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的发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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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理论的发展范文

哈罗德—多马模型及资本形成分析

哈多模型强调资本的重要性。这种模型由于忽视技术进步、知识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适合落后地区。此时，资本内含了技术，机器设备与经过培训的人力相结合，就可以生产出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落后地区缺少技术、人才、资本，必须吸引外来资本与人才，营造生产要素良性聚合机制（赢利企业）。资本形成，即实业投资，是人力资本、先进机器等的集合。

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后发劣势。类似德国崛起、日本崛起等以重工业崛起为特征的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例如，在软件业领域，核心技术一直掌握在美国手中，我国的应用软件开发一直跟在美国的后面；钢铁、水泥、重化工等产业现属夕阳产业，污染高、能耗高、产能过剩、利润空间少，且对环境影响大。后发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都存在劣势，且经济资源外流，还要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这些地区不找准、不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地区发展将不可持续。我国西部地区的主要优势是矿产资源优势和旅游优势，主要劣势是市场容量不大，人口不多，人力资本不足，资金、技术不足等等。

总之，从资本形成角度来看，我国西部地区实现持续发展的难度相对较大。在先期大规模投资的基础上，最终经济能否实现腾飞及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前期投资的利用率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培育与保持。

索罗-斯旺模型及分析

模型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不考虑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均储蓄率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收入越高，但人均收入随着人均投资的增加边际递减；投资越高，折旧越高；存在一个最佳的投资规模，此时，长期可持续性消费水平达到最大化。二是考虑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口过快增长降低了人均资本，从而降低了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达到稳态时，人口增长带动产出总量增长，这也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资本需要更高的产出率（折旧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才能维持可持续的最大消费能力；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源泉。

索罗-斯旺模型存在诸多不足。一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在该假设下，穷国应该比富国增长得快，这个推理结论与现实并不符。穷国比富国增长快是有条件的，必须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或者对多个互补的部门（主要是基础设施和轻工业）在政府主导下同时“大推进”（p.n.rosenstein rodan，1945），并要达到“临界最小努力”（利本斯坦，1957）。二是模型忽视了市场问题。西方经济学普遍忽略市场问题，似乎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自动销售出去。实际上，市场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英国、德国、日本的崛起都是从国内市场保护开始的。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只是因为这个市场非常大，容纳了大部分华商企业、欧美跨国公司，还有国内的中小企业。

索罗-斯旺模型告诉我们：一是在人口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是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因素。人口密度低的我国西部地区要制定一系列人口政策，想尽办法吸引外地人口与优秀人才，重视利用市场手段笼络社会稀缺人才。二是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故应利用金融、财政甚至非经济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三是对应于长期最大可持续性消费的资本存量有一个最优值。

另外，也要注意市场问题，注意通过配套政策与机制、投资驱动等来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主要方法有：培育外部市场，通过人口政策培育内部市场。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起因于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索罗-斯旺模型将技术、储蓄等作为外生变量而提出的一整套思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开放、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知识溢出、边干边学、人力资本投资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地区和国家最终经济增长率趋同的思想。由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引入，改变了过去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的传统经济学假定，知识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

内生知识增长理论强调教育投入和专利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对于基础性研究，由于需要更大、更长期的投入和更高智商的人才参与，越来越呈现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发达国家占据了知识的源头，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下游有所作为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日本模拟技术在20世纪60-80年代风光过，90年代在数字技术上也无法与美国抗衡。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军事科技往往是技术革新的源头，美国新技术的起源就在于军事技术革新转民用。对于中国来说，加大军事科技立项和支持力度，是哺育民用技术的一条综合效用很高的道路。科技研发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影响因素众多的系统工程，难以短期见成效。这种情况下，我国西部地区引进国际人才，特别是留学人才归国创业，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我国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如导弹、芯片都离不开归国的留学人才。

要争取研发基地、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人才落户到我国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于落后地区来说，技术引进和消化是最好的选择。此外，大力发展教育、开发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都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选择。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克鲁格曼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反映了经济地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自然要考虑到经济地理的作用。经济地理在地理学里与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等学科同处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见图1）。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各有侧重。区域经济学更加理论化、抽象化，经济地理则更加实用化、个性化；区域经济学涉及到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则涉及到多个学科，如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经济地理学的地理思维过程大致是：针对具体区域，从具体条件出发，深入分析研究诸地理条件，再结合经济思维，从而形成对区域的正确认识。

转贴于

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特点：旅游资源丰富。矿藏资源丰富。长期被边缘化，一直是发达地区的原材料产地、劳动力来源和市场。一般有广大的山地为腹地，盛产水果、中药、林木等。生态脆弱，如果被破坏，恢复困难。

鉴于上述经济地理特点，我们认为：一是与发达地区存在协作的可能，例如，可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国家要把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避免在东部地区内部转移。二是因本地市场空间不大，西部地区的产品主要应销往内地、珠三角或国外。此时，市场将成为巨大制约因素。三是西部地区初期应主要依靠本地优势资源发展经济。四是应注意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渔业产品的深加工，很可能会由于沿海钢铁产业带来的污染而受到重创。新经济地理学强调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小区域循环经济。因此，钢铁产业、镍加工产业要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不可破坏环境。五是经济起飞过程中，投资规模、产业规模、集群规模都要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有可能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没有发达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现代服务。要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配套现代服务业，如金融、教育、高科技、研发、咨询、销售等。

增长极理论及分析

增长极理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一是“法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大型推进型工业，以此作为“增长极”来推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美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区域发展计划应围绕着城市之建立来进行，以使城市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三是“联合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增长极在区域发展中不应仅起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应起综合性的发展中心的作用。实际上，法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产业涵义，美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空间地域涵义，联合国学派则重点强调的是增长极的作用，三者并不矛盾。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增长极作用机制的两个方面，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二是资本的集中与输出。三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四是经济集聚效果。西部地区要关注中心城市和产业园区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经济集聚效果，这是增长极的核心思想。要从这四个维度去培育增长极，力求避免“拉郎配”。

产业集群的区域实践、转本文由收集整理移及升级

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政府为之提供一系列的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区域发展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的集群基础设施，如道路、供水、供电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其他一些配套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产业集群之所以能比单个企业节约成本，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各企业的集中，可以共享集群中的各项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在为产业集群提供服务时，要着力于提高集群内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建设水平；二是完备的信息咨询等服务设施，政府要支持和鼓励集群内信息服务组织和网络的建设，为企业提供尽可能完备的产品供求、政策导向、新技术的更新等最新消息，减少企业在这些方面所付出的搜集成本；三是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当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一些公证、仲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种机构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代替政府发挥作用；四是健全的产业配套体系，包括政府为企业举办的贸易交流会、与国外市场互动的交流访问等。

我国第一产业集群如云南的花卉产业集群、普洱茶产业集群、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集群等。而分布最多、最广的是第二产业集群，特别是制造业，并且绝大部分都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费品产业集群，产品附加值不高，且主要集中于轻工产业领域的化纤纺织、服装、机电、家具等和重工业领域的交通运输设备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的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其中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纺织产业集群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且主要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来获取竞争优势。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只分布在几个高科技园区，规模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发育比较滞后。第三产业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金融、物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但发展情况不理想。如文化创意产业等，现在还只分布在较少的一部分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深圳等。金融服务业集群虽然这几年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也仅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数量较少。

原来的一些劳动力和土地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家电、陶瓷水泥等产业集群，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和资本需求但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收益结构中仍占主要比重的产业集群，如电子制造、机械制造等相对成熟的产业集群，开始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和辐射。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融资能力差、资本积累不足、缺乏规模经济、信誉不高，转移较为困难。

这种转移要积极主动地完成，否则，可能会造成东西部双输的局面。第一，由于欠发达地区收入增加缓慢，消费结构的变化缓慢将减缓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二，发达地区较早地享受到了政策优惠，现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期望如果得不到尊重，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矛盾将会加剧，同时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地区将更加雷同，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效率下降甚至出现紊乱。

在发达地区将过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本地产业要进行产业升级，包括过程升级（生产过程更加效率）、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改变价值链中自己的位置）、价值链升级等。

其它经济发展理论

（一）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该理论研究经济的起飞准备阶段和起飞阶段。其主要方法是在投资驱动下，主导部门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产生新产业，扩大出口，并在投资乘数作用下带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如广西北部湾产业规划通过钢铁、冶炼等巨型企业的引入，配套基础设施，带动配套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地方就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及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规划是合理的、可行的。这种投资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对先进设备的高度依赖，技术蕴含在设备和生产流水过程中，对工人和管理层的创新能力要求不高。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发达地区对该产业的主动放弃。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经济已经到了服务业占主导的阶段。但是，对于大多数东部地区的城市来说，轻工业与重工业都不发达。中部地区，如安徽也在吸引水泥、核电等大型企业入驻。转贴于

