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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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范文

社会保障水平评价指标是社保评价工作的载体，因此这一指标体系构建是各地社保水平测评研究的核心内容，它可以构筑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将有助于测度区域社保发展水平。社保测评指标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准确地捕捉到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主要信息，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科学综合了解一体化发展的状态变化。在借鉴先发国家有关社会保障评价指标设置及我国社会保障发展历程和特征考虑，本文拟通过综合考虑城乡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内部平衡及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以评价我国社会保障综合发展水平和地方社保建设状况，最终建立社会保障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1）通过对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协调关系的评价，反映地区经济实力发展与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的协调性；（2）通过对各种类型的社会保障基金特别是社会保险基金的增值情况、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人均基金收入和基金收入与支出比例等统计结果，反映出一个地区社会保障基金方面的质量水平；（3）通过对占社保支出的90%以上的社会保险水平进行统计，反映社会保障覆盖率、人均社保支出、参保人数增长率以及社会保险负担系数等；（4）通过对社会福利进行有效统计，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层次的高低。比如通过人均福利床位数、敬老院覆盖率等指标的统计来反映老年人生活的幸福感程度。本论文选取以下主要指标对我国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进行基本评价（见表1）。

二、区域社会保障水平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通过对大量已有的统计数据和资料的分析、整理和加工，从中抽取与社会保障相关的信息。本文选取2009年衡水市11个区县的有关衡量社会保障的指标来进行分析，所涉及数据均来源于《衡水市统计年鉴》。

（二）数据的预处理

1.数据的无量纲化。在本文中，指标为区间指标，即指标值在区间0处达到最好最优水平，指标值离0点越接近越好。2.权重的确定。本文先采用因子分析客观赋权，然后采用层次分析主观赋权。因子分析是利用少数公因子来说明相关变量之间复杂结构的多变量技法。[2]在目前所有指标权数的设计方法中，应当说这是一种较为科学合理、易于操作的设计方法，目前被多数国家所采用。

（三）实证分析结果

对具有15个指标的指标体系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各个指标的方差贡献率。根据SAS分析的结论，前五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都大于1，且它们的累计方差贡献达到了86.83%，符合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要求。因此，提取五个因子作为影响社保综合水平的因子。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为（见表3）。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Factor1对指标Z7和Z8的载荷较大，可以解释为养老保险因子；Factor2对指标Z2、Z3、Z11、Z12的负荷较大，可解释为受GDP水平影响的医保因子；Factor3的情况比较复杂，它对指标Z3、Z4、Z6、Z8、Z10、Z14的因子载荷都超过了0.6，可以认为是受这些指标综合影响的结果，而这些指标对整个指标体系的5个二级指标所分列的内容都有所涉及，因此，认为Factor是影响社保整体水平的综合因子；Factor4在指标Z6、Z10、Z11上的载荷偏大，且都在0.8以上，这一因子可解释为受社保基金影响的医保因子；Factor5的情况很明显，它对Z13、Z14、Z15的因子载荷都达到了0.7以上，可解释为社会福利因子。综合得分及排名结果。可以看出，市辖区桃城区的社保综合水平最高，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全市经济政治中心的角色是相符的。枣强县排名第二，这与枣强县实行新农保有关。新农保的实施让枣强县农村养老保险的保障范围和水平都得到了飞跃式的提高，参保人数是原来的6倍多，保障水平提高到基础养老金55元/月的水平，极大地改善了老农保时期老人月领取保费金额从几角到200多元不等的情况。排名第三和第四位的是安平县和冀州市，同时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在全市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排名最后的阜城县与第10位的故城县差距不大，二者在今后都要注重社保领域尤其是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发展，下大力度推进社保政策实施，提高保障数量和质量。

三、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水平的不断提高，近几年来，我国城镇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大幅提升，覆盖面越来越广，使各种低生活水平人群生存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要求相比，提高保障水平、健全相关制度的任务还任重道远。[3]针对当前社会保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文对社会保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提出如下建议：

（一）夯实基础，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纵观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发展历程，每一次社保水平的提高都相应得到了法律支持，因此，立法先行是保障社保制度得到切实实施的政策手段。现阶段加快形成社会保障基本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有关政策相结合的法律保障体系，以便社会保障事业有序、有力、有保障地推进。

（二）完善制度，建立社会保障资金筹措的有效机制

多渠道筹集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4]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主要是个人缴纳、单位承担以及中央和省一级政府的拨款，但市、县等各级政府也应当分担一部分资金压力，尤其是财政状况较好的地区，应合理确定市、县两级财政各自负担比例，根据保障对象和地方财政能力分担。也可以从有条件的乡镇财政和较富裕的农村集体经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社保资金的来源补充，推动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作进入实质阶段。

（三）突出重点，加速推进乡村养老保险的进程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乡村养老保险已经成为社会保障的突出问题。以实际购买力和可比价格来分析，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的公布数字，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财政支付能力均已经超过英美等国家当年建立农村社会保险时的基础。因此，加快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应通过政府组织、引导、扶持和激励，加快建立与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4]使社会养老保险尽快惠及这一特殊人群。

（四）突破难点，着力探索和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新机制

第2篇：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范文

四川省统计局运用四川乡镇信息系统中的统计数据，从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发展速度以及经济结构四个子系统出发，构建了乡镇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四川乡镇经济发展进行了总体和分层的评价分析。现将2012年四川乡镇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结果予以。

同时，本刊记者实地深入五凤、桤泉、山泉等特色乡镇探寻它们在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所做的努力。

四川乡镇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乡镇经济保持平稳发展势头

总体来看，四川乡镇发展水平偏低。乡镇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少数乡镇发展很快，远远高于其它乡镇。乡镇经济总量增加显著，乡镇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对比2011年和2012年的综合评价及各子系统得分的五数结构，大部分得分有了小幅提升，说明2012年乡镇经济保持平稳发展势头。

区位影响乡镇经济发展

从评价结果看，在参与综合评价的4458个乡镇中，百强乡镇大都集中于地理位置较好、交通较发达、经济基础也相对较好的地方。其中有63个乡镇属于成都，有7个属于眉山，泸州、绵阳、宜宾各有6个。

2012年四川百强乡镇的财政总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分别占全省的26.86%和42.32%，企业实缴税金总额占全省的50.02%。

反观100个落后乡镇，除了南充南部县神坝镇以外，其余都位于甘孜州和凉山州地区，地理位置差，交通欠发达。

按乡镇类型分，乡镇经济呈现梯度发展

按照乡镇类型分类，可以将四川省乡镇分为乡、城关镇、非城关建制镇（以下简称一般镇）以及含农村的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办）。在参与综合评价的4458个乡镇中，有2555个乡，占57.31%；有137个城关镇，占3.07%；有1664个一般镇，占37.33%；有102个街道办，占2.29%。

街道办总体得分较高，乡总体得分最低，城关镇和一般镇处于中间，城关镇要好于一般镇。乡得分最集中，其次是一般镇，城关镇得分也较为集中，但相比于前两者较不明显，而街道办得分最分散。

在乡的总体得分中，得66分以下有1381个，占54.05%；在街道办的总体得分中，74分以上的有50个，占全部街道办的49.02%。在城关镇和一般镇中，发展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的乡镇，即得分在74分以上的，分别占27.74%和11.24%。

按地势分，平原乡镇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较好

依据地势，可将四川省乡镇分为平原、丘陵和山区，如果一个乡镇有多种地势特征，按照面积较大的特征进行识别。在参与综合评价的4458个乡镇中，分别有267个平原乡镇，占5.99%；2086个丘陵乡镇，占46.79%；2105个山区乡镇，占47.22%。

平原乡镇平均得分最高，山区乡镇平均得分最低，丘陵乡镇平均得分稍高于山区乡镇。平原乡镇得分最为分散，山区乡镇和丘陵乡镇得分都较为集中。

在平原乡镇的总体得分中，得82分以上的占13.48%，比2011年高0.37个百分点；得66分以下的占6.74%，比2011年低5.62个百分点。在丘陵地区的总体得分中，82分以上的占1.63%，比2011年高0.48个百分点；66分以下占14.86%，比2011年低10.55个百分点。在山区地区的总体得分中，82分以上的仅占0.24%，比2011年高0.05个百分点；66分以下占62.47%，比2011年下降了10.26个百分点。两年对比来看，三种地势类型的乡镇经济均保持平稳增长势头。

从主要指标分布看，二十强平原乡镇即得分在前7.49%的平原乡镇，2012年的财政总收入占全部平原的42.37%，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全部平原的36.29%，企业实交税金总额占全部平原的38.26%。

按民族分，民族乡镇总体得分低于非民族乡镇

在4458个乡镇中，有106个民族乡镇，占2.38%；有4352个非民族乡镇，占97.62%。民族乡镇平均得分较低，发展较差，有96.23%的乡综合得分低于74分，处于中等以下水平；而非民族乡镇发展稍好于民族乡镇，发展差异较大，有93.31%的乡综合得分低于74分，处于中等以下水平。

