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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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林业；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

在“十二五”规划中，低碳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在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建设中，要始终坚持节能减排的理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林业的发展，不仅提供生产所需的木材，还能促进生物多样性发展，其固碳减排和调节气候的作用，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林业的内涵概述

林业指的是为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和培育森林以取得所需的木材，以及利用林木的特性发挥其防护作用的重要生产部门，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林业的生产是以土地为基本的生产资料，以森林为其主要的经营对象，对林业生产的全过程进行综合性管理的生产部门。林业生产不仅包括育林、护林、造林、森林的采伐、木材加工等，林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原材料，还能保护环境、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和保持水土，对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都有重要作用。

2 林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低碳经济指的是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下，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新能源开发和产业转型等，减少煤炭石油等能源的消耗，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发展的形态。全球经济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逐步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以环境为代价，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林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2.1 林业属于我国大农业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的产业结构中，林业是属于我国大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的发展一直以来是立国之本，农业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稳定的需求。同时，林业是一个复合型的基础性产业，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相关部门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农业可以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林业可以为其提供生产所需的各种木材，为加工制造业的生产提供各种优质的原材料，促进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2.2 林区财政的主要来源

我国有3大林区：东北林区、西南林区、东南林区。林业成为我国林区财政的重要来源，特别是重点林区，林业收入可能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收入。林业发展的好坏，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重要影响，对政府职能的充分发挥也产生了重要作用。林业的发展，可以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保证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3 林业的生态效益与防护效益对经济效益的影响

林业的发展，不仅对经济建设产生直接的影响，还可以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储碳库，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与工业减排方法相比，森林的固碳具有投资少、综合效益更佳等特点，在实际工作中更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森林能调节全球气候变化，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等重要作用。森林的储碳固碳作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对全球气候的变化进行调节，缓解全球温室效应。再者，大规模的植物造林，可以防风固沙、保持水土。在风害区设置防护林带，可以将风速降低30%左右。在农田建设林网，可以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促进粮食增产。森林可以蓄积水源，减少水土流失，对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自然灾害的减少都有重要作用。生态环境的改善，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林业的能源价值。林业“三剩物”和灌木可以用以发电，油料能源林可以生产生物柴油，以替代部分化石能源。森林资源仅次于石油、煤炭和天然气，是我国第四大战略性的能源资源，可再生，可降解，是一种潜力非常大的绿色能源，对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3 结语

林业是我国农业的组成部分，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有着重要作用。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和防护效益，不仅可以储碳固碳，调节气温，缓解温室效应；还能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有利于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同时，林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性能源资源，是一种绿色能源，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董国红.浅议林业在低碳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J].甘肃科技，2011（7）

第2篇：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

[论文摘要]：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內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关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其实，每种定义都有其优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有决定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经济增长定义中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放松为实际总产出的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最早见诸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一直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忽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便成了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理论相继出现下面对主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要地回顾和分析。

二、世界各国经济理论对比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挤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2)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的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又极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i)规模收益不变；

(ii)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第3篇：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内在关系;实证检验;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5―0018―09

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把制度看作是既定不变的,所以无法认识到制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社会和制度变革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因?为什么在资源､人口､技术都没有巨大变化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有些贫穷国家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能获得快速的增长,而有些国家却仍在零增长线上挣扎?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究｡本文就是想通过对中国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试着说明这一问题｡

一､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回顾

人们对于当今经济增长模型批评最多的是,模型在强调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制度要素｡诺斯在评价内生增长模型时指出:“这些模型都取决于一个能驱动模型的暗含的激励结构的存在,如果不将制度中派生出来的激励结构作为这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研究对我来说将是一个无结果的试验”｡[1]诺斯从制度安排的]进角度,提出了经济增长由制度“启动”的论断,科斯也把交易成本作为解释和比较不同制度或体制效率的重要因素｡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引入,极大地扩展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和应用空间,它揭示了制度的动态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从目前来看,关注制度与增长间关系最多的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研究制度与增长间关系的必要｡当然,其他一些主流学者也从相关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如Schulley的经验研究就证明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Jones and Keeper则用考虑有制度背景的影响模型和实证检验突出了这一点;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发现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而lener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Tomell和Eicher分别从产权制度和制度实施效率这个角度分析了内生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3][4][5]

除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外,一些国内学者也在考虑制度与增长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如卢荻､沈坤荣､张军､林毅夫和雷钦礼等学者都对该问题做了一些研究｡[6][7][8][9][10]他们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易于在短期内被人们观察到,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表现不明显或者不易衡量,这可能是许多经济学家忽略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他们还从不同的视角考虑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国内的一些学者通过把制度因素引入到内生增长模型来进而揭示制度与增长的关系,如雷钦礼在其博士论文中做了一个尝试;刘红和唐元虎､皮建才,王泽填等青年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努力和尝试｡[10][11][12][13]但总的来看,关于制度和增长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还是一个不清晰的问题,本文就想换一个思路,通过检验当代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来揭示这一问题｡下面,本文就通过把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当作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来探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二､转型指标的设定及量化标准