（二）二元经济理论、三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正视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经济现实。传统部门包括自给自足的农业，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是维持生计的产业，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现代部门包括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主要存在于发达地区。传统部门工资低，现代部门工资高，剩余劳动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三元经济理论引入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传统部门要么主动升级，要么被挤占或淘汰。

（三）大卫·李嘉图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李嘉图坚持认为报酬递减规律约束了利润增长，从而制约了投资增长。边际报酬规律只有人力资本或者技术革命能够打破，技术革命能将边际报酬放到另一个轨道上，实现报酬递增的飞跃。按照这种规律分析，美国现在如果能够领导高科技革命的话，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了。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现实与原有世界秩序发生了矛盾：中国在现代工业领域进步太快了，而美国的高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却相对不足。美国的国策似乎就是制约中国这种快速发展势头，以给美国高科技更多的缓冲时间。因为信息技术只是知识经济的敲门砖，美国从信息技术中获得的利益并不足以维持目前的世界旧秩序，其地位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来说，已经衰落了。而基因技术、海洋技术、现代医学技术的巨大市场空间将远远超过信息技术，美国还觉得自己很有希望。美国未必愿与中国一战，但是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符合它的利益。中国要摆脱在目前世界格局的不利局面，技术上一定要后来者居上。同时，我们要强调，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处在中国大发展的背景下，一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涉及。因此，可以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仰仗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

（四）新制度经济学

gdp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内涵，即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政治制度创新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有所思考和创新。电子政务与网上监督、政策公开、投诉解决机制等结合起来，执政水平还可以上一个台阶（北京经验）。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共品供给、寻租、法的经济学分析、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概念与思想对我们有一定启示。但是，要在私有化基础上解决我国公共产品（如医疗和教育）供给的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国构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元素目前主要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培育了国民的自私自利、破坏规则、没有道德底线等性格。“物欲横流”的西方文化风格与中国国家整体利益不合拍。中国要成为世界超一流强国，“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必不可少。

（五）仍然是指导金融与经济关系理论的基石

在2008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损失最小，是与中国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等分不开的。按照经济学说，在金融与经济关系上，经济始终第一性的，金融则是由经济所决定的，并为经济服务的。因此，在本部地区发展经济与金融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并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金融业的发展，否则，金融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也应当充分重视金融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大力发展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结论

（一）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本、市场都依赖外部环境

人口数量与质量是本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移民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是解决劳动力质量与数量的一揽子政策。西部地区必须借助外来资本，因而资本净流入是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往往在外地，因为本地市场规模容纳不了大规模产业投资所对应的市场扩张。

（二）扬长避短、扎实推进

以重大军事科技立项、军用技术转民用、归国留学人才创业等手段来推动知识内涵式增长。西部地区往往拥有一些国家重要的军事工业，须做大做强，以点到面，带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个切入点要比笼统地投资高科技产业园区更加可行。以地产为驱动力的高科技园区建设，与高科技的内在规律恰恰是矛盾的。这是我们的高科技园区不“高科技”的内在原因。

经济在起飞准备阶段需要主导工业部门实现规模经济。要把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办成技术密集型产业，延长产业链，并争取形成具有一定特点的垄断优势。西部地区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有优势，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污染环境。旅游业季节性明显，且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率，故可以惠民，但难以富民。

第2篇：经济理论的发展范文

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消费经济始终作为该学科的基础理论单元而备受学者重视。1776 年，批判总结近代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的《国富论》出版问世，作者亚当斯密认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目的和终点，消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方式、消费决定个人的效用水平，因而与社会福祉紧密关联。在亚当斯密之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过社会观测而主观判定消费多少取决于实际收入，消费随收入增长而增长，收入增加量高于消费增加量，这一表述被称为消费基本心理法则，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石。20 世纪40 年代，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通过解构美国19 世纪的国民消费和收入数据，发现长期消费和收入的比重关系是相对稳定的，边际消费递减趋势只存在于短期状况下。1926 年，从反思凯恩斯消费经济理论出发，美国经济学家费雪认为消费取决于人一生各期的收入和利率水平，消费的贴现值等于收入的贴现值，消费者究竟选择寅吃卯粮还是量入为出取决于其不同时期的消费偏好;1949 年，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提出消费是当期收入、消费习惯、周围人消费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函数、消费习惯带来的消费惯性被称为棘轮效应、效仿周围人消费水平的行为称为示范效应。

经济学家莫迪格里亚尼从费雪的跨期消费选择理论中得到灵感，提出人倾向将一生的收入高峰和低谷进行转移以平滑消费，这就是消费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继续补充可以持续到未来的收入能够增加消费、暂时性收入为消费者提供储蓄和借贷便利的永久收入假说罗伯特霍尔认为在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能够成立的条件下，消费时间序列是随机游走的，因为理性预期会使消费者不断修正消费水平，只有意外事件才会导致消费大起大落，而意外事件是随机的。然而，随后的一系列实证检验证实，消费的随机波动性远小于现实的收入变动影响，更符合实际的消费模型有待建立。

20 世纪末和21 世纪初，以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为代表的新消费经济理论逐渐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同。预防性储蓄理论指出消费者倾向于在不确定情况下谨慎消费，以额外储蓄来应对不确定情况的发生、效用函数对消费的三阶导数大于零流动性约束理论是指消费者由于收入较低而不能或很难通过金融手段来获取消费能力的现象，消费者的消费数量不仅是其收入的函数，同时也是其现有资产规模的函数，资产规模越小，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就越大，通过借贷和提取金融资产来补充消费能力缺失的难度就越大。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由于和现实消费行为契合较强，具有普遍的政策实践研究价值。

二、中国社会消费率变化趋势

从宏观层面考察一国经济的实际消费状况，可选的较为适宜的指标是最终消费率，即一国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终消费率还可以区分为居民和政府最终消费率。我国1978 年改革开放至2014年全社会的最终消费率变动情况。整体而言，我国社会最终消费率在近三十年呈现出整体下降的发展态势，而将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区分来看，近三十年政府消费率始终保持在15% 左右，波幅相对稳定;居民消费率则连年走弱，从1978 年接近50%到2014年不足40%，消费体现出的国进民退现象十分突出，居民消费率的持续走低是我国全社会消费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1978-2014 年，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率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态势，1992 年，城镇居民消费率开始超越农村居民消费率，至2014 年，城镇居民消费率29.40%，农村居民消费率8.52%，城乡间巨大的消费水平差异决定了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整体走低，即广大农村地区消费水平的连年疲软导致我国社会居民消费率的整体低下，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有区分的经济发展政策在消费传导上已经显示出了不利的一面，城乡经济总量问题得到缓解的同时，结构性问题却日益突出，全社会对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差异的政策关注较为迫切。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理空间划分来看，最终消费率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同样显示出不均衡状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最终消费率从1998 年至今始终徘徊在45% 左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最终消费率则分别从1998 年的57%、64% 回落至47%、52%，降幅均超过10%。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消费能力与经济发展程度实现了同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既定国策在这些地区持续酝酿福利;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西部大开发经济政策存在的局限和低效，同时中部崛起战略政策也具有国土空间经济发展差异日渐扩大的无奈性质。

三、居民消费率低下的原因

首先，在预防性储蓄和储蓄目标层面，我国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率走势差异、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率走势差异的最终原因在于预防性储蓄的抑制。如图3 所示，我国国内储蓄率近三十年来持续攀高，在国民消费和储蓄习惯之外，体现更多的是居民对于收入不确定性的担忧，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保障不完善、不充足的社会现实使得落后地区居民无钱可花、有钱不敢花，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造成了这种高储蓄和消费压抑的现象。

其次，在收入层面，我国居民消费率整体低下的重要诱因是不断增加的社会收入差距和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2015 年，我国官方统计的社会基尼系数高达0.462，说明社会财富大量集中于少数人群，由于同等条件下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富人，造成了社会总体消费量的低下;另一方面，从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看，我国政府、企业以及个人的财富分配严重失衡，政府和企业的收入不断增加，但这是建立在挤占居民收入的基础上的，这种扭曲的收入配置格局导致居民缺乏具备实际支付能力的消费意愿，相对较高的恩格尔系数也使得非生存类消费很难得到有效提升。

最后，流动性约束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在对消费经济理论历史演变进行总结时，笔者提及了金融发展落后引起的流动性约束。事实上，在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本土金融市场、金融制度和消费金融理念的进步都与快速攀升的GDP总量出现了脱节，消费信贷的不完善使得居民的跨生命周期消费很难实现，国外学者的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四、提升居民消费率的对策

(一)从解决高储蓄比率入手

首先，要降低我国社会畸形高企的全民储蓄率，提升居民的劳动及财产性收入非常必要。一方面，提升我国居民劳动收入占比要依靠政府激励结构的转变，努力促进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发展，在我国全社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客观现实面前，以能者多劳、劳者多得的劳动收入分配思想替代事实上还广泛存在于国企和偏远地区的大锅饭收入分配方式，促进民营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另一方面，要提升房地产以外的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以金融财产性资产重构以活期、定期储蓄为主的僵化储蓄格局。

