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哲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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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政治哲学范文

关键词：过程哲学，价值与事实，无主体状态，平面化静态视角，社会个体生成论

“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不仅从表面上看表现为强调价值的中国哲学与强调事实的西方哲学之间的差异[1]，从学理上表现为有关西方哲学如何从“事实”出发推论出“价值”的问题，同时就作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缩影[2]的怀特海过程哲学而言，也表现为如何使过程哲学的研究视角从静态发展到动态、从对“过程”的平面化静态描述发展到对“生成”的立体性动态描述、从竭力把“价值”客观化发展到充分重视“价值”的主观性社会文化维度[3]。

形象地说，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就像一只正在蜕皮的蝉——在没有完成这个蜕皮过程之前，它只能在平面上进行相应的观察和研究论述，而只有完成了这样的蜕皮过程，它才有可能“展翅高飞”，以更加广阔的动态视角去考察和研究同样广阔的动态性研究对象，从而得出真正符合实际的结论。我认为，只有运用社会个体生成论[4]的研究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进行充分重视作为社会个体的主体的过程哲学研究，这只蝉才可能彻底蜕去它最后的硬壳而飞翔起来。

一、蝉与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破”与“立”

众所周知，就一只蝉的完整生命历程而言，它虽然命中注定会蜕掉最后束缚自己的那一层硬壳，摆脱只能平面爬行的状态而飞翔起来，但在完成这个蜕皮过程之前，它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平面的——也就是说，它只能在二维空间中爬到哪里算哪里；而且，这种生存状态决定了它的视角的平面性，使它的感觉具有浓厚的“静止”和“孤立”色彩[5]。而当它飞翔起来以后，它的生存状态和视角显然就完全是另一种境界了。我认为，作为西方哲学在20世纪发展缩影的怀特海过程哲学，与这种正在蜕皮的蝉有很多相似之处。为什么呢？

和西方历史上任何一位哲学家一样，怀特海创立的过程哲学不仅本身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也体现了“不破不立”的基本倾向。就“破”的方面而言，他的批判矛头主要针对的是分析哲学、心理主义、亚里士多德的主词－谓词分离学说、休谟的“孤立的简单印象”学说，以及康德的“先验图式”论等[6]。而他之所以对这些学说提出批判，主要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彻底消除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存在的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分裂对立的困境——也就是说，他试图通过彻底解决西方哲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有关本体与现象、一与多、动与静、永恒与流变、存在与生成、心与物、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等形而上问题，以价值观念为核心、以论述带有生成色彩的[7]“过程”为手段，建构能够融合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和欧陆思辨哲学这两大阵营的过程哲学体系。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国内曾经流行的、用所谓“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样的标签为怀特海所批判的这些学说定性的做法，而是进一步深入考察那些提出和拥护它们的（作为现实的社会个体而存在的）哲学家个体的主观视角，我们似乎就可以看到，这些哲学家的学术研究视角与尚未完全蜕皮的蝉的视角确实具有相似之处[8]，而怀特海的做法则似乎体现了蝉的这个蜕皮趋势——努力摆脱原来僵硬刻板的主体－客体区分及其理论框架，通过论述“过程”打破原来非常僵硬的分裂对立状态，并通过论述“价值”使上述所有这些分裂对立的方面能够综合、甚至能够融合起来。

显然，怀特海为自己确定的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它不仅意味着从“破”的角度彻底颠覆西方哲学自有史以来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哲学理论及其传统，而且意味着要从“立”的方面建立起真正扬弃了这些理论、解决了它们的根本问题的哲学理论。那么，怀特海所“立”的是什么？他的基本愿望实现了吗？

怀特海自己提出的哲学定义是：“哲学就是由关于它自己当初的主体性僭越的意识进行的自我修正”[9]；而作为一个哲学家则应当“在存在的个体性和相关性之间保持平衡”[10]。就这种定义和要求而言，前者在显示怀特海基本哲学观强调对主体性僭越的批判反思意识的同时，表明了他试图通过论述“过程”突破以往僵化的主体－客体框架的基本意向；而后者则以所谓“保持平衡”暴露了这种尝试所具有的平面化倾向——因为我们即使仅仅就字面意思而言也可以看出，“保持平衡”的前提是承认有关的两者的存在及其现状，亦即认为它们存在于同一个时空阶段、同一个层次或者平面之上，而不是在分别对两者进行全面深刻的批判反思的基础上，通过扬弃它们而取得突破性进展（亦即在此基础上形成哲学理论和研究本身的生成过程），进而建立确实技高一筹的哲学体系。

另外，无论是出于强调纠正“主体性僭越”而矫枉过正，还是由于从根本上惧怕和回避主体的主观性和任意性，怀特海在这里实际上都完全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追求纯粹的客观性上了[11]，因而没有给作为现实主体的社会个体留下存在的余地，更不用说对这种主体的主观性精神境界在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之中的生成过程进行研究论述了。而这样一来，他实际上就忽视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哲学家的论述基础，因为这样的论述基础恰恰就是这种主体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以及他（她）的主观性精神境界在这种传统和环境之中的生成过程。

毋庸赘言，仅仅从怀特海对哲学的定义和哲学家应当做什么的论述出发，就肯定他的哲学是“一只正在蜕皮的蝉”，确实有论据不足之感。我们下面再结合他对过程哲学的说明，看一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二、对过程哲学的说明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

在《过程与实在》这部名著之中，怀特海对其过程哲学提出了二十七个范畴说明[12]。我认为，这些说明不仅比较直接地表现了他的过程哲学观所包含的基本要点，同时也反映了这些要点所具有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特征。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无主体状态”并不是说怀特海这些论述不是以作为研究主体的他自己为前提，而是说他不仅由于竭力追求纯粹的客观性而把这样的前提彻底隐藏起来，没有加以任何论述，而且，即使在涉及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各种主观方面的时候，也把这些方面视为像客观对象一样[13]、与客观对象毫无差别的静态的东西，而加以“千人一面”式的论述。而所谓“平面化静态视角”则是说，由于没有涉及作为研究者的哲学家的论述所特有的主观视角，更没有涉及这种主观视角的生成和变化过程，所以，这些说明都是以哲学家现成的静态视角为依据的；而这样一来，这样的视角便由于追求共时性抽象依据的基本倾向而具有了平面化的特征。

因此，所有这些论述类型都是依据一位追求纯粹客观描述的哲学家的眼光表达出来的，既没有涉及研究主体自己的视角是不是具有主观性和动态性（即生成性）的问题，也没有涉及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主体诸方面是不是具有主观性和动态性（亦即生成性）的问题，更不用说从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环境角度加以研究论述了。让我们通过以下经过分类的范畴，具体看一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通过对怀特海这二十七个范畴说明进行未必完全适当的分类[14]，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以下七类范畴说明：

第一类：关于存在物的基本类型——永恒客体（eternal object）和实际存在物（actual entities），实际存在物的功能、统一性和多样性，以及实际存在物的“直接性”、“主体”与生成过程的关系（范畴v，xix，xx，xxi，xxii，xxiii等）[15]；在这里，怀特海主要是对实际存在物的各个方面进行定义、描述和解释，因此，这里并不存在对现实的个体性社会主体及其的精神世界的任何说明，更不用说涉及这种世界的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了。

