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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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民间融资；非法集资；监管缺乏；制度缺陷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1-0188-03

一、引言

当前非法集资犯罪（文章所研究的非法集资犯罪是一种经济犯罪的类型，而非一个单一的刑法罪名，具体而言，涵括刑法所规制的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及擅自发行股票、公司、食业债券罪。除非有特殊说明，文章接下来的行文叙述.所使用的“非法集资犯罪”一词均是指“非法集资类犯罪”）事件多发，受害群体广泛，严重影响了金融秩序的稳定，危害一方社会安定，集资犯罪的后续危害成为了严重群众性事件突发的重要导火索。无论是在经济发达且民间资本活跃的沿海地区，还是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均可发现非法集资犯罪的踪迹。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小食业融资网境的进二步加剧，非法集资类犯罪出现了演越烈的趋势，实有必要对此类犯罪的深层社会体制因素予以探析，以便更好地治理此类金融犯罪，还金融市场一片宁静，给投资者一份安心。虽然“犯罪是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是种复杂的过程，是各种社会现象纵横交错互相作用的结果”。但鉴于非法集资犯罪作为特殊性的经济犯罪，社会政治因素对于该类犯罪的直接性推动作用，以及探析该类犯罪的社会经济因素对于治理此类犯罪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所在，本文对于非法集资犯罪的成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的社会经济因素层面进行分析。

二、非法集资犯罪的内在成因探析

非法集资犯罪作为目前金融领域十分活跃的经济犯罪类型，是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当前的金融领域发展不成熟的必然体现。从理论上而言，虽然经济犯罪是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但无论何类犯罪均有主导该类犯罪发生的内外在因素存在。就非法集资犯罪而言，社会主义金融市场的发育不成熟是此类犯罪频发的内在主导因素.在这一主导因素之下，形成促使非法集资犯罪现实化的一体两面性内在诱因。即一方面，现有的金融市场不能满足民营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融资需求，导致资本市场因融资需要形成了颇具活力的民间借贷市场，为民间融资的妖魔化发展提供了资本驱动力。另一方面，现有金融体制下的资本增值渠道难以满足大量的民间闲散资金的投资增值需求，给民间借贷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民间游资。

（一）民营经济发展的融资需求推动了民间融资的妖魔化发展

就当前的社会情势而言，中小企业对民间资本融入的迫切期望和依靠是民间集资需求旺盛的集中体现，也正是这一集中需求推动了民间集资的妖魔化发展，为非法集资分子浑水摸鱼提供了进行非法集资犯罪的广阔天地。从理论上而言，对民间集资需求和发展并不必然导致非法集资犯罪的出现，然而在民间集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新兴的集资模式和投资模式，这些模式不同于传统的高利贷模式，最终发展为非法集资犯罪现象，而中小企业发展进程之中的融资困难正是推动非法集资犯罪迅猛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近年来，国家为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所进行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中小企业融资闲难现实化了诸多潜在的非法集资犯罪。这种犯罪发展与社会政策调整密切相关的联系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当前国家宏观的金融调控政策和中小企业自身的不足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为民间资本的流动提供了强大后劲。国家为加强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加快中小企业的经济转型或发展结构提升，从宏观金融领域，严格限制了国有大中型银行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放贷量和可放贷条件，积极引导金融市场的资金朝国家预期的经济规划领域流动。同时商业银行出于对放贷风险和经营利润的考虑，提高了对中小企业放贷条件和放贷金融限制。而多数中小企业存在内部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企业规模小、经营风险大，可盈利收入有限、自身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方向不乐观等因素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融资信用和担保能力。可以说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变化、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调整，以及中小企业自身的不足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为经济发达地区或欠发达区域的民间集资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也给非法集资犯罪的发生提供了广泛的作案领域。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的融资需求直接推动了非法集资犯罪的产生，为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之中的资金需求紧张问题，许多中小企业主不得不在从获取银行贷款的路径之外，另寻它径。然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带来的巨大资金需求为正当的民间融资和非法集资均提供了良机。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带来了巨大的民间资本需求市场，给民间资本的增值提供了机会的同时，也给集资犯罪行为人提供了难得的犯罪机会。由于目前国家对民间集资的监管滞后，以及正当的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之间界限不明，导致民间集资成为了一个法律调控的灰色地带，这一领域成为了鱼龙？昆杂的行业。这种局面的混杂为部分行为人以正当民间集资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骗取集资对象财物，获得有效掩护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法律调控的部分空白和民间集资领域的混乱大大降低了犯罪被发现的机会成本，同时也致使集资行为的规模效应不断扩展。另一方面，由于正常的集资渠道有限性或者对集资款项的投资失误导致诸多正当的民间集资最终发展演变为非法集资。为获取集资对象的信任或扩大集资影响力，许多集资主体或集资企业不得不进行虚假的盈利宣传和做出虚假的定期回报承诺。但是一旦集资款项的投资或运营收益难以实现集资初期的预期期望，便会形成资金的亏空。具体而言，集资款项正常收益低于预期收益或集资款项的后续投资失误均会导致集资款项的流失，形成集资亏空。而为了弥补亏空和延续集资的神话，集资主体不得不继续进行集资或欺骗性融资。在此情境下，集资的雪球也就越滚越大，集资规模也日趋庞大，集资主体也越难以自拔，早期的集资许诺，便难以实现，最终资金链断裂，正当的民间集资也演变为非法集资。

（二）民间资本增值渠道的匮乏催生了非法集资的异化发展

目前可供民间资本投资增值渠道的有限性导致大量民间游资进人民间借贷领域，推动了民间集资市场的兴旺，然而民间集资的混乱迷离导致了民间集资过程中非法集资犯罪频发。虽然目前的民间集资市场非法集资现象频发，无数集资对象被骗严重，但依旧有着许多的后继者继续加入民间集资领域，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目前适合民间闲散资金的投资市场缺乏，在资本增值这一内在动力的推动下，资金拥有者急需对外投资增值，而忽视了对投资风险的充分估计，给非法集资犯罪提供了便利，因投资渠道的匮乏对非法集资犯罪所产生的内在驱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大量民间闲散资金的存在所产生的强烈投资需求，以及适合民间资本融入的投资渠道和投资方式的有限性，共同促进了民间集资的兴旺。民间集资所具有的投资周期短，回报率较高，投资风险的不明显性，为民间集资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不懈动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得到了迅速增长，不同阶层的民众拥有了数额不等的闲散资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民间资本市场，资本的逐利性促使这一市场的资本急需进行增值性投资。而通过目前市面上正常运营的理财产品和金融工具进行投资又难以实现民间资本拥有者的预期资本投资需求。这些投资方式和可选择的理财产品和金融工具，要么虽然投资收益较高，但投资风险大，不适合小额的民间资本投资；要么投资风险小，但预期收益低，难以满足投资者的资本增值期望。相比而言，通过民间借贷形式将自有资金流动出去，既可以实现短时间内的资本增值，也可以灵活使用资金。特别是将自有资金通过民间借贷形式投资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取较高的资本增值，是民间集资经久不衰的真正动力所在，为大多数投资主体所看重。另一方面，民间集资渠道的不规范性和自我缺陷为不法犯罪群体所利用，积极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相比于正常途径的融资渠道，利用民间融资渠道获取资金，融资主体融资项目的真实性、所融取资金的使用方向和后续监管均无有效主体进行管理和监督，这一便利为犯罪分子所利用。许多非法集资犯罪的犯罪行为人正是利用民间资本的灵活流动性和集资对象的盲目投机或短期获益的心理，忽视了资金归还的可能性，进而利用虚假宣传或虚假包装，进行集资诈骗。

三、非法集资犯罪形成的外在因素

（一）金融监管部门缺乏对民间集资过程的有效监管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的不足是民间借贷出现妖魔化发展，最终走向大规模非法集资的重要外因。当然这种金融监管的不足源于金融监管实践领域缺乏有效区分民间集资和非法集资的实践操作规范；非法集资模式不断推陈出新；监管实践之中针对民间集资和非法集资的金融监管手段滞后，这一系列因素共同导致了民间集资市场的秩序混乱和金融监管力度的不足。

首先，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难以准界定非法集资与合法的民间集资之间的界限，为非法集资的形成和特大提供了合法的庇护外衣。就金融监管领域而言，对非法集资最具有实用性的界定是中国人民银行所做的一个界定，该定义指出：“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按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9]41号））该定义明确强调对于社会经济主体的对外集资行为必须按照法定程序经相关部门批准，否则均为非法集资，但是对于正当的民间借贷，目前并未有法律法规予以明确禁止。因为正当的民间集资活动均是特定主体之间进行的资金短期拆借，当然很多时候这种资金的短期拆借以支付出借人特定数额的利息为前提，严格而言，不是非法集资活动，不为法律所严格限制。而诸多现实的非法集资犯罪在集资雪球的形成早期，集资者为了获取集资名声，吸收更多的集资户，多半以正当的民间借贷的形式出现，集资主体按时按期归还集资款项；只是发展到集资后期，集资的规模效应和亏空越来越大，非法集资者为维持集资神话不得不继续集资下去，最终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可以说由于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的允许，以及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之间的易混淆性，以及非法集资以合法民间借贷的外衣出现，导致现有的法律法规无法在实践之中有效发挥对正当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犯罪的区分界定作用。

其次，金融监管部门对民间集资和非法集资的监管不力，放纵了非法集资的发展壮大。这种监管不力，主要归因于现有的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设不足和权力腐败的介入。一方面，源于目前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虽然对于非法集资活动有刚性的法律法规规制，但是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在监管实践之中难以准确将非法集资活动从民间借贷市场区别出来，早期的非法集资活动，集资规模较小，不存在多大的资金亏空，集资主体又多以特定的经济实体形式存在，有归还资金的可能性，很难将其从正当的民间借贷之中区分出来。另一方面，部分政府官员和银行内部职员参与非法集资，共享集资收益，大大削弱了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管作用。无论是从已经查获的湖南湘西州非法集资大案，还是安徽集资大案，乃至近年来浙江金华、台州所频发的非法集资大案，均有党政机关人员参与其中，分享集资收益，也不乏发现银行业从业人员的身影。

再次，非法集资手段的多样性和隐蔽性，也严重制约了国家对民问借贷和非法集资的有效监管。一方面，随着国家对非法集资犯罪的打击加强，非法集资的手段日趋具有多样性和模糊性，不利于及时对非法集资活动进行控制和打击。近年来非法集资的模式经历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传统的非法集资模式主要以民间标会进行互集资，或者以投资房地产，投资种植、养殖产业为集资理由；而近年来新的集资模式以理财服务，或者以互联网或传销手段进行集资，而近年来，在非法集资活动比较频繁的江浙一带甚至出现了以“办理养老保险”、“分时度假”、“一元租车”、“民间期货”，以及“创业投资”等新形式出现。非法集资的具体模式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从单一走向了复杂。层出不穷的非法集资模式推动了集资犯罪的发生。另一方面，非法集资的运作模式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也增加了金融监管的困难，制约了国家对民间集资的有效监管。许多非法集资，多采取在亲戚或朋友之间进行分散集资，或以特定的模式，依靠家族关系或朋友关系进行层级式集资，有的非法集资虽具有公开性，但若未深入了解，很难将其从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之间区别开来。可以说非法集资模式的千变万化进一步推动了非法集资犯罪的产生。

（二）民间集资领域存在致命的制度性缺陷

1.民间集资领域存在着严重的经营信息失衡

集资者与集资对象之间的严重经营信息失衡，被不法分子利用于非法集资犯罪。一方面，集资对象的投机心理和非专业性制约了其对非法集资的识别和防范，提高了非法集资者的犯罪成功概率。集资户作为闲散的非专业投资人士对于非法集资者所宣传的集资项目的真正可行性和盈利性缺乏专业的认识，在追求短期致富，短时间内获取资本增值的心理需求的驱使下，往往随大流，积极寻找可以短期给予高额回报的集资者，被非法集资者的前期诱惑性试探和虚假宣传所迷惑。在高额回报与美好前景的诱惑下，缺乏对集资者所宣传的集资项目和款项归还的可能性进行深入了解，盲目地积极参与，而消减了部分投资疑惑和戒备心理。另一方面，在现实的非法集资犯罪中，非法集资者往往利用了集资对象与集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平衡。非法集资者往往以特定经济实体的所有人或代表人的身份出现，并通过积极的社会活动获取特定的社会身份，以社会媒体为宣传工具，对集资者进行身份包装，或对集资项目进行虚假的宣传，甚至利用名人效应为集资企业做广告，比如，北京的亿霖集资案，辽宁的蚁力神集资案，均采用此种手段对集资项目进行社会宣传，导致司法解释不得不将此种虚假宣传的代言作为共同犯罪处理。可以说集资对象和非法集资者之间的经济信息失衡是非法集资犯罪频发的重要因素。

第2篇：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范文

近年来，国际金融形式一直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为主要依赖对外贸易为主的沿海地区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新闻媒体也对中小企业融资状况而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特别是“吴英案”死刑判决作出以来，金融界、法律界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现阶段，我国金融界和法律界虽未对民间金融的内涵达成共识，但对民间金融是“处于国家监管的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行为”的这一特征都是认可的。民间金融运行形式主要集中于私人借贷、私人钱庄、合会、企业连结贷款等，这些常见的运行形式也已被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所认同。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中，主要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两个罪名进行严厉的打击，以维护银行系统对于金融行为的垄断地位以及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所以，本文主要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对民间金融活动的入罪标准与刑事规则体系完善展开论述。

二、目前我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立法对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地位确认的缺失

目前，我国所有从事金融业活动的经营主体或组织的设立都要经过我国金融业特许机关—央行或银监会的批准或审核。因此，除了对具有直接性私人合同关系（如个人借贷）的交易行为提出了法律上的明确合法地位之外，其他凡未经央行或银监会批准的从事和设立合会、私人钱庄、民间集资或其他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也均不涉及民间金融相关法律地位确认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一些合理且确有必要存在的民间金融交易形式由于法律地位确认的缺失而被认列入从事类似于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的非法金融机构之列。

（二）民事法律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过于简单

以民间借贷为例，在民事法律中只是规定了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以及企业内部的集股融资进行了法律规定和确认[1]。所以，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时，虽然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做依据，但是仍然缺少一部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使得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边界依然模糊，判案时易引发分歧。

（三）行政法规对民间金融活动过多的否定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出现的各种民间金融组织，我国金融监管机关对其是否合法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有关问题的答复》、《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部门规章。其规定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这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如合会、私人钱庄等擅自向特定多数人或者不特定多数人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等金融活动的机构都被视为非法金融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一概不被法律所认可。[2]

三、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完善

（一）合理运用前置法认定民间金融活动罪与非罪界限

在实践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刑事问题刑法来解决，民事问题民法来解决”这样的固定思维方式，在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很少注意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近年来，在刑法界引起广泛关注的“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即主张在对不作为故意杀人、婚内、财产犯罪的认定中运用民法理论来分析刑法问题，并指出不能简单地直接从刑法中寻找依据，而是应当首先从能否构成犯罪的刑法规定赖于建立的其他前置性法律当中去寻找。笔者认为，基于刑法对民法的保障属性，在刑法与民法交错问题的处理中，要注重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是否构成犯罪？实践中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非法集资解释》则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吸收资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情节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3]对于上面所述情形运用民法前置处理是否更加妥当？答案是肯定的。对于这类情况，可以赋予被害人自行选择维权方式的权利。被害人可以选择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债权，也可以让自己的“存款”继续“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常见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的确定

