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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琳.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危机传播和舆论引导[D].郑州:郑州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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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C9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4-0098-01
一、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国外研究现状:发达国家在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方面起步较早,而且十分重视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建设,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发达国家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危机应对措施,并建立了相应的危机管理机制,取得的研究成果颇丰。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和机制在抢救生命、减少损失、消除恐慌、恢复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许多先进的理念和措施对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以美国、俄罗斯、日本为代表,建立首长负责制的中枢指挥系统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核心,完备的常设机构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关键,健全的法律法规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保障,媒体介入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国民危机意识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基础。
国内研究现状:由于我国在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方面起步较晚,取得的研究成果较少,虽然说有不少的文章来论述公共危机管理,但缺乏健全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理论,尚未完全建立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缺乏应对危机的综合处理机构,缺乏社会危机信息预警网络,公民缺乏危机训练,缺乏危机意识,应对危机能力较弱,因而学习和研究发达国家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就显得十分必要。
公共危机的概念:公共性危机即公共性公关危机,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社会应性机制失灵而引发的,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机事件。我国的公共危机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发生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二是发生的迅速性和紧急性。
二、产生公共危机的原因
1.危机意识不到位
我国公共部门对应急预案的理解和认识不到位,预案质量不高。目前各地政府和各部门大都制订公共危机相关的应急预案。但是这些预案很多都是在原则层面加以规定的,缺少特别专项的、具体的应急方案。同时,预案缺乏可操作性和协调性,没有把应急预案从纸上带入市民的现实生活中去。
2.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
虽然我国也建立了相应的完备的法律法规和计划安排,对公共危机的处理也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但对各部门处理公共危机的责任没有明确的规范和各种应急措施,我国目前主要还是在已有法律秩序的框架下应急,人为性、随意性强,没有出台专门法律来规范。今后我国要加快研究和立法进程,将危机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进一步研究和界定什么条件下可以启动紧急状态立法、可以宣布一定范围内的紧急状态等。
三、提高公共危机管理的对策
1.提高危机意识
危机管理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以足够重视。各地、各部门的高层要重视危机事件,组建熟悉危机管理的高效管理团队,提高危机意识。中央和地方要在应急中实现良性互动,部门、跨地区的联动协调机制需要细化,从而推动处理危机经验的积累。
2.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加快研究公共危机和紧急状态立法完备的法律法规和计划安排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保障,有了法律和相关预案,就能使各部门在应对危机上的责任关系更加明确和规范。今后我国要加快研究和立法进程,将危机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进一步研究和界定什么条件下可以启动紧急状态立法,可以宣布一定范围内的紧急状态等。
本文运用系统分析和文献研究相结合,以国内学者通过实例研究得出的结论为基础,运用系统的调查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发展的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同时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国外最新的相关领域发展前景,探讨适合我国处理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策略。由于我国在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方面起步较晚,取得的研究成果较少,因而在解决公共危机事件上缺乏理论性、综合性的指导体系,以至于在解决危机事件时,不论是灾前预警、灾中应急,还是灾后修复都是“一窝蜂”,没有可持续性的一套管理机制。本文首先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对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同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与归纳,有助于我们找出其中的不足乃至所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而提出如何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对策,为政府在解决公共危机事件提供科学合理的规范化理论指导,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摘要:学界对公共危机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政府内部多层次公共危机管理系统的建立,忽视了地方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从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中进行协作性管理的原因出发,分析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四大主体,即非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媒体和公众,在协作性管理中的具体协作方式、协作现状和协作困境,力求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找到地方治理的新途径。
关键词:地方政府;协作管理;公共危机
1政府危机管理的概念界定
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时刻都要面对不同程度的危机,而政府处理的危机是属于公共范畴的,被称为公共危机。所谓的公共危机是指“由于内部和外部的高度不确定的变化因素,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安全生产严重威胁的一种危险情况和紧急状态,那么能够引起这种危机情况的紧急状态的事件就是公共危机事件”。学界通常对“政府危机管理”和“公共危机管理”作为等同的概念,不做严格的区分。但是以张小明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危机管理具有双重意义。政府作为一般的社会组织和其他的组织一样也会面临自身体系内外的一些危机状况,比如财政危机、生存危机或人力资源危机等,关于应对这些危机的管理活动是政府危机管理的第一层含义。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这个身份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时,政府应对的危机是属于公共范围的,是对公共危机的管理,这属于政府危机管理的第二层含义。文中使用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危机管理”不做区分,且是从政府危机管理的第二个层面出发研究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由于公共危机普遍是由地方开始引发和蔓延的,地方政府在预防、遏制公共危机中处于主导地位,本文强调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分析协作式公共管理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存在状况。
2地方政府协作式管理普遍存在的原因分析
协作性公共管理“描述了在多组织安排中的促进和运行过程,以解决单个组织不能解决或不易解决的问题”。协作性公共管理从方向上可以分为纵向协作和横向协作。纵向协作强调政府组织内部层级间的协作活动,政府部门直接,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横向合作强调政府和非政府直接的联络和合作,通过伙伴关系、网络、契约关系、结盟、委员会、联盟、公会和理事会,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管理者代表其组织共同制定战略,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本文侧重于研究地方政府的横向协作管理。
奥图尔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为何跨越组织(例如组织间网络的管理),普遍存在且有可能增加的五个重要原因。协作性公共管理普遍存在于地方政府的管理之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公众的需求多样化和政府失灵的矛盾以及协作主体的成长造成的。
处理艰巨或者复杂问题的政策可能需要这样的结构来执行。政府面临的公共危机和问题越来越复杂。问题的环境更加恶劣,单个部门已经不可能独立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更不用说严重的公共危机,协作成为了政府管理的必然选择。
基于政府直接干预范围上的局限性鼓励而不是抑制了基于网络的解决方法。随着社会和市场的发展,公众偏好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产品而同时要求政府减少干预。此外。政府失灵一个重要的体现就在于不能为公众提供个性话的公共产品,为了满足公众的这些需求,政府只有与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协作才能做到。
政治驱动力诱导出需超越因政策目标而可能必要的联网;行政管理者经常必须平衡清晰集中的项目权威的技术需要与要求包容和更宽广影响的政治要求。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意识的增强和途径的增多,为政府横向协作管理提供了可能性;组织网络的建立和信息技术的现代化为政府间纵向协作提供了平台。