第二类：关于世界和实际存在物作为造物都是过程、亦即都是生成过程，实际存在物的生成方式决定它们是什么（过程原理），以及有关它们的描述及其理由（范畴i， ix， xiv， viii，xviii）[16]。在这里，怀特海虽然强调了世界及其各种实际存在物都是过程或者生成过程，却没有（哪怕是非常简略地）论及作为实际社会个体的现实主体是不是也包含在这样的世界之中、也属于这样的实际存在物，他们在何种意义和层次上能够成为这样的过程、这样的实际存在物，以及究竟处在何种生成层次之上的认识主体才能形成这样的认识。

第三类：有关实际存在物的潜能与现实的关系（相对性原理），潜能及其与合生（concrescence）和永恒客体的关系（范畴iv，ii，vi，vii，x等）[17]。处于现实的社会世界之中的社会个体，也具有与这些实际存在物完全相同的潜能和现实性吗？也许是。但是怀特海在这里同样没有做出任何有关的说明。所以我认为，他在这里的论述体现了与论述上面两类范畴一样的特征。

第四类：对于统一性、多样性和客观化的论述（范畴xvi，xxiv）[18]。就怀特海在这里所涉及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而言，究竟哪一种作为现实主体的社会个体能够像怀特海本人这样，做出有关某种统一性或者多样性的陈述呢？一个儿童或者门外汉能够这样做吗？而且，关于这里所论述的实际存在物的自我创造过程，现实的社会个体也同样具有这样的自我创造过程吗？即使答案是肯定的，自我创造过程这个术语本身也表明，怀特海忽视了社会个体的创造过程所必然具有的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

第五类：结合实际存在物的生成过程论述“摄入”（prehesion）及其构成和种类，由此转入对于各种主观方面的论述（范畴iii，xi，xii）[19]。我们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怀特海是以和他描述客观对象的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转入对主体“摄入”的各个方面的描述的；而且，尽管主体这些有关方面在这里出现了，但主体却同样是静态的、平面化的，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任何关于其生成过程的说明。

第六类：结合论述命题和包括情感、估价在内的各种主观形式，继而论述“感受”（feeling）及其满足（范畴xiii，xv，xvii，xxv等）[20]。应当说，怀特海虽然在这里所涉及的纯粹是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各个方面，但他仍然竭力以完全客观的方式进行论述；因此，他在这里也同样是在竭力避免现实主体的主观任意性。勿庸赘言，这种研究方式对于充分重视和研究主体及其各个有关方面来说，是不可能有多少益处的。

第七类：作为某种系列的合生过程，与整合以往的摄入过程、感受最终得到满足的关系（范畴xxvi，xxvii）[21]。我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些所谓的摄入和满足究竟属于什么样的主体？在怀特海这里的说明之中不存在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答案。

可见，即使我们只把怀特海对过程哲学的这些说明作为研究个案略加分析，而不详细引用他的其他具体论述，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过程哲学所具有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的特征。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对他这二十七个说明范畴的列举和归类，并没有完全按照他原来的论述顺序，而是参照西方哲学传统流行的“客观－主观”模式进行的。这样做虽然有掩盖他的批判锋芒之嫌，但却有助于突出展示他的做法所具有的探索性和突破性。实际上，他对这二十七个说明范畴的论述顺序也同样带有非常明显的探索特征——从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逻辑递进顺序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严格说来，怀特海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特征，是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惟理智主义主流一脉相承的[22]；但另一方面，他对“过程”和“价值”的充分强调和研究论述，又体现出了对这种主流进行批判反思和扬弃的倾向和趋势——除了这里的有关论述以外，他在其他地方对西方现代分析哲学所犯的“完善词典的谬误”的论述，也同样非常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23]。 怀特海及其过程哲学基本上处于传统与批判扬弃传统这两种基本趋势之间，所以我们说，作为西方哲学目前的生长点之一的怀特海过程哲学就像一只正在蜕皮的蝉。那么，现在的关键在于，究竟进行怎样的研究立场和视角的转变，这只蝉才能把最后一层皮蜕掉？

转贴于 三、作为西方哲学当代生长点的过程哲学与社会个体生成论

正像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那样，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一方面体现了非常强烈的、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扬弃意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特征。那么，它究竟能不能成为西方哲学在当代的生长点？它怎样才能完成这种蜕皮过程呢？

我认为，一种哲学能不能成为它从其中产生出来的哲学传统的生长点，主要取决于两点：第一、它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楚和充分地意识到这种传统的优长劣短？第二、它所采取的新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能不能使它达到彻底扬弃这种哲学传统的目的？这两个方面显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前者真正成为后者的前提，后者才有可能成为前者的结果。

就我们上面对怀特海过程哲学所进行的案例分析而言，由于它在第一点上既认识到这种传统的某些根本性的致命弱点并力求加以克服，又由于竭力追求纯粹的客观性而具有“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的特征，所以，它虽然因为试图通过强调研究“价值”、通过以系统全面地论述“过程”扬弃这种传统而有可能成为这种传统的生长点，但是，它所秉承的这种传统之强调“客观性”、“抽象性”和“普遍有效性”的基本倾向，却使它根本没有办法彻底完成这种扬弃工作。因此我认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有可能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生长点，但是，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完全变成现实，至少在他自己那里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他的过程哲学是一只正在蜕皮的蝉。那么，能不能“蜕皮”的关键在哪里？

我认为，就西方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而言，西方哲学的传统立场和方法论视角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由于竭力追求纯粹的客观性而彻底忽视了活生生的主体，亦即忽视了处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之中的社会个体的主观世界及其生成过程——无论这种个体是进行具体实践活动的一般人，还是进行理论探讨的哲学家，情况都是如此。显然，无视这样的主体、特别是无视他们作为个体在具体社会活动之中的所作所为和其主观世界因此而出现的生成过程，不仅哲学家的主观立场、方法论视角及其生成过程会处于哲学批判反思的领域之外，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也会因此而出现扭曲[24]。恰恰因为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竭力追求抽象结论的纯粹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所以，从这样得出的所谓“事实”和关于“事实”的真理出发，根本不可能走向“价值”，因而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有关本体与现象、一与多、动与静、永恒与流变、存在与生成、心与物、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等形而上问题——因为这样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已经使研究者“画地为牢”，只能固守这样的“事实”和及其真理，而不可能对包含主观世界诸方面的生成过程有所觉察，更不用说加以必要的反思和研究论述了。

所以，我认为，能不能完成这种“蜕皮”，关键在于研究过程哲学的哲学家们有没有能力在继承怀特海过程哲学强调“价值”、强调“过程”、强调批判扬弃主体－客体二元分裂对立状态的成果的基础上，真正实事求是地看待和研究现实的社会个体——也就是说，取决于这些哲学家是不是真正能够彻底地把过程哲学强调动态生成的基本观点，全面落实成为使有关（包括作为哲学家的研究者在内的）社会个体主观世界诸方面的研究，得到与对于客观世界诸方面的研究同样的地位，从而使所有主体的主观世界、它们的生成过程和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背景和社会现实环境，都在过程哲学研究领域之中得到应有的地位和重视。毋庸赘言，怀特海虽然具有把所有研究对象都纳入过程哲学的研究范围、建立系统全面的过程哲学体系的宏伟抱负，但他最终并没有实现这种抱负。

