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类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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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

【关键词】县域经济 产业发展模式 特色产业

县级行政单位作为基层行政组织，可自主支配的资源要素相对有限，但县域经济依然发挥了功不可没的重要作用。截止到2010年，我国90%的国土由县级政府管辖，县域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还多，但只贡献了少量的GDP，农民收入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发展产业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产业兴衰直接决定县域经济的强弱。因此，县级政府要在深入了解本县实情的基础上，积极促进产业发展谋求产业发展优势，这是当前县级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不二选择。

一、县域经济产业发展模式的重要性

支柱产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效益。县域经济具有规模小、结构相对单一的特点，同省、地一级区域经济相比，县城行政区域面积较小，区域内经济资源不多，政策性资源也比较稀缺，这些都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也决定了县域经济独特的发展道路。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本区域内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建立适合本土实情的地方产业结构，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经济聚集效应。在已发展起来的产业基础上，横向拓展相关产业领域，最终打造结构合理、横、纵向交错的产业体系，不断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效益。

县域经济受限于区域界线，在资源开发、生产要素供给等方面受到诸多影响因素限制，因此，其发展水平与当地产业结构和成熟度密切相关，地区产业体系的现状和发展潜力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产业发展水平不仅是当地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一个县未来发展方向的主导因素。因此，必须充分重视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要努力通过打造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不断提升县域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

二、县域经济产业发展模式的类型

本文在前面已对县域经济产业结构进行了相关介绍，根据县域经济特点，可将其产业发展模式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即特色农业型、工业主导型、第三产业主导型与混合产业型。

（一）特色农业型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链，不仅要追求粮食产量的高增长、高总量和高效益，而且更加要注重与农产品市场的联系，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发展规划，培育集生产、精细加工和销售一条龙的特色农业产品体系，不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打造本地优势农业产品品牌，最终实现以农业促进工业发展的目标。

（二）工业主导型

工业化是未来产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较高水平的工业化，能够创造众多就业机会，顺利吸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加速城市化进程，同时切实提高社会生产效益，最终实现通过发展工业带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目标。因此，立足于工业，以发展工业促进县域经济总体发展，是大多数县城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以工业为主导的区域经济中，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农村地区逐渐开始向工业化过度，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涌出，工业产值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三）服务业主导型

一般而言，第三产业具有就业岗位多、涉及面广以及经营门槛低的特点，能够为区域带来量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在现代经济格局之下，服务业被众多经济人士一致认为是最具增长潜力的产业，在许多政府工作报告中，服务业的占比成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来促进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成为地方政府的不二抉择。以服务也为主导的经济结构，重点是要发挥服务行业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最终实现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四）混合产业型

在混合产业型模式下，县域经济的发展受到不止一种的产业促进，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第一产业对经济发展贡献不断下降，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提高，此时县域经济得到全面的发展，拥有比较合理的产业结构，科技、文化、教育、医疗等社会经济事业得到均衡提高，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不断增长，GDP占比逐渐提高。

三、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的路径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增长点，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发力点，因此，采取何种经济发展模式来不断增强区域经济实力，提高区域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结合地方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利用 SWOT方法来分析县域经济发展，从而制定精确的产业发展方向，例如发展旅游产业、外来加工、贴牌生产、农产品深加工等；其次，确定实现产业发展目标的具体路径，扶持现有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或者吸引外资成立新兴产业以促进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这条路径其实就是地方特色资源发展道路。对于县域经济而言，特色是最重要的主线，只有特色才能弥补县域经济发展遇到的瓶颈和短板， 才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可持续发展道路，重视在发展区域经济过程中，保证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互相促进，保证经济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从内在联系上看，特色与可持续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紧密联系的。唯有特色才能够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保证产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竞争力。除此之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要注重创新的作用，积极打造适合县域经济发展要求的投资环境；突出地方特色产业的辐射力；打造地方品牌，提高地方产业品牌效应。

参考文献

[1] 课题组.县域产业结构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59-63.

第2篇：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

关键词：典型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2

从理论上说，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是对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具体体现的抽象，它一般包含了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及发展特征等三方面的内容，核心是经济的基本增长方式。由此，要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深入分析和理解，就必须从经济发展源泉、经济发展体制和经济发展特征等方面对已有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基准模式”进行分析，并着重归纳和分析其中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较为成功国家的经验，通过比较探寻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方向和具体路径，从而为我国经济选择健康的发展方式和实现快速增长提供有益的经验启示。

对于我国而言，有三类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最有借鉴意义：一是先发国家和地区；二是曾经与我国经历类似经济发展过程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三是与我国采取不同发展方式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其中，第一类包括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第二类是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第三类主要包括拉美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由此，本文将从经济发展源泉、经济发展体制和经济发展特征等三个方面，根据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具有典型特征和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借鉴意义的原则，重点总结东亚、拉美、印度、欧洲和美国等四种基本经济发展方式。

一、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出口导向模式

主流经济学界认为，“东亚模式”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亚洲国家采取的经济发展方式。世界银行(2003)以及Gill、Kharas和Bhattasali(2007)认为，这种模式的开拓者是日本，该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了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开拓；其后的上世纪80年代，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成功地复制了这一模式；而东盟10国和中国大陆也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践行了与之类似的经济发展方式。“东亚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赶超模式，其核心是“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一)经济发展源泉

作为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了解决包括资金、市场和技术在内的“经济增长约束瓶颈”，“东亚模式”主要依靠外部资本引入和产品出口导向实现工业化，其增长本质是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驱动的增长。具体而言，实施“东亚模式”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过度引进资金，普遍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进步以及由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相关研究显示(World Bank，2003)，1970－1990年的20年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而同期美国为53％，相去甚远。从理论上来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运用了传统的“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式，即通过资本快速形成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从外部市场驱动来看，其经济增长也属于依靠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扩大所推动的“斯密型增长”，而并非由必要的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熊彼特型增长”或“库兹涅茨型增长”。

(二)经济发展体制

作为后发国家，亚洲国家普遍存在市场结构残缺、市场主体发育不全、生产要素缺乏流动、经济发展滞后等特点。与西方自发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机制不同，亚洲国家从经济起飞的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国家的职能，同时尊重市场规律，通过政府干预提高市场的效率。“东亚模式”经济发展体制的核心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作用的涵义即政府以较高的“政府强度”及政府能力，实现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和缓解随之而产生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压力的制度创新、制度供给，并且以较高的“政府质量”，有效地确保了各种制度安排的顺利实施，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政府主导机制下实现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的形成和发展，2／3的功劳应归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另外1／3应归功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机制是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也可称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

(三)经济发展特征

“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秉承“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式，通过加快资本形成和增加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提升现代经济部门的总体水平；三是利用国外市场助推国内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由此，践行“东亚模式”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95年，韩国的储蓄率为36％，台湾地区27％，香港地区32％，新加坡高达50.8％。在上世纪80年代，亚洲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曾经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其储蓄率也相当高，如，在1992年，泰国36.2％，马来西亚37.2％(Gill、Kharas和Bhattasali，2007))。其次，通过外部资源和市场推进国内工业化进程是“东亚模式”的一个核心战略，这导致各国内部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与此同时，东亚国家由于共同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战略，践行“东亚模式”的国家长期保持了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展、较大的贸易顺差和较为充足的外汇储备。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亚洲四小龙”出口急剧扩张，台湾197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为1970年的13倍；韩国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534倍；新加坡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5年的20多倍。出口扩张导致了各国顺差规模不断扩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的贸易顺差较之上世纪70年代初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在顺差扩张的影响下，各国的外汇储备也普遍增加，如台湾的外汇储备由上世纪70年代初的22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784亿美元，增加了近35倍。

二、拉美经济发展模式：进口替代模式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遵循了“出口导向型”的模式，但与“东亚模式”不同，拉美国家的“出口导向”的显著特征是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然而，上世纪30年代的

世界经济危机让以出口初级产品为增长动力的拉美国家陷入了经济困境，同时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拉美国家开始长期实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说，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拉美模式”其战略核心是进口替代。