目前，我国对于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认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10年1月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如前文所述，该《解释》首次对非法集资相关行为从法律要件与实体要件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并首次提出了不以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判定行为，的确较之前的行为界定标准而言，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然而，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实践中的行为表现来看，该《解释》只是解决了部分应急性疑难问题，而且其部分规定也存在的一定的不合理之处。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分应从筹资本质、筹资影响、筹资基础三个部分进行界定。

在筹资本质方面认定，应把握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行为的内在本质即行为方式和目的。既然是被视为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其行为运作特点和运作目的理应体现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同的金融特征，即吸收资金的用途是投资或转贷谋利。这在行为表述用的是“存款” 一词，而非“资金”也得以证明，“存款”在金融学中具有特定含义，是指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的剩余资金的一种吸收，与之相对应的是贷款。刑法第175条没有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而是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是表明成立本罪要求行为人从事金融业务。如果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之外的生产、经营活动，认定本罪，实际上就意味着否定了部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4]换言之，筹资人吸收资金的目的如果是用于自身生活或生产需要，则所吸收的资金不属于存款性质，应是资金或借款。但当筹资人吸收的资金是用于发放贷款谋利，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如果不从行为运作特点和目的上严格界定去两者之间的区别，极易将民间借贷的合法筹资行为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5]

在筹资影响方面，我国民间借贷行为范围相对比较窄，有一定的边界性，出借人一般是向亲戚、朋友等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借款，其范围的扩展和延伸也具有相对的地域限制，而且其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而非法集资行为多半是无范围限制和地域限制，大多数是向社会泛的采用散发小广告、发宣传单、派人劝说等非法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借款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产生的影响较大。

在筹资的基础方面，民间借贷的交易双方之间是既基于金钱利益又基于人情因素，甚至有时候人情占主要原因。而非法集资的交易双方之间则纯粹是基于金钱利益为基础，投资者多半是受到非法集资一方的高利率许诺诱惑。

四、民间金融活动刑事规则体系完善

（一）制定法律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

现行的民间借贷存在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日本和台湾做法，制定《民间借贷法》，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例如，日本于1915年制定《无尽业法》，对无尽（合会）的会金总额、运转期限、成员数量都进行严格限定，从而规范了无尽的运营。根据台湾和日本的民间金融经验：对待民间金融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过份压制，而是在充分尊重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健全法律制度，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并加强法律监管。

（二）设置前置处理程序

在实体法方面，对涉及民间借贷的罪名，可增设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以参考《刑法修正案七》中对偷税罪的修改，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增加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规定：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公安机关通知，在限定期限内全额退还被害人本金及合法利息并依法缴纳罚款，受过行政处罚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相关行政处罚，可由行政法规来另行规定，比如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公众举报并查证属实后，可视情况责令嫌疑人在3至6个月内向被害人偿还本息，并要求其向金融主管部门缴纳罚款等。

注释：

①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罪标准》，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②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③参见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④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⑤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参考文献：

[1]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

[2]腾昭君，《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4月。

[3]胡运锋，《我国民间金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4]杨兴培、刘慧伟，《论刑法介入民间金融活动的原则和界限》，载《海峡法学》，2012年9月第3期。

[5]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证标准》，在《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第3篇：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民间借贷；困境；法律规范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并不是法律上明确规定的概念，并且从现在已有的文献看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与清晰的界定，本文认为可以从概念的含义和形式对民间借贷的概念进行界定。

本文认为狭义上的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按照不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进行的货币或者其他有价证券借贷的一种民间金融的形式。广义上的民间借贷还包括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

民间借贷的交易主体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比如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以自然人的身份独立开展资金融通活动；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依托民间借贷组织为中介而进行，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在自然人与企业法人之间进行[1]，如此多样化的交易主体相应地导致民间借贷的形式多样化，民间借贷的形式包括：自由借贷、民间中介借贷、民间互助会，典当行等。

二．当前中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与现状

当前我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对经济发展影响也是越来越大。1995年，中国的民间借贷资金约有700至1000亿。90年代中后期以来，民间借贷的发展速度更快，规模更大，而且形式越来越多，信用工具越来越复杂，对社会经济余融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2002年，在广东、福建和浙江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通过民间借贷市场的融资规模大约相当于国有银行系统融资规模的1／3左右[2]。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的实地调查显示，2003年底中国民间借贷的规模在7405至8146亿元之间，占同期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增加额的比重近30％左右[3]。央行的调查统计表明，到2010年3月末，民间借贷余额为2．4万亿，占当时借贷市场比重5％以上，而近两年来，我国民间借贷资金量逐年增长，存量资金增长超过28％。特别的部分地区民间借贷规模发展迅猛，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7月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达1100亿元，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浙江省之外，还有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其中内蒙的鄂尔多斯民间借贷规模据保守估计大概是2000亿，且最高年利率在60％以上，已超温州地区，50％以上的居民都参与了放贷与借贷的资本运作。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已经很大，并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但是我国民间借贷的极速发展和迅猛扩大的结果却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近两年来温州老板的跑路、自杀多和民间高利贷有关。除了温州，江苏"宝马乡"高利贷市场崩盘事件，其涉及人员之广、资金量之大着实让人触目惊心，还有福建、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接连发生的债务人出逃、中小企业倒闭等事件，这些事件的爆发直接破坏了民间信用机制，冲击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虽然政府的最终介入及其扶持政策暂时稳定了市场信心，但民间借贷的制度风险及其法律规制问题实已无法回避。

三．民间借贷的困境

民间借贷尽管有自己的一套运行方式，但是，这种运行方式是建立在惯例和自律基础上的，并不像正规金融机构那样在政府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下产生，所以民间借贷活动的程序不规范，

在加上民间借贷缺少像法律这样的硬约束，缺乏立法上的监管，使得民间借贷在利益的驱使下，以及一些不法分子的利用下，已经脱离了生产和自用的途径而是用于投机圈钱，滋生短期行为，非法集资的现象屡禁不止。使得部分民间借贷往往伴随着高利贷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这些不法及不规范行为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纠纷和社会问题，甚至危害到了社会的安定。然而，长期处于地下隐蔽活动状态的民间借贷由于往往会与高利贷、非法集资等不法行为联系起来，而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严格监控，并且屡遭非理性的治理整顿，使得民间借贷只能游离在法律之外，进行地下运行，这样使得民间借贷的问题更加得不到的解决和保护，民间借贷的发展陷入了没有尽头的恶性循环，并且为爆发民间借贷危机埋下了隐患。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困境。

（一）法律上缺乏对民间借贷的规范与保护：

现阶段我国在民间借贷方面的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规范本身不健全、规定不统一。目前，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数量较少，并且相当零散，尚未形成系统的制度体系。从内容上看，没有明确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权益保障、交易方式和合同要件、利率水平等方面规定都不明确，二是在对民间借贷的调节实践中，主要是政策在发挥作用。对有的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没有法律依据，仅依据政策进行，从而缺乏稳定性。并且已有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之间相冲突。既表现为法律与司法解释的冲突，也表现为法律与政策的冲突。三是法律严重滞后现实，与民间借贷实践活动相矛盾。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缺少，但我国的民间借贷却大量存在，因此与之相关的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4]。

（二）监管的障碍

主要体现在对民间借贷监管的相关制度和法规的缺乏，监管技术不够先进和监管态度的非理性严格。

首先，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的监管法律不健全。当前我国关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没有专门的法律去明确其在现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去约束和规范民间借贷，为民间借贷的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的监管专业化水平低。　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虽然提高不少，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显得落后，主要表现没有一个专门的平台统一对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以及市场准入信息进行集中有效的管理，仅能根据监管人员的经验了解民间借贷的历史情况。并且民间借贷是游离于正规金融组织之外的非正规金融活动，金融监管部门依靠现有的监管力度和监管手段，难以获取民间借贷的真正活动情况和准确的数据资料[5]。

再次，由于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没有专门的法律可以遵循，造成监管部门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力度不能很好的把握，容易因为打击高利贷和非法集资而管制过严，殃及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而无视民间借贷对经济发展的功绩，不区分民间借贷的优劣之处，非理性地封杀了民间借贷合法存在的空间，堵上了民间借贷进入正规金融市场的道路。

（三）民间借贷的不规范

1、借贷当事人信息不对称

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对借款人的信息不甚了解，即信息不对称。民间借贷关系中的贷款者在放贷前并没有对借款人的资产状况等信息进行详细了解，这为不讲信用的企业肆无忌惮地通过民间借贷渠道大量贷款埋下了隐患。而且，民间借贷的放贷人在放贷后也不能掌握借款人使用借款的情况，更无法约束贷款人合理使用借款。

2、借贷合同不规范

由于我国民间借贷行为多产生在熟人之间，因此民间借贷的行为通常比较随意。借贷过程中经常签订的是不规范的借贷合同，或者签订"借条"作为借款和双方权利义务的凭证，甚至只是当事人之间口头约定便产生效力，这些不规范的行为往往会影响了借贷行为的顺利实现，导致借款纠纷的出现。

3、偿还协调机制不完备

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大多是凭借对借款人的信任而发放贷款的。尽管没有直接的抵押品，但人们通常认为应该由贷款的自然人及其家人来偿还全部债务，这实际上是扩大了"抵押品"的范围，相对于正常贷款中仅以抵押品或企业全部资产为债务追索限度，这实际上是无限追索了。当发生或可能发生违约时，贷款人缺少与借款人的协调。贷款人想到的只是如何索取自己的本金和高额利息，却不知此时企业可能连本金都难以偿还。如果此时能够减免企业的高额利息，并改以较低的利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则有可能实现贷款人和借款人的双赢。

4、民间借贷经营上的分散性

提供民间借贷服务的个人中介和机构中介在经营和服务上具有分散性的一面，基本都是各自为政、分散经营，组织结构也很不完善。这样既不可能产生科学的管理模式，也不可能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从而不利于民间借贷的健康和长远发展。

5、信用的缺乏导致民间借贷不能的顺利进行

民间借贷很多都靠信用来维持借贷行为的进行，但是有些个人缺乏信任，有些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规模小、竞争能力相对较弱、自有资金不足、银行融资不易、市场信息不畅、人才缺乏等先天缺陷，使得信用缺失行为更为严重。这一系列的信用问题，不仅影响了民间借贷的顺利进行，而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四）引发犯罪问题

当前民间借贷活动，在高利润的驱动之下有的民间借贷活动不可避免地朝着非理性的空间发展，从事民间借贷的主体很有可能涉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高利转贷罪和骗取金融机构贷款罪、贷款诈骗罪等罪名，民间借贷带来了高度的资金风险，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甚至影响当地社会稳定。

我国民间金融市场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管，合法民间借贷容易与高利贷和非法集资混杂于民间金融市场之中。其中绝大部分的"高利贷"民间借贷交易出现问题后难以寻求国家公权力救济，放贷方通过黑恶势力来帮助追索债务。高利贷现象和高利贷犯罪对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都造成了冲击，干扰了贷款管理制度和贷款秩序。除了高利贷之外，非法集资也是民间金融市场上的一颗毒瘤。近年来不少企业再融资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铤而走险非法集资。高利贷和非法集资不仅不利于合法民间借贷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会影响正常金融市场秩序，阻碍经济健康发展。

（五）引发的金融问题

民间借贷从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使得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更难贷到款，转而通过民间借贷融资，进而形成民间借贷不断挤出正规金融机构正常放贷、企业不断通过民间借贷融资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从事借贷交易的个人或者组织可能会通过合法或不当的行为手段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出资金，然后再利用这笔资金去从事高利润的民间借贷。银行存款的减少直接导致了银行信贷总量的减少，进而导致对企业贷款的减少。另一方面，人们可采取多种渠道向银行贷款，并将贷到的款再投入到民间借贷市场上，赚取二者之间的利率差。在银行信贷总量一定的前提下，这使得银行向企业发放的贷款更加少了。于是，企业就得更加依靠民间借贷来筹集资金，这就使得民间借贷市场更加扩大，并挤出银行贷款，最终形成民间借贷融资额不断扩大，银行贷款额不断减少，企业不得不更依靠民间借贷，融资利率不断上升的恶性循环。

（六）引发社会问题

上述的金融风险的发生，以及民间借贷引起的犯罪率的不断攀升，最终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种民间借贷由于涉及的人员通常较多，而其活动又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风险无法有效分散，当偿付危机发生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效应，使参与者的利益严重受损，甚至导致黑社会性质的行为、恶性暴力行为、以及不堪高利贷压力自杀身亡事件（比如包头亿万富豪金利斌的自焚事件）的屡屡发生，对社会安定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民间借贷的犯罪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浙江"亿万富姐"吴英非法集资案就是典型。对于民间借贷来说，目前在我国从正常的合法的借贷行为演变为非法的，带有欺诈性的犯罪行为好像并不遥远。

四．民间借贷的法律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民间借贷规范性差，从而导致各种问题的滋生，民间借贷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困境之中，要想让民间借贷打破怪圈走出困境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建立健全的法律规范体系，构建和完善具体制度，使民间借贷主体权利义务规范化，将民间借贷纳入规范化轨道上来，促进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

（一）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划清与非法民间金融行为的界限

由于当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民间借贷制度建设，造成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长期处于合法与非法相交界的模糊状态。目前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还有赖于确定民间借贷真正的合法地位。

为了有效管理民间借贷行为，首先重要的一环是，将民间借贷与其他非法的民间金融行为严格区分开来，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明确民间借贷与高利贷和非法集资的界限。其次，要在法律上明确区分现有民间借贷的合法成分与非法成分，对其分别准确定义，明确合法民间借贷的活动内容和范围，从法律上予以保护。"对民间借贷，在法律上要界定出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对资金来源是否正当，使用是否合法等方面加以规范。"张健华教授建议[6]；而对非法的民间借贷特别是危害性极大的民间借贷活动，比如，无真实借贷内容、以诈取他人钱财为目的、对抵押品提出不当要求、收取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高利息等借贷活动，均要以法律形式明令禁止。

（二）建构相关法律以规范发展现有民间借贷的活动

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仅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还远远不能满足目前的实际情况，相关职能部门应针对目前民间借贷的情况，尽快建立和健全适应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法规，来应对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迸一步扩大的趋势。具体地说，可以从设置民间借贷机构和规范现有民间借贷活动两个方面来建构相关法律制度：

1、允许民间资本设立合规的民间借贷机构，并创设相关法律规范民间借贷机构。

可以允许民间资本创建合规的民间借贷机构，并与现有正规金融机构共存；明确其职能是专门从事合法的民间借贷工作。这样将民间借贷的地位用法律予以明确，指明民间借贷的活动内容是与正规借贷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可以实现民间借贷和正规借贷的良性共存。除了明确其地位之外，还可以对其机构类别、组织形式、设立条件、审批登记程序、业务范围、市场退出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为我国民间借贷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2、建构相关法律以规范发展现有民间借贷的活动。

可以在民法中增设民间借贷部分，同时在金融法律制度中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现有民间借贷组织及其行为规范化。具体而言可以从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合同要件、利率水平、借贷最高额、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7]，对合法的民间借贷与其他非法融资手段的区别与界线进行明确的法律解释，从而用法律手段规范、保护符合经济发展的民间借贷行为，保护合法民间借贷双方的利益，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

民间借贷基本以信用为主，一般没有担保和抵押，这加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因此，要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对于资金数额较大的民间借贷必须有抵押或者担保。对法律规定担保抵押须办理登记手续的，可以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让应有的权利得到法律保护。

随着民间借贷纠纷越来越多，而我国的诉讼程序复杂，耗时长，费用高，加上民间借贷本身手续不全，难以取证，使得民间借贷的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出现采取非法手段追讨借款等现象，致使本来的合法行为转向了非法甚至犯罪。因此建立民间借贷的救济渠道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对民间借贷纠纷采取调解为主诉讼为辅的程序。通过立法授权某些部门或机关在管辖范围之内进行调解，对于不能调解的，可以通过简易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及时审理，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三）完善民间借贷监管的法律制度

