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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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发展分析范文

【摘要】湖北省在全国经济发展水平上形成区域性滞后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经济区位上的不利地位,而是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是湖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湖北省发展方式全要素生产率产业升级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推动湖北经济实现跨跃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近30年来,湖北省的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保持了较快速度的增长。GDP年均增长10.4%,2007年达9230.8亿元,人均GDP已达2279美元;工业主导经济增长,经过多年发展和结构调整,湖北省已建设了以大型企业为骨干,以汽车、钢铁、石化、纺织、食品、电力、机械、化工部门为主体的制造业体系。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光纤光缆、光通信、激光加工、3C和3S软件、生物医药、电动汽车领域在全国领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的三分之一,“中国光谷”产值有望赶超千亿元。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湖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与沿海发达地区差距没有缩小,而且在中部周边几省横向比较亦不占领先位置。2005年湖北GDP总值全国排位13位,人均GDP排19位。2006年,全省GDP增长率为12.4%,是近十年来最高增速,但在全国只居16位,中部六省排第3位。与经济增长、发展、经济效益有关大部分指标,湖北省也落后于周边各省。建国前30多年,湖北省的农业、制造业,在全国处于较领先地位,然而现在湖北经济发展水平只居中间,甚至中等偏下的地位。如果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湖北省要实现中部率先崛起的战略目标就会越来越困难。

根据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个较长时期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必然形成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湖北经济发展的这种相对滞后,是由经济发展(增长)区域不平衡规律所决定的。只有客观、深入分析湖北省与沿海发达地区、周边各省经济不平衡发展各种因素,才能形成一套使湖北经济走出区域发展滞后的困境实现跨越发展的正确的思路与对策。有一种主流的看法认为,决定经济发展区域不均衡基本因素在于是否存在区位优势。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重要力量,中国内地形成了三个具有全球影响经济增长中心区域:即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以广州、深圳为主的珠三角经济圈,京津唐为轴心的环勃海经济带。湖北省地理位置使其置身于这些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区域的外部。政策上看,湖北既没有享受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优惠政策,也没有被纳入中央西部大开发政策体系之中。应当承认,湖北省的这种地理位置是造成其经济发展地域上相对滞后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然而,决定经济增长地域差距根本因素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近十年来,国内一些学者运用西方新古典经济增长公式及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决定国内各省份之间经济增长差距的因素。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人均GDP增长率取决于要素投入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因此,导致湖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性差距主要原因是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具体来说,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湖北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是由以下具体原因引起的。

一是效率或生产率的差别。据统计,2005年湖北经济发展总指标为109分,其中经济发展效率由全国第10位降至第14位,效率得分由46分减至38分;从单位能耗GDP看,其指标排在全国第18位;单位GDP用水消耗指标由2004年17位跌至27位;固定资产投资弹性系数从2004年0.62降至2005年0.58,排名由10位跌至15位。而最重要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的统计,湖北省在全国几乎是最差的。1996年—2003年,除中部湖北、安徽、西部、贵州、青海、外,其他省区域TFP均在提高,而湖北下降了1.3%。2005年湖北工业经济综合效益为166.66,比全国平均值低10.5个百分点,大部分指标落后于周边省份。

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换代的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湖北产业结构特点是:第一产业比重过重,高出全国平均比重4.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低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也低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内部重工业比重高达73%;第三产业内部金融、保险业发展较慢。湖北是农业大省,但不是强省,农业的现代水平、产业化水平低、生产方式落后、农业的投入产出率难以提高,制造业是湖北经济的骨干、中心,但也是老工业基地,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换代的繁重任务。

三是湖北作为农业大省,其城乡分割、二元化结构所带来的三农问题,比沿海地区严重得多。2003年湖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达到2567元,但比全国平均水平少55元,不到浙江的50%,并只相当于江苏的61%、广东的63%。据测算,在做若干扣除后,湖北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为7倍,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大。2006年以前,农村每年新增劳动力44万人,富余劳动力规模达600万,农民就业形势极为严峻,农村产业化水平、市场化水平、龙头企业,农副产品加工、转换、增殖能力与沿海发达地区有较大差距。县市财政实力严重不足、农村债务问题严重,村庄衰落、农村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生产条件、社会保障欠债较多。

四是潜在的比较优势在发展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的利用或发挥。湖北省高等院校林立、科研院所实力雄厚,但湖北省的科技进步水平却不高。虽然与2004—2005年相比,湖北科技进步指数有所提高,但各项指标均低于全国,位列全国中等水平;科研院所的成果转换率较低;各类人力资源的利用率远低于沿海地区;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是湖北产业发展主体,相比西部地区以自然资源丰裕优势,以及沿海相当区域的制造业以加工贸易、帖牌生产为模式为主,它是具有一定优势的;但这一产业上优势,由于仍推行粗放的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也没有得到很好发挥。

可以看出,正是粗放、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不合理发展方式等导致了湖北省与沿海发达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扩大。因此,只有尽一切努力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湖北经济实现跨越性发展,实现在中部率先崛起的目标。

二、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投入为主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主是湖北省经济实现跨跃式发展的基本途径

虽然经济发展方式内容上只是包含增长方式,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无疑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任务。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全要素生产水平的差距是造成湖北省经济发展区域性滞后的主要原因。要尽一切努力提高工业企业TFP,转变增长方式,即逐渐放弃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改变为全要素生产增长为主的增长模式。有学者对比研究了湖北和广东在大中型工业增长方式的差异。1995—2004年广东省大中型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7.2%,劳动力年平均增长18.6%,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19.8%,其中TFP的贡献为13.6%,要素投入增长仅为6.2%。在TFP增长的贡献中,技术进步的效应为11.6%,技术效率的贡献为2%。投入的要素6.2%贡献中,资本的贡献为1.6%,劳动的贡献为4.7%。而湖北省,1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平均为14.3%,劳动力平均增长率为-5.7%,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率为11.5%。其中TFP增长的贡献仅为1.3%,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为10.2%。可以看出,广东工业增长的源泉主要是生产率,特别是技术进步的提高,而湖北工业增长高度依赖于资本的投入。那么导致湖北省与沿海发达地区TFP增长差异的具体因素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制度化、市场化水平。在技术进步方面,2001年上海的企业研发费用、专利人数、引进技术个数分别22625万元、212777个、1126884万美元;湖北省为105236万元、4322个、141431万元美元。除了企业研发投资费用外,后两项指标上海一个市就比湖北省高近百倍、十倍;人力资本方面,2001—2002年,上海人均教育经费1244元,湖北为285.59元,每10万人中受高等教育人数上海为6534个,湖北为1566个,尽管湖北省无论在中等普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水平在全国应居于前位,但比起上海市仍相差很远。从市场水平的全国排序上,1999年上海排第8,而湖北排16位;从非公有制所占比重看,上海也远高于湖北省。这就决定了上海的TFP增长率远高于湖北(1996—2003年间,上海TFP增长9.05%,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0%;湖北TFP增长率仅为3.81%,贡献率为40%左右)。

通过分析可以明确,湖北省与上海、广东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实质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湖北经济是典型的高投入、低产出模式,其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比广东高一倍,其产业增长率则低了80%左右。为了推动湖北省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是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当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充分利用湖北武汉市是“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的机遇,大力推动工业企业,尤其是骨干龙头企业、重点行业的节能、降耗、节水、减排,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率的工作。湖北是能源、资源生产短缺的省,重点部门如钢铁、汽车、石油、化工等行业又都是资源消耗高、对环保要求和资源循环利用要求极高的行业。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要对湖北的节能降耗减排、资源循环利用的现状进行深入清查,制定相应目标、规划;在投资项目、招商引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工作上,对项目、企业设置相应门坎,制定相应标准。各企业要注意从设计、工艺、设备更新、管理各个环节着眼于节能、降耗、减排及资源循环利用水平。每个重点行业都要树立这样观念,节能、降耗、减排、资源循环利用是市场竞争的关键。汽车部门就要按全球先进标准大力开发低能耗、低排放、混合动力的产品;石化部门要将治污、治废当作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基本工作。政府有关部门要为各企业推广一些成熟、先进的节能技术为节水工艺、降耗、循环利用、减排新技术创造条件,为企业搞好服务;并将此项工作作为企业考核、评价的主要内容之一。当前,湖北工业企业当务之急是淘汰各种落后、过剩的生产能力,加大固定资本更新、技术改造的力度,争取在不太长时间内淘汰省内各工业企业一切落后生产力成份。要建立新建项目的技术标准和准入制;同时政府要采取财政、金融措施,消除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工艺更新的所有顾虑。

二是充分利用湖北省科技资源、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鼓励工业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更新创新组织,大型企业都要设专门技术、新产品研发机构,建立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联合的股份合作方式的企业研发机构;鼓励科技人员创办科技企业,为中高端技术、研发人才的自主创业提供方便,建立并完善对科技创新成果转换的激励机制,对企业的技术尖子、对技术进步发挥重大作用的人要考虑比照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相同甚至更高的报酬,对技术成果可以予以价值评估,并转作企业的股份;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重视企业基层技术人才及中高级技师的培养,采取措施鼓励员工学技术,搞好企业技术培训。要大幅提高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培训方面的投入。

三是努力提高湖北省的市场化水平及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民营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TFP增长率的制度性原因。在这两个方面要下大功夫: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市场的一体化、竞争性程度建设,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另一方面要更进一步重视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发展。当前,湖北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可以有以下具体路径:结合中小企业成长推动非公有经济;县域经济要以民营企业的发展为主;鼓励全员自主创业;扩大民营资本能够进入的产业领域范围;利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机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政府要完善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服务体系,解决中小企业、非公企业融资难问题;在税收、劳动法执行等诸方面加强对民营企业监督管理,提高民营企业的综合素质。

四是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在稳定投资率、投资成长率情形下,要千方百计地提高投资本身的效率。通过强化增强投资成本及其约束机制,规范投资主体、行为,抑制投资冲动;改善、加强对全省基建项目的管理,对项目市场前景、投资预算、建设周期、施工质量,要予以关注;根据产业需要、产业结构调整要求,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项目决策评估制度改革。各政府、党政部门要从投资主体、主导者角色中退出,不要关注“招商引资”这类事情,努力提升政府的服务力、执行力。

