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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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21世纪以来，借助着国内工业产业的结构升级的东风传统农业实现了快速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变；产品运输模式也由厚重型向轻薄型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点对点贸易的兴起，对新时期的公路运输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时间短、效率高、小批量、多频次。也是由于产业与运输的这种体系互动，推动了高速公路经济带的形成，客观上也起到了高速公路经济带向高速公路经济网络的演化的推手的作用。高速公路网的全面建设，能够极大的拉近传统意义上的时空观念，同时也允许各个生产要素之间的聚集空间可以变得更广泛、可选择的余地也更大。经济区域的特点是其跟传统的行政区域并不一定完全的子集关系，在高速公路网络化的大环境下，时空关系无限拉近，比较优势逐步丧失，资源雷同及市场关系紧密的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区域，会逐渐的重组和整合，最终形成一个更大的经济区域。这些新兴的经济区域，起码是跨县域的、可以是跨市区的、甚至有可能联通省际。另外，由于高速公路改变了时空关系的影响，发达地区辐射的半径将会被扩大，原有的城镇，因其地处交通要地的区位优势将会不复存在。所以，高速公路经济网络的建设和改进是带有阶段性和局部性特点的，一般不会在高速公路网的全网沿线全面铺开，培育经济往来的形成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需要进行合理的规划与布局。
1跨区域整合特征
高速公路经济网络发展的基础是其沿线的经济和资源带，有了这些经济带和资源带的辐射，会吸引更多的资源和企业参入。这种有辐射和带动作用的经济、资源带还将公路网络节等资源进行汇集，把空间和时间区域内类似的资源，雷同的资源，有机的再次整合，构成一组扩大化的区域经济空间，因而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是拥有跨区整合的特性的。
2网络节点构建与交通建设互相补
高速公路沿线经济的发展之本，其实就是公路的交通节点和枢纽，而节点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公路的建设。经济发展网络节点的自然选择也大都选择在交通枢纽和道路交汇处，因为这些地方更利于实现资源的汇聚和经济的聚集。
3公路网络模式的发展具有阶段性
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的阶段性指的是，在其时空关系的协调环节中，经济发达地区的辐射能力强，因而范围逐步扩大，而旧式的交通沿线城镇，丧失了原有的区位优势，在这个过程中被进一步弱化，因此在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发展过程中，一般都会伴随着阶段性和局部性的特点。
二.健全高速公路经济的网络模式发展对策
1经济网络的整体布局
高速公路经济网络要统一规划，整体布局，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在市场经济的自然作用下，产业集群会慢慢聚集而成，在某个区域，某些互补性强或者较为相似的企业，通过聚集的方式，可以减少物流和运营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的负面效应，还能够促进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发展，最大化的发挥规模效应。所以，在布局高速公路经济网络的时候，要发挥整体思维，统一规划，协调发展，从地区企业的集聚的角度考虑，而且尽量要把周边的地区甚至可以辐射到的最大距离都要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2加强聚合性网络模式建设
力争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深化高速公路经济聚合性的网络模式建设。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有着极强的跨区域性和高度集中聚合的趋势，极有可能在区域间造成一定的重复建设。因此网络模式在建设的过程中，要确保以经济发展为主体，以企业的聚合力为核心，要让这个网络发挥沟通互联的作用，形成“软纽带”，而不是聚而不合的表面上纽带，这样从根本上将高速公路经济所构建的网络模式的资源特点，充分发挥出来，形成广泛突出的资源优势。
3促进地区的协调发展
网络经济模式必然会存在阶段性和局部性，使得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资源聚集节点和普通沿线经济区之间差异。因此，网络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选择性的突出重点，在政策方面注意保持沿线经济的协调平衡。
三.总结
第2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了顺差特征。因为中国的发展虽然非常快，但作为整体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决定了需要以国民经济的高储蓄率来拉动增长，以高储蓄率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另外，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需要外部拉动作为增长的主要条件，这是开放经济的初级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中，2006年实际利用外资在GDP总量中占2.5%，贸易顺差占6.61%，两者相加是9.2%，可见外部拉动力对中国的作用。这并不是中国一年的情况，从90年代到现在，一直是巨大的顺差拉动中国的经济。外资在90年代初最多时达到GDP的6%，到现在基本上在3%。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最高时曾经超过17%，以后长期在10%以上。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初始阶段的特征。
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下，双顺差是必然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就是生产制造大国，以传统产业为载体的各种生产要素向中国进一步转移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形势，对中国来说，就是固化的廉价劳动力。这样一个基本结构决定了双顺差必然形成。以廉价劳动力物化的产品特别是加工对外形式净流入必然是双顺差，土地对外批租也是财富的重要来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如果按照分类，三资企业占了88%。看土地的出让，最近这几年，从2003年到2005年每年土地转让的价格，总价值占到五千多亿元，差不多是GDP的2.5%，这是潜在的财富变成了GDP中的财富。关于外汇储备的增长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中国今天的外汇储备是一万三千，占货币供应的28.2%，所以货币政策没有空间是因为双顺差。
第三，国内改革进程与高储蓄率低投资率并存。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滞后导致了高储蓄率，只有解决了中国社保体制问题，才能降低中国的储蓄率，提高中国的需求。另一个问题是分配差距，包括社会群体的分配差距。因为分配差距扩大，导致同样速度的GDP增长所带动的购买力增长是相对低的。而且，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导致投资不足，私营企业虽然有许多成就，但相比现在的大企业来说，其发展整体仍然是滞后的。
以上三个基本判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国际收支顺差是高储蓄积累资本的要求，因为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有持续大量的境外资本完成发展阶段的资本积累。人均GDP刚刚超过两千美元，在整个国家差别巨大，可以说国家的发展仍然需要完成资本积累，高储蓄在这个阶段是必然的。外资流入仍然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
第二，追求国际收支平衡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不一致，也与中国经济战略不一致。中国和美国的发展特征代表着全球化经济的结构，一个双赤字，一个双顺差。全球化失衡并不是短期的，而是历史性长期因素改变了世界经济运行方式，在根本上造成了全球经济的流动性失衡。
当今要素流动的基本特征是流动性强的要素，如资本、技术、优秀人才、标准和品牌等向相对流动性差的要素，如土地、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的拥有国流动。200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排到第四位，这正是深度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在全球化经济时代，目前的发展阶段正是产业转移的阶段，特别是中国的发展阶段正是产业引入的阶段。所以通过汇率调整全球经济失衡是无效、也是不利的。
第三，汇率升值不是调节中国国际收支的有效工具。事实证明，在过去两年中，虽然汇率升值速度加快，外资仍然高速流动，甚至加速。所以，汇率升值并不能直接解决国际收支顺差过高的问题。
根据上面的分析，得出以下政策。
第一，深化国内改革是推进投资和消费的基本途径。社会保障机制的改革有助于消除居民后顾之忧，有利于降低储蓄率，提高投资水平。培育本土企业，优化本国投资主体，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同时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使储蓄真正转化为投资。尽管股市火爆，对个人来说是投资，对宏观经济来说只是资产价格增值。资产价格上涨并不是投资水平提高的表现，我们仍然需要完善金融市场。从深化国内体制来说，减少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
第二，强化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技术进步慢、自主产权少。出口高顺差是国内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条件，我们今天的新任务就是抓住这个机遇，加大设备进口建立现代化工业。换言之，不应把重点放在通过汇率升值减少国际收支顺差，而是要利用储备比较充裕的条件实现结构升级，包括加快实现私营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的过程，使私营企业真正提高投资能力，发展现代产业的能力。机制转换中，也包括增加内需，增强沿海地区对内地的投资能力，从而减少内地对国外依赖的资本结构。
第3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新常态下的主要体现和预期
记者：作为对中国经济阶段性特征的描述，“新常态”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如何理解新常态？
王小刚：所谓新常态，就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现象。
首先从增速上来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 和人民财富成倍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按照经济规律，经济规模大了以后，传统的内生动力在减弱，增速有一个逐步趋缓的过程。其次，资源环境的压力迫使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过去经济增长是传统的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资源消耗、环境破坏为巨大代价，高速增长的背后也积累了深层次矛盾，所以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第三，国内的投资拉动、国际的外需拉动这两个增长的动力要转换为创新驱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世界发达国家普遍向创新驱动转变，把传统的制造业转移出来，发展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面向未来，我们也必须推进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创新大国转变，换句话说，我们也要面对世界发展的趋势，寻求我们自身的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这三个方面都促使我们进入新常态。
记者：新常态下四川的经济呈现什么样的特征？
王小刚：对四川来讲，新常态还有特殊的含义：一是和全国一样进入新常态，二是回归四川自身的“新常态”。四川的经济增长有很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部大开发以前，四川经济增长落后于全国;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经济增速高于全国，相对速度比全国高10%-20%。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们发挥制度的优越性，进行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全国都对四川大力支持，4万亿投资中有1万亿用于灾后重建，使得四川经济出现一个非常态的超高速增长，GDP增速达到15%甚至更高，高于全国50%-60%。灾后重建结束以后，四川经济有一个回归自身常态的问题，从灾后重建这个非常态回归到自身发展的常态。
经济增速高于全国有需要且有可能
记者：魏宏省长称四川经济既必须坚持高于全国增速的发展速度，又要在战略上保持平常心态。那么我省如何在转型升级和合理增速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王小刚：增速高于全国，一是有需要。从国家来讲，加快西部发展是国家战略需要，否则全国的现代化进程要受影响;从四川来讲，总体的发展滞后于全国，尽管我省经济总量达到了全国第8，是经济大省，但人均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居第24位，属于欠发达地区，需要保持较快的增速来缩小与全国的差距，为国家整个区域协调发展做贡献。二是有可能。一方面有国家战略的强力支撑。国家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提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战略，四川能源、交通、水利投资的潜力很大，对产业转移和外部投资的吸引力也显著增强;另一方面由四川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四川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按照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人民生活和消费水平快速提升的阶段，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较强。