其次， 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也是从收入方面降低高储蓄率的有效措施，这同时也是我国十三五时期消费经济改革的重点领域。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农副产品定价机制应尽早提上日程;国有资本的收益分配不应局限于城镇，而应实现全民共享;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应充分考虑东中西部收入差距，考虑城乡收入差距，减轻低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政府和企业部门应降低一次收入比例，藏富于民，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提振消费经济。

最后，解决居民高储蓄率的关键还要仰仗完善的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在十三五计划中，国家要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城镇职工医疗基本保险、城镇居民医疗基本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应共同推进、共同对待;在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方面，要在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础上，为之创造获取劳动收入的经济环境;在对待全国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和充足性方面，以多渠道引进和多角度监管确保资金的及时和有效利用。

(二)从解决流动性约束入手

深化消费金融制度改革是解决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流动性约束的主要发力点，通过完善我国目前的个人征信体系和在落后地区进行小微消费金融改革，居民跨时期消费的财富平滑作用才能得到有效发挥。从我国消费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角度来看，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消费金融改革已经具备了一定成效，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使得小贷、短贷等个人信用消费日渐成熟，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对于部分中部城市而言完全具备借鉴意义。当然，解决流动性约束要建立在居民增收和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基础上。

第3篇：经济理论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范式；范式转换；经济哲学；经济思想

“范式”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一个关键、核心的

概念。“范式”理论在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同时，也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回应。文章将利用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将西方经济思想的转换，从范式上作初步梳理并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库恩“范式”理论概述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著作中，库恩定义“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这一定义得到其他学者们的认同，并且在归纳了库恩在不同场合关于“范式”的多元解释的基础上，重新将“范式”定义进行了整合，给出了更为完整的表述：“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成为该科学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

库恩认为：在前科学时期，一门科学尚未形成范式，即研究者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没有达成一致，各种学说争论不休。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激烈论争，在该科学领域逐渐有一种学说得到公认，这时便形成了该学科的范式。范式的形成标志着该学科已形成了系统的学说体系，标志着该学科进入了常规、稳定、持续的发展时期。在学科的发展时期，学者们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一般不存在怀疑和争论，而只是争论和修正自己对范式的理解。在学科发展的后期，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实践的发展、研究对象和问题的变化，原有范式未被利用的逻辑空间越来越小，可供研究者调整自己观点的余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原有范式已很难解释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人们开始对原有范式丧失信心，这时便出现了范式危机。在经济学领域，随着常规经济学过程的持续和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经济生活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而在原有范式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中又很难获得合理解释，使原有范式理论的解释力下降，从而出现了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范式危机的出现蕴涵着科学革命的到来。在危机到来之时，人们在怀疑原有范式的同时，也在开始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寻求建立新的科学逻辑系统。也就是说科学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一个动态的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库恩认为：整个科学发展史就是遵循这样一个动态模式的周期运动规律而不断向前推进的，科学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必然有其自身产生、积累、发展、消亡的过程，即科学革命。简言之，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转换”，即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过程。库恩的范式理论，尤其是“范式转换”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历史状态和内在发展规律，对人们理清所从事领域的发展路径以及把握其领域的未来走向都有启发作用。

二、从范式转换看西方经济学发展史

西方经济思想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然而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却只是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里才真正形成。从这个角度考察，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年轻学科是有根据的。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经济理论革命，分别由亚当斯密（1776年）、大卫李嘉图（1817年）、约翰穆勒（1848年）、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年）和凯恩斯（1936年）发起。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主导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不体现了库恩的范式转换思想，从而将西方经济学发展史分为了三个经济学范式：前古典经济学范式、古典经济学范式、现代经济学范式。

（一）前古典经济学范式

前古典经济学范式首先起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古希腊是西方经济思想的源头，在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探讨商品、货币、贸易和生息资本等问题。而古罗马则将希腊人的经济思想发展成为一些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于财富或有价值的东西有一些直觉的观点和经验的论述，但并不真正涉及经济学含义的价值形成问题。形成于这个时期末的重商主义学派把货币看作是唯一的财富，但这种定性的规范是以黄金和白银的自然属性为根据的。他们认为经济体系中只有农业生产才会创造和产生财富，而其他部门都不会创造或形成价值，因此重农学派主张土地是财富的真正源泉。此种经济范式在欧洲历史上最典型的封建统治时代非常兴盛。这个时代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并力求对逐渐出现的商品货币关系加以规范。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

1、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不认同重农学派的价值观。他认为重农学派的观点太过狭窄，不应该将当时已日益重要的工业生产排除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外。因此，他修正了重农学派的观点，用比农业生产宽阔得多的逻辑外延来界定“劳动”概念并分析经济体系的价值形成。亚当斯密认为，凡人类劳动都会创造财富，从而都会形成价值，所以财富的产生不单单局限于农业生产，而且也不局限于工业生产，甚至不局限于经济体系的生产过程。他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把人的本性视为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同时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创建了经济学最初的分析框架。

2、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围绕斯密自由主义范式继续发展。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成熟，大卫李嘉图把经济学抽象为一种工具，既发展了亚当斯密的体系，同时也走向了只注重逻辑推理的极端。另一方面，亚当斯密体系中的庸俗成分也获得了发展，并逐渐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独立出来。与此同时，亚当斯密范式不断面临来自现实的诘难。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历史学派都先后对斯密的自由主义提出了质疑。大卫李嘉图最早采用了理性逻辑演绎法，就经济学方法论而言，逻辑演绎就是利用一个抽象的理论结构，揭示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他吸收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合理成份，抛弃了亚当斯密把消耗的劳动与购买的劳动混为一谈的二元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他创造性地解决了商品的价值构成问题，从而破除了“斯密教条”，此外他还坚持劳动价值论，并以之为基础，探讨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又通过分配关系的研究深化了劳动价值理论，使之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成熟的劳动价值理论。

（三）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也称为现代经济学范式。其代表人物有约翰穆勒、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凯恩斯。

约翰穆勒代表的经济学范式。从1820年到1830年间，英国的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拥护和反对大卫李嘉图理论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他的价值论是否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特别是能否以它为基础解释资本利润的存在及其合法性。争论的结果导致了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及其学派的解体。大卫李嘉图学派解体后，西欧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若干新动向。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虽然仍被推崇，但其理论的基础即劳动价值论已经遭到置疑，从中得出的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等一系列不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结论，已经遭到批判和抛弃。形势的发展要求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对策，西尼尔、巴师夏和约翰穆勒经济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并逐渐转向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约翰穆勒坚持，经济理论要成为科学，不但要有对经济世界中基本范畴的抽象，更要确定各范畴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而后者往往产生混乱。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亚当斯密提出的但却缺乏系统论证的观点，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并用生产、交换、分配等范畴对经济活动进行划分，重新安排了政治经济学体系，使之形式更加完备，论理更加充分。

（四）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范式

继约翰穆勒后，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完全竞争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对边际革命以后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个最为全面的总结和综合，开创了当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河。他强调经济学或经济思想的发展是连续的。在此基础上，马歇尔综合了前人的范式，尤其是调和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把经济学理论重新整合到“看不见的手”的旗帜下，完成了经济学向新古典主义的过渡，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他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并在实际上从经济学中取消了价值论。此后，西方古典经济学就沿着马歇尔所指出的方向不断发展。直到美国制度学派开创制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五）凯恩斯经济学范式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以“市场能够自动调节平衡”为理论支柱的传统经济学面对如此严重的“反常”一筹莫展，由于“反常”反复出现而又未能被消化，终于使旧范式穷于应付而陷入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又一次革命。他的经济理论范式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有效需求不足。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这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按照曾经的范式，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第二，工资刚性。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第三，市场无法自动出清。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

从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他的经济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的，着重考察总体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注重总量分析、短期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因而，他的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它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取代了旧的经济范式。

三、经济学中新经济范式替代旧范式的条件

范式危机的出现预示着经济学的范式转换革命即将到来。考察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在理论林立、观点纷争的经济学范式转换时期，能够脱颖而出最终上升为新范式的理论观点大都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新的经济范式取代旧的经济范式必须能够为经济学新的常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并更加优越，使经济学的发展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常规发展时期。

第二，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对现实经济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只有能够有力地解释经济现实，并据以引申出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第三，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更好地对经济实践进行总结，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对现实经济活动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四，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同经济学知识系统之外的其他知识形态和思想形态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别要与一定历史时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观点及其方法论相适应，这是因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是发生在经济学思想的开放性逻辑层次上的。

从经济学发展演变历程看，经济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伴随着经济学范式的革命性进展，通过对经济命题的完整阐述和科学推理，证明经济学发展的客观逻辑性，使之符合逻辑发展进程。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必将面临更大挑战，唯有通过加强以范式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经济哲学的研究，才能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促进经济哲学的成熟。

参考文献：

1、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张九海.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探析[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2).