3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协作主体分析
3.1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非政府组织是指除了政府和企业之外的所有社会组织;狭义的非政府组织是指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自愿公民组织。文中采用的是狭义的非政府组织的概念。非政府组织从产生开始就与政府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由于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的特征,在我国政府成为非营利组织获得经费的来源之一。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形式主要是采取合作和赋权的方式,关键是利用非政府组织在专业技术方面的优势,取得在危机管理中的更好效果。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发生时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整合作用,由于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以公共利益为所有活动的最后依归,能够得到公众的信任,以最快的速度和号召力整合社会闲置资源为地方政府解决危机提供协助。此外,非政府组织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社区中的活动频繁,为地方政府解决公共危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家诚信机制的缺陷和公民志愿精神的缺失成为非政府组织走不出的困境。公共危机的管理中,政府仍然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参与主体起监督和指导作用。然而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甚至不能避免组织内部的寻租行为,更不用说能很好地监督和避免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谋取私利。
3.2营利性组织
营利组织主要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在地方治理理论中,企业作为政府协作的对象,主要以外包和委托的形式纳入地方政府管理的领域。营利性组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利润最大化,提供的是多样化的私人物品。营利组织的高效性和对环境变化的高度适应性是区别于政府低效、反应迟钝的特点。现代政府面临的是更多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不仅要对公共危机事件作出快速的反应还要解决手段陈旧的问题。营利组织在这方面的优势弥补了政府的不足。公共危机管理是有一个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危机发生前和发生中更多的是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但在危机发生后的重建阶段,政府需要营利组织通过契约和合同的形式将政府的部分工作外包给企业去完成。政府将危机管理的部分职能转移给企业,并不意味着放弃所有的监督管理权。与政府的协作关系并不能改变营利组织追求私利的特性,为避免营利组织的外部不经济行为,政府应该建立起完善的协作模式,以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我国政府在管理中往往重结果不重投入,就会出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对等的结果。
3.3公民
政府与公民的协作关系主要体现在公民和政府协调合作共同创造社会安全文化和在应对危机意识和能力上的提高。群众的危机意识、危机预防能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是影响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因素。公民是公共危机的直接受害者,社会安全文化是需要在政府的管理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在公民的广泛和积极参与下形成的,反映了一种社会的伦理和文化。在预防公共危机的管理中建设安全文化有三层次的要求:一是观念意识,主要是社会管理者和民众一起培养起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理念,只有在观念上形成了预防公共危机的意识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公共危机的发生,很多危机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二是行为文化方面,行为文化是观念的反映,同时又作用于观念,“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公民增强参与政府管理的积极性和增加了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公民行为文化的发展为公共危机管理中快速动员社会提供了基础保障;三是制度文化方面,政府在长期的安全文化的培养和管理中形成有效地管理制度,为创造良好的社会安全环境提供制度的保证,为社会的安全创造良好的环境,出现社会、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协作关系。
4地方政府协作管理的困境
4.1公共危机协作管理的责任问题
责任是一个控制问题,明确责任是协作管理的难题。在官僚制体制内,组织的层级结构极其严密,严格规定了不同层级和职位的职责。而在协作性管理中纳入的主体本身是处于体制外的组织。这些政府组织外的组织要承担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中的部分职能的时候必然存在责任的分配问题。政府不管与那个协作主体合作都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其他主体是否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要的话责任的大小如何分配,这是协作管理中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多组织条件下的责任丧失出现在合同关系中,现在已经大量存在。最让人担忧的是合同组织的雇员会追求与政府不一致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凯特尔描述了合同关系中的这种不一致的情况,他认为合同外包的哲学假定是,政府与承包人的基本关系是委托关系,受委托的主体是在政府的有效监督下进行管理的。现在存在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委托关系的双方达成一个不受政府约束和监督的内在的隐性的关系,致使行政监督和委托关系发生断裂。在法律和制度健全的发达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困境。由于体制上的漏洞,为政府管理者的寻租行为找到了机会。政府重结果轻投入的导向性为协作的破裂制造了更大的可能性。
论文摘要:如何成功应对公共危机已成为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挑战。新闻媒体作为沟通政府与民众的社会公器,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讨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新闻媒体如何运用,以及对如何构建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有所帮助。
一、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和特点
(一)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
公共危机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公共管理中应对危机状态的一种形式。公共危机管理就是公共管理机构通过建立危机应对机制,采取一索列必要措施,防范、化解危机,恢复社会秩序,保障人们正常生产和生活的活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是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除了常规管理之外,还需要居安思危,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公共危机。
(二)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
1、公共危机管理的目标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危机管理以保持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公共产品为目标。
2、公共危机管理的外部环境是开放的、非竞争的。企业通常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环境之中,虽然有不同企业之间的联合,但更多的时候它们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虽然有共赢的局面,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有限的市场中甲多占一份就意味着乙少占一份。
3、公共危机管理依法行政,强制力是其管理的基础。公共危机管理以法律和行政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公共危机管理遵循的是公共管理的原则,依法行政。公共危机管理主要依靠行使公共权力进行公共危机的管理,而“公共权力的行使,常常是刚柔并济,强制性和非强制性并行。
二、新闻媒体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一)新闻媒体的含义及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公众舆论的载体,新闻媒体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它所代表的某个阶层或阶级的观念,还必须表达一定的公众利益,具有一定的公众立场,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的流动和沟通对社会和公众的影响上。公共危机事件由于它的特殊性,必然会成为报道的焦点。
客观上来说,新闻媒体对危机事件的充分介入,能够在无形之中对政府危机管理产生很大帮助,其作用主要表现如下:1、帮助政府传递信息;2、协助政府进行危机预防、反应和恢复;3、提升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4、为政府提供外脑;5、帮助政府赢得社会支持。
三、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如何运用新闻媒体
一个以公共服务为基本理念的政府,必须对公众充满信任和保持敬畏,尊重包括知情权在内的所有公众权利,把公众欲知、应知、需知的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地告知公众。同时,政府又是新闻传播的管理者,应引导、调控新闻媒体对事实加以解释,支持媒体发挥其功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危机发生前,主要是政府对危机的减缓能力和预见能力;危机发生时,政府的反应能力与治理能力;危机发生后,政府的恢复能力。下面,我们将从这三方面分别探讨新闻媒体在其中的运用。
(一)危机前
危机管理的关键不在于危机发生后的治理,而在于减缓与预防危机的发生。政府设立监督与预警机制,预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然后采取措施降低风险发生率,摊薄不善的资源管理,能够较好地缩减危机的发生及其冲击力。而提高政府预见能力的前提条件是获取充分的信息。政府虽然有收集信息的专门通道,然而由于一些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导致信息的不充分或误导,而新闻媒体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新闻媒体在守望环境中,可以及时反映可能危害社会的征兆,为决策层提供预警。同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对某种危险倾向存在的合理推测,向社会和决策层发出警告。我国社会的主流是稳定和平的,但社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伴随着危机的发生,社会总是在一个一个危机的解决之后向前推进,因而我国的媒体不能只报喜而不报忧,应当对政府的政策以支持为主基调,以批评作陪衬,小骂大帮忙。通过批评,可以让政府认清自身的不足,进而改进政策,消除矛盾,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