按行政区划分，成都增长极特征明显

成都乡镇得分最高，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在得分高于90分的乡镇中，成都有17个，绵阳有1个，其它地区为零。在得分高于82分的乡镇中，成都有53个，其它地区共有22个。在得分低于66分的乡镇中，成都只有3个。

具体来看，成都发展水平最高。在成都全部乡镇中，74分以上的乡镇占45.06%，全省所有乡镇74分以上所占比重为6.62%，成都远高于全省水平。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为甘孜、凉山和阿坝，3个州66分以下的乡镇分别占91.67%、78.65%和63.18%。（见表2）

不同市（州）管辖下的乡镇经济总体发展情况差异较大。对比21个市（州）的五数结构，成都乡镇得分明显高于其它市（州）的乡镇，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内江、眉山和宜宾七个市（州）的乡镇得分也均高于平均水平。从欠发达地区上看，广元、南充、达州、巴中、阿坝、甘孜和凉山七个市（州）的乡镇得分则均低于平均水平。

思考和建议

适度倾斜偏远乡镇。四川省乡镇整体发展差异较大，少部分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其它乡镇，而这些少部分乡镇往往集中在地理位置较好，交通比较发达，经济基础也相对较好的地方；而发展最为落后的乡镇则主要分布在地理位置差，交通欠发达地区。为缓解这种差距，政策应对偏远乡镇适度倾斜。

第3篇：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范文

一、低碳经济内涵的文献综述

虽然低碳经济的术语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有关文献中就出现了，但其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是2003年2月24日由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发表的《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付加锋等，2010）。低碳经济是指通过多种途径减少碳排放，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其目标是将大气温度保持在合理水平，减少子孙后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本。进一步细化，该内涵包括以下内容：

1．低碳经济中的“碳”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碳”是指《京都议定书》所限定的六种温室气体。《京都议定书》根据温室气体对全球变暖的贡献、来源、稳定性、易监测程度，并考虑到其他国际公约的约束等情况，从而将强制减排的温室气体种类限定为：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在这六种气体中，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是自然界中本来就存在的成份，但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则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狭义的“碳”仅指二氧化碳。在导致气候变暖的各种温室气体中，由于二氧化碳是最大“贡献者”，其贡献度高达60%（任仁，2005），因而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CO2信息分析中心（CDIAC）、国际能源署（IEA）等绝大多数权威研究机构在测算温室气体排放时的测算对象都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二氧化碳主要来自化石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等）燃烧以及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特别是森林被破坏）过程中有机碳的氧化引起，这一过程中，海洋和陆地生物圈并不能完全吸收由此引起的过多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由此导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增加。当前研究低碳经济时重点关注的是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2“．减少碳排放”的两种途径。《京都议定书》提出了“技术减排”和“市场减排”两种减少碳排放的途径。“技术减排”就是通过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碳埋存及生物碳汇等技术的创新，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该途径是长期降低碳排放的根本方法。“市场减排”则是依据“清洁发展机制”（CDM）原则，允许掌握技术优势的国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援，帮助降低有害物质排放，换取“二氧化碳排放权”，该途径是短期降低碳排放的变通做法。

3．低碳经济中的“低能耗”有两个要求。第一个是基本要求，即在能源消费量一定的情况下，在能源消费结构中降低化石能源所占比重。第二个是理想要求，即在达到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费总量。

4．低碳经济中的“低排放”是指降低人类活动增加导致的碳排放。地球上的碳排放源包括自然排放和人类活动增加导致的碳排放两种形式，后者被认为是使温室气体浓度逐渐上升的主要因素，因而降低碳排放主要指降低人类活动增加导致碳排放增加的部分。在正常情况下，自然界的碳排放和碳循环是平衡的。工业革命之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平均值约为280ppmv（1ppmv=10-6，即百万分之一体积单位），这种碳平衡形成的自然界温室效应不仅无害，而且是有益的，即在地球自身的温室效应作用下，地球具备了温度调节的功能，基本上保持在适宜人类发展的平均15℃的水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指出：人为导致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很可能（90%以上的可信度）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另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测算，到2008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达387ppmv，比工业革命之前增长了约40%，这促使全球温度不断上升。最近100年，据IPCC测算，全球气温升高了（0.74±0.18）℃，打破了生物圈中碳循环平衡和热平衡。

5．低碳经济的两个发展目标。从自然科学的视角看“，低”的目标是低排放、低升温或不升温。按照全球的尺度，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低”是指应保证“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一个水平上，使气候系统免受危险的人为干涉”。1997年《京都议定书》又进一步明确要求，39个工业化国家在2008—2012年之间，应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2%，达到2007年IPCC和2008年斯特恩报告认为的把气候变暖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在这一基本共识下，有些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目标。如英国的目标是到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共减少60%，届时建立低碳经济社会。从经济社会的视角看，“低”的目标是低成本。《斯特恩报告》认为，按照当前的发展模式，气候变化将造成全球经济下挫5%~10%，而贫穷国家则会超过10%。如果把环境和健康等一些额外的因素综合考虑进来，气候变化总成本的增加量相当于每人的福利削减20%，碳的社会成本将是85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如果我们立即采取行动，到2050年，减排的经济成本大概是世界生产总值的1%左右，碳的社会成本约为25~3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仅是当前发展模式的1/3。

二、低碳经济的四象限评价法

评价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对引导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很大价值（娄伟、李萌，2011），蒋金荷、吴滨（2010），鲁静（2010）对目前评价低碳经济的方法进行了评述。现有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AHP）、物质流分析法（MFA）、指标值综合合成法、投入—产出（I—O）模型、宏观经济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动态能源优化模型、综合能源系统仿真模型、部门预测模型等，这些方法从各自研究的需要对低碳经济进行了评价。本文从经济要素的角度设计了评价低碳经济的四象限法。哥本哈根会议后，发达国家将要执行的“碳关税”、“碳标签”将全球市场带入了“低碳”竞争时代，“碳排放”如同资源、劳动力等一样被计入了企业成本，从而成为影响企业利润增或减的经济要素，因而设计评价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方法，我们可以采用评价经济要素的基本思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测算经济要素数量的多少和分析经济要素效益的高低。具体到本文，就是测算碳排放物理水平的变化和评价碳排放经济效益的高低，前者主要是为长期“如何应对变化”提供依据，后者主要是为短期“如何促进经济复苏”提供依据。四象限法是本文提出的综合评价解决低碳经济长、短期问题结合效果的一种方法。

（一）评价碳排放物理水平的方法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转型过程中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产业碳排放的基础和特点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EKC）”变化规律的基础上设计合理的评价方法。EKC曲线是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基于质量守恒原理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关系后得出的一种倒U曲线。该曲线表明，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二氧化碳排放较少，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二氧化碳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到达某个临界点或“拐点”后，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根据碳排放量变化的这一规律，我们在评价产业碳排放物理水平变化时，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评价。“共同”是指各产业都应降低碳排放量“，有区别”是指不同产业由于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耗能导致的碳排放量不同，这种不同应区别对待，区别对待的方法就是从产业自身碳排放量动态变化的角度进行评价。为此，我们设基期本行业碳排放量为Pi0，报告期碳排放量为Pit，如果Pit/Pi0<1，我们称之为物理低碳化行业；如果Pit/Pi0≥1，我们称之为物理高碳化行业。

（二）评价碳排放经济效益的方法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其经济效益对实现该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对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4）倡议：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应当讲求成本效益，确保以尽可能最低的费用获得全球效益。在评价碳排放经济效益时，我们设某一行业碳排放占全部产业碳排放的比重为Si，用Si来反映该行业碳排放相对量的大小。设该行业增加值占全部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Ri，用Ri反映该行业增加值相对量的大小。设Ei=Ri/Si，如果Ei≤1，表明该行业碳排放相对较多而增加值相对较少；如果Ei>1，表明该行业碳排放相对较少而增加值相对较大。设基期经济效益为Ei0，报告期经济效益为Eit，如果Eit/Ei0>1，我们称之为经济低碳化行业；如果Eit/Ei0≤1，我们称之为经济高碳化行业。

（三）四象限评价法

我们以横轴表示各行业物理碳排放水平，以纵轴表示各行业碳排放经济效益水平，以大于或小于1将座标图划分为四个象限（表1）。第Ⅰ象限的行业由于其既具有经济优势又具有物理优势，因而属于有综合优势的行业；第Ⅱ象限的行业由于其碳排放经济效益在提高而碳排放物理水平也在提高，因而属于有经济优势的行业；第Ⅲ象限的行业由于其碳排放物理水平在增加而碳排放的经济效益在降低，因而属于综合落后的行业；第Ⅳ象限的行业由于其碳排放的物理水平在减少而碳排放经济效益也在降低，因而属于发展低碳经济中有物理优势的行业。

三、应用

笔者采用低碳经济四象限评价法，对河北省两次经济普查时的30个制造业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如下：