第4篇：经济理论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内生经济增长；知识专业化；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052-02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研究了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在这四个要素中，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他指出，一般知识能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内在经济效应，使率先使用知识的厂商获得垄断利润。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知识不仅本身的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递增，给厂商带来递增收益。他认为知识是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知识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

罗默认为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新源泉。他认为，由于知识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超过物质积累的作用而处于支配地位，研究和开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他还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加速积累，从而提高全世界的总产出水平。国际贸易可以使落后国家引入新技术来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通过引入新技术节约资源，把节约下来的资源用于新投资，这样就可以迅速发展经济，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卢卡斯把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卢卡斯模型）。他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因素引入索洛模型，认为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他还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得：一是通过脱离生产的学校教育，使人的智力和技术得到提高，从而提高职工的劳动生产率；二是通过边干边学来提高人力资本。这一理论拓宽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为缺乏教育经费的落后国家和地区找到了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方法。

除了研究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内生因素以外，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还通过探索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了一系列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阿施尔、巴罗等人的研究成果。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全面的修正与发展，它标志着体现外生技术变化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融合。这一融合强调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技术进步、“边干边学”、知识积累、人力资源、政府支出等新问题的研究，从而解决了经济学中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内生经济理论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目前还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但它从不同的分析角度，不同的分析模型，来解释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问题。综合起来有如下五类模型。

（一）AK模型

通过假定产出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将生产函数的关系式表述为Y=AK（A是反映技术水平的常数，K代表包括人力资本、知识和公共设施在内的广义资本）。这一模型揭示了产出与资本存量的线性递增关系，否定了资本收益递减的假定。在Y=AK模式下，经济是可以实现持续增长的。因此，从长期来看各国经济不会出现增长的极限问题，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新古典理论遗留下来的增长极限的问题。

（二）知识的外部效应与“知识溢出”模型

罗默在《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论文中指出，经济增长除考虑劳动和资本两个因素外，还应加进第三个因素即知识。他认为，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可以实现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知识也是一种生产要素，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必须要在知识上进行投资。同时，知识具有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知识的运用具有共享性即非竞争性，这也是实现收益递增的关键因素。

（三）R&D模式

罗默在他的论文《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指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源泉是专业化的投入，即研究和开发部门（R&D）。他指出，专业化的投入是一种需要特别付酬的活动。技术进步与创新实际上是厂商旨在获取垄断利益的有意识活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是由技术的非竞争性与排他性决定的。用于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资源的投入决定着经济率的高低。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增加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资源投入。

（四）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

卢卡斯认为，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是具有特殊的、专业化的、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卢卡斯将人力资本生产部门引入模型，提出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的内生模型。他通过建模得出的结论是：人力资本积累决定着经济增长率。因此，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应集中人力物力生产和出口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产品。

（五）阿罗的“干中学”模型

阿罗认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的积累体现在技术进步之上。企业在从事生产活动的同时，会逐步积累起有效的生产知识，这些知识反过来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阿罗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除了脱离生产岗位到学校学习外，还可以在工作中以积累经验等方式获得。

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湘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启示

湘南地区是指湖南的南部地区，包括郴州、衡阳、永州三个市。湘南地区地处湖南的南大门，位置得天独厚，战略地位重要，区位、资源、产业优势突出。当前，国家的政策措施以及湖南发展的大环境，都给湘南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借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促进湘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加强教育培训，提升人口素质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不仅取决于人们掌握知识的总体水平，还取决于人们对知识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湘南地区应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升人口素质。一是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加大对偏远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农村教育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提高城乡整体受教育水平；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整合现有的职业教育资源，建设一批公共实用技术培训基地。以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专业为纽带，以需求为导向，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链条深度融合，优化专业设置，提高职业教育水平；三是广泛开展在职培训。加强企业职工技能培训，提高职工队伍技能水平；四是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倡导终身学习观念，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提升全体公民素质。

（二）开发人力资源，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湘南地区应以各类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以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为导向，推动人力资源开发。一是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在引进聘用理念上，坚持以需求为导向，讲求成本、注重效益。在引进聘用方式上，坚持市场配置为主，重点引进本地区的重点产业、重点行业和重点学科的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积极探索选聘结合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加快培养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现念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二是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管理服务体系。完善职业技能评定办法，实行职业技能资格认证制度；完善人力资源中介机构服务，规范人力资源中介服务组织行为，引导人力资源的合理有序流动。

（三）坚持自主创新，加快科技进步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湘南地区要立足本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围绕特色产业、重点产业发展，大力引进和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步伐，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郴州为例，要依托有色金属资源优势，尽快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用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制定和完善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相配套的制度，构建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双向运行机制，将经济发展转变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发展上来，以促进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四）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技术外溢效应，是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最有效平台。湘南地区应利用国家和省里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一是构筑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洼地。要主动策应国家实施的“中部崛起”战略、湖南省实施的“湘南大开发”战略以及承接产业转移“34条”政策，把湘南地区打造成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在承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中抢占先机。二是加大承接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设立承接沿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基金，加快构建现代物流平台，推进以物资储备、商业配送、海关监管、集装箱中转、保税业务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物流园区建设。三是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质量。要充分发挥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增强产业转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承接产业的竞争力。要依托综合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依托区位、交通优势，积极承接市场在外产业转移；依托产业优势，积极承接配套产业转移。

（五）推进制度创新，增强发展活力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制度作为一种支配经济活动并决定经济效率的重要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制度创新，改革政府机构。一是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办事行为，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服务质量和行政效率；二是健全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主要是完善政策法规制度，营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法律环境；三是规范市场发展环境。主要是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龚六堂.经济增长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2]陶静，梁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及对中部崛起的启示[J].决策与信息，2009，（4）.

第5篇：经济理论的发展范文

【摘要】自经济学诞生至今，功利主义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立论基础，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展基本围绕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这么一条主线展开。幸福和快乐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幸福理论在经济学中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地位，既是经济学存在的前提，又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还是经济学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从根本上讲，经济学就是幸福学，一部经济思想史就是一部幸福思想史。

一、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参照赫希曼（AlbertHirschman）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道德哲学时代”的人们追逐权力和荣誉给人类带来的无尽灾难导致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盛行，而18世纪中叶开始视赚钱为“一种温和的欲望”的思想又导致了道德情感主义伦理哲学的诞生。这个时期，伦理学也开始从研究“神”转向研究“人”，从谋幸福于神转向谋幸福于人。斯密师徒及好友一干人发起和倡导道德情感主义的根源正是赫希曼所讲：“人们期望通过巧妙地利用一种欲望抵制另一种欲望来调控社会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作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二者之间真正的内在思想联系应该是这样的：前者论情感、美德和幸福，而且论证了适当的情感才是美德，有美德才能得幸福；后者论经济人如何通过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人“一种温和的欲望”，“温和的欲望”的满足将会调节其的欲望，抑制权力、荣誉等有攻略性和毁坏性的欲望，使人变得能自制，有美德，进而能幸福。而且，斯密还相信这种满足和调节能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通过“利己而利他”来普世。这就是斯密著作体现的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原理。

边沁继承了快乐主义思想，同时也继承了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边沁避开了对幸福性质的价值判断，认为所有幸福无论源于何处，带给人们的愉悦感都是相同的，并声称“幸福的数量是相同的，图钉和诗歌一样美好。”边沁认为，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评价是主观的，促进大最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需要在个人之间进行功利或效用的对比才能实现，这种效用的对比需要用货币单位来进行度量和加减乘除的精确计算。边沁为衡量快乐制订了七大标准，同时列举了14种快乐。边沁对经济学幸福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原则，把人类所有的动机都归结于对快乐的最大化追求。边沁因此而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通往幸福的钥匙。二是用功利或效用表示幸福，用效用计算幸福，用效用原理来表述功利主义原则。三是指出了效用递减律。尽管边沁认为经济学应该成为用数学形式表达幸福的一门科学，但他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对效用的进行数学分析。

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经过了穆勒的修正和完善之后，才真正开始成为支撑功利主义经济学大厦的哲学基石。穆勒用幸福主义对边沁的快乐主义进行了修正。其一是对快乐进行了数量和质量的区分。穆勒同边沁的区别在于：边沁认为人类的行为动机仅受自我满足的欲望驱使，而穆勒认为边沁忽略了人们出于自身目的对美、荣誉和其它目标的追求，人们不仅要关心享乐的数量，也应关心享乐的质量。穆勒这一思想表现在他对一个著名论断的引用：“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宁可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成为一个满足的。”其二是用幸福主义取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穆勒认为，幸福是一个具体的整体，也是一个多元的概念，爱音乐，追求健康，崇尚德性，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等等，都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金钱、名望、权势等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也是可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快乐之有价值也是因为快乐是幸福的组成部分。这里，穆勒不是以快乐为最终标准，而是以幸福作为道德的终极目标。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边沁计算快乐的思想激励着其后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边际学派精心设计了一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比较、选择、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百年发展，不仅实现了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化表达，也让人类从只有“温和欲望”的“经济人”时代走向工于效用（幸福）计算和最大化选择的“理性经济人”时代。

