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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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文学研究范文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5—6世纪的古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从此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经过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到了明朝佛教已经有了持续的发展；统治者的扶持，明代禅宗（临济宗、曹洞宗）的兴盛，和四大高僧（莲池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的出现，以及辅教居士（宋濂、袁了凡、袁宏道）的作用都可以看出佛教在明代有所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明代文学中也常常出现佛教的踪迹。

《南柯记》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汤显祖的代表作“临川四梦”中的一梦。汤显祖与佛教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由于他和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真可和尚的交友就显得更加深刻，所以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现与佛教有关的内容。在《南柯记》中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并且是经常被人关注的部分；包括作品中佛教思想渗透和作品中的佛教故事。

一、《南柯记》中渗透的佛教思想

明传奇在文学中是俗文学。它更接本文由收集整理近底层百姓，所以其中所传播的思想容易被人接受，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广泛，和这一点也有关系。《南柯记》就是这样的作品。它主要叙述了“落破书生淳于棼醉酒于自家门前的古槐树下，梦入蚁国，与公主结婚，经历一世浮沉，酒醒后发现只是一梦，却忘不了梦中亲人，直到禅师斩断情根才醒悟成佛”的故事。其中渗透着一些佛教思想。

在《南柯记》中主要贯穿的佛教思想就是“因果报应”。因果报应与十二因缘、生死轮回、三世说是佛教的基本思想。整部传奇的主要结构贯穿了一个“因果报应”思想；从一开始契玄禅师叙述中交代五百年前留下的公案要在现在了结，到最后淳于棼梦醒立地成佛，可以说“因果报应”的体现。而作品中无时无刻都在渗透着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的思想。

除此之外，作品中还体现出佛教“多种神通”的思想。作品中提过如来、菩萨度化世人的情节，契玄禅师可以预知发生的事情，可以超度死去的人升天。人们有疾病也会去求佛祖。而无常苦空的思想在《南柯记》中也有渗透，传奇的最后淳于棼看头一切，便觉一切皆为空；于是成佛。第八出“情著”中契玄禅师提到“色即是空”是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绯色非空”是指“归去岂知还向月，梦来何处更为云。”第四十二出中结尾诗中提到“空非空，还谁天眼通？”的诗句。这些都可以表现出“无常苦空”的思想。

二、《南柯记》中引用的佛教故事

《南柯记》中不仅有佛教思想的渗透，在传奇中还涉及了一些佛教故事与传达出的佛教思想相适应。作品中涉及了许多佛教人物，比如“如来”（又称“世尊”）、“达摩”、“观世音”、“目连”等等这些佛教诸神的名子穿插在作品中不时出现。

首先，契玄禅师自己叙述了一段因果轮回的故事；剧中第四出有这样一段话“从世尊法演于西天，到达摩心传于东土。无影树下，拜月嘲风；没缝塔中，安身立命……只为五百年前有一叶债梁天监年中，前身曾为比丘，跟随达摩祖师渡江，比扬州有七佛以来毗婆宝塔，老僧一夕捧执莲花灯，上于七层塔上，忽然倾泻莲灯，热油注于蚁穴之内，彼时不知，当有守塔小沙弥，颜色不快，问他敢是费他扫塔之劳？那小沙弥说道；不为别的，以前圣僧天眼算过，此穴中流传有八万四千户蝼蚁。但是燃灯念佛之时，他便出来行走瞻听。小沙弥到彼时分，施散盏饭，与他为戏。今日热油下注，坏了多年。老僧闻言，甚是忏悔，启参达摩老师父。老师父说道：不妨，不妨，他虫业将尽，五百年后，定有灵变，待汝生天。老僧记下此言，三生在耳。屈指到今，恰好五百来岁。欲往扬州，了此公案”。这完全是为了传奇的整个结构“因果轮回，三世因缘”思想的需要而出现的一个故事。

第二个是有关“观音菩萨”的故事；“观音”又称“观世音”、“观自在”是佛教中四大菩萨之一，在中国这个佛教人物对民众的影响最为深远。《南柯记》第八出“情著”中作者用很长篇幅描写契玄禅师讲《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主要向众人传播观音菩萨度化世人，功德无量。教世人诚心供养观音菩萨。言语中又渗透着因果轮回的佛教基本思想。

第2篇：古代文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 城市文学；文学史；空间形态；当代意义

Abstract: The meaning in literature history of researching the Chinese ancient urban literature is re-surveying and studying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from a spatial angle of view， digging and making use of the urban literature resources fully that had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which is good for rebuilding a space-time concatenate， more integrated and systematic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history.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urban literature can also provide a wide historical sight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text for the present literature.

Key words: urban literature; literature history; spatial form; present significance

近年来，在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呈现热潮的背景下，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开始进入当代研究者的视域。城市文学属于古代文学的特殊分支，在内涵上与乡土文学、山水文学相对应而存在，具体是指以古代城市这一特定空间形态为观照视角，以人与城市关系为枢纽，以城市的物质构成、生活状态、文化品质、人文景观以及城市居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其内容围绕凸显城市特点这一中心向不同层面展开，具体包括勾勒城市风貌、书写城市印象、表现异于乡村的都市生活形态、彰显由城市激发的物质欲望、描写个体都市体验、刻画各类市民形象以及以文学的方式对城市进行文化定位与评判等等。

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首先，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视并认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才可能建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文学史写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文学发展历史自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文学史写作必然是多样化与系统性的有机统一。自清末黄摩西撰写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以来，先后有数以百计的同类著作问世，内容由简到繁，容量由少到多。无论单本断代史抑或多卷本通史，无不将时间（具体言之是朝代）作为写作纲目，通行的写法是以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为线索，依次介绍历朝历代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重要作家及其优秀作品。考察时代对文学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理念贯穿于各种文学史写作始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悠久，覆盖地域广阔，文体繁多，内容丰富，作家队伍浩大，成员无数，名家名著层出不穷，任何一部文学史都难以将其全部囊括，挂一漏万势所难免。随着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为了弥补通史写作相对粗疏和过于简括的不足，及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学界前辈与时彦不断推出各种分体文学史，如诗歌史、赋史、词史、散曲史、散文史、小说史等。此类著作仍以时间为贯穿全部材料的线索，只不过是就某一类特定文体的历史演进状况作出较为详细描绘和评价，由于笔力相对集中，对对象特征的挖掘也因此更加系统和深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角之所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民族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高度发达，而空间意识和宇宙意识则相对薄弱。将时间作为文学研究的唯一观照角度，便于撰写者们把主要精力或全部精力放在勾勒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把握文学的时代风貌之上，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容易忽略文学存在的空间布局及其形态，从而导致诸多研究空白长期得不到填补。

