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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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现代乡村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乡村治理;治理主体;乡村精英;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67-02

20世纪末，治理一词才逐渐为大家所了解。学术界关于治理的概念和定义是这样的：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者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一方面体现公共权力的多元化，政府，非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自身都可以作为权力的主体。另一方面，各治理主体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协调的关系。而乡村治理界定了治理的主体和范围，很多学者对乡村治理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党英国把乡村治理看作一种制度和系统，涉及选拔优秀干部，变更政府行政规程、监督政府廉政建设等，是多个乡村主体在协商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管理乡村事务的自主管理，提高村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将村民纳入乡村治理的管理体系融合多方力量对乡村进行共同治理的过程;吴克伟认为，乡村治理主要是运用公共权威对乡村社区进行组织管理，构建乡村秩序，推动乡村发展。简言之，乡村治理是针对广大农村地区，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形成公共权威，实现对乡村社会的调控、引导和管理，以求最大限度地增进共同利益，实现农村发展的动态过程。

一、乡村治理的概念与内涵

对于乡村治理的定义和概念的不同解读，实质上都包含了以下的共同点：第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条件，国家，政府，社会组织能够获得广大村民的信任与支持，尤其是能够吸引社会与乡村精英参与管理。第二，治理主体能够在思想上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治理方式化解矛盾和危机，做出实质性的工作，构建良好的服务体系。第三，乡村治理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发展现代化农业，使占9亿人口规模的广大农村成为我国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而不是阻力。

二、乡村治理的时代特征和困境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现代化进程，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乡村的治理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治理，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历来是国家和政府关注的焦点。本文先从现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出发加以分析，试着探究新的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三农问题，政府打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口号，在乡村治理采取村民自治的模式，设立村民委员会，民主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也得到鼓励，乡村治理的水平和质量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村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然而，在新的形势下乡村治理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和困境。

1.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缺陷。联产承包制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的主要制度，虽然带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与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对比之下，小规模，小户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物质的要求，因此出现很多空心村现象，很多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了妇女、老人和儿童，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乡村正在被遗弃，急需发展农业现代化来弥补小规模生产的缺陷。随着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留守儿童数量多，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农村资源闲置，城市拥挤，资源紧缺，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为农村发展寻求新的出路。只有让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缩小城乡差距才能发挥农村的潜力。所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农村的资源很丰富，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都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农业发展未形成大规模产业时，政府应该鼓励农民积极进行尝试，养殖业，畜牧业，零售业，旅游业等防止产业单一化，并给予指导和培训。近年来，很多乡村的旅游产业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旅游产业可以带动交通运输业，饮食，娱乐等服务业的发展，旅游产业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农村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给予合理的指导和鼓励，让农民动起来，让农村活起来。

2.城乡二元现象严重。二元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障碍，若不尽快解决，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停滞不前，甚至中断。城市居民、发达地区居民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加大，会引起农村居民的愤怒和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为现代化建设埋下隐患。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二元现象的重要手段，仅靠农村本身的力量来促进农村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乡村治理不应该走单纯的“以农治农”“以乡治乡”，乡村与城市在发展模式、生存习惯、生活方式，自然环境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二者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乡村治理离不开城乡的统筹发展。城乡的统筹发展需要国家强有力的制度支撑。统筹城乡发展，要从多个方面进行。第一，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主要指的是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简陋，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倾斜，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让农村居民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重视，从而加强对党和国家的信任。第二，统筹城乡文教卫生事业，城市的文教卫生事业在稳步发展的同时，农村的文教卫生工作由于先天的薄弱更需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与卫生工作要依靠国家政府的监管，让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一样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农村居民能够和城市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医，加深农村居民对乡村的归属感。第三，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收入再分配维护社会公平，让农村居民能够免除后顾之忧，聚精会神搞建设。

3.乡村治理主体存在缺陷，治理资源匮乏，主要包括治理主体单一，农村精英流失。民主建设需要重点加强，要听取多方意见，完善农村选举提拔制度，现在的农村治理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农民处于被动地位，农民积极性低，导致农村公共事务瘫痪，乡村不能作为一个整体齐心协力搞建设。

治理主体单一，农民民主政治素质亟待提高。很多农村中的党委书记连任很多年，农村居民对农村选举比较冷漠，参与民主建设的热情也比较低，这就使得干群之间隔膜加深，不容易团结起来干大事。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较低，没有自主意识，不能够较好地履行义务行使权利，发挥主人翁作用。还要积极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引进社会资金和管理经营体制，为乡村建设积累经验和资金。

乡村精英外流。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不是盲目夸大精英的作用，而是重申人才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贺雪峰指出，精英在农村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一方面对国家的政策有理解能力，另一方面与普通村民联系密切，所以农村精英是沟通干群关系的桥梁[2]。我们知道华西村、的乡村治理奇迹，我们在想到华西村的时候就想到了吴仁宝，的发展离不开王宏斌，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农村社会，无论多特殊的情况，精英的角色都对农村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由于农村经济状况差，农村精英流失严重，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有思想的人更愿意去城市打拼，不愿意留在村里担任干部或留在村里发展，精英人群的流失是信息、知识、观念、技术的流失，如何吸引精英人群来建设乡村，减少精英人群流失，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国家政策鼓励大学生回乡村担任干部，即我们说的大学生村官，在部分地区有了一些影响，但具体情况与预想相差甚远，很多大学生因为农村的条件太差，只是挂名，并没有实质的工作和乡村建设的热情，村民只知有大学生村官，却不知姓名，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乡村精英急需回归。

三、乡村治理的建议和对策

在当前情况下，乡村治理的推进需要做出如下调整。

首先，最重要的是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主体多样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使得乡村发展可能性增多。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村民自身都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村干部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建立完善的干部选拔、培训、激励机制，从全局考虑，为村民的利益着想。村民也要提高自身素养，提升自己的主人翁意识，履行自己的义务，享用自身的权利，提高乡村民主建设水平;要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使得社会资金投入农村，可以借鉴这些组织的管理体系，以及吸收农村劳动力，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活力。未来的乡村治理将呈现由乡村主导到市场主导转换的趋势。

其次，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村继联产承包制后的又一大变革[3]，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使得我国的农业发展及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将有着长远的生命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产业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对乡村产业结构进行整合和调整，提高乡村的资源利用率。农业现代化要转变只有第一产业的传统，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最后，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文化素质逐渐提高，产业发展刚刚开始，各方面逐渐起步的时刻，政府的指导和政策倾斜是必需的，政府应在乡村治理上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发挥城市对农村的拉动作用，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

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各地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我们要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以理论指导实践，从实践中寻找规律，在国家政府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乡村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乡村治理情况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各因素的发展速度不同，我们只能先从紧要处着手，然后逐渐铺展开来。同时寻求多个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影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23.

第2篇：现代乡村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乡村治理农民福利农村社会工作

在村治变迁为背景下，考察乡村治理与农民福利的内在发展逻辑，即乡村治理经历了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的发展过程，从注重“民主”话语、大词到关注实际治理状态，从注重自治的法律文本分析到关注治理的基础的发展过程。但在以往的研究实践中，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仅仅把乡村治理当作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也被称为“村治”。这里的“村”，并非特指“行政村”、“建制村”抑或“自然村”，而是指农村、乡村。“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所以，治理包括了“国家权力和社会自治两个部分。”

随着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而兴起乡村治理的研究热潮。这股热潮从关注村民自治研究扩展到了乡村治理研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政策基础研究，再到区域差异的比较研究、价值基础等的研究。从关注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的“宏大关怀”再到农村政治研究的“多元交汇”。这些研究成果，从宏观层面上看，既关注了“民主、法治”的大词，还关注了乡村治理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条件，即“如何才能让农村充当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微观层面上看，关注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乃至村庄传统的差异，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农民家庭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这些为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化，为深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理解农民的处境提供了许多的真知灼见。

但是，乡村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从宏观层面上说，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抑或是为了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稳定，为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从农民自身生活体验、生活方式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农民本位上来看呢？笔者认为，乡村治理的目的应该从农民本位出发，提升农民的福利水平。

乡村生活方式与农民福利

现代化作为全球性的力量、时髦抑或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其合理性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障。但是，是否所有的山区、乡村或村庄都可以或者必须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实现经济方面的工业化、社会方面的城市化和市民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则值得思考。

中国是仍拥有8～9亿乡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①可以说接近60～70的人口依然是乡村人口，他们过着的还不是城市生活，而主要是乡村生活。但是，我们今天所倡导和建构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城市生活方式，而不是乡村生活方式。甚至有一种简单的发展观认为：只要国民经济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人口就可以转变为城市人口，从而过上现代城市的生活，拥有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需要关注数以亿计的农民的福利问题，“关注作为整体与其环境的互动、尊重个人对自己经历的理解和解释”。从“全人的概念”出发，我们需要把乡村中的农民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应该拥有自己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棋子而已。

下面以笔者近年来所调查的三个村落为例，②考察乡村治理、农民的生活和福利问题。

鄂中溪泉村。该村位于湖北中部，下辖8个村民组，425户村民，1680余人，人均耕地6分左右，由于人多地少，村同一直有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这是一个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和相对和谐的村庄，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渐式微的村庄。村庄生活日益丧失意义和价值，公共品供给日益困难，农民合作的能力和意愿日益瓦解。闲暇生活主要是打麻将，外出者对家乡建设几乎没有兴趣，逢年过节也较少回家。村民的主要念头就是逃离家乡，能够做“城里人”。在多数村民眼里，村庄政治和村庄选举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与他们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几年一次的投票而已。

滇中山原村。该村地处滇中地区，地广人稀，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在到以前是一个大队，现为某建制村下辖的7个村民小组，共160多户村民，650余人。这是个热情好客、民风淳朴的农业村，村民较少外出务工，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益式微、村民合作能力和意愿日益下滑的村庄。年青人的闲暇生活基本被麻将所占据，民间山歌、中草药等技艺被日益抛弃和丧失。村民对村庄政治和选举缺少联系。村民之间更为关注的是“面子竞争”，人与人的关系是日益疏远。

