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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走势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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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走势

第1篇:经济增长走势范文

关键词:投资时钟;经济周期;中国资本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0.9:F832.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5.4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5-96-03

一、投资时钟介绍

投资时钟是由美林证券根据美国完整的超过30年的资产和行业回报率数据提出的投资概念,即将经济周期分为衰退、复苏、过热和滞涨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由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变动方向来唯一确定;同时每一阶段都对应债券、股票、大宗商品或现金中的某一特定资产类别。

(一)长期增长和经济周期

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劳动力、资本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从短期看,经济经常偏离可持续的增长路径。政策制定者的工作就是要使其回复到可持续增长路径上来。在潜能之下的经济增长会使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而经济增长持续保持在潜能之上则会导致破坏性通胀。美林投资时钟理论采用产出缺口来描述经济增长走势,用CPI来描述通胀。拐点判断方面,金融市场上一贯将增长率的短期偏离认为是其长期趋势的改变。正确地识别拐点可以通过改变资产配置而盈利,但生硬套用该理论也可能会出现错误。针对上述情况,美林的投资时钟理论中引入了增长评分卡的概念,增长评分卡是一个基于央行政策、OECD领先指标、商业信心指数和实际GDP市场共识预测的扩散指数。它是关于GDP增长方向的很好的6个月的领先指标,可有效用于拐点判断。

(二)经济周期的4个阶段

美林将经济周期分为4个阶段――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

1.衰退阶段。经济增长停滞,产能过剩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驱使通胀降低。企业盈利微弱,实际收益率下降。央行下调短期利率刺激经济,进而导致收益率曲线急剧下行,此时债券是最佳选择。

2.复苏阶段。舒缓的政策起了作用,GDP增长率加速并处于潜能之上。同时因空置生产能力还未耗尽使得通胀继续下降,企业盈利大幅上升,这个阶段是股权投资者的“黄金时期”,股票是最佳选择。

3.过热阶段。企业开始面临产能约束,增长减慢,通胀抬头。央行加息给经济降温,此时GDP增长率仍处于潜能之上,收益率曲线上行趋缓,股票的投资回报率取决于利润增长与估值下降的权衡比较。大宗商品是最佳选择。

4.滞胀阶段。GDP的增长率降到潜能之下,但通胀却继续上升,产量下滑,企业为了保持盈利而提高产品价格,导致工资一价格螺旋上涨。只有等通胀过了顶峰中央银行才能有所作为,这就限制了债券市场的回暖步伐。企业的盈利恶化,股票表现非常糟糕。此时现金是最佳选择。

(三)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结果

美林利用美国超过30年的资产和行业回报率数据(1973年4月至2004年7月)验证了投资时钟的合理性。以下是一部分研究成果。

1.美国不同资产类收益率:(1)所有资产中股票表现最好,年均实际回报率达到6.1%,相比债券收益率,存在约2.5%的股权风险溢价;(2)债券的收益率高出现金2%,反映其久期风险和违约风险。

2.不同经济周期阶段中资产的收益率比较。根据不同阶段各资产的收益率情况,美林展示了投资时钟的理论对角线和实务对角线。其中理论对角线表示每一时钟阶段的理论最佳资产选择,在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期分别对应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现金;实务对角线则反映每一阶段实际收益最好的资产,除滞胀期大宗商品代替现金外,其余阶段资产表现与理论对角线相同。

二、投资时钟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应用

(一)主要指标和参数选择

将投资时钟理论应用于中国资本市场,首先是要选择合适的指标和参数,用于确定周期的不同阶段以及各资产的收益情况对比。对于经济周期的判断,美林投资时钟采用产出缺口来描述经济增长走势,用CPI来描述通胀。在我国,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单纯以产出缺口度量增长复苏与衰退的方式很难实际运用于中国经济周期的解释与定义中。当前的研究中,用于表征中国经济增长的指标主要有就业率、工业增加值、GDP增长率等,也有机构采用多个宏观指标,通过建立多因素模型进行综合描述和判断。本文我们主要采用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季度累积GDP增长率相结合的方式描述经济增长,通胀部分仍采用投资时钟理论使用的CPI增长率来描述。

在各资产的收益情况对比中,本文对股票和债券资产分别采用沪深300指数和上证国债指数作为表征指标,大宗商品方面使用中国大宗商品指数(CCPI),现金部分采用复利计算的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作为表征指标。

(二)经济周期选取

对于经济周期时长的选取,投资时钟理论由美林首次提出时,是对自1973年4月至2004年7月美国超过30年的时间周期进行研究分析。该理论在我国的具体应用,当前不同机构的研究各有不同,其中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起始时点的选择,如以1991年底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作为资本市场的形成标志,开始统计股票资产收益情况;或按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相关程度截取起始点,比如2000年后总市值首次突破GDP总量的40%。尽管从统计学的角度,样本空间越大统计分析所能体现的意义就越突出,但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时钟理论的主要应用是对各经济周期中不同资产的风险收益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合理选择资产配置方案,这就要求资本市场具有较高的成熟度以及对于宏观经济走势变化的较高敏感度。对中国资本市场而言,由于起步时间晚,发展过程短,市场本身一直处在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很多时候(尤其是发展初期)其对于经济的反映程度会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统计结果不显著。近年来,经历了2007年的股市暴涨暴跌之后,随着资本市场的日趋成熟,市场的走向与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加之一些可以准确反映资产收益走势的综合指数,如沪深300、中国大宗商品CCPI等的陆续,投资时钟理论的适用条件日益完善,理论中有关把握经济周期、判断经济形势以及资产配置决策等内容也将具有越来越多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目前已有研究表明,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依次走过了衰退、复苏、过热、滞胀四个阶段。本研究将选取2008年下半年为起始点,通过2008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宏观经济数据确定完整的投资时钟,并对这一时期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和现金等资产的风险收益情况按照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进行统计分析。

(三)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确定

在美林投资时钟理论对于不同阶段的定义中,衰退期为经济与通胀双降,复苏期为经济增长通胀下降,过热期为经济通胀双增,滞胀期为经济下降通胀增长。通过环比数据确定增长走势,从而将每一个月份都分别归纳在某一个阶段内。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类似的确定方法,将每月的同比增长数据与上月比较,确定该月所处阶段。比如某年4月份经济增长为10%,通胀率为5%,5月份上述两个指标分别为8%和6%,则判定5月为滞胀阶段。

指标选择方面,经济增长指标使用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季度累积GDP增长率加权平均处理,具体计算方法为:某月经济增长值=1/3*当季累积GDP增长率+2/3*当月工业增加值增速。由于国家公布的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指标每年1、2月合并计算,本研究使用此数据时,将分别与上月和下月数据平均计算,得到1月和2月的估计值。

根据上述分析方法,我们对自2008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分别判断出每一个月份所处的经济周期阶段。结果表明,在所有42个月份中,衰退期占12个月、复苏期9个月、过热期10个月、滞胀期11个月,总体来说各周期阶段分布较为平均。从时间上看,大致可以将上述3年半的时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2008年7月至2010年10月,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完整走过了一个时钟周期,依次经历了衰退(2008年7月-11月)、复苏(2008年12月-09年7月)、过热(2009年8月-11月)、滞胀(2009年11月-10年10月)四个阶段。第二部分是自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这段时间内尽管通胀压力持续走高,但经济并未直接掉头下降,呈高位震荡态势,在时钟阶段上反映为滞胀期和过热期的反复,之后最终确认滞胀期。第三部分是自2011年8月至2011年12月,滞胀期确认之后,经济步入衰退,开启了下一个时钟周期。

(四)不同资产在周期各阶段的收益率对比

根据已确定的经济周期各阶段,分别按月计算不同资产的平均收益率,其中各资产的表征指标分别为:股票:沪深300指数;债券:上证国债指数;大宗商品:中国大宗商品指数;现金: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

按上述方法计算出的不同阶段各资产平均收益率,得到投资时钟在中国的实务对角线。结果表明,与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相同,时钟前三阶段的最佳资产分别为债券、股票和大宗商品,收益率分别为7.1%,40.8%和26.8%。滞胀期于美国投资时钟不同,股票超过大宗商品成为最佳资产,收益率为20.4%,同时也超过理论对角线上现金的2.2%。

三、总结

(一)投资时钟的资产配置决策分析

根据不同阶段各资产的收益率情况,美林展示了投资时钟的理论对角线和实务对角线,其中理论对角线表明在各阶段理论上最佳的资产选择,即衰退期选择债券,复苏期投资股票,过热期追捧大宗商品,滞胀期现金为王;实务对角线反映每一个时钟阶段中,实际收益最好的资产。

我们分别统计了中国资本市场中各资产在不同时钟阶段中的表现情况,结果表明,前三个阶段中各理论最佳资产的收益明显好于其它。同时,分别考察股票、债券和大宗商品,其在不同阶段的时钟表现也非常显著,说明各资产对于经济周期变化确实具有较高的敏感度。从总体水平上看,债券的平均收益最高,其高出现金的部分基本上可以看作长久期风险和信用风险溢价,这一点与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结果相同;与美国历史结果完全相反的是,中国资本市场上股票的表现最差。总的来说,投资时钟理论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走势预期、资产配置决策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二)投资时钟理论的深入探索与展望

首先,在周期确定方面,本文使用工业增加值与GDP增长两项宏观数据相结合的表征方法,当前已经有很多研究对宏观经济数据与经济周期变化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具体方法包括历史数据回归、多因素分析等。实际上,对于经济周期的准确判断和预测,是投资时钟理论有效应用的前提,而对拐点的预判更是及时调整资产配置,避免风险的有效手段。后续的探索工作将尝试引入增长评分卡的概念,在未来经济走势预测方面开展探索实践。

第2篇:经济增长走势范文

利率调整,肯定对金融市场有影响,因为利率是金融市场的价格。能够称得上是市场的,首要的一个条件是价格机制的存在并能有效发挥作用。只不过,利率调整对市场到底产生何种影响,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产生一致的意见,也正因如此,金融市场才有交易,否则,大家对价格(利率)的预期都是一样的,则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意向就没有差别,也就不会有交易达成。利率调整对市场的影响,也并非都是由现实利率水平所决定的,对金融市场而言,更多的可能在于预期利率或远期利率水平的影响。由此,我写以下意见,供大家在进行分析时:

一、在金融市场上对利率调整政策分析的层次性

金融市场上的所有交易都与利率有关系,而且资产价格形成与波动中所基于的利率因素主要是利率预期或远期利率水平。从们总是在对未来利率趋势的预期中观察判断当前价格水平及今后的走势,从而做出不同的投资决策。所以,当市场对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预期几近一致时,也是央行利率调整政策即将做出的时候,因为央行的利率调整政策选择主要也是基于市场的预期,否则,就成了不当干预了。然而一旦货币当局的利率调整政策出台,对利率问题的分析就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第一,下次利率调整估计会是多长时间之后,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整,对此,应尽快形成自己的预期,并将自己的预期及支持这一预期的原因同其他人的预期及相应分析进行对比,再反复进行修正。这主要是基于,新的利率调整政策出台后,大部分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就并非主要基于现行利率水平,而是要由新的利率预期支撑。而且,新的利率政策公布或者原来市场预期的实现,并不表明就没有下一次利率的调整,因为,利率永远处于调整过程中,央行的利率政策也是如此,只不过,下次利率调整的时间及上调还是下调以及调整的幅度,对于市场参与者来讲是不确定的,对不同人的预期来讲是有差异的。

第二,现行利率水平的影响。调整后的新利率水平的影响因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这一影响也必须予以考虑。当然,现行利率水平对不同金融资产有不同的影响。比如,即使剔除了新利率预期因素的影响,仅就利率下调后的新利率水平而言,至少使政府及私人实体的债务筹资成本下降,因而总会使一级债券市场发行交易在一段时间内较为活跃;使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增量财务成本下降,生产经营投资的预期收益率相对于利率水平会增大,当然,对不同类行业与公司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比如,对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的影响就有不同。

比较这两方面的影响,新利率预期对纯粹的金融市场交易的影响还是主要的,而这恰恰是往往被市场参与者所忽略的。比如,即使利率连续多次下调,如果人们认为利率水平不还没到底,还有下调的空间,那么,即使此时已是上的最低利率水平,金融市场上的交易也并不因此而变得多么活跃,这就是过去几年里我们所看到的华尔街的情况,这有点像实体经济领域里“买涨不买落”的现象,这是因为,如果人们还有更强烈的再次下调利率的预期,由于利率的调整总是由经济增长走势所决定的,亦即,即使已公布的利率下调使利率水平达到历史最低点,也不能改变经济增长形势继续下滑甚至有可能萧条的趋势,或者说,正是基于人们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期,才使得人们在利率下调后仍有利率水平还要下调的新预期,而经济增长形势是决定金融市场的最根本因素,所以,这一未来预期就使金融交易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活跃。还是在这种情形下,债券一级市场的期限结构就会进一步趋于短期化,因为各类融资主体在利率还要下调的新预期支配下不会发行更长期限的债券,免得在利率再次下调后使已有融资的相对成本上升;债券二级市场上的需求会较高,价格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

相反,连续多次下调利率后,如果市场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利率水平已到底部,近期内不会再有利率下调的政策调整,人们会转向利率上升的预期,尽管这一预期的实现可能会是在很长时间之后,但这一预期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这一情形下,金融市场会变得较为活跃。原因是,利率不可能再下调,或者利率将要回升的预期,表明决定利率调整的经济增长形势趋于稳定,或者政府通过利率下调稳定经济的效果已实现,经济增长将趋于好转,这一最根本的要素决定着企业经济实体对未来投资收益率的预期是不断上升的,各类实体经济的投资活动会趋于活跃,这一决定金融市场的最根本因素意味着金融市场必然趋势于活跃,这似乎与人们的一般看法不符合,但纵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历史,基本如此。也正因如此,那些在金融市场上逆势思考的投资者和交易商才能抓住较好的盈利性投资机会。

