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代价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经济增长的代价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经济增长的代价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评价；评价指标

Abstract: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result of the growth process， not just the quality of its speed， as the impact on human health and life expectancy is not just the quality of diet food quantity， this is what we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reason why. To br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people tend to think of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area. However，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rapid economic growth brought about by a series of consequences， includ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far more than the contents of the case. At present， the formation of a buyer’s market， the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in the quality of， the grow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and so on so that we have to re-examine the issue of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evaluation; evaluation

一　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GDP的真实性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离不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探讨，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真实性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特殊形势下，对GDP的核算在理论上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一）GDP的核算方法与核算制度存在着局限性

对GDP进行核算时采用的是“生产原则”而不是实现原则，即对成为积累进入存量的投资与现实使用未作区分，这种做法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大的弊端。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特别是在目前的买方市场形势下，大部分商品供过于求，经济中出现了相对过剩的局面。据国家有关部门对1999年605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分析表明：供大于求的商品437种，占72.23%。大量的无效供给可能会成为永久的库存或只能削价处理。对于这些进入库存或削价处理的商品，在核算时已经计入了GDP，但它们的价值却无法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从而会造成GDP的虚假成份。

（二）统计数据质量存在着失真的可能

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多种经济成份迅速发展，经济结构日趋复杂，经济运行机制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得统计对象更加广泛、复杂、多变，给政府统计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同时，我国现行的统计体制和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没有按市场规律作出及时的调整，基层统计力量过于薄弱，统计队伍素质较低，这使得统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我国政府统计数据的质量存在失真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统计法还没有真正起到其监督作用，致使我国大部分统计工作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和超脱性，统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往往受利益驱使，统计的质量与可靠性受到威胁。统计工作者的业绩与当地的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领导干部的业绩则与当地所创造的GDP联系在一起，这些现实存在的行为机制客观上强化了行政对统计数据干预的行为，统计部门很难独立地行使统计职权，在许多情况下都不得不从地方利益出发，屈从于领导的意志而人为地臆造数据，从而造成统计数据传输过程中的中间扭曲。

二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波动率分析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用经济增长波动率来反映：

本年经济增长率－上年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波动率＝──────────────────

上年经济增长率

从1985年到2000年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波动较大，但自1993年以来波动率基本上维持在-0.02～0.02之间，可见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了较大的提高。

稳定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内容，是因为：过度的经济波动对经济的动态效率损害很大，一是破坏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二是加大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经济过热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经济过冷又会造成高失业率。此外，它对人们特别是穷人会造成超乎常规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穷人几乎没有什么资本来对付经济的冲击，他们要维持消费水平的稳定将比富人遇到更多困难。在那些社会安全网络还不太健全的国家，这种影响可能尤为严重（Furman和Stiglitz1998）。另一方面是由于替代性选择的缺乏，穷人经常从事那些最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的工作，比如农业和建筑业。因此，一场经济危机会严重地恶化他们的人力和自然资产，使他们在其后的繁荣中也得不到好处。

三　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资源和环境的代价

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质量的恶化会造成人们生活质量的迅速下降，因此在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一定不能忽略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环境代价。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我国在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翻两番之后，我国为之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大量的空气和水污染，导致了大气和水环境质量的下降。从城市大气质量来看，1995年以空气中总悬浮物浓度测算的全球2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中，有15个城市在中国（世界银行1999）（注：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第85页.），其中一些大城市，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的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2到5倍。政府的最新资料显示，目前已有29%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的影响；水污染的范围在扩大，1995年全国135条受监测的城市河段中，有52条已受到严重污染，其水质连灌溉标准都达不到，危害之大，令人震惊。我国的大气与水污染，尤其是细微大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每年至少达54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509亿元），几乎是1995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1-6页.）

另外，我国的森林经过长期的砍伐、开荒和非法征占，原始森林已所剩无几，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已经残破；天然草地由于长期超载放牧、毁草开荒、乱采滥挖野生植物、淘金开矿，草原生态系统已经并继续处于大面积退化之中。据国家环保总局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90%的草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积已占半数。全国“三化”（退化、沙化、碱化）草地面积已达1.35亿公顷，并且还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注：杨东平，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02页.）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8.2%，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27.3%.（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6页.）

GDP虽然扣除了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间投入，即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转换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但并没有扣除为谋求增长而造成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所谓资源和环境代价，就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因生产和消费所造成的自然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质量退化成本等，因此用现行的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视资源和环境代价的经济增长给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严重地损害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也大大降低了人们特别是子孙后代的福利水平，这种经济增长显然是低质量的增长。这也是现在各国重视绿色GDP计算、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2篇：经济增长的代价范文

仅以GDP作为标准，并不能完整判断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随着GDP总量的不断扩大，中国赶超日本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人均GDP水平、产业结构、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方面，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为多年来粗放的发展模式付出了巨大的环境资源代价。今年年初，中国北部地区雾霾频发，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强度之高均为历史罕见，这实际上是大自然以最直观的方式折射出环境资源代价的“不可承受之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经研究认为，如果在GDP中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仅为5%左右。环保部最新公布的绿色GDP核算结果也表明，从2004年到2010年，全国生态环境退化成本已从5118亿元上升到15389亿元，这显示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资源代价在持续上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渐成共识，有意放慢经济增速，开始下“细棋”。“十二五”期间，全国下调经济增长目标平均为7%。农历新年前，一些长期“领跑”中国经济的发达省市主动下调GDP目标，比如，北京宣布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8%，上海确定为7.5%，浙江、广东则同为8%，都明显低于“十一五”期间的增速目标。

