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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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农业发展问题范文

关键词：旅游农业 管理 问题

1、以旅哺农，以城带乡，体现科学发展观

通过建立生态农业与旅游的结合路径，以旅游产业发展带动农业升级、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差距，达到旅游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作用。注重生态农业产业与现有旅游产业形态相结合，形成整体布局，联动对接，最大限度的优化现有生态农业产业结构。逐步实现农业与旅游业的互补互动，布局科学的农业产业发展格局，促进潍坊的科学发展。潍坊发展定制农业，必须立足于本地区农业发展的基础和现状，突出特点和优势。具体操作中应分不同区域、不同种类，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开展“一转一推一立”。“一转”，就是对现在已经发展的订单农业，发展以客户资源优势、销售网络优势为主体的定制农业，进一步细化经营管理细节，深入挖掘市场需求，争取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一推”，就是对蔬菜、柑橘等潍坊农业的特色产品、拳头产业，建立以品种独占优势为基础的定制农业，提高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吻合程度，进一步挖掘潜在需求、扩展市场空间。“一立”，就是对日常消费类的农产品，如蔬菜、粮食等，要发展以消费者高度参与为基础的定制农业，通过开发农业服务项目、小批量小规模地灵活定制，充分挖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提升与消费直接对接的能力。因此，在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潍坊需不断完善强化科技支持体系。培育大批实用性，专业型农业科技人才，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强化农业技术基层组织的服务功能；加大基层科技推广力度，积极开展农村科技教育和培训，对农民进行种植、养殖技术、食品加工、产品保鲜等方面的技术指导，提高农业科技在农业中的利用广度和深度；鼓励涉农企业和高校院所联合进行农业科技开发，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对优势品牌农产品，进行品种培育、生产技术、产品加工、贮藏保鲜等方面的重点开发研究，注重先进技术和新成果在农业中的应用，进行农业技术的交流合作。城乡一体化发展条件下，市场对农村经济的作用更加明显，信息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因此，政府应强化信息服务功能，加强农业信息体系建设，建立覆盖生产基地、批发市场、农户、政府涉农部门以及龙头企业之间信息网络平台，充分利用网络、报纸、电视等各种渠道将产品价格、政策、市场信息、新品种、新技术等农业生产信息准确及时的传达给农民。小城镇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巨大载体，潍坊市作为山东省人口最多的县级市，有70多万农村人口，人均耕地少，要实现农民不断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单纯靠把农民在有限的耕地上进行农业生产是绝对无法实现的。在潍坊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条件下，城市工业向农村的扩散必然会推动农村的小城镇发展进程，同时带动建筑、商业、饮食、服务等产业的发展。同时，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促使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和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生产效率提高，这也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产业的转移加快。而城镇化建设的加快整符合了这城市第二产业向农村转移和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产业转移的趋势，是解决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产业和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问题的必然选择。加快城镇化建设，应在考虑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布局，统筹规划，分步实施。首先加快县城和易于起步的中心镇建设，完善户籍管理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房产政策等一系列有促进小城镇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加快城镇农业居民中心聚集小区的建设，积极引导农民向中心城镇聚集，以促进小城镇的发展。

2、注重保护，兼顾效益，体现可持续发展

在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基础上，坚持旅游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并举。充分认识保护资源与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兼顾生态农业的经济效益，尽量降低生态旅游农业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寻求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态旅游农业开发模式，只有这样才会有利于生态农业的持续、健康的发展，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相协调。定制农业的发展，不仅能够从传统农业中，衍生出多个与农业相关的劳务出租、农业咨询等服务性产业，也会吸引管理咨询、营销服务等中介行业的向第一产业靠拢。因此，在中介行业将会引起一场新兴的创业和经营转向热潮。政府部门应当出台相应的引导政策和优惠措施，促使这种转变尽快实现。比如，在原来对农村经纪人的培育和帮扶策略基础上，就应当增加为对农业型、中介类农村专业合作社的支持和指导。同时，应引导流通领域的大型零售、批发企业大力实施后向一体化，积极投身定制农业的发展中，以强大的企业综合实力、成型的销售网络、丰厚的顾客资源，为定制农业注入强大的发展动力。传统农业的粗放式的经营方式，会大量消耗潍坊市农业有限的土壤肥力资源和水资源；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规模养殖场禽畜粪便的直接排放会对农业土壤造成直接污染；农村秸秆的焚烧会对大气造成污染。这种经营方式对环境的破坏以后往往需要花费更大的代价才能恢复，因此往往得不偿失。这就直接导致粗放式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无法长期持续发展。因此，在城乡一体化的条件下，潍坊市在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时，有必要运用政策和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农民科学耕种，合理使用耕地，避免农业生产对土壤的、大气等农村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为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创造必要条件。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农业中的各种物质和能量、减少污染和排放物的排放，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保护农业生态环境。观光农业在实现农业生产的同时，为生活节奏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城市居民提供休闲、旅游和观光的好去处。发展观光农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对生态环境进行了保护，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选择。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条件下，具有东、北部山区和西部潍坊等旅游资源的潍坊市具有发展观光农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在农业结构调整中，政府应该通过资金和政策等手段，积极引导农民因地制宜的实行秸秆直接还田、农林复合发展、农牧渔立体种养、食用菌栽培循环及沼气综合生产利用等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引导东、北部山区和西部等具有一定旅游资源的乡镇积极发展观光农业，实现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和保护，提高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农业科技不仅指农产品的加工保鲜、新品种的培育、改良等技术，还包括市场营销和管理等技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条件下，农业科技创新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它不仅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还能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3、统筹业态，整体布局，体现旅游与农业融合与协调

在农业产业与旅游产业之间，潍坊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必须与现有的旅游业态进行统筹协调，使生态农业的产业发展与旅游产业发展能够优势互补，互动协调；在生态旅游农业产业内部形成产业递进，层次化、多元化发展的总体格局。对生态旅游农业进行整体布局，促进潍坊市域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整体进步。建立专业化合作社，把分散的农民集中起来，组织生产、加工、销售，有组织、有规模、有品牌的参与市场竞争，保证农产品与市场的对接。建立合作社的运作制度，组成人员由“农民+专业人员”，既要保障合作社的科学健康运作和发展，又要保障农民得到合理的收益。建立专业合作组织管理的专门培训机构，定期聘请各界的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建立宣传组织，进行科普知识和国家政策的宣传，以及组织相关活动，提高农民对生态旅游农业产品的思想认识水平、科学管理水平、市场营销能力。根据潍坊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任务，潍坊生态旅游农业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农业的品质化生产体系、打造旅游型农副产品加工体系、发展体验交互式的旅游农业体系、重点域景观改造和园建设、强化市场开发及营销体系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配套体系建设。通过六大领域的建设，全面推动潍坊生态旅游农业建设的开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实现农业优质、高产，农民增收的必经之路。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除了提出合理的目标和原则外，还必须结合市场、人力、政策、发展环境等方面来具体考虑，使对策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根本，也是农民所掌握的唯一生产资源，土地的合理利用是增加农业生产总值和农民增收的有效手段。而在潍坊市农村现行的土地下，农民的生产仍然局限于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土地严重分散、地块小，农业生产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且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受到制约，导致土地的利用率不高，土地的产出较少。针对这种现状，在稳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应积极研究土地流转办法，加快土地流转，将有限的土地资源配置到更加具有优势的产业中去，使土地得到更合理的利用，产生更多的效益，从而增加农业产值和农民收入，有效解决三农问题。

参考文献：

第2篇：农业发展问题范文

（一）农业生产布局不够合理。近几年，沈阳地区城郊农业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设施化水平，并取得了一些成绩。目前沈阳城郊特色农业在300万亩以上，已经形成了新民的棚菜、棚瓜种植，辽中的果蔬生产，苏家屯的温室葡萄、紫苏子叶反季节栽培，于洪的北虫草、食用菌生产，沈北的花卉生产等一批具有一定品牌效应的特色农业。但在这些生产的空间布局中，却镶嵌在大面积粮食生产之中，没有真正形成粮食或经济作物的规模生产区域，这也集中反映出沈阳城郊农业生产缺乏合理的全局谋划。因此给经济作物收购、运输和销售环节都带来了阻碍，更不利于城郊发展观光旅游农业等新业态和地域农产品品牌战略建设。

（二）城郊农业发展的特质建设不足。所谓城郊农业发展的特质建设，是指特定区位上的城郊农业发展所需要的特定生产条件，主要指包括高人力资本化的劳动力、农业科研体系与成果转化机制、特种作业机械、营农技术指导、虫害和疫病防治、施设农业的自动化控制设备系统、安全高产种子和仔畜、食品安全标准与检测、各种协会组织等。目前，上面述及到的特质建设普遍处于缺失或建设不完善当中，例如，沈阳城郊农业虽然已经创建了许多小有名气的品牌：沈北新区的诚信食品，于洪区的绿丰牛肉、三山梅花鹿、思颖花卉，苏家屯区的昊明禽业、娇王有机大米等特色品牌，但是这些品牌过于分散，没有按照某一角度将其统一整合起来，其经济影响力十分有限。这些情况印证沈阳地区城郊农业的特质建设十分不足。

二、城郊农业发展问题的成因

（一）发展规划难已运行。沈阳城郊农业在发展中，基本上是采取农业经济自然演进加市场引导的方式运行，虽然沈阳城郊各级政府已经编制城郊农业发展规划，但是由于耕地的生产经营权在农户手中，政府不能直接干预农户生产安排，过去紧张的干群关系至今还在阻隔着政府与农户的沟通，现在部分政府职能部门无所作为的行为，使得农户不完全相信政府，因此，农业发展规划很难得到农户响应，进而得不到有效的运行，农业发展只能在市场的诱导下慢慢地进行，由此，市场失灵问题难已规避，前文述及到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二）政府扶持缺乏系统性安排。政府的扶持与支撑是发展城郊农业的关键引导力。当前沈阳发展城郊农业面临着政府扶持缺乏系统性安排的问题，政府只是在设施农业基建、特色农业发展基础条件、水产、畜牧业、林业、农产品加工与出口、农民合作社发展等方面给予“象征性”的局部政策支持，从沈阳城郊实践上看，当前政策性支持的作用杯水车薪，在政策的支持力度、广度与深度上面，与城郊农业发展的需要相距较大，尤其是缺乏生产、流通与消费等三大领域的系统性政策支持。在调查中发现，城郊农业发展需要在提高原有支持力度基础上，完善政策支持结构，扩大政策支持力度。