(一)经济发展源泉

“进口替代”仍然是一种以“赶超”为目的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后发国家普遍存在资本短缺的困境。在这种情形下，拉美国家依靠政府力量，在资金配置的过程中有意倾向于制造业部门，并以此推动工业化进程，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过程。由此，从经济发展源泉的角度分析，“拉美模式”的实质是通过要素积累和要素投入的扩展实现工业化进程，并以此推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拉美模式”仍然具有比较典型的“要素投入驱动型”的特点，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不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来实现经济的扩张。

霍夫曼对拉美8个主要国家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整个GDP增长的贡献情况分析发现，上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三者各占比例为22％、38％和40％；上世纪80年代分别为34％、31％和35％；上世纪90年代又变为30％、31％和39％。也就是说，上世纪40年代以后拉美的技术进步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甚至在“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逐步减弱。而与之相对的，是同期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在GDP中所占的贡献为60％左右。要素投入的增长是“拉美模式”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经济粗放发展的特征比较明显。

(二)经济发展体制

拉美国家实施以“进口替代”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主要路径是加强对“幼稚工业”的保护，以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国内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跨越式发展的实现必须有市场以外的制度因素引导资源要素向工业体系和“幼稚工业”集中，这就决定了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拉美国家政府在国家经济活动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拉美模式”经济发展机制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对市场的深度干预和严格控制。

具体来说，拉美国家政府深度干预经济的发展机制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的政策来理解。第一，大部分拉美国家实施了比较明显的贸易保护政策；第二，拉美国家忽视私人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效用，强调国家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三，拉美国家政府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希望通过借助本地区周边国家的市场来扩大本国制成品的出口；第四，拉美国家政府直接为“幼稚工业”发展提供了刺激性的优惠政策；第五，各国通过政府力量努力引进外资，以外部资金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的“短板”；第六，政府加快改善基础设施，为国家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基础条件。

可见，政府在拉美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绝对强势地位，这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拉美工业的大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它使得拉美的市场体系扭曲严重，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三)经济发展特征

作为“赶超型”经济发展方式，拉美国家采用的“进口替代”战略经济发展特征与大部分后发经济体具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其独特的经济现象。总体来看，“拉美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征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拉美国家储蓄率高于发达国家，却低于一般“后发国家”。其原因在于，在“进口替代”战略下，资本价格、劳动力价格和商品价格等诸多价格的扭曲，阻碍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196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各国国内储蓄率为19.0％，1980年略有增长，达20.4％；而投资率也从1950年的16％上升到了1980年的24.3％。第二，大部分国家工业制造产业发展极为迅速，制造业出口大幅增长。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拉美国家制造业的年增长率达到6.5％，明显高于世界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5.5％)，拉美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从1955年的0_8％提高到了1975年的1.3％。第三，利用外部储蓄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是拉美国家实行的一大战略，因此拉美各国对外负债率普遍较高。1982年，拉美偿债率(债务偿付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41％，负债率(债务总额与同期出口总额的比率)高达331％。第四，由于“拉美模式”使用大量的政府补贴扶持工业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该区域内多数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54年以前，拉美国家平均通胀率保持在1位数之内；1955～1974年在10％～30％之间波动；1975―1979年从37％曲折上升到51％。而在1980年以后更是急剧飚升，全地区平均通胀率从1980年的54.8％上升到1990年的四位数。

三、印度经济发展模式：非平衡模式

从1980年开始，印度实施了“亲企业政策”(Pro business)；而之后的1990年，印度开始了“亲市场”(Pro－market)的自有化改革。这两个“分水岭”结束了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计划经济与“许可证”经济的基本模式，确定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发展模式的基调。“印度模式”的本质是主要依靠市场力量，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部门的“自然选择”把资源配置到高生产率部门，促进经济发展，使得社会呈现出“非平衡发展”的结果。

(一)经济发展源泉

从要素投入层面分析，“印度模式”仍然是依靠要素投入的数量增加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1990年之后，印度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年均增长达到了5％以上，在2000年之后甚至超过了8％的水平。但是，在同时期，印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却一直维持在2％左右的水平，低于同时期的主要发达国家，也低于中国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从结构上来看，“印度模式”所呈现出的“数量扩张型”发展方式与其他赶超国家相比，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首先，虽然印度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处于偏低水平，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服务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稳定在3.5％左右，大大超过了同时期新兴市场国家1％左右的水平(其中，中国服务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为0.9％)。其次，从服务业部门增长的结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达到了近50％，人力资本投资是该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从需求结构上看，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大于投资的拉动。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6年，居民消费对印度GDP增长影响较大，边际产出为1.1699，即居民消费每增加1个单位，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1699个单位。

由此可见，“印度模式”的增长源泉在于服务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内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从增长的结构上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说明印度的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其经济不同于过分依赖国外市场需求的其他赶超国家，而是内外需结合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二)经济发展体制

20世纪之前，印度的基本经济发展体制基本上是以计划体制为主。在这一时期，政府通过对市场的干预，为印度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但1980年之后，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动力，印度开始了长达30年的“渐进式改革”，其目标是建立起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机制。

从总体上看，印度经济发展机制的特征是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其核心是分权经济模式，本质是给予微观企业更多的自，减少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过度干预。具体来说，印度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印度政府积极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其次，印度政府秉承自由市场贸易的原则，实行自由对外开放的政策；最后，印度提倡资金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并由此不断完善国内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

印度的改革实践表明，其渐进的改革进程既是政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的过程，也是政府淡出市场、减少干预、培育真正市场主体的过程。印度正是通过自由化经济改革，极大地消除了经济发展瓶颈，刺激了市场主体活力，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和企业竞争力。印度经验表明，适当和渐进的制度安排能有效地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并有助于培育自由竞争的市场。

(三)经济发展特征

与许多后发国家一样，印度的“非平衡”发展模式的实质是通过将资源配置到高效率的部门，提高经济的实际产出，从而实现国内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最终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

在这一过程中，印度经济呈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由于政府对服务业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扶持，印度的服务产业发展最为迅速。1981年，印度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8.22％，1991年为32.34％，2001年为40.92％，2007年度达到54.74％。从劳动力的部门构成来看，第三产业在印度经济中的比重从1951年的17.2％上升到1991年的20.5％；1997年之后，这一比例上升为23％以上，2002年之后上升为25％以上；近年来，这一比例维持在30％以上。

其次，由于印度拥有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其资金使用效率相对较高，加之国内经济需求结构中消费比重较大，因而呈现出投资和储蓄率较低、消费率较高的特征。上世纪90年代之前，印度储蓄率基本上长期保持在20％以下；此后，印度储蓄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最高也仅约为25％。与此相对，印度的消费率一直比较高。1980年，印度的消费率达70％以上，虽然之后由于国内投资的增加，消费率有所下降，但稳定维持在65％的水平，与大多数发达国家持平，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再次，由于印度重视经济发展中国内市场的作用，因此相对于其他后发国家而言，其对外依存度较低。1951--1991年，出口总额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10％下降到6％。目前，这一数值也仅略高于10％，大大低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印度对外资金依存度也较低。1980年之后，外援在印度公营部门计划支出中的比例保持在10％以下。

此外，由于印度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强调市场的配置功能，忽视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公平”的重要作用，印度经济呈现出典型“非均衡”发展的特征，其具体表现便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最穷的邦和最富的邦人均收入的差距从1980年的2倍左右上升至近年的4倍以上。从城乡二元化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营部门的工资年均增长为5％，而农业部门工资年均增长仅为2.5％。至今，印度国内还有将近2.7亿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

四、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型模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成为世界发展主题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出现，美国进入了“新经济”时代。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经济连年实现高速增长，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在大多数年份比较温和，经济达到了二战之后的最好水平。从经济发展机制上来说，美国的“新经济”是在市场全球化的基础上，通过提升知识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来消除长期资本边际收益递增，同时培育基于创新的竞争优势和网络化的企业组织结构，并通过刺激国内消费引导技术和金融创新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经济发展源泉

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在于创新，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科技创新，快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时，通过强大的创新和生产能力以及美元的国际权威地位，充分挖掘国内居民消费，启动国内的有效需求，其经济增长具有“信贷消费驱动型”的特点，消费在其经济增长需求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