在“GDP惯性”还较强大的氛围中，这些省市的转变和调整显得尤为可贵，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需要指出的是，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通用尺度，其作用不可替代，出路不在于取消GDP，而是告别GDP崇拜。

增长是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对于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而言，保持经济一定的增长速度，是确保充分就业、提高公民福祉的重要条件。所以，厉以宁说：“过快当然不行，但在中国的国情下，8%左右还是可以承受的。”这也就是大家所认同的“正常高增长”。

第3篇：经济增长的代价范文

【关键词】面板数据检验 环境污染 能源消费 经济增长

一、背景

自工业化以来，大多数国家为了加速经济增长，都大规模开发能源，从而导致能源逐渐缺乏。而如今我国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尤为突出。所以，研究我国的环境保护、能源消费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对环境保护、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进行综合研究，力图更全面地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我国各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数据的方法实证分析我国各个地区的环境污染、能源消费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单位根检验以及协整检验的方法来量化能源消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单位根检验主要有IPS检验、PP检验、LLC检验方法以及ADF等。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包括Kao检验以及Pedroni检验，这两种方法检验的原假设均为不存在协整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指标和数据的选取

经济增长：使用地区生产总值，单位：亿元。

能源消费：由于我国煤炭和石油的供需存在低估的情况，但电力消费数据比较准确。所以此次用来反映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关系的指标，使用各地区电力消费量，单位：亿千瓦小时。

环境污染：环境污染的评价指标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单位：万吨。

选取2005年至2014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GDP、工业废水排放量F以及电力消费量E的数据来创建面板数据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包括北京、天津、内蒙古、吉林、黑龙江、辽宁、河北、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甘肃、上海、湖北、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安徽、江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青海、福建、海南、广西、宁夏、新疆，因为数据包括极端数据所以不考虑。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首先对变量GDP、F以及E进行了对数变换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记LNGDPit=Ln（GDPit），LNEit=Ln（Eit），LNFit =Ln（Fit）。

（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采用 IPS检验、LLC检验、Fisher-PP检验以及Fisher-ADF检验来进行单位根检验。由检验结果可得，LnGDPit，LnEit，LnFit在5%的水平下不平稳，经一阶差分后，LnGDPit，LnEit，LnFit的四种检验方法都在5%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我们得出LnGDPit，LnEit，LnFit为一阶单整序列。

（三）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对LnGDPit，LnEit，LnFit的协整关系进行Pedroni协整检验和Kao协整检验。面板协整检验结果表明： PP、ADF统计量以及ADF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说明LnEit、LnFit以及LnGDPit之间有着显著的协整关系。

（四）模型检验

（1）固定效应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固定效应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原理是检验固定效应系数ai 是否有差别，检验结果表明，p值小于5%，所以拒绝固定效应系数相同的原假设，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

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的系数与固定效应模型的系数没有差别，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则接受原假设，否则为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表明，p值在5%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选固定效应模型。

（五）模型的估计

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模型，结果显示被估计参数全部通过显著性检验，R2值高达0.98，拟合的效果很好，但是DW值低，为0.33，存在自相关问题。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采用加入AR（1）后的模型估计结果：

LNGDPit=6.469+ai+0.396LNEit+0.113LNFit+0.929AR（1）

模型调整后的R2为0.998，各个系数均通过t检验，AR（1）的回归系数显著不为0，DW值为2.41，已消除自相关，模型拟合的较好。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GDP与环境污染、能源消费之间有着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从我国的平均水平来看，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为0.396，即能源供给每增加1%，GDP增长0.396%；环境污染的弹性系数为0.113，表明环境污染每增加1%，GDP增长0.113%，以上说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存在着正向关系，符合我们以环境污染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现实。

第4篇：经济增长的代价范文

作为国民经济运行核心数据的经济增速，似乎把中国经济定格在“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状态。然而，喜人的数字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反差和诸多迷惑待解。

增长的悖论

就宏观经济而言，中国保持了积极向好的态势，1978～2004年平均增长率为9．4％，在所有转型国家中，这种近乎“奇迹”的经济增长绩效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而从微观主体来看，当前企业的产成品库存却节节攀升，经济效益不断下滑。

国家统计局对全国1．95万家各种类型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二季度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8．5，分别比一季度和去年同期下降7．4点和3．0点。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信息则表明，上半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9．1％，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2．5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59．3％，升幅比去年同期提高57．8个百分点，创下199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7月中旬，银监会官员提出警示，由于国内外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企业库存大量增加，效益普遍下滑，资金日趋紧张，因此银行业应当注意防范新出现的风险。人民银行8月4日的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2005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资源、能源约束的矛盾突出等老问题，同时还出现了部分行业利润下降、进口放缓、贸易摩擦升级等新问题。

微观层面上，如果一个企业持续亏损，那么它很可能是受生产效率低下所困：宏观层面上，如果资源不断流向这种企业，显然社会资源的配置缺乏效率。当两种类型的低效率集中反映在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比例和呆坏账上，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结论显得匪夷所思：中国经济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同时又是无效率或效率很低的一个。