二、何正确认识决定利率调整与预期的因素

利率是连结宏观与微观层次的价格机制,政府对宏观经济增长形势的预期决定着对利率水平进行调整的货币政策的选择,微观经济活动主体对利率的反映及其对利率走势的预期决定着利率调整政策的效果。但需注意的是,决定利率政策选择的政府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并非总是完全正确的,而货币当局对经济走势判断预测的正确与否,决定着利率政策的有效性。只不过,随着经济的信息化与全球化,以及各国经济的日益市场化和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经济决策的分散化,使政府的判断与预测越来越受微观经济层面和市场预期的左右,或者说,政府的判断预测越来越贴近市场主体的意见(这是一种进步,因为宏观济政策最终是由微观经济活动所决定的)。所以,在认识和分析利率调整政策与利率走势时,应注意主要围绕以下因素考虑问题:

1、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对宏观济趋势的分析,在经济学分析上已形成了模式化的因素分析和分析框架,人们可以根据这些因素沿着这些模式做出各自的分析。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再忽视以下两个变化:其一是,对金融形势的判断。尽管金融是由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但由于经济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过程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金融化和自由化趋势,这使得金融因素成为判断经济基本走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这种反向影响作用有时超过了正向的基本决定作用。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经济经验足可以支持以下结论:凡是金融形势稳定,全球经济增长形势就会比较稳定;凡是金融形势恶劣,全球经济增长形势将趋势于下滑。所以,分析宏观济增长形势尤其是世界经济增长走势时,一个便捷的窗口是观察世界金融形势的稳定与否。其二是,对海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影响已不容忽略,尤其是对利率政策的预期更是如此。这当然是基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考虑,具体说,在全球化进程中,已不同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和传统经济分析方法的是,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来讲,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主动性发生了变化,意思是说,在传统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对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和主权政府而言都是主动的,即基本可以根据国内经济情况主动做出政策选择;但随着固定汇率机制越来越被浮动汇率机制的替代,以及跨国投资与商务活动的增多,一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性越来越小,无论是利率调整还是货币供给量以及货币金融制度的变动,都不能再无视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影响及他国的反映,因为忽略这些因素影响下的货币政策选择很可能会因他国的不同步调整甚至是报复性措施的影响,而使本国货币政策调整效果大大下降甚至为负效应,尤其是随着跨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的陆续增多及其业务范围与业务量的日益扩展,货币政策选择所受国际经济金融因素制约程度会越来越大。这要求我们在分析和预期利率政策调整以及利率走势时,也应将分析视野予以扩展。

2、不同货币利率间的利差。由于人民币尚未完全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制度仍属管制形态的汇率制度,所以,对人民币与世界主要货币间的利差分析,应主要看外币的利率变化。那么,对所盯住的外币的选择,应主要是美元、日元,就这两者来讲,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美国经济还是最重要的,美元应是盯住的主要对象。由于美国经济在全球中的份额及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地位,决定着一段时期内美元利率不可能与人民币利率不存在利差,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美元利率稍低于人民币利率,存在适当的美元对人民币的负利差是合理的,所以,不能一看到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就认为人民币利率必须下调。这隐含的另外一层意思则是,人民币利率若是长期低于美元利率反而是不正常的。这其中的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金融资产的相对价格可以由流动性得以弥补,流通范围广、流动性较高的金融资产的价格会相对较低。观察人民币与美元利差的一个便捷窗口是香港,由于港元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而人民币也以不同的非制度内方式在香港流通,所以,市场上三种货币间的差额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情况,而且由此产生的利差也比较符合现实情况。

3、存款类货币金融机构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所有经营性金融机构可划分为存款类货币金融机构与非存款类货币金融机构,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在中央银行开有备付金由户,而后者没有(而是在存款类货币金融机构开设有同业存放帐户),由此使前者具有货币创造功能。当然,从发达国家的趋势看,由于金融混业经营形势的,这一差别也在削弱。如果存款类货币金融机构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作用,这表明,该国的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居民金融资产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是以银行储蓄存款的形式存在的,目前的中国仍属于这一情形。在这一环境中,货币当局的利率调整政策所考虑的因素就更复杂些,其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会相对大些,尤其是利率连续下调的政策调整就更为慎重些,当一国处于经济增长较高速时期而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仍属于半管制状态时,这一问题就更为突出,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不断增长,以银行储蓄形式存在的“消费剩余”会越来越多,如果利率水平过低会影响到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层居民的福利状况,这自然是政府公共政策抉择所避讳的。这对我国目前的利率政策调整来说尤为需要注意,因为从1997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编制每年的“中国资金流量表”,并定期公布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从这几年所公布的情况看,中国居民的财产积累越来越多,在这越来越多的财产中,金融资产的份额上升幅度最大,但上升最快的金融资产以银行储蓄形式存的仍不低于九成,这种状况不可能不影响到作为公共选择之一的货币政策的抉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共选择理论代表人物布坎南教授通过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大量,对货币政策抉择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分析。

4、物价指数。利率是实体经济的物价在金融市场上的反映,利率同宏观经济的关系通过利率与物价指数的关系得以最表层的体现。物价指数不仅决定着实际利率的高低,而且也决定着利率预期的变动。所以,分析利率水平的高低及未来利率预期的形成都应对物价指数予以充分的考虑,当然,物价指数的变动还是取决于上述国民经济的基本在走势。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各类物价指数的含义及其所反映的经济状况。在我国目前,至少应予以关注的物价指数包括居民消费物价总指数、城市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居民消费物价消费指数和产品出厂价格指数,这几类指数的走势及其走势的差异都是分析过程中所需注意的。比如,我国2001年各类物价指数情况如下坐标图所示,从中看出,尽管各类物价都在下降,但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下降的幅度最大,而且近乎于直线下降,这表明对工业品需求的强烈不足,或者工业品供给的较严重过剩,而工业生产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反映国民生产的最基本最主要环节,因而这种状况对国民经济投资形成了较强的约束;这一图表反映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去年下半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回升的幅度大于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一走势的差异无疑减缓了去年全年尤其是下半年CPI的下滑程度,这说明,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开始得以启动,这一启动对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相当值得关注的,如果这一趋势得以保持,那么,CPI的未来走势就可能不会象有些人们预期的那样悲观,而且对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下滑走势也会产生一定抑止效应,这对将来利率走势的影响是非常明了的。因此,在分析物价指数对利率的影响时,不能只用一种物价指数去说明问题,应当在综合分析各类物价指数的同时,注重各类物价指数的差异所可能表明的问题。

5、利率的市场化程度。一次利率政策调整效果及其延续期限,应当是货币当局进行利率政策调整选择时所最为关心的,也应是市场主体分析和预期利率走势所应最为注意的。这一问题取决于一国利率市场化的程度。在一个利率非常市场化的环境中,一次利率调整政策的公告,会通过各类市场主体的反映和行为得以较快和较广泛的传递,利率政策效果的实现会较快;而且,由于各类主体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较大,从而使得利率调整政策的影响得以不断扩张,这一扩张结束的时间取决于金融市场上新利率预期的形成时间。在利率市场化的环境中,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利率调整政策出台后新利率预期较快地达成。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利率自由化了之后,利率调整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才是最为广泛的,因为经验已经证明,在利率自由化与市场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更多的金融创新工具,或者用于利率波动的风险管理,或者用于套利交易,金融市场也才在这一系列创新中不断扩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才更加重要,也使金融市场的交易有着较快增长,而且这些增长较快的金融交易主要是创新金融工具的交易,这些金融工具基本属于债务融资工具(利率工具)及其衍生品,况且,这些产品的交易受利率波动的影响最为敏感。但在一个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各类经济主体对利率调整的敏感性显然较小,利率政策调整效果实现的滞后时间就会较长,所实现的实际效果离预期水平的差距会较大,而且,新的利率预期迟迟得不到形成,这无疑使得经济主体对利率政策调整的反应强烈程度相比于利率市场化环境来讲要弱得多,也使金融市场受此影响的程度低得多。况且,在这种利率受管制的情况下,资本市场上的债务融资以及各类利率衍生工具较少甚至相当缺乏,因而也就谈不上通过这些衍生工具对利率变动所做出的各种交易反应,所以,利率政策调整对金融市场的整体影响就不会像人们所一般想像的那样。

6、消费信用体系的状况,尤其是家庭部门的消费信贷需求因素。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消费信用体系较为健全,至少机构的消费信贷品种较为多样,消费信用资产量达到一定程度,那么,利率政策调整及利率预期的就更为广泛些,社会各类主体对利率政策调整的反应就更为强烈些,因为在这一环境中,利率通过消费信用体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当家庭部门的消费信贷需求较为旺盛,家庭部门资产积累的相当部分由负债融资予以支撑时,家庭部门对利率调整的反应就不仅仅表现在银行储蓄及对证券市场的有限投资方面,而是对其消费倾向与实际消费水平产生较大影响。当然,要达到这一境况,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阶段及居民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消费信用达到一水平时,证券市场的产品才真正能够趋于丰富,因为诸如从1980年代末期陆续出现的各类型证券产品,主要基于消费信贷资产所派生出来的资产支持类证券,比如抵押证券、可转手证券、可转手抵押证券、抵押担保证券、担保支持证券、资产支持证券等这些无论在定价机制还是在投资策略上都越来越复杂的证券,都是在抵押贷款类原始消费信用资产基础上产生的,因为这些证券的现金流量已不是单一的现金流量,而是借综复杂,因而这些属于固定收益类的证券品种就已不再是具有简单现金流量结构的“平淡无奇的债券(plain vanilla)”,其估价也已不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将各自所含的选择权对现金流量方式的影响考虑在内,这其中主要基于对利率的预期和利息积累与分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利率调整的影响就不仅是数量程度上的,更在于利率影响方式或方向的曲折上。相反,在一个社会消费信用体系不健全、家庭部门消费信贷需求不强烈、基础消费信用资产稀少的环境中,比如的,利率的影响范围与程度要小得多,利率调整对家庭部门的影响主要是表现在对家庭银行储蓄与少量直接性的证券市场投资上,而且,即使这后一方面的影响,也要狭窄得多,因为缺乏基础消费性抵押贷款类基础资产,资产的证券化水平就会相当低,资产支持类证券市场也就谈不上,更谈不上各类派生性证券品种。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到家庭部门资产的积累速度与规模(因为完全用自己的钱足额购买与积累诸如住宅与汽车等资产,同用带有财务杠杆性质的消费信贷来购买与积累相比较,前者的速度与规模要小得多。),更会影响到利率政策调整对消费环节的效果,从而对国民经济整体的影响就必然相对小得多。当然,中国的情况也正在改变,尤其是从1998年以来,家庭消费信贷的增长速度较快,到2001年各类银行消费信贷余额已超出6000多亿元,仅2001年就增加了2000多亿元,这种态势会促使中国金融资的多样化尤其是证券品种的创新,并提升利率政策调整的效应程度。

当然,在利率政策调整和预期利率水平时,所需要考虑的因素还有很多,但以上五个因素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尤其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金融环境中,对这些因素的认识程度,会使原来人们泛泛而讲的一些利率调整效应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决定着利率分析的适用性与有效性。

三、关于利率调整对证券市场不同组成部分影响分析中所应注意的

利率调整会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但需对教科书如下观点值得完味甚至提出怀疑:利率上调证券价格就一定下降,利率下调证券价格就一定上升。因为现实的经验表明,并非完全如此。这不仅因为不同类证券对利率波动有着不同反映(包括反映方向和反映程度),而且其影响仍然取决于利率调整后新的利率预期状况。当然,在提醒注意对利率之于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时,也不仅仅限于这一观点。对此,阐述以下点意见:

1、利率调整对股权类证券的影响。股票价格对利率的调整当然会有着即时的反映,对这一反映的分析除了注意调整后的利率水平对上市公司增量财务成本与收益的影响外,还应注意新利率预期对股票二级市场交易的影响,原因是,尽管基本面是决定股价的最根本因素,但包含着相当程度投机因素在内的股市交易(任何一个股票市场都是如此)仍是决定股价的最直接因素。即便是针对基于财务成本的分析,也应注意财务成本中来自资本品成本的份额,因为这一份额的大小决定着不同类行业及各个行业的不同对利率调整的反映程度,也就是,各类行业和各个企业有着不同的资金价格需求弹性,比如,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与企业就有着较高的资金价格需求弹性,对利率调整就较为敏感,利率下调会使这类企业的财务成本下降较多,资金需求会有较大上升,从而使这类行业板块的股票交易会较为活跃。而且还需注意的是,分析利率调整与利率预期的影响时还应包括对存货的影响,无论是商业类企业还是生产类企业,也无论是他们的原材料存货还是产成品存货,过多或过少都是不正常的,当然,商业类企业与工业类企业的存货性质与变动特性及其预示的问题又有所差异,但不管如何,那些存货量较多的企业因其存货对资金占压量较大,而使其对利率调整的反应要强烈些,财务资金成本的较大变动会促使他们对存货进行相应的调整,而存货的调整自然会影响到生产经营规模的变动,这也是行业与企业分析人员在进行分析时所应注意的。

在一个新兴市场上,基于利率的半管制原因,以及市场对利率政策调整的事前消化,往往出现的情况是,当利率真的象市场所预期的那样作出调整后,股市价格对利率调整的反映正好与教科书上的观点相反,即利率下调政策出台时股价不升反降,利率上调政策出台时股价不降反升,1990年代的历次利率调整对中国股价的影响经验支持了这一说法。这其中的原因是,利率政策调整的信号在其正公布之前已基本被市场消化,当确切的政策信号公布后,市场交易所基于的是对下次利率政策调整的预期,如果这一新预期形成的时间越长,市场上“持币待购”或“持股待沽”的观望过程就会越长。前已有述,这一过程的长短取决于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所以,我们看到,随着中国利率机制市场化进程的进展,每次利率调整后的新利率预期形成的时间在缩短,股价变动与利率调整方向间的相关关系也在向着教科书的观点或发达市场的关系模式靠拢,亦即,利率下调政策出台当天或特定时间内不会使股价反其道而行之,股价以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上升来对利率下调予以反应,以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下降对利率上调做出反应。

2、利率调整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利率调整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会更加明显,因为债券价格尤其是作为无风险资产的国债的价格本身就是利率变动的另外一种反映形式,而且由于债券价格的形成与变动更多的是基于对远期利率的预期,所以,债券的期权性质决定着债券市场是接受利率政策调整影响最快也是最直接的市场,也是传导利率政策调整信号使其效应扩散化的最主渠道之一,更是发现利率的主要机制。所以,分析债券市场对利率政策调整的反映,无论是对债券价格的分析,还是对新利率预期的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但需记住的是,并非利率下调,所有的债券价格都会一定上升;也并非是利率上调,所有债券的价格都一定会下降。而且,利率调整对各类债券价格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到底是何种影响,则至少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事宜:

(1)国债与非国债债券的区别。在利率市场化的环境中,作为无险资产的国债,其发行拍卖利率与二级市场收益率是整个利率体系的基准,也是其它金融资产定价的参照,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缺少了无风险资产国债的利率,其它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都无从谈起。所以,对利率政策调整的市场反应首先是从国债市场得以表现的,货币当局的利率调整政策信号也主要是通过国债市场向更广泛的金融市场层面以及实体经济领域去传导和扩散的,也正因如此,国债市场的表现同货币当局的利率政策调整意图是一致的,即利率下调时,国债收益率也随之下降,只不过,国债收益率会随着新利率预期的形成而可能有所改变,比如,利率下调政策公布后,新的利率预期仍是一段时间后下调,那么,国债收益率会继续下降,但当新利率预期是上升预期时,国债收益率会随之上升。但是,在利率仍受管制的环境中,上述情形就不一定会完全出现,一些背离这一情形的怪异反应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但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影响仍是有差异的。一般地说,长期国债对利率的敏感性比短期国债要大些,利率调整和市场利率预期变动致使长期国债价格的波动幅度更大些。但需注意的是,这一结论也并非是绝对的,因为这还要看货币当局对未来经济增长形势的判断及相应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仍然是从一般意义上讲,当利率下调政策公布后,为了增强这一政策的应有效果,刺激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会伴随着买进国债放出基础货币的操作,由于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并非是盈利性而是重在基础货币的吞吐,因而其每次的国债购买都是要高于平均市价而且数量巨大,这无疑又在提升着国债市场需求的同时提升着国债价格,进而使国债收益率进一步下降。但是,这也仍然不是绝对的。如果货币当局基于对未来经济增长形势的判断,认为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在短期内会得到较快扭转,而刺激这一扭转的利率下调政策使利率水平已到相对谷底,未来伴随经济增长的回升而有着通货膨胀的预期,那么,货币当局会从下调短期利率抑制短期经济增长下滑、稳定甚至适当调高长期利率以便抑止未来通胀趋势的角度考虑随后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也就是,一旦货币当局形成这一判断和认识,就会在公开市场上抛出长期国债、购进短期国债,借以在压低短期国债收益率的同时抬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从而影响利率结构,那么,此时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所受利率政策调整的影响就有着明显区别。

其它诸如普通公司债券、各类资产支持债券,则受利率调整政策的影响不会比国债更直接些。比如,对普通公司债券而言,除了利率因素外,还要看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以及相对国债收益率的风险收益补偿额的大小;对各类资产支持类债券,则主要看作为基础资产的抵押贷款现金流量受利率政策调整的影响。

(2)固定利率债券与浮动利率债券定价机制的区别。由于我国债券市场的落后尤其是债券品种的缺乏,现有债券基本属于具有简单现金流量、可直接估价的“平淡无奇”的债券,但人们平常对债券价格分析却忽视了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债券的区别。特别是,我国国债的发行定价仍不正常地以银行储蓄利率作为参照基准,国债收益率并未成为金融市场上的定价基准,所以,人民银行对银行储蓄利率的调整不仅直接影响着固定利率国债的发行定价和二级市场收益率,而且,由于已发行上市的浮动利率国债也是在银行储蓄利率基础上加计一定利差定价的,致使人民银行的利率调整对浮动利率国债的影响也是直接的,但不同于固定利率国债的是,已发行浮动利率国债随利率的下调而使其票面价值下降,但如果市场在利率政策调整后形成的新利率预期是上升预期,那么,浮动利率国债的票面预期价值却是上升的,由此,对长期国浮动利率国债进行分析时,应更主要注重远期利率水平的影响。

但是,不管利率调整政策公布后所逐步形成的新利率预期是什么,利率下调之后,对某段时期内固定利率国债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的影响上升性的影响,这是因为相对下调后的利率水平,固定利率国债的票面价值相对提高了,至于这种上升性价格影响何时终止和转变,则主要看下次利率调整的情况。

第3篇:经济增长走势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结构;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

从我国数十年的经济发展走势来看,我国经济增长走势逐渐趋于平缓,增长速度变慢。过去三十年,GDP平均增长速度接近10%。但是各个行业的发展却是极度不平衡的,农业发展速度缓慢,第一产业中农、林、牧增长率不到5%,第二产业增长率达到11.4%,第三产业也达到了11%。从实际增值来看30多年过去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都大幅增长,第一产业有所下降。考虑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服务产业价格的上涨导致实际增长速度平稳。以理发店为例,八九十年发价格仅在五角到一元之间,而现在一线、二线城市理发价格至少十五元。二十年之间增长超过了二十倍!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份额占的份额相对很小。反而是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占用的劳动力比例奇高,这便是我国三十余年来发展状况。而国内制造业能源浪费情况极其严重,同发达国家相比,耗能比竟超过了7:1!世界能源结构已经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传统发展路径。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可以知道:实现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点有两个,一个是发展,另一个就是转变。

一、为何要优化经济增长结构依赖

1984年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装变为市场经济,价格制下经济软着陆成功。而同时期转型的前苏联却由于转型而导致了经济崩溃。

2001年,中国加入WTO,经济模式状变为出口外向型经济,这段时间经济增长最为明显的是制造业。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的出口第一次出现调转。制造业大批崩溃,经济第三次转型。

由我国经济上次转型的背景来看,每一次转型都是由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引起。这是一种被动的转型而非自发的改变。而且,我国经济的三次转型都与美国经济息息相关。与其把责任归咎于美国经济造成的危机,不如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数十年来经济的爆发式增长过度重视了量的增加,而对忽视了自身素质的提高,忽视了过度依赖外部经济环境可能造成的恶果。第三次次经济转型时期第二产业的崩溃充分说明了过度依赖外来经济的危害。没有强有力的产业支撑,没有强劲的内部消费环境,经济结构就会变得如此脆弱,以至于世界经济的动荡都要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牺牲自己大量的产业并提供大量的外汇来埋单。

由于我国是在没有任何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的探索和牺牲无可避免。实现经济转型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需求,是当下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要走出的一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实现经济转型与优化产业结构历史大势所趋,长痛不如短痛,优化经济增长依赖结构势在必行。

虽然经济转型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各个产业都受到了不同成都的影响。但是转型带来的巨大机遇和利益仍然可以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动力。中国充足的外汇可以用来购置能源等战略资源,或者通过圆柱的方式打开国外市场,并借此要求国外市场对中国企业的进一步开放,同时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进受经济危机打击较大国家的证券或者职场。通过外汇投资最大限度的降低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外汇储备下降。

二、如何优化产业结构

党的十指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前进的方向和只能动力:经济增长动力应相应的从投资驱动转变为新形势下的制度红利,以实现富民强国为目标。争取处理速度与效益、质量的关系,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首要目标,着力增强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步伐。逐渐建立创新企业,淘汰落后的制造企业。

当前经济形势下,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元区经济陷入萎缩,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经济持续下行,以往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的高流动性和效益低下等问题将逐渐暴漏,实体经济要素流失严重,中小型企业盈利能力低下且生存困难。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问题、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等严重问题。因此必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应在适应国内外经济变化的基础上,把发展的重点转移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努力处理好稳增长和转型之间的关系。逐渐降低政府投资和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积极探索结构调整与转变之间的契机。稳步培育内部经济增长的动力,向效益化方向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目前形势下我国居民收入的分配制度存在很大缺陷,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这导致了居民收入与劳动报酬比重过低,贫富差距加大,企业各类附加费用过度挤压员工薪资,军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上述一系列问题致使我国军民消费低迷和内需不足。同时这也是我国经济长期过度依赖外部经济,出现了内需与外需失衡,投资与消费严重失衡的原因。因此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大的问题,是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点。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发展与企业利润及转型发展周期有密切的关系。企业通过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包括对市场、产业、管理、经营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期获得竞争优势并持续发展。从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将来来自国内消费需求将持续加大,从企业角度来看生产效率必须大幅加强,从产业结构来看,来自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和新兴企业将会蓬勃发展。转型期的企业正是要从这些方面寻求新的机遇。企业的转型需要价值观的转型,为此,可以就以下方面作出改善:

1、研发新产品和产品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设计、研发、销售、服务、品牌等非生产环节利润空间巨大,能对企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改进生产设备和技术水平,提升工艺流程质量,向高附加值区域挺进是最佳的选择。

2、实现企业转型,需要在专业水平分工和晚上产业链以及产业多元化等角度实现转变。因此拓宽企业外部经营环境和产业发展阶段,进行跨领域发展可以保证企业拥有更丰富的资源以及更多的机会。

3、企业管理制度的转型将是企业是否能够成功转型的关键。面对原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融资风险加大等因素。如何通过加强管理实现成本的降低使企业生存发展必须深思熟虑的难题。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是否根本改变,企业的转型发展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微观基础与起点。因此必须从企业转型着手,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时期占据有利条件。在经济转型完成以后中国才能真正的走向经济强国的道路。

三、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与策略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既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一个长期的转变过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客观要求。因此在转变中求发展,在发展中继续转变是必选之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是社会生产技术基础更新所引发的产业结构的改进,即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增强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重要力量。如何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协调化使技术条件更加成熟以及不断更新,促进产业结构加速调整、不断更新并形成新的生产力,同时研究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换的可行性,长线产业向短线产业转换的可行性,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向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转换的可行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实质上可以看作是生产力的催化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这一生产力催化剂的效率和质量不断得到提高的基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现代经济增长幅度主要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团体精神,即产业间和产业内各部门间通过合理关联和组合,使组合后的整体功能大于单个产业或单个部门的功能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增强产业团体精神的重要手段,也是支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经济增长也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相适应的物质基础,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稳步增长的良性循环。

总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激发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的同时,又要利用结构调整的外部压力,还要积极营造结构调整的外部条件,积极推动结构调整以取得新突破。

【参考文献】

第4篇:经济增长走势范文

关 键 词:人民币汇率;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F83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3-0026-06

2006年是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的第一年,尽管人民币汇率面临着国内外多重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压力,但人民币汇率改革依然以稳健的步伐推进。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已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2006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回顾,旨在分析影响汇率变化的因素及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图把握2007年人民币汇率政策趋势,并对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作出基本判断。

一、2006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回顾2006年,人民币汇率的特征可概括为:汇率弹性明显增强、双向波幅扩大、总体呈小幅升值态势;而从影响人民币汇率短期变动的因素来看,美元走势已成为最直接的因素。

(一)2006年人民币汇率走势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和金融市场建设不断加强,2006年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增强,初步形成了市场供求关系导向的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更趋市场化。

1. 人民币名义汇率呈波动性升值态势

人民币汇率屡创汇改以来新高,名义汇率波动性升值。2006年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9982元,{1}首次“破八”。此后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小额波动中的稳步上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屡创新高。仅在2006年11月内,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相继突破了7.88、7.87、7.86、7.85和7.84五个整数关口,当月累计升值近400个基点。2006年12月28日,人民币汇率更是创出1美元兑7.8149元的新高;与2005年12月30日1美元兑换人民币8.0702元相比,已上升2553个基点,升值幅度高达3.17%。人民币对美元的加速升值,导致人民币对港币也加速升值。在2006年底,港币现钞兑换人民币也首次跌破1比1,人民币进入“港元区间”。

2. 人民币汇率双向运行态势显现

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之后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调,双向运行态势显现。2006年3月6日开始,人民币汇率出现6个交易日的连跌,人民币汇率呈现双向浮动特征;8月中旬和9月下旬,人民币汇率经历了较大回调;11月17日,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已经达到了7.8745。人民币汇率共下跌78个基点,成为自3月份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汇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前期的升幅过大,累积的大量回调压力得到集中释放,这也是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更趋市场化的体现。

人民币在短期内连续走高又蓄势下跌,无论朝哪个方向,累计的涨跌幅度都相当可观,这也显示了人民币汇率不仅日间的波动在日趋活跃,而且阶段性的波动区间也在放大,弹性不断增强。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比较,人民币对日元和欧元汇率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

3. 人民币汇率仍属于基本稳定的态势

与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间汇率的波动相比,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速度和波动幅度仍属小幅渐进。例如欧元兑美元,2006年1月初为1欧元兑1.1980美元,到11月29日为1欧元兑1.3146美元,升值18%,其中仅11月份就升值了2.9%。美元兑日元汇率,2006年初和11月末基本相同,但5月16日的年内最低点110.07与10月13日的年内最高点119.81,则相差达8.6%。英镑兑美元,2006年1月3日为1英镑兑1.7404美元,11月29日升值为1英镑兑1.9492美元,涨幅为12%。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仍属于基本稳定的态势。

(二)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因素

1. 正确看待人民币汇率升值

人民币汇率之所以出现缓慢升值的态势,从深层原因来看,与我国经济总量地位的提升和持续增长的预期密切相关。从宏观经济因素看,近几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2004年和2005年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0.1%和9.9%,2006年GDP增长率维持在10%以上。从长期来看,一国汇率水平与该国经济实力呈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判断人民币的长期汇率走势,来自于对我国经济长期走势的分析,这是决定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最为关键的因素。从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走势来看,未来我国有望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周期,特别是新一轮宏观调控已经发挥了作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没有重大干扰因素,我国经济将会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这也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发展趋势是升值的。但由于经济发展周期性规律的作用,汇率会有回归走势即螺旋式盘旋上升的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看待人民币汇率的变化需要把握视角的转变,由过去“钉”住“美元汇率”转向关注“一篮子货币汇率”。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已从固定汇率变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且在国际外汇市场汇率波动日益加剧以及贸易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观察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不仅要有“一篮子货币汇率”的视角,更应该注重从“美元汇率”转向“有效汇率”。根据国际金融的一般理论,货币升值或汇率上浮会产生“奖入限出”的效应,即鼓励进口、限制出口。200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进口价格涨幅显著超过出口价格涨幅,而这种情况通常是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显而易见,如果从真实有效汇率(REER)来看,人民币汇率不是在升值,而是在贬值。

