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由来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金融危机的由来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金融危机的由来范文

博森先生的新著以其前瞻的智慧加外科手术般的解析,对这次金融危机做了一次全景的多维扫描。作者在本书中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对中国金融监管机制的建立与改革有着直接的相关性。

作者指出,在日益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抬头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工业经济大国政府如何采取措施歧视外国公司以保护其本土工业。当世界经济处于危机时期,我们应以各国现有税率水平为基础,在WTO范围内重开谈判,从而阻止这一貌似合法但危害甚大的做法。

诚然,此书中的许多提法,在加以修正完善后可以适用于今日中国的金融系统,但此书主要还是针对美国金融系统的改革所著。例如,博森先生提到,资产证券化有许多潜在的好处。然而,针对此中的种种滥用行为,作者提出了对资产证券化过程改革的种种建议。中国金融系统的几家监管机构正在制定贷款证券化的相关规定,相信这些建议对我们应有参考价值。

针对美国各大银行的董事会,博森也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他指出,这些董事会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表面上并无可挑剔;然而,对于银行给他们带来的风险,通常一无所知,却批准通过了一项项高额的业绩分红,而这些所谓的业绩常常在分完奖金后就迅速蒸发了。为此,博森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董事会模式―这是一个由金融专家们组成的专业团队,每个月中用几天时间来专门监督银行的业务。

事实上,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一些规定,正与博森书中的建议相吻合。例如,对任一特定个人所允许担任的上市公司董事职位的个数予以严格限制,以图保证其在上市公司董事职位上所花费的时间。问题只是监管机构的干预到底应止于何处,既不越俎代庖,又可有效地防止人浮于事、公司治理徒有其名。

这是本务实的而非纯理想化的书。正如博森所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金融系统的建立是应该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角度来考虑。每一个金融系统都是市场机制和政府监管的结合体,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将私有制激励和公共监管有效地结合,才能为特定国家在特定时间实现最好的金融产出。

第2篇：金融危机的由来范文

地缘冲突加剧正成为全球发展的一种“内生趋势”。尽管“和平与发展”是21世纪国际关系建设的主题，但不容忽视的是，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并未趋向稳定。地缘政治冲突的愈发频繁和激烈，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金融市场运行造成了巨大冲击。

从根本上分析，后冷战时代地缘冲突的常态化具有内在的客观必然性，是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趋势。原因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经济角度看，受全球经济增长长期中枢不断下降、经济发展差异性短期加大的影响，全球经济利益争夺渐趋激烈，为政治对抗的加剧埋下了隐患。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以十年为一个阶段，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呈渐次下降态势。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短期经济损失，也对潜在增长水平造成了长期冲击，2008～2011年金融危机期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55%。

长期增长中枢的下降既是整体趋势，也是普遍现象。IMF数据显示，2008～2013年，“金砖五国”的年均经济增速都明显低于2000～2007年的阶段水平，中国和南非甚至低于1980～1989年的阶段水平。

金融危机不仅加大了全球经济增长长期中枢下移的程度，还带来了经济发展差异性加大的短期影响。

根据IMF统计的187个国家1980～2012年经济增长率的数据，全球经济增长的结构差异性经历了先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阶段性反复。1980～1989年，187个国家经济增速的标准差为5.9%;1990～1999年升至6.86%;2000～2007年降至4.77%;2008～2012年再度回升至5.57%。其中，2011和2012年，187个国家经济增速的标准差分别为6.09%和8.17%，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

在全球经济增长长期中枢下移、增长差异性短期加大的背景下，各国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加大了经济政策的内视性。并采取大量经济、金融、政治和外交手段，争夺日益稀少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动荡由此加剧。

另一方面，从文明角度看，伴随着冷战后多极和多文明世界格局的形成，文明差异和对抗引致的地缘冲突更趋频繁和复杂。正如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冷战的结束带来了短暂的“和谐错觉”，但接下来的事实表明，多极世界伴随着更多类型和更高频率的文明对抗和地缘冲突。七八个主要文明在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观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复兴则在不断加强这些文化差异。

可以说，这七八个主要文明间的冲突，既由来已久，又不断更新，“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的关系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结盟和对抗的需求既同时存在，又不断变化。

更重要的是，随着人口流动和文明发展，文明之间的力量正渐趋均衡，这使得文明间的对抗变得难分高下，文明间冲突和地缘政治动荡则由此具有了长期化、常态化的特征。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经济和社会信息及政策分析部的数据，2010年，西方文明控制下的世界人口份额从1900年的44.3%降至11.5%，东正教文明从8.5%降至5.4%，日本文明从3.5%降至1.5%;非洲文明控制下的世界人口份额则从1900年的0.4%升至11.7%，中华文明从19.3%升至22.3%，印度文明从0.3%升至17.1%，伊斯兰文明从4.2%升至17.9%，拉丁美洲文明从3.2%升至10.3%。

第3篇：金融危机的由来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出口贸易；国际贸易；中国经济；外贸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09)14-0084-02

一、金融危机概况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20世纪初期，房地美、房利美的隐形担保规模随着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的加快迅速膨胀。在“新经济”泡沫破灭后。房地产已成为美国政府推动经济的重要手段，但是有钱的人早已买了房，因此，那些收入偏低、甚至收入不固定的人群成为房地产消费的新目标，次级贷款应运而生。美国成百上千个抵押贷款公司、商业银行把各自放出去的次贷，打包卖给房地美、房利美，在转移风险的同时，又重新获得了放贷的资金。房地美、房利美凭借其背后隐含的国家信用担保，低息借债买下次贷，然后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法，将其转换成面值为1000美元的债券(房地产抵押债券)，以次债的形式在金融市场上发售。而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将买来的次债又再次衍生，利用“精湛”的金融工程技术，将其进行分割、打包、组合，构造出一系列的次债信用衍生品并出售。在这个过程中，一元钱的贷款被放大为几元、甚至十几元的衍生产品，从而加长了金融交易的链条，最终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伴随着美联储17次提高利息，美国楼市的降温，直接导致次级贷款者无法还贷，资金链断裂，随即而来的是次级抵押贷款公司以及存贷公司收不回利息，投行亏损，对冲基金遭受损失，潜伏的危机就这样爆发了。下面我们来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传导

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宏观经济衰退，国内需求减少，导致进口减少，从而对出口国的需求减少，而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其冲击是不言而喻的。随着外贸订单的不断缩水，中国企业产品积压导致生产缩减，开工不足进而工资减少，消费降低，投资减少又影响到就业的减少，消费进一步降低，生活必需品积压，产品无法消散出去，伴随着危机的不断延伸，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显著下降，我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受到了影响。图1是我国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景气指数变化情况：

从上图可知，我国经济景气指数呈现上扬又下降的趋势，到目前2008年4月为止，经济景气指数为110.7，偏向于景气指数100的临界值。从2007年12月到2008年04月，经济状况趋于下降，波动比较大，可见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了冲击。

(一)金融危机对出口贸易竞争力影响

出口贸易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贸易的本国产品、产业以及从事贸易的企业，在向本国开放的外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开拓、占据其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一般的评价指标有出口增长率、外贸依存度、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等。下面通过对对外贸依存度，贸易竞争力指数这两个指标进行测算与分析，从而更深入地了解金融危机是怎样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的。

1.金融危机对外贸依存度的影响。外贸依存度，又称对外贸易系数，贸易密度，它是一国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进出口总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外向程度大小的一个基本指标。通常情况下，外贸依存度表明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发展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如果用进口额和出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计算，外贸依存度可分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表1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规模统计数据：

