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原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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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
【关键词】人力资源 影响因素
一、人力资源受经济增长影响方面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首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伴随着新兴产业的出现.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新兴人才不仅要面临随时变化的复杂环境，还要能够专有所长，解决突如其来的难题。这使得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受到重视.高素质人才对管理的标准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管理主体加大管理的深度与广度，创造新型管理方式，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使高素质的人受到更加丰厚的物质待遇和更为人性化的人文关怀.这种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转变体现了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对高端人才的需求。知识的增长、积累和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人才的职业视野、知识结构与传统人才相比有较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管理机制的大幅度转变。
其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人力资源配置产生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人力资源的配置格局必须有所改变.人力资源的配置区间更需趋于平衡。二是对地区间、国际间人力资源配置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了科技进步.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在这种变动之中，地区间、国家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挫败竞争对手的而获得的商业利益，更多的是如何与竞争对手共存、共赢、共利、寻求多方合作与发展，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以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
再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就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就业机会的影响。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得资源有机构成提高，生产单位产品所耗用的活劳动减少，必然是资源替代劳动力。二是对就业形式的影响。随着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生产工具和工艺体系的不断革命.特别是自动化和控制技术装备的广泛采用，高新技术行业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多，需要生产中脑力劳动者的比重.以及在劳动者的生产劳动中脑力劳动消耗的比重有明显的、急剧的增加，生产中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和熟练技工的比重日益增大：三是对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实质上是专业分工的细化和产业集聚的过程。人力资源利用的范围和程度也不断拓展，社会分工的细化、新兴产业的形成为人力资源作用的发挥提供了不断拓展的空间.利用深度也必将随产业的发展而深入、人力资源利用效率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而提高.人力资源利用的效益也随产业结构优化而提高。
(二)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求不同的人力资源结构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人力资源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力资源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实践操作能力，还应该具备团结合作能力、协调能力和适应能力等。这些客观要求迫使人们必须树立长期的、终身学习式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不断地调整开发内容与方向，改变和更新自身的人力资源结构，以全面发展为宗旨，适应复杂多变的动态环境。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人也在促使经济增长过程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改变离不开持续性的人力资源开发理念。持续型的开发理念，则意味着长远的眼光、功于后代的思想。首先，强调人自身的持续性。
二、人力资源发展建议
(一)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目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教育投资上面临双重压力：一是居民对公共教育投资需求强烈与政府财政紧约束的矛盾；二是面临公共教育投资如何在不同层次、类型教育上进行更有效分配的选择。基于以上分析，在充分保证基础义务教育公共资助的前提下，政府应坚持人力资源投资市场化与公共教育投资重点化的政策取向.各级学校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适时调整培养模式。首先，加大培养创新型人力资源的力度。培养创新型人力资源的普通高等教育是公共教育政策的支持重点。由于基础学科研究、高尖端技术研究领域的知识创新等，对社会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效应，能够使社会的新知识或新技术得到增长.因此.政府可以利用公共
(二)人力资源开发是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前提之一
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人力资源开发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和资源分配。人力资源开发价值与资源的分配性涵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的人财物的分配；二是人力资源本身的配置与利用。不仅如此，人力资源还可导致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开发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企业的关注与重视。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是每个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要形成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的动力，需从两方面人手：一是培养员工的自我开发意识。积极上进的员工总是希望将自己的开发动机付诸实际：消极待命的员工总是被动地产生镜像动力再对自身潜力进行开发；顽固保守的员工则会安于现状拒绝任何形式的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二是培养企业主和管理者对人力资源开发动力形成的引导习惯。
第2篇：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
【关键词】 资源约束 增长阻力 测度 评述
一、引言
经济增长在经济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目标。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劳动力、生产资料、社会结构、自然资源以及技术进步。众所周知，资源作为经济增长中的投入要素，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Ayres和Kneese（1996）指出，应该关注经济增长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资源限制因素。由于资源的限制，经济增长速度比没有资源限制情况下的增长速度降低的程度，可以定义为经济增长的阻力（growth drag）。虽然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了由于资源丰富反而导致经济增长落后的现象，国内外学者称其为“资源诅咒”，有关此方面文献很多（赵奉军，2006；程志强，2008），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短缺日渐凸显，已经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束缚作用；并且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资源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阻力也不尽相同。因而非常有必要研究在资源约束下经济增长问题即资源增长阻力。本文拟从资源“增长阻力”的研究对象、研究模型、研究假设、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系统总结，有利于进一步厘清研究思路和方向。
二、增长阻力概念
资源是指经济活动中土地、能源和矿产等可开采的自然资源以及特定地区的包含特定环境容量或管制标准的可用要素。对于资源约束导致的增长阻力，国外学者作了较多的研究。Dasgupta Heal（1974）指出，考虑到不可再生资源的“增长尾效”，稳态的经济增长路径仅存在于不可再生资源在生产中不重要的情况。Nordhaus在1992年首次提出了“growth drag”的概念，他认为“growth drag”是指有资源限制下的经济增长与无资源限制下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差异。Noel（1995）分析了能源不足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Romer在1996年再次提及“growth drag”概念。Bruvoll在1999年提出了“environmental drag”的概念。关于“growth drag”的中文翻译，国内学者的译法不尽相同。现将国内外学者对“growth drag”概念内涵的对比情况列示在表1中。
从表1中可以看出，王根蓓（2001）、王学渊（2008）、霍艳丽等（2010）、刘耀彬等（2010）、李文杰等（2010）、谭鑫等（2011）的“增长阻力”概念内涵，薛俊波（2004）、庞丽（2006）、崔云（2007）、雷鸣（2007）、葛扬等（2010）、王家庭（2010）等、沈坤荣等（2010）“增长尾效”的概念内涵，余江（2006）的“增长阻碍”的概念内涵，杨杨（2008）的“增长阻尼”的概念内涵其实与Romer（2001）的“growth drag”保持了一致，均是指无资源限制情形中的经济增长与资源限制情形中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差额。谢书玲等（2005）、刘耀彬等（2007）与Romer（2001）的原始定义有一定差异。他们认为“growth drag”是指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上一阶段对资源的消耗必然引起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要素持续投入，这个现象叫“增长尾效”。
