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理论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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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智慧城市建设关键技术

智慧城市以物联网技术为支撑，利用更智慧、更全面、更有效、更快捷的应用将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行有机融合，实现城市的智慧化发展。

一、城市智慧建设相关理论研究

1.1智慧城市理论

智慧城市借助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物联网技术，发挥多中基础信息设施的优势，将人类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庞大信息进行智能处理，形成全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管理模式，构建新的城市形态。

1.2全生命周期管理理论

社会发展中各种活动大多以独立项目的方式开展的，在城市智慧建设理论中，其将传统的工程项目的管理扩展到项目全生命周期，从构思开支，知道项目结束。完整的项目全生命周期包含以下几部分：项目的决策、实施以及使用和维护，不同阶段和过程之间均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智慧城市建设则是对这些联系进行整理和综合分析，理顺城市发展中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满足多层次、多方位的个性化需求。

1.3精益建造理论

该理论的基础是生产管理理论，主要实施对象为城市建设中项目的各个过程，主要目标是在最短工期和最少资源，不牺牲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实现工程项目的管理和完成。精益建造理论来源于制造业的生产管理、流程管理和价值管理，主要为了解决施工过程中如何提高建造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工作时间等问题。

二、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关键技术分析

智慧城市建设中所需要使用的技术较为复杂和多样，需要不同技术之间的协同合作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2.1数据获取技术

现代数据处理和数据存储技术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了数据存储的可能。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基于云的多种技术被提出和应用到社会生活中，这种信息处理和存储技术突破了传统技术的技术瓶颈，利用云端的高性能和大容量存储设备对城市发展中产生的大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此外云计算相关技术的应用将不同类型、不同环境下的数据信息进行了整合，可以实现跨平台、跨领域的信息处理和存储，解决了智慧城市发展进程中存在的数据共享的问题。

2.2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被称为人类的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其可以在虚拟的信息和现实的物质之间建立统一规范的联系。首先物联网技术应用大量的传感器组成传感器网络，该网络主要用于对物体进行感知和信息获取；然后应用多种通信技术，典型的如RFID技术等将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信息进行传递；最后对采集到的数据信息进行跨行业、跨领域、跨系统、跨应用的共享和互通。

2.3云计算技术

云计算技术是智慧城市发展的保证。云计算将大量的分布的独立计算机通过一定的方式组建成统一管理的云系统，在该系统环境下，多个硬件设备可以协同工作，按照资源需求对硬件能力进行分配，实现多种传统计算技术所无法实现的功能。应用云计算平台可以对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多种状况、产生的多种信息、要求的多种处理功能进行合理解决和分配，充分满足城市建设的需求。

2.4数据挖掘技术

智慧城市智能化需要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实现。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庞大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信息繁杂没有规律，通常我们对于某一方面的研究只需要从数据池中提取我们感兴趣的数据即可。数据挖掘技术就是一种对大量数据按照个性化需求进行挖掘和分析的技术，这种技术可以从城市建设中产生的大量数据中挖掘出符合城市发展需求的信息机理知识，协助推动城市的智慧化演进。

三、总结

总之，城市的智慧化建设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应用多种理论和技术，不仅是对城市产生巨大影响，还会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1]王要武，吴宇迪.智慧建设理论与关键技术问题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9（18）

[2]张永民.“智慧中国”关键技术的研究（上）[J].中国信息界，2012（1）

第2篇：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初中教学 政治理论 社会实践

中学生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他们既没有形成一套完整清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都普遍对社会及学校以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探索心理，对于法律意识极其薄弱的他们，如果没有良好的引导将极易被社会中的一些不良因素所影响。社会中的诱惑无处不在，中学生的辨别能力又十分低下，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容易将我国的青少年荼毒成日后对国家有害的败类，为了避免此现象的发生，国家应该重视中学生的政治教学。

政治素养的养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社会需要的是才行兼备的人才，学校在面对尚未成型的青年教学时，应该重视将初中政治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高政治教学的实践性，及时引导中学生的思想和道德意识，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初中生最需要的就是政治教学的科学引导。

一、政治教学中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在中学政治课本中首先对学生进行关于自尊、自强、自立的相关概念的分析，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辨别自尊与虚荣的区别，教会学生在社会上如何做到自尊自信，拒绝虚荣心理的存在，这些政治理论是学生在逐渐形成人生观、价值观中的重要指导理论。不仅如此，政治课本中还讲授了对于我们遇到困难或者挫折时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如何去调整自身的情绪，培养自身的坚强意志力。教会初中生相关的法律知识，让他们做到知法懂法，使之清楚地意识到作为社会主义公民应该具备的权利和义务，提升自己的责任感。这些政治理论看似只是书本上的知识点，但对初中生成长的过程，会逐渐培养他们在社会中树立科学合理的价值观。

在初中政治课本中以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和父母间的矛盾为例：课本中从青少年与父母两方面的观点展开分析，首先是青少年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具有自身独立的思想，希望父母不要再对自己的私生活多加干涉，希望自我独立。但从父母这方面看孩子，他们永远是自己的孩子，他们没有自己的主见，思想还不够成熟，需要作父母的不断对其叮嘱。由于双方的思想没有交集点，因此矛盾不断，初中生通过老师对这节内容的讲解与分析，逐渐明白父母的想法，在发现父母对自己的用心后，学生将学会如何换位思考，懂得理解和宽容，在不断学习与反思中完善自身。

二、优化教学策略，服务社会实践

在初中政治教学中，大多数都是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纸上谈兵对初中生的社会实践性而言没有太大作用。就如在政治学习中，我们学习有关的法律知识，但在社会实际中我们还是不懂得如何运用法律去捍卫权利等，知法但不懂法也是徒劳无功。在政治教学中，学习自尊、自强、自立不是只为了背诵其含义并默写下来，更重要的是理解其中包含的深刻道理，使自己的内心能够真正受到影响，政治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更加偏重于实际的效用，充分发挥其理论知识。

首先老师应该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只有本身具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意识，才能做到言传身教，政治老师其自身拥有的政治品质，使得其在一言一行中都具有具体的体现，这种自身的影响带给学生的是更具有说明力的语言，在初中阶段的学生容易将老师作为人生的崇拜者，因此政治老师自身的品质培养对于学生的影响力和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初中政治课本大多都是理论知识，但是这些理论知识的理解层次又都来源于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老师在对学生进行长篇理论知识灌溉后，将课本中的案例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例子，通过对实际例子的分析和讲解让学生能够理解课本中理论知识的含义，以致能更深层次了解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的一方面。

三、知行统一，提高社会认知能力

初中政治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为还不成熟的中学生树立一个科学合理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且让学生逐渐认识到真实的社会面貌。为了将政治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就不能单纯满足于在课堂中进行政治知识的传授，政治课堂应该逐渐向开放式方面转变，带领学生走向社会大课堂，在实际的社会中去体验真实的环境。由于传统教学的束缚，现在的初中政治教学还局限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教学并要求学生背诵下来以便于考试的时候直接默写出来，但这种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的政治知识对学生今后走入社会没有任何作用。政治学科是学生日后步入社会的一门实用基础学科，学生逐渐学会如何在社会中与人相处，如何培养自己自信自强的基本能力等。就如政治课本中所涉及到的消费者这章内容，学生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同时也是消费者角色，如何维护自身作为消费者的权益就是通过政治课本中所传授的关于消费者维权的知识，引导学生如何正确处理类似问题。关键还在于学生如何有机协调和运用这些理论知识。

总结：政治学科不仅是初中课堂中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是一门社会学科，它的实用性和价值是与社会实践分不开的，政治学科中包含了关于社会中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和知识，对初中生而言，其思想和各方面的心智还没有成熟，但却具有相当强的好奇心，在这种特殊的年龄阶段就需要有一种有效、明智的引导，对其进行及时的提醒和矫正。政治学科在初中课堂中的作用就应该是引导初中生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不是为了让中学生学会背诵相关的理论知识并能通过考试。将政治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是目前初中政治教学中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第3篇：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社会资本；组织层面；理论框架

中图分类号：F273.7；C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1-0010-06

一、引 言

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使用的资源。由于企业的经济行动都嵌入在更大的社会背景当中，并且任何企业都不可能拥有自身发展所需的所有资源，而必须通过与其他组织建立联系，并交换有价值的资源才能生存发展下去，因此，企业可以被看做有目的的社会行动者，所以社会资本概念被引入到企业层面的研究中就自然成为理论拓展的基本方向。显然，这种拓展是由社会学者和管理学者共同完成的，但学界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分析层面、产生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结构及社会资本的前因与结果变量等问题尚存有较大的异议。在这个大的理论背景下，本文旨在通过梳理1995-2010年间发表在15个高层次管理学期刊上的有关社会资本研究的学术论文，力图展示组织与管理学研究中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理论，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主要的发展方向，同时本文还将关注该研究领域中对社会资本的操作化方法，为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概念框架

在社会资本被引入管理学领域之初，学者们多是关注个体通过发展社会关系和网络所获得的资源如何影响其行为，但学者们逐渐注意到个体的社会关系和网络也会对组织产生一定影响，比如高管的社会资本可以为组织带来收益，因此，社会资本在管理学中的应用被逐渐拓展到组织层面。