当然，增速是相对的，四川经济是全国的一部分，必然也要受宏观环境影响。从历史轨迹看，今后四川经济增幅高于全国10%-20%应该是合乎规律的状态，比如全国7.5%，四川8.5%。坚持高于全国的经济增速是可以的，我们对此要有信心和决心。但也要看到四川面临既要保持发展速度、又要加快转型升级的双重巨大压力。一是到目前为止，四川经济的下行通道还未结束，仍然有1-2个百分点的下行压力，保持高于全国的增速是很不容易的。二是产业必须调整结构、转型升级。四川经济以传统产业为主，大规模的灾后重建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步伐，而新兴产业目前还处于培育阶段，所以四川面临的压力更大。
记者：我省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在哪里？
王小刚：四川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动力体现在多方面：一是发展阶段，我们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内生动力较强。二是要素保障，我省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劳动力、水电等能源资源丰富，回旋空间较大。三是改革开放，四川是中国改革的发祥地，四川的农村改革、企业改革都曾走在全国前列，深化改革开放将有力促发展。四是国家大力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天府新区的批复等，都为四川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五是转型升级加快，四川正在加快五大高端成长型产业和五大先导型服务业发展。
优势产业为传统产业提供经验
记者：魏宏省长提到，四川存在政府债务、房地产、金融领域的风险和产能过剩问题，怎样逐步解决这些问题？难点在哪儿？
王小刚：这些问题和风险与全国一样，只是四川有些地方比较突出。比如政府债务排在全国前列，但其中有特殊原因：一是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是很高，单位GDP创造的财政收入较低，而四川改善和提高民生的任务很重。二是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各地都有重建美好家园和加快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很多地方是负债搞建设搞发展。要逐步化解这些矛盾，需要一定时间。
记者：怎样看待四川的产业发展现状？优势产业，如汽车和电子信息产业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可以提供哪些经验？
王小刚：实际上我最担心的是四川的产业。四川的产业能否支撑经济发展？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四川的传统产业比重大且竞争力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需要转型升级;而新兴产业处于培育期，还没有形成支柱。我们的产业结构在支柱产业上，形成了一个“断档”，也就是魏省长说的“空窗期”。因此，我们必须既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又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要探索用新的技术去改造传统产业，并从传统产业中派生出新兴产业，将二者结合好，促进融合发展。
经济增速下降，居民收入结构也要改变
第4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外部经济；均衡“陷阱论”；杨格定理；产业关联；锁定效应；多重均衡；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5-0029-08
一、引言
虽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概念的逻辑性以及具体表现等基本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不可否认，“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最重要的经济学热点主题之一。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参与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之中，密集地发表了数量众多、层次较高的论著。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经济学界对于当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同时，这些讨论已经将“中等收入陷阱”研究从现象判断、经验分析和战略推演推进至理论研讨层面。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结点。
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就是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中探寻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和模型基础，依托基础理论的框架和模型将现有研究推向深入，同时深化人们对于经济学相关理论的认识。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讨论的问题和思想，已经突破了现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和解释力，那么就有必要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相应的发展和完善，当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改进经济学相关框架和模型的理论价值。因此，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是研究的必然趋势，学者们也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我们发现，就现有文献而言，当前学者们为“中等收入陷阱”所“探明”的经济学基础，尚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依然存在很多不明之处。如果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寻，将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展示一个更为可观的理论图景。通过初步研究，我们发现“中等收入陷阱”还存在一些更具理论深度的经济学基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
二、问题的提出：现有成果评析及“再发现”的必要和方向
（一）前奏、共识和理论思考
虽然明确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最早出现于2007年世界银行在北京的报告《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①，但是其基本观点却出现得要再早一些。2002年开始，国内关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讨论[1]，可视为当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前奏”。2004年，时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两会期间概括了“拉美现象”。他认为“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以上，迈上重要历史台阶，但是要警惕‘拉美现象’”，即“登上这个台阶以后，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震荡”[2]。人均收入1 000美元正是世界银行所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界定标准②，马凯的概括已经是与“中等收入陷阱”相一致的比较清晰的表述了。当然，据此认为在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之前，“中等收入陷阱”就已经获得全面系统的研究，甚至认为世界银行“炒冷饭”也是不恰当的。首先，由于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拉美现象”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国内关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讨论，未能挺进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研究领域，“拉美化”和“拉美病”也被视为“参照性案例”和“个案现象”，并未引发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其次，世界银行将在此之前国际上已经广泛讨论的现象重新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出，具有重要的新背景和新指向。这个新背景就是世界银行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现状的基本判断和预见：2006年，东亚地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一旦越南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很可能在2010左右实现），那么东亚地区将有超过95%的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东亚地区的未来将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和表现”。基于这一背景，如果东亚诸国也在“中等收入阶段”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那么，就全球范围而言，中等收入阶段可能遭遇经济增长困境的现象就不再是“拉美个案”，而是全球多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都可能遭遇的普遍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演变为一个需要认真审视的东亚问题，以及需要深入讨论的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阶段性问题和理论性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东亚诸国全面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也将逐步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起步问题，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仅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也会引发深入的理论思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困难和麻烦，不仅仅出现在经济的低收入阶段和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问题集中在“低收入阶段”，解决了低收入阶段的资本积累问题，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会“一帆风顺”，这一观点，并不是经济学家明确坚持的观点，但是至少可以视为发展经济学和经济阶段论学者习惯的“话外音”。在此我们可以简单试举两例。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中将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虽然罗斯托也认为从“‘起飞’阶段到”到“向‘成熟’推进阶段”大约需要 6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关于“起飞”的比喻还是容易将人们引入“起飞”前艰难积累与“起飞”后腾空跃进的联想。因此，提到罗斯托的“阶段论”，困难集中在“起飞”之前，起飞之后会顺利实现增长的观念，几乎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如果这一观念在罗斯托的表述中尚属“联想”范畴，那么，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刘易斯的表述就更加明确：“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3]。刘易斯的表述很容易让人们认为，只要解决了收入和资本积累问题，或者只要度过了最为艰难的积累阶段，有了收入和资本，经济增长就不会再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像“贫困的恶性循环”“低收入陷阱”等理论，也主要在低收入水平上讨论经济增长的困难，在解决了低收入阶段的生计问题和资本积累问题之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困难则很少被提及。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警示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在度过“低收入阶段”的困难之后，将遇到的新的困难，既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实，也已经有学者开始讨论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的欧洲所出现的“高福利病”或“欧洲病”[4]。
将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引入不同收入阶段都可能出现的阶段性的困难，消除传统上“有了收入和资本积累就会一帆风顺”的习惯认识，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能引发的理论思考。
（二）阶段论和陷阱论：传统提法，仍需明确方法论源头和基本模型