1、效用函数：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表达

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1835—1882年）继承了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认为“经济人”之为经济人具有两个特性：其一是他们从消费品中获取效用：“个人需要的任何物……必须具有效用。在经济科学中，我们尊重人的本性，而不是要求人应该怎么样。”其二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计算效用最大化的。只有理性的、计算最大化的行为才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为了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满足——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需要——换言之，快乐最大化，就是经济学问题。”

杰文斯对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贡献，可用他自己的话说来概括：“财富和价值的性质要用无穷小快乐和痛苦来解释”，“我主张所有科学导向的经济学者必须掌握数学。”

2、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的幸福计算机

马歇尔（AlfredMarshall，1842—1924年）对功利主义经济学及其幸福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对“理性经济人”的界定。

马歇尔所谓“经济人”的理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经济人”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性。其二，“理性”的“经济人”重视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是一种温和与开明的自利。其三，“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不仅包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包括对精神满足的追求，而物质利益通常也能带来精神需求的满足。

马歇尔赋予“经济人”以“理性内涵”，“不仅构筑了现代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而且规定了市场经济下‘理性经济人’的道德出发点”。自此以后，“经济人”的概念逐渐被“理性经济人”所取代。

3、偏好和理性选择：使幸福的比较、计算和交换成为可能

马歇尔的另一大成就是通过偏好和理性选择的论述，提出了较为完善的需求理论，并将其与效用理论相结合，使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按照马歇尔的理论，“理性经济人”对幸福（效用）的偏好、欲望和需求，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操控，在经过市场的计算、比较和交换之后，最终能得以实现。

4、市场均衡：厂商和家庭的幸福最大化

马歇尔认为，财富的积累一般是享乐的等待。人们总是考虑进行合理的交换，以使得劳动带来的痛苦最小化或是避免因获得来自消费品的快乐而进行等待。劳动者进行效用计算，决定忍受多少痛苦的工作；而资本家进行效用计算，决定忍受多久的痛苦等待。“一个谨慎的人会努力把他的财产分配于一切不同用途——现在和将来的，以使他的财产在每一用途上都有相同的边际效用。”因而，效用最大化的计算掌控着从家庭部门到厂商部门的劳动和资本服务的实物流，以及从厂商部门到家庭部门的消费品实物流。

三、福利经济学幸福理论

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条件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构建了一个精致、匀称、美丽、令人满意的演绎及数学大厦。福利经济学关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研究，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如虎添翼，达到了发展的巅峰。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A.C.Pigou，1877-1959）基于功利主义幸福理论和个人效用可以比较的假设，提出了社会总效用可以计算并可最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论。但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效用不可比较之后，庇古的理论被贴上了“旧福利经济学标签”而遭冷遇。而新福利经济学基于帕累托最优概念和一般均衡理论，构建了一套关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均衡和最优状态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1、帕累托最优：功利主义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帕累托最优概念的提出，导致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诞生：在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每一个完全竞争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不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也都是相对于某一价格组合和某种资源的初始分配的一个完全竞争状态，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黄有光教授甚至证明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部门、一个国家（或者一些国家）得到了诸多改善，他人也会从中受益”的福利经济学第三定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告诉我们，任何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同时，总存在一个资源的初始配置使得市场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即便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不能完全满足，只要通过“帕累托改进”能使一个人的福利有所提高，同时又不损害其他人的福利，这也是最为可取的最佳选择。一个人的福利的提高，致使他人福利也得到改善的情况尽管与帕累托最优原则相矛盾，但也不失为一种从个人最大化走向社会最大化的证明。

帕累托最优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使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达到了发展的顶峰：自由市场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配置资源，分配收入，并且在消费者中分配消费品，以至于没有任何通过消费、交换或生产上的变化实现的资源再分配能够明显增加正在生产和交换的商品价值。帕累托最优标准和帕累托改进表明了社会从资源和财富分配中所能获得的最大福利，亦即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幸福”实现的理论上的可能性。

只要人们接受现在的资源和财富分配，那么，个人最大化行为自动促使社会达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必然实现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幸福”，这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著作中被认为是“极乐点”或“受约束的极乐点”，类似于圣·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e）教义中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2、次优理论：帕累托最大化幸福梦想难真

福利经济学关于市场最优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严格的前提条件是：完全的私人所有制、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完全的市场信息等等。犹他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享特（E.K.Hunt）则更为详尽地列出了福利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全部假设：第一，大量的买卖者，任何人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对均衡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二，任何企业都能容易地进出一个行业；第三，投入和产出是同质的，且能分成任意大小的单位；第四，对未来没有不确定性；第五，对生产和消费的所有可能选择具有完全知识；第六，生产函数满足“合适的二阶最优条件”；第七，同样合适的效用函数在整个时期都是稳定的；第八，生产率一般不受财富、收入和权力分配影响；第九，只有那些外部经济和不经济（或“外部性”）可以通过税收、补贴或者新产权的创造得到纠正或抵消；第十，市场总是均衡的，有所变化都是从一种静态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静态均衡状态的瞬时变化。

3、不可能定理：个人最大化未必社会最大化

尽管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个人福利最大化必然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在次优理论证明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虚幻性之后，阿罗不可能定理又进一步证明了从个人最大化到社会最大化不仅没有必然性，甚至没有可能性。

阿罗（KennethJ.Arrow）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偏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命题。阿罗列出了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或社会偏好必备的五个条件，基于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数学推理，阿罗发现，任何社会选择规则要同时满足五个条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存在满足全部五个条件从而实现从个人偏好导出社会偏好的社会福利函数。因为这一结论证明了从个人福利函数导出社会福利函数的不可能性而被人们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ImpossibilityTheory）。阿罗不可能定理实际上证明了福利经济学从个人福利最大化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条“必由之路”根本走不通。

四、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评价

1、经济人假设的局限

在“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和最大化”的演化进程中，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抽象了古典经济人的心理和伦理因素，使经济人成了彻底的经济动物和经济学分析工具。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的真实本性和追求主观幸福的经济学初衷。

2、有限理性

理性和非理性的并存，决定了人类不存在完全理性。因此，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1916—2001年）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理性的限度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来的，即人脑不可能考虑一项决策的价值、知识及有关行为的所有方面……人类理性是在心理环境的限度之内起作用的。”“理性在它缺乏全知全能时是有限的。不能全知全能大多是指不能知道所有选项，相关外生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不能计算后果。”西蒙还指出，“有限理性应作为对传统全知全能理性的替代”，事实上，“实际商业决策形式非常符合有限理性，但和完美理性假设不相符合。”

3、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市场

主流经济学的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已经被现代经济学家们证明是不存在的。现实的市场是非完全信息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以及外部性等共同决定了真实的市场是一个不完美的市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所描述的理想化的竞争市场使资源均衡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市场能力，实际上并不存在，市场失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市场的经常状态。这一点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无法回避的现实。

4、满意化和最大化

主流经济学信奉最大化原则，隐含前提是个体可以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方案，即人是无所不知，绝对理性的。基于完全理性假设的经济学最大化概念包含两方面的内涵：在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期望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西蒙认为由于信息、时间、认识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人的理性有限，现实中不可能找到最优方案。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最大化的计算是一个简单的要求结果为零的一阶求导过程。“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许多情况的真正最优化，在可行的容量限度内，简直是不可计算的。”

如何重建经济学幸福理论，是摆在经济学家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纵观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现脉络，我们不能不承认，以幸福为使命的经济学已经偏离了走向幸福的方向，距离我们追求的幸福目标已渐行渐远。

【参考文献】

[1]赫伯特·西蒙、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满意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

[2]斯坦利·L.布鲁：经济思想史（第七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穆勒：功利主义［M］．九州出版社,2007．

[4]E.K.亨特著，颜鹏飞等译：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5]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4．

[6]贺蕊莉：新福利经济理论综述［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5（1）．

[7]西蒙著，黄涛译：西蒙选集［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第6篇：经济理论的发展范文

内容摘要：生态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等直接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通过可持续发展增进社会福利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低碳经济的提出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外部性理论再次引起广泛的关注。伴随外部性理论发展，政府财政政策选择也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当中，为解决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外部性问题，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值得思考。

关键词：外部性 低碳经济 财政政策

基于外部性理论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遵循马歇尔的外部理论研究发展及其财政政策选择

