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过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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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发展的过程范文

关键词:社会公正;需要;效率;机会;经济发展;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005-02

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济发展的贡献已经不能再用简单的量化方法去说明了,它已经在经济结构、教育文化、道德观念、家庭决策以及公共政策等诸多社会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我们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吗?研究表明,社会的冲突和政治的不满往往和社会的不公正具有相当高的相关性,只有让更多的人享有经济发展的利益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片面的不协调性向全面的协调性进化的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人类社会活动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相互促进、彼此协调的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整体发展的基础。为了确保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的实现,为了消除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不公正的现象,为了提升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公正的理念,更需要实实在在的公平行动。可以说社会公正是人类世代追求的“基本善”,是内在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1]。

一、需要原则

无论是早期的经济学家,还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法学家,都把基本需要作为他们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因素加以思考和论述,但是直到今天,许多国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社会成员处在急切需要满足基本需要的危机状况,全世界仍然有1 / 7的人口生活在饥饿的状态下,中国人均年收入低于637元的贫困人口约为3 000万,比去年增加了80万,这一原则的实现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性的短期过程,而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螺旋式的渐进过程。

基本需要在字面意思上是被作为物质范畴来对待的,基本含义是基本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基本需要原则不仅仅要求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要求,而且要在平等的基础上满足所有人,哲学家D. D. Raphael提出要确立平等和基本需要原则的首要地位,他认为,“那些有缺陷的人的基本最少的需要,甚至是所有人的基本的最少的需要是不可能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实现的。”[2] 同时他认为不能仅仅考虑基本需要原则,还要考虑具有效率激励作用的功利主义原则,“社会公正要求最为基本的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的平等满足,只有在这条线以上,剩余的空间才能被用于个人自由发挥。”[3]这与罗尔斯的安排顺序是相同的,在《正义论》中,罗尔斯给予了基本需要相对于其他要素完全优先的地位,但是,一旦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就有理由要考虑其他的社会发展的目标。如果相反,仅仅是根据基本需要为原则进行分配,就会窒息社会经济整体的激励机制和活力,这也是需要原则不能作为全社会的分配体系的基础的原因之一,同时却是社会公正所要考虑的基本原则。

社会成员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如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政府有责任制定合适的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且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先天因素以及后天因素造成的具体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多种多样的差距,对于那些无法改变的因素,社会成员不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但是对于那些社会和历史因素造成的不公正的氛围和环境,政府有责任消除社会上的特权因素,制定合适的政策进行彻底的改变,特别是直接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帮助解决他们面临的生计问题,尽力为社会成员营造一个更为公正的规则体系和公正的竞争环境。

二、效率原则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把帕累托效率作为效率的最准确的描述,艾伦・布坎南对之作了最准确全面的叙述,“一个给定的体系的某一状态是帕累托佳态,而且仅当该体系没有一种可行的可供选择的状态能令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不令别人状况变坏。一种状况即是S1,相对于另一状态S2的帕累托优态,而且仅当至少有一个人在S1中的状况好于在S2中的状况,而无人在S1 中的状况劣于S2 中的状况。”[3] 这实质上是从个体福利增进角度也即公正视角去评价效率问题,把市场机制的效率问题和社会公正的实现结合起来,进而要求传统制度的制度创新,以便公正和效率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结合。保罗・A.萨谬尔森更通俗地解释了这一概念,“在一个经济资源和技术为既定的条件下,如果该经济组织能为消费者提供最大可能的各种商品组合,那么这个经济组织就是有效率的。更确切地说,当不可能通过重新组织生产使每一个人――穷人、富人、小麦生产者和鞋子生产者等等――的情况变得更好,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经济学许多基本的研究已经表明无论是从总成本,还是从个人成本的角度来看,个人经常寻求剩余的最大化,个人的这一目标被认为是公平的。这也就意味着效率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必然和社会公正一致,相反,效率本身却是一种类型的公正。美国经济学家McCloskey和Zaller的研究成果显示出效率在目前盛行的经济系统中作为公正的特例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微观公正层面,怕累托效率原则对于物质利益的规模和他人的产出结果具有高度的灵敏性,这就意味着效率原则必须要与其他的社会公正原则有一个竞争的过程。

三、机会平等原则

机会平等较为确切的定义可以表述为:通过某种类型的行动,个体A至少和个体B享有同样多的机会,当且仅当满足如下条件――如果个体B能够通过某一类型的一次行动达到某一目标,那么下列情形之一成立,(1)个体A同样可以通过采取类似的行动完成目标。(2)如果个体A不具有采取同样行为的能力,那么造成这种差别的因素应当归咎于个体A的在此之前的行为[4]。

机会平等的重要性来自于我们这样一种直觉,即我们怎样判断公正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遗传因素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两个出生在近似相同的家庭中的不同个人虽然享有近似相同的人生机会,但是可能会由于不同的个人选择和个人努力,经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对机会平等的重要性进行评价。首先,如果把机会和个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那么机会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具有经济特征的稀缺资源,对于社会成员的个人潜力的培养和才能的发挥相当重要,机会的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的个人发展空间以及不同的个人利益的分配状况,所以,机会起到一种事前游戏规则的作用,为个人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是社会公正机制顺利运行的基础。

四、程序公正原则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考察程序公正,首先,程序公正作为分配公正的一种应用和具体实施,作为一种应用,程序可以被理解成为完成分配公正所描述的分配分布而采取的方式和手段,在这个含义上,程序具体可以指抓阄、轮流以及排队等分配资源的机制和规则,特别是抓阄在分配社会机会方面具有被大家公认的公平性,这是解决社会机会分配问题的次优方法,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环境非常复杂而又无法排除其他干扰因素使得社会成员享有事前的公正,那么,这一原则至少可以在事前机会的享有分配上产生一种让所有社会成员可以接受的随机性的分配分布;轮流规则可以用来解决那些具有非确定性的或者信息不完全的收益问题;排队规则与社会公平和需要原理相关,主流经济学近期的研究表明排队规则可以改进那些更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的境况,所以,程序应当是根源于分配公正并为之服务的,只有如此才能从总体的角度实现社会公正[5]。

其次,程序公正独立于分配公正之外的本身的价值。程序公正的基本点在于规则对于所有人的平等和起点的平等,不仅仅要求相应规则在其产生的时刻就具有合理的正当理由,更要求在规则的制定过程和以后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是公正的。虽然公正的分配在其本意上应该是结果的公正,但是结果的公正往往具有不稳定和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而程序的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需要一定的公正的程序规则来实现结果公正。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作为社会成员,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更多的社会收益,但是社会资源相对于人的无限的需要来说总是有限性的,所以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满意的分配结果,所以,退而求其次,我们只有在程序公正已经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的基础上,通过程序公正来实现结果的公正,并最终由两者的恰当结合保证社会公正的实现。

