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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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

关键词：约束理论 瓶颈 资源配置 战略规划

在新一轮城市公立医院改革“重心下移，资源下沉”的政策背景下，大型公立医院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在需求都必须进行战略规划转型和内部管理改革。约束理论作为从生产领域引入管理会计领域的重要理论，在医院发展的各个阶段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当下大型公立医院由“向外扩展型战略”转向“向内精细化管理战略”转型期，基于约束理论基本步骤的资源配置分析，是医院进行战略规划和内部管理的重要依据。

一、 约束理论概述

约束理论（Theory of Constraint，TOC），是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物理学家Goldratt博士在最有生产技术（OPT）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套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实践中企业的生产系统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资源链，在所有投入到生产系统中的资源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控制着整个生产系统的有效产出，具有这样特点的资源就是瓶颈资源。TOC是一套改进解决约束的流程，基本步骤包括：第一，找出企业的主要瓶颈或约束资源。第二，寻找突破瓶颈的办法。要求企业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制约的资源，提高制约资源的利用率，从而使企业的产出最大化。第三，使得所有其他活动资源配合企业在主要约束因素下的活动。第四，提升约束条件的能力。第五，重复上述步骤。

二、 约束理论在医院A战略规划的应用

（一）公立医院A的基本情况

医院A创建于1946年，是该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医院，是国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医院之一。医院建筑面积近23万平方米，现有住院床位数2 729张，年出院病人11.06万人次，年手术量达到11.1万台，年门诊量约439万人次。改革开放以来，在公立医院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大型公立医院A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总体改造阶段。1992年至2002年是医院A的总体改造阶段，住院大楼和门诊大楼的建设和落成，大型医技检查设备的落户和启用，为医院A下阶段的高速发展和扩张提供必要的基础和保障。

第二阶段：高速发展和扩张阶段。2003年至2012年医疗需求快速增长，在整个公立医院呈现出偏好规模扩张的行业趋势下，医院A经历了高速发展和扩张的十年。十年间平均开放床位增加了48%，出院人次增长了131%，门诊人次增长了67%。

第三阶段，成熟阶段。经过十年的总体改造和十年的高速发展阶段，医院A规模已接近最大化；受国家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进的影响，医疗服务工作量增长速度放缓，见图1。因此，2013年至今医院A逐步开始探索“由内向外”的发展战略，探索“优化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的精细化发展途径。

（二）约束理论在医院A不同发展阶段的应用

医院A近十几年的发展规划和历程，也是约束理论在医院规划和布局中应用实践的历程，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约束资源，医院A遵循着约束理论的基本理念进行医院整体资源的规划和配置。

第一阶段，床位资源瓶颈期。

2000年以来，整个医疗行业呈“井喷式”增长。面对社会医疗需求的增长，处于高速发展起步阶段的医院A，面临外部医疗行业的变化，床位资源成为医院业务发展主要约束条件；床位资源的不足一方面影响必要医疗服务的提供，另一方面导致病源的流失和行业地位的下降。新住院大楼的全面投入使用，保健大楼的落成和全面启用成了突破床位约束资源的主要途径，2001年至2004年间，平均开放床位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平均开放床位由1 351张增加至1 871张，增幅达到38%；住院人次也实现了相应增长。

第二阶段，人力资源瓶颈期。

2001年至2004年以来医院A的床位资源扩张实现了医疗服务量的高速增长，在人力资源的配备未能与逐年扩张的床位和逐年增长的工作量相匹配时（2001年至2004年人员数量年增幅仅为3%），一方面人均工作负荷过高影响职工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可能存在医疗纠纷隐患，引发医疗安全问题。2006年起，医院A 开始积极推行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引进人才，2005年至2009年，人员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员工人数由2005年的2 854人，增加至2009年的3 758人，增幅32%。

第三A段，手术医技类平台科室瓶颈期。

随着床位资源、人力资源瓶颈的逐步打破，手术医技等平台类科室的对医疗业务的约束逐渐凸显出来：随着近年来医学检查化验等诊断手段的高速发展以及疑难病的逐年增多，伴随医院A门诊量、出院人次的逐步提高，平台类科室运转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部分间医技检查科室（如放射CT室、放射MR室、超声科等）的排队等候时间最长达到一周至一个月，一方面影响了医疗诊断、治疗的及时性，导致部分病源的流失；另一方面也严重影响了床位周转效率。以心脏超声科为例，2009年至2014年心脏超声科检查人次以平均每年9%的速度增长，平均预约等候天数从2009年的3.6天增加到2014年的10.65天，增幅高达196%。

三、 基于约束理论的医院A资源配置分析

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医院A（2003年至2012年）基本沿袭着粗放式资源配置模式，即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规模的扩大、服务量的增长和医疗收入的迅速增长。前两个阶段的瓶颈期均通过直接增加资源投入的方式解决，最终使得整体资源利用效率不足，资源分布结构不合理，闲置与浪费并存，运行一段时间即产生新的约束资源。现针对医院A第三阶段面临的手术医技类平台科室瓶颈期进行医院A的资源配置总体情况分析。科室现将不同床位规模下，部分手术医技类平台类科室的资源配置和工作量情况列示如表1。