（一）碳排放物理水平的评价结果

第二次经济普查与第一次经济普查相比，河北省制造业排放的二氧化碳从第一次普查时的2.84亿吨增加到第二次普查时的3.03亿吨。期间物理高碳化行业有19个，这19个行业在第二次普查时碳排放量为2.47亿吨，第一次普查时为2.22亿吨，增加了11%。物理低碳化行业有11个，这11个行业第一次普查时碳排放量为0.61亿吨，第二次普查为0.56亿吨，降低了8%。

（二）碳排放经济效益的评价结果

第二次经济普查与第一次经济普查相比，经济低碳化的行业有13个，第一次普查时这13个行业的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的25.47%，第二次普查时增加到26.97%；同期，这13个行业的碳排放量由30.27%下降到27.33%。经济高碳化的行业有17个，第一次普查时这17个行业的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的74.53%，第二次普查时下降到73.03%；同期，这17个行业的碳排放量由69.73%增加到72.67%。

第4篇：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范文

【关键词】模糊聚类 FCM 区域经济 模糊划分

一、引言

随着新一代领导班子上任，新一轮的五年计划-“十二五”期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核心问题。目前东中西部人均差距不断扩大；外贸和利用外资不平衡，东部地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不均衡，东部地区逐渐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却在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上的调整缓慢。缓慢的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严重制约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因而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分析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现状，贯彻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经济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正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找准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宏观上给予倾斜性政策调控促使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为了对我国各经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较清晰、较具体的认识，本文根据某年我国31个省市地区（港澳台除外）经济发展情况的六项指标的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采用基于FCM算法模型的模糊聚类分析方法按各省市地区经济发展指标对我国的经济区域进行聚类分析。

统计数据往往蕴含着大量的统计规律，物以类聚，同一类的样本往往拥有相似的统计规律。反映在区域经济划分上，那就是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在经济指标上拥有相近的某种统计规律。尽管我们无法明确的找出这种“相近的统计规律”，但是我们可以利用模糊聚类分析得出聚类结果，而不必深究前因，更好的把精力投入到结果的研究中。

二、模糊聚类分析方法及其数学基础

（一）模糊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指对事物按一定要求进行分类的数学方法。聚类分析是数理统计中研究“物以类聚”的一种多元分析方法，即用数学定量地确定样品的亲疏关系，从而客观地分型划类。由于事物本身在很多情况下都带有模糊性，因此把模糊数学的方法引入聚类分析，就能使分类更切合实际。模糊聚类分析应用广泛，如在气象预报、地质、环境、林业、农业科学、经济等多方面已取得可喜的成果。

（二）FCM算法模型

模糊C均值聚类（FCM），即众所周知的模糊ISODATA，是用隶属度确定每个数据点属于某个聚类的程度的一种聚类算法。1973年，Bezdek提出了该算法，作为早期硬C均值聚类（HCM）方法的一种改进。FCM把n个向量分为c个模糊组，并求每组的聚类中心，使得非相似性指标的价值函数达到最小。

FCM与HCM的主要区别在于FCM用模糊划分，使得每个给定数据点用值在0，1间的隶属度来确定其属于各个组的程度。与引入模糊划分相适应，隶属矩阵U允许有取值在0，1间的元素。不过，加上归一化规定，一个数据集的隶属度的和总等于1：

这里介于0，1间；为模糊组I的聚类中心，为第I个聚类中心与第j个数据点间的欧几里德距离；且m∈[1，∞）是一个加权指数。构造如下新的目标函数，可求得使（1.2）式达到最小值的必要条件：

由上述两个必要条件，FCM算法其实就划归为一个简单的迭代过程。在批处理方式运行时，FCM用下列步骤确定聚类中心和隶属矩阵U：

步骤1：用值在0，1间的随机数初始化隶属矩阵U，使其满足约束条件。

步骤2：计算c个聚类中心。

步骤3：计算价值函数。如果它小于某个确定的阀值，或它相对上次价值函数值的改变量小于某个阀值，则算法停止。本文采用后者方法。

步骤4：计算新的U矩阵。返回步骤2。

最终FCM算法的输入是分类数目c，输出的是迭代次数，隶属度矩阵U。

三、经济区域划分

（一）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选取

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我们选取GDP总量、人均GDP、第三产业、居民消费水平、人均工资、固定资产投资这六项基本的宏观数据。GDP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地区经济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而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也是衡量经济发达水平的重要指标，居民消费水平和人均工资直接反映了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总之，这六项指标相互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相关性，共同形成了指标集，能较好的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二）2012年全国各省市地区（除港澳台）经济统计数据

（三）经济区域划分的实验结果

采用matlab编程实现FCM算法，输入分类数目，迭代45次之后，得出隶属度矩阵：

四、分析与总结

根据实验结果，我们对全国31个省市地区（港澳台除外）作出了如下划分：

经济发达地区：北京，天津，上海。

经济较发达地区：江苏，浙江，山东，广东

经济欠发达地区：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

经济贫困地区：山西，江西，广西，海南，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结果分析：北京和上海是我国两大中心，天津受益于和北京一体化发展，因此这三个区域代表了国内发展的最高水平。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均为东部沿海区域，受益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为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前沿阵地。东北，中原等中部地区则受困于物流，吸引外资等方面的劣势，经济发展始终不温不火。而西部地区大多十分落后，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等因素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因此实验结果揭示了过去的2013年，我国东中西发展差距依然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这个老问题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从分类结果看，大体上可以反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验证了模糊聚类方法的有效性，在没有任何先验信息的前提下，仅仅从数据本身出发，聚成四类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14年，我国应根据东中西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顺应形势，采取有针对性的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政策。一是根据我国东中西部发展阶段不同，制定差别化的产业政策。东部地区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速的同时，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努力实现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还处于成长过程中，在接受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要注重产业链的完善，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上中下游产业链，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动力保障。二是警惕投资过度带来的新一轮产能过剩。2013年我国地方政府已完成换届，换届后政府往往有投资冲动。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地方政府可能借新型城镇化之名，行过度投资之实。中央政府应加大政策引导，警惕投资过度带来的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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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新波.《模糊聚类分析及其应用》.2004-01-01.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第5篇：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范文

[关键词]R&D经费投入强度；区域差异性；基尼系数

[中图分类号] C81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研究与发展（ R&D） 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 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活动， 研究与发展又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3类活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始者保罗・罗莫认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知识的积累，在知识积累模型（也称研究与开发模型）中强调知识在提高劳动的有效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大意义。R&D通过促进知识积累和推动技术创新来驱动经济增长，它是决定经济增长质量和实现经济增长质的飞跃的必要和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又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最根本动力。因此研究与发展（ R&D） 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诸多学者对R&D做了大量研究。这些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运用各种统计方法包括多元统计法、计量模型等对R&D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另一类研究主要运用非参数的方法对R&D的相对效率进行分析。王宁通过构建度量R&D的评价指标体系， 对经费支出的绩效进行量化评价；秦洁源，张金隆应用基尼系数分析、区位商等方法对各地区科技经费投入的水平、规模、优势与不足进行了深入研究；吴和成，刘思峰通过DEA 评价模型对我国各地区R&D 资源利用效率进行测算；朱强运用脉冲法和面板法实证分析了中国R &D 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地区R&D投入的差异性、均衡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与比较，以准确地把握各地区R&D经费投入中的优势与不足，为研究新疆各地区R&D的差异性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以期为各级政府和科技管理部门加强科技管理和制定科技政策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本文考察新疆的2个地级市和13个地区，数据主要来源于200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与新疆统计年鉴2010。

二、地区R&D投入的差异特征分析

新疆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大。2009年，16个市、地、区中，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乌鲁木齐市为1087.5亿元，最低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为32.46亿元，两者相差1055.04亿元，乌鲁木齐市为克州生产总值的33.5倍。R&D经费投入的差别更是如此。

1.R&D经费投入总量及结构特征

R&D经费投入是科技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决定科技实力的战略性投入，其中R&D经费的投入总量及其结构特征，反映了科学研究与试验研发活动经费的投入强度和配置情况，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水平和创新程度的重要标准。2009年全区R&D经费支出总量为21.8亿元，其中用于试验发展的比例最高占到59.6%，其次为应用研究35.6%，最少的为基础研究4.8%，各地区又有不同的特点，各地区R&D经费的投入的情况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新疆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资源清查主要指标数据2009

新疆各地R&D经费投入总量的平均水平为14495.3万元，中位数为6343万元，远低于平均水平。新疆各区域R&D经费的投入差异较大，投入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巴州、石河子市，合计占全区75%；北疆地区投入明显好于南疆地区，南疆地区除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的R&D经费投入较多外，南疆5地州的R&D经费投入只占全区的8.5%。按照R&D经费投入的总量可将新疆各地分为4类。第一类达到2亿元，包括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第二类介于1亿～2亿之间，包括吐鲁番、昌吉、石河子，这两类地区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中R&D经费合计191137万元，占全区87.7%；第三类介于1000万元～10000万元之间，包括阿克苏、喀什、伊犁州直属县（市）、塔城、哈密；第四类R&D经费投入低于1000万元，包括克州、和田、阿勒泰、博州，其中R&D经费合计1960万元，不足全区1%。经济实力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该地区R&D经费投入，新疆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的不同，因而R&D经费投入也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R&D经费投入大幅领先于其他地区，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是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