把经济体制转型作为制度变迁的实例来研究,首先必须量化转型指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编制的改革进展指数(IRP)指标体系中,包括了企业､市场与交换､金融体制和法律改革4个领域的共10项指标｡在世界银行完成的《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From Plan to Market》)报告中,世界银行对经济转型进展与评估是分类独立进行的｡[14]世界银行对经济转型的评估集中在四个领域,分四大类着手考察,它们分别是自由化､财产权和私有化､机构以及社会政策｡

卢中原､胡鞍钢选择了投资市场化指数､价格市场化指数､生产市场化指数､商业市场化指数四个单项的市场化指标｡[15]国家计委课题组是从商品市场化程度和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进程测算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程度,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按劳动力和资金市场化程度考察,劳动力程度由市场化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决定,资金市场化程度由银行信贷资金的市场化程度来近似反映｡陈宗胜等学者通过对企业､政府､市场三个方面的考察来测度市场化进程[16]｡

在构造转型指标时必须做到科学性和可行性的结合,即所构建的转型指标应该能够较好地反映出转型的实际进程和结果｡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呈现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趋势是同步的,这种耦合的趋势可以很好地揭示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经济转型)的内在关系｡在刻画中国经济转型的指标方面,我们参考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7]､陈宗胜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并结合国内外其他相关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我们把反映中国经济转型的量化指标确定为以下四个方面(见图1):

(1)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NL)｡本文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中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来表示｡公式如下:NL: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

(2)市场化程度(ML)｡目前衡量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方法很多,我们选取投资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ML=(外资+自筹资金+其他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

(3)对外开放程度(OL)｡反映经济外向型的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OL=(GDP-进出口总额)/GDP｡

(4)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GL)｡我们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变化程度｡

参照ERBD对改革进展指数(IRP)编制所设定的权重系数和国内､外学者对上述指标重要性的排序情况,我们设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NL)､市场化程度(ML)､对外开放程度(OL)和政府干预程度(GL)对转型进展的刻画重要性分别为:0.4,0.4,0.2和0.2｡那么转型进程综合指数(TL)可以表示为(见图2):

三､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我们可以用图3来表示经济增长指数与经济转型进展指数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仅从图中很难确定二者之间内在的关系,下面我们通过对二者之间进行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来进一步确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经济增长指数是指把GDP以1978年设定为100计算的各年可比价格比增长指数)｡

本文的实证检验分4个步骤完成:第一,利用单位根检验确定时间序列lnGDP(GDP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和lnTL(经济转型进程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的平稳性;第二,确定lnGDP和lnTL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第三,采用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考察lnGDP和lnTL之间的因果关系;第四通过VAR模型进一步验证二者的内在关系｡本文所有检验结果均使用Eviews4.0计量经济分析软件进行了多次回归分析而得｡

1.变量平稳性检验

数据选取本文采用前文计算的经济转型进程综合指数和历年经济增长指数的变化数据作为样本数据｡lnGDP和lnTL按照有关数据计算而得,其中,以上2个变量均取自然对数,是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样本空间确定为1978―2004年,主要原因是想对中国整个经济转型期做一个全面和完整的考察｡

本文将利用单位根检验来确定lnIF和lnFDI两个变量的平稳性,具体采用的是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方法,其模型为

按照AIC最小值法则选择最佳滞后期项数(2期),见如表2｡从VAR模型拟合结果也可以看出(见表3),经济转型确实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种较弱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时间较长,且不会在短时间内衰减;而经济增长却是经济转型的内在决定因素,并且这种决定因素会在较短时间内衰减｡

LnGDP(经济增长)与LnTL(经济转型)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与单向因果关系,这从表1和表2的检验结果就可以看出,LnGDP和LnTL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增长关系｡由于LnGDP和LnTL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故GDP与TL之间也存在协整关系｡由表2和表3知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是带动经济转型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转型并不是引致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二者的协整关系和VAR模型也充分说明,虽然经济转型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确实能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如滞后1期与滞后2期影响系数比较接近)｡

四､结论与启示

很多人认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会起到决定作用,如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现象｡但我们通过二者的内在关系分析却发现,结果恰好相反,正是经济增长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而不是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这也说明诺斯的推论是有疑问的｡当然,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的协整关系也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长期相关关系,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

我们再透过20世纪末期以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转型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经济转型问题上提倡“华盛顿共识”的学者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市场无疑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通过一系列快速走向市场化的策略,转型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走向市场体制｡但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把目光局限在“为转型而转型”的狭隘目标以及忽略增长取向的实现途径上｡本文的研究也说明,经济增长对经济转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把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同步考虑,只有在增长中来推动转型才是有效和重要的｡而这正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内在涵义｡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告诉我们,为了经济增长而重视制度创新是必要的,但过分倚重制度创新来达到经济增长的决策是没有根据的｡制度变迁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说明在推动经济增长中仅靠制度变革是行不通的,必须通过制度变革达到提高有效劳动､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改善才能达到｡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和VAR模型关系也说明,在经济增长中制度变迁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这种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并且制度因素还会通过对其他增长因素的影响来长期影响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79-180.

