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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危机 经济复苏 研究综述
为了更好的帮助我国应对此次经济危机,并把握经济危机带来的机遇,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国外学者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综述分析,以借鉴其经验,规避其风险。
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
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分为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对科技进步的影响、对本国及国外资本投入的影响、对变革的影响等。
(一)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Bongoh Kye对1997年经济危机后韩国劳动力市场的工作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结论为:第一,国内劳动力市场在1998年至2000年期间逐渐削弱;第二,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工作稳定性的影响在1998至2000年间减少;最后,内部劳动力市场在经济危机中发生了水平的结构的变化。Smith,J.P.和Thomas,D.则在总结13年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虽然劳动力在不同就业部门之间转移,但经济危机期间总的就业市场很活跃的。但是,因为对工资的影响,城市居民一年的工作收入还是下降了40%。而且收入的下降对高收入阶层表现不明显,但对下层居民来说,经济危机对实际的收入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二)对科技进步的影响
Seung-Hyun Lee,Mona Makhija和Yongsun Paik对危机前后的人力资源情况进行了假设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留住人才,在经济危机中,是减少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同时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对人才的投资是有特殊价值的。Seung-Hyun Lee,Paul W.Beamish Ho-Uk Lee和Jong-Hun Park发现经济危机对国内市场的领导者来说有更大的激励,同时企业的研发等部门从经济危机中获得了发展。Hyung Je Jo对韩国最早的工业园区蔚山进行了研究,结论为20世纪70年代蔚山实行韩国中央政府的重化学工业化政策,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然而,1997年年底突如其来的经济衰退使蔚山的区域经济增长制度遇到了阻碍和限制。本文认为,蔚山应创建区域创新体系,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对本国及国外资本投入的影响
Wan-Chun Liu 和Chen-Min Hsu使用了GMM方法(广义矩估计法)和基本的结构分析法对我国台湾、韩国、日本三个亚洲经济体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各个经济体在应对危机时都加大了政府投入,但是高投入的前提是合理的分配,高投入在日本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在我国台湾、韩国因为投入分配的无效而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同时经过国际贸易的反复,资金流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但资金流入对经济的稳定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或者有时没有任何意义。Mariani,M.C.和Liu,Y.使用相变模型研究亚洲经济危机对新兴市场的影响,认为短期来看,可以采取市场化,或行政干预的方法,新兴市场的政府完全有能力应对金融动荡,从中长期看,经济下滑对以劳动力、资源密集出口型的国家影响将更为明显。Mohnot,R.主要探究了经济危机后亚洲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变化。认为经济状况的不稳定以及全球范围的需求低迷,导致跨国公司到东道国进行投资生产以及跨国并购变得没有信心,即使有充足资金的跨国公司也会审慎地进行直接投资。
(四)对变革的影响
Damar,H.Evren发现危机后银行业的地域多样化战略出现了变化。例如,像企业规模这类原来银行间竞争占主导地位的战略考虑减少了,而对银行特点和成本的这类考虑变得更加重要了。并且结构调整政策也改进了这些部门的决策制定。Helen Cabalu通过剖析企业所有制结构,股东参与保护,债权人的监测和保护等方面,以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为代表性亚洲国家,综合分析经济危机后亚洲国家的企业管治的相应改革和变化。他发现经济崩溃之后,经济影响带来的一些危机检验着企业管治,它们加强市场力量,实施更严厉的规章和侧重于决策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并且已经成为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一个关键的政策问题。
国家、地区、企业如何应对经济危机
Jai S.Mah对韩国应对经济危机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韩国政府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措施,以克服经济危机。其中包括:加大FDI流入,采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一系列措施,如加强银行和企业部门的机构改革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吸引外资。危机后,经济复苏是成功的,但是却出现工人收入不平等和工作保障问题恶化等问题。Huay Lee和Huiboon Tan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东南亚国家在吸取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方面发生的变化进行了分析。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由于正确的战略和政策,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很快恢复到了1998年之前的水平,而印度尼西亚则面临着外商投资的持续撤离,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发现FDI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它对技术转移、溢出和扩散的能力。Bill Pritchard提出在1997年之前,FDI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经济危机之后,FDI的投资更加具有选择性。作者解释了经济、企业行为和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产生了这个结果。东南亚国家需要根据自身的经济表现来探索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Mary Daly提出东南亚经济危机对美国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加利福尼亚南部地区却受到的影响很小。作者以经济学的视角解释了这一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原因。认为多元化的贸易和制造业帮助了加利福尼亚南部地区逃过了这场危机的影响。与之相反的是东南亚地区强烈的贸易联合和相对集中的制造业使该地区受到了全球化的严重影响,失业率不断攀升。
Nazli A.Mohd Ghazali和Pauline Weetman提到金融危机暴露了东亚经济体的脆弱性,大多数的公司在马来西亚的信息披露较少,如果它们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以促进经济复苏,马来西亚公司可能需要在自愿披露的信息上更加透明。Kulwant Singh和George S.Yip研究了最近的亚洲经济危机间的战略机遇,认为危机面前需要快速的回应,同时长期的战略一样重要。面对突然出现在国内或国外的危机,企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Hui-Mei Wang和Bansal,P.调查研究了在亚洲经济危机中影响公司表现的因素有哪些,公司的经验知识对经济危机下的失败者走向成功者重要。产业群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司的工业历史经历也是非常重要的。积极的因素对一个公司来说意味着持续的盈利甚至在危机之后变得更好。Robert Masson,Heather Tooke和Taejong Um发现当1997年韩国经济危机爆发时,韩国几个大型财团都面临着破产。而在这时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却就得以在经济危机中平衡发展起来。Kohsaka,A.发现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在东亚产生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思想。为了加强当前和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经济合作将得到补充,导致货币联盟的建立。