从活动类型来看，新疆各地R&D经费投入呈现不同的特点。在上述的第一类地区中，乌鲁木齐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主要以试验研发投入为主，分别占比51.1%、97.7%，克拉玛依主要以应用研究为主，应用研究投入比例达66.4%，在基础研究方面乌鲁木齐市投入比例最高，超过10%，进一步分析发现乌鲁木齐市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总投入占全区R&D基础投入的72.5%。在第二、三类地区中，R&D经费主要用于试验发展。从经费来源看，主要是政府与企业资金，除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政府资金分别为55.8%，49.1%占比较大外，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主要以企业资金为主。

2.地区R&D经费强度分析

各地区R&D经费强度（R&D经费/地区生产总值）反映了相对于地区经济实力而言的研发投入力度。2009年，新疆R&D经费强度为0.51%，各地区R&D经费强度如图2所示。

数据来源：新疆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资源清查主要指标数据2009

总体来讲，R&D经费强度平均水平为0.41%，中位数为0.22%，变异系数为1.08，区域R&D经费强度差异显著。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R&D经费强度高于全疆平均水平0.51%，这些地区经济发达，是地区经济的中心。石河子市作为农垦地区的窗口，工业基础雄厚，政府对其科技投入较大，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石河子市的R&D经费投入强度。北疆地区的阿勒泰、博州R&D经费投入强度明显偏低。

三、地区R&D投入的均衡性分析

基尼系数是定量测定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的指标。其数值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通常把0.4作为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本文利用基尼系数来分析地区R&D经费投入分配的不均衡状况。

首先做出R&D经费按地区GDP分布的洛伦兹曲线。具体方法如下：将15个地区按照R&D经费强度由低到高排序，横轴为GDP累计比率X，纵轴为R&D经费累计比率Y，得图3。

第一区间

第二区间

第三区间

第四区间

第五区间 0.0≤基尼系数

0.2≤基尼系数

0.3≤基尼系数

0.4≤基尼系数

0.6≤基尼系数 高度均衡

基本均衡

有些差距

差距较大

差距很大

从各地区的R&D经费与其地区生产总值的分布来看，各地区的R&D经费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的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利用基尼系数综合来看地区生产总值与R&D经费投入的均衡性，由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得到新疆R&D经费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41，结合表1可以看出，新疆各地区R&D经费按地区GDP分配差距较大。从总体上看，新疆R&D经费主要分布在四大经济中心，即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石油工业基地克拉玛依市，垦区经济的窗口石河子市，南疆经济的代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从另一方面说明，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需要加大科技的投入，以引导产业升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间接带动经济的发展。

四、地区R&D投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R&D投入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阶段密切相关，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R&D投入强度相应较高；产业的结构化程度越高，R&D投入强度相应较大；更多先进的技术引进和更多研发人员的投入都有可能促进科技研发经费的增加。借鉴相关文献，本文在研究影响R&D投入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假设：

1.平的提高有助于R&D投入强度的提高。2.结构对R&D投入强度产生影响。3.的知识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科技的研发，从而提升R&D投入强度。4.贸易会对R&D投入强度产生影响。

在本模型中，选取地区生产总值指标来反映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记为GDP；选取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GDP的比例作为衡量产业结构提升的指标，记为CY；选择科技研发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例作为人力资本的累计，记为RY；对外贸易用对外贸易额表示，记为TR；地区R&D的投入强度作为因变量，记为RD。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新疆各地区R&D经费投入指标进行多角度的差异分析与比较，得出如下结论：

1.无论从R&D经费投入量还是R&D经费投入强度看，都表明新疆R&D经费投入的区域差异显著，经济实力影响该地区对科技研发活动的经费投入，地区的经济中心优于其他地区。

2.新疆各地区R&D经费按地区GDP分布的基尼系数为0.41，总体上看差异较大，为了协调新疆各地区发展，国家在实施制定西部大开发和对口支援战略时，应对科技研发给予政策倾斜。

3.新疆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的积累对R&D投入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带动居民财富的增加和地区综合实力的提高，这是R&D经费真正的来源。地区经济发展同样需要科技进步作为引擎。二者有紧密的联系。因此，为保证地区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以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R&D经费的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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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谢兰云.我国R&D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M].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第6篇：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分别构造了关于财政分权与基础教育投入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并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相关结论。实证发现，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基础教育的供给的影响模式迥异：支出分权有利于地区基础教育投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权则对地区基础教育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模型还解释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人口结构对基础教育投入的重要影响。本研究希望为以后的相关课题提供借鉴，这些结论对于我国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政府间收支安排上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本文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存在许多值得深入探究和有待验证的地方。

关键词：财政分权 基础教育供给 固定效应模型 动态效应面板模型

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末，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2010年5月，国务院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提出，到2012年末，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的比例。同一目标，时隔十七年的再次提出，凸显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国富与民生的尖锐矛盾。我国正面临着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发展迟缓、整体效率低下、地区分化严重的问题（Zhang，2003；Hofman， 2004）。

影响基础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公共财政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民族文化素养等。其中，公共财政体制是直接影响基础教育供给的一个根本因素（郭小冬，2008）。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财政分权改革，并由此构建了全新的政府间财政关系；财政分权对公共财政体制，进而对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相关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关于财政分权理论的文献相当丰富，但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政府规模等的关系上，直接研究财政分权与公共物品供给的文献相对较少。公共物品按照用途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基础设施等生产性的公共物品，另一类是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物品（楚永生，2004），本文关注的是后者，也可以称之为是公共服务。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Tiebout，1956；Musgrave，1959；Oates，1972）认为，财政分权能够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提高社会的总福利水平，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用手投票”的选举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具有当地选民偏好和公共物品提供成本的信息优势（Bardha， 2002）；其次，“用脚投票”的竞争淘汰机制，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来选择不同的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有利于地区公共物品的提供达到有效水平（Frey、Eichenberger，1996）。

国外多数关于财政分权利弊的实证研究表明，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与地区竞争有利于教育、医疗等领域公共物品的提供，Fagust（2004）对玻利维亚1991-1996年间的时间序列研究发现分权增加了对教育、城市建设、水利和卫生的投资；俄罗斯（Zhuravskaya， 2000）、美国、阿根廷（Habibi，2001）等的经验研究也支持了该观点。尽管上述学者的研究持积极的态度，但学界对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部分发展中国家因为制度性的原因，比如人口流动性有限、公众对政府的有效监督缺位、政府官员的问责机制不完善等，导致了传统的分权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教育等社会福利性质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Bardhan，2002）。在中国的很多实证研究就得到了相反的结论。财政分权并没有增加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有效供给（乔云宝、范剑勇、冯兴元，2005），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分权明显恶化了当地居民的福利状况（West、Won，1995）。周黎安（2004）进一步指出，分权使得地方政府为经济发展展开竞争，导致其对公共物品的偏好降低（张军等，2007），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了教育等部门的供给水平（乔新平、白洁，2005；傅勇、张晏，2006）。从文献回顾中可见，在一定的激励机制下，财政分权通过影响地方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偏好，进而影响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换而言之，研究财政分权对基础教育影响的关键在于厘清“分权-竞争-激励”三者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起点，以小学义务教育为切入点，以panel-data为分析工具，检验财政分权对以小学教育为代表的基础教育供给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相比其他同主题的研究，本文的特色主要有：第一，通过对“分权―竞争―激励”三者关系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构建了一个全文的理论框架；第二，在财政分权指标的选取上，先分别就收入、支出分权中的一方面进行研究，再将二者纳入到一个实证分析模型中，以全面客观地反映财政分权与基础教育供给的关系；第三，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先通过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解决不同地区间的异质性问题，再运用动态效应模型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了校正。

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与基础教育供给的理论框架

纵观中国近20年发展，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基础设施的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是基础教育等公共领域的困境与争议，这是中国财政分权所面临的尴尬现实。本文在这部分试图建立起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地方政府的供给偏好为传导机制，构建财政分权影响基础教育供给的理论模型。

（一）中国财政分权的特点

中国财政分权的独特之处在于经济分权的同时，保持了政治上的集中，经济、政治二者合一，即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式分权”。经济上分权引导地方政府关注本地经济的发展，出于地方财政收入的考虑，地方政府倾向于发展能直接带来经济增长的行业。政治上的集权，中央政府牢牢把握地方官员的升迁大权，并以GDP为主要指标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由于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作用，地方政府必定采取在短期内，更确切的说是任期内，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财政支出政策。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构成其首要选择，而科教文卫等有利于居民福利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公共物品则被人为的忽视。中国式分权通过对地方政府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激励，导致地方政府的供给偏好发生扭曲，基础教育的供给不足主要是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偏颇的原因，而不是财政总量上的不足。