建立起对民间借贷行为的有效监管和制约机制，其主要目的是要规范民间借贷的活动，保证民间借贷资金的良性流动，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而只有在立法先行的情况下，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在监管方面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明确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监管主体和对象。

长时间的民间借贷运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和习惯，我们可以发展民间借贷行业的自律组织，发挥民间借贷自律组织在借贷监管中的主体作用。对于民间借贷进行监管的政府主体必须是确定的，这样可以杜绝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形成互动，可以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共同维护民间借贷的良好运行。

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主要监管对象是合规民间借贷机构，之前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要求创设民间借贷机构，并且制定相关法律来规范这些机构，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为高效的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监管。对这样的民间借贷机构按照一般金融机构的监管方式进行监管。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民间借贷机构向规矩金融机构的转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处在同一竞争水平上，消除对民间借贷的歧视。

2、从利率控制入手，强化现有民间借贷的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要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规定要进一步具体化，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借贷确定具体的利率上限，对违规者要进行严惩。只有抓住利率这个核心，才能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监管。建立民间借贷利率信息的监测体系，不仅对引导我国民间借贷有序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同时，对改进提高金融调控水平有重要作用。因此，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民间借贷利率信息的检测体系，引导民间借贷有序规范发展。

3、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健全内部审计监督机制。

首先，应提高有关法规的可操作性，加强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其次，改变目前的手工操作，尽快实现监管手段的电子化，实现监管的网上运行，提高监管效率。再次，应设立专门的内部审计部门，有效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并将内控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情况作为工作重点。要畅通信息反馈和报告渠道，保证审计结果及时、完整地为最高决策层掌握。

参考文献：

[1]　苏虎超.民间借贷活动与金融犯罪相关问题探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6）．

[2]　钟伟．中国金融风险评估报告[N]．2002．

[3]　韦熙．中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和出路[D]．硕士学位论文．2007（4）．

[4]　徐燕青．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的完善[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10）．

[5]　张志昆．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0．

[6]　刘操．我国民间借贷监管法律问题研究［J］．南方论刊　．2011（5）．

第4篇：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监管困境；监管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4-0174-02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为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近几年，民间借贷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填补了正规金融的空白。同时，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出借人组织化程度较高，资金供给能力强等新特点，成为难以监管的“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一般是指那些有着部分银行功能，却不受监管或少受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民间借贷作为影子银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据中国金融网的2012中国影子银行报告，2012年狭义民间借贷余额约为4万亿左右，可见我国民间借贷中的影子银行规模还是很大的，如果对民间借贷缺乏足够的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可能发生“异化”，成为非法集资和高利贷滋生的土壤，因此，应该加强对其的监管。

一、民间借贷迅速发展的原因及作用

（一）民间借贷迅速发展的原因

首先，一方面，由于央行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推行了紧缩信贷的货币政策，再加上我国严格的利率管制，使得商业银行不愿贷款给风险相对较大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而是把款项贷给优质大型企业；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贷款手续繁杂，审批的程序较多，借款企业等待的时间也比较长，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借款需求。相比之下，民间借贷手续简便，形式灵活，办理的时间非常对，正好适应了市场需求。因此，在从银行渠道获取贷款无门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正被迫求助于民间借贷。

其次，由于我国发生通货膨胀，实际存款利率为负数，因此为了使资产保值增值，存户不愿继续把钱存入银行，转而寻找其他高收益的投资渠道。而民间借贷所提供的利率较高，有时甚至达20%—60%，受到高利益的诱惑，大量的民间资金甚至是国企、上市公司和商业银行的资金也涌入到了民间借贷市场。

（二）民间借贷的作用

1.积极作用。民间借贷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力地支持了中小企业的投资需求，推动了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虽然政府一再强调，要求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商业银行出于风险问题考虑而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惜贷”，而民间借贷则成为中小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也弥补了正规金融体系服务的空白。通过民间资金的调剂，进一步发挥闲散资金的效益，优化资源配置，加速资金周转，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消极作用。首先，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的同时，也伴生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洗钱等，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其次，民间借贷利率水平高，提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加大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难度。同时，由于高额的利率，吸引了大量投机性的资金投入，甚至有部分企业通过“以贷转存”，把钱从银行搬到民间借贷市场，有相当比例的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钱生钱”的投机性利益链条中，这将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甚至可能会产生危机，使民间借贷的风险随时有向正规金融转移传导的可能，这也是影响地区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隐患。

二、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的监管困境

（一）监管对象难以确定

传统的民间借贷双方之间多为亲戚、朋友、同事关系，借款数额较小。而新型民间借贷主体较为复杂，参与者分布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借款人为个体工商户和公司的占较大比重，且债权人与债务人互不相识，只是通过中间人、保证人、证明人的参与和介绍形成借贷关系，甚至出现了P2P。民间借贷关系更趋组织化、多元化和复杂化，使得监管对象难以确定。此外，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使得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的民间借贷之间的界定不清晰，也使监管对象难以确定。

（二）民间借贷规模难以统计

由于民间资本的多环节性和隐秘性特性，加上借贷双方的不配合，借贷数据很难统计，还有可能所统计到的数据都是假的。而且，很多担保、信托、小额贷款公司表面挂各种牌子，私下都在经营民间借贷，甚至是非法集资，发放高利贷。此外，民间借贷资金的来源也更加隐蔽，更加复杂。例如，有的企业主先以100%的保证金到本地银行向关联公司开立国际信用证，再拿国际信用证到新加坡、香港的银行去融资，由于信用证做的是买方代付业务，中国与新加坡、香港有时间差，企业主便可在时间差内进行跨境的资金套利，通过在境外融到的资金存入本地银行作为开立国际信用证的保证金，进一步循环开立信用证赚取利差，这些都使得民间借贷规模难以统计。

（三）多头监管主体的存在，也使监管变得困难

我国目前对正规金融行业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专业监管体制，“一行三会”各司其职。但是，民间借贷活动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多个环节，涉及不同行政管理部门，再加上民间借贷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使得民间借贷游离于监管之外。如上市公司参与民间借贷的影子银行由谁管？P2P、PE现在谁来监管？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都在变相贷款，银监会怎么去监管？而且民间借贷所表现出的区域性、地方化色彩非常强，民间借贷的这种区域性差别决定了中央层面的统一监管难度较大。

（四）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司法部关于办理民间借贷合同公证的意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文件中，现有法律中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过于分散和宽泛，可操作性不强，且判断标准模糊，已不能满足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活动的现实需要。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致使监管当局在监管过程中没有有效的标准参照，监管工作很难展开。

三、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的监管措施

（一）确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实施联合监管机制

1.通过法律法规确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及其职权、监管程序。可以考虑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专门设立一个关于“影子银行”的监管部门，并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赋予其监管的职权及监管的程序。然后，在这一部门下设“民间借贷监管处”的职能部门，专门负责民间借贷的监管和协调工作。其他部门如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人民法院、检察院及其他金融监管部门既要要各司其职，又要相互协调和配合监管。只有先确立了监管主体，才能解决民间借贷监管到底由谁主要负责的问题及由多头监管而导致的民间借贷监管“真空”的问题。

2.针对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民间借贷地域色彩浓的情况，可以把地方各级政府金融部门纳入到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中来，并赋予其一定的监管权力，充分调动其监管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监管机构负责收集整理信息、处理问题及危机预防，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管措施，并与中央监管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参与地方民间金融的立法，为合规民间借贷机构颁发合法牌照。

3.充分发挥民间借贷行业自律和社会公众的监管作用。首先，培养和发展一些民间借贷行业的自律组织，发挥其对民间借贷的自律功能。民间借贷自律组织必须依法接受政府监管部门的指导，并负责检查规则的执行情况、公布民间借贷相关的信息、协调民间借贷中出现的纠纷等，逐步形成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的良性互动。其次，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可以通过报刊、电台、网络等渠道公布已备案的借贷机构名称，并设立举报电话和网络举报系统，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

（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尽快颁布《民间融资法》、《私募基金管理办法》、《企业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等专项规范的法律法规，适时修改《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担保法》等民事法律，注重对民间借贷交易的合同规范。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加强对民间借贷市场主体的监管。制定一部专门的《民间借贷法》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确立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金融的区别，规范民间借贷用途和利率，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投融资行为，引导民间投融资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同时，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集资、高利转贷、金融传销、洗钱的高利贷者，防范和降低民间借贷的潜在风险，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

1.建立信息采集、共享平台，加强信息披露。可以由上述“民间借贷监管处”的部门建立信息采集及共享平台并负责采集民间借贷活动的有关数据，例如资金规模、资金来源、资金运用及运用效益、利率水平、交易对象等情况，并通过这一平台进行处理和及时将相关的信息向社会投资者公开，让投资者人及时了解相关信息，提高投资者风险识别、判断能力，以便于民间借贷主体进行自主的投资决策，从而避免债务纠纷的发生。

2.建立科学的民间融资信息监测体系。首先，建立健全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备案登记部门，建立健全各级地方政府民间借贷的登记备案制度。建立民间融资登记备案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对民间融资资金使用的检查和跟踪。其次，可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监督职能，各地州、市、县设立民间借贷的信息监测点，专门负责收集辖区内的民间借贷信息，并定期向汇总上报到省人行，各省人行汇集辖区内的信息分析整理后上报至总行“民间借贷监管处”，“民间借贷监管处”汇总全国民间借贷的信息通过分析整理，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还可以通过上述信息共享平台这些信息，让投资者人及时了解相关信息，从而进行自主的投资决策。

参考文献：

[1] 刘长雁.民间融资信息监测体系亟待完善[J].中国金融，2012，（6）.

[2] 王瑞，唐博超.我国民间借贷中的影子银行现状及其发展出路[J].兰州学刊，2012，（12）.

[3] 杨秉龙，岳金禄，刘庭兵.建立民间融资备案制度的构想[J].中国金融，2012，（24）.

第5篇：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范文

合法的投资担保公司，为何能够成为非法集资的主体？投资担保究竟是理财还是吸金？记者走访了乌市一些投资担保公司和相关部门，揭开投资担保公司的“理财”面纱，提醒市民远离非法集资陷阱。

“一夜之间遍地开花”

如果不是今年5月15日，新疆公安机关在全国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开展预防打击经济犯罪的宣传活动，市民何先生很可能已经成为乌市一家投资担保公司的投资人。

这之前，何先生已经对这样的“低风险高回报”投资形式考察了很久，从去年年底到今年4月初，他发现乌鲁木齐街头投资担保公司似乎“一夜之间遍地开花”。

去年底，何先生在一家大型市场闲逛时发现，一家投资公司的业务员逢人就发放宣传单，广告词听起来也非常诱人，“月回报1500，年收益18%”。

何先生询问投资公司如何保障自己投资款的安全性。对方解释，找他们贷款的客户，都是有房产抵押的，客户如果贷款50万元，要求要有等值或者大于贷款额的房产证抵押在投资公司，到要解押时，客户还不上贷款，投资公司可以先行赔付。

担保公司方面承诺给出月息1%到2%，远高于一般银行存款利息。这对于何先生这样完全不懂投资理财为何物的人来说，绝对是不小的诱惑，他想投一些资金。

乌鲁木齐设立的投资担保公司之多，超出了何先生的预料，从3月底到4月初，何先生一有时间，就到一家投资公司进行咨询了解，这些投资公司号称自己在工商局都有备案，投资基本都是以10万元为基础投资，月回报从1000元至2000元不等。

今年5月15日之后，乌鲁木齐很多担保公司相继被查封，只要有担保公司案发，必定是有非法集资的嫌疑。这也让何先生的投资热情迅速降温。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投资担保是指个人将资金借贷给经过担保公司严格考察、审核过的以房产、汽车或其他资产作为抵（质）押物的具备较强还款能力的借款人。投资担保公司作为中介，对借款人资金使用及回收情况进行全程监控并提供担保，使投资人获得安全、稳定、较高收益，同时民间担保公司收取一定的担保服务费。今年以来，名目繁多的投资担保公司在新疆激增，记者从乌市工商局注册登记处了解到，数据显示今年1月初至5月中旬，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乌市共有168家投资担保公司注册成立。据自治区金融办不完全统计，目前乌鲁木齐市带有担保字样的公司有300余家，有些公司虽打着担保的旗号，担保公司本应做担保业务，但是他们中不少人做的是高息放贷或者吸收公众借款。

理财为幌圈钱为真

经过了前一阵的热闹喧嚣，乌鲁木齐的这些担保投资公司究竟是理财还是圈钱？

记者走访了友好路、阿勒泰路、克拉玛依西路、奇台路、青年路等投资担保公司比较集中的地方发现，那些投资担保公司理财为幌圈钱为真，不少已被查封关停。

在阿勒泰路上的一家投资担保公司，是何先生所走访的公司中宣称回报率最高的，月收益达到了2%。在一家大厦旁沿街的新疆盛德诚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两个的玻璃门已经紧锁，在大门上贴着一张乌市公安局沙区分局红庙子派出所的通告，通告内容告知该公司的投资人，这家公司涉嫌非法吸取公众存款罪。

正在这时，一位姓张的女士过来提醒记者如果投资了赶紧去报案，这位张女士两个月前在这家公司投资了40万元，才拿了两个月的收益，没有想到公司就出事了。

“我这还不算多，还有人投了一百多万。”张女士表示，她得到警方消息到派出所登记时，发现登记的集资金额已经达到了1100余万元。

记者随即到红庙子派出所了解情况，值班民警表示最近几天陆续前来登记报案的投资人很多，初步了解该公司涉嫌非法集资大约1500万元左右。

据自治区金融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5月16日，为了大力打击非法集资违法行为，新疆展开对高息揽储投资担保公司的拉网式排查，目前乌鲁木齐市已有约90家投资担保公司被查封。

转战他处暗中继续

重新洗牌之后，这些投资担保公司是否规范经营起来？通过记者的调查，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已转战他处暗中继续非法经营。

5月25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友好路的一栋高层写字楼，这家担保投资公司号称是“您身边的理财借贷专家”。业务员晓伟热情介绍他们公司的理财产品，月收益是1.5%，每月现结。“我们公司借贷的客户80%都是下属房产公司的客户。”面对记者担忧投资风险，晓伟表示他们公司和房产公司是一体的，投资人可以很清楚自己的钱借给了谁，谁在公司抵押的房产在哪里，这些都一目了然。

5月27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新华南路的一家投资担保公司，大门紧锁，公司门上贴出了“公司员工培训学习”的通知，下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记者以投资人的身份向对方咨询，“投资时间越长，收益越高，如果投入10万元，月收益是1.3%。”对方表示，现在新疆正在整顿投资担保市场，他们这两天就没有到公司上班。

在网络上，只要键入“乌鲁木齐担保公司”这样的关键词，很快就有十几页上百家投资担保公司的信息出现，不少公司打出理财投资年收益在14%至18%，投资人签订合同即可获得本月利益。

记者从自治区行业担保协会了解到，担保公司有融资与非融资性质之分，融资性担保公司必须具备资质经营。只有经过法定程序取得资质认证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也是与带有担保字样的其他担保机构的本质区别。市场上出现的各种投资公司、资本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融资公司等仅仅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公司，是不具备融资性担保资格的。

截至目前，全疆共有融资担保公司157家，其中乌市约有50家左右。与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同，投资担保公司这类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并不需要办理金融机构颁发的金融服务许可无需获得金融服务许可证，只需经过工商注册登记即可。