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可以通过其社会关系所处的社会结构中所获得的资源，其核心思想是关系网络对个人或组织而言是有价值的资源(也就是资本)。在复杂的企业网络中，企业对社会资本的可得程度取决于企业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

社会资本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包含着不同的形式和分析层次。Nahapiet和Ghoshal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于个体或社会单位的关系网络内，并通过这个网络获得的实际和潜在资源的总和。同时，他们从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考察，这为管理学研究中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提供了研究操作的便利性。这三个维度是高度相关的，尤其是结构维度和关系维度，这两个维度是以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理论为基础的。其中，结构嵌入是指社会系统和整体社会网络的性质。因此，结构维度是指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整体形式，这一维度着眼于有无网络联系，网络的结构和形态等。关系嵌入是指人们通过交易历史所建立的关系的类型。企业间关系代表了社会资本的原因之一是企业间互动建立起以互惠和平等的规范为基础的责任和期望。因此，关系维度是指通过关系创造并受关系影响的资产，这一维度着眼于信任与可信性、规范与制裁、责任与期望、身份与认同等。

企业的社会资本是通过行动者的社会关系获得可见的实际的并促成目标实现的资源。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组织内社会资本和组织间社会资本。正如Leana和Pil所言，在组织层面，社会资本既是组织成员之间关系的总和，也是组织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竞争者或者伙伴之间的联系总和。关于组织内社会资本，Leana和Van Buren认为，组织的社会资本是反应企业内社会关系特征的资源。Koka和Prescotl认为，企业间关系代表了社会资本，因为企业之间通过互动建立起以互惠和平等的规范为基础的责任和期望，为企业从这些关系中获取资源提供了便捷的途径。Chung等认为，一个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与外部相关方存在潜在收益的关系。相似地，Zahra认为组织的社会资本是企业从与其他企业的关系中得到的信誉和资源。

我们发现，学者们对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概念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多是借用或套用社会学中社会资本的概念。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发现在多样的社会资本概念中，其共同因素有两点：一是社会资本源于网络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二是行动者有能力得到网络或社会结构收益。综上所述，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包含组织内和组织间社会资本两个方面。首先，组织内社会资本是蕴含在组织内个人与个人、部门与部门或个人与部门之间关系当中的资源，这种资源有利于个人与个人、部门与部门或个人与部门之间信息交流、技术共享，从而促进组织目标实现。其次，组织间社会资本则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蕴含在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这一部分完全体现了组织间关系的特征；另一部分是蕴含在组织内个人(尤指边界人员或高管人员)或部门与其他组织的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这本来是属于组织内个人或部门的社会资本，但当它能为企业或组织带来利益的时候，就成为了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因此，这一部分体现了个人或部门的社会联系对组织的影响。

三、组织层面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问题――“前因”和“后果”

(一)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前因”

Leana和Van Buren把组织社会资本看做反映企业内社会关系特点的一种资源。他们认为，雇用活动在关系、规范、角色三个方面影响组织社会资本。Bolino和Jaylor认为，组织中的社会资本和组织公民行为是相互促进的。Lazarova和了aylor把无边界职业生涯分为四种类型，并指出特定类型的无边界职业生涯会减少(或增加)组织的社会资本。

学者们还把战略联盟、跨国公司、家族企业等作为具体情境对组织层面社会资本进行研究。Koka和Prescotl认为，企业随着社会资本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社会资本的程度不但在于企业在联盟网络中的结构位置，而且还在于联盟形成和维持背后的动力。而Kostovat和Roth认为，社会资本的程度和形式由跨国公司总部和分部相互依赖的性质决定，并随跨国公司形式的变化而变化。Arregle等通过同构机制把组织社会资本与家庭社会资本联系起来，这些同构机制包括共享的组织身份和理性、人力资源实践以及重合的网络；并通过考察家庭社会资本稳定性、互动和相互依赖的作用，连同家庭的规模、承诺和为企业提供关键资源的能力，提出家庭社会资本如何影响组织社会资本的发展。

(二)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后果”

组织绩效是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因为社会资本的得失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组织绩效和竞争力的好坏。Fernandez等发现，企业对雇员社会资本的投资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收益。Lee等检验了企业内部能力和外部网络对

企业绩效的影响。内部能力和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外部网络对绩效有显著影响，而以赞助关系为基础的外部网络对绩效并没有单独的影响，但与财务机构的联系对投资在新兴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财务资源有多重作用，可见，获得财务支持对企业绩效有重要影响。Batjargal从社会嵌入视角去考察了前苏联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他发现，关系嵌入和资源嵌入对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而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并没有直接影响。Koka和Prescott在指出联盟网络构成社会资本的同时，还发现社会资本的信息维度对企业绩效有不同的影响。Gopalakrishnan等也发现，企业的可信度与获得联盟伙伴的财务支持是积极的影响关系。Maurer和Ebers对创业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管理和演化如何影响企业的绩效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当企业成员不断采用社会资本的结构去适应变化的资源需要时，企业可以实现绩效收益；这种惯性会把企业的社会资本变成一种可靠性。Acquaah发现，来自于管理者的网络和与其他企业、政府官员和社区领导社会关系的社会资本会提高企业的绩效。企业的竞争力是企业绩效的重要表现之一，Wu发现，信息共享在社会资本与企业竞争力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具体地讲，信息共享在新人和网络联系与提升竞争力的关系中起完全调节作用，而在重复交易和提升竞争力的关系中只起部分调节作用。Tsai认为，社会资本(先前的网络中心性，可信性)与战略关系之间的互动极大地影响组织内联系的形成。Miller等认为，企业的内部社团以及企业与外部相关者的联系在家族企业中更为普遍，这些关系会提高新兴市场中高科技企业的绩效，这种影响取决于重要的专业知识和组织社团内外部的社会资本。

有关智力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研究组织层面社会资本与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Nahapiet和Ghoshal认为，社会资本促进创造新的智力资本，同时，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密集，则在创造和共享智力资本方面越有优势。Reiche等认为，个人的社会资本必须明确转化到组织层面才能对部门间的智力资本有持续的作用。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智力资本由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三个部分组成的，以此为基础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Reed等认为，社会资本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取决于其他两个部分的价值。Subramaniam和Youndt在研究中发现，智力资本的各方面对创新能力具有不同的影响，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紧密相关，除非把知识通过关系网络化、共享、传播，否则很难对组织的创新能力有益。Tsai和Ghoshal发现，社会互动和信任与部门间的资源交换极大相关，这对产品创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组织行为包括：企业的生存；投资于新企业、在起步阶段发展商业关系以及对新企业的管理；选择外部董事；组织学习等。Fischer和Pol-lock发现，在企业作为一个公共实体的前5年，管理团队的平均任期和IPO协议的网络嵌入降低了企业失败的可能。Lester等把前政府官员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分为深度、广度和衰退程度三个维度，并发现这些维度是公司选择外部董事的重要标准。Zahra发现，组织社会资本对企业投资、交易、合资、联盟以及对新企业的管理等方面有积极的影响，并且企业的所有权在其中起了调节作用。Kang和Snell也把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三个部分，整合出三者互补的框架，以促进两方面的组织学习，包括知识开发和知识利用。Inkpen和Tsang将网络分为三种类型，即公司内部网络、战略联盟和产业区，每一种网络类型都有各自的社会资本维度。为了有效和高效地转移知识，企业要预先管理和建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使信息转移的社会联系具有双向性，因此，员工流动给企业带来双向的信息流。

组织间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是以战略联盟为背景展开的。Chung等发现，来自银行直接和间接的合作经历的社会资本在联盟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Gopalakrishnan等发现，在制药企业拥有较大管理控制权的联盟中，制药企业能从生物科技企业获得更大的财务资本。在较早的研究中，Walker等发现，社会资本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企业间网络的形成和产业增长。后来，Stare和Elfring认为，高度网络中心性和广泛的“桥”联系会加强中心联系；而企业间若少有“桥”联系，中心性则会减弱创业导向和绩效之间的关系。

从文献的回顾来看，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研究呈现出“轻前因，重后果”的局面，绝大部分研究把组织层面社会资本作为因变量，而忽视了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前因变量。在解释组织或企业社会资本从何而来的问题上，基本是套用了社会学中对个人社会资本的解释，但是社会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个人层面上的，把它直接转化到企业层面有可能产生重要的理论问题，我们要注意到这种转换不是随意的，要建立在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在对组织或企业社会资本“后果”的研究问题广泛，而且重点突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研究中，绝大多数发现了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少部分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某个维度对企业绩效有不显著的影响；Yli－Renko等甚至发现社会资本的关系质量维度与知识的获得是负向联系的。另外，Yoo和Lee还发现，缺少高度信任的社会资本并不会妨碍企业取得好的经济绩效。