按约束理论的管理步骤，为解决现阶段医院A的瓶颈问题，建议遵循约束理论的基本步骤，解决瓶颈问题：

（一）瓶颈的识别分析阶段

医院A应该根据现阶段工作量和运营现状寻找医疗流程的瓶颈环节。如前文所述，2010年以来，部分医技检查科室（如PET中心、放射MR室、超声科等）的排队等候时间最长达到一周甚至一个月；影响了医院的运营效率，也造成了病源的流失和临床诊治的延误。从表1中2004年以来的工作量增长数据来看，在病人排队等候时间逐年延长的情况下，以上医技检查类科室的工作量增长率（10%以上）均超过了门诊、住院人次的增长率（4%、7%）；说明此类科室的瓶颈现象并非科室工作量下降导致，而是客观上在医院整体医疗流程上出现了瓶颈环节――医技检查环节（部分医技科室）。

（二）寻找瓶颈环节的瓶颈因素或约束资源

找到医疗流程的瓶颈环节后，需要进一步识别瓶颈环节的约束资源。从资源的角度来看，约束资源包括人员、设备和房屋，因房屋资源相对紧缺且医院整体改造后相对稳定，调整空间有限，因此本文暂不对房屋资源进行分析和讨论。根据表1所示，近11年来，医技科室资源配置的增长情况来看，人员配置的增长远低于医技科室工作量的增长，可推断人力资源为瓶颈环节的约束资源。

（三）基于瓶颈因素调整短期医疗计划

短期内，在资源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为缓解医技类科室排队等候时间过长的情况，需要其他医疗环节配合瓶颈环节相应调整医疗行为习惯，包括：对各类科室开单的医技检查项目的阳性率进行分析，敦促门诊、住院科室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开单，严厉杜绝滥开检查、化验处方；另一方面，加强辅助类科室如输送中心对检查病人的输送和衔接，避免出现部分时间“机等病人”，部分时段病人集中前往检查科室的情况。从医技科室的角度来看，短期内可以增加运营时间，如夜间、周末加班，集中处理积压的等候病人，但因人力资源限制，很难长期保持人员的超负荷劳动，因此仅能作为短期的解决手段。

（四）基于瓶颈因素调整长期战略资源规划布局

长期来看，在医院进行下阶段战略资源规划时，重点关注对瓶颈环节的约束资源的投入；根据第二步的初步分析，可考虑人力资源的配备上，加强对瓶颈科室的倾斜。同时探索建立资源配置规划分析表，在医院整体战略规划、资源布局的基础上，根据历史工作量和资源配置情况，以及医院未来战略规划方向，建立医院资源配置规划模型，如表2所示，作为医院未来资源配置的战略规划依据。

四、 结论和建议

（一）约束理论是公立医院进行长期战略规划和短期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

在政府卫生资源下沉、大型医疗机构规模受限的医疗改革方向下，在社会公众就医的期望值逐年提高的社会因素影响下，一方面，无论从大型公立医院拥有的医疗资源，还是病源资源来看，大型公立医院垄断地位在未来将逐渐受到削弱；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大型公立医院的公众满意度、医疗服务质量和便捷情况、内部资源使用和管理效率等方面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基于以上外部环境因素，大型公立医院的发展战略应逐渐由“向外扩张战略”逐渐转向“向内精细化管理战略”，即在规模受限、补偿机制尚不完善、医疗政策限制等资源约束的条件下，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改进内部流程，提高运行效率。因此约束理论是现阶段公立医院进行长期规划和短期决策的重要依据。

（二）约束理论在医疗机构的应用应基于定性分析和定量论证，寻找和识别瓶颈资源，再通过对瓶颈资源供给的增加和对瓶颈资源需求的减少等长短期决策解决瓶颈问题

在医院发展的初期，基于约束理论的定性分析判断即可发现瓶颈、提出解决瓶颈的方案；但随着医改的深入，医院的发展，若约束理论的应用仅停留在定性分析，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粗放式资源配置，缺乏系统全面的资源配置分析和论证体系，则必然难以单纯依靠增加资源投入解决阶段性瓶颈问题，将势必导致医院内部整体资源利用不足，资源分布不合理，闲置与短缺并存，短期内仍会出现新的瓶颈资源的问题。因此，在医院现阶段发展情况下，需要在t院各项资源投入和产出量化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应用约束理论的基本管理步骤，进行医院的战略资源配置规划，并从瓶颈资源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提出解决方案。

（三）建立全面的管理会计分析和决策系统，为医院战略规划和管理决策提供参考方案和建议

避免以往的“拍脑袋”管理决策和粗放式战略规划，围绕医院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规划，结合外部环境信息、内部管理信息，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搭建全面的医院管理会计分析和决策系统，综合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成本分析，业务流程分析，基于分析结论提出管理建议和决策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白明.基于约束的生产系统再造及评价方法[J].工业工程，2005，8（5）.

[2]朱海丽.浅议管理会计在医院中的应用策略[J].商业会计，2012，（22）.

[3]郑阳晖.大型公立医院扩张型战略模式原因分析[J].中国卫生济，2012，（12）.

[4]黄哲.浅谈新医院会计制度下医院成本管理[J].商业会计，2013，（18）.