从表1提供的数据中可以看出，由2001年的5096.5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6年的17606.9亿美元，特别是在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突破2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排名已跃居世界第3位。从贸易依存度的数据来看，2006年66.6％，而在2007年国际贸易依存程度的指标已经上升到67.1％的高度。中国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攀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参与国际化分工日益加大，我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也日益加强，通过外贸拉动我国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增长。但同时，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的趋势也为我国带来了隐忧，一旦世界经济链上出现了断裂，经济影响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影响着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外贸依存度较大的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金融危机对我国产生的冲击埋下了伏笔。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隐患显露无疑，从以下数据可以分析出：

从以上数据可得出，我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大了对商品的进口，进口额较2007年涨18.5％，顺差增幅明显下降。只为2007年顺差额的8.6％，数据显示我国外贸环境正发生着变化，主要有以下原因：(1)国外技术和贸易壁垒将继续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不利影响；(2)由于中国要素价格改革已经实施，2008年出口产品成本大幅提高；(3)我国当前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加工制造环节，这一局面短期内不改变，中国出口仍会面临较大压力；(4)中国加工贸易比重偏大由来已久，而且短期很难大幅下降，这必然对对外贸易方式转变产生限制作用。尽管政府大力刺激外贸出口，使得出口额较2007年略有上升，但总的金融环境还是不变的。出口企业压力仍然很大，尤其是加工制造业。

2.外贸竞争力。外贸竞争力可以用贸易竞争力指数来衡量外贸分类商品的比较优势状况，其计算公式如下：

贸易竞争力指数=(Ei-Mi)/(Ei+Mi)

上式中Ei为i类产品的出口总额，Mi为i类产品的进口总额。可以看出贸易竞争力指数的变化范围在-1和+1之间，若指数为正，表明i类产品的出口额超过进口额，即i类产品处于比较优势地位，并且指数越大表明i类产品出口竞争力越强；若指数为负，表明i类产品处于比较劣势地位，并且指数值越小，表明i类产品出口竞争力越弱；若指数为零，则为中性优势，说明i类产品竞争力位于国际平均水平，产品进出口基本上持平。

本文采用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SITC0(食品及活动物)、SITCI(饮料及烟类)、SITE2(非食用原料)、SITC3(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SITC4(动植物油、脂及蜡)、SITC5(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8(杂项制品)和SITC9(未分类产品)。表3是我国2001―2007年外贸商品竞争力指数：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初级产品自2001年至2007年间出口竞争力一直处于比较劣势地位，并且出口竞争力越来越弱。SITC0在2001至2007年间，出口竞争力均大于0，处于比较优势地位，但优势不是很明显，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但是SITC1在进入2001年以后，比较优势的地位快速下滑，说明了我国贸易产品结构的快速调整。SITC2除了在2003年为正值外，其余各年均为负值，表明此类商品一直以来处于竞争劣势地位，从长期来看存在不断下降的趋势，表明竞争力还在减弱。SITC3长期趋势是不断下降，是所有分类商品中竞争力下降最快的一个。SITC4和SITC5则一直为负值，且两者长期趋势较平稳，表明这两类商品竞争力不强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改变。工业制成品虽处于比较优势地位，但优势不明显。SITC6从长期来看处于中性优势，但是从2005年其竞争优势在逐渐上升。SITC7长期来看虽然处于竞争劣势但劣势程度在不断弱化，从竞争劣势向中性优势转变。SITC8在所有年份均为正值且长期趋势平稳表明这类商品一直处于竞争优势地位且变化不大。SITC9商品整体处于竞争劣势地位，虽在2006年竞争优势较明显，但大体还是显现出竞争力不强。

2008年中国各分类产品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趋势，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大，尤其是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由0.24下降到0.11，说明了我国产业结构一直存在的隐患，长期处于加工环节的底部，利润微薄，我国应加大产业结构升级。努力提高自己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三、政策建议

总的来说，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中国应该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应对外贸风暴给我国带来的损失，通过以下途径可以得到改观：

控制高能耗，高排放和资源型产品出口，支持高新企业的出口并给予优惠政策；

第4篇：金融危机的由来范文

一、“民工荒”现象的由来及其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一)“民工荒”现象的由来

长期以来,农民工“就业难”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三农问题的一大难题,然而自2004年开始,我国的珠三角部分地区出现民工短缺现象。为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曾派出专门课题组赴珠江三角洲进行过调研。2005―2008年期间我国经济的整体高速发展,淡化了这一现象。自2008年4月以美国为起始的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成为金融危机冲击的重灾区,大量中小企业纷纷裁员,引发了农民工“返乡潮”。2010年春节前后,随着我国经济回暖,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又出现了新一轮“民工荒”,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企业再度陷入“危机”。

(二)“民工荒”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大国,农民工及农民工的流动既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的历史产物,无论是广大的乡镇企业和诸多的中小企业,其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据统计,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大约有800万家,国民生产总值的60%由中小企业创造,他们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是缓解就业压力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民工荒”的出现,困扰和袭击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季节性订单普遍工期短、额度小、价格低,因受“民工荒”的影响,企业招工稳定性变差、运营成本增加。民工像候鸟般的迁移,使这些地方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订单减少,生产线关停,企业恐慌不断,严重受挫。由于外资的大量集聚加快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增加了大量服务业的就业机会,“民工荒”还波及到了第三产业、流通领域,如商业、餐饮、服务性等行业的中小企业。长三角与珠三角的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如果不能适时调整结构,完成转型升级,将来不仅仅是招工难,还很可能面临倒闭风险。金融危机时期的“就业难”、“返乡农民工”与后金融危机时代“民工荒”问题的出现,凸显出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民工荒”背景下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路径选择

广大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仅直接影响着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积极应对民工荒,是现阶段中小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增强企业信息技术含量,打造自身的品牌和核心技术

信息技术时代的企业发展,离不开高科技的企业管理模式和运营,包括企业的人力资源的管理等诸多方面。通过构建农村劳动力信息管理系统,让农民足不出户就能得到就业信息,能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的用工缺口。增强企业的技术内涵,并不是要求广大中小企业全部进入信息产业,而是强调企业应该充分运用现代信息工具,提高信息化水平,联合同业共同协作;实施差异化经营,拾遗补缺等经营策略和发展思路,打造自身的品牌和核心技术。加工制造业也可以增加科技含量,提高产品利润空间,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二)借助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转移

统筹区域经济,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近年来,为支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的,东部沿海的中小企业应积极借助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背景,促使低端产业和产品逐步退出,将企业的生产向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实现就地取材,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合力推动,依托大企业,实施协作化经营,积极推行技术创新,增加企业竞争能力,不断提高广大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自觉性。

(三)推行系统的农民工技能培训,弥补技术工人缺口

“就业难”和“用工荒”并存是解决农民工就业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大量农民工缺乏职业技能,造成有些就业岗位无工可用,而另一方面,有些农民工却无业可就。“民工荒”主要是普工和技术工人的缺口,“民工荒”现象说明我国劳动力富余程度在减弱,亦是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的信号,因此,推行系统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打造熟练的技术工人,是整个中小企业都将面临的集体任务。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劳动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是解决劳动力来源地广大中小企业自我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在政府支持下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农民工就业环境中最重要因素是工资待遇。尽管企业有用工需求,但出于成本考虑他们一般不会盲目增加工资。2010年以来,由于受到富士康和广州本田等事件的影响,深圳、北京等地先后宣布上调本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引发了加薪潮,这也必然加大了各地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因此,积极发展企业文化,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积极为广大农民工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如改善居住条件、解决子女教育问题等等,不断提高中小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本管理水平是目前广大中小企业增强自身吸引力的重要措施。