首先，要素投入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强劲增长，1995--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经济1.4个百分点，其对经济增长贡献达45％以上，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研发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1994～2000年的5年是美国研发投入经费增长最快的5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平均真实年增长率高达6％，大大超出同期真实GDP增长率。与此同时，美国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拉动也十分有效。1990年以来，美国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大致保持在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7％～25％的水平。1973～1995年，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仅为1.4％，而1997～2008年提高到了3.1％。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不仅推动了GDP的增长、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提高了居民的真实收入、抑制了通货膨胀，而且对政府平衡预算和股市的不断上涨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同时，从经济需求结构上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较强。1990年以来，美国的消费率从60％左右上升到70％以上，不论从上升速度还是从绝对值来看，在世界所有国家中都排名第一。美国居民消费增速更高于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0％以上。可以看到，消费在美国经济增长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依靠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通过提供多样化消费产品以及消费融资模式促使消费需求高涨，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特征。由此，消费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源泉。

(二)经济发展体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实行了“加强竞争和开放市场”的新经济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基本上确定了美国“创新型”发展模式的基本经济体制。美国经济发展体制的特征在于’放松对产品和劳务价格、企业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口的限制，以打破垄断，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鼓励企业竞争和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美国实行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企业制度。与西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其经济自由的特点尤为突出，自由企业制度成为美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和核心。美国所谓的经济自由，实际上就是经济资源私有，企业自由生产，消费者自由选择购买，每个经济行为

主体的利己之心，构成了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每个行为主体的决策是高度分散的，它们依靠市场价格信号进行协调。

其次，遵循平等竞争原则。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总结美国市场竞争机制，可以发现它既有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共性，又有美国市场竞争的个性。共性表现在它具备市场竞争的三大基本内容，即争夺内部资源、合理配置资源和跨国竞争。就市场竞争的个性而言，美国市场竞争的突出特点就是政府的干预程度很低，市场竞争的自由化程度较高。

再次，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关于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一是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二是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管理。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成为美国市场经济模式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政府干预程度相对较低。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的作用归根结底表现在如何充分刺激和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美国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对大公司和中小企业区别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激励机制。在垄断产生以前，政府主要是不断创造并完善企业自由竞争机制。当垄断产生以后，政府则对它们加以控制，只允许它们获得“合理的”利润，限制它们牟取暴利。

(三)经济发展特征

美国“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创新驱动、自由市场和对外开放的特点，这些特征决定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美国“创新型”经济的内在经济特征：

首先，美国经济发展中具有较高的消费率，同时储蓄率和投资率较低。上世纪80年代，美国储蓄率维持在19％左右的水平；随着美国“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上世纪90年代，美国储蓄率平均下降到5.5％左右；而自2000年以来，储蓄率持续走低，历年平均更是降至2_8％左右的低水平。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投资率的急剧下降，从上世纪80年代的25％以上的水平，下跌到2000年之后15％的水平。与此相对，美国的消费率却是节节攀升。上世纪80年代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4.3％，上世纪90年代上升到67％，而2000～2008年这一比重竟接近70％，高于欧盟27国近12个百分点，高于日本13个百分点。

第3篇：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以2000、2007、2009年为研究样本，对广东省21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分析与评估，并得出以下结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按照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差四种类型，不同城市在不同年份其类型有所变化，但大部分类型变化不大；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和增长强度大小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稳步增长型、快速增长型、潜在增长型、缓慢增长型四种。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动态分析 演化类型

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历来就是政府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研究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对明确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与战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方面，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的使用比较广泛。

马力等（2006）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惠俊刚等（2007）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陕西省十个地级市及杨凌示范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聚类分析。徐新等（2008）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2007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作了分析。王晔等（2009）运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区域划分和评价研究。

已有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是静态的评价，侧重于某个年份横截面的发展水平的对比，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特征，缺乏对某段时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变动情况的研究。另外，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全面真实状况。

本文试图以广东省2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比较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不同时段的同类数据源，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时序动态评价方法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综合评价，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类型划分并分析其类型变动情况，以期得到有益的政策启示。基本思路是先选择2000、2007、2009年作断面分析，然后通过3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作动态分析。主要数据源自《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2008，2010》。

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范畴，不仅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而且还表现为该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应能综合反映该区现有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发展前景。为此，根据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等原则，本文构建出由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和经济外向度四个层次的12项指标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评价模型与程序。本研究选取主成分分析法来评价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个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评价具体过程为：一是构造样本矩阵Xij。其中i代表城市，总数为21个；j为评价指标，总数为12个。二是样本矩阵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矩阵X’ij。三是求协方差阵Rjk。四是利用雅可比法求解主成分。由Rjk解特征值λj及相应特征向量Ijk并得方差贡献率。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数，然后计算第k个成分的载荷Pkj。五是计算各城市不同年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值Vi即。运用主成分分析模型计算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然后计算出各时间段综合评分值的变化，最后结合评价结果及相关背景进行分析。

评价结果与分析

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以上的要求选取主成分，然后计算每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并将综合评分值进行归一（见表2）。其具体计算过程由统计软件SPSS13.0完成。

（一）综合评估

根据表2结果并结合相关背景材料分析可知：第一，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2000年， 2007年，2009年的评价结果都表现出这一特点。超过8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1个，2009年有2个；超过6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2个，2009年有3个；超过40分的城市2000年有2个 ，2007年有6个，2009年有7个；40分以下的2000年有19个，2007年有15个，2009年有14个。可见，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任务还相当艰巨但前景乐观。第二，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排名靠前的基本上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得分靠后的城市基本上居于粤东、粤西和粤北。3年的排名尽管有变化，但这一格局没有变。这种差异性还表现在绝对发展水平的差距上，排名第一和最后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于悬殊。

（二）等级划分及变化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类型及其变化，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分析了类型变动情况。具体方法过程如下：首先是对各年数据做主成分分析，获得各年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主成分得分。其次根据主成分分析中得到的主成分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聚类，聚类方法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距离测度采用Euclidean distance，分别计算并建立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欧氏聚类系数矩阵表（因表格较大，省略）及聚类谱系图（因图幅较大，省略）。第三是根据上述结果归纳总结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及异动情况（见表3）。前两步运用SPSS软件由计算机自动得出结果。

根据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优秀类。这类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突出。第二类为良好类。这类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明显，潜力和后劲大。第三类为中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居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问题突出。第四类为差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较差，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比较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级类型的变化，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广州、深圳是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且比较稳定的地区，而韶关、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肇庆、云浮等在广东省各城市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且多年变化不大，其它城市则处在较大变化之中。

（三）演化类型

为了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本文设计了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用某城市某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除全部城市同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值来计算，一般以考察现状年为本底。另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长强度（Y），用某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某时段综合评分增加值除全部城市同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增加值来计算。把这两个指标结合起来考虑的目的在于以现状为基础考察其动态变化轨迹。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分别选择本底年和参照年，计算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和增长强度（Y）。以相对强度（X）为横轴、增长强度（Y）为纵轴、（1，1）为原点建立坐标系。根据坐标图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类型。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大小将广东省21个城市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1），第二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

据此，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四种类型（见表4）：第一种为快速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基础良好，且目前建设力度很大的城市。处于第一象限。第二种为稳步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实力雄厚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处于第四象限。第三种为潜在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目前虽然存在明显问题，但发展潜力较大。处于第二象限。第四种为缓慢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这类地区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处于第三象限。

参考文献：

1.马力，史锦凤.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12）

2.惠俊刚，卫海燕，郎玉泉.陕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7（1）

3.徐新，相丽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8（17）

4.王晔，何启明，景履贞.甘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J].经济研究导刊，2009（3）

5.甄江红，赵明，周瑞平等.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J].经济地理，2005（5）

第4篇：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

关键词：吉林省；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协调性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4-0290-02

0 引言

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是人类社会大系统中对立统一的两个矛盾体，二者既相互制约，也相互促进。探究如何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有关地区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度分析研究也越来越多[1-3]。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也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吉林省资源环境受到较大压力，引发了如土壤退化、水资源短缺，资源利用效率低等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因而分析吉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吉林省经济——环境协调状况进行分析，探讨吉林省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演变态势，对于整个区域资源环境的优化配置、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方法