只有用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扬弃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立足于社会个体及其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的文化维度和社会维度，对社会个体的社会行动所涉及的（包括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内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作为西方哲学在20世纪发展缩影的怀特海过程哲学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己当初的抱负，像蝉最后蜕掉了自己的硬壳那样展翅飞翔起来。

注 释

[1] 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说法——一般说来，侧重理智分析的西方哲学主流更加强调事实，并且以获得关于事实的“真理”知识为归依，而侧重情感体验的中国哲学和东方哲学则更加强调主体的感受，并且以对主体的规范和随之而来的主体精神境界为鹄的，因而基本上可以说，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强调事实与强调价值这两种做法之间的差异。当然，这个题目需要做我们在这里根本无法进行的广泛的实证性研究。

[2] 参见陈奎德，《怀特海过程哲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页及以下部分。

[3] 当代西方哲学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的，逐渐重视研究日常语言、继而逐渐重视研究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诸方面的趋势，已经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

[4] 这里所谓的“社会个体生成论”（the social inpidual growing-up theory），是本人在以往研究西方哲学、美学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等诸方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基本思路；它具有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包括研究者在内的每一个现实个体，都处于某种存在于具体社会文化环境之中的生成过程之中；

第二、这种生成过程具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体通过相关的各种社会互动过程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色，二是个体的主观世界因此而达到越来越高的精神境界；

第三、人类社会生活包括学术在内的每一个方面，都是这种生成过程的结果，是由不同的社会个体通过这种过程建构的；

第四、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必须从有关这样的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的视角出发进行探讨。

[5]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静止”和“孤立”是作为主体的蝉的感觉所具有的，而并不是作为它的感觉对象的外部事物所具有的特性。

[6] 参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viii页等。

[7]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怀特海在其论述过程中确实多处谈到“生成”，并且把他对于“生成”的论述当作建构其过程哲学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来处理；但是，他的论述侧重点仍然是尽可能客观地对过程加以描述——或者说，“生成”只是他对“过程”的形象描述，并没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过程”的涵义。然而实际上，“过程”恰恰应当是对“生成”的形象描述，也就是说，它所包含的意义只是“生成”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只是表面上的、从平面上看到的一部分，倒是“生成”包含了更加丰富的涵义。

[8] 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此进行详细的论述，而只能强调指出，怀特海表现出来的非常强烈的批判倾向，主要针对的就是这种把所有研究对象都孤立化、抽象化、平面化的基本倾向。

[9]参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20页。

[10] 参见《在世哲学家文库·怀特海的哲学》英文版，纽约图铎出版社，1951年版，第680页。也可参见陈奎德，《怀特海过程哲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

[11] 因为显而易见，哲学家只能根据某种客观的情况和标准，才能认识到他（她）自己当初的主体性究竟是不是具有僭越性。

[12] 参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30－35页。

[13] 实际上，怀特海之所以以有机体作为其研究对象，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把所有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客观事物和主观世界都统一起来。

[14] 囿于篇幅，我们不可能一一详细引用怀特海的原文，只能以这样非常概括的方式表达他的基本观点。

[15]参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30页和34页。

[16] 参见，同上引书，第30页，32页，31页和33页。

[17]参见，同上引书，第30页、31页。

[18]参见，同上引书，第32页，第34－35页。

[19]参见，同上引书，第30页，31页和32页。

[20]参见，同上引书，第32页，32－33页，第35页。

[21]参见，同上引书，第35页。

[22] 就西方哲学传统主流而言，寻求客观性、拒斥主观随意性的基本倾向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这里指出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则是这种倾向的两个具体表现。

[23] 参见怀特海，《思想方式》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36年版，第235页。

第2篇：西方政治哲学范文

关键词： 哲学方法 高三文综政治 “四个原则”

哲学是科学的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统一，为我们提供的普遍原理和一般方法，用好它来指导高三文综政治高考备考复习是必要的、科学的、创新的、行之高效的。下面我结合在教学实践中的做法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把握好“基础性原则”

唯物辩证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这一哲学方法，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实际即基础，基础即实际。因此，高三文综政治高考备考复习必须注意把握好“基础性原则”，必须明确考试要求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在此基础上组织教学，提高复习效率。以2011年广东高考文综政治试题第24题为例：

图7描述的是某品牌奶粉的需求曲线由D1左移到D2。下列事件中能导致这种变动关系的是：（?摇）。

A.该奶粉生产商供应减少

B.政府提高了商品消费税

C.居民收入水平大幅上升

D.该奶粉检测出有害物质

本道高考题考查“价格变动与需求曲线的变化”、“价格变动对生活必需品的影响”、“价格变动对高档耐用品的影响”，对这些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考查，完全符合《高考考试大纲》明确规定的要求。据此必须明确以下两点。

首先，高考要求考生熟练掌握的基础知识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是教材的基础知识，是考生学习的重点。考试，题在书外，而答案在书内，组织答案要应用课本中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可见，熟练掌握基础知识对学好政治至关重要，对考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起着关键性作用。

其次，高考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基本技能。准确把握知识点间的内在联系是一个较高层次的能力要求，是深刻理解教材知识的关键，它要求我们打破教材的章节，对知识进行横向、纵向的梳理、筛选和归纳总结。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是对考生最高层次的能力要求，也是考生感到最困难的最棘手的问题，这就要求平时要有意识地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联系考生的生活实际，并把社会热点、生活实际与教材知识联系起来，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社会生活实际问题。

因此，要适应新课程理念下的考试制度改革，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正确对待考试，创新复习方法，改进学法，研究考法，把握和落实好“基础性原则”，有效组织复习，提高政治复习效率。

二、重视意识能动作用，要求把握好“计划性原则”

唯物辩证主义认为，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要求重视意识能动作用。因此，高三文综政治高考备考复习必须注意把握好“计划性原则”。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教师必须认真制订个人的和落实备课组的备考复习计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高考的复习来说，计划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复习计划作为整个复习过程的风向标，所有的复习活动都要按照它的安排来进行，所以它的内容一定要全面、细致、科学，以统筹全局。以2011届高考备考第三阶段备课组复习计划（作者按：“日、周计划”略）为例，我们制订了如下计划。

在这个阶段计划的导向下，备课组又具体制订了周计划和日计划，同时备课组要求各科任教师根据自己的不同层次班组制订教师个人的分班组阶段计划、周计划和日计划，如此整个高考备考复习完全按计划进行，有条不紊。

