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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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灾难已远，思考仍有益。

胡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兼金融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投资学与资本市场、中国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中国证券市场、亚洲金融市场、国际金融中心的理论与实务。

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钉住汇率制度，当天泰铢兑美元汇率下跌20％，历史上将这一天视为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标志。自此，一场看似突如其来，实则潜伏已久的金融风暴席卷亚洲，把笙歌一片的东南亚带向了一个万户萧疏的时代。

10年过去了，今天的亚洲业已扫除金融危机的阴影，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再次成为全世界发展最成功的模式之一，成功将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转化为重塑各国金融体系的契机。整个亚洲重新沉浸在经济强劲增长、市场繁荣的喜悦之中。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6年，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在内的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8.1％，创近10年来最高点，其中中国增速达10．7％。而10年前，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都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金德伯格研究发现，危机往往是每隔十年轮回一次。有人说目前资本流入最多的地区―亚洲地区有可能成为危机的起点。

若真是10年一轮回，假如危机再次来临，中国是否可以安然？十年之前，中国因为资本账户没有开放而成为避风港，现在，面对升值压力和金融开放的呼声，面对泛起的股市泡沫，中国又将如何选择？有哪些可为之举呢？

中国市场：回过头来看，您认为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教训？

胡教授：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时，正是亚洲经济一片歌舞升平景象的时候，几经高速增长，亚洲模式开始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崇。

第一个教训是经济的发展掩盖不了体制结构的弊端，尤其是金融体制的问题。传统观点通常认为实体经济部门是更重要的，而货币经济、金融部门不过是一层面纱。可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观点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第二个教训主要是金融方面的。首先，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注意和其他宏观经济条件的配套。金融危机前，亚洲发生问题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过快地进行金融业开放，但实际上金融体系的建设都还没有完成，国内金融机构极其脆弱，这就直接导致了国际资本轻易地钻空子，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所以说一国开放金融业要有一定的阶段性，要有次序的进行。其次，国内金融体系的完善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些遭遇金融危机的国家，问题都在于金融市场很脆弱不堪一击，要么是金融机构的质量不好，要么是内控机制不良，要么是坏帐多。

第三个教训是关于政府和央行决策方面的。面对危机，政府的作用不容小觑。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有的国家政府在处理危机时手法不高明，导致国家损失惨重。可想而知，一个经验丰富的政府是多么重要。另外，建立危机预警机制也逐渐被重视起来，因为任何大规模的危机的发生都是有先兆的，有了好的防范预警机制，会有助于降低危机可能性。

最后一点。危机的发生是区域性的，因此区域性的金融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危机平息之后，相关国家也提出了诸如建立“亚洲货币”等建议，这在危机前是不会有国家会积极倡导的，今后亚洲各国也定然会重视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以联手反击国际资本的攻击。

中国市场：金融市场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与资本力量博弈的结果，那么如何增强政府的监管力量呢？拿中国来看，尽管十年前并没有卷入金融危机，但中国对国有企业与金融体系的全盘改革，也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很大触动。您怎么看中国改革与这次金融危机的关系？

胡教授：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是一个资本项目还没有开放，和国外金融市场相对隔绝的地方，因此并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间接影响和教训还是很多的。

首先，提醒中国在实施金融改革的时候必须慎重，这从某种程度上放缓了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我们从危机上看到了很多他国经验，从而能够审慎地考量自己的金融制度、机构质量。

第二个则是引起我们对金融机构自身内控机制的关注。金融危机中，很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都是因为自身内控机制不够良好而惨遭袭击。我们国家由此更加注意改善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改善了，比如推动银行上市，国企股份制改造，加强风险内控，满足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储备率的要求等等。

另外，现在国企海外上市这部分工作我们也很慎重，主要是选择在香港发行H股，而在欧美市场发行的则比较少，这也是为了规避一些金融风险。

今年，我们的金融业已经完全开放，恐怕日后还是要随着时势的变化不断学习改进了。

中国市场：前一段时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发生危机并没有对亚洲经济产生像过去那样大的溢出效应，有人据此认为美国对亚洲的影响力在减弱、亚洲经济可以独善其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胡教授：有人说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亚洲的世纪”，因为亚洲出现了太多的经济发展明星，比如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四小龙，80年代的四小虎，90年代的中国等等。

亚洲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廉价，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同时又吸收了大量技术进口，因此可以说亚洲的经济快速增长对于亚洲，对于整个世界是个好事情。

但快速增长不只是要看飞速上涨的数字，还要看它背后的质量。比如要看这个增长是不是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适应，是不是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改善相适应，是不是和城乡差别的缩小相适应，是不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是不是和国家各项改革想匹配的等等。如果以上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不令人满意的，这个快速增长就是不容乐观的。

换句话说，我们还是要多维度的考量GDP的内涵。

中国市场：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金德伯格研究发现，危机每隔十年轮回一次。有人说目前资本流入最多的地区-亚洲地区有可能成为危机的起点。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最近也了关于亚洲可能再度爆发金融危机的研究报告，您是否赞同他们的判断？

胡教授：不同于90年代之前，进入90年代以后，金融危机的发展频率迅速提高，这是由于金融业是一个高度仰仗信息交流的领域，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也使得金融市场更加脆弱了。但至于说是否存在一个“十年周期”，目前来说也恐怕不能这么肯定。

拿亚洲金融危机来说，内因外因是一个都不能少的。除去亚洲国家内部金融内控机制的脆弱，外部游资的蠢蠢欲动也助长了危机来临。也有可能内部环境没有改善，外部刺激不断，2、3年都能发生一次金融危机。所以笃信一个周期论是没有必要的，关键还是要不失时机地加强自身的抵抗力。

的确，像胡教授所言，10年前那场看不见的风暴给我们带来了太多思考。

通常，人们都难以认清所处时代的大势，只有待日后回首，才会一切澄明于心。然而，这并不意味我们无所为。吸取教训并以理性面对未来，才能避免在同一处跌倒两次。

亚洲金融危机是亚洲共同的经验和教训，真正理解其历史内涵，才能使中国未了的市场化改革与金融深化之路免受重大波折。

链接：危机时刻

1997年

7月2日

泰铢兑美元汇率下跌20％，创下有史以来的最低纪录。

7月9日

马来西亚股市指数下跌至18个月来最低点。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中央银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支持本国货币。

7月22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首次运用1995年建立的"紧急筹资机制"，向菲律宾提供10亿美元贷款。

8月15日

港币遭投机者袭击，香港特区政府投入储备保卫港币。

10月22日

亚洲各国货币继续狂跌，金融危机进入最严重时期。

10月28日

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香港股指均跌破历史纪录。

1998年

2月9日

发展中国家24国集团聚会加拉加斯，签署了《加拉加斯声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提出金融风险防范的七大要点。

3月9日

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马尼拉举行会议，设法解决亚洲金融危机。

3月31日

韩国政府决定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业，从4月1日起允许外资进入证券、银行业，从7月起实行外汇市场自由化。

8月28日

香港股市当日总成交金额达790亿港元，创历史最高纪录，恒生指数报收7829点。香港特区政府打击国际投机者的行动初战告捷。

1999年

第2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2001

第3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关键词 金融危机；经济动荡；热钱；人民币升值；大宗商品；市场泡沫；通货膨胀；外汇管制

亚洲金融蝴蝶再一次扇动它的翅膀！ 11年前，它发自泰国的冲击波让整个亚洲为之震动。11年后，它又让整个亚洲心悬半空。只不过这只“蝴蝶”此次的栖息地变成了越南。

越南今年以来多项经济指标已亮起红灯，越南盾自3月下旬急跌后，其汇率持续下滑。导致金融市场异常动荡，货币危机一触即发。 越南金融危机的隐现似乎预示着1997亚洲金融危机再度登台。而不仅是越南，印尼、印度，甚至远在拉美的阿根廷等诸多发展中国家均在宏观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的征兆。