在人民币兑美元的几次快速升值过程中,人民币兑欧元、英镑、日元出现了大幅贬值,这就使得人民币升值的效果大打折扣。汇改时确定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因而关注人民币汇率应该从对美元的单边汇率转向有效汇率。虽然据不同的有效汇率计算方法计算出的有效汇率结果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远小于兑欧元、日元等非美主要货币的贬值幅度时,从有效汇率的角度来看,人民币还是处于贬值状态。在目前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确定方式以及美元走弱的情况下,人民币要实现有效汇率升值,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可能还要大一些。我们不要将目光仅仅局限于人民币兑美元的涨跌上,而应多视角透视汇率的变动,这样才能正确理解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2. 美元走势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短期变动的直接因素

由于人民币汇率由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决定,因此它对美元的汇率,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美元在国际汇市总体表现的影响。回顾2006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几次大幅波动不难发现,美元在国际汇市的起伏几乎成了决定人民币汇率短期走势的主要因素。人民币汇率在2006年8月中旬的短期急速走低,其外部因素正是美元当时对其他国际货币整体走强。10月份以来,每当国际汇市上美元跌到一个新的低点,人民币汇率就跟随创出新高;而一旦美元反弹,人民币汇率就会出现回调。特别是进入11月份以来,美元和人民币之间反向联动更为明显,每次美元指数创出阶段性新低,人民币汇率几乎都会报以汇改以来的新高。

在美国经济数据表现不佳的影响下,美元遭受沉重打击,美元兑各主要货币大幅下挫。2006年以来,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总体走弱,美元兑欧元汇率、美元兑英镑汇率都跌至近两年的最低水平。11月底,美国调低了2006年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预期值,而美联储会议纪要也显示出多数成员预期经济增长将放缓;此外,美国公布的劳工市场失业救济人数远高于市场预期。这些因素加重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推动了市场对美联储可能降息的预期,因而导致美元进一步疲软,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从总体上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是正面的。2006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和升值并没有超出金融体系和企业的承受能力范围;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减慢,而且保持了强劲的势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实践已表明,除了局部行业受到预料中的影响之外,总体上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保持在相当稳健的水平上,经济增长、物价和外贸形势都相当良好,如2006年GDP增长达到10.6%,外贸顺差达到了1770亿美元。我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对于汇率浮动表现出良好的适应能力,能够把汇率机制改革的影响加以消化,这就为下一阶段继续推进汇率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的影响

人民币兑美元自2005年7月汇改后一直保持着升值趋势,但同时,2006年以来贸易顺差却屡次创出历史新高,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并未降低贸易顺差的增长,这说明我国企业适应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能力在增强。另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自2005年汇改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居高不下,而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企业之所以扩大投资,说明企业还是有利可图的。这反过来也证明人民币渐进小幅升值对出口的冲击是有限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出口企业实际盈利能力比预期高,升值强化并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能力。从汇改后一年来的情况看,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以及企业效率的提高。这种竞争的加剧,则体现为出口产品的价格降幅超过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即部分企业以前隐藏了利润。二是企业在汇改进程中增加了抗风险的能力,已经开始逐渐适应汇率改革的方向,并逐渐学会运用多种汇率避险工具来应对汇率风险。多样化的汇率避险手段包括提高产品档次、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中间消耗、提高品牌影响力和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等,其中企业使用金融衍生产品、改用非美元货币结算和投资外汇理财产品的比例均有所上升。另一方面,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远期结售汇业务范围和交易主体进一步扩大,企业使用远期结售汇的便利度明显提高。而银行间人民币远期市场和掉期市场的逐渐活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企业对新型汇率避险工具的适应能力和汇率风险管理意识都有所增强(巴曙松,2006)。[1]

从国内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改革对企业而言是利大于弊的。以2006年4月底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可以看出,自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和大半年的适度升值以来,企业的汇兑损失不仅没有放大,反而实现了较大的汇兑净收益。总体而言,受益企业的平均受益金额,是受损企业平均受损金额的8.3倍。同时,汇率改革对特定区域的影响,取决于企业应对汇率风险的管理能力,且大企业云集的地区(例如上海、北京等地),比中小企业遍地开花的地区要做得好很多。

(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金融机构对于汇率浮动的承受能力也逐渐增强。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时,人民币汇率一次性上调了2%;一年之后,人民币升值3%以上,其间市场交易日间和日内波动幅度加大,金融体系运行正常。这与汇改之后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有很大关系。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逐步放宽银行现汇、现钞买卖价差限制,引导挂牌汇率由对称性向非对称性发展,外汇定价从“一视同仁”到差别定价发展。“一日多价”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银行汇率风险意识,并促使商业银行从人民币汇率产品的定价机制、平盘方法、操作流程、风险管理、IT系统以及市场营销等多个方面全面加强汇率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而各类金融衍生业务的陆续推出,对商业银行在提高金融衍生品的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商业银行也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巨大商机,通过加快业务创新争取在新的竞争格局中抢占先发优势,并巩固自身的生存适应能力。在积极引导客户增强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认识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相应的避险、保值、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适时推出新的外汇理财产品,有效规避和控制汇率风险;与此同时,积极开发风险管理、风险对冲及投资产品,综合运用利率、汇率等价值互动的机理,分别对进出口企业采取不同的定价政策。

(三)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对股市而言,本币升值预期主要会带来四方面的益处:吸引国际资本流入,获得以本币计值资产升值的收益;在实行外汇管制情况下,本币升值会出现将外币资产转换为本币资产的趋势,改善股市资金供求关系;为了抑制更多投机资金进入国内,央行将有意维持一定幅度的本外币利差,倾向于保持低利率,为股市发展提供较为宽松的金融坏境;国际流动资本具有较强的投机性,将主要投资于容易变现、流动性高的证券市场。历史经验表明,一国本币升值往往导致以本币计价的资产升值,特别是以股市为代表的虚拟资产,其升值幅度将远远超过本币升值的幅度。汇改之后,不少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趋势及其对证券市场的深远影响仍然认识不足,对能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的板块也存在较大的认识局限。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是支持我国股市长期向好的重要因素,并将成为今后几年市场反复经营的投资主题之一,因此,投资者应乐观看待今后的股市行情,重点关注那些能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的行业板块。当然,下一步将不再停留于人民币升值的概念炒作上,而将逐步转向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的行业和上市公司业绩的挖掘上。

毫无疑问,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效应的进一步释放,新的汇率制度在优化我国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会进一步显现。

三、人民币汇率政策趋势与汇率走势

由于汇率走势与汇率形成机制相辅相成,完善汇率机制才能形成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王元龙,2005)。[2]而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又取决于未来的汇率政策取向,因此,有必要结合人民币未来汇率政策趋势来分析预测2007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一)人民币汇率政策趋势预测

2007年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在稳定汇率的前提下,从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货币政策将突出汇率政策

针对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央行提出,将协调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控制,合理控制货币信贷增长,维护总量平衡。将发展外向型经济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效地协调起来,其关键是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平衡,这是当前我国经济战略转型和政策选择的着力点,也是改善当前宏观调控的有效途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6)。[3]央行在2006年8月第二次加息之后,我国的利率政策操作已经告一段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心开始向汇率政策转移。可以预计,人民币汇率政策将成为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重心。但需指出的是,汇率政策成为货币政策重心,其内涵是多方面的,如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强人民币弹性、完善外汇市场运行体制、加快外汇市场产品创新、调整外汇管理政策等等,而不可将目光仅仅盯在汇率本身以及简单地理解为人民币要加快升值上。

2. 采取多层次的政策组合

我国“双顺差”的失衡经济结构以及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是由深层次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造成的。促进我国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和实现汇率均衡,要求合适的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实际汇率调整和名义汇率调整相结合;二是汇率政策和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调整相结合;三是结构调整与制度变革相结合。毫无疑问,单项政策的调整或单纯依靠汇率升值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而应从围绕以消费需求为主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调整外资优惠政策、扩大进口和市场开放等结构性政策以及汇率浮动等方面共同入手,多管齐下进行调整。

3. 适时调整汇率水平

汇率政策的核心是汇率水平的调整或汇率变动。汇率作为一揽子政策的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够在调节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关键在于适时地采取合适的调整方式来调整汇率水平,即通过汇率水平的调整来适当发挥汇率政策在实现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中的独特作用。

所谓采取合适的调整方式来调整汇率水平,就是指在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不一致的情况下,央行根据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要求,以适应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调整名义汇率或调整实际汇率,或调整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相结合。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如前所述,汇率政策的操作将采取实际汇率调整和名义汇率调整相结合的方式。

第一,调整名义汇率。主要措施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区间,例如从当前日均波幅的0.3%,逐渐放宽到日均1%的范围。人民币汇率波幅范围的扩大,将会增加投机资金的风险,使投机的动力减少,从而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的调整应该是小幅的、渐进的。从汇率制度改革一年来的情况看,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了3.3%,而中美之间的利率差额为3.1%,这种状况使得投机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流入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收益。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罗纳德・麦金农教授(Ronald I. McKinnon)所指出:中国央行将严格控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这一汇率的日变动幅度限制在非常微小的水平,而人民币兑美元就以这一幅度持续波动着。但人民币汇率的具体变动时间可以无章可循,以免给投机者享受免费午餐的机会。他认为,重要的是要维持人民币的温和升值并使升值幅度与美中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值相一致。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央行至少要密切关注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和利率水平,并据此制定其以汇率为基础的货币政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逐步升值(罗纳德・麦金农,2006)。[4]维持货币稳定是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并以此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这个前提下,人民币汇率调整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决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第二,调整实际汇率。主要措施是通过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的调整,引起实际汇率的变动,如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退税等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都可达到调整实际汇率的效果,实现汇率均衡。具体而言,一是将我国外资政策的重点从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转向完善投资软环境,为外资提供正常经营所需要的条件,以遏制投资主体的短期投机行为与假外资等套税行为;同时减弱优惠政策的竞争,加快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实现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公平竞争。二是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并开征资源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税收。三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利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刺激国内消费,促使企业从低价竞争策略转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即通过实际汇率升值的方式实现汇率的均衡(潘英丽,2006)。[5]

4. 发展和完善外汇市场体系

发展和完善外汇市场、逐步放开外汇交易已成为大势所趋。由于我国采用了更为灵活的管理浮动汇率制,汇率波动幅度将逐渐增大,汇率风险问题会显得更为突出,迫切需要开办银行间、银行与其它交易主体间的远期交易、调期交易、货币互换、外币期货、期权等金融风险管理业务,增加外汇交易工具,以满足企业对冲外汇风险的要求。要将以银行为主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扩展到银行、企业和个人均大量参与的完善的外汇交易市场,并适当放松资本管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目前,各类企业按实需原则均可开立外汇结算账户,并且企业可保留的外汇额度相当大,这为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提供了一条途径,但同时也增加了企业持有外汇头寸的风险。因此,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外汇经纪商制度,让更多的企业能够通过外汇经纪商来规避汇率风险,并进一步使手中的外汇保值增值。同时,要继续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改进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进一步满足企业和个人的外汇需求;要着力促进外汇市场发展,完善外汇市场风险计量和风险分担机制,促进市场结构和交易方式复合化发展,增强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鼓励金融机构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进行金融创新,为企业、居民提供更加丰富的避险产品,拓宽市场投资渠道。

汇率制度改革与汇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汇率制度改革对发展汇率衍生品市场提出了现实的需求,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长期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风险管理意识严重不足,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对这些金融机构和企业进行风险防范意识的教育和宣传外,还要向这些机构提供管理风险的手段和工具,使金融机构、企业能够利用这些工具来管理风险,提高对汇率风险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汇率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对于推动汇率制度改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广大金融机构和企业风险管理的工具和手段丰富了,风险管理的本领增强了,我们才可能考虑进一步深化汇率制度改革以及加快改革的步伐,这一点在进行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包括汇率衍生品在内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将酝酿重大突破。我国将在借鉴国际经验和防范风险的基础上,配合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循序渐进地推出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风险管理工具,并大力推动交易托管集散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

(二)2007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测

1. 人民币汇率将继续维持双向波动、小幅升值趋势

可以预计,2007年人民币汇率不会一次性大幅升值。尽管人民币的升值速度有加快的趋势,但这只是受到市场因素影响的短期状况,人民币不可能非理性升值,更不会一次性大幅升值。在我国金融体系还不是很健全、经济结构还不够合理的情况下,过早实现汇率比较大的灵活性,将可能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损害。因此,对于人民币汇率要灵活到什么程度,应该有一个充分探讨并统一认识的过程。我国企业长期以来处于利率、汇率都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发展,因此需要给企业一个适应利率、汇率变化的时间。

2007年,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明显大于实体经济内在升值需求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我国金融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国内经济、金融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对浮动汇率尚需有个适应过程;而且在汇率调整对改善国际经济不平衡影响有限的情况下,大幅度轻率调整人民币汇率,风险过大,不利于国内经济金融的稳定。因此,在人民币汇率调整方面,仍会继续保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将会在双向波动中实现人民币的小幅升值。

2. 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将会在适宜时间放宽

人民币汇率弹性还有较大空间,波幅有望放宽。在较小的浮动空间和较强的升值预期下,汇率走势可能会形成单边上升的局势;而在一个较大的浮动空间内,汇率存在双向走势。即在较短时间里,可能是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大;但在更长时间里,则是人民币汇率涨跌空间进一步扩大。这将给投机资金带来一定压力和风险,使其投机进出的风险成本增大,从而可望抑制其强烈预期下的投机操作。随着人民币汇率变动不确定性增加,投机人民币升值的境外热钱就有可能减少,从而使外汇储备增长势头有所减缓。

2006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波动幅度明显放宽,单日波幅多次逼近3%这一限制区间,因此放宽汇率波幅的时机已经成熟。选择此时放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幅,有助于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但通过行政性升值措施不仅会打破各种市场的均衡,不利于汇率、利率的市场化进程,也会破坏市场的均衡。央行8月18日宣布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8月21日开市后,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债券市场,基本上没有受到加息带来的冲击。这就是说,市场发展日趋成熟为扩大人民币升值波动幅度提供了基础。合适的汇率浮动区间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基础,因此,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应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和企业的实际情况,有步骤分阶段地加以扩大,最终将人民币汇率从现行僵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关于时机的选择,我们认为,在进一步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和外汇市场改革的基础上,在基本吸纳和消化已经采取和准备采取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因素后,当产生了新的市场供求因素的刺激与推动,才会出现适当的时机。然而,推出的仍是遵循有管理目标的适度的浮动区间;但也不排除在汇率改革措施因各方面原因仍不能释放和消化市场等因素带来的升值压力时,提前适度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货币政策制定者应根据市场发育状态和经济金融形势,结合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适时调整汇率浮动区间。可以预测,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存在,但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应该是发展趋势。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对汇率政策趋势的预测,可以得出基本判断:2007年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将会进一步放宽,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小幅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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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所引用的汇率数据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pbc.省略)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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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巴曙松. 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展与趋势[J]. 中国货币市场,2006,(7).