1.马歇尔外部经济理论的发展。外部经济是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年）中提出的。他认为，经济中出现的生产规模扩大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生产的扩大依赖于产业的普遍发展，即存在“外部经济”；一类是生产的扩大来源于单个企业自身资源组织和管理的效率，即“内部经济”。在马歇尔的理论中，外部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的包括市场区位、市场容量、地区分布、相关企业的发展水平、运输通讯条件等因素所导致的生产费用的减少和收益递增。以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研究思路为基础，杨格从“规模经济”思路进行研究，提出“产业分工―市场规模扩大―产业分工深化―报酬递增”；芝加哥大学保罗•罗默在其《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1986年）一文中，首次系统地建立了一个具有知识外溢效应的竞争性动态均衡模型；罗伯特•卢卡斯在其《论经济发展的机制》（1988年）一文中，明确地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当作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遵循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主要着眼于生产的外部性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并且这种外部性是政府主观可掌控的、企业愿接受的外部经济环境，具有收益递增效应。

2.以马歇尔等外部经济理论为依据的财政政策选择。以马歇尔外部经济理论为研究思路的外部性理论发展，强调了如何将外部经济内在化或者说是外部效益的内部化问题。以马歇尔和杨格的外部经济理论为依托，政府财政政策主要着眼于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提供。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劳动投入中包含教育、培训而形成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研发活动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外在因素内在化，创立了内生增长理论。以内生增长理论为依托，政府财政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更加关注教育和科技研发投资及相应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旨在将外部经济因素内生化。

（二）遵循庇古的外部性理论研究发展及其财政政策选择

以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出版，标志着外部性理论的新发展。庇古将“外部性”分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两种情况。当私人边际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时，该活动给社会带来了有利影响，具有“社会净边际收益”，即存在外部经济；当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时，该活动给社会带来了不利影响，具有“社会净边际成本”，即存在外部不经济。针对外部性问题，庇古提出了修正性税收的解决方案即“庇古税”。当存在外部不经济时， 负的外部性导致价格偏低，转嫁了外部费用，从而给社会带来了损失，因此，征收税额为边际外部成本即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的差额（庇古税）；当存在外部经济效应时，给予额度为边际外部收益的奖励和津贴，这种政策被后来称为“负庇古税”。遵循庇古的研究思想，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对环境外部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三）与产权有关的外部性理论发展及其财政政策选择

与产权有关的外部性理论发展，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外部不经济”，将污染等问题与“外部不经济”联系起来。1924年奈特对庇古的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意见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产生“外部不经济”的原因是对稀缺资源缺乏产权界定，若将稀缺资源划定为私人所有，“外部不经济”将得以克服。1943年，埃利斯和费尔纳提出了与奈特近似的看法，也认为“外部不经济”与产权有关，1960年罗纳德•科斯提出了产权界定和产权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科斯认为外部效应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而具有相互性，并以“交易成本”取代“外部性”。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庇古税根本没有必要。通过交易成本的选择和私人谈判，产权的适当界定和实施来实现外部性内部化。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问题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的成本―收益的权衡比较才能确定，庇古税只是制度安排选择之一。总之，与产权有关的外部性理论认为市场就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政府干预并不是一定必要和可行的。

低碳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

（一）公共外部性

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气候恶化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鲍莫尔等对公共外部性的讨论，低碳经济领域的外部性首先体现为公共外部性，即地球生态环境及气候是全球性的公共物品，涉及的不仅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问题，还关系到国家之间的利益问题，包括国际贸易中的外部性、公共资源的外部性和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外部性（林成，2007），其中，既有市场本身的外部性也有政府制度的外部性。如国际投资中，发达国家因为实施高环境标准和高环境税，这必定增加相关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可能将现有的高能耗、高污染型产业逐出国境，转移到环境标准和环境税收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由此产生了国际外部性。

（二）代际外部性

低碳经济发展不是着眼于当代经济的发展，而是考虑子孙后代的经济发展。资源的耗竭及气候的恶化留给后代的只能是灾难，低碳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经济发展，因此，低碳经济领域的外部性还体现为代际的外部性，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克服代际外部性。

（三）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性

低碳经济发展不仅要面对生产的外部性，还要面对消费的外部性，20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外部性理论的研究范围扩展至消费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由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消费的外部性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增长及伴随工业文明的人类消费的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如汽车消费的外部性。同时，基于生产和消费或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低碳经济发展必然要求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解决外部不经济的问题，从而将人与自然的低碳协调与经济均衡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增加低碳预算支出

一是鼓励低碳技术创新，实现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再循环与再利用。增加对节能减排、清洁能源开发、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的低碳技术研发支出，形成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

二是发展循环经济，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是为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而人工再造的生态循环圈，通过内在和外在的规模化经济，营造低碳经济的外部经济环境。实践证明，建立生态工业园区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最有效途径，通过政府财政专项投入，并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建立生态工业园区，以大型企业为中心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和企业集群或在一些煤炭、钢铁、水泥、造纸等大型企业集团内部首先构建循环经济链群，以重化工和资源型产业先行，大企业带动中小型企业，构造一个封闭式的外部效应内在化的低碳经济发展环境。

三是增加环保产业投资，修复自然生态环境。对于环境保护来说，资源开采及其土地占用对地表的破坏是永久性的，不存在“有效率的污染问题”，有效的环境补偿原则上应是恢复绿色，因此根本上需要环保产业发展的跟进。与一般生产投资相比，环保产业同样创造国民生产总值，同时还增加了环境效益，产生了正的环境外部性。

（二）庇古税作用的合理发挥

一是开征碳税等环境税收（见表1），从生产消费等不同环节完善消费税、资源税、碳税等环境税收体系，将环境成本内生化。以碳税为例，碳税是环境税的一种，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目的，对化石燃料（如煤炭、天然气、汽油和柴油等）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到目前为止已有1 0多个国家引入碳税。与一般的环境税相比，对于二氧化碳减排效果要更明显。碳税的二氧化碳减排征收目的更为明确；碳税以化石燃料的含碳量或碳排放量为计税依据进行征收，直接面向低碳。

二是完善税制结构，综合协调税收负担。征收“庇古税”，可以适当体现环境成本。但“庇古税”实现宏观调控作用的前提是：完备的市场、足够大的价格弹性、外部性的精确描述和量化计算，这对于发展低碳经济来说是不具备的。当资源产品价格表现出较大的“粘性”时，就不能严格地随着产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开征环境税等税收的同时，应注重税收协调。

三是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增加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通过财政补贴性支出可以影响企业和个人的预期收益与成本，引导和调节低碳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通过减免税、费用扣除、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提取投资风险基金等方式，对从事新能源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从事环保绿化的企业，实施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企业低碳发展的成本费用，促进企业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

（三）完善低碳财政转移支付

所谓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指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及同级政府间的财政资金的单方面转移。在一国范围内，基于各地不同的自然环境、资源分布及经济发展状况，需要中央政府向欠发达的地方政府以及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资金的转移支持本在情理之中。但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加上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及由此形成高排放问题需要对全球气候变化承担应有的责任，因此还特别需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低碳发展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体现为国家间的转移支付。

（四）积极参与低碳经济发展的全球博弈

全球碳博弈是各国排放权和发展权之争。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民生问题，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占据低碳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及想借此主导世界经济的问题。而全球碳博弈是以 “纳什均衡” 实现各国的“非零和博弈”。在低碳博弈过程中，博弈双方都会选择对自己相对有利的策略，并站在一个相同的层面上去思考和阐述问题，最终博弈双方形成均衡的“利己策略”组合。因此，低碳制度和政策选择是各国应对全球碳博弈的必要前提。如开征碳税，对外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博弈策略，通过征收碳税为应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趋势和复杂局面，依据WTO禁止双重征税原则阻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意图；对内通过碳税机制调整国内的碳排放行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向低碳经济转型。

参考文献：

1.张振凯等.外部性理论和环境价值理论在矿山排岩收费政策中的应用.中国矿业，2005（4）

2.刘笑平，雷定安.论外部性理论的内涵及意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3.黄敬宝.外部性理论的演进及其启示.生产力研究，2006（7）

4.李世涌，朱东恺，陈兆开.外部性理论及其内部化研究综述.学术研究，2007（8）

第7篇：经济理论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循环经济；生产函数；经济人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6）04－0128－03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概念，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循环经济正逐渐成为许多国家环境与发展的主流，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加紧了对循环经济的研究。在我国循环经济也开始起步，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不断的探索。

循环经济是各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面对持续的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生存环境的巨大压力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在技术层面上，循环经济主要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环境保护技术体系的融合，强调减少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以更多地节约使用资源，并不断地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的排放甚至实现“零”排放；通过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及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最终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则是一种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看成稀缺的、社会大众共有的自然资本，因而，就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到经济循环过程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

在这样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是否会失去其使用的价值呢？

一、 自然资源与生产函数的长期化

在传统的经济学原理中，生产是指一个从投入到产出的过程。其中，投入一般也被称为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源，它们一般被划分为了四类：劳动（L）、土地（A）、资本（K）和企业家才能（P）。