三、从三个方面推动湖北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为了促进湖北经济跨越式发展,达成中部率先崛起之目标,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下,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1、调整工业经济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贯彻省委、省政府“产业第一”、“工业兴省”战略,抓住机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工业企业发展是制约全国经济发展区域差距的主要因素。近几年来,湖北在工业经济结构调整方式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表现在:中小企业成长迅速,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单位2008年突破1万家,达10660家,比2007年新增1600家;规模经济水平提升迅速,全省千亿元行业已达6个,汽车、钢铁、石化、电力、食品,形成还包括光电子信息产业、纺织几大重点产业部门。经过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受冲击较大的广东省、浙江省开始下决心实行产业升级,而湖北省许多地方、部门的官员,似乎没有意识到现在又到了决定湖北经济发展命运的关键时期。我们应当牢牢抓住机遇,下决心将湖北工业经济发展中心工作转到产业升级上来,否则我们不仅无法缩小与上海、广东、浙江的差距,而且相比周边各省也会越来落后。要树立这样观念:实现“弯道超越”或跨越式发展,并不取决于要素投入有多高、项目上马有多快,靠继续维持目前这种粗放的、外延型发展方式支撑湖北经济的发展,要实现跨越是不可能的。要素投入增长会抑制TFP的增长;投资增长是有界限,且不可长久、持续的,要素投入的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进行产业升级主要围绕六大重点行业,钢铁、汽车、石化、食品、纺织、光电子信息产业,实行以下产业升级换代的战略举措:上规模,即扩大重点行业规模、骨干龙头企业的规模;促配套、兴集群,围绕骨干企业、项目采取措施推动关联企业的发展;重点行业、企业要围绕产业链,尽最大力量拓宽产业链,力争更多部门发展空间;同时,要以提升核心竞争力(包括核心技术、核心人力资源、差异性竞争能力)为手段,进一步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力争占据各行业部门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位置;重点行业,企业要高度重视品牌经营,争取有更多全国知名品牌产生,争取产生世界知名品牌。推动产业升级要逐渐放弃低成本扩张战略。改革工资制度,企业要建立合理工资分配政策,建立企业员工正常加薪制度;改进企业管理,逐步形成以人为本、以员工为本、以客户为中心的民主化、合理化的企业管理和经营体系。

2、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消除城乡二元化分割带来的日趋严重三农问题

近几年来,湖北省抓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机遇,为解决湖北三农问题,推出一系列重要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根据湖北省“三农”的实际情况,为了推动湖北经济发展方式彻底转变,可以实行以下举措。

(1)实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2008年以来,根据四川成都、重庆市的有关经验,湖北的鄂州市,武汉的汉南区及襄樊、荆门等地区纷纷开始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改革”的试点,取得了一些有益经验。现在,应当在全省各地逐步推开这些经验,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真正实现城乡互动,以城市化、工业化带动农村发展,就要将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教育发展、政治发展,纳入到城市发展的统一架构之中。加速城乡之间资本、人力资源及其他生产要素互相流动;构建统一城镇发展体系,努力发展小城镇,并形成一大批强村、中心村。

(2)进行制度创新,从土地、金融、财政、人力资源四个方面,消除或缓解“三农”问题。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改革是当前农村体制改革的重心。土地股份合作制应当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这项改革要确保土地集体所有权属不变,保护村集体(农民)土地上的权益,首先是土地的收益权即集体土地出租、入股收益。应允许集体土地有权以股份方式参与任何土地非农业开发,大幅提高土地征用费,减少直止土地征购,使农民有权享有土地市场化交易形成的增值收入的相当部分;同时要使村集体对土地流转使用真正具有支配、控制权,对土地使用有自主决策权,使农民有能力保护自己利益;鼓励农村信用合作机构,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及一些民间专项投资(基金)、保险机构的发展,恢复并重建镇村金融体系。为了重建村级自主公共财政,需要创造条件鼓励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大力发展,这是解决村集体收入或自主公共财政空壳村现象,重建村镇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及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唯一可行的办法。农业经济要有较大的发展。围绕地域资源状况,大力发展板块农业、基地农业、规模农业、品牌农业,发展扶持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使农民能够据有农业产业链各个链条上获得增殖的空间;从根本上消除用农副产品剪刀差、土地交易、农村金融资源、人力资源流失所产生的农村整体贫困化趋势的漫延。推进小城镇建设,深化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快“农村社区建设”,“百镇千村工程”及区域一体化试验区步伐,探索解决新农村建设各种具体问题。

第2篇：经济发展分析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能源；策略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2－0020－02

一、低碳经济的提出

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低碳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英国政府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该白皮书从英国对进口能源高度依赖和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国有义务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实际需要出发，着眼于降低对化石能源依赖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英国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以建立低碳经济社会的目标。英国政府在继2003年能源白皮书之后，于2006年10月《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斯特恩报告》，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作了比较权威的定量评估，指出如果目前全球以每年GDP1%的减排成本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5%～20%的GDP损失，呼吁全球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

二、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表明我国经济在今后的若干年持续不断的发展，同时，可持续经济发展是一种合理经济发展形态。这种模式本质上是现代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它正确地在经济圈、社会圈、生物圈的不同层次中力求达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生产、消费、流通都符合可持续经济发展要求。中国进行可持续发展，解决能源和降低能源消耗是关键，因此，向低碳经济发展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中国现有的石油资源可够开采13年，天然气可采40年，煤炭可采60年。2007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为27亿吨左右，列全球第二，能源消费处于高结构状态，化学能源约占92%，其中煤炭占68.2%，电力生产78%依靠煤炭，可再生能源仅占8%，其中，水力、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比重较低。由于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的比重较大，因此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也相对较高。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超过2／3，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3以上。中国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能源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解决能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才能保障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实现向低碳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潜在优势

1.改进空间大

由于我国第二产业消费结构处于高能耗阶段，节能技术水平较低，能源管理漏洞较多，使得中国的能耗强度和能源效率与国外同类企业相比明显偏低。有研究表明，中国的能源系统效率为37．6%，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15%，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八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30～4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2～27%，比日本高3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1.7～2.5倍。因此，通过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的余地较大。

2.改进成本低

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减排成本比较低。从国际上看，框架公约规定每吨成本超过30美元，中国的成本大体在15美元。2006年，全球碳交易和清洁生产机制（CDM）碳交易市场达到300亿美元。目前，全球已有50多家金融机构加入全球气候变化投资网络，投资额达到了13万亿美元。截至2008年2月，中国CDM项目获得联合国CDM项目执行理事会签发的核证减排信用（CERs）达到3 637万吨，占联合国目前核定CERS总量的31.33％，首次超过印度成为最大的CDM碳交易量国家。

3.技术合作潜力大

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方面还存在较大落差。中国的电力行业生产主要以煤生电为主，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方面，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有不小差距。在交通领域的汽车燃油经济性问题，冶金、化工、建筑等领域的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也有较大改进余地。另一方面，低碳技术国际合作的机会在增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由于涉及知识产权、商业利益等诸多原因，中国目前仍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技术。

（二）向低碳经济转变面临的制约因素

低碳经济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国际社会长期发展的趋势。但结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客观地认识到向低碳经济转型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1.发展过程

中国目前正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口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的需求以及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长。更重要的是我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镇化，今后30年内将新建约400亿平方米的新建筑，能否推行低碳城市发展模式，将是温室气体减排的决定性因素。

2.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部分行业呈现粗放式的特点，对能源和资源依赖度较高，单位GDP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大大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虽然，我们在“九五”计划中就提出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十多年过去了，以粗放型为主的增长方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这其中有着深刻的体制根源，也有各地政府为GDP增长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的缘故。

3.资源分配

在中国能源探明储量中，煤炭占94%，石油占5.4%，天然气占0．6%，这种“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结构，决定了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将长期存在。过去20多年，中国努力促进能源结构的多样化，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消费比重从1980年的72．2％下降到2001年的66．7％。但近年随着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攀升以及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又有回升的势头，2006年达到69．4％。由于煤的碳密集程度比其他化石燃料要高得多，单位能源燃煤释放的二氧化碳是天然气的近两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必然会产生较高的排放强度，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持续发展与能源消耗和高强度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

三、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策略

为应对上述挑战，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中国应该选择合适的策略，以实现发展与低碳的双赢。

（一）坚持国家利益，正确评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的碳排放增长不仅要考虑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因素，更要考虑现代贸易和投资引发的转移性因素。要把中国特定发展阶段所产生的“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性与发达国家的排放相区别，并要求出口的需求方为由出口产品造成的排放买单，从而减少中国在减排温室气体上面临的国际压力，避免陷入发达国家借气候问题给中国设计的陷阱。

（二）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重视低碳经济的发展，实现发展与减排的良性循环

面对日益严峻的能源和环境约束，必须高度重视向低碳经济转型。有必要把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中，摒弃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前瞻、长远和全局的角度，部署低碳经济的发展思路，寻找低碳经济与国家发展战略的结合点，从而在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布局、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向低碳经济转型创造条件。

（三）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低碳经济的实现形式是合理调整能源结构，优化能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积极开发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近期，我国应把节能和煤炭的清洁利用作为重点，不断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快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低碳和固碳技术的研发；在中期要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推进氢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技术以及碳收集与埋存技术的应用；更长远看，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洁净煤、先进核能等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以发展低碳经济为契机来解决我国能源问题。通过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积极调整工业结构、优化用能结构，加快构建节能型产业体系。

（四）积极研发低碳技术，形成低碳技术体系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必须注重科技创新和先进低碳技术的推广，同时保护知识产权。应高度重视能效提高技术和低碳技术的战略意义，通过推广和应用新型低碳经济技术方式，引领中国向新低碳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庄贵阳.低碳经济：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发展之路[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7：47-51，61-67.

[2] 李禾.我国企业应参与制定低碳经济国际规则 [N].科技日报，2008-03-25.

[3] 潘家华.低碳发展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分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制度与政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60-261.

[4] 李高，温宗国，杜斌.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从技术预见到战略选择[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17-23.