尽管2004年底，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存量和不良贷款率的双降指标完成了，但因为商业银行对于当年或短期不良贷款的下降拥有很大的操作余地，所以实际形势并不乐观。而截至2004年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12．6万亿元，约占18．9万亿银行贷款的66．7％。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债务因果链国有企业欠银行(主要是国有银行)，银行欠存款人(主要是居民储户)。大量不良贷款的堆积致使银行机构最终被迫“惜贷”。

毋庸置疑，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现实层面已经陷入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尽管经济呈现较快增长，受益人却并不是那么多；而假如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整个社会又会身受经济停滞之害。这样的囚徒困境，不仅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经济生活，并且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政府的政策主张，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社会走向。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国家统计局也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则盲仅为1．4％。

耐人寻味的是，1998～2002年间，我国GDP平均增长7．3％，而2003年猛增到9．3％，2004年达到9．5％，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反弹得这么快，失业率应该下降才对。但事实上，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节节攀升，而农村还有1．5亿富余劳动力等待消化。

应当说，增长与发展远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如果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牺牲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为代价，那么这种增长将因严重失衡而不具有可持续性。

增长的动力源何在

围绕当前和今后经济增速放缓与否的争论，归根结底，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动力源究竟应当放在哪里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固有模式是：内向经济以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速增长来拉动，外向经济以低价、低附加值、低利润率的产品出口来拉动。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本国资源和环境质量，而且与诸多国家产生贸易摩擦的几率加大，时至今日已经难以为继。

不可否认的是，投资依旧成为本轮经济增长中最主要的引擎，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50％。然而，令人堪忧的是，中国目前的资源状况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从根本上说，自2003年我国经济增速重上9％之后，资源已显得高度紧张。可以肯定地讲，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将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学者指出：中国过去几十年间单纯依靠提高投资率维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这种模式所能产生的经济增长该发挥的基本上全发挥了。如果经济增长模式今后仍未实现转型，中国经济增长步伐放慢便不可避免。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对金融信贷的增长具有高度依赖性。改革之初的1978年，银行贷款余额只有1850亿元，27年后的2005年6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达到19．9万亿元，年均增幅近20％。信贷的快速增长支撑了中国经济的腾飞，而这又有赖于银行金融机构通过吸收包括居民储蓄在内的存款资金，进而形成可贷资金才得以实现。

居民储蓄不断增长、国民储蓄率持续提高，促使投资增长速度和总投资率得以保持较高水平。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转型之前，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得尤为“举足轻重”。1978-2004年间，我国投资率平均为35％左右。这样的投资率不仅高于一般国家的水平，也高于与中国有着类似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储蓄倾向较高的东亚国家。

与投资率相对过高形成反差的是，最终消费率从长期来看存在持续下降趋势。同发达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平均最终消费率在79％左右，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最终消费率在60％左右。而我国1990～2001年间平均消费率不足60％，消费与投资增长极不协调。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率连年提高，消费率逐年下降。2004年我国投资率上升至43．9％，最终消费率则下降为53．6％。

消费率长期偏低，会使投资增长最终失去消费需求的支持，导致生产能力闲置，―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量、供求失衡，引发企业效益下降、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长此以往，高储蓄支持的经济高增长极有可能演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即高储蓄率使消费不振、市场疲软，企业受影响投资减速、生产下降，这就造成失业增加、居民未来收入预期不好，于是人们控制消费而选择高储蓄。

究竟应当从何人手拉动内需?不容回避的现实是，现时期政府在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似乎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致使公共产品严重短缺。近年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在改革中过度市场化、产业化，导致公共支出重心转向个人，民众不得不背负起改革的代价并被迫成为公共产品的“自供者”，进而锁定、冻结了大量居民储蓄。在政府职能不到位、社保体系不完善、财富增长不平衡的情况下，想要刺激全民消费是很困难的。

于是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另一引擎，2004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约为6％；2005年上半年的进出口总值占(3DP的70％，其中出口达到40％以上。然而，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农民工现在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中国平均劳动力成本为0.9美元／小时，不仅远低于德国、美国等高人力成本国家，也低于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墨西哥。

以低价出口产品和牺牲国内劳动者的福利为代价，尽管使世界享受了中国输出的好处，却没有得来好评，反而增加了贸易摩擦。近期中国与欧盟、美国之间出现的一系列贸易争端，已经明白无误地证实了这一点。引资和出口的大量增加，加剧了国内本已十分紧张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增大了环境负担，却未带来相应的福利增进。

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必顷改变过度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积极扩大内需、拓展国内市场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高油价之忧

判断中国经济未来可能出现通货膨张还是通货紧缩，居高不下的国际油价当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 2005年7月初创下了62．8美元／桶的历史纪录。较之几年前，国际油价已经，翻了几番。

油价高位运行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型预测，如果原油价格居高不下，那么亚洲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CDP将损失约2个百分点。海关最新统汁，2004年我国进口原油因为涨价而多支付的外汇达70．68亿美元。而据估计2005年因为油价高企，中国在石油进口上的成本将可能要多支付2004年GDP总量的2％。