五、改善社会公正的建议

现代社会生活中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其他社会领域都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因素,导致社会公正发生扭曲的变化,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影响,社会公正是人类文化中带有终极意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根植于人们心目中的一种基本的制度性的理想,成为人们世世代代追求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人们在现实中寻找更加合理的生活追求。要营造一个高效并且公正的社会,仅仅依靠个体的努力是不够的,政府必须从对全体社会成员负责的角度出发,维护社会公正的理念和准则,保障社会公正体系中各领域内容的之间的协调和具体实施,并且积极创造一些有助于提升社会公正水平需要的条件,因此,政府有责任“平等地发展个人潜力,使每一个人一开始就有足够的权利(物质条件)以便得到相同的能力与所有其他人并驾齐驱。”[6] 政府不仅要制定有利于保护在市场化、现代化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的基于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社会政策,更需要通过具体社会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一定的补偿,主要是提高弱势群体的“造血”能力,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增强他们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领域中的能力。

总之,较高水平和更加公平的教育意味着更高程度的社会机会的平等,高水平意味着劳动力的大量和有效的使用,适度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妇女能够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儿童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从而为当前和未来几代人提供更为公正的竞争平台,高度的城市化可以产生规模经济,城市和农村的专业化以及更好的更为平均的生活条件,高水平的正规部门就业会产生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为广泛的劳动保障机制,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都表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伴随着较高水平的社会公正状况,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必须在经济发展中解决。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证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80-192.

[2]Raphael D. D. Justice and Liberty,London,Athlone Press,1980:56.

[3][美]艾伦・布坎南.论理学、效率与市场[M].廖申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5-6.

[4]Sven Ove Hansson, What are opportunities and Why should they be equal?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2004)22: P305-316.

第2篇：经济发展的过程范文

一、关于国际经济法发展阶段的几种观点

陈安主编的《国际经济法学专论》将国际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分为3个阶段：(1)萌芽阶段。时间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l7世纪，以罗得法、罗马法中的“万民法”、中世纪的国际性商事法典、“汉萨联盟式”的商务规约为主要内容。(2)发展阶段，时间为17世纪以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双边国际商务条约、多边国际商务专题公约、多边国际专项商品协定、近现代国际商务惯例以及近现代各国商事立法为主要内容。(3)转折、更新阶段，时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目前．主要形成了布雷顿森林体制和关贸总协定．多边国际商务专题公约得到发展．出现了区域性或专业性国际经济公约．各国的涉外经济法不断发展．而经济全球化明显加快．国际经济法面临新的挑战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中所发生的国际经济关系．在每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往往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格局、结构或模式，即国际经济秩序。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变迁，取决于国际社会各类成员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国际经济秩序与国际经济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国际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表现的是国家利益的维护和争取国际经济法是建立国际经济秩序和巩固与发展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国际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的各个阶段前后相承．又各具特色。在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各国均以争取最大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郭寿康、赵秀文主编的《国际经济法》[，]认为国际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经历的3个阶段是：(1)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2)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今他们认为国际经济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一个新兴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国际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任何法律部门的产生都基于一定的社会物质关系国际经济交往和商品交换活动的发展．是国际经济法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调整各民族间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表现为调整国际经济交往中当事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私法规范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政策．而自由资本主义是当时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故此时为国际经济法的产生时期l9世纪末出现了少量的国际公约．作为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规范。各国间频繁的经济交往和商品交换．是国际经济法产生的物质基础．而大量出现的调整此类交往和交换关系的国内法、国际公约、国际惯例，是国际经济法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张晓东主编的《国际经济法原理》•]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为国际商法时期．这个时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法规范。中世纪时期．在欧洲逐渐形成了国际性的商事习惯规则．继承和发扬了罗马法的内容商人习惯规则时期是国际商法的萌芽时期．这时的规则大多是习惯性规则这些规则严格说起来不是法律规则．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产生的普遍适用性和强制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各国采取的是自由经济政策．对国际经济活动干预很少．也就不存在国家对国际经济活动进行管制的国际立法和国内强行法．就不存在国际经济法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因此．国际经济法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O世纪60年代末和7O年代初以来为国际经济法的现状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跨国财产流转关系和国家对其管理、管制关系的综合体，国际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中必然有管理、管制的强制性规范。对跨国财产流转关系调整的法律规范中有强制性规范存在．是国际经济法产生的一个显著标志

二、对国际经济法产生与发展阶段的讨论

(一)自由贸易与国际经济法的起源

国际经济法调整的对象是因国际经济交往而产生的国际财产流转关系以及国家对这种国际财产流转的管理与管制关系．它的产生涉及私人间国际经济的交往而更多的是国家对跨国经济关系的干预．包括相关法的废除和创设国际经济应当是自由发展的经济．国家对自由经济的立法规范和保护应成为国际经济法的开端在古代至中世纪．国内法中涉及的国际法规范主要是由于国际贸易和经济交往的出现而形成的私法性的习惯规则．调整的是各国商人之间的贸易关系．很少有调整国家之间或国家政府之间经济贸易关系的规则中世纪末期．北欧国家首创了调整国家经济关系的商事条约．其中最有名的是“汉萨联盟”城市国家间缔结的商事条约“汉萨联盟”更多体现的是14一l7世纪期间北欧各城市国家结成的商业和政治联盟．它涉及城邦国家间的商事关系．但还不能与现代的国际商事条约相提并论．因为在当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还没有出现且在英国的《谷物法》废除之前，这些商事法律规则主要调整的是商人间平等的商事贸易关系．还没有出现国家对跨国财产流转关系的管理规范。所以这一阶段．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法规范并没有正式形成．直到英国《谷物法》的废除。1815—1846年间，英国《谷物法》的变革是保护贸易制度向自由贸易制度过渡的典型反映，《谷物法》是英国自由贸易进程中一个最难逾越的障碍。到19世纪前半期，强大的英国工业已经不再需要国家来进行贸易保护了，而这个法律只能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不利于英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及对外经济交往的开展。1864年《谷物法》的废除象征着自由贸易的开始．是国家对国际间财产流转关系管理的开始之后．英国与欧洲大陆各国签订了自由贸易的协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自由贸易随着垄断经济的产生而淡出．这个时期应当是国际经济法的起源阶段

(二)垄断经济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是国际经济法的调整阶段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十预．制定了一系列对跨国经济行为管制的国内法规范．并与他国订立了协调彼此对跨国经济行为管制的国际条约。这其中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有一定区域内的，也有世界范围内的：有专项性的，也有概括性的从国际贸易到国际投资．从国际货币金融到国际税收．都无一例外的成为国家间或国际组织之间的谈判内容，如《英美金融协定》《欧洲经济合作条约》《围际砂糖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订等等此阶段的国际经济规范更多体现的是大国间的利益维护和争取及大国对世界统治范围的再划分，是殖民经济的新发展。故此阶段是建立公平公正、自由发展、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法的调整阶段．是弱小国家争取经济独立和为平等参与世界经济往来的斗争阶段。