文学的价值及其发展规律既可以在时间的延续中体现，也可以通过空间分布形态去认识。“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任务，是清理并描述中国文学演变的过程，探讨其发展规律。”［1］而文学的演变包括了文学空间分布形态的演变，如果通过对文学创作中心空间移位的研究，对作家地域分布规律的把握，对地理环境与作家审美心理对应关系的揭示，同样能够发掘出文学发展的某种规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地域观照、空间批评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被带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探讨地域、空间对古代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影响，遂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思路，在这一背景下，各种地方（省市）文学史相继推出。当学者们开始从空间视角去重新认识各种文学现象时，又明显表现出对产生于乡村的田园文学和山水文学的浓厚兴趣，在高度自觉的研究意识指导下，逐步建立起完整而科学的研究系统，并由此取得丰硕成果，诸如山水诗史、游记文学史之类著作的出现即为标志。相比之下，对文学产生的另一空间背景城市以及城市文学则普遍缺少关注和重视，不仅参与研究者少，而且缺乏明确的研究意识与系统的研究方法，城市文学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城市文学特色没有得到总结和提炼。毋庸讳言，城市文学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古代城市文学是全部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以作家与城市之关系为切入点进入文学史研究领域，势必发现许多新问题。例如，文学家的生存空间与创作空间的构成形态究竟如何？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有何共同点？城市遭际与城市体验以何种途径、何种方式对其创作产生影响？其中的规律性与特殊性体现于何处？文学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又如何内化为文学文本中的城市形象？我们能否从古代作家创作的城市文学文本中寻找到古代所存在的城乡差异？欲圆满地回答此类问题，不仅需要借助时间线索，而且需要空间观照视角和区域文化观念，如果采用时空并置的双重视角，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构必将更加完整和系统。

此外，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具有相互影响与渗透之关系，二者共同造就了古代文学地图的丰富多彩，欲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内部构成体系，同样不能缺少城市文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研究城市文学史，从另一个向度呈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乡土文学文化特质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其次，城市作为古代社会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文化空间，不仅铸就了古代城市文学特殊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格，而且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是推动古代文学史研究多元化格局形成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

城市文学的本质与特色，归根结底决定于城市文化的本质与特色。中国古代城市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兼备军事防御、政治统治、文化整合、经济推动多重功能，尤以政治功能最为突出和重要。虽然它与西方近现代城市以乡村为对立面，以脱离自然、悖离传统为崛起前提完全不同，尽管城乡之间在很多时候并无截然划分的空间界限，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逐渐具备了区别于乡村的鲜明特质：第一，以人与人、人与物为主要关系结构。城市居民的异质性构成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人际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交换关系占据了较大比例，功利色彩较为明显和浓厚。第二，城市是人类改造自然、改变自我居住地的创造性产物，其诞生与不断发展充分显示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与此相联系，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彰显创造力量，淡化无为意识，崇尚功利追求，张扬世俗精神。第三，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城市通常作为帝国的行政中心而存在，“政治，而不是商业，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2］因此，城市极易激发人们对于政治的联想和欲望，而城市居民较之乡民，也更容易遭受政治的辐射和影响，更易于感受皇权的存在和威慑。城市生活浓厚的政治色彩、商业色彩以及世俗化色彩，经由创作主体心灵的感受与投射，赋予城市文学文本相应的文化风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质功利）、世俗性、娱乐性构成了古代城市文学最核心的意义要素，以富为美，以俗为美，成为城市文学审美取向最突出的特征。对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才可能在与乡土文学的联系和比较中，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既二元对立又多元并存的文化风貌。

作为大量财富聚积地和商品集散地的城市，无疑能够为文学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因此，它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小说创作与城市的密切关系，早期小说产生和传播的空间背景不可能是以单家独院为主要居住方式、缺少人际交流和信息沟通的广阔乡村，而应是人口相对集中、信息传播比较方便的区域，只有城市哪怕是早期的城镇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古典小说经宋元由文言而白话的转折，至明清进入全盛时期，与此同步的正是古代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与昌盛，以及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后者为小说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市场。戏曲的情况与小说大体相同，古典戏曲的繁荣（包括创作与传播）同样离不开城市经济的繁荣，其中，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欣赏水平直接影响到戏曲的发展与审美趣味。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欲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提高，强化和扩大城市研究视野，非常有必要。

再次，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还具有现当代文学史意义，可以为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意蕴深厚的历史文本。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审视既有成果，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当代尤其是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主要建构在西方现代城市理论基石之上，而西方城市文学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参照系。与重视横向移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纵向比较的环节显得十分薄弱，在当代学者的研究观念里，历史上“乡土文学异常发达使得中国在某种程度是成了一个乡土文学的国度”［3］。“历史经验”的缺失，源于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不足或者不力，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缺少了历史的纵向座标与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资源，中国文学史因此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现象。

城市文学的研究价值并不与其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构成正比关系，事实上，中国古代作家群体因与城市的不解之缘，而成为城市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尽管由于农业文化传统所铸就的“乡土情结”的巨大影响，“叶落归根”、“富贵而归故乡”被古代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视为理想的人生归宿，城市只不过是个体生命中的“驿站”，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城市的观照和书写。无论匆匆过客抑或成功地进入者，城市总会在留下他们足迹的同时，向其心灵世界投射自身的影像。城市之于文人作家生命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标志另一种外部生活环境或另一种生活方式，还在于它参与了个体的人格建构，并成功地转化为艺术创作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城市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不但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古代作家的生存状况与历史遭际，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生长于农业文明的港湾里，社会的个体成员毫无例外地具有“农村”背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向往和欣赏城市生活，纷纷离开农村，选择新的生活环境与新的生活方式，显然具有“告别”昨天的文化意味。当然，这种“告别”尚未形成解构和颠覆，不过，其中所表现出的对后起的文化方式的认同趋向，正随着历史的发展由隐而显，由弱变强，逐渐汇入了当代人的观念形态之中。人类在进行改变生活空间、建设城市的实践活动的同时，也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改变着自身。研究古代城市文学，发掘内化于文学空间的思想文化价值，无疑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足迹，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提供广阔的历史视野。古代作家群体在城市观照和评判方面表现出来的某些共同的“先天性”缺陷，也完全可以成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纵向参照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不断传出关于强调“打通”文学研究的时代壁垒，提倡建立大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的研究体系的呼声。深入系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为后世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文学资源与文化资源，无疑是“打通”的一种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p1.