[2]王元龙. 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3).

[3]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200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N]. 金融时报,2006-08-09(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pbc.省略).

[4]罗纳德・麦金农. 人民币汇率法则(The Yuan and the Greenback)(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6,(8):29.

[5]潘英丽. 放弃非理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N]. 国际金融报,2006-08-24.

责任编校:魏琳

The Review and Expectation of RMB Exchange Rate

Wang Yuan-long

(Bank of China, Beijing 100818)

第5篇:经济增长走势范文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1-0009-04

一、后危机时代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

后危机时代是指世界经济随着金融危机的缓和而进入的一个相对平稳期。该时期的最大特征是经济诸方面仍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一方面,由于政府积极的经济政策、预期和时间等因素促使危机得到缓解,经济下滑得到抑制;另一方面,由于固有的危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危机时刻还会回来,甚至加剧并有可能引起新一轮的衰退。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严重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又一次冲击。在各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尽管失业率依然走高,但全球经济信心逐步恢复,经济先行指标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得到回升,工业实际产出开始回暖,金融市场利差指标恢复正常,消费者信心震荡回升,经济增长预期上调,全球经济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后危机时代”。

危机与后危机时代中国货币政策总体而言是宽松的,2010年开始适度紧缩,第四季度加强了紧缩力度。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货币供应量方面。自2008年以来中国货币供应量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呈加速上升趋势。2010年9月份广义货币(M2)供应量同比增长18.97%①,前三季度增长11.33%。10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5 877亿元,同比多增长3 347亿元,广义货币增长19.3%。10月末,广义货币余额69.98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幅比上月高0.3个百分点,成为全球货币供应量第一大国(见图1)。

2. 准备金率调整。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4次统一上调准备金率,2010年1月、2月、5月每次统一上调0.5个百分点,10月份对六家银行差别上调。当前,一般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将达到17.5%,而此前被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六家银行则提高至18%。17.5%的存款准备金率与2008年6月的历史最高点持平,而大型银行18%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超过了历史最高点。据估算,此次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将冻结资金3 504.5亿元(见表1)。

3. 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自2007年“防通胀、防过热”的六轮加息之后,由于连番自然灾害及随之袭来的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第三四季度中国五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合计下调幅度为2.16%,其中11月27日单次下调1.08%。2009年全年未动用利率工具。201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进行了34个月来的首度加息(见表2)。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是扩展性的,其中包括五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三次下调法定准备金率和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刺激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宏观经济。2009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货币供应量上,利率和准备金率工具没有再行启用。2010年的货币政策是稳健中逐渐见紧,尽管货币供应量仍然一路攀升,但准备金率和利率都被启用于紧缩,尤其利率工具的运用,更彰显中国货币政策步入了紧缩通道。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及其主要问题

当美、欧等世界各大经济体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后,中国经济几乎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这既是中国良好经济发展态势继续的结果,也与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不开。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总体而言企稳向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

1. 经济增长方面。国内生产总值在2009年第一季度跌入低谷后,全年呈上升态势,第四季度达到峰值109 367.4亿元。2010年第一季度回落较大,为81 622.3亿元,此后第二三季度平稳增长至第三季度的95 820.4亿元。2010年第三季度较第二季度环比增长5.05%,较2009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15.36%。而2010年第一二季度分别较2009年同期同比增长17.01%和16.46%,三个季度的同比增幅呈下降趋势。企业景气指数与GDP走势一致,自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谷值105.6后,稳步回升至2010年第三季度的137.9,比危机前的2008年第二季度的137.40还高。

2. 就业方面。就业率与经济增长走势大致相同。就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情况来看,2008年前三个季度为4%,到第四季度升至4.2%,2009年全年为4.3%,2010年前两个季度为4.2%。数据精确度不是很高,但可以反映出当前失业率总体比2009年情况要好,但与危机前相比,失业率要高0.2个百分点。

3. 进出口方面。中国进出口总值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谷底,此后总体而言呈增长态势。净出口方面自2008年1月份以来除了2010年3月份是逆差73.7亿美元外,其余月份均为顺差,并且差值处于震荡状态,无明显的增减趋势。这说明欧美等经济处于衰退阶段时,对中国的进出口影响比较有限。其2008年以来的具体走势见图2。

(二)中国宏观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

尽管经济总量向好,但是影响经济持续健康稳健发展的不利因素也逐渐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通货膨胀压力大增。就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增长情况来看,2009年2月以前的12个月内同比增长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由8.7%下降至-1.6%,即物价出现下跌趋势,这一现象一直维持至2009年10月份。此后价格指数稳步增长,2010年10月同比增长率达到4.4%,环比增长率为0.8%。2008年以来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如图3所示。不仅消费品价格在涨,住房价格也在政府的组合打压下顽强地上涨。其中,2009年房价环比增速呈稳步上升趋势,2010年4―8月,增速出现回落,6月份甚至出现负增长,9月份以来,房价在成交量萎缩的情况下仍维持着滞涨局面。

2. 人民币升值问题。2008年前三个季度人民币大幅升值,由1月的每100美元兑换718.53元人民币下降至2008年9月的681.83元人民币。此后直至2010年5月份波动幅度较小。但5月份以来人民币又进入了新一轮升值期,由5月的682.8下降至当前的662.42,半年内人民币币值上升了2.98%(见图4)。

3. 国际宏观经济环境问题。统计数据表明,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后复苏乏力。资产和产能闲置严重,失业率高达9.6%,个人消费开支虽持续增长,但依旧疲软。在内需疲软的同时,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呈现减弱趋势。第二季度美国出口仅增长9.1%,为2009年以来最低季度增幅。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采用以邻为壑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刺激政策,美联储宣称,到2011年6月底的未来8个月中购买6 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加上此前已有每月350亿美元的购买量,未来8个月,美国总共将印发9 000亿美元用于购买国债。短期内,如此巨额的美元被投入市场,将进一步刺激美元贬值和全球流动性泛滥。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货币政策抉择

当前,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人民币汇率和国际经济环境是影响中国货币政策抉择的主要因素。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是能源密集型、原材料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体。由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印等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大幅度提高了对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带动了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致命的。

1. 物价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将导致食品消费在老百姓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居民的钱如果全花在菜篮子上,购买工业品的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所谓“内需”不仅无法“拉动”,反而可能萎缩。

2. 由于能源与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工业制造品成本上升,从而工业品价格上升压力增大。一方面是供给方的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是居民收入主要用在食品消费上而导致工业品购买力不足。两相矛盾下,将导致工业品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 通货膨胀将加速资产泡沫化。中国房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即使政府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接二连三出台,但收效甚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家的通胀预期。开发商和投资者都预期物价会上涨、货币会贬值,较好的保值增值手段就是把货币资本化。投资房地产就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另一个投资方向是股市,中国沪深股市价格指数自2010年7月份以来步入了上升通道。其中,上证指数收盘价由7月1日的2 373.79上涨至11月10日的3 115.36,上涨31.24%;深证成指收盘价由7月1日的9 203.91上涨至11月10日的13 705.68,上涨48.91%。房产价格的居高不下乃至上涨牵涉的不仅是民生这一政治问题,更重要的是资产泡沫最终总会破灭,泡沫越大、破灭得越迟,对宏观经济的破坏力就越大。

4. 当居民购买力和生活质量下降时,工资上涨压力增大。工资上涨将进一步给制造业造成涨价的压力,形成一种涨价不断地刺激新一轮涨价的恶性循环的局面。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则将破坏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全球货币流动性泛滥,如美元投放量的不断放大,将进一步导致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币值上升也将给中国宏观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进出口。有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后,受进出口相对价格以及国内产出水平下降的影响,进出口额呈现下降态势,但由于J曲线效应,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额下降幅度在前期要小于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的下降幅度。约5个月之后出口下降幅度超过进口下降幅度。进出口这种下降格局将会改变中国的净出口格局,它将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国际收支顺差的改善,二是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人民币升值还会影响到国内物价水平,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受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下滑的影响将会同方向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有利于总体物价水平的回落。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还可能导致国际热钱的流入,过多热钱流入对经济将产生负面影响。因为热钱往往会流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泡沫膨胀,当宏观经济基本面出现不稳定迹象时,热钱就会流出,促使其助长的泡沫加速破裂,从而引起经济衰退乃至动荡。不过,就当前而言,在中国管理浮动汇率制、对资本项目实施严格管制并且利息率市场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汇率变动将不会对短期资本流动产生大的影响。

当前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避免人民币币值快速大幅上升,但是也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积极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影响机制是双向的。一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刺激投资和消费,从而促进积极增长和保持较低的失业率;另一方面,积极的货币政策将导致国内物价水平快速上升,而在人民币即使温和升值的情况下,进口将增加,出口将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就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现状来看,笔者认为第二种作用将更加明显,也就是说,当前如果继续推行积极扩张的货币政策,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则相反,它有利于控制国内物价水平。但是,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抑制投资,另一方面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预期增强,二者均不利于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在于通货膨胀及其可能对宏观经济造成的长期的破坏性的影响,而保增长压力相对较小。中国有管理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下外汇流动的严格管理制度,人民币币值受加息影响有限。因此,当前中国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明智之举。

注释:

①为了比较,本文图表数据采集时段是2008年1月―2010年11月,文中分析的主要是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的数据,即分析危机与后危机时代的数据指标。

参考文献

[1]靳玉英,张志栋.非传统货币政策解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0,(10).

[2]宋芳秀.中国利率作用机制的有效性与利率调控的效果[J].经济学动态,2008,(2).

[3]陈金娥,刘旺霞.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系研究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08,(1).

[4]GD Rudebusch, A MacroFinance Model of the Term Structure,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Economy,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8.

[5]JB Taylor, H ousing and monetary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2007.

[6]A Orphanides, Historical monetary policy analysis and the Taylor rul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3.

Macroeconomic Status and Monetary Policy Choice in China

Zuo Shungen

(Tseng-ch'eng Colleg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1363, China)

第6篇:经济增长走势范文

关键词:虚拟资产;实物资产;收益率差异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17002

1现象和问题

上海股价指数与经济增长波动的相互关系走势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996年上半年之前,上海股价指数与工业增加值大致相同;第二阶段,1996年下半年至2001年,上海股价指数增长幅度大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大幅度;第三阶段,2003年和2005年我国的GDP增长分别为9.1%和9.5%,而上海股指则从2002年的1500多点跌至目前的1100多点,两者成完全相反的方向变动;第四阶段,2005年至今,上海股价指数与工业增加值又呈现同向变动状态,均呈上升走势,但是指数增长幅度远大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城度。上海股价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偏离走势显示,虚拟资产与实物资产的收益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思考虚拟资产与实物资产的收益率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研究我国股市为什么会有泡沫产生,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收益率该准确认识,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虚拟资产和实物资产的收益率内涵,有助于我们改进资本市场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2原因分析

2.1股市投机行为的存在

(1)当一个有效的市场上不存在制度上的缺陷时,泡沫主要是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过高而引起的。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①创新,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一些创新出现的时候,由于缺乏可比的信息,创新的后果存在不确定性。成功的创新有可能改变未来收入甚至改变经济结构,在缺乏必要信息的情况下,大量的创新在一定情况下容易引发乐观情绪,使有创新的企业的股票价格较其他股票价格相对上升,形成“金字塔效应”;②由于一些技术或结构变化的不确定或由于该资产的内在素质造成定价困难;③高流动性资产的高流动性使参与者降低了脱手的风险,如果和过剩的流动性联系起来,过热就会发生。

(2)投资者本身的动机也是股市泡沫形成的源泉。一方面,股民结构刺激了市场投机。我国股市开户的投资者中,绝大部分是个人投资者,这部分个人投资者收入少,入股资金低。他们投入股市的目的是想快速赚钱,摆脱生活的困境,使投资行为短期化。股市稍微有大一些的波动就会引起他们的过度反应,或者急于购入股票或者急于抛售股票,使市场的投机气氛相当浓厚,引起市场较大幅度的震荡。另一方面,庄家行为加重了市场投机程度。由于市场监管体系、监管制度的不健全,大量的庄家充斥股市,人为地放大了市场中的“博傻”机制。庄家利用资金、人力、信息、工具、舆论等优势,把自己控制的股票价格拉起来,使它的价格远远大于其基本价值,人为地制造泡沫。庄家行为助长了股市的投机气氛,扭曲了价格形成机制,人为地制造了股市泡沫,加剧了股价的暴涨暴跌。

2.2证券市场的市场机制的缺陷

中国股市通常有三股力量:上市公司、以证券公司为代表的投资中介及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在内的投资主体。很大一部分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是不争之实,使内地股市良莠不齐。证券公司是我国股市主要构成部分,过去几年一批券商的风险集中暴露,给股市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尽管经过多部门的综合治理,证券公司整体面貌已开始好转,但证券公司的违规现象能否从根本上得以遏制,还需拭目以待。再说投资主体,以散户为主,缺乏成熟的机构投资者,是我国股市表现脱离经济基本面的直接原因。成熟的机构投资者有定价能力,可以使价格趋于合理,才能对股市中的不完全理性因素加以遏制。现在,部分机构投资者追求短期效益,有散户化的倾向。