（三）农业科研机构参与程度低。城郊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农业科研机构作为重要的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载体，要以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为己任，并在推动城郊农业不断向前发展中发挥自身的作用。通常只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在表层上参与城郊农业发展的科研工作，一些有针对性的生产亟须科研项目，鲜有问津，这充分反应出农业科研机构低程度参与城郊农业的问题。由此，一些诸如城郊农业特质建设、产品结构与质量、发展模式研发与推广等工作不能有效地开展，所以要想发展好城郊农业，大量注入农业科研力量显得尤为重要。

（四）新型农民孵化机制缺失。城郊农业特质要素能否被高效率地利用，特殊区位是否能催生高经济潜能，都依赖于农业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农村技术指导名存实亡导致营农指导缺位，农业生产的分散性与农民经济利益的竞争性，以及因农民缺乏组织性而无法做到农村内部自我教育，导致农民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和总量不足。前文述及的问题都与农民综合素质低下有着直接的关联，而其素质低下的成因，又在于孵化高素质新型农民机制的缺失，因此，构造新型农民孵化的机制，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不失为破解沈阳城郊农业各种问题的良方。

三、促进城郊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政府给予辅助政策体系支持。一是要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的辅助政策支持。积极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发展规模城郊农业基地。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和稳制活地的原则，加快土地流转。对新流转出土地经营权的农户，给予一定数额的补助；二是给予营造新品牌的辅助政策支持。对于取得QS认证的给予一定政策性奖励，对当年获得国家级（包括国际金奖）、省级、沈阳市级优质农产品金奖的，分别给予政策性奖励；三是要积极开展对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的辅助政策支持，对承办单位每人给予补助；四是给予农业“龙头企业”扶持政策支持。

（二）突出搞好城郊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同时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二是进行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国家和集体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在保证其安全、有效运行的前提下，可以采取租赁、拍卖等形式，引入竞争机制，引导当地业主或农民进行市场化管理及商业化运作；三是进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道路。按照谁享受、谁负担原则，引导农民或民间投资主体自主投入；利用招商引资争取外来资金投入。

（三）构建城郊营农指导人才队伍。一是着力培养营农人才。重点培养开发、使用管理，为营农人才工作提供发展空间；发挥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产品基地等的优势，凝聚各类农村实用人才；鼓励农村实用人才创业，对农村实用人才参与推广农业新技术给予支持，允许他们的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收益分配；二是着力培养科技人才。建立一套针对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培训的登记、考核等制度；着眼于本地农业产业发展的特点，科学的分析人才需求，科学系统的制定在职人员的培训计划；针对农业高层次人才，加大开发的资金投入。

（四）鼓励社会资本和技术参与城郊农业发展。一是要鼓励和吸引社会多种形式资本参与土地综合利用开发。在土地农业用途不变更的前提下，允许民营企业、合作组织和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化需要，支持其自主选择经营内容和经营方式，使农业结构得到调整优化；二是要培育土地使用权市场，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三是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通过立法明确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保障和权衡各方权益。通过市场流动带动城乡资本流动、人才和劳动力流动，并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基金。

（五）合理化城郊农业生产结构与空间布局。根据沈阳城郊农业区位空间的情况，合理化地设计城郊农业发展的空间布局：一是近郊区生态保育圈，有效减轻环境破坏对城郊农业的污染威胁；二是中郊区农业生产圈，冲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发展，发展生态农业、设施农业，建设绿色、无公害农业等多元化农业生产基地以及农产品产工销一体化的集体企业；三是远郊区的景观文化圈，注重挖掘文化内涵，延长农业旅游产业链，形成“反城市”圈。

第3篇：农业发展问题范文

前言：近年来，浑源县作为我国发展大潮中居于领先的地位。当然，发展速度之快离不开农业的快速发展。土壤肥料充足是促进农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下我们将结合浑源县农业的发展现状进行综合的分析，并针对问题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1 浑源县基本情况

1.1 气候

从我国气候类型划分版图上来看，其位于较远离海洋的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其具有四季划分比较明显的特点。但由于居于内陆，该县的年平均降水量还是较少的，主要集中于夏季，但也会根据县内不同地区而有所不同。例如，浑源县内中南部山区的降水量是全县中最高的地区，而北坡区的降水量与之则有着很大的差别。

就该县的气温而言，其全年的气温平均在六七度左右，且多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动。另外，由于海拔高度差异较大的原因，县内不同的地区温度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别。平川以及坡区的平均气温要高出山区六度左右。其次，由于浑源县的气候比较干燥，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因此导致土壤中的水分含量较低，不太利于对水分有着较高要求的作物的生长。

1.2 土地资源概况

浑源县的土地资源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是我国典型的山区、平川以及坡区相综合的地区之一。多样的土地资源也造就了浑源县多样的作物种植现状。山区多为林牧业发展的重要地区，平川则是多为种植蔬菜以及农作物等人们日常所需的食物，而坡区则为油料作物的主要种植区。农业的多样发展不仅满足了当地人民的日常需要，同时也为当地带来了一定经济的发展。

浑源的土壤资源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类型的土壤中含有不同的养分，适合不同作物的生长。在发展农业之前应充分了解当地的土壤类型，并根据其养分进行合理的划分，选择不同的作物进行种植，发挥土壤肥料的最大效力，提高作物的质量，促进当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2 浑源县农业发展中土壤肥料存在的问题

2.1 土壤肥料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正如前文提到的，农业发展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壤是作物生长的场所，是培育作物的基础，而土壤中的肥料则是作物生长所离不开的必要的营养物质，只有充足的土壤肥料才能促进农作物的快速生长，也可以提高其质量。但我国大部分的土壤比较贫瘠，土壤肥料含量不足，导致我国很多地区的土地不能高产，甚至产量低下，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培育土壤，增加土壤肥料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所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2.2 浑源县施肥现状以及土地养分改变

总体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浑源县的农家肥料施用情况十分不容乐观。上个世纪，由于交通工具还不够发达，农户多采用畜力来运输农作物，而牲畜的粪便则是最好的农家肥，农家肥的施用可以大大提高土地的肥力。但近些年来，由于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交通工具的不断完善，农家对于牲畜的使用已大幅度减少，因此农家肥的使用也减少。而工业生产的肥料不能够完全的模拟出农家肥为土壤提供的成分，因此浑源县的土壤质量也因此而下降，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

另外，浑源县还存在着土壤肥料分布不均衡的问题。由于地域的差异，该县的土壤本身就存在着成分上的差异。但由于较偏远的山区、坡区更是甚少使用农家肥，甚至肥料，这样就进一步造成了土壤肥料之间的巨大的差异，十分不利于当地广泛的发展农作物种植产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2.3 土壤肥料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的人口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对于农作物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因此我们必须不断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才能满足我国人民的需求。正是因为土地的种植次数不断增加，导致土壤肥料急剧减少。在我国，很多土地都存在着缺氧以及缺少部分微量元素的状况，这都是十分不利于农业发展的，很有可能造成农作物的低产甚至停产。

近年来，由于我国的发展比较迅速，部分地区忽视了对于环境的保护。各种工业污水以及生活用水的排放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壤肥料，增加了土壤当中的有害物质，危害农作物的生长。另外，化学肥料的不合理利用，农家肥的浪费也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化学肥料的主要原材料是一些不可再生资源，正是我国十分短缺的部分，因此我国的化学肥料十分紧张。另一方面，虽说我国有着很多畜牧业十分发达，牲畜的粪便是很好的农家肥，但人民的意识不足，不能将其得到合理的利用，反而将牲畜粪便随意堆放，造成了很严重的环境污染。

3 解决土壤肥料问题的对策

3.1 降低土壤的复种指数，实行轮耕

合理的降低土壤的复种指数，效仿澳大利亚等国家，实行轮耕政策。将一个地区的土地划分为几大部分，每年有规律的种植，给部分土地充分的休整时间，在此期间也要良好的维护土壤肥料，增加土壤的营养成分。另外，降低复种指数还可以增加土壤的寿命，延长同一地区土壤的使用年限，更加有利于我国农作物的种植，也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

3.2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增加农家肥的使用

尽可能的减少在耕地的周围建立大型的工厂，减少工业污染物对于土壤的危害。另外，要强化公民的意识，加强其对土地的保护，减少生活污水向土壤中的排放，降低土壤肥料中有害物质的含量。另外，由于我国化学肥料资源短缺的问题，应大力提倡农家肥的使用。农场以及畜牧场之间可以建立互利的合作，畜牧场向农场提供牲畜粪便，以作为农家肥来提高土壤肥力，另外，农场可以为牲畜提供食物，这样既可以满足对方的利益，也可以解决自身的问题，一举两得。

3.3 加强土壤肥料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第4篇：农业发展问题范文

【摘要】介绍了低碳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通过改变施肥结构、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发掘新型农业能源等对策，以期促进低碳农业的发展。

【关键词】低碳农业；发展；存在问题；对策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有些地区发生极端气候事件（干旱、洪涝、冰雹、高温天气等）的频率与强度加剧，根本原因是大量排放温室气体CO2所致。基于这种严峻形势，我国政府和农业部门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为逐步降低农业生产中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提出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益“三低一高”的低碳农业发展模式［1］。

1发展低碳农业存在的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农业大国，发展低碳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从2003年开始化肥农药使用量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而化肥中氮、磷、钾肥主要生产原料为天然气、煤炭、重油、磷矿石、氯化钾矿粉等，其生产过程中也要用到大量煤、气、油，化肥大量使用直接导致农业生产的高碳化和高污染化。据调查，2003―2008年水稻用药次数从3～4次/季上升到9～12次/季，最高达16次/季，稻田农药成本从150～225元/hm2增加至975～1　275元/hm2，其中化学农药占总使用量的93%。二是畜禽养殖业畜禽粪尿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放到溪河、鱼塘、农田占97.2%；使用污水处理设施处理的只占2.8%。三是秸秆随意丢弃现象普遍，大面积露天焚烧量占总量的10%，导致空气中烟尘、颗粒物和其他污染物浓度的急剧增加，影响大气和水体质量，对人民生活和自然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四是随着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科技化发展，农业机械使用面积越来越大，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也导致石油燃料使用量的提升。