第2篇：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

7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比增长11.4%，明显高于GDP增长率；再如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6.6%，继续提升，比去年同期提升了1.3个百分点；还有，中国上半年的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首度超过了投资，分别占54.4%和48.5%。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有升。”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就201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时说。

“经济调整在很多时候是在看不见的领域进行。比如制造业有一些下滑，但同时部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进行，质量在提高；又如，互联网经济对传统经济的破坏性创造正在进行当中，这其中既体现为互联网经济和服务业的增长，也有传统产业的下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三室主任刘培林告诉《财经》记者。

6月下旬，刘培林曾赴江浙两省调研“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专题。在他的印象中，很多产业的此消彼长，需要更严谨的数据和现象结合的分析。

而对于从2010年就开始的经济增速下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曾在2011年就“中国如何跨越高收入之墙”进行专项课题调研。随后形成的报告中，刘世锦对于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判断，几乎与事实上的GDP增速大多吻合。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结论中，对于此轮经济增速放缓，有不同于多数经济学家的技术解释。 中速增长的技术追赶解释

刘世锦之所以在2011年对于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增长收入陷阱进行专项调研，源于这样一种担心：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是否会落入拉美等地区一些国家曾经遇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现代高收入社会？

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前，中国落入与拉美国家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中国面临的真实挑战，是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后，能否有效化解这一阶段积累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并将低成本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进而顺利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

课题组对这一结论的解释，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速下滑，是在工业化中期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至于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而成功翻越“高墙”之后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调研发现，即便成功追赶型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上，经济增速也开始下台阶。并且在经济增速下台阶过程中，会伴随着明显的经济结构变化：下台阶之前，工业产出占GDP比重高、投资占总需求比重高、城市化推进速度快；增速下台阶后，工业产出占GDP比重和投资占总需求降低，城市化推进速度也放缓。

对这一描述，几乎符合中国前30年的高速增长和2010年之后的增速下滑，以及相伴而生的各类现象。

最近由刘培林参与的国研中心“增长阶段转换：成因、挑战和对策”课题组，则在前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理论。

调研发现，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表象上是一个经济追赶过程，其实质则是一个技术和生产率的追赶过程。同时，一个推断是，决定后发经济体追赶潜力进而增长潜力的最重要变量，是其与世界前沿国家的技术距离，而非与前沿国家的（绝对或相对）收入差距。

调研还发现，“经济追赶”的背后是“技术追赶”，因此后发经济体在高速增长的平台期技术水平也应有持续的高速增长。追赶周期的高速增长为期20年-30年，即使资本快速积累，资本的产出效率也不会有明显的下降。

一个数据支撑是，在1978年-2009年，中国TFP（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3.16%，对人均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77.89%，TFP是最重要的增长源。与日本、香港、韩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其高速增长追赶时期的TFP增长及贡献率相比，中国增长的“技术含量”实际都要更高，这并不支持所谓中国以往增长是“粗放式增长”的说法。

高速增长有周期。到了技术追赶中期，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特征。由高速向中低速的“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技术进步模式”的转换，而后者只有在后发经济体的技术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才会发生，因此，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增长阶段转换应该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

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2010年之后出现了增长的逐步下滑。在课题组看来，这一中速增长是完全符合东亚五国曾经出现的类似增长规律的：高速增长结束后期，仍然能够保持10年-20年的中速或中低速增长。

中国2009年TFP水平接近美国的40%。而那些有过持续高速增长的追赶经济体在增长减速时的同一指标都远高于此，中国技术追赶的空间仍然可观。

从上述解释框架看，中国现阶段的中速增长虽然有风险，但其增长潜力仍然巨大。其核心，是保持继续改革，并将创新驱动的制度设计引入国家政策，从而实现中国的技术追赶和经济增长继续保持中速水平。“最重要的是实现鼓励创新、鼓励创业、鼓励创造的制度。”刘培林表示。 寻找技术爆发力

如果从技术追赶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经济现有增长速度和特征的逻辑，就不难发现，技术升级，创造性破坏，以及以互联网经济为主体并带动的相关产业的发展，包括服务业的发展，就会自然成为下一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一定要保护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创新。”美国通用无线通信有限公司总裁王维嘉告诉《财经》记者。在他看来，以余额宝、微信支付、网络小额信贷等产品为主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将会深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的金融结构演化。他很担心监管当局会对这些创造性破坏的主体进行干预，从而削弱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创新能力。

阿里巴巴研究院出品的《增长极：从新兴市场国家到互联网经济体》报告，则对创新的制度设计提出了具体建议：鼓励各类科技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各种类型的创新型金融服务；加快相关制度创新与变革，建立完善促进信息生产力、互联网经济体及电子商务经济体发展的制度环境。

“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北京的私人投资者郑旭光告诉《财经》记者。郑旭光最近在网络上推出了一款叫做“喜来快递”的微信服务号和公共号。这个产品类似于快递业的“滴滴打车”，只要寄件人在微信上有这款产品，就可以让最近的快递员上门取件。而这款产品由郑旭光投资此前的喜来快递物流公司而来。但他和其他互联网的创业者和投资人最大的担心一样，“如果有人快速模仿这个产品，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快递行业是因为互联网而迅速改变和增长的传统行业之一。根据国家邮政局6月13日的《2013年度快递行业市场监管报告》，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快递企业业务量同比增长61.6%。