黔中旧溪村。该村位于贵州中部，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个屯堡村寨。全村现有1100余户村民，4300多人，人均近一亩耕地，是个典型的农业村，故一直保持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村民热情好客，民风淳厚，村民富于合作精神，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对村庄治理和村民生活依然保持了较强的控制和整合作用。农民闲暇生活的基调积极健康。在旧溪村，村庄政治和选举，绝不是少数精英的“游戏”，而是与村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的大事。

以上所述三个不同地域的村庄，都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村庄，展现出了不同的乡村治理、村庄生活和村民的生活感受，对我们理解乡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福利具有不少的启发。

农民福利的建构

福利（welfare）是指“一种好的生活状态或满意的生活质量，它是个体或群体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③一般认为，“好的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求生活的安全、富裕和快乐，也要关注精神和道德上的状态；同时，福利还与社会政治相关联，与治理状态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探讨农民福利的建构问题，需要考虑以下的因素：

首先，农民福利建构涉及的是农民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中国8～9亿的农民要不要建立起适合自己生存的乡村生活方式，并且是适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生活的具有丰富性和全面性的乡村生活方式，而不仅为单一的城市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农民只有去适应她，追逐她。

其次，农民福利的建构如何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建立、乡村治理状况和人际关系的改善联系起来。当前的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乡村治理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

最后，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是使乡村作为稳定器。乡村治理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和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农村社会工作的出路

李昌平研究三农问题中提出，中国主要的话语有四套，一是学术话语，二是官方话语，三是农民话语，四是NGO话语。他特别提醒，四套话语体系之间的交流是很难的。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界的主要话语也可以归结为四种：学术话语，倾向于欧美、港台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想借鉴或照搬其模式来发展中国的社会工作；官方话语，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但是，我们从什么领域入手，采取什么样的福利服务提供模式和组织模式，现在依然值得研究和探讨；NGO话语关注的是某些人群的声音、权力，希望透过赋权的方式去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改变困境。

回到农村社会工作领域中来，我们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宏观层面上，我们需要用历史的视野、民族和国家的眼光去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从微观层面上，我们要用农民的话语体系去理解农民的生活和感受，在切实推进乡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的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作者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研室主任）

注释

①2000年，根据户籍统计，乡村人口数为9.28亿，占总人口的73.3%，城镇人口数为3.38亿。而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居住在乡村的总人口是8.07亿，占总人口的63.9%。

第3篇：现代乡村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农村社区；分化；村庄治理；困境；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081-04

基金项目：2011年河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农村社会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对策研究”（1145725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杜胜利（1970-），男，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管理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农村社会发展问题。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社区日益分化，这给村庄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只有不断创新村庄治理机制,探索村庄治理新模式,才能实现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科学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

一、农村社区分化及其特点

1.农村社区的界定。社区是相对独立的有领导、有组织的地域性社会，是由一定数量、具有共同意识、相同习俗和规范的社会群体结合而成的生活共同体，有着相对独立的社会管理系统和服务设施。在我国，对农村社区的定位较为复杂，理论界还存在分歧，有的把农村社区定位为行政村或自然村，有的把农村社区定位为村庄、乡、集镇或乡镇、县城等。但是，根据我国现有的实践操作，不论是江西、青岛，还是湖北秭归，都将农村社区定位为自然村，看来不论如何争论，把农村社区定位为自然村是最有实践操作性的。因为，中国农村的自然村落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而结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圈子，是村民聚居的一个基本单元，是村民在以共同拥有土地的基础上一起生产、生活而形成的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的群体。这种形成过程具有自然和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个人为地、机械地结合在一起的分散的团体，它的这种特征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考验和熏陶。所以，农村社区，是“村落——以大的自然村为单位或者以中心自然村带周围零星的小村庄”。[1]

2.农村社区分化的特点。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农村社会的发展，由于受资源、环境、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原来同构性的农村社区逐渐分化，这种分化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农村社区类型日益多样化。从同构性农村社区分离出的多种类型的村庄，形成了水平和模式不同的多类村庄并存和发展的新型农村社会格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慧根据5大类31个指标，采用多层次空间聚类对全国农村地区进行地域类型划分，将全国农村社区分为6大类型：现代化农村、发达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较快农村、中等发达农村、欠发达农村、不发达农村。[2]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根据各地乡村工业化水平及社区集体化程度把农村社区分为4种类型，即高集体化低工业化类型、低集体化低工业化类型、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和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江丽根据劳动力就业结构、村庄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民收入水平的不同,把农村社区分为经济发达的工业村、商业村、稳速前进的外出务工村和经济落后的资源依赖村4种类型。[3]卢福营以非农化的方式和水平为标准进行分类，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庄主要有城村、镇村、工业村和农业村。[4]二是农村社区差距逐步拉大。南京大学师生2006年5月的社会调查报告表明：我国的农村已经不是一个同质化极高的整体，而是出现了明显的村庄分化，其程度并不亚于城乡分化。按人均年收入，调查组将我国现阶段农村社会分成“三个世界”——人均年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村庄即“第一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5000元的为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村庄，即“第二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村庄，被划为“第三世界”。在这项调查中，2005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江苏省华西村，达到18820元，而陕西省的南泥湾仅为1526元，二者相差了近12倍，[5]由此可见，农村社区差距正在逐步拉大。

二、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村庄治理面临的困境

农村社区分化对村庄治理具有双重影响。判断社区分化是否有利于村庄治理，进而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其关键在于社区分化过程中，村庄治理模式是否越来越制度化、科学

化，落后社区的比重是否越来越小。应当说，一方面，农村社区分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有利于农村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形成相互竞争的压力，从而弥补了在工业主义发展相对不足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治理的动力。但是，另一方面，从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分化的状况来看，分化速度越来越快，分化程度越来越大，已使村庄治理面临巨大困境。

1.村庄差距的扩大造成社会流动失序，加大了治理难度。村庄分化使人口流动呈现单向性特征，即主要是由不发达村庄流向发达村庄。这种单向的人口流动是一种失序的社会流动，容易滋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村庄治理带来困难。一方面，对落后村庄而言，一是随着农村人口持续流出，乡村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造成了村庄治理的困难。农村迁出的主体是乡村青年劳力和知识精英，村庄中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这样的乡村社会结构变化不但造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效，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老人赡养、儿童教育等问题。二是单向的人口流动造成落后村庄人才流失严重，使得原本人才就很短缺的落后村庄人才更加匮乏。这种情况不利于落后村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一步拉大了落后村庄与发达村庄的差距。三是单向流动造成了村庄自治弱化。由于大量党员外出务工，村党员对村党支部的监督更加弱化，支部的运作及对村级事务的管理主要取决于少数几个支部委员；村民外流对村委会的产生和运作也产生了类似的消极影响。此外，由于外出村民多为年轻力壮、素质较高的劳动力，留在家里的劳动力既要处理琐碎家务，又要负责农活，无暇关注、参与和监督村庄公共事务，致使村庄自治名存实亡。四是人地分离导致村治权力的运作难以达致治理对象。由于户口在家乡，流动的农民仍然属于家乡的村治对象。而农民流动使得家乡村治权力难以发挥作用，给乡村治理带来了困难。如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加大，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由于缺人、缺钱、协调不易等原因实施难度增大。另一方面，对富裕村庄而言，大量的人口流入，给村庄治理带来了极大压力。如流入人口的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非理性化、盲目性、随意性，很多流动人口没有明确的目标，这不可避免地造成流动人口与流入地的不适应。又由于一些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劳动技能，法纪观念淡薄，当通过正当途径难以谋生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易铤而走险，走上危害社会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从而成为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加大了治理难度。化会影响村庄稳定，增大社会风险。其一，严重的农村社区分化会导致落后村庄不稳定。农村社区过度分化会使落后村庄产生相对被剥夺感。社会心理学认为，“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人们没有获得他们认为应得之物的心理状态。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中的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这种剥夺因人们不是与某一绝对的或永恒的标准相比，而是与某一变量相比，因此是相对的，这个变量可以是其他人，其他群体，也可以是自己的过去。有时，即使某一群体本身的处境已有所改善，但如果改善的程度低于其他参照群体的改善程度，相对剥夺感也会产生。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可以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在现实中，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根源，是引起低收入村庄“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一些村庄在改革开放中脱贫致富，而一些村庄发展却相当迟缓，落后的经济、文化生活与富裕村庄相比差距明显，这必然会导致落后村庄人口的大量外流，致使土地无人耕种，矿产无人开采，治安无人管理，人心不稳，并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引起社会不稳定，从而加大村庄治理难度。其二，严重的农村社区分化导致村庄之间隔阂。村庄间的非均衡发展虽可以成为村庄发展的动力，但当村庄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邻村之间的差距过于明显时，先进村庄就会产生优越感，落后村庄则极端消极低沉，从而直接加深富裕村庄与贫穷村庄的隔阂。特别是富裕村庄生活参照系的绝对优势使落后村庄农民内心逐渐产生并积聚起一种强烈的不断增强的受挫感，当落后村庄面对巨大的地区差距而感到无能为力时，发展动力就会异化为对富裕村庄的嫉恨。不管是富裕村庄对贫穷村庄的鄙视，还是贫穷村庄由于产生“相对剥夺感”而对富裕村庄的仇视，都会加剧人们对贫富分化现实的不满，进而会影响社区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3.农村社区分化对村庄治理模式创新提出了挑战。一是农村社区分化对国家的村庄治理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农村社区分化为政府农村治理制度创新设置了难度。农村社区分化表明村庄自主意识增强，民主觉悟不断提高，其对国家制度的选择更加积极和挑剔，要求有更完善的农村治理制度设计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就对国家的村庄治理体制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农村社区的过度分化导致村庄之间相互适应性越来越小，新生治理制度难以适合如此之“地情”，使得新生治理制度整体性特征缺失而难以推广。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分化对政府的农村政治整合提出了新的挑战。农村社区分化在本质上表现为利益分化，而利益分化又必然会产生利益冲突。对于国家政治发展来说，农村社区分化就是一个利益整合的过程。所以，国家在如何既能使各分化主体的权力和利益得到保证，又能够促进社会整体稳定和发展等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如2012年5月8日，河南濮阳庆祖镇西辛庄村要建“村级市”，[6]希望能够得到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权力。因此，农村社区分化对国家政治整合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二是农村社区分化使乡镇政府的村庄治理面临新的矛盾。随着农村社区分化，村庄治理模式也在由权力集中逐步向“乡政村治”模式转变。乡镇政府是国家权力的基层代表，对村庄治理具有直接的影响力。但是，一方面，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失去了对人、财、物的统一调控权，进而使其统一指挥失效，导致乡镇行政能力不足，并逐渐失去了对村庄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分化使村庄独立自主能力逐渐增强，民主意识不断强化，村庄自治越来越深入人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乡镇政府对村庄治理的控制力，对乡镇政府治理的稳定性产生了冲击。而乡镇政府也会在农村社区急剧分化的时候，出于对自身行动合法性基础的考虑，对村庄治理的控制逐渐减弱。鉴此，乡镇政府既要退出领导权，站在法律规定的位置上，又要在动员力和影响力弱化的情况下实现有效的村庄治理，保持农村社会的有序性，这就构成了乡镇政府村庄治理的矛盾。