对于“growth drag”如何翻译更为贴切呢？笔者认为阻力是指拖累、绊脚石、摩擦力的意思，较符合原义。而“尾效”一般是指一种滞后的效果或在当前没有发挥完的作用，其在后面的阶段还会继续产生效果，“尾效”一词不适合用来描述经济发展中资源和土地制约；而“阻碍”有人为的障碍的含义在里面，用来指资源约束经济增长不甚恰当；“阻尼”一词过于深奥，较难理解。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将“growth drag”译为“增长阻力”较符合中国理念。
三、增长阻力测度研究
1、测度模型
在研究模型的构建方面，基本的生产函数是Romer在2001年构建的一个包括自然资源和土地的C-D生产函数模型，具体形式为：
Y（t）= K（t）？琢R（t）βT（t）γ[A（t）L（t）]（1-α-β-γ） ？琢>0，？茁>0，？酌>0，？琢+？茁+？酌
式（1）中：t为时间；Y（t）为产出；K（t）为资本投入；R（t）为自然资源投入；T（t）为土地投入；L（t）为劳动投入；A（t）为知识或者劳动的有效性；？琢为资本的产出弹性；？茁为资源的产出弹性；？酌为土地的产出弹性。
随后绝大部分学者在索洛的增长模型以及Romer的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或简化，如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庞丽（2006）、杨杨等（2007）、刘耀彬等（2007）、崔云（2007）、雷鸣等（2007）、王学渊（2008）、霍凌汉等（2009）、刘耀彬等（2010）、霍艳丽等（2010）、李文杰等（2010）、葛扬等（2010）、王家庭（2010）、谭鑫等（2011a，2011b）。也有部分学者采用CGE函数模型，如Bruvoll和Glomsroda等（1999）。最近有一批学者开始采用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模型，如杨杨（2008）认为已有研究主要是基于C-D生产函数的模型框架，为了克服C-D生产函数替代弹性为1、忽略技术进步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的缺陷，他们选择改进的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度量土地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他们构建的CES模型为：
Y=A[？茁（Ak-？籽1+（1-？琢）T-？籽1）？籽/？籽1+
（1-？茁）L-ρ]-m/ρ （2）
各位学者构建的增长阻力模型汇总在表2中。
2、测度假设
各位学者的研究假设及相应的表达式列示在表3中。
（1）土地资源。Nordhans（1992）、Romer（2001）、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庞丽（2006）、刘耀彬等（2007）、崔云（2007）、雷鸣等（2007）、李文杰等（2010）、王家庭（2010）、刘耀彬等（2010）、葛扬等（2010）、万永坤等（2012）对土地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土地资源数量固定”，在土地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土地面积保持不变”。霍艳丽等（2010）对土地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土地资源数量固定”，在土地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土地以一定速度增长”。杨杨等（2007，2008）、霍凌汉等（2009）对土地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土地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增长”，在土地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土地面积保持不变”。万永坤等（2012）假定特定地区土地总面积保持不变，但区内未利用土地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
（2）水资源。谢书玲（2005）、庞丽（2006）、雷鸣等（2007）、刘耀彬等（2007，2010）对水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总量固定不变”，在水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水资源量保持不变”。杨杨等（2007）、霍凌汉等（2009）对水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以一定的增长率增加”，在水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水资源保持不变”。王学渊（2008）认为水资源受到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以一定的增长速度上升”，在水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农业用水随着农作物播种面积变化而同比例变化”。霍艳丽等（2010）对水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数量固定”，在水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以一定速度增长”。万永坤等（2012）认为水资源作为一种资源禀赋，主要依靠自然循环，在考虑全球气候变化的条件下，特定地区的水资源数量会出现变化，即长期内总的水资源数量会改变，从而制约着经济增长。
（3）能源。庞丽（2006）、刘耀彬等（2007）对能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能源保持固定”，在能源不受约束情形时的假设是“人均能源保持不变”。雷鸣等（2007）、霍凌汉等（2009）、沈荣坤等（2010）、谭鑫等（2011a，2011b）对能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能源以不变的速率在下降”。在能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能源保持不变”。霍艳丽等（2010）对能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能源以不变的速率下降”，在能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能源以一定速度增长”。
（4）其他。Nordhans（1992）、Romer（2001）、余江（2006）对“自然资源存在约束”做出了“自然资源均匀下降”的假设，在自然资源不受到约束下做出了“人均资源保持不变”的假设。
3、测度公式
在增长阻力计算上，尽管大多数学者基于索洛增长模型基础来考察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限制程度，但是他们推导出的资源“增长阻力”测度却并不相同，如：谢书玲（2005）的Drag=？茁n/（1-？琢）；薛俊波（2004）的Drag=γn/（1-？琢）；余江（2006）的Drag=？茁b/（1-α）；庞丽（2006）的Drag=（？茁+γ+？兹）/（1-？琢）；崔云（2007）的Drag=？茁n/（1-？琢）；杨杨（2008）的Drag=？茁m（1-a）（n-d）/（1-？琢？茁m）；霍艳丽（2010）的Drag=[？茁（n-a）+？酌（n-b）+？兹（n-c）]/（1-？琢）。这不仅仅是因为各经济模型中的要素有所区别，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前提假设存在很大差异。各位学者的测度公式列示在表3中。
4、测度方法
在数据处理方法上，几乎所有学者都是采用时间序列回归方法来求增长阻力，在回归时绝大部分学者采用的是最小二乘法，如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庞丽（2006）、雷鸣（2007）；少部分学者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如王学渊（2008）；还有少部分学者采用岭回归方法如杨杨（2008），详见表4。在回归分析时，可能存在数据非平稳性以及自相关问题，因此在回归分析前，应做数据平稳性和协整检验，以及消除自相关。在目前的文献中，只有一部分学者阐述了这一数据处理过程，如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崔云（2007）、杨杨（2008）、沈荣坤等（2010）、霍凌汉（2009）、霍艳丽等（2010）、万永坤等（2012）。
5、测度结果
每个研究学者通过采用测度模型，在做出相应的假设基础上，得出增长阻力公式，然后通过计量分析，得出增长阻力系数结果。计算出来的增长阻力效应结果不尽相同，有些还差别较大，这其中固然有因地区和时间差异造成的，但更有因采用的生产函数和假设的不同造成的。各位学者测度结果见表4。
四、文献评述与研究展望
从增长阻力概念、测度模型、测度假设、测度公式、数据处理方法及测度结果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1、在研究对象方面
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的学者仅考虑了单个自然资源对经济的增长阻力，也有学者将多种自然资源要素纳入考虑。从理论上来说，同时考虑几种主要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阻力效应的准确性可能要高些。那么什么时候应该只考虑单一资源，什么时候应将多种自然资源要素全部纳入考虑？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2、在基础模型构建方面
在基础模型构建方面，绝大部分学者是基于C-D生产函数，也有部分学者采用CGE函数模型，最近还有学者采用的是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模型。C-D函数比较容易计算，但该函数考虑的因素与实际经济增长不尽相符，而且C-D函数的缺陷是替代弹性不可变，这也与实际不符。而增长阻力测算结果的大小却取决于生产函数模型的选择，生产函数有很多，如线性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CES生产函数、VES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需要针对不同情况选择恰当的生产函数模型来科学地度量增长阻力。
3、在研究假设方面
在研究假设上也不尽相同，有些学者对资源存在约束时做出“资源数量固定”的假设，有些学者做出“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增长”的假设。在资源不存在约束时，有些学者做出“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增长”的假设，有些做出“人均资源保持不变”的假设。这些假设在不同情况下可能不尽合理，应考虑资源的特点，尤其是其发展状况，对过去的模型前提假设进行必要的修正。
4、在数据收集整理方面
在数据收集整理方面，一是要收集尽可能长的时间序列，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误差相对来说要小些。另外在计算资源总量时，应选择恰当。如薛俊波（2004）、谢书玲（2005）在分析资源限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时，使用耕地、林业用地和可利用的草地面积三者之和来代表土地资源总量。但是考虑到土地资源不应该仅包括第一产业用地，对经济总量有巨大贡献的二、三产业用地也应该考虑进来，即应该将建设用地纳入模型中进行计算。这也是薛俊波（2004）、谢书玲（2005）计算出来的土地资源增长阻力远高于杨杨（2007），刘耀彬、陈斐（2007）计算出来的增长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刘耀彬、陈斐（2007）在计算中考虑能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故他们计算出来的土地资源的增长阻力最小。对于水资源，谢书玲（2005）、杨杨（2007）采用的数据均是水资源总量，笔者认为这有失妥当，因为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应该是水资源利用量，就像计算土地资源投入并未包括未利用土地一样，因此在计算水资源投入时也不应该将未利用水资源量计算在内。
5、在数据处理分析方面