没有进一步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中国股市不可能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而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则非一朝一夕之功。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无论是从市场的监管者到上市公司,还是证券市场的投资者都必须严格按照市场的机制来运行。但是,我们国家目前证券市场在运作工程中还存在较大的漏洞,未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建立和健全公开信息披露的制度。在我国,政府对股市的态度往往成为股市涨落的重要原因,股指的高低常常成为调控市场的方向和力度的最主要指标。政府的介入使我国股市波动异常厉害,股价的大涨大跌是股市泡沫的形成、膨胀的温床。在市场本身存在缺陷的情况下,泡沫的形成也是必然的结果。

根据机会成本的概念,如果不投资于股票,在扣除了风险补贴后,投资者至少应该获得无风险利率,而这个利率是由实体经济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如果实体经济持续下滑,必然要随之调整,在一个短期内,价格必然上升,而这种上升是由于大量资金涌入造成的,会形成投机性泡沫,当经济继续下滑时,涌入股市的资金也难以维持,最终出现崩盘。实际上,制度的扭曲和经济运行状况对泡沫形成的促成作用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存在制度扭曲,经济状况会变坏,促使资金涌向股市。

2.3经济的发展状况与上市公司的天然联系破坏

(1)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一个难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体思路,就逻辑地使国有企业的改革与股份公司及股票市场实现了链接。当国有企业的脱困任务需要更多地依赖股票市场去完成,同时,国家基于国有银行的安全性考虑,也需要通过股票市场实现社会融资风险的分散化,加之在我国始终难以改变的依靠大量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惯性,也需要更大规模地开发股票市场这一融资渠道,这三重因素的作用,使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显著加快,中国股市用十几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股市需要上百年去走的路程。这一时期,我国股票市场的发育艰难而缓慢,因此,股票指数不会也不可能对我国经济具有太多的刻画。

(2)在我国过去的金融结构中,银行长期对社会资金的集散一统天下。由于政府干预银行的边际成本较大,政府便有了通过金融改革和制度创新去尽可能消解因其自身行为导致的不良后果的动力。在这种背景下,股票市场的建立开辟直接融资通道就是一种需要。尽管人们可以质疑甚至诘难我国股市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太多的政府功利,但它客观上无疑推动了股市的发展。然而,也因此使我国股市的市场化一直受到普遍质疑。由此可见,金融结构及金融制度变迁的需要,是我国股市从无到有并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的一大推动力量,也因此使股市与经济的关系逐步有了契合性,并依循一定的路径演进。

2.4股市的规模较小

我国股票市场在1997年之前,各类指标均很小:上市公司只有530家,年筹资额不足300亿元且多数年份不足100亿元,市价总值不到一万亿元,占GDP的比例(即证券化率)只有14.5%,而且这时尚未有真正的证券投资基金这类机构投资者。这样的市场规模和结构,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显然可以说还微不足道,股市的变化也不可能真正反映宏观经济的变化。因此,这一阶段我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表现为无关,就不难理解。

另外,我国的资本市场只有股票、债券的现货市场,缺乏期货、期权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场,其结果是资本市场只有做多机制而没有做空机制,远没有期货市场有的价值发现功能、套期保值功能和风险规避功能,大大抵消了资本市场本身所固有的优点和优势。另外由于我国投资渠道比较窄,一般的投资者进入一级市场的机会与渠道也较少,因此大量的资金集中在沪深两个交易所中,股票供求关系的失衡使投资者不得不付出额外的代价,从而形成股票价格的畸形,导致泡沫的产生。

自1997年以来,我国股市的发展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相关指标显著增大,且在此后各年均保持在近800亿元或以上,其中2000年高达1527亿元。从融资增长率远远高于上市公司数的增长率可以看出,单个公司的融资量显著增大,比如1997年新增上市公司的平均融资量达318亿元,而1996年只有114亿元。这说明早几年我国上市公司多为中小规模公司,而1997年后较大规模的公司越来越多地进入股市,而这些公司对经济的影响显然是中小公司所无法比拟的。另外,1997年股票市价总值也比上年猛增78.1%,因此使我国股市的证券化率超过20%,达23.44%,比上年增加了9个百分点,比此前6年7.2%的平均水平高出16.2个百分点,而且此后的几年这一指标继续上升,2000年达到53.7%的历史高位。如果从平均水平看,1997-2003年我国股市的证券化率达36%,高出此前6年平均数28.8个百分点。再有,1997年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开始发展,并在总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至2003年底,基金资产净值占股票流通市值的比重达13%,说明机构投资者的作用不断增大。所有这些表明,1997年前后我国股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格局,由此便不难理解我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在此时出现拐点,逐步呈现出弱相关关系。

在股市的市场容量有限,大量资金频繁流动的情况下,会造成证券市场出现比较大的波动。但是,如果资金的同步撤离,又会导致股市的深幅下跌。

2.5股权分置

许多年来,我国的资本市场结构一直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主要指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和流动性分裂的现状,严重影响了投资者对未来的市场预期,阻碍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由于股权分置的存在,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分配完全处于一个不对等和不公平的状态之中,这种割裂的股权结构使得非流通股股东的投资收益并不主要取决于企业的业绩的提高,而是靠净资产的增加,非流通股的不可流通性使得它的收益与市场的走势毫无关系。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造成我国股票二级市场股价过高,这是产生市场泡沫的重要原因。这个原因显而易见,国有股减持及全流通问题,曾经长期不明朗,投资者无法对之做出合理的预期。如果国有股大量进入二级市场流通,必将造成市场供求结构的严重失衡,从而使市场不堪一击,这一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投资者的市场信心。

为了解决制约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根本性制度问题,管理层自2005年4月起实施旨在解决股权二元结构的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东通过向流通股东支付对价的方式获得股票在二级市场的流通权,经过两年多的改革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分析市场对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股票定价规律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前后的变化,可以帮助判断股权分置改革对提高股票价格和价值之间相关性(价值相关性)以及抑制股市泡沫的作用,有利于管理层评估改革的效果。对于股票市场的参与者来说,了解股权分置改革前后,股票价格和公司内在价值之间相关性的变化特征,有助于制定正确的筹资和投资决策。

全流通必然对公司经营和存在带来巨大冲击,如被收购的风险、被动重组的风险、股价大幅波动的可能或再融资信用降低的可能等。 但同时, 全流通更是股市的一大机遇,股改后金融市场所提供的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分散风险和转换机制的四大效能将全面发挥功效,市场将进入良性循环,从而促进上市公司的长期发展。另外,股权分置改革解决并完善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问题,可以有效的改善投资的关系。

3结论

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有效市场条件下,市场上不存在泡沫,股票市场的回报率只反映企业发展层面,因此可以直接根据股票市场的数据来求得市场期望收益率。但是,我国的股市的现实很难满足有效市场的假设条件,正是由于投资者的非理造成了我国境内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偏离。有效市场理论的前提条件是信息对称和无交易成本,但资本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几乎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信息获得并非完全免费的,对信息的分析处理也需要耗费时间、精力、资金等成本;此外,不同投资者的知识背景不同,对信息的分析和处理能力也具有很大差别。

一般股市参与主体不单纯是求取股息红利等投资利益的投资者,他们中大多数热衷于博取股票价格上升所得到的差价收益。缺乏信息的投资者容易跟风,这种“从众行为”产生了跟着别的羊走的“羊群效应”。这种股票市场中的“羊群效应”不仅仅限于散户,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也容易出现羊群行为。

由于资本市场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的非对称性,市场的投机行为出现引发投机性泡沫,进而导致了虚拟资产收益率与实物资产收益率差异。

显然,由于虚拟资产收益率和实物资产收益率的差异,我们不能够直接运用虚拟资产收益率来对实物资产的收益率进行分析来估计预期收益率。因此,必须对虚拟资产的收益率进行修正,使得修正后的收益率与实物资产收益率相一致。

预期收益率的正确求解直接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证券市场对资本这一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由于境内股票市场的原因,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体制的原因,使得企业的增长率与个股收益率的天然联系被阻断,因此正确评价企业的收益率必须将个股收益率中由于市场或者其他因素引起的超额收益率给去掉,或者将某些原因引起的被低估的收益率给加补进去,进而还原企业的增长率与个股收益率关系的本来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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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杰长,董建宾. 货币供应与股市价格关系的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 2006,(05) .

第7篇:经济增长走势范文

2010年世界经济迎来2007—2009年三年危机后的第一个复苏年。投资持续、内需恢复、贸易强劲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强劲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达到5%,其中,发达经济体国家增长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长7·3%。但世界经济整体发展依旧不平衡,2010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增幅明显低于上半年,可以看出,刺激政策效应衰减的痕迹。另外,发达经济体增速远低于新兴市场国家,潜在的经济摩擦在所难免。

进入2011年,世界经济仍延续复苏态势,但发展不平衡问题仍在延续,同时又面临新风险的考验。年初以来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增添经济复苏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西亚北非局势动荡,日本特大地震并引发次生灾害;原油、粮食以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增加通胀压力;以欧洲债务危机为代表的政府公共债务风险对发达经济体构成威胁。在上述因素综合影响下,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明显加大。

IMF预计2011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4·4%。其中,发达国家受制于失业率高企、财政状况欠佳以及金融体系尚未稳固等问题,预计经济增长率为2·4%,较上年放慢0·6个百分点。而新兴市场增长相对较快,预计经济增速为6·5%,但部分国家面临经济过热风险,通胀压力较为突出。

国际贸易强劲增长成为2010年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量。据世界贸易组织(WTO)2011年4月7日的《2010年全球贸易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长14·5%,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同期增速。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12·9%,发展中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增长16·7%。同期全球贸易额增长22%,达到18·9万亿美元,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其中货物贸易额从上年的12·5万亿美元增至15·2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贸易额从7万亿美元增至8·2万亿美元,增幅16%。

进入2011年,尽管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但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尚未显现,大多数经济体贸易增长依旧。前两个月,美国货物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9·5%和18·1%;日本进、出口分别增长22·0%和15·1%;一季度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其中,巴西进、出口分别增长25·3%和30·6%。但从全年看,2011年下半年国际贸易减速的可能性大于上半年。WTO预计,2011年世界贸易量增长率将放缓至6·5%,明显低于上年,但仍将高于1990—2008年6·0%的平均增速。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4·5%,发展中国家和独联体增长9·5%。

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状况的改善,2010年全球FDI复苏,全球投资额进入上升轨道。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10年全球FDI流动增至1·1万亿美元。进入2011年,全球并购市场再度活跃。据Dealogic数据,截至2011年4月初,全世界公司共已宣布价值7841亿美元的并购案,高于上年同期的6379亿美元。这些并购显示投资者(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信心回归。预计2011年全球并购交易的规模将大大超过前几年。迄今为止已有三宗交易的规模分别超过150亿美元,2010年全年只有四宗交易达到这样的规模。预计2011年全球FDI将增至1·3万亿美元,规模有望超过前几年。

二、当前世界经济贸易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目前看,世界经济复苏仍将持续,但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欧洲债务危机依然严峻、中东和北非局势动荡、日本特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与核泄漏等次生灾害的影响,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有所加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必将增加复苏成本;而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释放出的复苏差异,将进一步凸显两者之间因失衡而产生的矛盾,贸易摩擦依旧严峻;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难题是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减少政府公共债务和财政预算赤字;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保证经济增长与应对通胀任务同样艰巨。

1.突发事件增添经济复苏不确定因素

2011年以来,国际局势中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对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增添了新的困扰。中东和北非局势的不稳定以及由此引发的油价进一步上涨,对经济活动构成拖累。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震不仅对日本经济,对世界经济同样造成影响;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又成为世界经济恢复中新的不稳定因素。突发事件引发“恐慌溢价”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重大阻力。首先,对油价和食品价格占消费物价的2/3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通胀压力增加。其次高油价同样造成发达经济体进口成本增加,可支配收入减少,内需动力减弱。

日本史上最强地震,除引发海啸还造成核泄漏。首先对日本商品期货、股票市场以及货币市场造成极大的即时打击,日本海外资金开始回流本土;其次,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全球供应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日本生产供应全球40%的手机和电脑芯片,1/5的半导体产品。丰田汽车公司是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商。索尼集团为世界各国消费者提供电子产品。灾难可能使这一产业链发生短期中断或转移。

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称,日本大地震或将导致2011年全球经济增速减少0·5%,达到3·8%。不排除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将“导致日本经济陷入短暂的深度衰退”的可能,最大衰退幅度为下降3%。而在地震前,摩根士丹利曾预计日本经济将增长2%。与此同时,日本重建需要筹措大量资金,但目前日本政府债务是经济总量的两倍还多,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而且日本财政赤字占GDP近10%,政府没有过多资源可以利用。这就可能导致日本在海外的投资回流,从而引发资产抛售。当然,鉴于日本的进口大国地位,其灾后重建以及之后的经济发展都需要大量原材料,不排除在下半年开始会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起到提振作用的可能。

2.通胀压力加剧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为应对危机,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超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这些政策虽对救助危机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引致的货币过度发行所造成负面后果,在后危机时代,也是政策实施国不得不承受的,这就是资产泡沫和高通胀。自2010年10月至今,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指数上升幅度达15%,粮食价格已经逼近2008年的历史最高点;国际大宗商品整体涨幅早已超过了2007年巅峰时期,达10%以上。由于中东和北非政局动荡,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全球原油价格又进入了加速上涨的通道。4月8日布伦特原油价格升至126·7美元/桶,较上年上涨33·6%。

利比亚局势的混乱,西非产油国尼日利亚大选的推迟,可能会导致该国发生更多暴力事件,再度加剧国际市场动荡。IMF警告,如果国际市场供应和需求因素持续动荡,就可能使油价上升到2008年每桶148美元的水平。在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上涨的直接刺激下,全球通胀压力进一步显现。而且通胀正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蔓延扩散。经济合作组织(OECD)2011年5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OECD成员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2·4%,带动其成员国整体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2·7%,再创2008年以来新高。3月份该成员国核心价格指数涨幅为1·4%,也达到2010年3月以来的最高涨幅。在新兴经济体国家。2011年1月份,巴西CPI同比上涨6%,持续5个月上涨,3月份继续上涨6·3%;俄罗斯1月份CPI同比上涨9·6%,3月份上涨9·5%,持续8个月上涨;同期,印度尼西亚CPI上涨7·1%;韩国CPI上涨4·1%;中国3月份CPI上涨5·4%,创32个月以来新高;印度3月通胀从2月份的8·3%升至8·9%。