第3篇：古代文学研究范文

素质教育 创新教育 创新能力 古代文学

21世纪是教育创新的世纪。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素质教育与创新能力已成为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传统的学科，如何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和课程特点，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适应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和人才培养的要求，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变奏中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教学之路，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以文学史为纲，以作品为本，强化原典教学提升素质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应加强原典教学的分量，把作品的讲析与导读作为教学的主体内容，发掘其文化内涵，突出当今社会有重要意义的东西，首先，可以利用文学作品对学生进行人生观的教育。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格言名句是对学生进行理想、情操、立身、处世、廉正、爱国教育的好材料。如孟子“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修身处世态度以及岳飞“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深切教诲，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和鞭策。其次，古代文学作品中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也是教育学生的好材料，如勤劳、美丽、勇于反抗的秦罗敷；威武不屈、不辱使命的苏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等，给后人留下了学习的榜样。最后，利用古代文学作品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现代社会需要具有独到的创造力、强烈的竞争力和环境的适应力的人才，而当代不少大学生缺乏应有的心理承受能力，表现浮躁、自满而又脆弱，在尊重他人、文明礼貌、处理个人问题和人际关系等方面有待加强和完善。古代文学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教材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还可以利用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审美教育，让学生理解什么是事物的真、善、美，什么是文学作品的艺术美，从而提高他们对事物的审美意识和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

二、改进教学方法体现创新机制，激发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

古代文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课程，传统的教学方法，形式单一，以填鸭式为主，师生之间沟通、交流不够不利于教学相长。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知识的传授固然重要，方法的获得更为可贵。因此，教学设计的核心就是如何发挥学生的参与性，通过他们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提高学习能力。从而使他们在未来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受益无穷。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可以借鉴哈佛大学MBA教程案例教学法，可以训练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以及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同时可以指导学生锻炼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对别人的观点、感情等采取开放宽容的态度，吸收别人的长处。如在讲解李商隐诗歌朦胧美时，就可以以他的颇受争论的《锦瑟》一诗为讨论对象。由教师首先介绍前人关于此诗的十余种主要观点，然后由学生对这些观点进行评价、选择，在思想的交锋碰撞中，最终形成自己的看法。还可以实行畅所欲言式教学法，让学生充分发挥大脑自由联想的能力，大家交流各自的思想成果。如在讲授古典小说《水浒传》时，教师完全可以抛开陈旧的作者、思想、艺术等讲解模式，而由学生自由发言，谈谈感受。畅所欲言法可以使学生自由展示自我的个性化思考，所以可能涌现出一些真知灼见，使学生彼此促进、交流。这种教学方法比通常的教学方法能使个人更富有创造性和主动性。总之，教师的教学方法应该发生改变，由简单地传授、灌输知识转化为对学生的指导、启发，由教书向教学转变，发挥学生的独立自主意识，培养其钻研精神，提高其创新能力

3.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和网络资源，大力提高教学效率

随着教育现代化的不断深入，现代信息技术越来越显示其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古代文学教学信息量大，而应用现代技术手段上课就可以相对增加信息流量，节约有效的教学时间。而且，由于作品距今年代久远，学生对于其中的许多文学文化知识感到陌生，在这种情况下，多媒体组合就能较为便利地提供可感知的事实材料，帮助学生建立起与教学内容及教师相关联的共同经验。多媒体课件将声音、影像、动画、图像有机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图文、声乐并茂的艺术氛围，这在调动学生兴趣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传统古代文学教学中作品的音乐性难以得到准确、生动的再现，无法让学生受到感染，而多媒体的运用就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如在讲《西厢记》时，先让学生看了一段黄梅戏《西厢记》，看完后当学生还在意犹未尽的回味时，将作品的重点以问题的方式交给学生讨论。还应充分利用丰富的教学资源，诸如国学网，南京师大网，全唐宋金元词文库及赏析数据库、中国期刊网期刊数据库，中国诗歌网等，引导学生通过网络打开一个学习古代文学的新天地，吮吸知识甘泉，摄取成才养料，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

4.打破书面考试的单一模式，建立综合考核、全面评价的新机制

传统的教学评价，往往以书面考试的分数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成绩的标准，不少学生凭借死记硬背来应付考试，以至变成了死读书的机器。所以必须打破过去那种单一的考试模式，重新建立综合考核、全面评价的科学机制。首先，调整试卷内容，缩小识记内容，增大实际分析问题的内容、特别是教材范围以外作品的内容，增加不确定答案的题目比例，从而增大能力、素质考核比例。其次，丰富平时成绩内容、落实实施方法。将学生课外的课程活动项目结果纳入课程平时成绩。如在古典诗文吟诵比赛、古典文学名著读书报告会、学生研究性课题、发表与课程相关的论文或作品鉴赏文章等方面的表现都纳入课程平时成绩；落实课程论文和古代文学名篇背诵等内容。以此加强对学生理解能力、操作能力、应用及创造能力的评价。然后是建立多样化的考核方式。以往轻视平时成绩考核，我们调整了期末闭卷考试与平时成绩的比例，做到期末闭卷考试与平时考核并重。并建立和落实由闭卷考试、课程论文、课堂表现、默写背诵、课外活动项目等多样化的考核评价方式。最后，是建立总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的制度，将学生的考核评价渗透到平时教学过程中。将平时成绩登记表分课堂表现、上课出勤、课程作业、课外活动项目等栏目，基本涵盖了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的各方面内容。这样综合考核的结果，既能客观反映学生的学习实际，也能充分体现教师的教学成效，更能促使学生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水平，增强实践创新能力，从而成为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1]王升.研究性学习的理论与实践[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第4篇：古代文学研究范文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着,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着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着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着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着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

    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第5篇：古代文学研究范文

为了帮助学生认识古代文学，加深学生对古代文学的认识，文章结合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实际，探讨了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策略，认为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制定合理的诵读计划，并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

关键词：

小学语文；古代文学；诵读

古代文学是小学语文学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学习古代文学，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和民族情怀，进而传承中国文化，而且能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理解能力，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语文。但是，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古代文学教学还存在一些问题，许多教师只是根据教材要求学生背诵古代文学，忽视了学生对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容易使学生的学习过于机械化，难以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同时，教师和学生对于古代文学诵读还不够重视，在学习中过于功利化，将学习成绩的提升作为衡量学生是否进步的指标，这样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小学语文教师还需及时提高认识，改进教学方式，重视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不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一、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

教师作为教学工作的主体，在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中应当积极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以科学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逐步认识、了解古代文学，并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兴趣，帮助学生在自主学习和探究中有所收获。古代文学作品大多使用文言文，与学生的日常学习和交流用语不同。学生在理解时可能会感到困难，倘若教师仍采用传统、单一的教学方式，难免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教师需要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带领学生感受古代文学的乐趣，这样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推动学生主动探究古代文学。例如，在学习《两小儿辩日》之前，教师可以先问问学生们：“大家认为太阳什么时候距离人近，什么时候距离人远呢？”首先引导学生展开讨论，活跃课堂氛围，当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思考给出答案时，教师再进行引导：“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古人也有过研究，我们不妨来看看古人是怎么说的？”这样就能够顺利地将学生的思考过渡到古代文学的学习中，学生不仅可以更有效率地学习古代文学作品，还能提高自身的思考能力。