德意志银行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到劝10年时中国的石油需求依旧将保持强势增长，每天的需求量将达到930万桶，比 2005年增长37％，比2000年提高 2倍多。虽然中国石油进口在过去11年里增长了一倍，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但却一直处于全球石油产业链的边缘――既没有价格主导权也缺乏市场影响力，只能作为最终消费者被动承受油价上涨的既成事实，并继续承担油价上涨给本国经济带来的损害。

国家发改委官员近期公开表示，“低油价时代在我们可以设想的下一步和近段时期内很难再出现，目前已经进入一个成品油的高价位时代。”种种迹象表明，能源紧缺可能成为今后较长时期内推动我国价格上涨的重要动力。

如果石油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因素开始传递到消费领域，将对通货膨胀产生长期影响并成为推动通胀的主要动力。由此看来，成本推动型通胀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挥之不去。假如经济出现持续下滑，那么，滞胀幽灵将会不期而至。

第5篇：经济增长的代价范文

    (1)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a.在传统经济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投入,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和投资的增加,其特点是以资源耗费为代价。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因是科技知识的创新和信息的积累。

    b.在机械化条件下,人们使用的是手工工具和机械动力工具,它通过节约人的体力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增长。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智力工具如计算机、网络和各种软件,特别是因特网,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工具。这种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工具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第6篇：经济增长的代价范文

关键词：数量型增长；质量型增长；利益格局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4）04―0024―08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表面上是经济问题，但实质是利益关系问题。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不同的受益群体。经济增长路径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因此，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注意涉及到的各利益群体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从而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

一、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中的利益关系博弈

（一）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的利益博弈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会引起两者财政收支变化。总体看，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持平，但地方财政支出远高于中央财政支出。2000～2012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呈现小幅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52.2%降低到2012年的47.9%，而其支出比重降幅明显，由2000年的34.7%降至2012年的14.9%；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稳中有增，财政支出比重增幅明显，分别由2000年的47.9%、65.2%增至2012年的52.1%和85.1%。从固定资产投资看，中央财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直远低于地方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降至6.34%；而地方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则由2000年的60.9%增至2012年的91%，这种利益博弈格局表明地方投资冲动强劲，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见图1）。

2.城乡利益主体之问的利益关系博弈。城乡主体的利益关系博弈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支出结构产生影响。从居民收入水平看，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虽然呈现逐年稳步提升的态势，但城乡收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入差距逐步扩大，这表明初次分配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未能兼顾公平。2000～2012年，一方面，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280元增至2012年的24565元，增幅较大；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2253元增至7917元，增幅较城镇缓慢。从恩格尔系数变动看，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均有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都呈现下降趋势并逐渐趋同，这表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转变，但城乡二元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见图2）。从城乡消费看，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居民消费比重远高于政府消费比重，但居民消费比重有小幅波动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4.5%降至2012年的72.7%，政府消费比重则由25.4%增至27.2%。在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比重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66.9%增至2012年的77.9%，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比重则由33%降至22.7%（见图3）。城乡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博弈导致城乡结构失衡，使得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收入低，消费增长缓慢，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挥不出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短期难以改变，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二）我国经济增长中利益关系博弈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1.制约资源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由于上述利益关系博弈，我国主要通过粗放式高投入、高能耗的生产方式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在传统生产要素方面，由于我国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来驱动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维持在低水平状态且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逐年增长。我国劳动生产率由2000年的149.2亿元/万人减少至2012年的139.3亿元/万人，而单位产值能耗则由135.3吨标准煤/亿元大幅增值到338.5吨标准煤/亿元（见图4）。这说明，我国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是通过增加要素投入量来驱动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研发方面，研发经费支出与技术市场成交额逐年提高，研发经费支出增幅相对稳定，近十年基本保持在24%左右。而技术市场成交额波动上涨，2012年增速达34%。但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受国际贸易环境影响较大，波动幅度较大，未能保持持续上涨。这表明，由于利益关系博弈的制约，我国尚未形成良好的创新驱动环境与条件、高效科学的创新驱动过程、合理完善的创新驱动机制，因此需要通过利益关系博弈的改变来改善资源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

2.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趋同。由于利益博弈的存在，人们习惯于投资驱动，使得产业结构呈现趋同态势。虽然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以及对GDP增长的拉动力均处于低水平阶段，但对GDP的贡献率呈现小幅攀升态势。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和对GDP增长的拉动力均有较大波动，且近年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与第二产业呈现相反态势，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则与第二产业变化趋势趋同（见图5）。从就业比重看，三大产业的就业比值具有趋同趋势。第一产业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逐年稳步上升，且增幅基本相同（见图6）。从各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各产业产值比重/各产业就业比重）看，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保持在低水平状态，无大幅变动，基本保持为0.3。第二产业具有较高水平，但自2003年呈逐年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2.0降至2012年的1.5。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小幅降价趋势，由1.4降至1.2。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趋同态势（见图7）。

二、利益机制的构建是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必然会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和分配方式，这些变化也必然会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利益关系的变化和调整是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

（一）社会矛盾变化引起的利益格局调整

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型使得我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公共服务供求矛盾成为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经济社会发展中主要矛盾的变化使经济增长的社会动力基础发生变化，这一矛盾的变化制约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原因在于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会影响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为维护自身利益，会阻碍经济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形成经济增长利益格局锁定效应。由于利益主体的地位和能力影响其获得的利益，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中的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到微观利益主体博弈能力的重新塑造，这就直接决定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社会微观基础。当前，阻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博弈关系主要有四大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地区利益主体博弈、城乡利益主体博弈和劳资利益主体博弈，这些利益主体博弈导致地方投资驱动、产业结构趋同、农村消费不振和要素投入驱动。…可见，这种利益主体博弈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路径转变。

