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范文

摘要:在浙江省,各中小企业虽然发展状况良好,但是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各家商业银行大多不愿意提供贷款,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因此中小企业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很迫切、很强烈。与此同时,很多市县级地方政府在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国家的严厉控制,且不能发行市政债,而在一定时期内,各市县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基本稳定,这样一来,各市县级地方政府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也很迫切、很强烈。笔者认为,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应该选在中小企业和市县级地方政府这两个领域。

一、国内外资产证券化的现状

资产证券化是将一组缺乏流动性但其未来现金流可以预测的资产组成资产池,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作为偿付基础,通过风险隔离、现金流重组和信用增级等手段,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将组合资产预期现金流的收益权转换成可以出售和流通的、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或受益凭证的结构性融资技术和过程。

资产证券化起源于美国,1968年美国政府国民抵押协会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只资产支持证券——抵押贷款债券,开创了资产证券化的先河。资产证券化因为其自身的独特优势,自产生以来获得了迅猛地发展。目前在美国,资产支持证券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债和企业债,成为美国债券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品种。资产证券化在美国的债券市场乃至资本市场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国内的资产证券化开始于2005年,并且一开始就遵循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分别发展。一条路径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其主要依据为《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运作模式采用了信托结构,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存量贷款,我国目前已经完成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有4个(具体情况参见表1);另一条路径是中国证监会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其主要依据为《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运作模式采用了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各类企业的收益权或债权,我国目前已经完成的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有9个(具体情况参见表2)。近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主导下,正在探索资产证券化的第三条路径——非信贷资产证券化,运作模式也采用了信托结构,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各类企业利益、应收账款、道路收费和公共设施的使用费等等,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非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有1个,即重庆市政资产支持证券。该项目的发起人是重庆市轨道交通总公司和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计划募集资金50亿元。

二、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条件

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浙江省直接融资的比例偏低,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潜力巨大

截至2007年底,浙江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规模高达2.90万亿元,贷款规模高达2.49万亿元。虽然浙江省的企业上市工作卓有成效,但是相对于如此巨大的间接融资规模,浙江省的直接融资规模仍然显得十分弱小,仅占各种融资总规模的5%左右。此外,浙江省游离在监管范围之外的民间资金规模估计在1万亿元左右。而资产证券化可以为浙江省的各类企业提供一种新的直接融资工具,同时为浙江省的城乡居民提供一种新的投资渠道。因此,可以预见资产证券化在浙江省的发展潜力巨大。

(二)国外已经有相当成熟的资产证券化经验可以借鉴

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固定收益产品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美国的固定收益产品余额已经超过了股票市场余额。而在固定收益产品中,资产证券化产品已经成为存量最大的产品类别,如美国截至2005年末资产证券化产品余额已经超过国债余额,也超过了企业债余额。德国自2000年推出证券化贷款计划以来,已经给超过5万个中小企业提供了170多亿欧元的贷款。国外在资产证券化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可以为浙江省的资产证券化提供借鉴。

(三)国内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和探索正在稳步推进

2005年以来,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在实践上获得了突破,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两种模式齐头并进、并驾齐驱,先后完成了2个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和9个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利于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大力推进。

(四)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为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目前我国涉及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关于证券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家财政部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等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陆续出台,为浙江省开展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

三、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选择

目前,我国已经试点的资产证券化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具体采用的是信托模式。另一种是中国证监会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具体采用的是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下,浙江省可以选择的资产证券化模式有且只有以上这两种。

在浙江省,各家商业银行的资产状况和盈利状况都很好,其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不是很迫切;各大型企业的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良好,贷款需求可以得到较好地满足,其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不是很强烈。而各中小企业虽然发展状况良好,但是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各家商业银行大多不愿意提供贷款,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因此中小企业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很迫切、很强烈。与此同时,很多市县级地方政府在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国家的严厉控制,且不能发行市政债,而在一定时期内,各市县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基本稳定,这样一来,各市县级地方政府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也很迫切、很强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应该选在中小企业和市县级地方政府这两个领域。就具体模式而言,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模式),也可以采用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但短期内采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更强一些。市县级地方政府可以采用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

具体来说,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可以借鉴国外已经相当成熟的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和我国已经进行过的2个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因此其可行性很高。但在我国仍然很有推广的意义,其特色在于其他已经进行过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都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某些特定信贷资产的证券化,而其他商业银行尚未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领域进行过证券化,因此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有希望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的认可和支持。而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的试点虽然可以发挥浙江省产业集聚的特色和优势,但是国内外没有相关的资产证券化项目可以借鉴,同时因为中小企业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难以较好地满足中国证监会提出的“基础资产应当能够产生相对稳定的现金流”的要求,因此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难在短期内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认可和支持,但可以在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继续探索和推进。至于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可以借鉴国内外比较成熟的市政资产证券化项目,因此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有希望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认可和支持。

简而言之,笔者认为,浙江省的资产证券化应该坚持“两个突破口”(中小企业和市县级地方政府)和“两种模式”(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和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同时推进。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的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如图1:

笔者提出的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试点如图2:

如图1所示,在该试点中,浙江省内商业银行作为发起机构,将中小企业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以该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资产支持证券的收益。其中,资产支持证券采用划分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内部信用增级与商业银行或担保公司等担保机构担保方式的外部信用增级,并且由浙江省中小企业风险补偿基金认购次级资产支持证券。评级机构聘请具有评级资质的权威资信评级机构,承销机构负责资产支持证券的承销任务。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由中国银监会审批和监管,中小企业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在全国银行间债权市场发行和交易,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批和监管。

第2篇：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范文

关键词:次贷危机 资产证券化 投资者保护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项金融创新，是银行分散信用风险的最基础的工具。美国于1969年末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30多年的时间里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迅速。我国首批证券化试点于2005年12月由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开始，随后浦发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也成功发行了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资产证券化可加速将金融资产转化为现金，提前回收流动性。资产证券化的推出，会给商业银行利用其专业化优势发展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扩大收益来源提供可能。始于美国2007年4月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以下简称“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由单一市场波及多个市场，由一个国家迅速蔓延至全球。此次次贷危机发端于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大规模违约，由此引发以其为基础的证券化产品收益大幅下降，价格急剧下滑，投资者遭受了巨大损失。然而，资产证券化能否成功运行、能否吸引投资者的关键取决于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也是资产证券化市场能否健康、繁荣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重新思考和审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制度设计，完善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成为发展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关键。本文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主线，以次贷危机为背景，尝试构建资产证券化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影响资产证券化投资者利益的主要因素

(一)资产的品质

所谓资产的品质，是指证券化的资产到期能够产生预期现金流的可靠程度。资产是资产证券化的逻辑起点，资产的品质是资产证券化的信用基础。对于投资者而言，关注资产的品质更胜于发行人的经营状况，因此如何提升资产的品质、降低资产证券化的信用风险和流动风险，关系到投资者的利益，也是吸引投资者的关键。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贷款机构为了获取高额收益而向信用程度较差、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贷款，当利息上升、房产市场降温时，不可避免地出现债务人违约和贷款机构的破产，归根结底，问题在于贷款的品质。

(二)证券化资产的独立性

证券化资产的独立性包括与发起人资产的独立、与发起人以外的其他机构的独立。确保证券化资产的独立性，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发起人的破产风险对证券化的影响，实现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资产的“破产隔离”。首先，在资产证券化的制度设计中，发起人与投资者之间设立了一种特殊的机构，即特殊目的载体(SPV)。根据SPV设立方式的不同，目前主要有公司型SPV和信托型SPV，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肯定了信托型SPV，没有涉及公司型SPV。在我国，如何构造SPV并且在法制框架下运行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为了确保资产池中的资产的独立性，阻断发起人与证券化资产的联系，应遵循“真实出售”的做法，在会计上、法律上确定“真实出售”的标准也成为影响投资者的因素之一。

(三)信息披露程度

资产证券化的环节复杂、参与者众多，证券化资产的信息与原始债务人、发起人、SPV、资产的管理人、中介机构密切相关，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影响投资者利益的信息是保护投资者的重要方面，也是维护投资者的知情权、实现信息公平的重要机制。在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运行中，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投资者无法全面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偿付能力，也就无法准确了解证券化资产的信息，妨碍了投资者对潜在的风险进行识别。

(四)投资者权利的行使机制及救济机制

“徒法不足以自行”，除了规定投资者的权利外，还应建立相应的权利行使机制，当投资者权利受到不法侵犯后，还应有完善的救济机制，这样才能充分地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如我国台湾在信托型SPV的构造方面设置了受益人会议和信托监察人，投资者通过受益人会议行使决策权、监督权等，信托监察人则从外部进行监督。

(五)监督机制

资产证券化的监督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监督机制，即证券发行人内部的监督机制;二是外部监督机制，即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机制。次贷危机暴露出美国政府监管的缺位，也进一步证实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资产证券化投资者保护机制的构建策略

