贫的效率

相对于政府扶贫工作往往只能照顾到一般，很难因特殊需要做出个性安排而言，社会组织重视贫困群体尤其是真正贫困者的声音，对贫困者的需求有着高度的敏感性，面对农村贫困群体多样化需求能够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从而能帮助贫困者寻求脱贫的有效途径，帮助他们在扶贫资源的竞争中发出自己的诉求，获得扶贫资源。同时，社会组织具有运作机制灵活、动员成本低廉，能减少扶贫资源传递中的很多中间环节，运行成本较低。X村的扶贫互助社理事长表示“只要社员有申请，理事会就随时提供贷款服务”，及时周到地服务于村民生产发展需要，发挥“及时雨”、“雪中送炭”的作用。

（四）提高目标群体的综合素质，有利于巩固农村扶贫成效

实践中，社会组织不仅将资金、信息和技术传授给贫困群体，更注重其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升，更注重打破贫困的“循环累积效应”，遏制贫困的代际传递。加大对于贫困者的培训力度，改变其思维观念，唤起其参与意识，培养其自助与合作精神，将贫困群体由被动的扶贫受益者转变为自我脱贫的决策者、项目的实施者、监督和评估者。如调研中X村互助合作社在互助资金原则下，全村村民讨论制定具体制度、民主选举产生互助资金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建立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和监督制度，培养了农户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合作意识，促进了村民自治。

二、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所遭遇的瓶颈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转型时期以来，社会组织在积极贡献于农村扶贫领域的同时，也日益面临新的挑战。从社会政策视角来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事业所面临的瓶颈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缺乏综合性扶贫法，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难以得到专门的法律保障

制度化、规范化是确保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西方发达国家反贫困治理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进行反贫困。而我们虽也建立了包括贫困救助、自然灾害救助、特殊对象救助以及扶贫工作在内的各种贫困救济制度，但大多散见于部分法规政策中，尚未形成专门的法律体系，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农村扶贫需要，不能为改善扶贫组织运行环境、整合扶贫资源、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和促进监督评估等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二）准入制度过于僵化，农村扶贫组织难以获得明确的合法身份

社会组织具有典型的非营利性，世界上相当部分国家的社会组织基本以非营利性法人作为其身份开展活动，但在中国非营利性并未作为法人的专门类别而存在，更无专门法律去规范其法律身份。被视为规范社会组织发展的三大条例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都只是行政法规级别。目前尚未出台专门社会组织法，以对社会组织的定义、合法地位、基本权利、义务、设立和管理、法律责任等做明确统一的规定。即便如此，明文规定的社会组织登记条件较之于很多国家也要更为苛刻，尤其是“双重登记管理制度”更是进一步提高了实际登记门槛。这样，导致大量事实存在的组织难以获得合法身份，没有及时登记而游离于政策视野之外，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合法”。调研中总共涉及13个参与农村扶贫的组织或互助组，其中有6个尚未进行任何登记手续，所占比例接近半数。鉴于调研对象的选择，实际上没有进行登记的比例可能更高。

（三）政府扶持力度偏弱，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难以落实政策优惠

按照国外通行做法，政府往往通过税收优惠、购买服务等方式给予社会组织以政府扶持。国务院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中明确规定“要积极创造条件，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和执行政府扶贫开发项目”。但总体而言，政策优惠偏少，可操作性不强，落实起来较困难。在国外对社会公益组织实行税收减免基本已成惯例，如英国对慈善和公益机构免征所得税，澳大利亚对社区服务等组织免征所得税。中国现有《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规定了民非组织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本调研中得知，当地多半农村扶贫组织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交过税，但是其中2个村内扶贫组织的负责人表示“曾向乡镇交过税费”，不太理解“从事公益扶贫本来经费有限，还要交税”。《公益事业捐赠法》已经颁布多年，但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配套措施至今尚未出台，设置的捐赠优惠政策许多没有落实。调研中问及“面向社会筹款是否遇到困难”时，43.50%的对象表示，“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直接影响了乡镇企业等的捐赠积极性”。另外，扶贫组织大多为本土草根组织，规模普遍较小，实力较弱，再加之“民间性”，至于在争取政府“购买服务”方面，更是难以与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平等竞争，同享政策优惠。

（四）评价监管不力，社会组织公信力不强

社会组织是依靠其在社会活动中的影响力和机构的声誉来开展活动的，没有公信力也就失去了其存在和健康发展的基础。而其公信力是来自于组织的项目立项、项目开展、资金使用、工程质量等情况的公开、透明，这就需要有效的监督与评价。能否有效监督和评估扶贫资金的使用、扶贫工程质量的验收直接关系到扶贫的成效。但由于主客观原因，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对部分组织行为缺乏应有约束，农村扶贫组织社会公信力不强。访谈中，部分村民表示“扶贫组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公平”、“能否得到其支持、资助往往还得看私人关系”、“虽作为村互助社成员，并不知道其中如何确定项目支持”等等，可见村民对于扶贫组织的工作程序、决策过程等方面的公平、公开程度并不满意。部分来自乡镇、县等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职能部门的监督能力确实有限，难以进行常态化的监督”或“倘若监督太严，不利于调动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积极性”等，不难看出职能部分监管的矛盾心理，作为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参与扶贫事业的监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客观上业务主管部门一般都有其主业，没有精力进行监管，主观上担心监管过严，会影响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积极性，以至于不愿意干预社会组织的日常活动，从而造成政府监督的缺位。同时，公众的民主意识不高，对社会组织的扶贫活动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还比较低，缺乏社会监督的主动性。加上当地大部分农村扶贫组织，特别是那些尚未登记的初级组织更是缺少内部的自我监管，一些扶贫组织的扶贫项目立项随意性大，扶贫资金的调拨、使用前的预算控制、使用中的财政监督、使用后的审计往往形同虚设。综合方方面面，影响扶贫组织扶贫效率，甚至滋生腐败现象，最终导致其社会公信力不强，影响农村扶贫工作的持续开展。