(二)危机发生时
当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时,政府的媒体政策就是要主动寻求与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媒体的合作,通过媒体这一中介和载体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传导,使危机信息比例合理化,避免诱发潜在危机,同时避免过度强调危机管理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回避性,加强作为危机管理主体的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沟通。
1、争取舆论主动权,及时地通过媒体向公众最新消息
危机一旦发生,政府就必须及时冷静地应对各种突发性与不确定性状况,快速地采取措施控制或抑制各种不利因素的发展和扩散,掌握主动权,力求短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扭转不利局势,促使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
2、通过媒体权威性信息,提高信息的可信度,稳定公众心理
政府要本着诚信透明的原则,真实的信息,以避免公众由于信息的封锁而获取小道消息,从而对事件进行臆断与主观猜测,而夸大事件的危机度,降低对政府的信任感,使政府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
3、通过媒体听取公众的意见,征求与调整治理措施
政府在危机发生后,通过媒体向公众信息,不仅可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而且通过公众的讨论,集思广益,可以寻求较好的解决方法,也容易为公众所接受。
(三)危机发生后
这里讲危机发生后,是指单件的危机事件得到治理以后,非指实际意义上的结束,因为还有一个恢复力的问题。在危机治理后,政府需要重新恢复社会稳定,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这就要媒体对危机处理的后续工作进行持续不间断的报道。正是通过对后续事件的报道才能真正体现政府的办事能力。
四、努力构建政府与新闻媒介的良性互动
在非常态的危机之中,媒体对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政府在对媒体有所约束的情况下,又充分加以利用。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格外重要,它不但是政府和媒体成熟、理性的体现,也是整个社会成熟、理性的体现,更是妥善解决危机的剂。因此构建政府与新闻媒介的良性互动要着手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转变观念,树立对新闻媒体的正确认识
首先要认清新闻媒体的功能与作用,大众传媒既不是政府的附庸,也不应当强调绝对的自由,而是在应当坚持党的领导,政府的管理之下,保障一定的新闻自由。
(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创设良好的舆论环境
新闻媒体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的,良好的政治秩序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会带来大众传媒的更加繁荣。人们素质的提高,对媒体信息鉴别能力的增强也有利于主流媒体的发展。
(三)健全法律体系,规范与保护新闻媒体
健全法律体系,通过法律保护与鼓励这种自由权利,有利于新闻媒体更好地为政府服务,实践其监督的权利。
(四)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高透明度
信息的管理就如同治理洪水一样,宜采用“疏导”的方式,而不是“堵截”的方式。为此,政府需要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建立一种让媒体公正介入危机事件的秩序,为媒体提供充分的信息资源,利用媒体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反映民众的意见与呼声,才能真正体现媒体的群众观念,才有利于推进民主进程,有利于建立一整套良好的公共危机防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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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共危机 财政支出 预算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这组词语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由于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未能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使得高速发展的社会中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因此各类突发性事件的出现不仅是难以避免的,同时还有逐步增多的趋势。这包括各种瘟疫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事件,各种经济、金融的危机事件,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社会危机事件等等。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阶段,如何预防和控制公共危机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毫无疑问,面对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政府无疑应该承担最重要的责任,尤其是政府的财政支出对于预防和控制公共危机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就尝试分析公共危机与财政支出的联系,并在成本支出和节约方面给出建议,希望我国政府在预防和控制公共危机的财政支出方面能够改善目前效率不高的状况。
一、财政支出是解决公共危机的主要经济来源
公共危机已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常见事件,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是对每一个国家政府的严峻考验。纵观各国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与该国危机管理能力的强弱,以及能否不断挑战危机紧密联系。公共危机对公共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是全面性的,其危害具有社会性、公共性、突发性、紧迫性、危害性和破坏性等特点。相应的公共危机管理(或者称为应对公共危机)应具有公共性、紧急性、主动性、防范性、政府主导性等特点。公共危机和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年初的冰雪灾害以及5·12汶川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灾区的恢复重建、灾民的安置等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长期以来,政府对灾区的财政支出成为我国解决公共危机的主要经济来源。究其原因有三点:一是政府财政自身的使命决定了解决公共危机必须由政府提供主要经济来源,因为政府财政的本质内涵就是以增进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为宗旨,以提高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二是公共危机的特性决定了公共危机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危害对象广泛性的特点,其责任边界不清晰,市场机制难以承担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使命,而企业、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很难有充分的积极性和能力去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所以当公共危机发生后其快速蔓延和严重的破坏,决定了市场机制和民间部门不可能在干预危机和消除危机的影响方面承担主要责任。
现代政府应该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我国近年来也大力推进服务性政府的建设。公共安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是服务性政府必须具有的一项基本职能。从政府的经济责任来看,政府在公共危机中承担大量的经济责任,包括预防、治理和救助支出。作为现代政府唯一合法来源的公共财政在应对公共危机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财政能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时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
财政学的基本原理表明:民间部门、慈善机构等组织采取一定程度内的集体行为,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种行为是值得称道的,但却有限度的,政府主体之所以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由于它能够凭借其政治权力,通过强制性的征税来解决所谓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问题,弥补个人支出的局限,提供公共产品的巨额支出。因此政府就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真正主体。
另外,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政府作为一个经济运行的参与者,其各方面的投资都会对社会私人或者企业的投资有带动作用,其投资到预防和控制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方面的资金必然也会带动私人或者企业跟进,由此带来的效应也会分担其公共事件发生后带来的治理成本,而各级政府用于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或是发行政府债券,这其中,我国明显以政府的财政支出为主。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可看出,公共危机与政府的财政支出有着紧密的联系,公共危机的发生到结束都与财政支出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我国公共危机的财政支出评价
1、支出状况评价。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每年大幅度增加,但是各级政府用于预防应对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的预备费用所占本级政府预算支出比例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增长,中央政府在2002—2006年这5年间所提取的预备费所占中央政府本级预算支出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如表1所示)。
与中央政府的预备费提取相比,地方政府(主要指省一级)在预备费的提取上存在着更多问题。一是有的省份在预算草案中根本没有将预备费用单独列支,二是有的省份即使是单独列支,其提取数额和比例也不容乐观。以山东和四川为例,2006年山东省省级预算支出为278.69 亿元,提取预备费为2.4 亿元,仅占本级预算支出的0.86%;同一时期的四川,本级预算支出为225.53 亿元,提取的预备费为2.5亿元,占本级预算支出的1.1%。