(一)整合现行的法律规范且提高立法的效力层次

由于缺乏资产证券化的实践经验，我国在进行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中采取了边试点边立法的思路，大部分是以部门规章的形式。以信贷资产证券化为例，从2005年试点至今，共有十余部规范文件出台，的主体包括央行、银监会、建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本文认为，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整合、完善现有的规章制度，制定一部资产证券化的基础性法律，内容包括证券化的资产的范围，投资者的范围，资产转移，风险隔离，抵押权变更登记，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交易、结算，信息披露制度，法律责任等，立法层次可提升为行政规章，待理论及实践均成熟后再上升为法律。

(二)SPV的法律构造

资产证券化架构的核心是风险隔离机制，SPV则是风险隔离机制的产物。SPV是连接发起人与投资者的桥梁，在资产证券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托、公司、合伙等是SPV采用的常见的组织形态，且以信托和公司最为常见。完善SPV的法律构建，减少投资者的法律风险，是投资者保护机制应该关注的重要方面。

1.理顺资产证券化与信托法的关系，完善信托型资产证券化。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规定了以信托的形式进行资产证券化的操作，“然而，在法理上，以信托为特殊目的载体的交易结构依然面临着一些似乎无法逾越的障碍。”信托的基本结构为委托方—受托方—受益人，《管理办法》构建的信托结构可以简化为委托人(即发起人)—受托人(信托SPV)—受益人(投资者)，问题在于，此信托是自益信托还是他益信托?由于发起人与投资者不可能是同一主体，因此可排除自益信托，如果是他益信托，则按照信托理论，发起人应无偿地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机构，显然，这与“真实出售”相违背。有学者提出可将信托型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理解为“双信托”，即存在两个自益信托，那么，这两个信托间是何种关系?如果相互割裂，则如何体现信托型资产证券化的完整性?况且，在发起人为委托人的自益信托结构中，发起人的受益权在《管理办法》中并未规定。两组信托的存在使资产证券化的运作陷入困境，以上的种种障碍，影响到信托资产证券化的有序进行。因此，改变两组信托并存的局面，转为以其中一种信托为主，比如保留发起人为委托人的信托关系，则发起人可以委托SPV转让信托受益权;或者保留投资者为委托人的信托关系，则发起人与SPV间仅为资产的转让者与受让者的关系，上述的障碍将不复存在。

2.构建SPV与自身破产风险隔离机制。在实践中，SPV多以“空壳”公司的形式出现，为了避免SPV自身破产的风险影响投资者的利益，构建SPV时应从以下方面考虑:首先，在公司章程或信托契约中严格限制SPV的经营范围，禁止其从事与证券化无关的经营和投资活动，避免发生与证券化无关的债务和提供担保;其次，建立有力的监督机制。不受监督的权力必定会走向腐败，为了防止发起人与SPV串通或控制SPV进行有损投资者的行为，SPV应设置监督机制。可参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设置独立董事，或引用公益信托中信托监察人的设置，在信托型资产证券化中设置信托监察人，赋予其监督权和提起诉讼权。

(三)完善真实出售制度

为了实现发起人与证券化资产的破产隔离，“真实出售”是重要环节。从合同法的角度看，“真实出售”实质是合同债权的转让，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债权的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否则债权的转让对债务人不生效力，即债务人仍然可以向原债权人清偿债务，虽然可因不当得利请求原债权人返还，但无疑会使操作更加复杂，也增加了运行成本。为了减少这种风险，在法律上可确认公告通知的效力，同时，由发起人充当资产管理者的角色也可简化其中的繁杂。

(四)强化信用增级制度且增强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

信用增级一方面可吸引投资者，另一方面可以保护投资者，通常分为内部增级和外部增级，前者如划分优先/次级结构、开立信用证、进行超额抵押等;后者主要由发起人以外的第三人对SPV证券提供担保。在我国，由于市场发展不成熟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并没有建立信用较高的专门的担保机构，在试点操作中，主要采用内部信用增级的手段。在美国、韩国等国家，均组建了专门的担保机构，甚至由政府出面，如美国的政府国民抵押协会。本文认为，在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初期，成立由政府参股的专门担保机构以增加资产的信用等级是发展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推动力。信用增级后的环节是信用评级，信用评级是投资者决策的主要依据。目前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公信力不高，独立性较差，有必要建立一套信用评级的基本准则，确定信用评级机构的资质，提高其质量。

(五)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一切关于资产投资价值的信息均属应披露的范畴，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美国次贷危机一个重要警示即强化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制度。2007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的第16号公告要求发起机构、受托机构等就信贷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池加强相关信息披露，并规定了受托机构详尽披露基础资产池的标准。这一举措进一步保障了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权，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没有建立资产信息共享机制、信息传递不及时、责任缺失等，对于虚假陈述、误导性陈述的责任主体及内容不明确，投资者的救济权得不到实现。针对上述问题，应尽快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增加信息披露的渠道，完善责任体系。

(六)完善监督机制

首先，加强证券发行人的内部监督。资产证券化和其他金融产品一样，投资者均面临“内部人控制”的状况，通常，SPV是发起人建立的子公司，资金的管理机构也由发起人担任，资产证券化的参与者间或者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存在角色重合的现象，因此，对发行人内部不同利益主体间权力的分配、不同部门间权力的制衡进行制度安排，引入独立董事或信托监察人，防止权力的滥用。其次，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应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应加强监管，平衡效率与安全的关系。金融监管体系有必要从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

参考文献

1.卜壮志.从美国次贷危机看我国商业银行房贷风险管理[J].经济纵横，2007，10

2.王小莉.信贷资产证券化法律制度[M].法律出版社，2007

第3篇：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范文

论文摘要:在浙江省，各中小企业虽然发展状况良好，但是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各家商业银行大多不愿意提供贷款，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因此中小企业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很迫切、很强烈。与此同时，很多市县级地方政府在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国家的严厉控制，且不能发行市政债，而在一定时期内，各市县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基本稳定，这样一来，各市县级地方政府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也很迫切、很强烈。笔者认为，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应该选在中小企业和市县级地方政府这两个领域。

一、国内外资产证券化的现状

资产证券化是将一组缺乏流动性但其未来现金流可以预测的资产组成资产池，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作为偿付基础，通过风险隔离、现金流重组和信用增级等手段，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将组合资产预期现金流的收益权转换成可以出售和流通的、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或受益凭证的结构性融资技术和过程。

资产证券化起源于美国，1968年美国政府国民抵押协会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只资产支持证券——抵押贷款债券，开创了资产证券化的先河。资产证券化因为其自身的独特优势，自产生以来获得了迅猛地发展。目前在美国，资产支持证券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债和企业债，成为美国债券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品种。资产证券化在美国的债券市场乃至资本市场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国内的资产证券化开始于2005年，并且一开始就遵循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分别发展。一条路径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其主要依据为《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运作模式采用了信托结构，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存量贷款，我国目前已经完成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有4个(具体情况参见表1);另一条路径是中国证监会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其主要依据为《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运作模式采用了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各类企业的收益权或债权，我国目前已经完成的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有9个(具体情况参见表2)。近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主导下，正在探索资产证券化的第三条路径——非信贷资产证券化，运作模式也采用了信托结构，证券化资产主要来源于各类企业利益、应收账款、道路收费和公共设施的使用费等等，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非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有1个，即重庆市政资产支持证券。该项目的发起人是重庆市轨道交通总公司和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计划募集资金50亿元。

二、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条件

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浙江省直接融资的比例偏低，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潜力巨大

截至2007年底，浙江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规模高达2.90万亿元，贷款规模高达2.49万亿元。虽然浙江省的企业上市工作卓有成效，但是相对于如此巨大的间接融资规模，浙江省的直接融资规模仍然显得十分弱小，仅占各种融资总规模的5%左右。此外，浙江省游离在监管范围之外的民间资金规模估计在1万亿元左右。而资产证券化可以为浙江省的各类企业提供一种新的直接融资工具，同时为浙江省的城乡居民提供一种新的投资渠道。因此，可以预见资产证券化在浙江省的发展潜力巨大。

(二)国外已经有相当成熟的资产证券化经验可以借鉴

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固定收益产品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美国的固定收益产品余额已经超过了股票市场余额。而在固定收益产品中，资产证券化产品已经成为存量最大的产品类别，如美国截至2005年末资产证券化产品余额已经超过国债余额，也超过了企业债余额。德国自2000年推出证券化贷款计划以来，已经给超过5万个中小企业提供了170多亿欧元的贷款。国外在资产证券化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可以为浙江省的资产证券化提供借鉴。

(三)国内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和探索正在稳步推进

2005年以来，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在实践上获得了突破，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两种模式齐头并进、并驾齐驱，先后完成了2个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和9个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利于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大力推进。

(四)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为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目前我国涉及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关于证券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家财政部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等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陆续出台，为浙江省开展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

三、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选择

目前，我国已经试点的资产证券化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具体采用的是信托模式。另一种是中国证监会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具体采用的是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下，浙江省可以选择的资产证券化模式有且只有以上这两种。

