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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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

论文摘要:跨国公司叶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化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跨国公司区域内规模的扩张。但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跨国司一体化将可能导致垄断，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提倡竞争。

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相互依存，跨国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化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在宏观领域实现一体化，反过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了跨国公司在微观领城的进一步发展。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化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跨国公司一体化的经营战略可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初期，削减贸易壁垒以促进区内贸易发展往往是政策重点，一旦区内贸易达到一定水平，区内企业将通过跨国投资来调整自己的战略，以适应扩大了的市场和有效利用区域内可供资源。同时促使区内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察赋来重新定位自己的竞争优势，从而使区内各国相对区外来说比较优势得到提高。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加人到新的国际分工中，并从中受益，这些国家迫切要求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以期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促使区内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规则的形成，使区内市场得到进一步深化。跨国公司一体化可扩大区域与外部的交流和合作，促进区内、区外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进一步扩大贸易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跨国公司一体化，区内、区外可进一步加强新知识的交换，不断扩大区域内创新网络的联接范围，提高创新能力。

以英国、德国为例。1952-1982年间，英国对前欧共体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9.2倍，而同期对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仅增长6.1倍。德国的跨国公司多年来一直把前欧共体视作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投资比重大体维持在30%左右，投资总额从15.8亿马克(1956年)上升到0.5亿马克（1988年)。同时，英国和德国也成为欧共体其他成员国资本投资的热点地区。1962一1978年，前欧共体公司(不包括石油公司、银行及保险部门)对英国的直接投资从1.34亿英镑提高到20.32亿英镑，年均增长为18.500，比同期外国公司对英国直接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高出5个百分点。1988年，前欧共体其他成员国对英国的直接投资额为14.41亿英镑,19$9年上升到45.78亿英镑，分别占同期英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0.5%和53.6%01962-1985年末，前欧共体对德国直接投资累计额达294.8亿马克。占同期全部国家在德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9.1万。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跨国公司区域内规模的扩张

区域经济一体化引发了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主要指关税同盟建立以后产生的贸易转移现象，使区外的企业产品进入该市场变得困难，因此，区外大量直接投资涌入区内，建立分支机构和占领成员国市场。投资转移是指先前进入的企业，为利用市场统一以后所提供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机会。对该地区的生产经济活动进行重新布局，即进行生产合理化方面的投资。据统计，在1984一1989年，前欧共体所有成员国又妙卜直接投资总额从2145亿埃居增加到685。亿埃居.年均增长28%，但在地区流向上投在共同市场以外的增长速度却下降，即使在增长较快的1954一1986年间，年均增长也仅为20写，在1985和1989年，增长速度分别下降到3.5%和5%。与此同时、欧共体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增长速度异常迅猛，从1984-19$9年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总额从405亿埃居猛增到3534亿埃居.年均增长54%;而在1988和1959年，年均增长61%和7400/u。这一不平衡发展趋势引起的直接后果是成员国相互投资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大，从1954年的19%上升到I959年的22%另外，区域经济一体化还使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发生变化，且为实行复合一体化战略提供便利。最初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绕过东道国万日及的贸易壁垒。这种壁垒越高，越能促使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局种原因所导致的投资只能使跨国公司停留在多国国内战略上，其一体化程度比较低。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将发生变化。跨国公司将利用统一的大市场，促使中同产品的交换以及分工的细化;在区内进行资源的最优配置，促使其实现复合一体化战略

三、跨国公司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矛盾关系

尽管跨国公司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但随着两种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它们之间的矛盾将逐渐暴露出来。

首先，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区域化直接利益的独享性，即具有.‘对内自由、对外保护”的排他性。比如欧盟内部的农业政策将产生对外的贸易壁垒、导致国际竞争加剧，区域内保护主义抬头，最终将导致世界市场分割二另外，区域化组织间的竞争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相比，交锋更多，层次更高，范围更广，因素更复杂，程度也会更加激烈。这显然不利于跨国公司一体化。

其次，跨国公司一体化会破坏区域内社会文化基础，使当地企业间降低互相信任程度。因为，跨国公司一体化促进了要素的加速流动，如:知识、信息等.区域内经济活动和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能发生变化，这将会导致社会文化环境逐步发生变化。据有关资料，美国硅谷地区1988一1991年的三年间，Intel公司被本地小企业控告侵犯知识产权的官司增加了10倍。面对众多跨国公司的进入，有些小企业竞相采用降低产品的价格进行竞争，区域内机会主义不断出现，从而破坏了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一体化还会破坏区域内原有的创新网络，加大当地中小企业对跨国公司的依赖，从而逐步失去自主创新能力。

总之，跨国公司一体化通过对市场交易制度的替代，把通过市场进行的社会分工转变成依靠管理决策而进行的企业内分工，这意味着生产的集中和非市场交易的扩大，从而形成跨国公司的垄断。跨国公司的垄断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产品市场不完善的垄断。如新产品、产品差异、特定营销技巧等。二是要素市场不完善的垄断。如资源、技术、知识、无形资产和生产诀窍、新工艺等。三是企业规模的垄断。跨国公司的大规模生产可以降低单位成本，使产品在市场上具有更佳的竞争力，能够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因此有可能在价格上取得某种垄断性控制。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垄断将持续保持，并巨越来越大。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倾向于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分工的利益，这意味着市场的统一和扩大，客观上要求竞争和决策的分散化。

四、解决两种一体化矛盾的思路

第2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

关键词：长三角 经济一体化 区域

伴随着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我国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群开始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空间依托，涌现了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环渤海等一批有活力的经济圈。这些经济圈的形成以及相互分工、合作与竞争，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长三角地区是目前我国经济最具活力、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一体化虽已取得显著的成果，但是在一体化进程中也出现了问题和矛盾，如何根据该区域的实际情况，选择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合理路径，是当前面临的关键问题。

长三角区域经济特征

长三角地域相连、文化相融、经济相通，历史上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域。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经济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已形成其独特的经济特征。

（一）不同所有制经济呈现出互补特征

长三角地区包括两省一市，三地已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块状经济，其中，江苏形成了以外资为主线的外源型经济，最有名的就是“新苏南模式”；浙江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线的内源型经济，“温州模式”最具代表；还有上海形成了以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互动的综合型经济。在外源经济和内源经济的共同作用下，长三角地区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见表1）

（二）产业集群特征明显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产业布局呈现出集中化、专业化的趋势，产业集群特征明显。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并形成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长三角地区大批产业集群的出现凸现了地区比较优势和特色，如上海是以跨国公司或者大企业的集聚为主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汽车、化工、钢铁等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集群；宁波则以石化、能源、钢铁、造纸等临港工业产业集群和以塑料、模具、小家电、轴承等传统优势产业群，而苏州的产业集群，既有纺织、服装、轻工等传统产业集群，也有电子信息、金属制品、建材、电器、环保等新兴产业集群，这种集群经济的凸现，形成了长三角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长三角地区以占全国2.2%的土地面积和10.4%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近20%的GDP和25%的财政收入和进出口额，虽然一体化的成果已显现，但是依然存在许多问题阻碍一体化进程。

（一）行政壁垒导致地方保护，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

由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使各地方政府只关注自身的利益，采取行政手段，对本地区的经济运行进行不恰当的干预。首先，因为行政区在经济活动效用可能性边界上总是寻求有利于本地区的利益增长点，排斥所有跨边界的交易活动及有利于交易活动扩展的制度与规则，尤其是排斥进入行政区内的竞争者和区内资源向区外流动的所有合作（曾华，2008），所以表现为通过限制其他区域的同类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和限制本地的技术、资金等要素资源向外流动，造成区域市场的行政分割；其次，长三角地区资源禀赋和技术能力相近，对于市场需求量大，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一拥而上，为使本地GDP增长，必然抑制区域内的分工合作，使区域内的发展无法走出低层次的恶性竞争，导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明显。