经济危机后促进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
Panayotis Michaelides和John Milios对1998-2006年的俄罗斯经济进行了分析,分别计算了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HP滤波的潜在产出和产出差距,计算结果表明,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全要素生产率仍有助于1998年以后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增长;Little,I.M.D.和Cooper,R.N.调查了18个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济波动时,所采取的财政、货币、交易税和贸易政策有什么不同,认为适时进行产业调整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好政策。Serven,L.和Solimano,A.认为经济危机中经济成功增长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否通过改革来刺激私人投资的增加,研究了私人投资者为什么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采取观望态度,文章最后得出结论是通过微观经济政策树立投资者的信心是推动私人投资增长最有效的方法;Hashim,A.研究了199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中,马来西亚和其他几个东南亚国家的表现,得到的主要结论是选择性的执行宽松的财政控制政策给马来西亚一个喘息的空间去追求经济的恢复与增长。Buchinger,E.,Froehlich,J.和Hesina,W.以传统的区域分析方法,对区域的技术结构进行研究,认为面对经济危机,着眼于新产品开发和产品多样化,可以刺激区域的经济增长。
结论
从国外近年来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可知,经济危机是一把“双刃剑”,在对原有产业、体制进行冲击的同时,也为新产业、新制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铺垫了基础。谁能控制风险,把握机遇就是最大赢家。
对美国微观企业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薄弱的企业很容易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也更高,同样的,如果公司能够度过经济衰退,公司的管理能力往往也会得到很大的提升,此时经济危机成为了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也成为促使变革的动力。从宏观战略来说,Santo. B揭示了随着自身创新能力的下降,经济危机导致的衰退更快进行。为了应对危机,必须加大科技的投入,大力推进高新技术的发展,进行结构产业的调整,这与我国目前的战略是一致的,我国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推进自主创新就是明证。
从我国实情而言,国外经济不景气在恶化我国出口状况的同时,也使我国以更低的价格获得资源。另外,由于国外企业都在考虑降低减少本国IT 投资,加大外包的规模以降低研发等方面的成本。在产品工程和嵌入式软件领域,我国企业与经济危机之前相比反而会有更好的机会。同时外商为了抓住我国这个大市场,还会开发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产品。另外,经济危机会导致了部分劳动力从经济危机严重的国家向发展势头好的国家转移,这就为我国吸引人才创造了机会。事实也是如此,据报道,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许多在海外留学的学子们纷纷回国找工作。从1978年中国开放留学以来至2009年,“海归”总人数近32万,而仅2008年一年“海归”人数就超过了30年来的1/6。
总之,我国要通过加快本地的产业转型步伐等应对危机,更要认清形势,把握经济危机赋予的难得的机遇,从而使我国的产业、科技等水平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Seung-Hyun Lee. Strategic choice during economic crisis Domestic market position,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export flexibility.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9(44)
2.Dammars. A Lesson Learned? Pre-and post crisis entry Decisions in Turkish Banking.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09(6)
3.Robert Masson. Firm diversification and equilibrium risk pooling: The Korean financial crisis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2009(10)
4.Panayiotis Michael ides. TFP change, output gap and infl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1994-2006)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2008(19)
作者简介:
经历了马拉松式的7年光景,近日法国终于通过了一项关于“周日工作”的法案。
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再次确认周日休假的基本原则,二是授权旅游地区商业部门可以自愿在周日开业,三是将商业聚集区巴黎、里尔和马赛三个城市“划分”为“例外”,授权其商业店铺周日可以开业。
35小时工作制导致僵硬的劳动力市场
在欧洲,英国率先于19世纪末立法,规定周六下午和周日为“法定休息日”,成为其他欧洲国家效法的样板,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语言中直接引入weekend(周末)这个单词的一个重要原因。法语也直接引入了这个单词。继法国之后,意大利于1907年立法规定周日休息,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也随之陆续立法,规定周日为法定休息日。法国不仅是欧洲大陆立法规定周日休假最早的国家,也是规定最为严格的国家。
上个世纪50~70年代欧洲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其间,法国在70年代经济景气最佳时期通过一系列立法,对劳动力市场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其过度的劳动保护制度和严格的保护措施一方面使劳动者权益得到了法律保障,但另一方面,这把“双刃剑”对劳动力市场具有较大的副作用,尤其是从80年代之后,其副作用日益显现,不但制约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而且还限制了就业市场,成为欧洲大陆失业率最高的国家。90年代以来,其失业率始终在两位数以上,青年失业率常常高达30%,甚至成为一个社会痼疾。
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法国政府不得不一再压缩工作时限,从每周工作41小时压缩到1982年的39小时;为提高就业率,让那些“隐含合同”下长期失业的大军能够“分享”到有限的就业机会,1999年又从38小时压缩为35小时,并对“星期日休假”实施更加严厉的管制。《劳动法》规定,超过35小时以外的工作时间分为加班、夜班、加时三个档次,凡是超出法定休息日的工作时间,如节假日和周日,必须支付加倍工薪。
但最近几年来,35小时工作制和周日休假制度日益被视为增加企业成本,降低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制约之一。本来,实施严格的35小时工作制和严格规定“周日休息”,是为了保护劳动者权益,提高就业率,据当时政策制定者估计,实行35小时可以增加十几万个就业机会,但其结果却事与愿违,过度的劳动保护不但没有提高就业率,反而使劳动力市场更加僵化,尤其是青年人,就业更加困难。