第3篇：经济发展分析范文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得以快速发展，农业经济也随之发展，现在我国的重点工作之一便是使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通过一系列管理手段，调控市场经济，发展现代化农业，提高农民群众构建新农村的积极性。

 

1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作用

 

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提出了有效的管理措施，为农村现实需求提供了细致的分析，使用科学的管理手段促使农村经济得到发展，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理论指导，解决发展中的遇到的问题。

 

1.1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结合农村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农业经济管理，并结合农村的经济状况和现有条件，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发展制度，形成了符合实际情况的发展方式，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同时也使得农村经济发展更科学、更规范。合理的制度能够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完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保证了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的速度。

 

1.2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点明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使农业有目的性的进行发展，确立了农业在市场的地位，更有利于找准农业的发展方向。

 

1.3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解决制约问题

 

农业经济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或缓解农村经济存在的众多制约问题，提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并对农村未来发展进行合理规划，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利用，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保护环境，保证农村经济快速而平稳发展。

 

2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

 

2.1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21世纪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建设的新时期。目前中国社会保障体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新农保，即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它是以保障农村居民年老时的基本生活为目的，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模式，养老待遇由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为老年农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二是新农合，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使农民可以摆脱因病致贫并得不到有效治疗的情况。三是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农村中丧失劳动能力、因灾因病致贫的特困人口以及传统意义上的“五保户”得到有效的供养。

 

2.2制定科学完善的农村经济发展政策

 

针对上文提到了农产品市场供需不合理问题，国家政府机关需全面落实惠农惠民政策，鼓励农民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动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进程。此外，针对农村中出现的占用耕地、低价强制出售土地等问题，国家要坚决打击。

 

2.3重视教育，推动农村文化建设

 

首先，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农村文化发展。国家必须在政策、财政、法律法规等方面加大对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投资，在紧抓农村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建设的同时，开展“讲文明、讲科学、讲卫生、树新风”活动，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健身活动，举办农民艺术节、乡村青年文化节，从而促进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其次，重视农民素质教育和科技教育。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文化设施和教育设施投入，比如建立农村书屋、构建农村计算机互联网系统，鼓励农民参加专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最后大力发展现代化高科技农业，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械设备，开发有实力、有品牌效应的农产品，从而引导农业向现代化、旅游化、绿色化的生态农业前进。

 

2.4加大资金投入，缩小城乡差距

 

在农业经济发展体制上，结合当地的地理资源和环境优势，极力缩小城乡差距，拓展农民增收的途径。此外当地农村政府应该详细调查农村经济的现状，理出农村经济发展存在区域差异的原因，然后找出优势，适时抓住机遇，带头招商引资，加快农村资源优势转化为农业经济发展优势。此外当地农村政府要善于引进人才，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重视科技运用。

 

2.5对农村债务进行合理处理

 

为进一步保障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有序发展，利用精简机构、费用包干等方法减少农村资金的指出。为了避免出现新的经费或者债务，还要实现对村级集体经济的管理，建立完善的审批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还需要针对发展需求建设工程，保证管理费用的具体化以及精细化，还要对农村经费支出进行预算与评估，避免出现浪费现象，还能节约公共管理经费。此外，还要采取激励政策，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制定一个科学的激励机制，实现考核工作，保证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

 

2.6加强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优化

 

农村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主体是农户，但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的大部分农户普遍存在生产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及经营分散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不仅发展缓慢，也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因此，要加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步伐，将产业化作为地区经济结构优化的“牵引点”，进而“以点带面”，实现地区经济结构的优化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能够有效地将市场信息、农业科学技术和销售渠道等优势快速、直接地带给农民，让农村经济加快与市场经济接轨的步伐，让农民在围绕市场进行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3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是保障农村经济活动的基础，并且也是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因素。积极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能够实现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在本文中笔者从多个角度探析当前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其中要组建一批高素质的农村经济管理人员，要从农村财务管理、土地承包等多个方面出发，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管理水平，只有如此，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基础。

第4篇：经济发展分析范文

关键词：韩国；经济；影响

一、韩国经济背景

韩国的国土面积非常小、人口基数大、资源比较稀缺，同时也是一个战争频发的国家。但朝鲜战争后，韩国很快开始了工业化历程，并在不到30年的时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江汉奇迹”，一跃跨入“新型”工业化国家的行列。韩国的成功固然与美国的援助有关，但更主要的是韩国所采取的产业政策及工业管理体制。这些都是韩国能够发展的前提，并发展为亚洲“四小龙”的基础

二、韩国经济特点

1、创新意识至上，打造民族特色品牌

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引进，重点不在于仿造，而在于吸收、消化、创新，有资料提及，韩国人连国外先进设备的螺丝都研究一番。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韩国就建立和完善了以创新和自主开发为主的体制和机制。韩国人将科技创新比作国家找饭吃，建立适合科技创新的体制就是用于盛饭的碗。正是由于如此高的全民创新意识和创新体制、机制的相互作用，使韩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崭露头角。如三星等半导体企业能在国际半导体市场三分天下有其一，现代重化工业公司等造船企业能站在造船技术世界之巅，并占据40％的市场份额，都源于自主创新。

2、促进出口

韩国政府为确立以工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实施了促进出口、抑制进口的二元贸易政策。过去30年问一直实行的工业产品出口促进政策为工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了必要的外汇保障，也使国内产业的技术水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因而，长期以来培育起来的出口产业具备了可以抵御风险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促进出口，韩国政府动用了包括基本性政策和介入性政策在内的等有的竞争手段，即根据需要而灵活采取减免税收、金融支持、降低汇率、退税、技术支持、促进海外市场开发等各种政策。进口政策基本上是作为扩大出口政策的辅助手段，实际上为保护出口一直对进口采取抑制政策，但这种进口抑制政策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了来自国际上要求韩国开放国内市场的强大压力。尤其是韩国加入WTO以后，旨在保护国内产业的进口限制政策开始松动了。

3、经济限制的放宽

过去，韩国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保障了少数企业在特定市场的垄断地位。对于经济规模小、民营经济还未发达的尚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韩国经济，这一规定显然是有效的。但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民营经济的成熟，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就开始成为经济有效发展的障碍。这种低效的政府限制使政府开始制定全面放宽经济限制的政策。政府对经济的过分限制被指认为腐败和政经勾结的政治性元凶。

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借鉴

1、产业促进方面的借鉴

审时度势，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韩国经济腾飞的一项重要经验。从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产业结构基本上都是沿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轨迹不断演进的，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也应如此。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基础设施落后、外部经济援助缺乏，这就决定我们现阶段一方面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逐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着力解决眼前及将来相当长时间存在的两亿多农民工和每年几百万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政府承载着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二、三产业健康协调快速发展的重任。除政策引导外，政府更多的工作应该是起促进作用，一是经济上扶持，二是政策上优惠，三是法规上强制。

2、自主创新方面的借鉴

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技术进步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来实行，但更重要的是自主创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技术引进并加以消化吸收，在此基础上，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创新，不失为一条推动技术进步的捷径。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要把技术创新放在突出位置，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人才培养等。但政府要为企业自主创新创造良好条件，包括：培育技术中介服务机构，建立公共技术支持平台，开放科研设施，加强技术信息服务，营造公平的人才发展环境，减免税收，资金支持等。

3、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韩国的例子中得到很好的印证。在韩国经济出现困境的时候，政府提出了“稳定、效率、均衡”的口号，开始对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将“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引导到“民间主导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同时，产业结构由资本密集型想技术密集型转变，发挥了市场体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在推行自由化政策方面，韩国自1983年以后，加快了取消进口限制的步伐，进一步开放市场，促进贸易自由化。在接受外资方面，韩国政府修订了外资引进法。放宽了外国人在韩国投资的限制。韩国政府还通过减少了对信贷资金分配的干预，允许外国银行的进入，提高非金融机构的地位等措施提高了金融自由化程度。

4、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韩国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培育了一些大型企业，这些企业使韩国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对其今年估计的发展起到了刺激作用。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缺乏一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没有培育独具特色，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这一方面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我国产业过于分散、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使我国产业成规模、产品上档次、企业具有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金圣寿：韩国经济的理解一一理论与实际[M]，韩国学文社，1995.

[2]李泊溪：产业政策与各国经济[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

第5篇：经济发展分析范文

(一)章丘市工业经济当前规模水平

工业生产效益总体较好。20n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243.7亿元，完成工业增加值287.2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实现销售收入976.3亿元，比上年增长17.7%;利税88.2亿元，增长18.5%;利润抖.1亿元，增长20.0%。骨干企业发展势头良好。2011年全市共有新口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02家，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039.7亿元，销售收入过亿元企业达160家，规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993.3亿元，同比增长21.2%;实现利润47.46亿元，增长31.6%;实现税收11.62亿元，增长23.8%。全市利税过千万元以上工业企业188家。有圣泉l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主导产业支撑带动作用明显。形成了交通装备、机械制造、食品饮料、精细化工四大主导产业。20n年四大主导产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783.42亿元，同比增长20.0%，占工业总收入的80.3%。实现利润49.23亿元，增长24.0%;实现利税76.13亿元，增长23.2%。其中交通装备产业实现销售收入2邓.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收入的26.5%;机械制造产业实现销售收入275.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收入的28.2%;食品饮料产业实现销售收入46.9亿元，占全市工业总收入的4.8%;精细化工产业实现销售收入202.9亿元，占全市工业总收入的20.80/0。四大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初步形成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四大新兴产业，实现销售收入刃.6亿元，同比增长35.120/0，占全市比重6.10/0。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好。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企业137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34.1%;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实现产值487.6亿元，比上年增长9.3%，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46.9%。拥有济南市级以上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9家、企业技术中心27家。

(二)章丘工业发展的主要路径

(l)兴办园区助推工业经济腾飞。章丘抢抓机遇，1992年12月经省政府批准设立省级经济开发区—山东明水经济开发区，经过20年的建设发展，明水经济开发区成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先进机械制造业特色产业基地、国家级重型汽车特色产业基地、国家级有机高分子材料基地、山东省科学发展示范园区。2012年10月顺利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一是开放型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n年，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累计引进项目410个，合同投资人民币96叮乙元，实际到位资金68叮乙元，世界印明虽企业中有5家在章丘投资兴办企业。开发区现有重点出口企业34家，产品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开发区现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4家，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和技术中心13家;省级技术创新服务平台2个;先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16项，96项科技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经国家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79家。三是特色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开发区现已形成交通装备、机械制造、精细化工、食品饮料四大主导产业。四大主导产业销售收入占开发区总销售收入的85%以上。四是园区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开发区现有规模以上企业217家，47家企业纳税过千万;全区生产各类工业产品400多种，其中有5个为中国名牌产品，济南圣泉集团、银鹰集团、华凌电缆有限公司拥有中国驰名商标，拥有省著名商标11个，省名牌产品10个;山东章鼓的罗茨风机、天力干燥公司的干燥设备国内市场占有率处于全国首位;圣泉集团生产的高效空心防热材料为神州八号飞船成功返回发挥了保驾护航的关键作用。五是园区发展环境日益优化。开发区累计投资近100亿元，实现了路网、电网、水网、汽网、场地等“十通一平”，为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区内排水、排污管网完善，已规划建设污水处理厂3个，日处理能力巧万立方。

(2)招商引资支撑工业经济发展。重点抓招商引资，项目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招商，成立专门的招商队伍，瞄准世界50明虽和国内500强的企业招商，主动叩门招商，强化招商引资的激励机制，不断优化环境。坚持“三个并举”:即数量与质量并举、规模与效益并举、引资与引智并举，以商招商、专业招商、中介招商、对接招商等方式方法广泛得到应用。