三是农村社区分化成为乡村自治的障碍。尽管村庄自治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来看，各农村社区分化现象明显，政治体制环境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等特征决定了自治模式具体实施上的复杂性。自治本身是一个过程，需要各个方面的条件支持，这些条件不仅包括国家政治统治的情形，更多的则是地方或者社区本身的客观现实，比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观念习俗等。而我国的乡村社会现实情况十分复杂，当国家试图以统一标准规划治理结构或者是落后地区不顾本身的客观现实而将自己的治理选择建立在“理想国”上时，原本理想的治理模式反而起不到预期效果。以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为例，一个村庄实施自治，其本身必须能够提供自治所需要的物质与文化条件，而中国绝大多数的乡村社区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村庄自治受到了前提条件的制约。

三、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社区分化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村庄治理路径的选择也必须符合这样的现实，既要强调国家宏观层面的村庄治理，又要重视农村微观层面的村庄治理，只有加强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农村社区的合理分化与有效治理，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1.国家要从宏观上引导农村社区合理分化。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原因形成了较大的村庄差距。因此，我国既不能像当今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发展后的公平型战略，也不能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那样实行效率型战略，国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要遵循有限平衡原则，既强调公平，又不能忽略效率。为此，政府要从宏观上把握和控制农村社区分化问题，引导农村社区充分、有序、合理分化。一是注重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社区发展差异问题。加大区域经济支持力度，对外出务工村、商品性农业村等发展较慢的村庄给予政策支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缩小村庄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加大对贫困农村的帮扶力度，通过技术培训、结对帮扶等方式，帮助贫困村庄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缩小村庄之间的贫富差距。二是正确协调流动人口，改善村治水平。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人口管理机制，形成一个公平开放的人口管理机制。不断调整政策，促进流动农民的政治参与，重视流动人口的

社会资本，鼓励农民精英参与村庄的治理。还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探索建立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制度，防止土地荒芜，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庄内部治理制度的创新。对村庄治理进行制度上的创新，必须考虑宪法选择原则、村庄操作规则与村庄集体选择规则的综合运用，促进村庄治理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组织和村庄自治组织要以科学的治理理念，形成普遍认同的治理目标，通过协商与合作，实施对村庄的共同治理。要保障村庄治理者与其地位相适应的参与、决策、执行、管理和监督等权力的实施，并使村庄治理者之间的治理权力适当分离，互相约束，互相制衡。各村庄治理者都应是独立、平等的主体，是平等、自愿与合作的关系。要保障每一个村庄治理参与者的合法权利，实现它们之间的正常沟通与协调，形成科学、合理、和谐、发展的村庄治理理念与治理制度体系。一是培育多元村庄治理主体。积极培育村庄自治组织，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加强政府部门与村庄自治组织、村民的合作。二是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改革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方式，建立政府、村庄正式组织、民间组织和村民之间的多元互动运作模式。以村庄共识和认同为基础，形成充分调动村庄能动性和自主性的治理机制。三是为村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增强村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健全村庄管理制度与组织体制，为村民参与村庄治理提供制度途径。四是在治理结构上，改变传统的治理结构，使村庄内的公共治理和主要资源向村庄集中，突出村庄的主体作用。五是在治理主体上，村委会要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治理，村庄中的其他自治组织和普通村民也将参与治理。各治理主体要不断更新治理观念，在治理方式上由强化村庄管理转变为以服务村庄为主，更加注重通过契约和法律手段来履行权利和义务，实现在法律制度框架内的各村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六是在治理内容上，划清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在村庄治理中的权责关系，明确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村庄治理功能。[7]

3.不断探索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新模式。村庄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涉整个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因此，村民治理模式的选择要结合各个村庄的传统和实际情况，根据农村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针对地区差异性区别对待，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不应强求同一。

一是先进村庄采取自治型治理模式。先进村庄从整体而言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内部利益结构分化和组织分化越来越充分，农民自治意识和素质不断提高，这都为农村自治提供了先决条件。村庄自治组织要真正成为村庄治理的主体，真正成为承担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与决策的自治性组织。政府与村庄自治组织共同为村庄提供资源，共同提高村庄吸收社会资源的能力。随着村庄的民主政治不断发展，村庄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逐渐成为在法律保障下的民主选举、民主治理以及民主决策。在这种治理模式下，整个村庄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灵活性的组织体系，在该体系内各种组织组成的资源不断进行互补同时信息互通。政府通过法律、制度为村庄组织的发展提供保障的同时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

二是中间村庄采取合作型村庄治理模式。由于中间村庄自治能力相对较强，村庄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和作用体现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村庄的民主政治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初步具备了一定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能力，所以，中间村庄可以实行合作型村庄治理模式。合作型村庄治理模式是国家政权力量与村庄自我治理力量通过一定的制度体系，共同治理村庄的一种模式。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对村庄进行宏观和间接的干预，由政府、地方、村庄自治组织以及村民代表共同组成村庄治理机构，村庄以自治为主。政府从宏观上负责对村庄事务和治理进行科学规划和指导，确保村庄治理方向的正确及治理理念和制度的先进性。政府通过授权把权力移转给村庄自治组织，由其履行原本由政府承担的部分职能。对于村庄治理资源的投入，主要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村庄各自治组织投入为辅，同时鼓励村民不断增加对村庄治理资源的自我投入。合作型村庄治理模式的实施是符合中间村庄实际情况的，“这种模式的治理主体由二元（基层政府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转变为多元（基层政府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农村

区组织、其他非营利性组织、辖区单位、农村居民），治理过程由行政控制转变为民主协商，治理体系由垂直结构转变为横向结构，治理关系由依附与庇护关系逐步转变为信任与互惠关系。”[7]

三是落后村庄采取国家主导型治理模式。在国家主导型治理模式中，基层政权组织是村庄治理的主体，承担治理的主要责任；行政手段是配置社会资源的主要手段，基层政权充分组织和协调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并通过有效控制村庄治理资源达到村庄合理治理与村庄和谐发展的目的。同时国家主导还可使科学、有效、合理的村庄治理模式迅速推广，并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校正与创新。落后村庄的经济发展相对迟缓，自主能力相对不足，民主政治发展相对滞后。在这样的地区，如果没有能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行政力量的介入，要想获得经济和社会的顺利发展，并缩小与发达村庄的差距，是非常困难的。为此，此类村庄治理过程中，要强调行政的主动性发挥与村庄自身的能动性创造。另外，落后村庄由于社会结构简单，人口同质性强，其治理还要依靠风俗、习惯、道德、社会舆论等非正式社会控制，如乡规民约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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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慧.我国农村发展地域差异及类型划分[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2,(4).

[3]江丽.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6).

[4]卢福营.非农化与中国农村社会分化[db/ol].国公网,2008-07-21.

[5]李松涛,南京大学新农村调查组.乡土中国分成三个世界：人均年收入相差12倍[n].中国青年报,2006-07-31.

第4篇：现代乡村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村庄 善治 公共财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乡村治理秩序或者乡村系统的相对稳定，以村庄治理秩序为载体，需要相应的经济资源集聚机制为基础。当现代市场社会的核心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产业化利益的时候，以广大小农为对象的村庄治理，必然会与公共资本―“公共财”密切相关。那么，村庄要想达到善治状态，即“通过治理以实现农村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动态管理过程”①，这块公共财应该是多少？从何而来？用向何处？在缺乏公共财的传统农区村庄，是否有可能重新生成公共财？地方上有无这样的经验性探索？这正是此文需探讨的。

公共财，是村庄善治可持续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乡村经历了一个对于小农村社制度的去组织化过程，其既有自治平衡结构支离破碎，大多数村两委缺乏集体收入；另一方面国家面临经济危机，财政紧缩，对乡土社会治理欠缺充足的投资。于是，乡村劣治便出现了。在缺乏集体公共资金的情况下，以前是以三提五统的方式，通过向农民摊派治理成本，来维持对乡土社会的治理。

自2005年起全面免去农业税之后，又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治理问题，即自上而下地给钱，才能形成对上负责的乡村治理。税费制度取消，变成了由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省两级承担对农村公共开支责任，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其结果是：谁给钱我对谁负责，上面给钱，我村两委就变成了只向上负责，但是上面的指导并不必然与村庄内在的具体需要合拍，甚至未必从村两委干部的实际需求和愿望出发……发展下去，基层治理不但要以钱为手段，而且成本不断增加，也难以做到有效和实事求是。