银监会、发改委等7部委颁布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融资类担保公司都不得进行所谓“投资、理财”活动。非融资类担保公司更不得从事与金融业务有关的经营活动。

“火爆”背后潜藏风险

投资担保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经济行为，但现在乌鲁木齐一些投资担保公司超越经营范围，上游面向公众高息吸储，然后，下游再以更高的利息将资金放贷给借款者，已经将担保演变成为了一种恶意的圈钱吸“金”手段。这种变相的担保对上市公司、债权银行、股市投资者都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经侦总队了解到，从2013年全区公安机关侦办的经济犯罪案件来看，我区经济犯罪主要呈现以下趋势特点。从案件构成看：扰乱市场秩序案、金融诈骗案、职务侵占案立案数位居前三位，传销、非法集资、银行卡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影响范围较广。非法集资的主要表现形式：依托所谓投资咨询、担保公司等企业，假借“投资理财”名义进行虚假宣传，并以高利吸引社会公众投资；以兴办实业、借种植、养殖、项目开发等名义，承诺回报进行非法集资等，目前公安机关侦办的一些投资担保公司涉嫌非法集资案中，投资担保公司存在问题不少。

据办案民警介绍，由于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的匮乏，在“一夜暴富”、“赚快钱”理念的误导下，致使民间借贷“火爆”，然而这种“火爆”的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这些机构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在暴利驱使下，打着“投资”、“担保”等旗号大肆从事高利放贷，甚至从事非法集资、非法吸存等严重违法活动。甚至个别地方的民间借贷资金链已经断裂，而这其中总能看到“担保机构”的身影，这些所谓的“担保”公司绝大多数是不从事担保业务的非融资性担保机构。

第6篇：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间金融；金融监管；法律规制

文章编号：1003-4625（2014）09-0075-06 中图分类号：F832.38 文献标志码：A

前不久施行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在第三章从民间借贷合同登记报备、公证等角度用了7个条文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然而，7个条文未能也无法对民间借贷主体部分之一“民间借贷”进行重点规范。针对民间借贷活动，我国法律层面的规范仍为空白。民间借贷是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中最具社会影响力和亟待法律规制的一类，下文对民间信贷规制的重点、难点和法律路径予以论述。

一、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和难点

民间借贷从法律效力上可区分为合法借贷与非法借贷，民间合法借贷中，主要根据放贷人主体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采取经营的方式从事放贷业务为标准，可将其区分为民间民事借贷和民间商事借贷。在民间合法借贷的两大组成部分中，民间商事信贷对民间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影响较大，因而当然地成为民间信贷规范的重点。同时，法律认可的民间商事借贷是商事经营性质的民间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表现为机构形态的民间金融，而我国社会中还存在大量隐性的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其性质是非法的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主要是尚未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的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和经营性高利贷，成为我国民间借贷规制的难点。我国地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规模膨胀速度惊人，2007年其规模介于7405亿-8164亿元之间，而根据央行数据，截至2013年4月底，其规模高达2万亿至4万亿元，占全国总贷款额的7%。实践中，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行为人往往采取各种手段掩盖其非法经营性借贷和非法经营性高利贷的本质，例如以不同的公民个人名义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包括欠条等），将其放贷行为“简化”为最简单的民事借贷，一是得以逃避经营成本、工商管理和金融监管，二是得以蒙蔽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而逃避法律责任。下文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和民间商事借贷的法律规制予以重点论述。

在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出现的早期，自然放贷人以其个人名义从事经营性放贷活动，通常构成非法经营性高利贷活动，经过几年的放贷活动在同一法院累积了多起案件，行为人所在地区的受案法院统计后发现，以该放贷自然人为原告的借贷纠纷案件多达十几起，甚至几十起，与该放贷自然人相关的刑事案件也有多起，通常是人身伤害案件。主审法官根据多起案件案情的高相似度、案件证据的高相似度、案件之间的相互印证和关联关系等，可以推断此人是以经营放贷为业的职业放贷自然人，其行为可能涉嫌高利贷，并且债务人在抗辩理由中也提出放贷人（通常为原告）行为系高利贷，但债务人无法提供证明材料，放贷人追讨本利时容易与债务人发生纠纷和冲突，因而与不同债务人发生了多起借贷纠纷和人身伤害案件。非法经营性借贷活动经过一段时期发展后，“业务”老练的放贷人懂得如何从行为外观和证据上将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行为伪装成合法的民事借贷。据笔者调研得知，在法院已经审理的多起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案件中，放贷人提供的自然人借贷合同等证据材料从形式外观上完全合法，反映的借贷事实清楚，约定的利率也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法院审判的角度，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原告（放贷人）要求被告（债务人）支付本金和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有的放贷人还在借贷合同上约定了违约金，审判机关早期的态度是：只要约定利息加上违约金的总额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利息数额的均予以支持；如果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只是对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例如，2009年《江苏高院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案件意见》第6条规定：借贷合同当事人既约定借款利息又约定违约金的，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第114条的规定进行调整后的违约金与利息之和不得超过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经法院调查后的真实案情是：被告（债务人）在向原告（放贷人）借款时，从原告那里仅拿到少于自然人借贷合同上的借款金额的现金，少拿的部分作为事先支付的利息（俗称“双头息”），然后还应在债务到期日归还本金和不超过四倍的利息，逾期不还的还应支付较高的违约金（俗称“砍三刀”）。从事实上说，这种情况显然构成了高利借贷，但是被告无法举证，有口难辩，法院也无可奈何，只得依法办案，支持原告的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甚至部分违约金的诉求。

近年来，实践中还存在“旧据换新据”的案例，即放贷人在实施了上述“双头息”“砍三刀”高利借贷行为之后，在债务到期日向借款人追讨本利，若借款人暂时无力清偿债务，请求宽限期的，放贷人便让借款人重新出具一份新的更高欠款额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以换回先前旧的借贷合同，约定新的还款日期，给出一定的还款宽限期。事实上，放贷人没有提供新的借款给借款人，而是在原先的本利上来了个“利滚利”。“旧据换新据”也是一种新的高利贷形式。1991年最高院《审理借贷案件的意见》第7条明确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人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6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但是在法院审查时，根本无法看出其非法性，借款人若不能提供相反证据，只能判定借款人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和违约金。调研中还发现，有的地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处理方法，有时也是出于无奈，因为被告（债务人）及其家人在案件开庭审理后，强调对方行为系高利贷，不肯支付高利息和违约金，通过采取在政府门前静坐、到法院闹事、绝食等各种手段要求法院对高利息和违约金不予支持。主审法官出于判决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考虑，又基于公平角度考虑，若能确定该案确系多起以同一人作为原告提起的借贷纠纷诉讼案件之一，且能推断原告为职业放贷人或涉嫌高利贷行为，而原告又无法举证证明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其利益实际受损的，则认定：“双方额外约定的违约金属于变相提高利率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限制借贷利率的规定，该约定显失公平，对原告的违约金请求不予支持，对双方约定的利率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也不予支持。”

如今，非法经营性借贷活动行为人更加有经验：为了规避法院推断出其行为的非法经营性和高利贷特征，不再以同一公民身份对外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而使用不同自然人的身份作为出借人，形成非法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活动组织，并通过注明不同的合同签订地、异地放贷、约定异地法院有管辖权等手段达到异地管辖的目的，从而使得在同一法院以同一自然人为原告（放贷人）的借贷纠纷案件大为减少；订立“阴阳合同”，例如在其订立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之外，另行达成口头协议，对实际执行的利率重新约定，通常该利率高于国家关于借贷利率的限制，放贷人预先从交付的本金中扣除该利率计算得出的高利息，使纸面利率沦为掩饰其高利贷性质和蒙蔽法院的形式；在订立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上花心思、大做文章，例如放贷人要求借款人提供保证人，并在借贷合同上作为借款人签字；在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上写明“乙方（借款人）承诺以自己所有的某处房产作为抵押，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虽根据《物权法》第187条尚未取得房屋抵押权，但通常可以震慑并不精通法律的借款人；订立两份自然人借贷合同，一份是借款人出具的借条，写明借款人从放贷人处借到多少金额的现金，从而有利于放贷人作为诉讼请求的证据提供，而借款人因此根本无法提供反证，但实际上到手金额少于借条金额，一份是双方订立的借贷合同，是用来约定形式上借款人应支付的利息和违约金的，变相提高借贷利率，从而有利于放贷人作为请求支付利息和违约金的证据；为了避免借款人提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而放贷人又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因借款人违约到底遭受了多大的实际经济损失的情况，提前在借款协议上写明“乙方（借款人）确认约定的违约金低于甲方（放贷人）的损失”，以有利于原告（放贷人）在诉讼中要求被告（债务人）支付违约金，并且被告无法向法院申请降低违约金等。这些情况给法院审判带来很大的难度，通常难以识别简单民事借贷下掩盖着的非法借贷和高利贷，即使可以察觉，也由于证据原因而在对借款人利益的保护上显得无能为力，只能叹息被告（债务人）实在不懂得保护自身的利益，然后基本支持原告（放贷人）的诉讼请求。我国现有相关法律规范存在缺陷，无法规制和避免上述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只能要求借款人在订立借贷合同时学会自我利益保护，不去借高利贷，而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期待，在借款人有急迫的资金需求而又无法从正规金融或其他更好的渠道获得融资时，不得不求助于非法借贷和高利贷，放贷人往往就是利用借款人急需资金而乘人之危、趁火打劫，根本无法遏制非法借贷和高利贷，也无法有效地保护借款人的合法利益。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法官透露，近年来该法院在审判活动中遇到大量借贷纠纷相关案件，约占全部民事案件的1/8。根据法院受理的借贷纠纷案件情况来看，社会中的非法借贷和高利贷活动越来越猖獗。

二、民间信贷规制的法律路径

（一）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制

1.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识别和认定

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十分活跃，主要表现为未经许可和登记，以营利为目的长期从事经营性的借贷活动，行为主体主要包括：（1）个体形态的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体工商户；（2）组织形态的放贷合伙、合会等；（3）机构形态的非法经营借贷业务的企业法人等。由于我国对设立金融机构实施审批制，对从事金融业务实施特许制，未经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审批和颁发金融业务许可证，不得擅自设立相关金融机构或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否则根据《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取缔办法》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予以取缔。然而，实践中少见采取毫无遮掩的方式开展非法金融活动的案例，大多是在地下从事着变相的、隐性存在着的非法金融活动，以降低成本、逃避金融监管和法律制裁？因此，实际上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认定和识别成为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打击和惩治非法金融活动的前提，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使得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有法可依也十分必要。对于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制而言，确立法律上的认定标准和识别方法是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打击和惩治非法信贷和高利贷的基础。

关于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主要特征，实践中，民间隐性借贷以非法行为居多，包括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非法集资类借贷，否则行为人无须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来掩盖其行为性质，更无须通过隐蔽的方式在地下开展借贷活动，并且民间隐性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犯罪行为联系紧密，是一种长期的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法金融活动，故其实际上为民间隐性的非法借贷活动。通过调研和案例总结可以得出结论：隐性、以营利为目的、经营性、违法性是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主要特征。

关于如何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与民间合法商事借贷的区别在于其违法性和隐性，行为人通常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掩盖其行为性质上的违法性，变相地、隐性地于地下开展活动，使其行为在形式上似乎具有合法的外观或不易被发现。理论上，就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违法性识别问题而言，不管其表现为个体形态、组织形态还是机构形态，其必然在某些方面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譬如未经登记注册擅自经营借贷业务、未获得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而无借贷业务经营资格、违反国家关于借贷利率的限制性规定、资金来源和用途不合法以及违反国家金融监管规定的其他情形，只要能够证明其行为具有上述任一情形，即可认定其非法性。然而根据笔者调研获知，司法实践中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困难重重，主要是由于此类非法信贷是“隐性的”开展，司法认定上往往遇到证据不足和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如上文所述，一方面，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发生在某个人名下的同一类借贷纠纷案件过多，才能推断出该人是从事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并结合借款人的口供和放贷人变相提高借贷利息的具体情况，才能识别出该人从事的是高利贷活动，这确实是司法实践总结得出的一种识别方法，但不是所有法院都有足够的勇气根据该方法裁判相关案件，因为我国尚无具体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法院在法律适用和司法裁判上显得保守。另一方面，从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活动的行为人在掩盖其行为非法性方面的“反侦察能力”不断提高，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通常在表面上看起来仅是简单的民事借贷纠纷或者债权债务纠纷，从证据角度往往难以认定其行为具有非法经营性或高利贷特征。

从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的放贷人之所以能够掩盖其行为的非法性，重要原因之一是借款人明知而没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事实上放弃了诉诸法律保护的可能。放贷人往往利用借款人急需用钱的经济紧急状况乘人之危，提出苛刻的借款条件，双方真正执行的是放贷人提出的口头“霸王借贷合同”，变相提高利率的手法包括预先扣息、“换据”“利滚利”“双头息”“砍三刀”、借款反存、设立各种手续费等，为了蒙蔽司法机关和逃避法律责任，多以公民个人名义另立一个利率合法的民事借贷合同作为“外衣”，借款人因急需用钱却融资无道，被迫接受苛刻条件，所以借款人是明知利益受损却难以做到自我保护。纠纷发生后，由于整个借贷关系中非法的部分都以口头方式进行，因而借款人在诉讼中难以提供证据证明对方行为的非法性，又由于双方当事人均以公民身份确立借贷关系，借贷合同内容简单、模糊，从外观上看仅是简单的民事借贷关系，法院也难以认定放贷人行为具有非法经营性，故法院不得不支持放贷人的诉讼请求，而真正作为受害人的借款人的利益却得不到也无法得到保护。分析至此可以得出，实践中由于受多种条件的限制，难以找到理想的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方法，这也是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猖獗和打击不尽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想有效地遏制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规范和促进合法的民间借贷发展，一是要提高公民的自我法律保护意识，不与非法借贷活动发生交易往来，在投融资活动中注意留存相关证据材料；二是国家提供更多的投融资渠道，让资金需求者能够从合法的途径更容易地获得融资，为民间游资创造更多、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三是在对商事信贷设定最高贷款年利率的前提下，推进有利率最高限制的利率市场化进程，让资金借贷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降低借贷的利润空间和回报，使得资金借贷本身不再是有吸引力的投资方式；四是为民间资本进入融资业提供通道，鼓励民间资本开展合法的经营性借贷业务，打击非法的借贷活动，明确非法借贷活动的法律责任，并应将其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视野，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可以适用于非法经营性借贷，未经登记许可从事经营性放贷业务的，应予取缔并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

2.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

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市场经济，缓解了市场对投融资的需求，为中小企业经济和部分人的生活改善提供了资金支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不受监管和无序的金融活动更多的是带来了各方面的消极作用：一是其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民间信用，可能引发“民间金融危机”，不利于金融系统稳定和金融安全，从温州蔓延开来的民间借贷危机即是典型的一例；二是其往往导致金融违法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容易引发非法集资、高利贷、绑架、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犯罪，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人民人身、财产安全；三是整个债权债务关系从缔结到消灭都潜伏着各种风险，不利于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引发诸多法律纠纷，破坏了社会和谐，提高了司法成本和难度；四是作为借款人的中小企业和自然人若不能及时偿债，便面临着高息压力和人身威胁，往往导致中小企业破产和债务人自杀或逃亡的情况，反而破坏了中小企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等。综上，我们应辩证地看待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对其法律规制也应采取辩证的手段，即以打击取缔非法借贷和高利贷、促进民间合法商事信贷发展为出发点，坚持“引导改造为主，打击取缔为辅”的原则，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改造能够和愿意被改造的部分，打击取缔不能或不愿被改造的部分。