（二）财政分权水平的衡量指标

在本文的研究中，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两个关键指标的衡量。首先是基础教育供给的量化衡量，已有的实证分析中采用了小学入学率（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2005），小学师生比、文盲率、每百万人拥有的小学学校数（乔新平、白洁，2005）、升学率（刘长生、郭晓冬、简玉峰，2008）等指标；本文认为，我国的义务教育制度实施超过20年，小学入学率已经达到一个稳定的高水平，入学率能够反映的信息量有限，而师生比等指标则稍显片面。相比之下，小学教育的供给质量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因此，本文采用小学生生均教育支出为衡量基础教育供给的指标，这实际上是建立在资金投入越多教育越好的假设上的，虽然这个假设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成立，但中国的现状下资金绝对是教育质量提高的限制性因素，所以这个假设是合理的（Eskil， 2001）。

第二个问题是财政分权度的衡量，财政分权表现为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两个方面。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直接目标是提高“两个比重”，其对政府间财政的安排主要体现在财政收入方面。因此，地区分权水平的比较需要首先考虑收入指标。另一方面，因为我国课税的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且财政分权对其他对象的影响最终是通过财政支出来直接实施。所以，研究财政分权对基础教育供给的影响也需要考虑支出分权指标。为了全面准确地反映财政分权水平，本文综合考虑了财政收支分权的两个方面。

财政分权与基础教育供给关系的固定效应估计

我国幅员辽阔，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经济结构、要素禀赋等有着很大的差异，为矫正异质性带来的估计偏差，本文首先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来估算财政分权对基础教育的影响。

（一）财政分权对基础教育的影响模型设定

以我国31个省级政府1995-2006年间的数据为基础，通过拉格朗日乘子检验（Breusch and Pagan Lagrangian multiplier test for random effects）和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建立如下固定效应模型：

Eit=α0+βXit+γDecit+δDecDWit+εDecDEit+μi+νt+ξit（1）

（1）式中，Eit是第i个省份t期的小学生均教育支出；Xit是一组控制变量；Decit是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度，对于财政分权度，本文分别考虑支出分权和收入分权；DecDWit是刻画国家重大政策影响的哑变量， 2000年起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包含的地区DW为1，其余地区和年份DW=0；DecDEit是刻画地区差异的哑变量，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Dec乘以1，其余地区Dec乘以0；μi为个体差异，νt为时间效应，ξit为随机扰动项。对于Xit，本文主要考虑如下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 pergdp，取可比价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通过CPI（1995=100）将名义值调整为实际值；地区人口结构，取地区小学生在校人数与地区年末总人口的比值；地区城镇化水平urb，取地区城镇人口与地区年末总人口的比值。

（二）财政分权对基础教育的影响估算结果

在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时，本文分别考察了仅包含支出分权（ExpDec）、仅包含收入分权（RevDec）、同时包含收支分权三种情况。同时，本文还考虑到可能存在序列相关的问题，本文还采用FGLS进行了AR（1）矫正。估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模型c和a、b的估算结果可以看出，同时引入收入和支出的财政分权变量后，分权变量、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说明单纯考虑财政支出或者收入分权度一个方面，会割裂二者相互制约的关系，导致估计的偏差。当矫正了序列相关后，估算结果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说明财政分权对地区基础教育有着持久的影响。从模型c2的估算结果看出，财政支出分权对基础教育投入的影响是积极的，而财政收入分权对此则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本文认为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各地区总财政支出规模逐年扩大是不争的事实，支出分权度的提高意味着地方政府能自主支配的财力总量的增加，因此属于地方政府支出责任范围内的基础教育支出会有绝对数上的增加也不足为奇；而收入分权度就体现了财政分权的激励作用，地方政府追求地方预算最大化和地区GDP最大化，收入支配权越大，其发展地区经济的激励也就越大，由于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吸引外资和推动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作用，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偏好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财政支出手段，那么基础设施等的建设支出构成其首要选择，而基础教育等有利于居民福利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公共品的供给则被边缘化。

进一步观察地区间的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基础教育投入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度相对较高，财政激励的作用也就更加明显；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以来，财政收支分权对西部教育投入有着微弱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回归系数为正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对于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对基础教育投入的影响，上述固定效应模型给出了较为明确的结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基础教育投入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说明经济实力是增加教育投入的前提和保证；地区小学生占总人口比例越高，生均教育支出就越少，因为小学在校生比例揭示了当地对基础教育需求的大小，一个地区在基础教育总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对教育的需求越大，分摊给每个学生的教育投入就必然减少。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因为一方面农村原有的基础教育设施简陋、水平低下，其对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需求比城市大，另一方面，农村的学校小而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因而需要更多的教育投入。

财政分权与基础教育供给关系的动态效应估计

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能较好地解决不同省份间的异质性问题，但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第一，小学教育支出具有持续性，前一年的支出水平会影响到下一年的投入水平，当因变量滞后项为解释变量之一时，会导致解释变量与扰动项的相关，发生解释变量的内生问题。第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本身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并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影响到估计的一致性。第三，选取的影响教育投入的指标中，考虑到地区教育经费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可能造成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是财政分权的差异影响了教育的投入水平。因此，还需要建立动态面板模型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估计方法上，本文选择系统广义矩方法（system GMM），并采用稳健（robust）二步法计算标准误。

（一）模型设定

构建如下形式的动态效应面板模型：

Eit=α0+λEi,t-1+βXit+κXi,t-1+μi+νt+ξit（2）

Ei,t-1是普通小学生均教育支出的1阶滞后项，Xi,t-1是财政分权变量和控制变量的1阶滞后项。

（二）估算结果

估算之前，需要确定核心变量―财政分权度的性质，如果中央政府在划分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时，是出于某些特定的目的，与地方的基础教育投入水平无关，则将Dec视为严格外生变量；反之，就需要将Dec设定为内生变量或者前定变量。具体估算时，在模型a1、b1、c1中，将所有的解释变量都设定为外生变量，在模型a2、b2、c2中，将财政分权度、生均教育支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设定为内生变量或前定变量（比较Arellano-Bond 2阶残差自相关结果确定）。由于本文样本的时间跨度只有12年，因此认为小学生人口比例、城镇化水平以及政策和地区的虚拟变量都是外生变量。估算和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Arellano-Bond AR（1）和AR（2）检验表明，模型残差序列存在1阶自相关但不存在2阶自相关，表明模型设定基本可取。估计结果显示，基础教育投入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持续性，上下两期的教育水平显著相关，这也说明了采用动态面板分析的必要性。

比较而言，模型a1、c1的Arellano-Bond2阶残差自相关检验效果相对要差，说明不能把全部的解释变量都当做外生变量。模型c2的估计结果相当稳健，综合前后两期的影响，得到的结论也与固定效应模型下相似：支出分权促进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的提高；收入分权对地区基础教育有显著的排挤作用；基础教育投入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与地区小学生占总人口比例负相关。

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利用固定效应和动态效应面板模型全面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地区基础教育投入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是：

财政收支分权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的影响方向相反，支出分权有利于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权则对地区基础教育有显著的排挤作用。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在校生人口比重等也是影响基础教育供给的重要因素。实证分析表明，支出分权的拉动作用是水涨船高的原因，收入分权的排挤作用需要联系上文所谈到的“分权―竞争―激励”的理论框架，财政分权通过对地方政府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激励，导致地方政府的供给偏好发生扭曲，基础教育的供给效率低下主要是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偏颇的原因，而不是财政总量上的不足。

（二）政策建议

这些结论对于我国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政府间收支安排上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从以上的总结中可以得到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财政分权与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关系是值得关注的，中央在安排与地方的收支安排时，应当考虑可能导致的不当竞争以及由此带来的支出扭曲。

第二，从是否有利于基础教育投入增加的角度来看，需要中央收拢地方的部分收入自，扩大地方的支出支配权。

第三，财政分权对基础教育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结构等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存在许多值得深入探究和有待验证的地方，作者下一阶段的研究将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财政分权指标的构建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以支出分权度为例，本文希望能用人均省级财政支出比上人均省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在该省的财政支出之和来衡量支出分权度，但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只能用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代替了人均中央在该省的财政支出，这就不可避免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

（二）省级层面数据得到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细化

本文的实证是建立在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的，而基础教育的供给主要是基层地方政府的职责，所以，本文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是选取更基层层面的数据来检验研究的结果。

（三）对基础教育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

本文以小学教育为例，研究财政分权与基础教育供给之间的关系，而基础教育的范围应当包括学前教育和初中教育，因此，今后笔者将关注这两方面的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对不同阶段的基础教育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管理世界，2007（3）

2.贾俊雪，郭庆旺.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经济研究，2008（6）

3.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财贸经济，2006（2）

4.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中国社会科学，2005（6）

5.张军，高远，傅勇，张弘.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分权竞争、政府治理与基础设施的投资决定．经济研究，2007（3）

6.周黎安，李宏彬，陈烨.相对绩效考核：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一项经验研究.经济学报，2005（1）