2发展低碳农业的对策

2.1降低化肥农药使用量，提高其利用率。 一是推广秸秆还田，扩大冬季绿肥种植。绿肥不仅是最清洁的有机肥源，其还能有效利用农田残余化肥，减轻污染，改善土质，增加生物覆盖，减少耕地，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按产秸秆18　t/hm2计算，相当于尿素195　kg/hm2、钙镁磷肥90　kg/hm2、氯化钾135　kg/hm2。据调查，冬季种植绿肥田翌年水稻产量可增加300　kg/hm2以上，共节本增收1　389元/hm2。推广秸秆还田技术，能有效减少化肥用量，改良土壤结构，促进微生物活力和作物根系的发育。田间试验表明，采取秸秆还田的田块一般可增产3%～5%。二是引导积造农家肥。农家肥积造占用场地少、简单便捷，整个过程基本没有碳消耗，是低成本、低污染的绿色肥源，不但能有效利用废弃物，减少污染，美化农村环境，还能降低化肥用量。三是全面运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西方发达国家化肥利用率在60%以上，而我国的化肥利用率只有35%，盲目过量施肥和施肥方法不科学等，都会造成化肥利用率下降。通过对农田环境监测，以大量采样数据为基础，经专家系统探研出最优的配肥结构，减少单质肥料用量、提高肥料利用率和耕地质量。四是推进绿色植保。采取生态治理、农业防治、生物控制、物理诱杀等生态环保安全的综合措施，以及选用高效低毒农药，减少农药残留和污染，确保环境安全和生态安全。

2.2建设标准粮田，提高耕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整合农田水利建设、综合开发、土地整理等项目，以机耕路为骨架、以田间道路为网络，平整土地，达到排灌自如和农业机械操作便利的标准粮田，提高耕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积极推进耕作制度改革，采取秸秆覆盖、免耕播种、简单松翻等措施，减少耕地翻耕，保护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和土壤墒情，同时降低劳动力成本、减少水土流失和节约能源，发展循环农业。一是推广立体种养模式。如种植-养畜-渔业、粮菜-林粮-果蔬等复合生态系统模式，充分发挥人力、物力、空间、资源和技术作用，有效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值，实现一地双收甚至一地多收。大力推广稻鸭共栖、稻鱼共育、葡兔鱼共养等立体种养模式，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种养效益。二是有机废物多级综合利用模式。积极推广运用鸡粪喂猪、猪粪喂鱼、沼气发电、秸秆还田等模式。尤其要大力推广“猪-沼-灯-果”模式，以山地、大田、庭院等为依托，采用先进技术，建造沼气池、猪舍、厕所三结合工程，形成物质与能源的良性循环［2］。

3开发农业生产新能源，促进低碳农业全面发展

农村面积广阔，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大量新能源增长点，若能利用新型能源转换技术进行开发，对低碳农业发展意义重大［3］。一是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推进生态工程。以新农村建设为载体，将太阳房、日光温室或太阳能畜禽舍、沼气池和秸秆气化等农村新能源技术与生态农业技术进行集成组装，与农村改房、改厨、改厕、改圈、改庭院统一规划配套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新能源综合利用技术。二是与养殖小区建设相结合，推进沼气工程。要求各养殖小区及规模化养殖场，都要配套沼气工程，有效地解决畜禽粪便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和水质污染等问题，实现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三是与设施农业建设相结合，推进太阳能利用工程。利用玻璃、薄膜等材料，建设太阳能日光温室，通过人工光、温、湿等调节，使农业生产不受自然气候影响和限制，促进工厂化生产；利用太阳光热转换技术，使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灶、太阳能取暖器等渗透农村生活；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转换技术，将太阳能转换为独立的电能，用于农业机械、植保病虫物理防治器材等，减少设施农业对石油的依赖［4］。四是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推进生物能源工程。利用秸秆能源，将其生成的气、液、固态燃料直接作为生活用能，或深加工处理后可替代柴油、汽油等用于生产；开发生物柴油，生物柴油是一种优质清洁柴油，已被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使用，其中主要的提炼原料是油菜，因此建立生物柴油基地必须巩固扩大油菜生产面积，保证原料供给。发展低碳农业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因此，除应制定发展战略、出台扶持激励政策外，还要加大低碳农业宣传力度，让广大民众了解发展低碳农业的好处，形成政府推动、市场引导、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参考文献

［1］谢立勇，林而达.适应二氧化碳肥效作用的农业技术潜力分析［J］.中国农业气象，2006，27（3）：161-166.

［2］　曾国揆，谢建.沼气发电技术及沼气燃料电池在我国的应用状况与前景［J］.现代农业，2006（8）：14-15.

第5篇：农业发展问题范文

    事实上,荆州市如桃花村般发展成熟的都市农业并不多见,与桃花村相比,很多发展中的都市农业由于前期经验不足、选址不合理等因素在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中不幸夭折,都市农业的发展应跟随经济发展的脚步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荆州市都市农业发展应秉承“以农为本,贴近生活,发展楚都文化”的新型都市文化理念;以“战国”为魂魄,突出特色,发展有特色的都市农业旅游产业;以“融合”为途径,农、旅结合,发展产业化的都市农业项目;以“环保”为前提,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发展低碳化的都市农业。同时,在湖北构建世界现代卫生城市的背景下,都市农业的发展也必须体现“自然生态、城乡一体”的概念,即实现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体现促进农村发展、惠及农民生活、融通城乡一体、服务大众社会的核心理念。荆州市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和手段推动荆州市都市农业的发展,为实现未来荆州市都市农业的转型升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深化改革创新:

    1.1荆州市都市农业人才转型培养升级方案

    高素质人才是荆州市都市农业的升级的重要支撑,荆州市都市农业人才培养的转型升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一是转变观念,积极引进人才。人才的教育与培训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通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提高荆州市服务行业人员的素质,从而提升荆州郊区旅游农业服务业的整体行业素质。都市农业的经营者和企业也要摒弃传统家庭经营观念和守旧思想,加强自身学习和参观培训,从根本上提升都市农业整体行业的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

    1.2荆州市都市农业市场转型升级方案

    都市农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产业。面对复杂的市场形势和多元化的市场需求,荆州市都市农业市场的转型升级主要侧重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的基础性拓展。目前荆州市都市农业的市场覆盖程度低,产业规模较小,远未不及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都市农业的产业规模。在市场的基础性拓展上,荆州市应该着重于营销合作模式,推动荆州市乃至整个湖北省的都市农业市场由“区域化竞争”向“区化域合作”的转型,从而实现市场资源共享、人才交流提升的共赢局面;二是深入和细分市场的营销。荆州市需要深入研究湖北省都市农业产业的市场需求,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设定不同的营销方案。针对湖北省荆州市的楚都文化、关公祠堂、三国争霸等历史文化类旅游产品,着重扩展湖北省周边的消费者,针对节假日休闲、旅游团等大型散客为主设置相应的与旅游风格结合的都市农业活动,积极发展营销合作组织,形成统一协调的市场,顺应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潮流,进行网站建设和在线服务。

    1.3荆州市都市农业产业化转型升级方案

    荆州市都市农业的发展应置于湖北省都市农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实现湖北省农业经济的统筹发展,在实现湖北省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的前提下,实现荆州市都市农业的大发展。在发展荆州市都市农业的同时,将旅游业、农业、饮食产业、交通业、房地产业、环保产业等产业融合贯通,形成共同良性发展的局面。在荆州市大力发展花园城市、黄花菜基地、鄂菜产业化基地、中部花乡等现代农业产业化项目的同时,抓住荆州市的都市农业的发展机遇,借助其他产业发展的“东风”,使荆州市的都市农业大力发展;在发展荆州市都市农业的同时,重视产业链的强化发展,大力推广创新思维,以生态都市农业为优先,合理配置其他相关资源,建立旅游———文化———娱乐完整的产业链,实现都市农业在产业链上的完善和创新;将引进旅游和农业项目作为实现手段。荆州市引进了鱼米之乡、关公祠堂、中国战国文化博览园、楚都文化探秘之旅等大型推广项目,应充分利用这些项目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整合产业内要素资源。

第6篇：农业发展问题范文

关键词：农村发展；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3O年以来，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共同带动了农村的快速发展。其主要特征是在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7％；农村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到2006年的22．2％；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加5．0％以上，2007年达到了4140元。农村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十五”期间农村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2％。

但农村发展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与生态资源为代价取得的，产生了一系列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对农村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客观上迫切需要解决农村发展、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本文首先分析农村发展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对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政策进行创新。

1农村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辨析

1．1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特征：城乡环境二元结构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近年来正逐步成为人们思考和行动的指南，我国生态环境状况出现了新的特征：大中城市的环境逐步改善，而广大农村地区生态环境呈现逐步恶化的趋势。可见，与城乡社会经济二元结构相对应，我国也存在着严重的城乡环境二元结构，即不断改善的城市环境质量与逐步恶化的农村生态环境．-，这也是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特征。在城市环境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重点流域、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深入开展，城市环境质量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普遍呈现恢复转好的态势，一些大中城市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例如，在水污染控制方面，有些城市近十年来COD降低了近一半。截止2006年已经建成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51个、国家生态示范区116个，园林城市、卫生城市、最佳人居环境城市等日益增多，可见，城市环境保护事业呈现崭新面貌。而在农村生态环境方面，农业面源污染、农村生活污染、农村工业污染、城市和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农村生态资源退化等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经威胁到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1．2农村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征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特征是：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农村生态资源退化由局部向更广阔的区域扩展，概括起来主要是农村生态环境复合污染和农村生态资源退化。