根据前述阿里巴巴研究院的报告，2012年，中国电子商务经济体规模为8.2万亿元。到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经济体规模预计接近50万亿元，约为2010年的10倍。

到2020年，中国网络零售交易额将超过10万亿元，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6.3%；电子商务服务业规模将达到4万亿元，支撑超过30万亿元的电子商务应用。

“互联网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既要看到其对传统产业尤其是商业零售企业的冲击，但也要注意其对传统行业的加速整合和带动。”刘培林认为。

互联网经济的技术追赶之外，中国制造业等产业的升级和技术进步也成为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7月14日，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向国务院总理建言，企业最重要的不是资金问题，而是质量和技术问题，以及竞争公平性。她表示，国家此前的家电节能补贴政策容易带来寻租交易空间。“总理，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

据格力电器2014年一季报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收246.67亿元，同比增长11.62%。而据中怡康数据显示，2014年1月-5月中国空调市场稳步增长，零售量规模达到2039万台，同比增长11.2%，零售额规模达到709亿元，同比增长11.3%。

国务院总理在7月14日接见六位企业负责人时表示，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更包括体制创新，要改革调整企业管理方式，从过去“拼价格”变为现在的“拼质量”。

一个数据是，中国制造业经济效率低于规模增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率一般在35%，中国只有20%左右。

8月6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下一步要“促进我国产业逐步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

第3篇：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

1.1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分析

生态环境拥有较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扰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而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的基础之上，良好、健康的经济可以提升技术与科技，帮助抵御恶劣环境，减轻自然灾害影响，但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过快或不健康发展会损坏生态环境平衡，破坏生态环境自愈或供给能力，造成环境恶化、资源供给降低等问题，引起政府干预，生态环境系统便通过环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馈制约经济的发展.生态系统主要是以自然资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给能源的形式参与经济系统活动，而经济系统活动主要以“三废”回流生态系统。可以看出，经济与生态环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又通过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而生态环境又受到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影响.只有当两个系统互相以积极的效应抵消掉消极效应，形成协调、健康发展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与两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山东省作为国内的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处于南北经济连接处，研究其环境-经济系统，有其良好的借鉴与推广价值.总体来说，近年来山东省GDP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十一五”年均增长12.3%.2011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达到了4542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12年GDP实现50013.2亿元，比上年增长9.8%.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总量居全国第三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根据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划分及特点，本文主要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实用性等原则，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研究成果［13-14］.构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山东省1996—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1997—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环境状况公报》及山东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2实证分析

根据、计算得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f(E)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都呈曲折缓慢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系统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峰值，这与2008年青岛市作为奥运会分赛场，政府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有关.经济系统指数经历了“九五”（1996—2000年）期间的缓慢增长后，从“十五”初期（2001—2003年）开始，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在时空上的特点，根据表2绘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演化图（图2）.可以看出：1996与1997年山东省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度处于区域Ⅰ，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极低，处在低级协调阶段.1998年开始一直处于区域Ⅱ，经济和生态环境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说明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共同发展.2002—2012年，45°<α≤90°时，1<tgα，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态资源系统的演化速度，生态环境为了满足经济发展，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生态环境开始制约经济发展.两系统协调耦合度于2011年缓慢到达最大值，随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

1）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没有呈现完整“倒U型”曲线关系，而出现“倒U型”的前半段，但该省近几年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力度和投资，2011年耦合度数到达了顶点，2012年出现了下降趋势，也就是拐点已经出现，表明环境与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更加适宜，开始从生态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45°<α≤90°）向环境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

2）山东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往往处于“不进则退”的相持阶段，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其重点在于控制环境排放和加强环境治理上.经济排放不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污染排放的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说明山东省在发展经济时，不应该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3）经济增长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治理却同样产生负效应，这与许多研究提出环境治理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一致，产生这个结论的原因是：第一，山东省现阶段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对治理环境的设备、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依然是被动地受限于经济系统，环境治理投入短期内表现为消耗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二，环境治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耦合分析认为，山东省在研究期内主要处在资源消耗速度大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阶段，长期以高速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相对较低.这就造成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实际上没有和经济增长的演化速度相适宜，从脉冲分析的结果看，达不到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的响应效应.

3.2政策建议

1）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容易形成经济系统演化速度高于生态环境系统演化速度，如果不对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两个系统崩溃的结果.虽然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长期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下，两系统间的内在作用情况也是十分复杂并没有固定规律，所以，为了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制定其宏观政策与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2）经济发展会带来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首先就是对“三废”进行合理的控制，然而，单纯的控制一方面增加了环境承受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浪费了资源.所以，对“三废”控制并加以利用可以改善环境质量.

