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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经济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词语,其释义纷杂不一,大体上有三种范畴.一是指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FictitiousEcon-omy);二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所进行的经济活动(VirtualEconomy),也有人称之为数字经济或信息经济;三是指用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VisualEconomy).这三种范畴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本文中主要讨论第1种范畴.虚拟资本(FictitiousCapital)这一概念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他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中,特别是在论述信用和虚拟资本的第25章及其后,对虚拟资本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生息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这是它和实际资本的不同之处,但是它却可以通过循环运动产生利润(某种形式的剩余价值),这是它与实际资本的共同之处.尽管经过一百多年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事物(例如期货、期权及各种金融衍生物等)和新情况(例如货币脱离了金本位、经济全球化等),但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分析在当前关于虚拟经济的研究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根据笔者个人的理解,所谓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其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私人间的商务借贷行为,例如某甲急需购买某种原料或货物,但他本人并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某乙手头正好有一笔钱闲置未用,于是某甲便向某乙借一定数额的钱,许诺在一定时期内还本付息.通过这一活动某甲取得了对这笔钱的使用权,可以用其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通过实际的经济活动取得赢利,而某乙则以借据为凭证保持了对这笔钱的所有权,以及到期可向某甲讨还本息的权利.这时,某乙手中的借据就是虚拟资本的一种雏形,它通过借还循环运动而取得增值.某乙并未从事实际的经济活动,只是通过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来赚钱.由此可见,虚拟经济发展的第1个阶段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即人们手中的闲置货币变成了可以产生利息的资本.第2个阶段则是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即由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将人们手中闲置的货币借入,再转贷出去生息,人们还可用手中的闲置货币购买各种有价证券来生息,这时人们手中的存款凭证和有价证券也就是虚拟资本.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可以引导资金从不能用于生产、流通等实际经济活动的人们的手中转移到能将其用于实际经济活动的人们手中,并可以将分散在各人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较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虚拟经济发展的第3个阶段是有价证券的市场化,即有价证券可以根据其预期的收益而自由买卖,从而产生了进行虚拟资本交易的金融市场(例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有价证券的市场化能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从而可进一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1898年还出现了农产品的期货交易方式,以后逐渐扩及有色金属、石油等工业原材料,这是虚拟资本的一种新形式.虚拟经济发展的第4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即虚拟资本可以跨国进行交易.这一过程是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债务国政府和铁路公司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金融市场上发行固定利率的债券,但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才有比较大规模的跨国证券投资,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及《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推动下,才逐渐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国际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能在国际范围内引导资金向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从而可以大大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同时还形成了一种新的金融市场——外汇市场.期货交易也日益虚拟化,即将购买期货作为一种投机的手段.
60年代以来,股票、债券、外汇等金融商品的交易陆续出现期货交易方式,1973年还出现了期权交易.虚拟经济发展的第5个阶段是国际金融的集成化,即各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间的影响也日益增大.随着因美元脱离金本位而导致浮动汇率制的形成,金融创新的增强,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在金融市场中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流量也越来越大,从而使得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增大.据报导,1997年全世界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140万亿美元,约为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28.2万亿美元)的4倍.全世界虚拟资本每天的平均流动量已高达1.5至2万亿美元.可以预计,随着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的发展,虚拟经济的规模还会膨胀.
2虚拟经济系统的特性
按照系统科学的观点,可以将虚拟经济看作是一个系统,从而可以从系统内部的结构及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考察这一系统的特性,以便揭示系统演化的规律.笔者认为,虚拟经济系统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特点.
1)复杂性
复杂系统一般的特征是规模巨大、耦合度高、透明度低、动态而且开放,但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其组分具有某种程度的智能,即具有了解其所处的环境,预测其变化,并按预定目标采取行动的能力.这也就是生物进化、技术革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内在原因.虚拟经济系统是一种复杂系统,其主要组分是自然人和法人(投资者、受资者以及金融中介者),他们按照一定的规则在金融市场中进行虚拟的经济活动.虽然每个人都有按照他自己对环境及其发展前景的了解,以及其预定目标来独立进行决策的自由,但每个人的决策又不能不受到其他人的决策的影响.虽然在系统中由于组分之间的非线性作用而容易产生混沌现象,但由于系统的自组织作用而可以呈现一定的有序性和稳定性.