我国现阶段的农村生态环境污染不仅类型多样，而且来源广泛，表现为日趋严重的复合型污染特征。从污染类型来看，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和空气污染同时存在。水污染方面，2005年我国七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I～Ⅲ类、Ⅳ～V类和劣V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41％、32％和27％；28个国控重点湖(库)中，V类和劣V类水质的湖(库)分别占l8％和43％，其中太湖、滇池和巢湖等我国重要水体处于中度富营养状态；土壤污染方面，酸雨污染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40％以上，重金属污染面积至少2000万公顷，农药污染面积约1300～1600万公顷，据第二次全国1403个县土壤普查来看，84．7％的土地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问题；空气污染方面，伴随着城市工业向农村转移以及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空气污染也更加普遍和严重。从污染来源来看，农村生态环境污染主要来自三个方面：①农村工业污染。农村工业生产中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硫、烟尘、废水中COD和固体废弃物严重污染和破坏了农村生态环境，2003年农村工业企业化学需氧量、粉尘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均接近或超过50％，世界银行已经将我国农村工业污染列为三大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之一。②农业面源污染。据调查，我国集约化农区农药、化肥等过量使用现象非常严重，而利用率低下，仅在30％～35％之间，同时每年近20亿吨的畜禽粪便和100多亿吨的养殖污水有90％以上未经过任何处理或简单处理后直接排人河流、湖泊，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来源。在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和中部的重要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危害已经远远超过工业点源污染。③农村生活污染。近年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和堆积量均在逐年增加，污染加剧，仅2000年的垃圾产量就达1．4亿吨，并继续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10年垃圾产量约达2亿吨。另外，据陈敏鹏、陈吉宁等(2006)测算，农村生活产生COD、TiN、TP等污染的年排放量分别达到了5．29、1．36和1．02万吨。生态环境严重退化，主要表现为生态资源尤其是关键资源存量减少和质量．下降，并逐步由局部向更大的范围扩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数量大量减少，1996～2003年间共减少耕地826．7万公顷，年均减少1l8万公顷，其中86．7万公顷是灌溉条件良好的优质耕地；森林资源总体质量呈下降趋势，生态功能较好的近熟林、成熟林、过熟林不足30％；草原生态目前仍呈“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全国已有退化草原面积1．3亿公顷，并且每年还以2万平方千米的速度蔓延；水土流失严重，主要分布在陡坡山区和黄土高原。据统计，西部12个省(市、区)水土流失面积为293．7万平方千米，占全国的比例达到82．5％?。

2农村发展中生态环境问题成因分析

2．1农村发展模式粗放及产业结构不合理

当前农村经济增长的特征是生产要素的产出率和利用率低下，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小，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

2．1．1农业生产当前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较低，对农药、化肥等物质投入的依赖性还很大?，农业产量至少有四分之一是靠化肥等化学物品取得的。我国农业增长伴随着化肥、农药和地膜使用量的急剧增加。以化肥为例，2005年我国化肥施用量达到了4766．2万吨，占全世界消费量的四分之一，化肥施用强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设置的安全上限。过量的农药、化肥投入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并已经成为水污染的主要来源。粗放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对致污性农药、化肥等过度依赖增大了对农村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①种植结构的变动。不同种植业结构表现为不同的土地利用覆被，通过“源”、“汇”土地利用类型的相互作用，控制或导致养分流失。我国种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动，1961～2005年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连续下降了1717万公顷，而经济作物，特别是蔬菜、果树和花卉等种植面积增长显著，最近l0年中中国菜果花种植面积增长了近3倍，常年播种面积已超过3×10公顷。种植结构变动导致了施肥总量和施肥结构的变动，传统的粮食作物施肥量稳步增长的同时，很多新兴的经济作物(如菜果花等新型产业)已经成为化肥消费的主体和化肥消费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化肥施用水平和化肥流失率具有正相关性，可见，种植结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业面源污染产生的潜在危险。②近年来我国畜禽养殖业发展迅猛，畜禽养殖在农业的比重不断增加，同时也带来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并且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由于设备落后，不能及时、合理地对畜禽养殖固体废弃物和废水进行处理，造成大量养分流失，带来严重的环境压力。③盲目的调整行为造成外部不经济。受比较利益的驱动，态脆弱地区的大量林地、草地向耕地转化，但这些土地并不完全适合耕作，可能引起土地退化，造成较严重的水土流失，附在其中的营养元素也可能随之流失，造成水体污染；另外，林地、草地大量减少也会致使农村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其对污染物的吸附作用大大降低，土壤中的营养元素和污染物通过地表径流扩散形成面源污染。

可见，我国农业发展及其结构调整已逐步形成了“高投入，高产出，高排放”的农业发展格局，对农村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大。

2．1．2农村工业我国农村工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已经进入生态环境与经济的敏感时期。农村工业增长是一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高能耗、高污染”的特点，单位产值的资源消耗水平和污染水平均明显高于城市工业，例如，单位产值的废水排放量为城市的2．55倍。

因此，一定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农村工业经济总量越大，自然资源的消耗越快，环境污染排放越多，施加于环境的压力越大。另外，农村工业结构的不合理也增强了整体污染水平。在工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存量污染产业和新增污染工业大都在广大农村地区“安家落户”，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压力日益严重。从农村工业结构来看，即使在农村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呈现出明显产业结构偏重的格局，重工业增长相对于轻工业呈现加速趋势。重工业是大耗能、耗材、耗水、大污染型产业，同样的工业规模中，重工业比轻工业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更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农村工业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农村工业大都是以浪费资源、破坏资源、污染环境为特点的企业。农村工业重型化与低端化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2．2生态环境管理和政策设计的二元化

与城乡社会经济二元结构相对应，生态环境管理政策设计也呈现二元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制度设计和政策工具供给严重滞后于城市，污染防治投资绝大部分投放在城市，农村环保设施非常少且利用率不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长期处于“没法(律)管”、“没人管”、“没人能管”的局面，主要表现在农村生态环境相关的管理制度不健全，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缺乏明确、权威的机构，地方政府以及各职能部门、农户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模糊不清，并最终导致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效率不佳。另外，农村生态环境政策也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农业面源污染是最主要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不同于城市污染、工业污染的特点，而我国的环境管理中体系主要是针对城市污染和工业污染防治而建立的，主要是“重末端治理、轻源头防治”的污染控制模式，不适应农村生态环境的特点，无法在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和保护中发挥作用。

生态环境管理和保护的法制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①环境立法很少涉及农村生态环境。目前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但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却很少涉及，基本上被排除在立法之外。②环保执法力度不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比较滞后，执法主体不明确，环境执法部门没有执行权，执行力度远远不够，影响了法律效力。

环境法律的有关规定操作性差，对违规行为处罚力度不强，禁则多，罚则少。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环境执法工作的进行，不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投入资金严重不足。John和Pecchenino的计量结果表明只有当需要用于环境改善的投资充足时，环境质量恶化才会停止。环境保护投资在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真正用于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的却是非常有限，每年占GNP的比例还不足0．1％，造成农村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和环保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足。另外由于疏于管理、投资结构不合理等原因，非常有限的污染防治设施利用效率非常低下，大部处于闲置、停运、报废等状态，共同造成环境污染防治速度远远赶不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

可见，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体系的不适应性、法律体系不完善、资金不到位、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缺乏等导致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效率低下，并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2．3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同时存在

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如果相应的经济体制有利于调动各经济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有利于农民、农村工业企业等经济主体高效利用资源，这样农村发展中生态环境问题也相对容易解决。市场机制将在农村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农村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但必须看到，市场机制在环境资源配置上出现无效率，其主要原因是外部性的存在和市场机制不健全。

农村生产过程中也存在着外部性，过量使用的农药化肥造成水体污染构成的面源污染，农村工业生产中污染物的排放破坏生态环境等是典型的负外部性。使用农家肥或者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技术生产出无公害的有机食品，保护了环境，但可能减少产量；另外农村工业生产中使用先进的技术，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都是典型的正外部性。在外部性存在的条件下，经济活动的价值没有通过市场得到体现，并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当一个经济主体仅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完全忽略外部性对其他经济主体带来的效益影响时，这可能使生态资源配置不当，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对于具有负外部性的产品或者行为，生产者并没有将其视为生产成本，造成生产者的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的差异，而生产者按照自己对成本的预算和对收益的预期来安排生产，这就使得负外部性的生产过剩，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污染的过度产生，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较为负面影响。对于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或者行为，可能带来收入和产量的减少，造成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之间的差异以及投入与收益的不对等，如果生产者按照自己对成本的预算和对收益的预期来安排生产，可能导致良性产品的供给不足，不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另外，目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环境资源使用成本扭曲，不能真正反映其成本。当生态资源低价或免费进入生产领域，根据生产资料相互替论，就会用低价的生态资源替代其他生产资料，造成对生态资源的过度消耗。综上，外部性的存在造成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可能会使环境资源处于一种无效或低效运作状态，导致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负的外部性的存在，可能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污染物过度排放。正外部性很强的农村生态保护环境行为，使生态环境保护这种有利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严重不足，甚至出现零供给的局面。当市场机制不健全，生态资源的价值不能得到应有反应时，可能出现生态资源对其他生产资料替代，造成生态资源的过量消耗。

生态环境因素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属性，具有外部性，为了维护和扩大它的正外部性，减少和消除它的负外部性，需要实行适当的政府干预，这也是传统的、效果最为直接和明显的生态环境保护途径。但如果干预不当，也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现行的农村生态环境干预体系难以应对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激励错位等方面的缺陷，存在较为严重的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农村生态资源管理体制不健全且不具有可执行性、农村环保机构数量有限，农村环境保护投入严重不足等方面，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

2．4社会机制不健全

社会机制作为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机制补充，主要是通过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宣传教育等方面在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中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但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的社会机制还处于萌芽阶段，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首先，社会机制有效运行的生态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培育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其次，农民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淡薄，不能自觉地参与到环境保护行动中；第三，公众参与程度有限、形式单一，目前我国的公众参与大部分限于宣传教育层面，难以影响政府决策，再加上公众的力量有限、层次不高，没有形成整合的集团力量，参与效果不明显；第四，政府对于公众参与的重视程度不够，营造的氛围不够，公众参与的激励和保障机制不健全。这些限制了社会机制在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中作用的发挥，不能遏制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对农村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3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创新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创新的基本思路是：构建农村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模式，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到农村发展中；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激励和约束相容的区域农村生态环境决策与管理体系。并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创新，以期通过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政策、规制的调整和改革缓解农村发展中生态环境的恶化，为改变城乡环境二元结构、实现农村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提供有益参考和理论依据。

3．1适时对农村生态环境管理进行战略定位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显得非常必要。发达国家成功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其共同点是：非常重视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将之视为环境管理的重要部分，非常重视对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估。因此，在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的实践中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对农村生态环境管理重新进行战略定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将之作为生态环境管理的重要和核心部分，并纳入新农村建设之中。加强对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负荷和重点区域农村工业污染状况的科学评估，逐步建立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监测监控体系，将环境检测结果作为制定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政策的前提和基础，保证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的可执行和有效性。

3．2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当前粗放的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加大了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程度，因此，关键问题是通过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来实现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也就是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和农村工业生产过程的差异性决定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和形式有所差异。