1.1 指标选取 结合吉林省实际的资源环境背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选取能够反映该区资源环境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指标选取遵循科学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相统一的原则。具体评价指标见表1。

1.2 评价方法 根据指标对评价结果的作用方向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关于耦合关系的评判模型很多，各种模型各有不同的特点，本文采用廖重斌[4]提出的耦合模型进行评价。耦合协调度评判标准见表2。

按上述方法计算，可以得到吉林省1986年以来协调发展状况变化。

2 结果与分析

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吉林省1986-2008年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进行评判和分析，具体结果见图1。吉林省耦合协调度D（x，y）从0.490变化为0.702，表明吉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的耦合协调度是呈上升趋势的，根据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评判标准，吉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从1986年社会经济落后于资源环境的濒临失调衰退类型演变为2008年资源环境发展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级协调发展类型，表明吉林省社会经济取得了一系列发展，同时吉林省也付出了一定程度的资源环境为代价，吉林省逐渐重视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受到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影响，吉林省耦合协调度D（x，y）也存在较明显的波动性，2005年吉林省耦合协调度D（x，y）达到各年份最高值0.789，1986年耦合协调度D（x，y）0.490则为所有年份中最低值。

3 结论

1986-2008年吉林省资源环境指标波动性较为明显，并有下降趋势，社会经济指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需进一完善发展质量。研究时段内资源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从资源环境指数大于社会经济发展指数的濒临失调衰退类型演变为资源环境发展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级协调发展类型，表明二者总体耦合程度是不断上升的，但协调度则呈先上升后略有下降趋势，表明近年来吉林省社会经济发展给资源环境发展带来较大压力，吉林省相对较好的协调发展程度仍存在不可持续性，可能会出现下滑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李辉，阚兴龙，于潇.珠海市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度分析.资源开发与市场，2012，28（06）：495-497，507.

[2]黄一绥，邱健斌.厦门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5）：115-119.

第5篇：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

[关键词]微型企业 生态系统 社会作用 社会功能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种类划分中增加了一个新类型――微型企业。它是一种企业雇员人数小于10人、产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产品(服务)种类单一、规模细小的企业组织。其实以个体户形式存在的微型企业早已出现，但是却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微型企业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2011年7月出台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明确将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三种类型。

一、微型企业的理论研究述评

国外对微型企业的理论研究都集中于下面的问题，即从微型企业与大中型企业之间的关系入手，探究微型企业能否存在与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些研究历经了主张限制微型企业发展“微型企业淘汰论”，主张物竞天择的“共生进化论”，强调大型企业和原有的微型企业互补作用的“原有产业振兴论”，生存于大型企业力所不及之处的“市场缝隙论”和由微型企业聚合产生整体竞争优势的“企业集群论”。微型企业的存在形态与发展趋势决定于微型企业如何有效发挥其固有的社会功能，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探讨微型企业对社会的作用需要把它放入一个社会经济的生态系统之中，探讨其功能如何有效的得到发挥。

二、微型企业的社会作用

微型企业规模虽小,但数量庞大,依靠团队力量,会产生所谓的“蝴蝶效应”:一个小小的扰动可以通过系统的加乘作用放大。微型企业是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中的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微型企业虽然组织结构松散，不规范，似乎与大型企业相比缺乏竞争力。但是其游离于大中型企业之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根据社会需求变化而迅速转变。并能够保证社会经济的多样性，而且它最能够体现自由竞争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垄断力量。微型企业结成的产销网络能够有效的渗透到社会组织细胞中去，微型企业串联成的网络系统甚至能够与大中企业相匹敌。数量众多的微型企业能够充分发挥出其长尾效应，积极的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

微型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剂。我们可将大中型企业看作社会经济系统中有序的结构，而微型企业则相对处于无序的状态。一部机器可能由齿轮杠杆等有序的力学系统构成，但是剂等无序的结构却对其正常运行并保证这种有序性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微型企业对社会经济起到的这种作用能够保证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并能够保证政府对经济的有效的预测与控制能力。

微型企业的发展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随着国际金融形势日趋严峻、欧债危机不断扩展，我国的经济发展驱动力要逐步由外向型转向内向型。如何扩大内需则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微型企业的发展则能够调动多方面的需求。它不但能够将公民的储蓄用于投资生产，增加货币内部的流动性，而网络上创办的微型企业能够打开地区间的隔阂，增加物流量，从而推动各种社会需求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微型企业能够实现藏富于民。藏富于民就像大树的根深深扎入泥土当中，这样才能保证风吹不倒，我们的经济才能有力的对抗外来的冲击。微型企业能够对社会经济产生稳定的调节作用使得政府的有形的手和市场的无形的手有效的结合，稳步持续的发展经济。

三、微型企业的社会功能

小型微型企业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渠道，是企业家创业成长的主要平台，是科技创新重要力量。因此微型企业具有扶助贫困、扩大就业、培育企业家、提供经济发展动力、促进社会稳定等重要功能。扶贫与就业是其基本的功能；而代表新思想、新理念的科技创新性微型企业则有可能发展为大中型企业，从而引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功能可以概括为两大类型：第一大类型是减少贫困，扩大就业，稳定社会的功能；第二大类型是培育未来的企业家、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的功能。

微型企业的第一类功能中的减少贫困、扩大就业与稳定社会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三者是相辅相成的，最低的生活水平的满足是人们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失业就难以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实现，因此会导致或加剧贫困程度。这是微型企业的基本功能。

微型企业的第二类功能培养未来企业家并未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是微型企业的高级社会功能。微软、惠普等巨型企业都是发源于微型企业。微型企业也为平民看到了发展的未来，提供了自我实现的社会机会。微型企业的创新功能不可小觑。例如上世纪90年代后，美国新生企业中有90%为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有人甚至将美国新经济视为创新型小企业经济。经济发达的国家对微型企业的重视彰显出微型企业作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

我们不妨把主要发挥第一大类功能的微型企业称作保障型常规微型企业；第二大类成为发展型创新微型企业。在失业人群中具有性质不相同的两类人。一类是早已经步入社会的农民和失业工人而另一类则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大致而言，第一种类型适合于农民和失业工人创业；而第二种类型适合大学生创业。他们既具有相对性，又能够相互转换。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我们要适时地调整这两种类型的微型企业，必要时要促进它们之间的转变。

第6篇：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

［关键词］物流业；交通运输经济；机制分析

［中图分类号］F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9-0132-02

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将物流产业作为重点发展对象,足以说明物流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根据资本循环公式G―W―G｀可知：在国民资本稀缺状况下,通过物流业来提升资本循环的速度,实则放大了稀缺资本的使用价值。伴随着近10年的发展,我国物流业在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着诸多缺陷。最主要的还在于,与交通运输经济联动发展的态势还未形成。

考察“交通运输经济”可以理解为：我国流通类型的市场经济主体,所构成的产业结构以及对国民财富创造的支撑。由此可见,物流企业作为流通类型市场经济主体之一,却在各自的市场范围内分散发展。这种分割的发展态势,不仅无法构建起产业集群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还将与交通运输经济的整体发展要求相违背。这样一来,在缺少外部能量交换的背景下,物流业将维持着低水平的发展路径。综上所述,针对我国物流业目前的发展状况,本文将就二者联动发展机制展开分析,并给出结论。

1 目前物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1 过度无序竞争

根据SCP模型可得：当物流市场缺少必要的退出机制时,其必然形成过度与无序竞争的市场结构；在此结构类型下,物流企业将通过价格策略或其他方式提升市场势力；最终,在低利润的情形下展开低水平营运。由此可见,这一逻辑递进关系,不仅抑制了物流业本身的创利能力，还因业界整体颓势影响到交通运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2 运作功能分离

不难理解,物流支撑着商流的流通,而商流的流通方向又受到目标市场的牵引。从而,物流业在建构供应链环节时,须在成本约束下满足综合物流功能的实现。综合物流功能包括：综合运输模式、仓储、流通加工等。目前,诸多中小物流企业在资本与战略目标的约束下,难以满足综合功能的实施。并且,在市场分散环境下,各互补型物流企业也难以形成战略联盟。

由此可见,上述问题在困扰着“十二五”时期物流业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对交通运输经济的健康发展敲响警钟。