这说明我国各级政府对于公共危机的预防和控制重视不够,往往重视危机的事后处理,而忽视了公共危机的事前准备和预防,很多危机在开始之初情况并不严重,甚至谈不上是危机,但由于一些政府决策者的错误估计或者错误选择,使得本不应该发生成公共危机的事件愈演愈烈,最终对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造成重大的损害,这其中与各级政府对于自然灾害、重大卫生事件等公共危机的事前财政准备不足有很大关系。
2、到位及使用状况评价。政府的公共财政是抗击公共危机最后的财力保障,公共危机中的资金管理,应该做到防治资金的及时到位,对支出资金进行有效管理。
(1)财政资金的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应付公共危机的成效。第一,影响了居民的个人行为。公共危机的事后处理成本是巨大的,信息的流通性以及财政资金的到位状况对于居民的选择至关重要,在2003年的非典中,我们就受到这方面的教训,由于个别地方政府对治疗sars资金支出的到位状况不理想,使得一些非典病人或是疑似病人逃出医院去寻求治疗,非典疫情进一步扩散,导致更大的事后处理成本。第二,影响了医院的行为。仍以非典为例,非典肆虐期间,由于政府的资金迟迟不到位,医院成了潜在的埋单者,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因此有个别医院出现了不积极接收病人的现象。这些都影响了防治sars的效果。财政资金的不及时到位,一方面说明了政府部门对危机的反应迟缓,另一方面也跟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有关。如作为疫区的太原市在防治sars过程中政府支出6034 万元,而本级政府在2003 年的预备费仅为2000万元,经过转移支付、捐赠等途径筹集资金,尚有1155万元的缺口,县级以下的财政更是靠财政吃饭,无力承担巨额的防治资金。但在中央安排的20 亿sars防治基金中,向中西部的24 个省份各预拨了1000万元,这种平均分配方式的有效性肯定存在不足。
(2)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非典的教训使得举国上下开始重视对公共危机的治理,各级政府也开始编制应急预案,成立专项资金来预防和处理公共危机。但无论是非典还是之后的一些公共危机,我们不得不承认,各级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还有待提高。首先,很多应急预案容易受到人为的打断,很多特事特办影响了应急预案的运行效率。其次,很多专项资金由于没有或者缺乏有效的监管,使得个别人员挥霍了本该用于救急的资金或在一些方面过度支出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提高我国应对公共危机财政能力的建议
1、各级政府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预算制度。《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中明确提出,要保障所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准备和救济工作资金。因此,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在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机构体系和对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整合及机构调整的基础上,把应急管理部门工作正常运转所需的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体系之中,并建立相应的财政应对公共危机管理预算,可按照项目支出滚动管理的要求,每年编制、滚动修改。既能保证支出项目的连续性和年度之间的衔接,又要偏重于可能的公共危机状态下的安排。针对目前有的省份没有将预备费在预算中单独列支的现象,要进一步强化预备费预算约束力度,发挥预算资金管理的应有作用。
2、加大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投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当前我国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能力面临着投入不足、财政保障水平偏低等问题。目前,随着我国财力不断增强,有必要也有可能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投入。以预备费为例,预备费是预算规模按比例提供的一部分资金,主要用于难以预料、年度预算执行中需要安排的支出事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投入比例偏低,预备费并没有发挥在应对公共危机过程中应有财力支撑的作用。笔者建议,各级政府应该按照《预算法》规定的上限( 3% )足额提取预备费,并扩大预备费来源,如预算盈余、超收收入等,只要程序合法,均可提取适当的预备费。防灾胜于救灾,如果能最大限度的防止公共危机的发生,必然能够降低因为公共危机发生之后的重大损失。
3、加强各级别政府与各地方政府的协调。按照属地进行危机管理的做法是世界上比较流行也比较有效的分工做法,但由于一些公共危机如瘟疫具有传导性和流动性,因此在属地管理的基础上还要多加强各地政府的协调,处于危机始发地周围的其他地方政
府不仅要积极预防危机的进入,同时还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始发地政府进行帮助。中央政府也应该协调各地的关系,帮助地方政府尽快走出公共危机。
4、加强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专项财政资金的透明度。我国各级政府的政务透明程度向来不高,这一方面影响了资金的运作效率,使得一些领导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有机可乘;另一方面也使得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因此,加强专项财政资金的监管,使应急资金在阳光下运行有很大必要。可以采取多方参与制度,引入媒体或者是专业的非盈利机构进行监督,保证各项应急资金能够物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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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危机 信息管理 危机信息 危机管理
中图分类号: D63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6-0081-10
公共危机信息管理(Public Crisi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CIM)是公共危机管理与信息管理交叉而成的一个新的学科前沿领域,主要研究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信息问题和信息管理问题。由于信息渗透于公共危机管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是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因此,PCIM的研究对促进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完善和实践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PCIM研究成果众多且增长迅速,但总体来看研究显得比较分散,问题域(problem domain)设置比较随意,使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深入在信息维度上存在明显的不足和缺陷。
为了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公共危机信息管理,本文提出了PCIM的EPFMS理论分析框架,认为PCIM领域有以下5个核心问题域或研究范畴,即PCIM要素论(Element)、PCIM过程论(Process)、PCIM功能论(Function)、PCIM方法论(Methodology)和PCIM系统论(System),每个问题域或研究范畴都有其核心科学问题和研究侧重点,它们共同构成PCIM的EPFMS理论分析框架(见表1)。
1 PCIM要素论
要素论主要研究PCIM的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揭示各要素的基本内涵和理论问题,分析常态和危机状态下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方式和作用机制,建立关于PCIM结构要素的基本认识和知识。
从广义的角度,可把PCIM的构成要素概括为主体要素(包括政府、媒介、公众、企业、NGO等)、客体要素(信息)及环境要素(政策法规、经济、技术、文化等)(见图1)。
PCIM主体要素有政府、媒介、公众、企业、NGO等。根据公共治理理论,有效的公共危机管理应该是政府、企业组织、NGO、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他们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在危机管理过程中有不同的地位、作用、利益需求以及表达渠道与方式,需要探寻不同主体间的信息协调机制,尤其是不同主体信息平台的良性互动和不同主体间良性信息关系的构建等问题。根据公共危机中利益相关者的相关度、影响力和紧急性三个属性,可以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三类,即核[图1 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的构成要素] [环境
(教育、人文)][环境
(法律、政策)][媒体][环境
(技术)][环境
(经济)][公众][政府][信息][][接受][反馈][使用][使用][传播] [企业][NGO]
心的利益相关者、边缘的利益相关者和潜在的利益相关者。一般来说,政府、受害的社会组织和公众、危机诱发者是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媒体、NGO、公共服务部门是边缘的利益相关者,危机旁观者是潜在的利益相关者[1]。N. Bharosa从社区(宏观)、组织(中观)、个人(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灾害响应过程中影响信息共享和协作的因素,发现救灾工作者更愿意获取对他们有用的信息而不是向其他人提供信息。要实现信息共享,理解每一个人及其他组织的工作过程和信息系统的性能是非常重要的,并据此提出了对信息系统设计者及政策制定者的六条建议[2]。
信息是PCIM的客体要素,是PCIM要素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危机信息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危机信息是危机潜伏、爆发、持续、解决等一系列过程中与危机管理相关的各种信息,广义的危机信息除了信息要素之外,还包括危机管理过程中与信息相关的人员、技术、设备、资金等,即危机信息资源[3]。信息要素的研究首先需要分析公共危机的信息需求,研究危机信息及其传播特点;其次对相关信息进行分类分级,建立信息目录体系,按目录层级和轻重缓急收集和分析信息;再次从信息主体和客体间的相互作用研究信息的传递、共享和使用问题,主要围绕信息机构如何组织信息资源、政府机构如何信息、媒介组织如何传播信息、社会公众如何接受和选择信息这几条主线展开。
环境要素是PCIM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通道和桥梁,主要包括与PCIM相关的政策法规、产业经济条件、信息技术、减灾防灾文化等。环境要素是PCIM的支持要素和保障要素,良好的环境是PCIM主客体有效作用、信息顺畅传递和发挥作用的有力保障。
PCIM要素论要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PCIM构成要素及其相关理论问题;(2)PCIM主体间的信息关系及相互作用问题,如政府和媒体、政府和公众、媒体和公众、政府和企业、政府和NGO等之间的信息传递与信息沟通;(3)PCIM主体、客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及信息关系问题,如信息流程、信息共享、信息反馈、信息架构(Information Architecture)以及信息伦理、信息政策、信息成本控制等。
2 PCIM过程论