2.指导考生制订和实施个人的备考复习计划

教师在对考生的复习计划进行指导时，有关计划的内容方面需要考查其是否包含了学习目标（要掌握什么、达到什么程度）、学习内容（哪一课、哪一框、哪一目）、学习方式（要复习还是预习）和学习时间（每部分内容要学多久、集中学习和自由学习的时间分配和安排）这四个方面，看看它们之间的安排是否统一和协调，如果有相矛盾的地方一定要及时进行修改和调整，保证复习计划更有效。

三、系统优化方法，要求把握好“结构性原则”

唯物辩证主义认为，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要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性，注意遵循系统内部结构的有序性，注重系统内部结构的优化趋向。因此，高三文综政治高考备考复习必须注意把握好“结构性原则”，科学构建知识网，实现有意义的学习。要实现知识网络必须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单元内重点知识的联系，如物质、运动、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网，等等；二是突破原有单元、课顺序，根据知识、结构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把知识进行重新梳理和组织的跨单元、跨课综合，形成多层次的知识网络。以构建“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关系网为例：

这个关系网涵盖了必修一《经济生活》（人教版第4版）的第三课、第四课、第五课、第六课、第七课、第八课、第九课、第十一课等内容，实现了跨单元、跨课综合，简明而又得当，掌握好这个关系网可以大大减少复习量，提高复习效率。

教师在指导考生构建知识结构的时候，要求师生共同协作完成，按照从宏观到微观、从“模块”到“单元”再到“课”的顺序把教材知识结构构建齐全，既要掌握整个模块的框架，又要掌握单元的框架和课的框架；既要掌握单元之间的联系，又要掌握课之间的联系。如此做法，有利于考生更好地解答问答题。以模块4《生活与哲学》的第三单元第八课为例：

如果利用该知识结构全数掌握知识，考生在考试时只要从中一一提取所需要的观点组织答案也就不成问题了。比如：2010年广东高考文综政治试题第37题第（2）问：结合材料二，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16分）

答案要点：①发展具有普遍性。……②发展的实质是事物的前进和上升。……③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④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⑤做好量变准备，促进事物的质变。……

四、抓重点、抓中心、抓关键，要求把握好“重点论原则”

唯物辩证主义认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这一原理要求我们抓重点、抓中心、抓关键。因此，在高三文综政治高考备考复习中必须注意把握好“重点论原则”。教师必须准确、到位抓好重点工作，做到两个“明确”。

一是明确重点知识。进入高三年级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以教研组为单位，集中研究高考试题，研究考纲，群策群力，共同制订出高三年级的学科复习计划，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突出重点知识的强化记忆和训练。以模块4《生活与哲学》为例：

二是明确重点考生。根据考生的学习成绩，努力落实分层次教学，对不同能力层次的考生提出不同的要求和培养目标，确定各班组重点培养对象。

总之，教学有法，但无定法，在高三文综政治高考备考复习中，我们要在哲学方法的指导下，把分层教学理论、建构主义学习观的思想融入教学实践中，把握好其中“基础性、计划性、结构性、重点论”四个原则进行摸索和探寻、创新，以寻找真正适合学情的并能够提高教学质量的教学方法。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传统教育现象仍然时有发生，要使哲学方法成为高三政治课堂复习的指导原则，还需要每个教育工作者把它内化成自己的教学理念和具体方法，并落实到行动当中，才能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李彰有.构建专题复习体系 提高政治复习实效.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0：9.

［2］张熊飞.诱思探究学科教学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68-70.

［3］马和民.新编教育社会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

第3篇：西方政治哲学范文

[关键词] 尿毒症；微炎症；高通量血液透析；超纯水透析

[中图分类号] R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6）09（b）-0068-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high-flux hemodialysis with ultrapure water used in dialysis patients with uremia for joint microinflammation impact. Methods Convenient select uremic patients in 2013 ― 2015 admitted to 80 cases in， according to randomized double-bli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4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Super Joint control group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herapy + high flux hemodialysis， the observation group pure dialysis were compared microinflammatory improvement （hCRP， β2-MG and IL-6 and TNF-α）.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microinflammatory indicators are improved， and the effect is significant （P

[Key words] Uremia； Micro inflammation； High flux hemodialysis； Ultra pure water dialysis

尿毒症是有各种慢性损损伤持续发展，最终出现的一系列症状以及代谢性紊乱的临床综合征[1]。长时间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会导致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加剧终末期肾病相关病因进展，透析液的选择与炎症反应进展以及氧化应激反应的发生密切相关[2]。血液透析是目前治疗本病常见方法，超纯水透析能有效改善血液透析导致的微炎症反应，提高临床疗效[3]。为进一步研究高通量血液透析与超纯水透析联合应用于尿毒症患者治疗效果，特方便选取2013―2015年该院收治的尿毒症患者80例，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方便选取该院收治的尿毒症患者80例，按照随机双盲法原则将其分成两组，各40例，观察组：男24例，女16例，年龄41～68岁，平均（53.3±4.8）岁，透析时间2～6年，平均（3.6±1.6）年；对照组：男23例，女17例，年龄43～69岁，平均（54.7±4.0）岁，透析时间1～6年，平均（3.9±1.4）年。两组一般资料经统计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高通量血液透析，采用4008S透析机，德朗高通透析器B-18H透析器，面积为1.8 m2，超滤系数为78 mL/hr/mmHg，血流速度为300 mL/min，透析液流速设为500 mL/min。透析液采用中心供液系统。静脉注射肝素钠全身抗凝。水处理采用GAMBRO双级热消毒水处理设备，透析液采用中心供液系统。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以超纯水透析治疗，具体操作内容：采用GAMBRO双级热消毒水处理设备以及无死腔环路系统，在进行超纯水透析治疗前以及治疗后的6个月和12个月分别采集患者静脉血，离心后检测其炎症指标。超纯水透析时间为12个月，3次/周，每1次透析的时间保持在4 h。

1.2.2 检测方法 hCRP检测采用速率散射比浊法，原理为检测抗原体和复合物现成的导致溶液悬浮颗粒散射光增强的比率；β2-MG采用竞争性放射免疫法进行，加入标本或标准品100 uL，然后在加入125I-β2-MG标记物100 uL，最后将100 uL β2-MG抗体加入，并摇匀后在室温下放置1 h，然后加入500 uL分离剂室温放置15 min后，离心20 min，弃去上层清液，测定。

1.3 观察指标

观察微炎症指标变化情况，即hCRP（超敏C反应蛋白）、β2-MG（胶乳增强的速率散射比浊法）以及IL-6（酶免疫吸附法）和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

1.4 统计方法

应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用（x±s）表示，并用t检验，P

2 结果

两组治疗前hCRP、β2-MG、IL-6和TNF-α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均改善，经6个月治疗后，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尿毒症是各种肾脏病终末期，临床尚未找到有效治愈方法，主要采用血液透析方式延长生存期。高通量血液透析用于本病的疗效值得肯定[4]。其通过增加透析膜孔径，加大滤过面积，加快血流速度，继而加强对溶质和多余水分的清除[5]。通过分子聚合膜较强的吸附性和通透性，继而对中大分子进行有效清除，但长期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会诱导机体炎症反应，如患者血液hCRP、β2-MG以及IL-6和TNF-α等炎性指标增高[6]。