在数据处理分析方面，应考虑恰当的数据处理方法。目前各个学者的数据处理方法不尽相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采用时间序列回归方法，绝大部分学者采用的都是最小二乘法（OLS），少部分学者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还有少部分学者采用岭回归方法。OLS虽然简单，但效果不一定好。在回归分析时，可能存在数据非平稳性以及数据自相关问题，在回归分析前，应做数据平稳性和协整检验，以及消除自相关。目前，很多学者在论文写作中并未体现这点。今后在参数估计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借鉴更前沿的计量经济研究方法，以便科学地度量资源约束对经济的增长阻力。
（注：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水资源对浙江经济发展的阻力效应研究》（13XKGJ015YB）；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水资源脆弱性评价技术及耦合机制研究》（13YJA7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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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
1互联网产业经济的概念
互联网产业是现阶段新型的产业，主要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通过互联网资源的采集于共享，开发并传递营销商配，是实现阶段的综合性生产活动的产业综合资，是国民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的互联网产业经济主要有以下的几个特点：
1.1数字化
互联网产业背景下的信息传递已经从纸张的文字传递转变为了数字化的介质传递，首先介质可以通过光以及电磁信号等在计算机上进行处理，并可以通过互联网介质快速传播。
1.2表现形式多样
互联网产业中的信息交流表现多样，主要体现在可以进行远距离传输文本，视频，音频等的内容，涉及的类型相对多样，可以涵盖经济，文学，等的相关内容。
1.3互联网传播媒介
互联网产业的媒介是互联网，互联网中的相关要点在互联网产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另外，人们直接从网上得到相关的信息，方便，并且具有共享的特点。
1.4传播方式具有动态性
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信息的传递过程相对较为迅速，现阶段的信息传递过程具有动态性的特点，表现在互联网环境中，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快速运用，上传到网上的信息，在几秒内就可以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2互联网产业中人力资源发展现状
人力资源是一种无形的财富，现阶段在互联网产业中，发展逐步趋于成熟，但是现状中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随着人们知识和经验的不断增加，人力资源创造的潜力也就越大，我们对互联网产业中人力资源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相关分析：
2.1人力资源培养现状
现阶段以互联网产业为导向的企业相对较多，互联网企业中的员工往往具有较为专业的素质和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大多数企业采用各种方式挖掘高端互联网技术人才，但是有些企业对于终端的人才缺乏有效的培养，没有将员工配置在相匹配的岗位上，从而严重影响员工创造力的发挥。另外，企业的员工往往有着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特点，不愿意在公司呆较长的时间，流动意识较强，如果在企业中无法得到足够的重视，往往为了追求个人价值而辞职，有时甚至带走了企业的技术资源及核心人力资源，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大幅增加。
2.2人力资源发展现状
互联网产业背景下，人力资源在工作过程中，通过线上（互联网）平台进行工作沟通交流，因此，企业对员工很难实现高效的监管，员工的工作效果相对来说很难被充分体现出来，互联网背景下的人力资源评价体系相对不够完善，员工的工作业绩与工作能力很难有效衡量，绩效考核也相对较难进行，企业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法不够灵活。
3互联网产业人力资源配置的特点
3.1总量不断增长
我国的互联网发展迅速，互联网产业下的人才资源愈加丰富，人们更希望于借助互联网平台发挥自己，另外，互联网的相关工作往往门槛较低，人们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擅长的职业。
3.2创新与变化
互联网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往往缺乏一定的管理思路，需要企业与管理人员自行探索，尤其是在互联网企业运营方面，商业模式和企业的运营相对缺乏前人经验的借鉴，因此，互联网行业与传统的行业差别巨大，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呈现多樣化的特点。
3.3行业交叉
互联网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本就具有各行各业交叉影响的特性，首先，互联网并非单独存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需要与其行业有机结合，密不可分。因此，在具体的人力资源配置方面，互联网行业呈现出了统一性的特点，表现在行业人力资源的交叉。
3.4人才留存率较低
受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影响，互联网产业的高速发展及核心人才的市场短缺，互联网企业之间对于优质人才的恶性竞争，导致互联网行业工资水平水涨船高，市场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工作诱惑与机会，人才更希望通过不断跳槽来实现个人收入的增值，导致企业人才的留存率偏低，严重影响了互联网产业人力资源配置的有效长期发展。
4人力资源在互联网产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先进的人才，实现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可以促进互联网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和教育，随着互联网行业的不断深入，互联网产业不断地被赋予了时代的内涵，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为互联网产业提过思想文化的支持，为互联网产业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5合理配置互联网产业内人力资源的对策
5.1注重候选人甄选，提高员工留存率
相对来说，互联网产业经常进行结构的调整，现阶段的员工往往具有流动性强的特征。人力资源部几乎全年都在进行大量招聘工作，严重影响了人力资源工作的快速有效运行。因此，在开展招聘甄选工作前，公司首先需要根据岗位胜任力模型，科学建立任职资格标准，必须仔细进行简历的筛选工作。笔试和面试工作不仅要检验候选人的专业知识，更需要检验候选人的综合素质及与企业本土文化的匹配度，同时允许候选人在正式入职前充分体验企业文化与办公风格，在充分体验的前提下，双向认可后作出选择，这样可以明显的缩短候选人的试用期间的企业适应时长，从某种程度上可有效提高新员工的留存率，减少重复招聘的次数。
5.2提供多元企业环境，助力员工发展
现阶段的互联网产业中，人才的成长环境相对不容乐观，进行互联网工作的人才往往年齡较低，工作的经历相对较少，但是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加快，需要丰富的职业经验适应互联网产业环境的变化，因此企业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充分的了解，为员工提供合适的培训机会，使员工的水平得到有效的提高，另外，企业在培训时，帮助新员工更好的了解公司的情况，使新员工可以更好的融入公司集体，更好的掌握相关技能和知识，很好的进步与发展。
企业需要定期更新制度，大力培养企业中所需要的中高级的管理人才，具体可以对人才进行破格提拔等，提供较好的人才培训机会，另外，可以组织进行各种类型的集体活动，例如可以进行拓展素质训练，为员工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工作环境，提高人员斗志，企业还可以举行职业规划活动，合理规划管理员工职业生涯，鼓励员工更加努力的投身到企业发展建设中去，可以使员工切身感受企业的发展前景，更好的将个人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5.3创新人才薪酬机制，维持员工稳定
互联网产业背景下，企业的组织结构与职能变化相对较为灵活，有的职工可能会根据企业的需要经常性的调换工作岗位，有的员工即使一直在一个较为固定的职位，但是相对工作性质变化较快，现阶段，有些公司在不同阶段所从事的职业相对来说变化较大，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之下，传统的薪酬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现阶段的工作结构变化，互联网的岗位设置相对来说较为多变，很难从固定的职位判断对应价值，因此，在薪酬发放问题上，企业可以考虑综合考评员工的个人技能和综合能力，从而判断出岗位价值的高低，如果在后期岗位发生了变化，但是能力没有发生变化，薪酬水平可以持续稳定的保持。
5.4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体现员工价值
信息化建设根本就是沟通，信息化使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沟通交流更加便利快捷高效，因此，必须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首先，通过信息化管理系统管理者可以线上完成对员工的目标设定，绩效过程跟进追踪及全方位的绩效结果考评，对员工的综合能力进行全面真实即时的评价。管理者通过信息化管理系统，可以对员工的典型行为进行详细的记录，根据信息反馈，实时掌握员工工作动态，可在线与员工即时交流沟通，建立有效互联网绩效管理体系。员工可以得到即时绩效改善反馈，领悟企业使命，并通过绩效改善不断提升自身水平，达到个人价值与企业价值有效结合。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配置在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中扮演着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只有合理配置人力资源的相互关系，互联网产业建设才会更加健康高效长远，企业通过提高人才的选拔效度，创新人才薪酬机制，实现企业信息化管理，真正意义上实现互联网产业人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参考文献：
[1]汪芳.产业经济学人才培养创新研究—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J].现代商贸工业，2017（02）：44-45.
第4篇：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growth， many countries economic growth face different degree of energy bottleneck constraint. Based on Granger causality test， cointegration analysis of measurement model and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iaoning province electric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of between inner link，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Liaoning province power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cointegra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ric energy consumption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GDP. Economic growth is the one-way Granger causalit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Liaoning province how to accelerate the electric energy structure adjustment， push forwar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nergy industry， and promote electric pow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关键词： 电力能源消费；协整；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