（1）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阳光化和合法化。

我国仅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许可了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村镇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企业的信贷业务资格，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一律不得经营信贷业务，只能从事非经营性质的民间民事借贷活动，未取得信贷业务资格的企业法人也不得经营信贷业务。实践中，囿于法律规定和资金条件等方面限制，社会闲散资金持有者为了赚取高额利息回报，或出于降低成本、逃避监管和法律责任等目的或因不符合信贷业务准入标准而无法通过设立信贷机构开展信贷业务，采取各种掩盖手段通过个体、组织、机构等形式隐性地开展信贷业务活动，根据1998年《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此，实践中未经批准从事的隐性信贷业务活动均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包括职业放贷自然人、经营借贷业务活动的组织、变相从事借贷业务活动的企业法人等从事的隐性信贷业务活动。我国关于民间借贷包括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少、漏洞多，认识上有偏差，没有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法律规制与市场投融资需求、信贷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国要想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必须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首先是要实现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合法化和阳光化改造，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扩大商事信贷经营主体范围，放宽信贷业务准入门槛。我国应扩大民间商事借贷经营主体范围以增强民间金融的主体力量，通过立法和修法许可个人（自然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合伙企业、其他组织等成为民间借贷经营主体，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民间借贷经营主体结构，形成商法人、商合伙、商个人三类借贷业务经营主体并存、互相竞争又互为补充的发展局面，并针对不同类型放贷主体设定不同的准入门槛，在现有准入标准上适当宽松，使更多的隐性商事信贷得以合法化并开展阳光化运作，活跃资金供求市场。

第二，确立民间商事信贷的正当、合法地位，将商事借贷与非法借贷区别开来加以保护和促进。鼓励民间资金进入融资市场，保护由商事借贷行为形成的法律关系，对因商事借贷而取得的债权、担保物权、股权等予以保护，通过出台政策引导和促进商事信贷的发展，而对非法借贷关系不予保护，否定非法借贷行为确立的所谓权利义务关系，主要通过不当得利制度保障资金融出主体融出的资金得以返还。

第三，扩大民间融资渠道，为市场资金需求主体提供更多、更便利、更经济的融资方式，从而活跃民间金融市场，使得有偿还能力的资金需求主体无须求助于非法借贷即可快速地筹集低息贷款。非法借贷的贷款利率往往高于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以及民间商事信贷利率，非法经营者通过各种手段掩盖非法性质，通常采取预先扣息和订立“阴阳合同”等手段使得借款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且其收债方式不规范，往往掺和着暴力和威胁。扩大民间融资渠道能够使得非法借贷显得毫无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逐渐自生自灭或转化为合法借贷。

（2）民间借贷发展的规范化。

要实现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建立商事借贷业务登记制度。对职业放贷自然人、组织和法人实施登记管理，对商事借贷经营主体的格式借贷合同实行审查和备案登记制，确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登记机关。

第二，建立风险备付金制度，将放贷人经营借贷业务的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风险备付金与放贷人的经营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成比例，并不得抽回或挪用，随着放贷人经营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的扩大，梯度提高风险备付金率或额度。有必要对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和其他组织的风险备付金率或额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他（它）们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也应作出相应的限制。

第三，建立商事借贷市场资信系统，建立诚信管理档案。由金融监管机构对商事借贷经营主体的资信状况、偿付能力、经营风险、风险备付金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和披露，对商事经营主体和借款人的在借贷活动中的诚信情况作出记录并建立诚信档案。

第四，建立商事借贷主体的退市制度，妥善处理各种债权债务关系，最大程度上维护债务人和债权人利益的平衡，维护信贷市场的信用和秩序，维护社会和谐和金融系统稳定。在个人破产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对于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的市场退出制度应作出特别规定。

第五，将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涉及的各项举措成文化、制度化。出台“放贷人条例”或“非银行信贷法”并修订《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信贷机构设立或职业放贷个人登记、变更和市场退出规则，确立信贷业务经营规范、信贷利率限制、风险备付金制度、放贷人资信评价制度、放贷人和借款人诚信档案制度、监管机构及其职责、法律责任与罚则等。

（二）建构民间商事借贷监管机制

我国民间借贷已经初具资金规模，不可小觑而放任不管。截至2013年7月，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银行与家庭金融行为》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民间借贷参与率高，有33.5%的家庭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借贷总额达8.6万亿元。问题是，占8.6万亿元大部分的是隐性开展的未与民间民事借贷区别规制的民间商事借贷，而如此之大的民间商事借贷金融规模却未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范围，民间金融风险容易失控，不利于防控借贷危机和金融危机。鉴于此，一方面，我国应将民间民事借贷与民间商事借贷区别规制，并确立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识别和认定规则及其法律责任，为司法裁判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建议我国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将民间商事借贷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视野，建构我国商事信贷监管机制。建构我国商事信贷监管机制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制定“放贷人条例”或“非银行信贷法”并修订《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确立商事借贷的认定和监管规则，加强对变相、隐性的商事信贷监管，打击、取缔未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的非法借贷活动，确立银行业监管机构为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金融行政部门（金融办）一起协助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及其派出机构开展监管活动；其二，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监管机构的权责，由监管机构对放贷人的资信、偿付能力及其存入托管机构的风险备付金实施实时监控，对其经营行为实施适当监管，在其风险发生后及时介入并采取接管、托管、重整、并购、清算、司法破产等监管措施；其三，在商事借贷经营主体市场退出方面，商事借贷监管机构应在放贷人发生严重信贷经营风险、尚未支付不能之前介入并对其采取市场退出监管措施，保障债权人利益和金融安全与秩序；其四，在常规的监管措施上，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应对发生经营风险、风险备付金不足、不诚信记录等问题的商事经营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直至停业整顿、吊销其业务经营许可证、责令关闭等，对借款人的不诚信行为进行记录并通告各信贷经营主体，建议借贷经营主体对于发生二次不诚信记录的借款人不再发放贷款等，涉嫌刑事犯罪的还应追究其刑事法律责任。只有建构我国商事借贷监管机制，才能更好地规范和促进民间借贷的发展，更好地发挥商事信贷对中小企业经济发展和个人生活改善的作用，最大程度上减少非法借贷活动，形成良好的民间金融秩序，防范民间金融危机。

（三）发挥政策在商事借贷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第7篇：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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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货币支付领域还是在货币融通领域，互联网与金融两者都正迈向深度融合，并展现出美好前景。它们的融合正催生着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金融变革，并预兆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到来。作为经济核心的金融，事关国计民生，具有高度的风险性。金融高风险性特点必然意味着更为严苛和审慎的监管。在金融监管的压力下，互联网与传统金融业结合，与先前和传统商业、媒体结合相比，道路无疑将会更加曲折和复杂，但前途必定光明。

（二）互联网金融的本质

当下，正规金融本文将不讨论正规金融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风险和监管情况，现行监管体系对正规金融的监管已较为成熟。与非正规金融势力分别从各自优势领域出发，两头切入，使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但从实质上看，目前互联网金融主要表现为金融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工具性应用，即互联网金融中互联网扮演的是“金融互联网”角色。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工具性应用是互联网金融发展初级阶段最为重要的特征。当然，互联网金融随着发展的深入，必将表现为金融本身对互联网商业环境的适应金融本身对互联网商业环境的适应将是互联网金融未来发展的趋势，比如互联网商业环境将可能影响金融的风险缓释技术。将来淘宝店主或许可以用虚拟网店作为担保品，甚至凭电子商务交易信用记录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目前阿里金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信用贷款就是这方面的初步探索。。对互联网工具性的应用既可能来自于正规金融，如网银的应用，也可能来自于非正规金融，比如民间金融。但前者基于既得利益，金融创新动力显然不足，甚至过于被动；而后者基于市场驱动，目前已成为助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生力军和挑战传统金融的“搅局者”。

非正规金融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最突出的成果表现为第三方支付、P2P借贷和众筹融资等金融创新模式的兴起。第三方支付业务模式中，互联网扮演了资金清算信息传递渠道的角色；P2P借贷和众筹融资业务模式中，互联网起到为资金供需双方提供融资信息的平台作用。一言以蔽之，互联网所扮演的都是金融信息传递者的角色，其作用实质并没有突破工具性的范畴。不管这种工具性在应用中表现得怎样多元或变化，互联网金融背后的金融本质属性依然泾渭分明。作为先进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服务相结合的新型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仍属金融的内涵范畴。从概念外延来看，互联网金融包括互联网支付和互联网融资。

1.互联网支付。在国内整个货币支付体系中，如果说央行大小额支付系统是“心脏”，各商业银行支付渠道是“静动脉”的话，那么,第三方支付则是“毛细血管”，是整个国家货币支付体系中的有益补充。第三方支付的互联网支付业务实质上就是金融业务中的货币资金清算业务。

2.互联网融资。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属于直接融资的范畴。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平台实质上分别是债权和股权国内的众筹融资平台迫于目前法律环境，部分已逐渐异化为具有商品交易性质的团购平台，失去了原有众筹之金融实质，不直接以股权而是以商品或服务作为对投资人的回报。但本文从狭义角度，仍以股权投资之众筹为研究对象，以还众筹融资的原貌。交易的平台或场所。在整个直接融资的“金字塔”体系中（图1），证券业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互联网融资则处于底端。如果说证券市场是精英们的融资“王国”的话，那么互联网融资平台就是草根们的融资“乐园”，它们分别代表精英金融和普惠金融，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就是草根型普惠金融的典型。

图1互联网融资平台与多层次直接融资体系

二、 互联网金融的合法性分析

目前，国内民商事法规的基础性规范、金融监管的部分内容以及刑法有关金融犯罪的条款都适用于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活动不是完全无法可依，现行的法律框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互联网金融的运行提供了法律基础和创新空间。

1.第三方支付合法性分析

2010年9月1日生效施行的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正式赋予了第三方支付行业存在的合法性。该办法第3条规定：“非金融机构提供支付服务，应当依据本办法规定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支付机构。支付机构依法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管理。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支付业务。”该管理办法的出台间接标志着第三方支付行业长期“黑户”身份的终结，由此，第三方支付正式迈入“有法可依”的时代。

2.P2P借贷合法性分析

P2P借贷平台实质就是民间直接融资的信息交互平台或渠道，严格的借贷信息中介意义上的P2P借贷平台本身并不存在主体资格的合法性问题。但借款人通过平台向投资人借款的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合法呢？答案是有条件的肯定，即在不构成刑法意义上非法集资活动的前提下，民间借贷行为存在合法空间。根据国内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均是合法行为，正所谓“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最早《民法通则》中有“合法的借贷关系受到法律保护”的模糊表述；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在《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进一步明确：“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我国《合同法》第12章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也间接肯定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并在第211条上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这些现行的民商事法规和司法解释为民间借贷行为提供了合法空间，亦为P2P借贷活动提供了法律基础。

3.众筹融资合法性分析

公司不仅是企业的组织形态，也是筹资的手段或工具。理论上，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均完全可在不被纳入我国《证券法》调整范畴的情况下完成公司的新设或扩股，但首要前提是避免出现《证券法》定义的公开发行状况。我国《证券法》第10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在《证券法》的“藩篱”之中，众筹融资能施展“拳脚”的法律空间仅限于特定对象200人以内，并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同时还须满足我国《公司法》第24条有关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的限制。只有在此圈定的法律空间内活动，众筹融资行为才具有合法性可言。超出范围则不仅违反《证券法》，也可能触碰《刑法》中与非法集资相关的罪名。显然，法律限制所导致其合法生存空间的压缩，已间接削弱了众筹融资原有“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众筹模式在国内的推广和发展。

三、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考察

（一）互联网金融的风险

任何新兴事物的发展初期必定会存在诸多不足，甚至是弊端，作为金融创新的互联网金融也绝无例外。先前起步的第三方支付由于监管环境的不断完善，风险从以往的高发态势开始趋向平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互联网融资平台野蛮生长，乱象平生，风险频发。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增加了金融风险，也给互联网金融本身带来了负面声誉影响。有关法律法规等监管环境的缺失更是凸显了问题的严峻性。互联网融资活动的乱象已成为目前互联网金融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风险问题。

早在2011年，中国银监会曾向银行业机构了《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银监办发［2011］254号），称人人贷（P2P借贷）信贷服务中介公司存在大量潜在风险和问题主要有七大问题和风险：一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二是容易演变为非法金融机构；三是业务风险难以控制；四是不实宣传影响银行体系整体声誉；五是监管职责不清，法律性质不明；六是信用风险偏高，贷款质量远远劣于普通银行业金融机构；七是人人贷公司开展房地产二次抵押业务同样存在风险隐患。。P2P借贷当前面临三大核心风险，即一对多、资金池及期限和金额错配。许多曾经自诩风险管控严谨的P2P借贷平台最终给投资者带来的却是惨重的损失。与P2P借贷相比，由于规模有限，众筹融资风险问题和事件目前较少见，较为典型的有“北京美微事件”2013年初，北京美微传媒公司由于在淘宝销售原始股被证监会叫停，证监会称美微此举为新型非法证券活动。。互联网金融的新兴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民间资本向金融市场的跃跃欲试，民间金融繁荣活跃的地区往往也是互联网金融萌芽初兴之地。 家族管理、信息不透明、短借长贷、信用放款多、财务混乱、资金去向不明等既是民间金融的“通病”，也是当下互联网融资乱象的写照。目前，随着互联网金融概念被热捧，大量社会游资涌入P2P借贷平台，五花八门的P2P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民间借贷活动大有借道P2P借贷平台之势。但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不乏不法投机分子借用金融创新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尤其是部分P2P借贷平台直接介入借贷，吸收资金和发放贷款，俨然成为“影子银行”式的金融机构，为金融风险埋下了祸根。

总结互联网融资平台风险问题的本质，不难发现非法集资问题突出。互联网融资平台暴露出的许多风险问题要么本身就是非法集资问题，要么就是与非法集资相关联。《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取缔办法》（国务院〔1998〕247号令）第4条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央行在《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9〕41号）中进一步明确界定：“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由于互联网天然的涉众性，P2P借贷和众筹融资作为互联网金融，在某种程度上与生俱来就具有“面向不特定人群”的特性。如再参与资金的中转，互联网融资活动在目前法律语境中较容易陷入非法集资的“魔咒”，这也是一对多、资金池及期限和金额错配的P2P借贷模式常遭人诟病为非法集资的根源。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理论上，基于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互联网金融法律规范可分为纵向的互联网金融监管规范和横向的互联网金融交易规范。前者调整的是互联网金融监管关系，后者调整的则是互联网金融交易关系。目前，国内互联网金融交易规范具有一定的基础，《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电子签名法》等基本民商事法律制度仍适用于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活动在交易层面不是无法可依。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第三方支付外自2010年以来，央行陆续出台系列专项监管规章制度以完善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如《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等。，目前国内互联网金融监管规范几乎空白，对互联网金融创新暴露出的问题基本束手无策，这对整个金融市场构成极大的潜在风险。

高风险性的金融与涉众性的互联网结合，必然使互联网金融比传统金融更具涉众性风险，风险面更广，传染性更强。从风险防范角度看，对互联网金融活动实施监管不仅必要，而且意义重大。对金融活动实施审慎监管，是大多数国家为防范金融风险所普遍采取的做法，互联网金融也不例外。欧美主要国家已陆续对互联网金融活动着手规制。