（二）异地信贷障碍，资金流动不畅

有调查表明长三角地区商业银行对区域内异地放款虽有意愿，由于存在一定障碍，使异地信贷资金的自由流动未成为现实。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对长三角其他城市的企业信用情况，经营状况了解不详，异地放款对资金流向的监管非常困难，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信贷风险较大；区际利益协调问题。地方政府为避免本地利益在区域合作中外溢，对本地企业的利益进行保护，对银行异地信贷实行行政干预。

（三）城市分工不明确，导致产业结构趋同

虽然产业集群特征明显，但是产业同构问题一直是长三角区域的发展瓶颈。在长三角的16个城市中，以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11个城市，以石化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8个城市，以电子信息为重点产业的城市有12个；在35个主要工业行业中，江苏和上海产值前9位的行业完全相同，浙江和上海产值前9位的行业只有一个不同，相似产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化工业等。据统计，上海与江苏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82，上海与浙江的相似系数为0.76，而江苏与浙江的相似系数为0.97，由此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同构率竟在80%以上（翁志伟、张永庆，2009）。这种产业同构布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和发展，进而影响增长极“极化”与“扩散”效应的发挥。

（四）基础设施重复配置，致资源浪费

长三角地区目前已完成了对原有国道、省道以及包括长江和运河在内的主要航道的拓宽和改造工作，杭州湾跨海大桥和长江口苏通跨江大桥已顺利通车，对城际轨道交通和国际航运中心进行建设。但是，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存在一些不合理或相互衔接不畅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例如，港口建设方面，作为深水良港的宁波北仑港，在现有港口设施能力未充分发挥的情况下，上海大小洋山港的建成以及江苏沿江各市重复建设大量集装箱码头，形成与北仑港对垒竞争的僵局，从而致使各个港口货源不足，造成巨大浪费。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路径选择

结合长三角的实际，可以看到在各个阶段都存在一定差距，一体化程度还不深入，因此选择适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路径非常重要。笔者认为，长三角应通过对制度的创新，以市场型经济一体化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发展模式发展区域经济，以此完善市场体系，推进市场准入，促进区域合作与分工，规划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方向，调整产业结构，引导区域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联动，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使区域经济一体化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改革考核体系，深化政府间协调

首先改革不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GDP指标只衡量行政辖区内本地经济发展状况，不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应以社会协调发展为目的，制定更为合理的考核体系；其次，尽管“行政区经济模式”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但是可以加强政府间的行政协调。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建立多种形式的区域联合组织，协调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制定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目前，长三角地区已逐步形成了多层次的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如长三角区域的市长联席会议，经协委主任联席会议等，在这些会议上也达成了一些行政契约，互认协议等，但类似的行政契约与协议的达成没有以法律制度化的形式加以明确，而且对行政协议所应涉及的领域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没有法律地位和没有明确范围的行政协议对区域协调机制的推进和执行将受到很大阻碍，建议首先要尽快制定相关的行政协议法，为地方政府的合作构筑良好的制度平台。其次，明确行政协议所应涉及的领域为能源、环境、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领域，对于市场自身能够调节的领域，应由市场来协调。只有在法制的基础上，行政协议才能既灵活又高效，才能在长三角区域行政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协调区际利益，促进资金跨行政区流动

资本作为稀缺要素，在市场化价格环境中资本必然流向各地的优势产业，因此资金跨行政区流动能够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区域内经济总量的增长。要使资本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长三角金融协调发展需要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金融企业三方的紧密配合，打通行政区划与金融区划的关节，加强城市间的合作。第一，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整合金融资源，建设通用的信息平台，实现各地企业信息的共享包括企业信息、信贷融资记录、行业统计分析、企业主要经营者的个人信用信息、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的披露等，解决银行体系的信息不对称性；第二，金融监管部门应完善支付结算网络，建设票据市场，鼓励金融机构发放异地贷款；第三，通过金融创新促进地区信贷资金跨行政区流动。例如区域内银行机构可发展银团贷款，发展动产担保融资业务等适合跨区的金融业务，促进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动。

（三）在产业集群基础上，调整产业结构

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构建分工明确，布局合理的格局。产业结构调整的对象是产业，必须按照产业发展变迁规律，以企业为调整对象，跨空间、区域、行业配置生产要素。长三角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要实现：构建产业链条。产业链是一种或几种资源通过若干产业层次不断向下游产业转移直至到达消费者的路径。各地区产业部门应融入区域经济产业链条中，成为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在上下游产品衔接，零部件配套、产供销经营以及物流配送等多领域开展合作，加快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流动；根据各地区的比较优势，错位发展特色产业。产业集群的区域比较优势是指区域间存在比较效益差异，产业势必在效益高的区位形成集聚。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和发展该地区有特色的产业集群，促进区域产业分工体系的合理化；加快产业梯度转移。高梯度地区的产业梯度推移，使低梯度地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例如上海的比较优势在于其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理条件，可以重点发展金融、贸易、文化等服务业，为长三角其他地区提供服务，而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江浙转移，而江浙地区通过得到上海在高新技术、信息、资金方面提供的服务，加快其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以上海为中心，江浙为两翼的“雁行模式”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调整外资政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立足长三角地区产业特色，实施与地区产业政策相协调的外资政策，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争取从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向主要从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的转变；积极吸引跨国集团公司的投资，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调整，争取某些领域从垂直分工序列上升到水平分工序列，保持动态的比较优势。

（四）加快以上海为核心的城市大交通建设，建设覆盖长三角的交通网络体系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以上海为核心的城市群正在形成，那么建设覆盖整个长三角的交通网络体系是当务之急。逐步形成以上海为中心，国际、国内、区际、城市各层次配套的综合交通和通讯网络，区域内以上海为中心，形成“321”快速交通圈。在公路建设方面，加强与高速公路相配套的支线公路建设，实现公路交通的网络格局；铁路建设方面，加快完成长三角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的主轴建设。港口及航空建设方面，防止继续重复建设，对区域内航空及港口的资源进行整合，对现有的港口进行合理的分工和布局，使长三角成为世界发达的集装箱港口群和国际航运中心。

参考文献：

1.曹宏苓.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现状、困惑与制度机制的创新―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经验的借鉴[J].长三角发展研究，2008(5)

2.胡宇杰.宁波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增长动因及对策建议[J].经济丛刊，2009(3)

3.李娜，郁鸿胜，宗传宏.加快上海服务长三角促进区域一体化[J].经济研究导刊， 2009(24)

第3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

关键词：自由贸易协定 战略调整 制度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政策随着国际趋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着调整，通过改革对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的漠视，积极推动多边贸易、区域及双边贸易并重政策。由此以美国为中心遍布全球的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简称 FTA(Free Trade Agreement)，此 网络正在计划和形成之中。

全球自由贸易协定战略调整建设进程

在美国战略计划的FTA伙伴名单中，经济总量多数不排在世界前10位，但美国已经缔结的FTA及正在谈判的22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经济购买力达到2.5万亿美元。美国积极追求WTO多边体制之外的FTA，利用杠杆作用分化WTO 成员。美国FTA伙伴（例如英、加、韩、澳等国）是其WTO及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谈判中的联盟，同时美国对于有战略考虑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泰国、巴西等国），通过给予单边优惠，然后谈判“贸易投资框架协定”，在此基础将单边优惠转变为互惠性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最终维护美国持久战略利益。

任何国家都无法漠视和抵制双边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双边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球的发展表明，其内在深刻的发展动因即使像美国这样实力强大的国家也无法轻视和抵制。高效的贸易谈判机构及决策机制是美国FTA谈判的国内基础，美国近年来在双边及区域贸易谈判方面的迅速进展与美国贸易促进授权关系密切。该授权程序包括：总统谈判一般权限、国会协商、及时签署协定、提交国会批准及向国会报告等贸易谈判决策程序。授权的高效性保证了在美国贸易政策调整略显迟缓的情况下，同样取得自由贸易区建设在世界市场占领中的优势地位（见表1）。