Key words： electric energy consumption；cointegration；Granger causality；economic growth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3-0169-02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电力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协调问题日益突出。辽宁省作为老工业基地，来国民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其发展速度位于全国前列，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电力的需求也不断提高，部分地区曾出现过拉闸限电的情况，电力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在辽宁省的能源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电力行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辽宁省能源结构及能源产业，还关系到整个辽宁经济的发展，电力的有效供应是发展经济的重要保障，电力能源的发展对辽宁经济老工业基地的建设具有重要贡献。
因此，如何节约使用电能，开发清洁能源，协调电力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成为了政府和学术界日益关注的焦点，针对这一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其中既有定量分析，也有定性研究；既有从国家宏观角度进行的分析，也有丛省、市或县域角度进行的研究。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调整能源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从电力能源消费角度研究辽宁省电力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了说明电力消费与辽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没有考虑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
1 辽宁电力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首先要确定二者为同阶单整，然后分析二者具有协整关系，接下来进一步分析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需要我们要进行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内容。反映辽宁经济发展的指标我们用GDP来表示，简写为G；反映电力能源消费的指标用辽宁省电力能源消费量来表示，简写为EC。考虑到进行对数变换后的数据有助于消除或减少异方差的影响，故本文将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即LG、LEC分别代表经对数化处理的GDP和电力能源消费量，并采用Eviews 6.0进行相应的统计分析。利用1990-2010年度经济数据对辽宁省电力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相关数据来自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据此作了一些推算。
1.1 平稳性检验
1.1.1 单位根过程 如果一个时间序列的均值或自协方差函数随时间而改变，那么这个序列就是非平稳时间序列。随机过程{yt，t=1，2，..}，若：
yt=ρyt-1+εt。
式中，若ρ=1，εt为一稳定过程，且E（εt）=0，cov（εt，εt-s）= μt
yt-yt-1=（1-B）yt=εt
这样的时间序列yt称为一阶单整序列，记作I（1），如果非平稳时间序列经过d次差分后达到平稳，则称为d阶单整序列，记作I（d）。
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数据的时间序列特征，滞后阶数通过AIC定阶准则来确定，ADF单位根检验结构见下表。
通过上述检验可以得出：LnEC与LnG二阶同整，因此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1.1.2 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由AIC准则法确定的最佳滞后期为2，假定原数据没有确定趋势，协整方程有截距，通过协正检验可以得出：迹检验统计量法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法得到的结果一致，上述变量存在一个协整关系，长期均衡方程可以表示为：
LnG=2.030885LnEC-4.830598
能源消费与GDP正相关，能源消费增加1%，相应的GDP增加2.03%。
1.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上述协整检验表明，在长期内，电力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性，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检验。即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呢？是电力能源消费引起生产总值GDP的变化，还是GDP的变化引起电力能源消费的变化，或者两者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下面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进行分析，建立LnEC与LnG的分析模型，结果如下表2。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电力能源消费是GDP的格兰杰原因，GDP不是电力能源消费的格兰杰原因。
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LnEC是LnG的单向Granger原因。
2 分析结论与对策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2.1 电力消费与辽宁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通过协整分析可以得出：从长期均衡看，能源消费与GDP正相关，能源消费增加1%，相应的GDP增加2.03%。电力消费对辽宁国民经济增长有重要推动作用。随着辽宁经济不断发展，电力能源对辽宁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日益增大。
2.2 辽宁电力能源消费到GDP具有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 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表2结果表明，第一个原假设F统计值很大为1.7279，且显著性水平0.2135；第二个假设F的统计值较小为15.843，显著性水平0.0003，因此，可以拒绝接受“电力能源消费不是引起GDP产量变化的原因”的假设。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能源消费的增加会在很大程度上引起GDP产量的变化和增加，但是GDP产量的变化是不是可以引起能源消费的增加并不显著。所以，我们得出电力能源消费的增加和GDP产量的增加的是单向因果关系的结论。即辽宁能源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电力能源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强的促进作用。
根据上述分析，辽宁省在促进电力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应采取以下对策建议：
①坚持“经济要发展，电力要先行”的原则。政府部门应设法增加电力建设投资，确保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②调整产业结构。应遵循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规律，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大力发展新型环保节能产业，促成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积极开发产值高、能耗低的高新技术产业，严格控制传统高耗能产业；
③积极开发利用新能源。辽宁应努力发展清洁环保能源，注重利用风能、太阳能发电，从实现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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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人力资源管理；影响因素。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一）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求不同的人力资源结构。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各种要素与组合方式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实现增长的手段、途径、方法、方式与形式的总和，或者说，就是指经济增长来源的结构类型。经济增长的质量、速度及效益受一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影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经济效果。经济增长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进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多种因素组合和利用的不同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同类型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同。随着资源和资源竞争的时代正被以科学技术竞争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所代替，人力资源尤其是创新型人力资源的作用将愈益凸显。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人力资源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力资源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实践操作能力，还应该具备团结合作能力、协调能力和适应能力等。这些客观要求迫使人们必须树立长期的、终身学习式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不断地调整开发内容与方向，改变和更新自身的人力资源结构，以全面发展为宗旨，适应复杂多变的动态环境。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人也在促使经济增长过程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改变离不开持续性的人力资源开发理念。持续型的开发理念，则意味着长远的眼光、功于后代的思想。首先，强调人自身的持续性。人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自身健康、自然寿命、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无不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其次，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持续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意味着从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方向转变，意味着人们从破坏自然向保护自然方向转变。最后，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持续性。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对科技创新、结构调整、人员流动及职位转换等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当高素质的劳动者努力的迈向工作门槛的同时，较低素质的劳动者也同时会挖掘自身的潜力，学习新的理论、知识、技能，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从而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或是与其他人一同竞争职位。