虽然部分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有些看法，但是对于发展经济学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并非无源之水，它只是发展经济学习惯称谓的自然延续。“中等收入”标识了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不同的阶段，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传统之一，而“陷阱”和“低水平均衡”则是发展经济学描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困境的习惯称谓。
除了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亚当·斯密的经济社会阶段划分论、李斯特的经济阶段论、钱纳里的工业化进程阶段论、霍夫曼工业化阶段论、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都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习惯划分方法。世界银行提出的“低等收入国家”到“高等收入国家”的阶段划分，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和规范化。随着“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展开，日本学者大野健一就从产业升级的阶段划分入手，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重视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以人力资本提升不足形成的“玻璃天花板”解释“中等收入陷阱”[5]。青木昌彦对于东亚经济发展“五阶段”的重新划分[6]，也被用于阐释东亚诸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以“陷阱”和“均衡”表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困境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习惯做法。例如马尔萨斯人口模型所强调的经济增长困境，在发展经济学中通常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或“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纳克斯“贫困的恶性循环”也被称为“低水平均衡陷阱”③；舒尔茨所描述的落后地区的“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也将落后的停滞状态视为一种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状态”。Mark·Elvin针对中国经济史的“李约瑟之迷”，提出了“高水平陷阱”假说[7]，姚洋通过动态均衡模型证明了中国土地投资回报高于工业回报的“均衡状态”导致中国错过了科技革命[8]。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探寻还是卓有成效的。就现阶段形成的基本共识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所界定的是在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停滞现象，将这种可能的困境描述为“陷阱”也只是发展经济学的学术习惯使然。发展经济学的常见的“阶段论”和“陷阱论”，可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
但是，把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努力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在理论上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是什么方法论工具和经济学思想，能够为“阶段划分”提供一个坚实的方法论源头？换言之，“阶段论”的经济学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所看到的发展经济学“阶段论”，通常是学者依据其关注的经济问题，从某个视角结合历史经验所做的“阶段性分割”，将这种划分与“阶段性出现的经济发展困境”相联系，明确相应的划分标准，并将这些划分标准纳入经济学基础理论进行解释，进而形成可供操作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源头，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论”划分，同样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方法论源头。
第二，既然经济增长的困难不仅出现在“低收入水平”上，那么，构建一个能够兼容不同阶段的周期性困难的经济学模型是必要的。在“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基础上讨论“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陷阱”或“均衡”，研究框架就不能是仅停在某个收入水平上的“个别分析”，一个既能区别不同收入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又能将不同阶段的“均衡”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是“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探寻的最终目标。
（三）比较优势论：应纳入开放条件下的重要理论支撑
通过比较优势，或“动态比较优势”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是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另一个卓有成效的成果。Jan·Eeckhout和Jovanovic·Boyan认为经济增长率按人均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呈现U形分布：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于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其原因是高收入国家具有人力资源和技术等比较优势，能够保障经济的高速增长，低收入国家则具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可以支撑高速的规模扩张，但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则相对不足[9]。在国内，张其仔通过动态比较优势的“H-K”模型指出了我国“比较优势断档风险”[10]，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支撑。蔡昉也认为基于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研究“暗示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论解释”[11]。
然而，以“比较优势缺失”来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在逻辑上一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的，其意义在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如果说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易中的状态和地位，能够左右这个国家经济增长，那么，这种“外在于”国家经济增长“内在规律”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显然，从“外在因素”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有待添补的逻辑环节：为什么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对外开放和比较优势？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等“外在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也说明，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经济学基础方面，“比较优势论”只能充当开放条件下的一个必要的理论支撑，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相关模型在开放条件下需要纳入和统一到“内在规律”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能独立充当“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
（四）“再发现”的方向：源头、模型和开放性
综上所述，要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进行“再发现”，其努力的方向需要包括以下三个方向。第一，一个能够解释经济发展阶段性差别和阶段性特征的基础性的方法论源头。第二，一个基于上述方法论源头能够兼容“低收入均衡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统一的，同时又能标明阶段性差异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第三，上述方法论源头和规范的模型最好能够就“比较优势”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机理进行较为清晰的解释。显然，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方向”和“工作要求”，都具有较大的难度，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难以深入下去的症结所在。
三、方法论源头：金融外部经济
比较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理论可以发现：“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论划分，其关键在于“结构重要”命题以及产业关联机制。将“结构约束”和“经济效率”相统一的金融外部经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的方法论源头。
（一）结构重要：从阶段论与周期论的比较研究开始
“发展阶段”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如果关注点集中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相邻发展阶段之间的过渡等问题，那么，仅仅关注“波动规律”的“经济周期”理论分析工具，是明显不足的。因此，那些在“经济周期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被抽象掉的“结构性差异”则显得非常重要。本部分从“阶段论”和“周期论”的差别开始进行讨论，将阐明由于抽象掉了结构性差异，“经济周期理论”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长期规律的分析可能忽略了非常关键的内容。过度依赖“经济周期理论”，忽略结构性问题，可能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在“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上解释力不足的重要缘由。这为我们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确定一条较为清晰的理论指向。
我们的分析可以从这样一个“总产出”公式开始：
Y=A·F（L，K），
其中Y表示产出量，A表示技术水平，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数量。
这一公式是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所普遍采用的“生产函数”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出规模”，被抽象为一个统一的加总的指标“Y”。相应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讨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的增长和波动，也是这个“总产出”的增长和波动。这种处理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共识。很明显，这种处理已经将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抽象掉了。
然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却表明，结构比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显著的，这一差别一直被视为比“人均收入”更为重要的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关键指标”④。可以说“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抽象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内容之一，也导致经济学基础模型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
当然，任何一个理论都没有必要囊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所有特征。“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也完全可以做出类似的辩解。但是，当我们关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困难”时，即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作为解释对象时，这种“抽象”将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同时被“抽象”掉的正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产业之间的结构约束和供求关联机制。