例如，你要求我建立党员活动室，哪怕每一天都锁着门我也建了；你要求建立电脑室，我也建了；有了电脑室还得有一台电脑，我再给你增加一份审请报告；此外，还得有人管电脑，再增加一份钱。按照现有的这套自上而下的体系，任何一项所谓的治理都必须拿钱。这些钱并不意味着增加成本同时其功能也增加。这是今日乡村治理所出现的机制性问题。

无论是农业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问题，还是免去税费之后的新问题，其实质在于：乡村治理需要公共资本―“公共财”。在基层，有财才有政；有私财则有私政；有公财则有公政，才会增强基层治理活力，形成相对持久的公共治理，强化以广大小农为基本立场的村庄善治。

公共财正是公共空间存在的必要条件。我们曾经对村级收入与村级有效治理的相关性有一个经验性判断：以浙江湖州为例，一些村两委由于土地出租金以及门面房等第三产业收入，使得村级收入能占到全村经济总收入的5%以上，这样的村庄能够维持良好的村级治理。无论村两委是谁当政，也勿需考虑村干部的能耐、水平如何，也不必看它有多少老党员、好干部，只要有充足的村级收入，便能形成有效的治理。因为就算村民不出资，开办村里活动还是有收入可以维持。完全空心、空壳的村庄，彻底将集体财产分干净、没有任何收益的村庄，在广大村民生老病死等各种杂事问题的处理上，谈不上构成起码的村级治理，不管上级是否给足了村两委启动资金。基层治理主体弱化的问题，本质上是基层公共财缺失的问题。农村基层党建有的能维持，有的瘫痪，区别主要在于有钱与否：没钱便管不了事，发挥不了作用；村里有地租或者经济林收入，便有实力来应付各种复杂治理问题。

在传统农区，利润从农业不断流入二、三产业的经趋势下，如何形成基层公共资金增量？这块公共资金，其主要的逻辑关系，只能是内生型的，即生于基层用于基层。假如其主要逻辑已经变成了外生型的，即取之于上级，村两委便只想着对上负责；那么便难以杜绝应付、投机等对待小农的现象。但薄弱的基层总还要有辅助的、引导性的条件或者环境支持，为了区别于“等靠要”的外生型逻辑，可称之为外发型逻辑。

公共财的“内生型”逻辑

公共财的“内生型”逻辑，源于村两委主导的社区综合合作社。十多年来，当代乡村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以村两委主导的农民合作为纲，形成区别于分散小农的组织化主体，以有组织的农民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乃至文化活动，形成乡村治理的良性结构，为乡村善治形成有价值的机制性探索。其中，关键在于，形成村两委主导的综合性农民经济合作社，以其经济活动的内部化良性循环机制，主要是以第三产业内部服务于第一、第二实体产业的形式，生成一块用于良性治理的村庄公共资金。以这块公共财，服务于村庄社会、文化、教育、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事务，以形成乡村善治。

为什么说需要村两委主导的社区综合合作社呢？首先，在农村基层，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行政村是最适合的基础性单元。因为村民自治委员会本是建立在村庄集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民自组织，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开展村庄各种服务工作，本就是村党支部、村委会分内的工作职责。其次，虽然合作社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但是大多数不是村两委主导下的合作社组织，因缺乏体制内的资源和条件借用，能实质运行的并不多，服务能力强、信誉好的生产型合作社就更少，群众信任度不高。形成小农立场的乡村治理，这样的组织系统管理，本质上是在一定的经济财产占有、生产、分配、服务基础上的社会管理。要强化小农立场的乡村治理，以村两委主导的农民综合合作社为组织载体，提振农民组织，形成农民群体的主体性人格；重建乡村系统，形成农村地域范围的主体性实体，可能实现这一点。

如何在第一、第二产业无利、微利的传统农区，形成一块旨在促进乡村良性治理的公共资金？分散小农只能产生处于生计线上的家户资金，并不能产生公共资金。单纯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只能产生合作社成员资金，何况假如不借用村两委的体制内资源条件，其变异的可能性极大，存在着不可持续的生存风险。村两委具有体制内动员力；农民经济合作尤其是金融合作或其它服务业合作，相对具有一定的利润空间。李昌平认为，发育村社“内置金融”合作是村民主体性发育的根基。村社有了“内置金融”，农户土地承包权就可以抵押贷款了，村两委和村民综合性合作组织就有了心脏和血液，内生之动力就会自发生成。杨团认为：以村庄为基础单元的综合农协―合作社要办信用部，在合作购销功能上增加合作金融功能，是三农改革的突破口。综合农协的农技推广、村容和环境治理、老年人照护与儿童教育等社区服务和文化开支，都是农民合作组织通过规模化、社会化的经济服务获得的收入。

以兰考县南马庄村两委主导的农民生态合作联社发展为例。从2004年起成立至今有11年了，合作社的小杂粮、大米产业的推广发展，村留守妇女、返乡青年创业，均可以成员身份从合作社的资金互助部进行12‰的借贷。资金互助部服务于小农生产发展，加工实体也返利于成员，给大家带来利益。迄今，南马庄的资金互助达1000万，每年产生的利润，为社员承担其生活用电费；也为老年人协会进行捐赠支持公益事业；还为6个月～15岁的合作社成员子女购买保险……以金融合作为核心把小农组织起来，合作社资金互助部资金的绝大部分，从农民的农业收入、打工收入中来，其利润又回馈于农民，为农民的文化福利、社会福利买单。在这种村社内部良性循环的模式中，会培养一批公心的组织带头人，形成信息业、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好方式。

再以胡寨村村两委主导的农牧业专业合作社的综合发展为例。发展了10年的胡寨村综合合作社以紧抓各种服务来聚人气。在农业经济上，合作社做种植、养殖、加工等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种子、农资、销售等服务；还直接搞资金互助，现有100多万互助资金直接服务于社员的资金需求，还以其自身利润用来支撑村庄幼儿园的发展，以及村庄老年协会、腰鼓队、广场舞的社会文化需求。正是因为村庄综合合作社的发展，在村两委班子选举时，合作社出面组织人参与选举相当顺利。对于村民而言，离开了村两委主导的合作社，产品没办法加工；农产品不知道卖给谁；蔬菜怎么种，技术上没办法掌握解决；农田没办法进行水利灌溉……离开了合作社的农民组织，无法更好地生产、生活，于是大家的心就凝聚在一起了。

总之，兰考以南马庄、胡寨为代表的合作社发展都是村干部领办的综合型合作社，属于政社合一，体现了村社血地缘关系与党政体制内资源有机结合的合作社成长规律。其共性在于：采取的是村两委主导的“合作金融+实体产业+公益服务”的程式：首先指的是一种“内部化”的经济机制，即以村社为边界的农业、加工业和农村金融业三业并进，能够内部化收益互补并降低外部风险的经济；其次，在村社文化共同体层面上，即以“内部化”经济收益为保障的维系村社文化共同体的公益服务。正是种方式，小小村社成为再造农民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基本场域。

公共财的“外发型”逻辑

公共财的“外发型”逻辑，源于政府涉农部门及涉农企业为主的社会参与力量。多年来的一个共识是：任何外部参与力量进入乡土社会面对分散小农的时候，会有不可克服的高成本交易。这里所说的社会参与力量，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各类涉农企业、社会公益机构、个体行动者力量等。只有克服了与分散小农之间高成本代价的社会参与才是有效参与，只有克服了与分散小农之间交易成本过大的治理才叫有效治理。亦即，尽管小农村社内生力已损其根，外发力量再猛烈、再强大，也只能属于外发的、辅的力量，也得在发育和弘扬内生力并尊重其为主体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外在环境条件的作用。

显然，小农社会在目前强势的城市市场力量目前，并不能自行组织起来，仅以残存的村社资源力量，也很难形成像样的农民组织。“内置金融”、“综合农协”，均要发育农民内生的主体性组织力量，采取“外发促内生”的方式使改善外部政策、经济、社会条件或者外部力量适当介入，以促使合作力量组织起来的内力发展的办法。这里，强调乡村治理所凭借的经济增量的增加以及内在的综合性合作组织的创建。早在基层做乡建试验的时候，笔者就提出“外发促内生”的动员模式。今天再来提“外发促内生”，是想更为强调产生公共资金的动员机制。“外发促内生”的外发力，主要来自于不失灵的政府涉农部门，以及有效的新型企业。在中国国内经济面临结构性矛盾―劳动力，产能和金融“三大过剩”压力的宏观背景下，在广大村庄内部化降低外部风险的机制普遍削弱的情况下，会有不失灵的政府部门参与经验，以及有效的新型企业出现吗？

有两例正在成长中的经验性探索，一是小额信贷公司经验；一是政府涉农部门―县级农委会的经验。例一：北京宜农贷小额信贷公司的“爱心金融+协会或合作社+农民”模式，作为“无形之手”，为有利于乡村善治的农民组织提供了经济动力。宜农贷作为北京宜信公司于2009年推出的公益理财助农平台，致力于促使社会上有爱心的出借人，通过宜农贷的高科技网络平台，直接将富余资金出借给那些远在中西部地区需要资金支持的农村借款人。借款人及宜信均不以盈利为目的，每年象征性收取1%的宜农贷管理费和2%的借款人爱心回报费，使受益方承担起创造价值的责任。宜农贷以网络平台的技术优势以及宜信公司的理财业等的内部收益互补机制，在青海、宁夏、陕西等多个省份自治区的20余个贫困农村地区，进行公益性和商业性有机结合的探索。其中一个有价值的经验是：宜农贷会给合作的协会或者合作社注入几十万、上百万的社会爱心资金，以参与资金互助所得来的大部分利润（合作社向借款社员收1分2，给宜农贷和借款人3厘，剩下9厘成为合作社的利润）留在持小农立场的合作社内部，助其成长壮大。2015年4月20日，宜农贷在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兰考县，推出“宜信―谷雨”战略，决定在兰考已注册的700余家合作社中推广“爱心金融+协会或合作社+农民”模式。在资本化时代金融产业异化于实体产业的大背景下，以合作社为平台扶持农民组织化发展的经济试验，作为一种“可持续扶贫”的创新公益模式，是在尝试解决普惠制金融与小农社会治理关系的大难题。