本文通过表1分析认为，作为世界经济风向标的发达成员国，美国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不仅涉及发达国家与组织，同时也强调发展中国家或区域；不仅重视世界高端市场与资本密集国家建设，同时关注资源及劳动力密集国家的渗透。更重要的是，美国多层次自由贸易区建设并未忽视以色列、新加坡优先战略国家政治安全对整体建设进程的积极影响，同时建设互相促进，一定程度是为了实现维系世界经济政治主导国地位的国际认可。

全球自由贸易协定战略措施选择

美国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战略是通过地区发展战略工具逐步实现的。通过与重点国家签定双边FTA，再将双边FTA融合为区域性自由贸易区，最终通过区域自由贸易区内国家联盟实现多边贸易体制的领导地位。目前，美国自由贸易区建设主要分为三种层次逐步推进，其实践效果已经对世界竞争伙伴加快FTA谈判产生一定“抢滩”效应。

优先谈判对象的选择

美国选择FTA的谈判对象，要求谈判对象具有高度战略地位及良好的外交关系。美国中东战略即是这一选择的有力证明，同时也体现了美国FTA战略中广泛培养及循序渐进的原则。美国通过以色列积极支持中东地区利益国家加入WTO，与条件成熟的国家达成贸易投资框架协定，简称TIFAs（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s）；及双边投资协定，简称BITs（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通过次区域协定的双边安排，计划在10年内融合成为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同时通过新加坡、韩国实现亚太遏制及贸易控制，为其在亚太区域经贸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西半球战略的协同计划

由于与南美最大经济体巴西对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 的基本结构存在巨大分歧，美洲各国FTAA 对农业补贴的意见并不比多哈回合谈判简单。美国通过积极推进与巴西以外的2/3西半球其他国家签署次区域或双边FTA，建立美洲34个国家共同的权利和义务，鼓励FTAA内部进一步自由化改革，参与更高水平市场开放承诺，从而实现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经济一体化。

选择发展中国家竞争活力与海外出口重点国家培育

为使FTA利益最大化，美国选择能够对其国内市场注入竞争活力和海外出口机会的发展中国家。例如美国与泰国的FTA谈判，是美国东盟谈判计划的重要步骤，希望以泰国为东盟国家建立一个有吸引力的示范；与约旦及摩洛哥自由贸易协定则是中东自由贸易区框架的组成部分。美国在各地区确定不同的重点国家，对于推进美国的地区战略具有重要作用。

美国双边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预警机制是贸易谈判过程的重要环节

美国在决定对外谈判或签署FTA前，应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征询建议，经过对FTA谈判准备评估及调查，举行听证会，综合建议迅速决策。从双边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规划，到具体谈判及协议的签署，以及最终协议的实施对企业产生影响，整个过程政府始终不断地对产业部门及社会发出政策预警，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协议带来的机遇，并尽可能地规避协议带来的风险。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建设取得的各项成就，值得我国及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密切关注。

调整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的制度分析

进攻性自由贸易推动美国政治经济安全目标的战略地位

自由贸易协定是服务于国家安全及整体贸易战略的工具，美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地区经济一体化战略体系的重要环节和步骤，是与多边、区域及其他双边协定谈判相协调和相促进的，并服务于地区战略和经济安全等整体利益。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安排，希望通过一系列贸易议题和谈判计划，创造一个“竞争性自由化”环境，从而为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贸易注入新的经济攻势及政治动机，从而实现美国远期战略目标。FTA安排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实现其广泛的经济及政治安全目标的途径和战略。

以FTA战略安排谋求国际贸易多边谈判规则主导权的诉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区域贸易协定安排迅速发展。以欧盟扩展为代表，亚太区域贸易安排紧随其后，而拉美及中美洲共同市场也要求发展，南非共同市场、安第斯集团等区域贸易合作也在积极推进的过程中。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美国构成竞争压力，越来越多WTO成员介入FTA谈判。至2002年底，全球生效的FTA国已达到146个，其中美国仅有4个。为了强化美国在世界贸易体系及规则制定中的领导权，协调其他国家区域贸易安排规则与美国惯例的冲突，减少他国区域贸易规则对多边规则的影响，节约美国国际贸易交易成本，美国希望通过综合高标准的FTA 谈判，为国际范围内的 FTA规范发展提供可供模仿的美国模式，从而达到强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导向作用以及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导权。

通过FTA谈判的突破补偿WTO体制日益衰减的强国格局

美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控制力日益减弱，这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随着WTO成员数量的增加和多样化，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谋求自身利益逐渐改变着WTO发达国家独断贸易的现实，WTO达成协议难度加大。自1967年肯尼迪回合以来，GATT/WTO 仅达成了两个综合性贸易协定，即1979年东京回合协定和1994 年乌拉圭回合协定。从WTO目前决策机制来看，美国并没有比其他成员具有更大的决策权。作为剌激竞争和激发更广泛的多边谈判工具，美国需要利用FTA对多边谈判构成机制性的竞争。WTO重要决策需要在148个成员间达成共识，加之WTO争端解决机制使得美国在争端解决中屡屡败诉，美国转而从双边及区域寻找突破口，谋求即使WTO多边谈判失败，而在FTA谈判中取得的成功可以补偿其日益衰减的强国地位。

他国FTA贸易转移效应削弱美国产业世界市场竞争优势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持续发展，不包括美国在内的FTA协定，会使美国出口商在这些国家市场上处于竞争劣势，而其他贸易伙伴FTA实施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使得美国产业国外投资增加，国内就业机会减少并伤害厂商和工人利益。即使美国厂商是在世界上特定地区生产效率最高，但必须克服享受零关税或其他优惠措施的外国厂商的竞争优势。在美国与中美洲国家签定FTA前，包括墨西哥、加拿大、智利和一些南美国家的优惠安排，使美国出口商在这一地区处于一定劣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同样增加了美国在亚太区域的竞争压力，消除他国FTA影响的最佳选择，就是更有效地进行双边、区域及多边贸易谈判，建立相互支持和稳定的贸易协定网络。

美国全球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建设，导向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美国在东盟、中东及中亚国家的渗透合作，与我国形成了竞争局面，同时使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目标日益复杂。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除了继续加快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外，与日韩等发达国家及国际分工格局调整中产业转移具有相似演化路径的印度等国的磋商与谈判亦应尽快启动，而且寻求建立不同发展层次的自由贸易协定是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J•M•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靳希斌主编.教育资本规范与运作[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

第4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

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 区域一体化 修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新区域主义理论

一，序言

经济学是一门教导人们如何利用自己手中有限的资源达到福利和效用的最大化的学科。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出发点也是出于此，其目的是为了使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换行为达到消除贸易壁垒，消除隔阂，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各种生产要素最为合理的配置以达到整个全球福利，效用的最大化，在此层面上说，全球一体化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和最佳目的。

既然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此光明和美好，那么他的进程一定会顺利和通畅，可是事实却是恰恰相反，经济全球化进程无比艰辛，我想用“艰辛”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吧。回首关贸总协定的成立到WTO的成立以及有关旨在消除所有壁垒的GATT多次谈判，多哈回合的挫折，西雅图回合的挫折，人们不尽要问为什么？为什么那么“美好”的进程却在现实过程中屡屡受挫？仔细的审视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大力推行经济一体化的往往是那些所谓的经济强国，我们将其称为核心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在不时的为全球经济的发展“谏言谏策”，但实际上他们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最大的阻力，他们阻碍着一体化的进程。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仅在向世界推销他们的商品，而且还在向全世界输出他们的规则，这些规则表现出来就是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这些规则潜移默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使之认为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全球化“盛筵”来临之前所要支付的一点点“小费”。他们一边大肆宣扬自由化的好处，要求发展中国家打开市场，推进自由贸易；同时却在另一方面十足的阻碍一体化的进程，例如在欧美日等发呆国家在农产品方面，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方面处处设限，实施歧视性的措施和报复政策，这些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都不是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表现。