四、组织层面问题的社会资本测量

从现有文献来看，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来获得数据，也有研究通过二手资料来获得数据，还有的研究通过调查访问来搜集数据。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也是对外界资源依赖较大的企业，值得注意的是，Leana等把我们的视野从对作为营利组织的企业转向了非营利组织的公共学校。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主要是采用了量表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由于学者们对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的概念还没有达成一致看法，因此在过去的研究中，测量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主要指标并未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以往的研究大多基于Nahapiet和Ghoshal的研究中社会资本的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维度，尤其是结构和关系维度，每个维度选用一个或多个指标进行测度。如结构维度主要选择的指标有网络联系(如“我们企业与许多财务机构有密切的关系”)；关系维度主要选择的指标是信任(如“我们的商业伙伴从来没有机会主义行为”)；认知维度主要选择的指标有共同愿景(如“我们部门与正在合作的其他部门有共同的目标和愿景”)等。现有研究已经表明这些指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测量量表则是根据过去相关研究，根据具体指标选择适当的问项，如测量网络联系多选择Peng和Luo，测量社会互动和关系质量则多选择Na-hapiet和Ghoshal以及Tsai和C，hoshal等。

在Zahra的研究中则是根据Adler和Kwon、Arregle和Hitt、Tsai和Ghoshal等之前的研究开发出了新的量表。

由于对组织社会资本的测量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因此，不同学者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指标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些研究直接利用量表对社会资本总体进行测量(Su等)，有些研究把社会资本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进行操作；有些研究虽然采用了Nahapiet和GhoshalLllj的划分方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测量了其中的一个或两个维度。

五、现有研究小结、不足与未来方向

社会资本引入管理学研究领域十余年，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已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首先，在社会资本的概念框架上，虽然研究者们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表述不同，但基本包含了两个共同要素：一是社会资本源于网络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二是行动者有能力得到网络或社会结构收益。这为在管理学研究中应用社会资本选择研究问题以及社会资本的测量指出了方向。其次，学者们应用社会资本对组织层面的其他变量(组织绩效、组织学习等)和组织间关系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一致性结论，这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再次，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虽然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指标体系，但现有研究中所采用指标的信度与效度已被证实，这也为今后研究中选取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提供了方便。

虽然现有研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未来的研究进行更加深入地探讨。

笫一，在现有有关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研究的重心在其“后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资本在管理和组织研究中的“工具性”。但是，组织社会资本来源显然是不能靠简单地套用社会学的概念就能解决的，因为组织间的联系具有不同于个人间联系的特质。同时，组织内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资本如何跨层次转化为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也是未来研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二，现有研究中，大多强调社会资本在组织中有积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资本也有消极的一面。社会资本的负作用主要包括排他性、对成员的过度索取、限制个人自由等。在组织中，只有组织需要的同质资源才能构成组织的社会资本，这就潜在地排除了多样化的资源，并可能造成组织的行为趋同效应。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要把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纳入视野。

第4篇：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范文

论文摘要：采用测量法对373名大学生的合作竞争倾向与社会适应、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除了职业选择适应性和生活自理适应性之外，高竞争者在其他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低于高合作者，而高合作者在学学习适应性和环境总体认同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高合争者。（2）高合争者在自我评价、职业信息、问题解决及总分上的得分都显著的高于高竞争者和低合争者，而在目标选定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低合争者。

1问题提出

当今的社会要求个体既要有积极的竞争精神，又要有良好的合作态度。作为个体差异的合作与竞争素质对于青少年的成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从新精神分析学家霍妮对过度性竞争进行研究以来，合作与竞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Kelley和Stahelski(1970)认为合作与竞争是同一维度中的两极，它们是相互对立的。现实中存在着合作者和竞争者两种稳定的个体差异，他们具有不一样的世界观，而且对于别人的合作竞争倾向也有不同的态度。后来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扩展，认为个体存在从利他主义到竞争取向的动机连续体，由此区分出四种类型的个体:竞争、个人主义、合作、利他主义。以往的研究表明，合作与竞争可以看作是个体稳定的人格倾向。受经济学领域关于合作与竞争可以并存而且能够实现双赢的启发，谢晓非等从人格的研究角度出发，认为合作与竞争是独立的二维结构，它们相互交叉之后可以区分出四种不同的人格倾向，即高合争者、高合作者、高竞争者、低合争者。他们编制量表进行测量并验证了理论假设，对四种类型的行为特征进行了分析。

合作竞争倾向与其它心理特征的相关关系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在理论上，合作与竞争倾向和个体的社会适应及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长期以来，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适应的概念、结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评价工具等方面都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在影响青少年社会适应因素方面，大致可以分为外在的环境因素和内在的个体因素。其中的个体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智力因素;二是人格因素;三是前两者整合起来的自我应对策略。皮亚杰的认知论认为，个体的适应过程是同化与顺应的动态平衡过程，两者的相互配合就形成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当今社会上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同时，要完成复杂的任务，仅仅依靠个人的努力是无法实现的，需要有良好的合作团队。为了达到与环境的同化与顺应，个体需要具有既合作又竞争的特质倾向。至于这些特质倾向与社会适应的各维度具有怎样的关系，正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对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学生的职业选择等职业行为问题，有利于提高学生职业行为的有效性。Taylor和Betz把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定义为个体对自己能够完成与职业决策相关任务所需能力的信心程度。认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包括五个方面:自我评价能力、获得职业信息能力、目标筛选能力、职业规划能力以及职业决策中的问题解决能力。有研究发现，具有合作与竞争倾向双重品质的员工中，管理者比一般员工多，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多。虽然个体差异对自我效能的影响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关于合作与竞争差异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发现。鉴于以往的研究大多把合作与竞争分开进行各自的相关分析，割裂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使用谢晓非等人编制的量表，对合作与竞争倾向的四种人格特征在社会适应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方面表现出的不同特点进行探讨。

2研究方法

2.1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广东省选取三所大学共400名本科大学生作为被试，得到有效问卷373份，各年级学生数相当，其中女生237人，男生136人。

2.2研究工具

2.2.1合作与竞争人格倾向量表

采用谢晓非、余媛媛等编制的《个体合作与竞争人格倾向量表》。该量表包括合作、竞争2个分量表，其中合作分量表共有13个项目，包括包容性、互惠性、合群意愿三个维度;竞争分量表共有10个项目，包括过度竞争、自我成长、超越他人三个维度。该量表共有23个项目，均按照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采用5点评分。该量表把合作与竞争看成是两个垂直的维度，这两个维度相交分出四个象限，代表四种不同的合作竞争类型。以被试得分的上下27%为界限，将高低27%合作倾向与竞争倾向的被试分为高合争者(高度合作倾向且高度竞争倾向)、高合作者、高竞争者与低合争者(低合作倾向与低竞争倾向)这四类人群。合作与竞争分量表信度分别为0.85,0.71，同时该量表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具有良好的构想效度。

2.2.2社会适应性量表

采用卢谢峰等编订的“社会适应性量表”阎，量表的分半信度系数值为0.88;内部一致性良好，均在0.58-0.78之间，而量表的a系数为0.89;分量表与总量表同质性较好，量表的预测效度值为0.74。总量表由学习适应性、人际适应性、角色适应性、职业选择适应性、生活自理适应性、环境总体认同和身心症状表现七个维度组成。量表除了七个维度60个题目外，还加有6个社会期望性题目。

2.2.3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

本量表由赵冯香对Betz和Taylor编制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一简式”(CDMSE-SF}进行修订而成，将量表命名为“职业决策量表”，包括五个维度:自我评价、职业信息、目标选择、未来规划和问题解决。正式量表有25个项目，每个维度5小题。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0。

3结果分析

3.1合作竞争倾向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

3.1.1合作竞争倾向与社会适应之间的相关分析

对合作竞争倾向各维度与社会适应各维度的皮尔逊相关表明，过度竞争维度与社会适应的各维度都存在着非常显著的负相关，超越他人与生活自理适应性和身心症状表现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同时，包容性和自我成长与社会适应的各维度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而互惠性只与人际适应性存在显著相关。

3.1.2不同合作与竞争倾向类型的大学生社会适应的比较

以社会适应的总分及其七个维度为因变量，以不同的合作竞争类型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除了职业选择适应性之外，其它的维度及总分上不同合作竞争类型的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经过事后多重比较(Scheffe)发现，除了职业选择适应性和生活自理适应性之外，高竞争者在其它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低于高合作者，而高合作者在学习适应性和环境总体认同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高合争者，其它维度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3.2合作竞争倾向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

3.2.1合作竞争倾向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相关分析

对合作竞争倾向各维度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各维度的皮尔逊相关分析表明，包容性、合作意愿和自我成长维度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各维度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互惠性只与自我评价维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过度竞争与自我评价、目标选定及问题解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3.2.2不同合作与竞争倾向类型的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比较

以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总分及其五个维度为因变量，以四种不同的合作竞争类型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合作竞争类型在职业决策效能各维度及总分上的主效应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各维度经过事后多重比较(Scheffe)发现，高合争者在自我评价、职业信息、问题解决及总分上的得分都显著地高于高竞争者和低合争者，而在目标选定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低合争者，其它类型上的事后分析没有发现显著性差异。