例二：江苏射阳农委会发起的“联耕联种”体制创新，作为“有形之手”，指导服务到位，为乡村善治提供了政府部门不失灵的好经验。2013年起，江苏射阳县农业委员会在全县发起了联耕联种的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即在平原地区在不改变农民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的前提下，通过村两委引领和农业部门服务，带动专业合作建设，把农户组织起来，使农民破除田埂、进行有组织的家庭合作，有联耕联种、联种联管、联种联收三种基本形式。三年内，联耕联种带来了节本增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带动了大农机和新机具的推广应用；还促进了集成技术的运用，破解了适期播种难题，带来了粮食稳产增产；实现了秸杆全量还田，有利于化肥农药减少使用，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中央农办调研认为，联耕联种有利于稳定和完善农村家庭经营制度，是土地不流转也可实现规模经营的新路子，适合约占全国耕地近三分之一的6.2亿亩平原宜耕耕地的传统农区。②

联耕联种的诸多调研材料大都强调其经济体制创新作用。实际上，其实施和推广，至少属于县级涉农部门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灵验的典型；同时，它又成为改善乡村治理的一个良好契机，为小农立场的乡村善治形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在小农打交道过程中普遍失灵的背景下，射阳县农委会为什么不失灵？原因在于他们认识到，中国有2亿多农户，小规模经营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农民仍占大多数并将长期存在，分散的农户完全可以通过联合，依托社会化服务组织，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所以，不需要走以土地流转让大户发财而促发土地流转纠纷问题祸乱乡村的路子。首先，在射阳县农委办的县级顶层设计下，全县村组干部以行政组织为强有力的抓手，把分散农地集中起来，进行组织、协调和安排，将各种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注入家庭经营；其次，村组干部在组织协调过程中，通过引导甚至主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将村里农机手、农资大户等组织起来，利用联耕联种之机，可以大力发育集机耕、机收、育秧、条播、植保、开墒、烘干等业务的综合合作社组织，构建农民组织与市场相配合的多元社会化服务结构。这里面，有商机，有利润，有增量的公共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4ZDA064）

【注释】

①张金明：“地权变动下的乡村善治理念与机制创新”，《农业工程》，2013年第1期。

第5篇：现代乡村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 法治 乡村社会 乡贤文化

作者简介：陈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2级本科生。

一、乡村社会法治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家政权为后盾的各种现代化制度建设，高速而强力的法制建设似乎让依稀沉睡着的乡村社会应接不暇，然而，它却不得不接受这种强力的改变，试图将全社会纳入法治图式之中的政府将乡村社会视为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地，开展了“送法下乡”等一系列普法运动。这场运动的实质是在将西方法治观念灌输到传统的乡村社会之中，以期实现法治观念在全社会的渗入。然而，由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古老绵长和独特的社会结构，以及民间文化习俗、传统组织的强大生命力，以国家政权为主导的快速的法治化推进往往出现的结果是，乡村社会的古老习俗将这些新的法治观念重新进行了解读，而使得政府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方圆》杂志与江苏省江阴市检察院于 2012 年启动了“中国乡村法治调查”活动。据《方圆》杂志“中国乡村法治调查”抽样问卷样本制作的图表显示，乡村社会的法治现状似乎不那么乐观。

（注：文中图表数据来源于《方圆》杂志“中国乡村法治调查”抽样问卷样本）

“在农民的心目中，法律是神圣的，但在意向和行为上，他们并非能毫无保留的支持。” 在此种情形下，乡贤文化的倡导者们吸引了我的注意，促使我思考乡贤文化与我们正在推行的乡村法治化是否相背离，乡贤文化能否对法治社会的构建起到作用。

二、乡贤文化的内涵及其运行

那么，何谓乡贤文化呢？乡贤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乡绅或乡贤之士都是乡村风俗教化、社会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早在唐朝，刘知九的《史通・杂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迄于明清，各州县都建有乡贤祠，以供奉历代乡贤人物。凡进入乡贤祠的人既要有“惠政”，又要体现地方民众的意志，这一种文化思想渊源长久。而在《孟子》《周礼》等古代著作中均有具体的乡村组织与管理构想的记载。

“乡贤”，是本乡本土有德行、才能和声望而深被本地民众所尊重的贤达，是对去世者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按照传统，“乡贤”的标准是“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也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乡贤文化”就是这个乡土地域历代有名的贤士积淀下来的榜样文化，是在这个地域形成的有激励、教化作用的思想文化形态。“通常是县级基层地区，研究本地历代名流时贤的德行贡献，用以弘文励教、建构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与教化策略。”

然而，从古老的封建时代延续至今，乡贤文化多多少少带了一丝“人治”亦或是“德治”的色彩。在乡贤文化之中，活跃在乡村社会的乡贤充当的角色实际上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介，他们向民众传达来自上面的政策、机制，调和民众与政府及民众之间的矛盾，同时，他们也以自己的行为为广大乡民树立榜样。而他们的行为其实就是在封建礼俗约束下的带有规范性的行为，民众出于对乡贤的尊重和爱戴而纷纷效仿其行为，从而达到了以传统道德、礼俗来治理社会的目的。由于乡贤的作用，也使得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权延伸到了乡土社会。

三、法治现状之原因剖析

那么，这样一种源于乡土社会的礼俗文化，在讲究法理的现代社会，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如何从现代公共治理和传统人文精神中找到结合点？在现代化社会中能否为乡村社会的法治化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借鉴呢？这还要分析当下乡村社会法治进程缓慢的原因。

首先，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笔下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们终老己乡、不轻易流动，同时重视伦理和血缘，以血缘结成关系，以伦理维持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这样的熟人社会即使经历着农村精英向城市流动，城乡背离式发展的打击，也依然没有褪去它以伦理维持秩序的古老面貌。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对法律的认同缺失，加上根深蒂固的权利虚无意识，使得法治难以推进。其次，政府对法治体制的主观设计和急促推进与乡村社会客观需要之间的脱节， 决定了法律和乡村社会的紧张和背离。最后，“薄弱和落后的经济基础使农村法治进程面临着先天不足和后天发展的障碍。” 因此，在乡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广大农民很容易将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法治推行者视为外来力量。说到底也就是，法律并没有被信仰，反而是被忽视、被厌恶。而名义上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在延伸到乡村社会时，是有限度的。

四、结论――乡贤文化如何与法治相契合

那么，乡贤文化的倡导和弘扬与现今乡村法治化的推进有无矛盾呢？这样一种以人为主导而不是以制度的运转为主导的存在与依法治国的大背景是否契合？如何调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从乡贤文化中追寻到共同点呢？

“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的断言。从乡贤文化出发，乡贤文化所给予的精神力量其实就是乡贤作为榜样的力量。在古代，乡贤是乡村社会里的榜样，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引导和教化着民众，使他们的行为符合封建礼俗和道德的要求。而在当下的法治社会，我们要在乡村社会推进法治，且要让乡贤文化发挥作用的话，我们所弘扬的乡贤文化就必须是革新的乡贤文化，我们认定的乡贤就必须是新乡贤。

经分析，我认为，现今乡村社会法治进程推进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治意识不能有效地植入广大乡民的思想和血液当中，而将这一点作为突破点，去发掘和革新乡贤文化，利用乡贤的力量去传播和激发乡村社会的权利、法治意识，是将乡贤文化与法治建设相结合的必经之路。从这条路径出发，乡贤文化作为一种协调式、带动式的文化，就具备了新时代的教化功能――法治教化。而乡贤文化与法治也结合了起来，不再因其带有“人治”色彩和调解性质而显得与依法治国进程相背离。要做到乡贤文化与法治的契合，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新乡贤，必须是有法治意识的乡贤。有人说，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道德规范固然是调整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然而新乡贤须在品德高尚下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这是新时代弘扬乡贤文化，推进依法治国的前提。

其次，过去的乡贤游走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大都通过调解解决纠纷，而新乡贤却不应该仅仅直接充当一个乡村社会调解员的角色，在实施调解之前，乡贤要将一整套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在民众面前，供他们挑选。在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之间，让他们自行选择。当然，前提是，要让民众知道不同救济方式的利弊。某一个问题，既可以通过协商、调解进行私力救济，也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利用国家强制力的介入。只有在事实面前，让民众自行选择，这样他们就知道事情的解决并非只能靠政府或者他们眼中的“权威”。相信乡贤们这样慢慢去做了，乡村社会才会开始接受和熟悉“法律”这个陌生的东西。

最后，弘扬乡贤文化，推进依法治国，最关键的就是唤醒乡土社会的权利意识。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在乡土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民众缺乏权利意识的根基。“在西方国家，当被询问权利是哪里来的，多数人会立即回答：权利是生来就有的，政府立法授予公民以权利，是对人们天赋权利的确认。而在我们国家，多数人认为权利是政府赋予的，不是生来就有的。这种折射出两者观念上的差异：前者反映出一种主动的权利意识，后者反映出一种被动的、虚无的权利意识。” 若要使民众拥有法治观念，那么权利意识定是第一步。若乡贤的榜样作用不能使乡村社会脱离权利意识虚无的泥潭，那么它对于法治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了。“在农村具体的普法过程中，我们不一定要让每个农民懂得法律的具体规则、规定是什么，但一定要让农民懂得法律赋予每个农民的基本权利是什么，权利受到侵犯后，求助的办法和保障在哪里，法律的权威和地位有多高，等等。” 这一步就是乡贤们要做的，也是我们当下要去弘扬的乡贤文化中所应包含的重要内容。

第6篇：现代乡村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乡村治理；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6.11.02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rural governance was in the ascendant.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academics studied the connotation， mechanism， mode and path of rural governance， analyzed the problem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village governance， and obtained some valuable results. But there were also some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research， the research of r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rural governance model need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e research metho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tudied mostly below normal. From the trend， not on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oretical study villages， but also to focus on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es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diversified， especially in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advanced technical means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theory； summary