于是,法国政府不得不于2006年初出台《首次雇佣合同法》,规定20人以上的企业在雇用年龄不满26岁的年轻雇员时,可在头两年内随时解雇工人而无需说明理由。但是,这项法案引起青年人的极大不满,全法近40所大学在校生走上街头,最终全法几百万人卷入进来,范围覆盖200多城镇,演变成战后以来最大的之一,法国当局不得不派出4000名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和水枪,导致800多人被逮捕。在强大的反对压力面前,《首次雇佣合同法》被迫流产。
10年来的实践证明,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与持续的两位数失业率在法国已成为青年恐慌、社会骚乱、街头政治的重要根源之一。
90年代以来,甚至80年代以来,当欧洲发现自己积重难返、改革势在必行的时候,福利国家的“瘦身改革”运动和福利制度的“减负”浪潮横扫欧洲,出现了“否定之否定”的新一轮“福利制度轮回”。
以“周日工作”的立法改革为例,欧洲各国从90年代开始鱼贯而出。他们对周日开业的规定各具特色,一方面在理论上绝不公开否定周日法定休假这个“基本原则”,但同时在实践上对周日休假这个“社会模式”做出很多“变通”,周日开业解禁、周日休息灵活化的改革浪潮逐渐席卷欧洲。
在欧洲福利整体框架下,周日休假成为欧洲人福利权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这个历史悠久的“福利权利”却逐渐被“工作权利”所替代。在欧洲各国纷纷进行周日工作立法改革的趋势中,法国是一个迟到者,但终究还是一个成功者,最终迈出了这一步。
萨科齐上台伊始,不负众望,提出了拯救法国的“文化革命”口号,有人将之称为“新社会契约”运动,旨在创造“新法国”,与旧法国“彻底决裂”;推动“多劳多得”,与“大锅饭”决裂;为激发社会活力,萨科齐提出了从公共部门到私人部门,从经济领域到福利制度的一整套改革方案。其中,诸如放松周日休假制度、取消35小时工作制等,是萨科齐既定改革方针的一个部分。
然而,客观上成就了这次立法改革的,还在于此次金融危机。法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早在2008年春季已有显露,第一季度增长率仅为0.4%,第二季度就下降到-0.4%,第三季度为-0.2%,第四季度为-1.5%,成为法国近年来最低点。2009年第一季度稍好,但也是-1.2%。几年来,法国经济始终是表现最差的欧盟国家之一,2006、2007和2008年GDP增长率分别为2.2%、2.2%和0.4%,均低于德国和欧元区。
如此经济表现,促使法国几个主要大型工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几个重要工会的态度变得日益务实起来,例如,法国最大的“法国总工会”负责人认为,周日开业可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机会。
此外,此次世界经济危机使法国政府推动周日工作立法的决心更加坚定。2008年10月,法国负责消费事务的国务秘书吕克.夏泰尔宣布说,法国政府拟修改《劳动法》,旨在“抗危机、保就业”。此次提案通过后,《劳动法》将有33处得到修改。
任何福利制度都是一把双刃剑
法国此次周日工作立法改革是欧洲福利国家继续沿着不断“瘦身”进行改革的一个标志,这说明欧洲福利制度和劳动保护的整体改革趋势还在继续着。
战后至70年代是欧洲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欧洲各国福利制度呈现出一个百舸争流与迅速膨胀的趋势。但自70~80年代以来,福利改革则成为一个历史潮流。毫无疑问,对他们而言,福利改革的本质是一场“福利减肥”运动。
欧洲长达几十年的这个“福利逆转”趋势说明,首先,任何福利制度都是一把双刃剑,任何劳动保护制度对劳动力市场都多少具有一定的反作用,甚至适得其反,欲速不达,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南辕北辙,背道而驰;长期看,有些保护制度对国民心态、社会定势、就业失业乃至福利制度自身惯性等很多方面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在立法之初则未必能够一眼洞穿。
其次,经济繁荣时期和经济危机时期都容易导致福利制度的“增肥改革”和“减肥改革”。欧洲福利制度的发展既源自于经济危机,又得益于经济危机,同时欧洲福利改革也产生于经济危机,决定于经济危机。因此,无论在经济非常繁荣时,还是经济非常糟糕时,决策者都应十分冷静,应有一个始终不渝的理念追求,而不应受到一边倒的舆论的左右。对社会来说,“吃光分光”的短视行为是一个普遍的从众心理,尤其法国案例告诉人们,非理性的民粹思潮虽然“吃香”,但却十分有害。
文章作者是亚历山大·科耶夫——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原不是法国人,于1902年出生在沙皇俄国时代的一个莫斯科贵族之家。十月革命时,年仅十几岁的科耶夫看到机会,在黑市上倒卖肥皂,赚了一笔钱,旋即被“契卡”捕获。但聪明过人的科耶夫,居然从“契卡”手中逃脱。
离开布尔什维克政权后,科耶夫前往德国随雅斯贝尔斯钻研哲学,后迁居巴黎,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把他的财富一扫而空,生活陷入窘境,只得另寻生计。托朋友举荐,1933年到1939年,科耶夫到法国高等应用学院接手一个哲学讨论班,讲解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班上学生在“二战”后纷纷成为法国思想界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包括乔治·巴塔耶、雅克·拉康、莫里斯·梅洛-庞蒂、雷蒙·阿隆等。而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慑服了这些未来的大学者。
科耶夫宣称历史终结:法国大革命实现了自由、平等的目标,历史进化已经结束,哲学也面临终结,而实现“普遍共同国家”的目标变得可能。出于这一考虑,科耶夫在“二战”结束后,转身步入政界,担任法国经济部高参,成为欧共体最早的设计师,也是关贸总协定最早的设计者之一。对今天的世界有重大影响的这两个国际制度,构成了科耶夫对于世界秩序之构想的现实表达。
其实,早在《法国国是纲要》一文中,科耶夫就已勾勒出欧共体的模样。科耶夫开篇即提出,战后世界有两个危险正直逼法国:一是德国的再度崛起,会使法国沦为二流国家;二是美苏之间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法国卷入,并使其受到永难恢复的伤害。为此,科耶夫厘清了法国两个生死攸关的任务:在苏联人与英美人之间可能要爆发的战争到来之前,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实现中立;在苏联之外的欧洲大陆,在和平期间,保证法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相对于德国的领先地位。
对刚刚光复、百废待兴的法国而言,要完成这两个任务难度可谓极大。科耶夫甚至认为,如仍囿于民族主义的狭隘视野,这两个任务将不可能完成。“德国的例子表明,在如今,一个民族无论多么优秀,只要政治上顽固地坚持民族意义上的排他性,迟早都要结束其政治上的存在。”
因为民族主义的诉求无法动员其他国家的人来支持自己,法国在这一点上不会比德国做得更好。由于时代的变迁,“现代国家的基础必须是一种广阔的、由加盟的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帝国性的’联盟”。苏维埃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是超越民族国家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也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它们都可以组建成为这样一种帝国联盟;法国若不能寻找到一种超越于法兰西之上的理念,以此为基础吸引更多的国家来组建一个帝国性联盟的话,便注定衰亡。
在科耶夫看来,这样一种超民族的价值理念是存在的,那便是拉丁-天主教价值。拉丁世界对于生活、审美感的品位,对于政治与经济、生活之间均衡感的把握等,是南欧拉丁国家所共享的,并且有宏大的海外号召力。以此为基础,可以吸引众多力量,组建一个新拉丁帝国,它足以与斯拉夫-苏维埃帝国和新教-英美帝国成鼎足之势。
拉丁帝国会是“三国”当中最为弱小的一个,但由于它作为一个关键的平衡力量存在,便有可能抑制住另外两大帝国的战争冲动。法国毫无疑问会成为这个拉丁帝国的头领,于是便逆转了法德之间的态势。这种逆转以法国对自身民族主义的放弃与超越而实现,在此框架下甚至可能进一步吸收消化德国,令其也逐渐超越自身。
而人类的终极命运并不是伴随着三大帝国对峙到老,而是最终在现代性的消化下,形成一个普遍均质世界。该种世界将最终弭平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之间的差异,人类达到大同。达到普遍均质世界的途径之一便是超国界的普遍贸易秩序的建立。科耶夫再一次看得深远并投身实践。
最早的通货膨胀与纸币毫无关系,始于罗马皇帝尼禄当政期间(公元54-68年)。当时的罗马帝国统一了欧洲,侵占了亚洲,控制了非洲,与尚无正面接触的秦始皇统一下的远东中国成为两个最大的文明社会。有趣的是,在中国古代文献上,罗马帝国被称为“大秦”。广袤的土地加上战争俘获转成的奴隶,成为帝国军队不断侵略的两大财富激励。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土地和奴隶终会达到极限,扩张不得不中止。罗马帝国发展的重心开始转向内需。对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税赋成为满足皇帝虚荣和控制能力的来源,同时也是瓶颈。