正当全球一体化迟迟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区域一体化趋势却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发展兴起了。正如之前我们所学的，区域一体化到目前为止共经历了两次，一次是在在二战之后，另一次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我们在这里所要提及的是指第二个。当1957年欧洲联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成立时，美国绝对没有想到其能发展到当前这个基本包括除俄罗斯之外整个欧洲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欧盟成功的示范效应更是使得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交通论文当前随着欧盟的发展壮大，美国这个经济霸主也感觉到了竞争的压力，其在1994年正式成立由加拿大，墨西哥与其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其实都能看出美国的这次区域一体化进程其实是出于对抗日益强大的欧盟和日本。在日本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萎靡不振后，美日经济同盟很大程度上已无法抵挡欧盟的竞争，这时成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其更大意义上是出于经济上制衡欧盟的经济力量。一个是欧盟——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一个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针对彼此，相互之间的竞争意味尤为强烈。

在发达国家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竞争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理上的重要之处，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亚太地区位于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中心具有特殊的地理特点。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经济的快速腾飞，先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之后更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整个世界都将其注意力放到了东亚地区，在存在之前的竞争的情况下，整个东亚都成为世界经济博弈的焦点。该结论最有力的论据就是——APEC，APEC的成立其实并不是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更大程度上说是美国挟东亚诸国仅以制衡欧盟的一个工具而已，其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松散的毫无实质作用的论坛。对应而言，亚欧峰会也是出于此目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那么不易，才有了今天为世人所看到的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的特殊性（大国，经济实力，政府的有效性等），今后我们极有可能不得不会面临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强有力的竞争。对此，面对像美国和欧盟这样的态势，以及未来势必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竞争，我们势必要做出应对——毋庸置疑，积极地加入区域一体化组织是我们所必须要做的，但是选择我们的伙伴一定要从多方面来考虑，经过我们的从传统区域一体化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区域主义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势在必行。

二，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内在动因

我们知道，传统的区域一体化理论是建立在瓦格尔（1950）提出的关税理论和罗宾逊（Robson.P1984）提出的自由贸易区理论上，进而分析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得出规模经济，认为同盟越大，关税同盟越有条件改善他们的贸易条件，同盟后，盟内国家福利将会得到改善；后来又加入小岛清的协议分工理论进行补充，最后得出了区域一体化的5种形式：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同盟，完全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可是当时间的车轮走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发现传统理论已无法解释当前的贸易经济一体化，例如无法解释欧共体成立后相似产品的贸易量大幅增加，这就使得人们逐渐开始追求新的思路，着眼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的相互作用（Krugman 1979，Dixit&Norman1980）以及用不完全竞争及激励积极地市场细分来解释这类现象（Brander&Krugman 1983）而修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则出现在这时，主要有新经济地理学（Dixit&Stiglitze 1977）和新区域主义理论。下面就分别从中国与东盟国家两方运用修正的区域一体化理论对形成自由贸易区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

1，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首先是基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在加入WTO之后，虽然我国的贸易条件较之以前已获得了较大的改善，但是我国人需要一个稳定的市场作为后盾，由于之前关税的存在，使得我国的优势产品的出口一直在这里受到很大的限制，也使得我国和东盟的贸易量一直上不来。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ASEAN）签订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而按照预计，届时，按贸易量计算，中国——东盟自由区将会成为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世界第三大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覆盖约17亿人，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约2万亿美元。这不仅是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亚洲国家在区域合作方面最重大的突破，也是中国近年来最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活动之一。

为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原因，相比已经较为熟悉的传统贸易理论，我们更加侧重于从非传统贸易理论的角度来看待。首先，按照新区域主义理论，我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成立对于外界来说是一个“信号”，这种“信号”表明我国主动愿意打破贸易壁垒，开放市场，进而面向全世界，这种“信号”，对于消除所谓的“中国”句用极大的说服力，向外界表明我国锁定国内改革的决心。其次，还可以带来更多的国家与我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出现经济一体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该效应是指，一种区域一体化的出现会促使下一种区域一体化的发生。这是由于贸易集团越大，他就给与属于其外围国家带来的成本就越高，而且当多边进程缺少动力的时候，多米诺式区域化就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再次，这次一体化可以增强我国对外尤其是与欧洲和美国的谈判实力，由于本区域内实行统一的关税与统一的对外经济政策，使得其他国家必须要承担更多的不合作风险，从而实现了本地区整个的福利利益，获得主导权。

2，从东盟的角度来看

从传统贸易理论的角度出发，由于中国与东盟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双方的产业结构具有相似性，消除关税与壁垒之后的贸易创造效应明显，随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的对东盟诸国的开放，这种由于市场扩大带来的规模效应给东盟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经济管理毕业论文进而促进贸易量的增强。按照小岛清的协议分工理论，在竞争的基础上达到产业的重组和规模经济，进而为多元化需求提供差异化商品；此外还存在较大的投资创造效应，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全面配置（诸如劳动力，资本），减少了不必要的成本，这一点还为进一步吸引FDI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我们不否认FDI在当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从非传统角度来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东盟的角度出发，有了中国这个地区性的大国，会给自身带来更大的保险效应，这种保险效应有其在爆发贸易战的时候表现最为明显。按照Walley(1998)）采用的一个CGE模型进而提出的结论，对于贸易战所能带来的福利损失，大的经济体损失会较小，甚至会获益，而其他国家则会遭受严重损失。加入贸易集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根本解决方式，而且与在贸易战危险增加的时候，加入贸易集团的动力也就越强。

那么为什么是中国呢？我认为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首先，与韩国，日本相比，中国具有更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众所周知，中国这个经济逐渐起步，人均GDP刚过1500美元的，所具有的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是谁也不能忽视的，其无比巨大的消费实力使得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想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与日韩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更具有生命力，而且按照生命周期理论来说，我国与东盟基本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其交易成本势必要比日本与韩国地许多。其次从文化，地里的角度，中国与东盟天然接壤，中华文化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也是一脉相承，华人更是在整个东盟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样相比日韩就更具有亲和力，尤其在加上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更加使东盟诸国感到中国比日韩更加可靠。再次，按照新区域主义理论，区域一体化当中的区域跨度应该越小越好，而且最好是居于两种不同地理特点的国家间的，这样产业的互补性也就越强，而大陆中国和正好与海洋东盟是这种关系，在此情况下，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也就成为东盟自身的必然选择。为了追逐广阔的中国市场，为了不落在别人的后面。

三，结论

总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是大势趋。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日趋复杂，我们既不能惧怕竞争，也不能拒绝合作，中国一定要主动加入到区域一体化地浪潮中来，更好的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分析理论综述 李欣红 经济研究 2007年3月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亚元 周和平2002年

[3]新型工业化之路——我国加工贸易的基础，模式与利益分配研究 王怀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年3月

[4]中国——东盟自由区研究 霍伟东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年5月

第5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第6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

一、国际市场的区域化趋势及其特征

国际区域市场，又称为多国集团市场，是由若干个国家或地区，出于一定的目的，通过协议的形式，结成一定紧密程度的，以一定形式存在的国际区域经济联合体而形成的国际市场。目前国际区域市场的基本模式从理论上概括主要分为五种类型：地区性合作集团（即区域合作开发组织）、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s）、完全海关联盟（Customs Unions）、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s）、货币联盟（Monetary Unions）。

国际区域市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益流行，目前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市场发展的一大趋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市场一体化与区域化并存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大特点。

综合分析国际市场区域化的发展进程，我认为国际市场区域化发展具有以下特征。

1、国际市场区域化具有加速的趋势。近几十年来，国际区域市场的发展速度迅速。从20世纪50年代的欧共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等；20世纪60年代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安第斯集团等；20世纪70年代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20年代80年代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20世纪90年代的三国集团、南方共同市场、东南非共同市场等，区域市场的数量不断增加。至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均加入某一或某几个国际区域市场。国际市场区域化的趋势估计还会继续下去。

2、国际区域市场有扩大的趋势。大多数区域市场的成员国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比如，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在美、加自由贸易区基础上扩大组成的。其他如欧洲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等区域市场的成员国均逐步增加。