美国危机和紧急情况管理手册(Handbook of Crisis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提出了公共危机管理的四阶段模型,即减除(Mitigation)、预防(Preparedness)、反应(Response)和恢复(Recovery)[4]。“减除”是指减少影响人类生命、财产的自然或人力危险要素,如实施建筑标准、推行灾害保险、颁布安全法规等;“准备”是指发展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如制订应急计划、建立预警系统、成立应急运行中心、进行灾害救援培训与演练等;“响应”是指灾害发生的事前、事中与事后采取行动以挽救生命、减少损失,如激活应急计划、启动应急系统、提供应急医疗援助、组织疏散与搜救等;“恢复”既指按照最低运行标准将重要生存支持系统复原的短期行为,也指推动社会生活恢复常态的长期活动,如清理废墟、控制污染、提供灾害失业救助、提供临时住房等。PCIM过程论就是从公共危机管理的四个阶段出发,研究每一阶段的信息保障和信息管理问题(见图2)。
从管理学的PDCA(计划、执行、检查、纠正)活动角度看,PCIM不仅仅是在公共危机的全流程管理中提供有效的信息,它应以“决策和执行”为轴心,在危机信息管理活动中不断重复PDCA管理功能,不断改进,形成螺旋式的公共危机信息管理循环。公共危机管理的每个阶段都有PDCA循环,后一阶段的PDCA循环以前一阶段为基础,是对前一阶段的修正和改进。例如,响应阶段的PDCA以准备阶段的PDCA为前提和基础。
公共危机管理的四个阶段都涉及信息的收集、处理、存储、传播和使用,但各个阶段的信息管理内容是有所侧重和不同的。“减除”阶段主要内容有:风险信息收集、风险地图绘制、危机预测、风险评估等;“准备”阶段主要内容有:信息监测、信息分析、预案研发、预警系统等;“响应”阶段内容有:信息公开、信息传播、信息资源配置、决策信息支持等;“恢复”阶段主要内容有:灾害评估、危机善后、灾后重建等。
从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趋势来看,其重心已从灾后应对转向灾前准备,进而转向风险管理,即由被动响应变为主动防御,由主动防御变为风险消除。与此相对应,PCIM的研究重点也将逐步转向风险信息管理和灾前信息准备,信息备灾将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提出并逐步上升为PCIM的一个重大研究领域。
3 PCIM功能论
功能论主要研究PCIM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功能和作用,探析PCIM最基本、最普遍的功能及其作用机理与方式。一方面,这些最基本、最普遍的功能可以概括各种具体的PCIM的工作目标,另一方面,这些最基本、最普遍的功能又是相互不能替代和兼容的,它们表征了PCIM的基本价值和作用。
在经典文献中,阿利森和泽利科在《决策的本质——解析古巴导弹危机》(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中阐述了危机与决策的关系以及决策模式,将危机管理看成是决策论的一个分支加以研究,强调了信息在危机决策中的作用。米特洛夫和皮尔森在其著作《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ment)中指出,搜集、分析和传播信息是危机管理的直接任务[5]。奥托·莱尔宾格尔在《危机主管:直面风险与不确定性》一文中,从信息角度分析了危机管理者的职能和素质[6]。罗纳德·伯克和卡里·库珀在《持续性危机沟通:规划、管理和响应》一书中分析了危机管理中的信息需求问题,提出了持续性的危机管理方法,探讨了信号寻求、危机预防、危机准备、危机识别、危机遏阻、危机恢复等相关问题[7]。
通过归纳、比较、综合各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信息管理所提出的工作任务,结合公共危机管理对PCIM工作的需求,将PCIM的功能划分为基础功能和核心功能两大部分。基础功能包括对危机信息的收集、处理(组织)、存储、传播和使用;核心功能包括利用危机信息进行预测、预警、决策、执行(指挥、调度)和评估。基础功能是一般信息管理所共有的功能,核心功能是在基础功能的基础上,PCIM支持公共危机管理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功能。PCIM的基础功能和核心功能都贯穿于整个公共危机管理活动中,基础功能是前提和基础,核心功能是本质和中心;任何一个核心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基础功能,同样基础功能要想体现其价值和作用,又要通过核心功能来实现(见图3)。
[图3 公共危机信息管理功能论]
3.1 PCIM基础功能
(1)信息收集:实时、准确、全面地监测和收集与公共危机相关的各种数据和信息,强调对危机征兆信息的捕捉,重视遥感、遥测、GIS、GPS等信息技术的使用以及信息的实时动态更新。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社交媒体正成为公共危机信息监测与收集的重要渠道[8]。
(2)信息处理:对危机信息进行选择、组织和加工整理,是把无序的信息流转化为有序信息流和支持危机决策的知识。在当前大数据环境下,对海量实时危机信息流的处理和挖掘分析在技术上已成为可能,正成为社会计算(Social Computing)、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商务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等学科的研究热点[9]。
(3)信息存储:是将已加工处理的危机信息存储到介质中,以方便公共危机利益相关者使用和传播。云存储和云计算是海量实时危机信息存储的一个基本趋势。
(4)信息传播:将经过处理的危机信息提供给用户,以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过程。信息公开是PCIM的一个核心原则。新媒体在危机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10-12]的同时,公共危机中虚假信息和伪信息的传播问题也成为研究热点[13-14]。
(5)信息使用:利益相关者利用信息或信息服务进行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信息使用是PCIM的目的和归宿,是PCIM基础功能和核心功能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信息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存储、信息传播和信息使用构成信息的生命周期(Information Life Cycle),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
3.2 PCIM核心功能
(1)预测与预警:贯穿于危机生命周期全过程。在危机爆发前需要对其进行监测和预测,找到潜在的危机并尽可能的消除。在危机发生伊始,要对所发生的危机做出恰当的预警,引导和指挥公众应对危机。在危机爆发后,也需要根据危机的不断变化和特有性征调整计划和方案,达到以少量代价解决危机的目的。危机预控职能是有效避免危机的关键职能,主要处于危机爆发前的潜伏期、生成期和期中。利用无线传感网络、空间视频系统及人工智能(移动机器人)等可以有效地收集地理数据和环境状态数据[15-18],并通过预测模型得出哪些地区会受到威胁,及时做出预警。利用从急救中心及突发事件举报中心获得的数据,可以分析危机事件发生的频率及时空分布[19-20]。
(2)决策:支持危机决策是PCIM的核心功能,危机信息的收集、组织、分析、解读均以决策目标为中心。贾尼斯在《决策与危机管理中的领导》(Crucial Decision: Leadership in Policymaking and Crisis Management)一书中,在总结各类决策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危机决策流程的约束模型和四大步骤,阐述了信息搜集在问题确认、信息资源利用、分析和方案形成以及评估和选择中的作用[21]。Roberto G.aldunate等人研究并提出了一种分布式协同决策模型,主要用于大规模减灾中的决策制定[22]。De Maio等研究了一种基于语义网络来协调异质数据和柔性计算的方法,用来处理不确定性因素和模拟植入在应急计划中的因果推理,来支持应急决策和资源调度[23]。GIS可通过获取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以及可视化数据,为危机管理者提供了决策支持[24]。除决策系统设计之外,决策信息的传达及决策中领导绩效的测量也受到了关注[25-26]。
决策功能贯穿于整个危机管理活动中,事前的决策主要是以常规决策和程序化决策为主,决策的问题一般都具有良好的结构,可以广泛征求意见,充分发扬和体现民主决策。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基于地理信息的协商(GeoDeliberation)等作为重要研究主题,在公共危机管理领域正引起广泛的关注[27-28]。危机一旦发生,危机的决策目标就会随着危机事态的演变而变化,人们需要不断地做出调整和修正,危机决策变为非程序化决策。这时决策的第一目标是控制危机的蔓延和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决策者通常以经验和灵感决策为主,由于情况紧急,往往将权威决策者的决定作为最后的决策结果。
决策过程中要解决的主要信息问题有:①准确定义危机决策问题;②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情境,应用专家知识和经验编制危机应急预案和应对计划;③根据出现的异常问题,判别危机情境,借助于DSS、知识库、预案仿真等技术得到处理危机的初步方案。
(3)执行。高效的执行是危机决策发挥作用的有利保证。执行阶段主要的问题有人员设备和其他资源的调度,灾害现场的实时反馈,突况的灵活应对等。在执行的过程中协作是至关重要的,大规模的危机事件响应是一个综合协作的过程,需要相邻区域的多部门主动参与和有效协作[29]。对公众参与来说,开放地理信息系统(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30]、移动地理信息系统[31]等是有效工具,一方面会提供重要的信息交互,另一方面也会提高应急处置的效率。
(4)评估。不仅指对危机后的评价,还包括对危机前的风险评估以及危机中“可减缓性”、“可挽救性”与“可恢复性”的评价,其中尤其要注重危机前的风险评价,因为它具有“可消除性”[32]。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了一系列与风险有关的文件,其中包括风险地图、评估和规划(RiskMAP)的项目管理、战略、技术服务和用户数据服务等[33]。日本学者Ana Maria Cruz 和Norio Okada研究了城市由自然灾害引发的技术灾难(Natech)[34],并提出了针对此类灾难进行风险评估的一套方法论。德国的备灾评估项目中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备灾指标和框架,可进行多种与灾难相关的评估[35](Center for Hazards Research and Policy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2006)。在火山、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灾害影响评估中,交互式绘图信息系统、地理空间信息技术、遥感遥测等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36-39]。
4 PCIM方法论
著名学者拉普拉斯说过:认识研究方法比发明、发现本身更重要。如果我们把发明和发现比喻为“黄金”,那么研究方法就是“炼金术”[49]。方法论是对方法的理论说明与逻辑抽象,是具体的、个别的方法的体系化与理论化,因此相对于方法而言,方法论具有理论性、系统性和统一性等特征。
信息管理方法研究在危机管理领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成果。公共危机信息管理有其自身的特点,所运用的方法要侧重于应用性与可操作性,必须与实际情况相适应,这就决定了PCIM的方法体系与传统的信息管理方法有所不同。
对PCIM方法体系的建构来说,一方面,方法是实现PCIM各项具体工作目标或任务的工具,因此,方法的结构应该从总体上保证PCIM各种功能的实现,即符合功能—结构的对应原则。另一方面,由于PCIM方法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方法的类别和数量是众多的,方法的性质是多元的,固此,应构建一个尽可能全面的、有机的方法框架,既明确反映各种具体方法的“位置”、反映方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又是可以扩充和发展的,可为新方法的并入提供余地。
根据公共危机管理的四阶段模型,从支持公共危机管理流程的主要功能出发,建构了与主要功能相对应的PCIM方法体系(见图4)[41]。
PCIM方法体系由需求分析方法、信息采集方法、危机预测方法、危机监测方法、环境分析方法、深度研究方法、应急决断方法、执行控制方法和综合评价方法9大类方法构成,每一类方法又包括各种具体方法,本文只列举了部分常用或重要方法。