(五)建立新型用工制度

“民工荒”是因为投资增长和技术进步推动了经济增长,工资水平上升,而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因无法提高工资待遇而造成的用工短缺。中小企业要认真落实新《劳动合同法》要求,以劳动合同的签订为契机,进一步明确企业与员工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完善激励机制,构建公平竞争的平台,推动公司劳动用工制度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充分重视人、有效激励人、全面发展人,打造新型的企业和农民工之间的关系,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5篇：金融危机的由来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就业

一、前言

金融危机,可以定义为起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及至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超出金融监管部门的控制能力,造成金融制度的混乱,其主要表现为所有或绝大部分金融指标在短期内急剧的超周期变化,其结果是,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资金向最佳投资机会转移的渠道,从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共发生过金融危机150多次,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2次,几乎每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给世界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打击。2008年,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简称“次贷危机”,是指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下同)的全面爆发引起了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

简单的说,“次贷危机”是随着美国利率的上升,尤其是短期利率的不断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度上升,从而使购房者的还贷负担不断加重,同时在房价持续下跌的情况下,购房者依靠出售住房或抵押住房进行再融资变得十分困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危机。次贷危机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次贷危机的爆发导致相关金融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投资银行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并进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面临严峻考验,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国际市场消费能力下降,进口大幅萎缩,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出现萧条甚至衰退。虽然中国目前始终未全面放开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使得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比较有限。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对外依存度较高,经济发展结构不均衡,因此,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

二、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中国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之一,不可能在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目前,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从宏观上看,中国作为一个外贸依存度高达60%的开放大国,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直接表现为出口增长放缓。这一点目前已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有所体现。就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中国进出口额增速结束了从2002年开始的连续6年超过20%的高速增长,进出口总额仅比上年增长17.8%,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速出现全面回落。伴随金融危机的深化,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额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呈现急剧下降趋势。国内的经济低迷也导致进口需求不足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导致进口额急剧下滑。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以来中国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增速明显放缓,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不少外向型中小企业面临困境。

2009年1-2月,进出口状况仍然趋紧。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2月同比下降27.2%,其中出口下降21.1%,进口下降34.2%。进入3月份,进出口总值、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下降20.9%、17.1%和25.1%,虽然下降势头有所放缓,但形势依然严峻。

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还远不止外贸方面。中国目前拥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在这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7000多亿美元表现为美国的国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不断下降,目前已经接近于零。还有一些以公司债形式存在的外汇资产,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收益也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甚至出现了风险。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其他一些如中司的投资,也已出现巨额浮亏。

在微观层面上,显而易见的是中国那些严重依赖外国市场的产业和企业肯定会受到非常不利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玩具等基本上依靠国外市场生存的企业,也包括纺织业等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外国市场的企业。而中国那些依靠资本市场的行业情况也十分严峻。如美国的房产市场不景气,中国的钢铁产业就很受伤,据称,目前中国钢铁产业闲置的产能已超过一亿吨。

以上还只是一些静态的情况。实际上,动态来看,金融危机对于我们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全面的,比如对行业的影响就会导致失业,进而影响到投资与消费。这种相互影响,很有可能把整个社会经济拖入下降的轨道,带来全面性的衰退。

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演变到今天,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仍在加深,外部经济环境何时企稳、何时走出颓势尚难预料。整体经济环境的低迷与趋势的不明朗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国际市场需求的萎靡不振,而外需萎缩恰恰是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从近期发达经济体失业率上升、德国与日本出口大幅下降、美国私人储蓄率上升的情况看,中国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不确定性依然较大。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等种种不良倾向由蠢蠢欲动到逐渐抬头,对中国促进经济复苏的努力也构成了消极影响。

三、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问题是长期的结构调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形势更加严峻。危机的发生是突然的,但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是由来已久的。许多人把目前的经济困难归因于金融危机。实际上,金融危机只是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而不是导致经济困难的唯一原因。中国的经济结构的确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也早已采取措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中国早期的经济增长是靠大量的资源投入来驱动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又转为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用出口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提出了由粗放型增长向以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然而,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涉及到新技术、新市场的开发,更涉及到就业市场的稳定。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打乱了我们既定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步骤,一些原本兴旺上升的行业形势大变,企业不断破产,失业人数尤其是农民工暴增,迫使我们不得不逆转政策导向,保就业、保增长,推迟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难题。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投资在中国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左右提高到现在的45%左右。高投资率造成了消费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过慢和收入差距拉大。外部失衡则表现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使得中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经济失衡导致货币供应量激增和流动性过剩。例如,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房地产投资浪潮,中国的老百姓从房地产的按揭贷款里逐步理解并接受了超前消费的理念。巨大的需求将房地产价格不断推高,使这些未来虚拟资金进入到社会经济中。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存在着大量虚拟财富。当受到冲击时这种气泡破灭,继而出现了流动性短缺。2007年,沪深两市股指到了最高点的时候,总市值达到33万亿。之后股价下挫,现在只剩下不到10万亿,20万亿的股市价值蒸发掉了。宏观上是这样,微观上也是这样。一个基础很好、现金流充足的企业,突然发生资金链断裂,会传导给其他相关联的企业、行业,于是就发生了金融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正在慢慢浮现扩大。这是一场灾难,但对处于变革中的中国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进行经济转型的机会。应当指出,即便不存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国也面临着经济体制转型的难题,所谓“长痛、短痛迟早要痛”。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中国如果能够在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抓住机遇,加快推进经济调整和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实现经济长远的持续平稳增长。

四、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的调整思路

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但关系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今后走向的世界性问题。为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已经适时地推出了以“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为主线的经济政策,尽量减轻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不良影响,确保中国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增长。

对中国来说,经济增长保持平稳较快的速度尤为重要。我们每年有几百万新增大学生要就业,农村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公共事业、民生问题有很多历史欠账要还,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这些事情都无法得到解决。当前,受世界金融危机加剧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这一非常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尤为重要。

保增长的关键是要解决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扩大内需是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内需潜力是十分巨大的,这一点是世界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但是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例如,美国一直是靠内需拉动经济的,居民的储蓄率低而消费率很高,这已经是其根深蒂固的习惯。与此相反,中国的居民长期保持很高的储蓄率和很低的消费率。中国的经济增长多年来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面对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美国只有靠减少进口和减少居民的消费来度过难关,所以众多的中低收入居民生活陷入困难。但是,中国正好相反,由于出口下降,拉动经济只能靠刺激国内消费。

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提高居民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按照支出法计算GDP,包括消费(包括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房地产和非房地产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库存调整),以及净出口(顺差)三大部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其表现之一在于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中国的投资一直居高不下是造成个人消费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滑。也许我们可以以韩国、日本为例,将此解释为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但与这些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投资比例远远高于这些国家40%左右的比例,同时在消费的构成中,政府消费构成比重过大,居民消费率则远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据摩根斯坦利的一份报告称,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其个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约为35%,而美国约为50%。中国的消费在其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可能是最低的”。世界银行发表的2007年世界经济发展报告中指出,虽然自从1998年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启动内需,但是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以每年一个点的比重在下降。中国目前的消费率不仅低于美国的70%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印度的50%-60%水平。在中国政府两年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方案中,通过大量增加国内投资的方式扩大内需,很可能是几年稳定经济的着力点。但如果消费不能得到有效刺激,两年后中国GDP的结构将更加向投资倾斜,投资占GDP的比重很可能超过50%,跨入世界最高的行列。