(三)合作经济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可以称之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全面合作阶段其中有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更多的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和利益博弈．部分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崛起对推动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0世纪7O年代后期以来．跨国公司大量出现．它们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作用日益显现．美元与黄金兑换脱钩，美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绝对统治地位丧失．欧盟建立．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快速增强(如中国、印度、巴西等)，一批新兴国家加合国．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不懈斗争，世界经济自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成为国际经济法发展阶段的主要表象国际社会力量的对比调整．使得国际经济法有了新的表现方式和内涵现代国际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中承认和规定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现代国际经济关系中除了政府之间的交往外．大量的是政府同私人、私人同私人之间的交往．对他们行为的规范也是发展着的国际经济法的具体内容此阶段．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较为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博弈，大量国际协议和规范得以签订．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创立和维护提供了富有成效的支持。

第3篇：经济发展的过程范文

一、城市化与自发社会动员的关系

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认为,社会动员是一个社会中社会成员发生全面变化的过程,这种全面变化是有方向的,即社会成员在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新旧交替。作为经济发展结果的自发动员强调的是“社会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过渡期间,社会成员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相对于人为社会动员而言,自发动员的过程更具有自我主导性,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股自发主动的力量在实现城市化。

城市化作为自发社会动员的重要方面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人为的设计和推动。它不只是人们居住地的变化,还伴随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思维方式的变更。作为城市化主体的农民,一方面中心城市郊区农村和区县城周边农村地区直接面临城市功能和产业的辐射,或被动或主动地进行着人口和地域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则自发向城市流动,实现职业非农化,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农民悄无声息的进行的城市化,一旦激发了人们的创新欲望和进取的信心,发展的积极性被充分的动员起来,自发社会动员便主导了整个城市化的进程。

二、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发展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通过社会动员,调动广大民的发展积极性,为社会的发展进行力量积蓄和思想准备。城市化的这种动员效果很大程度上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二者形成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即体现了“社会动员既是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又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制约作用”。

(一)城市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

社会动员是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从个人行为分析,个人追逐利益的积极性是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经济增长使个人获得利益的总量和途径增多,调动了个人的发展积极性,于是经济增长导致了自发的社会动员。而以自发动员为主导的城市化则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步伐。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更高层次的需求会随之产生。经济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增加,获取利益的方式增多,人们的需求也随之提高,消费水平得到改善,农村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受到冲击,原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随着向现代社会的发展发生了转变。作为一种发展动员,经济增长中社会利益总量的扩充为个体社会成员追求利益提供了物质基础,由于经济资源地理上的非均衡分布以及不同区位的差异性,使得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向特定区位集聚,尤其是向城市集聚,导致城市化的不断发展。

(二)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动员效果

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城市化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动员效果,反过来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形成它本身的一种自发动员作用,构成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首先,城市化的进程影响了工业化的发展,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社会经济活动、劳动和资本、厂商和居民具有向城市集聚的倾向,城市化使农业人口逐渐转向工业,进入城市,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社会化大生产。其次,城市化实现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转移,缓解了就业压力。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农民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劳动,解决城市劳动力短缺问题,农民收入也得到提高。此外,城市化进程带动了国内的消费需求,解决内需不足。一方面城市化的推进将增加投资需求,进行城市基础建设;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城市生活和消费方式逐渐扩展到农村形成示范带动作用,农民开始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最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有利于节约土地和耕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三、关于城市化的动员效果的几点思考

城市化的推进所形成的一股动力有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在这种以自发动员为主导的农村走向城市化的过程中,动员的适度性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社会动员不足不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社会动员过度却会造成负面效应”。目前来看,城市化可能引起动员过度的消极后果。民工潮的形成,农民迅速向少数发达地区大规模集聚,城市城市基础设施、各项制度和政策等方面供给不足,从而给城市发展带来新的压力;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人口和产业的聚集,不可避免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污染日益严重,人居环境不断恶化;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相脱离,也会给城市造成过大的、难以承受的压力。因此,如何解决大量人口在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以及如何协调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与快速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务之急。

城市化的推进,经济行为人的自发理性的选择应起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是引导、适时进行宏观规划。一方面注意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动员效果,另一方面不忽略社会动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对城市的规划要遵循经济规律,适应本地特点,避免盲目求大求广。同时采取措施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待遇,增加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机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对市域以外的更广大的农村地区,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带动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参考文献:

[1]杨龙等.发展政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李海波,陶章华.城市化―经济发展动力源,经济体制改革[J].2001,3

[3]王小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J].2002,1

第4篇：经济发展的过程范文

中国发展模式，是指从中国同时兼有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三重属性出发，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利，有特点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点，以增进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公民福祉为核心。因为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公民福祉又是发展的核心。目前中国人口存量已超过13亿，达到13.1448亿。近几年，年出生率12.1‰左右，年死亡率6.8‰左右，年自然增长率5.3‰左右。按此计算，年人口净增量近700万，十年净增人口近7000万。中国的发展以13亿人的价值和13亿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13亿人的基本需要，并促进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这实在是举世无双的事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应强调这一点。

第二点，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巨大制度潜力。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它有若干质的规定性，这个制度是有潜力的。在所有制问题上，在调节机制问题上，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结合。中国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这种新的体制模式，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中，大致只有三个，中国、越南和老挝。应该说，在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结合上，中国是最早的国家。这种“内在结合”的巨大制度潜力，正在释放过程中，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又一特点。

第三点，努力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和作为后发国家三大优势。一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目前，中国16岁以上，60岁以下且已就业的劳动者约有7.6亿多人，劳动力队伍庞大且成本较低，这是很大的优势。二是拥有广阔的市场。从商品市场来看，近几年中国每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七八万亿元人民币，2006年进口货物8000亿美元。从资本市场来看，29年来，中国引进外资7000亿美元，相当多的国外企业到中国大陆投资，就是因为看中了中国大陆的市场。三是后发优势。随着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的到来，无论是老的工业化国家，还是新的工业化国家，都处于同一个起点上，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我们正在发挥并利用这种后发优势。

第四点，着力实行有中国特色的“四轮推动”，即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四大支撑。

第五点，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有中国特色的“五位一体”建设，即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重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五位一体”的建设，基本宗旨是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中国自己的贡献。研究发展模式，应该有此广阔的学术视野。

紧扣一个核心，整合两种制度，发挥三大优势，实行“四轮推动”，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四轮推动”