2 以上问题对于交通运输经济的影响

2.1 影响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

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交通运输而言,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是业内各行业的发展方向。考察目前消费者对物流需求的偏好可知：消费者逐渐对于物流企业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传统的速度、货损率要求外,更加关注物流服务的灵活性和品质。然而,受到物流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结构推动,其经营行为必然存在粗放型特征。在此基础上,必然影响了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

2.2 影响交通运输关联行业的经济发展

从中观层面来考察交通运输经济的发展,其仍然须追求“范围经济”效应。即通过行业间的互补来实现运营成本的降低,以及经济效益的提升。受到我国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职能分工,以及物流市场状况影响,物流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与关联企业的交叉弹性仍然很低(0.6左右)。这就意味着,在该弱弹性状况下难以带动关联企业的发展,或者理解为难以促使交通运输业获得范围经济效应。

2.3 影响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的资源节约

低碳经济的提出,不仅要求交通运输企业实现环境保护目标,还要求企业能满足资源节约型经营的目标。然而,上文指出的诸多问题,都抑制了后一目标的实现。

3 二者联动发展的机制分析

3.1 物流业的正常发展是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的保障

不难知晓,物流业隶属于交通运输产业，并且物流业是交通运输产业的主体。在此关系下,物流业的正常发展便是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的保障。因此,政府应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进一步规范物流行业市场。在引入严格的入市标准,以及建立低成本的退市机制,不断增进在位物流企业的服务意识与质量。同时,建立卡特尔式的企业联盟,不断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物流需求。唯有这样,才能推进我国交通运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2 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平台

考察“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不难发现,其实则是从价值层面来理解交通运输业的运作状态。尽管物流业隶属于交通运输产业。但是,没有该产业的经济发展,物流业也难以实现自身的经济目标。由此可见,各级地方政府应配合国家的流通经济产业政策。努力消除地区性贸易壁垒,来为物流业的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综上所述,二者联动机制的形成,将在互动共生状态下实现大、小流通系统的发展。

4 结 论

物流企业作为流通类型市场经济主体之一,却在各自的市场范围内分散发展。这种分割的发展态势,不仅无法构建起产业集群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还将与交通运输经济的整体发展要求相违背。具体表现在：影响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影响交通运输关联行业的经济发展；影响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的资源节约。因此,物流业的正常发展是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的保障；交通运输经济发展则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平台。唯有形成二者的联动机制,才能在互动共生状态下实现大、小流通系统的发展。

不可否认,理论探讨总需建立在实践之前,而实践过程中又将面临新挑战、新问题。但是,只要将“二者联动”作为出发点,将能有效增进我国交通运输经济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奕凌.我国物流业集群式建构的动力机制分析与路径探讨［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1(1).

［2］金懋.运输经济理论研究评述［J］.生产力研究,2010(9).

第7篇：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

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实际上，从广义范围来讲，所有有助于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均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现实中的经济增长方式组合类型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从理论角度而言，有多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组合类型。如果要按要素投入划分，可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增长功能作用划分，可分为政府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市场供求内外部因素划分，可分为投资拉动型、消费推动型、出口带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另外，从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角度看，可以有外延粗放型和内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要做两个极端的归类，传统的、旧的增长方式指的是一组增长方式的集合：资本密集型的；劳动密集型的；政府驱动型的；外需拉动型的；投资驱动型的；出口带动型的；外延粗放型的。现代的、新的增长方式是另外的一组集合：技术密集型的；市场导向型的；内需驱动型的；消费驱动型的；内涵集约型的。但是辩证地看，增长方式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划分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着不同的形成条件，相互之间并不是孤立、对立的，往往存在着交叉重叠、主辅互补作用，并因此而产生相应的结果。

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需要我们明白的是，在经济理论范畴中，经济增长一般是指经济活动单纯的数量增加，经济发展一般是指经济总量增加与经济结构的优化同时出现。因此可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含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理解，经济增长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或核心，抛开经济数量的增加，只是谈经济结构的优化时不现实、不客观的。另外，以上对各种经济类型的划分实际上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体现，在非专业的环境下，这二者有时是可以互换的。

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存在，本身并无价值好坏的判断，它具有综合条件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特征。当一种增长方式的综合条件没有被新的条件打破核替代时，如果只是人为想让这种方式退出或消失时不客观不现实的。这样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为何直至今日依然没有彻底转变过来。

第8篇：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

关键词 山东；县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11-016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11.027

县域作为基本的行政单元，承担着承上启下、沟通城乡、固本强基和总揽农村全局的重要作用［1］。近年来学者们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主要集中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县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等方面，仅有少数学者对县域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2］。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社会和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因此促进山东县域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十二五”的良好开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 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模型

1.1 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系统性与全面性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动态性与静态性相结合、相对独立性等原则［2］。

根据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参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3］，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的主要社会指标体系，本文构建了山东县域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该评价指标体系由3个层次构成，分别为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领域层、子领域层和指标层，见表1。

1.2 评价模型

设系统f(x)、g(y)在时点t的发展水平的量度函数分别为f(t,x)和g(t,y)（其中x、y分别为系统f(x)、g(y)的特征向量）。f(x)、g(y)协调意味着f(t,x)与g(t,y)的相对离差即离差系数越小越协调，所以定义社会与经济在时刻t的协调度为：

B(t)=f(t,x)•g(t,y)f(t,x)+g(t,y)2 2 k（1）

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当系统f(x)与g(y)发展到一定水平（f(x)+g(y)=c）时， f(x)•g(y)最大。从数学分析的角度讲，只有当f(x)=g(y)时， f(x)•g(y)达到最大值，表明系统f(x)与g(y)为最协调。协调度反映了系统的协调程度，而不能反映系统f(x)与g(y)当时所处的发展水平。为此，我们将协调度与系统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表示系统的协调发展度，用D(t)表示［4］。

D(t)=B(t)•f(t,x) θ•g(t,y) δ（2）

式中：θ、δ为待定系数，且θ+δ=1。基于以上对于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度的理解，采用协调发展度D作为度量尺度。

式中：D为协调发展度；C为协调度；T为发展度；α、β为待定权数，在计算过程中，鉴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而二者权重相等，即α、 β均为0.5［5］。f(x)与g(y)分别指经济综合指数和社会综合指数。通过均方差方法求权重，然后采用加权求和法求出综合指数。

2 综合指数分析

2.1 社会综合指数

计算得出2009年山东县域社会综合指数，见表2。从社会综合指数计算结果来看， 出现胶东强于鲁中，鲁中强于鲁南（鲁东南和鲁西南）和鲁北、鲁西北的特征 ①，山东的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着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由鲁中向南北递减的地域特征，社会发展发达的县市集中在胶东地区和鲁中东部地区。如社会高度发达的12个县市全部位于胶东地区（7个）和鲁中地区（5个）；社会较发达和中等发达的36个县市中，胶东8个，鲁中11个，鲁北7个、鲁南6个，鲁西北4个；社会欠发达的县市共有17个，胶东1个，鲁中2个，鲁北2个，鲁南6个，鲁西北6个；在26个社会不发达县市中，鲁中1个，鲁西北7个，鲁南18个，其中鲁西南13个。

2.2 经济综合指数

计算得出山东县域经济综合指数，见表2。从绝对差异看，荣成经济综合指数最高达0.745 8，最低的惠民低至0.214 9，荣成是惠民的3.5倍，说明山东县域经济发展水

平存在较大差异。通过表2可以总结看出：首先，经济高度发达的县市大多位于胶东地区，其中东部沿海县市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内陆县市。其次，中心城市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地区，同时中心城市周围地区发展水平与中心城市规模正相关。再次，重要铁路、公路沿线县市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最后，以兖州、滕州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从相对差异来看，山东91个县市经济综合指数的均值为0.384 4，其中29个县市超过平均值：14个胶东县市，8个鲁中县市，4个鲁北县市，3个鲁南县市。低于平均值的62个县市中鲁北（25个）、鲁南（27个）分别占总量的40.3%，41.5%。与社会发展水平相类似，山东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着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由鲁中向南北递减的地域特征。

3 协调发展格局分析

根据公式（3）、（4），计算得出县域社会和经济协调度、发展度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度，见表2。