4讨论

4.1关于合作竞争倾向与个体社会适应的关系

一般认为，良好的社会适应是指个体不断地学习或修正各种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掌握社会生活的技能，遵守社会规范，能与社会环境保持一种平衡的和谐关系。它是通过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行为活动而实现的。本研究的数据分析表明，包容性和自我成长这两个因素与社会适应的各个维度都存在极显著的相关。包容性是指个体在与他人的共同活动中，能够考虑到他人的想法和意见，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和需要。而竞争中的自我成长主要指个体重在发挥自己的潜力，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努力让自己做到最好。现实社会正是需要这种具有包容心又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人。特质心理学强调个体的基本特质对社会适应的作用，当个体的某些特质与现实社会的期待和要求相一致时，这种平衡状态就会促进个体的社会适应。相应地，本研究中竞争维度中的过度竞争与社会适应各维度存在着极显著的负相关也说明这个问题。新精神分析学家霍妮就认为社会适应中的过度性竞争是一种病态人格—神经症。过度的竞争或病态的竞争是指个体为了提升自我价值而不择手段和代价去争取胜利，这种人具有控制、攻击、冒险和贬损他人的倾向，同时取得胜利已经成为这种人无可选择的需要。过度的竞争心理与正常的竞争具有三个方面的不同:过度的竞争者不断将他自己与他人进行对比和衡量，即使是在无须如此的情况下也是这样。二是过度竞争者需要的不只是要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就，或者比他人更大的成功，而是要独领或者鹤立鸡群。三是过度竞争者对其他人有一种强烈的敌视态度，因为一个竟争者的胜利就是另一个竞争者的失败日。显然，过度的竞争者是我们不提倡的，这种不择手段和代价去争取胜利可能在短期内会达到他想得到的目的，但在长期的社会适应中对自己和社会都不会带来好处。

社会不仅需要积极的竞争者，同时也需要良好的合作者，竞争与合作是人类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从本研究的结果看，高合作者在社会适应的总分及各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都是最高的。除了职业选择适应性和生活自理适应性之外，高合作者在其它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高于高竞争者，同时高合作者在学习适应性和环境总体认同上的得分也显著高于高合争者。无论是学习适应、人际适应，还是角色适应及环境认同，我们的社会还是比较认同善于合作的人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毕竟与更广泛的现实社会有所差别。他人所参与的竞争活动没有社会上的激烈和残酷，相反，他们面对更多的是如何与同学和老师相处、如何适应大学生的一些角色转换，如何安排学习之外的时间等。具有高合作倾向的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应该具有更好的适应性。

4.2关于合作竞争倾向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

本研究表明，合作倾向中的包容性和合作意愿及竞争倾向中的自我成长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各维度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我们知道，自我效能并不是指一个人的真实能力，而是对自己行为能力的自我评价或信心。它主要受到自我成败经验、他人替代性经验、社会劝导、情绪状态等方面的影响。合作意愿是指在与他人合作过程中，个体能够享受共同活动所带来的愉悦感。当个体意识到别人的付出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时，他会为了达成目标而与他人共同努力。无论是互惠性、合作意愿还是自我成长，这些特性都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促进个体与环境的和谐，也会增强对未来职业的信心。Ryckman等人经过研究认为个体的竞争性存在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即过度性竞争和个人发展性竟争。具有个人发展性竟争这种良好竞争倾向的个体在完成目标任务时，并不过分夫汪结果的输赢，!角是更关注任务本身的乐趣。他们更关注的是自我发现、自我提高以及任务本身的完成而不是与别人进行比较，他们向往的是个体成长而不是通过贬损别人来提升自己:对于这样的个体，其他人并不成为他们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相反的是能够给自己提供学习和友现自我的机会。虽然个人发展性竞争的个体也渴望成功和胜利，但他们并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显而易见，个人发展性竞争正是本研究所认为的白我成长兑争维度它是我们社会所提倡的，一个人不但要敢干竞争，还要善于竞争。这样的人格倾向就会提升其自我效能感。与此相对应的是过度竞争，它与自我评价、目标设定和问题解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前面已经论述，过度竞争是我们社会所不提倡的，它会降低个体的自我评价，给个体带来更大的压力。

从合作竞争倾向的类型上看，除了未来规划维度之外，高合争者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总分及其它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一于低合争者。从现实需要出发，具有合作与竞争倾向双重特质的个体应该是社会所期望的。这样的人既能顾及他少、与团体的利益，并从中体验到合作而带来的愉悦感，又能发挥自身的潜力，力图超越他人而表现得更加优秀。同时我们也发现，高合争者在自我评价、职业信息、问题解决及总体上的得分也显著高于高竞争者，而且高合作者在总分上也显著高于低合争者、由此是否说明在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上，合作因索比竞争因素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呢。这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实际上，与职业决策效能相关的因素是非常多的，主要包括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其中个体因素中已进行研究的因素有情绪特征、一般能力、社会地位、种族认同以及相关的人口学变量。人格特征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中，本研究只从合作与竞争的维度进行探讨，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对这方面的关系进行更深人的探讨。

5结论

(l)过度竞争与社会适应的各维度都存在着非常显著的负相关，超越他人与生活自理适应性和身心症状表现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包容性和自我成长与社会适应的各维度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互惠性只与人际适应性存在显著相关。

(2)除了职业选择适应性和生活自理适应性之外，高竞争者在其它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低于高合作者，而高合作者在学习适应性和环境总体认同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高合争者。

第5篇：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财政支出；社会保障制度；转移支付；社会公平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近些年来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很多方面作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变革。但总的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角度来探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一、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所面临的问题

1　社保基金中个人空帐运转

自中国养老保险开始由

“现收现付”向“统账结合”转轨，为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按时足额发放，造成了个人账户的基金被用来弥补社会统筹基金的不足，这样就导致了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转，并且还要支付“空账户”的利息，进而导致统筹账户基金透支个人账户基金。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当城市居民中独生子女这一代人成为养老保险的主要交纳者时，人口结构将会朝着更加不利的方向发展，养老金账户将面临更为严重的清偿危机。

对此，我们目前改革的主要方向是试图通过个人账户的设立和“做实”，并将做实以后的个人账户基金投入资本市场保值、增值来解决将来的问题。

2　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

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社会保障也不平衡。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尽管有经济发展水平、土地面积、人口、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但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差异却是最重要的原因。一般来讲，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要缩小各地区间的差距，只有加大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

3　财政支出结构、支出制度不合理

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障支出的结构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合理与不平等性，一方面城镇社会保障支出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农村几乎与社会保障无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只有社会救济一项，其余的项目几乎就是空白。

4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总量水平较低

我国对社会保障的支出远不及行政管理费支出，二者之间的绝对差额量呈上升趋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带来的必将是财政支出结构的进一步失衡，社会保障支出必会受到更大损失，这与一个责任型政府、廉洁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是不相适应的。

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及建议

1　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基于政府责任的承担方面，社会保障基金应提高到全国统筹，原因是在目前达到省级统筹之后，并不能完全解决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所带来的保险转移问题，并且省级统筹必然会导致各地方权力的分割和对于中央财政的依赖。

在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方面，实质上是通过财力调节的方式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促进政府间社会保障权责的对等，增加财政困难地区的财政收入，从而增强其支出能力，使各地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大致均等。

2　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开展多渠道筹集方式

坚持以人为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断提高民生支出比重，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坚持财政基金向社会事业倾斜。根据各地区政府间经济、财力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平衡程度，设置横向均等化转移支付项目和指标，采取补助与激励相一致的方式，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使全国不同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大体均等，逐步实现不同区域间财政经济的均衡发展。

3　加强相关法律监督机制

第6篇：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范文

【摘要】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叁本形式》以及《原始分类》中，贯彻着一种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达到对其社会学观点的说明的思路。他通过对澳洲以及其它一些原始部落的社会结构和宗教崇拜形式的人类学分析，得出了宗教是社会团结得以产生的始作俑者，而宗教本身又是社会的安排，所有的知识形式都是社会功能需求的结果的结论。

    涂尔干(durkheim, e)是社会学思想史上的三位古典大家之一。“在社会日益分化背景下，如何促进社会的重新整合和团结”是他终其一生的学术活动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检视涂氏对这一问题的所有著述，可以大致将其研究理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主要是提出问题，形成研究大纲(代表作品为《社会分工论》)和在现代社会背景中寻求对所提出问题和给出的答案的经验论证(代表著作为《自杀论》);后期主要是探索道德的社会整合功用实现的路径(如一些教育学著作)，并用历史学和人类学方法追溯社会整合和团结的道德路径的历史起源与合理性(代表作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本文将以《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和((原始分类》为主要范本，对涂尔干后期的人类学研究及其所欲达致的社会学目的作初步解读。

    一、视角选择的理论动机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是涂尔干的重要代表作之一，阿隆( aron, r)对该著作的评价极高:“这一本书无疑是最重要、最深刻、最具有独创性的著作。同时，在我看来也是作者的灵感表达得最清楚的一本书。”该书主要是利用了大量的有关澳大利亚原始宗教情况的人类学资料来分析和证明作者一生所坚持的学术见解:社会联接和整合的原因可以从宗教中寻找，宗教是社会团结和科学发韧的温床，但宗教本身又是一种社会事实。由此可见，涂尔干对人类学的研究的基本旨趣并不在于人类学本身，而是直接指向了其社会学主题。为什么涂尔干选择这种人类学的研究视角?这里有几个原因:

    第一，这是由涂尔干的学术兴趣决定的。他试图通过这项研究回答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整合的力量(包括道德力和情感力)的历史起源间题，换句话说，即集体意识从何而来的问题;二是人类知识包括社会分类的起源问题。这两个问题本身就带有历史发生学的内涵，因此，惟当揭示出人类的历史起源和演变的基本脉络后，方能做出合理的解答。