二、制定合理的诵读计划

诵读是小学语文古代文学学习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生有感情地诵读古代文学作品，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古代文学所表达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能使学生感受古代文学所描绘的意境，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因此，教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要为学生制定合理的诵读计划，帮助学生了解古代文学作品。例如，教师在教学教材中的古代文学作品前，可以让学生先自行朗诵，利用课余时间查阅文中字词的含义，再结合自己的理解或学生之间的交流探讨来进行有感情的诵读。然后，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可以带领学生一起诵读，除了要正确的发音、断句之外，同时还需要结合文章所体现的感情，这样才能将机械式的读书变为欣赏式的诵读。除此之外，学生在课外诵读古代文学作品也十分重要，只有不断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了解更多的古代文学，才能不断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的欣赏能力。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能力，为学生选取一些适合他们诵读的古代文学书籍，供学生在课外进行诵读，同时需要提醒学生，课外诵读的关键不在于有多快，而在于深入理解古代文学作品表达的情感，正确欣赏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美。

三、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

爱玩是小学生的天性，倘若教师一味地将学生束缚在课堂中，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需要注重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丰富学生的学习形式，进而促使学生保持对古代文学学习的热情，使古代文学的传播达到较好的效果。例如，教师可以在年级中开展古代文学作品朗诵大赛，让学生在诵读古代文学中感受古代文学的美好意境，同时，学生之间也有机会进行探讨，相互交流自身在古代文学学习或欣赏中的收获，从而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带动更多学生参与到古代文学的学习中去。除此之外，学校也可以模仿近期非常热门的节目《中国诗词大会》，让学生有机会展示自身的才华，使学生的能力和付出得到更多的认可，这样不仅丰富了校园活动的形式，带动了校园的文化建设，同时也能够增强学生的信心，激励更多的学生主动学习古代文学。综上所述，进行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不仅符合时展的要求，而且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因此，小学语文教师需要在教学中做好引导，带领学生认识古代文学，了解古代文学，在此过程中激发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主动树立保护经典、传承经典的意识，实现教书育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陈巧芸.小学语文经典诗文诵读的有效策略[J].科教导刊(下旬),2016(5):129-130.

第6篇：古代文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建构主义；认知理论；小学语文；古代哲理诗

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共12册，笔者发现古诗词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占据一定的比重———58首古诗，其中哲理诗约占13首，这些人生哲理的探究，对孩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语文教学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1]这样的观点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不谋而合。因此对于哲理诗的学习，学生要发挥自主发现的魅力，使学习的成果最大化。在这里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究哲理诗的教学思路。

一、古代哲理诗教学思路之一：反复诵读、加深体会

建构主义者认为，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要求学生主动地搜集并分析有关信息，对所学问题要提出各种假设并加以验证。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叶圣陶先生指出语文“是读的学科”，不论时代如何变更，教学方法如何层出不穷，“读”仍然是语文学科的基本方法。对于内涵丰富的哲理诗，熟练的朗读有利于对意义的理解。在教学中，教师应该让学生反复诵读，以求烂熟于心。总体而言，可以从三方面做到熟读而诵。

（一）扫除字词障碍，贯通朗读语气

低年级学生在学习短小精辟的古诗时，首先需要在不熟悉的词汇上标注拼音，认识每一个词的读音。如在《春雪》（二年级下册）[2]“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根据“四声”读音“hǎoyǔzhīshíjié，dāngchūnnǎifāshēng。suífēngqiánrùyè，rùnwùxìwúshēng。”根据“平声、上声、去声、入声”的划分，学生可以先知道此诗“平声”有7个字，“上声”有5个字，“去声”有3个字，“入声”有5个字。如在《登鹳雀楼》（二年级上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中，“四声”读音“báirìyīshānjìn，huánɡhérùhǎiliú。yùqióngqiānlǐmù，ɡènɡshànɡyīcénɡlóu”，学生可以在标音的基础上了解此诗“平声”有4个字，“上声”有7个字“，去声”有2个字“，入声”有7个字。这样熟悉字词做初步的信息加工后整体诵读，容易达到流畅自然。

（二）分清诗词层次，注意反复吟诵

诗歌的阅读中，不仅要有声调美，还要有节奏美。在诗歌的层次划分中，五言有“二二一”节奏，也有“二一二”节奏，以王安石的《梅花》（二年级下册）为例，便是“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以《春雪》（二年级下册）而言，便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七言有“二二三”也有“二二二一”节奏。郑燮的《竹石》（三年级上册）是“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在熟知了诗歌的节奏韵律后，教师可以采取带头有感情朗读的方式传递诗歌的主观情感，使学生在个人默读以及全班齐读的时候，抑扬顿挫，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领悟内容，这样不仅可以感受到语言的音律美，还可以体会诗歌意境美和形象美，能更好地“品诗明理”。

（三）掌握平仄知识，加强诵读效果

平仄的读法是基于“四声”的划分产生的，平指平直，仄指曲折。在诗歌中“平声”为平，“上声、去声、入声”均为仄。而平仄的构成能体现诗歌的格律美。以《登鹳雀楼》（二年级上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为例，它的平仄划分为“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韵），仄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韵）”。根据“平”长“仄”短，句末的“平”读音适当拉长的原则，读出韵味，使哲理诗意蕴更深，体现了建构主义者倡导的对信息的加工处理作用。

二、古代哲理诗教学思路之二：合作探究，稳步提升

建构主义者认为，为了使意义建构更有效，应注重协作学习中的协商过程即开展交流与讨论。杜威曾明确提出反对传统教育中学生消极被动地接受教师灌输书本知识、教学过程与学生经验脱离的教学模式，要把教学过程看成是学生独立自主的发现。[3]所谓探究式教学，就是指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以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为学生提供充分自由表达、质疑、探究，讨论问题的机会的过程。[4]这是建构主义传达出来的学习观。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探究法进行了归类：

（一）师生问答，交流探讨

问答法即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发表见解和认识，以获得新知识，巩固原有知识的方法。它可分为启发式问答和再现式问答。启发式问答常用于传授新知识，启发学生运用现有知识，联系思考，回答问题，教师补充答案。再现式问答常用于巩固旧知识。通过问答，使学生再现学过的知识，达到复习巩固的目的。这两种问答都是通过对于新旧知识间的某种联系，获得知识的过程。以《观书有感》（六年级下册）为例，诗的三四句为“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老师可以一步步提问：师：“为”是一个多音字，在这儿读“wèi”，第四声，作什么意思？生：“（因为）它向我们解释了池塘清澈的原因是———活水不断地从源头流来。”师“：如果没有活水源源不断流进方塘，方塘会怎样？”生：“水面就不会那么清澈了，池塘就会变成死水一潭，水还会被污染，天光云影也徘徊不起来，诗人更不会喜欢这半亩方塘了……”师“：可见，源头活水对于小池塘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初次教学时，教师可以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让学生一步步靠近哲理，起到引导的作用（即启发式的问答），为之后哲理的阐述和巩固（再现式回答）埋下伏笔。