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四大支撑力最。

(一)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

目前，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3.1％；制造业的总产值占全社会物质总产值的比重是67.4％。按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期工业产值应超过40％、制造业产值应超过60％的经验，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中期，并且加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拒绝复制前工业化国家“危机转嫁”等传统模式，使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探索新路。这里所说的“新路”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有别于“传统的”工业化模式，真正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要有别于当今世界别国的工业化，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道路。这种“新型工业化”与“有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交叉结合，即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可概括为下列“五个结合”：

第一，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紧密结合。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把工业化建立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重在提高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是区别于以要素(主要是资本)大规模投入为特征的旧式工业化的标志之一。同时，鉴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较低的特点，努力寻求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的结合点，以此形成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的多层次工业发展格局，进而提高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发展城市工业与发展乡镇工业紧密结合。中国有600多个大中小城市，这是中国工业的重要增长地。同时，鉴于全国密集着3.5万多个乡镇，也是中国工业增长的“沃土”之一。20世纪80年代期间，乡镇工业的数量、就业人数和总产值分别以年均26.6％、11.2％和29.6％的速度增长。到90年代，中国乡镇工业的产出占到工业总产出1/3左右，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之势。近年来，中国乡镇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迅速升级，从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发展来看，新式武装的乡镇工业已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第三，推进工业化进程(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与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紧密结合。传统工业化在增长方面的所谓“辉煌”，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生态的破坏为代价的。不少发达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薄弱的国家。传统的以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工业化道路不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在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之后，只有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之路。“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单位GDP能耗五年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五年降低10％的目标，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节能减排已成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明显特征之一。

第四，工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紧密结合。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是以基本稳定的体制结构为基础的，虽然也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但全面的体制转型以及社会转型并不突出。中国是一个不发达且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工业结构转型与体制转型这“两个转型”扭在一起，无论是微观领域的工业企业的体制模式，还是宏观领域的政府管理工业模式，都对工业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五，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外资与独立自主紧密结合。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推进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给中国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巨大历史机会。

中国正是利用全球化和“后发优势”，有效吸收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造就了发达国家用很长时间才造就的工业化格局。同时，鉴于中国是一个走独特道路的大国，颇为注重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尤其是存在投资、技术、贸易、环境等壁垒的情况下，中国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寻求利用外资与独立自主的最佳结合点。

此外，在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迅猛发展的条件下，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面临一个与信息化的关系问题，这是当今世界各个推进工业化国家(以及像英国这样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新挑战。中国紧紧抓住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的历史机遇，将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一方面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特别是注重发挥信息化在工业发展中产生的“倍增效应”和“催化效应”；另一方面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业支撑，着力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为一体，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二)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城市化在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值得关注：

第一，中国城市化走的是一条“城镇化”道路。国际上一般称“城市化”，而中国的城市化是将镇(指镇本级)纳入其中的，故称为“城镇化”。长期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比较缓慢。改革开放后，城镇化率迅速提高，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6年的43.9％，28年间提高了25.9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0.93个百分点，特别是1996年-2006年间，城镇人口比重从30.48％提高到43.9％，年均提高1.34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到2015年前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可能达到55％左右。

第二，中国城镇化走的是“立体网络型”的协调发展之路。所谓“立体网络型”，即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市及小城镇为基础，以大带小，协调并举，构筑一个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立体网络。这是一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第三，中国城镇化采取的是区域布局“差别化”推进方略。所谓区域布局“差别化”，表现在中国的东部重点是丰富城镇内涵、提高城镇化质量，形成有生命力的城镇带、都市圈、大城市连绵区；中部重点是大力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扶持区域性中心城市；西部则控制小城镇无序发展，优先发展大城市，有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将超出环境承载容量的人口向区内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迁移。

第四，中国城镇化与体制转型紧密结合。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或城镇，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相应地要求进行体制转型。中国为实现城镇化目标，应着力打破城乡分割的格局。一则，打破城乡人口管理的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二则，改革城乡管理体制，为简政放权、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创造条件。可见，中国上述的城镇化战略，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明显不同。

(三)中国经济的市场化

中国曾经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国家，需紧紧抓住体制转型这一链条，由到核心，逐步“攻坚”。现在，市场调节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已达到95.6％，生产资料达91.9％，农副产品收购达97.7％。从国际上看，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竞争激烈的特大市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

目前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遇到了如何继续深化的难题：国内方面，要素市场市场化程度还较低，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等适应市场化的程度还有距离，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各种体制性机制依然存在，行业垄断、地区封锁、行政壁垒等仍在妨碍公平竞争和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实现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等。国际方面，应破除进入全球市场过程中“国际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实现围内市场与全球市场的对接。

(四)以全球思维推进国际化，并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化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成效斐然。外贸：已成为世界第三出口大国；外商直接投资：居全世界第四名，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外汇：2006年底超过“万亿美元大关”；对外投资：2006年来累计733亿美元(非金融部分)。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全球开放相联系，必然对国内改革形成倒逼机制，使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规则加速“磨合”。近年来取得较大进展的金融改革，正是开放倒逼改革的典型例证。

第5篇：经济发展的过程范文

【关键词】 经济发展 内需 外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总是要面对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总供给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是总需求不足从而总供给过剩也可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一个封闭经济体的总需求不足问题只是内需问题，解决的方法也只能从内需着手。当一国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时候，总需求就由内需和外需组成，总需求不足问题也就需要从内需和外需两个方面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为了使开放的中国能够实现平稳快速的发展，研究中国的内需和外需问题就很有意义。

一、我国特殊的经济增长局面

1、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在逐渐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1978年中国的GDP为3645.22亿元人民币，2001年中国的GDP为9.5933万亿元人民币（合11600亿美元），2010年GDP达到了40.12万亿元人民币（合6.04万亿美元），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只有206.4亿美元，而2001年中国实现进出口总额5098亿美元，净出口225.4亿美元，2010年进出口总额高达29798.7亿美元，净出口1815.1亿美元。2010与2001年相比，进出口总额增长了484.5%，净出口增长了705.3%。中国净出口与中国GDP的比值也越来越高，2001年为1.94%，2006达到7.3％，2007年高达8.71%左右，2010年有所降低为3.01%。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及净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的大幅提升表明了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越来越大。

2、作为内需重要组成的消费需求在相对下降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超常增长，而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在过去的30多年中，以支出法计算，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10年的47.4%，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占总消费比重从78.6%下降到了71.3%，降低了约7个百分点。2001年至2010年的10年间，最终消费率的下降非常明显，2010年的最终消费率比2001年降低了约14个百分点。2010年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最终消费率均为建国以来最低点，这些情况表明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我国目前的投资率已经很高，继续上升的空间不大，消费需求的相对下降导致我国内需严重不足。