    这样，第二—问题的解答就跟涂尔干后期所强调的历史研究方法勾连起来了。涂尔干早年曾对孔德所推崇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了尖刻的批评，强调应代之以比较方法。这种不成熟的批评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得到了自我纠正:“对那些最近出现的宗教来说，除非我们去追踪它们在历史中逐步形成的历史，否则我们就很难了解它们。实际上，历史分析是可能适用于此的唯一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对于上述研究目的而言，历史方法也许是最为恰切的研究模式。

    第三，更进一步看，涂尔干对历史方法的选择，对人类学视角的青睐，又可追溯到他思想中所贯彻的实证主义、进化论、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等理念。实证主义的涂尔干的基本社会学研究方法和所要达致的目的都来源于17世纪启蒙理性以来的自然科学传统;结构主义的涂尔干则相信社会事物芜杂的表面后存在着一个决定其本质的、像自然“规律”一样客观、固定的“实在”:“在所有信仰体系和膜拜体系的基础中，必然存在着某些基本的表现或概念，以及仪式态度，尽管它们形式多样，却不论何时何地，都具有着同样的客观指涉以及同样的功能。而要简便精确地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回到最简单的存在中去，因为“在低级社会中，任何事物都是共同的。活动是定型的;每个人都在同样的环境中进行着同样的活动，而这种行为的一致性也不过是思想一致性的体现。每个心灵都被卷进了同样的旋涡，几乎所有的个体类型都是按照种族类型的模式得以确立的。但问题在于，这种对原始宗教的研究如何能达到涂尔干对“最想了解的”“今天的人”的目的?在进化论的涂尔干看来，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虽然原始宗教同现代宗教在形式上的各种差异非常显著，但这只是社会不断进化，不断从简单走向复杂，从低级走向高级的一个表现而已，而在深层结构上、在本质上，原始社会同现代社会仍然是一致的，亦即“有着同样的客观指涉以及同样的功能”。正是这种一致性为对原始宗教的研究成果通向现代工业社会架起了交通的桥梁。

二、问题研究的基本逻辑

    众所周知，涂尔干是一位社会学主义者，在社会与个体之间、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他始终强调社会、集体主义的绝对优先性，而涂氏的所有研究也都以证明这种主张为宗旨。为证明自己的这种说法的合理性，他就必须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力排任何非社会性因素，首先论证宗教的社会特征以及其社会功能赖以产生的结构性条件。

    (一)宗教的本质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作者首先对有关宗教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做了较为明确的回答。他建构了自己的宗教概念，认为宗教必然将整个宇宙分为对立的两类，即凡俗世界与神圣世界;宗教有几个构成性要素，即禁忌、信仰、仪式和教会。接着，作者先后批驳了泛灵论宗教学说和自然崇拜宗教学说，并对宗教和巫术做了区分。他认为，泛灵论宗教学说和自然祟拜宗教学说都只能使其自己的解释对象丧失客观实在性。如果宗教所祟拜的是不真实的神灵和由于人们的恐惧而变形了的大自然的力量，那么宗教就相当于集体的错觉。这两种宗教起源学说“为了说明这些宗教思想的虚假材料是怎样获得毫无客观基础的神圣性的”，“必须承认一个完全由虚幻表现构成的世界叠加在了另一个世界之上，前者使后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发展到了无法辨认的地步，并用纯粹的幻觉取代了实在。在泛灵论，是梦的幻觉带来了这种变形;在自然崇拜，则是通过语词引发出来的一群辉煌而又空洞的意象带来了这种变形。不过在这两种情况里，宗教都必须被当成是澹妄的想象的产物。”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宗教的本质是图腾崇拜。这种崇拜“是一种更基本、更原始的膜拜”，而泛灵论和自然崇拜“只不过是它的派生形式或特殊方面而已”。对于巫术，涂尔干认为，关键是它缺少稳定的教会组织，不能形成社会力量。但是，即使是图腾崇拜。其对象并非就是体现图腾的具体的物体，而是这种物体所代表的记号、符号，而这些符号和记号是由社会贴在这些物体上的。这样，就在理论上奠定了宗教的社会性基础，把原始宗教研究定位在社会学的语境中。

    (二)图腾崇拜的社会起源与社会功能

    确立了图腾崇拜在宗教中的本质地位后，就要对图腾崇拜的社会产生及其社会功能进行深人的剖析。涂尔干使用了他最为推崇的功能研究方法。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氏正是通过对图腾在原始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的研究来达到他最后的研究目的的。

    图腾往往是由一些事物如某种动物或植物充任的，其存在，首先是作为原始社会特定组织如氏族和胞族的名字和标记出现的，是该组织与其他组织相区别的一个标志，“是每个氏族把自己和其他氏族区分开来的记号，是氏族个性的可见标志”。这是图腾存在的最为基本和外显的功能。

    更为重要的是，图腾是氏族崇拜的对象，是“礼拜仪式的一部分”，具有“宗教性”。图腾之所以能获得这种宗教性，是因为它被视为具有决定氏族及氏族成员的安全和生死的强大能量。而这种宗教性的维存，则主要通过宗教仪式—如通过禁忌、神话的编造和膜拜仪式—实现的。

    正是通过对图腾的这种宗教式的社会建构，图腾被赋予了一种“力”，这种“力”不仅被想象成物质力，而且具有强大的道德力。一个土著“之所以要针对图腾生物有一些独特的举止行为，不仅是因为在这些生物中蕴含着在物质上令人畏惧的力，还因为他感到他在道德上也必须如此。他觉得他在服从一道律令，履行一项义务。对于这些神圣的生物，他不仅是畏，而且是敬。不但如此，图腾就是氏族的道德生活之源。

    对图腾的膜拜，同时还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同道德力一起，共同维系着社会对于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优先性和社会的团结。这正是涂尔干最需要说明和论证的观点。宗教是社会的产物，或者干脆说，宗教是社会的故意安排。涂尔干说，“古往今来，我们看到社会始终在不断地从普通事物中创造出神圣事物”，“惟有社会是这类各色神化的始作俑者”。具体言之，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正是社会从自身出发的有意识建构。在涂尔干的视域中，“神首先被人们认为是高于人自身的一种存在，是人的依靠”，“而社会也给我们永远的依赖感。因此，社会的存在也是神性的，是一种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力量。但是，社会为什么要建立自己相对于社会个体而言的神圣呢?涂尔干回答该问题的方法是他早年所竭力回避的目的论模式:’·既然社会独有一种和我们个体不同的本性，那么它就会去追求同样也为其所独有的目标。可是，它不以我们为媒介就不能达到目的，所以它就会命令我们去协助它”;同时，“群体是在个体中并通过个体才得以实现的”“氏族就像其他各种社会一样，只有在构成它的个体意识中并通过个体意识才能存在。而社会对个体的统治和约束，不仅仅’.主要不是由于它在物质上所特有的无上地位”，更重要的“是它所赋有的道德权威”。对这一问题做出解答后，涂尔干进人了第二个问题;社会何以能建构起这种神圣性呢?换言之，即:社会“是怎样产生道德力”，怎样使信仰者“觉得自己找到了避难所，受到了庇护者和保护人的支持的”在这里，涂尔干陷人了循环论证的泥沼。他回答道:..是社会把人提升起来，使他超越了自身”。是社会通过组织各种“外部活动”即宗教膜拜活动，“集体观念和集体情感才有可能产生，集体行动正是这种意识和情感的象征”。这可以算是涂尔干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但问题是，社会何以有这种发动集体行动的能力?涂尔干是这样回答的:“因为社会只有在发挥作用时才能让人们感受到它的影响，但是，构成社会的个体如果没有聚集起来，没有采取共同行动，社会也就无法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涂尔干的思想中，社会既是集体行动的结果，又是集体行动的发起者。

    (三)知识的社会发生

    宗教的另外一个功能是推动了知识的产生，即形塑出了人类最原初的分类模式和类型概念。在《原始分类》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是知识社会学发韧时期的重要文献。

    与其集体意识的起源相一致，涂尔干的知识社会学的基本命题是:知识是社会根据自己的需求而建构出来的。他指出:“社会是宗教的起源”，而“思想的基本范畴，因而也包括科学的基本范畴都起源于宗教”，“可以说几乎所有重大的社会制度都起源于宗教”.“事情非但不象弗雷泽想象的那样，人们的社会关系要以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基础，而且事实上，正是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原型。涂尔干从社会学角度对人类早期的分类图式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对范畴、概念、逻辑思维以及科学的社会起源作了论述。

    涂尔干对原始分类的功能的研究带有较强的目的论色彩。分类的“目标不是辅助行动，而是增进理解，使事物之间的关系变得明白易懂。一旦给出了某些作为基础的概念，心灵就会感到一种需要，要把对其他事物所形成的观念与它们联系起来。于是，这种分类首先就要联系观念，统一知识。这种解释在今天看来无疑有其部分的可信性，但问题在于.涂尔干曾经坚决反对的这种将结果当作原因来分析事物之发生的目的论研究方法却很大程度地表明这种研究并没有相当坚实的人类学基础。