3.1 协调发展水平

对于县域来讲，经济和社会具有较高的同步性的特征。因此，本研究参照相关研究以及根据山东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将0.9的作为临界值，大于0.9的为协调型，小于0.9的为相对失调型。从协调度看，只有昌乐、临朐、平邑、金乡等9个县市协调度低于0.9，其余82个县市的协调度都达到了0.9，91个县市协调度平均值达到0.955 9，山东整体社会和经济的协调性很高。

由于协调度高只能反映经济综合指数f(x)与社会综合指数g(y)之间的离差较小，不能反映91个县市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水平。依据山东省平均发展度（本文以全省平均经济和社会综合指数为基础，求出全省平均发展度）分布，将社会指数和经济指数均大于全省平均值且发展度高于全省平均值的县市作为高发展度高的地区，这样全省共有27个县市发展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从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京沪铁路沿线地区。从发展的维度看，荣成（0.731 0）是最高的，乐陵（0.276 2）是最低的，均值为0.433 6，变异系数为0.262 9，这说明山东县域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从协调发展度来看，山东县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整体较高，最高的是荣成（0.854 6），最低的是惠民（0.504 6），均值为0.638 7，变异系数为0.137 3，其中低于均值的县市达到58个，占全部县市的63.7%，说明山东县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在整体水平较高的同时，地区差异依然明显。

3.2 协调发展类型

由于协调发展度包含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数，因此可以依据协调发展度对山东省91县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程度进行分类。按照表3的分类和判定标准，将91个县市划分为3个大类、8个亚型，见表4。

从山东县域经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亚型看，经济滞后

占绝大多数，91个县市单元有81个属于这类型，其中胶东11个，鲁中18个，鲁北6个，鲁西北17个，鲁南29个。协调发展类、亚协调发展类以及失调衰退类中均有社会滞后类型，但情况不一。通过比较发现，属于社会滞后亚型的荣成、龙口、即墨、章丘等县市其经济综合指数排名与其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排名相当，充分说明当前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社会发展滞后已现端倪。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发展的落后性还没有显现出来，而不能说明其社会发展水平已到较高水平。

4 社会经济发展对策

4.1 协调发展类

属于协调发展类型的县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很高，但从协调发展的角度可分为6个社会滞后型和9个经济滞后型县市。

以荣成、龙口、胶州等为代表的6个县市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属于社会滞后型。对这6个县市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这两项指标上得分较低，因此在确保经济继续发展的基础上，要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改善城乡居民生活环境。

其次，这6个县市在社会系统中人口发展质量领域得分也比较低，主要体现在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除了龙口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外，其它5个县市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6］。中心城镇缺乏足够的规模，难以形成强大的带动作用，成为县域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因此，要膨胀上述城市的规模，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要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建立健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长效机制，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以文登、胶南、招远等为代表的9个县市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其社会发展水平，属于经济滞后型。第二、第三产业增长率、第三产业比重较低是影响该类县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除去第二产业基数较大，致使增长率较低外，这些县市工业主要以资源和资源加工型为主，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发展质量也亟待提高。未来应逐步淘汰比重较大的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重化工产业，积极发展高附加值的装备制造业，实现第二产业由大到强的跨越。同时该类县市要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全面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促进第三产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4.2 亚协调发展类

亚协调发展类中初级协调发展亚类共有11个县市，其中3个属于社会滞后型，8个属于经济滞后型。章丘、滕州和平度3个县市人口均超过一百万，导致大多数人均社会指标值偏低。除此之外，城镇化水平、生态环境指数低也是影响3市社会综合指数较低的原因。2009年3市城镇化水平均低于全省水平。而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目前，3市处于经济的上升期，随着地方政府以降低环境门槛为优惠条件，大举实行招商引资，一些污染重的工业企业纷纷向农村地区转移，导致环境状况恶化。对于这类城市要坚决制止以污染环

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8个经济落后型的县市主要表现为

三产比重和增速较低，除了莱西、高密外经济的外向性都较差。三产比重偏低和增速缓慢与上述县市的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如兖州、邹城、肥城、青州都是山东重要的工业城市，产业结构偏重；而其它4市经济总量相对偏低。因此该类型城市要抓住我国新一轮沿海化的发展机遇，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从政策、制度上鼓励和引导企业真正从提升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吸引外资，促进经济的发展。

勉强协调发展类和濒临失调衰退类共21个县市，均属于经济滞后型。从这21个县市经济发展看，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地方财政收入总量较低是这类城市经济滞后的主要因素。这类城市突出的表现为三产结构相对均衡，工业的主导地位不突出。该类型的东部县市要抓住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机遇，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膨胀经济规模。西部内陆城市区位较差，经济基础薄弱，要继续加强各级政府的支持力度，加大对西部县市的投资力度，调整投资的区域分配比例，协调区际利益，促进共同发展。

4.3 失调衰退发展类

这类区域包括34个经济滞后型和1个社会滞后型。34个社会经济滞后大多分布在鲁南、鲁西北地区，长期以来是山东省经济落后地区。该类县市大多数经济指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具体表现为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较低等方面。为了使社会经济发展对策更具有分类指导意义，在这里将鲁西北、鲁南地区该类型县市分开讨论。对于鲁西北县市，严重制约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是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出口总额等指标，因此该类县市应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拉动内需，扩大消费市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该区域外向型产业基础较弱，地方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发展壮大外向型产业。对于鲁南县市，其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工业总产值、工业企业利税总额、农民人均收入等指标数值较低。工业基础薄弱、人口规模大是制约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该类县市应该制定相应产业政策，将人口过多的劣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地方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将地方工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要加大城乡统筹力度，着力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同时，这35个县市不但经济水平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也较低，如城镇化水平、科教发展水平等。因此，要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要把产业发展、资源配置的调整和优化与土地综合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的改造和现代化建设动态的结合起来。要通过统筹文化科学发展来促进经济发展，在文化发展中转变思想和观念，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以调整和带动本地资源开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曹县是目前失调衰退类中唯一的社会滞后型县市，其经济发展与周边地区相差不大，都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但由于人均教育事业性费用支出、城镇化水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三项指标过低，导致其成为区域社会发展低于其经济发展。因此，该地区必须加大教育投入，转变传统思想观念，合理控制人口，提高人口质量，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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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ount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 Countermeasure

LIU Tao

(Business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Jinan Shandong 250014，China)

Abstract

第9篇：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

谷秀兰，黄朝明，栾乔林，韦仕川

（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海口570228）

摘要：为科学分析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基于土地利用数量结构特征和区域实际建立定量测度指标体系，以海口市2011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及相应时点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数据，对海口市土地开发利用程度、集约程度和综合效益、组合类型、多样化程度、集中化程度及区位指数等6 个指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指标测度分析结果与区域实际一致，不同测度指标结果相互验证，说明基于区域土地利用特点建立的测度指标体系是合理的。研究发现，根据海口市各区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及各区土地利用组合类型结果，海口市域可以根据土地利用相似情况划分建设用地集中及集约利用区、土地类型多样及适度发展区、土地类型集中区等3 个综合区。

关键词 ：海口；土地利用结构；指标测度；分析；评价

中图分类号：U412.1+4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cjas150400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土地利用规划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基础性作用研究”(G031202)；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海南省耕地利用效益定量评价及耕地保护模式研究—以海口市为例”(20154186)；海南大学青年基金项目“海南省耕地利用效益定量评价及耕地保护模式研究”(qnjj1440)。

第一作者简介：谷秀兰，女，1978 年出生，山东兖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教学科研工作。通信地址：570228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58号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土管系，Tel：0898-66276763，E-mail：guxiulan2009@qq.com。

通讯作者：黄朝明，男，1973 年出生，广西百色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土地规划与估价方面教学科研工作。通信地址：570228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58号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土管系，Tel：0898-66276763，E-mail：787560679@qq.com。