一、发展中国家经济现状概述

众多发展中国家迅速从经济快速成长迅速恶化至危机四伏，重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危机转嫁政策。美国为降低次贷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趋缓，采取了降低基准利率、放纵美元贬值的政策。累计高达3.25%的降息幅度刺激了大量热钱流出美国，在追逐高额利润的驱动下，热炒发展中国家股市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

美元贬值在降低美国商品实际出口价格、刺激美国大型企业订单增长的同时，大幅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竞争力，也诱导了大量贸易争端。如美国政府在放任本国货币贬值的同时，却合力欧盟要求人民币升值。甚至威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而从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的表现来看，美国才是不折不扣的汇率操纵国。

在美国降低利率恶化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加剧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泡沫、放任美元贬值毒害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环境之际，发展中国家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却并未出现价格高涨的趋势，这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低水平、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密集型同质竞争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美国刻意压低发展中国家产品价格有关。结果是全球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等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暴涨数倍的所有通胀压力主要由发展中国国家承担了。欧盟、美国的通胀水平超出了历史警戒线，接近5%，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通胀水平却达到了灾难性的10%、20%以上两位数！

除了承担来自发达国家转嫁的金融经济危机压力，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承担了主要来自发达国家投机力量的盘剥。包括对冲基金、养老基金、投行大鳄在内的西方投机力量为了降低次贷危机造成的巨额损失，一方面引入发展中国家基金为其注资，为次贷损失买单；另一方面假借发展中国家需求增长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肆意炒作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事实上，短期内，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不可能像目前价格那样成倍增长，长期内替代能源与材料的兴起也不会支撑所谓的价格上涨空间。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投机泡沫。

二、经济动荡重现

近期，越南陷入经济动荡。通货膨胀、股市暴跌，国内货币加速贬值等现象一一浮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尚在，此番动荡在信息更加充分流动的今天，很快引发了亚洲地区的广泛忧虑甚至恐慌。

最近这几年，大量热钱流入越南，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是投机的，有很多是公共基金，在香港地区和日本都有。越南这一经济体并不很大，现在不过800多亿美金，大概是上海的2/3规模。这些钱进去后，引起越南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最终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而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一般来说就要对冲，而对冲又并非易事。以中国为例：中国现在就面临着货币供给过多的问题，虽然已经采取很多措施，但效果却并不明显。

越南此番经济动荡亦可归因于热钱的流入。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热钱多次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如1992年英国出现的英镑危机，1994年底墨西哥的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1年后的今天，热钱有一次的引发了经济危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景象，大量国际游资通过虚假贸易、FDI以及地下钱庄等渠道潜入境内，豪赌人民币大幅升值。近期热钱流入规模日渐扩大且呈不断加速之势，近5年来热钱流入规模累计达5569亿美元，并有可能在今年二季度末攀至6000亿美元。

三、本轮经济动荡的特征

当前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和11年以前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有很多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些基础变量的变化。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

1．在金融机构方面，目前的亚洲金融机构要11年前健康得多。以中国为例，只要将今天的和11年前的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我国今日不良资产的比率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

2．亚洲国家不仅仅是在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上，而且在资本市场上、在债券市场上也都有长足的进步。此外，11年前的亚洲国家经常赤字，而现在大多数亚洲国家是贸易盈余的。

3．经过11年的发展，亚洲在金融合作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危机亚洲中央银行意识到需要有这样的合作，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改进。

除上述以外，11年前亚洲国家的货币是弱货币，而现在亚洲国家的很多国家的货币是强货币；11年前亚洲国家的流动性是比较紧张，外债也比较多，而现在亚洲国家的很多国家发生了流动性充足，这与11年前也是完全不同的。不管从财政税收，还是从宏观经济的稳定、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来看，今天的亚洲经济和11年前相比，都有很大的提高。

然而，我们现在的经济也比较脆弱，也有一些弱点，而这些弱点，恰恰是11年以前的反面问题。比如11年以前是逆差，11年以后是顺差，虽然顺差本身并非坏事，但巨额的顺差也终究成了问题。此外，诸如有些国家的货币升值压力较大、资本流入的问题、日元套利交易的问题、流动性过剩的问题等，这些问题也都是11年以前的反面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后果将不可想象。因此，就目前而言，我们所说的防范金融危机、防范金融风险，不是弱货币的风险，而是货币升值的压力；不是贸易逆差的风险，而是贸易盈余过多的风险；不是举外债过多的问题，而是外债流入过多的问题。

四、经济危机给我国的警示

目前，除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外，我国面临着许多与越南类似的问题。越南风波给中国的教训，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遏制通货膨胀，二是防止热钱大规模流动。尤其是后者，更是重中之重。

越南目前的困境，跟热钱实际上是密切相关---越南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导致热钱涌入，投机越南盾，等到发觉收益不对称，又马上撤离，引发金融风波。而在我国，现阶段暂时未发生热钱的瞬间撤离，但却危机四伏，一旦有了这种趋势，金融风波将在所难免！因此，我国必须积极采取合理适当的措施---如外汇管制---来抑制热钱的进一步流入，以减少其对我国经济将可能产生的影响，维护我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需要清醒认识的是，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受制于美元汇率，未来美国如果出现大宗商品危机，而继续默认美元贬值，那么中国货币政策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此外，对游资流入炒作国内资本市场的行为仍遏制乏力。如果资本市场再度被恶意炒作至高位，那么中国金融经济的风险将被高度凸显。在这一方面，我国市场各方还须高度警惕！

参考文献

[1] 谢国忠---越南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2] 岑 科---《金融危机逼近中国》；来源：新青年・权衡；2006

[3] 张庭宾---《越南金融危机：重蹈11年前覆辙？》；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8

[4] 陆志明---《亚洲金融危机阴霾再至？》；来源：上海证券报；2008

[5] 易蔚---《越南危机是“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点？》；来源：和讯网；2008

[6] 孔华，纪晨璐---《下一个越南是谁? 中国热钱“燃眉”急需挤泡沫降温》；来源：中国经济网；2008

第4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金融危机；稳健；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38―07

自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后，更成为熨平经济周期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方面日渐成熟。2010年12月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新一轮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将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伴随着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上半年的加息举措，央行事实上已经传递了紧缩银根的信号，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首次对货币政策进行大方向的调整，这可能预示着将从调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手，逐步退出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本文从多个角度，对1997年和2008年以来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加以比较，并对2011年新一轮“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改进建议。

一、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经济环境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即使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也不断深化，金融市场的制度、结构不断完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使得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环境与1997年相较存在巨大差异。

(一)国内因素

1.经济主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不同

就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在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夕，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78973亿元，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65810.3亿元，为1997年的3.37倍；人均GDP从1997年的6420元，增加到2007年的20169元，家庭存款占GDP的比重也从1997年的59％增长到2007年的65％；在经历税制改革后，1997年财政收入为8651.14亿元，2007年则为51321.78亿元，增长了4.93倍，接近GDP增长速率的1.5倍。经济成果的积累充分说明，相对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家庭，中国经济抵御危机的能力都在增强。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程度不同