3、国际区域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交叉性。不少区域市场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国家或地区往往既是某一个区域市场的成员，同时又是另一个区域市场的成员，比如，墨西哥既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又是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组成的三个集团的成员。

4、国际区域市场有高度化的趋势。所谓高度化是指国际区域市场的模式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演进，即从地区性合作集团梯次向自由贸易区、完全海关联盟、共同市场、货币联盟提升。比如东盟，成立之初属于地区性合作集团，现正在向自由贸易区过渡；又如欧共体从共同市场向货币联盟过渡等等。

二、国际市场区域化的原因分析

分析国际区域市场的成因，可以从四个层面进行。

第一，世界经济发展需要市场不断扩大和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矛盾及其运动是国际市场区域化的内在原因。经济学理论揭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市场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与之相适应。市场沿着国内地方市场、国内区域市场、全国市场、国际市场、国际区域市场和全球市场的顺序发展。当今世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科技水平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与之相适应，即需要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但是，由于世界各国都有着自身的利益，都希望其他国家向其开放市场，而自己的市场尽可能不向其他国家开放，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这一对矛盾运动的结果，使一些国家组成不同程度的联合体，形成介于全球市场和国别市场的国际区域市场。国际区域市场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场扩大的需要，又符合相应国家市场的保护要求。

第二，相关国家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或企求成为国际区域市场形成的动因。首先是经济利益驱动。从已经形成的区域市场看，至少可以产生几个方面的效应：一是经济互补。成员国之间一般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补性，联合在一起可以取长补短，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形成双赢效应；二是区域市场内互相开放，市场规模扩大，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三是成员国之间通过签订条约的形式，形成利益共同体，有利于保护各自的利益，增强竞争力。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除了经济动因外，政治因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区域市场的成立之初带有较强的政治动因，比如欧洲共同体在成立之初带有抗御前苏联的因素，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立也有很强的政治因素。不过，经济因素日益成为主要的因素。

第7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

区域一体化和外资流入效应

区域一体化主要指区域内贸易壁垒和投资限制的下降或消除。任何能够导致国际直接投资发生变化的事件，总是首先通过它对决定直接投资的各类因素的影响来发生作用的。所以，要分析区域一体化与FDI的联系，回顾一下国际生产理论中有关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并非一种孤立的活动，而必须同国际生产的其他方式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完整的解释。根据这一理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要取决于三组相互影响的因素，即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区域一体化主要通过改变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对FDI的方向和规模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静态效应主要是指，伴随着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引起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而产生的投资转移和投资创造效应，而动态效应则是和区域一体化的中长期投资效应相联系的。

1.区域一体化的静态效应

早期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贸易和资本流动是服务于国外市场的两种替代方式。从贸易和要素流动性关系的理论来看，关税壁垒有助于促进进口替代型FDI，而总体关税的降低将会减少FDI流入，甚至会促使跨国公司抽回国外的原有投资。非关税壁垒和FDI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一体化安排减少或消除了非关税壁垒，那么，出口而不是在国外生产可能是跨国公司所选择的更为可行的模式。但是，也有研究认为，FDI能用于保护跨国公司的无形资产，即采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服务于东道国市场比产品出口或技术许可更加有利可图。在国外市场中，本地企业对当地市场、消费者偏好及经营实践经验等具有更深的了解，以国际化经营为目标的跨国公司要在国外市场中成功地与当地企业竞争，就必须拥有当地企业所没有的无形资产，比如工业技术和市场营销特长，以便获得竞争优势。对无形资产的有效开发要求公司通过建立国外分支机构来实现国际经营内部化。由于产品出口和技术出口等其他国际化经营方式需要承担相对较高的交易成本，因此，即使国家之间不存在任何贸易壁垒，FDI也有可能产生。比如，尽管OECD国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比较低，但是却存在着大量的相互投资。这种现象可能说明了跨国公司“内部化”动机在对外投资中的相对重要性。事实上，虽然这种“内部化”观没有强调贸易壁垒的投资效应，但无疑它确认了市场规模和竞争对FDI的促进作用，而这些促进因素和区域一体化又是紧密相关的。

区域一体化的静态效应还体现在扩大的市场规模方面。区域贸易自由化为跨国公司提供了能够实现其规模经济的市场容量，使其摆脱了单个国家有限市场需求的约束，从而有利于跨国公司扩大生产规模；同时，扩大的市场也可能吸引那些潜在的投资者。在一体化之前，东道国有限的市场可能限制着FDI（尤其市场导向型FDI）的流入；区域一体化扩大了市场规模，从而能够承担跨国公司因新开业所支付的固定成本。因此，区域一体化的形成不仅导致原有跨国公司后续投资的增加，还会吸引更多的新投资者。

在区域一体化安排中，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条款也会对FDI流入产生影响。国民待遇确保外国投资者不会遭到歧视；争端解决机制减少了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纷争；当地成分要求、业绩要求、技术转移要求以及国有化和征用风险的消除或减少，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区域协定也使具体国家的政策“锁定”在区域或国际的水平上，从而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更加可预测的政策环境；所有这些都有利于FDI的流入。同时，由于一体化前各个成员国FDI法律壁垒的数量和范围是不同的，所以一体化通过消除这些壁垒、为各个成员国带来的投资效应也是不同的。

2.区域一体化的动态效应

从长期来看，区域一体化的动态效应更为重要。尽管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一般认为，一体化过程将为该区域带来重要的效率利益，这些效率利益将在中长期提升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率。这些效率利益至少体现在专业化分工和竞争效应两个方面。不仅区域内激烈的竞争以及有效的资源配置能够带来更高的真实收益，而且效率和产量的增加又进一步提高了要素回报，产生了新的存量和投资，这些又进一步有益于经济的持久增长，从而对FDI产生长久的吸引力。

通过把分割的国家市场整合为一个共同的市场，区域一体化会改变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这是因为，一体化会促进跨国公司无形资产存量的提高。一方面，共同市场要比单个国家市场更有利于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壮大；另一方面，区域内部贸易壁垒的消除使区域内部市场更具竞争性，跨国公司为了迎接这种挑战，会寻求战略联盟或与以前的对手合并。这样，跨国公司变得越强大，它们在研究开发和市场运营方面的投资越多，新的无形资产存量也越大，而无形资产正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所依凭的所有权优势。

总之，伴随着区域一体化过程，区域市场规模的扩大、效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竞争的加剧和贸易壁垒的存在，所有这些都必然使一体化区域对FDI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应该明确，FDI的动机不同，一体化效应也有所不同。比如，对于“跳越关税”型FDI,如果区域共同对外关税或各个国家对外关税比较高，那么，区域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就会越大。然而，一体化前后的关税差异对效率寻求型的FDI的影响可能不大。同时，还应该明确，FDI在成员国和产业上的分布是不均等的。区域一体化导致的各个成员国的特定区位优势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是这种不均衡后果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加入一体化后，政策环境的变化越大、区位优势越强的国家和行业，吸引的直接投资就越多；反之，则越少。

早期关于区域一体化投资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一体化对跨国公司活动的规模和结构的影响方面。60年代到70年代的研究主要探讨了美国在西欧的投资受欧共体（EC）建立的影响程度。普遍的看法是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促进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投资，而这些投资本来也会选择其他非成员欧洲国家。就是说，经济一体化很可能使这个地区变得对美国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但是，新近的研究呈现出近似矛盾的观点。比如：Dunning（1992）认为欧洲1992计划将促使美国恢复在该地区的投资；然而，Lipsey（1990）却认为，美国跨国公司不会因为欧洲1992计划而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在国家层面上，观点也是向左的。比如Mayes(1983)和Grant（1983）对英国的研究以及 O’Farrell（1983）对爱尔兰的研究发现：尽管没有发现区域一体化对英国吸引外资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爱尔兰的成员国身份的确刺激了区域内和区域外的FDI流入。他们的解释是：许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美国公司，早在50和6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相对开放的英国市场，所以对后来的一体化的反应不敏感。而爱尔兰在成为EC会员之前，并不是外来投资的主要区位，欧洲一体化向跨国公司提供了运用这个国家区位优势的好时机。Winters(1996)也注意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不同。同为EC会员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要比希腊吸引的直接投资更多。他们认为，希腊的宏观经济政策没有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也就是说，较差的区位优势抵消了有可能受益的成员国身份的潜在投资效应。