收稿日期：2015-04-17，修回日期：2015-05-21。

0 引言

土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差异性的区域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利用方式，便形成了不同的土地利用结构。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反映了人类在一定时间范围和空间区域内对土地的利用与使用方式的改变[1]。土地利用结构是区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质、量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和格局，进而影响到该区域土地利用功能和土地利用效率[2]。土地利用结构合理性的评价是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的基础[3]，在对区域土地利用结构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实现通过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引导产业结构转移和协调区域土地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土地资源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对其质和量进行多指标、多目标的研究[4-8]，或从研究方法[9-12]、驱动机制[13-16]等分别对土地利用结构变化、驱动机制、信息熵等方面进行研究。但是针对海南省各市县的研究文献较为少见，尤其是省会海口的相关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笔者以海口市2011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对海口市土地利用结构建立测度指标体系，并基于测度结果对海口市土地利用结构进行空间聚类和区域土地利用的分析评价，对海口市土地利用数量结构进行分析评价，以期为区域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提供依据。

1 研究背景

1.1 自然地理条件

海口市作为省会城市，同时也是海南国际旅游岛琼北组团中心城市，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于海南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为华南经济板块连接东南亚地区的重要节点，海口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尤其是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以来，海口市社会经济实现了突破式发展。

从地理位置上看，海口市地处北纬19°32′—20°05′，东经110°10′—110°41′，属琼北地区，北临琼州海峡，东、南、西侧分别与文昌、定安、澄迈相邻。根据2008年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海口市面积2284 km2，呈长心型；从东端的大致坡老村到西缘的西秀镇拨南村约60.6 km；最南端的大坡镇五车上村到北侧海岸线约62.5 km。

海口市地处南渡江下游河口地带和琼北火山口地带，地形地貌在西、中、东部分别以熔岩台地、沿江阶地及滨海平原为主，最高海拔为马鞍岭222.2 m，东北部海拔高度在10 m以下，区域内部地势无明显起伏。从纬度位置来看，海口地处北热带，气候属于季风性热带海洋气候，年均温23.8℃，年均降水量1664 mm，年均日照时数2000 h以上，终年无霜，因属季风区，有明显干湿季。地表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境内有南渡江、五源河、美舍河、那博溪、那甲河等，并有地下热矿泉水分布。土壤类型主要是砖红壤、水稻土、菜园土、滨海盐土等，植被以灌木草丛为主，鸟类和海洋鱼类等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自然资源条件十分优越。

1.2 社会经济条件

近年来，海口市经济发展迅速，《2014 年海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表明，2014 年末海口市常住人口220.07 万人，户籍人口165.31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6.51 万人，非农业人口98.8 万人；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005.51 亿元，比上年增长9.2%，3 次产业比例为5.5:21.4:73.1，人均GDP 46000 元。

建设国际旅游岛以来，为适应新型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要求，海口市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海口市旅游业转型升级，获得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2014 年接待国内外过夜游客1130.68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42.02 亿元，相较2013 年的增幅分别为8.3%和18.2%。房地产业受市场大环境影响出现调整，全年完成投资298.97 亿元，增幅为16.6%。会展经济快速发展，连续三年获得中国品牌会展城市奖。

1.3 土地利用结构基本格局

1.3.1 尚处城市化进程加速期，土地利用结构以农用地为主根据2011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海口市域土地总面积2284.27 km2，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面积分别为1622.69、485.88、175.70 km2，分别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71.04%、21.27%和7.69%。其中耕地面积为697.22 km2，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30.52%，是二级地类中占比最大的用地，其次是园地(19.87%)、林地(18.21%)和城镇村及工矿用地(16.85%)，耕地、园地和林地三类用地面积总计1567.10 km2，占海口市土地总面积的68.60%。

1.3.2 市辖四区土地面积相差大，土地利用结构差异较大 虽然耕地在市辖四区土地利用结构同样是主要用地类型，但在其他地类比重统计中表现出较大差异。其中龙华区、秀英区用地结构较为相似，以耕地、林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为主，其中耕地所占比重均超过30%，林地比重均超过23%，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占比也在20%以上，两者的差异主要在园地方面，龙华区园地占比只有2.42%，而秀英区园地则近10%。市辖四区中园地比重最高的是琼山区，占到全区土地的35.43%，明显高于其他三区，相应的其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所占比例则只有10.88%，是比重最低的区。水域用地则是以美兰区最为突出，占其土地总面积的比例达到17.21%，而其他三区的比例均不到5%。

1.3.3 土地利用结构与所处区位、社会经济发展及规划定位密切相关 土地利用结构与各区所处区位、发展定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海口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确定了海口市“城镇村集聚，田林水和谐”的南北分异土地利用格局，促进建设用地和农用地集聚高效发展。从各区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结构中可以看出，秀英区、龙华区以城市用地为主，其中龙华区城市用地占比近50%，而琼山区则主要以村庄用地为主，占全区土地的比例为38.97%，美兰区在四区用地结构中较为平衡，城市、建制镇和村庄用地比例大致相同（表3）。从4 个区的各项社会经济指标（表4）来看，龙华区是海口市的经济重心，琼山区则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相对于其人口数量来讲各项经济占比相对较低。

2 海口市土地利用结构的测度指标分析

2.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通过分析相应时点不同地类之间的数量关系，基于指标测度结构对区域用地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评价是国内很多学者在分析土地利用数量结构时较多采用的方法。测度指标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选择，笔者结合海口市土地利用现状，选择了土地开发利用程度、集约程度和综合效益、组合类型、多样化程度、集中化程度及区位指数等6 个指标进行测度，以海口市2011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及2011、2012 年《海口市统计年鉴》[17]统计数据为基础数据，对其土地利用状况进行分析评价。

2.2 指标体系及测度方法

2.2.1 开发利用程度 土地利用程度是指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即土地利用强度，可以从土地利用率、土地垦殖率、土地农业利用率、土地建设利用率、森林覆盖率等进行分析，各指标计算方法见表5。

2.2.2 集约程度和综合效益 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是从经济的角度衡量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的，通过单位土地的投入产出情况判断区域土地是否满足集约利用土地的要求和综合效益是否合理。结合土地利用方式分别从人口、投入和产出3 个方面进行指标选择，人口方面选择了人口密度指标，投入方面选择了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均房地产开发投资2 项指标，产出方面选择了地均GDP和地均规模以上工业产值2 个指标。

2.2.3 多样化程度分析分析区域土地利用地类的齐全程度或是多样化程度可以通过计算该区域内的土地利用结构多样化指数作为衡量指标。计算多样化指数的方法较多采用吉布斯-马丁多样化指数公式[3]，见公式(1)。

式中，GM为区域土地利用多样化指数，mi是区域内第i 种地类面积。指数越小，说明区域内土地利用类型齐全性程度越低，反之则说明土地利用类型齐全性程度越高。

2.2.4 组合类型 区域土地利用类型组合反映了区域土地利用方向和区域功能，通过对土地利用现状中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数量关系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区域土地组合类型特征和主要类型。通常采用威弗-托马斯组合系数公式来对土地利用空间结构进行分析[18]。基本步骤为：（1）将区域土地类型按面积相对比例由大到小排列；（2）构建地类假设面积比例矩阵，即按照将全部土地面积分别平均分配给1、2……，7 种类型；（3）计算组合系数即计算每种分配方案的假设分布与实际分布之差的平方再加和；（4）确定区域土地组合类型即找到区域最小组合系数所对应的组合类型。

威弗-托马斯组合系数公式见式(2)。

式中：N表示组合系数，Tij为假设分布百分比，tij为实际土地分布百分比。

2.2.5 集中化程度集中化程度反映了区域土地利用集中化水平，通常采用集中化指数作为衡量指标，指数越小，说明区域土地利用集中化程度越高，反之亦然。集中化指数的计算见公式(3)[19]。

式中：I 为区域土地集中化指数，A 为区域各种土地类型累计百分比之和，M为土地集中分布时累计百分比之和，R 为上一级区域各种土地类型的累计百分比之和，以R为衡量集中化程度的标准。

2.2.6 区位意义 本层次区域相对于高层次区域的土地利用聚集程度可以通过计算区位指数进行比较分析，对土地的区位意义进行研究。计算区位指数时，通常采用区域地类面积数据进行统计，一般采用的公式[20]见式(4)。

式中，Qi表示某区域区位指数，mi表示第i 种地类面积，Mi表示高层次区域内第i 种地类面积。Qi>1，则表示该种地类具有区位意义，Qi<1，则表示该种地类不具有区位意义。