在浙江省，各家商业银行的资产状况和盈利状况都很好，其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不是很迫切;各大型企业的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良好，贷款需求可以得到较好地满足，其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不是很强烈。而各中小企业虽然发展状况良好，但是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各家商业银行大多不愿意提供贷款，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因此中小企业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很迫切、很强烈。与此同时，很多市县级地方政府在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国家的严厉控制，且不能发行市政债，而在一定时期内，各市县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基本稳定，这样一来，各市县级地方政府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也很迫切、很强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浙江省资产证券化的突破口应该选在中小企业和市县级地方政府这两个领域。就具体模式而言，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模式)，也可以采用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但短期内采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更强一些。市县级地方政府可以采用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模式)。

具体来说，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可以借鉴国外已经相当成熟的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和我国已经进行过的2个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因此其可行性很高。但在我国仍然很有推广的意义，其特色在于其他已经进行过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都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某些特定信贷资产的证券化，而其他商业银行尚未在中小企业信贷资产领域进行过证券化，因此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有希望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的认可和支持。而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的试点虽然可以发挥浙江省产业集聚的特色和优势，但是国内外没有相关的资产证券化项目可以借鉴，同时因为中小企业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难以较好地满足中国证监会提出的“基础资产应当能够产生相对稳定的现金流”的要求，因此中小企业集合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难在短期内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认可和支持，但可以在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继续探索和推进。至于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可以借鉴国内外比较成熟的市政资产证券化项目，因此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很有希望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认可和支持。

简而言之，笔者认为，浙江省的资产证券化应该坚持“两个突破口”(中小企业和市县级地方政府)和“两种模式”(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和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同时推进。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的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如图1:

笔者提出的市县级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试点如图2:

如图1所示，在该试点中，浙江省内商业银行作为发起机构，将中小企业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以该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资产支持证券的收益。其中，资产支持证券采用划分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内部信用增级与商业银行或担保公司等担保机构担保方式的外部信用增级，并且由浙江省中小企业风险补偿基金认购次级资产支持证券。评级机构聘请具有评级资质的权威资信评级机构，承销机构负责资产支持证券的承销任务。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由中国银监会审批和监管，中小企业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在全国银行间债权市场发行和交易，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批和监管。

第4篇：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范文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风险;障碍;对策

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项最新的金融技术,资产证券化(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下称ABS)在美国得到了迅速发展,从80年代起,又在英国及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得到广泛应用。所谓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在将来产生稳定的、可预见的现金流收入的资产转换成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概括起来,ABS是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未来现金流量的不良资产进行组合,由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下称SPV)受让原始权益人真实出售的资产,并以此为支持转化成为一种或多种证券,还款来源设定为资产产生的未来现金流本身,并通过严格的隔离结构安排和信用增级以促进销售的过程。在美国次贷(subprime crisis)危机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资产证券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就使人们对于资产证券化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对资产证券化有了相当程度的怀疑。这充分说明,并非所有的资产都可以证券化,资产的过度证券化存在极高的风险。因此,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从一开始就需要采取措施,加强监管,使其走向规范化发展的道路,以避免金融风险的产生。

一、我国资产证券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建立在已有信用关系基础之上的资产证券化,具有诸多积极意义。例如,资产证券化将有利于促进按揭贷款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繁荣,改善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盘活国有企业存量资产,促进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筹措等。自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手《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起,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两家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单位,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经过短时间的发展,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不得不承认,我国资产证券化存在许多障碍性因素,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金融体制自身的限制。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这严重制约了资产证券化。例如,信托与证券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带来的严重弊端,就是信托制度未能成为共享的基础性制度单元。资产证券化的流通平台的不统一,也导致资产证券化所特有的分散风险功能以及为普通投资者创设投资品种的功能无法实现。另外还有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如市场投资者结构有缺陷,投资银行及市场服务机构发展不足,市场利率结构不合理。

二是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自2005年真正意义上的试点开始,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还比较短,资产证券化对于我国金融界来说,仍然属于一个全新的范围。尽管央行和银监会先后颁布了多部法律法规,如《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等,但这些对资产证券化的全面推行,以及实现金融市场的稳定,是远远不够的。总的来看,我国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法律、会计和税收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三是配套环境方面的难点。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良好的配套环境,对于资产证券化的推行,其同样需要良好的基础环境支持。但是,纵观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环境,可以发现其遇到众多困难。例如,市场环境不成熟,会计和税收政策部配套,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与此同时,与资产证券化的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相关专业人才同样欠缺。

二、我国正确推行资产证券化的几点建议

资产证券化不仅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而且将在解决银行体系不良资产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但是,资产证券化为金融服务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机遇的同时,也给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带来了众多挑战,资产证券化风险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因此,资产证券化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科学、完备、具有可操作性的并且有强大威慑力的制度监管、控制体系来保证。

首先,建立健全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法律制度,实时加强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督与管理。完善和健全的法律法规是推行和实施资产证券化的基础,笔者建议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修订和补充相关法律法规。例如,结合金融市场发展的特点并根据资产证券化运作的具体要求制定《资产证券化法》或《资产证券化条例》,为各类资产证券化业务提供法律依据。同时,也要完善与资产证券化法相匹配的相关法律制度,如对《公司法》、《信托法》、《破产法》、《合同法》、《会计法》、《税法》的补充与调整等,从而建立一整套完善的资产证券化法律体系。

其次,构建规范、透明、公正的信用评价体系。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资产证券化的推行,过去的规范资产评估行为的标准和机构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亟需建立一个以评估基本准则为纲、若干应用准则为目的的资产评估标准体系。同时,借鉴国外资信评级业的发展现状与经验,改革完善我国资产评估机构和资信评估机构,建设几家在国内具有权威性、在国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并不断规范评估运作,提高信用评估的透明度与权威性。

再次,建立规范的中介机构,加强相关配套环境和服务机构的建设。中介服务的质量和中介服务的声誉,是促进资产证券化的重要条件。在鼓励发展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的同时,必须规定中介机构的从业准入门槛,并严格要求和规范执业行为,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另外,在构建资产评估和资信业务机构的基础上,需要加强其他相应服务机构的建设。如相关资产证券化的培训机构,专门从事规模化ABS法律服务的机构。

最后,加强人才培养,着力打造专业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人才队伍。打造一支能够融会中西金融业、资产证券业的国际化人才团队是有效推进资产证券化的最重要条件。作为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融资业务,资产证券化需要大量不仅掌握法律、信用评级、会计、税收方面知识,而且掌握资产证券化方面知识的综合型人才。因此,一方面我国需要加大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并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际人才资源,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具备丰富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Shenker & Colletta,Asset Securitization:Evolution,Current Issues and New Frontier,69 Tex.L.Rev.1369,1374―1375(1991).

[2]Leon T.Gardene.A primer on securitization[M].Cambridge,MA,MIT Press,1986.

[3]Steinherr K.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development andtrends in the secondary.

[4]王志诚.金融资产证券化――立法原理与比较法制[M].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

[5]吕超等.中国资产证券化问题与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9(33):60-61.

[6]林彬,陆星兆.国内资产证券化面临的困难与挑战[N].证券时报,2008-01-14.

第5篇：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范文

一、法理基础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信用体制创新，在充分发挥市场信用的资产组合功能与中介信用的投资者组合功能的基础上，打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隔阂，创设了金融体系中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之间的转化机制，最终实现将间接融资直接化以及体制上的杂交优势。如果单从“信用”这一层面去追溯资产证券化的价值理念，笔者曾为“相信人”、“相信物”、“相信钱”（指向的是现金流）而困扰，证券化的各方参与者究竟基于何种理念而积极投身证券化的实践。笔者认为二者也存在区别。信贷资产证券化始于不特定的众多借款人，终于不特定的众多投资者，涵盖了从传统的借款人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过渡，即从“人的信用”到“钱的信用”。然企业资产证券化始于某个特定的企业的某项或多项财产，终于不特定的众多投资者，表征的却是从企业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过渡，即从“物的信用”到“钱的信用”。

二、法律行为

（一）参与的法律主体

资产证券化创新在于它是在不同部门、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关联效应的综合性联动，具体涉及到银行、信托、证券等多个金融部门，以及借款人、投资者、中介组织等多元化利益主体，具有典型的跨市场、跨机构的创新性质。

1.基本参与人

基本参与人即是直接对证券化基础资产或者现金流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具体如下：

（1）发起人（originator）：兼任基础资产的原始权益人及出售方，它担当的主要职责是将贷款等基础资产从自己的财产中分离出来打包组建成资产池。根据规定，合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人特指在银监会监管下，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转让信贷资产的金融机构，且要求是做转让信贷资产业务的金融机构。实践看来，作为发起人参与试点的金融机构逐步扩大化为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上市和非上市）、财务公司、城乡信用合作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等。

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通常指除了上述金融机构之外的非金融机构，即广义上的企业，但并不局限于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还包括一些以企业的名义存在，但实际承担政府或公共职能的机构，[1]如城建投资公司等。