目前我国农业正面I临着农业资源紧缺与农产品需求急剧增长的矛盾，同时农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压力日趋明显。在这双重压力之下，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变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经验和大量研究表明，种植业和养殖业是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Blackburn认为，种养结合和种养平衡可以通过土壤原始的循环，更好地利用各种畜禽废物和作物残留，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保持土壤肥力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维持生态系统的功能和健康。可见，解决农业发展中的环境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和恢复中断的农业内部物质能量循环流动的链条，减少农业生产中物质和能量的流失。以循环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循环型农业发展思路正好与之相吻合，能够形成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系统，为解决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应以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按照循环农业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利用”的要求，从投入端、中间过程、输出端三个有机的过程构建农业发展模式。并通过新的组织安排和政策、适当的产业链、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创新把专业化的种植活动和养殖活动结合起来，实现种植和养殖两部门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利用，实现种植业和养殖业区域性的种养平衡，减少环境污染。

对于农村工业来说，应将减少农村工业污染做为农村工业增长方式转变考虑的重要因素，纳入到经济决策过程中，在农村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是优化工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以及提高科技进步水平。在农村工业污染对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加重的背景下，应转变经济发展理念，通过机制和制度创新走新型的农村工业经济增长道路。未来农村工业结构升级的目标是逐步建立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结构，并实现农村工业的适度集中，实现集聚经济和基础设施共享，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污染产生量和污染治理成本。

3．3构建完善的农村生态环境公共政策体系，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

由于农村环境污染复杂，来源广泛、分散，种类繁多，表现为复合型污染，因此，有效的生态环境管理政策必须影响众多行为者，以减少相对小的、不能观察到的污染量。这就需要构建完整的政策体系，并通过“连锁”

机制来激励相关行为主体减少污染排放。结合我国实际，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的公共政策体系重点包括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中的产权制度、价格政策、税费政策、财政政策，对政府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环境准入门槛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环境管理的政策工具是多样的，包括市场交易机制、补贴、教育、激励和行为标准等，经验研究表明，不能简单地判断哪种政策工具对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最有效，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政策的选择取决于环境质量问题的性质、管理机构获得有关农村生产活动与环境质量之间关联关系的信息可得性以及关于由谁承担治理成本的社会决策。因此，在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中，不能仅仅依靠一种政策工具，需因地制宜地综合利用税收一补贴政策工具、命令一控制政策工具(主要是法规／标准)、教育与技术推广工具等，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机制。

第7篇：农业发展问题范文

关键词：精准农业；物联网系统；对策

精准农业是基于现代农业空间信息管理和变异分析的物联网操作技术。根据土壤肥力和作物生长的空间差异，定量诊断耕地作物，充分认识农作物生产地的生产力空间差异，管控对农作物的投入，提高常量，平衡土地生产力，实现量化管理的准确性，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促进我国环境可持续发展。传统农业的改造的加速依赖于农业物联网技术的进步，农业各种生产方式的生产效率和农业各类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因此得以提高，农业生产及农业管理水平得以改善，传统粗放型农业向现代智慧型农业的转变也得到了有效的推动[1-2]。在现实中，最大程度地提高农业和农业生产力，为我国农业实现优质、高产和可持续有效的发展。

1目前我国物联网精准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1物联网专业技术问题

1）物联网网技术于现在而言是一个相对新兴的名词，物联网精准农业的技术处于发展阶段。2）精准农业物联网建设的管理系统、作物端的传感器等器械的稳定性、准确性等方面质量参差不齐。3）世界上至今都没有完备的标准体系，这是物联网精准农业发展的大阻碍。4）IP地址不足。物联网精准农业要将作物、监控设施、人都连接起来，就要有充足的IP地址，IP不足已经成为物联网精准农业发展的瓶颈。

1.2复杂的地形使适宜的物联网体系难以建立

1）我国国土面积960万km2，地形条件差异大，为精准农业物联网技术的推广带来环境上的困扰。2）东西经、南北纬跨度大，气候差异明显，使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自然灾害难以控制与预防，物联网精准农业的体系就不能从一而终。

1.3物联网精准农业的受众问题

1）经济发展滞后制约了农民文化水平、科技素养的提升，延后了精准农业的操作技术接受且能操作的时间。2）贫困往往使农户会对新兴技术持怀疑态度，不敢冒险，使物联网精准农业的新型农业操作技术内在需求降低。

1.4农业经营模式与精准农业的建设条件冲突

1）物联网精准农业推行规模化、智能化，导致我国部分地区农田分散，导致与物联网技术设施的开展条件冲突。2）旧有的农业经营模式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受众收入提高与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造成劳动力外流。

1.5物联网精准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成本不足

1）国家对精准农业技术的研发投入与对农民补贴不足，发达国家对这方面投入达到0.6%～1.0%，我国在这方面的投入远远达不到高新技术的发展要求。2）有关部门对新兴农业操作方式采用观望态度，不敢或对该技术的推广持犹豫态度。

2我国物联网精准农业发展问题的对策

2.1因地制宜应用物联网精准农业技术

针对我国地形、气候差异，可以将物联网精准农业其分为三种模式：1）发展3S技术，大力推动走大型机械—模型之路，发展与诊断相结合的精准农业[3]。2）开展以GIS技术为操作的基础、将小地块为生产单元的精准农业。3）针对气候恶劣的干旱地区和污染较为严重地区，可以发展设施种植业。

2.2构建互惠互利的物联网商业模式

1）构建各式各样的互惠互利的物联网商业模式，市场机制是推动该种农业操作方式的最大动力。2）可以通过租赁或出售服务减少物联网精准农业的投入，通过后期提取农民营业利润，前期免费使用技术设施来减轻农民担忧。

2.3强化政府对于精准农业推广的导向作用

1）确保发展精准农业需要的充足资金、人才等硬性保障。2）地方政府要以坚定的态度推广物联网技术，制定各项政策，落实到位，鼓励发展物联网农业，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2.4加强对精准农业示范区的建设

1）在保证农业示范区发展质量的同时，增加物联网精准农业示范区数量，加强对示范区建设。2）增强各示范区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促进各个示范区间的共同发展。

2.5提高精准农业的受众的科学文化素养

农业是特殊行业，农民是特殊受众，适当的宣传教育非常必要。帮助农民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他们的实操能力，才能缩短物联网技术设施效果实现周期。

第8篇：农业发展问题范文

1发展生态农业的有利条件

玉环县陆地面积378km2，浅滩涂面积240km2。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明显的海洋性气候特征。常年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光、热、水三因素配合良好，利于各种作物生长。境内常年无霜期为252~266d，这对作物生长非常有利。生产的玉环盘菜、楚门文旦、环环剪豆、长柿、广柑等农产品知名度高，产量高，效益好，深受城市居民喜爱。玉环县坚持“优质、生态、高效、安全”的发展理念，大力推广各类农业技术，把产前、产中、产后纳入标准化生产和管理，全面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玉环优势农产品、主导产业等都制定了农产品地方系列标准，使农产品按标生产。同时，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养大户积极申报无公害农产品、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等认证，截止目前，玉环无公害农产品基地85万亩，无公害农产品达到20个，有机食品达到6个，绿色食品达到9个。从源头上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开展农业生态整治，是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环节。因此，玉环县积极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工程、测土配方工程，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大力提倡应用有机复合肥料，加强农业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销售农资物品。一是实施沃土工程，推广平衡配方施肥。近几年，玉环县对4万亩耕地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建立示范方10个，面积3900亩，使每亩耕地平均减少化肥用量9kg，因产量提高实现亩增收92元，农民累计增收500余万元。二是实施三大工程，控制农药污染。近几年来，玉环县积极实施水稻重大病虫综合防治工程、农作物重大病虫无害化治理工程和农药减量控害增效工程，高效低毒农药大面积推广，推广率达到90%以上；实施区比非实施区的亩纯农药使用量减少31.24%。近年来，玉环县以乡村生活、田园风光、渔村风情等打动游客的休闲观光农业不断发展，顺应了都市人向往体验幽静田园生活的需求，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生态旅游点和农业休闲观光项目。如玉环漩门湾观光农业园、“三潭茗园”农庄、清港垂钓园等农业休闲观光项目；坎门后沙生态风情、大鹿岛生态旅游、古城旅游度假、海上生态捕渔体验和乐清湾水上游乐等生态旅游项目。同时，各个农业示范园区结合自身特色，发展体验农业、采摘农业，也深受城市居民喜爱，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拓展了农业发展空间，提升了农业发展层次，成为玉环农业的新亮点。

2发展生态农业的制约因素

由于玉环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高，农业资源过度开发，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再加上外来人口多，地域的人口承载力有限，较大地制约了生态农业的发展。一是土地资源量偏少，人均占有量仅0.27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且重用轻养，致使耕地蓄水保肥能力降低。二是水资源紧缺，人均水资源量低，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5，而且降水时空分布极不均匀，每年都较长时期处于严重状态，今年经常性出现缺水现象。三是农业生产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和污水灌溉，以及受厂矿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和城镇居民生活废水的影响，水体、生物、土壤、大气等各个层面的直接、复合、交叉、循环的主体污染严重，已成为发展生态农业的主要阻碍因素。大部分的农民习惯于传统的耕作方式和生产经验，对高效生态农业的重要性、紧迫性、必要性认识不足，品牌意识、市场意识、环保意识、质量意识不强，农业经营方式仍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为主。应用现代先进技术的积极性不高，农产品品牌市场效益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科技转化增值的效率不高，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和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玉环县农产品规模偏少、经营分散、量少质低，品牌产品不多，知名品牌更少，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优势产品、拳头产品和特色产品。有的有牌无品，有的有名无牌，著名商标、名牌产品廖廖无几，缺乏有效的农产品市场竞争力。4农业标准化推广力度不够。玉环县对农业标准化认识不够，存在着重标准制订、轻标准实施，农民对标准化的理解程度以及接受能力有限，使推广实施范围和建设速度受到影响。即使获得无公害农产品、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认证的农产品，在生产、加工、包装、流通等环节中，仍是传统生产方式，科技含量不够，标准化程度低。

二、玉环县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建议

1加强组织领导。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是一项涵盖面广、投资量大、质量要求高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领导、着眼长远、科学谋划、形成合力、稳步推进。各级党委政府要从建设生态县的战略高度出发，狠抓落实，为生态农业发展提供组织保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和浙江农民信箱，开展多形式宣传，普及生态农业知识。坚持以点带面、典型引路的方法，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进一步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发展生态农业的良好氛围。