2.3 指标测度结果及分析

对海口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定量测度基础数据为2011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及相应时点社会经济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来源海口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与海口市统计局。根据基础数据及测度指标计算得到相应指标数据。

2.3.1 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分析 从表6 中数据来看，海口市土地利用率为92.31%，属于较高水平，4 个区中最高值为琼山区(96.11%)，最低的为美兰区(81.62%)，这是因为琼山区农业用地分布较多，而海口所处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也为农业生产提供较好的条件，因此其土地农业利用率也最高(81.15%)，未利用地所占比例较低，而美兰区因水域用地所占比例为17.21%，为海口市主要的水域用地区。土地垦殖率、森林覆盖率最高的是龙华区，分别为37.60%和27.47%。秀英区、龙华区和美兰区三区的土地建设利用率相近，而琼山的土地建设利用率只有14.97%，这与琼山区81.15%的土地农业利用率是相对应的，琼山区是海口市重要的农业区。

2.3.2 集约程度和综合效益分析 海口市人口密度为918 人/km2，四区中人口密度最高的为龙华区，是海口市人口最为密集的区，最小的为琼山区，前者约为后者的4 倍，市区内人口分布差异明显（表7）。

从经济指标上来看，投资方面的2 个指标即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均房地产开发投资最高的为龙华区和秀英区，2 个指标最低的均为琼山区。龙华区是海口市重要的商业区，地均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值最高，秀英区是近年来海口房地产开发和投资最为集中的区域，地均房地产开发投资指标值最高；而琼山区作为较为靠近城市边缘的农业区，2 个指标明显低于其他三区，尤其是地均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只相当于龙华区的1/12，差距很大。产出方面的2 个指标即地均GDP和地均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最高的均是龙华区，最低的则依旧是琼山区，同样与两者的区域发展地位与发展现状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映出来的就是地均GDP琼山区只有不到龙华区的1/16，地均工业产值更是只有龙华区的1/31，区域差异表现的尤其明显。

2.3.3 组合类型分析 根据基础数据和组合系数公式，计算得到海口市各区土地利用结构组合系数及组合类型，见表8。

根据计算结果，可以看到海口市区土地利用类型组合为5 种组合，秀英区和龙华区为3 种组合类型，各区均有的为耕地和建设用地，美兰区是海口市水域分布最多的区，因此其土地利用类型中水域占较为重要的位置，琼山区是海口市重要的蔬菜种植基地，因此园地是其重要的组合类型。从各区的土地利用组合类型可以看出，区域土地利用与区域发展定位、经济发展等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但总体来说海口市乃至更上层的海南省依然是农业发展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还需进一步调整转型。

2.3.4 多样化程度分析 按照计算公式及2011 年海口市土地利用数据，计算出各区土地利用多样化指数，根据海口市指数计算结果及其他地域研究成果，将海口市多样化指数划分3 个等级，0.74~0.77 为多样化程度低，0.78~0.81 为多样化程度中，0.82 以上表示多样性程度高。

计算结果及等级划分如表9。

计算结果表明，海口市土地利用多样化程度为中级水平，多样化程度一般，其中位于市中心的龙华区和位于郊区的琼山区多样化程度较低，而美兰区土地利用多样化程度最高，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说明该区内土地利用类型最为齐全，这与美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功能定位有一定关系。

2.3.5 集中化程度分析 根据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计算海口市各区集中化指数时，M取值700，海口市土地利用类型累计百分比为540.19，即为R 值。根据集中化指数计算公式，海口市各区土地利用集中化指数见表10。

表中数据表明，海口市集中化指数范围为-0.08~0.25 之间，指数最小的为美兰区，最大的为龙华区，这个结果与2.3.4 所计算的多样化指数正好是对应，两者计算结果是负相关，即土地利用多样化程度高的区，其集中化程度就越低，反之亦然。集中化指数前两位的龙华区和琼山区是多样性等级里面最低等级。从中可以看出多样性指数和集中化指数可以相互验证的关系在海口市四区相应指标中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2.3.6 区位意义分析 根据区位指数计算公式和研究区域基础数据，计算得出海口市各区的土地利用结构的区位指数结果，如表11所示。

从计算出的各区相应地类的区位指数结果可以看出，秀英区、龙华区和美兰区的建设用地具有区位意义，3 个区内建设用地占区土地总面积的比重分别是26.54%、23.44%和25.91%；耕地则是在秀英区、龙华区和琼山区具有意义，所占比重均在30%以上；秀英区和龙华区的林地所占比重在23%以上，计算出的区位指数也大于1，说明在这两个区中林地具有区位意义；园地只有琼山区指数大于1，且远大于其他3 个区，说明该地类在琼山区具有明显区位意义，最低的龙华区指数只有0.12，园地在区内的比重也只有2.42%，区位意义较低；草地在秀英区和龙华区具有区位意义，与其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因南渡江等河流主要流经美兰区，因此该区水域所占比重高达17.21%，区位指数也高达2.43，水域用地在美兰区具有极高的区位意义，而在其他三区区位意义则相对较低，区位指数只有0.60 左右，其他土地在龙华区和美兰区具有区位意义，其中美兰区的区位指数为1.91，具有进一步开发的空间。

3 基于指标测度结果的海口市土地利用空间聚类与分区评价

3.1 聚类分析方法及指标选择

上述测度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的特征，为了更好的说明海口市土地利用的总体特征及各区土地利用结构差异性、相似性，这里选择了基于spss 19.0 的聚类分析法来对海口市土地利用分区进行研究。结合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的特征，选取了多样化指数、集中化指数、地均GDP、区位指数等作为海口市土地利用空间聚类分析的基础。相关指标数据见表12。

3.2 计算结果和分析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海口市四区可以初步合并成3 个大的土地利用类似区，第一类为琼山区，第二类为龙华区，第三类为秀英区和美兰区（表13，图1）。根据海口市各区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及各区土地利用组合类型结果，海口市域可以根据土地利用相似情况划分3 个综合区，其类型特征见表14。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建立测度指标体系对海口市土地利用结构进行定量分析，结论如下。

（1）基于测度指标体系所得的海口市土地利用结构测度结果表明，区内各区在各个指标表现出差异性，单区不同测度指标结果也相互验证，显示出了各区差异性的土地利用结构特征；目前市域土地利用组合类型为耕地+建设用地+园地+林地+水域，土地利用结构还是以农用地为主，显示出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区域内各区用地结构差异较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也较为明显，今后还需从发挥各区优势出发，协调区域发展是今后海口在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中需要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海口市国民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稳步上升发展阶段，相对于省内及环北部湾其他城市，海口呈现出更快的经济发展态势；另一方面，作为省内中心城市，还承担着引导其他市县发展的区域责任，基于其功能定位，海口土地利用结构还会进行内部结构和空间布局重新调整。研究成果为海口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政策依据。

（2）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关系密切，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针对海口市域四区的分析结果充分说明了土地利用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同时也是建设用地占比和经济指标较高的，同样指标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则明显较低，且差异明显。对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海口来说，在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如何通过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非阻力。在区域发展过程中，要确保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既要实现通过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还要保证农业发展对土地资源需求量的要求，避免因过多的农转用而导致农业发展瓶颈，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土地利用结构研究重点在于测度指标的选择，与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选择的研究区域是省份城市及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心城市之一，因此在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充分考虑了区域差异型，通过选取与土地利用和经济发展相关的指标建立测度指标体系，并选择相应的测度方法，尝试通过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数量结构及社会经济指标等相互关联性出发，对海口市土地利用结构进行定量分析和相互验证，充分证明了定量分析的可行性。通过定量分析方法较为全面的揭示了研究区域内土地利用结构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聚类分析和分区评价，对于研究区域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4）土地利用结构的内涵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多变，导致不同研究成果无法比较。考虑到定量研究的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的指标都是可以量化的，对指标也进行了筛选。但在影响土地利用结构的因素中还存在着大量难以量化的指标，如政策因素、环境因素等，这也是本研究所没有涉及的。在后续研究中，将会在此基础上，增加政策类等非量化指标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以期更为完整的反映土地利用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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