[2]SCULLY, GERALD W.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988,(3):652-662.

[3]RODRIK, DANI. Institutions for High-Quality Growth:: 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Acquire them[J].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540.

[4]ACEMOGLU, DARON and SIMON JOHNSON.Unbundling Institutions Rand [J].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87):68-103.

[5]GERARD ROLAND.Transition and Economics[M].Preface,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0.

[6]卢荻.变革性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结构与制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7]沈坤荣.体制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增长[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张军.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J].经济学季刊,2002,(1).

[9]林毅夫,刘培林.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C].林毅夫发展论坛讨论稿,2002.

[10]雷钦礼.制度变迁､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11]刘红,唐元虎.现代经济增长:一个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模型[J].预测,2001,(10).

[12]皮建才.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J].公共经济研究,2005,(5).

[13]王泽填,卢二坡.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C].厦门大学2005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国际研讨会交流论文,打印稿,2005.

[14]世界银行.1996年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1996.

[15]卢中原,胡鞍钢.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J].经济研究,1993,(12).

[16]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7]冯舜华等.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第4篇：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可持续发展 理论

随着人类经济增长与环境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逐渐突出，人们逐渐认识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且经济增长也会面临较大的风险，所以人们尝试在实践中将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融合，通过两者的协调实现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

一、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经济增长即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水平的持续增加，其速度通常由经济增长率度量，经济增长率=（本年度经济总量的增量）/（上一年所实现的经济总量），现阶段人们习惯将经济增长率的大小作为反映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指标，将投资量、劳动量、生产率水平视为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要素，可见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是国家比较优势和公共品提供两方面。当结合现价进行计算经济增长时，其可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进行反映，当用不变价对其进行计算时，可以获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国家可以通过调整利率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促进经济增长，但在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有利于持续协调的经济增长；有利于投入产出效益的提升；有利于满足社会需要三方面的原则。

二、经济增长要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融合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由来已久，可持续发展是以改善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为目的，并且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可持续发展理论并不否定经济增长，而是强调经济增长的必要性，要求通过经济增长使当代人福利水平提升，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增强；但其并不完全以经济增长的数量作为追求的唯一标准，而是更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以人为本、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从大局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实现经济增长，所以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融合更有利于人类的持续稳定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融合

当不考虑科技、人力资源等条件的情况下，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约：首先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G）要高于经济增长中对再生资源的利用速度（R）；其次可再生资源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速度要高于不可再生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利用速度（E）；再次环境自净能力（A）要高于经济增长中废物的产出水平（W），所以经济增长中环境的退化速度如果用S代表则S=（W-A）+（R-G）+E。

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利用的资源和产出的废物量相同，则可以发现环境质量测量度与经济增长中环境的退化速度之间就会表现出某种反向联系，其与环境恢复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资源的利用情况的差值之间存在某种正向关系，通过计算可以发现，再次环境自净能力=经济增长中废物的产出水平，并且资源的生态能力=经济增长中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水平+经济增长中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的退化率为0，所以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如果相应的指标不超出计算获取的标准，具有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可能。当将知识、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存量等因素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中时，可以发现，当产出废物量和产出的比率之间受科技的影响会表现出一定的函数关系，此时环境污染对消费者效应产生的负效应将表现出下滑的趋势，假设时代拥有的技术能够保证污染产出比率贴近于0，那么可以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并不会对环境构成严重的污染，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要求相符，而且随着人力资本和知识的积累，生产效益或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使产出的废物率不断降低，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可见理论上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融合具有可行性。

（二）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实践融合

第一，转变传统经济增长观念，提升经济增长的低碳意识。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低碳经济时代，我国为顺应时代形势，对创造国内生产总值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设定了约束性指标，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预示着我国也进入低碳经济发展阶段，低碳减排、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生态保护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经济主体的共同责任，通过将农林牧副渔等产业与减排理念相结合推动经济增长是我国基础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另外，我国现阶段仍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能源消费密度和能源消费量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表现出逐步提升的趋势，受到能源结构刚性、能源效率相关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制约，低碳经济增长在工业全面落实存在较大的实际困难，但仍应在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坚定不移的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建立低碳意识，通过逐步优化结构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融合。