2开展规范管理。按照“标准化生产，关键点控制，投入品监管，安全性保障”的要求，严格把控农产品质量，实行全方位的质量监控，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建立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围绕主导产业和拳头农产品，组织推广农业标准化生产，建立农业质量标准运行机制，使生态农业按标生产、按标包装、按标加工、按标上市。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按照“集中、权威、高效、便捷”的要求，加强对农产品的监督管理和检测检验，着重抓好各个环节的网络建设，严把农产品质量关，保障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生态农业发展保驾护航。

3应用农业科技。生态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要推进技术创新，走“经济效益好、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资源消耗低”的农业发展路子。加强种子种苗工程建设。以农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名特优新为重点，以优化品质、品种为突破口，加快新品种的引进、繁殖、培育、示范、推广，提高生态农业发展水平。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按照“强化公益、搞活经营”的原则，大力鼓励农业科技人员主动走向发展生态农业的主战场，通过创办生态农业的示范园区、示范基地、示范企业，促进生态农业的推广应用。加强与科研院校的合作，实行产学研结合，加快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应用，着重在农业污染治理技术、种养设施栽培技术、农产品加工包装保鲜技术等方面实现突破，提高农业资源的科技贡献率和劳动生产率。加强农民技术培训，以科技入户工程和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为抓手，采取面对面授课、手拉手指导的方式，开展生态农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专业技能，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4培育经营主体。按照扶大扶优扶强的原则，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加强管理创新，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产品档次，强化品牌培育，拓展国内外市场，提高生态农业的精深加工水平。按照“政府指导、规范管理”的原则，在多部门推进、多主体参与、多层次发展、多领域拓展的同时，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化和规范化建设，建立管理运行机制，构筑合作网络，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坚持“因地制宜、注重特色、规模经营、优质高效”的原则，建设一批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增强带动、示范、辐射作用。坚持“资源优化、要素整合、优势互补、市场拓展”的原则，鼓励各类经营主体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实行跨区域经营农业，再造一个玉环农业。

5打造农业品牌。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品牌是关键。要增强品牌意识，树立品牌观念，采取措施，实施农业名牌战略，做大做精做响一批农业知名品牌，使无牌变为有牌，贴牌变为创牌，有牌变为名牌。利用农业品牌优势，整合各类品牌，不断拓宽市场，提高市场覆盖面。进一步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专业营销大户的营销作用，搭建构筑信息平台和营销网络，开展连锁经营、产地直销、电子商务等手段，多形式、全方位、宽领域的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举办参与各类展示、展览、展销活动，提高玉环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第9篇：农业发展问题范文

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连创佳绩，粮食连续11年增产，主要农产品产量和人均占有量显著增加，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11年保持较快增长，城乡收入差距连续4年有所缩小。但就总体而言，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在明显增加，农业发展正在呈现一系列重大趋势性变化。顺应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本文基于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和趋势的分析，探讨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

一、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生产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依赖迅速增加，耕地质量退化、环境污染加重甚至局部生态破坏等问题日趋突出

近年来，中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的较快增长，是以农业要素投入的大量增加为代价的。2003―2013年，全国粮食、棉花、油料产量分别增长了39.76%、29.62%和25.12%，同期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农机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分别增加了8.01%、12.62%、34.01%、72.07%和17.51%。2003―2012年，全国农用柴油、农药、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分别增加了33.9%、33.3%和49.7%。（1）目前，中国农作物亩均化肥施用量21.9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倍，分别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2）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资源、农业要素低效利用的状况近年来虽有所缓解，但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全国化肥的综合利用率仅在30%上下，与发达国家50%～60%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每立方米灌溉水可生产粮食1公斤，发达国家已达1.2～1.4公斤。（3）中国有机肥资源的实际利用率不足40%。

长期超强度使用耕地、大量消耗水资源、超施化肥和农药，导致耕地质量退化问题加重，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显著加大，农业对环境污染甚至局部生态破坏的影响日趋凸显。2012年底，在全国18.26亿亩耕地（二调前国土数据）中，基础地力较好、耕地质量被评为1～3等的占27.3%;但耕地质量被评为7～10等的也达27.9%，这部分耕地基础地力较差，生产障碍因素突出，且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4）中低产田比重大、耕地质量退化、耕地污染加重，土壤有机质含量低、补充耕地等级低、基础地力低，已成为中国耕地质量面临的突出问题，全国耕地退化面积已超过耕地总面积的40%。（5）近年来，中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土壤重金属超标、有机质含量下降、农膜残留增加、部分地区地下水漏斗问题日趋严峻，在相当程度上侵蚀着食品安全的根基。

（二）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提高、比较利益下降的问题迅速加重，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迅速凸显

从近年来中国部分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和净利润的变化（见表1）可见，就总体而言，中国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呈明显上升趋势，但其净利润却增加不多，甚至在波动中有所下降或为负。2003―2013年，中国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棉花和规模生猪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分别增加了118.15%、130.27%、133.12%和134.28%;但三种粮食平均、规模生猪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仅分别增加了71.1%、13.7%，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分别减少了26.60元和404.84元。2013年两种油料平均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仅相当于2003年的12.4%，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甚至为-102.27元。与2003―2008年比较，2008―2013年5年间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的总成本上升更快，净利润下降更明显。

考虑主要农产品单产水平的提高，将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和每亩净利润结合起来，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出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的变化。2003年，中国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棉花的每亩净利润分别为34.31元、78.56元和461.28元，规模生猪每头净利润为79.19元;2013年分别变化为72.94元、13.25元、-214.98元和103.91元;2003―2013年间，三种粮食平均每亩、规模生猪每头净利润分别上升了38.63元和24.72元，但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的每亩净利润却有明显下降，2013年每亩棉花的净利润甚至为-214.98元，比2003年降低676.26元。《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4》中编入的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油菜籽、棉花、烤烟、甘蔗、甜菜、桑蚕茧、苹果、散养生猪、规模生猪、大中城市蔬菜等15类农产品，2008―2013年5年间仅有苹果和大中城市蔬菜每亩净利润有所增加，分别增加了66.9%和51.6%;其他13类农产品每亩（头）净利润均有所减少。其中甜菜和稻谷减幅较少，分别减少3.4%和34.3%，其他11类产品每亩（头）净利润减幅均在50%以上。2013年大豆每亩净利润仅相当于2008年的18.9%，小麦、油菜籽、棉花、烤烟、桑蚕茧、散养生猪每亩（头）净利润均为负，分别为-12.78元、-98.30元、-214.98元、-37.30元、-3.63元和-106.15元。可见，近年来中国大多数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不增反降。考虑到同期物价水平的上涨，问题更为严重。

如果考虑每年国家用于抗旱防涝等救灾支出对维护农产品增产的影响，则近年来中国农产品生产的社会成本还远远大于微观经营主体层面的生产成本。

如果把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的变化放到更大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则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和机会成本增加的问题更为严重。如2003年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702元，2014年上升到2864元，增加了308.0%，年均递增13.6%。2013年，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2609元，分别相当于种（养）4.05亩稻谷、4.90亩玉米、5.96亩油菜籽、2.28亩棉花、7.16头散养生猪、9.92头规模生猪的收入（包括净利润和人工成本）。

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提高、效益和比较利益的下降，为吸引优质资源和要素进入农业、提升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增加了障碍，也使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要素产出率和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迅速凸显。

（三）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的问题日趋突出，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加紧迫

在中国和美国，玉米均为第一大谷物。比较两国玉米生产的成本、收益状况，对于考察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表2可见，与美国相比，近年来中国玉米生产总成本上升的趋势更为强劲;尽管两国每亩玉米净利润均呈较大的波动趋势，但就总体而言，美国每亩玉米净利润增加的趋势却较中国更为鲜明。自2003年以来，中国玉米价格和生产总成本高于美国的问题日趋突出。2003年中国每50公斤玉米主产品总成本和平均出售价格分别是美国的1.15倍和1.52倍，2013年分别扩大到1.92倍和1.94倍。

2003―2013年，美国每亩玉米主产品净利润增加了96.7元，中国仅增加了14.74元。相对于美国，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状况可见一斑。需要说明的是，自2003年以来，虽然美国玉米生产的每亩净利润一直低于中国，甚至在2005年前连续几年为负，但美国庞大的农业补贴系统仍为美国玉米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提供了强劲支撑。（6）相对于美国，中国农业补贴的水平低得多，这种情况加剧了中国农产品对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中的比较劣势，也容易削弱中国农业生产经营者从事农业的动力。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在总体上呈现长期趋势性上涨和短期波动性加剧并存的特征。特定时期特定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往往是两种趋势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对国计民生影响越大、国家提供价格支持保护越多、国内外市场开放度越低的农产品，价格上涨趋势的主导性就越强，价格波动性就越弱;对国计民生影响越小、国内外市场开放度越高，甚至市场规模越小、产地集中度越高、因而越容易形成垄断供给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的主导趋势就越强。这种价格波动加剧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价格波动幅度放大或波动频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提高，粮食等部分农产品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制度的实施，都是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的发生、农业产业链垄断势力的强化及其向农产品流通领域的转移，农业组织结构的加快转型及由此带动的农产品市场运行方式的变化，往往是加剧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7）此外，国际农产品和能源、金融等相关产品价格的变化及其影响向国内的传导，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或波动。从当前经济形势和中长期趋势来看，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和波动加剧的主要原因，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因此，今后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很可能继续呈现长期趋势性上涨和短期波动性加剧并存的趋势。并且，随着农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特别是今后实行目标价格制度的农产品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价格变化将会呈现出波动加剧的特征。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增加了稳定农产品价格、优化农产品市场调控的难度，也对有效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及其与能源市场、金融市场的联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中国农产品价格的长期趋势性上涨，也为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埋下了伏笔。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是这种长期趋势性上涨的结果。如2013年越南米到中国南方地区的销售价格约为每公斤3.20～3.60元，较国内早籼米价格低0.2～0.4元/公斤。在国内价格稻强米弱的背景下，许多大米加工企业把低价进口的越南大米作配米，以降低大米出厂价格。（8）2014年10月，国内市场早籼米、晚籼米和粳米的批发价分别为每公斤3.84元、4.14元和4.56元，泰国大米的到岸税后价仅为每公斤3.14元，明显低于国内。（9）2014年10月第三周进口棉花中国主港到岸均价折合人民币进口成本每吨11912元，低于国内市场价格2909元，低于国内市场价格19.6%;按滑准税计算，折合人民币进口成本13770元/吨，低于国内市场价格1051元/吨，较国内棉花市场价格低7.1%。（10）