自20世纪20年代起，研究农村问题的专著在我国陆续面世。1998年，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华中师范大学学者提出“乡村治理”的概念。随着该理论在乡村管理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学术研究也愈来愈深入，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治理主体、治理权力配置方式、治理目的以及治理过程等4个方面[1]。

1 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观点

1.1 乡村治理内涵

在治理主体方面，赵树凯[2]认为，乡村治理中多种主体参与，通过协商谈判等方式来解决分歧，实现共同治理。郭正林[3]提出，乡村治理的主体应该是乡镇的党委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以及村委会等村级组织和各种民间团体。在乡村治理目标上，贺雪峰[1]认为“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其中“有序发展”也就是公共利益所在。徐勇指出进行现代化乡村建设是治理的目标。

1.2 乡村治理机制

由于公共信息不透明等原因，腐败问题日益严重。陈力予等[4]提出户代表会议制度，以户为单位，成立村民小组会议，协商、监督村务。王朋琦等[5]指出新农村建设在操作机制上要走出传统误区，禁用“指标摊派”的方法，慎用“试点推广”的方式，避免“典型激励”的惯性，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难方面，张恒利[6]提出要重建农村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应机制[6]。针对当前村民选举非理性投票过多，精英政治受到阻碍的现象，盛义龙[7]提出选举机制要与乡村治理保持整体一致性，特别需要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相结合。

1.3 乡村治理模式

陈洪生[8]以村民自治实施效果为出发点，通过对影响社会自主性的发育与发展的4个基础性条件――经济发展、利益分化、公民素质以及政府控制和主导社会力量的程度的分析，提出了自觉自治乡村治理模式。龙立军[9]以广东珠海幸福村建设为例，提出构建可运转的乡村治理模式。将治理融入幸福村居建设之中，并使其机制化，使得乡村的发展更加人性化和可持续化。王海侠等[10]通过对江西分宜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行考察，提出从“党建+村民自治”的角度来进行治理探索，以党建强化乡村治理的思路的分宜模式，运用“党建+”理念，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村民自治水平。阎占定等[11]提出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郐艳丽[12]以巴林左旗后兴隆地村为例，提出了“农民置上”的本原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始终作为受益和实施建设的主体，其政策效果具有扩散效应。

1.4 乡村治理路径

张继兰[13]认为可以通过完善协商互动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等路径来解决乡村社会自主性缺乏、乡村组织不健全、治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周朗生[14]择取较有代表性的云南乡村治理为考察对象，提出了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完善乡村的治理结构和切实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路径开展乡村治理。唐绍洪等[15]提出在现有的基础上对各决策主体进行权力关系界定，走多元化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道路。赵艳霞等[16]在调查唐山农村新民居建设后，提出乡村治理的成功路径是开展新民居建设。兰海洋[17]认为当前要实现中国乡村善治，有三大治理路径：一是优化治理结构，政治生态和谐化；二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三是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

2 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基层民主建设滞后

因乡镇基层民主建设的滞后性导致很难有效推进村民自治的民主化进程。在王华[18]看来，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腐败现象严重。贿选、不合理决策与管理现象屡有发生。高宝琴[19]提出当前村民自治组织长期缺乏有效组织形态，是治理危机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欧阳雪梅等[20]认为基层政府缺少民主素质教育，致使村民主人翁意识不强，从而导致村民自治能力不强。

2.2 乡村治理主体混乱，机构权利分工不明

欧阳雪梅等[20]认为由于治理权力配置不明，一方面导致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在权力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增加政府与村民在管理上的冲突，影响了治理目标的实现。郑红娥等[21]提出，国家行政权和村庄自治权的冲突是目前乡村治理困局的主要原因。在钟涨宝[22]眼里，缺乏合理有效的机构、人员改革是乡村治理面对的困境之一。

2.3 乡村债务问题突出，农民生活不够宽裕

在李文政[23]看来，乡村治理面对的困难不仅是管理及文化教育上的缺陷，经济发展落后与农民积贫积弱问题同样严重。赵艳霞等[24]提出乡村治理的制约条件包括民主化的现实制约、法律制约和经济制约。袁金辉[25]认为目前乡村仍受到小农经济的束缚，收入低，债务多。钟宜[26]提出因财政经费短缺，乡镇为发展只得过度干预村庄事务。同时基层政权缺少财政来源，村、乡两级财政缺口过大，故造成当今治理困境。

2.4 其他方面

刘勇[27]认为由于我国幅员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村民政治素质不齐。当利益受损，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及方式维护自身利益时，越级上访、申诉或暴力对抗等就容易成为他们维权的工具，这严重破坏了乡村治理的政治环境。陈柏峰等[28]认为灰色势力是治理乡村的一个恶疾。

3 完善乡村治理的对策

3.1 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

李文政[23]觉得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组建公共服务体系，重视村民自治，发挥村委会作用是治理乡村的路径之一。张志英[29]认为进行新农村建设需加强村民自治、大力发展创新村民组织。李莉等[30]提出乡村治理的关键是两个尊重：一是尊重村民意愿，二是尊重村民自主性。

3.2 加强乡镇制度建设，加快服务型步伐

在马宝成[31]看来，完善乡村治理一方面需要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强建设现代化村庄。韩冰[32]提出解决当前问题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乡镇体制改革，完善管理模式，规范和完善有关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大力发展村民组织，建设现代化乡村。陈双鹏[33]认为减少治理危机出现的方法有改革基层组织，特别是乡镇政府；建立村民参与政治的合理机制，动员建立村民组织。

3.3 提高村民民主素质，加强政治文化学习

张晓忠等[34]认为要在尊重村民权利和自由、保障村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村民的组织化水平。刘勇[27]认为村民非理性化的利益诉求方式影响了和谐的政治环境。因此需要对村民开展政治参与培训，推动村民合法合理参与政治生活，为乡村政治和谐化发展提供有效保障。欧阳雪梅等[20]认为开展村民意识教育是完善乡村治理的对策之一。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乡村治理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不少学者研究了乡村治理的内涵、机制、模式、路径，分析了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乡村治理机制和乡村治理模式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等。从研究方法看，定性研究居多而定量研究偏少，实证研究更是鲜见。从趋势看，不但要重视乡村的理论研究，更要注重对乡村治理实践中具体问题的分析，尤其是对个案经验的总结；研究方法应当多样化，尤其是运用数理模型和先进技术手段进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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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树凯.新农村建设呼唤新的治理[J].中国发展观察，2006（3）：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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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力予，郑美玲.试论“村治”新廉政监督机制：户代表会议制度[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9（5）：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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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恒利.重建乡村治理结构――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改革[J].经济论丛，2009（21）：218.

[7] 盛义龙.惯性心理与利益共同体：村选举机制障碍及对策分析――以江西省C县和T县若干村选举为例[J].求实，2011（9）：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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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龙立军.论构建可运转的乡村治理模式――以广东珠海幸福村居建设为例[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1）：76-79.

[10] 王海侠，孟庆国.乡村治理的分宜模式：“党建+”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J].探索，2016（1）：12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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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唐绍洪，刘屹.“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路径与我国的乡村治理[J].云南社会科学，2009（6）：38-42.

[16] 赵艳霞，王立东，尹景瑞.乡村治理的路径分析[J].前沿，2009（12）：174-176.

[17] 兰海洋.中国乡村治理的善治路径取向探析[J].领导科学，2015（4）：12-14.

[18] 王华.乡村治理：基层民主与社会结构[J].云南行政学院，2009（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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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欧阳雪梅，李铁明.当前村民自治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新视野，2007（4）：77-79.

[21] 郑红娥，吴殿朝.困厄与出路：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J]，云梦学刊，2008（1）：72-75.

[22] 钟涨宝，高师.后税改时代的乡村治理改革[J].农村经济，2007（1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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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钟宜.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和完善[J].探索，2005（6）：97-100.

[27] 刘勇.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J].福建论坛，2010（5）：141-146.

[28] 陈柏峰，童磊明.乡村治理的软肋：灰色势力[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4）：142-146.

[29] 张志英.21世纪中国乡村治理发展浅议[J].农村经济，2006（11）：17-19.

[30] 李莉，卢福营.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J].人民论坛，2010（6）：60-61.

[31] 马宝成.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J].长白学刊，2007（6）：59-63.

[32] 韩冰.关于完善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5）：114-117.

第7篇：现代乡村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农村空心化；人口空心化；农村社区建设；政策革新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103—04

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是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目标，也是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保障。然而，伴随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外流所形成的空心化现象日渐突出，对农业生产、农村公共服务、村民自治以及乡村社会秩序等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农村社会整体性衰落与凋敝。这一状况严重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的良性发展，也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带来不利影响。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重心之一，就是通过治理创新填充农村空心化，促进农村社区和谐、富裕和发展。

一、我国农村空心化的生成过程关于农村空心化概念，学界大体上形成三种认识：一是空间与聚落的空心化。主要从地理学或建筑学角度，解构农村居住习惯所带来的土地、空间、聚落的变化规律。如刘彦随为首的中国科学院课题组认为，农村空心化是由于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旧”以及城镇化引发的“人走屋空”，导致村庄用地规模扩大、闲置废弃加剧的一种“外扩内空”的不良演化。①二是人口的空心化。将农村人口空心化看成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农村人口下降和农村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农村剩下的人口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独特现象。②这一研究将空心化的重心从地理空间和建筑转向人口，实际上是对不断加剧的农民外流现象的学术关切。三是经济社会与基础设施的空心化。这一研究对于空心化的认知更为综合和复杂，不是简单的居住空间和人口数量的变化，而是指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需求等资源大量流失所导致乡村治理手段的匮乏以及乡村发展的困境。③