(3)规模发展提升工业竟争力。大力实施规模发展战略，全市2011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企业有160家，其中过100亿、5叮乙元各有l家。其中重汽属地收入突破190亿元，圣泉集团收入近6对乙元，过2叮乙元、10亿元企业分别达到7家和l家。注重抓大项目和龙头企业，支柱产业逐步形成。一是制定出台扶持骨干企业的优惠政策;二是重点扶持大企业集团(2011年以来，章丘新增中国驰名商标2件);三是帮助企业拓展资本市场，成立企业上市领导小组。一大批规模企业成立了股份公司作为上市后备资源，现在深交所已上市企业有l家，上市办理中的后备上市企业已达到了20家，预计到“十二五”末，上市公司将达到5家。

(4)科技创新激活工业经济发展内在动力。多年来，章丘坚持走科技兴企之路，牢固确立传统产业高新化、传统产品高端化、高新产业规模化发展战略。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工业比重达到51.2%。(匀扶持本土企业避免产业空心化。一是规模档次不断提升。经过多年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规模大、创新能力强、成长能力突出的本土企业。圣泉集团的销售收入和利税从2006年的9.5亿和1.7亿增长到去年的64.8亿元和8.5亿元，5年间分别增长了7倍和5倍，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成长为亚洲地区同行业最大生产厂家;伊莱特重工几年间由一个手工作坊成长为年销售收入对乙多、利税近8000万元，在国际风电相关领域有话语权的国际性企业。二是财税贡献越来越大。目前章丘已形成机械加工、铸造锻打、建筑塔机、罗茨风机、汽车装备配件、炊具机械等本土企业集群。2011年，全市机械铸锻企业已达13刃家，产值7叮乙元，利税8亿元;建筑塔机企业46家，产值6叮乙元，利税7亿元;风机企业108家，产值4叮乙元，利税5亿元;炊具机械企业86家，产值8亿元，利税1.6亿元;汽车配件企业42家，产值22亿元，利税4.6亿元。三是创新能力日益增强。目前，全市初步建立起以圣泉、华凌2家国家级技术中心、9家省级技术中心(本土企业6家)、5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l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银鹰炊具)为支撑的国家、省、市、县四级企业技术中心体系，优秀本土企业已步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四是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在本土企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像圣泉集团的唐一林、伊莱特重工的牛余刚、华民铸锻的侯宇氓等一大批有思想、有魄力，开拓进取、善抓机遇的企业家群体。目前，本土企业拥有的各类人才中，硕士以上学历15人、正高职称10人、享受政府津贴l人。

(5)优化环境拓展工业经济发展能力。一是制定优惠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二是搞好服务。实行市级领导和部门包抓重点工业企业制度。所有服务部门全部进入政务大厅，为中小企业提供“一条龙”服务;三是积极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通过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减少收费项目，基本扫除了影响投资环境的政策障碍。

二、章丘工业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

1.工业经济总量不够大，发展质量总体不高。章丘是济南的工业重镇，也是一个人口大市，工业经济总量占到了济南市的近10%，排县域第一位。在济南来看，章丘的工业有一定的特色，有较高的地位，有较强的实力。但放眼全省全国，可看到明显差距。从上表可以看出，章丘市工业发展各项指标都不靠前:GDP排全省第11，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最少的平度还少8对乙元;固定资产投资仅高于邹平;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还没有过千亿，还不到邹平、龙口的一半;规模企业利润不到龙口的三分之一，新泰的一半。与国内先进地区相比，差距则更大。昆山市2011年工业总产值7001.29亿元，比上年增长20.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530.86亿元;利税总额512.16亿元;利润总额412.00亿元;产品销售率99.1%;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211.4%。江阴市2011年工业企业实现产值5976.6亿元，比上年增长18.2%。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942.4亿元;实现利税578.对乙元;利润430.9亿元。绍兴县2011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459.80元，比上年增长21.6%。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2939.23亿元，增长28.9%，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保持较快增长。通过横向对比，我们发现，章丘工业经济总量还不够大，整体竟争力不强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强市。与发达地区相比，工业投入力度不够、质量不高。“十一五”期间全市工业投入年均增长7.2%，工业增加值、销售收入、利税、利润等指标年均增幅仅在20%左右，自2003年工业投入总量首次超过利税总额以来，几年差距逐步拉大，到2011年工业投入总量高出利税总额23.7亿元，这说明章丘仍未摆脱粗放型的增长模式。

2.产业集聚水平有限，大项目拉动作用不强。目前章丘仅交通装备产业、机械制造、精细化工产业过百亿，2011年的销售收入分别达到2邓.3亿元、275.3亿元和202.9亿元，全市各门类工业的产业集中度和产业规模化经营水平函待提高。而昆山市已形成了l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和8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其中千亿级集群IT产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实现产值3282.41亿元。章丘工业企业规模小，带动力弱。大企业不多，尤其是缺少顶天立地的大企业，拉动力不强。章丘全部工业单位总数为9845个，其中规模以上为402个，仅占4.0%，与省内部分工业强县相比，差距十分明显。龙口全部工业单位总数只有2548个，规模以上有310个，虽然比章丘少，但比重为12.0%，远超章丘的4%;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为2180.1亿元，是章丘的两倍。与荣成、邹城、胶州等市比较，在规模以上企业个数、比重、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等方面比较，差距也比较大。章丘传统产业、传统产品所占比重较大，市场竟争力不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部分企业出现产品滞销、库存增加，导致开工不足、不能满负荷运转。四大主导产业除食品饮料外，产业效益下滑明显，对章丘工业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3.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结构调整压力巨大。从产业结构来看，传统工业比重大，新兴工业发展相对缓慢。从企业组织结构来看，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仅占规模以上企业的39.8%，大部分企业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差。从企业技术结构看，相当一部分企业技术装备和工艺水平落后，主要依靠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来支撑企业发展。

4.科技创新能力薄弱，高新技术企业偏少。目前，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仅有11家，数量少，企业普遍存在技术开发资金投入不足，缺乏人才等方面问题，导致产品技术含量和档次不高，附加值低，产品竟争力不强。(l)企业开展科技创新的比例偏低。在402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大中型企业只有犯家，其中大型企业只有3家(不包括济钢、重汽)，还没有形成理想的“纺锤型”优势。面对激烈的市场竟争，前景不容乐观。(2)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不足，科技含量有待提高。工业经济增长的方式仍为粗放式，高技术行业科技产出与先进水平差距较大。2011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1.980/0，比重还比较小。(3)创新要素供给不足。特别是技术人才严重缺乏，影响了章丘工业企业科技创新的开展。在全部科技创新活动人员中，拥有高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比例偏小，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4)工业企业重引进、轻消化，自有知识产权不多。在技术引进中，章丘企业对核心技术的引进不够，大部分还是引进硬件，对技术及设计图纸工艺专利的引进还很少。

5.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受地域、自然条件、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对外开放度不高，利用外资偏少，经济外向度较低。除与沿海几个区市进出口、实际利用外资比较处于劣势外，与新泰、邹平、诸城相比，差距也比较大。

6.企业融资困难，导致发展后劲不足。2011年全市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190.6亿元，而其中个体私营贷款比重非常小。了.土地供需矛盾突出，瓶颈急需破解。一方面土地供应指标紧缺，再加上存量土地相对不足，项目用地的实际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土地利用比较粗放。目前工业用地基准价都在10万元/亩左右，远低于土地开发成本，也比沿海等地低很多。跟发达地区比，章丘的土地利用效率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加快章丘县域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一)培育园区特色，整合优势资源，壮大工业经济规模1.打造特色专业园区，夯实产业发展载体。一是加强一区四园建设管理。要乘着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的东风，对开发区项目区加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力度。二是持续打造特色园区。加快规划建设济南高端制造服务园区和章丘电子信息产业园，吸引一批域外新兴产业项目落户园区，发展电子信息、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和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新兴产业规模，打造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载体。三是着力引导集聚发展。支持中小企业较多的镇(街道)规划建设工业园区，积极引导中小企业进园区，打造中小企业集聚发展的新载体。2.整合优势资源，促进集群发展。以大型优势企业为核心，发展关联及配套企业，坚持打造大型优势企业与发展中小企业并重，推动产业升级与扩张产业规模并举，争取形成有特色、有优势的县域“块状经济”与产业集群。3.壮大工业经济规模，实现产业扩规提效。一是提升传统产业。章丘要抓紧抓实四大主导产业提升行动。发挥资源优势和品牌效应，引进龙头项目，拉长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层次，做大做强交通装备、机械制造、精细化工、食品饮料四大主导产业，确保主导产业销售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稳定在80%左右。二是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章丘工业要以实施四大新兴产业培育行动为契机，立足产业基础和发展趋势，加强政策扶持引导，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制药产业，力争“十二五”末，新兴产业销售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10%以上。三是振兴优势产业。加快技术设备升级，加大品牌创新力度，改造提升以章丘重型锻造等为龙头的铸锻铸造产业，以大汉建机等为龙头的起动机械产业，以华明水泥等为龙头的建工建材产业，以泉永印务等为龙头的印刷包装产业，力争“十二五”末，实现销售收入200亿元以上。四是“保姆式”服务呵护优质实体项目。坚持和完善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三定四包”责任制(即定项目、定责任、定时限，包项目建设进度、包问题协调解决、包政策落实到位、包项目产出效益)，对市级领导包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进展情况，实行定期调度、超期督办和结果公示，每月一调度、一通报。4.加大上市推进力度，实现借力资本市场发展。一是找准市场定位，科学制定上市规划。加快民企股份制改造，指导重点企业尽快上市，对已进入辅导期的企业，做好指导、协调、沟通工作;二是加大民营企业上市扶持力度。支持行业龙头民营企业重组发展、做大做强。5.强化以企招商，实现现有企业增资扩股。做大做强现有企业，鼓励企业重组整合。通过合资合作、股权收购等方式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和子公司，开发新产业、培育新品牌、开拓新市场，引导现有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来做大做强，促进产业链的延伸，促进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不断放大现有企业的辐射带动效应。