（二）资源配置方式变化引起的利益格局调整

在数量型经济增长背景下，资源配置权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晋升激励效应的存在，政府部门习惯和热衷于通过投资实现经济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提高。从资源配置投入角度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中资本、劳动力、资源、能源被过度消耗；从经济运行角度看，数量型经济增长忽视经济运行中结构变化、福利分配、资源环境代价、增长波动性，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忽视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从资源配置的产出角度看，重视经济规模的数量型扩张，表现为通过追求规模扩张来拉动增长。这种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造成以GDP为核心指标的经济数量的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扩张。又由于决定国家经济发展差异和赶超过程的关键是技术水平差距，其影响远大于有效劳动资本存量的差距。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需要对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进行调整，在资源配置投入方面，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依靠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增长中技术等先进要素的贡献，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全要素贡献率；在经济运行方面，不断进行经济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发展。同时，维护经济的稳定性，熨平经济短期波动。在资源配置的产出方面，重视经济增长中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资源配置方式调整的本质是调整利益博弈关系，通过利益博弈关系的调整形成有效的激励结构。

（三）福利分配关系变化导致的利益关系调整

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分配关系的变化，这一变化也会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资本与劳动这些要素投入的基本利益关系的格局。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在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下，财富主要向资本集中，造成资本和劳动收益失衡，形成资本收益过高，劳动收益过低的局面，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失衡使得利益关系失衡。另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社会、居民和政府的利益关系。数量型增长背景下社会居民的收入相对下降，政府收入相对上升。同时，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垄断和特殊集团的利益。在数量型增长中垄断行业依靠行政垄断掌握资源，行业平均收入水平过高，仅政府补贴方面，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获得更高补贴，企业产权性质对政府补贴存在边际影响。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为提高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必然要对这些基本利益关系格局进行调整，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这是制约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因素。

三、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利益关系的调整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增长目标。经济增长初级阶段的目标是数量扩张，而高级阶段的增长目标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经济增长质量是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创新程度、经济结构合理性，福利分配公平性、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增长的代价。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需要进行多重利益关系的调整。

（一）经济增长终极目标的调整

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发展，为提高人的生存发展水平，而人的生存发展主要包括：一是提供数量丰富的物质产品；二是提高人们生活的舒适安全程度、有益的环境和良好的发展条件。数量型经济增长的依据是“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观，这种经济增长观把物质的数量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认为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关键是物质的数量增长，只要物质数量增长各种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质量型增长的依据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观，在经济增长中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解决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福利提高、人的权利维护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也在“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实施了数量型增长模式，通过高消耗、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和投入规模扩展的路径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模式损害了人类发展的自然环境基础，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能力，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以人为本”的质量型经济增长通过制度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更加强调协同创新的作用，重视经济增长中人的发展目标。因此，在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中，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应转向“以人为本”。

（二）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调整

从经济学原理看，“效率”与“公平”是任何经济增长中都要处理好的一对矛盾，在经济增长中不仅要通过资源配置解决效率问题，而且要通过分配解决公平问题，经济中收入分配不平等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而且也会抑制经济的长期增长。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不仅是为解决道德意义上的公平，更重要的是为提高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能力。过去我们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忽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福利分配问题。从反映收入分配整体变动情况的基尼系数看，我国基尼系数1981～1984年较低，1985～1992年进一步提高，1993～2004年开始超过警戒水平。从反映收入分配主要变动情况的城乡泰尔指数看，1978～1984年由0.091缓慢下降到0.04，此后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到2007年已达到0.163。质量型经济增长重视增长成果的共享，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增长中重视由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实现由少数人分享增长成果转向由大多数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由于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主要受制于初次分配的市场竞争条件，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实现初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同步。所以，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意味着福利分配关系的调整，力争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收益，增强经济增长的分享性。

（三）经济增长利益分享机制的调整

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就是要给每个社会成员足够的发展空间，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发展机会的平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将使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机制发生变化，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一是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会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能提高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对物质要素投入的依赖，降低资源环境的压力。二是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会促进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减少居民的谨慎动机和预防性动机，增加投资动机、扩大消费需求，从而引导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三是经济增长分享机制的变化是质量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忽视利益分享机制的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

四、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利益机制构建的路径

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会引起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只有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才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的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必须构建新的利益机制。

（一）经济增长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

经济增长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是以国富为导向，“国富优先”的优点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扩大经济总量。但“国富优先”使财富集中于国家，强化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扭曲市场，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延缓经济结构调整，加剧产能过剩矛盾。实现增长目标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首先，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要定位于人的全面发展；其次，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导向要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经济增长不是简单地追求一部分人的富裕，而是要把提高大多数人的幸福感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增长成果惠及大多数社会成员。再次，经济增长的原则要实现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改变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的做法，在经济增长中既要追求数量增长，同时要从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福利分配共享化等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二）经济增长动力要实现多元化