以美国为例，美国对包括第三方支付、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在内的互联网金融均有监管。第一，在第三方支付监管方面，美国对第三方支付实行的是功能性监管，将监管的重点放在交易的过程而不是从事第三方支付的机构。美国国会以及财政部通货监理署、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储贷监理署等多个监管部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适用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法律法规。1999 年颁布的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界定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监管从属于金融监管的整体框架，即实行功能性监管。在法律上，美国将第三方支付视为货币转移业务，本质上是传统货币服务的延伸，因此，美国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类新的机构通过专项立法进行监管，而主要从货币服务业务的角度管理。美国《统一货币服务法案》是监管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另一部重要法规，自2000 年以来，美国已有40多个州参照《统一货币服务法案》颁布了适用本州非金融机构货币服务的法律［4］72。第二，在P2P借贷监管方面，美国目前P2P借贷的监管体系由多个监管机构组成，许多联邦和州层面的监管机构都对P2P借贷行使监管权。这些监管机构包括新成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证监会、各种联邦银行监管机构以及各州对应的相关部门［5］508。美国证监会和州证券监管部门主要通过信息披露来行使对贷款人保护的职责；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州监管部门针对营利性P2P借贷平台，行使对借款人保护的职责；新成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也主要是行使对借款人保护的职责［6］36。第三，在众筹融资监管方面，美国于2012年通过旨在推进小企业发展的《初创期企业推动法案》（简称“JOBS 法案”），其中包括一项针对众筹融资的重要举措参见Title III of The 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在美国《证券法》第4条第6款中，新增“股权众筹豁免”的内容，即允许众筹发行人通过被授权的互联网中介从合格投资者处筹集资金，但在12个月内筹集总额不得超过100万美元，且投资者需要符合一定要求年收入（或净资产）少于10万美元的个人累计投资至多为2 000美元或年收入（或净资产）的5%；年收入（或净资产）等于或超过10万美元的个人可将年收入（或净资产）的10%用于投资，但不得超过10万美元。 ［7］37。

目前，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金融监管部门也正在积极调研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情况。央行对互联网金融的态度也逐渐由缄默转向明确肯定，由放任自由转向支持监管。互联网金融需要监管的认识基本一致，只是如何监管尚存争议，核心问题是监管主体、监管方式、监管制度如何选择。

四、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思路

基于互联网金融的特殊性和不同经营模式，要选择区别于传统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监管方式和监管制度，防范复杂、低效率、抑制创新的监管，要在维护互联网金融市场活力与做好风险控制之间实现平衡。

（一）互联网金融监管主体地方化

将新兴的互联网金融逐步纳入金融监管体系是各国规范和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趋势，国内亦将如此。实施监管的首要问题是监管由谁来负责，即监管主体是谁，这一问题至关重要。目前，国内除第三方支付已被正式纳入央行监管体系外一国的货币支付清算体系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从监管效率和效果考虑，支付行业应由央行统一实施监管。，P2P借贷和众筹融资仍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监管主体仍待确定。

从P2P借贷和众筹融资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来看，它们起源于民间，根植于地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为因地制宜，较好地规范和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互联网金融监管应“接地气”，不宜采取类似对传统金融机构的集中式统一监管模式，监管权限应逐步下放到地方政府。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金融监管权限也符合国务院“十二五”规划中有关金融规划的内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强化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责任”。伴随着地方金融活动的日益活跃，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的管理也日益频繁，地方政府已逐步开始在地方金融监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央与地方统分结合的金融监管模式已初露端倪。在地方金融监管的实践中，部分省市已经开始了有益的探索。以浙江为例，2013年11月22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作为我国首部民间金融地方性法规，它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

2008年以来，随着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的深入，全国省、市两级政府普遍加大了金融办建设的力度。现在，全国省、市两级政府普遍设立了金融办，在经济较发达的地方，许多市辖区和县级市也设立了金融办［8］85。金融办在地方各级的陆续设立为地方政府行使地方金融管理职能提供了组织保障。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金融办对地方金融活动更为熟悉和了解，建立由地方政府金融办主导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框架已成为目前国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将P2P借贷和众筹融资等互联网金融划归地方政府金融办统一监管，符合这一趋势和潮流。当然，全国性的监管指导和统筹也是不可或缺的，“一行三会”（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可根据相应法定职责，负责互联网金融指导性规则的制定、风险监测和预警。

（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方式：原则导向监管

怎样监管，实施怎样的监管方式，这是确定监管主体之后必须考虑的问题。互联网金融目前还远未定型，发展方向和模式仍有待观察。鉴于发展初期的现状，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监管时，应对出现的一些问题适当保持一定的容忍度和弹性，采取原则导向监管方式，充分吸收以往新兴金融行业发展初期的监管经验和教训，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在保障金融系统性风险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支持金融创新，促进互联网金融的稳步发展。

原则导向监管（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和规则导向监管（rulesbased regulation），是目前各国金融监管领域普遍应用的监管方式，英美两国分别是这两种方式的典型代表美国也开始检讨和反思本国的金融监管方式。美国前财政部部长Henry Paulson提出美国应考虑采取原则性监管，前美联储主席Ben S. Bernanke也表示金融监管要向风险性和原则性监管迈进。。美国金融服务圆桌会议（Financial Services Round Table）指出：“规则导向的金融监管体系是指在该体系下由一整套金融监管法律和规定来约束即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金融行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这一体系重点关注合规性，且为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主观判断与灵活调整留有的空间极为有限。原则导向的金融监管体系重点关注既定监管目标的实现，且其目标是为整体金融业务和消费者实现更大的利益。”参见Financial Service Roundtable, ″The Blueprint for US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 2007，转引自李翰阳《从规则导向到原则导向――银行监管制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6页。原则导向监管尽管存在诸如主观性、不确定性等缺点，但通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实践检验来看，相比规则导向监管，原则导向监管方式更适用于对金融创新的监管。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指出：“原则性监管意味着更多地依赖于原则并以结果为导向，以高位阶的规则用于实现监管者所要达到的监管目标，并较少地依赖于具体的规则。通过修订监管手册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持续进行原则和规则间的不断平衡……我们关注作为监管者所希望实现的更清晰的结果，而由金融机构的高管更多地来决定如何实现这些结果。” 参见The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Focusing on the Outcomes that Matter,″ fsa.gov.uk/pubs/other/principles.pdf,转引自刘媛《金融领域的原则性监管方式》，载《法学家》2010年第3期，第84页。通俗地说，原则导向监管就是“找准地线、放开空间”，即监管几个重大的原则，这些原则是不能碰的，在此之外就是市场的行为。原则导向监管既有利于规范金融创新，也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对于新兴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就是要划好业务红线，留好业务创新空间。但原则导向监管方式并非是完全排斥规则性监管内容，原则导向监管强调的是对金融创新的底线坚守。原则性监管对于处理金融创新和监管套利是有益的， 但一套与以原则相伴的健全的规则也是必要的， 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市场约束应保持动态平衡，不可偏废［9］97。如存在需要，条件成熟，原则可与规则相结合，形成具体监管制度，保障金融安全。

（三）互联网金融“安全港”制度构建

互联网金融是未来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但作为后来的“搅局者”，互联网金融在各国都不同程度地与既存法律制度存在“不吻合”的现象如P2P借贷在美国也曾激起广泛争论，原因是P2P借贷很难与债券发行区分。债券作为证券受美国证监会监管，但P2P借贷平台那时普遍没有在证监会注册，这违反了美国《证券法》第5条(a)款和（c）款 的规定。2008年11月，美国证监会认定注册于加州的知名P2P借贷平台Prosper公司违规。最后，Prosper与证监会达成和解。参见Release No.8984(S.E.C. Release No.)。。在国内，互联网融资平台风险问题不断，与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相互交织，如影随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互联网金融的声誉。因此，在互联网融资监管方面构建“安全港”制度，厘清互联网融资活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将之与非法集资活动区分开来，意义重大。“安全港”制度应包含四项核心机制：

1.构建会员邀请机制，避免不特定性。互联网融资平台具有天然的涉众性，容易被界定为非法集资中的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将“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作为向社会公众吸取资金的四条件之一。尽管其中没有明确列举互联网平台属于向社会公开宣传的途径，但互联网平台具有面向不特定人的公开宣传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如何把这一特性控制在法律安全边界之内，是互联网融资安全合法开展的首要问题。会员邀请机制的构建为这一问题的破解提供了出路。会员邀请制度包括三个步骤，即会员注册、会员筛选和会员邀请。首先，招募会员不可进行任何公开形式的投资宣传。注册，开展风险评估，评估内容可包括投资经验、年龄、收入状况等项因素；其次，依据风险评估结果，筛选出合格投资者；最后，对合格投资客户发出相应投资邀请，并开展投资人真实身份核查。经过三个步骤的处理，互联网融资平台面对的就是特定的合格投资者，避免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的法律风险。当然，即使是面向特定对象，互联网融资平台也须注意我国《证券法》和《公司法》对人数的限制。

2.构建资金第三方托管机制，避免集合资金。互联网金融的融资领域，无论是P2P借贷还是众筹，其扮演的都应是信息中介而非资金中介角色。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平台本质上分别是直接债权融资和直接股权融资的信息撮合平台，在业务中不应承担任何中转客户资金的角色，资金池模式更应成为，否则，互联网融资平台将成为非法集资的工具。但事实恰恰相反，国内的P2P借贷平台大量地借用资金池模式开拓业务，这是目前P2P借贷平台常遭人诟病为“庞氏骗局”的根本原因所在。实行资金第三方托管制度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资金第三方托管是指客户资金的收付完全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直接管理，第三方角色通常是由具有托管资质的银行来担当。有了第三方托管后，借款人的资金进出根据用户指令发出，且每笔资金的流动都需要有用途和记录，这样就能有效防范借贷平台挪用客户资金或者卷款“跑路”的风险［10］。资金第三方托管制度不仅有利于解决互联网金融企业恶意挪用资金或破产导致投资人血本无归的问题，也从根本上有助于互联网融资平台摆脱非法集资的恶名。

3.构建简易信息披露机制，保护投资人权益。P2P借贷和众筹融资与证券发行交易具有类似性，都属直接融资的概念范畴。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平台可以理解为微型的互联网证券市场，都是沟通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桥梁。但不同的是，在监管制度方面，目前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基本毫无规则制度可言，而证券市场的运行则具有一套缜密的制度安排，交易所运行、融资方发行证券或上市、资金和证券的结算都是建立在各种精密制度之上的。其中，信息披露制度在证券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信息披露也称信息公开，是证券发行人或上市公司按照法定要求将自身财务、经营等情况向证券管理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告的活动［11］340。我国《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信息披露制度不仅适用于证券市场，而且也应适用于整个直接融资体系。互联网融资平台作为信息中介，融资人作为资金使用方，都具有如实披露融资相关信息的义务，以确保投资人做出投资决策之前有获取真实、准确信息的机会。当然，对互联网融资信息披露的要求标准应大幅度低于证券市场，否则高成本将使互联网融资失去存在的价值，但至少应包括融资人真实身份、资金用途、押品法律权属或担保人真实身份等基本信息，以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互联网融资的信息披露机制应确切称为简易信息披露机制。

第8篇：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消费信贷法》；民间借贷；经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9-0044-04

民间借贷是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其流动可以表现为非法民间借贷（高利贷）和合法民间借贷两种状况。“高利贷”具有危害实体经济，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违背公平合理原则等问题，应该予以坚决打击；合法民间借贷具有合理配置金融资源，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是资金所有人财产权的具体方式。《宪法》第21条规定“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并依法对非公有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十二五规划》、《民间资本三十六条》明确提出促进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方针，为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提供了更加直接的政策和依据。

《宪法》同时要求对非公有经济进行监督和管理，所以必须坚决禁止和打击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行为。相关部门制定和颁布《刑法》、《商业银行法》、《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加强对高利贷等违法行为的调整，维护信贷市场稳定。

显然、我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护民间资本的良性发展，坚决打击高利贷，合理引导合法民间借贷发展。不过，关于高利贷的本质和规范措施一直存在模糊认识，以下详细分析英国的信贷制度，为中国制度发展提供借鉴。

一、英国《消费信贷法》的基本特征

英国《消费信贷法》于1974年颁布，该法规直接替代小额贷款、典当贷款、租赁信贷的相关立法和规定，形成统一的信贷消费立法。该法规经过多次修订最终形成《消费信贷法》（2006），截至2009年10月，消费信贷的监管部门又制定了多个单项立法，不断完备和充实《消费信贷法》的法律体系。

英国《消费信贷法》以保护消费者，建立新的制度体系，维护公开、公平、充分竞争的市场为立法目的。《消费信贷法》共190条，分为12部分，涉及到消费信贷审批和执照、信贷合同、商业推广、担保、司法管辖等多个方面。总体来看，英国《消费信贷法》表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一）宽松的市场准入审批制度

英国的公平交易局（Office of Fair Trading）是信贷市场的审批和监管机构，该机构是英国的消费者保护和市场管理机构。公平交易局通过审批制度管辖消费信贷的市场准入，《消费信贷法》针对申请人确定了抽象的“适合”性标准（Fitness standard），牌照应该授予“适合”消费信贷经营的申请人。《消费信贷法》确定的相关因素包括申请人及其相关人员的具体环境；主体是否涉及到欺诈、欺骗或者暴力犯罪；是否违反《消费信贷法》的任何条款，或者其他任何与调整个人或者个人交易相关信贷条款的条款；是否导致基于性别、肤色、种族、民族、国籍的歧视；以及申请人是否存在其它不正当或者不合适的行为（无论是否非法）。显然，《消费信贷法》确定的市场准入标准宽松且抽象，并且对于资本要求没有设立任何的“门槛性”要求。公平贸易局于2008年1月颁布的单项《消费信贷审批法》没有增加申请标准难度，但对“适合”标准确定了更加具体的指标。

（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消费信贷法》规定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贷款人在商业广告、缔约前谈判、合同的成立和履行等不同阶段承担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否则需要承当相应的法律后果。

《消费信贷法》针对商业推广阶段的广告确定了专门的信息披露要求，立法部门有权针对广告的形式和内容制定独立的标准，《消费信贷法》第48―51条规定的条款确定了违反信息披露规定导致的各种犯罪类型。

谈判缔约阶段的信息披露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对于面对面的谈判缔约方式，借款人需要按照《信贷消费信息披露规则》（2004）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其二：对于远程谈判缔约方式，借款人有义务遵守《远程金融市场规则》（2004）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两类信息披露规则规定的信息披露范围、方式和程序不完全相同。

《消费信贷法》（1974）要求合同成立和履行阶段应该披露往来账户的定期报表、协议变更的通知、违约通知、合同执行和终止通知、依据要求的信息披露。《消费信贷法信息披露要求》（2007）（2008）进一步修正了信息披露要求，其范围扩大到定额信贷年报、往来账户报表的其它信息、欠款总量、违约款项总量、违约通知的其它信息、事后利率（post－judge interest）等。

公平贸易局有义务制定信息披露表格（Information sheet），协助和规范贷款人的信息披露义务。贷款人一旦违反信息披露义务除了承担上述刑事责任外，还可能导致民事责任。例如：在缔约谈判阶段如果贷款人没有充分的披露信息，借款人有权利撤销合同；如果贷款人在确定的期限内没有披露借款人的欠款情况，那么借款人没有义务支付借款人应该披露而没有披露期限内的借款利息。另外贷款人对于违约、违约数量、合同内容等事项都具有充分披露的义务。

（三）完备的追债制度

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追债是消费信贷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公平贸易局2003年颁布《追债指导――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最终指导》（Debt Collection Guidance－Final guidance on unfair business practices）。该指导在2006年12月被修订，公平贸易局于同年12月还颁布了《追债合规性审查指南》（Debt Collection Guidance Compliance Review）。这些法规将追债行为区分为公平的商务行为和不公平的商务行为，并区别对待。