3、中国的消费结构很不合理

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所谓的消费不足只是相对不足，在中国消费需求相对下降的同时，其绝对数量仍然在快速增长，只是其增长的速度小于中国GDP的增长速度罢了。改革开放30几年来，中国消费增长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消费结构的不合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占全部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速度长期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第二是城镇居民的非物质性消费不够正常；第三是公共服务相对滞后（郭树清，2007）。

二、我国外需不断增加的原因和产生的问题

1、外需和内需的关系

外需快速增加和内需的不足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们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从国民收入恒等式Y=C+I+NX可以看出，当内需（C+I）不足时必须靠外需NX来弥补总需求的不足，否则总供求不平衡就会使经济的运行出现困难。对中国来说，当内需出现不足的时候，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外需的增加就弥补了内需不足而带来的总需求不足的缺口。但是扩大外需的一些手段和政策也可能会导致内需更加不足，结果外需的扩大和内需的不足互相影响，甚至互相强化，使得中国经济失衡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2、外需不断扩大的原因

中国的外需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大，主要是因为中国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的时机，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产业，通过鼓励出口的措施，培育出口产业，参与了国际分工。由于中国自身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较高、价格较低，以及相对便利的基础设施、较好的制度环境和规模化生产优势所带来的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入世所带来的有利条件，使得对外出口规模迅速扩大。

3、外需不断增加产生的问题

（1）加大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我国净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在逐渐的上升，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过大，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一些隐忧。由于我国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和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外需波动已成为经济运行中不得不面对的风险。当世界经济发生剧烈波动时，中国经济将会受到难以预测的打击，此次美国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加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矛盾。在中国对外贸易保持高速增长势头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进口中国产品，由此引发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事件急剧增加。中国出口的扩大给进口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及就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也在加剧。为了维护自己的各种利益，西方发达国家必然设法阻止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有针对性地单方面对中国出口设置各种障碍，来压制中国贸易的发展。

中国出口不断扩大也导致国际市场竞争加剧，造成中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利益上产生矛盾。中国凭借较低的工资水平、丰富的剩余劳动力等低成本优势对外出口不断增加，势必对其他处于同一个出口层次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引起这些国家的反感排斥。如果中国出口继续扩大，可能会恶化中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3）使中国面临人民币升值的汇率调整压力。中国净出口不断扩大对人民币造成了一定的升值压力，这种升值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贸易伙伴施加的外部压力，由于作为逆差进口国的国家本国面临各种经济问题，必然对中国的汇率调整施加压力，以缓解贸易逆差的状况；另一个方面是为了稳定汇率而带来外汇储备增加使得中央银行难以承受的压力。中国国际收支顺差带来了外汇储备急剧增长，要求央行必须有足够的有效资产来冲销过多的外汇占款，当央行难以承受这种冲销压力时必然要推动人民币升值，中国这几年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外需不断扩大增加了经济运行不稳定的风险，所得到的外汇收入沉淀下来也是国家可利用资源的一种浪费，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也会制约出口的继续扩大。这些情况表明，外需继续扩大是不合算的，同时也难以为继，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要依靠内需拉动，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

三、扩大我国内需的建议

1、内需不足的原因

投资和消费是构成内需的两大部分，当前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内需不足主要是由消费不足造成的。我国消费不足的首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众所周知，高收入居民用于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比例远低于平均水平。当收入分配更多地向高收入居民倾斜时，就会导致更低的消费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原因很多，这与我国的国情以及目前的发展阶段有很大关系，但是人为的政策因素也是重要原因，比如鼓励出口的经济发展政策也导致了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造成我国消费率过低的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如东亚地区人民本身节俭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和缺失，高昂的医疗和教育费用以及过高的房地产价格等。在医疗、教育费用和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等以下收入居民为了应对未来发生的治病、子女教育和买房等大额支出，不得不尽可能地压缩当前消费。

2、扩大我国内需的方法

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提高的空间不大，所以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针对我国目前消费不足的问题，主要还是要从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高昂的医疗和教育费用以及过高的房地产价格等问题着手。对于东亚地区人民本身节俭的传统，与一些学者观点相反的是，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美德，不需要在这方面努力。

就我国目前的消费需求状况来看，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局面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变，而且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广泛的实施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此说来，国内消费不足的状况要想扭转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完全难有作为。

第一，对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属于人为的政策原因的，政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应该作为，因为这是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第二，对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问题政府更是可以作为，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有一定的成效，关键在于加快进程；第三，对于医疗问题，通过各种的医疗合作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费用问题，下一步关键在于要进行医疗体制的改革和加强对医疗部门的监管；第四，对于教育和房价过高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降低费用的问题，而是要对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系统的改革，建立一个合理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体系和房地产业。另外，要加快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促进消费信贷的发展，对扩大消费需求也有一定作用。这样看来，扩大内需虽然不易却可以大有作为，只要努力下去，内需不足的问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的。

尽管大部分学者目前都在关注如何扩大内需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人口大国而言，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中国的内需扩大后而出现的巨大的中国需求会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需要广大学者去认真思考。

【参考文献】

[1] 郭树清：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问题[J].经济研究，2007（12）.

第6篇：经济发展的过程范文

[关键词]科技创新；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创新管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G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2-0149-01

一、我国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支撑的现状

（一）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效率总体偏低

有关数据显示，全国各省份创新对经济的支撑效率普遍偏低。近年来我国创新对经济支撑的平均值仅为60%左右，距离100%的效率目标还有很大距离。这显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尚有待提升。国家的研发经费的投入快速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率。然而，高技术产值平均增长率较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的总产值占比很低，一直没有明显提升。这表明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仍然有限，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背景下，如何高效利用现有的创新资源、让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是当前社会转型的迫切任务。

（二）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效率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

虽然总体上看，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效率比较低，然而，这种支撑作用显示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科技创新对经济的支撑效率在东中西部地区显示出明显不同：东部地区显

著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并且正是由于东部地区的高效率提升了全国平均水平。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依赖于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与环境。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在于技术转移的市场平台、技术转移体系、创新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等制度建设和市场环境是否完善，以及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能力。从这些因素看，东部地区要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二、创新生产系统和创新支持下的经济系统两阶段效率分析

（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受制于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阶段

有关数据表明，创新投入到创新产出的转化效率（创新生产阶段）明显高于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效率（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阶段）。这可以看出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不强主要是受制于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阶段，即创新支持下的经济系统效率低制约了整体效率的提升。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科技成果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的潜在空间很大。

（二）省际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差异明显

据有关数据和对各省创新过程两个阶段的效率差异的比较，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创新对经济发展强支撑型：这一类省份创新对经济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效率都很高，基本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以天津、上海、广东等省份为代表。第二类是创新成果转化制约型：这种类型包含了很多省份，表现最为典型。这一类省份的特点是：创新生产阶段效率较高，但是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效率比较低，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不强，两个阶段的效率差异明显，这种类型囊括大部分省份，甚至北京两个阶段的效率差异也较大。