在笔者看来，对于我国农村空心化的认知，还必须采取历史和宏观的视野来加以审视，放在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加以把握。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掀开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新一页。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空心化问题也日益凸显。实际上，农村空心化是在我国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驱动下，农村人口外流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基层民主乃至社会心理等方面出现的迟滞、弱化与退化现象。农村空心化不仅是农村居住空间与聚落的变化过程，也不仅是单纯的农村人口外流问题，它反映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衰落与凋敝的总体态势和基本格局。其具体生成机理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市场化促进社会流动加快。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传统户籍制度和单位体制出现松动，人们根据市场要素的分配规则寻求谋生、创业和发财的

收稿日期：2012—06—25

*基金项目：民政部2012年农村社区建设理论研究课题《农村“空心化”与社区建设》的主要成果。

作者简介：陈家喜，男，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教授（深圳518060），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上海200433）。

刘王裔，男，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深圳518060）。机会。农民可以离开土地，凭借体力或者一技之长到城市中谋生，由此催生了“亦工亦农”的农民工群体。据统计，90年代初，我国农民工群体已达6000多万人。这一数字逐年增加，截至2011年已达2.5亿人以上。与此相对应，从1996年到2009年，农村人口从8.5亿下降到7.2亿，几乎以每年1千万人的速度在递减。

其二，工业化导致农民跨区域流动。我国工业化发展存在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较早接受外资进入，也较早进入工业化阶段，因此，农民工在流向上主要是向东部沿海大规模流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成为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最主要的流入地。2010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分别为5810万和5065万，分别占全国农民工的24%和20.9%，同期西部地区农民工跨省务工比例高达59.1%。④这些数字意味着大批中西部农民抛妻别子、远赴他乡务工的现实，同时也造成原户籍所在地人口锐减的后果。

其三，城市化形成农村人口外流。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仅为17.92%，到2009年城市化率已达46.59%，城乡二元结构发生很大改观。然而，城乡之间的差距却未有太大变化，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从1996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本处于持续上升趋势，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397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城乡收入差距达3.43∶1。⑤此外，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收入水平以及生活居住环境对于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促使他们背井离乡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综上所述，农村空心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农村人口减少的社会现象。我国农村空心化现象体现的是中国快速现代化所导致的农村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市场化改革推动社会流动束缚的解除，工业化带来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城市化加剧城乡差距的扩大，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农村空心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第8篇：现代乡村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微观组织；社区；自我整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成为一个全社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新农村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回答的问题是：新农村建设为谁而建，由谁来建。按照惯常的思维自然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规划，基层来组织。但是，伴随农业税的免除和乡村治理体制改革，相当多数地区的农村基层政府与基层组织由于财政经费的缺乏而处于维持状态，难以承担组织动员农民、整合资源，进行新农村建设的重任。由此需要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大力推动乡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载体。本文将结合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状况，以湖北省一个乡镇的农村社区建设经验为例，探讨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问题。

一、乡村治理体系中社区民间组织的缺失

在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体制是官治与民治的二元并存结构。除征税征兵以外，国家不直接干预乡村内部事务，处于孤立分散状态的乡村主要依靠民间社会资源进行自我整合。自近代以来，伴随现代国家建设，乡村治理体制开始趋于单轨制。一方面，国家将原来散落在各个村落的权力集中为统一的，形成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治理体制；另一方面，国家又要将其意志极力渗透到分散孤立的乡村，促使乡村社会的国家化。近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乡村经过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改造，建立了覆盖全国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但同时，原有的内生于乡村内部的组织及其整合机制趋于消失。

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治理对于将分散孤立的乡村迅速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有其积极意义，但这种整合主要是依靠外部性的国家力量所进行的外部性整合，它在将乡村和农民带入国家体系的同时，却中止或者割断了乡村内部农民之间的联系，发轫于乡村内部和农民需求并联结农民的自组织基本不复存在。而外部性国家治理乡村的体制一旦发生变化，乡村内部没有相应的组织来承接和应对大量农村内部公共事务，进行自我整合，由此就会陷于“治理真空”。

而造成单一的行政化治理体制不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又在于这一治理体制所赖以存在的财政体制。体制是单一的行政化治理达到极致的体制。这一体制存续的基础就是“政社合一”，即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为一体。上千万农村干部（包括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是由公社集体经济供养的准国家干部，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办理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支持。国家依靠这一体制，既实现了国家意志的渗透，又节省了大量的行政成本。当然，它的代价是由农民支付着本应由国家承担的治理成本，其后果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逐渐降低和农民对国家的高度依附。正是基于此，农村改革后，分户经营体制取代了体制。分户经营体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造了乡村治理体制，即实行“政社分开”，农村基层实行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在体制解体并出现“治理真空”时产生的，是农村微观组织体制的重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载体的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群众自治组织。但是，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仍然属于国家管理农村居民的基层组织，仍然属于一种外部性的制度安排，由此使村和组（大多由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改名而生）具有天然的行政地域属性和服从国家的公共管理功能（从国家的行政管理看，村民委员会又被视之为“行政村”）。在宏观的单一制下，法定的自治组织与实际的基层行政组织合为一体，并大量承载着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由此使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更多地具有行政化的色彩，即它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完成政府交办的各种任务，而不是基于本社区内部需要的公共事务。与公社体制相同的是，改革后的农村基层治理的经费仍然主要来源于农民。由于包括政府任务在内的公共事务的迅速增多和人员的增加，以各种税费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负担日益沉重，以致达到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而“抛荒”和“民怨沸腾”的程度。为此，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央政府决定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并免除农业税。在这一过程中，还开展了以合并村组、合并乡镇、“减人减事减支”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治理体制改革。

税费改革和乡村治理体制改革是围绕减轻农民负担而展开的。这一改革同公社体制改革之初一样，又面临着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无钱办、无人管的问题，即外部性治理体制一旦变动，没有内生的社区组织来承接原由行政化组织所承担的事务，农村迅速重新陷入一盘散沙的“治理真空”境地。一是村组干部人数大量减少。在中部地区的村，如有2000—3000人，一般规定配村干部5人左右，许多村民小组的组长由村干部兼任。二是免除农业税费以后，村组基本没有公用财力，也没有了从内部获取资源的体制性渠道。三是村组干部减少后，村组干部更缺乏精力和时间处理本村公共事务。另外，村组干部的报酬由县一级财政支付，具有“工资化”的倾向，从而更强化了村组干部对上级政府的依赖。所以，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预想不到的后果是行政化治理进一步向村组渗透，而大量基于乡村社区内部，需要以自治的方式加以处理的公共事务却陷于无组织依托办理的困境。这实际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的一个共同性问题，即一旦外部性的行政（党政）整合机制发生变化或者链条中断后，没有内生的自组织加以替代，缺乏自我整合的机制。要解决这一“治理真空”问题，必须重新构造微观组织体系，特别是注重内生的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湖北省杨林桥镇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产生的农村社区建设经验为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提供了经验性范例。

二、杨林桥镇社区建设的动因及自我整合机制

湖北省秭归县位于长江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是典型的山区，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杨林桥镇位于该县西南部的高寒山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近年，该镇利用兴建三峡大坝的机遇，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农村贫困状况得到很大改善。特别是交通状况的改善，将长期封闭的山区农民与山外的大市场紧密联系起来，经济社会发展对村庄外部的依存度愈来愈高，人们对当地社会公益事业的需求也愈来愈强。但是，该镇兴办农村公益事业的物质基础很薄弱，特别是在税费改革后遇到了新的问题，无法满足农民对兴办农村公益事业的需求。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稳定，杨林桥镇贯彻中央的税费改革政策，从!""&年下半年开始，取消了统一规定的积累工和义务工等筹劳项目以及以资代劳和道路、教育等集资项目，同时进行乡村机构配套改革。然而杨林桥镇和全国其他农业地区一样，农村水利工程、乡村道路建设、校舍改造等公益事业的办理出现了新的“空壳化”现象。

首先是无钱办事，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并且正在成为发展投入的一个“盲区”。一方面，取消和减免各种税费后，加剧了乡镇财政的收支矛盾，过去主要依靠向农民收费来维系的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现在只能按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规定来办，由于标准低、数额少，与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发展问题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另一方面，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尚未建立，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数额有限，杨林桥镇各个村转移支付只有20000多元，支付村组干部的工资后，所剩无几，根本没钱办理乡村的公益事业项目。其次是无人理事，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出现了无组织机构管理协调的“治理真空”局面。杨林桥镇进行乡镇机构配套改革，裁减和辞退富余人员，机关工作人员只保留30人左右，撤销和合并了各种事业单位，这些单位的一些职能被转并到了乡镇和县直其他单位，但人手、经费都不足，公共服务职能严重弱化。同时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为适应税费改革的要求，杨林桥镇将36个村304个村民小组合并成14个村84个村民小组，平均每村1800多人，600多户，一个小组97户，一个村的村干部不过三五人，平均一人管150多户。乡镇财政既要保吃饭，又要还债务，发展农村公益事业成了出力不讨好的事，因而乡村基层政府和组织缺乏积极性。特别是乡镇干部人数大大减少，主要精力只能用于贯彻和完成上级政府布置的任务，根本无力和无暇顾及本地公益事业。

“危机孕育着生机”。当外部性整合“缺位”时，基于乡村内部和农民需要的自组织力量也有可能产生，并填补“治理真空”。正当当地干部和村民面对“治理真空”一筹莫展时，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身面临的公共性问题的活动得以出现，其初始动因便是道路修建。