概括地讲，已有的研究倾向于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外资流入。同时也显示出，尽管整个区域的FDI增加了，但各个成员国得到的份额是不同的。国家之间的这种差异反映出成员国工业结构和相对规模的不同。一体化（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的区位优势的程度，也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应该承认，一体化的直接投资效应理论还不成熟，不仅存在许多争论，而且有许多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分析。比如：不同行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区域一体化效应，各个区域的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差别等还很少得到研究。加之，由于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区域外国家直接投资行为较少涉及，从而影响了理论的发展。总之，由于FDI的决定因素不仅是十分复杂的，而且其中一些因素的作用方向完全相反，所以从理论上全面把握区域一体化和FDI的关系将是非常困难的，更多的努力需要付诸于实证研究。

日本对欧美的直接投资

日本企业大规模对外投资始于80年代中期，此后，对外投资快速增长。80年代年平均290亿美元。90年代尽管受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投资的速度有所放缓，但仍保持较高的水平。整个90年代年平均为240亿美元。在本世纪初，日本的对外投资有所恢复，2000、2001、2002年分别为315、383和314亿美元（UNCTAD，2003）。截止到2001年，北美自由贸易区仍是日本最大的投资地区，占日本整个对外投资存量的48.9%，其后是欧盟（22.8%）（表1）。美国占日本对北美投资的绝大部分（表3）。日本对欧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英国、荷兰、法国和德国等少数国家，欧盟其他国家吸引日本投资较少（表2）。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90年代，日本对北美的投资要超过对欧盟的投资（表2、表3）。

在行业构成上，无论是北美还是欧盟，日本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高度集中在非制造业部门。资料显示：从1989-2002年平均数字来看，在美国，非制造业占据了日本对美投资总额的64%，欧盟为69%。但是也存在显著的不同之处。在欧盟，金融和保险占日本投资总额的32%；而在美国，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较大，为18%，其次是不动产（16%），金融和保险（12%）。日本在美国的服务业和不动产投资在90年代前半期所占比重较大，后来则大幅度下降。在制造业方面，运输设备占日本对欧盟总投资的8%，其次是电子（6.4%），机械（3.7%）。在美国，电子工业占较大的比重，为12.7%，其次是运输设备（4.4%），机械制造（3.6%）。

事实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和产业结构一直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在70年代以前，日本的对外投资大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尤其集中在地理位置相近、工资水平低的东南亚地区的资源获取型和劳动密集型项目上，对制造业和商业的投资比较少。70年代的投资表现出开拓国际市场和获取自然资源并举的特点，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投资开始起步。8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场所，一开始投资东道国主要为美国，以后扩展到欧洲。同时，对东亚和中国、拉美也有大量投资，从而形成日本跨国公司的区域多元化投资体系。90年代和80年代相比，尽管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是非制造业占据的比重更大了。但是，在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上，则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日本越来越依从于欧美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得到的份额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表1）。日本在欧美直接投资大幅增长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尽管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应该说，这是日本跨国公司面对欧美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进行战略调整的结果。

三、 欧美一体化对日本FDI的投资效应分析

在对欧美一体化投资效应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日本FDI动机加以分析。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日本在欧美的投资主要是市场导向型的。Fukunari Kimura (1998) 通过对日本在采矿业、制造业和商业海外投资企业的销售进行研究发现：日本在欧美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当地市场。比如，在1991年，当地销售占在欧盟和北美的日本跨国公司年销售额比重分别为59.33%和77.39%,对第三国家的出口为31.2%和10.17%，返销到日本的仅占9.47%和12.44%。另据1994年《东洋经济》社以及日本进出口银行在1990-1996年间对日本企业在欧美投资动机的调查证实：“开辟新市场”和“保持既有市场份额”是在被调查企业中最普遍的对外投资动机。

从日本FDI的动机来看，欧美一体化的建设对日本FDI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欧美市场扩大。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对这些区域的区位优势和区域市场结构的性质带来深远的影响。区域内关税的废除、同一的标准、其他非关税壁垒的减少等提供了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潜在的经济增长的可能。在1997年，欧盟15国的名义GDP达到80880亿美元，占整个世界GDP的27.4%；美国达到78440亿美元，占世界GDP的26.6%。欧美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区域市场，市场容量大，对借贷资本有长期稳定的大量需求，加之其资本市场完善、流动性好、技术水平高、信息发达、且有高质量的劳动力，这即可充分发挥日本跨国公司的管理技能等所有权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资本的获利性，并且具有发展中国家难以保证的安全性。这些都为日本在该区域的投资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欧美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大量的日本非制造业投资。欧美的超大规模市场既可以保证资本的安全和获利，同时也可以便利日本制造业跨国公司在当地市场的运作。由于日本的制造业跨国公司一直有向本国海外银行分支机构进行融资的偏好，日本在该区域非制造业的投资进而带动了制造业的投资。在90年代后期，日本对欧美的制造业比重都有所提高，尤其是美国。

第二，贸易壁垒效应。欧美区域贸易政策对日本制造业FDI的影响非常显著。从本质上讲，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一种封闭式的区域安排。尽管对内实行零关税，但是对外则实行歧视：要么实行共同关税，要么仍保留各个国家的对外关税水平。同时，又由于在这些区域广泛存在着当地成分、原产地规则、自愿出口限制和反倾销等贸易政策，这些都刺激了日本制造业FDI对欧美的投资。日本企业在通用机械、电子电器设备、运输设备等行业中的投资占整个制造业比重的大部分，而这些行业受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日本电子制造业在欧盟的投资充分反映出区域贸易政策对日本FDI的影响。始于80年代早期，从事电子产品出口的日本公司一直面临着欧盟贸易政策的限制。在1983年，通过日本国际贸易工业署(MITI)，欧共体（EC）和日本工业部门关于自愿出口限制(VER)进行了谈判，限制了日本录像机的进口。EC还对绝大部分电子产品，如电视机、显像管、集成电路等征收相当高的关税；并分别于1984年和1986年提高了游戏机和录像机的关税水平。在EC贸易政策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实施反倾销措施。在最近十多年来，主要的日本电子出口商品，从半导体到复印机，都遭到了反倾销调查。通常的情况是，这些案例最终都由欧盟得到了证实，并征收高达20-30%的关税。这样，作为“靶子”的日本出口商为了避免支付反倾销关税，往往在进行反倾销调查前后，就开始在该区域内部投资兴建装配工厂。面对日本这种“跳越关税”FDI的浪潮，欧共体于1987年修订了反倾销法，主要针对为了逃避制成品的反倾销关税而建立起来的日本装配工厂。新法令规定：这些装配工厂的制成品至少应有40%的成分来源于其他国家而不是日本。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么这些制成品将被征收额外的关税。这样，日本跨国公司就只能减少来自母国零部件的进口，通过在欧盟的投资来增加产品的当地成分。仅在1986-1989年间，日本在欧盟的电子制造业工厂数量增加了近两倍，从70个增加到138个。北美的情况也与欧盟极其相似。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也都显示出北美（尤其是美国）的贸易政策对日本FDI的影响。比如，Caves(1993)、Cushman(1987)以及Catherine(1997)认为，美国对日本汽车业的自愿出口限制（VERs）以及半导体贸易协定都促进了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

第三，竞争效应。欧美一体化的建立消除了区域内贸易壁垒，导致区域内市场更具竞争性。日本跨国公司不仅要面对本土企业，还要面对其他区域外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为迎接这种挑战，它会寻求战略联盟或实施购并战略，从而增加在这些区域的投资。