如果只是个别时期、个别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问题尚不甚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现象日趋普遍，在不少农产品上几近常态。在主要粮食品种上更为典型，如到2013年底，小麦已连续5年、稻米已连续3年、玉米和大豆自2003年以来国内价格均高于国际价格（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2014）。由于国际市场主要粮食价格下跌，特别是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刚性上升，2014年又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内外主要粮食品种价格差距最大的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2015）。

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导致相关农产品进口压力明显加大（11），推动了近年来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的扩大，也为国际农产品市场上供给和价格的波动向国内传导“增开了窗口”。这会：（1）挤压国内农产品的市场空间和价格上涨空间，加大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的难度;（2）侵蚀国内强农惠农政策的支持效果，容易导致中国增加农业补贴的效益大量外流;（3）增加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和稳定农产品供给能力的困难，容易加重中国农产品进口增加与国内积压滞销并存的现象。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国内自给率下降，不只是国内需求缺口增大所致，而是在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背景下，农产品进口增加与国内积压滞销现象并存发生的结果。中国许多农产品生产缺乏转型升级的基本条件，难以吸收社会资本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甚至不得不在较低的利润水平下“苟延残喘”。这与相关农产品进口对市场的挤占和价格的打压密切相关。这些情况说明，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已经空前紧迫，时不我待！

按照中国入世承诺，与大多数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低，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最高关税水平与绝大多数国家相距更大;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实行的关税配额量大，配额内关税多在1%～5%，配额外关税最高仅65%，已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倪洪兴，2008）。因此，中国农产品关税水平难以有效抵御来自国外低价农产品的进口冲击，关税“防火墙”作用有限。近年来，中国虽然不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但许多现行农业补贴政策属于“黄箱”范围，对部分农产品的支持已接近入世承诺上限，进一步加大支持面临上限约束。2014年，由于实施转基因管理及进口与库存配比销售等措施，中国玉米进口得到一定控制，进口量较上年同比下降20.4%;但作为其替代品的高粱和大麦进口却增势迅猛，较上年增加778万吨，增加了2.3倍（课题组，2015）。

（四）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亟待健全，跨国公司对中国提升农业价值链和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挑战日益增多

近年来，中国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创新日趋活跃，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步伐明显提速，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公司农业、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机服务公司、植保服务公司、农业技术研究所等新型服务主体竞相发展、各显神通，成为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先行者，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生力军。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创新，为农业乃至农业产业链增强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好地对接资本市场、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消费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参与全球价值链、构建国内价值链和推进价值链升级提供了重要载体。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甚至价值链片段化、碎片化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价值链领导型企业不稳定、对价值链治理的主导能力不强也是突出问题;甚至在宏观农业政策的设计中，重生产、轻服务，重产中、轻产前和产后环节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深化，农业发展中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趋势日盛。在此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涉农企业和农业组织不断增加，但大多处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低端，难以进入其关键环节和战略领域，全球农业价值链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大多掌握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跨国公司手中。顺应国内农业市场空间迅速拓展和市场需求结构迅速变化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内涉农企业致力于构建国内农业价值链，并力图向区域和全球范围拓展，形成由本土企业主导的全球农业价值链。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这方面仍只处于起步阶段，真正能在农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和关键领域形成有效的进入壁垒，进而在农业价值链利益分配中获得优势地位的领导型企业并不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内农业价值链面临着与全球农业价值链对接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少数在全球农业价值链具有管理权和控制权的国外跨国公司很容易凭借其核心技术、资本实力、管理经验、经营理念、信息化和市场营销手段等优势，在较短时期内迅速蓄积起对中国农业价值链战略环节、关键环节的控制态势，进而导致中国农业价值链管理权和控制权失守、价值链领导型企业被边缘化或被跨国公司兼并重组等。这种现象在中国大豆产业链、价值链较为典型。（12）作为世界最大的大豆消费国，近年来中国大豆生产受到过度挤压，价格受到明显抑制，定价话语权显著减弱，产业控制力严重削弱，产业调控难度明显加大的问题迅速凸显（倪洪兴等，2010）。1995年中国还是大豆净出口国，2003年和2014年，大豆自给率已分别下降到42.9%和14.6%。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往往是从以低价进入为切入点的贸易控制起步，转向通过参股合资进入加工领域，进而通过低成本并购形成对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控制态势（姜长云，2011）;甚至将这三阶段方法有机结合，通过在国际农产品市场及与此高度联动的金融市场、能源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国际农产品市场进而国内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为进行贸易控制、参股合资，进而低成本收购行业龙头企业提供契机。一般而言，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过程中，比较青睐的领域往往集中在农产品、农业加工品、农业投入品的现代营销体系，农村金融和农产品批发市场，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的农产品深加工业，农业种质资源开发，食品安全和农业品牌、销售渠道等领域。由此不仅容易导致中国农业价值链升级面临国际分工地位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容易将中国的涉农企业和农业产业组织推向农业价值链利益分配的边缘地位;还容易加大中国维护农业产业安全面临的挑战，导致中国对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市场的调控容易因农业价值链管理权和控制权失守而遭遇“屏蔽”。

二、农业发展值得重视的几个趋势

（一）对农业或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加速分化

自2004年以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11年超过7%，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11年超过6%;尤其是自2010年以来，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5年超过9%。到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分别达到28844元和9892元，连续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提供了重要基础，也对农产品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产生深刻影响，基本的趋势是：

1.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多元化持续推进

近年来，农村居民对粮食和蔬菜的人均消费量有所下降，城市居民对粮食和蔬菜的人均消费量稳中略降;但农村居民人均植物油消费量、城乡居民人均猪牛羊肉消费量均呈增长趋势，城市居民人均植物油消费量、城乡居民人均家禽消费量稳中略增，城乡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增长后趋于稳定。由于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4.8%，今后城镇化率很可能继续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同时考虑到目前城市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不足农村居民的一半，城市居民人均蔬菜、食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消费量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据此可以粗略推算，今后中国城乡居民对粮食（主要是口粮）的消费总量将呈下降趋势，对植物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的消费总量将呈加速提高趋势。从国内外经验看，城乡居民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等养殖产品消费总量的扩张，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对动物毛皮、内脏、骨、血等养殖业副产品需求的增长，会带动社会对饲料粮需求进而粮食需求总量的增长。因此，在2020年前甚至更长时期内，农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总量将呈增加趋势，农产品需求结构多元化也会加快推进，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在总体上将呈增大趋势。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也将带动农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张。

2.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加快分化，消费市场进一步细分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化，城乡居民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日益呈现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趋势，专用化农产品、加工食品、品牌食品和安全化、优质化、体验化食品日益成为农产品需求增长的重点，甚至在产品功能之外对农业生活、生态功能的需求也日益成为农业需求的新增长点，农业发展的科技、教育、文化内涵和生态休闲、旅游观光等体验功能也将日益受到重视。这也导致创新供给，引导、凝聚、激发农业需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如许多地方通过激活农业的景观功能，引导和激发农业新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的影响也在迅速深化。2020年和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很可能分别将达62%和70%上下。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395万人，较上年增加501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举家外出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21.3%。同年，全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1%，分别较2003年增加39.5%、提高3.5个百分点。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导致生活方式转变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影响日益深化，加剧农业需求增长的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安全化和优质化趋势。

（二）要素成本提高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不断深化，农业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出现趋势性减弱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比较利益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农业要素成本的迅速提高和农业发展的粗放经营。以三种粮食平均为例，2008―2013年间每亩总成本的增量为463.77元，其中对增量贡献较大的主要有①人工成本增量254.69元，占54.9%;②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127.34元，占27.5%;③土地成本增量81.74元，占17.6%。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增加，与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发展带动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业用工成本迅速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和闲暇效用的上升，也是推动农业用工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越来越多，带动农地租金迅速上涨，成为推动土地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同期，三种粮食平均每亩用工数量由7.69个减少到6.17个;但劳动力日工价则由21.60元增加到68.00元，增加了214.8%。劳动力日工价的提高，成为推动每亩用工成本提高的全部原因。不仅如此，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日工价的增速，还明显快于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或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长。（13）在三种粮食平均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中，机械作业费、种子费和化肥费是增量最多的三大块，分别增加55.95元、24.79元和24.82元，分别占总成本增量的12.1%、5.4%和5.4%。进一步分析，每亩化肥费的增加基本上由化肥投入的增加与化肥价格的上涨平分秋色;每亩种子费的增加主要由种子价格的提高所致，但每亩种子用量的略增也发挥了辅助作用。

再从棉花来看，2008―2013年，每亩总成本增加1097.53元，其中人工成本、物质与服务费用、土地成本分别增加832.76元、161.96元和102.81元，分别占同期总成本增量的75.9%、14.8%和9.4%。在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中，增幅比较大的主要有机械作业费、化肥费、排灌费和种子费，分别增加45.47元、24.49元、23.49元和16.49元。同期，棉花生产每亩用工天数由23.09天减少到19.44天，减幅达15.8%;棉花家庭用工日工价和雇工日工价分别增加了214.8%和139.7%，用工价格上涨成为推动棉花生产用工成本提高的全部原因。将棉花每亩总成本的增量结构与三种粮食平均进行比较可见，越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工价提高对总成本增加的影响越大。

进一步来看，将规模生猪与散养生猪比较，2008―2013年，规模生猪每头总成本增量353.02元，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分别增加263.07元和89.36元。相比之下，散养生猪每头总成本的增量为536.85元，超过规模生猪52.1%;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分别增加了244.89元和292.07元，物质与服务费用的增量略小于规模生猪，但人工成本的增量超过规模生猪达2.27倍。在规模生猪和散养生猪中，精饲料费的增量分别达到281.36元和299.38元，均超过各自全部的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而且精饲料费的增量均主要来自精饲料价格的提高，精饲料量的增长影响较小。相对而言，散养生猪物质与服务费用的增量略小于规模生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散养生猪有更多的生活废弃物可资利用，如剩饭剩菜。从散养生猪与规模生猪每头用工成本的比较可见，促进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抑制用工成本上升对总成本增量的影响。

近年来，在农民收入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虽然农民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仍呈增长态势，但农业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能力已经呈现趋势性减弱。2008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仍占40.9%，2013年已经下降到31.8%。（14）随着农业对农民增收相对贡献能力的趋势性减弱，提高农业效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出。否则，由于农业经营主体缺乏生产经营积极性，农业经营副业化和兼业化将会迅速普遍化。