（2）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为实现某种特殊目的而成立的实体工具，其功能主要是向发起人购买基础资产，并将其细化成证券表彰的不特定财产权利，再向投资者发行证券，是谓真正发行人。它没有最低注册资本金的要求，因为它仅为完成证券化交易而设立，其支撑基本来自基础资产的收益。但是在我国，这种特殊性并不影响一般的信托机构去承担这种功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受托机构由依法设立的信托投资公司或银监会批准的其他机构担任”。

然而，我国证监会在以券商为核心的证券化业务中规定由“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这一理财产品作为SPV，即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本身就是为实现资产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而作为独立的基础资产受让人，[2]这就给SPV主体地位的认定带来了根本的难题，此类“计划”根本就不具有法律上的主体地位，也不具有作为SPV所应有的独立性。当然，以“计划”作为SPV不仅存在法律上的障碍，还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当前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体制性问题。

（3）投资者：广泛地涵盖了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等。目前，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合格投资者主要包括参与银行间市场的除保险公司以外的金融机构，如各类银行、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证券投资基金等；而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合格投资者的范围较为模糊，一般为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投资者之外的所有机构投资者。证监会《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扩大了投资者的范围，“投资者原则上应当为机构投资者。投资者为个人的，应当具有识别、判断和承担专项计划相应风险的能力，受益凭证的最低认购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

（4）基础资产的债务人：资产证券化发起人原始权益的相对方。信贷资产证券化因打包的资产可以是一般贷款、小企业贷款、住房抵押贷款、汽车消费贷款，原始债权的相对方则可能是某个或某些项目的贷款人、某个或某些小企业、人数众多的住房贷款人、汽车贷款人等。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本身就是类型待定的多样化“未来债权”，原始权益的相对方则更是难以确定。如“联通收益计划”中的基础债务人则是作为承租方的CDMA运营实体。

2.辅助参与人

为了有效履行这些职责，SPV还必须进一步委托商业银行或其他专门机构担任信托财产资金保管机构、贷款服务机构、证券保管机构等，这也是我国资产证券化区别于德国等欧洲国家资产证券化的一个地方。实务中，两类证券化对这些机构的选择并没有区别，只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对于这些机构的权利与职责有更详尽的规定。二者在信用增级环节有不同的方式，各自所需的信用增级机构（credit enhancer）也有不同，企业资产证券化通常还需要商业银行、企业集团等提供外在的信用增强。

（二）表征的法律关系

从法学的视角来理解两类资产证券化，主要涉及发起人与SPV之间的资产转让合同关系，实质在于买卖基础资产，关键在于塑造基础资产的独立性和风险隔离的有效性。但在实务中，两类证券化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信贷资产证券化设计了发起人与SPV之间物权移转或原始债权转让和担保交易的过程，即通过类物权的方式使其进入到了由证券法等相关法律的保护范围。而企业资产证券化受分业经营限制，无法完全借用这一信托原理，而是选择具有创新试点资格的证券公司发起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担当SPV，倚重《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专项计划合同的具体规定以及监管者要求的资产独立存管操作予以保障。这个所谓的“计划”本身的法律性质尚存阙疑之处，所以其与发起人的转让关系也难以定性，但实质仍然在于“出售”基础资产。

三、法律风险

从宏观层面看，市场交易的革新与法律规制的滞后是一对固有的矛盾，因为法律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给交易各方带来损失的可能性。企业资产证券化实践中尤为明显，企业资产证券化较之信贷资产证券化起步晚，法律基础薄弱，许多环节的设置还备受质疑。由于交易结构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相关的税收、会计处理办法也很模糊，财政部和国税总局所制定的证券化税收规则只针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企业资产证券化能否享受相同的优惠待遇，这让投资者不知所措，也直接影响原始权益人的融资预期，更让企业资产证券化可能面临更巨大的法律风险。

微观层面，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可能源于借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或其他原因使现金流短时间中断，导致不能及时对投资者支付本息；借款人提前还款，使投资者原来的用款安排不能实现；贷款服务机构在管理证券化资产时，混同了回收的资金和自己的资金，在自身破产影响证券化资产的正常收益。但企业资产证券化的风险与借款人无多大关联，而是源于具有未来债权属性的基础。

四、法律监管

二者从运作之初就因为受制于不同的监管机制，而逐渐呈现出不同的交易形态和特质，所以它们也会被称为央行、银监会主导的信托型信贷资产证券化以及证监会主导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型企业资产证券化。

在遵循“安全与竞争、效率与成本相权衡”的监管理念下，银监会和证监会均应当贯彻这些基本监管原则，如依法监管原则、适度监管原则、效率原则、政府监管与自律相结合的原则等，这又具体化为二者均应当以风险监管为重点，强调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合作，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行业自律机制，强化信息披露制度。

第6篇：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范文

1.资产证券化现有模式分析

资产证券化有多种分类方式，标准不同，分类也不同。从作为证券化标的的资产池中的基础资产是否真实销售给特殊目的载体(SPV)，是否仍保留在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上来看，可以分为表内模式和表外模式。其中，从表外资产证券化模式特殊目的机构的不同组织形式来看，表外模式资产证券化又可以进一步被分为信托型、公司型和合伙型证券化模式。通常，我们认为美国的典型资产证券化模式为表外模式，欧洲的是表内模式。

(1)美国表外模式

当前，放眼全球的资产证券化市场，最有影响的应属美国的资产证券化模式。美国模式的资产支持证劵化(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ABS)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劵化(Mortgage-Backed Securitization，MBS)是表外模式的代表。其主要做法是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可预见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分类组合成资产池，并将其真实出售给被破产隔离的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SPV)，然后由特殊目的载体(SPV)以基础资产为担保向投资者发行证券。

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证券化模式实现了融资方式从传统的借款人信用向资产信用的转移，资产信用是资产证券化的灵魂，而资产信用也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最核心的环节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来实现的。真实出售是指资产证券化发起人将拟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的所有权移转给SPV，不再保留在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上，从而将基础资产与受托发行人的其他资产以及发起人的信用、经营风险或治理风险分割开来，即破产隔离，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只承受证券化资产本身的单纯风险。

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使得证券化资产不再是诸如借贷关系中作为担保物客体的融资担保资产，而是变身为发行资产证券的融资主体。如果资产在发起人和SPV 之间的转移为担保融资，证券化资产不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资产仍会保留在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上，在发起人破产时，抵押支持证券的持有人只能以受担保的债权人身份参与破产清算，投资者的利益会受到发起人破产风险的影响。

(2)欧洲表内模式

与美国的表外证券化不同，欧洲资产证券化模式具有表内特征。其资产池中用于发行债券的担保资产仍保留在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上，不真实出售，基础资产的信用风险并不因建立资产池而转移出去，仍由发起人承担，且发起人通常需要按照一定比例为作为证券化担保的资产保留一定的资本金。这样，投资者的利益虽可能会受到发起人等的破产影响，但发起人仍然有较强的动力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和信用风险控制，投资者就债券本息享有对基础资产和发起人的双重追索权，这种方式发行的债券也称为表内双担保债券。

美欧两种模式发行资产支持证券都必须以特定的资产池的资产为担保，以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向投资者支付证券的本金和利息，因此皆为有资产担保的证券。所不同的是，美国表外模式下，拟证券化的担保资产已经被发起人真实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V)，与发起人实现了破产隔离，而在欧洲表内模式下，拟证券化的资产池里的担保资产仍然在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上，没有真实出售，也就没有和发起人破产隔离。传统上，是否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是欧美表内与表外两种资产证券化模式的分野。

2.有关模式的争论及引出的问题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一旦某种现象达到普遍存在且有极大影响力，其必然会影响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同样，因为美国模式具有世界普遍存在性和极大影响力，我们在讨论资产证券化问题时必然会不自觉地以其为参照。虽然这很正常，但是可能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我们可能会以美国的资产证券化模式为唯一标准来判断衡量我们所进行的某种金融活动是不是资产证券化，当某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与美国模式有差异时我们可能就认为此种金融活动不是资产证券化或者说这种法律不健全。比如，学者张悦的论述也持这种观点：投资者对基础资产享有信托受益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应该具备风险隔离的基本特征，在此前提下发行人可以突破融资规模限制甚至可能以高于主体的评级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严格意义上讲，资产支持票据(ABN)不等于资产证券化。由此，本文将要解决的问题有：我国现有的三种资产证券化模式究竟有没有对拟证券化的资产池中的基础资产实现真实出售与破产隔离?表外模式、表内模式抑或其它，我国未来可能的资产证券化发展路径是什么?