1998年以来，以银行系统改革为代表，我国不断完善金融体系。首先，央行取消了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不良贷款，使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下降9.7％。其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恢复了准备金存款的支付和清算功能，增强了商业银行资金平衡、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形成新的贴现、再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两次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逐步放开政策性金融债券和公开交易国债的利率管制等。这些举措在降低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完善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3.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性不同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均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水平相对落后，规模也十分有限，造成货币政策工具单一，基本只能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对宏观经济发生作用。1998年以来，公开市场的债券交易恢复，债券市场逐渐活跃；同时大力整顿银行间拆借市场，增强了金融机构资金的灵活性；发展以实物贸易为背景的商业票据，增加票据的承兑主体，降低票据市场的风险，增强了央行再贴现对货币总量和经济结构调节的功能。这些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发展的举措，增强了金融机构活力，为货币政策运用提供了更加多样灵活的调控工具。

4.货币政策受体的敏感程度不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银行体系中大部分不良贷款来自国有企业，这类企业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低，这就使货币政策的力度在实施过程中被削弱。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使用效率高、增值能力强的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作为将货币政策传导到实体经济最终环节的企业，对于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随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金融市场的繁荣，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形式更为多样，投资方式更为灵活，从而增强了居民消费与投资行为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程度。

(二)其他因素

1.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不同

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有限，受影响的国家主要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它们大多与中国一样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关联程度较低。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源自美国，主要发达经济体均遭重创，它们大多与我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从2000年的39％上升到了2008年的58.23％。不难看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更为深远，从外需的方面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

2.人民币汇率变化不同

从汇率角度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坚决不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1997年的8.2898小幅升值到1998年的8.2791，此后直到2004年汇率基本不变。1997～2000年出口总额分别是1827.9亿美元、1837.09亿美元、1949.31亿美元、2492.03亿美元，可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总额并未下降，而是在短时期的增长停滞后，1999～2000年又恢复了快速增长。

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元大幅贬值，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甚高，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平均水平为7.60，2010年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62，进入2011年则达到6.587。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4.5％。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大大削弱了我国出口竞争力，出口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直线下降。2009年，外贸出口下降了16％，而进口只降低了11％，顺差减少了1020亿美元，出口减少的损失比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更为严重。

二、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大幅回落、消费与投资低迷、国内外市场均呈有效需求不足的态势，宏观经济有通货紧缩的风险。1997年到2002年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的扩张货币供应量，着重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改革国有企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因货币增长过快而积累在银行系统中的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对我

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时间较短，程度不深，1998年到2001年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8％、7.6％、8.4％和8.3％，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增长，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则保持平稳并小幅下降。1991年到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7％，零售物价的平均增长率为6.2％，而广义货币和贷款的增长都在年均20％以上。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呈现上升的趋势，与同时期的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横向比较，我国M2与GDP的比值处于高位，市场在温和的货币政策作用下保持了良好的流动性。

而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国内经济正面临通货膨胀风险，2007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至2008年6月间，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回收市场的流动性，以防止国内出现投资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直到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扩散并在全球蔓延，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货币政策从“适度从紧”转向“适度宽松”。面对全球经济低迷的颓势，我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了9.2％的强劲增长，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2008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员比2008年净增910万人，国内经济运行总体企稳向上。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9.8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

我国经济在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均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平稳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同时通货膨胀的水平则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但应注意的是，与1997年宏观调控的效果有所不同，2009年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为投资拉动8.7％，消费拉动4.1％，出口拉动-3.7％。在出口大幅度衰退的同时，投资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的大规模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200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45.7％，相比于1998年57.1％、1999年74.1％、2000年65.1％，明显偏低，同时这个水平也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从这一点来看，本轮宏观调控的结构性调整力度不够，“惠民”效果不佳，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扩张政策中大规模增加的投资推动，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能否像亚洲金融危机后那样实现长期稳定增长，能否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情况下也不出现增长乏力的情况，还有待时间检验。

三、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比较

(一)货币政策目标

1997年以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为“适度紧缩”，到1997年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试图实现“增加信贷和货币供应，扩大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货币政策在1998年到2002年间稳健中略显宽松。

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实施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加深，到2008年下半年，货币政策逐渐把重点转向对抗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底央行调整货币政策，从“适度紧缩”调整为“适度宽松”，表现激进，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保持市场信心，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

(二)调控工具与力度

受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多采用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等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选择略为宽松的政策取向，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温和；2008年底货币政策则是从“适度紧缩”进入“适度宽松”，此番调整相比于1998年更为激进。例如，1998年我国连续三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而仅在2008年下半年的百日内央行就完成了五次降息、九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利率调整的频繁和幅度之大，都是出乎意料的。2008年底开始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使基础货币从2008年8月的11.76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9月的13.34万亿元，为上年同期的1.13倍，到2010年底基础货币存量18.5万亿元，同比上涨了28.7％。广义货币M2在2008年底为47.52万亿元，2009年底为60.62万亿元，2010年底为72.6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19.7％。2009年底各项贷款余额为41.39万亿元，比2008年末增长25％；相比于2009年，2010年贷款的增速有所放缓，增速为19.9％。

如表1所示，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中比较密集的降低存贷款利率，都主要集中在危机发生后的一年内。降低利率除有效刺激投资以外，还向市场强烈地传递了宽松的政策信号。从降息的幅度来看，1998年开始的那轮调整幅度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而2008年开始的调整更倾向于高频率小幅度的微调。但这并不能说明2008年实施的货币政策更为温和，事实上从降息的频率和基础货币扩张的规模来看，2008年政策扩张的力度更强，但由于2008年新一轮降息开始时的利率水平不高，因此利率的下行空间不大，在执行了四次降息后，定期存款的利率已处于20年来最低点，活期存款的利率也低于2002年的最低点。

从表2来看，我国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次数和幅度，都比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更显剧烈。这同传统金融理论的结论差异较大，存款准备金率以乘数作用于货币总量，对于基础货币的扩张和收缩作用均十分剧烈，应属谨慎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而我国自1998年完成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就成为货币政策制定当局惯用的主要工具，尤其是在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期间，运用更为频繁，2003年至2008年间的20次调整，有18次是2006年以后进行的(在2007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后，就先后运用过10次)。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与我国宏观经济有扩张要求时更为倚重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各种基建项目达到拉动经济的目的，为配合财政政策而实行的信贷扩张往往期限较长，市场对于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更为敏感，调升贷款利率以控制市场中的信贷额增加，将会给企业造成相当沉重的财务负担，因此为避免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时出现“硬着陆”，央行更多选择了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以实现紧缩性政策目标。

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我国应对两次金融危机中均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大体相似的，短期内均立足于通过政府投资扩张迅速刺激经济回升，而长期目标则都着眼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两次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推进税费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运用预算、税收、投资等手段活跃经济，实现经济总量扩张，从而促使经济重回稳步增长的轨道。

在财税工具的具体选择方面，两个时期的财政

政策则有所差异。1998年主要集中在增发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外贸出口三个方面，刺激经济恢复的意图直接且明确。2008年，除发挥投资、税收、收入分配、财政贴息、转移支付等政策组合优势以外，另一重点则放在“增值税全面转型”等税制改革上，这说明现阶段宏观政策的制定更为侧重于短期经济恢复与长期合理发展的统筹考虑。

在1998-1999年间，政府共发行长期国债21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在本轮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除同意地方发行2000亿元债券外，并在很短时间内系统地推出了规模高达4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比两个时期的财政政策不难看出，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更强劲，这与同期货币政策的力度也是相适应的，因为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辅以扩张的货币政策才不致推高利率，使私人消费和投资出现“挤出效应”，从而保证经济恢复增长的目标能够尽快实现。