这充分说明创新成果转化难是普遍现象，也是制约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第三类是创新生产制约型：这一类省份表现非典型，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阶段效率高，但是创新生产阶段效率较低，创新对科技的支撑作用受制于创新生产阶段，如江西、海南。

由此，我们可以获得两点发现：一是创新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受到创新生产阶段和创新支持下的经济发展阶段两个系统的影响，任何一个阶段无效或者低效都会对整体效率形成制约；二是我国省份之间差异巨大，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过程在区域间表现差异非常明显，各有不同。

三、创新成果的优化配置

（一）开放型的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滞后制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除了少数省份实现中间产出的最优配置外，绝大多数省份都没有实现中间产出的优化配置。总体来看，一是创新成果普遍不足；二是代表技术转移指标的“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在绝大多数省份内都处于显著不足状态。

“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能够反映我国技术交易转移体系建设情况，这项指标绝大多数省份都没有实现最优配置，充分说明目前我国技术交易转移体系建设亟待加强。当前跨区域的技术交易转移服务体系建设尤其滞后义亟须建设区域间和省际相互开放、互联互通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

（二）创新资源和成果的区域互联互通是提升创新对经济发展支撑效率的关键

一类是由于创新资源投人过多导致，如江苏、北京、浙江和湖南；另一类是和有限创新资源投入相比，“专利授权数”相对丰裕导致，如黑龙江、重庆、安徽和新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可以通过建立区域性创新资源共享平台和区域性创新成果协作平台来促进创新资源和成果在区域间的流动与共享。通过这些平台建设，促进这些资源和成果相对丰裕（或者由于自身能力限制成果难以转化）的地区向其他地区转移，这样不仅能够提升自身效率，而且也能促进其他地区的效率提升，实现双赢。

四、我国科技创新及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一）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体系

为了使科技创新更好的支撑经济发展，应尽快推动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体系，以法制为基础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建设。消除现有法律体系中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相关法律立法精神相冲突的地方从法律上保障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的权益。同时，出台配套细则，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对创业人员的经济激励措施。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经济成果的转化，充分发挥创新在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二）改革科技管理体制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创新成果的转化率不高与成果本身的“非市场化导向”密切相关，尤其是大学和科研院所作为创新主体，其科研成果的非市场化导向与当前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密切相关。

（三）建立开放型的技术转移交易服务体系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环境

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建设滞后是当前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关键制约，构建全国层面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乃当务之急。

（四）建立共享平台和交流体制

建立区域间互联互通的创新资源和科技成果共享平台，提升区域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能力。制定政策，支持科技人才和创新资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区域间共赢。

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普遍偏低，其中创新成果未能有效D化是制约创新有效支撑经济发展的主因，同时开放型技术交易体系建设滞后制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创新资源与创新成果未能实现优化配置成为普遍现象，创新资源和成果的区域互联互通是提升创新对经济发展支撑效率的关键。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与外部经济及政治压力都要求中国经济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和价值驱动，这都要求中国当前亟须解决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问题，亟待提升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凤朝、潘雄锋：《中国技术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6年第1期.

第7篇：经济发展的过程范文

关键词：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　珠江模式　政府推动型　市场主导型　资本推动型

一、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含义及分类

所谓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对一定区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特征、经济发展过程及其内在机理的高度概括。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可分出众多的类型。本文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政府、市场及资本三个因素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从政府管理和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分类，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可分成计划经济型、政府主导市场型和自由市场型。我国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计划经济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从经济领域中逐步退出。政府对经济不再是过去的行政式的绝对控制，但目前在经济生活中仍起着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仍在扮演领导者和指挥者的角色。因此，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便属于政府主导市场型。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和趋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将会逐步让位于市场，从而使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最终转变为自由市场型或市场主导型。

从资本的所有权来分类。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可分为公有资本推动型、民营资本推动型和外来资本推动型等。其中，公有资本推动型的发展模式已经并将逐渐减少，但目前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仍具有重大的影响。而民营资本推动型和外来资本推动型的发展模式，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央政府对个体、私营、外资等经济成分的放松放活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典型模式有民营资本推动的温州模式、外资推动的珠江模式等等。

二、三大成功模式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

(一)苏南模式：政府推动型+公有资本推动型

苏南模式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并出资办企业。政府具有生产者和投资者等多重的职能和角色。所以苏南模式属于政府主导型和公有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苏南模式形成的时期，苏南的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然而，苏南模式在政府推动下取得的经济辉煌的背后也深藏着以下一些严重的问题：

政府不甚合理的集体所有制偏好造成经济成分的单一和市场发育的滞后。苏南模式下的企业主要为单一的政府支持兴办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等民营经济受到地方政府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压制，结果造成区域经济成分单一，抗风险能力差。而且由于经济的主体是不完全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乡镇企业，又造成区域内市场及市场机制发育滞后。

政府片面的政绩取向。尽管苏南地区在20多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GDP增长率。但城镇与农民人均收入以及就业率的增长速度要远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更专注于GDP的增长，而不是更专注于关系民生的人均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政府对经济的超强干预导致严重的平均主义和官员腐败。地方政府将企业生产经营的部分利润用来建学校、养老院等，平均主义严重。另一方面，政府主导下的公有资本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又为政府官员的腐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而导致了苏南不少地区腐败严重和官富民穷的、问题。

(二)温州模式：市场主导型+民营资本推动型

温州模式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在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府是一种“无为而治”的角色。温州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主要得益于民间私人资本的推动和运作。因此它是一种市场主导型和民营资本推动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结构。

温州模式的影响范围不仅仅限于温州地区，浙江省大部分地区都具有和温州模式相似的特点，因此有人主张将其扩大为“浙江模式”。温州模式和浙江模式具有非常多的共同点，所以笔者在此采用浙江经济发展的数据来对温州模式的经济绩效进行更大范围的分析。

浙江模式形成过程中取得了惊人的发展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各省前列。据统计，1978年至2001年，浙江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3.3％，由124亿元猛增至6700亿元，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序由原来的第12位迅速升至第4位。人均GDP则由全国第16位升至第4位。尤为突出的是，1997年后，我国经济增长率逐年走低，而浙江经济虽有所回落。但仍然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1998年较上年增长10.1％，1999年较上年增长10.0％)。出口增长更高(1999年全年增长18.5％。2002年1季度的增长率高达55％)。2001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00亿元左右，2002年人均GDP达2000美元左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1倍。在最近几年。浙江省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全国一直遥遥领先。