公共危机发生之前是信息管理的准备阶段,所需要做的是需求分析、信息采集与危机预测。需求分析方法保证了需求分析阶段所划定的信息需求范围的合理性,信息采集方法保证了所采集信息的质量与数量,而危机预测方法则直接关系到危机预报的准确性。
公共危机过程中的信息管理过程就是危机决策的过程,对应于危机决策的5个步骤,信息管理也执行危机监测、环境分析、深度研究、应急决断与执行控制5个功能。这个过程直接关系到公共危机管理的效果,对各类方法的应用也最为广泛。
公共危机后信息管理的作用是对危机管理的效果进行评价并进行及时反馈,此时的方法也主要是各类评价方法。
5 PCIM系统论
PCIM系统论主要研究支持公共危机管理的各种应用信息系统、信息架构和信息技术。美国纽约大学商学院劳顿教授认为:信息系统不只是一个技术系统,而且还是一个管理系统和组织系统,是一个社会系统。危机管理信息系统是基于不同层次、不同功能和技术的多维整合(见图5)[42]。
从技术维的角度,各种公共危机管理应用信息系统和信息平台的建设需要广泛采用各种信息技术。除计算机硬件、软件、存储技术、通讯和网络技术等最基本的技术之外,还需要利用遥感技术(RS)、GPS技术和分布式数据库技术,有效地集成分散的信息资源;采用网格技术、GMS(Geo-code Mapping System)技术、数据仓库(DM)等,建立完整、动态的危机管理综合数据库;采用GIS技术、信息可视化技术、XML技术和决策模型,建立相互关联的决策支持子系统;采用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建立协作式危机管理系统[43-44];采用网络舆情监测技术,实现对网络群体性突发事件危机信息传播动态的实时监测[45];采用仿真技术,实现对危机事件的发生、演化机理分析,加深人们对危机治理的理解和认知[46-47]。
在经典文献中,1984年,沙特朗(R. L. Chartrand)等人在名为《用于应急管理的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Report)的研究报告中,着重研究了应急通信系统、与自然灾害有关的信息存储与检索系统,以及其它信息技术在减灾和危机管理等方面的应用问题[48]。科林(Nick Collin)讨论了危机信息管理中对信息和技术管理重构的重要性[49]。1999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编著的《用于危机管理的信息技术研究》(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for Crisis Management)详细介绍了各种可用于危机管理的信息技术的特点、作用等,并强调要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来应对各种危机[50]。在危机管理实践中,全球著名的ESI公司开发了基于Web的应急信息管理系统——Web EOC系统,已得到了广泛利用,可以使组织在没有建立紧急事件处理中心的情况下也能很好地预防和应对危机[51]。
从层次维的角度,地方危机管理信息系统支持地方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各应用信息系统一般由政府专门部门建设,一般系统可操作性强,但可集成、可扩展性差。国家危机管理信息系统支持国家层面的公共危机管理,是地方危机管理信息系统的集成,建设中主要解决不同系统间的数据融合、共享和扩展问题。全球战略与区域应对信息管理系统支持国际层面的公共危机管理,在“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是支持跨国危机管理和全球危机管理的信息基础设施。在上述三个层次的危机信息系统中,国家危机管理信息系统居于核心地位。以美国国家突发事件管理系统(National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 NIMS)为例,美国国土安全部成立后,NIMS将美国已有的最佳经验整合为一个统一的适用于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应对各种灾难的国家突发事件管理方案,使联邦、州、各级地方府与私人团体能够有效、高效、协调一致地对国内突发事件作出准备、反应以及从突发事件中恢复[52]。在实用系统层面,Sahana作为一个开放的灾害管理信息系统,能有效地促进政府、公众、企业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作,协作主体可以跨越组织界限共享数据,共同响应灾害[53]。
从功能维的角度,公共危机管理信息系统按照功能可以划分为安全信息采集系统、动态数据监测系统、危机预测预警系统、应急预案系统、应急演练系统、应急仿真系统、应急决策系统、应急指挥系统、应急资源配置与调度系统、环境污染评测系统、灾害综合理赔系统、财产损害评估系统、医疗救助系统等。这些应用信息系统通过统一的应急信息平台进行集成,支持公共危机管理各项功能的实现。
6 结语
EPFMS分析框架是在公共危机管理与信息管理双重视域的交叉结合中基于问题域及其关系建构起来的PCIM研究框架,说明PCIM既有其背景学科——公共危机管理与信息管理——的知识支撑,又有其不同于背景学科的独特的知识元素和学科气质。
EPFMS分析框架的PCIM要素论主要研究PCIM的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建立关于PCIM结构要素的基本认识和知识;PCIM过程论基于公共危机管理的典型生命周期过程,研究每一阶段的信息保障和信息管理问题;PCIM功能论主要研究PCIM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功能和作用,探析PCIM最基本、最普遍的功能及其作用机理与方式;PCIM方法论研究PCIM的方法来源、方法原理、方法应用以及方法体系的建构问题;PCIM系统论主要研究支持公共危机管理的各种应用信息系统、信息架构和信息技术。每个研究范畴都有其核心科学问题和研究侧重点,它们共同构成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的EPFMS理论分析框架。为了便于对EPFMS分析框架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将其主要研究内容以及未来研究方向等总结如下表(见表2)。
[EPFMS
框架\&研究
时间\&研究的
成熟度\&研究的核心问题\&未来发展
方向\&要素论\&稍晚\&不成熟\&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的主体、客体、环境,以及主体和客体间的信息传递、作用机制等。\&由要素内容转向要素关系研究\&过程论\&较早\&欠成熟\&以决策为轴心研究公共危机信息的螺旋式周期管理\&由灾害应对转向信息备灾和风险管理\&功能论\&较早\&较成熟\&以决策功能为核心研究公共危机信息收集、处理、存储、传播和使用中的问题,支持危机预测预警、决策、评估。\&智能化决策,突发事件的动态仿真与计算实验\&方法论\&稍晚\&不成熟\&危机信息的收集方法、组织方法、决策方法、评估方法以及改进\&新方法的引入,独有方法的建构\&系统论\&早\&较成熟\&支持信息系统建设的关键技术,如GIS、网格技术、卫星遥感、可视化技术等。不同信息系统的集成和融合问题,如数据共享、数据兼容\&综合危机信息管理系统\&][表2 EPFMS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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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危机 管理 完善
一、引言
论及中国的公共安全形势,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似乎无不潜在着风险。近年来,我国西南地区地震频发,考验了我国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全面暴露了中国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的不足。研究表明,人均GDP在1000美元和3000美元之间时,是各种公共安全事件的高发期,中国正处在这个时期。然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保障公共安全的有效体系,对于公共安全的理论和技术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与发达国家和国际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正因为如此,加强对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和技术的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管理经验,增强政府应急管理能力,成为中国政府现阶段以及今后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之一。
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现存的问题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起步较晚,本文在参考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危机管理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思考,借以完善我国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促进祖国健康持久发展。
(一)危机意识淡薄
首先,我国的政府官员缺乏危机管理意识。目前,我国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经济建设上,对官员的政绩评价也以经济增长以及社会稳定为主,这就造成了政府官员片面重视经济建设,忽视了危机管理与预防。
其次,民众缺乏危机意识。目前,我国处于和平年代,这就使得人们缺乏危机意识,对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表现出漠不关心,而一些隐患正是在无人关心的情况下一步步演变成危机事件的。可以说,没有“危机意识”就是目前最大的“危机”。
(二)危机预警系统不完备
首先,灾害预警系统不完善。我国的预警系统往往暴露出迟缓化、被动化和淡薄化。公民既不能及时了解情况,也缺乏积极的应对之策。例如,2008年的南方雪灾事件,我国政府既没有加强综合危机评估,也没有构建危机信急监测系统。不能及时并且准确的预测危机。其次,应急预案准备不足。我国许多公共危机使得诸多预案泡沫原形毕露,后来的雪灾、地震等都体现了我们的危机应急预案准备不足。
(三)危机管理决策指挥和执行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危机管理的决策指挥以及执行体系不健全,在我国还没有设置专门的危机管理决策系统。我国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机构,主要依赖于各级政府的现行行政机构,至多是针对一些专门事件的非常设性机构。这些都是些临时的机构,与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相比,具有缺乏专业人员管理、决策缓慢、制定的应急预案不具有可操作性等,因此,在我国急需设置一个专门的危机管理决策与执行机构。
(四)缺乏完善的危机管理保障机制
目前,我国的的公共危机法制建设尚未健全,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行公共危机法律尚未健全,从我国法律建设的实践看,我国已制定了《国防法》《防震减灾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行业特点突出,部门管理色彩重,都是针对单一事件而制定的,缺乏对公共危机共同规律的总结,不具有普遍指导性。二是现行公共危机法制执行不到位,在公共危机管理实践中,还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难获救济等现象。
(五)危机管理的物资保障不足
危机来临时,首先是部分地区出现紧张情况,需要当地政府部门快速决策,同时辅以充足的财政资金,用来缓解由危机引发的紧张现状,防止连带效应的出现,阻止危机蔓延。但是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第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较少,支出相对较多,面对公共危机难以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第二,各级政府过度重视经济的快速发展,缺乏应有的危机意识,就出现了缺乏危机防范措施以及前期对危机的资金投入不足的现象。即使部分危机的应对项目存在一定的经费安排,但危机还没发生之前就挪作他用,在危机发生时就难以保证资金及时到位。
三、完善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思考
(一)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