2)介稳性
所谓介稳系统是指远离平衡状态、但却能通过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系统,在系统科学中称之为具有耗散结构的系统.这种系统虽能通过自组织作用而达到稳定,但其稳定性很容易被外界的微小扰动所破坏.系统的稳定性被破坏后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游动,交替地进入稳定和游动的状态,从宏观上看来可以认为此系统是稳定在一定范围内,即具有区域稳定性.但有时系统失稳后也可能会产生急剧的变化,甚至造成系统的崩溃.系统崩溃后有可能通过深度的结构调整而恢复介稳状态,也可能走向消亡.一般说来,系统的惯性越大,其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小.虚拟经济系统是一种介稳系统,必须要靠与外界进行资金交换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造成其介稳性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来自其本身的虚拟性,例如有价证券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只是代表获得收入的权利,是一种所有权证书,使其持有者在法律上拥有该有价证券的所有权,并有权索取其购买有价证券时所付出的资本所应获得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当有价证券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进行买卖后,由于其本身并没有价值,故其价格的确定不是按照客观的价值规律,而是按照人们对其未来价格的主观预测,还要受到其供求状况的影响,这就使其价格更加脱离了实际经济活动的效益.当虚拟资本的价格远离其合理预期时,就会形成“经济泡沫”,要靠外界不断注入资金来维持其稳定,但这只是一种虚假的、极易破灭的稳定.虚拟资本的不稳定性也来自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并不真正具有价值.自从货币与金本位及金汇兑本位脱钩之后,虽然还具有其作为支付手段的使用价值,但已不再具有真正能以某种实物来衡量的价值了.这时货币的价值只能用其购买力来衡量,而货币的购买力又要受到货币发行量、利率、汇率、人们的消费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货币的虚拟化就会增强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虚拟资本的不稳定性还来自虚拟经济系统中存在的正反馈作用.例如购买某种股票的人越多,就会促使更多的人购买这种股票.人们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就是正反馈作用,它会造成放大效应,使虚拟资本的价格大起大落.
3)高风险性
在经济活动中所谓的风险是指人们预期的收益与实际收益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来自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也来自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虚拟经济在具有高风险性的同时,也有带来高收益的可能性.虚拟经济系统的高风险性来自其本身的复杂性与介稳性.首先是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其价格变幻无常,而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增大和交易品种的增多使其变得更为复杂;其次是人们对市场及环境变化的预测能力不足,对预期收益至今也没有找到较好的预测方法,从而较易导致决策的错误;再次是不少人承受风险的能力有限,在面临巨大的风险时会无所适从,甚至会因正反馈作用而使风险放大;最后是许多人因为追求高收益而甘冒高风险,从而促使各种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创新不断出现,例如利率期货、股票指数期货、物价指数期货及期权等.
4)寄生性
虚拟经济系统与实体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虚拟经济系统是由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的.实体经济系统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及与其相关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经济活动,可将其看成是资本的循环运动.例如,生产领域的资本家在由金融市场取得资金后,就会将其作为资本来购买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来投入生产过程,然后将其产品销售出去变成资金,从而构成了资本的循环.资本家用此部分资金及通过这一过程取得的剩余价值来按合同归还本息,从而也完成了虚拟资本的循环.由于虚拟与实体这两种经济系统之间联系紧密,在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的风险,例如产品积压、企业破产等,都会传递到虚拟经济系统中,导致其失稳.而虚拟经济系统中的风险,例如股票指数大落、房地产价格猛跌、银行呆账剧增、货币大幅贬值等,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在金融已成为经济核心的今天,实体经济已不可能脱离虚拟经济系统而运行.因此,如果将实体经济系统看成是经济系统中的硬件,则可认为虚拟经济系统是经济系统中的软件.
5)周期性
虚拟经济系统的演化大体上呈现周期性的特征,一般包括实体经济加速增长、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货币与信用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扬、乐观情绪四处洋溢、股价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外部扰动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各种金融指标急剧下降、人们纷纷抛售实际资产及金融资产、实体经济减速或负增长等阶段.但是,这种周期性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地向前推进的.
3金融危机——虚拟经济系统的崩溃
金融危机是指利率、汇率、股价等金融指标全部或大部突然而急剧地恶化的现象,这时人们纷纷抛售其实际资产并变现其虚拟资本,导致经济及社会的动荡.例如,1982年爆发的拉美金融危机、1995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等.尽管这些危机的诱因和规模各不相同,但都对有关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关于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国际学术界有以下3种主要的理论.