尼禄皇帝是一个充满野心而且穷奢极欲的人物,罗马城市建设和贵族消费都在他的统治下达到顶峰。罗马已经实施了金属货币制度,金银铜币广泛流通在占领区域。罗马币最为贵重。在无法继续提高税赋水平,同时不得不支付庞大军队和官吏群体的成本的情形下,尼禄开始在银币中加注廉价的合金如铅铜等,发行不足值货币(即货币贬值)。很快,老的银币就陆续退出流通被回收熔化再制造更多的廉价银币。这就是金融界所称的“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货币贬值导致交易低下、经济衰落,又需要政府继续投入更多的贬值货币,这种恶性循环不断的结果,政府信用和执政能力逐渐破产。
据记载,在公元1世纪含银量达90%的罗马银币在戈尔蒂安皇帝统治的公元238年含银量只有28%,而到了公元268年的克劳狄二世时,含银量已经下滑到只有0.02%。事实上,以银币发行量之大,如果足值发行,罗马帝国已经没有可以挖掘的银矿了。尼禄开了头,之后历代罗马皇萧规曹随如法炮制。此时的罗马银币如同今天的纸币一样,只有信用承诺和财富象征意义。根据英国著名学者琼斯(A.Jones)研究,从公元138年到公元301年,罗马军人的服装价格上涨了166倍,自2世纪中叶到3世纪末,小麦的价格上涨了200倍,按照复利计算,这段时间的物价上涨率每年在5%-6%。金属货币下的通货膨胀就这样发生了。
针对市场上的怨声载道,政府试图改革。但是罗马帝国选择了错误的方向,采用了强制的管理手段来控制物价。迪奥莱廷皇帝在公元301年颁布冻结物价的法令,公布了700-800种物品和服务的最高价格,其中包括小麦、棕榈油、甘蓝菜、鹅等商品的价格,甚至理发师、家庭教师等的最高工资也做了相应的规定。法令异常严格,触犯法令的人将被处以死刑。但是,物价冻结后,市场立即陷于萧条,正常商业活动全部转为地下经济,游离出监管体系之外。这个法令很快被下任统治者废除。关于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有数不胜数的论文,货币贬值导致的物价上涨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
纸币本位下,货币价值更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和信誉,通货膨胀的激励更是权力内生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产生于中国宋朝的成都。宋朝960年建立,965年吞并了蜀国,试图用铜钱取代当地流通已久的铁钱。当地铜矿不足,流通货币奇缺。商人便纷纷发行自己的票据用于交易,即“交子”。1005年成都的知府张咏选择了16家商号统一发行交子,从而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1023年政府还在成都建立了专门机构独家发行交子,次年在全国统一发行。
交子除用于商业和消费交易外,主要用于战争的军用和财政管理的民用。
1069年,丞相王安石进行改革,试图把茶叶、食盐、谷物等重要经济资源统一国营,同时强制税收的货币化。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加大交子的发行。在1107年,国家交子发行达到2400万贯,超过额度的20倍。市值跌到面值的10%以下。此后的金朝、元朝和明朝都是采用纸币的方式不断盘剥大众,直接导致经济危机也间接导致政府和改朝换代。尽管文献中少有关于通货膨胀的分析,但纸币大明宝钞导致严重危机而被废除之后,中国长期严禁纸钞发行,而维系在银两本位的基础上。
关键词:金融危机;会展业;机遇
我国多年来对美国出口增长幅度都是20%多,2008年上半年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仅仅是89%,到2008年11月份,我国的三大外贸指标都变成负数,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幅度从2007年同期的239%跌到负9%,出口也是由20%以上的增幅跌到负2%,进口也变成了负178%。出口受阻导致我国出口企业被迫减产、甚至停产、半停产,出口企业的停产、减产、半停产首先减少了原材料的购买、工业生产下降。2008年的四个季度,中国工业的增长速度第一季度为164%,第二季度降到159%,第三季度降到129%,10月份降到82%,11月仅仅是54%,还不到一季度的1/3。工业是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板块,工业生产增速下降,直接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增速下降,2008年中国经济四个季度的增长速度,第一季度106%,第二季度101%,第三季度9%,第四季度68%。因此,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主要是国外经济衰退导致需求下降,进而影响了中国的出口。
一、会展业的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滑,2008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55,到了二季度降到314,三季度仅仅是105,四季度12月当月全国财政收入是负的31。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它对我国的会展业带来的机遇却远远大于挑战,这主要原因在于会展业与整个国民经济之间既存在紧密联系,同时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首先,会展业与经济形势之间是如影随形的同步关系。会展业是经济的晴雨表,能够非常及时地、敏感地反映出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会展业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本身也是经济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其他产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对各产业的运行能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会展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会展业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在其与整个经济形势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存在超前与滞后的情况。比如,会展组织者预计金融危机可能在经营规模上、效益上给展会带来一定影响,但马上取消已经预定要开的会议却并不多,这就是会展业和经济之间的一种相对滞后的关系。人们还摸不清这个危机会有多大、多严重、多深远,人们期待着更好的消息早点到来,所以没有必要过早地惊慌,过早地取消已经安排好的会展活动。因此,在确定会展的数量和会展的时间等方面,危机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只是在筹划新的会展时会有所考虑。会展业有一个反应和评估过程,而不是经济形势一下滑它就马上跟着下滑。
会展业的独立性还表现为其超前的引导作用。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研讨会特别活跃,是因为大家都惊慌了,不知道这场危机会引发怎样的状况,这时候特别需要研讨。因此,会展业能产生一种引导作用,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使目前趋势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这种努力的结果就会出现引导作用。如好多年前,我国的电视机刚刚普及,超薄电视还没有深入到百姓家,日本企业很早就把超薄液晶电视拿到我国展会上进行展示。当时一个小的液晶电视也要五六万人民币,大一点的要几十万人民币,在我国普通的电视机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展示这个产品大大超越了普通中国人的消费水平,日方参加展览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引导消费,让中国的广大家庭知道世界上已经有这样一种产品了,他们早晚也会需要这样一种产品,从而做这种消费的预期和准备。果然不出其所料,目前超薄电视在我国已经开始普及了,这就是会展产业在整个经济过程中既同步又超前的状态。众所周知,最新的科技成果往往是在某次会展上诞生或者宣布出来的,这就是会展引导经济、引导产业、会展创造市场,创造消费能力的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
二、会展业面临发展机遇
正是由于会展业相对整体经济形势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不是随整体经济形势下滑而下滑,于是金融危机在给整个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的情况下,会展业未见得遭遇同样的命运,〖JP+1〗相反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机遇。所以,金融危机给中国的会展业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机遇:
1.危机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需求。(1)研讨交流的需求。最近一段时间各种经济形势研讨会很多,这说明大家需要交流。许多企业抓紧时机,加强了广告推销,目的就是要减少危机带来的影响。(2)推销捷径的需求。危机到来以后,企业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担心市场萎缩,要加大投入力度;一方面又囊中羞涩,不知道今后还有没有余力做强化市场的工作。唯一的好办法就是寻找市场推销的捷径,即如何用较小的投入产生更大、更多的社会影响和市场号召力。会展产业是帮助企业进行营销的一个捷径,因为它高度浓缩集中了市场各个要素,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密集的空间内做最紧密的接触和交流。国外的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选择一两个与产品相关的会展,只身带上一两个助手到这个博览会待上三五天,全年的订单就出去了,全年的采购也就搞定了,回到企业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生产上。所以,会展产业是一个效率最高的推销捷径和方法。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企业在两难之中最好的办法就是参与会展,参与到本产业最相关的博览会中去,在展览会上来寻找新的社会需求。(3)产品物美价廉需求。消费者在当下会更加捂紧自己腰包里的钱,希望买到更多物美价廉的东西。很多消费是刚性的,是不可能减少的,只是更多的人会追求物美价廉更实惠的东西,这种追求恰恰是会展产业可以提供给他们的,展会能够满足消费者更多物美价廉的需求。(4)企业升级转型的需求。这些年来,我国会展企业发展速度非常快,规模膨胀如此之快就出现了泥沙俱下的情况,很多展会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着改型换代的调整。危机到来时,会展企业的业务量相对减少,就有了这样一个喘息的机会,进行升级换代的调整,适当地可以合并一些部门,撤掉一些部门,进行一些业务上的整合。所以,危机的过程也是企业整顿、喘息、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变坏事为好事的机遇。总之,这些需求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商机,人们应该抓住这些机遇,把工作做得更好。
2.危机导致优胜劣汰,强者更强。这些年中国的会展产业膨胀很快,很多的企业盲目地认为会展产业就是一个无本万利的东西,投入相对很小,如果运行顺利即能利润可观,于是产生了相对混乱的局面。经济危机会引起各种产业的企业重组,一些会展企业、特别是缺少底蕴的企业在危机中被淘汰。在这种情况下,要积极发现自己企业的弱点,巩固和强化自己企业的强项,从而更好地发展自己和巩固自己。
3.危机中政府支持力度加大。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都在救市,都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突出,现在很多地方高层官员都认识到了会展业的特殊性。在各地扩大内需、应对金融危机的计划中都有扶持会展产业的政策,有这样的意图、想法甚至是直接的预算。比如,青岛市今年要拿出6 000万元人民币补贴和支持会展产业的发展,这是青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个力度应该说是相当大的。北京市政府也表示,凡是争办著名会展项目的,争办费用经过审核以后可以由政府买单,借此鼓励大家争办。在这么庞大的救市计划中,那么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各个产业中的时候,支持会展产业的投入只是非常小的部分,这部分投入对会展业的发展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会展业应该紧紧抓住机遇,努力做出一番事业来。
眼界还需提升
在网络媒体定制资讯服务未成主流之前,在E-Paper未成大众消费品之前,也许纸媒还有10至20年的景气期,专业纸媒市场还算金矿。但并非金矿上的每户人家,都能有金子般的营生。全球经济危机正在凸显专业纸媒定位的高下,凸显其生存技能的高下。目前国内专业纸媒,基本可以下四类区分:
第一类:是“”看世界。这类专业纸媒多是机关刊物,或半机关刊物。大部分视线只盯在权力的交椅上,眼界走不出机关的办公室,多是屁股决定脑袋,尾随在权利后面,用观察行业。结果常常把纸媒做成一坨连自己不愿接近的屎,或是厕所里的精美手纸。死不了,也活不好。
第二类:是“脐眼”看世界。比第一类向上进化了许多,开始用肚脐眼看行业中抓眼球的东西。这类纸媒多属半机关类刊物,寄居半官方协会组织等屋檐下。他们能把视线从位置向高处位移,看看养眼的事相;但因为依然受权力部门遥控,所以视线又不能太高远。如果眼界太高瞻远瞩,就会因和权威步调不一致,从而招殃。
第三类:是“双眼”看世界。这类专业纸媒比第二类走得更远:他们走出权力的铁屋,走出机关的大院,视光更高一些,能用双眼观察世相,赢得眼球经济。但他们缺乏成熟的采编队伍,做报道还多是看热闹而非看门道。像围观国王的那个小孩,他们有时高喊一声皇帝没穿衣服,语惊四座。但冒天下之大不韪,并非因为他们有系统的观察,有深刻的思考而艺高人胆大,只是年少天真,脱口而出,并无特深刻的内涵。这类媒体活好活歹,更多靠资本奶爸说话。
第四类:是“心眼”看世界。这类专业纸媒远远离开了机关大院,不再靠向谁献媚谋生,走进了思想车间。他们有自己的研究队伍,能对行业深入观察,独立思考,能给行业高屋建瓴的指引。这类媒体生存靠资本驾驭的产业链,靠价值观驾驭的服务链。
三流的媒体做新闻,二流的媒体做话题,一流的媒体做观点。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纸媒体的主要使命不再是传播新闻资讯。因为电视,及网站、视频等电子媒体速度制胜,纸媒越来越像个新闻二道贩子而被冷落。2009年1月6日,我国网民突破3亿人。随着3G技术普及,手机上网看新闻及视频更快捷,平面纸媒再对新闻恋恋不舍,无疑走死胡同。2007年1月1日,号称世界最早的现代报纸,瑞典《民主邮报》(1645年创立),宣布停印刷,只保留网络版了。而今,越来越多的纸媒在转身冲浪网络报,否则只能死在沙滩上。
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也许没有独家的新闻,只有独家的观点(有时连独家观点都会被山寨)。但如何用“心眼”看行业,看市界?部分专业纸媒已经不愿做新闻二传手,主攻话题报道(封面报道)。但他们把诸多关联资讯糅一块的操作,不像嫁接一千个花枝,倒像捆绑一千个干树杈。没用思想注入活灵魂,干材堆式的大文章,不能读,只能烧。
聚合多元表达,挖掘思考价值,这是专业纸媒立足之本。但谁用“”看世界,谁用“肚脐眼”看世界,到目前为止,大多还不由传媒人自己定,而由中国特殊政治环境,中国媒体发展阶段,媒体市场成熟度等因素先天生成。我国媒体资源长期属于国家资源,很多专业纸媒还是机关刊物、半机关刊物。能“心眼”观市的专业纸媒少之又少,媒体人需要在维新中前进。
新的生存之道
作为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发源地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报纸的国家,最早有专业报纸的国家。西汉初期,我国就有官方报《邸报》,到了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后,纸印《邸报》得到广泛发行,但读者只是各级官员。汉朝至清朝,每个朝代都有这样一份政治专业报。但《邸报》不过是一份“”看世的报纸,最终也随清朝覆灭而消失。
如今报纸已非官方专享,各类期刊报纸令人眼花。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2009年7月21日的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549种,共出版报纸1943种,平均期印数21154.79万份,折合用纸量444.03万吨。
而在报纸类中的专业报纸有1137种,占报纸总品种58.52%,平均期印数12177.73万份。尽管受金融危机冲击,专业报纸种数还是比上年增长0.71%。和2005年前后的专业纸媒投资热相比,该增幅已算退烧。而专业纸媒的生存窘境正在凸显。
第一,来自网络、电视等媒体的市场挤压。在资讯传播上,网络已成为事实上的主渠道。据悉,新浪网每年约和国内4000多家媒体签约,花费4000万元人民币。这其中也包括大量专业纸媒。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四大门户网站,不甘心只做新闻二传手,而是积极整合各类媒体资源,把图文,视频、音频结合,做成有纵深的大专题。
纸媒与网媒比较来看:一是在速度上,反应迟钝的纸媒渐成为读者的弃儿,作为小众平台的专业纸媒更是倍受冲击;二是在价位上,纸媒越来越像奢侈品,一份杂志也10元左右,一份报纸是3元左右,这种消费远不如看电子期刊(多是免费);三是在质量上,网站用视频等形式传播资讯,声音、图像和文字三管齐下,来的更加凶猛;四是在环保上,随着环保等意识的增强,一张报纸或一份杂志无论印刷多精美,都是一次性消费品,却耗费大量纸浆,而E-Paper如能普及,将是让读者终身受用的电子报。
2004年底,我国有条件地开放了国内传媒市场,传媒业骤然升温,专业纸媒市场也一派热闹。以汽车类纸媒为例,国内目前已有:《车》、《座驾》、《车王》、《车迷》、《车友报》、《汽车族》、《名车志》、等几十种期刊,基本主打时尚汽车类的。还有更加细分的《中国轮胎》、《汽车电器》、《汽车零部件》、《汽车维修技师》、《车用发动机》、《汽车测试报告》、《汽车与驾驶维修》、《商用车与发动机》……
仅仅读完刊名,就让你眼花。但2008年,百度中国新闻传媒大奖评出的中国最具影响力汽车媒体,竟然是新京报、深圳特区报、新闻晨报、华西都市报、京华时报。获奖者都是大众媒体,内容基本是资讯,并无高超处。再看部分汽车专业纸媒,内容不是大量资讯,就是大量美妹。专业汽车纸媒聚焦小众,如果还与大众纸媒、门户网比资讯,比美图等,纯属烧钱!