表3所反映的是1997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情况，从1998―2009年，积极财政政策占了四分之三的时间，而货币政策保持稳健的仅有7年，这说明在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更多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由于货币政策在多个层面都表现出非对称效应，例如在时间层面，经济衰退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弱于繁荣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区域层面，金融发达地区货币政策效果强于金融欠发达地区；产业层面，货币政策对有形资本比重大的行业作用较弱等，针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有限，第一、二产业比重大等特点，选择以财政政策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角，货币政策辅助的政策配合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此外，现阶段经济转轨时期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而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能力较财政政策略显逊色。但应注意的是，过多的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刺激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增加、政府信用危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多种负面效应。事实上，2010年出现在众多欧盟国家的债务危机，促使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在2011年开始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财政赤字，恢复政府信用。与2011年美国积极财政政策不同，欧洲国家的宏观政策旨在管理财政平衡，也是“经济二次衰退”与“信用危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

五、总结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基础货币持续增长。根据宏观经济理论，超出实体经济增长的货币供给总会传导给价格，表现为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经验显示，从货币供给较快增长到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可能需要1年左右时间。2009年货币供给的大幅度增长引致2010年的CPI高位运行，这是经济对扩张性政策刺激的正常反应，且这种情形的惯性作用在2011年仍将显现。面对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央行从2010年底开始实行新一轮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在短期内相继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9.5％的历史高点)等系列调控工具组合，货币政策趋于紧缩的态势已然明朗。就长期而言，可以从健全资产和货币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动利率市场化、提高央行独立性等方面，优化更有利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从短期来看，笔者认为针对新一轮稳健而偏紧的货币政策，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以谋划：

1.根据IS-LM模型分析，当采取“一松一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时，宽松的财政政策使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新的均衡点可以出现在原均衡点的右上方，即可以实现利率上升，同时是国民经济总产出不变或增加的政策效果。为配合偏紧的货币政策实现银根紧缩、抑制通胀的目标，积极财政政策要保持调控的方向不变，但力度应逐步减弱，从货币需求的源头降低对流动性的要求，增强货币政策回收流动性的效果。

2.当前的通胀预期除了有国内需求拉动的作用外，也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特点，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更有效，对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作用则相对有限，因此在实施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辅以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等多重政策工具，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推进产业升级、提升就业水平，减弱成本推进型通胀的压力。

3.由于我国经济转型的过渡期略显漫长，经济结构性调整也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之一。从GDP贡献率来看，消费、投资、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不够协调，以消费为代表的内需增长依然十分脆弱；从产业结构来看，低技术含量的产业仍占主导；从发展方式上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转变尚未完成；从收入分配来看，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依然巨大。以上这些情况都反映出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之下存在着严重的结构问题，而这可能会成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后掣肘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央行通过信贷政策、利率政策等，以鼓励居民进行实物资产消费，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向，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等方式，让货币政策更多的参与经济结构调整，将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4.2011年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2011年1月广义货币M2为73.39万亿元，同比上升了17.3％，环比上升了1.1％，2010年M2月平均增长率为1.36％，意味着M2的增速将下降，市场利率将逐步上升。与此同时，虽然众多新兴经济体纷纷采取紧缩政策以抑制大规模通胀，但美国仍然保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11月初，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公布将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6000亿美元回购长期国债。未来美国将继续保持低利率水平，以刺激消费投资，所以在新一轮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中，要防止因中美宏观政策走向不同，使中美利率倒挂，导致国外热钱涌入，削弱紧缩银根的政策力度。

5.随着中国近30年的高速发展，国内居民手中掌握的财富不断增长，2009年底居民储蓄存款为260771.7亿元，较1999年增长了3.37倍。面对2010年高位的CPI数据，在市场的投资、消费热情不减，股市表现低迷的情况下，成交额创历史新高，2011年初在我国各地甚至出现居民抢购黄金的现象，究其原因，在高通胀预期下，国民害怕财富缩水因而更倾向于金融投资，希望通过资本增值来抵消通胀对财富的侵蚀。这种消费和投资需求会加快国内货币的流通速度，而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削弱作用，故在货币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应考虑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的影响。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向市场传递紧缩信号，劝导居民理性消费、投资。

参考文献：

[1]许光建，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和政策取向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1).

[2]刘颂根，后危机时期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J]，福建金融，2010，(10).

第5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初显功效：战胜亚洲金融危机

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可以说是非常曲折的。远的就不提了，从改革开放之后来看，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引入和被社会接受认可的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作为一种重要理论来介绍和评论的，还不认为这种理论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有多少关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发展市场经济还没有成为共识。在那种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对我国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之后，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影响开始逐步增加。但是，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调控实际发生影响还是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

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我国便出现了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迹象。在非常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央政府及时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一方面，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及时采取了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等货币政策手段；另一方面，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所谓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 之后几年一直连续增发，大规模增加对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实践证明，1998年之后一段时期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我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转型经济特点，包括政府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就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还有我们的决策机制比较灵活及时，可以提高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从理论上说，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属于凯恩斯主义的范畴，也可以视为凯恩斯主义在我国的第一次实验。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取得的成效可能不完全甚至不主要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功劳，有可能主要是加快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功劳。有专家还认为应主要归功于那个时期实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业迅速发展。但是，和1998年之前的十年相比，积极财政政策所发挥的作用确实是很大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妨将其视为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首场实验，并且成效显著。

再上战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发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剧烈的一次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要比十年之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大得多。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我国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的规模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2008年底开始出台实施总规模4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前一次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措施相比，这一次的力度更大，方式更多，效果更加显著，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更大。同时，从理论上说，凯恩斯主义的印记更深。

我们知道，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政策主张是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很强调采取扩大政府支出的政策来直接刺激需求。其机制就是在企业、家庭等微观经济主体由于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或者悲观而导致私人投资和消费或者“有效需求”出现显著下降的条件下，通过政府投资规模的扩张来弥补私人投资和消费的不足，从而促进需求扩大、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就需要具备一个前提，即存在着政府投资的空间。如果政府的投资是替代企业投资，那么就会导致国进民退的现象，有效需求不可能增长。政府投资的领域应是企业不愿投资的公共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这样才能起到创造有效需求的作用。

尽管1998年以来，我国在上一轮扩大内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投资建设了不少基础设施，但是由于我国底子薄，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很大，基础设施的缺口还是很大的，继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很必要的，不存在过剩的担忧。在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上，我们面临的缺口更大，亟需政府和社会的持续大规模投入。因此，在我国，通过扩大政府支出的方式来扩大有效需求是有必要的，是符合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

当然，也应指出，近几年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取得的成效也不能都归功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各个领域的改革深化和进一步拓展外需的政策作用也不容忽视。

是药三分苦：认清凯恩斯主义的缺陷和适用性

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凯恩斯主义的怀疑和批评就一直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人们早已提出了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的经济前提和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实际上，就在我国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回升的过程中，货币供给增长过多的问题已经逐步显现出来，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问题更是为社会关注。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政府职能转变还远不到位，某些地方政府还存在着严重的投资饥渴症，自我约束的能力严重缺失等大背景下，政府投资规模过大，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力度过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通货膨胀、政府债务负担加重、公共财政风险积累等问题的产生。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时机如果把握控制不好，就很有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包括，扩大政府支出规模必然会导致财政赤字大大增加和通货膨胀。在这里特别要关注公共债务问题，从目前的官方数据来看，公开的正规的财政赤字并不是个大问题，和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赤字规模并不是个问题。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还有相当复杂的，很难界定厘清的地方债务规模问题。这是这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和扩大内需所产生的新问题，颇具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不可掉以轻心。还有一个问题是公共投资的质量和效果问题。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在公共投资上的空间很大，但这并不否认在一些地方或领域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公共设施过于超前或者“贵族化”倾向，超出了国力的承受能力，带来了新的不公平问题。这种扩大投资不是扩大有效需求，而是创造过度需求，是应当避免的。