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要实现从单一的投资动力转向多元动力。第一，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提高公共消费比重。数量型增长是以投资为主导和规模扩张为主体，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以扩大规模为主，需求结构单一，不仅造成环境压力，而且经济增长的波动较大。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型要求向消费主导转变，改变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状况，使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改变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局面，进一步提高消费率，发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二，从工业主导走向城市化和城镇化主导。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主题，而经济结构的转变表现为两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过去数量型经济增长中，实现的是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经济增长，造成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不协调。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必须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人口城镇化是实现中国转型发展的关键。但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土地资源浪费、就业形势严峻等问题。因此，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努力实现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第三，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过去在数量型增长背景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改变，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在向质量型增长转变过程中，要努力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负面效应，实现中国经济从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路径一是城市发展要素化到城镇，二是城市产业化到城镇。

（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一，从全能型政府职能向有限型政府职能转型。做好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从无所不为的政府转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通过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创造良好环境。把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平等的发展环境与竞争机会；为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社会服务，建立安全的社会服务体系。第二，实现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在数量型增长背景下，经济数量增长是各级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在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过程中，政府要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以服务全体人民、服务整个社会为基本职能，协调处理好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保障和供给水平，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服务机制。第三，从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转型。传统管理型政府过多干预市场，造成市场机制扭曲和经济效率损失。治理型政府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依靠法律治理经济和社会，把法治作为治理经济和社会的基础保障，同时把政府的诚信作为治理经济和社会的伦理基础。以法律约束政府的权力，以法治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第四，重视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权分配，有利于改善地方投资驱动，减少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低效重复投资项目。

第7篇：经济增长的代价范文

姚景源说，把目标设定在7％左右，对宏观经济调控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据国家统 计局测算，今后中国经济只要保持每年增长7.18％的速度，就可以在2020年顺利实现国内生 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把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左 右，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今后中国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是把重点放在全面、协 调和可持续发展上，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监测机构，国家统计局从今年开始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指标做了重要完善和改进，在公布GDP数据的同时，把环境、资源、生态等的变化情况单列 出来，以反映人们为实现经济增长在这些方面付出的代价。

姚景源说，中央政府把目标定在7％，是向各级地方政府发出了明确信号，要大家把精 力集中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他说，从中央政府开始，把预期目标定得低一些 ，将会大大减轻地方政府完成经济增长指标的压力，有效避免各地层层加码、一味追求和攀 比速度的现象，使大家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姚景源说，只 要GDP单位产出的效益提高了，即使今年经济增长速度比去年略有下降，经济增长所取得的 整体效益仍将高于去年。

第8篇：经济增长的代价范文

信心是战胜危机的力量源泉。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和力量源自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的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的支撑。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财政收入6，13万亿元；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厚实的家底，为战胜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表现出充分的行动自觉，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正确的决策和行动，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树立信心，应对危机，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当前，这一指导思想就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必须高扬科学发展观的旗帜，将科学发展观作为解决改革发展中矛盾和问题的精神动力，化为迎接挑战、战胜危机的实际行动，变为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扩内需、保增长”。这是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应变之基。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紧迫的任务是全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防止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口(主要是净出口)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使得我国经济逐渐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我国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2173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能长远发展的，这已为1987年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和1997年东南亚经济泡沫的破灭所证明。因此，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尽快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在外部需求放缓的情况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把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放在消费有效增长的基础上，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促进经济增长。

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是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的增长速度。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扩大城乡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为达到这一目标，我国采取了加大政府直接投资和实行结构性减税两方面政策措施。

加大政府直接投资是扩大内需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2008年11月，国务院决定实施以扩大投资为核心的十项措施，到2010年大约投资4万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扩大到9500亿元。当下，全国上下对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形成共识，但对巨额财政赤字蕴含的风险则较担忧。其实，国际上评价财政赤字风险主要有两个指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超过3％；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不超过60％。我国2009年财政赤字预计占GDP的比重为2.8％，全部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20％左右，赤字率和政府负债率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我们有能力把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以刺激经济较快增长。

加大政府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实行结构性减税则对企业和经济发展产生长远影响。今年，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多次调整了纺织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对居民房地产交易、汽车购置等也有不少减税措施：国家停征并取消了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据财政部门预计，各项税费减免政策加在一起，今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逾5000亿元。同时，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老百姓有更多收入用于消费，让老百姓无后顾之忧敢于消费，从而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扩内需、保增长”，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保增长”决不能只热衷于争项目、铺摊子，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决不能为了保增长而把本已淘汰的落后产能重扶上马，要真正把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加效益、降低消耗的基础之上，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如果背离科学发展观，以传统的增长方式来应对金融危机，无疑是饮鸩止渴，贻害无穷。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调结构、促转型”。这是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长久之计。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产业发展过度依赖制造业的推动，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等等。经济粗放型增长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解决，与科学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因此，我们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在结构调整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把“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上水平”结合起来，优化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一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如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使服务业成为今后经济较快发展的新增长点。二是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进工业由过多依赖要素投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化发展，尤其要注重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实现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的提档升级。三是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带动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提高利用科技手段抵抗风险的能力，提升生产力水平。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加强自主创新，这是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之策。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有创新才有未来。历史上的多次经济危机最终都是南科技创新将其拖出泥潭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自主创新是提高科技水平的关键。一次科技革命引领一次产业革命，一次产业革命就是一次绝好的发展机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真正赢得发展、造福人类，必须注重自主创新。