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资、劳动者报酬、居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偏低。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过低,致使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长期以来,中国实行以国有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实施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和片面的工业化战略。与此相适应,一方面实行高积累和高投入的政策,另一方面实行国民收入分配向国家、工业、城市倾斜的政策,例如低工资、“剪刀差”、低收入、低消费的政策,以及城乡隔离政策,等等。由于时间过长、力度过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比重偏低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累计效应。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水平绝对地说已经大大提高了,但是,居民收入的绝对增长很不平衡,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扩大。这就出现了一个比重足够大的低收入阶层。因此,虽然中国当前的居民储蓄存款有14万亿元之多,但绝大部分储蓄存款来自极少数富裕阶层,而他们是因为没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形式而储蓄,这部分储蓄即使释放出来也主要是转化为投资,而不是消费。就绝大多数城乡居民来说,储蓄倾向的难以加大主要是经济不景气和缺乏社会保障的结果。

全面提高中国社会保障水平,是中国扩大消费措施的一个重点。要尽快实现各种社会保障全覆盖,较快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统一标准,较快提高各种社会保障的保障标准。通过全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全体国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居有其所、困有所助”,以完善的社会保障解除国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激发国民的消费潜力。

促进就业,鼓励创业。就业是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要建立“市场主导就业、政府促进就业、个人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机制,对可以大量解决就业问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要大力扶持。促进服务业发展,利用服务业就业弹性大,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小,能够吸纳各种不同素质的劳动者就业,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并存的特点,发挥服务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独特优势。要加快调整投资结构,对就业带动作用大的投资项目,给予优先权或更加优惠的政策,促进其发展;鼓励各种非盈利、非政府组织发展,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努力解决每年500万-600万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断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尽快提供再就业岗位以使倒闭企业员工和被裁减员工得到安置,确保社会稳定。

五、结论

世界金融危机凸显了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这既给中国经济带来挑战,同时也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机遇。克服危机的思路也正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路径,只有促进就业、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才能真正拉动消费,消费在GDP中比重的提高,才能真正实现扩大内需。内需的扩大可以弥补出口的受损,带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

参考文献:

1、刘园,王达学.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杨晓光,房勇,程棵.次贷危机的系统科学分析[J].管理评论,2009(2).

3、孙杰,李柯勇.从世界金融危机看中国发展[J].研究与实践,2008(6).

4、2009年一季度经济评述:打好对外贸易发展持久战[EB/OL]. stats.省略/tjfx/ztfx/2005sbnjjsp/t20090421_

402553598.htm.

5、强兴华.冷静看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N].金融时报, 2009-01-06.

6、吴敬琏.中国应该怎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J].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8(12).

第6篇：金融危机的由来范文

[关键词]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争议 进展 IAS FASB

2007年至2009年之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遭受了巨大损失，也使全球两大会计准则体系――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美国公认会计原则遭受了各界质疑，并引发了持续数年的会计准则大修订。回顾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所承受的压力，以及其所作出的应对和妥协，有利于我们加深理解近年来两大会计准则体系中金融工具等准则的重大修订内容及准则的未来发展。

一、金融危机使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压力骤增

2007年夏天，美国次级贷款的持续违约触发了全球金融系统的大规模崩盘，同时导致市场流动性和贷款有效性的显著降低。这场金融危机的开始，是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特别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承受各方政治压力的开端。

2007年10月，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要求金融稳定论坛对导致金融混乱的原因和弱点进行分析。2008年4月，金融稳定论坛了题为“增强市场和机构弹性”的报告，要求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1）加速改进资产负债表表外工具的会计处理和披露准则，并联合其他准则制定机构完成国际趋同；（2）改进其他准则，以更完善地披露有关估值的方法和估值的不确定性；（3）改善在市场不再活跃的情况下，对金融工具进行估值的相关指引，并需要成立一个专家咨询组。

2008年5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成立了专家咨询组，该咨询组由来自财务报表的编报和使用方、监管方和审计师组成。该咨询组在2008年6月至8月间召开了多次会议，并制定了《当市场不再是活跃的情况下对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计量和披露》，并由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以教育指引的形式正式。金融危机也使其他准则制定机构开始讨论和研究，在市场不再活跃时对公允价值的披露。

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艰难前行

金融危机在2008年持续恶化，并在当年第三季度达到顶峰。9月中旬，在雷曼兄弟破产的同时，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也了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文件，认为会计处理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而且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已妥善履行了程序，以达到金融稳定论坛前述报告的目标。为加强市场参与者对财务报表所提供信息的信心，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加速了研究改进金融工具终止确认、合并报表和公允价值计量等会计处理的相关项目。

2008年9月30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联合了一份新闻稿，旨在为市场不再活跃时如何确定公允价值提供指引，并使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10月10日修订了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的相关规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随即作出应对，并在当年10月2日、3日及14日的新闻稿中声明，《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仍然是一致的，这些改进是对现行要求的澄清，而不是修改。

为使主体免于报告因市场价值大幅下降造成的损失，包括在异常变动的2008年第三季度，国际社会要求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以允许先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能够改为以摊余成本计量。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10月3日迅速回应，强调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允许在极少情况下进行类似重分类，表明其也将考虑进行类似修订。

来自各方（特别是欧盟）的压力，意味着采取此类修订将无法避免。2008年10月4日，在欧洲八国首脑会议上的一项决议中提出，欧洲金融机构将因相关会计处理原则而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欧洲金融机构也应当可以同样采用金融工具的重分类处理。如果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当月末不修订其准则，欧盟将以法律形式代替其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修订。

2008年10月9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发表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支持意见，同意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跳过其正常决议程序，在第三季度立即允许重分类的决议。于是，2008年10月13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了《金融资产的重分类》，允许对特定金融工具进行重分类。该修订在两天后即被采用，使欧洲近百家公司免于报告2008年内发生的共计280亿欧元的损失。

2008年10月16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宣布成立金融危机咨询组，它由全球监管部门、企业、审计师、投资者及其他报表使用者组成。该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向双方理事会提供建议以修订其会计准则。

2008年10月21日，欧洲共同体组织了一次欧洲利益相关者会议，讨论是否需要进一步修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应对金融危机。10月27日，该组织向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致信要求：“尽快（当月末之前）有关非流通市场适用的公允价值计量指引。”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以教育指引的形式回应该要求：可以对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工具进行重分类；同时，澄清了“债务抵押凭证组合”是否包含在嵌入衍生工具中。

实务中，一般不需要进行上述澄清，因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经非常明确，嵌入衍生工具应当与其他工具单独区分。由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似乎只要求在很少情况下对嵌入衍生工具进行单独区分，因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担心此类澄清实际上是想要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其他修订。比如，修订可供出售债券的减值方法，以使其减值变动采用与被分类为贷款和应收款、持有至到期金融资产相同的方法，以及使分类为可供出售权益工具的减值损失可以转回。但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并没有对这些要求作出回应，而是在其对《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的修订项目中对这些问题作了考虑。

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对于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政府机构和媒体保持了不寻常的高度一致。各组织不断要求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密切合作，以减少双方差异。在美国，财务报告准则被认为对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负有责任。他们认为，金融机构持有的投资价值遭受了不适当的贬值，即由于非活跃、非流通或无理性市场导致的贬值，使投资的价值并未反映其潜在的经济价值。此外，财务报告和资本市场监管规定相互作用，使银行的财务状况承受了更大压力。