第二，注重产业结构调整。据资料显示2011至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分别为9.2%、7.8%、7%、7.6%和7.1%，通过相关数据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在经济逐渐回暖过程中，国家逐渐认识到对产能过剩进行控制的重要性，并开始对钢铁、平板玻璃、水泥等产业进行结构调整，以此保证产业结构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但产能过剩的控制不仅在时间空间方面存在较大的难度，而且其自身也存在总量过剩和绝对过剩的区别，现阶段我国并未形成统一、有效衡量产能过剩的标准，单纯依赖间接度量统计进行产能过剩判断并不科学，所以我国政府应尝试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产能控制中，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预调微调、正确引导社会预期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增长，以此促使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融合。

第三，健全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要实现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融合，需要构建保护环境和经济增长并重的发展思路，通过技术创新、引进市场机制、完善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监督约束机制和能源保护政策，使现代企业在技术、产业等方面的公平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以此保证宏观经济增长的稳定和有效，可见政府宏观调节在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融合中的重要性。国家应结合其在法律、经济、行政等方面的职能，鼓励引导产业结构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调整优化，使我国的多元经济发展模式更加贴近市场的需求结构和实际容量，使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问题、产品升级需求等得到逐渐满足。这要求我国在保证自身能源供给的前提下，加大对新能源、可再生资源的研发推广力度，在推动绿色产业发展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共同实现，在国家制定的统一技术攻关计划的指导下，加大自主创新技术的研发力度，使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粗放方式得到不断的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保证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融合的重要因素。

三、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人们对环境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的同时，开始在实践和理论中进行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融合，现阶段已经在实践中探索出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这是人类思想和经济进步的重要体现，但仍需要持续深化。

（作者单位为山东泰安一中高三十三班）

参考文献

第5篇：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 古典经济 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

一、引言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二、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三、新古典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惟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

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1.规模收益不变；

2.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3.生产要素之间是可替代的。

对于当代各国而言,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政府、公众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无一例外地将保证经济增长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指标;公众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前提，是解决其他经济疾病的万能良方。正是因为经济增长问题如此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琼斯(Jones，HywelG.) (英) 郭家麟等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M].北京:印书馆，1999

第6篇：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

   我国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始于1990中后期，投资和产业在城镇的集中、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直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毋庸置疑。同时，城市的规模效益一直是研究者讨论的重要内容，颇有分歧，认为大城市的规模效益优于小城镇，大力发展大城市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但也认为小城市和镇在地方经济中有重要作用，是提供地方市场、繁荣农村经济、活跃城乡经济活动的集散地和纽带，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重要环节，并可能成为新兴城市群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全国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城镇化占有重要地位，从全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2000年全国县域城镇人口为20 920 62万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45. 60% , 2010年全国县域城镇人口为30 288 12万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45. 21%,在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大城市情况下，10年问县域城镇人口相对数量仅仅下降了0 39%，绝对数量却增加了9 367. 5万人，由此可见，县域城镇化有着白己的魅力和独特性，是全国城镇化的重要基础，也是全国城镇化进一步升级的推动力量。加快县域城镇化进程是稳定农业基础和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求，是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

    鉴于县域经济和县域城镇化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有关县域城镇化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已有研究基本上围绕2条主要线路:一是县域城镇化的区域差异、综合测评及其动力机制，并对县域城镇化类型进行了划分，突出了区域性，这无疑对指导县域城镇化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在县域城镇化的度量上明显不足;二是县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认为县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互动过程，县域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可以带动县域经济增长，这与一般意义上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所得结论没有区别，缺乏“量”的讨论，结论不够独特。本文也将主要围绕上述方向展开，所不同的是，本文依据翔实的普查数据站在县域白身的角度，从“量”的角度评述县域城镇化水平并探讨其与经济发展互动作用力的大小，以期得出符合县域实际并具有典型意义的结论。

   观察图1一图4，仅从散点数据看，河北省县域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呈线性关系，这与众多的研究成果不吻合。为了从整体上衡量河北省县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选择2000-2010年的时问序列数据来考察城镇化与县域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1 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影响

以县域城镇化率(%, Y)为因变量，以非农产业的比例(%,Xy、人均G DP(元，Xz)为白变量测算经济发展对城镇化的贡献。首先进行相关系数的测算，县域城镇化率(Y)与非农产业比例(X })、人均GDP( Xz)Pear son相关系数在a of的水平上分别为0. 933,0. 961，呈显著相关，说明选择影响因了有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通过SPSS做多元回归，其中R为0. 972, RZ为0 945，调整Rz为0 929, D- W检验为1. 366，回归效果良好，方程如下:

             Y=一9. 201+ 0. 349X ,+0. 645X}  

  回归方程显示，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增长对河北省县域城镇化均有积极影响，但人均GDP较非农产业结构变化对城镇化的影响大。人均G DP每增长1%可以引起县域城镇化率提高0 645%，非农产业比例每提高1%可引起县域城镇化率提高0 349%。可见，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和人均GDP的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它们之问的基本逻辑应该是互动的，即非农产业的发展导致人均G DP的提高，而人均G DP的提高又产生了对非农产业需求的增加，从而一起导致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

2 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测算河北省县域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单独分析城镇化和非农产业及城镇化和人均GDP的关系时，发现并不呈线性规律，因此，需要做曲线估计，以判定系数(Rz)为主要依据选择其中的最优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分别把非农产业比例、县域人均GDP作为因变量，县域城镇化率作为白变量来估算城镇化对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SPSS1& 0进行曲线估计，发现判定系数( RZ)最大的曲线均是二次曲线，判定系数分别达0 924,0 952，进而，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1)城镇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把非农产业比例作为因变量(Y)、县域城镇化率(X)为白变量来估算城镇化对优化产业结构的影响大小。二次曲线的回归方程为:                 Y= 35 578+ 4. 25X一3. 326X=    

统计检验各项系数为:丫为0. 924，调整丫为0 902, t统计值为2. 689, D- W检验为1. 066，非农产业比例与县域城镇化率的二次曲线方程模拟较好。观察回归方程，其曲线形态为开口向下的抛物线，意味着县域城镇化对产业结构的积极作用体现在一定的区问上，这恰恰证明了回归方程的正确性。道理在于无论分析多大的区域，鉴于农业的基础地位，其非农产业结构总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超过极限范围是不合常理的;特别对于河北县域而言，农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县域城镇化对非农产业比例的影响必然控制在合理幅度内，但对非农产业质量的影响是没有限制的。

   ( 2)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理，把人均GDP作为因变量(Y)、县域城镇化率(X)为白变量来估算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二次曲线的回归方程为:               

   Y= 2. 402一1.475X+ 2. 442X=  

   其中，Rz为0 952，调整Rz为0 939, t统计值为0 97 6, D- W检验为1. 35 5，方程回归良好，县域城镇化能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假设成立。方程的曲线形式是开口向上的抛物线，虽然在曲线的不同点上表现为人均GDP对城镇化率的敏感性有差异(即弹性不同)，但总体上城镇化对提高人均GDP的贡献在曲线上却没有表现出有范围的限制。可见，县域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却是城镇化导致了县域经济的增长。

   通过对上述2个回归方程分析，发现河北省县域城镇化对县域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均有积极影响，通过城镇化可以优化县域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县域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是呈明显的线性逻辑，关系较为复杂。这与实际情况也吻合，因为城镇化本身不会推动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及运营支出以及消费市场的扩大等环节问接地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分析了河北省县域城镇化的水平及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    

   (1)在对县域城镇化的测度上，发现站在全国和区域比较的视野来评价县域城镇化水平比较合理，县域城镇化发展有白己的内在逻辑。2000- 2010年河北省县域城镇化特点表现为起点水平低、发展速度快，2000年河北省县域城镇化远落后于全国及东部地区水平，但10年内河北省县域城镇化速度较J陕，处于全国前列，由于起始水平太低，2010年县域城镇化率仍然低于全国平均值，整体看，河北省县域城镇化是滞后的。

   (2)在对县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分析中，既用人均G DP代表经济增长，也引入了非农产业比例代表产业结构优化。通过做散点图，发现在2000年河北省县域城镇化率与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密切;到了2010年，县域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虽没有表现为明显的线性关系，但密切度明显增强。这意味着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在县域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对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有重要意义。   

第7篇：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平均每十年翻一番,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但是辉煌的经济奇迹背后却是能源的大量消耗,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单位GDP能耗(吨标准煤/万元)高于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成为目前世界第二大CO2排放国,中国主要以能源拉动的经济增长呈现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等特征[1]。当前中国提倡科学发展观是被实践证明的确实可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纵观当今时代经济增长的主题是提倡生态经济,生态经济从某种意义上等同于低碳经济,是基于一国或地区的技术创新达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而优化能源利用的结构,最终达到减少温室气体(CO2等)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生态经济(低碳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这是科学的经济增长观,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目前人类生存的空间状态主要表现之一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这种变暖趋势的危害后果相当严重,直接关系到人类未来生存的环境空间,这在相当多的经济实验和经验研究中已经得到检验。经济哲学强调逻辑的一致性与理论应用的合理性,科学发展观实质就是这样一种科学的经济增长哲学,表明生态经济符合人类生态系统循环规律。科学发展观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要求,也是生态哲学方法论在实践中的应用[2]。经济研究和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实质是经济长期的稳定和理性的增长,这种理性通过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增长得到体现。