二、我国三种资产证券化模式中的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与破产隔离情况分析

1.我国的三种资产证券化模式

首先，我国现有的三种资产证券化模式究竟有没有对拟证券化的资产池中的基础资产实现真实出售与破产隔离?目前，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分别是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主管的信托型资产证券化(又叫信贷资产证券化，简称信贷ABS)、交易商协会主管的资产支持票据(简称ABN)和证监会主管的专项计划型资产证券化。三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监管审批机构、基础资产和风险隔离程度不同。从最终作用来看，信托型资产证券化主要帮助银行提高资产流动性，降低资产负债表的期限错配。专项计划型资产证券化和资产支持票据则给非金融企业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便利，两者的基础资产的内容与种类也差不多。

鉴于2012年8月3日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的《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仅要求ABN的交易结构中通过资金监管账户实现现金流的隔离，并没有具体要求必须设立特殊目的机构(SPV)从而进行严格的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相反却规定，资产现金流不足的情况下，融资方应以自身经营收入作为还款来源。所以说，资产支持票据(ABN)型资产证券化模式在运作过程中，并不进行美国资产证券化模式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而信托型和专项计划型资产证券化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问题相对比较复杂，以下着重探讨这两种资产证券化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问题。

2.我国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模式中的资产池资产能够实现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

(1)信托财产独立性是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模式的基石

我国现有的三种资产证券化模式中，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模式是发展最早的，在我国目前也是最普遍、最有影响力和发展最成熟的模式。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模式就是特殊目的载体为信托的资产证券化模式。交易结构上，一般由受托人(信托公司)发起设立特殊目的信托(SPT)，发起人将基础资产转让给特殊目的信托(SPT)，与受托人成立信托关系，受托人依靠信托资产发行信托受益权证，其对信托财产享有管理权，持有受益权证的受益人享有受益权。信托制度设计的独特之处包括：利益主体与权利主体相分离，信托管理连续性，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责任有限性，其中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是信托制度的核心。在信托制度中，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体现在信托财产不属于SPV的固有财产。SPV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被宣告破产而终止时，信托财产不属于清算财产之列。一旦SPV不幸倒闭，其债权人无权追及信托财产。这与美国资产证券化典型模式ABS要求风险隔离、资产独立性完全相吻合，很多国家都采用信托模式进行资产证券化。

(2)否定我国信托型资产证券化能够破产隔离和真实出售的观点

对于我国的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模式，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并没有能够在信托型资产证券化当中实现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争议最大的应属对我国《信托法》第2条规定的不同理解。根据该条规定，吕鹏博、杨健、钱柏睿等学者认为我国的信托只有信托之名，而无信托之实，并得出了在我国信托法律制度下无法实现真正的表外资产证券化的结论。这些学者认为原因如下：首先，根据《信托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信托型资产证券化中的委托人是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而将财产委托于受托人的，这与美国模式的资产证券化(ABS)要求的实行财产权转移不同，财产权转移包括了所有权的转移，而委托，可以说并无转移财产所有权的意思;其次，该规定使得信托与委托难以区分，在我国的信托实践中，信托财产属于委托人，受托人也只是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并只能在委托的权限内管理、处置信托财产，而英美信托法中的受托人能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处置信托财产，因此两者的权限是完全不同的。

(3)我国信托型资产证券化能够破产隔离和真实出售

笔者并不赞成上述学者否定我国信托型资产证券化能够破产隔离和真实出售的观点。

首先，笔者认为我国《信托法》第2条中的委托一词并非民法制度中的委托。但笔者认为这里用委托一词的确能引人产生上述误解。但如果直接用信托，则犯了直接用信托这个词去定义信托这个概念的逻辑学上的循环定义的错误。在此，为了不使理解有失偏颇，笔者认为这里既不用信托也不用委托，其实用托付较好;另外， 按照委托人的意思，也并非民法中意义上委托人的意思，在这里的委托意思并非指受托人完全听任委托人的所有指令，这里的意思应该只理解成设立信托的最终目的，至于受托人通过何种手段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包含在此种意思之内。并且这种意思一旦达到了，信托设立完毕，这种意思即告终止，这与制度中委托人可以在委托整个过程中持续表达其意思不同。

其次，探讨我国信托法律制度能否实现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要从我国整个信托法律体系去考察，而不能对我国信托法进行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式的解读。

在我国，支撑与信托型资产证券化相关的法律制度包括《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以及银监会2005年颁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等，这些法律制度使得信托型特殊目的机构(SPT)具备很强的财产隔离功能，能够在证券化资产的原始权益人与信托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原因如下：第一，《信托法》第15条规定，信托设立以后，当委托人不是惟一受益人且不作为共同受益人的，信托财产即独立于委托人(即原始权益人)的自有财产。原始权益人经营风险不会殃及信托财产，即使破产，其信托财产也不被列为清算财产。该条将原始权益人的信托财产与其自有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隔离开来。第二，信托财产与受托人(SPV)的固有财产相隔离。《信托法》第16条从法律上将信托财产和受托人(资产证券化管理人)的固有财产相分离。为确保第16条的实施，《信托法》第29条又进一步从会计上要求将两者分别管理分开记账，《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5条也要求将受托财产与信托投资公司的固有财产区分开来，并且规定信托财产不属于信托投资公司对受益人的负债。以上条款说明，信托财产并非受托人债务的共同担保，受托人固有财产或其所管理的其他信托财产的债权人均不得对该信托财产及受托人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债权主张强制执行。

最后，并不是假借了信托法上的信托名义就可以设立信托，在实际操作中，要做到真实出售，还必须在交易双方有公允对价。这是因为，首先，现代的商事信托是自益信托，是融资中介和大众参与投资的工具，是一种不同于他益信托的全新信托模式。自益信托之委托人将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并非像他益信托那样无偿赠予，而是同时作为受益人，取得信托受益权凭证(如信托计划份额、基金份额等)作为一种对价。另外，从破产法的角度来看，如果债务人假借信托方式欺诈性转移资产而致清偿不能，破产清算人可以依法撤销特定的转移行为，除非这种转移获得合理的对价。

综上，笔者认为，在我国信托法律制度下，信托型资产证券化模式基本可以实现真实出售、破产隔离，我国也有其他学者持相同观点。当然，在实际运作中，基础资产的转移必须伴随着资产公允对价的存在才能真正实现信托型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

2.我国专项计划型资产证券化不能且没有完全要求实现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

(1)专项计划(SPV)不具有主体资格无法实现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

如上所述，在国外，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形式采用有限合伙、公司、信托等形式以确保特殊目的机构在法律上的独立性。由于受我国当前法律的限制，我国专项计划型资产证券化的特殊目的机构尚不能采用有限合伙和公司的形式，如果特殊目的机构采用信托模式，由于受分业经营限制，特殊目的机构也不可能获得信托法上的效力。鉴于2014年11月22日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及配套规则(以下简称新规)法律效力的低下，作为特殊目的机构的专项计划是附属于券商和基金公司子公司的，即作为其一部分，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是不能作为基础资产受让人的。实践中采用了变通的做法：由券商代专项计划从原始权益人(发起人)那里购买基础资产，并将基础资产记在券商名下。既然专项计划并无独立性，那么真实出售就存在疑问了。

既然专项计划并无独立性，券商和基金公司子公司还从事股票、债券、基金等业务，存在着一定的经营风险。在计划存续期内，券商和基金公司子公司完全有可能因为其它业务导致破产清算，一旦券商破产，专项计划作为券商和基金公司子公司的一部分，在管理人被依法解散、撤销或者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时就难以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破产法主张的权利。此外，如上文所述，因专项计划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而难以实现资产的真实出售，同样也会影响SPV 的破产隔离。

(2)新规没有要求专项计划型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必须真实出售也不可能完全实现真实出售。

首先，新规第3条第1款仅强调了现金流的独立性，但并未强调基础资产池的独立性。从新规全文来看，没有追求基础资产彻底的真实销售和会计处理上的资产出表。其次，新规第6条第1款在给原始权益人下定义时，描述资产权属变化的措辞是移交。移交可以被理解为包括转让、信托、委托、抵押、质押等真实出售或非真实出售的任何法律认可的完成权属变更的方式，这或许也缘于我国经济和法律环境的实际情况。比如，对于未来形成债权，我国现行法律尚不存在对是否可以买卖以及是否可以强制执行的规定，导致合同未来产生权益的转让，在合同义务没有履行完之前，真实出售还不具备明确的法律基础。另外，第6条第1款中的获得融资为原始权益人参与资产证券化的目的，并不在于处置资产，这样会增加负债总额并提高债务杠杆，也就是没有要求基础资产非出表不可。因此，我国有学者认为我国的专项计划和原始权益人之间就基础资产转让产生的关系是委托的法律关系，基础资产并未实现真实出售。

其次，外部信用增级方式影响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我国已有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型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大多由大型商业银行对专项计划管理的基础资产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从而达到外部信用增级的效果。而要银行对基础资产承担担保责任，原始权益人一般都会向银行提供相应的反担保。既然原始权益人为转移出去了的拟证券化资产提供了反担保，便意味着这种基础资产相关风险的转移不彻底，真实出售也就无从实现。