2008年10月，获准的美国救市措施促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研究制定“市场决定价格会计”。2008年12月30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了其研究成果，主要内容包括：（1）承认公允价值会计未在2008年间发生的银行倒闭中起到应有作用。对于倒闭银行，过度报告了公允价值损失，但是，报告这些损失并不是导致银行倒闭的原因。（2）对公允价值会计进行复核。公允价值计量不应被废除但需要改进，特别是对于非活跃市场中的投资。（3）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应当重新进行评价。

2009年3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提议，对非流通或非活跃市场中的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进行重大修订，同时也提议对确定减值的方法进行修订。这些修订在当年4月9日最终形成，修订与初始提议相比已经有了重大修改。9月24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得出结论，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公允价值计量要求保持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一致，即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指引更多的是澄清，而不是改变。

三、金融工具系列会计准则即将完成

2009年4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承诺，将对《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紧迫和综合性的复核（成向阳，2004）。该复核计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结果将取代《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的相应部分。这三个阶段是：（1）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2）摊余成本和减值。（3）套期会计。此外，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还将对《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的其他部分进行测试修订。

（一）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2009年7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了包含第一阶段内容的征求意见稿，并于2009年11月了正式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它只规范了金融资产的分类。2010年10月，该准则被扩充到金融负债的分类。新修订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更加注重“原则导向”，而不是“规则导向”，从而要求会计、审计人员具有更高的职业判断能力，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应用指引。2011年12月，理事会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的生效日期，从2013年1月1日推迟到2015年1月1日，并允许提前采用。

2011年11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决定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进行有限的修订，主要考虑先前内容在实际应用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与“保险合同修订项目”的相互影响，以及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之间的主要差异。2012年11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了征求意见稿：《分类和计量》，它将引入一类新的债务工具，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至此，债务工具将被分类为三种计量模式：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2013年5月和6月，双方理事会讨论了对该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并预计于2014年第二季度修订后的正式准则。

（二）摊余成本和减值

2009年11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了《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征求意见稿，建议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预期（不仅是已发生）的损失为基础来确定减值。2011年1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联合了一项增补文件《金融工具：减值》，双方理事会开始制定新的减值模型。2013年3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了修改后的征求意见稿，制定了更加“直观”的减值模型，并对预期的信用损失进行更加及时的确认。理事会预计于2014年第二季度修订后的正式准则。

（三）套期会计

2008年3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讨论稿《减少金融工具报告的复杂性》，包括了简化套期会计处理的提议。2010年12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了一项征求意见稿《套期会计》，它提议实质性简化一般套期会计处理。2012年9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重新了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最终，《套期会计》的修订于2013年11月正式完成，并了修订后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它彻底取代了《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中“规则导向”的套期会计，比如，删除了判断套期有效性时“80%～125%”的硬性规定，更关注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该经济关系所产生的信用风险。

（四）宏观套期会计

宏观套期会计，原本属于《套期会计》修订阶段的一部分。2012年5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将其单独分离出来。它将关注金融机构净利率差的套期工具，并可能制定新的会计处理理论，以反映宏观套期工具的风险管理活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预计于2014年第一季度宏观套期会计的讨论稿。

（五）其他修订项目

2009年3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了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金融工具：披露》的修订，它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对金融稳定论坛的回应，目的是改善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第二部分，是回应流动性风险相关的披露要求不够明确、难以适用及无法提供有用信息的质疑，目的是改进此类披露的有用性。当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征求意见稿：《终止确认》，它提议修改《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关于金融工具终止确认的规定。但是，理事会最终决定，不对终止确认进行更多修改，转而改善披露要求，以反映金融资产的转移。修订后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已于2010年10月正式。

为回应金融稳定论坛，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决定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消进行修订。双方理事会原计划统一其抵消条件，并于2011年1月了征求意见稿：《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消》。但是，双方最终决定保留其现行模型中的主要特征，转而引入共同的披露要求。之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11年12月了额外修订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并增加了《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的应用指引，阐明了抵消条件中双方准则不一致的地方。

为回应金融稳定论坛关于资产负债表外风险的建议，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11年5月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0号――合并财务报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合营安排》《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2号――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三项新准则，以及修订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联营和合营中的投资》《国际会计准则第27号――单独财务报表》。其中，《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0号》修订了主体是否纳入合并的判断依据，建立了适用于所有主体的单一控制模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修改了合营安排的分类，更加关注于合营安排产生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其法律形式，它还解决了合营安排报告存在的矛盾，采用单一的会计处理，即权益法，删除了原先的比例合并法。当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还同时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3号――公允价值计量》，对公允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义，并建立了一套统一的公允价值计量指引。

四、金融工具会计变革任重道远

金融危机对金融工具会计最深远的影响，是阻碍了其基本理论――“完全公允价值会计模型”的继续发展。

第7篇：金融危机的由来范文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公司,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因其良好的业绩一度辉煌,其股公司治理模式被许多国家奉为圭臬。然而我们认为,由于国情不同,“好的公司治理”仅仅是一种相对和动态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复制的。本轮金融危机更有力地向我们证实,在公司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上根本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信条。

“股权结构越分散越好”的信条反思

长期以来,我国许多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于大股东手中,甚至是国家控股。“一股独大”容易导致关联交易、董事会独立性不足、小股东权益受到侵害、公司控制权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等诸多问题。有学者主张,我国上市公司应效仿英美公司,通过国有股减持、增发社会公众股等方式,实现股权结构的充分分散化,以解决“一股独大”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种“股权结构越分散公司治理越好”的观点是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有失偏颇。公司治理的核心是正确解决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之后,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委托问题,最优的公司治理结构应是股权分散和股权集中的一种适度平衡。股权结构分散下的英美公司治理事实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内部人控制等委托问题:分散的小股东通常没有能力监督管理层,而且由于“搭便车”的问题也不愿意监督管理层;管理层为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可能无视公司长远的利益,在公司发展战略及经营管理上严重背离其应尽的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从这个角度看,在股权相对集中的情况下,大股东倒是往往能够有效地监督管理层。而我国的法律传统、意识形态、行业特点和市场发展程度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大型金融机构不可能推行公司股权的高度分散化。同时,股权集中公司和股权分散公司面临的基本公司治理问题差别很大,不能简单模仿照搬,应从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停止使用根据处理股权分散公司治理经验建立起来的治理标准,努力发展适合股权相对集中的公司的良好公司治理标准。

“独立董事越多越好”的信条反思

从表面上看,我国上市公司基本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了以董事会为核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架构。为解决股权过度集中导致的董事会由大股东或管理层操纵问题,监管机构开始重视设立独立董事,以增强董事会监督高管层、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能力。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真理再向前多迈一步往往可能变为谬误。

我们认为,公司治理的实质是各相关方利益之间的一种有效制约和平衡。为了避免控股股东不当侵犯中小股东利益和内部人控制问题,独立董事应该占有董事会的一定比例,但并不一定是越多越好。从本轮金融危机也可以看到,英美银行业公司中的独立董事的数量并非不足够多,但众多的独立董事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每个人都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独立董事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除了要求独立董事具有形式上的、最起码的外部独立性之外,更应该对每位独立董事的工作经历、专业水准、人格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独立董事的专业性本身及其为董事会高效运作所作贡献的实质方面,而不是简单纯拘泥于独立董事人数多寡的形式方面。

“股权激励力度越大越好”的信条反思

理论上流行的看法认为,股权激励机制作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激励高管层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且激励力度越大越有利于解决委托人和人目标函数不一致的问题。在实践中,几乎所有的英美上市公司都实施了股票期权或股票增值权计划,将高管巨额薪酬的相当大比重与公司利润高度挂钩。我国许多上市公司也纷纷引入了股权激励机制。