（二）小组交流，深化感悟

小组讨论法是将一组人选集中在一起就某个话题展开讨论，优点在于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口头表达能力，促进学生灵活地运用知识，有效地活跃课堂的氛围。联系上面的《观书有感》，老师可以提出疑问供学生讨论：“朱熹说：‘读书须有疑，方有长进。’学到这儿，你有什么疑问吗？（诗的题目是《观书有感》，可是……诗中连个‘书’字都没有，全写的是池塘和池塘中的水）不如改成《观塘有感》，你们同意吗？”经过探讨，老师可以在黑板上做相应的提示：“源源不断的活水流进池塘使池塘清澈。不断地读书，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使人__________。”在不断的探讨中，学生得出“更加聪明”的结论。最后老师可以总结一下观点：作者巧妙地把读书的道理蕴含在诗中，把美丽的方塘风光和读书感想融合在一起：“当今世界，不断发展变化，即使你已经拥有很多的知识，如果停滞不前，不继续学习，也会被社会所淘汰。所以，记住：学习是一件终身大事。”诗的意境得到了升华，这正是朱熹的高明之处。在大家不断讨论中，意义建构更加深入，学生的认知记忆也会更加深刻，有利于哲理的掌握。

（三）同桌讨论，资源共享

同桌讨论法顾名思义就是和同桌进行问题的探讨，一般是针对一些小问题。同桌之间的沟通有利于自我回答的完善，这样的讨论方式高效，便捷，更有利于课堂讨论的组织和管理。以《梅花》（二年级下册）而言，让同桌两人讨论，从“墙角”、“凌寒”、“独自”中体会梅花的特点。“墙角”二字点明地点，“数枝梅”写出它的“形”；“凌寒”二字交代梅花开放的时间；“独自”二字指明其他的花木都没有开放，突出了春梅不怕寒冷，于冰雪中傲然怒放的性格特征，传递了梅先天下春的信息，写的是梅花的“神”，从而告诉我们要像梅花一样，拥有不怕困难、坚忍不拔的意志。合作探究的出现，在相互协作，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对于哲理诗进行完整的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这样的教学方法使哲理诗的学习有了更加深刻的意蕴。

三、古代哲理诗教学思路之三：情境教学，体验感悟

建构主义者认为，教师应当通过创设符合教学内容的情境和新旧知识之间联系的线索，帮助学生构建当前所学的知识意义。情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得到一定发展的教学方法[5]。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对于情境的联想、思考，从而激发学生的认知与情感。亚里士多德说过：“想象力是发现、发明等一切创造活力的源泉。”[6]只有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才能让学生在学习古诗的过程中领略我国灿烂悠久文化神韵。这一层也是哲理诗学习的较高目的所在，前两层都在为其做铺垫。

（一）直观手段的描述

直观手段的描述情境包括生活展现情境、实物演示情境、图画再现情境、音乐渲染情境以及表演体会情境。这些直观情境的出现有利于学生理解哲理诗的内涵，从而挖掘它的哲理。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写道“：一切的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只有最直观的接触和感受才会使抽象的诗词变成形象的感知，使学生对于哲理的阐述更能了然于心。从教师的角度出发，教师可以通过实物的演示、图画再现（PPT、投影幻灯）、音乐渲染等方式增强学生对于哲理诗的理解。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动机。以郑燮的《竹石》（三年级上册）而言，它是一首题画诗，教师可以先把诗人的《竹石图》放映出来并配上古琴乐，让学生先感知图画，描述一下画中的竹子给人的感觉，从而更好地理解诗意。教师也可以将现实的竹子融入课堂，先让学生感受一下竹子的顽强，从而知道人的品格就应该像竹子的意志一样，坚强不屈。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学生可以通过教师的引导，借助生活展现、表演体会等方法，理解诗歌的内涵。以《锄禾》（一年级下册）而言，农作的艰辛，粮食的宝贵都是需要学生们深刻体会的。如果单纯从课堂教学而言，教师可以使学生扮演角色，让他们在讲台上表演自己想象中的农民劳作的场景，给他们播放一些视频教案，看看现实中的农民伯伯是怎样劳作的，这样，他们更能体会哲理内涵。当然，感悟若是能在实践中产生就更好了，无锡安镇小学的校本课程就是稻草节，学生们在长达一个月的自我劳动中不断认识、成长，最终了解到原来从地里的庄稼到能够食用的大米是经过了这么长久的过程，使学生有深刻的印象，珍惜粮食的观念也更加深刻。哲理价值来源于生活，充满了现实的价值。

（二）语言描述情境

教师的语言描述会提高学生的感知效应，情境会更加的鲜明。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着，帮助学生进行主动的知识的建构，会使学生的主观感受得到强化，从而更好地激起感情，明理识趣。以《锄禾》（一年级下册）而言，教师可以在直观的感受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引导学生：“这位农民为什么站在田里？他在看什么？他在想什么？“”假如此时你身处于插画中，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们一直生活在温室中，衣食无忧，能够体会农民伯伯劳作的辛苦吗？”“当你们看到这样的情境后有什么想法？”低年级学生大都比较喜欢写想象出来的内容，教师可适当地提示、引导，帮助学生打开思路，在写话的过程中让学生感受到学习古诗、与古人对话的乐趣。一位小朋友有如下的感慨：“生活中，有许多人不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把农民伯伯的心血和汗水浪费了，假如这让农民伯伯看见了那该多伤心啊！我以后再也不会浪费食物了。”可见学生在老师的不断引导下理解了这首诗中的哲理。情境教学就是将直观的感知与语言的描述相结合，不断深层挖掘诗意以求达到理解哲理。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鉴赏哲理诗时，读者在原作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又可以赋予诗以新的哲理。谭献在《复堂词录序》中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哲理诗便是这样，虽然内涵丰富，但是学生们要想深刻的理解其哲学内涵也是不现实的，应找到最好的立意。哲理诗不仅适合儿童阅读也适合成人品鉴。

【参考文献】

[1]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M].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书[M].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02.

[3]李莉.自主合作探究式语文教学的实践与反思[J].学园，2014（11）.

[4]杜晓辉.浅谈探究式语文教学[J].神州（下旬刊），2012（3）

[5]米俊魁.情境教学法理论探讨[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0（3）.