(三)珠江模式：外资推动造就经济的巨大辉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以东莞、宝安等地为代表的珠三角东部地区成了香港加工业的外迁地，“三来一补”成为其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形式，凭借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及国家优惠政策倾斜的优势，很快就形成了举世瞩目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模式”，简称为“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使得广东经济取得巨大的成就。经过20多年的强劲发展，广东在全国率先实行改革开放，从一个较为落后的边陲省份，一跃而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年均增长超过13％，在国内实为罕见，人均GDP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陆地面积只占全国1.85％的广东，贡献了占全国1/9的经济总量、1/7的财税收入、1/4的外资总额、1/3的对外贸易金额。

但珠江模式存在以下的一些问题和缺陷：经济对外依存度相对偏大；产业层次较低、企业规模偏小、资源消耗较大；存在出现产业空洞化和拉美化的隐忧。珠江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属于外资推动型。但随着该地区土地供应接近枯竭以及低工资优势的逐渐丧失。资本的逐利性必然使外资将产业和资金转向其它低工资、低地价的区域，从而使本地出现产业空洞化和拉美化的隐忧。

三、三种成功模式对我国其它区域经济发晨的适用与借鉴意义

(一)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制度创新

在苏南模式形成的时期，政府对经济的超强干预为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在当时单纯依靠企业个体的力量难以解决的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制约。从而使其利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空隙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发展模式。但在现时新的经济条件下，由于其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的致命缺陷，已不再具有适用性，苏

南模式面临改革和创新。政府应改变以前那种对企业的超强干预，从经济领域中逐步退出。着力建立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制度，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同时。苏南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在中国的国情下，政府对经济适度而合理的行政干预和管理有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并起着积极的作用。

(二)重视民间资本和市场的巨大作用，公正平等地对待民营经济和民营资本

温州模式的形成完全归功于个体私营企业及民间资本的推动。它的成功证明了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温州模式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特点是一致的。温州模式下的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相比具有产权清晰、归属明确、权责分明、经营灵活、市场反应快、经济效率高等突出优点。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应重视民间资本和市场的巨大作用。公正平等地对待民营经济和民营资本，并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合理利用外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珠江模式利用外资发展区域经济的方式在短期内能快速提升一个区域的经济实力，是一种易被复制和模仿学习的模式。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需要，也多热衷于模仿和采用这种模式。但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多给外资企业以超国民待遇。这种做法，在外资企业为地区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压制了区域内有潜力的民营企业发展和成长的前景，有可能得不偿失。而且。产业利润的大部分往往被外资企业所拿走。区域从外资中得到的利润往往只占产业利润中的很小的一部分。随着区域土地、人力等成本的上升，外资未来的撤离和转移不可避免，区域经济可能因此受到极大损害。外资推动型的经济繁荣难以长久持续。因此，地方政府应摒弃对外资的盲目崇拜和依赖，合理利用外资，同时应大力鼓励和支持本地的民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第8篇：经济发展的过程范文

关键词：农村；财务管理；新农村；经济发展

近些年，国家对农村建设关注的力度不断增加，各地都在建设新农村，农村的发展遇到了很大的机遇，在对新农村进行建设时，农村的财务管理是确保农民利益合理分配的重要保障和基础。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新农村在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农村的财务管理方面，还有很多缺陷和不足，这对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有很大的阻碍。所以，在新形势下，做好农村的财务管理，对促进新农村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1]。

1农村财务管理在新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随着国内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国家的产业政策正在逐渐向农村转变，农业、农村发展都遇到了很大机遇。农业的综合性开发，农业的产业化等都享受政府的扶持或者其他的政策优惠，农村的土地也在向着规模化和集约化方向发展。农村企业的发展也使村集体在经济发展中得到一些集体性土地的管理费和承包金等费用。但是，对这些收入的管理还存在很多问题，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财务管理体制的问题，这正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严重的制约作用。其中，农村的财务管理过程中，管理的制度没有严格落实到位，公开性不足，监督体制也不健全，这些问题相对突出。做好农村的财务管理工作，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和前提。我国农业资源丰富，具有广阔的农村地区，农民人口众多，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谐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农村的经济繁荣，农业经济稳定、快速和持续的增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需要做好农村的财务管理，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的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升级。建立健全农村的财务公开制度，加强村民参与度，施行事物民主决策，提升农民积极性，促进社会发展。

2做好农村财务管理，促进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

2.1强化宣传的力度，避免村官的腐败

一是需要强化各种法律法规的宣传，使村干部与村民都懂得，所谓自治并不是干部自治，而是全村人民的自治，村民有义务和权利过问与决定关系村子前途的大事，村干部也需要自觉的接受人们的监督。需要发挥出民主理财小组作用，让村民充分参与到理财中，对财务要及时进行公开，如果发现问题就要及时进行纠正和处理。二是需要建立起常态化村干部的廉政教育体制，在年终进行考核时，要有村干部廉政教育的条目，要时常警示村干部，形成针对性与经常性的教育模式。三是需要加强惩处的力度，为了提高法律威慑力，司法机关需要切实发挥出自身的职能，加强对干部犯罪进行查处的力度，提高村民监督干部的决心和信心。

2.2要做好村务会计工作

一是要加强村级会计基础工作，也就是严格按照相关规范的要求，在县级或者以上的范围内，建立起规范的财务操作流程。二是在对日常的转账和结算以及现金的收付进行办理时，村组织可以只开设一个存款的账户，至于其他的临时或者专用的账户，除土地的补偿费需要专门设立账户外，其他的通常都不许开设账户。三是如果要实行村级会计委托，首先，需要尊重村民的意愿和其权利，确保集体经济的收益权、审批权、使用权和所有权。其次，对村级会计委托的机构来说，需要对岗位的职责进行明确，对操作的流程进行严格规范，有效提高服务的水平和能力，加强内部的监控，对责任追究制度进行有效的落实[2]。

2.3需要加强审计的力度

一是各级领导特别是乡镇领导，需要充分的认识到农村审计工作的重要性，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稳定发展为目标，配置一支高素质的会计队伍，对农村集体资产和干部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和监督。二是要定期进行内审。由乡镇和村级财务管理人员共同把关，对村级财务各个季度都要严格进行审核，责任具体到人。对那些没有按时进行审核或者财务出现问题的村，不推诿，不积压，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严肃进行处理。为了使农村的审计工作得到有效规范，需要制定出标准统一的审计文书，和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对审计重点进行确认。

2.4需要强化和稳定农村的财务会计队伍

专业的财务管理队伍是做好农村财务管理的重要条件，稳定的财会队伍也是财务管理的保障和基础。稳定财会队伍，首先需要保证财会人员拥有基本的专业知识，要定期对财会人员进行培训，提升其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为了尽可能确保财会队伍的稳定性，如果没有违反相关的法规和纪律，就需要给予其合适的补贴与待遇。要增强村民的民主和理财意识，健全会计人员选拔和招聘制度，要公开进行招聘，择优进行录取，坚持持证上岗，对涉及到财务的收付和结算或者登记等工作，需要由两人或者以分岗进行办理，做好工作的交接，确保会计工作连续。