第二,来自专业纸媒的自身运营模式。环球咨询信息部统计显示,中国报纸媒体的收入目前多数来自于广告收入,其份额一般占其收入总额的85%以上。甚至有的媒体广告收入的总量中竟有超过60%的收入来自于某一行业。单一性的收入来源,造成了极高风险。因此有说法,“想让他破产吗?那就让他来办报吧!”
而这种风险已在中国纸媒的最大合作伙伴――新浪网身上发病。据资料显示:在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互联网市场拥有季度收入过1亿美元的公司与七家。七大豪门座次依次是腾讯/盛大/百度/阿里巴巴(都是2004年后上市的新秀)、搜狐/网易/新浪(都是2000年上市的先驱)。
但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七大豪门中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却在2009年第一季度跌出七大豪门,收入仅有7300万。在标志公司市场价值指标上也猛跌,新浪仅有870万美金运营利润。是腾讯的1/20,网易的1/10,搜狐的1/6。何以如此?四大门户的品牌广告都有下跌,为何作为老大的新浪反而抗跌性最弱?
因为新浪网是目前中国互联网行业唯一一家以门户为主业,以品牌广告为主要收入的公司。而广告规模居第二的搜狐和居第三的腾讯、居第四的网易,都能以游戏或SP为主要收入,抗击全球经济危机。
新浪网依赖品牌广告的生存模式,无疑是沿袭传统纸媒的生存模式。所以当广告断粮,其他门户网饿不着。新浪的下一步也许是在新闻资源优势上做文章,开发定制资讯服务等。定制资讯等服务也可能是专业纸媒的发展必然。
专业纸媒的生存之道应该来自对上述问题的反思,和新经济环境下的探索。
其一,调整心态,转变姿态,以服务胜天下。中国纸媒市场正在朝市场化、产业化发展。但中国媒体市场放开时间不长,很多媒体单位服务意识滞后。专业纸媒普遍在做传声筒,服务意识差。目前,国内媒体市场正处于转型期,专业纸媒也一定要调整观念上,以服务谋生存。
只要专业纸媒公司有充裕资源,有创新服务,网媒再盛行也不可能把它们完全冲击掉。在细分传媒市场里,将来变的是资讯传播的介质,是用纸张介质,还是电子介质,不变的是专业的服务能力和价值。
2008年,新京报(日报)就把一周七天的内容,打出一系列品牌周刊,实际是细分市场,向专业纸媒冲击连大众类都市报都在细分市场,谋求服务变革,专业纸媒更需积极创新服务。
其二,完善资讯产业链,注重服务协同。纸媒企业要从信息平台向咨询、研究、印刷、出版、物流(发行)等关联领域延展产业链,完善服务链,这是现代传媒业的发展趋势。当然,这有个前提――“有多大的脚,就穿多大的鞋”。专业纸媒没发展到一定程度,勿急于扩展链条。不然穿上大鞋,拖跨自己。
2004年,《经济观察报》成立了经济观察研究院,这种积淀使他在2008年创办专业投资类报纸《投资者报》时,相应也建立了数据研究部。经观设立研究院意在延伸产业链上游,推出了中国公司信任度指数;而《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也重在研究市场数据。
完善纸媒产业链工作也在被官方重视。2009年7月13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座谈会上提出,报纸期刊等传统介质出版业,要延伸现有产品和品牌的价值链。他还提出要积极发展新闻出版物流产业。事实上,领先报业企业早已在物流上竞跑:2001年,北青传媒股份公司成立了北京青年报现代物流有限公司,服务于印刷、仓储、配送、耗材经销等领域。2007年,国内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华商报集团已拥有13000万人“黄马甲”物流员工……
其三,善借资本推手,保证基业长青。专业纸媒要好好成长,离不开理念新思这个奶妈,更离不开产业资本这个奶爸。市场经济下的营生,台前是客户说话,台后是资本说话。
台湾盛名的《大成报》一直坚持独立新闻价值观,但曾亏损长达10年,亏损26亿新台币。如果没有充裕资本的持续支持,再好的新闻价值观也只是白日梦。在《环球企业家》、《21世纪经济报道》、《福布斯》(中文版)等期刊风光背后,是复星国际郭广昌和他的传媒投资军团的腾挪支持。
【关键词】 传统产业集群;区域集群分工;地方集群网络
一、传统产业集群的界定
传统产业集群是我国学者在总结产业集群的特点、探讨相关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不自觉使用起来的一个概念。2008年以来,在金融危机对各地产业集群造成巨大冲击的情况下,这一概念更是被广泛提及。为了更加集中反映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更加便利地研究实际问题,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有针对性,可以从四个方面对传统产业集群进行更明确的界定:第一,属于传统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用传统技术;第二,以中小企业甚至家庭作坊为主,伴有较为发达的专业市场;第三,集群内分工较为精细,竞争基础和优势为低成本;第四,主要位于乡镇,是县域经济的主要依托和产业组织形式,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具有特殊意义。集中到这四个方面以后可以看出,传统产业集群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本次经济危机中遭受的冲击最重,在学术研究和实践层面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传统产业集群的困境及实质
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产业集群的影响表现出三个突出特点:对传统行业的影响大于对高新技术行业的影响;对中小配套企业的影响大于对龙头企业的影响;对出口依存度高行业的影响大于对出口依存度低行业的影响。传统产业集群遭遇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出口订单急剧减少、外需锐减。与此同时,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煤、电、油以及部分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工人工资、福利以及保险等项费用的增加,导致企业的成本强劲攀升。需求和成本的双向挤压使很多中小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对于传统产业集群在此过程中遭遇的困境,有三点特别引人关注:
(一)发展比较成熟、产业链条较为完善的产业集群同样遭受巨大冲击
我国市场经济比较发达、产业集群起步较早的省份,在金融危机中没有显现出应有的抗风险能力,例如浙江省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企业倒闭、停产,并伴随有“区域性经济危机”的迹象,绍兴的纺织服装业在浙江是产业集群发展最早且最为成熟的产业,形成了纺丝、织造、印染、服装生产的链式集群。受目前金融危机的冲击,绍兴轻纺集群中,不仅很多中小企业倒闭,而且华联三鑫、江龙控股、纵横集团等龙头企业也濒临破产,其产生的产业冲击波撼动了整个绍兴轻纺板块的基础。在2009年上半年全国GDP增幅排名中,浙江省以6.3%的增速位居排行榜倒数第5位,形势依然低迷。
(二)某些外向型较为明显的传统产业集群出人意料的表现出强劲活力
在金融危机阴影的笼罩当中,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部分中小企业却能逆势上扬,迅速发展,呈现出很多亮点,发人深思。报载,广东省中山市产业集群在应对此波危机中展现了强劲的整体实力,即使那些传统产业,比如古镇的灯饰、沙溪的服装、南头的家电等,发展也很强劲。究其原因:一是这些产业集群内的众多企业早已捕捉到市场变化的信号,早就开始拓展内销市场;二是中山市产业集群具有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形成了较为稳固的产业竞争优势;三是新兴产业集群推动了产业升级,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近年来,中山市大力扶持健康产业、游戏游艺、淋浴房等新兴产业集群,为全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在河北省纺织行业的一片困境当中,素有“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清河”盛誉的清河羊绒产业,当地政府几年前就着力推进由羊绒初加工向深加工转变,去年又与浙江联合建设中国清河・濮院羊绒制品市场,迅速推动清河由“中国羊绒之都”转向“纺织名城”,鼓励企业瞄准内需,使得贝龙、长乐等一大批羊绒制品加工企业抓住机遇,纷纷招工扩大生产规模,销售形势持续看好。
(三)很多企业主并不认为传统产业集群需要塑造自主品牌
一般认为,传统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激烈竞争会使企业从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贴牌生产)发展到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原始设计制造)最后上升为OBM(Own Brand Manufacture,自主品牌制造)。对于本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官员和学者呼吁企业塑造自主品牌的呼声甚高。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很多企业主不以为然。以中国袜业之都大唐为例,大唐袜业集群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具有相当规模、比较成熟。目前,已经形成以大唐袜业城为依托,以个体、私营、民营经济为主体,辐射周边 10 余个镇乡,集原料、织袜、后整理和销售于一体的区域性主导产业,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织袜业的发展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轻纺原料和袜业机械制造企业云集大唐,至2008年底己有200余家国内外轻纺原料生产企业和近20家来自意大利、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知名袜业机械制造企业在大唐建立销售机构,为大唐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008年,大唐年产袜子60 多亿双,成交额达 70 多亿元,占全国产量的 65 %,占据了世生产近 1/3 的份额。大唐袜业不仅是全国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已逐步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袜子销售中心和出口基地,出口额已占到袜子总销售额的35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袜子价格持续下跌,销量缩减,由于产品附加值低、知名品牌少,多数企业处于微利状态。即便如此,当地以OEM为主流业务的企业主依然认为大唐袜业基本不需要自有品牌,OEM虽然利润率不是很高,但是在保证一定出口规模的前提下还是有钱可赚,在目前以及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内可以使服装外贸企业很好地生存下去,完全没有必要做自有品牌。品牌之路遥遥无期,品牌看不见摸不着,既费钱又耗精力。