    从经济增长的未来道路来说必然要从以人类自我欲望为中心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以整体生态系统为中心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转变。只有这样的增长才是科学的增长理念,因为科学的增长从经济哲学意义上说也是建立在生态科学技术创新、生态伦理学进步与经济低碳增长模式的和谐与统一之上。

    2能源利用循环系统与经济可持续增长战略能源作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被喻为经济增长的“血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人类目前利用的能源分类来看,当前世界对能源的依赖主要还是石油和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如果没有新技术开发新能源和提高能源的利用技术,那么这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将是极大的挑战。目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与经济增长快速所表现的矛盾已经相当严峻。结构问题,还是结构所造成的后果更重要?为了分析这种后果,有学者以罗默的“增长阻力”作为分析框架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分析能源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阻力效应,结果发现能源禀赋对三个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阻力各不相同[4],这种不同造成的后果主要有两个:一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而且这种差距将越来越大;二是由于这种阻力的存在影响能源的利用效率,不利于能源技术的创新与扩散,造成的后果将是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资源禀赋不同必然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种非行为性阻力,在考虑生态平衡与供需平衡的问题,从战略的高度引导能源技术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协同机制相当重要,这种协同机制可用相关的变量来衡量并得出相应的协同系数,作为能源战略实施的绩效评价,具体原理可参考图1的区域能源战略的协同机制作用路径[5]。3能源技术创新与经济理性增长的框架变量理论和实证的研究都是为了更好地应用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本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性增长视角提出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系统框架,创新能源经济增长的理念。构建的研究框架就是可持续发展概念模型,应用到能源技术创新中去就是能源经济理性增长的方向。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理清能源经济增长系统框架内核心变量的作用机理,从而找寻相对应的制度设计与治理措施以利于能源经济增长的理性化。所以说构建的框架对促进能源产业的更好升级、能源技术的创新、实现能源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动中国能源产业升级以至宏观经济的理性运行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84研究表明当前中国能源结构矛盾根本在于资源禀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资源禀赋约束下能耗在能源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和经济增长对油、气的需求不断上升。这种矛盾所造成的结果已在近年来煤炭过剩开采所激化安全事故、油价的不断上升和全球气候加剧变暖的趋势中得到显示。尽管这种趋势造成的结果有待进一步的深化检验,但是科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增长方式。中国能源发展战略唯一出路是调整供给结构,通过减小煤炭比重,加大油、气比重,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资源以达到实现能源供求平衡、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利益、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但是能源替代效应实质并没有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可能造成更大的生态系统破坏,因此这种能源的替代所形成的能源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可能是有利的,但并不符合科学的经济增长理念。这是否是最优的实现的经济增长路径也值得讨论。

    中国能源生产利用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能源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指向受政府调控明显,煤炭产业为主的生产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3],如果能源结构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路径依赖一旦锁定,产生的马太效应将是加倍的后果。于是,我们要问,能源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否仅仅是能源产业能源经济增长的理性化。所以说构建的框架对促进能源产业的更好升级、能源技术的创新、实现能源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动中国能源产业升级以至宏观经济的理性运行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图2研究框架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具体的概念框架与变量如图2所示,框架内的核心变量地区生产总值、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电耗构成一个循环的系统,电力消费量作为基础变量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和单位GDP电耗。为了使能源可持续增长系统能够良好运行,这些核心的内生变量必须存在协整的关系,如果这个循环的系统之间重要变量偏离了协整,必须加以修正,使之良好运行。同时,也要研究变量间的具体机制,找到它们之间的微观作用机理以利于系统的优化。84研究表明当前中国能源结构矛盾根本在于资源禀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资源禀赋约束下能耗在能源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和经济增长对油、气的需求不断上升。这种矛盾所造成的结果已在近年来煤炭过剩开采所激化安全事故、油价的不断上升和全球气候加剧变暖的趋势中得到显示。尽管这种趋势造成的结果有待进一步的深化检验,但是科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增长方式。中国能源发展战略唯一出路是调整供给结构,通过减小煤炭比重,加大油、气比重,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资源以达到实现能源供求平衡、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利益、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但是能源替代效应实质并没有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可能造成更大的生态系统破坏,因此这种能源的替代所形成的能源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可能是有利的,但并不符合科学的经济增长理念。