第7篇：古代文学研究范文

知识社会学有一观点：“现实”，其实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客观存在，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由人的主观作用“建构”出的。“知识”和“学科”乃至“古典”，也是“建构”的产物，是通过人们的话语实践而由特定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参看二书：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chor Books，1957及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Routledge，1994）

什么事物都有一个来龙去脉，对某一事物来龙去脉的清楚洞悉，是把握该事物的关键。福柯把这个简单的道理应用在对某些司空见惯的概念语词的分析上，创立了话语分析的方法，对知识社会学和20世纪后期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来，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逐步译介到我国，对我国理论界的影响可以说也是与日俱增。很可惜，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虽然也有关于新方法之利弊的种种讨论，有重写文学史的种种尝试，但是多数人似乎对这位法国思想家并不了解，也不太想去了解。的确，古典文学研究者面临的课题很多，需要读的经典、考据、校勘、注疏之类的古书都读不过来，哪里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光顾爱出风头的当代外国人的时髦理论呢？

知识社会学和话语分析在何种意义上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所需要，尝试用话语分析来反思一下“古典文学”或“国学”这几个看家饭碗的概念，或许能够明确一些。

首先，现代汉语中的“古典”和“文学”这两个词都有各自的外来背景。先看“古典”。

“典”是随时代和空间而发生变化的，英文中Canon一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经典、典范，台湾学界又译为“典律”。围绕着“典”的设定标准问题，当代西方文论有相当热烈的讨论。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出版《西方的典律》一部大书，选出26人作为西方文学经典作家，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文豪莎士比亚、但丁、乔叟、蒙田、弥尔顿、歌德等，也有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布卢姆在序言里说，既然“典”是人为建构的，当然也是可以解构和重构的。“如果人们认为不必要有这些东西，很容易找到武器去毁掉它们。” (The Weston Canon ，New York: Harcourt & Brace，1994，p.4.) 这种做法表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典”之标准，甚至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时段都有自己的“典”之标准和谈论“典”的特殊话语背景。试回想一下，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先后把“人民性”、“阶级斗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批儒评法”、“评《水浒》批宋江”等不同名目作为“典”的判断尺度，就不难理解“典”是如何随着话语的转换而不断得到重构（recanonize）的。意识形态氛围对知识生产的制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古典是同现代相对的概念，所以，古典文学是同现代文学相对应而划分的。但是，如果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随着时代的突变而不复存在，现代文学与当代之间的隔阂远远大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别时，原来所称的“现代”也就成了古典。换言之，假如我们承认某些学者的判断，20世纪文学理论的成就超过了文学本身，或者承认“文学已死亡”，那么整个的文学都已成为逝去的古典了。研究文学也自然成了研究古典。

文学死亡与文学时代终结的另一层意义是，在现代传媒的革命性变革作用下，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书面文学阅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媒介的图象多媒体传播模式所取代，与此相应，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象肥皂剧、网上互动文本等新的文艺形式，是否也应看作文学？如果也算，那么文学的边界就难以划定，至少传统定义的文学就不再有效，必然面对消亡。

古典作为一个时间性概念，有其意义上的相对性，而文学和国学作为学科性的概念同样也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既然古典文学研究被看成国学研究的一部分，那也不妨将二者联系起来做一点话语分析。近代西学东渐以来，“鉴西看中”或“援西释中”已经成为每一代学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但很多人不以为然，特别是那些出于民族防卫心态而坚守国学壁垒的人。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反对拿来西方的理论应用于本土的文学研究。但是试问一下，离开了西方知识分类与术语体系的纯粹“国学”如今还存在吗？即使我们出于主观的愿望想让它存活下来并同外来的学术相抗衡，其客观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当我们说到“文学”，难道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按照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来划分的文学，而是我国史书“文苑传”中的文学吗？当你打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看到中国文学发端于古代神话的章节时，你是否想到，在20世纪以前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神话”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什么“中国神话”了。同样，我们所说的史诗、悲剧、喜剧、小说，无一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只要翻一下《四库全书》子部“小说”类，你就不难明白古汉语中的“小说”与今日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是怎样的不同了。“国”的想象共同体（对“国”的话语分析请参拙文《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民族艺术》99年3期）已然向世界开放了，附着于一“国”的“学”又怎能封闭不变呢？如果我们再深入一层追问如下问题，国学倡导者们在“国”的幻象背后的乃至文化沙文主义也就可以由隐到显了：为什么产生于公元前后流传至今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会被排斥在“国学”和各种“中国文学史”之外呢？洋洋数百万言的鸿篇巨制不能算在我国的“古典文学”概念之内，是不是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呢？

还有一组相对的范畴是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过去我们的“古典文学”和“国学”只包括记录为文本的作品，这是老概念的又一个盲视点。限于篇幅不展开谈了。

二、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它与以往时代的区别很值得人文学者深思。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改换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且还要改换传统的价值观和心态。特别是对待异文化的那种习惯性的自我中心和党同伐异心态。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呢？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贡献了跨文化阐释方法与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一门学科，也就是率先从全球化视野审视各种地方知识，并由此而建构文化理论的学科——人类学，可以提供有效的启发。首先，人类学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对“文化他者”的中性态度，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把“他者”作为反观自身的镜子，把在自己文化中早已熟知的却又习焉不察的东西加以“陌生化”。

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呢？蚁布思说：“如果我们自觉的参与到一种以上的文化中去，就有可能对创造力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这也会使我们领悟到，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其武断性和局限性。”（《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从另一方面看，每一种文化传统，又都有其独异性和自足性的一面，具有人类学者所说的“地方性知识”的不可替代、不可通约的价值。而正如本土社会成员看不到自己社会的文化特征，不能把握其地方性知识的不可通约价值，有待于外来的人类学家的田野发现。

福柯的一位法国学友，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写过一部书《差异与重复》，其第6章题为“他者理论”。 德勒兹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类学关于“文化他者”的看法。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个公式：“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C.V.Boundas编 《德勒兹读本》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同以前的存在主义公式“他人即地狱”相比，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在容忍差异、尊崇他者方面的巨大跨越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德勒兹的这个他者公式，人类若想要在未来更多的保留生存方式的多样可能性，那就毫无疑问地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在前全球化时代各自独立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党同伐异心态，开始把学习如何容忍差异、尊重差异，理解他者和欣赏他者作为地球村公民的一项必修课。然而，从攻乎异端到容忍差异，从党同伐异到欣赏他者，这种认识上、情感上和心态上转变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其阻力和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本土的人文研究者能否打破坐井观天式的学术眼界、画地为牢式的知识结构，关键在于自己的反思能力。

下文以一个具体的文学案例来说明，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如何从与封闭的知识传统相适应的单一的训诂考据，发展到比较文学的方法，又从一对一式的比较发展到与知识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多参照和通观性的跨文化阐释。

三、从传统训诂到跨文化阐释的三重证据法

从学术传统看，我国的人文学在方法论上主要以诗文评和训诂考据校勘两大线索为主。20世纪西学东渐背景下，学者们参照西学反观自身，对我国人文学术的这两大线索持不同看法，出现厚此薄彼的倾向（参看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轻视诗文评的方法，因为它发端于直觉和感悟，无法有效地与西方的“科学”范式接轨；看中考据学的方法，因为它通过经验材料和逻辑分析的“实事求是”宗旨与西方的实证科学相通。这种厚此薄彼的结果，是以传统诗话词话为代表的诗文评方法的全面衰微（各种名目繁多的《鉴赏词典》似乎是它的回光返照），和训诂考据传统的发展与变化。笔者以为，从文化相对主义眼光看，西方的“科学”范式只是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以此为普遍标准去衡量或统一所有的文化，难免遮蔽有特殊价值的“地方性知识”， 压抑“文化他者”自身存活与发展的多样可能。对“科学”万能的迷信随着“赛先生”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霸权确立，早已被人们习以为常，不加反思。而直觉感悟的诗文评方式正是被以实证为尺度的“科学”霸权所压抑，才濒临绝境的。现在西方人对其“科学”的迷信已打破（参看霍根《科学的终结》，中译本，远方出版社1997），这有助于我们反思“赛先生”的两面性，重估诗文评方法的合理性。下面仅说明训诂考据方法的一种可能的变化方向。