江苏要大力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和科技创新工程。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鼓励企业选择创新重点，集聚创新资源，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加快实施“百千万科技创新人才”工程，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支持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促进科研开发及成果产业化。把自主创新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遏制和改变地方政府“不择手段”和“不惜代价”的“血拼”式竞争，变投资拉动为创新驱动，变资源依赖为科技依托，变江苏制造为江苏创造，依靠自主创新，带动生产力质的飞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轨道。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抓改革、惠民生”，这是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之道。

民生问题涉及老百姓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关

系到社会的安定和谐，是世界各国治国理政共同面临和致力解决的根本问题。我们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并努力解决民生问题。我省近年来一直坚持富民优先战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把改善和保障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就业是民生之本。2007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城镇登记失业率降至3.1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就业的问题依然突出，金融危机的蔓延更使得就业形势异常严峻，据统计，我国经济增长率每减少1个百分点。将会影响就业人口400万左右，中国经济发展如从改革开放30年的平均增长9.8％下滑到8％，将影响约1000万人口的就业。所以，关注民生必须解决因企业破产、停产造成的就业收缩问题，力保就业。要更加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民营中小企业和服务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就业岗位，统筹做好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切实加强对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指导和服务，实现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良性互动。

同时，积极解决教育、卫生、文化和住房问题，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和食品药品监管、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着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发展、安全等多层次的需求，需要我们扎实推进改革，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度，消除体制机制障碍，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科学发展观是造福于人民的发展观，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为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带来了机遇。经济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装备、资源、人才等市值大幅缩水，为我国凭借强大的外汇储备在全球整合优质资源提供了条件，有利于我们收购国外优质资产和知名品牌，吸引海外人才为我所用，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我们要抓住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这一契机，切实找准并认真解决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统一思想认识，克服三种错误倾向：

一是要克服只强调发展“快”而不顾“好”，企业只能活、不能死，只强调防滑坡而不顾代价和效益的倾向。快是指发展速度。好是指发展质量，“快”和“好”两者不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处理得好可以相互促进。科学发展就是通过求“快”来保增长，同时又要避免和解决重“快”轻“好”的问题。既要保持国民经济较快发展，又要关停并转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的企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千方百计地降低发展的成本和代价，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二是要克服只保增长、不顾民生的倾向。保经济增长不等于保GDP增长，更不是保过去粗放型增长，要转变片面追求GDP的增长模式，克服重增长轻民生的倾向。增长和发展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是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发展是更高层次上的增长，包括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改善、经济文化的相互协调、人和自然的和谐、人的全面进步等等。科学发展观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转变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来，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三是要克服只算经济账、不算资源账和环境账，只顾当前、不顾长远的倾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些人往往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是一对矛盾，为了追求经济增长。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追求产值，以牺牲未来利益为代价来追求当前增长，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发展已经导致严重的后果。

第9篇：经济增长的代价范文

【关键词】生态产业 绿洲 经济增长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与“生态内因论”

经济增长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中心议题之一，其研究历程大体上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兴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三阶段。在古典经济经济增长理论阶段，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因素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阶段则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这一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阶段中，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认为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新发展理论则把人力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创新学派则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依然认为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则阐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观，关注的是资源和技术。当代的增长理论关注了社会、制度、文化等因素，趋向于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发展观。但它们却忽视了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仅仅是一种人类向自然索取的单向关系，都把生态环境看作是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外生变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生态缺失的经济增长，是以巨大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与现代经济增长一并而来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枯竭与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在诸多经济增长理论指导下的各个经济体的增长实践都或早或晚地、不同程度地遭遇了经济增长的困境，人类的发展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环境变迁、生态发展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的模式、运行方向及其发展趋势。健全的生态条件和优良的环境质量是直接作为经济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它不仅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因此，本文作出经济增长的“生态内因论”这一基本判断，即：生态环境决定自然力并影响人类的生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主导性地位。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若生态这一基础因子缺位，经济系统则是一种畸形发展，生态、经济和社会将进入恶性循环，进而崩溃；反之，生态因子将为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继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因子，使生态、经济和社会协调高效发展。在这一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实体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生态产业将居主导地位，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生态产业的基本概念

生态产业的概念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中生态经济的浮现而提出的。生态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体现为生态产业的发展。生态产业是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的产业类型，发展过程中散发的各种效益,也主要体现着生态经济的能量和效益，达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

1、生态产业的定义。生态产业是按生态经济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具有高效的经济过程及和谐的生态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产业，它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产体系或环节之间的系统耦合，使物质、能量能多级利用、高效产出，资源、环境能系统开发、持续利用。

2、生态产业的结构。生态产业包括：主体部门――生态农业，基础部门――生态工业，支撑部门――生态信息业，应用部门――生态服务业。

3、生态产业的功能。生态产业是维护“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使“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三者之间的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达到动态平衡，从而提高整个生态圈的生产能力、消费能力与还原能力，而解决生态平衡的关键则是微生物的还原能力。因此，在生态产业建设中，微生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4、生态产业的效益。生态产业与传统经济产业相比较，它的不同之处在于：生态产业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通过不同工艺流程间的横向耦合及资源共享，为废弃物找到下游的“分解者”，建立产业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和“食物网”，实现物质的再生循环和分层利用，去除一些内源和外源的污染物，使得整个经济系统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变污染负效益为资源正效益，改善了的生态系统能够溢出更多的产品，从而提高经济效益。而经济效益的提高可以更好地改善生态系统，这样，经济和生态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生态产业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为目标，以生物圈中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的规律为依据，以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为发展模式，以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应用为手段的生产事业。发展生态产业是从根本上解决环境资源与人口问题的最佳选择，生态产业将是21 世纪的主导产业。