打组合拳：中国宏观调控的法宝

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由于这两种宏观政策的运行机制不同，需要相互协调。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协调有多种方式，从政策取向来看，一般有四种搭配方式：双松、双紧、一松一紧和均为稳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前期，尤其是2008年底到2009年底，我国采取的是双松搭配，就是两种政策都是扩张性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去年年中开始，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从宽松转向稳健，两种政策呈现出一松一稳的搭配。由于国际经济又出现了新的不确定性，二次探底的风险存在，财政政策退出需要慎重，很可能需要持续一个时期，因此这种搭配可能还会保持一段时间。在财政政策方面，也需要统筹考虑，综合运用政府支出和减轻税负等不同手段，在继续保持一定规模的政府支出的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适当地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盈利能力，促进经济增长。

我们还要注意到，我国还处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有一些领域的改革的任务还很重，例如铁路和其他垄断性行业的改革还很不到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差距过大的问题还没有缓解，政府的职能转变还需要加快，等等。如果没有经济改革的积极推进，光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要把宏观调控和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6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金融危机传染从国界上可以分为国内与国际传染两种类型。国内金融危机传染指的是在国内金融泡沫化的前提下，货币危机逐步转变为资本市场与银行业的危机，并且演变为全面化的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指的是金融危机通过某个渠道或者机制来将本国的金融危机传播到其他国家与地区当中。当前多数金融危机机制研究中所指的金融危机传染都是专门指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本文中所使用的金融危机传染也是指国际金融危机传染这一类型。

2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

2.1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

亚洲金融危机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主要体现在价格效应上，而在收入效应上不是特别明显。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各国和我国的贸易结构比较相近，都是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初级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这也就使得我国和东南亚在出口上存在着很大的市场竞争。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南亚各国货币不断贬值，而我国政府则始终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直接造成我国出口产品丧失了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因而其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价格效应比较明显。在收入效应上主要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当中，我国的三大出口贸易合作国家中的日本经济开始出现快速下滑，而美国与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也十分缓慢，从而使得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各国的经济总体呈现下滑趋势，使得各国收入下降，进而对我国出口产品需求不断减少，无法体现出其明显的收入效应。

2.2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期间，人民币汇率开始大幅度升值，从而造成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越来越困难。而从2005年人民币汇率变动以来，人民币一直保持升值的状态。但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尚未爆发之前，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上持续保持增长势头，并且人民币升值对于进出口贸易的消极影响也不是很明显，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全球经济发展迅速，且与我国开展贸易合作的各国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从而使得外需不断增长，就相应地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贸易的消极影响。但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后，全球经济迅速下降，并且与我国开展贸易合作的国家的收入也开始下降，从而使得其对我国的出口产品的需求也相应下降，同时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货币危机直接导致人民币的大幅度的快速升值，使得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逐渐减弱，最终使我国进出口贸易在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上受到双重消极影响。另外，美国次贷危机还造成我国国内经济出现深层次的矛盾。当前我国一般贸易方式在出口总额上只存在收入效应，而在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总额上只存在价格效应。也就是说，我国的一般贸易方式在对外需求变化上非常敏感，而加工贸易方式对于货币汇率的变化则非常敏感，这也体现出我国贸易方式在美国次贷金融危机期间所受到感染的抗风险能力水平比较低。由于当前我国加工贸易方式总体上在国际分工上还处于比较低的位置，且其附加值也比较低，这主要由于我国加工贸易的竞争优势主要就是生产成本低、价格低。因此，美国次贷金融危机中造成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就直接导致我国加工贸易方式的发展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美国次贷金融危机还造成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外部环境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3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传染的策略

3.1加快进出口贸易方式的转变

首先要加快出口贸易的导向发展策略的改变，注重出口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承受着高额的债务以及高失业率的困扰，而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上的外需不断萎缩也使得其长期处于低迷发展状态。因此，我国应当将出口贸易为主要导向的贸易方式进行改变，注重进出口双向同步发展，从而实现进口贸易方式也能够有效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其次是要鼓励对外贸易企业不断加大技术投入，以此来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尽管近些年来我国在出口贸易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且在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缓解就业压力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依然比较低，再加上我国依然采用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而造成我国出口贸易在金融危机期间的抗风险能力较低。所以，我国应当加快将资源、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改变为技术密集型以及资本密集型出口产品，从而鼓励对外贸易企业不断加大对出口产品的技术投入，以此来全面提升产品的技术附加值。

3.2增强进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在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我国应当对美、日以及欧盟等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出口依赖进行削弱，从而将这种出口上的依赖尽快转变为依赖国内需求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我国必须不断加大国内需求，这也就需要进行国内消费的不断扩大，在出口产品的生产上要注重国内需求消费品的生产，并且对分配结构进行调整，加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以此来更好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居民收支上的平衡和消费能力。

3.3调整进出口贸易政策

首先要合理选取和吸收外商投资，对于高能耗产业要限制其进入我国，引导高技术附加产业的投资;同时还要引导国内加工贸易产业逐步向落后国家进行转移，并且还要努力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拓展产业链。其次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从而为国内加工贸易产业优化升级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强东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交流，从而使得中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发展模式中创建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地带;同时还要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进行人力、物力以及财力上的支持，从而创建出符合中西部发展特色的新型加工贸易产业区域，以此来进一步提升我国加工贸易方式的附加值。

3.4创建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在美国爆发次贷金融危机时，我国人民币的单方面的升值体现出我国当前人民币汇率机制还不健全，从而使得其对国内的进出口贸易的保护能力不能够进行充分的体现。因此，我国应当创建出更为合理、灵活以及具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以此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另外，随着国际贸易格局的不断调整，我国应当将人民币推向国际化发展，以此来提升我国进出口贸易在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抗风险能力。除此之外，我国还应当积极学习和研究全球各类因货币升值所造成的金融危机的案例，从而为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创建提供参考，从而尽快确立我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强国位置，进而保障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

4结论

第7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最近，听到不少“熬”的说法，什么“熬几年”“熬过寒冬”“熬下去”。因为经济下行，生意不好做，那么就采取收缩的政策熬过去，等待经济好转。

但是，我要说：这一轮，熬是熬不过去的。熬的结局是死亡。

熬过去，这是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次经济低谷，很多企业都是熬过来的。

但是，有一轮是例外。就是1997年那次亚洲金融危机。

那次危机，想熬过来的企业都死了，只有重生的企业活过来了。我有幸经历了那次危机，这也是个人的历史记忆。

为什么有时经济危机能熬过来？有些却熬不过来呢？

说到“熬”，其实隐含着几个假设：

假设1：经济危机或低谷时间有限，熬过了冬天就是春天。

假设2：危机或低谷过后，未来是现在的延伸。也就是说，熬过后的状况与现在的状况差别不大，传统生意可以持续。

假设3：规模降低了，成本可以压缩。成本压缩后，生存没有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多次经济低谷，确实是符合上述假设的。所以，多数企业也熬过来了。

这样的历史记忆，有时很可怕。我经常说，所有的理论都是有前提条件或假设的，而且多数前提条件是隐含的。

我提出上述假设，就是要说明，以前熬过来的前提条件现在不存在了。

“断裂的时代”

先说说1997年那次经济危机吧。

那次危机虽然冠以“亚洲金融危机”，却对中国影响巨大，它使中国从短缺经济时代，几乎没有经过供求均衡时代，直接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断裂的时代”。它不符合我上面提出的“假设2”，即未来不是现在的延续，即使熬过去了，传统生意也无法持续。

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后，企业本能的反应是降价。降价后利润下滑甚至亏损，于是降品质，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当时，有的企业也是采取熬的办法，但成功的企业则采取的是“重构”的方法。