第4篇：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

【关键词】民间投资；发展历程；现状分析

一、研究背景

民间投资是来自于民营经济所涵盖的各类主体的投资，它是相对于国有投资和外商投资而言的。具体包括个体投资（居民个人的生产性投资和住宅投资、城乡个体工商户经营性投资）、私营企业投资、私有资本控股的股份制企业投资以及集体企业投资。现阶段，我国民间投资热情不断高涨，民间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民间投资可以有效的反应一个国家经济复苏的现状。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的发展有利于资本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进而提高民间投资在GDP增长中的贡献率。我国政府在民间投资问题中一直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始终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又坚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本文主要梳理了我国民间投资发展的历程，分析了我国现阶段民间投资的现状，希望能为后续深入研究我们民间投资提供有益的参考，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合理的民间投资政策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我国民间投资发展历程回顾

（一）摸索初探阶段

我国民间投资发展的摸索初探阶段主要是在1949年至1978年期间，在建国以后至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段时间中，民营经济得到了我国政府一定程度的帮扶，民间投资也获得了难得发展机会。建国初期到时期，在全社会积累中全民所有制始终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基本维持在80%左右。然而，集体累积和个人累积在全社会累积中仅仅占有五分之一左右。其中，个人累积在社会累积中所占的份额比例从未超过6%，有段时间甚至低至0.9%。如果再加进集体积累中很大部分具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个体积累中主要是居民建造住房的投资形式这些因素，这一阶段可称为我国民间投资发展的最黑暗时期。

（二）启动发展阶段

我国民间投资发展的启动发展阶段主要是在1978年至1992年期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发展，全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由此带来了经济发展“过热”的症状，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就是一个显著的表现。我国政府采用紧缩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以此来避免经济过热的弊端。由于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往往是采用打压民间投资的方式，致使民间投资的融资方式、渠道受到压缩，生产材料和资金供应也出现了不足的问题，从而对民间投资带来了很大的抑制作用。为了避免政治风险的影响，民间投资主体在投资活动中表现的较为谨慎，基本采用的都是保守经营。直到1990年我国政府才放松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此带来了社会投资需求的不断增加，民间投资也得以重新焕发了活力。

（三）稳步提升阶段

我国民间投资发展的启动发展阶段主要是在1993年至今，经过前两个发展阶段的不断摸索，我国民间投资已经步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政府实施了大量的扩张性措施，但是并未能为我国民间投资发展扫清道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给我国民间投资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2008年我国政府的四万亿刺激政策也对我国民间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直到2010年“民间投资新36条”的颁布，我国民间投资发展才被重新激活。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民间投资的发展，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对民间投资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我国民间投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民间投资融资困难

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我国融资环境发展并不健全，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信贷资金主要投向国有企业，而对民间投资的支持则较少。有数据表明，在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中属于银行贷款的比例仅为13%，自筹和其他资金所占的比例却高达83%。由此可以发现，我国民间投资在银行融资中并未得到公平待遇和融资机会，同时也可以发现我国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较为单一。由于民间个人和企业并不能够提供有效的信用担保，这使得银行并不愿意为其提供投资所需的资金。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好转，民间投资也会随着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支持也必将越来越多。如果不能改变民间投资融资困难的现状，将会严重阻碍民间投资的发展，最终制约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

（二）民间投资受到行业管制的限制

目前我国对民间投资仍设置了很多行业壁垒，民间投资进入资本密集型垄断行业的要求较多，而银行业、保险业、电信等行业仍对民间资本的介入有着严格的限制。经过统计发现，我国国有经济投资的领域有80个，外商投资的领域约60个，而允许国内民间资本投资的领域仅有30多个。对于具有一定发展空间的银行、证券、电信等第三产业，民间资本的持有者虽具有强烈的投资愿望，但由于政府垄断尚未完全打破，民间资本很难在上述领域中发挥作用。同时，由于大量的民间资本的投资行业仅为密集，一定程度上造成过度竞争、重复建设，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民间投资的区域发展不平衡

第5篇：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

对于工业企业的发展而言，其经济管理理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企业发展的方向和高度，是企业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的先决条件。就总体而言，所有工业企业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近期阶段在管理模式方面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归结起来有三个大的方面：工业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指导思想；现阶段（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经济管理模式的革旧迎新；工业企业经济管理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三个问题，才能为工业企业注入经久不衰的发展动力，带来不可限量的经济效益。

一、工业企业经济管理模式面临的问题

（1）以什么样的思想来指导工业企业的管理机制。一个企业的存在，除需要基建设施和工作人员让它运转起来外，还需要一种理念，这种思想就是存在的支撑力量，相当于建筑中钢筋的结构框架作用。

（2）如何深入改革工业企业的经济管理，促其高速发展。近几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人们受益匪浅，但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挑战。很多旧的思想已经跟不上发展的脚步，甚至严重阻碍了前行的进度，其中当然包括起着灵魂作用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变化之中得以生存发展的永远是两部分人：一类是预知变化，提前发起革命的人；另一类便是看到变化，迅速接受新思想，进入变化狂潮中的人。归根究底就是那些能够推陈出新的人，留下，而那些因循守旧的人，淘汰。（3）如何促进工业企业经济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工业企业经济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会带来企业的扩大发展，还会引领行业的发展方向与模式，同时，备受关注的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会得到缓解，一举三得。

二、解决工业企业经济管理模式所面临问题的具体措施

第6篇：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取得了高速发展，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所伴生的一种现象。表现为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城市化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带动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第二产业高速发展，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显著增长。最近半个世纪以来，高新技术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城市也随之由工业产品制造中心转化为信息、服务、商业中心。