最后，在现实的案例交易中，专项计划型资产证券化通常由认购人(投资人)通过与专项计划管理人签订《认购协议》的方式，将认购资金委托计划管理人管理，计划管理人设立并管理专项计划，认购人取得资产支持证券，成为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计划管理人根据与原始权益人(发起人，如企业等)签订的《资产买卖协议》的约定，将募集资金用于向原始权益人购买基础资产，自原始权益人将基础资产转让给专项计划之日起，原始权益人依据租赁合同对承租人享有租金请求权、附属担保权益和其他权利。资产服务机构则根据《服务协议》的约定，负责基础资产对应的应收租金的回收和催收，以及违约资产处置等基础资产管理工作。监管银行根据《监管协议》的约定，在回收款转付日依照资产服务机构的指令将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划入专项计划账户，由托管银行根据《托管协议》对专项计划资产进行托管。当计划管理人根据《计划说明书》向托管银行发出分配指令时，托管银行根据分配指令，将相应资金划拨至登记托管机构的指定账户用于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本金和预期收益。按照新规和现实惯用的合同的规定，计划管理人与认购人为委托关系，计划管理人接受认购人的委托，使用认购资金购买基础资产，设立专项计划是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一种方式，基础资产的所有权归属于委托人。因此现实的运行中，基础资产也没有实现真实出售。

(3)新规没有完全要求专项计划具有独立地位，也无法避免管理人破产的影响。

破产隔离制度是资产证券化表外模式的特征之一，是指SPV资产与发起人(原始权益人)、发行人(管理人)、托管人及其他业务参与人的破产隔离，即以上主体出现解散、被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时，SPV资产不被列入破产资产。但作为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一部分的专项计划(SPV)没有完全要求其具有独立地位，也无法避免管理人破产的影响。

首先，新规无法对抗破产法的效力。新规第5条规定了专项计划的独立性，强调了专项计划在资产、收支以及在解散、被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等原因导致的清算等事项上独立于原始权益人、管理人、托管人及其他业务参与人。第7条的规定旨在禁止针对基础资产主张抵销权，避免基础资产因债务人主张抵销权而遭受价值减损。可见，证监会新规试图从各个方面确立SPV 资产的独立性，试图确立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破产隔离制度，从而使基础资产可以从原始权益人的整体风险中完全脱离出来，进而在制度上保障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的利益。但新规在法律位阶连部门规章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个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无法对抗《合同法》第83条(债务人向债权受让人主张抵销权)和第99条(债务人向债权人主张抵销权)两条法律关于抵销权问题的规定。在现实中，根据标准合同条款及相关协议，在专项计划存续且发生权利完善事件前，租赁物件所有权仍归原始权益人所有。一旦原始权益人发生破产事件，按照《破产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租赁物件将被作为原始权益人的财产被认定为债务人财产，并在原始权益人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后成为原始权益人的破产财产。

其次，新规也没有要求资产专项计划必须实现破产隔离。新规第11条所谓特定原始权益人可能在两种情形下存在：第一，在主动管理资产的情况下，即基础资产不具备自动变现能力时，需要特定原始权益人主动经营、积极管理才能产生偿付现金流;第二种是在被动持有资产的情况下，即因基础资产无法实现真实销售、会计处理上不能实现出表处理时，需要其保持合法存续状态，避免因其债务违约给基础资产带来查封、冻结或破产清算风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既然新规第11条用到了特定原始权益人这个词，说明新规认可了基础资产无法实现真实销售、不具备自动变现能力的情况，[17]即新规也没有要求资产专项计划必须实现破产隔离。

(4)新规意欲追求特殊目的机构的独立性，但因分业经营等制度上的限制又无法实现。

证监会曾在2013年2月26日《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三条中提出专项计划资产为信托财产，其目的是欲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产品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法律框架之下。但后由于与《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等分业经营的上位法规定有冲突以及与银监会的协调不成，在3月15日的最终的《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中却将本表述删除了。但为追求专项计划的独立性，《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则规定专项计划资产独立于原始权益人、管理人、托管人及其他业务参与人的固定财产，即专项计划与这些机构互相不受对方破产的影响，进一步明确了专项计划资产的独立性。可见得，证监会的思路是既然无法追求信托那样的特殊目的机构的独立性，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本规定层级的独立性。在2014年11月颁布的新规中这种独立性意图体现的更为明显，即将《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为本新规的上位法，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2条本来就将《信托法》规定为未尽事项可直接适用的法律依据。这样一来，新规似乎就有点信托法特别法的特别法的意思了。另外，新规第3条第3款明确将信托受益权列入潜在的基础资产范畴，为将来构建专项计划持有财产信托受益权的双SPV结构埋下伏笔。很显然，这再一次证明证监会存在一种追求特殊目的机构在法律上独立性地位的意图。

(5)新规意欲扩大基础资产的广泛性、资产转移方式和特殊目的机构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为发展真实出售打下基础。

相对于2009年证监会的《证券公司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指引(试行)》中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仅限制在企业资产的狭小范围，新规第3条第3款将基础资产的范围拓展到企业应收款、信贷资产、信托受益权等财产权利，基础设施、商业物业等不动产财产或不动产收益权，对于具体的资产类别，预留下证监会认可的开口。

新规将管理人的范围由证券公司拓展到包括基金子公司且统一规定业务主体以专项计划作为特殊目的载体开展业务的同时，通过规定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为主体的进一步放宽预留空间，为以信托公司、保险资管、期货资管以及私募基金结构运作的证券化项目进行跨市场发行保留了制度上的灵活性。而管理人的多样性与特殊目的机构的多样性对应的必然是基础资产以及基础资产转移方式的独立性，这也可以从上文已述及的新规第6条第1款的措辞移交所包含的转让、信托、委托、抵押、质押等真实出售或非真实出售等诸多方式可以看出。

三、我国资产证券化制度模式选择

从上文分析结果来看，我国信托型资产证券化要求且能够实现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和特殊目的机构的破产隔离，而资产支持票据(ABN)不要求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这些都很清晰。而我国证监会的新规下的专项计划型资产证券化似乎意欲追求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和特殊目的机构的破产隔离，但却又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完全要求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

从对表内与表外资产证券化的典型模式分析的结果来看，资产证券化交易过程中似乎面临着一组不可回避的矛盾：要么使证券投资者能对发起人(证券化资产的原所有者)行使追索权，从而保证其权益在受到损害时能够得到有效救济;要么倡导证券化资产符合法定的真实销售要求，强调特殊目的机构的独立性，从而主要将其与发起人破产风险隔离开来。但这对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这两种典型模式正是资产证券化效率与安全价值的代表，表内模式代表着安全价值，表外模式代表着效率价值。但是追求效率的表外资产证券化模式并不意味这只能追求效率而不能追求安全。表外模式可以在其典型模式之外视其需要并根据其现实可能性增加一些内部增级与外部增级的措施，从而在其原有的效率价值之外兼顾安全价值。而表内模式也可能会在确保自己安全性价值之外通过设立特殊目的机构、实现有限破产隔离等来实现其效率价值。

在上述两方面，现实情况是表外模式似乎显得更加开放与包容并走得更远;表外模式通过在其典型模式之外添加各种信用增级手段来达到相同品牌不同配置的目的，满足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表外模式更加效率，并在追求安全手段的尝试上小有成就(如各种内部与外部信用增级措施)，但其在朝向更高效率追求的征程中安全价值没有跟上而发生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摔了一跤。而表内模式虽然略显保守，但似乎也并没有落后太多，2010年之后德国的Pfandbrief债券、西班牙的Spanish cdulas债券以及源于英国的整体业务证券化WBS发行时都设立特设目的机构SPV，都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破产隔离，从而朝着资产证券化的效率价值追求的征程上迈出了一大步。

第7篇：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范文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 次贷危机

受多重因素影响，我国上市银行的估值水平并未体现出银行业的盈利能力。2007年银行业估值水平最高时，行业平均市盈率可达40倍，而2011年11月，银行业的平均市盈率仅为6.7倍，2012年动态市净率已经迫近1倍。

股价表现偏低，必将直接影响到再融资，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寻找资本补充的新机制。最近，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第一届信用增进行业高端论坛上表示，银行可通过资产证券化将风险加权资产转移到表外，降低核心资本需求，这样资本市场就有空间用于实体经济发展。遵循这一思路，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

一、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情况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可预期现金收入的资产（即所谓的基础资产，通常包括但不限于住房抵押贷款、信用卡贷款等），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的方式予以出售，以获取融资，并最大化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实践先于理论的探索。早期的资产证券化实践可以追溯到1992年三亚市丹洲小区将800土地作为发行标的物，以地产销售和存款利息收入作为投资者收益来源而发行的2 亿元地产投资券。

之后，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工作虽在中国偶有闪现，但并不成系统，尤其是资产证券化是否会放大金融风险一直也是监管层、学界以及业界不断争论的焦点。直至2004年《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积极探索并开发资产证券化品种”，资产证券化的体系化和规范化工作才开始了具体进展。

2005年3月，国务院成立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组，并由多家部委参与相关工作。该工作组的任务是为阻碍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和管理问题找到综合的解决方案。

2005年4月20日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公布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试点管理办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基本交易结构得以确定。

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并在相关法律法规公布后，作为试点，2005年12月，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分别发行了建元2005-1（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和开元2005-1（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总计融资72亿元人民币。2005年因此也被称为“资产证券化元年”。