劳动是指人类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资本则分为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企业家才能则指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企业的才能。土地则指除了包括土地本身外，还应该包括一切的自然资源，如森林、江河湖海、矿藏等。这样一个生产过程可以用生产函数来表示，即生产函数用Q＝f（L、A、K、P）表示。在短期内，也就是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投入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在这个短期中，生产资源的有效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生产函数要求，在一定的投入条件实现产出的最大化，当然，如果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投入增加会引起产出的增加。这并不是说传统经济学会主要强调多投入带来多产出，而是要强调生产资源的有效使用、投入的最大化被利用。而这在当今强调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在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在分析投入时，更多的是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看作生产函数的外生变量，是独立存在于生产过程之外的。这样的分析容易使我们将生产过程、生产活动与自然资源的提供者――大自然割裂开来。而二者的割裂会使得生产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生产的过程和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效率，而对于生产行为产生的对资源的影响考虑不多。这主要在于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更多地侧重于短期生产过程的分析。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使得在过去的实际经济活动中，绝大多数的生产者都不会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关注生产过程之外的东西，而对于生产过程之外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问题就更不会关注和分析了。因为，只有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关注生产过程中已经获得的资源的最优使用问题上，才能真正对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发生作用，这样的做法也是非常理性的。而各级政府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为了经济发展等问题，也自然地更为关注所有企业的生产活动的经济性，对企业生产过程结束后，有可能产生的诸如资源减少和环境的破坏问题等，关注度也不会很高。这是因为环境保护等问题对于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绩效没有太大的贡献。

事实上，人类的所有经济活动都不可能长期地脱离自然环境而进行下去，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与自然环境和资源相适应、相依存、相制约。如果人类进行的生产等经济活动只是一味地、简单地向大自然不断地索取，那么，自然生态就会不再平衡，人类的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化就难以实现。因此，人类只有在发展经济、发展生产的同时，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才会长期进行下去。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地积累。这显然不是单个企业所愿意考虑的。企业只有将长远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才会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对大自然和环境进行反哺。

由此可见，循环经济的自然资源的价值理念要求对传统经济学生产函数做一个长期化的补充说明和肯定，而不是简单地将经济学原理予以否定。

二、环境成本与经济人假定的不变性

经济学原理的基本假定前提之一就是将理论分析的人看作“理性”人，即将厂商和消费者看作是经济人。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每一个单个的经济行为主体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本身就会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亚当・斯密，1776）。这样的分析结论，是以经济社会在对已经拥有的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一旦出现了社会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的情况，政府就应该作为一个经济主体进入市场，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通过使用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对单个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加以影响和引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此来提高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的水平。

早期的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更多地探讨如何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数量。这是因为，这时的供给相对于人们的需求来说显得不足，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能够消费的商品数量。此时重视对于生产过程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许多的学者探讨财富和商品如何增加，人们更为关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发挥和使用的资源投入问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物质产品不断丰富，丰富的商品需要出路，因此，消费者需求什么、为什么需求等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消费者在消费各种不同的商品时，只是根据不同的商品价格和自己所拥有的收入考虑消费不同的商品种类和数量，来实现满足程度的最大化。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被使用，人们消费的商品种类和数量不断地丰富，人们的居住环境也开始成为人们消费的组成部分。生活环境的变化成为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效用水平的问题。优美和谐的环境成为了影响消费者效用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物质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的舒适和安全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地提高。

从上面经济发展过程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循环经济概念的被提出，是生产不断发展的一个新的必要的阶段而已，只是在生产过程被充分发展后才会被提出和被关注，是生产过程的一个延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已有学者注意到人类生产等经济活动可能带来的问题时，不被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所接纳，而在21世纪，可持续发展被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人们所关注和重视这样的一个事实。

生产者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就要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以最小的投入实现目标产出或用一定的资源生产出最大的产出。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企业生产同样的商品所需要的资源总体上看是越来越少。单个企业在生产中只会考虑生产成本的最小化，而不会考虑社会成本或环境成本的最小化。因为如果不需要企业负担的成本，它是不会考虑的。因而环境的破坏更多地与政府行为有关、与政府政策有关。只有当环境成本由企业负担时，企业才会考虑生产中解决环境的问题。而政府一旦通过相应的政策将环境成本由企业负担时，企业仍然会将这一成本考虑在生产中。所以，随着环境问题的严峻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企业负担的成本会增加，这样企业会不断地寻找成本最小的方法。从整个社会看，仍然实现了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只是企业现在的成本中既要考虑解决其生产过程原来要考虑的成本，还要考虑产生于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成本问题。

由此可见，环境成本只是增大了需要解决的成本内容和范围而已，而对于经济人的假定并没有否定。

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和居民在消费过程中都必须贯彻所谓“3R”原则。也就是减量化（Reduee）、再利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的原则。

所谓减量化原则是指在生产过程的开始投入期，企业必须考虑到控制生产资源的投放量。这是从源头上进行控制，因为只有企业在进行资源投入前，就考虑到资源的使用量问题，才可能在生产过程的结束阶段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这样的安排应被看作是一种“事前”的方式。这种事先的方式，实际上要求企业为本企业的长期发展，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尽量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的前提下，节约生产资源的使用。而这恰恰是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所必须考虑的。不过，就现实看，如果企业这样做，会在短期内加大企业的成本投入。因为，如果要减少企业的资源投入，就必须不断地提高企业使用资源的效率，而这需要企业通过改进产品设计、改进生产工艺等技术手段来实现。企业一方面要保证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又要用更高的技术水平来减少资源的使用量，这显然不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因此，短期内企业是不会将资源的效率作为主要的考虑对象，而只有当企业将长期发展作为策略时，才会将资源效率带来的成本降低考虑进去。由此可见，减量化的原则一定是企业有长远发展的时候才会考虑的。

循环经济的再利用原则是要求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并且努力地提高产品的潜在使用频率和利用效率。实际上商品的使用频率主要是由消费者来完成和实现的，这就要求企业在提供商品时，要对产品的质量进行不同于以往的改进。再利用原则体现在消费阶段，而非生产阶段，但要求生产过程中就存在。这一原则要求企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产品的潜在使用效率的开发上，而这样的工作在短期内，仍有成本过高的问题，显然也是企业在短期内不予考虑的。

循环经济的再循环原则是指把已经完成了基本的使用功能和效用的商品，即以往被称为“废品”或“垃圾”的物品如何变成可以再利用的再生资源，并用这些资源生产出新的产品和服务的原则。当这些所谓的“废品”或“垃圾”的物品作为可以利用的生产资源进入又一个生产过程时，这只不过是又一个生产过程的开始而已。在这个新的环节中，利用这样再生资源的企业同样是考虑了这一资源的成本后进行的决策，是个新的生产过程，是企业考虑一定的投入能带来最大的产出后做出的决定。在这个新的生产过程中，已有的生产函数仍然起非常大的作用，企业也仍然要考虑成本和利润的问题。而消费者在消费使用这些用再生资源生产出的产品的时候，同样还是根据商品的价格和收入来考虑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的。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各界现在对环境资源的探索和认识，或者说，所谓循环经济分析的深入，只能是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内容与范围的充实和补充，是在新的时期，伴随生产过程对资源的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产生的，是生产过程的长期化的结果。

[参考文献]

第8篇：经济理论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伦理；经济效益；途径

[中图分类号]F27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8--0122-02

企业伦理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哈佛商学院的约翰・科特教授和同事詹姆斯・核斯克特教授在他们合著的《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中，公布了他们从1987―1991年对美国22个行业72家公司的调查研究成果，结果表明，企业文化对企业的长期经营业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并预言在近10年内，企业文化将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企业伦理作为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企业文化的价值导向系统，决定企业文化的道德倾向，鼓励企业管理人员从伦理角度进行经营决策，体现对企业内外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不损害他们的权益。

1　企业的伦理原理

伦理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一个企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外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今世界上，一个企业要维持足够长的生命力，就要对伦理问题有着足够的认识。或许大家还记得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这是一部讲述一代传奇晋商乔致庸弃文从商，怀抱以商救民、以商报国的梦想，经历千难万险终于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愿望，讲述了一个曾经在中国商界叱咤风云的商业巨子搏击商海的兴衰沉浮。剧中的晋商恪守“以义治利、诚信不失、人心不偏、公道长存”精神，不仅展现了商人的智慧和勇敢，也看到了企业经营管理理念，这些理念让我们现代企业获得了不少借鉴和启迪。如乔致庸宁可忍受眼前的巨大利益的损失，也要大力挽回商誉，无偿退货换货，销毁假货，虽然表面上看是损失了不少银两，但使乔家保住了品牌信誉，随着消费者对乔家品牌的认知和肯定，乔家生意越来越火。乔家的成功之道就在于诚信，从商贸到金融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创新理念，这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者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2　伦理与效益的关系