超纯水透析是一种将离子交换和电渗析巧妙结合的膜分离脱盐工艺技术，其具有连续出水的特点。凭借其环保性好、操作便捷及安全性高等优点逐渐被人熟知，并且已经在临床中广泛应用。有大量研究者通过比较普通血液透析和超纯水透析发现，采用超纯水透析的患者血液中的细菌以及内毒素等含量下降情况显著优于其他透析方式[7]。这一点在该次研究中也能明显看出，观察组经过3个月透析后，hCRP、β2-MG以及IL-6和TNF-α等炎性指标下降幅度明显高于对照组，这一结果初步证明，超纯水透析治疗对于长期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患者微炎症具有较好的改善效果。有研究者[8]通过对比分析常规血液透析治疗（CD组）和超纯水透析治疗（UPD组）对于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患者微炎症的影响发现，两组患者入组时C反应蛋白、白介素-6以及β2-微球蛋白等炎症指标含量比较差异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经过6个月的治疗后，两组患者的上述指标（CRP、IL-6、β2-MG）均有所改善[UPD组：（4.7±1.6）mg/L、（57.6±19.3）ug/mL、（9.0±5.2）mg/L；CD组：（11.1±3.7）mg/L、（69.2±23.9）ug/mL、（24.6±9.8）mg/]，且比较而言，UPD组炎症指标下降幅度更加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高通血液透析联合超纯水透析在尿毒症患者微炎症防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对于炎症指标的改善效果较为显著，其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郭皓，杨向东，鲜万华，等.不同血液净化方式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微炎症指标及Fetuin-A的相关性研究[J].医学与哲学，2014，35（20）：29-31，34.

[2] 涂晓文，刘晓莉，许倬，等.高通量血液透析对尿毒症患者甲状旁腺激素和微炎症状态的影响[J].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2014，26（4）：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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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述真，刘法芹.不同血液透析方法对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体内微炎症和营养不良状态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4（21）：6070-6072.

[6] 易晔，卢远航.高通量透析对静脉补铁诱导的血液透析患者氧化应激及微炎症的影响[J].广东医学，2015，36（4）：59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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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西方政治哲学范文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则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张。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或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或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我们以为，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同样，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相反，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正明显地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地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则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特别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要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则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从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第5篇：西方政治哲学范文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

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第6篇：西方政治哲学范文

伯特兰·罗素不仅作为一个哲学家有显著的贡献，而且他还在数学、逻辑学、历史学等领域均有所建树，甚而积极投入到和平主义的社会活动中去。他于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在哲学上，罗素最大的贡献是和G.E.摩尔一起创立了分析哲学，此外他还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哲学史方面做出过贡献。他认为，哲学和数学一样，通过应用逻辑学的方法就可以获得确定的答案，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发现一种能够解释世界本质的理想的逻辑语言。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缺乏历史感，忽视历史问题和历史研究，而罗素却对历史和历史理论终生嗜之不倦。在政治上，罗素的思想注重经验性，因而他的政治见解具有经验性和现实性，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他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反对一切反抗行为所怀有的那种天生的激进态度和同志感情。他对社会主义者反抗贫困的斗争深表同情，因而他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具有浓厚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作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思想家，罗素数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教育、伦理、婚姻、社会改革、历史、政治的探讨以及女权主义运动与和平运动。他的探讨和活动改变了人们对生活的态度，使无数人走进哲学，他的知识成果在全世界开花，郁郁葱葱。

1945年出版的《西方哲学史》是罗素应巴恩斯艺术基金会讲授西方哲学史所做的讲稿，这本书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西方哲学史》全称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它全面考察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思潮的发展历程。罗素将哲学看作某种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他认为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来自科学和宗教两方面的影响，并据此把西方哲学发展史划分为古代哲学、天主教哲学和近代哲学三个时期，揭示了在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与宗教、社会团结和个人自由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与哲学交互作用的。在世界哲学理论宝库中，由名家撰写的《西方哲学史》不止一部，而罗素的这部著作却颇具特色。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所论述的主题：哲学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的独立的思考，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作者把哲学家既看作果，也视为因，认为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正因如此，全书在讨论哲学派别和哲学家时，往往并不看其学术地位，而是按照其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影响来决定详略取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书上、下两卷约80万字，但作者学识渊博，又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此书中文字优美流畅，旁征博引，读起来并无枯燥晦涩之感。

罗素在书中对哲学所注入的史的观念是一大特色，所以本书的全称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他不只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西方哲学的发展，同时还注意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所以国外有学者把此书视为历史著作也是情理之中），这是与其他西方哲学史著作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他在序言里宣称，由于哲学乃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因此他要求自己对于一般历史的叙述，要比一般哲学史家所做的为多。而因为罗素本人有极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做到这一点毫不费力。他重视历史运动中的统一性，在很多章节的前面，他插入了不少纯粹社会史性质的篇章，例如在叙述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时，加入关于希腊化时代的知识；为更清晰介绍经院哲学，他以专门的几个章节介绍了中世纪史及基督教发展的知识。罗素在评价任何一位哲学家时，都尽可能将其置入到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充分表现出他的哲学与作为他的哲学的原因的社会价值观念。借用他本人的说法：对哲学家有同情的理解，是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对哲学家所应有的同情的理解。

客观地说，《西方哲学史》只是罗素哲学研究的一个副产品，而且其丰富的哲学主张并未在这本著作中留下太深的烙印，他坚持的一贯的客观、解释的立场甚至在书中以反方向呈现。但是，他在书中注入的崭新的哲学观仍令人印象深刻。罗素在序言中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尽管与他在其他场合所作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哲学，就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知识所不能肯定的失误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他认为哲学的作用在于使我们避免过于相信科学而变得麻木不仁或者因过于依赖神学而变得狂妄傲慢。这恐怕就是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评价哲学家的标准，例如对康德和杜威的批评。罗素的哲学目标是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来寻求人类知识的基础和科学可靠无误的证据。这表现在《西方哲学史》中，是他在很大程度上用“矛盾分析法”（寻找哲学家理论或思想的内在不统一）作为评价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和体系的优劣的标准，比如对洛克的分析，如他所说，对后世也对他本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因此尽管他在洛克身上花了不少篇幅，还是认为洛克的哲学思想从纯粹意义上来说算不上优异的。

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罗素在取材和评价上采取了不同的参照体系的标准：取材主要取材于该哲学家所产生的影响。即使罗素认为，在整个哲学史发展过程中，尤其在认识论方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后世产生的坏的影响比好的影响要多，但正因其影响之巨大，纵观全书，他们所占篇幅无人可比。另一方面，在评价该哲学家的哲学观念本身所具有的优异性时则采用了另外的参照标准，罗素作为一个深受经验主义传统影响的逻辑分析主义哲学家，他不自觉地将这一标准分解成两方面：体系的内在无矛盾性和知识或者思想的客观可靠性，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符合常识性。