第四，专业化生产的前景。日本在欧美的制造业投资与其他地方（比如东南亚、日本本土）相比，其生产成本较高。换句话讲，如果不存在限制性贸易政策，日本公司是不情愿在这些区域进行投资的。但是，随着欧盟的东扩以及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进展，这一问题有望得到解决。这是因为，与原成员国相比，这些后来者至少在成本上具有区位优势。这样，日本跨国公司就可以或者通过对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进行重新配置，或者把新投资放到这些地方，从而作为“内部人”既可以服务于整个区域市场，同时又可以降低成本以使效率最大化。

从区域内来看，日本FDI分布呈现高度聚集现象。除英国、荷兰、法国、德国和美国以外，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很少吸引到日本的投资。90年代曾经作过一项调查，询问日本跨国公司在欧洲分支机构选择投资地的标准。地理位置是日本跨国公司选择东道国的最重要标准。另外，是否有其他日本分支机构进驻该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主要是降低投资的不确定性（JETRO,1991）。对日本跨国公司而言，由于英国在语言文化因素、直接投资环境政策和相对劳动力成本等整体投资环境远胜于其他国家；另外，由于日本在英国的跨国公司比较多，其他日本跨国公司也会倾向于向英国投资，形成聚集效应。对于北美而言，美国以其巨大的市场规模，较高的消费水平，较高的劳动力素质，便利的设施对日本企业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Culem,1988)。相应地，希腊、奥地利、丹麦、葡萄牙、瑞典等其他欧盟成员国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墨西哥对日本跨国公司来讲，不具有相对较强的区位优势。

事实上，由于在一体化的内部，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动障碍得以消除和减少，日本跨国公司选择和调整投资战略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运营的空间。它们可以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殖环节的选点布局。一方面，由于日本跨国公司在欧美的投资主要是市场导向型的，它必然会把新增投资放在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或最接近区域市场的国家；另一方面，日本跨国公司也会对原有投资进行重新调整。尽管沉淀成本和东道国政府的干预都会制约着这种类型的投资转移，并且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说明这种重组投资的范围和程度，但是，在区域内部重组投资的趋势已经显露出来。

第8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

关键词：服务贸易区域贸易合作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概况

（一）总量不够

我国的服务贸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从1982年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44亿美元到2008年的3044.5亿元，增长了几十倍，而且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也由0.6%增长到2008年的4.2%。但总的来说，尽管增长的倍数很多，由于基数太小，与其他国家相比，总量还是不够。2008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7%，远落后于排名第一、占世界出口额的14%的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额的4.4%，落后于排名第一的美国的10.5%。不仅如此，我国服务贸易还呈现出连年逆差且逆差逐渐扩大的趋势。

（二）结构失衡

我国的服务贸易中，传统服务贸易占主导地位，新兴服务贸易的比重较小。长期以来，旅游和运输占据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大半壁江山。直到2008年，我国运输和旅游这两个传统服务贸易行业进出口额为1657.5亿美元，仍占服务贸易总额的54.4%。而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产业,近年来增速较快，但比重仍然很低。

（三）管理落后

我国对服务贸易管理落后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不完善，很多服务部门的立法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例如《电信法》历经多年的讨论还是没有出台；还未形成各部门密切配合、政府和企业紧密联系的服务贸易促进协调机制和工作体系，也没有制订完善的服务贸易发展中长期规划；我国的服务贸易统计方法、统计口径与国际标准存在出入，反映出我国服务贸易管理落后。

针对我国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很多学者提出了发展对策。但这些对策大多从国内经济发展角度提出，极少从区域贸易、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提出。笔者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而且中国也在积极参与、推动地域经济一体化。区域贸易不仅促进了地区货物贸易发展，对促进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我国参与区域贸易合作的动因

扩大市场半径。美国经济学家杰夫•马德里克在《经济为什么增长》一书中，论证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他认为，经济增长需要创新，但科技创新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由贸易发展、殖民地化、国内市场膨胀所导致的市场成长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因”。在目前WTO谈判受挫，全球经济一体化受挫的情况下，发展区域经济贸易合作是最佳的替代方案，可以有效的扩大市场半径，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国内政策推动。党的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努力扩大服务出口”；商务部于2008年和2009年分别出台了《商务部关于做好2008年服务贸易工作的指导意见》、《商务部关于做好2009年服务贸易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都提到：利用多边和区域渠道加强对重大问题的谈判和磋商。紧密结合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和实力，在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特别是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推动建立平等、自由的国际服务贸易体系。将服务贸易纳入双边经贸重点促进工作的范畴。深化内地与香港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

我国参与的主要服务贸易区域一体化组织概况

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2003年6月和10月，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均于2004年1月1日起实施。此后，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内地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又分别签署了六个补充协议。CEPA中关于服务贸易制度的内容有5条：市场准入、服务提供者、金融合作、旅游合作、专业人员资格的相互承认。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进程。2007年1月，双方又签署了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已于当年7月顺利实施。根据《服务贸易协议》规定，我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向东盟国家开放市场；东盟10国也分别在金融、电信、教育、旅游、建筑、医疗等行业向我国开放市场。

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是2006年11月签署，2007年1月1日生效的。2009年2月，中巴两国签署了《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在各自对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全部12个主要服务部门中，巴方将在11个主要服务部门的102个分部门对中国服务提供者进一步开放，包括建筑、电信、金融、分销、环境、医疗、旅游、运输、快递、研发、计算机教育、娱乐文化和体育等众多服务部门。我国将在6个主要服务部门的28个分部门对巴基斯坦服务提供者进一步开放，具体包括采矿、研发、环保、医院、旅游、体育、交通、翻译、房地产、计算机、市场调研、管理咨询、印刷出版、建筑物清洁、人员提供和安排服务等。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2005年11月，中智两国签署《中智自由贸易协定》，自2006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2008年4月两国签署《中智自贸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补充协定》。根据协定，我方在计算机、管理咨询、采矿、环境、体育、空运等23个部门和分部门，以及智方的法律、建筑设计、工程、计算机、研发、房地产、广告、管理咨询、采矿、制造业、租赁、分销、教育、环境、旅游、体育、空运等37个部门和分部门将在各自WTO承诺基础上向对方进一步开放。

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4月，中新两国签署《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协定》已于2008年10月1日开始生效。目前，新西兰在商务、建筑、教育、环境等4大部门的16个分部门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中国在商务、环境、体育娱乐、运输等4大部门的15个分部门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

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于2006年8月，于2008年9月圆满结束谈判，签署《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协定》。《协定》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人员流动、海关程序等诸多领域。在服务贸易方面，双方在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

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4月28日，中秘两国签署了《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这是我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一个一揽子自贸协定。

在服务贸易方面，在各自对WTO承诺的基础上，秘方将在采矿、研发、中文教育、中医、武术等部门进一步对中方开放，中方则在采矿、咨询、翻译、体育、旅游等部门对秘方进一步开放。

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策略

合理利用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有侧重的促进我国服务贸易。我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各有不同的合作领域与侧重点。例如中新（新加坡）自贸区，双方在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可以在此区域着重发展我国的医疗、教育业的服务贸易。

不同的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所涉及的制度有待完善。例如关于服务的原产地制度，CEPA对自然人提供的服务，采取了国籍和永久居留权标准，对商业存在提供的服务采用了业务执行本地化标准。随着近年来服务外包的飞速发展，将服务的来源等同于服务提供者的来源是不恰当的，剥夺了成员通过合理的原产地规则来追溯服务正是提供者的权利。

继续推进新兴服务在自贸区的合作。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结构失衡，新兴服务贸易比重较小，新兴服务业发展落后。若适度开放这些行业，是可以促进发展的。而在自贸区内在双边合作的基础上适度开放新兴服务行业，例如电信、金融业，负面影响较小，开放度可控。

但我国目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合作领域以传统的服务贸易为主，新兴服务贸易的合作较少。我国和新西兰、新加坡签署的自贸协定，都几乎未涉及新兴服务贸易领域。服务业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其中新加坡在商业服务、交通通讯、批发零售、金融服务等行业优势较明显。而双方合作的主要领域是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