    这是否是最优的实现的经济增长路径也值得讨论。中国能源生产利用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能源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指向受政府调控明显,煤炭产业为主的生产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3],如果能源结构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路径依赖一旦锁定,产生的马太效应将是加倍的后果。于是,我们要问,能源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否仅仅是能源产业能源经济增长的理性化。所以说构建的框架对促进能源产业的更好升级、能源技术的创新、实现能源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动中国能源产业升级以至宏观经济的理性运行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图2研究框架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具体的概念框架与变量如图2所示,框架内的核心变量地区生产总值、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电耗构成一个循环的系统,电力消费量作为基础变量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和单位GDP电耗。为了使能源可持续增长系统能够良好运行,这些核心的内生变量必须存在协整的关系,如果这个循环的系统之间重要变量偏离了协整,必须加以修正,使之良好运行。同时,也要研究变量间的具体机制,找到它们之间的微观作用机理以利于系统的优化。研究框架的主要目的有以下方面:一是找到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二是检验它们在一定时期内相互之间是否存稳定的均衡或协整关系;三是能源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不是符合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规律,变量之间是否形成优化的能源经济系统;四是通过理清这些变量之间的作用机理,从而实施符合能源产业可持续增长的制度设计与治理政策。

第8篇：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

学者们主要从国家、产业及企业三个层次来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但未得出一致结论。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金融发展对一国经济发展有正效应的实证文章很多。理论上讲,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很直观:在非完美的经济中,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服务,如:动员储蓄,分散风险,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监督经理人等。通过发挥这些功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二)金融发展阻碍经济增长

Beck,Levine (2004)指出:银行通过配置资源来提高储蓄回报率,但银行的发展可能会降低储蓄率。如果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有足够大的外部性,那么银行的发展可能会减缓经济长期增长。Levine (2002)指出银行发展阻碍经济增长的三个原因。首先,银行可能会与影响力较大的公司有关,这种影响可能为负。其次,银行偏好谨慎的特性可能会阻碍企业创新。第三,银行的能力与企业的管治高度相关。不仅银行机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负效应,股票市场发展也阻碍经济增长。

(三)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起任何作用

Khan and Senhadji (2003)研究表明某些银行的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他们对这一结论提出三种可能解释。第一,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非线性;第二,银行发展的变化缓慢,但经济增长的波动却很大;第三,银行发展的三个衡量指标可能不能准确反应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

已有文献表明:金融结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及所处阶段、制度等都会影响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加之选取的样本数据及研究方法的差异,因此有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有不同的观点(参见Bell,Rousseau,2001)

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近年来得到学者高度关注,而在传导机制上仍存在分歧。一些观点认为是通过提高投资的效率,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通过增加储蓄与投资,还有人认为是两种方式都起作用。产生分歧的原因除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条件不同之外,主要还有两方面原因,第一,选择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同。第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引起传导途径侧重点转移。

(一)选择不同的效应

现有文献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主要有三方面的效应:股票市场,银行系统和资本流动。在不同国家,金融条件及发展水平不同,因此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效应会有所侧重。Donny Tang(2007)研究了APEC国家1981―2000年的数据,指出:在这三个因素中,股票市场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中起到很显著的效应,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另一种观点认为,金融中介机构的出现,减少了信息和交易成本(Levine,1997)和通过分配资源到社会回报率最大的地方(Greenwood,Smith,1997)来提高经济增长。同时,Edison et al.(2002)第一次提出资本流动是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因素。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

按照内生增长理论,现有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增加储蓄率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二是资本积累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1、途径一:储蓄率的增长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

一般来说,金融发展导致储蓄率的增加,从而增加可用于资助投资的资源;并且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地分配储蓄从而提高投资的生产率。

Pagano(1993)给出一个简单的AK模型,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主要通过提高储蓄率,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的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储蓄和资本边际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国界之间及公司水平上的证据表明金融发展通过资本积累率和资金到生产率高的企业的配置两种途径,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企业生产力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Diego Valderrama,2003)。

2、途径二:资本积累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多数学者认为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途径,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

Joseph Schumpeter (1934)第一个指出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发挥着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通过聚集资金,判断投资项目的优劣,监督经理人和促成交易,银行能够以低成本收集到企业的详细信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Goldsmith (1969), McKinnon (1973)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金融中介的发展减少了市场摩擦力,减少引进外资的成本,从而增加国内储蓄率,提高外资流入,增加资本积累,从而导致整体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也是一条重要的传导机制。金融发展与教育知识的积累或通过创业实现进步有关。金融效率能够减少或抑制创业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高技术进步率,最终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三、结论

本文从两个方面综述了国外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成果,纵观现有文献,笔者认为还存在以下不足:

(一)研究方法的不完善

目前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模型都是线性的,但是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 而非线性系统会出现“混沌”现象。而且现有文献中无论是样本选取、分析指标设定、工具变量设置及分析计算方法等方法,还是在实证结果的理论解释等方面都存在众多有争议的问题。