（一）《天问》注释史上的争议①

屈原《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阙利惟何，而顾菟在腹？”几句，是对远古流传下来的月亮神话发问。由于年代久，那时的神话具体内容已经不可详知，所以后代学者对《天问》的理解和注释就成了两千年来的难题。自汉代以来注释家大多认为菟即兔。王逸《楚辞章句》说：“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腹而顾望乎？”朱熹反对把“顾”释为“顾望”，认为顾菟是一种兔子的专名。王夫之认为，月中并没有兔子，有的只是像兔子形状的暗影，正是这种暗影使本来又圆又亮的月亮在体形和光明上都受了亏损。屈原写这两句的意思是用比喻规谏那些包容小人自损其明的人：你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以上各家解说，尽管有分歧，但在月兔这点上是一致的。20世纪闻一多写《天问释天》（《清华学报》第9卷3、4期，1934年）要推翻旧说：月中兽不是兔，亦非兔形暗影，而是蛤蟆！作者用了大量的语言学，训诂学上的证据，列举理由11条，考证“顾菟”不是兔而是“蟾蜍”，并认为月中有蛤蟆的神话早在战国时就存在。自此以后，学者多采闻一多说。汤炳正也以训诂材料为据，提出“菟”为虎说。这样，月兽之争从两种发展的三种，争论基本在训诂学的圈子里进行，是非难辨。

（二）二重证据与比较文学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画的发现，使兔子与蛤蟆之争再度兴起。根据这幅在地下沉睡两千年的古画造形，一轮红日上有只黑乌鸦，一弯新月之上有一只大蛤蟆和一只小兔子。长沙本为楚国故地，也就是屈原生活的地区。帛画中神话题材的年代也同屈原相去不远，人们自然会把画中所描绘的月亮神话同《天问》的相关内容相联系，对以往注释上的争议重新考察。这正是由考古发现的第二重证据给传统训诂考据方法带来的重要变化。

与此同时，海外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月兔传说是从印度输入的。钟敬文先生发表《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一文，维护闻一多的月蟾说，同时驳斥外来说：“因为印度传说带有深厚的佛家说教色彩。中国早期关于月兔的说法，却不见有这种痕迹。”“产生在中国纪元前的月兔神话，为什么一定是从印度输入的呢？”稍后，季羡林发表《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正面反驳闻一多的“蟾蜍”说，肯定传统的月兔说，并也认为是从印度输入，因为印度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吠陀》就有月兔神话。（《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120-136页）

两人在月兔神话来源上的观点针锋相对。月兔神话是土产还是外国进口呢？按照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原则，需要找出“事实联系”，方能判定两个文化之间的文学交往关系。虽然公元前的中印典籍中都分别提到了对方国家的名称，如《山海经》称印度为“天毒 ”，印度史诗中称中国为“支那”。另一公元前的印度古书《治国安邦术》还提到“支那产的丝”，可是要使输入说成立，应找出文学交往的具体途径和证据。在没有交往的场合下，不同国度也完全可能产生相似的神话传说，这是非输入说立论的基点。

从月兔月蟾月虎的争论，发展到月兔神话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争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上已经历重大变化。二重证据的应用和比较视野的引入，都使国学的封闭格局被打破，研究者的思路和心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用外国的、文化他者的东西，来说明本土的东西，开始被部分人接受，当然也引发了不少怀疑和反对。

伊荣方《月中兔探源》（《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3期）一文，从月与兔的周期性变化的吻合点来解释月兔神话的类比理由，把问题引向月与兔关联产生的神话思维基础的层面：兔子生理上的特点是：后约一个月（29天）产小兔，产兔后马上能进行，再过一个月又能生产。兔的这些特点与月的晦盈周期相一致。关于月兔观念产生的时间，他以为远远早于屈原，理由是5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有猎兔之习，“中国人对兔的观察认识至少在5万年前就已开始”。虽未直接反驳月兔神话外来说，但是说5万年前山顶洞人已有对兔的观察，显然要把这一神话“专利”发明权落实在本土。不足的是，无法证明有猎兔行为人就有月兔观念；而且5万年前的人也不宜看成“中国人”，那时“中国”尚不存在。

至于月兔与月蟾的神话想象之根据孰先孰后，兔、蟾、虎三说的训诂是否可靠，仅从训诂学考据学本身无法判定；仅从中印文学的对比看，也还不能获得全景性的总体关照。

（三）三重证据与跨文化阐释

马王堆出土的帛画表明，月中兔与月中蟾未必是对立的，二者可以并存。跨文化的考察还可看到，月兔与月蟾观念都不是哪个文化的专利，而是世界性的。月虎说则相对罕见。“对于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兔子或玉兔代表人化了的动物英雄。我们想起了美国黑人中“兔子哥”的故事，它与非洲西部的兔子英雄神话一模一样。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中，玉兔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例如在易洛魁人中，大兔子就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神”，一种了不起的精神实体。或者兔子本身就是月亮，或者它的祖母就是月亮。”（哈婷《月亮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7页）从这个事实看，一旦把眼界从《天问》的注释史拓展开来，国别文学的问题就成了比较文化的问题。某些神话观念和原型的发生是不受民族和地域限制的，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在没有“事实联系”的情况下，不能证明美洲印第安人的月兔观念来自印度，同样也难以证明《天问》的月兔说传自印度。同月兔一样，月蟾或月蛙观念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非常普遍。

关于蛙或蟾的神话象征意蕴，瑟洛特（J.E.Cirlot）《象征词典》（p.114—115）是这样介绍的：青蛙代表着土元素向水元素的转换，或者是水元素向土元素的转换。这种和自然生殖力的联系是从它的水陆两栖特征引申而来的，由于同样的理由，青蛙也成了月亮的动物（a lunar animal），有许多传说讲到月亮上有一只青蛙，它还出现在种种求雨仪式上。在古埃及，青蛙是赫瑞忒（Herit）女神的标志，她帮助伊西丝女神为奥西里斯举行复活仪式。因而小蛙出现在泛滥之前几天的尼罗河上被认为是丰殖的预兆。按照布拉瓦斯基的看法，蛙是与创造和再生观念相关的主要的一种生物。这不只因为它是两栖动物，而且因为它有着规则的变形周期（这是所有的月亮动物的特征）。荣格在此之外还提出他的见解说，在解剖学特征方面，蛙在所有的冷血动物中是最象人的一种。因此，民间传说中常常有王子变形为青蛙的母题。