当学者只关注一个抽象的“总产出规模”时，其假定的不仅仅是“对不同产业的结构比例不再关注”，还包括“生产出的东西都能够找到相应的交易对象进行交换”。回顾一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总量分析不难发现，“国内生产总值”即“总产出”在市场上可能遭遇的销售困难，只来自于总支出和总需求方面，只有支出总量和需求总量的不足，才构成这些“总产出规模”在市场上的销售困难。换言之，“只要货币和收入是充足的”，不同商品之间的市场交换将不会出问题。因此，以此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必然将经济周期波动、就业不足、物价波动和经济政策的关注点集中于“货币总量”等指标上。
如果我们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纳入视野，我们将发现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够在市场上顺利地找到他的交易对象。这就是产业之间的“供求关联”。任何一个产业的产品，都需要与其他产业部门相交换。在一定时期内，或者说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各产业之间彼此的“供求关联”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某一个产业规模的扩充，必然要求其他产业规模的相应扩充，否则，“单独扩充”其规模的产业，将由于“交易对象”的不足，而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上游产业生产的原料和中间品的不足）或更低的销售价格（购买其产品的部门生产的“交易物”不足）。我们可以将这种“关键困难”表述为：任何产业部门的扩张，都依赖于那些与之相关联的产业部门的“协同扩张”，否则“单独的扩张”将受到惩罚。相应地，这一机制也会形成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当与某一产业相关联的多数部门或者主要部门已经实现了扩张，那么，这一产业的扩张将是“自然的”“顺畅的”，甚至是“强制的”。这一原理意味着，从“经济结构”视角对经济总量波动、就业量变动和经济政策等基本问题，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根本性解释，这是“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长期忽略的一个根本性解释。
其实，在经济学中，这种“结构因素”和“关联机制”的重要性是非常明确的。经济增长问题，在经济学中被视为“扩大再生产”问题。扩大再生产的实现，不仅仅是总体产出的问题，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和关联问题，必须被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以下是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著名论断：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12]
因此“社会总产品”不再被视为一个整体的C+V+M，而是区别为两个不同部类的I（C+V+M）和II（C+V+M），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两个部类之间在结构和比例上都要服从相应的等式要求：简单再生产条件下I（V+M）=IIC，扩大再生产条件下I（V+V+M/X）=II（C+C）。违反这些比例结构将会形成“价值革命”，导致经济危机。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结构约束”是引发危机、阻滞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在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中，货币和总需求政策问题，才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
总之，抽象掉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不仅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且忽略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因此，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等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困难”，经济结构显得尤为重要，一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工具，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
（二）金融外部经济：结构与效率相统一的方法论源头
虽然在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中包含了可以处理结构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大量有价值的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框架，但是考虑到“中等收入陷阱”与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之间的特殊的关系。我们还是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脉络中明确“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论源头。
金融外部经济就是这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源头。实际上，金融外部经济也一直充当着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13]，以“不可分性”表述了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交互依赖。1954年，西托夫斯基[14]系统论述了“技术外部经济”和“金融外部经济”概念，并将罗丹的研究视为对金融外部经济的应用。自此，金融外部经济成为讨论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结构性依赖的关键方法论基础。西托夫斯基也被视为金融外部经济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实，正如西托夫斯基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金融外部经济概念，是经济学家维纳于1931年提出的。
我们认为，金融外部经济是操作结构性差异、产业关联机制的关键的方法论源头。要阐明金融外部经济的方法论特性，有必要回到其原点，对金融外部经济进行剖析。
1931年，作为对经济学界20世纪20年代“成本大争论”的总结，经济学家维纳在《经济学》期刊发表了著名论文《成本曲线和供给曲线》，系统阐述了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见成本曲线，同时也在分析中明确提出了“金融外部经济”（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ies）概念。金融外部经济可以表述为，由于对服务和物质产品整个产业的购买量增长所导致的服务和物质产品价格的下降。产业A的金融外部经济可能是其他产业B的内部经济或外部经济，如果产业A购买了更多的服务或物质产品，它们的价格将下降，因为产业B可以用更低的单位产品生产出这些产品”⑤。这是金融外部经济提出的最原始的表述。从这个表述中不难看出，金融外部经济实际上是外部经济的报酬递增机制在产业关联领域的延伸和应用，是报酬递增机制与关联机制的结合体。
产业关联是各产业产出规模之间的交互依赖。而报酬递增机制则是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指生产规模越大，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导致这一机制的原因包括：规模扩大为更为专业化的分工提供条件，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劳动技能的提升；更大的生产规模提高了对固定资本的利用效率，使单位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减少，等等。所谓金融外部经济就是指一个部门的生产效率受到与之存在供求关联的部门的生产规模的影响。因此，金融外部经济将“产业关联机制”所描述的“规模联系”和“结构依赖”，推进至“效率联系”和“技术联动”。在金融外部经济的视角下，由于各产业规模之间的必然联系，各产业以规模扩张为基础的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相互关联、相辅相成。
这一原理最为清晰和著名的表述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杨格定理”⑥，金融外部经济的表述更为贴近本文所关注的“结构因素”“产业关联”“技术进步”等内容，其模型化成果也广泛分布于高级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领域，因此本文选择“金融外部经济”来指代这一原理。关于这种依赖和关联机制，克鲁格曼将其表述为：“这种循环关系意味着一国可能会经历自我强化的工业化（或者无法实现工业化）”[15]。
四、基本模型：“多重均衡”破解“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
金融外部经济只是描述了各产业之间相互关联的“结构依赖”和“效率依赖”。那么，如何将这一思想模型化，使之兼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发展障碍”呢？
实际上，发展经济学的“平衡增长”理论，例如“大推进”理论、“贫困的恶性循环”等理论，都是从不同角度模型化了“金融外部经济”的思想，同时也是对“发展障碍”问题的模型化解析。但是，这种解析并不完善，或者说并不完全符合经济学模型所要求的严谨的学术规范。由赫希曼发起的对“平衡增长”理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这一理论的失败。其实，赫希曼的“产业关联”机制、“关联效用”和“主导产业”等理论的表述，只是金融外部经济基本思想的另一个表达方式而已。基于相同的核心思想，却陷于批判和否定之中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的“模型化”表述并未能够真正清晰表述其核心观点。这也是金融外部经济理论在后来需要被重新发现的原因。
（一）“多重均衡”重振金融外部经济
20世纪80年代末，以金融外部经济为基础的“大推进”理论等“超发展理论”重新被相起关注，完善的模型化成果是墨菲等人对“大推进”理论的模型化。克鲁格曼将这种模型化的成果称为“多重均衡”模型，并提出了较为简化的数理表述。限于篇幅限制，我们可以基于金融外部经济的核心思想，提供一个更为简洁的文字概括。
第一，要素弹性供给假定。将我们讨论的范围限定于效率普遍高于其他部门的城镇工业化部门，除了这些部门之外，还存在一些能够为这些部门提供弹性要素供给的低效率地区或低效率部门。这一假定并非要求以“二元经济”为前提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要一国经济仍存在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存在一部分部门为另一部分部门提供具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我们的分析就可以进行。由于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无法实现完全的市场化，部门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效率差异普遍存在，且整体经济增长的表现主要依赖于效率较高的工业化部门，所以，这一假定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研究还是可以接受的。在欧盟，其劳动力、资本流动以及大量移民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是高收入国家，这样的弹性要素供给也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存在产业关联机制。国民经济存在众多部门，一个部门能够获得的“回报”取决于这个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交换”。因此只有其他各部门产业规模都相应提高后，这个部门所获得到的回报，即收益才能相应提升。
第三，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和离散的技术分布。随着规模的提高，每一个产业在不同的生产规模上单位要素的产出效率提高，促进企业采用新技术，即更高的生产规模意味着高技术水平的人均产出会提高。但是，技术是离散分布的。同时，更高的技术也意味着单位要素的更高的成本，我们可以假设，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不会高于技术所取得的产出的增长幅度，即只有在经济方面“合算的”⑧技术才会被采纳。
如图1所示，生产规模从小到大，要素使用量分别为FA、FB和FC，其中生产规模越大，技术水平越高，例如生产规模的要素使用量达到FB时，可以采用更高的技术，从而QB/FB>QA/FA，同样QC/FC>QB/FB，但是，更高的技术往往需要更高的要素成本价格，单位要素价格计为W，其成本计为C。
由于存在“要素弹性供给假定”，我们可以将分析限定在各产业部门的规模持续扩大的规模扩张式的“经济增长”背景之下。在这一背景下，依据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似乎经济增长会“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各产业的生产规模越大，单位要素的产出越高，同时产出规模的提高幅度大于要素报酬的提高幅度，工业化部门会持续扩张下去，其效率水平会越来越高，人均收入也会越来越高。但是，由于存在“产业关联机制”，模型的结果将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多重均衡”的。由于产业间存在相互依存的供求关联机制，一个产业部门在相互关联的市场交易关系中能够“换得”的产品，取决于其他产业的生产规模，这些在交易中所换得的产品，就是这个部门的“实际收入”。这个“实际收入”并非取决于这个产业自己的生产规模，而是取决于那些与之交换的各部门的产出规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企业采用“新技术”后“要素成本”的上涨幅度低于生产规模的上涨幅度，但是，如果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未出现扩张，那么，产业的“实际收入”将不会增长，因此，扩大生产规模、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反而是不合算的。只有所有产业的生产规模都相应扩张到新的水平上，新技术才是合算的。所以，经济系统并不会自然的持续扩张，绝大多数产业的规模被确定在某一个水平上时，各产业最优选择的均衡点，并不是朝向更大的生产规模和更高的技术，而是保持在原有技术水平上。