城市是人类生产生活的聚集地，自然也是能源消耗最大的地方。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新城市不断出现，原有的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能源消费自然迅速增长，能源问题开始显现出来。能源供求的失衡，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 。而能源匮乏，则反过来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基于此，本文研究我国城市化与能源消耗的关系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城市化与能源消费现状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始终保持在14%到17%之间，发展极其缓慢。然而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的城市化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到2009年，就已经达到了46.59%。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规律，城市化率在30%至70%之间为高速发展期间，因此，今后的几十年内，我国城市化水平将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然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能源问题尤为突出。

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了能源需求的迅速增加，在1993年之前，我国的能源还能自给自足，之后能源缺口则不断加大。今年八月份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更是首次超过美国，能源压力巨大。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占世界总量的37.4%。同时，能源使用效率偏低，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环境污染严重的现状同样严峻。

三、城市化进程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机制

城市化本质上是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表现为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转变，则表现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现代化工业生产方式。能源作为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要素，在城市化进程中，其消费量必然受到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一下四个方面。

（一）经济总量扩大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首先，人口和经济集中能够方便经济活动实现技术和资金的外部性，进而带动资本形成以及提高生产率。其次，城市化可以深化专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城市化的以上影响都能导致就能导致经济总量的扩大，而经济总量的扩大，必然会影响到能源消费。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一国的产业结构中心的演变遵循着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变，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这种动态调整过程构成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内容。城市化能够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原因就在于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进入第二产业，第二产业的充分发展，实现人均收入的提高，正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后期，第三产业将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根据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第二产业对能源的消耗总量最大，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能源消耗程度最低。因此，城市化可以通过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能源消费产生影响。

（三）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城市经济活动频繁，同样可以带动技术的创新。首先，城市具有专业化的优势，众多专业化企业聚集在城市，共享劳动力市场、信息等资源，方便各领域人才的交流，从而有利于技术革新。其次，城市具有更好的教育设施，对教育投入较多，市民受教育程度较高。同时，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密切，降低机会和交易成本，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新技术的产生。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生产设备的工作效率和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减少对能源的需求。

四、结论与建议

如前所述，城市化对能源需求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生产和生活能源需求的总量不断增加、结构逐步优化。于此同时，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峻。因此，中国应该走出一条符合中国资源环境实际和经济发展需求状况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根据中国城市化发展状况和能源消费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1）遵守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化进程不宜过快。

（2）倡导节能减排，提高居民节能意识。

第7篇：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

不难发现。我国食用菌工厂化现阶段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高两低”。所谓“三高”，一是我国工厂化食用菌产能过剩导致产量处于高位。二是食用菌原料成本、用工成本等居高不下，三是投入资金的拉大导致高投入现象严重。这“三高”造成了“两低”：一是目前以中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为代表的整个行业效益非常低，二是我国整个食用菌行业处于低位发展阶段。

那么，该如何看待食用菌工厂化企业亏损?“寒冷”到底还要持续多久?

2012年以来，食用茵工厂化企业继续面临低价格、高成本的严峻形势，经济效益进一步下滑。由于市场低迷，食用菌工厂化产业链上的经营者面临困境。最大原因是下游需求疲软。同时，成本上升影响了效益。食用菌原料成本、用工成本居高不下，水电价格不断上涨，让食用菌工厂化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我国食用菌工厂化的困境，其实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缩影。

我国食用菌工厂化企业亏损或微利将持续一段时间。原因有三：一是中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仍需一段时间，二是我国食用菌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还要一段时间，三是食用菌产业大洗牌需假以时日。

也有业內专家认为，我国食用菌工厂化自身的产能过剩是问题的关键。据估算，经过近年来食用茵工厂化快速扩张，国內已形成相当大的产能。在市场低迷、经营效益下滑的情况下，食用菌产量依然大幅增加，以致出现“越亏越产”的怪现象。我国食用菌工厂化企业必须头脑清醒。如果一味盲目扩张，有可能带来政个菌业灾难。

那么，我国食用菌工厂化如何“强身御寒”呢?首先，必须结束以量取胜的规模效益阶段。亟待通过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加快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注重品种质量和效益的转变。几年来。我国食用菌工厂化弊病明显，结构调整收效有限。在新一轮竞争中，市场的优胜劣汰将更加明显，要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使产业上下游协调发展，建立并完善多元产业发展格局，走集约化经营发展之路。

第8篇：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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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形势；有利因素；不利因素；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5—0087—05 就业问题永远是我国政府、专家学者和大众最关心的社会经济问题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化进程，为劳动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不仅扩大了城市人口就业，而且使两亿多农村劳动者从农村转移出来实现了就业，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城镇人口的登记失业率仍保持在43%以下，与国外许多国家相比是较低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国经济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复苏乏力；欧洲许多国家深陷债务危机，经济衰退；日本经济本来就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地震海啸和核电站事故后更是困难重重；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增速放缓。面对这些变化，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贸易保护主义日趋严重，对我国出口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致使我国近几年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正数转为负数。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增速回落，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也势必对扩大就业带来很多困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正确分析扩大就业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从而提出应对的政策措施十分重要。