综合对比,上述不同地区的表现可以看出,造成传统产业集群困境的内因是产业结构低下、产品同质化严重;多数集群仍以初级加工、贴牌加工出口为主,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低端,技术含量不高,依靠大规模生产下的低成本为生,行业利润率和企业利润率都很低;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分工不合理,扎堆在生产环节,缺乏开发和设计能力;没有自主品牌;集群内部网络互动不足,区域发展内力孱弱等。
三、传统产业集群的出路及反思
(一)完善地方集群网络,构筑地方创新网络环境
网络结构是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源泉。企业集聚不等于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实质在于建立起本地企业之间不可替代、无法模仿的网络联系,产业集群内部的各个企业和各种组织之间不仅要有垂直或水平的生产经营关联,而且要有技术、市场、信息等方面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地方集群网络应当包含两大体系:第一,各类企业、市场中介和社会服务机构之间形成的市场交易网络,主要发挥要素配置、产业链条协作以及价值实现的功能。第二,集群内部基于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各种非正式关系,基于情感和信任,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个企业、各类中介组织、公共服务结构、政府部门之间能够通过非正式交流,沟通信息、交流知识和感情,形成学习机制、实现知识溢出。传统产业集群中企业数量众多,同质现象严重,众多企业扎堆在生产环节,企业之间“横向发展有余、纵向配套不足”,市场交易网络很不完整,社会关系网络互动非常片面。仍以大唐袜业为例,袜业产业链条包含原料生产、设计、织袜、漂染、定型包装、后整理和销售等环节,大唐袜业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局限于少数企业之间的少数环节,如集中漂染。在嵊州领带集群内部,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培育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企业、中介组织、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联络,形成区域创新网络环境,显得尤为重要。
(二)增强区域发展内力,发挥区域品牌效应
概括来讲,区域发展“内力”是由该区域的资源基础、文化传统、制度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优势,为了培育区域内力,需要发挥区域品牌的作用。波特在分析区域竞争优势时指出,生产要素供应、需求的质量和规模、产业集群、战略与竞争模式等四个要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区域的品牌化能够带来更大范围的要素聚集和交易信息,促使集群区域配套企业越来越多,产业链越来越完善,专业市场、中介机构、研发设计、营销策划等各种组织、各种活动日益活跃,立体式网络逐渐形成,网络互动频繁、有效,产业集群的创新性日益突出。产业集群、区域品牌之间互相促进、螺旋式上升,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传统产业集群转型为创新性集群。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产业集群模式的推广,各个区域集群发展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同类的产业集群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同一产业在各区域之间的集群分工也会越来越细,既不会都扎堆在加工制造环节,也不会都延伸到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微笑曲线不会出现在每一个产业集群的脸上。突出区域特性,彰显地方特色,或者强调低成本,或者强调创新性;或者强调强大的生产能力,或者强调无与伦比的区位优势,只要能形成品牌效应,就会给区域的发展带来不竭的动力。
(三)构筑地方性人力资源体系,通过企业家精神激活所有要素
传统产业集群的所有缺陷,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缺乏;解除传统产业集群困境的所有思路和措施,归结到一起是地方性人力资源的综合性开发和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产业集群理论大师波特教授非常重视人力资源的作用,他指出,“所有的集群都是好的任何产业、任何集群,无论产业是鞋业、农业或半导体业,如果使用先进技术、有受到良好培训的人员,都能提高生产率,都能带来区域的繁荣”。他所说的“良好培训的人员”,实际上代指所有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是一切知识、技术、信息和理念的载体,是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的中心因素,企业家精神则是激活所有要素、培育创新性产业集群的关键。在金融危机的挤压之下,传统产业集群要打入高端市场,要伸向研发设计环节,塑造自主品牌,这就需要专业的研发机构、较高水平的设计人员、职业化的品牌管理。这些机构和人员在传统产业集群中非常稀缺,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和“短缺经济”。在传统产业集群由低成本向创新性转变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少数能人和企业家的带动,还需要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支撑;不仅需要他们的专业技能,还需要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大唐袜业企业主对创建自主品牌的冷淡说明,他们才是实现集群升级、推动集群创新的主体因素;政府的政策、学者的主张必须通过他们的认可、实施才能成为提高集群竞争优势的现实力量。市场环境和竞争压力能够迫使他们反思,集群内的学习机制和氛围推动他们不自觉地进行转变。营造集群区域的学习机制和氛围,弘扬和强化企业家精神,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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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型监理企业;现状;思考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6.044
我国自1988年起,施工阶段的监理工作全面推行,取得了显著成效。工程监理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准备阶段(1988年)、试点阶段(1989-1992年)、稳步发展阶段(1993-1995年)以及全面推广阶段(1996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在这不到30年的时间里,国内的监理企业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发展,截止到2014年底,全国共有7279各建设工程监理企业,其中综合资质企业116个,甲级资质企业3058个,乙级资质企业2744个,丙级资质企业1334个,事务所资质企业27个。
南通市顺捷工程建设咨询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国家批准的最早从事工程建设监理的五百家单位之一,并首批被登入全国工程建设监理企业名录,被首批推介评选为江苏市场建筑工程质量卫士示范企业。公司发展至今已有22年历史,是南通最早的一批监理企业,早期承接了南通市教育系统几乎80%的项目,同时也承接大量政府工程和其他项目,市场占有份额较高,为南通早期建筑市场的规范和优质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随着业务量的增加和在南通市场的地位上升,公司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的加入,2012年成功晋级为甲级资质企业,从此在承接工程等各个方面有了更大的空间,公司的发展势头更猛,高峰时期总监平均每人管理三个项目,监理人员也很紧缺,公司也在良好的大环境下迅速扩张,经过了一个发展的黄金阶段。
工程监理是对工程项目的监理,工程项目的发展与经济周期变化息息相关,因此,工程监理也相应具有较明显的周期性特征。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日益紧缩,全国的房地产市场受到了严重影响,作为三线城市的南通也不例外,在建项目锐减、不少项目停工待建,还有些工程开工时间无限拖延,监理企业作为建筑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劫难逃,受到较大冲击。几乎所有监理企业都出现项目数量锐减、工程款无法收回等困难,对于大型监理企业来说状况稍微好些,但对于像顺捷这样的中小型监理企业,受外界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弱,生存现状不容乐观,公司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人员过剩,公司向心力和凝聚力逐渐受到影响。笔者认为,要想改变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在现有的条件下,积极争取项目