因此，随着各产业部门生产规模由小到大，经济系统“均衡机制”的结果不是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而是会存在多个离散的均衡点，越大的生产规模，对应着更高的均衡点、更先进的技术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必须所有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都相应扩张，才是“合算”的，任何一个产业部门单独扩张，将会因为“实际收入”增长滞后于要素成本的增长而变得“不合算”，保持原有的生产规模才是符合“均衡机制”要求的最优选择。相对于更高水平上的“均衡点”而言，较低水平上的均衡点，就是发展经济学中所说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二） “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相统一的“陷阱论”新解
有趣的是，上述墨菲等人完成“多重均衡”模型的同时，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布赖恩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上，系统论证了经济系统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布赖恩的分析也是以“报酬递增”机制为核心的。但是由于分析方法论和研究思路的差异，布赖恩的研究更多地被视为“演化经济学”等理论的代表。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布赖恩的术语，对于经济系统交易出现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提出一个基于“多重均衡”模型的解释。
任何一个均衡点，都可以通过“成本—收益”机制促使经济系统向均衡点移动。如果A、B、C三点分别代表低、中、高三种收入水平。以B点为例，当经济系统从低于B点的收入水平接近B点时，各产业之间以QB为基础的交易关系逐步形成“均衡机制”。这时，各产业所面临的市场交易规模接近于QB，其收入水平也接近QB，收益高于成本，产业规模的扩大形成“正向激励”，各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会受到均衡机制的“吸引”进入B点。这种情况下“均衡机制”的动态作用形成的“吸力”，表现为经济系统“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良性互动，形成良性循环，构成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自我强化”机制。但是，一旦经济系统进入B点，各产业部门以QB为交易量的市场供求关联最终形成，当经济系统试图继续扩大生产、改进技术、提高收入时，以B点为中心的“均衡机制”同样会发挥其“吸力”，在某些产业部门扩大生产时，需要面临其他产业部门较小的生产规模和交易量的限制，导致收入增长滞后于成本上涨，甚至收入无法增长。产业规模扩张面临“均衡机制”的“惩罚”。这种情况下，同样是市场“均衡机制”的动态作用形成的“吸力”，却表现为经济系统难以实现“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锁定效应”。
因此，“多重均衡”模型的动态机制可以表述为：经济系统“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动态过程，随着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技术水平由低到高，经济系统将在经过不同的“均衡点”时，交替出现“自我强化”的良性互动和“锁定效应”的恶性循环。这是对中长期经济周期，尤其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的经济周期的另一个“结构性”表述。在不同收入水平下，进入均衡状态的经济系统所面临的“锁定效应”，就是各种“陷阱说”的经济学基础。
（三）“多重均衡”新模型为阶段性特性提供的理论支撑
上述分析还未在模型中引入阶段性的“结构性差异”。实际上，技术变革本身，就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特征，不同的技术水平，往往对应着生产部门之间不同的分工关系，不同的中间产品链条和产业间不同比例结构的差别。
最为典型的“结构性差异”模型莫过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技术进步被处理为“资本有机构成”即C/V的提高，而这一比例的提升必然对应着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即第一部类在总产品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产业关联”可以将这种“结构性差异”的因素引入模型之中，但是“结构差异”的引入本身，也会形成对经济发展障碍的另一个有力的解释——由于产业之间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经济系统需要适应产业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那么，调整的困难还将进一步增加：各产业之间的交换数量需要发生相应的调整，调整的过程中必然需要部分产业承担收益与成本变动，某些产业可能会因此而受益，另一些产业则会因此而受损。“新结构”的形成，会比原有的结构约束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困难。当然，这一要素的引入也说明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具有统一性。
五、对策悖论与开放条件：“比较优势重要”的模型解释
在“多重均衡”模型中，一旦经济系统进入某一个均衡点，固守于“均衡点”就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对策往往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对策悖论”。但是如果将封闭条件下的“均衡状态”推广到开放条件下，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均衡机制”所形成的“锁定效应”将获得缓解。这也部分地解释了“比较优势重要”命题。
（一）“锁定效应”下的对策悖论
“锁定效应”下的对策悖论就是“市场”与“计划”之间的悖论，换言之，就是政府干预与否的悖论。按照“大推进”理论的逻辑，各产业在结构约束下的发展，需要产业规模“协同扩张”。然而市场机制则很难实现“有计划的协同”，完全依托自发的市场均衡机制，其作用将不是“推进”，而是“锁定”。因此，政府干预下的投资和“推进政策”成为发展经济学重要的政策主张。然而政府的推进并非是单独对某一个产业领域的支持，而是对各产业协同扩张的“大推进”，即对整体国民经济的系统干预。实践证明，这种干预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会形成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破坏。除一系列“寻租”和“腐败”问题外，更为严重的负面因素在于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则可能因为政府的过度参与而受到损坏，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活力”下降。基于市场机制进行政府干预，利用“税收杠杆”等手段，通过市场机制施加政府的影响，也许是最佳选择。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求政府既施加干预，又防止市场损害市场活力，其“分寸”是很难把握的。通常，这种“最佳选择”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
（二）对外开放克服“对策悖论”
对外开放是克服上述“锁定效应”，更具可操作性的对策。在“多重均衡”模型中，对于“独自扩张”部门进行惩罚的，正是封闭的经济系统中产业之间的关联机制。实际上，要克服这种“锁定效应”，除了要求各产业部门在生产规模上实施“协同扩张”的“平衡增长”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暂时地突破这种“关联机制”的约束。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就是突破这种“关联机制”的有效选择。
在开放条件下，具有出口潜力的部门的“独自扩张”将不再受到“关联机制”的约束和“锁定效应”的限制。生产规模扩大后，可以将更多的产品销往国外，而不必再受制于国内市场各部门所提供的“交易规模”的限制。同时，“出口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还会通过“关联机制”的作用，带动其他相关部门的扩张，从而拉动经济系统逐步脱离“均衡点”。当然，这种“开放政策”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一国需要具备能够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且这种比较优势，需要在一国在脱离“均衡点”之前持续存在，或者不同“比较优势”之间的衔接不会出现“断档”。否则，如果“比较优势”在经济系统进入到下一阶段的“自我强化”之前就被耗尽，或者其力度严重削弱，都有可能使得一国经济在脱离“均衡点”的过程中，面临重新回归“均衡点”的“锁定效应”，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倒退”。另外，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也要受到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风险将导致一国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根本规律依然根植于一国经济自身的条件，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所提供的仅是部分产业部门生产规模的“调整”，使国民经济的“结构约束”出现一定范围的“伸缩性”。但是最终的经济发展动力必须源于国民经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市场活力。因此，过渡依赖国际市场，放弃合理的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建”和“回归”，无异于放弃了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最终会因“比较优势”的耗尽或国际市场的动荡而遭遇打击。
六、结论与展望：“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未来图景
综上所述，我们可这样概括“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将某一阶段上的经济发展困境描述为“陷阱”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习惯用法。“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经济学各类“陷阱论”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延伸。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构建一个能够标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结构性差异”并兼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陷阱”因素的统一的经济学模型。将理论源头回溯到各类“陷阱论”的方法论基础，即“金融外部经济”，同时将重振金融外部经济的高级发展经济学“多重均衡”模型应用于解释经济系统周期性出现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将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提供较为规范的基础模型。在这方面，经济学所表现出的潜力和方法论优势也值得关注。另外，这种分析也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图景：以政治经济学再生产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结构论”，是解释经济增长、就业和相关经济政策等宏观经济学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现象的理论基础[16]。构建以“结构论”为基础的动态的经济周期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可以将长期分离的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等理论实现有效的综合，对于各类经济发展问题提供坚实的基础理论模型，是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也有观点认为《东亚经济半年报2006》已经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未见明确的原文献支撑。2006年11月份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经济报告》中的确涉及了东亚的“中等收入”问题，但是报告也指出，其观点引自吉尔和卡拉斯的《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即2007年在北京的报告。
②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间还存在较小幅度的差异，但基本水平相仿。
③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转引自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
④受购买力平价等因素的影响，“人均收入”水平的可比性存在局限性，但是“比例”和“结构”等相对性指标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局限性。
⑤Viner，Jacob.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urves." Journal of Economics 3.1（1932）：23-46. Pecuniary的英文释议为relating to or involving money，与货币有关的，引涉货币的。从维纳的表述中也可以判断，金融外部经济所讨论的实际上是涉及到货币对商品和劳务购买的，产业间的供求关联。因此金融外部经济在有些场合也被译为“货币外部经济”，笔者认为也可译为“供求外部经济”或“购销外部经济”。
⑥Young，Allyn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38.152 （1928）：527-542.这里使用“金融外部经济”而不是“杨格定理”，概括这一原理，主要考虑到“金融外部经济”与主流经济学的关联更为密切，其原理表述更接近“结构”和“产业关联”的核心思想，且以“金融外部经济”为主题的模型化努力相对较多。