面对日趋上涨的通胀压力,多数国家不得不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国家从2010开始紧缩货币,迄今中国已10次上调准备金率,5次加息;印度自2010年3月以来已经9次上调利率;2011年3月以来,越南、泰国、韩国等继续加息。在发达经济体中,目前美国加息可能性较小,而欧洲央行已于2011年4月初将其主导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从现行的1%提高至1·25%,这是金融危机后(2009年5月以来)的首次加息,表明其抑制通胀的决心,同时也表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复苏出现差异。对于欧洲而言,在经济复苏的初级和脆弱阶段加息,既加大复苏成本,又将拖低增长速度。而且,短期利率的上升,还加大了市场对加息周期的预期,投机行为和对长期利率即将上升的预期,都将加剧高负债国家的融资成本,对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债务沉重国家的经济复苏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3.政府债务负担严重拖累复苏步伐

为应对金融危机,发达经济体所使用的财政性政策手段和规模近年来不多见,但其后果是,政府必须背负沉重的财政负担,且短期内难以消化。根据IMF最新数据,2010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109·6%,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9·29%;远远超过债务占GDP60%、财赤占3%的国际警戒线标准。IMF预计,到2015年,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高达122%。在美国,经济衰退和多年赤字财政政策,使得美国公共债务不断累积。2010年2月12日,美国总统不得不签署通过了将债务上限从12·4万亿美元提高至14·294万亿美元。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截至2011年4月18日,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达14·253万亿美元,距离已提高了的政府债务上限仅剩410万美元,美国政府可能将继续考虑提高债务上限。美国会预算局预计,今后10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将攀升至18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7%。赤字已成为美国当前面临最大、最根本的经济挑战,标普将美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下调,意味着美国将饱受高负债和赤字的折磨。

欧洲问题同样严重,继希腊和爱尔兰之后,葡萄牙可能成为欧元区17国中第三个向欧盟和IMF申请援助的国家;西班牙、希腊评级被降低,将进一步加重这两个国家的债务困难。葡萄牙债务危机的恶化促使欧洲央行不得不再次恢复购买欧元国债。对于欧元区而言,欧债危机影响可能甚于日本地震。OECD报告显示,2010年,意大利负债率(政府债务/GDP)高达131%,超过西班牙的72%;法国92%;德国80%。欧盟统计局2011年4月26日公布的数据,2010年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达到6%,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则由2009年的79·3%,上升至85·1%。在此情况下,为建立欧盟债务危机救助机制,2011年3月份欧盟财长们仍就规模50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简称ESM)的协议主要细节达成了一致。

这项新救助机制的大部分负担要落在欧元区强国的身上。救助机制的建立虽然对恢复市场信心有帮助,但同是也会增加欧元区核心国家的负担,从而拖累欧元区经济复苏的步伐。大地震发生期间正值日本政府与财政赤字进行艰难斗争之际。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12月底,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高达91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同时预计在2011年4月1日开始的财年(2011年4月1日—2012年3月31日)中,政府债务还将增长5·8%,达到创纪录的997·7万亿日元,占GDP的比例达到230%。大地震必将使日本政府追加预算,政府支出增加在所难免,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债务风险也将加剧,政府融资成本也将提高。世界银行初步估计,日本灾后重建所需费用可能高达18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每年经济产出的3%。重建费用要比神户地震多5%~7%。

三、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前景

1·美国

受出口和消费者支出稳定以及投资增长的支持,2010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长达到3·1%,全年经济增长2·9%,为五年来最大增幅。自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复苏以来,在平均3%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中,出口贡献了大约1·4个百分点。进入2011年,美国经济数据多数向好。2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从1月份的93·1增至93·5,制造业回暖是美国此轮经济复苏中的一大亮点。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0·4%,物价上涨依然温和。3月份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70·6,超过预期的70·0。失业率连续四个月下降,3月份失业率从上月的8·9%降为8·8%,较上年11月份已下降1个百分点。

但美国经济复苏的动能仍显不足。2011年2月份耐用品订单出现连续下降,3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环比大幅回落,显示消费者对经济短期走势持谨慎态度。1月份20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继续下跌,2月新屋、成屋销售分别环比下降17%和10%,进一步表明美房地产业仍在苦苦挣扎。此外,虽然就业形势正在转好,但较2008年9月时的6·1%失业率仍有很大差距,显示就业市场仍未能恢复至危机前水平。而且目前新增就业机会,远远低于预期。与此同时,高油价和日本地震,海啸和核事故灾害也将拉低美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

油价的高企不仅将直接增加相关行业企业的原料和生产成本负担,还能通过冲击美国就业市场和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的链条,将更多的负面影响力传递到美国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房地产和金融等关键行业。美国商务部公布的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长初值数据为1·8%,较去年第四季度的3·1%,明显下降。IMF预计,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8%,高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但较年初预期降低0·2个百分点,也低于美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的预计。

2·欧元区

2010年欧元区GDP缓慢复苏1·7%。其主要增长动力来自欧元区核心国家———德国。2010年德国经济增长3·6%,是两德统一以来最强劲增长,而出口大幅增长为其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进入2011年,欧元区整体经济依然向好。1月份工业订单同比增长20·9%,为连续第四个月上升;1月份商品零售额环比回升0·4%,实现自2010年7月份以来的首次增长;2月份欧元区经济敏感指数升至107·8点,表明经济信心重拾上升通道。德国依然保持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引领地位,2011年1月份企业信心指数升至历史新高;前两个月的出口增长率均在20%以上;3月份失业率从上年同期的8·5%降至7·6%。

目前困扰欧元区经济的主要障碍,一是通胀压力增大,2011年1月份欧元区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升1·5%,同比上升6·1%,能源行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升3·2%;1月份通货膨胀率按年率计算达到2·3%,2月份又上升到2·4%,3月份通胀率高达2·6%,连续超出欧洲央行为维持物价稳定设定的2%的警戒线。为此,欧洲央行4月初将其主导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从现行的1%提高至1·25%。欧洲央行预计,2011年欧元区通胀率在2·0%~2·6%之间。二是债务危机继续困扰欧元区经济。IMF预计2011年该区经济增长率仅为1·6%。德国经济增长率将较上年降低1个百分点。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为应对高额债务面临金融调整,经济仍无法摆脱低速增长。IMF预计2011年爱尔兰和西班牙经济增长率将只有0·5%和0·8%,葡萄牙和希腊将分别下降1·5%和3·0%。

3·日本

2010年日本经济强劲反弹,全年GDP实际增长3·9%,创20年来最快增速。其中主要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强劲增长所带动,后三个季度经济低迷,第四季度实际GDP甚至环比萎缩0·3%。进入2011年,地震前,日本经济仍呈现出较好的动向,1月份经济景气指数继续改善至106·2,连续3个月环比上升;1月份失业率为4·9%,较2010年平均5·1%的失业率有所改善;2月份出口同比增长9·7%,顺差上升3%。由于受到东北部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影响,3月起日本经济出现衰退迹象,3月当月日本工业产值环比骤降15·3%,创下跌幅纪录。据推测,受灾地区经济规模占到日本GDP8%左右。日本政府估计,本次灾害损失在16万亿~25万亿日元,占日本GDP的3%~5%,高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2%的损失。

世界银行预计,日本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在1230亿~2350亿美元,灾后重建大约需要5年时间。OECD报告称,日本2011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幅可能下降0·2~0·6个百分点,第二季度的经济增幅可能下降0·5~1·4个百分点,全年经济增长将从之前预计的1·7%放缓至0·8%。IMF则将日本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份的增长1·6%下调至1·4%。摩根大通将其对日本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从2·2%下调至1·7%,将第二季度的预期从2·2%下调至0·5%,全年增长预期从1·7%下调至1·4%。日本央行预计,2011年经济增长率为0·6%,在所有预计中最为悲观。在地震、海啸、核电危机的连续打击下,油价高企也将使日本的经济雪上加霜。但预计负面影响可能将主要集中在2011年上半年,下半年随着日本灾后重建工作的开始,投资拉动将给日本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4·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第8篇:经济增长走势范文

一、*年一季度*经济运行特点

1、经济发展继续保持速度与效益同步增长局面

一季度全省实现生产总值993亿元,增长11.5%,同比提高0.4个百分点。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一是财政收入增势强劲。一季度,全省财政总收入完成155.8亿元,增长31.1%,同比提高6个百分点,大大高于生产总值的增幅。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完成88.6亿元,增长28.l%。尤其可喜的是县级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了37.6%,超过全省平均水平9.5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达到85.2%,同比提高4.7个百分点,为近年来最好水平。二是工业效益大幅提升。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40亿元,增长69%。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164.5%,同比提高21.6个百分点。三是重点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一季度,全省六大支柱产业实现增加值188.2亿元,增长30.1%,高出全省平均增长水平5.9个百分点;实现销售收入636亿元,增长34%;实现利润25亿元,增长50%;分别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量的60%、65%、62%。

2、工业拉动效果明显

我省经济维持在高位运行,得益于我省工业的持续较快增长,工业对经济的拉动效果非常显著。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4.6亿元,增长24%,同比加快2.6个百分点;实现销售收入985亿元,增长37%,同比加快3个百分点。工业园区产业集聚效应正在显现。一季度,全省工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21.2亿元,增长34.1%;上交税金36.6亿元,增长38.8%,有30个园区上交税金增幅在50%以上。

3、开放型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支撑作用显著

一季度,全省新批外商投资企业172家,增长29.3%;实际利用外资6.57亿美元,增长23.6%;进出口总额17.47亿美元,增长57.2%,是去年同期增幅的2.1倍,其中出口9.77亿美元,增长42.7%。在全民创业政策的带动下,全省非公经济快速发展。至3月底,全省个体和私营企业注册资金分别增长21.27%和26.94%。从工业领域看,非国有工业实现增加值180.5亿元,增长35.9%,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11.9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69.6%。其中,私营企业实现增加值93.2亿元,增长40.5%。

4、消费需求趋于旺盛

经过多年消费增长乏力的状况后,去年以来,我省消费市场明显升温,在我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均实现较快增长的拉动作用下,*年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04.6亿元,增长15.9%。其中,农村市场消费增速加快,实现零售额187.7亿元,增长15%,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我省经济增长的内在需求逐步被激发出来。

二、国际、国内经济形势

国际经济形势:

在经历了4年高增长后,世界经济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可能进入温和调整周期。从全球看,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在加快,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高速增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需求放缓的负面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基础尚好。但美国经济持续减速,全球股市动荡,油价潮起潮落,世界经济调险进一步积累。据*年1月18日的《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从2006年的3.8%下降到*年的3.2%,全球贸易增长由10.1%减缓到7.7%。总体而言,*年世界经济仍可能保持较快增势,但也面临较大的调险。

1、美日欧经济增长此落彼涨

美国经济,温和放缓。美国经济去年4季度增长2.5%﹐低于调整前的3.5%。*年美国经济继续放缓,住房和制造业持续低迷。IMF预测,今年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将由去年的3.3%降到2.2%;日本经济,消费反弹。据日本政府1月底预测,*财年日本个人消费有望增长1.6%,远高于2006财年的0.9%;欧元区,随着失业率下降和经济活动回升,区内消费转强,商业投资回升,复苏渐趋平衡,经济增长可望由区内需求带动。

2、发展中国家经济总体平稳

雷曼兄弟预计,*年亚洲(日本除外)经济将放缓到7.8%;拉美宏观经济稳定且持续好转。美洲开发银行报告预测,*年拉美地区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增速在4.8%至5%之间;随着国际市场石油天然气价格的下降,独联体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减缓,波斯湾6国GDP增速也将下滑至6.5%;IMF最新《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年非洲经济增速预期为5.9%;金砖四国继续成为世界经济亮点。巴西经济迈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2006年增长2.9%,市场预测今年GDP增长3.5%至4%。由于油价调整俄罗斯经济有所放缓,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减弱到6.1%,贸易顺差也将减少到1000亿美元。印度经济增长走高但也出现过热信号。

3、世界经济调险大增

第一、房地产泡沫使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大增

美国最大房屋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预测,美国房市今年将持续疲软,新房销售减少7.1%,现房销售减少8.1%,房价上半年会继续走低。据预测,如果房价下降2%到3%,*年美国GDP增速将只有2.2%;如果房价下跌9%,GDP增速将降至0.5%。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多次警告美国经济存在陷入衰退的风险。联合国《*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也指出,*年世界经济将因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衰退减缓0.5个百分点。

第二、全球资产泡沫大增,投机资本猖獗,面临较大调整,金融风险增大

大量利差交易的热钱推高了全球股市、楼市以及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全球资产泡沫大增;投机资本猖獗导致风险在全球传导。全球流动性过剩导致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的发展速度很快,热钱在全球猖獗投机。对冲基金通过购买国际市场上的虚拟金融衍生产品,使流动性过剩在全球传导。亚洲等新兴市场是对冲基金“热钱”的主要输入地。对冲基金兴风作浪,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全球股市走牛以及一些新兴国家出现货币金融危机等,已经引起包括G8在内许多机构和国家的关注,提高对冲基金透明度、限制其投机性的呼声日高。

第三、国际油价波动剧烈,但仍将维持在高位运行

从供应角度看,剩余产能较低、下游的炼油能力瓶颈决定了石油供应紧张,石油不可能回到廉价时代,随着全球经济增幅放缓,今年的国际油价也不太会涨至去年的水平。预计*年石油均价将在每桶60美元~65美元之间,下限在50美元~55美元的区间波动。当然,不排除恐怖袭击、地缘政治冲突或恶劣天气等意外事件重新推高油价。

国内经济形势:

1、我国经济继续在高位运行

*年一季度,GDP达到50287亿元,同比增长11.1%,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7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17526亿元,同比增长23.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3%;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9%。最近,摩根士丹利、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经合组织等各大经济研究机构预测,普遍认为*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势头,多数预计我国*年GDP增速在10%左右。

2、产业结构升级、产业转移加快

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带来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加快,沿海发达省份已经开始向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转型。传统的制造业和加工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

3、消费结构升级,国内需求趋于旺盛

2003年开始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由此带来的消费结构由生存型向享受、发展型转变,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同时,工业化、城市化也加大了国内需求的增加,内生需求趋于旺盛。