《追债指导――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最终指导》确定的不公平商务行为包括：不公平的信息传播、不当表述、生理或者心理侵害、欺诈或者不公平的方法、不公平的追债成本、不公平的追债走访。

《追债合规性审查指南》则对于不公平商业行为合规审查的申请、审查标准、审查角度、审查程序做了更详细的规定。

（四）成熟的负债管理服务

公平贸易局制定《负债管理指导》于2008年12月颁布，该《指导》适用于消费信贷牌照的申请人和持有人，主要调整牌照持有人和申请人如何提供负债管理服务。英国的负债管理服务发达，在颁布本《指导》之前，存在大量的非收益性机构提供该类服务，例如公民咨询处（Citizens Advice Bureau）、消费信贷咨询服务机构（Consumer Credit Counselling Service）、国家理债专线（National Debtline）等。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营利性负债管理公司得到发展。《负债管理指导》主要涵盖债务重组、债务偿还、提前偿债、代表债务人和债权人协商债务问题、审查债务人的经济情况、提供咨询意见等。

英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债务管理咨询服务体系，并且咨询服务体系的内容由立法严格规定和调整，保证了服务的全面和质量。对于借款人如何管理自己的债务具有积极的价值。

（五）高度权威的司法救济制度和措施

公平贸易局有权运用行政手段对交易中的不公平行为实施行政裁定。《消费信贷法》还设计了司法救济制度，强化司法机关在消费信贷中的地位和作用。司法机关有权对是否存在“不公平行为”作出判决，并可以进一步判决相应信贷交易的法律效力。其司法救济的特点如下：

其一，司法救济程序的申请人范围广泛。借贷合同中的借款人或者保证人是合法申请人；借款人或者保证人处于任何诉讼程序中并是该诉讼程序的当事人，该程序将执行该借贷协议或者相关协议，那么诉讼中的借款人和保证人有权利成为申请人；借款人或者贷款人处于其他诉讼程序中，依据该协议或者相关协议为一定数量的支付或者可为一定数量的支付，那么诉讼中的借款人和保证人有权利成为申请人。

其二，确定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消费信贷法》在证明是否存在“不公平关系”这一实事时规定了被申请人“自证无辜”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在任何的诉讼程序中，借款人和保证人主张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存在针对借款人的不公平关系，贷款人有义务作出相反的证明，否则法院将认定存在不公平关系。

其三，司法裁判命令手段多样。针对信贷协议中的不公平关系，法院有权利做出以下判决：要求贷款人、相关人或者前相关人整体或者部分返还任何借款人或者保证人根据协议或者相关协议的支付，不考虑该是否直接支付给贷款人、相关人或者前相关人；根据协议或者相关协议，要求贷款人、相关人或者前相关人实施、中止或者不实施特定行为；减少或者免除借款人或者保证人根据协议或者相关协议的支付；根据担保的目的，要求返还保证人提供的任何财产；撤消协议或者相关协议中借款人或者保证人的任何义务；变更协议或者相关协议的条款。

二、英国《消费信贷法》的主要经验和评价

英国的《消费信贷法》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实施中实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从其立法本身分析，英国《消费信贷法》下列层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英国已经实现统一的消费信贷立法

英国制定统一的《消费信贷法》之前分别制定了单项法律调整小额信贷、消费信贷、典当信贷和租赁信贷等信贷方式。经过多年立法实践，立法机关于1974年制定统一的《消费信贷法》。统一立法的价值消除了制度间的冲突和不统一，提高了立法和执法的协调性。英国小额信贷、消费信贷、典当信贷和租赁信贷市场的充分发展和相关立法经验的积累是英国统一立法的基础。

（二）消费信贷市场由商业行政机构审批和监管，一定程度脱离金融监管

消费信贷行为本身资本化和证券化程度不高，并和真实交易相联系，因此英国将其纳入消费市场而不是金融市场。英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审批和监管机构是公平交易局，该机构是英国的消费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行政管理机构，而不是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机构FAS的监管范围也没有直接纳入消费信贷市场。

（三）消费信贷交易制度不断完备

英国《消费信贷法》确定了严格的准入制度，同时也确定了丰富、系统的消费信贷交易制度，这些制度对于业务推广、合同订立、合同的履行和终止、债务管理、债务追偿、行政裁决、司法介入等各个方面。

（四）借款人保护制度逐步完善

《消费信贷法》在立法目的和宗旨部分明确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借款人的权利。法规具体制度的安排表现出这种立法目的。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消费信贷法》规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以保护借款人的权利，这些披露义务涵盖了缔约前至缔约后的所有阶段，制度的设计本身表现出对于借款人的极大保护。二是授予借款人特定的合同撤消权。

三、完善我国信贷立法的若干建议

（一）科学区分合法民间借贷和非法民间借贷（高利贷），增强制度执行效率

调查显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将“高利贷”直接确定为独立罪名，而借助一定的罪名体系共同调整。例如，针对吸存行为确定非法吸存罪；针对吸存中的诈骗行为确定集资诈骗罪；针对暴力讨债行为确定人身伤害罪。可以认为，现有的罪名体系比较完备，重点应集中在增加操作性，增强执法可行性和提高执法效率。例如，非法吸存是高利贷中的主要犯罪形式，但判断标准一直存在争议，执法效率不高。近年查处的“万里大造林案”、“亿霖木业案”、“中科案”都和非法吸存密切相关，必须坚决予以打击。最高法2011年1月4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立法目的、适用范围、认定标准、定罪、量刑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定，是重大的制度发展成果，明确了非法吸存的判断标准，为打击民间借贷中的犯罪行为确定了有效的法律依据。

（二）理性看待利率上限，综合运用市场和管理手段限制高利率

民间借贷中高利率的合法性一直存在争议。现有立法规定借贷利率不得超过同期同类基准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不予保护，立法没有规定超过四倍属于非法。从实践考察，英美等发达国家采取完全放松管制的态度，取消了利率上限；香港地区继承英美模式放松上限管制，仅仅针对放债人和自然人规定了利率上限，不过其上限达到基准利率的20倍。显然、大部分国家不将利率作为判断合法与非法的标准，香港地区设定了上限标准，不过适用范围狭窄，并且20倍的上限远远大于我国的4倍。

英国等发达国家取消利率上限的同时确定了信息披露制度限制高利率。具体来说：信贷交易中的借贷人具体严格的披露义务：事前披露、充分披露和严格究责制度。贷款人在签约前有充分披露利率、本金、期限等重要信息的义务，并且必须在合同中写明这些信息，否则可能导致合同无效，或者授予借款人撤消权，虚假信息则可能构成欺诈。英美不直接限制高利率，而要求贷款人充分披露信息。实践表明、信息披露制度能够比较有效的控制“高利贷”、“高额服务费”、“利息计入本金”等现象，并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维护利率稳定、抑制欺诈风险。

从长远看，利率上限放松管制是多层次信贷市场发展的总体趋势。从现有状况看，不适宜完全放开利率上限管制，对于高利贷中的不法行为可以通过市场和制度相结合的手段予以调整。

（三）完善法治建设，规范民间借贷发展

民间资本流通的确可能导致不法、甚至犯罪现象，英国的立法经验值得借鉴。高利贷包含如下基本风险：高利率、欺诈、暴力追债、争议发生后借款人处于司法弱势地位。针对这些风险，英美通过如下制度建设保护借款人利益。

1.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抑制高利率、欺诈风险。英美国家通过信息披露制度解决民间借贷中的高利率，并已经取得较好的效果。

2.完善体制和机构建设，抑制杜绝暴力追债。追债是民间借贷滋生违法、犯罪行为最多的领域。英国的立法值得借鉴。英国公平贸易局颁布《追债指导――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最终指导》、《追债合规性审查指南》、《追债指导―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最终指导》、《追债合规性审查指南》则对于不公平商业行为（暴力追债）合规审查的申请、审查标准、审查角度、审查程序做了更详细的规定。英国公平贸易局对于不公平商业行为采取严格处分和处罚的态度，确定了司法权威，有效抑制了非法追债。

我国可以考虑在相关部委下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杜绝暴力追讨等问题，保证民间借贷的公平和稳定。

3.确定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保护借款人司法利益。民间借贷一旦发生纠纷，借款人必然处于弱势地位，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不公平关系，导致诉讼失败。英美法确定了贷款人“自证无辜”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保护借款人利益。例如，借款人主张存在不公平关系，要求解除借贷合同。按照一般举证规则，借款人必须证明存在不公平关系，但其处于弱势地位，举证困难。不过，英美法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将证明责任归于贷款人，其有义务证明没有不公平关系，否则法院将认定存在不公平关系，否定借贷关系，保护借款人利益。

第9篇：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P2P网贷  ；分类  ； 现状与趋势  ；风险  ；监管

2007年我国成立的第一家P2P网贷平台――“拍拍贷”标志着P2P网贷平台正式在国内上线。2010年民间金融的发展与金融改革的呼声使P2P网贷平台进入人们的视野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从此以后，P2P网贷平台发展趋势一骑绝尘，尤其是进入2014年，尽管一直伴随着政策敏感和倒闭浪潮，但网贷平台的增长速度并未放缓，以平均每天增加两个P2P网贷平台的速度在2014年9月达到新高，月上线平台103家，行业运营平台达到1438家。2012年全年交易额为600亿，到了2014年9月成交量排行前119家的网贷公司月交易额达255亿。在此背景下，对P2P网贷平台发展现状与趋势，面临问题及对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P2P网贷平台的定义

P2P是Peer to Peer的简称，又称对等网络，最早用于计算机领域中，后衍生于即时通信、网络游戏、协同计算、网络视频直播，在金融领域衍生成为网贷平台和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在P2P环境中，成千上万台彼此连接的个体都处于对等的地位，整个网络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不经过中心交换机构，也就是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网络中每一个个体既是请求者又是发送者，既是参与者又是组织者，具有对等性强，匿名性好，共享自由，去中心化，覆盖范围广，效率高的特点。

P2P的借贷模式最早由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的.尤努斯教授首创，他将小额资金集中起来贷给有资金需求的人，形成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然而值得澄清的一点是国内的融资平台的商业模式不同于？尤努斯所创立的平台的商业模式。尤努斯的主要贡献在于开创了一家公益性质的银行，致力于为贫穷的农户提供小额贷款，同时采用小组联保的方式。然而国内的P2P网贷平台最初扮演的是提供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直接借贷的信息中介机构，如最早的“拍拍贷”，然后发展成为为借贷双方进行交易撮合、资信评估、法律手续办理，转移结算，债务催收等中介机构，并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有些网贷平台甚至进行“本息保险”、“平台担保”、“债权转让”、“信用附加”、计提“风险准备金”等业务，如陆金所，宜人贷，人人贷。还有类似“股权投资项目”和小微企业“民间IPO”的项目，如红岭创投的“阳光贷”和“成长贷”。

二、P2P网贷平台研究文献综述

在对国内的P2P网贷平台问题研究中，沈杰（2013）对比了中国和外国p2p平台发展的区别，探究了P2P 网贷平台的成因、问题和发展思路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强调了网贷平台的风险、资金、经营手法，并提出了网贷平台未来可能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如互联网大鳄、传统金融机构和官办机构等。

肖怀洋（2013）讨论了当前P2P在本金保障的发展趋势下，离P2P的本质越来越远，证券化的过程使P2P平台进行了质的飞跃，并提出阿里、京东、苏宁等大型互联网公司和银行的介入将会撼动现有金融体系。

汤红霞（2014）认为可以通过法律明确其中介机构定性，由银监会连同地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设置准入门槛，实行客户资金分离管理，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等。

彭冰（2014）从非法集资与P2P的区别与联系的角度，讨论了多种形式的P2P网贷平台存在的合法性与适当性，并从法律角度提出了P2P融资平台发展的商业模式。

目前关于P2P网贷平台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数据不足或研究中所用数据不精确；（二）研究方向和结论单一并且事实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三）研究不够系统，所提出的问题没有数据或其他充分证据支撑；（四）研究角度带有偏见。基于以上目前P2P网贷平台研究方面所面临的问题，笔者将使用最新最精确的数据，并以此为立足点，展开较为完整、深入的分析，并根据分析提出问题，给出改良建议。

三、P2P网贷平台的分类

对于P2P网贷平台，陈曦，计兴辰（2014）将P2P网贷平台按照有无抵押和担保分类为：无抵押无担保类，如拍拍贷；无抵押有担保类，如红岭创投；有抵押有担保类；如宜人贷。彭冰（2014）从P2P网贷平台的法律定位与和非法集资的联系程度将P2P网贷平台分为：开设网贷平台为自身进行融资类；网贷平台通过自身或第三方提供担保筹集资金进行投资类；以不承担风险的方式汇集资金进行投资类。但以现有的分类方式都不足以覆盖目前所有P2P网贷平台。笔者认为P2P网贷平台可以按照业务范围进行分类，根据这一标准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信息中介类。这种P2P网贷平台是最原始的也是最符合P2P定义的类型，主要业务是提供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的信息中介机构，并兼代提供交易撮合、资信评估、法律手续办理，转移结算，债务催收等业务，主要代表是温州贷等。

（2）信用附加类。为了保障投资者的资金安全，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在我国信用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平台本身或第三方提供信用附加的方式来防范违约发生。主要方式有提供保证金，计提风险准备金，抵押贷款，本金担保，本金第三方担保，甚至将本金或本息在保险公司进行投保。较为庞大的网贷平台均具有这类业务，例如人人贷承诺计提风险损失金，并且平台提供本金担保，温商贷采取抵押贷款并实行本息垫付方式，陆金所则具有平安银行、平安保险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将本息全额投保使P2P网贷安全程度堪比银行存款。

（3）金融中介类。金融中介类网贷平台具体指的是包含信用中介和资产管理业务的P2P融资平台。信用中介主要是以“债权转让”的方式实现的。“债权转让”指的是将获得的债权进行金额和期限的拆分，打包成类似于固定收益类的产品，也就是类似于银行的理财产品，再将其销售给客户。尽管这在法律上或许涉及非法集资和非法发放证券，但由于社会融资需求和金融改革大潮，如今大型P2P网贷公司几乎都具有这类业务。例如平安旗下陆金所的“富盈人生”、“稳赢安E”、“稳赢安业”类投资标的，人人贷的“U计划”，宜人贷的“宜定赢”等等。

宜信推出了宜信基金，使宜信普泽公司作为独立基金销售及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业务包括基金等金融产品交易通道，为客户提供基金产品选择建议，协助客户进行资产配置，及为满足客户的风险收益偏好，与产品提供方（基金公司等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共同开发的各种“量身定做”金融产品。

（4）资本融资类。投资标的为较大额度的企业融资借款，可转让，可分红、借款期限较长。实质上就是进行民间IPO，将小微企业的股份通过平台向投资者出售，并可以在平台上进行股权交易。主要例子是轰动一时的由红岭创投推出的“阳光贷”和“成长贷”。

四、P2P网贷平台现状和发展趋势

在分析网贷平台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尽管P2P平台在9月份达到1438家，然而其中大量平台交易并不活跃，其中小型P2P平台数据并不公开，因此作者以月成交额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交易平台作为活跃平台进行统计，月成交额少于50万的平台忽略不计。