陈少明先生在《哲学史研究中的哲学意识》一文中指出，“哲学研究包括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作两大类，……从功能上看，哲学史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提供哲学知识，一是启发哲学创作。”（《哲学动态》1997年第12期第14页）而罗素，恰恰是一个在哲学史和哲学创作两个领域都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哲学家。在哲学创作方面，他在哲学史上开创了一种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且占据极其重要地位的哲学方法——逻辑分析，这被认为是他对后世的主要影响；在哲学史研究方面，他同时做到了提供哲学知识以及启发哲学创作，他的这部《西方哲学史》被誉为“写出了一种绝大多数人都喜欢读且仅有罗素才能写出来的哲学”。

（作者单位系商务印书馆）

第7篇：西方政治哲学范文

综观2005年国外的研究，其主要研究热点仍集中于西方和后的研究。具体而言，其特征表现如下：一是继续追踪和深化西方的有关人物和问题的研究，如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列斐伏尔等；二是扩展并加强了对某些西方流派的深度挖掘；三是对后或后现代的哲学研究取得明显的进展。

一、西方代表人物和流派的研究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全球化的浪潮和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景观，以及国内哲学创新的迫切性，国外的西方研究似有重“热”之趋向。因此，整理并发掘已有的史料，立足于新的视野，重新研究西方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就成为一项摆在面前的重要工作。就过去的一年看，西方的研究覆盖了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列斐伏尔和阿尔都塞等人，也包括了各个思想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西方国家理论、英国的等。既有新译著的面世，也有立足新角度的深入挖掘。

1.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

在过去的一年中，对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晚期列斐伏尔等人的研究是国内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首先要提及的是卢卡奇的一本重要著作《理性的毁灭》，于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从意识形态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做了“追究既往”式的思想清算。作者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追溯到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学说，对自20世纪起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流、演变和社会后果等做了系统的考察和批判。作者认为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承担了不可推卸的“思想责任”。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并不陌生，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此书的出版为国内的卢卡奇研究提供了另一新的材料来源。另外，其他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卢卡奇的思想做了分析。张亮对卢卡奇的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在对卢卡奇自传文献产生过程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其政治辩护的本质和自我遮蔽的不良后果，并为国内研究走出卢卡奇晚年自传的阴影提供了建设性的向度。张双利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的洞见》一文中阐释了早年卢卡奇思想向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转变的内在历程，以此为基础，作者在现代性批判的论域中，重新阐释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理论和阶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末世论的洞见，它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末日，也预示了末日之后灾难重生的光明道路，唤起了理论中革命的阶级意识。张秀芹以“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为题，仔细地考察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卢卡奇作为西方的鼻祖，虽然国内对其研究较多，但对有关其意识形态理论则关注不够；而且卢卡奇本人可能也没有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论述，所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卢卡奇，不失为一个较好视野。

2005年有关葛兰西的研究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葛兰西是西方的重要代表，而且还因为葛兰西的理论，特别是其意识形态和“霸权”(也有译为“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等)理论与我们当今的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内学界对后研究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国内近年来后研究的兴起，葛兰西思想与后的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理解和翻译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葛兰西思想的不同取向和视野。因此，对葛兰西的思想及其影响给予格外的关注，自有其合理性。周凡和杨海锋都对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做了辨析。周凡在《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一文中，从"hegemony"的译名，即目前国内将之翻译为“霸权”、“文化霸权”、“领导权”和“主导权”等数种译名出发，结合葛兰西对"hegemony"的使用及其理论扩展，详细考察了葛兰西的"hegemony"一词的意义及其演变。他认为，"hegemony"描述的是某一社会集团争取其他集团对其表示积极赞同，自觉地服从并自动融入到该社会集团的权利结构中来的一种控制方式。葛兰西的"hegemony"的产生既表现为一个负责的历史综合，也表现为一种意义的把握和延伸，而其理论内涵在市民社会、完整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概念的阐发中得到了深度而充分的展现。因而，将"hegemony"译为“霸权”是恰当的。杨海锋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一文中也比较详细地考察了"hegemony"一词的含义及其延伸意义。此两篇文章都与国内对"hegemony"一词的多种译名有关，也与葛兰西理论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有关。杨海锋还在《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一文中就葛兰西与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关系做了探讨。他认为，葛兰西批判地改造了克罗齐的哲学，而克罗齐的哲学则构成了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2005年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诞辰120周年。布洛赫的思想研究，是中国的西方研究的相对薄弱环节。有学者发表多篇文章，对布洛赫思想加以评述。梦海发表《思想就意味着超越》和《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等文，对布洛赫的思想予以评论。他认为，布洛赫著作是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哲学的贫乏时代，布洛赫通过《希望的原理》等一系列著作使形而上学重新成为真理与现实。20世纪西方世界是人性严重扭曲、精神普遍衰退的世纪。与听天由命、悲观绝望和虚无主义相反，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积极进取、富于挑战的思想。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思想远远超出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史。此外，夏凡对布洛赫哲学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做了概述和评论。他认为国内外的主流意见有两种，第一种意见是把布洛赫当做一位乌托邦的者，第二种是把布洛赫哲学看做与犹太—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的结合。夏凡则倾向于把布洛赫哲学理解为一种人本主义伦理学。他在总结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布洛赫思想渊源的“五基音”说，认为布洛赫哲学是由基督教伦理、古典人本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人本主义共同谱写而成的交响曲。

列斐伏尔是西方的重要代表，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消费社会的研究者鲍德里亚的导师，其日常生活理论与当今世界的消费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的思想研究不够，而对其晚期思想研究，国内学界更是缺乏应有的重视。刘怀玉近年来一直在对这位西方学者进行研究。他强调了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指出其意义在于它是列斐伏尔一生中惟一一卷将日常生活概念及其基本范畴进行周密而系统地阐述的著作。刘怀玉还对晚期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的生产”思想进行了评介，指出晚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包含着更深层的逻辑分歧，而晚期列斐伏尔在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的左右客串和摇摆对这种分歧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另外他还在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视域中介绍了列斐伏尔引发的消费社会批判思潮，并把它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公共生活领域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当然，关于2005年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绝不止上述几位，诸如对阿尔都塞、柯尔施和柯亨等人的思想的研究。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其研究重心基本转移到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国内学界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有关这一理论及其影响，仍需给予更深入的探讨。但从总体来看，2005年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并未超越张一兵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书所涵盖的范围。当然，这并不排除在阿尔都塞研究方面的一些补充性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早期政治哲学论文集《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已由南京大学唐正东等人翻译出版，它为阿尔都塞的早期思想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献资料。此外，“西方”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和西方的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的思想也受到了国内学界的注意。

2.西方流派的研究

(1)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多年来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诸如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2005年，仍有不少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倾注了心血。如张亮从历史的视角，对阿多诺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历史缘起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批判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评判。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目前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哈贝马斯的其他思想，诸如有关精神分析理论与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有关科学技术(特别是有关基因技术)的论述，已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并可能成为未来关注的热点。另外，在已有多本哈贝马斯研究专著的基础之上，2005年我们又看到了有关哈贝马斯的另一本研究专著。贺翠香的《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一书于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哈贝马斯为什么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是如何重建的，他重建的怎样这三个方面的分析，讨论了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及其不足。本年度，除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外，也还有相关的译著面世。马尔库塞弟子，现已移居到加拿大的芬伯格教授的技术批判理论综合了技术建构论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科学技术观点。芬伯格的研究路径和观点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已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他的《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也于2005年由韩连庆等人翻译出版，这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