大致来说，从两个方面重构：

一是产品重构。低端产品持续降价，高端产品重点培育。比如，当时双汇提出的目标就是“销售每年增长30%，产品结构每年调整5%”。

二是渠道重构。1997年之前以省代为主，1998年之后开始“市场重心下沉”，市代、县代、终端销售、深度分销等都是从那之后提出来的。

1997年之后的“重构”，形成了新的主流产品体系，这个体系一直延伸到现在；形成了新的渠道体系。当然，完成上述两方面的重构，企业内部的人员重组是必然的，大量人员被淘汰。

为什么这轮危机形成“断裂的时代”？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产生“断裂的时代”。2008年的金融危机，本来也应该形成断裂的时代，然而，2009年的“4万亿”延迟了这个进程。

为什么说这一轮危机形成断裂的时代？

首先，中国的消费升级，中产阶级的觉醒与崛起，已经要求改变主流产品体系了，这就是我一直在提倡的主流换挡之说。

其次，继C端电商普及之后，B端电商又在崛起，将彻底改变中国企业的渠道体系。

第三，互联网对营销传播的营销是全面而彻底的。

上述三方面的影响，意味着这一轮的危机过去后，将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企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熬”的假设不再成立

我们再来看看基于“熬”的三个假设。

关于假设1：以往的经济低谷是V形，而这次很可能是L形，延续时间比较长。特别是中国经济转型遭遇世界性经济危机，未来很难预料。寒冬之后可能不是春天，而是更深的寒冬。

关于假设2：经济低谷后，未来不是现在的延续，而是“断裂的时代”。

关于假设3：熬意味着通过收缩降低成本。虽然经济下行，但劳动力就业很充分，总体工资成本还在快速上升。

如果“熬”的三个基本假设不成立，那么“熬”的策略也是不成立的。

“重生”策略

既然熬不是正确的策略，那么，正确的策略是什么呢？

我认为，应该是积极的“重构”或“重生”策略。

“断裂的时代”，传统生意受到影响，新生意出现后却总是受到“集体冷遇”。

在危机与机遇面前，多数人的本能是关注危机。

在存量与增量面前，多数人的本能是关注存量，或者被存量“绑架”。

所谓对机遇的“集体冷遇”，就是机遇出现后，多数人却忙于应付危机，忙于解救存量。

在危机面前，多数人会选择“损失最小化”， 熬就是这种选择的体现。这是一种被动、本能的选择。在断裂的时代，损失最小化是很难做到的。

第8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关键词:资本账户开放;资本流动程度;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12-0073-04

资本账户开放是金融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的一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相继开放了本国的资本账户,对本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但此后发展中国家在纷纷效仿发达国家开放本国的资本账户时,效果却不尽相同。亚洲金融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巴西货币危机、阿根廷经济危机以及最近越南金融危机都伴随着危机之前危机发生国资本账户的大幅开放,因此很多人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是促成危机的一个因素,由此提出应谨慎开放资本账户,甚至提倡采取较严格的资本控制来避免危机的发生。因此,对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进行分析。

一、资本账户开放

资本账户开放也叫做资本账户自由化,是将过去封闭的资本账户制度变为开放的资本账户体制的政府决策和过程,这种决策和过程使原先资本不能自由进出国境而变成资本的自由进出。它是金融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的一部分,而自由化是一个过程,取决于内外均衡的实现特征。因此,资本账户自由化实际上就是内外均衡和资本账户管制放松之间的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正反馈机制。一般说来,资本账户开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决策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资本账户开放能够带来分配效率。有关资本账户开放所产生的分配效率可以从索洛(Solow,1956)开拓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得到预期。在新古典模型中,开放资本账户可以更有效地推动资源在国际间分配,并且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有利的影响。资本账户开放使资源由资本相对丰富的但收益较低的发达国家流向资本相对缺乏但收益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降低了他们的资金成本,推动了投资的暂时性增加,带动了经济增长,最终永久地提升了该国人民的生活水平(Fischer,1998,2003;Obstfeld,1998;Rogoff,1999;Summer,2000)。这种以获得分配效率预期收益为动机的经济政策,在过去的20年间被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采用,并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第二种观点则相反,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并不会产生分配效率预期。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不考虑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资源分配效率的预期也只能在经济没有扭曲的情况下才能存在。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存在许多其他的扭曲,怀疑者认为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理论预期与资本账户政策的真实性之间是完全不同的。Rodrik在其代表性文章《谁需要资本账户开放?》(Rodrik,1998)中指出,实证分析的结果并没有发现资本账户开放与投资和投资增长率之间存在关系。如果开放资本账户的收益存在,它也不会真实体现出来,但是,它的成本却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成本引发了新兴市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Eichengreen(2001)继续了Rodrik(1998)的调查研究后指出,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不明显的。Bhagwhati(1998)和Stiglitz(2000)也认为,资本自由化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它却可能导致投资热钱的流入,这些热钱与投资、产出及其他改善经济福利的实际变量无关,但提高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Edison等人(2002)发现资本账户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一国金融体系的成熟度、国民素质、经济基础和法制环境等因素影响。因此,他们认为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实际情况,表现为不确定性。

二、资本账户开放下的金融风险

资本账户开放使得资本在一国和他国之间可以自由流动,这包括金融市场的自由交易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从实际情况来看,资本账户开放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带来了极高的风险。

根据利率平价原理,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套利资本的流动会消除一切套利机会,用不同货币表示的同质金融资产在经过风险调整后应该具有相同的收益率。但是,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国内金融资产与国外金融资产不能完全替代,两者的收益率将不一致,表明资本不完全流动。发展中国家由于较长时期实行资本管制,金融市场的竞争不完全、不充分,所以银行的利差较大,并且高于国家金融市场利率。此外,发展中国家对银行存在或明或暗的政府担保和补贴,促使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在资本账户开放时向国际资本市场过度借贷。所以,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和其他金融改革增强了套利资本的套利机会,使得国际资本大量流入,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出现问题,就会使流入的国际资本突然逆转,导致短期内国际套利资本流动性增强,这种较强的资本流动性对制度不健全且已经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来说就是一种资本流动风险,它影响了资本账户开放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

Edwards和Khan(1985)在利率平价检验法的基础上,吸收了总量规模法和F-H相关系数的合理成分,提出了一套检验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方法。Helmut和Yeches(1993)对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在这一模型中,国内和世界的资本供求状况都会影响国内的利率,国内名义的市场出清利率(i)是世界利率经汇率调整后的值(i*)和资本账户完全封闭的国内市场的出清利率(i′)的加权平均:

参数是反映一国资本流动程度的指标,当?兹=1时,国内市场利率完全是由世界市场利率决定,表明资本完全流动;当?兹=0时,国内市场利率完全由国内资本的供给和需求状况决定,表明资本完全不流动。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是介于完全开放和完全封闭之间,即是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国家,?兹值介于0和1之间。?兹值越接近1,则资本流动性越强,它可能具有的资本流动风险就越大。所以,只要估计了?兹值的大小,就可以定量地描述一国资本的流动程度,也可以判定其资本账户开放风险的高低。

国内外许多学者在上述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Kalman滤波模型对东亚国家和中国表示资本流动性的?兹值进行了实证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金融风险,如表1所示。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982-2004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资本流动性最高,泰国略低,韩国资本流动性较低。这一结果和各个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密不可分。印度尼西亚从1970年开始资本账户开放,1971年就对资本流动几乎放弃了全部的资本控制,而资本流入管制逐步放松。泰国资本账户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开放资本账户,并且对资本流出采取一定的管制措施。韩国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金融改革,但是始终采取谨慎的措施开放对外资流动的管制,严格管制中长期外债,直到1994年为了加入经合组织,才加快了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另外,我们从表1中还可以发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泰国,也包括中国,资本流动性在2004年以前比1997年前有较大程度的降低,其中韩国降低最多。这表明1997年以后资本流动性有所下降,这个结果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多数亚洲国家放慢资本账户步伐,甚至进一步加强资本管制相吻合。Lijian Sun(2002)的分析也显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资本流动性值达到了0.9左右,资本控制有效性只有0.1左右,以致金融危机的爆发。上述分析完全可以表明,伴随东亚新兴国家1997年以前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加快,导致了资本流动