（三）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迅速推进有效带动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也对发展农业生产业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在微观层面，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推进，往往表现为农户规模经营的发展，以及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工商资本等新型经营主体、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相对于普通农户，新型经营主体的成长，也对新型服务主体的发育及其规模化和产业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近年来各种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不仅有效促进了农业的节本增效和降低风险，还同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效应。如在部分地区，农资经销商向农资综合服务商转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向农业产业化综合服务商转变，甚至有些农产品加工企业成功实现由卖产品向卖设计、卖服务转变。近年来，许多地方农机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发展农业生产业的新亮点。

在中观层面，农业发展的区域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也对推进农业生产业的发展及其集群化、网络化提供了强劲的需求拉动。如由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的集群化和连片化迅速推进（姜长云，2011），主要农产品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步伐明显加快，导致主要农产品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扩大，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对农产品流通特别是物流体系的需求明显增强。这在粮食方面尤为典型（姜长云，2012）。如2003―201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加17640.4万吨，增产量占全国比重超过5%的省份主要有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安徽、山东、江苏、河北7省，合计占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66.2%，这7个省份基本在秦岭―淮河以北或淮河沿线。2003―2013年这7个省的年末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35.3%下降到34.4%。（15）但这7个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却由41.7%增加到49.3%。

三、对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启示

（一）当前中国农业发展已经进入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应该是未来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

从前文分析可见，尽管近年来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和农民增收形势较好，但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已经比较严峻，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做、可不可以缓些做的问题。应该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今后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着力促进农业的提质增效升级，并将其放到与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引导农业更好地增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否则，中国农业发展很容易陷入走向衰退的恶性循环，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食物安全的难度与风险也会显著增加;甚至保障农产品当前的有效供给，也会以损害中长期有效供给能力为代价。

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今后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提升农业价值链和附加值，增强农业对农民收入贡献能力的客观要求。否则，农业发展很可能因为农户缺乏生产经营积极性，陷入农业经营普遍副业化和兼业化的轨道，导致农业后继无人和老人农业普遍化的问题日趋严峻。失去农户生产经营积极性的支撑，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很容易落空。

（二）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应该统筹考虑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供给结构）的变化，注意促进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从前文分析可见，今后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的提速，对农业或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加速分化，因此引导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日趋重要而紧迫。今后鉴于在总体上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显著加大，农业政策选择和对农产品市场的调控，必须加强对农产品市场需求和需求结构变化的前瞻性、细分性研究。通过科学引导消费，抑制农产品需求的非理性增长及其对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对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也具有重要意义。如从当前来看，中国大陆居民人均食用油消费量已经位居亚洲国家或地区前列。引导居民适度减少食用油消费，不仅有利于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优化农业、农产品供给结构。此外，应基于对当前或长远农产品供求状况的客观研判，科学平衡对不同类型农产品供给能力建设的支持保护力度，防止畸轻畸重，导致某类农产品供求的松平衡建立在其他类型农产品供求失衡的基础之上，形成农业资源利用的浪费，影响农产品有效供给。

所谓农产品供求紧平衡，简单地说，就是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但供给略小于需求的一种状态。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而言，综合考虑农业发展的资源需求和资源可得性，紧平衡应该是农产品市场调控的理想状态和目标模式，因为它兼顾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张合成，2015），既避免了因农产品供求平衡过松即供大于求，导致农价下跌和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受挫;又可以避免因农产品供不应求，导致农价上涨，市民尤其是城市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得不到保障。在紧平衡状态下，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基础往往比较脆弱，容易因环境的变化由平衡转向失衡。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求尊重经营主体的选择，优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供求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农产品供求紧平衡是通过市场对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辅之以必要的宏观调控，在动态波动中实现的。我们可以说，紧平衡是中国农产品供求关系调控中理想的“期望值状态”;但如果把紧平衡说成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常态，则容易引起误导，让人误以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特定类型的主要农产品上，中国主要农产品供求的紧平衡都是可以自动实现的。

实际上，主要农产品供求在总体上呈现紧平衡状态，更多地只是强调由于农业发展可用资源的有限性，主要农产品供给只能在总体上基本满足需求，甚至供给还可能略小于需求，要注意引导农业资源的节约利用、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利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时期、任何种类的农产品供求都是处于紧平衡状态。在社会资源或农业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资源供给向特定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建设过度倾斜，可能导致其供求处于松平衡状态;但其代价却是其他农产品供给可用资源不足，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供求紧平衡不能实现。比如，当前在粮食库存消费比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情况下，粮食供给实际上处于松平衡状态;但这种粮食供求松平衡的实现，却是以棉花、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难以主要依靠国内实现紧平衡，必须大量依赖进口为代价的。如2014年，尽管棉花、食用植物油进口量均较上年有所减少，但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和食用植物油进口国。

（三）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要转换农业发展的动力结构，着力推进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

要在重视农产品供求数量平衡的同时，更加重视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重视提升农业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把农业发展有效引入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推进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1）促进农业发展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促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升级，并降低农业经营风险。（2）推进农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和农户等传统经营主体的改造，完善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增强农业经营主体的竞争力，更好地增强农业竞争力。（3）完善农业生产业发展环境，优化其激励机制，积极发挥其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支撑和带动作用。实践证明，农业生产业的发展，通过促进农业的服务外包和分工分业，不仅为解决农业劳动力老弱化背景下“谁来种田养猪”、“如何种田养猪”提供了有效出路，也为促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升级、农产品的产销对接和提升农业价值链，提供了重要途径。推动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要把促进新型经营主体的发育与促进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形成“新型经营主体+新型服务主体+普通农户”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以普通农户为主力军、新型经营主体为生力军、新型服务主体为引领支撑，合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鉴于当前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亟待健全，跨国公司对中国提升农业价值链甚至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挑战日益增多，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甚至进入农业的工商资本按照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鼓励其成为产业链、价值链整合协调的领导型企业日益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消费结构升级，农产品价值链的主要驱动力已经由生产者转向购买者。流通环节日益成为农产品价值增值的主要源泉，品牌、科技、销售渠道、市场运作、供应链管理能力等无形资产对构建农业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不断提高（张辉，2006;蒙丹，2011）。顺应农业价值链由生产者驱动向购买者驱动的转变，支持涉农大型零售商、经销商、品牌制造商、高新技术或供应链管理企业加强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整合协调，成为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领导型企业，对于提升农业价值链、带动农民增收和维护农业产业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创新农业科技发展方式，优化农业科技的支持重点，增强农业创新驱动能力;还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需求分化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带动作用，更好地促进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四）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要把引导农机作业服务组织的发展作为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方向

鉴于人工成本增加成为当前农产品成本提高的重要原因，甚至首要原因，推进农业机械化应该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农业机械化特别是大型机械化的发展，对于节约农业发展的人工成本，对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农业规模经济效应的提升，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日本的经验证明，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农业机械越普及，大规模农户的经营优势就越突出;大规模机械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不仅为大规模租地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面向小规模兼业农户推进农机作业承包提供了动力（速水佑次郎、神门久善，2003）。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以大型机械为主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不仅有利于节约农业生产的用工投入，促进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高效利用，推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并降低风险，提高农业经营的比较利益水平;还有利于促进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减少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引起的环境污染和耕地破坏问题，加强耕地质量和农业环境治理。近年来，导致中国耕地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耕地的利用和管理不当，如深耕深松作业不足，土壤蓄水保墒能力低。多数农民使用小型农机具耕地，耕作层较浅，浅耕、旋耕面积占机耕面积的比重超过六成。长期采用这种浅耕作业方式，导致土壤理化性能变差，有机质流失，肥力下降。加之，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不愿在养地方面增加投入。（16）要改变农民对耕地重用轻养的问题，必须促进农业比较利益的提高。当然，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并非发展大型机械一条路。如在山区、特色农业发展优势区，专用灵巧、简便实用的小型机械或许更有用武之地。

自2004年中国政府正式启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向大型农机倾斜的态势日益强化。但是，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面临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问题。从当前情况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趋势来看，促进农业机械化提质增效升级，除加强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外，一个重要方向是支持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农机服务组织发展。我们对安徽金寨、颍上两县的调查显示，近年来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对于解决农村土地撂荒问题，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的创新;对于促进农机农艺结合，带动农产品质量和农业产业链全程机械化质量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农机服务的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还有利于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有效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和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姜长云等，2014）。为支持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建议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逐步调整为农机服务补贴政策。借此，规避农户分散独立购机导致的农机闲置和资金浪费，提高农机具利用率、农机使用的经济效益和农业机械化的资源配置效益，弱化机械作业费上涨对农产品成本上升的推动作用。

注释：

（1）本文资料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年鉴2013》或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4》相关资料整理。

（2）农业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的通知”，农业部网站2015年2月17日。

（3）国新办就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有关情况举行会，《中国网》2015年4月14日。

（4）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关于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的公报”，《农民日报》2014年12月18日。

（5）乔金亮：“中国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70/% 耕地退化超4成”，《经济日报》2014年12月19日。

（6）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尽量与生产决策和当期价格脱钩，补贴额的计算基于历史单产、播种面积或收入水平;各种补贴充分互动形成农民收入保护网。如通过直接支付为农户提供基本的收入保障，通过目标价格和目标收入补贴帮助农户抵御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风险，联邦保险费补贴和收入补充计划则协助农户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7）此处主要讨论农产品名义价格的变化，不讨论农产品实际价格或相对于工业品、服务品的价格变动。参见姜长云（2011）。

（8）佚名：“2013年稻米市场回顾”，《中国粮网》2014年1月15日。

（9）佚名：“2014年10月稻米市场监测报告”，jsagri.gov.cn，2014年11月6日。

（10）佚名：“2014年10月第3周中国棉花市场周报――国棉价涨跌互现 外棉价格反弹”，agri.gov.cn，2014年10月21日。

（11）如2013年中国大米进口量较大，尤其是走私大米大量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国际市场特别是邻近的越南进口大米价格较低，导致大米进口压力加大。

（12）2004年在中国发生的大豆危机及其后在中国大豆产业链发生的连锁性事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参见顾善松（2006）。

（13）相比之下，2008―201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不包括包吃包住）由1340元增加到2609元，增加了94.7%;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28898元增加到51483元，增加了78.2%。

（14）因2014年国家统计局实现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数据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