(二)调整工业结构，加快技术改造，推进循环经济发展1.重视本土企业的发展，推动本土企业转型升级。一是像伊莱特重工那样拿出优势资源寻求对外合资合作，在引进国内外资金、技术的同时，拓展市场;二是像章鼓那样对企业进行包装实施境内外上市，吸纳更多资金，增强转型升级能力;三是像圣泉那样发挥自身资金、人才等优势，利用国家产业政策，加强产品研发和技术改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实现内生扩张、自我转型提升。2.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实现信息化引领发展。一是提升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加强企业内部研发、生产、管理、销售等关键业务的综合集成应用，集中打造“两化”融合标杆企业;二是加强信息资源共享。加强信息技术培训，使之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信息资源共享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重点领域信息技术应用。3.突出企业管理创新，实现提质增效发展。一是加强战略管理的创新。调整企业内部价值链，加快品牌升级;二是重视精细化管理。企业要增强自我创新能力，在管理模式、业务流程、关键控制点、授权机制、监督机制、反馈机制、评估机制、分析模型等方面进行管理研究，要敢于进行业务模式重组(BMR);三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营造一种知识分享、员工之间和谐相处的气氛，创建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4.着力抓好市场开拓，实现促销扩销发展。一是多措并举拓市场。突出抓好分公司营销部所在地的客户服务部建设，保持完善现有的客户服务部;二是利用展会放大品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瞄准目标市场，积极搭建企业对外宣传展示的平台。5.抓好节能降耗，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一是以科技进步及创新提高节能效率。重点抓好关键技术开发、陈旧设备及落后工艺技术的更新改造工作，督促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和节能措施;二是拉长产业链，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打造强的核心产业和企业，吸引各地更多的中小企业主动与之配套等;三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高新技术促进工业结构升级。大力实施四大优势产业振兴行动。加快技术设备升级，加大品牌创新力度，改造提升以章丘重型锻造等为龙头的铸锻铸造产业，以大汉建机等为龙头的起动机械产业，以华明水泥等为龙头的建工建材产业，以泉永印务等为龙头的印刷包装产业，力争“十二五”末，实现销售收入20叮乙元以上。

(三)提升创新能力，注重人才培养，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一是坚持走产学研相互合作的研发途径。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形成技术创新联盟，双方进行紧密合作，优势互补，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企业自身也要加大对研发的投入，以争取在合作中占优势。二是通过海外购并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企业可以通过收购、兼并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或科研单位，从而获得这个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和能力，将企业外部的技术资源转为企业的内部资源。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打造自己的第一品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技术创新活动建设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保护企业技术创新的合法权益。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将品牌创建工作纳入企业重要发展目标来重点落实。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切实加强吸收凝聚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工作，重视引进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引进紧缺人才和特需人才，特别要重视吸引出国留学人员和华人科学家。

(四)拓展开放空间，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各项配套体制机制一是优化软环境。努力营造面向各类投资者公平、透明、稳定的竟争环境，努力营造高效率、低成本、无障碍的开放环境，努力营造全社会积极支持和参与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浓厚人文环境，营造适合外企发展的社会环境。二是优化硬环境。继续搞好交通、能源、通讯、供水等投资硬环境建设。加强土地政策性的扶持力度。建立健全政府方面的土地审批制度，加大对优质项目的土地供应量，切实保障开放型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三要大力培育和引进大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大力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依托优势产业加强与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对接合作，重点引进一批产业关联度高、科技含量高的项目。四是以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为重点，加大引资引智力度。大力推进县域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以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为招商引资的主要载体，采取灵活多样的招商形式。

第6篇：经济发展分析范文

关键词 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压力指数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8-0152-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8.025

近年来，安徽经济增长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1995年，安徽省人均GDP为3 065.8元，经过15年的发展，到2010年，人均GDP值为20 008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3.32%。目前，安徽省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经济发展正面临着重大转折。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安徽省社会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是资源、环境方面的约束进一步加剧。因此，定量研究安徽省目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及其产生原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压力的问题，国内外已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张文和从水污染、空气质量污染等方面定性分析环境压力现状［1］；刘昕、熊晓波等人运用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dprint）分析法分析了社会经济因素对中部地区环境压力的影响［2］；李小燕则分别运用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法和“压力―状态―响应”（PSR）法测算了区域生态环境压力的动态变化［3］；徐福留、赵珊珊等人提出了运用生态环境压力指数的方法来评价中国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压力状况［4］。

研究大多集中于定性或定量评价生态环境压力的现状，对生态环境压力的发展趋势和产生的根源进行深入分析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充分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运用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指数法定量分析安徽省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的压力，分析了安徽省资源环境压力偏大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1 分析方法

1.1 生态环境压力指数（ESI）

生态环境压力指数法是一种实用的评价区域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压力大小的方法 ［4］。其基本原理是：设计一个0-1连续尺度的生态环境压力指数（ESI），定义当ESI为0时，压力最小；当ESI为1时，压力最大。将0-1的连续间隔由小到大分为五段：0-0.2,0.2-0.4,0.4-0.6,0.6-0.8和0.8-1，分别对应于压力很小、小、中等、大、很大五种状态。生态环境压力指数（ESI）由两个分指数构成，即资源能源消耗分指数（RECI）和环境压力分指数(EPI)。其计算公式如下：

ESI=RECI×W1+EPI×W2

式中，ESI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压力指数，RECI表示资源消耗分指数，EPI表示环境污染分指数，W1和W2分别为这两个分指数的权重。

其中，资源消耗分指数（RECI）及环境污染分指数（EPI）的计算公式分别如下：RECI=∑ni=1RNCIi×Pi，EPI=∑mj=1EPIj×Pj，RECIi表示第i个资源消耗指标的指标值，Pi为第i个资源消耗指标的权重；EPIj表示第j个环境污染指标的指数值，Pj为第j个环境污染指标的权重。

生态环境压力指数法既考虑了环境污染又考虑了资源能源消耗，综合性较强，且计算简便，相比于其他评价方法，直观性很强。但该方法没有考虑资源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将经济发展同时纳入分析的框架，不足以反映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压力的双向关系。为此，李孝坤［5］按照生态环境压力指数的设计思路和方法，提出了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指数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生态环境压力指数法的缺陷。

江永红等：安徽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8期1.2 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指数［5］

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指数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指数（EDI）、资源压力指数（RPI）、环境压力指数（EPI）、资源环境压力综合指数（REPI）。其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EDI=∑nk=1D′k•ωk;RPI=∑nh=1R′h•ωh;EPI=∑nl=1E′l•ωl;

对于经济增长指数EDI，取值越大，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越高。而对于资源压力指数RPI、环境压力指数EPI和资源环境压力指数REPI，取值越大，则压力越大；值为0时，资源与环境压力最小；值为1时，资源与环境压力最大。同时，将指数值在0-1之间划分成5个区间：（0.00-0.20）、（0.20-0.40）、（0.40-0.60）、（0.60-0.80）、（0.80-1.00），分别表示经济增长水平很低、低、中等、高、很高 5个层次，或分别表示资源、环境或资源环境压力很小、小、中等、大、很大 5个状态。现应用这一方法评价安徽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状况。

2 1999-2008年安徽省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评价2.1 指标体系的构建

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影响因素众多，指标体系设计中不可能包罗万象，本研究遵循科学有效性、客观性、灵敏性、易获得性、可比性、简明性等原则，选择经济增长总量、结构量和人均量、资源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量、环境污染水平等领域指标，构建指标体系，见表1。

鉴于各指标的计量单位及对指数的影响方向不同，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方法如下：对于经济增长指标，有利的指标即指标值越大越好时，采用公式zij=xij/max(xij)进行标准化；不利的指标即指标越小越好时采用公式

zij=min(xij)/xij进行标准化。对于资源压力指标和环境压力指标，则加大压力的指标即指标值越大资源消耗越大或者环境破坏程度越大，采用公式zij=xij/min(xij)进行标准化；减少压力的指标即指标值越大资源消耗越少或环境破坏越小，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采用公式zij=max(xij)/xij进行标准化。式中xij为指标实际值，max(xij)为指标最大值，min(xij)为指标最小值。

2.2指标权重系数的确定

指标权重可利用经验法、专家咨询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确定。为了克服单一方法的不足，提高确定权重的精度，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初始权重，通过经验法确定各指标的最终权重，见表1。

2.3 数据整理与标准化处理

根据确定的指标体系，以《安徽统计年鉴》和《安徽环境统计年报》为数据来源，收集整理1999-2008年安徽省的相关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各指标的标准化值，见表2。

2.4 安徽省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状态及分析

2.4.1 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测定结果

将各指标标准化值和权重值代入公式（1）计算得到安徽省的EDI、RPI、EPI；计算REPI时利用公式（2），由于经济增长对资源与环境的影响程度可以认为是相同的，因此作等权处理，计算结果如表3，同时，我们给出各指数的平面趋势图（见图1）。

由表3和图1得到如下结果：1999年-2008年间，经济增长指数（EDI）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99年的中等水平0.429 9增加到2008年的高水平0.984 3，说明这10年来经济增长较快，经济水平提高，经济实力增强。从总体上来看，资源压力指数（RPI）在这10年里一直大于0.6，呈现小幅下降的趋势，即从1999年的0.759 3下降到2008年的0.649 2，但是自2006年开始又有上升趋向，说明经济增长的资源压力虽然有减缓趋向，但仍处于高压力阶段，并且近年来有压力增加趋势。环境压力指数（EPI）在这10年里一直大于0.66，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从1999年的0.739 8波动上升到2008年的0.754 3，说明经济增长的环境压力一直较大，并且在这几年还有上升趋势。资源环境压力指数（REPI）在这10年里也一直大于0.66，总体上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从1999年的0.749 5波动下降到2006年的0.665 3，表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有缓和迹象，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缓慢增强，这是因为随着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实力增强，环保投入大幅增加，并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但是，2008年REPI为0.701 8，资源环境压力也出现了上升趋势。

分析显示，安徽省在1999年以来的10年中，经济增长的同时，资源环境压力始终较大，尤其是环境压力还有逐步加大的趋势。

3 资源环境压力偏大的原因分析

3.1 产业结构偏重是安徽资源环境压力偏大的根源

世界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变的关系表明，人均GDP在1 500-10 000美元的地区，处于重工业化阶段，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推动作用的则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为以重化工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2008年，安徽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4 484.9元，按人民币汇率6.8换算，接近2 130美元，说明安徽省目前正处于重工业化阶段初期，正在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过渡。

重工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源消耗，也必将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分析安徽省2008年工业分行业资源消耗及环境污染状况见表4。

由表4，安徽省工业总产值前十位的行业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器机械及机器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烟草制品业，累计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77.6%，是安徽省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同时这些产业也是安徽省资源能源消耗最多的产业。2008年，其累计水资源消耗比例约54.299 8%，累计能源消耗比例高达66.21%。

另外，我们发现安徽省“三废”排放比重较大的行业也主要为重化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造纸和纸制品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其中，造纸和纸制品制造业和食品制造业所占的工业总产值比重不到3%，但却排放了20%的废水；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则是工业废气的主要污染源，其累计工业废气排放比重为89.25%，而其累计工业总产值仅为32.4%；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矿采选

数据来源：《2008年安徽省统计年鉴》及《2008年安徽环境统计年报》中相关数据计算获得。

注：①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②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③煤炭开采和洗选业；④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⑤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⑦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⑧非金属矿物制品业；⑨通用设备制造业；⑩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饮料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橡胶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