   关于分类的最初发生，在涂尔干看来，“绝不是人类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自发形成的，人性在其肇端并不具备分类功能所需要的那些最必不可少的条件，也不是先验性地存在的，而是社会的产物。“实际上，我们对事物进行分类，是要把它们安排在各个群体中，这些群体相互有别，彼此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线把他们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具体言之，分类观念是“根据社会所提供的模式组织起来的。从人类学资料中可以发现，每个部落都分为两大胞族，每一胞族之下又有若干氏族组织。同时，每一胞族又可以分为两个姻族。一个胞族中的某一特定姻族只能同另一胞族的某一特定姻族通婚。这就是人类的最原初的社会分类。为保证这些社会组织之间的界线明晰，每一组织特别是氏族都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图腾，这种图腾是用动植物为原形的。由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等级体系是社会规模在不断扩大过程中不断分化而形成的，这就意味着拥有婚姻关系的不同社会组织的图腾之间也具有了与其所表征的社会组织如氏族或胞族之间的关系一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逻辑关系。另外，由于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严密，也就决定了相应的逻辑秩序的严格性。所以涂尔干说，“氏族的区域划分与社会的氏族划分不仅彼此对应，而且他们还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融为一体。图腾制度的严格逻辑性如何得以坚持呢?在涂尔干看来，这是宗教仪式和图腾崇拜的结果，“这种逻辑秩序极其严格，这些范畴对澳洲人的心灵有很强的约束力，一致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见到一整套按照这些原则加以安排的行动、记号和事物。正是宗教仪式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使这些逻辑关系得以贯彻和延续。图腾制度一方面“是依照自然事物(相关的图腾物种)把人们分成氏族群体”，另一方面“也是按照社会群体对自然事物的分类”。这说明，涂尔干不仅认为社会层面的分类是由社会本身决定，而且相信自然层面的分类也具有社会起源。人类使这种依附于特定氏族组织的分类而建立起来的分类原则得以普遍化和抽象化的是人们创造出了图腾符号、记号。涂尔干说过，作为图腾的具体动物或植物并不是真正的崇拜对象，人们崇拜的是图腾所代表的符号和记号。正是这种抽象的符号和记号的存在，才使原始分类脱离了具体的时空限制而具有了普适性

    涂尔干从进化论的角度对分类的发展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在人类早期，分类主要是情感作用的结果，只是随着人类的进步，理智和理性才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科学的分类的历史，就是社会情感的要素逐渐削弱，并且一步步地让位于个体反思的历史”。但需要注意的是，原始分类的模式“依然存续，它们始终在场;它们是一切分类的框架，它们是心理积习的汇总;正是由于这种积习，我们才使用并列的或有等级之分的分类形式来思考事物与事实。所以，科学的分类仍然脱离不了早期的情感型分类所遗存的观念和框架。

    在科学的起源上，涂尔干也试图从人类学中找到线索。他肯定地说，原始分类“将成为科学的分类，它们将建构最初的自然哲学”。在他看来，宗教和科学追求的目的、关心的主题、使用的语言都是一致的，他们都在努力建构事物的内部联系，赋予他们秩序和系统性。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科学逻辑的基本观念是起源于宗教的”，“科学思想仅仅是宗教思想更完善的形式”。在宗教和科学的现代关系上，他指出，随着科学从宗教中产生然后分离并逐渐成熟，“便在认识和智识等方面替代了宗教的所有职能”，“宗教在认识到事物的世俗性质之后，就把知识让给了科学”腿是，灵魂世界仍然掌握在宗教手中，而不会放弃。这样，就形成了科学和宗教之间的明确分工。

三、评论

    (一)贡献与缺憾

    涂尔干通过人类学的研究实现其社会学的诉求，无论是对人类学还是社会学都是一大贡献。特别是他由此获得的知识社会学理论，更是在古典社会学中一枝独秀，对今天的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仍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如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科学观点，就直接来自涂尔干的把科学、逻辑视为社会产物的观点。此外，涂尔干在这些著作中娴熟地运用了实证主义、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以及进化论等许多的理论范式，而这些都构成了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无论其后来者是批判之还是赞成之，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些理论范式而完全独立地建构新的理论

    但是，涂尔干的这种研究中的纸漏仍是显而易见的且不容忽视的:一是在材料使用上，他本人并没有到澳洲作过真正的人类学调查和研究，全凭二手资料进行研究这一事实。恰如罗德尼·尼达姆在《原始分类》英译本导言中所言，书中存在着大量的逻辑缺陷和牵强附会的推论以及仅凭常识—他早就说过，“最常见的思维方式可能最有碍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或个人臆想而做出的难让人信服的猜测—后者是涂尔干所坚决反对的，他指出:“如果社会学不以事物的本性为本，那么它就会在各种事实面前遇到无法克服的阻碍。二是目的论色彩和循环论证现象明显，常常以事物的无意识的或意识外的结果代目的和原因，既把社会视为某种行动的结果又同时将之视为这种行动的原因。这一方面是作者坚持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理念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也同作者的研究旨趣—既要说明社会的发生过程又要坚持该过程中的社会主导地位—有关;三是其坚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同预设性研究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他一方面指出，“在着手研究事实时，要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对事实的存在持完全不知的态度”，另一方面却以各种预设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其中最大的预设是:所有的社会存在物都是社会的产物，并是社会目的性构造的结果，是社会团结要求的产物。

第7篇：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财务治理 财务治理效率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司治理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课题。受此影响，我国部分财务学者借鉴公司治理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财务治理理论，希望从财务方面为解决公司治理问题提供参考。实践中，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为解决某单方面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只有综合研究并提出全面解决方案，才能切实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复杂问题。财务治理是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交叉渗透的产物，肩负着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赋予的双重使命，财务治理理论的提出和不断完善，正是适应了这一方面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现实要求，迅速成为财务理论研究的新兴领域。财务治理理论研究是由西方财务理论界开始初步探索，并在国内财务届得以明确提出并有所发展。财务治理两大理论基础是公司财务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西方理论界起初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西方财务界对公司财务理论研究较早，其理财思想可追溯到15、16世纪时期。一般认为，以1900年法国学者贝奇里耶发表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为标志，西方财务学开始以其独特的研究核心和方法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现代西方财务理论发展，是以马科维兹（Markwitz）的投资组合理论（1952）、莫迪格利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两大理论加之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期权定价理论等，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财务的理论基石。公司治理问题的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而正式展开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1932年美国学者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发表的经典论文《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经过60年代前后鲍莫尔（Baumol）、马瑞斯（Marris）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公司治理理论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成果十分丰富。特别是近些年企业理论的发展、成熟，深化了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为其进一步深入拓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随着财务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为解决日趋复杂的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仅仅从各自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或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经济实践的需要了。理论研究需要拓展视野，进行交叉性学科研究。由此，西方理论界便产生了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融合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综合研究成果有：1976年，詹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开创了资本结构的契约理论，从公司治理角度，建立了强调资本结构与经营者行为之间关系的成本模型，得出了当股权边际成本等于边际债务成本时，公司资本结构最优的研究成果。由此，开始了西方理论界有关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融合性、开拓性研究――财务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此后，罗斯（Ross）的信号传递模型、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担保模型、阿洪（Aghion）和博尔顿（Bolton）的控制模型等具有广泛影响的资本结构理论的建立和完善，极大丰富了财务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发展意义重大。1988年，美国《财务杂志》（The Journal of Finance）第七期发表了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一文，该文明确指出：应综合考察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如负债与股权融资，不仅仅是可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更是可相互替代的治理结构。文章在比较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与“理论”分析方法基础上，阐释了公司融资方式选择受交易费用因素影响，主要取决于资产的特性。此外，该文还就其他一些相关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为进一步综合研究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91年12月，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卡德伯瑞（Cadbury）报告在英国产生。该报告由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伦敦证券交易所等机构合作成立的公司治理委员会起草并。报告的题目是《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The Finance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着重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的重要性。报告注重了董事会的控制与报告职能以及审计人员的角色，尤其注重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问题，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建立与发展，影响深远。

二、财务治理理论综述

（一）财务治理（结构）内涵 西方对财务治理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新进展而产生的，彰显了基于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关联性基础上的融合交叉研究趋势，产生了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中心的新资本结构理论（即资本结构成本学说、资本结构财务契约论、资本结构信号模型、资本结构新优序融资理论）和以控制权理论为中心的后资本结构理论（即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两大主要理论成果。西方理论界对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研究已具有融合研究的趋势，并有所发展，产生了财务治理理论的萌芽，其研究成果必将对财务治理理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文献检索显示，尽管西方学者意识到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和依存性，但并未展开深入研究，未能正式提出财务治理范畴，未能构建出完整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更没有深入研究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财务治理效率问题，因而其理论探索尚处于“萌芽阶段”。关于财务治理的内涵，国内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界定。伍中信教授秉持财权配置论，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逐步确立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分别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伍中信，2001）。衣龙新（2005）博士也是财权配置论的拓展者，认为财务治理是指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宋献中教授（2000）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进行界定，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一组规范所有者、经营者的财务权力、财务责任和财务利益的制度安排。林钟高教授和冯巧根教授则从“财务契约安排”的角度进行了定义。财务治理作为一种规范、完善企业财务制度的创新组织和契约机制，它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结构、机制和行为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科学的财务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关系，促使他们长期合作，以保证企业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性（林钟高等，2005）。财务治理结构是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关系，促使他们长期合作，以保证企业决策效率的一种契约制度（冯巧根，2000）。从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关系视角进行考察，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子系统，从属并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性质，是公司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的划分与配置;公司重大财务事项的决策权必须赋予董事会，一般财务事项由经理人员斟酌决定，财务经理和财务职能部门拥有财务执行权，财务监督权则赋予监事会（黄菊波等，2003）。公司财务治理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核心，法人财产权的主要内容就是法人财务治理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控权）。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部分，财务治理权配置是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配置合理与否是影响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性因素（李心合，2001）。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杨淑娥，2002）。以上各位专家的论述，笔者发现对财务治理概念的界定仍然比较混乱和模糊。我们认为，“财务治理”是在股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基础上，通过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形成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环境良性互动，实现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