（一）P2P网贷平台成交量现状与趋势

成交量最能直观表现出P2P网贷平台的发展趋势。从整体上来看，P2P网贷平台在发展的过程中，成交量一直在放大，从未回落，从P2P网贷平台月交易额走势图我们可以了解到，从2013年5月到2014年2月成交量呈高速稳步增长，从2013年5月的27.33亿元增长到2014年2月的83.60亿元，9月增长205.90%，月平均增幅22.88%，月平均增长额6.25亿元。从2014年3月进入井喷阶段，仅三月一月，交易额就从2月的83.60亿元增长到了128.24亿元，增幅53.40%，日均成交量4.14亿元，这呼应在传统双节后人气回归的影响下显著回升。以红岭创投贷为例，2月份成交量1.64亿元，3月份成交量比2月份翻了一倍以上，仅在3月24日当天，红岭创投的一个单项目在3个小时就筹资1亿元，这反应了3月P2P市场资金充裕，资金供大于求。

图1

自3月开始，尽管成交量没有像3月一样增长迅速，但依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即使在6月份金融市场资金供给略微紧张时期，依然从5月的156.68亿元增长到了160.40亿元。7月网贷平台在1月的调整之后再一次爆发，成交量增长到216.73亿元，正式站上月交易额超过200亿水平。之后继续保持较高增速增长，在2014年9月达到257.28亿元。

趋势上，虽然经济正面临下行压力，企业资金需求有所下降，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有所减缓；另外，临近国庆，投资人出于风险规避和流动性需求，资金有所回流，然而，网贷行业正处于成长期，运营模式多样，业务类型不断创新，成交量仍然有较大的上升空间，预计2014全年总成交量将达到2400亿元。

同时，9月成交量过亿的平台共有45家，其总成交量为126.67亿元，占当月总成交量的49.15%，其余千家平台的总成交量占比刚过50%，平台二八分化明显。随着各路巨头纷纷入场P2P网贷行业，网贷行业的进入隐形门槛将逐渐提高，会加速行业洗牌，网贷平台成交规模两极化会进一步加深。

（二）P2P网贷平台交易人数与趋势

图2

交易人数包含了借款人人数和投资人人数，交易人数的增加不仅可以增强了网贷平台普及程度，更加强了平台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率性，并且不仅使贷款增加，更有利于债权在P2P网贷平台的交易，因此牵涉面广且影响深远。自2013年5月P2P网贷平台参与人呈高速上涨趋势，月平均增长1.42万人，从2013年5月的5.60万人到2014年1月增长为16.91万人，自进入2014年以来，人数呈指数增长趋势，高速增长的人数似乎并未受到2014年一波又一波的网贷平台倒闭潮影响而连涨9个月，到9月份交易人数达到77.60万人，9月份环比增速27.19%和19.01%，2014年月平均增长7.59万人，并毫无放缓趋势。可见民众对于P2P网贷的接受度告诉提升。趋势上，延续上涨趋势可能性极高，网贷平台参与度预计会持续提升，预计年底行业单月交易人数或达116万人。这凸显了网贷平台随着知名度和社会接受程度的普遍提升，客户源愈加广泛的趋势。

（三）网贷平台和问题平台的数量与趋势

如3

进入2014年后，P2P网贷平台数量高速增长，从1月到9月平均每日增长网贷平台2.3家，仅仅9月就新上线平台103家，从1月份的880家增长到1438家，尽管伴随倒闭潮与政策敏感期，然而这并未减缓平台的上线速度，预计年底运营平台数将突破1700家。

同时跑路和关闭的平台数量也有增长的趋势（图中缺乏1月份2月份问题平台数量数据），在9月一个月就有22家平台关闭，由于多重因素，网贷平台的高速增长将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一直伴随着倒闭潮。

（四）P2P网贷平台贷款余额现状与趋势

图4

由于P2P网贷平台在最近一年里平均投资期限始终在5.5个月左右浮动，那么贷款余额的增长在侧面反映成交量增长同时更加鲜明地体现了P2P网贷平台风险的增加，尤其是以这样一种恐怖的增速。从2014年2月，网贷平台余额317亿到2014年9月达到646.03亿，贷款余额在7个月中翻了一番！红岭创投，拍拍贷等网贷巨头连连曝光巨额坏账，不得不令投资人倒吸一口冷气。

同时，尽管贷款余额与成交量同步，但在缺乏各项监管甚至缺乏法律定位的现实下，如此涨势也不免令人芒刺在背。庞大的贷款余额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政策有变或者倒闭浪潮形成了蝴蝶效应，即使在金融托媒领域的恐慌依然足以撼动整个宏观金融的稳定。无疑，不断增长的贷款余额正在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这也是P2P网贷平台饱受专家学者诟病的源泉。

（五）P2P网贷平台成立时间与注册资本现状

至2014年9月，以成交量500万以上和利率低于46%为筛选条件，一共统计了121家平台，其中成立时间为3年及以上的平台只有10家，2年以上三年以下的平台只有22家，一年以上两年一下的平台共62家，剩余37家成立时间不满一年。从成立时间上看，网贷平台还处于初级阶段，尽管涨势迅猛发展迅速，也难以体现出网贷平台这种资金流通方式已经经历了市场的考验。

注册资本为一亿元以上的平台共有9家，其中5家注册资本为一亿元，两家两亿元，值得称道的是陆金所注册资本达到8.37亿元，傲视所有网贷平台。注册资本为5000万以上的平台共17家，1000万以上的平台63家，剩余32家注册资本均低于600万。然而对比其剩余贷款余额，我们可以通过计算“资贷比”进行衡量，即用“注册资本/贷款余额”来衡量注册资本占贷款的比重，剔除掉注册资本远大于贷款余额的隔壁极端值以反应行业整体的资贷水平，经过计算，“资贷比”平均值为0.1988，可见P2P网贷行业一旦所贷金额20%出现违约，就可对整个行业形成毁灭性打击，由于P2P平台客户群体的特征，出现20%的违约不无可能。不仅如此，在二八分化严重的网贷市场中，尽管前网贷巨头几乎无一例外地以网贷平台自身或第三方来进行担保，确保客户不会受到本金损失，但从“资贷比”和其风险准备金便可衡量这种自身担保的可能性，以综合能力各项评价最强的，甚至号称商务部评级3A级公司的人人贷，9月份“资贷比”为0.03，风险准备金2400万元，用（注册资本+人人贷风险准备金）/未还贷款=0.04 ，可见贷款损失率达到0.04公司就将“倾家荡产”（因为P2P网贷平台和银行本质不同，贷款不能计入资产），可见尽管其外表光鲜，名誉良好，并不代表着风险就低。因此注册资本和风险准备金相对过低决定了整个网贷平台具有极大流动性风险。

（六）P2P网贷平台借款人年龄分布状况

图5

以红岭投资为例，由图可以看出，26-35岁的青年借款人最多，占了所有借款人的一半，紧随其后的是36-45岁的中青年人，说明互联网借贷的主力军集中在70后和80后，另外90后也在作为新生代网贷主力军在互联网借贷上崭露头家，这无疑对互联网金融的未来释放了积极的信号。然而尽管26-45岁的借款人数最多，占到70%以上，但以人均借款金额统计，46岁以上的50后和60后则独领，这可能由于中年的中小企业主相对更容易获得更大的授信额度，所以人均借款金额几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稳步增长。

五、风险与监管

除了在P2P网贷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分析中注册资本和贷款余额可能带来的巨大的流动性风险，P2P网贷平台还具备的主要潜在风险包括：法律与政策风险、技术与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和金融脱媒与利率双轨风险。

（一）法律与政策风险

P2P网贷平台的法律定位的模糊一直以来困扰P2P网贷平台的发展，同时也使不少平台敢于游走于法律边界从而对整个行业形成了严重不稳定性因素。对P2P平台进行清晰的法律定位不仅有助于金融稳定性和P2P平台的监管，同时也有助于P2P网贷平台自身的发展。

目前为止，P2P网贷平台最大的法律风险来自于可能被定位为非法集资和非法发行证券。《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认定，“二、非法中介机构以“投资咨询机构”、“产权经纪公司”、“外国资本公司或投资公司驻华代表处”的名义，未经法定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或买卖未上市公司股票。”那么严格来说，红岭投资创立的类似于股权投资的阳光贷和成长贷的投资标的，长期有分红小微企业债认定为股权，那么则可判定红岭投资涉及非法买卖或买卖未上市公司股票，同时红岭投资又专门开设了“股权投资”专栏，投资对象是非上市的小微企业股权，甚至一家服装店，那么是否可以把这种业务定义为非法发行证券呢？再加上红岭投资还开设了“债权转让”平台可以供其股权投资进行股权转让，俨然扮演了一个小型证券交易所的角色。

我国对非法集资界定主要包括两类，一是集资者以自己使用为目的而吸收资金，二是集资者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彭冰，2009）。

事实上，现有的P2P网贷平台很可能涉及以上两类非法集资行为。一类是完全非法的P2P融资平台，也就是网贷平台开设人利用网贷平台为自己融资。第二类是可能涉及非法集资类平台，这类平台拥有发行“理财产品”类业务，但因为其不采用股票、债券的名义，或者没有对集资载体进行权益份额化和标准化，在中国并不将其视为证券发行，而是被当作非法集资来处理。在刑法上，其通常被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彭冰，2009）。因此，如果第二类网贷对交易额，“理财产品”购买人数不加控制，则很有可能被判定为非法集资。

例如2013年7月，重庆金融办、工商局、公安局、央行营业部、银监局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因宜信网贷存在将债权包装成理财产品，通过网络和实体门店向社会公众小手的经营行为，责令其立即自行停止违规业务，自查整改，并在2014年5月底之前清退全部债权债务。由此可见，在法律定位不明的情况下，P2P网贷平台大刀阔斧地进行金融创新背后法律风险确实堪忧。

政策风险始终存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严重，国家鼓励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加大了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扶持，加之P2P网贷能够适时弥补社会需求，不失为对正规金融的一种有益补充，因此对网贷平台的门槛和监管有所放松。如果P2P网贷在发展过程中问题逐渐暴露并且愈加严重，政策面一旦收紧，或监管部门对债权转让作出规定则会出现投资人挤兑现象，产生极大的流动性风险，然而P2P网贷平台本身资金根据“资贷比”远不足以覆盖此风险，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金融脱媒与利率双轨风险

央行的2012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报告显示，社会总融资规模为15.76万亿元，其中8.2万亿元的人民币贷款增量占比52.1%，同比低了6.1个百分点。金融脱媒趋势已经显露无遗，社会融资正越来越多地依靠非银渠道。尽管学界一直以来认为金融脱媒现象是我国市场经济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金融市场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银行利率未实现市场化之前会代来巨大风险。

首当其冲便是利率双轨风险。对比银行理财产品和P2P网贷产品，收益率可谓云泥之别。尽管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认为P2P网贷平台高于银行的收益率来自于风险的补偿，那么对于安全性可与银行媲美的网贷平台则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例如平安保险和平安银行旗下的陆金所网贷平台。与其说陆金所是网贷平台，不如说陆金所是平安银行的“理财产品”专门机构，因为其主要业务就是卖“理财产品”。同时陆金所又开放了“转让专区”，近7日平均每笔转让耗时0.06小时，更重要的是陆金所强调“本息”全额投保，安全性几乎与银行无二。然而对比两者利率，陆金所“稳赢-安e”期限36个月，年利率8.61%，富盈人生期限3个月，年化收益率6.2%，银行三年存款年利率4.25%，3月存款利率2.6%，明显陆金所收益率均超过银行两倍，尽管银行也普遍推出理财产品，但其平均利率在4%―5%左右，更重要的是，银行理财产品最低5万起投，不到期不可赎回，而陆金所“稳赢-安e”1万起投，“富盈人生”1千起投，并且可在网贷平台进行转让，因此这类安全性极高的网贷平台竞争力远大于银行。如果这类高安全性网贷平台能够继续稳健发展下去逐渐获得更高的认可度，也将愈加突出利率双轨问题。这将使银行吸收存款功能逐步弱化，大量的派生存款受到挤压，此外，为应对金融脱媒而推出的大量衍生产品，在实体经济风险聚积到一定程度是，必然会无限放大这些风险，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更有甚者，目前已经显现出银行和大型互联网公司主动参与P2P网贷平台建设的趋势，阿里巴巴，苏宁也已拿到了小额贷款牌照。京东披露，京东小额贷款平台已经获得了超过50亿授信，涉及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等金融机构。这种巨型的互联网公司依托其庞大的客户群和广阔的小微企业网店商户群再加上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介入将会对P2P网贷产业整体进行一次升华，信誉与安全性引发的投资狂潮绝不亚于人们在2013年对“余额宝”的追捧！如果这样庞大的集团介入将引起类似于2013年“宝宝狂潮”的蝴蝶效应，其他商业银行与电商将瞬间群雄并起抢占P2P网贷平台，在缺乏限制与监管的前提下，其所带来的金融脱媒效应或将打击整个银行体系稳定性。

（三）技术与个人信息安全风险

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P2P网贷平台的技术风险几乎无法避免，尽管基于网络的金融机构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技术的安全性，但大量的小型网贷平台的技术风险着实令人堪忧！大量的小型P2P网贷平台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常常选择购买平台这种最为简洁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P2P网贷平台的报价从最低的6毛钱到最高的6.8万，面对这样的价格，我们对于不断听到的P2P网贷平台出现黑客入侵，修改投资人账户，虚拟充值提现等问题的报道也就见怪不怪了。

网贷平台普遍存在对于技术风险和个人信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平台运行存在极大风险，无法保障客户安全交易，一旦出现安全问题，极可能造成整个平台彻底关闭和投资人血本无归。因此技术类风险也是P2P网贷平台未来将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针对以上风险，笔者提出了四点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

（1）明确对P2P网贷平台的法律定位与业务的约束。最高人民法院与金融管理部门应该出台法律解释与规章制度，对于P2P网贷的信息中介业务，应该具有怎样的法律定义，对于“理财产品”业务，又应该在人数和金额上进行哪些约束，P2P网贷平台能否做“信贷”，能否进行“类股权”交易，能否发行“理财产品”又能否进行担保，这些问题从整体到细节都应进行明确，这样不仅有助于防控P2P网贷平台过度发展，畸形发展造成的金融不稳定，又使P2P网贷公司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使投资人的资金安全得到保障。

（2）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P2P网贷平台的研究者经常对比中美P2P网贷平台的发展区别，以美国的监管下的“冷遇”谴责中国无监管的“火热”，事实上P2P 网贷平台的令人恐惧的发展速度和高利率并不是由于缺乏全面的监管，而是市场对于浮动利率的需求！高风险贷款不敢贷，低利率存款没人存，这便是当下金融脱媒最主要的原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手续繁复，银行储户利率过低，难抗CPI，最终导致的对民间金融的狂热需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开放银行存贷款利率，让市场导向金融。

（3）规范技术，加强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监管部门应该出台相关规定，针对技术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作出统一要求，并且明确一旦出现了技术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其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哪方担责。网贷运营商和监管部门对技术和个人信息安全必须有充足的认识，不能因为这类风险难以统计、难以量化、难以管理就掉以轻心。规范技术，加强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是推动网贷平台稳健发展的必要保证。

（4）谨慎发放牌照，提高网贷公司的“门槛”。通过现状分析，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网贷平台数量的高速增长一方面也来源于网贷公司“门槛”过低，甚至注册资本金100万就可以注册成立一家P2P网贷公司。同时，从“资贷比”来看，尽管网贷巨头大都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担保”，但是注册资本金和风险保障金远远低于其剩余贷款总量，潜在风险巨大。因此有必要根据贷款剩余额对注册资本和风险保障金作出硬性要求和针对开展不同业务类型的网贷平台施行不同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郝继涛.P2P网贷，中美冰火两重天[J].经理人，2014.

[2]陈兆航.P2P网贷平台的法律风险及防范[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3.

[3]沈杰.P2P网贷平台的成因、问题和发展思路[J].商，2013.

[4]马亮.P2P网贷的风险分析及防控对策[J].金融经济，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