本轮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金融机构股权激励机制的失灵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值得我们对备受推崇的股权激励机制进行理性思考。我们认为,单靠股权激励机制并不能够很好弥合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分歧。诚然,公司高管通过努力经营提高公司业绩会导致公司股价上涨,既增进了公司和股东的收益也增加了高管的股权激励性收入。但是,如果公司治理的体制和机制不完备、有缺失或监督不到位,公司高管也可以通过操纵财务报表上的收入、牺牲长期利益以谋求短期高效益和高股价等方式来实现个人报酬的最大化。此时高管收入与股东回报最大化或者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就发生了冲突。

另外,现有股权激励机制往往强调奖赏和激励的方面而偏废了惩罚和约束的方面,容易助长公司高管的过度冒险行为和金融机构的短期行为,使其不顾审慎性要求和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从而带来的巨大风险隐患。本轮金融危机中的事实证明,即使在冒险中失败,金融机构的有些高管也能够通过在另一家金融机构谋职或自己创办企业来安然脱险。

“股东利益至上”的信条反思

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将股东利益至上视为不容置疑的信条。如资产专用性理论主张,股东为企业投入了大量的专用性资产,承担着企业经营的风险,因而应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并在企业中处于支配地位。委托理论则强调,董事会和管理层作为公司股东的人,应对公司股东负责并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

我们认为,对于现代企业而言,企业的经营管理不仅影响股东利益,还涉及债权人、客户、员工、供应商、社会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尤其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高杠杆率在有限责任原则下致使股东对公司的资产投入和风险承担远低于银行客户、低于存款人或贷款人。同时金融机构由于内在脆弱性和风险扩散性而对经济金融秩序具有极强破坏力,片面地强调和简单地奉行股东利益至上信条会激励股东与管理者过度冒险,侵害存款人、贷款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际上,本轮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就是奉行股东利益至上信条的金融机构,它们在盲目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严重损害了客户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结果反过来自身也深受其害、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而不倒”的信条反思

在美国,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观念由来已久,影响深远。当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随之而来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这似乎印证了“大而不倒”的正确性。最近,这种观念萌发了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所谓思路,就是如果某金融机构规模过大以至于不能倒闭,那就通过拆分或者其他方式来削减其规模。

我们认为,简单地将“大而不倒”作为一条原则,盲目地加以坚持是不对的,这种观念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难以得到支持。首先,“大而不倒”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规律。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和监管机构也无力拯救所有濒临破产的大型金融机构,必要时有选择、有序地允许其倒闭是现实和合理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大而不倒”观念容易引发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纵容大型金融机构的投资者、管理层和债权人只追求规模的无限扩张并毫无顾忌地从事高风险的投机活动,而一旦风险恶化后则设法逃避市场的惩罚。

事实上,纠正或解决“大而不倒”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即一定要限制金融机构的规模。因为,规模很大程度上是依据需要发展而来的,是系统运行主客观协调统一的结果,而且一定的规模本身可以降低经营成本,给股东、消费者、客户乃至整个经济创造价值。规模经济理论在这一点上是没有错的,人为地限制一家金融机构的规模也是没有道理的,甚至是削足适履的愚蠢之举。对于“大而不倒”带来的有关问题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同时寻找解决的途径。从外部来说,应该寻求建立一个良好的监管体系,在允许金融机构满足个人和机构客户需求的同时,确保即便最大的银行遇到麻烦时,也能够在总体上不危及纳税人和整体经济的情况下有序破产。从内部来说,则需要始终强调“审慎经营”的原则,牢固树立风险观念,避免盲目地片面地求大。机构发展不仅要 “做大”,还要“做强”。

“国际监管准则不容置疑”的信条反思

目前,国内金融监管准则存在着不断吸纳国际监管准则的趋势。在实务上,不少商业银行的董事和高管也言必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或国际会计准则,唯其马首是瞻,似乎这些国际监管准则是不容置疑、必须无条件加以遵守的。

我们认为,对国际监管准则要有客观的认识。国际监管准则作为发达市场国家或国际权威机构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经验的总结,有许多东西值得借鉴,而我国商业银行要实现国际化也需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监管准则尽善尽美、不容置疑。本轮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监管准则的顺经济周期性缺陷就是明证。就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而言,资本充足率计算中的风险权重在经济上行阶段通常较低,资本充足率因而较高;而在经济下行阶段则完全相反。因此,金融机构倾向于在经济上行阶段通过信贷扩张与资产购买等方式提高杠杆率,从而导致繁荣时期的泡沫累计;在经济下行阶段则通过信贷紧缩与资产抛售等方式降低杠杆率,从而拖延衰退时期的复苏时间。类似地,以公允价值计价的会计准则也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极易形成“价格下跌――资产减记――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加剧了市场恐慌和市场波动,对金融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可见,国际监管准则也是处于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我们不必奉为圣经,而应结合实际批判性地加以吸收、利用。

几点启示和建议

本轮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汲取发达国家公司治理教训的绝佳机会。毋庸讳言,后危机时期,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从外部来说,要有个治理环境,包括加强金融监管的问题;从内部来说,则要认真研究解决科学发展和改革创新等重要问题。

加强金融监管

重视系统效应的监管责任。本轮金融危机在金融监管方面最主要的教训之一,是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效应及其监管责任的疏漏。危机发生之前,似乎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可以提出一个政策目标,且这些政策目标都被狭隘定义以便量化,而对于系统效应的责任则被遗漏。单一金融机构的理性和稳定运行不一定能带来整个金融体系的理性和稳定。因此,建立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以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效应为监管对象的宏观审慎监管机制是健全稳定的金融体系、加强各机构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石。

建立综合监管模式并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本轮金融危机充分表明,随着金融创新的活跃和金融产品的发展,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业监管和跨境监管以及国际间的协调和合作显得日趋重要。建立覆盖面宽的、科学合理的综合监管体系有利于消除监管空白,减少监管重叠,提高监管效率。随着我国金融综合化经营规模的扩大,亦有必要加紧探索改变多年来单一的、缺乏沟通协调的条块分割的分业监管模式。同时,随着“走出去”战略的选择和实施,应积极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避免各国监管竞争纵容各自金融机构的高风险行为,从而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

未雨绸缪,开展逆经济周期监管。本轮金融危机中北美的加拿大和欧洲的西班牙经济及金融系统受到冲击较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强化监督,防患于未然。加拿大在美国次贷风靡全国时,仍要求银行住房贷款要坚持原则,坚持底限,对金融衍生工具的适用有严格的控制;西班牙金融监管当局则早在5年前就开始进行逆经济周期监管,从而在全球危机爆发时没有陷入泥潭。由此,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引以为鉴,强化监督,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或侥幸心理,在具体监管策略和方法上可以借鉴和探索开展逆经济周期监管。

强化风险管理

坚持稳健经营理念。金融危机中,很多问题公司的风险管理制度不可谓不严密、风险管理技术不可谓不精良、风险管理人才不可谓不优秀,问题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出在没有坚持审慎原则,没有牢固树立稳健经营的理念。无论是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都不同程度地淡化了风险理念,放弃了原则,追逐短期利益,从而忽视过度冒险政策的后果。事实证明,只有控股股东、董事、高管和普通员工都牢固树立稳健经营的理念,并将其外化为公司的决策及其实施行为,才能及时有效地预测、评估、防范和化解风险。