（二）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首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就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就业机会的影响。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得资源有机构成提高，生产单位产品所耗用的活劳动减少，必然是资源替代劳动力。二是对就业形式的影响。随着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生产工具和工艺体系的不断革命，特别是自动化和控制技术装备的广泛采用，高新技术行业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多，需要生产中脑力劳动者的比重，以及在劳动者的生产劳动中脑力劳动消耗的比重有明显的、急剧的增加，生产中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和熟练技工的比重日益增大；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了高新科学技术的应用，互联网非常发达且速度增快，人们之间联系的途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大批新的就业方式出现，如网上交易和消费、移动办公、家庭办公、网上就业、弹性工作制等形式缩短了工作时间，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为用人单位和员工提供了双重便利。三是对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实质上是专业分工的细化和产业集聚的过程。人力资源利用的范围和程度也不断拓展，社会分工的细化、新兴产业的形成为人力资源作用的发挥提供了不断拓展的空间，利用深度也必将随产业的发展而深入、人力资源利用效率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而提高，人力资源利用的效益也随产业结构优化而提高。
其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人力资源配置产生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人力资源的配置格局必须有所改变，人力资源的配置区间更需趋于平衡，比如对职业、地区、国际、产业间的配置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职业间配置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传统的机器发生了质变，人力资源由直接参加劳动变为对劳动过程进行调节控制，实现劳动过程的无人化，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产业结构得到不断的调整、优化和升级，人们更加倾向于服务性的工作。二是对地区间、国际间人力资源配置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了科技进步，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在这种变动之中，地区间、国家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挫败竞争对手的而获得的商业利益，更多的是如何与竞争对手共存、共赢、共利、寻求多方合作与发展，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以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
再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伴随着新兴产业的出现，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新兴人才不仅要面临随时变化的复杂环境，还要能够专有所长，解决突如其来的难题。这使得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受到重视，高素质人才对管理的标准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管理主体加大管理的深度与广度，创造新型管理方式，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使高素质的人受到更加丰厚的物质待遇和更为人性化的人文关怀，这种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转变体现了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对高端人才的需求。知识的增长、积累和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人才的职业视野、知识结构与传统人才相比有较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管理机制的大幅度转变。
最后，对人力资源开发及方式的影响。现实经济、社会中不对口就业是常态，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差的人员大量存在，人员素质与就业岗位的错位与裂痕越来越大。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源开发不适应现有经济需求，不能紧跟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这意味着有效的市场引导机制和反馈机制的缺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体现的产业结构的转变和科技进步的发展，产生了对人才素质变化的巨大需求，充分利用现有的国内外资源，针对主导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密切结合，采取引进与外派、国内外的校际合作、校企等多种方法，提高培养人的市场化程度，与市场节奏密切保持一致，保障人力资源的个体和集体素质和能力的开发的实施力度。
二、强化人力资源管理应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
（一）注重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是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趋势。
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是有区别的，如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形成的，强调以某种代价获得人的劳动能力，而付出的代价会通过对人力资本的使用，获得更大的价值回报。人力资源这一概念强调人必须经过开发而形成一定的能力，要充分挖掘人潜在的各种劳动能力，并将这些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人力资本是对自然人力资源进行投资的凝结，是技术和知识的人格化，强调的是人的各种能力外化的过程。人力资源是一个宏观的、概括性的范畴，通常指单纯的自然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侧重表达人力的实体形态或数量方面的规定性。而人力资本强调投资收益回报、价值增值、所有者权益和人力的个体素质或精神存量的形成和积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具有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就是为培养企业人才、提高员工的质量和高质量员工的比重，抽出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员工的教育、训练等各种智力、知识、技能开发活动。企业花费在教育、培训等人才综合素质再提高方面的知识和智能资本比单纯的人力投入更能带来更长期的经济效益。只有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科学地开发人力资源，才能使其员工的综合素质不断得到强化和提高。
（二）人力资源开发是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前提之一。
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人力资源开发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和资源分配。人力资源开发价值与资源的分配性涵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的人财物的分配；二是人力资源本身的配置与利用。不仅如此，人力资源还可导致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开发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企业的关注与重视。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是每个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要形成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的动力，需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培养员工的自我开发意识。积极上进的员工总是希望将自己的开发动机付诸实际；消极待命的员工总是被动地产生镜像动力再对自身潜力进行开发；顽固保守的员工则会安于现状拒绝任何形式的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二是培养企业主和管理者对人力资源开发动力形成的引导习惯。
企业主和管理者必须引导员工的个人潜能开发，不但要对自我开发积极的员工予以表扬和奖励，同时还要鼓励在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中表现不积极的员工活跃起来，让员工认识人力资源开发与个人发展的必然联系。