（二）财务治理主体杨淑娥（2002）将财务治理主体分为两类：（1）依赖公司内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大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一般掌握着公司控制权，在财务治理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2）依赖公司外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小股东、政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其利益易受侵害，居于相对被动地位。衣龙新（2005）认为，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能力、有资格、有意愿参与公司财务活动，并在公司治理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内部权利机构、个体与法人，主要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债权人。油晓峰（2005）则认为财务治理主体主要是股东、经营管理者和债权人三个主体。本文认为，公司是物质资本所有者（股东和债权人）、人力资本所有者（经营者和雇员）和社会资本所有者（顾客、供应商、政府、社区）（以下简称“利益相关者”）缔约形成的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产权契约联结体。公司财务治理主体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狭义上的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资格有能力对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具有重要影响的机构、法人和个体，主要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股东、债权人、雇员。广义的财务治理主体除狭义的财务治理主体之外，还包括顾客、供应商、政府和社区等社会资本提供者。

（三）财务治理客体 财务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客体的研究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即特指财务治理范畴的财之权，因为财务治理主要就是对财权的配置（伍中信，2007）。财务活动的客体可以归结为“本金”，它贯穿财务活动始终，是财务主体共同作用的目标，财务主体都关注和追求本金的增值。财务治理活动作为财务活动的组成部分，其客体也应该是“本金”，只不过与作为财务管理对象的“本金”所处领域不同罢了。而从财务关系角度，财务治理的客体又具体表现为本金运动所形成的特定“财务权利”关系（当然，这部分财务权利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财权，而是特指财务治理范畴内的财权），对财权的配置贯穿治理活动始终。因此，财务治理客体就相应具有了两种表现形式，治理框架下具体体现的是“财权”，财务范畴之内总体体现为“本金”（衣龙新，2005）。财务冲突是财务治理研究的起点，也是财务治理的客体。财务冲突是指企业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财务矛盾或冲突，具体包括两类：一是股东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二是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财务冲突。从国外的研究来看，财务冲突来源于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而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主要是由于企业财务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相关者在财务契约中对现金流量要求权的本质差异造成的。而这种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转变为现实的财务冲突则主要是因为财务治理机制不健全（油晓峰，2005）。财务治理客体，也即财务治理的对象，取决于财务治理的属性。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明确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财权体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称分布，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已成为财务治理的现实内容。因此，如何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合理分配是财务治理的客体，具体表现为筹资、投资、资本运营、收益及其分配等财务活动及其所形成的各种财务关系（张敦力，2002）。我们认为，财务治理的客体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财务治理客体是指“财权”，狭义的财务治理客体特指“财权”中的“权力”。虽然“财权”包括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两个方面，“权力”也包括通用财权中的“权力”和剩余财权中的“权力”，但广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是指剩余财权，狭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则是指剩余财权中的“权力”。

（四）财务治理目标 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均衡（姚晓民，2003）。也有学者认为，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李秉祥，2003）。从公司财务角度来看，财务治理目标直接体现为本金（资本）增值的满意化；从公司治理角度看，财务治理目标主要体现为优化财务资源配置、促进科学财务决策。因此，财务治理目标是形成科学合理的财务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这些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是对财务治理主体的直接约束，是财务治理体系要取得良好运作成果、财务科学决策及本金有效增值的根本保证（衣龙新，2005）。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以促进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这个目标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具体目标，即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其二是战略目标，即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油晓峰，2005）。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合理分配财权，尤其是剩余财权（剩余财务控制权与剩余财务索取权），以促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企业决策科学化，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伍中信，2007）。既然财务治理在公司治理和公司财务中扮演着“双肩挑”的重要角色，那么财务治理目标必须在综合考虑公司治理目标和公司财务目标的基础上进行界定。因此，我们认为，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

（五）财务治理机制 张兆国教授等（2004）认为，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要使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都能实现，就必须建立一套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相结合的企业财务治理机制。企业财务的共同治理机制就是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各利益相关者都有平等机会分享企业财权，即通过分享企业财务收益权来实现其产权收益;通过分享企业财务控制权来相互制衡，以保护其权益免遭他人侵害，从而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企业财务的相机治理机制是指在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时，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取得企业的财务控制权，以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杨淑娥教授等（2005）认为相机治理机制的依据是关注企业所有权的或有特征（state-contingent），主要是通过对剩余控制权的争夺来改变既定利益格局的，各利益主体可通过相机治理机制，确保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配置能发挥衡量监督和激励是否相容、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是否匹配，从而利用财权配置达到相关利益者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衣龙新博士（2005）认为，财务治理机制是在企业财权配置的基本框架下，基于财务治理结构安排和一定制度设计，能够自动对企业财务治理活动进行调节和规范的一种机制。财务治理机制包括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财务约束机制三个方面，这三大机制与财务基础机制的财务主体机制、财务动力机制和财务制衡机制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林钟高教授（2005）认为财务治理机制主要解决财务基本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等问题。张敦力博士（2002）探讨了委托结构中的激励机制（薪金激励机制、职位消费激励机制、期权激励机制和声誉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内部约束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

（六）财务治理（结构）体系 林钟高教授（2005）和衣龙新博士（2005）均认为，财务治理体系包括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与治理行为三个部分，但在对各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上存在分歧。林钟高教授等认为，治理结构主要解决财务资本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财务运营模式安排以及财务机构岗位安排等；治理机制主要解决财务基本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等问题;治理行为则主要解决财务政策选择、财务战略规划以及财务行为规范化问题。衣龙新博士则认为，财务治理结构由财务资本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和财务运营模式安排构成；财务治理机制由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和财务约束机制构成；财务行为规范由财务决策行为规范、财务监控行为规范和财务分配行为规范构成。油晓峰博士（2005）提出的财务治理理论框架包括财务治理主体、财务治理客体、财务治理假设和财务治理模式等构成要素。伍中信教授（2007）认为，财务治理结构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中心、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标等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财权配置为核心，以融资结构为基础，以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内核的财务治理结构的研究体系，并认为财务治理权具有财务决策、控制和监督三个权能。财务治理权是财权范畴中的核心，其对财权配置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财务决策权来实现的，因此财务决策权就成为财务治理权、财权配置乃至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

（七）财务治理效率 财务治理效率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没有对效率的深入考量，就不可能有财务治理理论的真正成熟。关于财务治理效率的研究，国内研究的不多，其代表如下：姚晓民和熊瑞芬直接触及了“财务治理效率”这一研究主题，但其研究还有待完善。姚晓民等（2003）认为，公司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信息不对称引起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及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其中，前者是主要矛盾。而公司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因此，外部相关者（尤其是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成为提高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关键。可见，这种论述混淆了财务治理目标与公司治理目标，也没有抓住财务治理效率的本质。熊瑞芬（2004）则从独立审计的角度触及了财务治理效率问题，但并未论及问题的实质。认为要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就必须改变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控制信息不对称对各方利益的影响，充分发挥独立审计在财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总结

国内财务治理研究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明确提出并剖析了财权、财权配置、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结构等概念；初步提出了财务治理（结构）理论体系。但是国内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内涵、财务治理体系等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未能系统地阐述财务治理的理论基础；研究财务治理效率、财务治理评价等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成果十分少见。通过文献综述并结合我们的理解，可以发现，财务治理产生的原因是公司财权契约不完备和问题的存在；财务治理的本质是剩余财权配置（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配置）；财务治理体系由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和财务治理效率组成；财务治理效率则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1］钱颖一：《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结构改革》，《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

［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孙永祥：《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与实证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衣龙新：《公司财务治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林钟高、王锴、章铁生：《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6］黄菊波、杨小舟：《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财政研究》2003年第2期。

［7］杨淑娥、金帆：《关于公司财务治理问题的思考》，《会计研究》2002年第12期。

［8］油晓峰：《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9］伍中信：《现代企业财务治理结构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0］Shleifer A，Vishiny R．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ournal of Finance，1997.