业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工业固体废物的主要污染源，其累计排放比重为79.89%，而其累计工业总产值仅为37.18%。

这也反映了安徽省工业结构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重化倾向，高能耗、高污染型的重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过大，会产生较高的能源消耗需求和环境污染，由此产生的结构性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这是造成安徽省资源环境压力偏大的根源。因此，必须以此作为解决压力偏大的切入点，才能顺利解决工业发展面临的资源供应紧张和环境容量不足等不协调问题。

3.2 环保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环境污染的治理

10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能源消耗的大幅度增加，安徽省把环境污染治理逐步摆到了突出位置，环境污染治理投入总额不断加大，从1999年的43 543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115 431万元。但是，从总体上来说，环保投入仍然与经济发展快速增长不相适应，2008年全省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为1.3%，仍然偏低。

据联合国预测，要使污染基本得到控制，环保投入一般应保持在GDP的1％-2％的水平；若上升到占GDP的5％，可以达到完全控制；上升到占GDP的8％-10％，方可开始良性循环。目前安徽省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可以使污染基本得到控制，要想改变环境污染状况还需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力度。

3.3 承接产业转移是资源环境压力的潜在诱因

产业转移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引起发达区域的部分企业顺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将部分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地区，从而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该产业由发达区域向发展中地区转移的过程和现象。近几年，随着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快速推进，逐渐融入长三角的安徽省从产业转移中获益匪浅。2007年，安徽省来自沪苏浙的千万元以上项目投资就达868.7亿元，目前全省55%以上的省外资金来自长三角。然而，随之而来的是转入产业的良莠不齐。一方面，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言，当地政府往往想方设法留住优势产业，对具有高新科技含量的产业更是大力给予优惠政策，这导致流出上述地区的产业往往是高能耗、资源密集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中西部有些经济欠发达区域为了谋求发展，往往不愿也没有能力选择承接的产业，发达地区转出什么，就承接什么，区域获得了一时利益，却留下了高能耗、高污染的多重隐患。

4 对策建议

4.1 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首先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化，减少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在安徽省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但是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或基础部门，例如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则要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同时使用先进的污染治理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在保证该行业的基础作用发挥的前提下又不会产生严重的环境危害。对于其他规模较大、污染排放量大的重工业部门，更要加强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同时可以考虑将难以克服严重污染问题的一些传统工业行业进行梯度转移，以保护安徽省脆弱的生态环境，增加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尤其对于工业总产值贡献较小，污染严重的行业，如造纸和纸制品制造业和食品制造业，则要严格控制其发展，淘汰落后产能。

占安徽地区份额较小的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以及家具制造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小、资源消耗较低，从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的角度出发，都应该积极扩大生产规模，并通过对其传统生产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引进新的管理手段，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高科技含量，从而增加这类行业在安徽省的工业总产值比重。

4.2 加大环保投入，完善环保政策体系

加大环保投入，首先要准确判断经济和环境形势，有针对性地加大环境保护投资力度，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其次，鼓励社会绿色消费、政府绿色采购的有关政策，完善节能环保的财税体系和绿色信贷政策，建立多元化的环保投融资机制，扩大环境保护投资，建立“以奖促治”、“以奖代补”的农村环保政策，不断完善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环保政策体系。再次，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安徽省在对市、区、县的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中，尽管设置了生态建设方面的考核指标，但所占比重不高，内容也不够全面和完善。因此，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防止急功近利，不顾生态环境约束而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行为。

4.3 审慎对待产业转移，重点发展节约型产业

当前，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升级换代，大量低层次的企业需要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其中不乏一些高污染、高排放型企业，在安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安徽必须要有选择性的承接转移过来的企业，不能再盲目的招商引资。通过引进一些好的企业和项目，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绝不能带来更为严重的污染。要在承接转移的同时完善产业的配套升级，重点发展节能、生态、环保的产业，把产业变成低污染，低耗能的清洁型产业，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4.4 优化能源结构，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安徽现有的能源主要是煤炭和通过燃烧煤、石油、天然气等化学燃料的方式生产的常规电力，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仍未得到有效推广，能源结构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当前，我们可以主要从两方面来优化能源结构：一方面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充分发挥农业大省的资源优势，积极发展秸秆等生物质能发电，将具备条件的燃煤小火电机组改造为秸秆发电机组。在规模畜禽养殖场、工业废水排放重点企业和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大中型沼气工程，并配套安装沼气发电设施；另一方面，积极开发利用太阳能。大力推广使用太阳能光伏电源，在大中城市推广普及太阳能一体化建筑、太阳能集中供热水工程等。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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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小燕-基于两种不同方法的区域生态环境压力动态变化分析［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8,6(29):98-100.［Li Xiayan- Dynamic Analysis of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essure Based on Two Different Methods［J］-Journal of Kashgar Normal College,2008,6(29):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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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essu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p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Anhui Province

JIANG Yong-hong1 LIU Dong-ping2

(1.Economics School of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2.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61, China)

第7篇：经济发展分析范文

林卡，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工作。

主要著作：《社会政策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合著）、《国际经验和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论文）、《中国社会的发展战略和前景：从提升生活质量走向增进社会质量》（论文）等。

摘要 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由快速发展的经济腾飞阶段向常态发展的阶段演进。经济高速发展有助于提升国民生产总值、扩大产业规模和促进行业发展，也由于“滴漏效应”而给民众形成了进步主义的印象。经济成长速度的放缓会导致人们对于发展前景的预期降低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使一些社会矛盾“显化”。为此，我们要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条件和形势调整发展目标，以常态发展的假设来指导政策设计，把对数量的追求转向质的提升。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政策分析 适度发展 社会政策 发展研究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持续了20年的时间。其年均GDP增长率在“十五”期间为9.8%，到“十一五”期间为11.2%，平均超过10%。在一些国外评论者看来，这种高速发展的态势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奇迹”，但对于许多身处其中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发展速度已经被人们看作是“常态”，并影响了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期望。然而，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欧洲金融危机及其所面对的经济发展困境，给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引发了人们普遍关注和争论。本文力图从社会分析的角度来评估经济发展速度快慢的社会效应并探索所涉及的一些关键因素，为政策分析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理论导引。

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及其效应评估

一般说来，经济增长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并提升人民生活的总体水平。但是，当对这一假设进行探究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经济成长的积极或消极效用要通过各种制度背景、组织因素和阶级结构等的“折射”而达成。由此，经济增长的社会效应与该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拉美为例，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在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中，人均收入、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都很高，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及发展的“拉美陷阱”。①因此，当我们询问发展进程的社会效益和成本时，我们有必要询问向什么方向发展，以什么样的代价发展，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发展，发展的成果是否为各阶级和社会群体所共享，抑或是否强化了阶级分化和差距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与发展战略的设计相关。

在中国，自1994年以后我们逐渐培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在市场的驱动和公共财政的刺激下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这种高速增长对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贡献很大。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指标，城市居民的收入从1995年的4283元增长到2011年的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从1578元增长到6977元。②但是，人们对于这一增长所导致的许多弊病和后遗症提出了批评，包括社会发展滞后、环境代价、劳工代价、粗放型生长、技术更新换代滞后、追求数量不求质量等。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在2004年后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并在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又好又快，“把好放在第一位”，用科学发展观取代以往追求量的增加的发展观。这些努力对于缓解由经济快速增长所造成的消极结果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自2009年以来，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出现了大幅度下滑。在2009年第一季度，增长速度一度降低到6.1%（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4月16日的数据）。在2010年，这一速度出现了反弹（10.3%），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8%后，其实际增长速度仍然超出这一目标，达到9.2%。目前，随着对房地产等行业的调控等宏观经济政策的采用和国内外发展环境因素的变化，国民经济的增长速率在逐渐下降，并引发了经济发展快和慢这两种发展导向孰是孰非的争议。一些人从消极的意义上评论这一下降现象，认为低增长率意味着经济运行状况的恶化而不是优化。③

在对于这一状况的讨论中，我们要关注以下三方面问题：

首先是发展速度与发展的社会效应的联系。在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我们会习惯于把追求速度和数量作为追求目标而无暇顾及如何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品质、降低污染、培育核心技术，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化等任务。目前，那种以劳动力的代价和环境资源的代价来换取高速GDP增长的做法已经招致人们的诟病，而“可持续发展”的口号正在得到人们的积极回应。这一理念要求我们降低污染和能耗，鼓励以经济发展的低速度来应对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城市膨胀以及过度消费的危机。这一发展理念对于评估经济发展的速率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对于经济发展速度“常态”的理解。我们要正视并探索由中速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效应，并重新审视“常态”这一问题。这一要求为以下原因所强化：第一，近30年的跳跃性发展本身并不是“常态”状况，而是经济发展处在工业化“起飞”阶段的特征；当经济发展上了台阶以后，发展速度就会放缓。第二，经济总量的扩大使保持高速度发展日益困难，因为每个经济增长点所代表的实际数值很大。第三，国际金融环境和经济生态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欧洲经济体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对于中国的出口和贸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第四，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企业生产环境改造方面成本的增加。第五，民营经济的驱动力正在弱化，企业创新能力在下降，并出现民营企业家群体大量外流的现象，等等。这些因素都要求我们降低对发展速度的期望，把中速发展作为“常态”状况进行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策分析。

最后，达成高速增长所采取的手段。在反思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时，我们也要把关注点放在实现高速增长的手段、途径、所具有的成本和代价，以及其所具有的社会效应这些问题上。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政府固然可以采取公共投资作为刺激政策来调整经济运行的速度。例如在美国，政府投入就成为缓解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但其效用招致了诸如茶党等方面的批评。④在中国，近年来四万亿的投资促进了公共开支的增长，但也引致通货膨胀的威胁。⑤而且，由于这些费用中的许多部分进入了公共开支领域，从而强化了公共部门的经济力量而弱化了民营经济的力量，强化了官本位体系而弱化了民间企业创新的能力和动力，强化了社会“管控”的色彩而弱化了社会生活多样化的诉求。因此，我们要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效应来研究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所造成的社会效果。

由此，经济发展快和慢问题本身是一个量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考察要与质的方面的评估联系起来。经济的低速发展可能对社会发展进程造成困难，但也促使人们在提升竞争力、提高产品品质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方面进行更多的努力。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由10%以上逐渐降到8%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为8.1%，第二季度为7.6%）。这种中速发展的态势就要求企业改变经营方式，由以往的粗放型经营转向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升产品质量的方向；而依靠大量的公共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不仅会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也会形成一些消极的社会效应。在此意义上，遵从市场规律，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中速发展），将具有积极意义。