4、国内经济面临紧缩调控风险

由于房地产价格虚高、金融贷款投放过多、投资过热、物价上升等一系列的经济过热形势,国家又可能由相对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转向紧缩调控,采取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

5、国际收支不平衡,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

连续几年的贸易顺差,是我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严重失衡,这都为我国的贸易、金融等带来一系列影响,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国家又可能采取调控出口产品结构、实行配额出口、取消或者降低出口退税等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对外贸出口以及相关行业带来一定影响。

6、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并存风险增大

由于投资过热所带来的一些食品、原材料价格上涨,使经济逐步向过热转变趋势加大,通胀风险增大。同时,由于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所带来了部分行业生产能力过盛,产品积压,又同时面临通缩风险,国家政策回旋余地变窄。

总体而言,*年我省所面临的国内经济形势看好。国家为促进中西部发展所采取的金融、财政税收、国债等一系列的优惠措施,都为我省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调险也在加大,我们有必要加强对经济形势跟踪监测和风险防范。

三、值得关注的两个问题

1、固定资产投资回落过快

自2006年4月份以来,我省投资增幅出现逐步回落的走势,从当月的38.2%下降到12月份的25.0%,回落了13.2个百分点,与上年相比回落了3.5个百分点;全年新开工项目增长8.1%,比上年回落了16.3个百分点。*年1-3月,我省城镇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26.2%,比上年同期的35.8%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位居中部六省末位。为了抑制经济的过热,国家在最近几年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在此影响下,我国多数省市均出现了投资增速回落的情况。但是,我省作为欠发达省份,正处于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目前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回落的速度显然过快,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2、利用外资增速下降

随着各省对外向型经济的关注度提高,各省利用外资竞争日益激烈。目前,我省利用外资明显受到冲击,特别是在中部地区,由于中部各省都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近年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我省利用外资增速下降的势头比较明显,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年1-3月,我省实际利用外资由上年同期的5.32亿美元增加到6.57亿美元,累计值由中部第一位降至第四位,后退了3位,河南、湖南累计值分别为8.73亿美元和7.59亿美元,分列第一、二位。中部省份利用外资竞争加剧,我省引资形势严峻,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扭转。

四、对*年上半年我省主要经济指标的预测

根据国内外经济研究机构对我国整体经济形势的分析,结合*的实际,在计量经济分析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判断上半年我省经济仍然将保持在高位运行。预计,今年上半年,我省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GDP增速可达12%。其中,一产增速6.5%,二产增速16.8%,三产增速10.5%;工业生产平稳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可达23.2%;投资增速继续趋缓,预计城镇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6%;消费稳步提高,预计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5.8%;预计出口有所放缓,进出口总额增速38%,实际利用外资增速23%;财政总收入增速31%;考虑到工资调整等因素,预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0%,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速13.6%。如下表:

五、政策建议

总体判断,我省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存在,全年可以保持较快增长。但必须高度关注可能出现的投资减弱的状况,避免导致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同时,要着力在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等方面做出更大努力,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保持投资适度增长

积极组织项目,加大与国家有关部委沟通力度,争取国家在我省重大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建设等项目投资有所增长。辩证看待房地产业发展,在确保低收入阶层住房需求的同时,继续鼓励房地产投资企业增加商品房供应,推动房地产投资保持一定增长速度。全面清理行业准入门槛,鼓励民间投资发展。

2、广开渠道,积极引进内资、外资

年内围绕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现代服务业等行业组织若干次大型对外招商引资会。围绕已有的引进项目,制订配套项目引资规划,有针对性地加强引资工作。内外资并重,在内资引进和外资引进中,实施同等的所得税、土地、软硬件基础环境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3、进一步扩大内需,启动消费需求

积极落实好国家一系列惠农措施,确保农民负担进一步下降,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收费减免政策的落实,要加大督查力度。特别是利用好国家“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优惠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带动农民增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表明,根据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家庭每期房贷还款金额都将挤占70%的当期消费支出。因此,要加快落实省直单位住房补贴的发放,大胆探索国有企业、机关单位和社会公众新型合作建房的途径,努力缓解住房压力对消费需求的抑制。

第9篇:经济增长走势范文

一、全球经济失衡只是经济学家的幻觉吗?

2005年美国贸易赤字再次创出历史新高,为7258亿美元,占GDP的5.8%。目前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总额相当于全球主要顺差国顺差总额的四分之三。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美国经济的失衡称之为全球经济失衡。全球经济失衡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因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恶化(占GDP的比例最高超过了3%)而诱发了第一次全球经济失衡。众所周知,最终以“广场协议”的签署、美元贬值得到了解决。此轮失衡始于9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从1996年的1202亿美元升至2004年的6659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美国的净对外债务余额(即海外净资产为负数)从3600亿美元升至25610亿美元。更为严重的是,美元的实际汇率在2002-2004年大幅贬值以后,其经常账户逆差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持续恶化;2005年在经常账户逆差创出新高的同时,美元汇率却稳中走强。汇率作为调节国际收支差额的一个主要手段失灵了。

日益恶化的经常账户收支状况与美元汇率、经济增长走势的脱节引发了人们对全球经济失衡真实性的质疑。2005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暗物质”假说(Hausmann,Sturzengger,2005)。他们的基本看法是,全球经济失衡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他们算了这样一笔帐:1980年美国的海外净资产为3650亿美元,投资收益为300亿美元。1980-2004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累计45000万亿美元,按理说美国的海外净资产应该为-41000亿美元,但统计显示美国的海外净资产只有-25000亿美元(为了方便说明问题选择了25610亿美元的近似值)。这两者之间的差额(16000亿美元)可以看成是美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收益。

假如对海外债务每年支付5%的利息(美国国库券的利率),那么美国2004年应该支付2100亿美元利息。实际结果如何呢?统计显示,2004年美国仍然有300亿美元净投资收益,和1982年相等!这意味着美国在免费使用这45000亿美元的债务。假如不考虑这16000亿美元的投资收益,那么可以说美国根本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经常账户赤字!现在美国仍然是债权国!

以300亿美元净投资收益为前提,以5%的利率为标准推算,美国现在应有6000亿美元的债权。那么,官方统计中的25000亿美元债务与6000亿美元债权之间的差额就被称之为“暗物质”。“暗物质”是借用天文学的一个概念,表示能够创造收益但看不到的一种东西。

“暗物质”的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美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可以在东道国融资借款。它们没有反映在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统计内,但却能给美国带来投资收益。这相当于美国企业出口了一种Know-how(技术诀窍)。第二个来源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的债务源于其他国家对美元有强大的需求,这等于美国以债务形式向世界出口了流动性,本质上是美元的铸币税收益。第三个来源是流入到美国的投资收益率远低于美国对外投资的收益率。这种差别收益相当于美国向世界出口了一种保险。由于这种“暗物质”的存在,人们对所谓全球经济失衡的担忧完全是杞人忧天。

二、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

无论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只是一种幻觉,但国际收支统计显示,美国不断扩大的经常收支逆差必须有赖于外部资本的不断流入来弥补。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趋势是否可持续。乐观派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全球经济失衡还会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Dooley,Folkerts-Landau和Garber,2003;2004)。其逻辑是,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条件下美国与西欧、日本的关系相似,目前的全球经济仍然划分为“中心”(美国)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家。“”国家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此需要钉住“中心”国家的货币,低估本币汇率,其结果是对“中心”国家贸易顺差增加。进而再把外汇储备重新投入到“中心”国家。这就是90年代以来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循环”机制。由于“中心”国家具有资本市场优势,它可以从“”国家吸收短期资本,同时输出长期资本(对外直接投资)。只要亚洲、拉美新兴市场经济没有从“”阵营中“毕业”,这种循环就不会出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可以持续下去。这种机制也被称之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悲观论则不接受上述逻辑(Blanchard等,2005;Eichengreen,2004;Obsfeld,Rogoff,2004)。

其一,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环境不同,目前并不存在一套完整的固定汇率机制。“”国家并不是一个利益和行动一致的共同体,任何国家都没有义务使本国货币与美元保持稳定的关系。庞大的国际游资对汇率市场的冲击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即使“”国家愿意保持与美元的稳定关系,面对国际游资的冲击也可能无能为力。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具有排他性,而目前欧元的出现至少是对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一种可替代的选择。近来,为对抗美国,伊朗着手筹建石油交易市场,宣称将以欧元作为石油的计价货币就是一例。

其二,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正在诱发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从根本上来说,经常账户不断恶化源于美国的低储蓄率,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把它归结为外部世界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并要求新兴市场经济调整对美元的汇率。

其三,即使美国愿意接受目前的“双循环”机制,国际金融市场是否愿意永远接受美国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还是一个未知数。近年来,东亚某些国家政府官员每每谈及调整外汇储备的构成时,都会引起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

其四,与美国相对应,贸易顺差国能否承受不断扩大的对美贸易顺差和美元储备也在成为一个

险来源。为维护本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顺差国中心银行需要不断地买进美元,从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增发货币。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大多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以这种形式增发货币客观上也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反过来一旦需要紧缩货币政策时,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包袱——本国货币政策失灵。

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有多大,调整的必要性有多充足,但迄今为止的事实是,失衡本身并没有阻碍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这就为乐观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对此,我们还需要看一看目前全球经济与美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

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上述的“双循环”机制: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私人消费需求。在2000年之前支撑美国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证券市场繁荣的“正财富效应”。证券市场的泡沫崩溃后,房地产市场繁荣成为支撑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来源。而房地产市场繁荣主要得益于低长期利率。“9·11”事件以来,美国短期利率已经从1%提高到4.25%,同期美国的长期利率却几乎没有变化,一直维持在历史低水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国资本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的流入。这些资本的流入又来自于它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以这种“双循环”为基础,美国经济与亚洲经济共同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2005年的一个新变化是美元汇率在连续下跌之后开始止跌回升。这要追溯到全球石油价格的上涨。一方面,油价上涨扩大了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国仅对OPEC国家的贸易赤字就从2002年的200亿美元左右上升到2005年的近800亿美元。另一方面,石油出口国又把增加的石油出口收入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伴随大量资金流入石油输出国家,他们并没有像前两次石油危机阶段那样大量用于消费,而是更多用于储蓄。这部分储蓄回流美国成为支撑美元走强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这种“双循环”为基础的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增长要得以持续,需要每一个环节都要运转良好。而全球经济失衡处于循环的核心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担心的原因所在。

三、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及其调整的方向

对于全球经济失衡形成的原因,美国的低储蓄率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2000年之前,美国经常账户恶化主要源于私人投资率太高。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投资率下降,经常账户恶化更多反映了储蓄率的降低。但近来,美国和一些国际组织越来越强调外部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和石油输出国)过度储蓄对失衡的影响(IMF,2005)。毫无疑问,全球范围内的储蓄与投资应该是平衡的。强调外部世界过度储蓄的目的还是要其他国家与美国共同分担失衡调整的风险。

与此相对应,对于未来的调整方式,经济学家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最终仍然是由全球来承担调整的压力(Blanchard等,2005;Obstfeld,Rogoff,2005)。第一种可选择的方式,也是最理想的方式,即在既定的汇率水平下消除经常账户赤字。这要求美国贸易伙伴的增长率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贸易伙伴实现更高的增长率才能吸纳更多的美国出口。1990-2004年间,美国经济累计增长幅度为45%,欧洲和日本分别为29%和25%,而其他贸易伙伴的增长率都高于美国。在美国经济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欧洲和日本要弥补这种增长缺口是很困难的。即使能够做到,他们也只占美国出口的35%,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经常账户收支不平衡问题。与此相关的另一种出路是美国降低消费,提高储蓄率,减少进口。这将有可能引发美国与全球的经济衰退。第二种方式是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发生变化,更多投向美国资产,即外国投资者购买更多的美国债券和股票,增加美元储备。这只会带来美元暂时的升值,长期内是更大规模的调整。第三种方式是美国提高利率。同样的逻辑,假如仅提高利率,美国将会积累更多的债务和需要支付更多的投资收益。面对“双赤字”,美国需要提高利率与降低财政赤字并举。需要说明的是,减少经常账户赤字需要降低财政赤字,但降低财政赤字本身并不足以解决经常账户收支不平衡问题。第四种方式是亚洲国家的中心银行改变决策,停止购买美元,降低持有美元的比例。这将是全球范围内对美元需求的重大调整。其中,假如人民币不再钉住美元,在美元大幅贬值的同时,欧洲货币将会大幅升值。很显然,在美国看来,解决其对外失衡的根本出路是外部世界。与此相联系的最后一种方式,也是美国最希望的,就是签署第二个“广场协议”:美元贬值。这既不会触发美国经济衰退,又能够解决经常账户失衡问题。考虑到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净债务国,美元大幅贬值客观上还将减轻其债务负担。正像美国泡沫经济崩溃由全世界共同分担损失一样。

四、全球经济失衡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无论是采取哪一种调整方式,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都将是首当其冲的。原因至少有一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虽然2003年以来美国对石油出口国的逆差大幅上升,但那是油价上涨的结果。除非美国能够抑止油价的上涨,否则他就不能要求石油出口国为失衡的调整承担责任。第二,中国处于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最末端——加工组装阶段。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因此,只要东亚地区经济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不做根本性调整,中国对美的顺差格局将很难发生改变。第三,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由此也决定了中国是美国逆差融资的主要提供者。第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尚未完成,这也为美国向中国施压提供了口实。

总之,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外部风险。未雨绸缪,提出符合实际的对策是这次会议的最终目标所在。

参考文献:

1.Blanchard,O.,etal(2005),TheU.S.CurrentAccountandTheDollar.NBERWorkingPaperSeries,No.11137。

2.Dooley,M.,D.Folkerts-LandauandP.Garber(2003),AnEssayontheRevivedBrettonWoodsSystem.NBER,No.9971.

3.Dooley,M.,D.Folkerts-LandauandP.Garber(2004),TheRevivedBrettonWoodsSystem:TheEffectsofPeripheryInterventionandReserveManagementonInterestRate&ExchangeRatein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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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ichengreen,B.(2004),GlobalImbalancesandtheLessonsofBrettonWoods.NBER,No.10497.

5.R.Hausmann,F.Sturzengger(2005),U.S.andGlobalImbalances:CanDarkMatterPreventtheBigBang?Working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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