7.D.E.Wildasin,Interjurisdictional Capital Mobility,"Fiscal Externality and a Corrective Subsidy".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5,1989

8.Eskil Heinesen,"Determinants of Local Public School Expenditure: A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Working Paper,2002

9.G.R.Zodrow,and P.Mieszkowski,Pigou,Tiebout，"Property Taxation and the Under-Provision of Local Public Good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1986

10.J.D.Wilson,"A Theory of Interregional Tax Competition".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1986

11.Jon H.Fiva,"New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2006

12.Loraine A.West,and Christine P.W.Wong.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Grow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Rural China."Some Evidence in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Services".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995（4）

13.M.Keen,and M.Marchand."Fiscal Competition and the Pattern of Public Spending".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66,1997

第7篇：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范文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立法强度；执法强度

引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4年12月16日报告说，2013年全球专利申请量以中国两位数增长为支撑，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其中中国的专利申请约占三分之一。根据《2014世界知识产权指标》的报告，虽然中国专利申请方在国外提交的申请量相对较少，但来自中国居民的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首位，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也成为全世界专利申请受凉最大的机构。并且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全球化，有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尽管有诸多学者已经开始探讨有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测量，但是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一直没有得到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测量方法。但是只有明确中国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才能够去衡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所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更为详细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测量体系。

一、现有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及其缺陷

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量化研究最早起始于Rapp & Rozek（1990）1使用立法评分法，根据国家制定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情况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划分为5个级别，用1，2，3，4，5来表示。该方法早期被一些学者采用，但是却有不足之处。首先，它使用的是静态指标，只考虑了一国是否制定了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其次，5个整数级别的划分，有可能将两个相差较大的国家划分到一个级别里，也有可能把两个相差不大的国家划分在不同的级别里。所以在此基础上Ginaete & Park（1997）2对RR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一个更为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测量方法，被称为G-P指标。该指标划分为5个类别，（1）保护的覆盖范围 （2）是否为国际条约的成员（3）权利丧失的保护（4）执法措施（5）保护期限。每个保护类别又包含若干指标，该方法规定每个度量指标各占1分，每个类别中各指标得分之和除以该类别中的指标个数即为该类别的得分，5个类别得分的累加和即为量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根据此方法测量欧美及亚洲部分国家和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如表1和表2.

数据来源： Ginarte J C， Park W G，（1997）“Determinants of Patent Rights： A Cross-national Study，” Research Policy 26， 283-301

通过上图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在第一次修改《专利法》后1994年的指数3.19就已经达到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在第二次修改《专利法》后2001年的指数为4.19甚至超过了某些发达国家1990年的数值。从我国的现状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基于Ginarte-Park 方法测量到的只是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的立法强度。这只能说明，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强度已经完全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立法保护强度。自1992年以后，尤其是为加入WTO2000年、2001年中国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做了全而的修正，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已全而符合以TRIPS协议为核心的国际标准。但是，由于中国法律体系自身不够完善，在立法与司法之间还不能匹配，加上老百姓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水平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可见，要正确度量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强度，就必须对Ginarte-Park方法进行修正。

国内学者韩玉雄、李怀祖（2005）3对Ginarte-Park方法进行了修正，把“执法力度”加入其中。“执法力度”这一指标作为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变量，这一指标介于0到1之间，0代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条款完全没有执行，1代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条款完全得到执行。“执法力度”是由4个二级指标组成的，即（1）社会法制化程度（2）法律体系完备程度（3）经济发展水平（4）国际社会的监督制衡机制。许春明、单晓光（2008）4在韩玉雄、李怀组的基础上把社会公众意识加入其中，即”执法强度“指标由（1）司法保护水平（2）行政保护水平（3）经济发张水平（4）社会公众意识（5）国际监督。姚利民，饶艳用（2009）5“执行效果”指标替换“执行强度”指标，其由四个二级指标构成，即（1）社会法制化程度（2）政府的在执法态度（3）相关服务机构的配备（4）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而沈国兵，刘佳（2009）6提出在TRIPS协定下，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主要与经济发展水平、法治水平、执法水平有关。代中强等（2010）7提出以上学者的研究所选取的指标并不能很好地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执法力度指标的变量，例如选取人均律师率作为社会法制化的衡量标准并不准确，因为现有数据中的律师人数多数是不能办理知识产权相关案件的律师，选取成人识字率作为公众知识产权意识指标也在2009年被代中强的实证研究否定定。其提出用结案率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执法力度指标，是最能用直观数据解释我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司法水平。但是吕敏，张亚斌（2013）8提出一种改进方法测量中国的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运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得出我国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指数，分析了各因素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影响。

二、知识产权强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采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P（t）应该由“立法强度”L（t）指标和“执法强度”E（t）指标构成。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应该是由立法强度与执法强度的乘积决定。可以表示为：

P（t）= L（t）* E（t）

P（t）表示一个国家在t时刻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L（t）表示知识产权立法强度，一般用GP指数表示；E（t）表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设执法强度E（t）的值介于0到1之间，0表示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完全没有执行，1表示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被全部执行。因此，执法强度E（t）就是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实际执行效果的变量，表示法律规定的保护强度被实际执行的比例。

（一）立法强度指标

理论上讲立法应该包括该法律所涉及到的所有法律，知识产权法包括了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商业秘密法以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动植物新品种等相关法律。但是考虑到知识产权对一国经济发生主要作用的是专利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还是选取专利法作为立法依据，以专利法作为立法强度，并采用Ginarte-Park方法计算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强度。计算结果为上图1-2.

（二） 执法强度指标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强度指标分为四部分：经济因素、法律因素、社会因素、国际因素。

（1）经济因素

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应该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应该有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应该采取相对较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韩玉雄，李怀祖以及许春明等采取人均GDP作为指标，沈国兵，刘佳选取GNI作为指标，吕敏，张亚斌则从个体和整体两个角度考虑分为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指标来源。本文结合以上人的研究认为人均GDP是度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指标。目前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为2000美元，超过2000美元为分值为1，不足2000美元，用实际值除以2000作为分值。

（2）法律因素

法律主要包括立法和司法，由于立法已经在立法指标中考虑过了，所以这里的法律因素主要指司法方面。司法水平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执行强度，完善的司法体系，高素质的司法人员，必然能够使知识产权保护被较好的执行。通常律师占总人口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在衡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方面的司法水平时，理论上选取专门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律师比例更能说明问题，但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参照前人的研究本文选取律师比例作为衡量司法水平的指标。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律师比例已经超过了千分之一，在其他重要的工业化国家律师比例也已经超过了万分之五。所以当律师比例超过万分之五时分值为1，不足万分之五时用实际值除以万分之五作为分值。

（3）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主要是指政府的执法态度和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因为政府对于知识产品保护的态度将直接影响知识资产的投资回报。政府的执行能力将影响到知识产品的创造和传播。所以我们直接选取政府在专利侵权方面的结案率作为政府执法态度的分值。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是影响执法强度的影响因素，若公众没有意识到需要为自己的知识产品确权的话，当发生侵权时就不能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我们选取人均专利申请量作为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指标。本文借鉴姚利民的方法，当一个地区万人拥有专利申请量达到或者超过10件时， “人均专利的申请量” 的分值为1， 当万人拥有专利申请量不足10件时，“人均专利的申请量” 的分值等于万人拥有专利申请量的实际数量除以10。

（4）国际因素

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问题。WTO也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其三大支柱之一，规定了在WT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及争端的解决机制。所以从这一角度看，一国是否加入WTO，是判断一国运用国际社会通行法则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程度的重要指标。一国加入WTO分值为1，没有加入WTO的分值为0。

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计量

立法强度借鉴Ginarte-Park方法计算得到，以上考虑的四个因素涉及到的五个指标设定其对执法强度的权重是相等的，所以为上述五个指标得分的平均数。本文涉及到的“律师比例”、“人均专利申请量”、“人均GDP”、“专利侵权结案率”数据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数据局以及中国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到。根据P（t）= L（t）* E（t）计算得到2002-2012年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如表3所示。

表3 2002-2012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从上表可见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是逐年提高的，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知识产权理发水平早就已经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由于执法强度的限制导致实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大打折扣，这是当前我们在发展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也充分说明中国法律体系还不够健全，在立法与执法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直到2012年我国在知识产权的执法强度是0.7848，也就是说立法强度只有3/4得到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是3.28，仅仅高于1990年加拿大的水平，而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1990年的水平相差还很远。这也与中国的实际相符，也是在国际贸易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不满的原因。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水平较高，但是执法水平与立法水平是不匹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法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司法水平较弱人均律师比例较低，这与法律体系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相距甚远，其次是由于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这也与我国现阶段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符合，还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需要对于自己的知识财产进行保护，同样很多人没有把侵犯别人的知识财产当做违法，导致我国现阶段知识侵权案件时有发生。但随着经济贸易的全球化，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重要话题，我们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需要在执法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我国能够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优势。

参考文献：

[1] 韩玉雄，李怀祖.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 2005，（3）：377-382.