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当代金融机构处于各种风险互相交织、互相演化的发展环境中。这更需要金融机构从多元立体的维度审视并控制各种风险。董事会应在风险管理方面充分发挥导向和制衡作用。一是明确公司风险偏好和风险限额,并要求管理层在发展业务过程中严格执行。二是将“风险扣除”的概念引入高管薪酬结构,利用激励约束机制引导管理层平衡发展与风险的关系。三是建立畅通的风险信息报告渠道,使董事会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最全面的公司风险信息。四是根据公司整体风险状况和外部经济金融形势,督促管理层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风险。

合理设计薪酬激励机制

确立公正透明的薪酬决策程序。薪酬激励机制的首要改进方向是确保高管薪酬经由公正的决策程序确定(如执行董事不参与高管薪酬方案的决策程序,董事自身的薪酬方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以及提高薪酬方案的透明度(包括使用简明的非专业术语披露薪酬方案总成本、绩效评价标准、薪酬计算方法和调整方式等)。

构建公平合理的薪酬构成体系。本轮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要综合考虑基本薪酬、年度奖金和长期激励等激励工具在薪酬结构中的比重,合理匹配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薪酬水平与经营业绩及风险的关系。为了有效抑制金融机构管理层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的冒险动机,基本薪酬的绝对水平要比较高,提高绩效薪酬中长期激励的比重,降低短期激励的比重,并将长期激励的兑现条件从股票价格等市场指标更多地转向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内部绩效指标。

强化薪酬激励机制的约束功能。从本轮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如果薪酬激励机制光看业绩而不看风险、只重奖而不重惩或者奖惩失当,就会失去应有的激励约束功能,沦为管理层谋求私利的工具。实践证明,高管绩效薪酬要根据公司整体风险水平进行调整,使风险成为管理层提高绩效薪酬水平的重要约束因素。同时,要特别重视未来风险在薪酬确定中的作用,对高管层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员工实施薪酬的延期支付。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加强董事会建设,增强董事会的决策能力和监督能力。通过本轮金融危机使我们深刻认识和体会到,公司治理的好坏,与董事会作用的发挥与否有直接关系。董事会要真正发挥作用,首先必须关注和加强研究新形势下银行科学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重大问题,并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高素质董事会是公司决策科学、高效的保障。在选任银行董事时,除了要考察董事候选人是否符合任职资格,更重要的是考察其是否具备胜任董事职位的眼界、胆识和能力。银行的董事会应由与银行业密切相关的多元化知识结构、经历、背景和资源的董事所构成,每位董事的个人专长能够与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等特质相匹配。董事会内部运作的理想境界并不是一团和气,而应该是在共同的战略目标下,坦诚相处,各抒己见,“和而不同”。而在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之间则应该努力形成权责分明、各司其职、相互协调、有效制衡的运作机制。且董事、监事的定期培训应该坚持,不能放松,对董事、监事和高管层成员的履职能力和尽责情况评估亦十分重要。

在创新中求发展

金融创新是双刃剑,用得好,它是金融发展的动力,如果放任自流或过度滥用,必将导致风险高度累积和爆发。本轮金融危机金融机构无视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过分追求短期利润,而外部缺乏相应监管,加之金融产品设计过分复杂以及滥用资产支持证券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严重脱离实体经济需要和风险掌控能力,进而引发金融风险呈几何式增长以致于完全失控。但是应该看到,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并不是金融创新本身,而是在创新背后所掩藏的人性的贪婪和恐惧。在我们高度关注伴随金融创新而来的负面效应的同时,不能简单地否定其重要性。从历史看,金融创新是金融业持续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事实上,不论从本国经济金融发展考虑,还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的金融创新尚处于起步阶段,远远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创新运用不是过度而是不足。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今天,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迫切需要在创新中求发展,而不能犹豫彷徨,停滞不前,更不能因噎废食,重回老路。应紧紧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银行业发展带来的难得机遇,以科学发展为引领,大力推进改革和创新,在坚持“成本可算、风险可控、信息透明”的基本准则下,紧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新经济的需要,合理设定自身的战略定位,有步骤、有计划地主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在不断创新中解决发展的问题。

关注企业社会责任

第8篇：金融危机的由来范文

一是全球化。到2007年以前，随着东西方冷战结束和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自由资本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银行国际化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无论资产规模、业务范围，还是全球化的程度）。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跨国银行遭受巨大损失，全球受挫。同时改革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呼声高涨，跨国银行经营模式及行为将出现一定的变化，但是经济全球化、银行国际化趋势却不可逆转。

二是大变局。2008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欧美国家的经济金融遭受重创，国际地位下降，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开始崛起，世界政治、经济和金融重心开始出现由西到东、由北到南的大变局趋势。

2010年，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990年的88.6％降至30％，金砖四国的贡献率由-0.6％上升至60％。

回顾历史，这次大变局可以说是第四次大变局。清末，西方崛起，主导东方世界的格局被打破。时有重臣李鸿章哀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谓是第一次；第二次大变局是“二战”以后，美国崛起，东西方冷战，；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独霸，自由资本主义席卷全球。时有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的终结”；第四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衰落，东方开始崛起。立足中国视角，可谓世界经济正处于又一个“二百年大变局”的转折时代。

从中国来看，自2001年入世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快速融入全球，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加快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国、最大外汇储备国；中资银行相继完成股改上市，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建立，竞争实力不断增强；客户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同业竞争国际化和监管要求国际化，推动中资银行国际化，开始进入向国际化崛起的时代。

但是，由于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仍然有限，银行国际化人才、经验和管理能力不足，国际形势动荡多变，银行国际化仍面临较大挑战，如何看待国际化、国际化需要什么条件、如何实施国际化、确保国际化成功等问题。这些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时代的呼唤和银行发展的现实要求。

国际化应具备的条件

从历史上看，银行国际化由来已久。自19世纪以来，世界银行业先后爆发了三次全球化浪潮，分别是19世纪30年代、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其中领导者分别是英国银行、美国银行和日本银行、西班牙银行，各领数十年，许多银行崛起为全球性大银行。

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社会网络化、世界逐渐成为“地球村”的背景下，银行国际化已成为常态。各国银行国际化异彩纷呈，潮起潮落，有失败者，也有成功者；有规律性，也有特殊性，值得分析、思考和借鉴。

从理论上看，银行到海外设立机构开展业务，与当地银行竞争，要实现大于成本的预期收益，要具备当地银行所不具备的某些特殊竞争优势。

其中，国际化收益包括扩大资产规模和经营范围，深化与客户的合作关系，分散风险，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经验，提高竞争力和收益等；国际化成本包括投资成本、跨国管理协调成本及各种经营风险。

有关理论分析内容庞杂，中国古代哲学有关“天时、地利、人和”的观念来源于《易经》，博大精深，又大道至简，揭示了一个研究对象生存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时间、空间和人文环境三个不同的侧面和影响因素，可以借鉴运用于银行国际化崛起分析。

其中，所谓天时是指银行国际化的时机、政治经济基础和氛围，对银行国际化扩张是否有利。具体包括：东道国外资政策放宽，为外资银行提供发展机遇；母国政治和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提高，经济全球化高涨，以及政府支持银行国际化，为银行国际化提供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母国货币升值，成为国际货币，银行国际业务增多，经营成本降低；母国银行业发达，资本市场活跃，使银行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和融资优势。