（三）、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目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教育投资上面临双重压力：一是居民对公共教育投资需求强烈与政府财政紧约束的矛盾；二是面临公共教育投资如何在不同层次、类型教育上进行更有效分配的选择。基于以上分析，在充分保证基础义务教育公共资助的前提下，政府应坚持人力资源投资市场化与公共教育投资重点化的政策取向，各级学校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适时调整培养模式。首先，加大培养创新型人力资源的力度。培养创新型人力资源的普通高等教育是公共教育政策的支持重点。由于基础学科研究、高尖端技术研究领域的知识创新等，对社会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效应，能够使社会的新知识或新技术得到增长，因此，政府可以利用公共资助来纠正市场失灵，比如让公立高校担负精英教育之责。作为高校，则应采取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高度结合的培养模式，在通才教育基础上培养创新人才———通才基础上的专才，使受教育者的创新技能不断增强。其次，技能型人力资源培养应该走市场化道路，并且要调整培养模式。在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过程中，像普通技能训练等类型的人力资源，正如索洛模型中的储蓄率效应一样，对社会只有产出的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应该走教育投资市场化之路，如让民办高校担负培养大众化人才之责。这一类技能型院校要加强基础的完善，采取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在当前义务教育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应转变单一的政府办学体制，积极推动教育投资多元化，使教育改革和发展朝着多种所有、多种办学形式的方向迈进，如采取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国有民办、中外合作办学等多样化形式。最后，政府要不断优化人力资源作用发挥的环境。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城乡分割现象，人力资源的流动机制也不完善。所以，政府应加大用人机制改革的力度，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应规范文凭管理制度，提高文凭的含金量，充分发挥其筛选和识别作用以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通过教育普及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其具有掌握科技知识和综合运用科技的能力，通过教育改革注重受教育者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实现全面的素质教育。为了实现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解决教育投入不足和严重的地区差异问题，通过优化教育结构，提高教育投入的回报率，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源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郑新成。基于经济增长方式的人力资源开发浅析[J].特区经济，2010.
[2]唐爽。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和保护的几点思考[J].决策导刊，2010.
第6篇：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
从接受上市辅导算起，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康德莱”）已在资本市场门口徘徊了五年之久。
这家从名称上无法得知其业务范围的公司，实际上从事医用穿刺器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医用穿刺针和医用穿刺器。公司保荐人宏源证券的直投子公司在2010年成为公司股东，直投加保荐模式是否涉嫌利益输送？此外，建银国际等多家PE也在公司接受上市辅导前入股，引入PE是在公司融资计划之内还是突击入驻？
《投资者报》记者就以上问题于近期致函康德莱，并得到公司的回复。
低基数下的净利润反弹增长
公司2015年业绩状况尚未包括在招股书中。从已公布的信息看，公司2011年至2014年的营业收入逐年稳步提升。康德莱方面称，“公司最近几年均保持着较为稳健的发展，对于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不过，公司在2012年净利润下降不少，该年度实现净利润5696万元，比2011年的7527万元下降24%。 最近两年的净利润反弹增长，也是建立在2012年低基数之上。如果计算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2011年～2014年，该数值为-5%，净利润实则处于下滑状态。
公司在招股书中将员工工资增长快归结为2012年增收不增利的重要原因：“职工薪酬福利较上年同期增加 1659.6万元。这相较于该年5696万元的净利润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公司2012 年员工的平均工资同比增长了 25.1%，其中销售人员平均工资涨幅达37.2%，管理人员平均工资涨幅达 35.1%，高管人员平均薪酬更是由 31.14 万元增加至 57.78 万元。”但该公司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则没有那么幸运，在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大幅加薪“吃肉”的同时，其他员工只跟着“喝了点汤”。2012年～2014年间，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的年人均工资都低于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
投资机构埋伏六年盼上市
康德莱最初准备以浙江康德莱为主体上市。早在2008年，浙江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康德莱子公司）就出现在温州拟上市企业名单中。
2007 年11 月，浙江康德莱股东将其持有的35%股份共计2101.6万股分别转让给张江高科、紫晨投资等，转让价格为每股4.16 元，转让价款共计8742.7万元。次年并未能够成功上市的浙江康德莱，在2009年向张江高科等支付了投资退款共772.3万元。
2010年7月，上海康德莱控股（康德莱控股股东）与建银国际、张江高科、宏源汇富、广东南医投资等8家机构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按每股4 元的价格进行转让或增资。2011年1月，康德莱变更为股份公司，并在两个月之后开始接受宏源证券的上市辅导，上市主体便是现在的康德莱。三年前子公司未上市成功，便又谋求整体上市。
如果康德莱成功登陆A股，投资机构们将在苦等了六年之后分享资本盛宴。如果按照可比上市公司三鑫医疗2016年4月7日33元的收盘价计算，建银国际持有的2365万股价值7.8亿元，张江高科持有的991万股价值3.3亿元。
投资机构在公司接受上市辅导期前入股，引入PE是在公司融资计划之内，还是突击进驻？公司在给《投资者报》记者的回复中称，“公司于2010年引入建银国际等8家投资机构是为了实现公司股权结构多元化，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决策水平，同时对公司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确立公司业务发展方向、降低经营风险均具有积极意义。”
第7篇：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
摘 要 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增长的源动力，同时技术的进步也可以渗透到其余的生产要素中，使得这些要素的生产率大幅度增加。本文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在之前的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和人力资本变量内生化的思想，在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新的假设下，修正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型，得出与现实相符的经济均衡增长路径。
关键词 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资本有机构成
一、引言
作为很多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鼻祖，马克思认为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存在技术要素与人力资本要素的变动。然而，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看，该假定在现实经济中难以成立，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技术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不得忽视。
国内最早把马克思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模型化的是石景云（1988），他指出经济增长取决于储蓄率和利润率,是两者的乘积,但他把两部门简化为一个总部门,没有指出在均衡增长路径上两大部类的保持比例问题,他同时把马克思增长模型和哈罗德-多马模型作了比较；张忠任（1995）推导了马克思增长理论的详细模型；李广平（2003）对资本有机构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与资本积累的关系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张忠任（2006）根据马克思经济增长的基本公式,又详细推导出了两大部类各自的增长都源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部门），也论证了在经济初级阶段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增长的命题。
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作为内生变量影响着经济增长的现象，正好可以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予以解释。为了增强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在现实中的解释力，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假定必须被打破。因此，本文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在前面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和人力资本变量内生化的思想，在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新的假设下，修正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型，得出与现实相符的经济均衡增长路径。
二、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
（一）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从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开始,然后扩展到扩大再生产，相当于从宏观经济的零增长开始，继而扩展到宏观经济的正增长。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包含两大基本原理，依次如下：
①实物构成原理。这是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第一个基本前提，即从实物形式考察,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两个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
②价值构成原理。是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第二个基本前提，即从价值形式考察,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
因此，马克思认为，简单再生产的基本关系用数学公式可表示为：ⅠV+ⅠM=ⅡC 。而扩大再生产实现的基本前提是:ⅠV+ⅠM>ⅡC; 扩大再生产的平衡条件是:Ⅰ(C+V+M)=Ⅰ(C+C)+Ⅱ(C+C), Ⅱ(C+V+M)=Ⅰ(V+V+M/X)+Ⅱ(V+V+M/X) (其中M/X是资本家自己消费的消费资料)。
（二）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
①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即规模报酬率不变，且不存在技术进步；
②劳动力无限供给,始终有相对过剩人口存在；