一、正确认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形势

从长期看，在我国扩大就业，保持较高的就业率仍有不少有利因素。

从需求方看，我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仍会保持7%以上增长速度，还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第一，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前几年我组织的一个课题组对全国及各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评价。我们选择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等五类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假设满100分算是实现了工业化，同时把整个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初期（0-33）、中期（34-66）和后期（67-100）三个阶段，各阶段又划分为前后两个分阶段，并根据前人研究的结果，设定了不同阶段的标志值。根据我们的测评，到2010年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处于中期阶段，而且发展很不平衡，虽然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7个省、直辖市已经到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但是还有12个省、自治区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12个省、自治区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我国要全面完成工业化的进程至少还需10-15年的时间。（见表1）［1］

 第二，我国尚处在城市化深入发展阶段。根据统计资料，“十五”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个多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已经达到513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见表2）

但是当前中国的城镇化还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城镇化。我国现行统计口径的城镇人口包括大量在城镇常住的农民工。目前我国的农民工总量超过24亿人。其中，大部分人常住在城镇。有关资料显示，到2010年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特大城市有常驻人口689283万人，其中户籍人口只有36883万人，占常住人口总数的465%。［2］这些常住在城镇的农民工虽然被算成是城镇人口，但他们在劳动就业、工资福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购买等方面仍很难享受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如果把没有完全城镇化的人口排除在外，我国的城镇化率至少要降低10多个百分点。因此，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是统计上的不完全城镇化率。同时，从统计数字上看，城镇人口比重在快速提升，但城镇居民素质、生活质量、消费行为、思想观念和管理方法却难以跟上，城镇化的质量还较低，与人口城镇化速度远不相适应。而且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城镇化的增长速度也会减低。我国真正的城镇化率要达到60%以上，至少也还需要10-15年的时间。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很大。2011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5000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414美元），东部人均GRP超过7000美元。而中西部地区许多省份还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只相当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0%-50%。西部和东部的发展水平差距更大些。西部人均GRP只有东部的515%，人均财政收入只有东部的519%，人均财政支出只有东部的83%，居民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东部的478%，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只相当于东部的32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东部的457%。要把这种差距缩小到一个合理水平，至少也还需要10-15年的时间。

第9篇：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

一、GDP持续快速增长有物资支撑，也是重化工发展阶段所必须的

今年以来，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1%，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7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加快0.4个百分点。单从增长速度看，11.1%的增速有些出乎意料，有些偏快。但是如果从我国经济物资支撑能力和发展阶段看，这样的增速可以得到解释。

首先，目前我国能源、原材料供应充裕可以支撑较快的经济增长。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经济也曾几次出现过较快增长，但是由于煤电油运等能源、原材料供不应求的瓶颈制约，经济快速增长无法延续，产业增长链条中断，导致经济大起大落。截至2006年我国发电量、能源和交通运输等行业得到大力发展，短缺局面大大缓解，当前煤电油运形势平稳，可以较好地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此外，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加，我国相当部分短缺资源通过进口得到补充，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使我国经济增长如虎添翼。

其次，本轮经济景气周期具有典型的重化工特征，该阶段经济保持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是正常的。2003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扩张性增长周期，至今已有近5年的时间。本轮经济增长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钢铁、房地产、汽车等重化工行业快速增长，不同于以前的轻纺加工工业快速发展，这样的经济增长具有技术密集、资金密集、产业链条多、生产周期长、持续时间多等特点，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也曾经历了这样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大约10―20年），也正是经过重工业这样一个大发展之后，才为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后迎来第三产业占比提高、速度较快、消费对经济贡献较大的高水平发展阶段。我国现在正处于这个发展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持续较长时间不足为奇。

再次，我国人均GDP水平处于经济的上升阶段。当前我国人均GDP大约在1000―3000美元之间，这个阶段是国民经济正处于经济起飞和爬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供给相对较为充裕，需求相对又比较旺盛，两种力量的结合或者碰撞往往使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迅速推进（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城镇化快速提高（每年上升1个百点）以及消费结构升级（城镇居民第三次、农民第二次）共同促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高增长。

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加大

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出现多年所没有的快速增长局面，是因为在投资增速出现回落的同时，消费却出现了较快增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投资增速减缓对经济增速向下拉的力量。 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表现为增速回落，结构趋于优化的特征。

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3%，3月份增长26.8%，回落4.5个百分点。分产业看，城镇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20.3%，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7.0%，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4.0%，一、三次产业投资得到加强，二产投资增长趋于平稳。分地区看，东部投资增速减慢，中西部增速加快，一季度，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1.4%、35.8%和26.8%，中、西部占全国投资的比重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1.6 和0.2个百分点，东部有所降低。数据说明目前的投资调控并非一刀切，而是较好体现了大力发展内陆省份经济的政策导向。

与投资增速回落截然不同的是，消费需求持续旺盛，居民消费快速增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加大。今年一季度，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188亿元，同比增长14.9%，增速高于去年同期2.1个百分点，其中3月份增长15.3%，为近年来的较快增长。