1)经济基础论
这一理论主要是由柯赛提(G.Corseti)、克鲁格曼(P.Krugman)、毕赞提(P.Pesenti)、罗贝尼(N.Roubuni)等人提出的.他们认为“东亚经济奇迹”实际上是问题百出的,这些经济奇迹的背后是东亚各国及地区的经济基础不稳固,经济基本要素的发展不协调,以及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由于东亚这些国家的基本经济要素出了问题,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金融危机只不过是经济危机的反映而已.他们将东亚金融危机的形成归结为货币实际估值过高、经常项目赤字过大、投资过度、政府对银行的过分支持、以短期借贷来支持长期投资,以及缺乏适当的金融监管体制等6个因素.
2)金融恐慌论
这一理论主要是由萨克斯(J.Sachs)、瑞德莱特(S.Radelet)等人提出的.他们指出,东亚各国及地区经济基本要素存在的问题本身不足以构成金融危机,这种危机主要是外来因素造成的.是国际资本流动造成的冲击,使人们对东亚金融市场及经济前景产生了一种过分悲观的预期,而这种预期把个别东亚国家发生的问题看成是整个东亚的通病,因而造成外资突然地大量撤出,导致危机的发生.他们将东亚金融危机的形成归结为投资者的盲目乐观情绪、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将流动性危机误认为清偿性危机、国际市场条件的恶化,以及国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等5个因素.
3)资本流动论
这一理论主要是由世界银行的阿尔巴(P.Alba)等人提出的.他们指出,要弄清楚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应该认真分析国际资本流动的状况.东亚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是私人资本流入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而且已由产业投资为主转向金融证券投资为主.由于许多东亚国家及地区采取固定汇率制及中性的财政政策,稳定国内财政赤字,造成国内经济稳定的一种假象,从而大大有利于外资大量的流入.大量资本流入到一个脆弱的经济,就有可能引发危机.他们将东亚金融危机的形成归结为金融机制不健全、企业过分庞大集中、过度鼓励对外借款,以及宏观经济的脆弱性等4个因素.
以上3种主要观点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着重点的不同,所指出的问题中有一些是大体相似的.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来,可以认为金融危机的成因主要是基于虚拟经济系统的内在特性,加上来自外界的扰动.形象地说金融危机就像是雪崩,可以将雪山下的岩石看作实体经济,将覆盖于其上的雪层看作虚拟经济,而将雪崩看作虚拟经济的崩溃.这种说法主要基于虚拟经济系统的介稳性质,系统内部的耗散结构在外因的触发下突然崩溃,从而造成滚雪球式的效应.通过考察虚拟经济系统的结构与演化规律,可以将金融危机的成因归结为以下5类.
1)实体经济系统运行失常
其主要表现是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与效益之间的失调,通常的问题是着重追求高速发展而忽视效益,也没有注意结构的合理化.例如,从1990年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前,韩国5大集团除了LG集团,其它4家都进行了大规模扩张.结果,每个集团都拥有涉及十几个到几十个行业的30家到80家相关企业.但是,近年来韩国大企业集团的营业收入收益率(利润/营业收入)却不断下降.1996年度,进入全球500家最大企业的13家韩国大企业营业收入收益率只有0.77%,1997年度进一步降到0.33%.又如近20年来,马来西亚政府一直奉行积极干预经济、主导市场的政策,推行“赶超战略",以高投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以主要依靠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来带动整体经济发展,大量利用国际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来支持国内信贷,忽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其出口产品中电子产品占相当大比重,在国际市场需求减少时未能及时进行调整,导致出口锐减,而政府还在兴建许多与国力不相称的大型建设项目,耗费了大量外汇,使得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这些情况都会削弱作为虚拟经济基础的实体经济.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容易造成人们对未来的过于乐观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又导致盲目投资,以及国外资金的盲目流入,从而掩盖了严重的问题.此外,企业间的相互拖欠、生产能力过剩、原料及产成品库存积压、企业亏损及破产、房地产大量闲置等实体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以及企业从事金融投机活动失败造成的损失等等,最终都会以银行坏账的形式冲击虚拟经济系统,使其更加难以保持稳定.