第8篇：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社会化网络；品牌治理；治理规范；治理方式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6006802

1引言

随着品牌价值内涵及来源的探讨逐步深入，学科间理论的融合，品牌价值研究从消费者视角及利益相关者视角共同肯定了品牌消费者及更为广泛的品牌利益相关者在品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社会化网络环境凸显品牌利益相关者在品牌建设中的影响力。然而由于品牌治理相关理论研究开展时间尚短，企业品牌建设实践中的品牌治理行为也未提炼成为系统的品牌治理理论，因此，根据社会化网络的特征，从现有零散的研究中进一步解构品牌治理概念及其构成要素对于品牌治理的研究与实践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主要概念内涵确定

2.1社会化网络

伴随互联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渗透，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对社会化网络、社会网络、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等概念及内涵进行解读，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社会化网络界定为借助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平台搭建起网络虚拟社会，同时由此实现真实社交联系的扩大化与虚拟社交关系的真实化后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集合。即社会化网络是强联结与弱联结、虚拟社交与真实人际关系共同融合所呈现的社交关系形态。

2.2品牌治理

目前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牌治理定义分别是“品牌治理是对品牌及利益相关者进行管理”，以及“品牌治理是对利益相关者参与品牌共创的机制和制度进行设计，保障品牌控制权共享基础上各方的权、责、利对等”。王彦勇融合以上两种观点，认为品牌治理是在利益相关者参与品牌共建条件下，通过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保障合作过程有效、公正与合理运行的制度安排。本文结合社会化网络的特征，将品牌治理视为对品牌、利益相关者及网络关系而进行的多层面、全过程的品牌价值共创管理。

3品牌治理构成要素分析

从品牌所有者企业的视角出发，本文将品牌治理概念的结构按思想基础、制度规范、治理对象及范围，以及关系处理方式这四个层面，将品牌治理划分为：品牌治理文化、品牌治理规范、网络关系、治理方式。

3.1品牌治理文化

品牌治理中的治理文化是指企业具有品牌共创的意识，以及企业具有促进和维护内外部品牌合作的理念和行为导向。品牌治理文化代表着企业具备品牌价值共创所需的素质和基础。

企业的品牌共创意识，意味着企业认可内外部合作者在本品牌价值创造中的贡献作用，将合作者作为品牌价值的重要来源，将品牌合作作为品牌价值创造的重要方式。企业具有促进和维护内外部品牌合作的传统，意味着企业以开放的心态开展合作，倡导构建品牌共建合作网络，在品牌共建的合作中吸收不同观点进行合作创新，并在遇到问题时积极处理分歧，降低合作成本。因而合作的文化是品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品牌治理开展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3.2品牌治理规范

治理规范是围绕品牌开展的，对品牌共建网络及其他品牌利益相关者进行关系处理所依据的准则。关系治理理论研究认为，得到明确规定的制度和无形规则均能有效协调成员关系。品牌治理规范中，明确的制度主要作用于在品牌价值共创过程中联系紧密、合作关系相对稳固以及范围相对明确的品牌共建网络成员及组织间，本文以品牌治理中的关系处理内容为依据，结合网络治理机制的划分，将已被制度化的品牌治理规范归纳为：品牌共建合作者遴选规范、激励约束规范、决策协调规范和利益分配规范。而根据关系治理理论研究成果，处于隐性状态的无形规则以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为主，它们在品牌价值共创依赖的多边网络和相对松散的关系网络中作用明显。

3.3网络关系

依据“网络特征优势”理论的思想，将品牌共建网络结构称为网络关系，综合Granovetter提出的节点间交互频率标准和Yang提出的社会关系亲疏远近标准，将品牌共建网络成员的网络关系分为强网络关系和弱网络关系。社会网络理论表明，强关系依存于联系紧密但范围较狭窄、涉及节点较少的关系网络，而弱关系则形成松散的社会网络，在参与者数量和网络所涉及的信息量范围方面具有优势。

品牌共建网络成员间通过互动积累关系资本形成强关系，使得节点之间相互了解程度、合作方式和节点状态都相对稳定。这种情感契约有助于形成成员间高度的内聚性与行动协调性。而弱网络关系成员各自所在主要领域存在差异，彼此间交互频率较低、品牌合作基础均较弱，与强网络关系成员相比，在未经干预的自然状态下难以集中于品牌建设。但从弱网络关系的整体结构角度出发，根据Granovetter的阐述，弱网络关系具有网络规模、网络范围和网络异质性方面的优势，因此经有效引导能为品牌价值共创提供数量、类型和途径丰富的资源及信息传递，能够通过提供不同于源自强网络关系的异质性资源和信息，从而贡献于品牌价值共创。

3.4治理方式

第9篇：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范文

(一）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产生

上世纪70年代，多数工业化国家进入了自大萧条以来经济增长绩效最差的时期，虽然没有发生重大经济危机，但经济增长长期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为应对经济缓慢增长带来的财政危机和赢得公民对政府的信心，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管理相继掀起了一场真正意义的变革，各国政府都采取管理改革以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以更少的税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用‘‘新公共管理”(NPM)总结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政府改革，是由ChristopherHood于1989年提出，他当时预测“新公共管理”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1由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管理主义为主旨，主张私有化，以绩效、市场导向等理念重塑政府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产生并得到广泛发展。

(二)‘911”事件与反私营化改革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揭示了美国政府能力中还存在危险的缺陷和弱点，促发了学术界对重塑政府等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再思考。例如，自1973年以来的美国航空安全检查服务外包，被“911”事件证明是并非有效的改革做法;2001年11月，布什总统签署《航空安全法案》,将机场安全职能纳入联邦政府职责。2“911”事件也影响到欧洲国家新公共管理改革中的私有化议程。英国政府重新收回了原来于2001年7月出售的航空交通控制机构。航空安全检查公共服务的联邦化形成了对新公共管理私营化改革的不寻常的“颠倒”。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再思考

“911”事件后，公共管理理论界开始了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再思考。2004—2005年,系列总结和思考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专著相继出版,包括《质疑新公共管理》、《改变中的政府角色》《政府现代化》等。虽然许多国家缩小了政府规模,提高了行政效率与公共服务水平,但是新公共管理并没有达到其预想的效果，表现在：执行新公共管理与宏观经济绩效关系不显著、没有达到大规模节约政府支出的目标等,新公共管理成效是有限的。3从管理和组织的角度来看,重塑政府与新公共行政是相似的，总体上，重塑政府是“新瓶装旧酒”。[4]政府不应该像企业来运营，而应该像民主来运营。5《政府现代化》（ModernisingGovern¬ment)认为大多数OECD国家政府改革使得公共管理更加效率、透明、顾客导向、灵活及绩效导向，但是也指出改革的负面结果:私人部门管理方法的采用和技术改变了公共机构的集体文化;精简机构和政府雇员可能影响公共机构的制度能力；过度重视结果造成牺牲长期结果来达到短期目的；以外包和公私合伙的市场机制威胁到公共责任。《质疑新公共管理》（QuestioningtheNewPublicManage¬ment)批评新公共管理重视绩效：许多公共部门绩效是不适合精确评估的;绩效结果有可能受到没有计入的外部因素的影响;没有考虑到公共服务的一些基本原则（公平、公正。《改变中的政府角色》（TheChangingRoleofGovern¬ment)提出新公共管理模式改革导致政府社会支出的下降“新贫困”的出现及发展中国家腐败的增加，改革时期把公共部门收入置于生活水平之下影响政府雇员士气。6

二“第六波”公共管理改革与研究理念及其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变化、技术进步等外部公共管理坏境变化,公共管理改革与研究进入“第六波”浪潮。在批判和总结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同时，学术界也逐渐提出了新的公共管理研究核心理念。虽然这些理念目前还没占据公共管理研究主导地位,但是已经开始成为公共管理改革与研究的替代方案。“新公共管理已死”新公共管理的理论盛世已经过去，不再占据理论研究主导地位。公共管理的讨论已经转到新的理论模式。7

(一）研究视野从新公共管理转向新公共治理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治理（Governance)理论在批判和继承新公共管理和重塑政府理论范式基础上产生,成为公共管理新模式。治理模式强调公共管理需要除政府自身以外其他社会行动者的积极参与,吸取包括政府在内的更为广阔的力量处理公共事务。8治理理论指出管理主义导向的新公共管理存在四点缺陷:管理主义过多关注于组织内部的经济、效率、有效等,忽视了组织间的联系和科层控制；目标充斥于管理主义,忽视了保持组织之间关系和信任;管理主义过多关注结果,适合直线科层制,但不适于组织间的网络;管理主义理论核心中的竞争与掌舵存在矛盾。。作为“没有政府的统治”治理的使用情况包括：国家作用最小化;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良治的治理;作为社会网络系统的治理;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

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的不同之处表现在：治理是民主政体的核心元素，新公共管理否认公共服务的政治文化因素；治理是过程,新公共管理是结果；新公共管理是组织内部管理改革,治理是组织间的视角；治理是维持公共部门资源,新公共管理是公共部门转型。[1°]随着世界范围内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衰落,治理等新理论已经开始成为大学公共管理课程教学的主题。基于本研究获取的公共管理研究核心文献记录,经科学计量学分柝“治理”是目前继“管理’、“公共管理’、“政府’、“国家”等词之后的高频率、高中心度公共管理研究关键词（见表1)。围绕治理模式，学术界提出了混合治理、运行治理、公共部门治理、新公共治理及数字时代治理等新公共治理（NPG)概念。

数据来源：基于WebofScience论文检索平台，以“publicad¬ministration”为题名，选择“公共管理”等十个学科方向，从1902年至2012年5月，在SCI-EXPANDED,SSCI，A&HCI等三大检索数据库中，共检索到2914条公共管理研究核心文献记录。

(二）研究重心从“管理”要素转向强调“公共”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