[2] 许春明，单晓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及验证[J].科学学研究，2008，（4）：715-723.

第8篇：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范文

社会经济活动是交通运输需求的根本源泉,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又会促进经济发展,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关于福建省高速公路交通量发展趋势的研究是以福建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分析为基础,结合交通出行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特点,分析未来交通出行趋势。

1 福建省经济发展现状、特点及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了优惠政策,福建省充分发挥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在全省形成了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和保税区等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使得福建省社会经济得到历史性的快速发展。

1.1 福建省经济发展现状及特点

1.1.1福建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经济总体实力不断增强

2008年福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823.1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0%,比1990年的522.28亿元增长约21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1990~2008年年平均增长速度达13.61%。随着“十五”期间我国加入WTO,位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福建省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遇,综合经济实力又上了新的台阶,GDP年平均递增速度达到了14.32%。福建省历年的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及各历史时期的增长速度如表1所示。

1.1.2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第二产业比重最大

随着国民经济总体规模的增加,福建省经济结构也不断优化。农业基础地位得到加强,工业化步伐加快,服务业平稳发展,三次产业结构由1990年的28.1:33.4:38.5发展到2000年的17.0:43.3:39.7,直到2008年的10.7∶50.0∶39.3。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并趋于稳定,第二产业比重不断提高,所占比重最大,第三产业稳步发展,福建省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详见图1。

1.2 未来福建省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分析及预测

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列入国家发展规划,福建省经济发展将继续拥有优惠政策和国家支持,福建省经济将仍会呈现持续增长态势。福建省社会经济预测的方法采用增长速度法,即在充分分析项目影响区社会经济历史及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和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参照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情况、《福建省及市县社会经济和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研究》以及其他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确定各特征年时期内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进而预测出影响区域评价期内各特征年的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

研究选取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结构作为福建省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以综合地反映福建全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预测结果详见表3、表4。

2 福建省交通发展规划

2008年11月,《海峡西岸经济区高速公路网布局规划(修编)》经福建省政府批准实施,海峡西岸经济区高速公路网布局方案为“三纵、八横、三环、三十三联” ,规划建设总里程6100公里。规划的海西高速公路网连接邻省11个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有17个高速公路出口通往相邻省份,其中通往长三角6个、珠三角4个、中西部地区7个,并有若干个出口通往台湾;沿海6个港口各有一至两条高速公路干道通往中西部地区,山区设区市2小时左右到达沿海港口城市,海峡西岸经济区周边城市4小时左右到达沿海港口城市;所有县级行政中心约15分钟内可通高速公路,连接重要旅游景区和海陆空交通枢纽。

《海峡西岸经济区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稿)是为使高速公路更好适应海西城市群、产业群、港口群的发展需要,更好服务海西“两个先行区”建设的需要;它着眼于促进县域经济全面繁荣发展,实现全省县县通高速;它有力支撑以福州、厦门为核心的海西城市群、港口群以及临港产业发展;它全面提升县市和经济中心的对外交通水平,体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 未来福建省高速公路交通量的发展趋势

3.1 福建省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政策的扶持是交通量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

以上分析资料显示,过去几年中,福建省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均处于较高水平。福建省经济的大发展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大流通,大流通急需大交通的支撑和保障。

2009年5月,《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将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7月,福建省委福建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12月,《海峡西岸旅游区发展总体规划(2010-2020年)》获得通过,“海峡西岸旅游区”被国家旅游局列为“十一五”期间重点扶持的全国十二个重点旅游区之首,国家旅游局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这为海西旅游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可以预见,多项国家级支持政策的给福建省交通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后劲和动力。

3.2 城市群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交通量的发展

城市群(或称为一级都市圈、大都市带)通常由一个以上的大都市区组成,面积一般在3万km2以上,半径为200～300km,人口一般在3000万以上。中国当代城市群布局规划图如下。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福建省北靠赣浙沪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南邻以粤港澳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两洲既是全国最发达的旅游区,又是最大的国内客源产出地和海外游客集散地。福建省的高速公路不仅要承担本区域即海峡西岸城镇群内部的运输需求,还要承担两大洲之间以及沿海通往内陆的客货运需求,而由此带来的机遇也显而易见,那就是交通运输量的快速增长。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核心大都市与周边邻近地区不仅形成连绵城市地带,而且实现社会经济的高度融合。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的发展,将进一步提高区域产业配置率,形成区域性产业团队并加速区域共同产业配置率,形成区域性产业团队并加速区域共同市场的形成。上下游产业的整合、生产要素的快速流通、资源优化配置都对区域客货运输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尽快提升城际通道即高速公路事业的发展水平,以适应交通量需求成倍增加、运输时间大幅减少、运输效率显著提高等各类要求。

3.3 旅游业的发展拉动高速公路交通量直线上升

根据《福建省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福建省际间旅游区域合作,在战略上主要是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旅游区的合作,并最终在中国东南部形成地跨粤港澳、江浙沪与闽台三大旅游区的旅游黄金带。

福建省高速公路具有北接长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西通中部地区,东部对接台湾地区的独特区位优势。省内的泉厦、福泉和罗宁高速公路,均属于国家高速公路沈(阳)海(口)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贯通了福建省东南沿海黄金地区,其贯穿地区及其延长线经济总量占福建省经济总量70%以上;浦南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北)京台(北)线、长(春)深(圳)线的组成部分,是连接安徽、江西、浙江和福建四省的省际干线公路,整个浦南路及其延伸路段途经福建武夷山、安徽黄山、江西三清山、衢州江郎山等著名风景区。同时,随着近年来日趋缓和,两岸交往迅速增多,两岸关系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海峡两岸“大三通”的实施,也会明显提升福建省对台贸易的绝对区位优势,两岸经济要素的流动将更加畅通,福建省的腹地纵深将不断扩展,对中西部的辐射效应将更为明显,高速公路的运营凭借天然垄断性,将在区域经济往来中长期收益,这自然也为交通量的增长推波助澜。

3.4 其他运输方式的发展间接带动高速公路交通量的增加

现代城市群面临国内、国际越来越频繁的交流,水、陆、空综合交通枢纽作为城市群内外衔接的关键节点,其发展对于城市群对外开放度、贸易便利度等都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整个枢纽布局体系中的重要航空枢纽、主要航运中心、主要铁路枢纽对于提高城市群国际、国内的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城市群的发展,水、陆、空综合交通枢纽将不断地被建设和完善。

公路运输具有机动灵活、直达门户、迅速、适应性强、面广量大、深入腹地等优点,特别是高速公路通行能力大,服务水平高,可以适应繁重的客货运输。高速公路作为其他运输方式的基础载体,拥有着其他运输方式所无法实现的优点。其他运输方式的优点只有通过与高速公路运输的循环互补才能更好地得以体现。随着城市群的发展,国内外交流的加强、贸易、商务、旅游等行业的快速发展,现代航空枢纽、现代航运中心、现代综合交通枢纽、现代物流园区不断被建立和完善,高速公路也将因此迎来交通量新一轮的增长高峰。

3.5 完善的高速公路交通体系与服务将刺激消费从而提高交通量

高速公路体系管理水平的提升,高速公路窗口服务水平的提高,高速公路交通系统的建立和完善都将助高速公路交通量增长一臂之力。

4 结论

总之,随着宏观经济的复苏、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提速、民用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国家利好政策的持续支持、福建省高速公路网建设的完善、城市现代化水平的不断发展,福建高速公路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期,高速公路交通量仍将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趋势。

参考文献:

[1] 杨涛.城市中心区交通容量研究[J].城市交通,2003,(1):21.

[2] 朱照宏.城市通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3] 福建省人民政府网.福建省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EB/OL].fujian.省略.