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发展阶段：国际经验

在国际背景下讨论经济成长的阶段性，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泛的视野来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及其社会影响力问题。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也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欧洲，许多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遭受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低速增长的时期。⑥一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GDP增长速度甚至低于3%。在21世纪中，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到了崩溃的边缘。如2009年发端于希腊的欧债危机，使得债务蔓延欧洲，世界银行更是预测欧元区2012年经济增速为负0.3%。这使欧洲的政策讨论的焦点由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效应转向工作福利和移民问题，并倡导生产主义的社会政策 。⑦可以理解的是，当经济增速下滑时，人们对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积极联系给予更多的关注。这种情形与10年前相比具有一定的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欧洲学者仍然强调社会政策不能成为经济政策的附庸，而不是强调积极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在东亚，在经济“起飞”的20世纪70、80和90年代，东亚国家盛行生产主义的社会政策理念，采取以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为导向的发展模式。⑧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到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到90年代的中国大陆，都出现了以追求GDP增长为目标的生产主义发展导向。⑨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从“人均800美元”到“翻两番”，从“小康”到“全面小康”，这些目标与其他东亚国家实施的“生产主义”的发展战略十分接近。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老龄化问题的加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减缓。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仅为 1%～2%，大部分时期处于“零增长”状态。⑩韩国在21世纪仍然保持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但其速度也有所下降。2010年其GDP增速为6.1%，2011年为3.6% ，而IMF预测韩国2012年增长率有可能进一步下降至3.25%。在中国，直到 2010年其经济增速仍保持在10%以上，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经济增速也有所下降，2011年为9.2%。

伴随着经济增长阶段的演化，社会环境也发生重大变化。在经济腾飞和高速成长时期，人们往往具有进步主义的倾向和对社会前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因而国家的发展战略容易赢得民意的支持。在社会政策上，由高速发展带来的“滴漏效应”使全体民众得益于这一发展过程，并把生活改善的可能寄望于高速发展成果的分享。在此过程中，社会所有群体都有可能通过“滴漏效应”而得益（即经济成长的好处也能为下层阶层所分享），从而使社会底层群体和弱势群体也能够对生产主义的发展战略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尽管这一战略会强化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个人的生活自由和民间力量成长的空间，但成功的经济运作使人们容易接受威权主义的国家治理。这一逻辑已经为东亚国家的发展进程所验证。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其所具有的“滴漏效应”已逐渐消失，而社会所存在的现有的和潜在的矛盾也会“显化”。这就使低速的经济发展成为诱导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的催化剂，也为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社会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人们对于权利分配和利益分化的抵触情绪会不断增强而形成一定的民主压力。在这一背景中，许多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超越了高速成长的阶段后，都相继进入民主化的进程中，其发展战略也进行了转变。在中国，我们也要意识到在经济成长进入新阶段后需要建立一种与常态发展相适应的发展机制。这一机制将由来自于各方面的驱动力所构成，而国家的政策制定也有必要鼓励这一机制的发展以回应民生的需求，形成多元化的发展动力机制。

在这一发展的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将成为社会稳定器来保障这两个阶段的平稳过渡。在采取生产主义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东亚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是滞后的。社会开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较小，社会服务的供给也十分缺乏。但在快速经济增长阶段，民众对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压力还十分有限，部分是由于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许多就业机会，部分是由于“滴漏效应”的影响。在跨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起飞阶段”后，民众的社会保障诉求会不断增强，而经济的中速或低速发展也有可能给一些民众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困难，从而强化了这些要求。因此，从东亚各国的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与国家福利的扩张是同步进行的；这些进程也伴随着民主化的进程。

欧洲的情况与东亚国家的情况十分不同：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与国家福利的削减同步进行。这是由于在欧洲福利国家，其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家经济增长时期具有较为充分的发展，因而与奉行“生产主义”战略的东亚国家不同，大多不存在福利发展程度过低的“补课”任务。相反，它们所面临的是如何应对经济成长低速度所造成的对社会生活的挑战和实行福利紧缩政策进行量的缩减。在2011年，德国、英国、法国和丹麦的增长率分别为2.9%、0.7%、1.6%、1.2%，而希腊的经济增长率则为负5.5% 。由此，在政策讨论中，人们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积极互动关系作为讨论的中心议题，并力图从东亚的生产主义的政策导向借鉴经验。即便如此，与20世纪90年代不同，此次金融危机并未诱发人们对于福利国家体系的合法性的质疑，因为发生危机的主要是低福利的南欧国家，而高福利的北欧国家则显示出很强的抗风险性。事实上，正是由于福利国家体制的运行才使得这些国家能够在如此低的经济增长率中仍然得以生存。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下滑，至今一直处于经济增长的疲软阶段。但与欧洲的许多国家有所不同，日本的高度老龄化社会的压力使其仍然保持着高额的公共开支，并由老龄化问题导致国家福利的继续扩张。这一扩张也与近年来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有明显的相关性。随着1993年自民党下台在野党上台，政府对于推进福利事业以应对政治需求和社会诉求加大了努力。这表明社会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随着经济增长的变化而机械地变化，也与老龄化和政治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东亚，许多国家和区域已经形成了民主化变革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而来自民生的呼声和来自于生活多样化、社会多元化的挑战压力也在不断强化。

根据以上国际经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欧洲、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都经历了从起飞到繁荣到中速或低速增长的演进。尽管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常常具有高增长的期望，但经济发展的快慢状况最终要取决于市场条件和经济状况。我们不能以为政府的作用或干预是万能的，从而把经济发展看作是由政府决策所决定的。其次，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两个平行而又相互关联的发展进程。快速的经济增长可以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效用，但在东亚各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起飞阶段并没有像西欧国家一样伴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快速发展，这一发展出现在经济增长进入中速发展的阶段。再次，当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一些国家会出现社会群体之间的纷争加剧，从而导致一定的社会动荡。但在许多西欧国家，尽管其经济的低速增长也导致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压力，其福利国家体系依然保护了社会体系的常规运作。

几点讨论和结论

基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首先，发展速度的快慢由很多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所造成（在一些时候，甚至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因而快慢问题并不能完全由我们的政策行为所决定，因为影响这一进程的因素很多，许多甚至是不可控的。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得不面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分析中，许多问题是“无解的”，因为其结果取决于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对于快慢问题的评估，则要以社会效应的好坏和是否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快速的经济发展可以扩大贫富差别，加剧贫富分化的程度。因此，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好坏的标准并不取决于速度的快慢和水平的高低，更要关注反映社会状况的质性指标。

在此，我们也看到政府的公共投入对于市场发展能够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政府就曾采用加大投资刺激经济的手段来缓解金融危机，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在以往的3年中，中国政府也通过4万亿的公共投资来强化经济活力。这些努力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但也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造成大量资金涌入公共部门，影响民间和企业经济活力和创新动力衰减等消极的后果。在社会关系和体制方面，这种公共投入常常进入公共部门或与政府相关的部门，助长了官本位体制，弱化了市民社会的力量，从而形成许多消极的影响。因此，在市场经济运行的今天，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要避免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形成冲击或弱化其活力。

对于经济发展快慢和阶段性的讨论也涉及发展理念和民众对于发展战略的支持状况。在经济发展超越了“起飞阶段”而进入常态发展的阶段时，由快速发展所形成的发展主义光环也逐渐消失，与此相应的“滴漏效应”正在失去。这一态势会鼓励我们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发展，由对速度追求的激情转向理性和常态的规范。这些变化有助于杜绝“假大空”的流行病，使之落向更为实在的质量标准。在观念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发展的需求会不断更新，从而导向社会发展的新环境。这些变化要求我们重建对于发展的期望，对于经济发展速度的理性理解和平和的国民心态，改变我们的发展导向，把适度发展理解为一种常态，并采用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标准作为我们对生活的追求目标和对于发展的期望。

从发展动力来看，经济增长的低水平常常会催生社会矛盾，从而增大社会压力，强化社会稳定的需求；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低速度也为政策制定提供新的氛围和环境，要求政策制定者注重资方利益，强化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对社会政策发展的影响。它也要求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人们观念的转化、社会组织形式的调整和强化各级政府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必须强调，在经济腾飞（快速发展）时期与其后的稳定发展（中速或低速）时期，其发展的驱动力、民意支持、社会观念、社会组织的期望都会各不相同。由于快速发展所导致的“滴漏效应”，以及民众对于发展的期望和支持高速发展的政治力量都在逐渐消失，我们有必要形成新的动力机制来推动社会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在新的基础和发展预期中来评估发展战略。由于经济运行会有上升区间也会有下降区间，我们要避免把快速增长作为常态模式看待，而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快和慢两种状况。以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为例，目前我们所形成的社会保障体制是在近10年的快速经济发展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它也与良好的地方财政能力相适应。在此背景中，我们近年来设立了许多社会保障项目以保障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村群体的基本需要，并且以公共财政补贴作为基本政策手段来推行适度普惠的政策。这些政策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取得了很大成功。特别是地方财政的贡献将农村社会福利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许多社会政策创新实践。但一旦出现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地方财政的收缩，这些体系和项目的可持续性和运行推动力将会面临新的问题。

总之，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成长阶段。在此阶段，经济腾飞时期的“滴漏效应”正在消失，粗放型经济发展导向正在向强调质量和标准的导向转化，不断弱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也会影响我们对于高速度的追求。为此，我们要形成新的目标、理念和机制来推进下一步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把可持续发展或建立常态发展机制作为目标来确定发展战略，确立适度发展的目标，而不是通过人为的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过低的经济发展速度（如低于6%）也会造成十分严重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影响，更会对人民期望、社会稳定、社会组织相互关系等方面造成重要的影响。因此，保持适度的增长将会是合适的选择。另外，中国地大物博，区域差异很大。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为我们进行政策抉择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形成巨大冲击的时候，中部和西部未受太大影响，陕西等内地省份的经济发展速度持续加快。这种经济发展的梯级效应使得中国具有较长的起飞和发展的阶段，从而能够缓解经济成长快慢所造成的复杂社会效应。事实上，当东部地区的发展阶段已经走出“腾飞阶段”之后，中部和西部地区可能才刚刚进入这一“腾飞阶段”。这种梯级发展的效应扩展了中国高速发展时期的区间，也能对经济整体发展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质量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6002-S11103）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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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经济发展分析范文

依据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利用样本县的经济与金融数据，对鞍山市县域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信社、城市商业银行及村镇银行等新型金额机构对县域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明显，而大型国有银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弱化。同时，提出加强县域金融制度与渠道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创新，完善担保体系与政策支持等对策。