那么，蛙蟾类变形动物是在什么时代、怎样进入神话思想的呢？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的年代界限，考察的重要线索只能到书面文学出现以前的史前考古中去找。吉巴塔丝所著《女神的语言》一书，对此很有帮助。她考察了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数万年间的考古文物中的造型和图象，得出有关“女神文明”的论点，该文明由于覆盖空间广大，持续时间久远，形成了在整个欧亚大陆通用的象征语言，表现为各种常见的象征生命赐予、死亡处置和再生复活的原型意象。后者也就是月亮“死则又育”功能的体现，其中的一种象征模式被称为“再生性的子宫”（regenerative uterus），分别以动物形象或拟人化形象出现。象征再生性子宫功能的动物形象是以下8种：牛头，鱼，蛙，蟾蜍，豪猪，龟，蜥蜴，野兔。象征同一功能的拟人化形象则主要是鱼人、蛙人和猪人3种。（M.Gimbutas，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Sanfrancisco :Happer & Row，1989，p.328.）由于蛙、蟾蜍和蛙人意象在此模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所以尽管它们与野兔的意象同时作为再生的象征而进入神话想象的世界，但是数量方面的优势在考古材料中还相当明显。仅从吉巴塔丝《女神的语言》和《古欧洲的女神与男神：6500-3500BC》等书例举的图象资料看，蛙蟾之类的造形要比兔的形象普遍得多。对照中国考古学近年的发现，情况也是相似的。诸如半坡彩陶和马家窑陶器上的蛙纹与蟾蜍造形，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兔的形象则相对少见。

关于女神文明及其象征语言产生的原因，包括吉姆巴塔丝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有相当成熟的看法。一般认为，女性特有的生育功能和月经现象是使史前人类产生惊奇感、神秘感，进而导致敬畏和崇拜的主因。当代的比较神话学家鲁贝尔在她的《包玻女神的变形：女人性能量的神话》一书中指出：“女阴是旧石器时代的女性能量和再生能力的一种象征。其时间从公元前3万年开始，它冲破各种压抑的界限，作为一种意象遗留后世。艾纹.汤普森注意到，“女阴的这种神奇的特质似乎主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想象力。但是女阴又是巫术性的伤口，它每月有一次流血，并能自我愈合。由于它流血的节奏与月亏相同步，因而，它不是生理学的表现，而是宇宙论的表现。月亮死则又育，女人流血但是不死，当她有10个月不流血时，她便生出新的生命。据此不难想象，旧石器时代的人是怎样敬畏女性；而女性的神秘又怎样奠定了宗教宇宙观的基础。”（W. M. Lubell， The Metamorphosis of Baub Myths of Woman ’s Sexual Energy，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4，p.6-7.）对女性神秘性的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敬畏和崇拜，贯穿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从史前进入农业文明，女神信仰时代传承下来的最重要神格，除了地母神，就是月女神。而蛙、蟾、鱼、龟、蛇、兔、蜥蜴等女神的动物化身形象也流传后世，只是它们的原始象征意蕴逐渐变得复杂和模糊了。信仰和巫术性的色彩日渐消退，文学性和装饰性则日渐增强。

从跨文化的大视野回到古籍《天问》注疏的争端，我们还会偏执地在训诂学的小圈子里打转，做非此即彼的判断么？就连嫦娥和不死药之类月神话的象征物之由来，也变得易于理解了。晚唐诗人陆龟蒙在他的诗意幻想中把月中的兔与蟾两种原型意象巧妙结合为一，

第8篇：古代文学研究范文

一、明确诗歌鉴赏教学目标

古代诗歌包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τ谙执的学生来说，古诗词的语言高度浓缩，大多数学生也只是语文课上接触得比较多，生活中一般接触较少，所以对于内涵丰富的古诗词，学生感到难以理解，对于古诗词的学习也就难以燃起兴趣。

诗歌鉴赏教学活动比较乏味，缺少多样性，所以教师为了让学生更好更容易地融入课堂中，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学生上课的效率，提升教学的质量，就要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改变以往单调乏味的诗歌讲解过程，让学生从中陶冶情操，充分联系生活实际。教师要运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感官，以培养学生的思维创造能力和想象能力，让学生融入到作者创造的情景中去，从而更加真实地了解作者表达的情感，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

新课标更加确定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但是在当前教育中，大多数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关于古诗词知识，几乎都是教师课上讲解得来的，缺乏自主探索诗歌知识的能力。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学生才是学习知识的主体，教师只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辅助者。教师应该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古诗词鉴赏活动，鼓励学生自主探索、主动学习古诗词。同时，学习古诗词鉴赏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应对高考，所以学生对于古诗词鉴赏只是死记硬背。教师没有注重对学生古诗词鉴赏能力的真正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对学生解题技巧的培养，忽略了学生是否真正具备了诗歌鉴赏能力，不能引领学生真正理解诗歌，当然也就不能真正实现教学目标。

二、激发学生诗歌学习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一个人最好的老师。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是否主动学习对于教学质量的高低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教师要对学生进行积极引导，只有引导好了，让学生学习诗歌时不再感到困难了，产生了成就感，增加了学习诗歌的自信心，他们才会主动积极地去学习诗歌。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激发学生的诗歌学习兴趣，充分吸引学生，让教学事半功倍。教师可以多开展趣味活动，如以诗歌为主题的诗词接龙大赛，类似于成语接龙的玩法，表现优秀者可以得到奖励。这样的教学方式，能提升学生对于诗歌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让学生自动地融入到诗歌学习中去，甚至会因此爱上诗歌。

新课标更加凸显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性，要求学生养成思考的习惯，对知识和问题都要进行及时深入的思考，从而产生更深层的理解。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各自不同的想法和看法，对于诗歌这种深奥的知识，看法和理解也多种多样，教师应该在教学的同时，及时地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培养学生对诗歌更深层理解的能力，为学生创造一个思考的氛围，解放学生的思想，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思维，让学生走入作者所创造的意境中去。

比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教师应该首先引导学生查找诗中关键词“凄凄惨惨戚戚”“憔悴损”“愁”等，然后提出此诗的创作背景和作者生平，让学生充分体会李清照丧夫的悲惨、寂寞、难过之情。

三、具体分析诗歌高考命题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高考语文题越来越向考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合运用知识能力、理解能力靠近。所以高考诗歌鉴赏题是经过层层筛选和考查过后，才成为高考题的，每道高考题都有其专门的定位和特定的作用。教师在古诗词教学时，要充分结合高考诗歌鉴赏题的考查方向，对学生进行一定的引导，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在平时的练习中尽量贴近高考题，让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有大幅度提升。

教师的评价对于学生的学习质量有重要的影响。教师的评价应贯穿在学生诗歌鉴赏的整个过程中，及时发现学生在学习中的方法问题和习惯问题，对学生进行一定的反馈，针对学生的优缺点进行一定的评价，可以让学生充分意识到自己在学习中的问题，了解自己的不足和优点，发扬优点，改正不足，强化语文学习的动机，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第9篇：古代文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浅谈 中国古代考古研究思考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