⑦赫希曼认为，罗森斯坦和纳克斯的关键思想是“平均的增长”，赫希曼通过“关联机制”论证了“非平均增长”，其实罗森斯坦和纳克斯以及其先驱杨格的论述中，关联机制也是支持“平衡增长”的关键因素。
⑧至少在“生产效果”上是合算的，当然，更多的产品能否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回报，还要看市场交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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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一、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目标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构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首先要根据中国国情设定相应的发展目标。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目标可分为阶段性目标与最终目标。
(一)阶段性目标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3000美元，按照联合国标准，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我国又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存在特殊困难。但是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从中国人民和人类长远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国务院总理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提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一个阶段性目标是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将这一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第二个阶段性目标可以设定为到2050年建成低碳经济社会。
(二)最终目标
从发展阶段来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高碳社会向更高一级的无碳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使经济增长摆脱了高碳排放模式，协调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其最终目标是要增强人类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衡量指标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相对于高碳经济发展模式而言，是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权威数据表明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超过80%，因此可以用二氧化碳排放量代替温室气体排放量，作为衡量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最重要指标，具体来讲，碳排放量又可分为总量指标和单位指标。
(一)总量指标
总量指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Kaya恒等式揭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总量Q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人口（P）、人均GDP（GDP/P）、单位GDP能耗即能源强度（E/GDP）和单位能源供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即二氧化碳强度（Q/E），即Q=P•（GDP/P）•（E/GDP）•（Q/E）。
(二)单位指标
单位指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一个绩效指标。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要考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考察其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规定发展中国家为了保证自己的民生需要，以及体现共同的差别责任，是不需要承担实质性减排义务的，温室气体排放可以有一定的增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考虑到经济将按照一定的增长率在增长，那么中国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量还是会有一定的增量，所以用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衡量指标更具有现实意义。
三、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参与主体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参与主体既不是单一的政府，也不是仅有市场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而是由政府、市场微观主体、非政府组织等共同组成的、相互影响的多元市场主体，每一个参与主体都在其中承担不同角色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政府
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这既是因为低碳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外溢性，符合中国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也是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符合中国的国情。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指导、引导、监督和宏观调控等，具体包括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发展战略，制定和完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运用税收、补贴、信贷、直接投资等财政货币手段刺激低碳经济发展，推行低碳经济区试点工作等。[1]
(二)企业
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虽然政府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又不是万能的和无所不包的。特别是目前中国已经不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运用市场机制来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是基础和核心。市场是供求双方进行交易的场所和相互关系的总和。企业作为市场微观经济主体之一，是低碳产品的供给方，是社会生产的主导力量，其能否按照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来进行低碳生产、节能减排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作为生产者，企业是最主要的资源使用者和环境污染者，因此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应该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为此，企业要强化环境责任，按照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对生产的全过程进行控制，从材料采购、生产、包装、销售等环节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定期向社会企业的相关环境信息，积极推行低碳产品认证制度等。
(三)居民
居民作为消费的主体，是另一重要的微观市场主体。有关调查显示，1999-2002年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30%是由居民生活行为及满足这些行为的需求造成的。[2]所以，只有居民实行低碳消费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低碳生产，并最终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低碳消费关键是居民要将环境保护和满足自身消费需要相结合，要改变高碳消费倾向，摒弃不合理消费，自觉践行低碳消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环境的损害。
(四)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指处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其分布广泛且深入社会各阶层，比政府能更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所以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早些时候的调查所表明的，当谈及环境议题时，人民对环境组织要比对国家政府或者公司更信任。”[3]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之友等在宣传环境保护、倡导低碳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政府和市场所不能及的作用。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如中国环境保护协会、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中华环保基金会、自然之友、地球村等民间环保组织，虽然存在数量较少、规模有限、财力困难、法律制度欠缺等制约因素，但要充分利用其来自民间、扎根民众的优势，弥补政府与市场的空缺，做低碳经济发展的践行者和引领者。
四、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重点
低碳经济发展贯穿于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生产和消费领域的低碳化是重点。
(一)生产领域低碳化
如何实现生产领域的低碳化，许多学者认为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对此，笔者认为不能盲目地寄希望于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4]首先从产业结构来看，其变化有自然规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三产业不可能占主导，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空间有限。其次从能源结构来看，我国受 “富煤少油贫气” 的自然资源禀赋、技术、资金、收入水平等限制，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改变。
综合考虑我国的产业发展阶段、自然资源禀赋、资金、收入水平等因素，提高能源效率是实现低碳生产的最有效途径。中国在1971-2005年间，约89%的二氧化碳减排量来源于单位GDP能耗的不断降低。[5]而提高能源效率，技术创新是关键，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值能耗，从而在能源结构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碳排放强度。相关学者的研究证实了技术因素对我国能源强度的变化起了主导作用，在1980-2005年间技术因素对我国能源强度变化的贡献率在80%以上。[6]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IPCC）认为低碳或无碳技术的研究规模和速度决定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的规模。低碳或无碳技术也称为碳中和技术，包括温室气体捕集技术、温室气体埋存技术和低碳或零碳新能源技术等。[7]为此国家要加大对碳中和技术创新的投入，可以通过设立碳基金的方式促进碳中和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利用市场加快其推广和应用，鼓励企业开发低碳技术，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
(二)消费领域低碳化
保持经济增长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在追求的目标，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了减少碳排放而放弃经济增长。然而人们的消费需求、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可以改变的，即转向低碳消费方式。低碳消费是消费者以对自然、社会和后代负责任的态度在消费过程中积极实现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但是低碳消费仅靠消费者的自觉转变将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因为消费者长期形成的消费倾向具有惯性，难以满足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因而需要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引导。在对消费者的消费活动进行有意识、合理、科学的引导，实现消费行为的低碳化方面，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都要发挥各自的优势。政府要借助于其所特有的公信力和重要的社会职能，通过各级政府部门、学校等，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倡导低碳消费的价值理念和消费伦理，营造有利于低碳消费的社会氛围，将低碳消费转化成消费者的自觉行动。企业要向市场提供数量丰富、种类繁多的低碳消费品，还要充分利用广告等营销手段，促进低碳消费。非政府组织也要发挥政府与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积极引导消费者进行低碳消费。
参考文献：
［1］熊春兰.低碳之路，政府先行――浅议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J].中国集体经济，2010（4）：31-35.