关键词：

县域金融；县域经济；实证分析

县域经济是以县域为中心、以产业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村为重点、以县域行政范围为基础、以实现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和产业高度聚合为途径的，既相对独立又高度开放的一种经济形态，是联系城市与乡村的纽带,是国民经济的基础[1]。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叶兴庆《以创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数据，中国有2070个县域经济单位，县域国土面积910万平方公里，占95%；国内生产总值6.1万亿，占59%。全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县域经济体吸纳了65%，其中乡镇企业和县域中小企业吸纳了80%[2]。可见，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镇化、工业化的重要支撑，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县域经济的状况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3]。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县域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但县域经济的发展一直受到资金短缺、县域金融支持不足的制约，尤其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商业化改革并逐步退出县域的过程中，其服务县域经济的职能明显弱化，信用社在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的同时，地方性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其它商业银行也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尤其是近十年来，在中央政府“三农”政策的指导下，新型县域金融机构不断诞生。新型金融机构也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本课题选择鞍山县域地区（海城、台安、岫岩三县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金融机构贷款与金融机构存款）与县域经济发展指标（GDP指标），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县域金融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通过剖析县域金融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为县域金融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也为政府部门和金融管理部门制定县域金融发展政策等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变量选择与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择依据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县域产出、劳动力投入数量和资本投入规模3个指标是定量化分析县域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假设产出为Y，劳动力投入数量为L，资本投入规模为K，因劳动力具有相对富足性，而金融资源具有稀缺性，假设资本为主要的决定因素，因而本课题研究选取产出Y和资本投入规模K两个指标。本课题以中国人民银行鞍山中心支行提供的鞍山市海城、台安、岫岩三县区1990-2013年县域年度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在变量选择时，用县域内的生产总值代表产出，表示县域地区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状况。用县域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量代表资本投入规模，表示县域的金融发展水平。由于县域内的存款总额也是代表县域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同样以县域内的存款总量代表县域资本投入规模，与县域内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量共同表示县域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

（二）实证检验首先，对县域内的生产总值原始数据序列和县域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量、县域内的存款总量进行对数平滑处理。对数处理后的县域内的生产总值用符号GDP表示，县域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量用符号LOAN表示，县域内的存款总量用SAV表示。其次，对变量GDP、LOAN和SAV的数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运用计量经济学Eview6.2统计软件，对GDP、SAV、LOAN序列进行了分析。对各统计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是，各统计变量的t统计值均大于t统计量的临界值，表明原序列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的。对原序列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测，检测结果见表1。从GDP序列一阶差分看，因为-2.889400<-3.004861，所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上GDP的一阶差分序列拒绝原假设，即GDP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从LOAN序列一阶差分看，由于-3.332221<-3.632896，所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有假设，LOAN的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从SAV序列看，其一阶差分序列存在单位根，SAV的二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序列。上述分析可知，GDP与SAV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即经济增长与存款序列之间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GDP与LOAN的一阶差分序列均不存在单位根，且同阶平稳，存在协整关系。本文基于DHSY模型构建GDP和LOAN之间的基本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模型可以看出，县域内的前期GDP对当期GDP增长的影响较强，影响系数达到0.846769，表明前期GDP对当期GDP的传导值达到0.846769倍，说明当期GDP的增长对后期GDP的增长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金融机构的前期贷款对GDP的影响是正的，且贡献系数接近18%；而当期贷款对当期GDP的影响为负，表明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的推动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滞性，此结论与经济现象相吻合。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GDP与LOAN之间是否存在伪相关关系。经检验，得到GDP序列和LOAN序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如表3所示蒽从表3看出，贷款不是GDP成因的概率为0.0320，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县域金融机构贷款是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原因，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而GDP不是贷款成因的概率为0.1196，表明GDP增长不是贷款增长的主要原因，但GDP的增长对贷款量增长的影响作用明显，表明GDP的增长也会带动LOAN的增长，此结论同样符合实际经济现象。国有商业银行不断撤出县域地区，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县域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农信社、地方性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本课题利用中国人民银行鞍山中心支行提供的完整的鞍山县域金融机构1990～2013年的贷款额与县域GDP数据，构建GDP与县域金融机构贷款变量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本模型的相关系数（R）=0.996751022864792，表明变量间的相关性很高。决定系数（DC）=0.993512601582009，表明模型的精度极高。通过上述模型分析可见，x4（建行）的系数a4为负数，表明建行对县域经济发展贡献为负，呈现历年减少趋势。除建行以外，其它各商业银行与农信社的系数均为正值，表明它们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为正向的。其中X1（工行）、X2（农行）、X3（中行）的系数都很小，表明这些银行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较小；X2（农行）的系数最小，表明农业银行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没有发挥与其战略定位相一致的作用。X5（农发行）的系数为0.1，表明与其它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比其它国有商业银行更大的作用。在鞍山地区，农信社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最大，贡献率到达53%，成为县域金融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其次是其它商业银行包括鞍山银行、邮储银行和村镇银行，它们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30%以上。

二、基本结论

（一）县域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互相促进模型分析看出，县域GDP与县域金融机构贷款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县域金融发展对县域经济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同时，GDP的增长对贷款量增长的影响作用明显，这说明县域金融供给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GDP的增长对贷款量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表明县域金融的发展不仅能够有力地支持县域经济的增长，反过来，县域经济的增长又能带动县域金融机构对县域地区增加资金投放，二者互相促进，良性发展。

（二）大型国有银行服务县域经济的职能弱化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出现负贡献的现象，这表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职能明显弱化。这一分析结论与鞍山县域金融服务县域经济的实际相吻合。中国人民银行鞍山中心支行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94~2013年，鞍山县级和县级以下国有商业银行营业网点大规模撤并调整，有效性贷款机构大幅度缩减，县域金融机构对县域地区的存贷比由1994年的97.8%下降至2013年的34.1%；1994年以前的统计数据显示，五大国有银行的存贷比高于1，表明对县域的贷款投放高于存款的吸收。具体统计数据见表4。五大国有银行吸收的县域地区存款一直呈上升趋势，而对县域地区的贷款却呈现出下降趋势，自2008年开始出现了大幅度地下降。

（三）农信社与其他商业银行已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在鞍山县域地区，农信社、城市商业银行（鞍山银行）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共同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模型数据分析表明，在县域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中，农信社、鞍山银行与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80%以上。其中，农信社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就高达50%以上，成为促进鞍山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表5显示，鞍山的农信社与其他商业银行（鞍山银行、村镇银行）在服务县域经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存贷比基本在50%以上，对县域的贷款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同时也可以看出，随县域存款量的不断增加，存贷比也随之增加，表明农信社、鞍山银行、村镇银行等县域金融机构始终以服务县域经济为核心，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三、促进县域金融发展的对策

实证分析表明，大力发展县域金融是解决县域金融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矛盾的关键。当前，国有商业银行不断退出农村地区，县域金融服务渠道萎缩不畅、县域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县域金融服务县域经济的功能弱化、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等问题突出。为此，对促进县域金融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县域金融制度创新，促进金融服务渠道体系的创新与完善金融需求的多样化要求金融资源能够在管理层实现共享[4]。通过金融制度创新，鼓励县域金融机构中的银行、保险、担保机构与县域民间金融进行战略合作，创新服务渠道形式，探索构建综合性县域金融服务渠道体系模式，形成县域银行类正式金融服务渠道、民间非正式金融服务渠道、保险与担保体系统一和谐的多渠道体系兼容的县域金融服务渠道体系，实现渠道体系资源与结构的优化，有效发挥县域金融在县域经济中的核心作用。通过县域金融制度创新，促进县域各类金融服务渠道的融合，创新渠道形式，优化渠道结构，完善服务功能。

（二）构筑完善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5]，为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增强县域资金流动，必须进一步完善县域金融机构服务体系，构建由国有商业银行、地方或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组织与民间金融组织和谐共存、层次分明、功能补充、结构完善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6]。通过政策引导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服务县域经济，大力发展县域新型中小金融机构，发挥民间金融在服务县域经济中的重要补充性作用。积极促进县域保险、担保、小额贷款公司等服务县域经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

（三）加快县域金融服务产品的创新县域金融机构要适应县域金融需求的发展，深入研究县域金融市场特征，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差异化、多元化的县域金融需求。积极推行各种创新性的信贷模式，设计适合与满足县域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产品。政府与金融监管部门要鼓励金融机构进行战略合作、错位竞争、差别服务，避免金融产品与服务同质化的恶性竞争。积极开拓服务县域的中间业务或理财业务品种，满足县域居民更高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

（四）创新担保方式，建立有效的担保体系构筑和完善多层次、多形式的信用担保体系，为畅通县域金融服务渠道提供有效保障。县域金融机构要扩大有效担保品范围，创新贷款担保方式，探索发展基于订单与保单的金融工具。完善多层次、多形式的信用担保体系。积极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通过探索“银行+信用村+农户”“银行+合作社+社员”“银行+公司+农户”或“银行+担保公司+农户”“银行+特色项目+农户”等模式，实现商业银行在支农服务方面多品种“集团作战”方式，化解市场风险[7]。探索发展由银行和保险公司参与的多种形式的信用共同体，加快担保方式创新，建立与完善有效的县域担保体系，增强县域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保障功能。

（五）继续加大政策支持与扶持力度在中央政府“三农”政策指导下，中国人民银行要在差别性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等制度支持县域中小金融机构、新型金融机构服务县域经济的同时，还要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向县域地区延伸，发挥大型商业银行服务县域经济的主渠道作用，满足县域中小企业来自各类金融机构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需求，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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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经济发展分析范文

数据选取与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中部各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其原因是面板数据能够提供比较大的自由度，而且它结合了截面和时序变量的两维信息，能够减少由于缺省变量带来的弊端［3］2359－2373。另外，由于中部地区各省份发展存在差异，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同时具有时序特征和截面特征［4］2939－2945，所以选用综合时序－截面特征的面板数据能够反映出地区差异的不同影响。2．模型选取3．结论说明通过对中部六省1980－2009年期间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在这段时期当中，中部地区GDP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能源消耗量既是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也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的格兰杰原因；（2）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比较显著，虽然不同的省份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但都表现为GDP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3）能源消耗带动GDP增长的效率在逐年上升，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追求低能耗高产出的增长模式；（4）能源消耗的增长直接带来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升。把上述实证分析结论结合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②，我们发现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环污水平处在一个较高水平，但同时环污率（单位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却处在不断减小阶段，从能源消耗带动GDP增长的效率在逐年上升这一点上能够充分显示出来。可以得出结论：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与环境关系正处在靠近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拐点的阶段。这也反映出了中部地区政府低碳发展的诉求。毫无疑问，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在越过拐点后部分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是一致的。加速拐点的到来，实现低碳发展目标，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单位能耗的碳排放，进入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中部六省在今后发展中必须重视的问题。而该地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拐点来临及低碳经济的起步阶段充分地对自身角色及职能进行有效定位。

地区政府角色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