近年来，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诸如哈贝马斯的学生韦默尔和霍耐特等学者的身上。必须承认，法兰克福第三代学人所面临的是不同于早期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人的理论语境和和社会实践背景。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西方社会物质匮乏的消失、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都向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三论家提出了更多理论挑战。韦默尔和霍耐特二人虽然都是哈贝马斯的弟子，但二人与哈贝马斯的思想的远近却并不等同。相比较而言，韦默尔更多地继承了哈贝马斯的新启蒙和新理性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目标仍是建立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理论，批判地重建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而霍耐特则试图另立门户，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从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研究还仅仅刚刚开始。近年来，学界对韦默尔的思想已有所关注和研究，如在《现代性的现象学》一书中就有专章介绍，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的思想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可喜的是，这一状况将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得到改观，因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已普遍地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

(2)生态研究。生态学是西方的最新流派之一。2005年，学界对生态学有较多的关注，发表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论文。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社会，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着现代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对生态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王雨辰对奥康纳的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分析了奥康纳与其他生态学理论家在理论上的异同及其理论得失。郭剑仁则对以福斯特、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考察，指出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王建辉认为生态学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其整体性方法。陈食霖针对部分论者将生态学看做是后思潮或后现代哲学思潮，指出应当在西方论域中认识生态学。郇庆治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述评》一文中概述了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20世纪以来，北美的生态学比欧洲的理论更活跃。

(3)西方的国家理论。国家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者R·米利班德等人围绕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展开长时期的争论。可以说，西方理论家在这一领域已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讨。因此，加强对这一领域的追踪研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就国内目前已有的文献和已发表的论文看，有关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对这一课题不断地进行追踪研究。2005年南丽军、尹树广以“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为题介绍了雅索普的国家理论。他们认为，雅索普在综合了制度主义、西方的话语分析理论、自组织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基础上，发展了西方的国家理论。在国家的方法论层次上，雅索普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强调国家、经济和生活世界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雅索普认为，虽然国家自身的规定性建立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制度化分离的基础之上，但其分离的界限则是复杂多变的，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策略选择能力的前提。

(4)英国的研究。英国的研究具有长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学界左右两翼围绕着展开长期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传入英国之后，又引发了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以及其他研究派别的争论。综合国内近年来的研究，可以说，英国的，特别是文化学派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总的来说，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乔瑞金、师文兵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一文中，对英国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的发展做了追踪考察。他们认为，自20世纪中期后，英国出现了一批新者，也形成了许多新学派，其中历史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两个学派尤为引人注目。历史主义学派包括M·多布、E·霍布斯鲍姆、C·希尔、R·希尔顿和E·P·汤普森等。汤普森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之一。而结构主义的学派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们由P·安德森、T·奈恩和布莱克伯恩等人组成，安德森是其领军人物。由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这两个学派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尤其以汤普森和安德森的长期论战最为突出。汤普森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而安德森则对来自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法，尤其是法国的结构主义方法特别关注，并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乔瑞金、师文兵从这两个学派的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方法的对立出发，具体分析了两派争论的焦点、实质和目的，并对历史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的区别及其特征做了对比分析，认为双方虽然在研究中各有重点，但并非是拒绝相互借鉴和吸收。英国历史主义学派并非仅仅使用历史主义方法，而结构主义学派也并非仅仅使用了结构主义方法，他们常常是二者的相互结合，其中的差别仅仅在于其侧重点不同。这可能是关于这两个学派研究中应该予以注意的。

二、后的研究

2005年，后研究逐渐成为国外研究的一个热点，并迅速地扩张其研究领地。涉入到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尽管对“后”这一称谓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但这不并妨碍对这一最新的国外思潮的研究和挖掘。事实上，如同“西方”这一概念已经存在的歧义和争议一样，笔者以为，有关“后”这一称谓，最终也不可能取得一个完全一致的规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当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有关“后”这一术语的探讨和争论，会有助于该概念的澄清。

1.拉克劳、墨菲与后

拉克劳和墨菲作为后的代表人物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周凡分别以《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后：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等文，对后的源流和概念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追踪考察。他认为，后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外的一种新思潮，其盛行的主要根源可追究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的复兴、新左派的思想转变、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重要性的衰微，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后解构了古典的核心范畴，并在话语理论的支撑下，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战略性的重建。正由于此，后自从它一出现起，就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和来自不同方向的理论回应。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标榜“后”而闻名的拉克劳、墨菲只能算是后的旗手，而不能被视为后的鼻祖。因为在其之前的70年代，就既有英国的赫斯特和辛达思这样的后的先行者，也有50年代末的波兰尼和70年代的D·贝尔等西方学者。而围绕后的有关争论，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扩大了拉克劳、墨菲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和知名度。付文忠在《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一文中，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墨菲的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他认为，作为后的重要代表人物，墨菲在后期介入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关政治自由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墨菲拓展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有关“政治先于社会”的命题，强调冲突和对抗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政治竞争的对手不是有待消灭的敌人；现代民主的整个问题均与多元主义有关，并力图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力图超越二者之间的争论，等等。孔明安在《“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后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等文中对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的观点做了评述。他认为，“社会对抗”学说构成了后的核心概念，它是拉克劳、墨菲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阿尔都塞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思想、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基础上精心构建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体现了拉克劳、墨菲在构建后理论方面的苦心孤诣，也是后理论区别于其他流派学说的关键。而且，“社会对抗”概念使拉克劳、墨菲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沟通了起来，并通向其所主张的“多元、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说。这一学说使拉克劳、墨菲成为后政治学说的核心，并使其区别于当今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流派。因此，对“后”的政治哲学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2.《马克思的幽灵》与广义的后研究

从广义上而言，后当然绝不仅限于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那些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也可以被纳入到后的行列之中来。就此点而论，南京大学早在本世纪之初，已率先对该流派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2005年，张一兵在以往构建的全新理论平台的基础上对该领域个案人物拉康、德波和德里达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学解读。他系统地对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本专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他还解读了德波的《景观社会》的一些重要章节，发表了相关的系列文章。同时，张一兵近年来在完成了对阿尔都塞的研究之后，开始关注德里达。虽然德里达在国内的影响颇大，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也早已翻译出版，但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的幽灵》的系统解读也只能说刚起步不久。围绕着德里达的思想，张一兵在《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一文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理论逻辑基础，并阐释了德里达试图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的真实含义。尚杰多年从事德里达研究，近来他也开始涉猎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他在《“看不见的现象”暨“没有宗教的宗教”——再读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一文，试图把《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的德里达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联系起来。他认为，德里达隐晦哲学的思想并非无“规律”可寻，但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对德里达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德里达的主要哲学贡献不是对传统哲学的消解和颠覆，而是揭示出哲学从未有过的新面貌，即事物如何出场和如何传播；德里达正是根据这样的思路来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而这样的阅读同时也是对《资本论》中“看不见的现象”的阅读，是对书中“幽灵性”的阅读，这一态度，表明了德里达所持的是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的立场。杨生平则从一种通常的视角来解读隐晦哲学家德里达。他认为，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主义精神，德里达所提倡的马克思的解放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延异精神。因此，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不是为了发展，而是借马克思的文本进一步完善解构主义，使解构主义一开始就具有而始终未得到系统表达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展开。《马克思的幽灵》抓住的至多只是马克思的“幽灵”，丢失的却是马克思的“灵魂”。