“思想决定高度”,拥有一定的危机意识,是进行各项危机管理的前提。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和平时期,但我国也应急浸润了社会结构的全面分化时期,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我国已经步入了危机频发期,因此,这需要我国的各级政府以及全国民众提高高度的危机意识,大力宣传应对危机的措施,提高群众应对危机的能力,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危机教育、管理系统。
(二)制定科学的应急预案
制订应急预案的要求之一就是把突发事件中隐性的常态因素显性化,尽可能考虑周全导致公共危机发生的所有可预测因素、现象和状态。开展风险分析,建立和完善预测预警系统与机制,是公共危机应急预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假设性越充分、越全面、越科学,就越有助于提升公共危机应对的应急准备。
一般来说,一个具备预见性、应急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的应急预案,其基本内容应该有:一是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包括领导机构即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相关公共危机指挥机构、办事机构即国务院办公厅设置的国务院公共危机管理办公室、工作机构即具体负责相关类别公共危机的专项和部门、地方机构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专家组即各类专业人才库;二是预防和预警机制,预防机制主要通过对公共风险隐患的普查和监控来实现,预警机制包括公共危机的类别、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预警事项、应采取的措施、机关等;三是处置程序,一般应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即信息报告、先期处置、应急响应、应急结束;四是应急保障措施,包括人力资源保障、财力保障、物资保障、基本生活保障、医疗卫生保障、交通运输保障、治安维护、人员防护、通信保障、公共设施正常运转、科技支持;五是恢复与重建措施,一般分为四部分,即善后处置、调查与评估、恢复重建、信息。
(三)完善公共危机管理决策指挥机制
首先,提高危机决策者素质。危机决策者的个人素质在危机决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危机决策者的个人应当具有统筹全局的能力、勇于开拓创新的能力、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以及科学的预见决策能力等。而对于整个决策群体而言,除了具备上述个人应当具有的能力外,还应当有个领导核心,同时还应当考虑决策群体的知识结构以及年龄结构等,充分发挥决策群体的整体效益。另外,应当注重提高危机决策者的决策意识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增强危机决策群体的危机感知能力、适应能力以及对抗能力,提高决策质量。
其次,优化危机决策组织机构。危机决策依托的平台就是组织机构,因此必须优化组织机构。第一,完善危机决策制定的核心机制。可以适当地把危机决策权集中于核心协调机构,同时注意提高决策组织机构的协调沟通能力,以从整体上提高决策组织机构的决策能力。第二,提高各级地方政府的危机决策能力,为各级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创造一定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机制,即提供相应的正向激励。
(四)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保障
首先,健全多层次的法律体系。加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制建设,首先要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一方面必须建立健全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以宪法为依据制定紧急状态的相关法律,并与具体灾种的法律法规协调起来;在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中,必须强调约束公民义务的原则。另一方面必须健全地方公共危机管理的法规体系,充分结合地方实际情况,使涉及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保持协调一致,并做好各类公共危机事件的预案工作。
其次,加强依法应急的建设力度。应急法制建设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依法应急”涉及到许多因素和环节。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制建设,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应急法制的立法,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各层次公共危机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法律原则的确立;二是应急法制的执法,包括具有特殊要求的执法机构、配套条件、技术设备、特别经费、紧急程序、方法手段、公务人员的逐步完备;三是应急法制的守法,包括组织和个人如何遵守相应的应急公共危机法律规范;四是应急法制的司法,包括追究紧急状态下的违法犯罪行为,审理和裁判行政纠纷,赔偿补偿受损权益的法律救济制度;五是应急法制的宣传教育,除了日常的普法教育,还应进行应急法制的相关知识的学习,以及关于各种媒体展应急法制建设和运作的宣传报道活动的权利和义务;六是应急法制的环境条件,包括应急法制发展所必需的组织机构内部环境、社会心理状况、社会环境、政策环境的评估和改善。
(五)完善物资保障机制
在应急物资准备方面,国家应加强应急物资的实物和生产能力的储备;建立应急物资储备保证制度;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公共危机事件易发、多发地区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制度;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情况,为保障应急物资的生产供给,可以与有关企业签订供求协议。
在应急物资供给和管理方面,相关人员应尽可能清除影响应急资源传递的障碍,尽量减少运输过程中的失误和损失;加强应急物资的管理,防止被挪用、盗用和流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要及时依法查处并进行物资补充;如果应急物资保障方案过期失效,应该及时改进更新。
结论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同时,我国又进入了危机频发阶段,因此,我国政府首先应当从每次应对危机的经历中吸取应对危机的经验,同时借鉴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危机管理模式。本文从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制定科学的应急预案、完善公共危机管理决策指挥机制、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保障以及完善物资保障机制等反面思考了完善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途径,借以抛砖引玉,实现公共危机管理各种机制的完善。同时,公共危机管理各种机制的完善是一项永远没有终点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不懈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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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公共危机;参与主体;预警;战略性重建
一、农村公共危机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一)农村公共危机的涵义
农村公共危机是一系列严重威胁与危害农村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政治现象,它对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与社会伦理道德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与冲击。近年来,我国农村公共危机上升趋势明显,对广大农村社会的稳定甚至对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为此,对我国农村危机管理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对策,持续提升政府组织管理农村社会公共危机的能力与水平,是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涵义
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就是以基层政府组织为核心,以村社组织等农村民间组织团体及农民本身为多元主体,在面临能对农村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及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害与威胁的危机事件时,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强化一致行动能力,形成联动协同效应,及时的、有效的、有目的、有计划的预防,处理,应对和消弭危机的过程。农村公共危机的有效应对与管理有利于我国政府获得农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从而提升政府在农村农民群众中的的公信力。
二、我国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不完善
在农村,一方面,农户居住较为分散,科技知识较为匮乏,使得乡村基层组织及农户缺乏最基本的危机识别能力,危机意识淡薄,对于潜伏的和发生的危机知之甚微,不能第一时间采取应急措施,甚至经常出现虚报和延迟上报危机信息的现象,延误了危机防范的最佳时期。另一方面,在我国农村存在着两种极端现象,一是各乡村长期依靠乡镇政府的领导,条块分割、缺乏互动,并未形成有效的危机预警网络,村干部的主要工作是完成乡镇政府布置的任务,使得自主性与自治性严重缺失,在出现危机时,先上报乡镇政府再由政府传达各村,直接影响了危机处理的时效性;二是由于部分基层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是来自于上级职能部门的相关压力,使得村级基层组织被迫成为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主要主体,很多危机预警与准备工作都难以落实。
(二)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管理主体仍然单一
我国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主体参与程度不够,从我国现阶段发生危机的管理过程来看,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处于主导地位,其他社会组织并未积极参与危机管理,危机管理主体仍然单一。农村公共危机涉及到诸多利益相关群体,有不少学者呼吁要重视民间组织参与危机管理。没有非政府公共组织与村民等多元参与主体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形成一个牢固的危机应急管理体系,基层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单枪匹马、埋头苦干,结果仍然差强人意。
(三)农村公共危机善后工作缺乏战略性思维
农村公共危机对事发地的社会经济系统和农民的社会心理系统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也因群体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危机的善后工作是否到位,对人心的安抚,社会局面的稳定以及当地村民生产生活的迅速恢复起重大的作用。从现阶段我国农村危机的善后工作来看,一方面常常是单一的恢复式处理,对不同群体的需求差异并没有考虑,农村综合发展规划的战略性思维严重缺失;另一方面仅限于危机之后的救济,给农民提供的仅是短期的基本保障。农民要迅速走出危机影响,除了政府的救济外,还需要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三、完善我国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对策