③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资本家都不相互投资,即不跨部门投资,各生产部类按比 例发展；
④马克思将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概念合一，从而投资、储蓄和消费的决策也是合一的；
⑤一国经济处于完全封闭状态,没有对外贸易,也没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而且市场总是供需平衡的。
（三）马克思经济增长率的确定
基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结合之前该方面学者的研究，以下进行经济增长率公式的推导，过程如下：
设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社会总产品价值量公式在两大部类分别为：
e表示两大部类加权的剩余价值率, a表示表示两大部类加权的储蓄率(积累率或投资率), k表示两大部类加权的资本有机构成,因为这三个参数一定可以表示成两大部类加权的平均,权重为各自部类的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5）所表示的核心增长公式表明,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a及剩余价值率e成正比,与资本有机构成k成反比。
（四）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两大核心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在卢卡斯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他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概括地说来,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论点是：
①科学与技术进步是需要国家和企业进行大量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并须经相当时日的努力才能获得,它们是有所有权的,不是不需花钱就能随手可得的公共产品。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要使自己富有竞争力和持续的增长。就需把其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支出上,以便使自己能够取得创新的技术,在市场上能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内生的技术进步,或技术进步的内生性；
②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就需要提供他们的平均的教育水平和平均的技能水平。为此,国家要增加在教育上的支出,企业要进行专业培训上的支出。这些支出的增加,他们称之为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些方面开支的增加,从一个国家来说,或从一家企业来说,都可以称为是内生的；
③在科学与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下,劳动者每一劳动小时的产出是递增的而不是递减的。换言之,在科学与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下,劳动者的生产率,或者说,总计的生产要素生产率,是不断增高的。这就是说,投资报酬是递增的而不是递减的。
四、 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下的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
由于技术与人力资本在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内生影响力，纵向对比上述的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相应的假设以及结论，大致可以看出，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假定下，马克思认为长期看来，经济是不存在持续增长的。而当将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机制的分析中，即资本的有机构成存在变化的可能性，那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可以通过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来保证。因此接下来，本文从资本有机构成的角度，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可取之处，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进行适当的扩展。
（一）对于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假设的扩展
马克思对于资本有机构的解释是：首先是是资本的价值构成，即从价值方面看,资本的构成是由不变资本的价值和可变资本的价值的比率决定的；其次是资本的技术构成，即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看,每一个资本都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构成,它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数量和使用它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这两种资本构成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因此马克思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
假设在技术构成没有发生变化而价值构成变化时,按马克思的上述定义应算作有机构成没有变化,但我们在计算时必须要算作有机构成发生变化的，一则是C和V不是一个量纲,不折算成价值就无法比较;二则是资本C是由一系列的生产原料和劳动资料构成的,而劳动V也是由一系列消费资料构成的,虽然单位活劳动推动的资本实物没有变化,但单位资本资料或消费资料价值变化了,价值变化背后是其代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其实就是社会平均技术的变化,所以我们在此情况下仍然要算作资本有机构成发生变化的。
同时，当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抑或二者同时发生，此时企业生产的效率将大大提高，因此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会相应增长，等同于产值的增长。而从全社会生产的角度看，由于厂商的利益属性，由于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投入而带来的成本上升，并不会影响其最终利润的增加，即由于需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利益驱动，剩余价值率会因为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影响而增加。
综合上述分析，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进行扩展：
①现实经济中存在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应该予以肯定；
②只要资本价值构成变化资，本有机构成就会变化，因为价值构成变化代表技术构成一定发生了变化。
③当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假定剩余价值率会增加。
（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下的均衡增长路径
根据上述延伸的假设条件，同时结合马克思原先关于经济增长的假设，再次回到马克思对于社会生产的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公式：
其中剩余价值率e=M/V，资本有机构成k=C/V。
下面首先对马克思所说的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进行概念性延伸：
C′=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此处的人力资本是一种多年投资所沉积成的人力资本存量;V′不仅包括狭义的工资率,还包括为积累到一定程度人力资本所做的投资,就是说为达到一定水准的人力资本所必须花费在教育、技能培训、健康上的投资。这样，延伸后的资本有机构成为：
K′=C′/V′。
同时，当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内涵扩展后，根据上述假定，剩余价值率e也相应增加了；M仍表示剩余价值,只不过随着技术进步，M增加的幅度肯定大于V增加的幅度。因此扩展后的剩余价值率为：
e′=M/V′
按照上述过程，延伸后的马克思增长公式变为：
G′= e′a/(1+K′)
因此，当技术进步的出现，或人力资本的积累，或者二者同时作用，都会带来整个社会生产层面上的经济增长。只要存在技术的不断革新，技术同时也渗透到各个生产要素中影响它们的生产率，人力资本也不断进行积累，经济增长在这样的作用下便可持续高效下去，即在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下，G′= e′a/(1+K′)是延伸后的马克思均衡增长路径。
五、结论
本文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在前面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和人力资本变量内生化的思想，在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新的假设下，修正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型，得出与现实相符的经济均衡增长路径。体现出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包容性与持久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又一次证明了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等长期因素在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中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首先是技术进步，其对于一国的经济长足稳定的增长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的外溢效应决定了我国在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上,将能享受到较高的资本边际产出,在较长时间内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总之，由于中国人均资本水平仍然很低,还没有实现工业化,人均收入处于中下等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要充分认识到资本的有机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要有良好的金融体制保证巨大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也要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也就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水平不能太低,保持一个较高的投资率有助于提高人均资本水平,但是要注意提高投资的效率，即在技术投入的同时并重人力资本投入，只有较高的人均资本存量,也才会有较高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国民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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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石景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经济评论.2001(3).