企业的伦理管理不仅是让所有者之外的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员工、顾客、供应商、竞争对手、社区和政府等)的利益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加，而且是要让企业自身的效益得到提高。首先，企业的伦理管理意味着企业注重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需要采取行动并付出一定的成本，往往这些成本短期内是得不到经济补偿的，使得企业牺牲了一部分短期利益，但换来的却是多得多的长远利益。采取伦理管理的企业通常设立了催人奋进的远大目标，把伦理分析融进决策中，能吸引并留住人才，信誉卓著从而赢得较多的顾客，在经营困难时能得到利益相关者的理解与支持等，这些都有助于企业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其次，伦理与效益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尽管在伦理与效益的度量上存在一些困难，但大多数研究表明，企业的伦理管理与长期效益之间呈正相关。这至少说明，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企业的伦理管理会显著损害其长期效益。再次，周祖城对美国、日本、中国已被历史证明的、长期成功的优秀企业或企业家所做的个案研究表明，效益与伦理具有兼得的可能性。最后，厉以宁对效率与道德的关系有如下的看法，“效率实际上有两个基础，一个是物质技术基础，一个是道德基础。只有具备效率的物质基础，才能产生常规效率。有了效率的道德基础，就能产生超常规的效率。”这说明，效率与道德可以而且应当结合在一起。

3　企业实施伦理管理的有效途径

(1)挑选高道德素质的员工。人在道德发展阶段，个人价值体系和个性上差异的存在使管理者有可能通过严格的挑选过程(挑选过程通常包括审查申请材料、组织笔试和面试以及试用等阶段)而把低道德素质的求职者淘汰掉。这并非易事，事实证明，仅仅通过“挑选”这一控制措施，是很难把伦理标准有问题的求职者挡在门槛之外的。所以，通常做法是辅之以其他控制措施。挑选过程的作用是有助于管理者了解个人道德发展阶段、个人价值观、自我强度和控制中心。

(2)建立伦理守则和决策规则。在一些组织中，员工对“伦理是什么”认识不清，这显然于组织不利。建立伦理守则可以缓解这一问题。伦理守则是表明组织的基本价值观和组织期望严格遵守的伦理规则的正式文件。伦理守则既要相当具体以便让员工明白以什么样的精神来从事工作、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工作，也要相当宽泛以便让员工有判断的自由。管理者对伦理守则的态度以及对违反者的处理办法对伦理守则的效果有重要影响。如果管理者认为这些守则很重要，经常宣传其内容，并当众训斥违反者，那么伦理守则就能为伦理计划提供坚实的基础。

(3)在伦理方面领导员工。高层管理人员在伦理方面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在言行方面是员工的表率，如果高层管理人员把公司资源据为己有、虚报支出项目或优待好友，那么这无疑向员工暗示，这些行为都是可接受的；高层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奖惩机制来影响员工的伦理行为。选择什么人和什么事作为提薪和晋升的对象，会向员工传递有力的信息。

(4)设定工作目标。员工应有明确和现实的目标。如果目标对员工的要求不切实际，即使目标是明确的，也会产生伦理问题。在不现实的目标的压力下，即使道德素质较高的员工也会感到迷惑，很难在伦理和目标之间作出选择，有时为了达到目标而不得不牺牲伦理。而明确和现实的目标可以减少员工的迷惑，并能激励员工而不是惩罚他们。

(5)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越来越多的组织意识到对员工进行适当的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他们积极采取各种方式来提高员工的道德素质。

(6)对绩效进行全面评价。如果仅以经济成果来衡量绩效，人们为了取得结果，就会不择手段，从而有可能产生不符合伦理的行为。如果组织想让其管理者坚持高的伦理标准，它在评价过程中，就必须把伦理方面的要求包括进去。在对管理者的评价中，不仅要考察其决策带来的经济成果，还要考察其决策带来的伦理后果。

第9篇：经济理论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循环经济　绿色GNP　财税政策

1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1．1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保障资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环境污染、资源危机、生态安全等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瓶颈。依据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分析，我国万元GDP能耗水平超过发达国家3一ll倍。每创造一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日本的11．5倍。中国的能源利用率仅为美国的26，9％，日本的l1．5％。到2020年，要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便是按能源再翻一番考虑，保障能源供给也有很大的困难。如果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来实现工业化，中国的资源需求量将接近世界其他国家资源消费量的总和。当前我国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近极限，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亿元，每年用于改善环境的经费高达2830亿元。

1．2发展循环经济是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O的《贸易技术壁垒协定》和《卫生与植物检疫协定》要求各缔约国在制定国内法规时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加入WTO后，由于我国出口的部分产品的环境标准低，在国际贸易中经常遇到少数发达国家技术壁垒和反倾销诉讼。这已影响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我国出口产品应当符合国际市场环境标准和市场准人、绿色环境标志、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等，否则，产品将可能会失去国际市场。

2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立法借鉴

自从2O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把发展循环型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看作是深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和趋势。以立法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是西方国家的重要举措．为我国以立法推动循环经济发展能提供相关启示和借鉴。

2．1德国的循环经济立法

德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德国的废弃物处理法于1972年制定，但当时只是强调废弃物排放后的末端处理。1986年德国制定《废物管理法》，强调要通过节省资源的工艺技术和可循环的包装系统。把避免废物产生作为废物管理的首要目标。1991年，德国首次按照资源～产品～资源的循环经济理念，制定《包装条例》，规定生产商和零售商对于用过的包装，首先应避免其产生，其次要对其回收和利用。该《条例》将各类包装物的回收规定为义务，设定了包装物再生循环利用的目标。1992年。德国又通过了《限制废车条例》，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回收废旧车。1996年德国推出了新的《循环经济与废物法案》，提出将系统的资源闭路循环的循环经济理念从包装推广到所有的生产部门，该法规定，每年总计产生超过20o0吨以上废物的制造者，必须对避免、利用、消除这些废物制定一个经济方案，包括：需要利用和消除的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和残留物：说明已经采取和计划采取的避免、利用和消除废物的措施；说明何种废物缺乏利用性而必须进行消除及其理由。

德国法律明确规定自1995年7月1日起，玻璃、马口铁、铝、纸板和塑料等包装材料的回收率全部达80％。在德国的影响下，法国提出2003年应有85％的包装废弃物得到循环使用。荷兰提出到2000年，废弃物循环使用率达到60％。奥地利的法律要求对80％回收包装材料必须再循环或再利用。丹麦要求2000年所有废弃物50％必须进行再循环处理。

2．2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循环经济立法最全面并提出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国家。1991年制定了《关于促进利用再生资源的法律》，其目的是减少废弃物，促进再生利用以及确保废弃物适当处理。1997年又制定颁布了《容器包装再利用法》，据此逐渐建立起了相互呼应的循环经济法规。2000年是日本建设循环型经济关键的一年。该年召开了“环保国会”，通过和修改了多项环保法规，包括《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特定家庭用机械再商品化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建筑工程资材再资源化法》、《容器包装循环法》、《绿色采购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学物质排出管理促进法》。

上述法规对不同行业的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再生等作了具体规定。如《废弃物处理法》第3条第2款中规定，“生产者应当努力对伴随其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废弃物加以再生利用，以减少废物的排放量，同时，在产品的制造、加工、销售过程中，应当考虑所制造、加工、销售的产品、容器在变为废弃物时，不会使它们的恰当处理变得困难。”《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从法制上确定了日本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目标和根本原则，该法宣布要从过去那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济社会中脱胎换骨，转变为21世纪的“最佳生产、最佳消费、最少废弃”的后工业时代生产、生活方式、构建一个降低环境负荷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社会。日本是世界上率先以基本法的立法模式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国家。与德国先在有关具体领域实施循环经济思想，然后建立系统整体的循环经济法规不同，日本是先有总体性的再生利用法，然后向具体领域进行推进的。

2．3美国的循环经济立法

美国虽然于1976年通过了《资源保护回收法》，1990年通过了(1990年污染预防法》，提出用污染预防政策取代以末端治理为主的污染控制政策，但目前还没有一部全国实行的循环经济法规或再生利用法规不过自从2O世纪8O年代中期，俄勒冈、新泽西、罗德岛等州先后制定促进资源再生循环法规以来，现在已有半数以上的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资源再生循环法规。

3循环经济的价格障碍与政府财税职能

3．1企业实施循环经济存在着价格障碍

在我国矿业生产中．存在着矿藏资源价格过低和矿业生产支付的环境成本过低现象，而在原材料回收、加工、再生环节中却要付出较高的环保成本，由此造成了原材料价格显著偏低，而再生资源价格没有优势，另外，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再生成本高，规模效益差．以上原因导致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循环经济生产方式很难自发产生

3．2政府需用财税政策克服企业实施循环经济的价格障碍

政府推广循环经济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要运用各种财税、经济手段克服企业回收、利用再生资源的价格障碍．让实施循环经济的企业有利可图．使企业自觉“循环起来”。

4加快建立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法律、政策、制度的推进和保障；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需要企业、科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需要资金、技术的强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