所谓地利是指银行对东道国市场较为熟悉，东道国拥有区位优势，经营环境有利，业务机会和增长潜力较大。

所谓人和是指银行在长期经营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内在竞争优势，主要是由经营者衍生出来的核心能力优势，是一系列知识和技能的结合，表现为战略决策能力、跨文化组织管理能力、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等。同时，银行特有的资源优势，如规模经济优势、客户关系优势、技术和产品优势、资金成本优势、品牌声誉较高等，尽管与天时条件有关，但却是银行长期经营发展的结果。因而也归为人和因素。

从根本上讲，卓越的领导者、国际化的人才团队、有效的用人机制、先进的企业文化和国际化经验是“人和”条件的本源和最终决定因素。

国际化的历史经验

考察三次银行全球化浪潮中英国跨国银行、美国跨国银行、日本跨国银行、西欧跨国银行相继崛起衰落的故事，可见它们崛起的共同特点，即都属于发达国家银行的国际化，与经济崛起、国际影响力扩大等因素密切相关。但各国情况不尽相同。

第9篇：金融危机的由来范文

【关键词】FASB 放宽会计准则 影响评析

美国时间2008年9月15日,由于深受次贷重创,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宣布申请破产,标志着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2009年4月2日,迫于各方压力,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决定修改SFAS157号准则――公允价值计量,放宽按公允价值计价的会计准则,给予金融机构在资产计价方面更大的灵活性。受此消息刺激,在金融股的带动下纽约股市当日大幅回升。可以看出,此次修改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使备受煎熬的美国金融行业暂时抓到了新的救命稻草,对金融业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改观将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此举真能使美国乃至全球从金融危机的深渊中复苏过来吗?我们不妨对FASB此次放宽按公允价值计价的会计准则的影响进行剖析。

一、 修订按公允价值计价(以市价计价)会计准则的背景分析

(一)美国公允价值会计的研究和应用一直引领世界

公允价值概念于1970年起源于美国,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自2000年开始大量在财务会计准则中运用公允价值原则,并在2006年9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在会计原则范围内规范了公允价值的计量及披露,为增强相关信息的可比性与一致性提供了统一框架。

进入21世纪以来,很多国家也开始在其会计准则中引入公允价值。我国在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体系中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实现公允价值计量应用的“跨越”式发展。毋庸质疑,公允价值计量的广泛采用是会计制度发展进步的必然,也是世界经济发展要求的结果。

(二)此次修订按公允价值计价会计准则的具体内容

FASB针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的修订了一份《FASB工作人员立场公告》(FSP),《公告》对于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在非活跃市场中的应用进行了明确阐述,并提供了一个解释性范例说明如何确定非活跃市场中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提高了准则的灵活性。

修订的核心就是允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市场不存在或资产不能以正常价格出售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自己的金融模型和判断计量资产的公允价值。

(三)修订准则的目的

在金融危机中,严格执行按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金融机构必须不断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减计资产,大幅度增加亏损。对金融机构而言,放宽按市价计算资产价格后,金融机构将有机会重编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逐步清理不良资产而不是简单地大幅削减资产,减小金融机构在信用评级、资本金充足率和放贷能力等方面的快速下降。因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乃至美国政府将其作为拯救金融危机的“救命稻草”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修订按公允价值计价会计准则的影响分析

国际会计界对公允价值的研究由来已久,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产生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使公允价值成为唯一能够被认可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广泛运用,已成为20世纪末以来会计计量的重要特征。那么,公允价值计量到底给经济带来什么后果呢?

(一)对资产负债表的“双刃剑”效应

当市场处于上升时期,资产价格持续上升,以市价计量的银行资产和收益随之水涨船高,呈现自我放大效应,形成了“资产价格上涨―财务报表利润提升―银行出现更多的赢利和可动用资金―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这一循环。因此,在2003年以来美国处于市场大幅上升周期的环境中,按市价计价准则加剧了经济的泡沫,但却普遍受到了华尔街银行家们的欢迎。

但这一循环在市场进入下跌周期时的负面效应非常可怕,一旦市值出现短期下降,资产减值计提便开始,当资产减值超过一定数额时,银行债信用等级下调,进而导致更多的资产减值发生,使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加剧恶化,进而导致市场抛售、债信评级继续下滑的恶性循环。据统计,美国银行系统大约有近2万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其中主要是住房和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资产。至2008年底,美国银行业资产减记的损失已超过1万亿美元,理所当然,美国政府最初提出的7 000亿美元的经济拯救计划就显得杯水车薪了。

(二)对会计界的影响

此次修订公允价值计价准则,不是会计界研究和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自发作出的调整,而完全是迫于华尔街银行家们、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等的压力被动作出的修订,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帮政府鼓励银行“造假”。修订会计准则,不会为企业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利益,而仅仅只能“美化”财务报表。

会计作为反映经济信息的最忠诚的手段,其可靠性和可比性至关重要。如果过分考虑“经济后果”更可能使企业经理层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采用机会主义行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加大委托方的成本。会计的根本职能是提供关于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真实信息,如何应用信息由使用者决定,而信息的可能“经济后果”不应成为制定准则或修订准则的依据,“如果要求会计实现超出单纯性计量的目的,将会失去会计的可信度,从而影响会计自身存在的价值”。

三、思考和启示

(一)修订按公允价值计价会计准则不应成为拯救金融危机的“灵丹妙药”

解决引发金融危机的毒瘤的根本办法应该从制度改革着手。美国乃至西方国家应加强金融风险监管,防止金融衍生工具的泛滥,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金融风险监管机制分两个层面: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企业层面的风险监管是指企业内部出于维护股东及企业的资产和权益目的,会自觉地建立健全自我监督的风险控制机制,并有效运行。但另一方面,企业的管理者可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过分地投资高风险产品,在经济快速发展期投机心态浓厚,而这时,企业的所有者应积极监控公司防止盲目扩张。然而,企业的管理者和所有者并不能及时、准确地预计到风险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政府将充当“第二防火墙”的职责。政府一方面应鼓励自由竞争,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但同时必须有完善的风险监管机制,防止企业因形成行业垄断和偏离市场竞争规则而引发恐慌性危机。美国金融监管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双重多头”:联邦和各州均有监管的权力,同时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如美联储、证监会、货币监理署、存款保险公司、储蓄机构监理局、保险监管局、期货监管委员会等部门和机构,监管机制很分散。这种分散的监管模式强调权力制衡相适应,可以提高金融活力,增加资本流动性,但在金融创新日新月异的今天,这种监管模式已经跟不上金融市场的变化,风险由此孕育和扩大。改革美国“双重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实行统一监管才是根本上控制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

修订会计准则充其量只是临时措施,虽可以减轻投资者的恐慌心态,但不会给企业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利益,反而损害了会计作为反应企业真实财务状况的有效职能。

(二)对我国会计发展的启示

1.加强对公允价值计量的研究,缩短与国际会计界在公允价值应用上的差距。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仍然代表着国际会计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国应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才刚刚起步,不应受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影响,而应加快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方面的研究,完善准则指引,在实现与国际趋同的同时又符合中国会计发展的实情。笔者认为,我国对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研究方向除理论内涵、计量技术等外,应着重加强应用实践方面的实证研究,制订和完善相应的指引规范,防止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评估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对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的影响。

2.我国尚处在公允价值准则应用的初级阶段,在准则应用上还应坚持谨慎性原则,特别是在对金融资产的计价方面。针对新兴的金融市场,首先是政府部门应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机制,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制定包括金融衍生产品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时,应该以规范金融衍生品的列报和风险披露作为关键和重点,防止准则滥用,以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和全面准确性,向反映经济实质的方向进行会计制度改革,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

主要参考文献:

[1]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会计理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2]戴道华.“以市值计价”会计准则何去何从.第一财经日报,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