宏观经济持续向好、消费者信心不断增强和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是消费需求持续旺盛的主要原因。今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35元，同比增长19.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6%，增幅高于上年同期5.8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260元，同比增加166元，增长1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1 %，增速高于上年同期0.6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同期增幅最高的。公务员工资调整落实到位和农民务农务工收入双重增长推动了收入的增长。此外，今年以来，居民投资股票和基金的资金不断增多，据调查，在居民拥有最主要金融资产中，“基金”占比由去年四季度的10%跃升至今年一季度的16.7%，刷新历史记录，“股票”占比提高2个百分点。而资本市场行情高涨，个人投资者收益颇丰，居民收入实际收入和预期收入均高速增长，推动了消费的增长。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是消费加快的重要动力，一季度汽车销售增长38.5%，比上年同期加快9.1个百分点，家用电器、建筑装璜材料也都保持了一个较高的增长。

不过，3月份居民消费物价涨幅较高，达到3.3%，也对3月份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增速大幅提高产生了影响。

三、CPI涨幅超过警戒线，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强烈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7%，涨幅比上年同期上升1.5个百分点，3月份上涨3.3%，超过央行3%的警戒线。分城乡看，城市上涨2.5%，农村上涨3.1%，农村涨幅高于城市。分类别看，食品价格同比上涨6.2%，居住价格上涨3.8%，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1.4%，说明粮食价格上涨以及与房地产相关的价格涨幅较大是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此外，今年3月份物价上涨的翘尾因素较大，达到1.9%，也是当月涨幅较大的原因之一。

CPI涨幅超过警戒线，各界对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十分强烈。今年3月19日，面对2月份CPI上涨2.7%，央行及时将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提高0.27个百分点，年利率由2.52%提高为2.79%，税后利率由2.016%上调为2.232%，但是扣除2.7%的物价水平，居民的负利率仍为―0.468%。也就是说，上次加息之后，居民储蓄存款仍然是负利率，只是程度有所减弱。而3月份随着物价涨幅进一步提高，负利率进一步扩大为1.068%，这就意味居民存入银行10000元钱，一年以后只剩下9893元。储蓄存款负收益程度不断扩大，导致市民对储蓄存款的预期收入减弱，不愿储蓄，而把大量储蓄存款搬家到资本市场，既使居民资产呈现不合理、高风险分布，也使资本市场短期内吸引了更多的泡沫资金，不利于行情健康稳步发展。

因此，我们期待，央行加息幅度和频率能够进一步扩大，尽快回归正利率的时代，必要时还可以取消利息税，从多方面保证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达到鼓励和扩大消费的目的。

四、房地产投资和价格均处于较高水平，需要进一步调控或转变思路

在国家政策调控下，今年一季度投资总体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呈现高速增长的不协调局面。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3544亿元，同比增长26.9%，比上年同期加快6.7个百分点。比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1.6个百分点。其中，住宅完成投资2462亿元，增长30.4%，加快7.3个百分点。

与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相呼应的是商品房价格涨幅不断扩大。今年3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9%，涨幅比1、2月份分别加快0.4和0.6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6%。其中，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0%，涨幅比上月高0.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5%，普通商品住房销售价格上涨0.8%，涨幅比上月高0.1个百分点。分地区看，与去年同月比，涨幅较大的主要城市包括：北海13.7%，深圳10.7%，长沙10.1%，北京9.9%和广州8.6%等。与上月比，涨幅超过1%的城市有22个。

二手住房销售价格也呈现较快上涨，3月同比上涨5.9%，涨幅比上月高1.5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4%。与去年同月比，涨幅较高的主要城市包括:深圳12.7%，大理10.6 %，郑州9.9%，北京9.6%，哈尔滨8.8%和大连8.4%等。

控制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和商品房价格过快上涨是去年以来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从实际执行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今年一季度房地产业投资和价格更是双双反弹，房地产调控的任务依然严峻。要有效调控房地产业的发展，需要转变思路。一是从控制需求转向增加供给，缓解供不应求局面带来的房价上涨。二是房地产业应形成自由竞争的局面，开发商不应是唯一的建房者，个人和用途界限明确的单位集资建房应得到鼓励和发展。三是不能期望房价降到每个人都买得起房。政府在进行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时，千万不能以“通过宏观调控，把房价降下来，让普通百姓都买得起商品房”作为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和依据。而是要从现在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在房地产的公共政策的研究、制订上，如增加租赁和特困住房补贴等方面，让房地产业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五、处理好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关系是新时期面临的新任务

今年一季度，六大高耗能行业平均增速为20.6%，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高2.3个百分点。这六大高耗能行业，主要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增长10.6%，化学燃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22%，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增长23.5%，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27.5%，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23.4%，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和供应业增长40.5%。一季度主要能源也保持快速增长，其中原煤产量同比增长14.8%，原油产量增长1.5%，天然气产量增长14.7%，总的能源生产总量增长12.08%。由此可见，耗能大户维持较高的增速水平，主要能源产量高速增长，是拉动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

目前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行业恰恰是一些高耗能行业，而国家要求2010年要实现节能降耗20%的目标，因此，我们面临着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快速增长，又要处理好节能降耗减排的新挑战。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是实现二者统一的基本思路，要实现这一任务任重道远，从现在开始就要有前瞻性思考和具体的技术改革投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