三、绿洲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及面临的困境

从景观角度看，绿洲是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区，以荒漠为基质的各级植被斑块及镶嵌系统。故绿洲寓于荒漠景观中，无沙漠无所谓绿洲。脆弱的荒漠生态本底,使绿洲生态系统具有脆弱性、不稳定性、不可逆性的特点。绿洲经济是建立在绿洲这一载体之上的。绿洲赖以存在的生态条件，使绿洲经济活动规律明显不同于东部，先天的生态脆弱使绿洲经济发展面临更多生态限制，生态风险大，使绿洲经济必须比任何一个经济系统更加重视“生态”这一因子的基础性地位。离开了这个基础，绿洲的经济活动就无法存在和发展，绿洲的经济发展不允许生态的缺失。所以，绿洲经济就是在绿洲生态系统提供的可供开发、利用的物质条件下，人类对绿洲生态系统所进行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等一系列生产、生活活动，其本质是生态经济。绿洲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生态因子起主导作用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经济增长。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心，属于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荒漠化以及水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人类活动基本上集中在几千块孤岛式带状的绿洲上，是典型的绿洲经济。由于生态要素的缺失，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指导下的产业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给绿洲带来了更大的危机和挑战，新疆绿洲的发展面临严峻的困境。

1、绿洲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无序扩张和环境失调，使绿洲生态系统超过了承受的极限，致使绿洲生态系统呈现“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人工绿洲的扩张，人口大量集聚，生产、生活用水成倍增加，地表截流、地下提水等人为过程使下游荒漠自然给水量日益减少，地下水位下降，天然泉水溢出地带及湿地消失，造成水资源环境恶化；土地利用不合理,重用轻养,有机肥施用不足,养地作物苜蓿、绿肥及豆科作物面积小,不能合理轮作倒茬,土壤肥力下降；重灌轻排,灌排失调，造成土壤次生盐渍化，造成土地沙漠化严重；农田生态系统不合理或无节制的用水，将地表水（包括洪水）全部截留，荒漠植被大量消失，造成生物多样性锐减。

2、化学污染、工业“三废”无治理排放，使绿洲生态系统“熵值”不断沉积，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绿洲内化学污染、土壤沙化、次生盐渍化不但影响绿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制约着当前生产的投入产出效益。例如：挖渠排碱同时也排走了大量的土壤肥力，长期大量使用化肥致使新疆中低产田占60%。绿洲城镇工业、生活废水无治理排放到下游水库，农业大量使用化石能源，化学污染使绿洲生态环境越来越不适宜绿色、安全生产，甚至威胁人类生存。

3、因地理与交通阻隔绿洲农业经济系统外部经济环境的物流、价值流、信息流交换不便。新疆许多偏远地区的资源优势及名、特、优产品难以转化为商品优势；绿洲生态系统自组织功能差，只有依靠外部输入能量（水源等），生态系统才有高产出；同时绿洲经济系统能量输出不平衡，大部分工业性生活资料及全部生产资料依靠外部供给，绿洲大量农产品外销，在经济大循环中，绿洲输出的是物质产品和财富，而积累的是污染和贫穷。环境恶劣、生活贫困、掠夺环境、生态恶化、贫困加剧的“生态贪困”现象普遍存在。

4、产业结构单一，生物能量转化、增值率低。新疆棉花播种面积占全区总播种面积的近50%，宜棉区超过80%。单一的种植结构，致使作物病虫害增加，土壤肥力破坏，农业物化投入增加，产品成本居高不下，是典型的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益生产模式。同时，新疆农产品的综合加工率不足50%，且加工层次很低。

四、生态产业是绿洲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严峻的危机和挑战提醒人们，绿洲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把“生态内因论”作为绿洲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引导绿洲经济走生态和经济双赢的发展道路。

1、发展生态产业有利于绿洲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态产业是以不损害生态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基本准则的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生态产业可以使绿洲生态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有利于提高生态环境巨大的经济价值，提高环境投资的回报率，遏制退化的生态环境，从而形成良性的生态和经济关系链。

2、发展生态产业，有利于绿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多年来，绿洲经济的增长，是以资源开发的迅速扩大和能源消耗的迅猛增长为代价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延续旧的发展模式，带来的将是生态、经济的全面崩溃。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时，经济要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必须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用新的模式发展经济。

3、发展生态产业，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优势。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绿色消费将成为人们消费的主流，这种消费观念是生态产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生态产业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将保持较高的增速。绿洲有特殊的生态资源，特别是其丰富的光热资源，具有发展特色生态产品的优势，这有利于绿洲经济突出地域特色、打绿色牌、走特色路，突破国际贸易壁垒，规避环境风险，形成新的经济支柱。

【参考文献】

[1] 仇恒喜：发展经济学[M].科学出版社，2004.

[2] 毕秀水：经济增长理论生态要素的缺失及其重构[J].学习与探索，2004（6）.

[3] 王如松：转型城市生态学前沿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