经济大环境不景气,每个行业都会受到影响,建筑行业受影响比较明显,作为建筑行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监理单位也不能置身事外,但是只要企业还想继续生存,就不能放弃希望。在目前的情况下,监理企业要放低身段,积极争取每一个项目。顺捷公司要勇于开拓思路、广泛获取信息,向南通地区周边适当扩张,必要时可以组建专门的队伍研究周边地区的招标项目,制定投标文件,积极争取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收取合理的监理费用,维持公司运营成本,渡过眼前难关,再图发展。
2 做好公司员工思想工作,适当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监理企业的主要成本在于人员成本,在公司遭遇行业发展寒潮时,公司要通过各种办法做好员工思想工作,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为帮助公司渡过难关献计献策。经济危机来临之时,裁员或降薪是很多企业公司采取的常见措施。这需要公司拥有良好的企业文化并培养出较好的团队精神为基础,公司管理层要振作精神,做好员工思想工作,说服部分未在岗的总监理工程师接受大型项目的专业监理工程师岗位,清退退休返聘人员,同时所有员工适当降薪,节约公司成本,以缓解资金紧缺的困境。
3 严格管理,提升服务质量,巩固与业主的关系,获得长期合作的可能
一直以来,公司承接了大量的教育系统和政府机关的项目,这类业主的需求受经济环境影响不大,公司要进一步巩固与这类业主的关系。毋庸讳言,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同样的服务水平、同样的服务价格,业主一般倾向于信任以往的合作伙伴,因此,公司领导要与业主维系好关系,争取以后的项目承接权。更为重要的是,监理企业的性质就是为业主提供咨询服务的,由于现阶段公司在建项目不多,所有在岗人员必须投入全部的精力,公司要严格对工地人员的管理,加大考核力度,提升服务质量,努力做到让业主满意。
4 加强监理人员培训,提升公司员工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
监理从业人员的素质是监理企业的立业之本,监理的能力标志就是教育、培训、技能和经验。监理公司要把业务培训和加强学习当作做好监理工作提高监理素质和水平的重要举措。目前,公司项目不多,不少监理人员包括总监理工程师赋闲在家,难免人心浮动、忐忑不安,甚至有人开始另谋出路。此时,公司出面组织员工进行培训,一方面可以减轻员工的焦躁心理,把无事可做的危机转化为提升本领的机会,也免得员工荒废业务;另一方面也是加强员工能力培养,为公司未来发展储备人力资源,起到稳定公司监理人员队伍的作用。
5 创新思路、另辟蹊径,探索转型为项目管理企业
关键词:私利; 公益; 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平衡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经济人”的概念是指:是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获。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和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追求自己的利益时经常地促进了社会利益,其结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的效果强大。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道德人”的概念体现在他努力想要证明: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会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本性中自私的那一部分,以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
在斯密的著作中,《道德情操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伦理道德问题,“道德人”的假设按同情原则行事,具体分析了同情在道德反省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即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和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这些准则有的是成文的规定,有的则属于行为约束的“软制度”,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亚当・斯密所认同的道德情操。《国富论》阐述的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经济人”的假设受利己主义支配。事实上,《道德情操论》的出版早于《国富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的这些论述为前提的。
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的社会背景。英国是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到斯密生活的时代,英国已经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十八世纪中期和后期,英国在国际上已经取得了经济领先地位。最早完成资本积累的资本家们追求经济利益并积极从事经济活动。
斯密认为,“经济人”是利己主义,“道德人”是利他主义。每个人的利己行为最终会促进社会的利益。利己是目的,利他则是手段,先要运用利他这个手段,才能达到利己的目的。平衡好私利与公益,也就是如何平衡利己与利他的问题。因此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看不见的手”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经济现实,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思想代表,强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秩序,政府不得干预经济。这种思想的传播也是引发上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斯密的理论是对i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的剖析,亚当斯密对当时世界社会思想的影响不可估量。
当前中国身处急剧变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每一个普通人都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企业改革、股市非理性繁荣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经常会处于自私贪婪等不道德的情感的漩涡之中,于此同时心中却更加向往善良等人性的美德。如何更好的去平衡经济与道德、私利与公益的关系是当前人们生活的重要课题。
利益原则决定了人们生产和交换的出发点是利己的,但等价交换、互惠互利又决定了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必须尊重和满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斯密提出上帝赋予了每个人的“利己心”,如果“利己心”过于强烈,就会侵犯他人的利已活动领域,因而每个人在充分利用利己冲动的同时,必须考虑到他人的利己性营利活动不受侵犯。要求“经济人”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行使自身合法权益时,不要越界和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这不是否定“利已心”,而是充分发挥利己的条件。
市场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坚持价值理性的经济人理论上讲应该能充分尊重他人私利,即人们可以赋予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是仅仅坚持单纯的工具理性去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这两种不同的理性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两者并非总是并行不悖,而是经常可能产生冲突。如社会发展的公平和效率问题、自由、民主等问题,都与这两种理性有关。大多数公开的争执,也来自于对这两种不同理性的理解和取舍,因为每个人的选择基于个人的道德判断和价值选择。
从本质来说,社会主义是继承了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可以做到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包括个人和社会公益利益的统一。面对当前一些企业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社会舆论给的压力很大。社会成员应坚持个人的利他主义,鼓励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由经济人向道德人转变,这样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社会公益公德之风构建尚且任重而道远。
经济人假设还用在政治领域,即政治家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虽然惩治腐败工作一直在严格进行,但从目前反腐败的实践经验看来,仅靠法律和社会惩罚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有些能起到反面作用。政治领域的公益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权力是国家的,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是要为人民更好的谋福利而去代替人民行使权力的,不是用来满足个人私欲的,职权的便利反而是对自身的一个挑战。人民公益大于个人私利才是真正不辱身上的肩负的神圣使命,在价值选择时一定要慎重而理性。
总之,关于价值的选择人们差异很大,但把公益摆放正确,私利也就能很好地满足了。
参考文献
[1] 魏小兰,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4月,第6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