当然，有关国外的研究，绝不止上面所述。2005年有关研究还涉及到当代的一些西方学者，如鲍德里亚、利奥塔、吉登斯、德里克，以及日渐走红的齐泽克等。另外，还召开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学术会议。如2005年4月由南京大学召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暨第二届广松涉与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马克思哲学与现时代”的国际会议；2005年12月由中国当代国外研究会、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了西方专题研讨会。

另一方面，就问题而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似也应纳入到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革命与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形式、社会分配、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调整与改革，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政治民主的新发展及其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21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关系及其变化的新课题，等等。这些都是国外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内哲学工作者今后必须加以追踪和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和研究专著面世，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是一个艰深的理论课题，需要更多的哲学工作者参与其中。

【参考文献】

[1]张亮：《让卢卡奇从晚年自传的阴影中走出来》，《学术研究》2005年第3期；《阿多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解读》，《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2]张双利：《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的洞见》，《与现实》2005年第4期。

[3]张秀芹：《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7期。

[4]杨海锋：《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现代哲学》2005年第2期。

[5]梦海：《思想就意味着超越》，《现代哲学》2005年第4期；《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哲学动态》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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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怀玉：《为日常生活批判再辩护——论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基本意义》，《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以列斐伏尔为个案》，《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消费社会批判：西方的重要转向》，《理论探讨》2005年第2期。

[8]毕芙蓉：《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雾》，《哲学动态》2005年第9期。

[9]段忠桥：《谈谈柯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功能解释》，《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0]王雨辰：《试评科尔施的哲学观》，《江汉论坛》2005年第6期；《略论早期西方的哲学观》，《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文化、自然与生态政治哲学概论：评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理论》，《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11]郭剑仁：《北美生态学述评》，《哲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2]王建辉：《略论生态学的整体性方法》，《哲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3]陈食霖：《在西方论域中认识生态学》，《哲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郇庆治：《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述评》，《与现实》2005年第4期。

[15]南丽军、尹树广：《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与现实》2005年第2期。

[16]乔瑞金、师文兵：《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7]张异宾：《颠倒再颠倒的景观世界》，《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景观拜物教：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江海学刊》2005年第6期；《虚假存在与景观时间》，《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景观意识形态及其颠覆》，《学海》2005年第5期；《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理论探讨》2005年第5期。

[18]周穗明：《后关于当代西方阶级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19]周凡：《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后：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河北学刊》2005年第1-3期；《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现实》2005年第5期。

[20]付文忠：《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

[21]孔明安：《“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哲学动态》2005年第1期；《后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第8篇：西方政治哲学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儒学伦理的思想基拙与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哲学思辫与理性精神的认识基础、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拙以及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的。通过中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正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等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光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浓厚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人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产生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中国古代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文献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理性成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对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这就像我们不能否认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伦理主义对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一样。但关键的一点是，哪种思想、哪种精神对财富活动的影响更重大更持久。中国古代传统哲学虽然蕴含深邃的理性精神，但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相对于古希腊哲学而言比较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往往凭借着直觉体悟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与规律。不难想象，这种凭借着直觉体悟的直接感知与直觉思维是比较轻视理论分析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对财富思想的影响还是以伦理主义较多一点，因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也更多地呈现出伦理特性。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哲学的思辨与理性精神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认识基础

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数学知识的进步密不可分，并且古希腊哲学思想非常重视数学知识。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看来，数学不仅是他们追求真知的内容，还是他们哲学思维的工具。正是因为数学知识的介入，古希腊哲学才有了全新的突破和飞跃，而数学知识的介人又赋予了古希腊哲学的逻辑辨证和理性精神。“柏拉图认为数学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形式。他的影响曾对那样一种广泛传播的见解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种见解认为，知识必须具有数学形式，否则就根本不是知识”。正是因为对数学知识的彻底崇拜，柏拉图的“四线段喻”、“洞穴之喻”都是用几何图形来表述的。可见，数学对古希腊哲学乃至经济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希腊经济思想(财富思想)中存在着较多的思辨成分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可能的。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货币理论、分配理论、利息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正义的伦理色彩，但在讨论如何实现他心目中的正义的时候，柏拉图都是用带有数学思维的哲学思想去思考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成熟了古希腊数哲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推进了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与一切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所以，不难理解，古希腊财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在理性精神基础上进行的理性活动。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思辨与理性精神不仅为西方古代财富的生产、创造提供了认识基础，而且为西方古代财富思想学理性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底蕴。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笔者认为其缘由是，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地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理性的思考，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古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士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们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值。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J懂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被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1)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著名学者吾淳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

(2)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做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3)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有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从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大地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作如下思考:

（1）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入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2）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人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第9篇：西方政治哲学范文

ABSTRACTS (128)

“面向实践的当今哲学：西方应用哲学”国际学样研讨会征文启事 (F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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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言现象江怡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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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之谜和信念之谜的关联主义解决方案叶闯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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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西方王雨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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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哲学的本体论维度孙道进 (28)

马克思“实践人学”思维方式的生成及其当代意义段文灵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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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及诠释框架柴文华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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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关于“家”的哲学论纲张再林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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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实在论与当代科学实在论郭贵春 程瑞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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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学代表了的未来吗？——评阿兰·利比兹的政治生态学唐正东 (33)

论霍耐特的承认关系结构说王凤才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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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性能力杨国荣 (58)

《老子》“躁胜寒，静胜热”释义新探——以郭店竹简本为依据白奚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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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反思生 (85)

易、他者与自我——循于连、德勒兹与伽塔利而道于奇智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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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实在论的语义分析及其意义——从弗雷格的语义分析谈起康仕慧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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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因论逻辑真理的哲学性质何向东 王磊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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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普世对话学会第八届世界大会稿约 (F0002)

《历史唯物主义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全国理论研讨会》征文通知 (F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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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第13期正式班（法哲学）招生简章 (F0004)

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20周年庆典公告 (F0004)

确立历史评价科学性的理论基础的三个重要逻辑环节叶险明 (3)

哲学与现代纯粹哲学阎孟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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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松涉：物象化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像》解读张一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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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伦理批判的实质和局限——论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吴友军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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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内篇》关于“梦”的哲学逻辑周海春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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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的“知识论证”错在何处？程炼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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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智颉、知礼对《观音菩萨普门品》的诠释看天台宗的解经学龚隽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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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伦理学研究的转型与走向李建华 冯昊青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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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道学话语的分析与解读——读陈来主编《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何俊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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