优势与问题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农村扶贫事业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原有扶贫思路、方法难以有效适应农村贫困领域的新问题、新特点。形势需要我们在现有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上，引入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和方法，改进现有模式，努力构建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新的政策机制，以更好地化解老矛盾，预防新矛盾，进一步集中力量打好农村扶贫攻坚战，促进农村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R].2001.

2..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J].求是,2010(4).

3.王.非政府组织与农村贫困的消除[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4.韩嘉玲等.社会发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扶贫政策改革30年[J].贵州社会科学,2009(2).

5.许源源等.“行政国家”与“隐形社会”: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J].社会主义研究,2010(3).

第9篇：社会资源贫困论范文

关键词：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问题

由于高校不断的扩招，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不断加重，大学毕业生在2001年有114万，2015年就增加到749万，增长6.57倍，预计2016年将达到770万，就业形势更加的严峻。农村贫困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就业问题更加的凸显

一、高校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

1.较差的心理素质。

农村贫困大学生由于在中学时大学注重应试能力的培养，全面能力较弱，在就业过程中出现了自卑焦虑的心理问题，导致就业的自信心不足。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花费较多的集体活动不能参加，限制了他们的交往范围，从而无法参与更多的校园活动，不利于他们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久而久之产生了人际交往的恐惧心理，导致贫困毕业生在就业缺乏主动性，不善于表现自己。

2.不正确的就业观念。

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取向呈现两个极端现象，一部分因为能力较差，在求职过程中退缩、自卑、自闭；一部分因为自我的期望、家庭的期望较高，就业期望值较高，择业观念比较传统，认为自己就要找大城市、薪水较高、体面的工作，不愿意先就业再择业，最后高不成、低不就，造成就业困难。

3.较低的自身综合素质。

一方面农村贫困大学生由于来自落后地区，家庭和学校的教育落后，很多学生的计算机、英语、才艺等综合能力较弱。上大学以后，在语言表达能力、社交能力、组织能力等各方面较弱，而且很多人产生退缩心理，在大学综合能力没有很好的锻炼，而用人单位越来越看重学生的综合能力，农村贫困大学生由于很多不符合用人单位的需要，造成就业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农村贫困大学生经济条件差，很多人为了减轻经济压力去打工，而且往往从事的是低端的工作，减少了锻炼自己多方面能力的机会，因为缺少社会阅历，不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不利于找到较好的工作。

4.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

由于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减少，而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连年增加，就业竞争越发激烈。同时各种社会资源对毕业生就业起着很大的作用，学生的家庭、社会关系对就业有着较大的影响，农村贫困大学生由于缺乏来自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支持，在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中就更加的艰难。

5.不断攀升的就业成本。

大学生在就业的过程中，无论是简历制作费、形象费、交通费，还是在毕业前参加的技能培训费都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大部分农村贫困大学生由于承担不起这笔费用，在竞争激烈的就业过程中丧失很多就业机会，就业更加困难。

二、促进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的对策

1.打造健康的就业心理。

引导农村贫困大学生了解自己，面对挫折迎难而上，能独立的面对就业中存在的困难。发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作用，可以利用心理健康讲座、各种就业心理调适的课程、成功农村贫困大学毕业生回校交流、辅导老师与专业老师的心理介入等形式，让农村贫困大学生克服自卑心理，树立就业信心。

2.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引导农村贫困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能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明确定位，制定符合自己的就业计划。从较高的期望值向适度的期望值转变，认清社会的形式，可以先就业、再择业，通过工作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在就业信息收集方面，不单一的依靠学校和招聘会，要学会通过人才市场、招聘网站、联系学长等方式，拓宽就业渠道。

3.高校通过多种途径拓宽就业途径。

积极促进“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就业机制的建立，努力实现农村贫困毕业生的充分就业。农村贫困毕业生就业工作要适应社会用人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转变观念，尽可能地为农村贫困毕业生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为农村贫困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服务。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近年来就业形势分析等材料，向农村贫困毕业生讲清今年的就业政策和社会需求形势，让他们掌握必要的择业常识和择业技巧，充分适应当前人才市场和供需见面的需要，实现顺利就业。

参考文献

[1]陈益纯.大学生就业障碍及其调试[J].社会研究,2005(4):67-68

[2]方成智.大学生就业的心理障碍及调适[J].心理教育研究,2006(3):8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