2007年～2008年，浦发银行，工商银行和兴业银行等也纷纷加入了试点，发行了资产证券化产品。2008年11月，浙江银行发行了浙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这是本轮试点中发行的最后一支资产证券化产品。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愈演愈烈，国内对于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属性以及资产证券化对金融危机的“贡献”的争议不绝于耳。资产证券化的试点也因此戛然而止。整个试点期间，各家商业银行总计发行了541.4亿元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二、资产证券化并不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

重新审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和演变，我们可以发现，资产证券化的确在次贷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并不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以及最主要的原因。

（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上世纪90年代，以网络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在美国兴起，并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作为新经济直接反映的纳斯达克指数也从1998年10月起的1500点飙升至2000年3月10日5048.62点，1年半时间内，股指涨幅超过了200%。受美联储调高利率及微软遭地方法院拆分这两大事件的影响，几大高科技股被机构投资者大量抛售，并引发连锁反应。仅仅6天时间，纳斯达克就损失了将近20%。至2002年9月21日，纳股指数跌至1088点，创下了3年来的最低纪录。网络经济泡沫就此破灭，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为刺激经济增长，美国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间，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利率，联邦基金利率由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且在此后的1年时间内维持该低水平利率。低利率无可避免的刺激了美国民众的投资热情，并推升了包括房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金融业在此期间也推波助澜，向原本不具有贷款能力和信用评级较低的人提供贷款，这些贷款就是所谓的次级贷。据统计，在次贷危机爆发前，次级贷款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中的比例达到了12%左右，共计775万宗，约为12000 亿美元，这些次级贷款犹如定时炸弹般的时时危及美国经济。

2004年6月起，美国开始挤出泡沫的过程，并在此后的2年内美联储连续17次提高利率，房屋作为投资品的吸引力开始下降，并导致价格调整。同时，由于利率的高企，使得贷款人的还款压力不断上升，断供现象不断显现，丧失抵押房产赎回权者数不断创出新高，危机开始来临。

（二）过度金融创新导致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积累

最初的资产证券化，一般都是直接以信贷资产作为基础资产，如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即是以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拉开了资产证券化的大幕。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试点也将基础资产限定在了银行业的信贷资产。根据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共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的规定，资产证券化局限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以该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的结构性融资活动”。

然而，对于金融业高度繁荣和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美国来说，资产证券化的“潘多拉魔盒”一经打开，基础资产就不会局限于信贷资产。20世纪90年代起，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简称CDOs)开始兴起。所谓CDOs，即是购买某种证券池，并以该证券池内的资产和未来现金流为抵押品而发行的一种权益产品，而这个证券池可以是任何一种债权性的证券，包括企业债，贷款以及已经经过证券化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运用CDOs和产品结构化技术，金融机构可以将投资级（通常为BBB级）的贷款再次切割成优先级和夹层级的产品，优先级产品的评级可以达到A级以上，夹层级则基本维持为投资级。这样的切分和组合可以反复进行，并创造出CDOs的n次方。由于一般情况下，CDOs产品的收益率高于同级别的其他债券，因此获得了投资者的青睐，同时，较高的评级也使得投资者完全忘却了去仔细分析所持债券的基础资产质量；投资者在持有A级以上CDOs产品时，也许根本未意识到仅仅是从B级投资产品切出的一层。

复杂的数学模型和金融技术大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也使得评级机构的工作变得更为复杂，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导致风险的积累。

（三）资产证券化在次贷危机中起到的作用

在这样的“金融创新”推动下，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转移功能和提升流动性的功能反而会助推危机的发生。根据中央财经大学李佳、王晓的研究，资产证券化造成了贷款抵押机构的道德风险，推升了资产泡沫，并积聚了系统性风险。因此，资产证券化在次贷危机中扮演了无可否认的重要角色。

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这场危机，可以发现资产证券化本身并不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大规模运用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在次贷危机之前的几十年时间内，也并没有引发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资产证券化这一工具被无限的滥用，而监管部门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金融创新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可以说，资产证券化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以优化资产配置的效率，提升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并使得流动性增强，而一旦监管不严，信息不透明，则可能积聚金融风险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三、开展资产证券化正当其时

在分析清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认识到资产证券化并非次贷危机主因的同时，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正当其时：

首先，银行开展了各种以突破贷款规模监管限制为目的的创新，不断推出理财产品对接贷款（通过信托渠道）、票据交易、同业代付等手段消减贷款总量，使得银行表外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在监管部门意识到上述创新的本质后，就以行政命令限制银行开展类似业务，然后商业银行又开始寻求新的途径。笔者认为，与其让监管机构和银行间“猫抓老鼠的游戏”不断上演，不如建立有序、规范、透明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将信贷资产的转让纳入到统一监管下。

其次，中国银监会按照《巴塞尔协议III》的有关思想，制定了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四大监管新工具，并已于2011年初获国务院批复。对于银行业来说，拨贷比的要求使得银行信贷成本提高，对银行的利润会产生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银行内生补充资本的能力；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又使得银行对于资本的需求不断增大，但估值水平的持续降低使得外部融资困难重重。在此情形下，推进资产证券化有利于银行业扩展融资渠道，改善银行业资产负债久期错配的情况，有利于银行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再次，推进资产证券化，有利于信贷资产和资本市场的对接，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提高了社会直接融资的比例。同时，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丰富了固定收益产品的种类，给予投资者更多的投资选择。

四、对推进资产证券化的几点建议

当然，我们也应该从美国次贷危机中接受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对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是加强监管，限制基础资产的种类。如前文所述，资产证券化本身并不必然带来金融危机，而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缺位以及过度的金融创新才是危机的主要成因。因此，我国在继续开展资产证券化试点时，应对资产证券化中各个环节加强监管，并且严格限制基础资产的种类，不允许将已经证券化的产品再次证券化。

二是加强评级机构的职业能力和职业道德，为投资者把好关。由于通常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是一个信贷资产包，资产构成较为复杂，普通投资者缺乏有效工具对其风险进行评估，因此需要引入第三方机构――评级机构对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风险评估。投资人也依赖于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对产品进行定价和交易。因此，加强评级机构的职业能力，防范道德风险就尤为重要。

三是银行自身需正确运用资产证券化的工具。由于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掌握在银行手中，银行有很大的自决定将哪部分资产拿出进行证券化。这就需要银行进行自律，将资产证券化作为信贷资产与资本市场对接的工具，并用以拓宽自身融资途径，而非是将其视为甩包袱的通途，将现金产生不良的平台类贷款等资产进行证券化。

四是增加投资者范围。前两次的资产证券化试点中，遇到的1个较大问题就是投资者的缺失，导致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投非常清淡。缺乏流动性的产品很难收到资本市场的青睐，也因此无法发挥其功能。近年来，我国投资者的投资热情高涨，从银行理财产品的热销即可见一斑。如果能资产证券化产品能够在银行间市场与证券交易所市场中打通，可大大拓展投资者范围，这将有利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动性提高。

参考文献

[1]毛志荣.《资产证券化产品及其交易》

[2]周茂清.《次贷危机背景下发展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思考》（J）. 《理论视野》.2008（11）

第8篇：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范文

关键字：信贷资产 证券化 发展 问题

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在金融改革形势下所探索出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它与传统的贷款方式既有本质的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是指银行把欠流动性但有未来现金流的信贷资产（如银行的贷款、企业的应收帐款等）经过重组形成资产池，并以此为基础发行证券。资产证券化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金融业发展创新的一个新起点,它所带来的优越性是无可比拟的,但是,由于我国特殊因素的影响,资产证券化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研究。

一、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状况

早在1983年我国就有人开始介绍西方的资产证券化技术，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资产证券化探索研究的热潮才开始在中国兴起。1992年三亚地产的投资证券、走出了中国资产证券化的第一步。1996年8月，为了建设广深珠高速公路，珠海在国外发行了2亿美元债券，这是国内第一个完全按照国际化标准运作的离岸资产证券化案例。2000年，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成为住房贷款证券化试点单位，标志着资产证券化被政府认可。200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以及之后财政部颁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银监会颁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为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搭建了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为资产证券化的规范化运行创造了条件，也为今后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2005年12月，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发行了第一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资产支持证券，这两个证券在市场的成功发行，标志着我国信贷产证券化工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国内信贷资产证券业务正式开展。

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行，一方面丰富了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种类，开辟了商业银行批量化、市场化、标准化处置不良资产的新渠道，并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但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在国内一直得不到投资者足够的响应：首先，国务院，银监会等国家监管部门希望通过推行证券资产化来改善商业银行负债结构，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和融资比例，使得资产证券化成为了一种调控手段；其次，不良资产在我国银行的资产结构中利用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我国商业银行证券化的标的大部分都是不良资产，很少有银行愿意拿出优质信贷资产进行证券化。同时,信贷资产的二级市场相对狭隘，流动性明显不足，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集中于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投资者对此反应冷淡。这就导致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不温不火。

二、我国银行信贷资产的特点

我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发展演变,以及我国企业与银行间的特殊关系,决定了我国银行的信贷资产有其自身的特点:

1、信贷资产单一,结构比例不合理

在我国银行信贷资产的结构中, 中小型企业和民营私有企业贷款比例较小，国有大中型企业贷款比例大。银行信贷资金投向的特定性,使得国有企业贷款成了银行的最大资产。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性较大, 国有企业贷款占了我国银行信贷资产的9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状况既不利于银行提高效益,又不利于企业竞争,促成优势企业发展,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益。传统的银行存放贷款经营模式,加之我国特有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特点,使得我国银行信贷资产品种单一,结构不合理。

2、信贷资产周转慢、效益差

银行的不良资产降低了资金正常的周转速度，造成了资金沉淀，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由于贷款存量大,缺乏流动性,阻碍了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产业结构也就难以实现合理调整,信贷资金投资效益自然较差

3、信贷资产膨胀快、规模大

目前，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膨胀速度较快，许多企业资金大部分依靠银行贷款，企业本身积累少，负债率高，甚至一些企业连最基本的铺底资金都靠银行统包。信贷资产是我国金融机构的最主要资产,占了全部银行资产的绝大多数。每次经济过热都是银行信贷资产膨胀的结果。

4、信贷资产沉淀严重,流动性差

我国部分企业由于经营不善，效率不佳，企业亏损，负债率较高，导致银行的贷款成了死账，不仅贷款本金沉淀、呆滞、呆帐居高不下，而且欠息与日俱增。我国银行信贷资产由于缺少二级市场可以变现，没有实现流动，使银行的信贷资产流动性受到很大限制,银行很容易陷入流动性困难危机,金融风险加大。

三、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问题

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虽然有很多有好处，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其发展路途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信用评级问题

证券的评级是投资者进行投资选择的重要依据，在实施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对资产池中的资产进行严格、公正、正确的信用评级，对于证券化的资产定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评级机构的经验有限，评级标准的客观性和一致性较低，银行担保导致信用评级形同虚设，没有形成行业评级标准，不能形成对产品设计的指示作用。

2、法律规范问题

由于我国资产证券化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法律还没有完全制定。在我国信用环境不佳、法制意识薄弱的条件下,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备意味着提高了风险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健康发展。

3、二级市场问题

目前国内银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在银行间市场上发行和交易。一级市场飞速发展，但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却非常冷清，信贷资产在二级市场缺乏足够的流动，导致银行金融风险加大。制约了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交易的流动性问题已成为中国发展资产证券化市场最核心的问题。

四、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改善建议

1、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制度。资产证券化涉及到很多新的法律问题，我国的法律制订往往滞后,尤其对于金融领域的体制创新和工具创新反映更是如此。政府应积极推动相关的修法与立法工作，对于目前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或者是模棱两可的部分, 必须在法律上进行明确,以保障发起人和投资者的利益。。此外,法律还应对证券化的产品标准化,对其发行、审核、承销、上市、托管及交易场所、交易规则做出明确规定,以避免交易过程中不确定性。加快健全完善全面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法律制度环境步伐。

2、健全信用担保和评级机构。信用担保和评级机构在资产证券化的信用级别的构造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可由政府或专门的组织机构建立一批具有一定的实力和信誉的担保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应是全国性和权威性的,应是市场投资者普遍接受和认可的中立、规范的信用评级机构。

3、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监管重点主要包括：对SPV产权组织形式的监管；对资产转让与真实销售的监管；对SPV资产管理与权益信托、具体运作和资产负债表的监管。同时，还要加强对参与证券化银行的信用风险、最低资本金和信息披露的管理，以维护公平、稳定、有序和高效的金融体系。

4、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对现有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未来人才的培养，辅以引进吸收国外专业人才，加快建立高素质的资产证券化专业人才队伍。

资产证券化是一项比较复杂的金融创新，涉及面广，对经济金融运行影响很大。随着各方面环境的改善、条件的成熟和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这项业务将在我国呈现很大的市场潜力,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夏小伟. 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现状问题及建议[J]. 财会研究,2010，(06)

[2]秦扬扬. 中国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J].现代商业,2008,(11)

[3]卢绍兵. 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天府新论，2007，(06)

[4]任伟,陈兵兵.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发展分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04)

[5]潘彩虹.我国资产证券化瓶颈问题及解决对策[J].证券时报，2006，(03)

第9篇：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范文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现实问题，对策

沉寂四年之久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不久前重启，国家开发银行拨得头筹，首单101.66亿元资产支持证券是迄今为止单笔规模最大的证券化产品，标志了曾在我国试行几年的资产证券化重新启动，此后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相继开始筹备资产证券化产品。我国已走出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性金融危机，重启的资产证券化有助于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利于分散银行体系风险，但其道路必然是坎坷的。

一、资产证券化概念及在我国的发展

（一）资产证券化概念

资产证券化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把缺乏流动性但具有产生稳定的未来现金流的资产建成资产池，此作为偿债基础，发行有价证券，实现资产所有权的转移。资产证券化包括实体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证券资产证券化和现金资产证券四种类型，通常先由发起人将特定资产组合转让给特殊目的机构（简称SPV），SPV完成对拟发资产支持证券的优先及次级结构和内部信用增级安排的设计，再与信用机构、托管人和证券承销商等协议，最后SPV根据证券的销售收入偿付资产发起人，根据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投资者。

（二）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

资产证券化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我国，但发展缓慢而波折。资产证券化在我国产生广泛影响始于2005年，其标志是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颁布《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正式颁布，我国把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试点单位，分别启动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按揭证券化。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资产证券化进程暂停。在试点过程中，暴露了很多问题，如审批流程过长、投资机构单一、发行规模不足、二级市场流动性缺乏、信息披露程度有限等问题。相比次贷危机前的美国，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尚在初级阶段。而2012年6月，我国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3个月后国家开发银行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发行规模为101.66亿元的“2012年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重启了资产证券化之路。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银行间债市与证券市场分离问题

我国资产证券化由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两部分组成，分别受不同的监管部门管制，其产品在不同的交易所上市，采用不同的监管规则，这就导致了银行信贷资产化产品无法在统一的市场上交易，投资者结构单一，数量有限。

（二）信用体系不规范问题

在我国，信用评级和增级体系的建立尚不够完善。我国现行的信用方式主要是靠国家或政府的信用，而民间信用薄弱，造成了缺乏弹性的信用体系。如果政府的信用过于强，就可能掩盖很多问题；如果政府信用不够强，则可能导致信用体系的崩溃。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是信用，有的上市公司通过制造虚假信息，骗取投资者的钱财，也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威胁信用基础。

（三）资产证券化需求有限问题

从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看来，越来越多的证券化产品进入市场，而我国的投资群体的发展却不够成熟。在美国，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但我国对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化产品上的投资有限制，因此限制了机构投资者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另外个体投资者虽然也可以投资该产品，但是个体投资者的贡献力量毕竟有限，而且个体投资者在投资方面缺乏一定的分析能力。所以资产证券化的市场需求需要拓宽。

三、我国实现资产证券化的对策

（一）采用统一的立法模式

通过统一规定资产证券化的种种操作规范，提供一个明晰的证券化框架，同时利于监管方在欠缺经验的条件下监管证券化。由于我国资产证券化被分裂为两个组成部分，应用着不同的规则，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统一的制度体系，统一规范资产证券化中的发行、上市、交易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清除我国实行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障碍和填补法律调整空白，只有通过立法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难题；另一方面，我国有法律规范成文化的传统，采取统一的规章制度，使我国各项立法相对自成体系并具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性；再者，作为证券化接受国，我国存在认识和接受这一新兴融资工具的过程，利用统一立法，资产证券化逐渐扩大影响。

（二）规范担保与评级中介机构，健全信用评级体系

资产证券化的信用评级体系中其重要作用的是信用评级机构和担保机构。政府应该根据现有的信用担保和评级资源，建立全国性的信用担保和评级机构，利用政府的力量确保信用的可靠。但是，政府不可以削弱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在可允许的范围内，让评级机构直接在市场规则下开展业务，保证其评级结果客观、公正、真实、有效并且适应市场。另外，应提高资产证券化评级机构的准入门槛，承担证券化资产的信用评级工作的机构必须信誉度高、资信好、业务流程规范，对那些不规范，评级结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机构应严厉惩治。

（三）发展机构投资主体，扩大投资者范围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在美国有广泛影响，众多投资者对资产证券化业务都趋之若鹜，而我国要想推进资产证券化就必须要有广泛的投资者。我国需要放宽对机构投资者的限制，使资产证券化市场活跃起来，另外，随着我国保险业、基金业的迅速发展，如果能放宽对保险资金、养老基金、医疗基金等社会资金运用的限制，那么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将得到极大发展。

四、结语

资产证券化是一项创新的融资技术，在我国的推行有助于转移银行体系内风险，提高流动性管理能力，但推行的过程不免遇到诸多问题。现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就有银行间债市与证券市场分离、信用体系不规范、资产证券化需求有限等等的问题，我国实行资产证券化任重而道远。不过，随着资产证券化的重启，其发展进程的加快，可以坚信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将迈入一个新的时代。（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参考文献：

[1] 付丽.对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思考及决策.经营管理者.2012.（07）

[2] 夏斌，葛经纬.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策略探讨.征信.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