参考文献：

第9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

关键词：日本；TPP；中国立场

中图分类号：F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018-02

2013年3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加入（简称TPP）谈判。据悉，美国政府近期将把日本加入TPP谈判提交国会审议，预计经过90天的评议后日本很可能在今年7月正式加入谈判。自2010年10月1日，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在国会发表政策演讲正式阐明了日本欲加入TPP的态度后，这一问题就成为日本国内外学者热议的话题。

一、从日美经贸关系看日本在TPP中的地位

截至目前为止，美国作为TPP主导国已经完成了与愿意加入TPP的八个国家（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新加坡、越南）的第9轮谈判。但是这8个国家在经济上都不如日本，日美经济联系的意义远远超过美国与这8个国家。表1为2010年美国与TPP谈判国家货物贸易额，从表1可以看到：目前美国与TPP八个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量均不及美国与日本。

表1 2010年美国与TPP谈判国家货物贸易额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名称 美国进口 美国出口 进出口总额 贸易差额

新加坡 17345 26349 43694 9004

马来西亚 25722 12038 37759 -13684

澳大利亚 8610 20296 28905 11685

越南 14784 3540 18324 -11244

智利 7068 9903 16971 2835

秘鲁 5173 6079 11251 906

新西兰 2757 2683 5440 -75

文莱 12 121 133 109

日本 12030 60500 72530 484

数据来源：U.S.Department of Commerce，U.S.Census Bureau。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贸易领域看，美国与日本的经济利益大于美国与TPP八个国家。在美国主导的TPP战略中日本的经济地位最重要。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日本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2012年，按名义美元计算的GDP，美国为156760万亿美元，日本为5.96万亿美元。日本的经济规模理所当然地决定了日本在TPP中重要性，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日本参加TPP，美国主导的TPP继续在与经济小国玩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则游戏，如果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TPP在经济上的分量加重，TPP的经济效应将充分体现。

二、日本加入TPP的动因

（一）国内因素

1.扩大出口改善贸易竞争压力。日本属于典型性的出口导向型国家，“贸易立国”是其长期不变的国策。但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日本却在缔结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方面落在了中韩之后，从而严重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贸易盈余急剧下降。尤其在日本社会“少子·老龄化”日益严重，日元汇率居高不下，且受到“3·11”震灾重创的情况下，如果不加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日本产业进行海外转移的势头将进一步加快，其结果则是制造业空洞化的现象愈加

严重。

TPP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是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要求成员国对进口产品无例外地实行百分之百的贸易自由化，这对于以“贸易立国”为核心发展战略的日本来说，一方面加入TPP，未来可将拥有40亿人口的亚太自由贸易圈的市场视为“内需市场”，能给日本出口企业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使生产增加、雇用扩大，进而拉动萎靡不振的国内经济；另一方面日本市场开放也将带来廉价商品进口扩大，从而使消费者从中受益；再者，同时会带来进出口手续的简化和费用的降低，提高出口规模，有效缓解产业空洞化问题，同时了日本企业的FDI，给日本经济提供再生契机。

2.推动国内农业改革。日本的农业生产规模小、劳动力成本高所以国际竞争力很低，长期依靠日本政府的高关税、税收优惠和补贴等方式进行严格保护。虽然这有效地阻止了外国农产品对日本国内市场的冲击，但其农业的发展水平却没有因此而得到提高，反而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越来越难以降低其对农业保护的程度，在短期内实现农业竞争力提高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可能性很小。日本政府虽然一再承诺推进农业改革，开放农产品市场，但在农业衰退的情况下，却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随着日本老龄化步伐加快，如果不进行贸易自由化，日本农业将难以为继，日本农业需要大幅改革，这才能鼓励年轻人进入农业领域。

如前所述，TPP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没有例外，农产品也必须废除关税。虽然从短期看，参加TPP会使农产品进口增加，国内生产减少，农业经营困难，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但从长期看，以加入TPP为动力，一方面促使农业进行产业结构改革，向规模种植和提高农业附加值方面转变；另一方面也打开农产品出口海外的窗口，尤其是有利于经济作物及畜牧产品拓展海外市场。

（二）国外因素

1.重修和巩固日美同盟关系。对于日本自身来说，日美同盟一直是其外交的基础。经济上，尽管美国是日本第二大的贸易伙伴国，但由于日本对国内的农产品实施长期封闭的保护政策，造成了美国农产品很难进入日本市场，从而影响了日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日本虽多次同美国进行双边经贸谈判，却一直没有实质性成果。通过TPP这一平台，事实上启动了日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为日本争取到和美国谈判的机会，从而实现日美经济的有利捆绑，并与美国共同主导未来亚太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日本在全新的亚太合作框架中赢得主动。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原因是：通过加入TPP，日本可以重修和巩固与美国的日美同盟关系。毕竟日美同盟始终是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与核心，全面修复自鸠山政府以来日渐疏远的日美关系，无疑是日本对美关系的当务之急。因此，日本十分欢迎美国重返亚洲市场，希望通过加入TPP表明其欢迎美国重返亚洲市场和支持美国主导亚太贸易自由化战略的态度，借机修复裂痕，重新修复并巩固与美国的日美同盟

关系。

2.构建高水平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美国强势推动TPP，并将之视为未来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圈（FTAAP）的优先课题，大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即明确指出：“TPP将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汇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21世纪贸易社区。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对于达到最终建立一个亚太自由贸易区的APEC目标也至关重要”。根据日本的设想，TPP也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将其视作建立亚太FTA和APEC共同体的主要途径。而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希望在亚太地区构建高水平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TPP的主要特征正好符合日本的这一设想，包括在降低区域内关税的基础上，对竞争政策、安全标准、知识产权、技术贸易壁垒、政府采购、进口卫生检疫、争端解决和劳工及环保标准等方面做了相关规定。

同时，在TPP大势所趋以及美国、澳大利亚都参加谈判的背景下，如果日本不参加谈判，那么会导致在指定亚太经济合作制度方面丧失发言权，将规则制定的主动权让给先期参与谈判的国家，到时对于已达成一致的领域和条款就只能被动地接受了，从而使国内的企业和消费者蒙受重大的损失。

三、日本加入TPP对中国的影响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分析日本加入TPP对中国的影响应该更多的从“贸易创造”角度客观分析。一方面，TPP和亚太现有的FTA协定一样，本身是推进区域合作的一种努力，贸易使整体福利提高，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也客观存在，但效应是正是负，程度有多深，还应受各国产品结构、市场环境、地理位置以及TPP的进展等多方面影响，不可一概而论。另一方面，TPP是一个方向也是一个长期动态发展的过程，其中有美国从战略上的考虑，但战略的有效性在于竞争对手的反应是否如制定政策时的预期。因此，中国在TPP问题上的立场起码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对加入TPP谈判应该持开放的立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对自由贸易总体看是持积极推动立场的。TPP更为彻底的开放原则，虽然会对中国现有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造成一定冲击，但我国在充分的国际和国内调研结果出来之前也不应过度强调TPP带来的风险。毕竟，TPP的成员结构目前还比较单一，成员数量也有限，中国目前加入该组织所要面临的谈判环境、所需进行的谈判任务及成本收益分析都更为清晰和简单。

其次，选择适当时机加入TPP。TPP有望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特别是日本加入TPP后会加大TPP对亚太各国的影响。为避免在区域外遭受贸易转移效应的冲击，中国应做两手准备，在东亚一体化受阻时择机加入TPP谈判。对中国而言，不仅能分享贸易创造效应，也可促进国内的经济体制

改革。

最后，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应尽快推进中日韩FTA、“10+3”和“10+6”合作机制的建成，使这些合作尽快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确保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稳步推进，巩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尽早完成目前正在开展的中国-海合会等自贸区谈判，巩固中国与东盟、智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贸合作关系，同时，加强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双边经济合作，为中国在跨区域合作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大挑战[J].国际经济评论，2012，（2）.

[2] 刘昌黎.TPP的内容、特点与日本参加的难题[J].东北亚论坛，201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