性增加,也使得资本控制的有效性降低,增强了金融风险,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

三、资本账户开放下的金融危机

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金融风险加之发展中国家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之成为金融风险的集中体现和极端形式。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带来大量私人资本的流入,导致国内信贷膨胀,市场违约风险,私人金融机构到期不能还款;大量私人资本的流入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本币高估。如果本国汇率制度遭到投机资本的攻击,大量流入的私人资本又会大量出逃,从而引发金融市场恐慌,爆发货币危机。

对于亚洲金融危机,Radelet和Sachs(1998)认为“核心是在20世纪90年代被吸引到该地区的大量的资本流动”。世界银行(1997)和Calvo(1989)的有关研究讨论了由外资导致的金融危机。资本账户开放与外资的流入在导致金融中介信用扩张、资产泡沫化以及产生和放大商业周期中起了关键作用。外资流入潜在的不确定性与不可持续性,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外,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发育本身欠完善,银行体系薄弱,金融部门的脆弱和政策缺陷,加上政府在资金配置中,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背景下,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大。世界银行研究了1980年代以来27例发展中国家私人非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与危机发生的相关性,认为大量私人非直接投资流入后,大部分国家出现了银行业危机、货币危机或孪生危机。

IMF调查回顾了35个经济体金融自由化的经验以及与经济危机的关联情况。该项调查显示,在24个发生了金融危机的经济体中,有13个在危机发生前的5年内完成了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进程。该项调查也显示:对14次严重的金融危机进行考察,在其中9次金融危机中,私人的净资本流入在危机前的2年~4年或者在危机过程中大幅上升,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3%的关口。另外,这些资金流入在危机期间又发生了逆转,比危机前2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35个百分点还要多。另一份实证研究涵盖了自20世纪70年代初20个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历程,该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关外部危机、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部门一体化之间关系的相关结果。虽然在20世纪70年生了26次货币危机,但这一时期的银行危机却只有3次,这可以反映出当时趋紧的金融市场管理制度。然而,虽然所考察国家的货币危机发生频率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只是稍有上升(每年由2.6次上升到3.1次),但银行危机发生的频率却呈现出4倍的增长速度。

四、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金融风险

由于资本账户开放而导致的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放缓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这些都给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提供了警示,尤其2008年5月份开始的越南金融危机。越南这次金融危机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其相似,同样是经常账户持续逆差、低外汇储备、资本账户自由化和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的综合症。据统计,2008年5月份越南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25.2%,成为越南盾贬值的基础。目前12个月的远期外汇交易显示,市场认为越南盾兑美元1年内跌幅超过30%。经常账户逆差前5个月已经累计了144亿美元。越南股市从2003年10月到2007年3月,涨幅高达780%,全球首屈一指,房价也疯涨。但是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6月初,大量资本外逃导致胡志明股票指数下跌了60%,房地产与股市如出一辙,胡志明市的房价已经跌了近一半。面对越南的金融危机,虽然中国与越南的情况还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应该以此为镜,关注我们自己的问题,未雨绸缪,堵塞可能的漏洞。

在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中,没有像越南过早的开放资本账户,而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步进行的。虽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又重新加强了资本管制,但总体来说是逐步开放的。这就使得在有些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金融风险会随着开放的进程的扩大而增加。雷达、赵勇(2008)利用利率平价扩展模型得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风险值,如图1所示。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从1996年中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以后,面对国际资本大量流动以及中国加入WTO的承诺,资本账户逐渐开放,使得中国资本的流动性逐步增加。经历了1997年的资本管制重新加强,使资本流动性下降。1999年之后取值均在0.5以上,并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2006年甚至高达0.8。这表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加快,从而导致资本流动性增加,金融风险加大。

针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中存在的金融风险,从长期来看,应加强制度建设,以求如宏观经济稳定、金融机构具有竞争力、金融监管完善等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得到满足,为中国资本账户全面开放进行制度上的准备。从短期来看,面对资本流动性增强、大量热钱涌入、双顺差扩大、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的现实,在诸如QDII的机制下放松对境外证券投资的管制,从而减轻资本净流入对人民币汇率和货币供应的压力。

参考文献:

[1]Fischer, Stanley(1998),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IMF”, 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207, pp.1-10.

[2]S. Edwards, M. S. Khan. Interest Rate Determin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A Conceptual Framework [ Z].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 531 , 1985.

[3]Stiglitz,Joseph(2002),“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4]何德旭,等.资本流动性:基于中国及其他亚洲新兴国家的比较分析[J].经济研究,2006,(9).

[5]王晓春.资本流动程度估计方法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J].世界经济,2001,(7).

[6]雷达,赵勇.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测算[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5).

[7]向文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风险相关性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8]程学韵.阿根廷金融危机中银行差异性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8,(1).

[9]Lijian Sun. Financial Openness: How to Measure It?[Z].Fudan University, Economic School, Working Paper, 2002.

Financial Risk Analysis of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Jiao Chenghuan1, He Xiaoyin2

(1. Social Sciences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China)

第9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货币的贬值压力可以引来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而升值压力带来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能造成金融危机。

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是国际投机资本最偏爱、最熟悉、最方便运作的领域。

近三年来，全国范围内房地产价格的猛涨让不少人开始怀疑可能有外资进入房地产领域兴风作浪；最近一年，中国股票市场迅速攀升，让人们再次对外资流入股市产生联想；而通过分析最近公布的有关统计数据，也可以窥见某些外资流入的端倪。

国际投机资本是裸的逐利资本

当前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流动性过剩。流动性作为一个货币经济学的专用名词，本来是描述货币与资产之间转化的方便程度。完全的流动性自然就是指现金了，因为它可以最方便地转化为任何一种资产而且不会受到任何价值损失。因此，当我们说国际资本市场上流动性过剩时，讲的就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充满了迫切寻找最大投资机会的货币资本。这就好像一旦我们把钱投入股市，我们最迫切的就是要找到一只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大投资回报的股票一样。当然，在广义的国际资本市场上，投机资本的投资范围更大，而且由于这些资本难于统计，行踪诡秘，常常让人难以察觉其流向。至今，人们只能从上个世纪末美国的新经济股票泡沫、到此后的石油价格飞涨中隐约揣测到它们的行踪。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国际投机资本依然以最典型的资本特征呈现在人们面前，那就是惟利是图，不计后果！在它们身上，货币资本流动性强的特点也表现得最突出：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今天，它们可以迅速涌入一个国家，在获得最高回报后又冷酷无情地迅速离开，哪怕给当地留下一片狼藉和灾难。因此，这些投机资本又常常被形象地称为“热钱”，迅速投机获利并完成倒手撤离。从1992年的英镑危机、1993年摩根斯坦利在香港股票市场的疯狂炒做、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无一不是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灾难。尽管在危机发生以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经济就已经存在不少问题和隐患，但毫无疑问的是，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是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和催化剂。如果没有这些外部冲击，这些问题和隐患可能不至于在一夜之间凸现而造成巨大的波动，甚至还有可能在此后的发展中被逐渐化解。