杨林桥镇是典型的山区，离秭归县城有60多公里，道路沿高山盘绕九曲十八弯，平均海拔1000多米，农户大多分散居住在山区，原先县乡道路没打通时，许多人一辈子没有出过大山，农村的道路建设确实困扰了山区里许多代人的出行问题。修路可以说是山区人最为迫切的公共需要。该镇凤凰岭村4组，有个叫铁炉冲的小自然村，有11户42名村民，三面环山一面临崖，仅有一条悬崖上开凿的小道与外界联系。两人相遇，得侧着身子才能通过。眼看山下的农民依靠种蔬菜、种烤烟脱贫致富，铁炉冲的村民却连喂养的猪都卖不出去。有胆大的请几个人下山卖猪，可连续有7头猪滚下悬崖，村民们心都凉了半截。以前由于对国家的依附而产生依赖思想，总是希望上级能拨付经费并组织修建道路。2002年，村组合并后，为数不多的村干部很少光顾该地，更无钱投入，该村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失去依赖的村民只好自发地组织起来，推举袁学商领头，连开五次会，最后一次用稿纸写下修路计划，各户签名盖章，共同举手宣誓：依靠自己的力量修路，一年不成两年，总有一天要修通。22个劳动力，靠卖猪、鸡蛋凑起2万余元，连续3个冬春闲月，投工5600多个，1037天，终于在悬崖上开凿出一条2公里的山区公路。村民种的烤烟、野菜能运出去了。2004年人均收入达到了3000多元。

受到铁炉冲依靠村民自己办理自己最需要的公益事业的启发，2003年5月，镇党委和政府引入当时正流行于城市的“社区建设”的理念，并首先在白鹤洞村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试点成功后便在全镇统一推行。2003年7月1日，杨林桥镇正式开始撤销运行多年的村民小组建制，组建农村社区。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全镇14个村成立社区306个，互助组1034个。每个社区30个左右农户，设理事长1人，理事2—3人，共“海选”出理事会成员1028人，建立了“村委会—社区理事会—互助组—基本农户”的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组织机构。社区理事会在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的领导下，以议事恳谈会为主要形式，广泛听取社区农户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决议，再付诸实施，行使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职责，“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完全由农民群众自己说了算，实现了真正的群众当家作主。

从表1可以看出，村民小组延续了时期生产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行政色彩较浓厚。农村税费改革和合村并组以后，村民小组无法满足新时期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农村社区与村民小组从服务户数、事务范围、产生方式、工作方式、责任指向和报酬的有无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杨林桥镇杨林桥村村支书王太富说：“以前当组长，是村委指派的，上头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现在当理事长，是海选的，每件事都是老百姓自己坐下来协商好，干的都是农民想干的。”“以前的村干部就是处乱子（解决民事纠纷）、收款子（收农业税）、刮娃子（抓计划生育），根本没有精力想发展。现在从小事中解放出来，能考虑大事了。”

表1：杨林镇农村社区与村民小组的区别

数量87个306个

户数97户/组30户/社区

产生方式村委会指派村民投票选举

报酬由村提留提取无报酬或项目奖励

工作方式行政命令方式协商肯谈方式

事务范围上级任务为主本社区事务

责任指向向上级负责对村民负责

村民自治的主体是村民。但是，长期以来，自治的组织载体单一，主要是依靠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而村和组的行政功能较强，村民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缺乏必要的组织载体。杨林桥镇通过农民自组织农村社区这一载体，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深化了村民自治的内涵，突出农民参与，建立起“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大家的事情大家议”的活动机制。白鹤洞村25社区于!2004年6月10日就农网改造问题共同讨论并定出的一套方案是：（1）每户集资15元，选一人负责经营（师傅吃饭每人一天一顿5元的标准，由集资中开支，烟在外，给师傅烟时，必须要有证人）。（2）不交钱的献出杆子一根（7米长、粗一尺二，大叶春木不要）。（3）不够用的钱大家补，用不完的退到农户，做到不存不挂。不上工的付多做工的每天20元。社区理事会根据村民的需求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如民事调解、举办科技培训活动、提供经济信息等，自发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使过去很多不通公路的地方打通了道路，农家生产的无公害蔬菜和粮食可以运出山外，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杨林桥镇各社区2004年兴办基础设施25个，集资12496元，投工51155个，维修公路492公里，新修公路49.8公里，同时也减少了投入成本。响水洞村13社区王太成说，他们自发在海拔800米的山上修路0.5公里，集资和投工共花费1600元左右，而政府按照这个标准修路则至少需要5000元。近年，社区的饮水、供电、通讯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机地连接起来了。

社区在为农民参与提供组织平台的同时，也建立起相应的行为规则，从而形成社区自我整合的机制。这一机制的基础是利益共享。农村社区发轫于当地居民最迫切的修路需求，正是道路修建后社区成员可以共同受益，才促使社区成员自愿投资投劳，没有感到这是额外的“负担”。社区自我整合机制的活动原则是商议共识和公共舆论。社区要办的事由社区成员共同讨论，对于讨论通过的事，虽然允许有少数人不同意或不愿参与这种情况出现，但这些“反对者”也面临着利益和道德的双重压力。响水洞村13社区王太成说，他们自发在海拔800米的山上修路，当时讨论集资，规定“摩托车10元，拖拉机50元，自行车5元，人均3元”，集资方案拿出来以后，80%-的人同意，只有20%-的人不同意。但是村社区是熟人共同体，20%-的人面临公众舆论压力，别人在修路，自己不修路，以后走在别人费钱费力修的路上怎能心安理得呢？王太成说，后来这部分人也参与到集资建路中来，或者以其他方式为自己的“过失”进行补偿。

民间性的社区组织还为整合各种资源提供了开放性平台。现阶段的农村处于大流动和大变动之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大量农村精英外流，但这并不意味农村组织资源完全枯竭。关键在于开发和利用。由公社体制沿袭下来的村组体制是与户籍制、土地承包制相伴随的。行政化的村组体制只是将村组干部作为领导者和组织者，其他民间精英往往被排斥在外。传统的村组体制打破后，实行社区体制，则有助于将各种民间精英吸纳到社区组织中来，丰富农村组织资源。一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各种“致富能人”得以进入社区理事会，成为主事者和社区致富的带头人。杨林桥社区理事会的会长有相当一部分是近年跑运输，种蔬菜、魔芋、烤烟的能人。以往，他们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当他们进入社区组织中心以后，道德荣誉感促使他们考虑社区共同富裕的问题。他们通过传授技术，带动社区成员种植经济作物，带来更大效益，实现社区整体“共赢”。二是由城镇返乡居住的人得以进入社区理事会。这部分人在村组体制下根本没有进入社区组织中心的可能。实行社区体制以后，他们以居住者的身份参与社区活动，并以其特有的见识、权威和资源在社区内发挥主导性作用。

三、杨林桥镇社区自我整合的效能与启示

杨林桥镇以民间性的社区组织建设，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制，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办理难的问题，填补了外部整合“缺位”和“治理真空”，取得了初步成效。与传统的村组体制相比，其成效及其对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启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性参与。20世纪以来，伴随国家政权建设和外部性整合，成为唯一整合力量的是对农民的外部性动员。这种动员式参与的直接后果是培育了农村社区和农民对外部力量的依从性和依赖性。一旦外部整合发生变化，农村社区内部就有可能无所适从。这种“等、靠、要”的思想已深深浸润在广大农村干部与村民之中，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处处可见。如新农村建设本来是为农民而建，但许多农民却无动于衷，认为只是政府行为或者“政府政绩”。杨林桥社区建设的突出功能是将“政府要”变成“我自己要干”。社区事务来自农民需求，社区治理由农民讨论，农民通过社区组织平台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第二，要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在20世纪的外部性整合过程中，乡村组织基本上都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建构和延伸的，这一组织体制是适应于国家对乡村资源的汲取和社会改造的。而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国家由向农村汲取资源转为支持农村发展，大量的资源将输入农村。但是，自上而下的输入不可能穷尽农村所有事务，更不可能由政府包办一切。如在道路建设中，中央、省、市、县财政主要用于主干道的建设，而农户与主干道连接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关键的一公里”，却得由农村自我负责。在新农村建设中，会产生大量农村内部事务。这些事务需要相应的组织加以处理，传统的县、乡、村、组的行政一体化组织体制显然已不适应这一要求。杨林桥社区建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也为新农村建设中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三，要节省乡村治理成本。20世纪以来，乡村治理体制之所以不断发生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部性整合的治理成本过高。这一治理成本是多方面的，包括财政成本、行政成本和心理成本。单一的行政治理并不都是为了从农村汲取资源，有的的确是为农村发展谋取利益，但是，单向度的行政吸纳资源的方式将被吸纳者排斥在外，使他们将无论何种政府行为都视之为外在于自己的“负担”或者与自己无关的“公事”。杨林桥社区建设的重要经验是在构造农村微观组织的同时，重新构造着农民的治理成本意识。大家的事大家办，大家的财大家管，调动了农民投资投劳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尽管为修路，他们的集资集劳早已超出政府设定的限制，但是农民并没有感到这是不可忍受的“额外负担”。因为投资投劳是为自己谋求福利，并直接接受投资投劳者对全过程的监督。

社区的概念原本就来自乡村，其核心精神是形成具有共同的认同和归属感的生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基础是共同体成员的公共需求，并主要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进行整合。但长时间以来，由于单一的行政化治理，社区的理念未能进入乡村。杨林桥镇率先将社区的理念引入乡村治理中，并以社区体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对于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第9篇：现代乡村社会治理范文

新乡贤正在涌现

2005年，裴春亮离开县城，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河南新乡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接过村主任这个位置。他的抱负坚决而明晰：让百姓富，使风俗淳。十年劳心劳力，他做到了。如今的裴寨，家家住别墅，风景美如画，人人谦恭有礼。无锡市锡山区山联村党总支副书记朱虹也做到了。村支书的一个电话，让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大学生放下城里的工作，一头扎进农村。短短几年，偏僻贫困的山联村一跃成了“江苏最美村庄”，百姓富而有礼，生活有滋有味。

今年全国两会上，浙江省长兴县新川村党支部书记张天任建议，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乡贤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从‘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迈进”。

新乡贤“新”在何处？

何谓新乡贤文化？“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解释材料”中这样提到：“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新乡贤文化既汲取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价值精华，又践行和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发扬传统乡贤品格，又凝练现代乡贤品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相契合、传统与现代相对接的文化。

“一般而言，有德行、有才华，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

呼唤更多新乡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