(一)健全我国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预警机制
1、加强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培训。当前,我国民众的危机意识非常薄弱,心理承受风险能力与自救互救能力均有待提高。农村公共危机的预警还需要加强对人员的培训,首先是通过宣传教育或定期培训的方式从各方面增强政府公务人员与民众的危机意思与法律意识,提高危机应对人员的危机应对能力;其次要设立相关的危机管理的培训机构,在日常生活中对村民进行一些必要的危机常识与科普知识的宣传与教育。
2、完善各项基本资源储备,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各项基本资源储备是农村公共危机预警的物资保证。当前,我国现有的政策体制对农村的基础建设、科教文卫、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较城镇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财政资源,虽然可以通过社会公益捐助、国际救援,但是主要还是国家的专项拨款性财政支出。建立和完善农村的信息通讯设施、医疗救援设施、公共安全设施等。
(二)努力提高基层政府组织的危机处理能力
1、培育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多元主体,形成联动协同效应。当前,我国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存在单一化问题,基层政府组织成为应对危机的中流砥柱,忽视了其他社会组织的参与。目前我国农村公共危机日益复杂,所涉及主体也日益复杂,而且农村公共危机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的特点,因此,要培育多元参与主体,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社区村民相互交流、合作与协调的共同参与、共同决策、共同管理的多元参与模式。
2、增强基层政府组织的执行力和公信力。目前我国某些偏远农村地区的基层政府自认为“山高皇帝远”,更有甚者把自己当做“土皇帝”,横行乡里,致使基层政府组织的公信力越来越差,对此必须要加强组织纪律建设,形成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及地方服从中央的高效领导体制,逐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才能较好的维护行政领导权威,处理危机效能才能大大提高。
3、重视新闻媒体的介入。完善新闻制度,专设新闻机构,培养专业发言人,在事件发生后国家应第一时间向媒体与公众公共危机的相关信息,避免社会各类臆断猜测等小道消息的传播与扩散,引导公众舆论,宣传危机管理经验教训,重塑政府形象。
(三)完善我国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善后机制
1、制定战略性善后重建规划。当前我国农村公共危机的善后重建最好也就是做到了恢复性重建的程度,但是恢复性重建不同于战略性重建,战略性重建不是简单的还原式的回复,而是以灾害为契机,因地制宜,定位长远,放眼大局,使灾区实现再创造。战略性重建,不是对灾前面貌的简单性复制,而是“凤凰涅”式升华,它强调灾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协调发展。
2、完善我国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问责制度。责任政府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实现高效廉洁的必要前提,更是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建立责任政府,推行行政问责制,不单单是对发生农村公共危机后对相关人员惩罚的简单追加,还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对政府官员起到警戒的作用,让他们在对于危机管理能够“步步留心,时时在意”,进而逐步改变基层政府组织的诸多失范行为,重塑基层政府公信力。(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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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慈善组织;形象塑造
前言
公共危机事件往往威胁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加剧破坏性[1]。如何应对频发的公共危机,政府有着不可推卸地主导和调控责任,但在社会层面上,慈善组织对公共危机所起到作用也可见一斑,其中慈善组织形象塑造对于慈善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正确导向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阐述了慈善组织的含意和特点,分析了我国慈善组织形象塑造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公共危机管理视域下慈善组织形象塑造的策略,为我国慈善组织参与辅解决公共危机事件,提供科学的指导。现综述如下。
一、慈善组织及其特点
1.慈善组织
慈善组织则是以慈善为目的对他人进行帮助的非营利组织。它不同于政府机构,以发扬人道主义为宗旨、弘扬社会传统美德为使命,救助社会困难群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依法成立非营利性社会组织[2]。
2.特点
(1)非营利性。慈善组织的目标是对他人,尤其是弱势群体进行救援和帮助,而不是为了个人或组织的盈利,多由有实力的爱心人士所领导,所获取的资金进行合法的管理,用于救济困难的人或群体,因此具有非营利性的特点。
(2)独立性。慈善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受其他部门所约束和管辖,根据组织内的规章制度进行日常工作的开展,不隶属于任何行政部门,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利。
(3)自愿性。慈善组织一般没有会员,不会专门提供会员服务,力在参与,群众参与度高,全凭自愿,不带有任何强制性的色彩。
(4)组织性。慈善组织是按照国家规章制度,依法成立的组织,是国家法律系统下一个系统的集体,具有组织性,受国家相关法律的管理和约束,具有民事责任[3]。
(5)社会性。慈善组织辅助解决政府所不能解决的各类事情,面向社会公众,提倡社会群众自愿参与,独立于政府组织,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
(6)公益性。慈善组织服务的人群是社会群众,通过募捐等途径,将一定的资金或财务收集,来解决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如山洪暴发,地质灾害、地震以及爆炸等,目标在于扶贫救弱,属于公益事业。
二、我国慈善组织形象塑造的必要性
1.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
塑造良好的慈善组织形象,能够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具体而言,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信息一时间难以全面,公众很容易发生恐慌,而加大对公共危机事件舆论的负面传播。而慈善组织若此时具有良好的形象,其公信力就会比较强,慈善组织在此时协助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帮助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缓解社会紧张情绪,使得人们保持镇定,积极地参与到援助工作中,从而有效辅助公共危机事件的解决,维护社会稳定[4]。
2.赢得公众支持和信任,号召公众参与
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情况复杂多变,若只靠政府和慈善组织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慈善组织若具有良好的形象,则能够赢得社会公众的支持的信任,激发群众扶贫救弱的志向,号召公众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如提供信息,捐钱捐物,指挥交通、医院献血等,帮助政府和慈善组织缓解救援压力,提高公众危机事件的解决速率。
三、公共危机管理视域下慈善组织想象塑造的策略分析
1.建立健全慈善组织规章制度,完善管理体系
在公共危机管理视域下,塑造慈善组织想象,首先应该建立健全慈善组织的各项规章制度,完善管理体系,具体而言,慈善组织通过健全的组织规章制度,有效地对组织内的工作人员、财务进行管理,提倡各部门相互监督,对任何侵权与失当行为进行问责,并依法进行处罚。赢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和肯定,保障公共危机管理中公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从而有效塑造良好的慈善组织形象[5]。
2.加强慈善参与者的培养,提高全面素质水平
公共危机事件具有复杂多变的特质,这就要求慈善组织者具有更高的事件应变和处理能力以及服务能力。另外,在公共危机的应对中,慈善组织提高自身的公共关系能力也非常重要。慈善组织的专业能力、素质水平和服务能力提高后,则能够提高公众对于慈善组织的信任和支持,有效地促进慈善组织良好形象的塑造,社会公众的信任度和参与度无形中也得到提高。
3.构建信息化平台,加强沟通与协作
公共危机管理视域下,慈善组织应该通过构建信息化平台等其他沟通渠道将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进展、解决办法以及物资收集配发等情况及时的进行公布,以便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到事情的真实情况,判断需要救援的对象和范围,吸引公众进行关注和参与,通过募捐等方式进行救援,同时注意加强同其他慈善组织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另外,应该加强同政府的沟通与协作,了解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利用互联网建立共享的公共危机信息库[6],有效协助政府处理危机事件。
四、讨论与建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公共危机的发生概率和频率呈现上升的状态,其带来的社会风险不容忽视,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情况往往复杂多变,若只靠政府和慈善组织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而慈善组织具有良好的形象,则可以获取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吸引公众向善。因此,塑造良好的形象对于慈善组织来说,意义重大。而我国目前的一些慈善机构出现信任危机,与没有塑造好慈善组织的形象息息相关。慈善组织如何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慈善组织形象,挥慈善组织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协助和辅助功能,提高其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效能,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因此,慈善组织应该充分认识到组织形象的重要性,积极建立健全慈善组织规章制度,完善管理体系,加强慈善参与者的培养,提高全面素质水平,构建信息化平台,加强沟通与协作,赢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和肯定,保障公共危机管理中公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真正地发挥慈善组织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积极作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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