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投机资本与跨国公司的实业资本在投资项目选择上的最大区别就是行业范围。尽管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实业资本投资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但实业资本对行业外的投资一般都非常谨慎，前期一般会做比较深入的行业市场调研，而且决策以后投资的相对规模较小，一般属于直接投资，投资期限也比较长，其目标往往是提高在资本流入国某一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因此在投资初期，为了在当地市场树立品牌，建立营销网点，往往有承担亏损的准备，而市场占有率的目标达到以后，与资本流入国经济的融合程度相对也比较高，常常可以带动当地的实际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提高。相比之下，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资本虽然在进行投资前也会进行长期的宏观形势判断和跟踪，但是一般属于大规模的间接投资，由于投资目标是以短期金融市场盈利为主，相对简单，而且要把握市场时间，因此决策比较迅速，投资期限短。由于投机资本是以追逐短期市场盈利为主，因此对资本流入国实质经济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上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金融危机清楚地表明，投机资本兑现之后的迅速撤离，对当地经济的冲击和损害远远大于对经济增长的刺激。

当前国际资本的可能动向

敏锐捕捉东道国金融市场机会是投机资本的核心，因此尽管它们的事前分析重点也离不开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但是其盈利点却在于短期的市场波动。1992年的英镑危机如此，1994年和1997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如此，世纪之交的美国新经济泡沫和近年来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市场的价格波动也是如此。而且，出于资本不断追逐利益的本性，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热钱也会不断寻找新的投机机会。

近年来，在全球经济失衡、美元不断贬值、欧洲经济增长依然相对乏力的背景衬托下，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结构的调整，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逐渐引人注目，良好的经济增长预期空间和投资机会也开始吸引国际投资者的注意。尽管与欧洲快速发展、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亚洲资本市场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恰是这种预期收益和风险也提供了诱人的机会。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因素、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使得亚洲国家的货币升值已经成为一种市场预期，似乎也为投资亚洲资本市场提供一定的保险系数。因此，如果说从国际资本市场上流到欧洲的资金主要是以稳健投资为主的话，那么流到亚洲的资金则更多地具有投机性。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中，亚洲国家的货币也真的开始升值了。市场预期的迅速兑现是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本身又是与市场投机密切相关的。

尽管当前亚洲货币面临的是升值而不是贬值的压力，但是鉴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开始普遍对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表示出极大的关注。贬值压力可以引来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而升值压力带来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能造成金融危机。在不少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际资本看好经济增长而大量流入，导致国内出现经济泡沫、货币升值打击出口，从而最终使经济基本面因素恶化，外资抽逃导致货币贬值和金融危机，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国际投机资本与跨国公司实业投资的最大区别在于没有明确的行业范围。作为裸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它们以股权投资为主，只要发现某国存在可以盈利的行业，就会大规模涌入。一般来说，由于房地产项目以银行贷款为主，不需要全额的资金投入，具有明显的财务杠杆效应，使得实际资本收益率一般很高；而且，房地产供给相对有限，经济增长以后往往可以导致房地产价格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上涨，因此，房地产投机虽然期限比较长，但投资收益相当可观。从新兴市场的经验看，当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的形势以后，股票市场就会随之上涨，而且相对房地产市场而言，国际投机资本在股票市场上进出更加方便，炒做由公司预期收益决定的股票价格也更具有想像空间，上涨也更容易。因此，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是国际投机资本最偏爱、最熟悉、最方便运作的领域。

国际投机资本流入中国的渠道

显然，国际投机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是以资本项目开放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有资本流入国允许国际资本以直接投资、特别是证券投资的名义流入国内，这些国际投机资本才可能方便地流入流出，完成投机性投资的全部过程。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不少东南亚国家事实上已经完成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全面开放，解除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1992年英镑危机前的英国、1993年的香港、1994年的墨西哥情况也大体类似。

当然，从投机资本的操作上看，为了达到投机的隐蔽性，即使在资本项目开放的情况下其流入也常常采取隐蔽的方式。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对冲基金举借泰铢主要是在离岸泰铢市场完成的，也就是通过其他亚洲国家的金融市场获得泰铢资产的，从而逃脱了泰国政府的监管。即使是对于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交易，由于过度的自由化和管理上的放松，甚至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不少东南亚国家在进行形势判断以便进行决策时面临的最大问题竟然是无法确定到底有多少外资停留在国内，因此也就无法确定未来还有多少外资会流出，货币还有多大的贬值压力。而香港则提供了一个相反的案例：尽管港币的开放程度很高，属于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出入境限制很少，但是港币的国际化程度却很低，也就是说只能在香港的金融市场上才能借到港币，这样，当国际投机者试图借入大规模港币的时候，香港的金融监管部门就能很快地从香港货币市场的波动中察觉到国际投机者的意图，从而迅速采取相应措施。

中国当前的情况与上面的例子有很大的区别。首先，中国在1996年实现了货币在经常项目交易下的自由兑换以后，对一些重要的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交易还进行着比较严格的管制。其次，由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很低，人民币资产的金融工具也非常有限，难以进行更复杂的操作，因此，当国际投机资本试图进入中国进行投机性投资的时候，除了QFII等少数合法途径外，不得不大量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或者说是违规的方式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

根据国内有关部门在多年前的调查和研究，违规的资本流入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在经常项目交易下的违规流入，主要是采取借我国经常项目下外汇交易的自由化转移外汇进行本来属于资本项目下的投机交易来规避管制。例如，可以通过高报出口额，使高于实际出口价值的资金合法流入国内，甚至通过虚假出口贸易合同将资金以贸易款或者预付货款的形式转移到国内。与此相类似，跨国公司内部通过制定高于实际出口的转移价格将超额部分的资金转移到国内合资公司账上。另外，也可以通过个人携带外汇或地下钱庄将外汇带入国内，然后借助个人外汇在国内自由兑换的规定将外资转换成人民币进行投资，等等。近年来，随着国内反洗钱制度的逐渐完善，大额外汇交易和转账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违规资金流动的情况依然大量存在。

在资本项目交易下违规资金流动的主要形式是，假借合法资本项目交易将外汇转移到国内以后再转换用途，进行投机。例如，通过跨国公司或者合资公司向外方股东借款的方式将资金转移到国内；或者利用某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迫切心理，假以外方投资的名义，实际签订的却是向外方融资的协议，甚至辅以国内银行信贷支持外资企业的日常经营，最终使得外资可能用于国内市场投机；或者违规将从国外的实际收付在账目上依然保留为应收款，实际资金通过地下钱庄入境以后进行其他投资；或者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在公司注册的时候进行虚假验资，将资金实际用于市场投机。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这些违规的外资流入，或者与逃避我国财务制度中有关银行转账的规定、通过现金往来的洗钱犯罪有关，或者与外汇管理中的一些不完善有关。而外汇管理方面的不完善，有些是体制上的问题造成的，但更多的是技术上的因素造成的。

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

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更值得我们警惕。

首先，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最终会在外汇市场上形成对人民币的需求，从而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然而，这种升值压力与经济增长自然形成的升值压力不同，是一种虚幻的升值压力。如果在这种压力下人民币过度升值，无疑将会打击我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损害实质经济基础。此后这些投机资本的流出又会加剧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从而给经济带来不必要的波动、冲击甚至是危机的风险。

其次，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兑换成人民币以后在国内市场的投资和流动，造成了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使得国内经济形势出现过热的倾向。中国人民银行被迫买入美元也使得外汇储备出现虚高，而国际投机资本流动性大的特点也增加了外汇管理的难度。为了抵消通货膨胀的压力，防止经济过热，中央银行不得不减少其他方面的货币投放，这就降低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在目前主要依靠发行央行票据控制货币供给的情况下，也增加了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