[2]殷耀.聚焦城市居民“低碳生活”[N].经济参考报，2009-09-08（7）.
[3]克里斯托弗•卢茨.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M]. 徐凯，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331.
[4]潘家华.怎样发展中国的低碳经济[J].绿叶，2009（5）：20-27.
[5]冯相昭，王雪臣，陈红枫.1971-2005年CO2中国排放影响因素分析[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8，4（1）：42-48.
[6]王群伟，周德群，张柳婷.影响我国能源强度变动的因素探析[J]. 统计与决策，2008（8）：72-74.
第6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世纪*年代以来，农民外出务工以及政府转移培训成为我国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与我国发展阶段特别是二元结构转换以及加工贸易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这一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正逐渐显现。比如，对农民工的粗放式使用不利于农民的全面发展，不利于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升；农民工主要向外地特别是沿海地区转移，不仅增加了转移成本，而且削弱了输出地产业发展的劳动力支撑；城市对农民工的接纳条件和环境欠缺，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重重；一些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劳动力过度转移问题，影响了新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化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等等。
这些问题的出现，表明我国农民问题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解决农民问题需要从侧重转移转到侧重培育。首先，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需要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育。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人口红利”基础上的，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但由于存在对劳动力粗放式使用、忽视劳动力培育与素质提高等问题，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日益突出，技术工人严重不足。这不仅制约了我国的产业升级和发展后劲，而且使解决农民问题面临新的瓶颈。因此，需要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解决农民问题和劳动力培育结合起来，既关注农民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也关注农民的培育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农民真正融入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其次，新农村建设特别是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育。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其实质是按照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要求，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整体性改造。这种改造既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物的方面，又包括农民素质提高等人的方面。因此，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不应仅仅局限于培训转移外出务工人员，还应着力于培育新型农民。
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把握我国农民问题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新思路。一是在农民的去向问题上，提出“转移”与“培育”相结合的思路。一方面，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另一方面，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二是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方式上，明确了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主动接纳相结合的思路。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提出了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战略思路。今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要在惠农政策的基础上实施强农政策，通过健全城乡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和农村流动。强农政策的重点之一，就是强化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
由此可见，应根据我国农民问题的阶段性特征，相应调整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即从侧重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到全面培育劳动力。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应明确全部农村劳动力都需要开发和培育，既为二、三产业发展提供合格劳动者，又为新农村建设培育新型农民。其次，城市应积极参与农民问题的解决，通过教育、培训等公共资源的共享，促进农民工素质的提升。第三，农村地区应在继续做好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完善机制、优化环境，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
第7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摘要：按照对航空运输和机场资源的需求和利用程度，航空经济的产业类型可以划分为航空核心产业、航空关联产业和航空引致产业三大类；按照距机场距离的远近，航空经济产业的空间布局呈现出圈层特征，大体可以划分为空港区、紧临空港区、相临空港区和辐射区四个基础圈层；从时间特征来看，航空经济产业可以划分为运输经济阶段、产业集聚阶段和城市经济阶段。
关键词：航空经济；空间布局特征；阶段性特征
2013年3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这是全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其发展无疑需要良好的产业来支撑，而这又需要对航空经济的产业类型与相应的空间特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从一般性规律上把握航空经济的走向。
一、航空经济的基本产业类型
航空产业按照对航空运输和机场资源的需求和利用程度，可以分为三类：航空核心产业、航空关联产业和航空引致产业。
（一）航空核心产业
航空核心产业指直接利用机场提供的主要设施和服务等资源进行运输服务或飞机制造的相关产业。机场所提供的航空器飞行保障服务是其产品（服务）生产过程中重要或必须的环节之一，如航空运输业、航空物流业、快递业和航空制造业等，机场直接参与到这些产业产品生产过程中，是其产业链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航空物流业，机场跑道等资源是其重要服务设施，机场货栈是为航空物流提供了必要的生产场所，航空运输是航空物流服务产品生产的主要过程。这些产业对机场资源和服务的依赖性极高，具有极高的临空指向性，通常需要紧邻机场布局。
同时，航空核心产业也包括航空运输业进行保障服务的相关产业，这类产业直接为机场内的航空制造活动和运输活动提供相关保障，其目的是为了保证飞机制造企业、航空公司的正常运营，主要类型有航空配餐业、航空器维修业、航油航材业、航空培训业等，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机场内的运营航空公司的数量、机队规模等因素而衍生的市场需求。这些产业的发展直接依赖于航空制造和航空运输活动，没有航班飞行活动，这些产业也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产业临空指向性较高，通常也需要紧邻机场布局。
（二）航空关联产业
航空关联产业指对航空运输服务有较高的敏感性，利用航空货物快速安全和机场口岸功能的特殊优势，可以有效降低其客货运输的时间成本，满足产业对快速客流、物流位移的生产服务需求的产业。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依赖航空运输，产品具有临空区位偏好的高时效性、高附加值的产业，主要有高科技制造业、现代农业等。
第二类是知识、信息、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如人员交往频繁的总部经济、旅游业、会展业等。
（三）航空引致产业
航空引致产业指依托机场及上述两类产业引发的大量客流、货流资源，满足各类机场旅客、员工及各产业从业人员的居住、教育、消费、购物、娱乐等生活需求，以及产业发展所必须的研发、培训、金融、中介、广告等服务需求，利用机场的区位优势，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和完善，由各航空核心产业和航空关联产业引发和吸收各类辅助、配套和支持产业，这些产业大多属于现代服务业范畴，机场的吞吐量规模对这些产业的发展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更多的受其他临空产业的规模和需求的影响。
二、航空经济产业的空间布局特征
根据航空经济区内不同的经济单元与机场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的不同，机场周边地区通常呈现圈层布局结构，但这种结构随着机场通往市区的交通干道及联系成本的大小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形。结合国内外众多航空经济区的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以距机场距离把机场周边区域划分为四个基础圈层即：空港区、紧临空港区、相临空港区和辐射区。
（一）空港区的临空产业分布
空港区也称为机场运营区，其范围通常在机场周边的1km范围内，主要布局航空核心产业。包括机场的基础设施和与空港运营相关的行业，如航空食品业、航空维修业、航油航材总部、飞机后勤服务、旅客服务、航空货运站等，以及航空公司的办事机构，是直接服务于机场各方面的功能区。
图1航空经济产业的空间布局特征
（二）紧邻空港区的临空产业分布
紧邻航空区的范围通常在机场周边的1—5km范围内。紧邻空港区是航空商业的活动地区，主要为航空运营、航空公司职员和旅客提供相关的服务的航空核心产业。其中，货运物流、餐饮住宿、商业贸易、休闲娱乐、地区总部一般占到主要产业种类的80%，这一地区商业活动频繁，就业机会较多，同时也会有部分航空关联产业在此区域分布。
（三）相邻空港地区或航空交通走廊沿线地区的临空产业分布
这一地区的范围通常在机场周边的5—10km范围内，或在航空交通走廊沿线15分钟车程范围内。这一范围的临空产业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主要针对航空周边地区需求而产生的附属产业，如航空公司总部，以及研发机构、住宅、大型超市、金融机构、会展业、旅游博览、货运等；二是由航空运输供给吸引产业即航空关联产业，此类产业借助航空运输的便捷性和国际航航空航线网络的辐射性，使经济活动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得到扩展，例如高科技产业、会展中心、跨国公司总部以及用机场的区位优势所发展的物流配送、邮件快递业等。这个区域是航空经济区规划和研究的重点，将成为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辐射区的临空产业分布
随着航空经济区的不断扩展和完善，航空产业的范围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一地区既有辐射区原有的产业，如高新技术制造业、仓储业、批发零售业等，也有受机场吸引从别处转移过来的经济活动，如休闲、会展、临空农业、花卉业等。
三、航空经济产业的阶段性特征
航空经济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主要产业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体现了产业发展的一般过程。大多数的航空经济区发展过程都会遵循图2所显示的阶梯状发展阶段。
（一）运输经济阶段主导产业类型