3结语

综上所述，做好财务管理工作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对农村利益进行合理分配，确保农民权益，促进农村的长久发展。这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也有很大作用，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不断对财务管理方式进行改进与完善，切实发挥出财务管理作用，进而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李洁 单位:河南省淇县农业经济管理站

参考文献:

第9篇：经济发展的过程范文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各企业的经营已经从重视经济效益最大化转变为重视经济和生态和谐发展的局面，企业的竞争优势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竞争力，所以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从重视生态经济发展为主，加强企业的成本控制，这主要就是企业建立一个生态环保型企业，这个也是企业未来的发展模式，对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意义。

（一）降低环境成本、为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提供数据

企业在生态经济发模式下，重视环境成本控制，为企业的发展降低环境成本，能够充分分析企业的环境成本的产生的原因，并且通过合理的环境的成本控制的方式，才能科学合理的分析企业的环境成本控制，以此为企业进行投资的时候，为管理者提供数据，因为决策时要考虑环境成本，这都与企业日常的经营过程的利润有关，所以说对企业的环境成本的有效科学的控制，能够对企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做支持。

（二）降低破环生态环境的风险

企业经营过程中重视生态环境的经营是要在社会大众的监督范围内进行的，虽然近年来，我国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也制定了相关的环保政策，加强企业对生态环保的重视，在进行企业的成本核算和预算的时候，也把环境成本放在考虑的范围内，这种对企业经营的约束，一旦企业出现破坏环境的事情发生，那么企业就会面临政府的处罚，面临巨大的环保治理花费，甚至严重的情况下经济损失严重，这给企业的生产造成污染，企业将面临停业整顿的损失，也会影响企业的成本，所以说企业进行环境成本控制有利于企业避免出现经营风险，也能够降低破环环境的风险。

（三）有助于政府加强对企业环境的考核

在企业发展速度之快的影响下，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已经进一步的对企业环境污染进一步的约束，所以企业在环保问题上的花费也逐渐增多，因为不能以为的追求经济效益，企业的发展需要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减少因为环境成本问题带来的企业损失，要重视现代化企业的发展。企业加强对环境成本的控制，有利于对企业环境保护上的行?榻?行评估，从而使企业在环境绩效上的考核达标，更加有利于政府对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管理。

二、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下企业环境成本战略控制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内部存在落后的环境成本控制观念

我国企业的生产一直都是在重视经济利益大于重视生态环境的背景下发展的，所以企业的环境风险意识差，这也是企业内部存在的环境成本控制观念落后造成的，因为自古以来，人们的乱砍乱伐获取的经济效益很大，因此大家一时间很难改变以往的状态。企业的内部控制影响企业的生产发展，所以企业的财务部门在做成本控制战略的时候，也是没有提供环境成本的信息，所以财务部门的环境信息披露不真实，没有放在日常的工作中，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所以说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不强，企业的环境成本战略控制观念落后，这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落后的观念已经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隐含性因素。

（二）企业的环境成本控制体系不健全

现在企业的发展很多都已经实现现代化，但是因为企业原来没有重视环境成本的重要性，所以对于现阶段企业的环境成本控制来说，不仅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和系统，依然是传统的环境成本控制模式，还仅仅停留在对“三废”的处理中，并没有在整个企业中贯穿环境成本控制，也没有一套完整的环境成本控制体系，所以说各部门之间配合不到位，这种事后处理的方式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而且也不利于对成本的控制，会造成成本的风险，增加成本，因为没有在源头进行制止，最终待到销售以及服务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这种问题会导致企业经营的被动情况，最终造成企业的损失。

（三）企业环境成本战略控制标准不一致，缺少监督

我国现在企业的发展一般都是企业的环境成本与企业的其他成本合并在一起，没有对环境战略成本单独重视，有的企业甚至没有单独的环境成本控制标准，因此企业的环境成本经常是失控的状态，不利于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发展。在企业内部因为不重视，所以也没有有效的监督，监督部门的作用发挥不出来，这也直接影响到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管理，因此对于长期发展的企业来说，环境成本控制很重要。

（四）企业内部财务人员缺少重视环境成本的意识和责任心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所以对于环境成本控制来说，也是需要人才和企业内部团队共同合作。但是现实情况是企业内部的财务人员缺少环境成本控制的意识，在日常工作中，没有有意识的进行环境成本控制，这种忽视的行为，直接导致环境成本控制无秩序，无制度，无规定，这就要求企业内部重视对财务人员的环境成本控制的责任心的培养，提高他们的工作意识，这样才能保证环境成本控制制度在企业内部的执行力度。

三、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下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思路

（一）增强企业环境成本控制意识，内部实行环境控制责任制

现阶段，企业的发展应该往环保方面看齐，因此需要加大力度在企业中增强环境成本控制意识的培养，从领导者开始，从企业的党员带头作用开始，在整个企业中营造环境成本控制的氛围，保证各部门之间的工作的合作，要增加大家的主人翁意识，认识到企业环境成本控制与企业的的经济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在企业的文化、宣传中融入环境成本的推广，在企业内部实行环境成本控制的责任制，这便于对企业内部的管理，也能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的、迅速的查找到原因，并且积极的应对，最终解决问题，减少企业的损失，所以说企业内部的环境成本控制意识很有必要建立。

（二）健全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系统

企业要想做好环境成本控制管理，首先就应该有环境成本控制系统，这个系统需要企业充分评估和分析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并且要分析好企业的发展实际情况，才能拥有一个完善的环境成本控制系统，做好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处理的原则，从企业生产的原材料开始考虑到环境成本控制，然后在生产产品、产品销售的环节，也是需要达到减少环境成本的目的，要选用无毒的材料，采用新能源，在发生环境污染的时候，应该积极

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消除其环境影响，树立企业的环保形象，保持企业在市场中的良好公众形象，所以说企业应该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做好整体规划。

（三）完善企业环境成本控制标准

企业的环境成本控制是一个新的发展思路，所以企业应该依据自己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一个环境成本控制的标准，改善传统的成本控制的标准。如果企业的环境成本控制标准资料齐全，可以直接选择最好的一年标准使用；如果企业没有环境成本控制标准，可以借鉴行业中发展最好的水平，作为自己的环境成本控制标准，但是不能完全照搬，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改进。同时企业还应该对自己的生产进行调查和分析，保证在一段时间内的成本控制结果和是否完成目?宋?准，把它作为环境成本控制的标准。

（四）完善法律制度、重视监督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