第9篇：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范文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传媒跨区域发展;顶层设计;交互理论;区域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2-0041-03

一、研究本课题的背景及意义

（一）“长江经济带”的背景

长江作为中国的第一长河，贯通东西，众多支流以及交通干道，将全国的经济连为一体，对于我国发展内陆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长江经济带，自西向东包含了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7个省以及重庆、上海两个直辖市，横跨我国东中西发达及欠发达地区，各省市区之间联系较为紧密，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该区域具有显著的代表性。而“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重要的“脊梁”，对促进中国的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江经济带”这种区域经济化的产业结构决定着该区域文化的转型以及传媒区域化的发展。但是如何实现传媒区域化发展，如何从宏观的角度指导其发展，以及如何革新结构与管理、制度与思想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值得去探究的。

（二）研究的意义

1.研究“长江经济带”视域下区域传媒发展顶层设计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方面，此课题将充实和丰富整个新闻理论，从而服务新闻界以及整个社会。这些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如长三角经济带、珠三角经济带、株洲经济带等，经济的区域化发展同时推动了媒介的区域化发展。

另一方面，打破以往行政区域划分的藩篱。传媒的区域化，是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内自发形成的类型齐全、又具有良性竞争的传媒生态环境。它是相对于传统的传媒区划而言的。自建国以来，按照行政区域的划分，我国媒体被分为中央级媒体、省级媒体、地区级媒体和县级媒体四种媒体类型。而这种媒体的划分形式并不是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布局而成，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传媒区域化将打破原来的行政区域划分，对其进行新一轮的产业布局及重组。在区域化的发展过程中，各个传媒集团为了适应竞争和发展的需求，必须在采编内容、发行范围、人员配置等多方面突破原有的行政区域划分的限制，按照市场需要和受众需求摆点布摊，以期在市场化、区域化的竞争中分得一杯羹。

2.研究“长江经济带”视域下区域传媒发展顶层设计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决定了区域文化一体化的发展，使传媒区域化发展趋于常态，因此这种新兴的发展模式值得去探究，也需要理论来指导其前进。第二，研究该问题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和范式作用。现如今，我国除了长江经济带以外，还有珠江三角洲经济带、株洲城市圈经济带等一系列的区域经济带，因此研究长江经济带区域文化的发展，也是为国内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作用。

二、关键词的概念及内涵

（一）长江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自西向东包含了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7个省以及重庆、上海两个直辖市横跨我国东中西发达及欠发达地区，各省市区之间联系较为紧密，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该区域具有显著的代表性。根据区域经济理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前景十分广泛，上升空间也十分巨大。

（二）顶层设计

自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发展中的顶层设计”以来，“顶层设计”一词就在中国各行各界流行开来，这个来自于系统工程学的概念，也从一个鲜为人知的专业术语成为了社会的热门词汇，顶层设计问题也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理论焦点。所谓顶层设计，指的就是具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和相对稳定性的设计。从这一概念被重视的程度说明了，在新世纪背景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更具有复杂性和挑战性，因此其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更需要有前瞻性、指导性和系统性。

《五年规划草案》的主要执笔者之一解释道：“‘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包括主要目标以及先后顺序。”以此推理，所认为的顶层设计，主要指的是其思想具有统领的高度性，重点在于上层设计、下层执行，强调推行改革要自上而下的设计和改革方案的权威性。换一种说法，就是要统筹规划、全面设计。

在“顶层设计”的大环境下，进行传媒的发展改革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系统性问题;第二，战略性问题;第三，方向性问题。系统性是改革的基本要求，改革的系统指导离不开战略重点，而有序性是改革系统性、战略性在改革推进方式上的直接要求。只有三者相互结合，相辅相成才能实现改革的顺利完成。

（三）传媒跨区域发展

传媒跨区域发展，又称传媒区域化，是以一个中心城市为依托，在其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内自发形成的种类齐全、具有良性竞争的传媒生态环境。这些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如长三角经济带、珠三角经济带、株洲经济带等，经济的区域化发展同时推动了媒介的区域化发展。换一种说法，就是传媒区域化是经济区域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传媒的区域化发展也给传媒业带来了许多优势。

三、立足于“长江经济带”，探究区域传媒发展顶层设计的问题

（一）区域传媒发展顶层设计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业发展迅猛，各项指标也增长较快，但也存在着许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它既包括制度、政策上的问题，也包括传媒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及发展问题，同时还存在着资金、技术等科技方面的问题。某些问题已经成为“瓶颈”，严重制约影响着传媒业的发展。

非协调性发展，就是其中一个十分扎眼的问题。各地区、各媒体间均存在大大小小发展不协调、不均衡的问题：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的差距;报纸与期刊、广播与电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也都存在着非协调性发展的问题，而这些正需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

（二）区域传媒发展顶层设计的困境

1.从经济方面来看

（1）各省市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格局不一致。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地理位置，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东部地区有上海、浙江，中部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而西部地区则是重庆、四川。据2004年不完全统计，长江经济带东、中、西三大地区的GDP分别为23837亿元、15336亿元、6846亿元。

如表1所示，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势明显，已基本实现工业化;并且长三角地区集中了我国大批实力雄厚的重点优势企业，拥有众多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累计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这也决定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中下游地区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农业等低附加值、低收入的产业仍占据不小的地位，因此其产业结构形式不仅仅落后于长三角地区，甚至还落后于全国总体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格局的相异性，必然对传媒产业的区域化发展造成重要影响。

（2）传媒产业的盈利模式各异。随着传媒多元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报业已不再满足于依靠广告招商来获利的单一方式，而是寻求更加丰富的盈利模式。在这个问题上，《潇湘晨报》董事长刘剑主张，报业未来发展要“异质立体化，同心多元化”，“报纸要紧紧扣住影响力，利用诚信度和品牌做产品，对媒体价值链产品进行深层开发”。据报道，《潇湘晨报》联合其他商家连续几年在长沙举办国际车展，统计显示车展的单次直接会展收入可达3000万，利润超过1500万。它成功地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转化为会展品牌，不仅拓展了集团的收益渠道，又进一步提升了报业的影响力2。

在现代化企业管理思路的引导下，许多报业集团已经从传统的报纸广告、发行、印务的盈利模式中脱离，并逐步向网络、房地产、旅游、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进军，谋求报业集团更大的利润与竞争力。

2.从政治方面来看

（1）政府管理制度不统一。众所周知，地方宣传部门在自己所掌管的行政区域内具有决策权和调控权，因此，各地政府都对本地的媒体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预。而又由于各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相关政府管理部门所制定的政策或法律法规均有出入。因此引发了“坏事不出门”的信息封锁、分割市场等一系列问题，这不仅加剧了行业内低水平市场的重复建设，也加剧了传媒区域化进程中的恶性竞争与矛盾冲突。

（2）缺乏一致的发展规划。传媒产业的发展一定与文化产业整体发展共生，要促进传媒相对集中地聚集在某个区域内，带动整个大区域的发展，就不能把眼光仅仅盯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这些狭义的传媒业，而应当着眼于整个文化传媒行业。

政府管理者或政策设计者，应该综合考虑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自然、历史、人文、经济等相关情况，并从国内外的发展趋势与国家产业政策做比较分析，同时从产业布局、发展战略高度考虑，明确在这个特定的区域内要形成什么样的产业链条。

在有些区域规划发展，人们看不出产业的布局，看不出促进传媒区域化发展与产业的关系，看不出资源共享。这样的规划能推动形成怎样的产业链，又能实现怎样的传媒区域化大发展，都是顶层设计所面临的困境。

3.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

社会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也影响着传媒区域化的发展。上文也提到过这一点，虽然长江经济带这一区域经济发展速度迅猛，但是其社会发展水平远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国家统计局的结果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区域发展报告”的研究成果：除上海和湖南外，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均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四川、安徽是全国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的社会发展水平也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位次。

社会发展水平的缓慢增长，从某一方面说明了该区域的文化传媒产业也发展缓慢，因此为实现传媒的区域化，不仅要注意经济发展水平，也要注意社会发展水平。

4.从地区文化的差异性来看

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性和经济开放程度的不同，各地区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也有差异。长三角地区在历史上，长期作为租界，遗留下大量的西方思想和文化，并且其位于沿海开放地区，便于接受新鲜的事物和思想，所以当地的受众思想比较开放，信息的接受度和能力较强;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处内陆，山川河流较多，经济较为落后，如四川等省份还是以农业为主，所以地理环境也决定着这里的人民思想较为落后，信息较为闭塞，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弱，适应新事物的周期比较强，因此对于信息的接受度也相对较弱。 在传媒区域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如何整合信息资源及传播渠道，如何改变人们的阅读方式以及信息接受程度，如何扩大传媒的影响力，如何建立起有效的传播机制，这些都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三）区域传媒发展顶层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

2014年8月18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会上他从四个方面强调了传媒业发展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促进新旧媒体的融合与发展，必须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其次要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新旧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第三从未来发展道路上讲，要着力打造一批形式多样、技术先进、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媒体集团，同时要形成立体多样、完整健全的现代传播体系;第四要有现代化企业的管理理念，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基本哲学告诉人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换句话讲就是政治经济的发展决定了文化的发展。虽然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但是经济的繁荣也离不开文化的支持。文化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文化产业便是文化经济化的产物，其对于政治、经济的反作用越深远，即渗透力越强，影响力越大，文化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也就越突出。因此可以看出文化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之外，本身也能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也就是对于文化工作者来说还能满足其物质文化需求。随着政府对文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其影响力和渗透力也越来越强，并且文化力与经济力、科技力、政治力、军事力、保障力共同构成了综合国力，而其自身也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有大力支持文化产业、传媒产业的发展，不断增加我国的软实力，才能更好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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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虞孝感.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态势分析[R].南京：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1999（9）.

[3]葛国耀.改革发展的现实困境与顶层设计的理论反思[J].学习与实践，2013（5）.

[4]邓聿文.顶层设计的困境和破解[J].学习时报，2011（15）.

[5]聂高民.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内涵分析[J].宏观经济管理，2012（8）.

[6]赵振祥.传媒的区域化趋势问题及对策[J].新闻记者，2005（1）.

[7]余建清.我国区域传媒产业发展研究[D].武汉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