在航空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航空经济区的主要产业表现为直接利用机场提供的主要设施和服务等资源进行航空运输服务和航空运输服务提供保障功能的相关产业。这一时期经济结构中直接和航空运输相的产业即航空核心产业占区域产值的绝大部分，而非航空运输业产值较低。满足航空运输的产业主要包括飞机维修保养、航油航材供应、地面服务、航空配餐、航空物流和其他商业服务。个别的航空经济区因其有一定的航空器材制造基础，也会在这一时期发展起航空制造业。
（二）临空产业集聚阶段主导产业类型
随着机场人流、货流量的扩大，特别是当机场客流超过1000万人后，机场周边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随着航空网络覆盖面扩大，机场综合型增强，航空经济进入快速成长阶段，航空经济区内临空关联企业数量快速增长，区域内的产值结构临空关联企业产值将超过航空运输业的产值成为航空经济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随着临空关联企业数量的增长临空引致产业的数量也会逐步增多，区域内的常住人口数量较前一阶段明显增加，航空经济区域初现城市形态。
（三）城市经济阶段主导主业类型
城市经济阶段是航空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航空经济区内，交通环境、人文环境得到改善和提高，常住人口达到一定规模，航空关联产业和航空引致产业共同成为航空经济区的主要产业，非航空产业产值远远高于航空运输业产值，航空经济区域空间较产业集聚阶段进一步扩大，与腹地区域有机的融为一体，形成航空都市区。（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三化”协调发展要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的理论与现实依据（编号：2012B152）
参考文献：
[1]郭恒亮，曹青，郑紫瑞.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J].河南科技，2013（7）.
第8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现代化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经典作家曾说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后来的景象。”对比与厘清英、美、日、韩等国家快速发展时期的特征、面临的问题、当时的处理措施及未来影响等，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对中国都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先发展国家的启示之下，我们可以避免走其他国家相同时期走过的老路，把握好当前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对比英、美、日、韩等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果处理好这一时期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就能够很快上一个新台阶，处理不好，容易产生经济和社会危机：
――英国，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百年间经济加速发展，但并不能完全摆脱国内面临的诸如富人与穷人间的尖锐对立等社会问题。英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采取了多项社会改良政策，才没有爆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美国，从1870年到1929年的近60年实现了迅速崛起。一战后的2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到达新的高峰。但经济发展所掩盖的问题，如劳资关系紧张、分配不均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缺位问题，政府不懂宏观经济调控等，到1929年危机大爆发时才显示出来。
――日本，从1957年到1975年的近20年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5%。但上个世纪70年代的多党纷争、石油危机、通货膨胀等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使日本执政党面临政治危机。“危机补偿机制”及时开启，使日本政局和社会渐趋稳定。
――韩国，从1960年开始到1990年的近30年，经济奇迹般地实现了快速发展，保持了年均增长9%的高速。但在韩国经济起飞阶段的后期，一系列危机日渐暴露出来，使得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面前陷入困境。
――墨西哥，从1940年到1970年的30年间，创造了“墨西哥奇迹”。但是，1968年爆发的学生运动成为此后社会危机爆发的导火线。1970年推行了依靠双赤字来支撑的“分享发展战略”，快速发展却未能延续。
为此，本期特别策划，我们约请相关专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探讨，并收集整理了相关资料，以期从国际视野来审视中国的快速发展。
第9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 工业化 投资
一、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选择
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贯穿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特征，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中期阶段，资本积累必须达到较大的规模和较高的增长速度，从而依靠投资启动经济快速增长，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后期阶段，资本积累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应适度降低以避免生产能力过剩，必须进行投资结构的调整提高投资效率以促进技术进步，增强投资启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机选择应特别注重经济周期性影响。
投资启动扩大的是生产性需求，而消费启动扩大的是消费性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消费成为启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应当在工业化后期阶段，而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由于资本相对匮乏，可以考虑选择消费或同时选择消费和投资作为启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但如果过分强调消费的启动作用可能会导致经济处于低收入水平的恶性循环。
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和多个国家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净出口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对扩大总需求或弥补国内需求不足起到重要作用，对于小国而言，净出口需求可以是启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性机制，但对于经济大国而言，净出口需求只能是一种辅机制。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79至2014年，中国CDP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人均CDP由改革开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当前的7485美元左右，一跃成为当今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7485美元，第三产业从2004年以来快速发展，到2013年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了46.8%，与第二产业基本持平，第一产业比重由2004年的7.8%下降了2.9个百分点。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下降，至2013年占就业总人数比重的31.4%，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3.73%。因此中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变化，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将发生改变，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而后期阶段就转变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上来。换句话说，源自经济系统的、依靠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倒逼机制正在形成过程中。
三、经济增长的动力
投资、消费和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宏观调控的目标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整理得出2001年-2013年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百分点。（1）2001年的时候消费对于我国GDP的贡献更大一些，之后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在2011年和2012年再度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2013年又有所下降，投资的动力作用增强。（2）到了2002年之后，投资拉动GDP的百分点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在2009年达到了最高值为8.06个百分点，贡献率为87.6%，这主要来自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出台的四万万亿投资计划。（3）净投资的波动幅度很大，2008年之前，我国经济发展一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口严重受阻，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出现了负值。在大部分年份投资拉动GDP百分点比消费拉动百分比高。综上所述，我们得到一个基本结论，2000年以后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以投资和消费为主，投资的动力作用更强。
四、投资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自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虽然己经有所复苏，但是，欧洲、美国、日本都尚未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恢复经济正常增长的活力，所以，很可能陷入长时间的低增长、高失业、高赤字的新常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不容乐观。笔者不认为中国应该从投资拉动型的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消费固然重要，但以消费来推动增长，就意味着每一年都必须要增加消费。唯一能够保证每年增加消费的只有增加收入，也就是说每年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手段如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改善基础设施等都离不开投资。
经过35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仍然存在很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高的投资机会。第一是产业升级，第二是基础设施。这些投资都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高回报。要依赖投资拉动经济，除了要拥有良好的投资机会外，还需要有投资资源。第一，中国政府积累的债务只占GDP的40 %，第二，中国的储蓄率将近50%，政府的投资可以撬动私营领域的投资。第三，投资需要进口技术、设备及原材料，中国的外汇储备有4万亿关元，居世界首位。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可喜的发展，但是由于人均GDP、城市化率、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水平较低，中国正在向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现在不仅拥有难得的投资机会，还拥有丰富的投资资源，所以中国应该继续主导依靠投资的增长的模式，但是要注意投资结构的调整，同时兼顾消费的动力作用。
参考文献：
[1]2013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2013.
[2]纪明：经济增长的需求启动、需求约束及再启动[J].社会科学，2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