[7]石景云.经济增长与波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第8篇：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P.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第9篇：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
【关键词】李嘉图 经济增长理论
一、李嘉图的经济增长理论
1.关于什么是财富。李嘉图认为国民财富是一国所生产的商品生产物总量，这与斯密的观点基本相同。但他着重论述了价值与财富的不同特性。他认为价值和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财富取决于商品数量的多寡，而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单位商品的价值减少，却会使商品数量成倍增加。所以，财富不取决于价值，而取决于产品数量。
2.关于财富增长的途径。李嘉图认为财富的增加可以通过两种途径: 一种是增加劳动者。这不仅增加商品的数量，而且可以增加其价值。另一种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只会增加商品的数量，但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李嘉图尤其推崇第二种方法，即不增加劳动者人数，而是提高劳动者效率。
3.对外贸易对财富的增长的影响。从李嘉图的思想来看，在人口保持与资本比例增长，技术进步难以抵消土地收益递减的状况下，一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是暗淡的。但是，当一国经济处于开放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前途未必如此。他指出，经济达到了增加资本和增加人口限制的国家，借助于国际贸易，也可以无止境地继续增加财富和人口。显然，李嘉图实际上是把对外贸易置于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地位上。其依赖自由贸易推进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用开拓世界市场的方式，在一个规模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稀缺与相对丰裕的资源间的置换，其最终目的在于克服国内狭小市场规模下由于土地资源衰减而造成工资难以下降，地租比重上升，利润减少的增长中的利益障碍。
4.承认经济增长过程是一利益变动转移的过程，增长问题必然与分配问题相联系，从利益分割变化与增长主体的关系分析持久增长的条件，是李嘉图增长思想的基础和精髓，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由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起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和重新组织，各种要素价格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就必然导致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原有利益格局发生变动和转移。李嘉图则主张改变市场结构和规模以达到利益调节来促进经济增长。
二、李嘉图经济增长理论的意义和价值
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提出的观点，成为现代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渊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第一，从经济发展思想的演变来看，李嘉图否定经济增长是在资源无限供给的条件下进行，无疑是一个进步。在李嘉图以前，亚当·斯密并没有把资源的有限性作为增长的制约条件来考察，很少考虑到人口总量相对于有限资源而产生的压力问题。但从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来看，任何经济增长都是在这一客观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李嘉图的理论更接近经济增长的客观现实，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第二，指出一国经济长期发展必须是一个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不断溶合的过程，是李嘉图对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论述揭示出，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与世界经济相融合，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将成为一国经济增长机制的组成部分。如果能充分利用它，就可以发挥本国生产要素的优势力量，缓解某些短缺生产要素对经济的妨碍作用；反之，一个封闭的国内市场，无论怎样巨大地充满竞争力，也不可能达到资源所允许的国民财富的潜在增长。因此，任何追求发展的国家都应自觉地置身于世界经济范围内，把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比较利益转化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李嘉图的这一论点已经为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史实所证明。
第三，李嘉图提出社会财富是积累的源泉，积累又是引起社会财富增加的决定因素。这一观点，至今仍然有科学意义。同时，李嘉图提出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对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都有借鉴意义。在一国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都是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追求经济在数量和速度上的扩张，而不太注重发展的质量和由此带来的其它经济和社会问题。高投入、高消耗带来的高速度，在短期内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加剧人口、资源、经济与社会的矛盾，引起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取的，是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不但滥用资源，而且泱及社会。由此可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的意义何等重大而深远。
第四，承认经济增长过程是一利益变动转移的过程，增长问题必然与分配问题相联系，从利益分割变化与增长主体关系分析持久增长的条件，是李嘉图增长思想的基础和精髓，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从各国的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来看，由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起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和重新组织，各种要素价格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就必然导致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原有利益格局发生变动和转移。要使经济持久稳定增长势必了解利益分配的变化趋势，从一些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社会动荡，以致增长过程中断的情况来看，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内在相互关系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李嘉图主张改变市场结构和规模以达到利益调节来促进增长的思想，不能不说没有借鉴意义。
三、李嘉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
李嘉图的经济增长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它适应了英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的要求，为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特别是反对《谷物法》，为促进英国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李嘉图对经济增长的一般过程的分析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缺乏历史的观点，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化、绝对化，以个别代替一般，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规律看成是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规律，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性。第二，李嘉图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认为经济增长、工资上升，必然造成人口膨胀，这一点是不成立的。经济史证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伴随人口膨胀，而有可能给人们带来更高的物质文化水平。第三，他是以“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作为基础的，这一规律忽视了技术进步等因素，只有在静止状态下才具有真实的成分，它不适用于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第四，李嘉图否认资本积累有可能导致资本过剩和普遍的商品过剩。这是萨伊理论的翻版。第五，李嘉图通过演绎的方法，运用他所认为可靠的例证和不言自明的原理为前提，推导出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其结论的可靠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用做前提的东西必须是真实的，而这恰恰是十分危险的。第六，为了获得具有直接实际意义的结果，李嘉图把把整个经济体系分成一部分，而且尽可能地把大部分当成“既定的”，然后把使事情简单化的假设一个个堆砌起来，剩下几个变数，在他们之间根据假设建立起关系，并以此去分析问题。这种在绝对假设之下形成的理论和推理，不仅不够真实，而且意义不大。
参考文献
[1]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