(二)目前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的研究仍显不足,且未得出一致结论

第9篇：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

关于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亚当•斯密提出了“剩余的出路”理论,认为将国内闲置的资源用来生产产品并将之出口,会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而关于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直观、最经典的莫过于凯恩斯的国民经济恒等式(用支出法表示):Y(GDP)=C+G+I+(EX-IM)。凯恩斯认为出口是可以使一国GDP增加的因素,而进口是使一国GDP减少的因素,即凯恩斯从静态的角度分析了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大卫•李嘉图指出:通过进口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及原材料,就能稳定物价,阻止工资上涨,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约翰•穆勒认为,通过进口本国缺乏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料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储蓄的增加,从而获得资本积累的增加;罗伯特逊认为进口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等。

国内学者从实证角度(梁琛等,2004;苏均和,2004;刘晓鹏等,2001)分析了进出口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如下:梁琛等认为我国的进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三者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进口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而出口仅能在短期内单向促进经济增长;苏均和认为应该对进口和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行再认识,他在文章中实证指出,进口不但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其贡献度比出口要大;刘晓鹏揭示了我国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并论证了为什么出口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弱相关性,也即进口在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其重要性大大超过了出口。

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基本情况

东盟(文莱、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与我国毗邻,目前拥有450万平方公里国土、约5亿人口,GDP接近1万亿美元,是我国比较稳定的贸易伙伴。1978-2007年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情况(见表1)。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逐年扩大,且增速较快。据中国海关统计,1990年至2003年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年均增长20.86%,比同期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长率快4.25%。2007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2025.08亿美元,是1978年的近2000倍。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都是中方顺差(1987年例外)。自1993年起,中方出现逆差并且逆差逐年扩大。2000年,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达48.4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逆差的主要地区之一。2004年,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差增至20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23%,是我国第四大贸易逆差地区。2005-2007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也平均保持在180亿美元以上。

从东盟进口与我国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本文根据1985-2004年中国对东盟进口和GDP的情况绘制散点图(见图1、图2)。

从图1、图2可以看出,进口和经济增长的趋势基本相同,进口和GDP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关系。

先对GDP和进口数据进行整理并取对数。由于GDP中包含有净出口额EX-IM,所以将其剔除,得到新的GDP,由于外贸对GDP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本滞后一期的分析。对1985-2007年的有关数据处理后用Eviews对从东盟进口对数增长率与GDP对数增长率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结果(见图3)。

由图3可知,当年进口每增加1%,促进经济下一年增长0.5133%;本例中S.E=0.094099,比较小,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比较强的函数关系,代表性比较好;R-square=0.988244,说明样本回归直线的解释能力为98.82%,表示我国GDP的总变差中,由解释变量从东盟进口值解释的部分占98.82%,或者是,我国GDP变动的98.82%均可以从样本回归直线中得到解释,模拟的拟合优度比较高。同时,T=93.03090,说明从东盟进口对我国GDP有着显著性影响。

从东盟进口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对东盟市场存在原材料依赖,对东盟进口原材料需求增加,导致逆差进一步扩大,生产性资料的进口无疑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随着我国近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东盟进口的原材料也在增加,并且出现较大的逆差现象。如2004年1-5月份我国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进口的木材及其制品分别为2亿美元、2.6亿美元,仅这一项两个合计逆差就达到4.48亿美元。

大量进口零关税的商品,有利于稳定物价,优化我国商品结构,促进经济增长。2002年我国与东盟签订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拟在10年之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且规定在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从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早期收获计划。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是使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近600种农产品实施零关税,而在这些商品中我国的竞争力弱于东盟,因此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之后,我国会进一步扩大对这些商品的进口,而他们的进口有利于稳定物价,改善农产品商品结构,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从生产率角度看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供给投入的增加包括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质量的提高及制度创新、技术进步等。西蒙•库兹尼次认为“与现代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按人口平均产值的高增长率,应主要归功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即单位投入的高增长率”;“劳动力和资本质量的改进不是由资源的任何额外投入所引起的改进,是近代经济增长具有突出特征的按人口平均产值高增长率的主要原因”。这些要素与进口和利用外资关系密切,因为在进口的商品和服务中包含了大量的先进资本和技术,在当年是以静态的数字加入GDP总额中,大量的先进机器设备和技术的进口将带动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我国从东盟10国进口的商品中,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超过50%,其中从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进口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占60%,这些对经济的增长是有利的。

另外,约翰•穆勒认为,通过贸易可以得到该国经济获得持续进行所必须或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从东盟进口的机器设备并非我国不能生产,而是基于比较利益的需要。马克斯•科登提出,大量进口投资品,会使国内投资品对消费品相对价格降低,投资成本下降,投资率的提高无疑会带动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参考文献:

1.王勤著.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新格局.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2.刘晓鹏.我国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中国经济问题,2001(4)

3.梁琛.进出口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原工学院学报,2003

4.西蒙.库兹尼次.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99

5.李国柱.出口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制度性差异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