2)政府宏观管理失误
政府宏观管理的失误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对虚拟经济运行的严重影响却往往被忽视.例如,东亚各国和地区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多半实行主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在美元升值时就会造成本币高估,再加上实行高利率(例如从1991到1996年,泰国货币市场利率与美国联邦基金市场的利率相差3.15%以上),鼓励银行向外借款等措施,使外资大量流入,刺激起盲目投资、开发房地产及购买证券的热潮.有些国家的政府处于政治需要,极力散布乐观情绪,对投资者造成误导.在政府鼓励及投资者盲目乐观情绪的支持下,必然会导致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经济泡沫也随之增多.大量外资的流入不但掩盖了实体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而且还为维持虚拟经济系统的耗散结构提供了能量.由于经济前景看好,对本币的需求旺盛,股市及房地产业生气蓬勃,靠借新债来还旧债似乎不成问题,使得银行敢于放胆借债及放贷,致使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加剧了其内在的不稳定性.
3)金融系统幼嫩脆弱
许多东亚国家的金融系统建设未能与经济的高速发展保持同步,其金融系统既不成熟又不健全,在面临外来冲击和巨大风险时表现脆弱.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发达,使有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以银行为主要的融资中介,用短期的借贷来支持长期的投资.而由于缺乏其它融资手段,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成为银行用以弥补投资收益低下和滞后的救命草,一旦借不到新债就会引起严重问题.但是,由于政府对银行的过度支持,使银行产生一种只顾逐利、不承担风险的所谓的道德危机(MoralHazard),这种道德危机自然导致过度借贷行为.而金融机构的不健全,以及缺乏适当的监管机制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道德危机.有些东亚国家在金融系统还很不健全时就贸然实行金融自由化,弱化或放松金融监管,让大量的国外游资自由进出,甚至听任国际投机资本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成为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例如,印尼银行机构在1988年只有74家,而1994年就增加到206家.金融机构虽飞快膨胀,但管理监督跟不上,造成失控.在此情况下短期积累的大量的外债进入了这样脆弱的金融系统,必然导致危机.有些国家虽对金融机构有所监管,但由于政府官员的腐败,与金融机构相互勾结,使这种监管流于形式,直到产生严重问题时才暴露出来.例如,1998年日本大藏省有数名在职官员因受贿而被捕,有25名前金融检查官在23家地方银行担任理事以上职务,很难令人相信他们会对银行实行严格的监管.
4)投资人群信心动摇
由于东亚经济连续快速地增长,加上不少东亚国家及地区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吸引外资,使得投资者对东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都预期能得到较高的收益,在没有冷静地评估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之前就迅速大量地投入资金.而一旦出现问题时就很容易因乐观情绪的破灭而发生恐慌,匆忙撤走资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每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上都有成千上万个国内外投资者从事虚拟经济活动.从微观上看,即使每一个贷放者都遵循一种理,但市场却在这种个体的理下总体上出现了一种过度的恐慌,导致了资本逆流.按理说,有偿还能力但缺乏流动性的借款人应当能在资本市场上借到现金以偿还债务,他们之所以借不到钱是因为每一个贷放者都假定其它的贷放者不会贷款给这些借款人.此外,贷放者之间信息的不均衡性也是造成金融市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而金融市场不稳定又使得贷放者的信心动摇,这使得虚拟经济系统的耗散结构在没有新的资金注入时就难以维持稳定.
5)国际投机资本冲击
在金融创新与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以各种对冲基金为主的一批国际投机资本.目前美国至少有4200家对冲基金,资本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其资金杠杆率高达1:300之多.这些金融投机者无时不在窥测方向,制造风波,追逐高额利润.他们的嗅觉非常灵敏,一旦有套利的机会就会闻风而至,无利可图时就会迅速撤离.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就是以国际投机资本冲击泰国金融市场为导火线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外部的扰动只有通过虚拟经济系统内部的耗散结构才能发挥作用.
Abstract: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showed the new features of capitalism crisis : Virtual economy’s excessive dilation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entity economy. It also proved the rationality of Marx’s labor value theory.
关键词: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
Key Words: Virtual economy Entity economy
作者简介:赵朋(1986―),男,山东济南,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对外经济关系。
2008年爆发于美国进而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深远影响,这场被称作“金融海啸”的危机由美国华尔街市场上爆发的次贷危机开始,逐渐转变为金融危机最后演化成经济危机。从空间跨度上看,危机从美国输向全球;从经济层面跨度上看,危机从虚拟经济输向实体经济。按照《资本论》中的观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局部的、短暂的金融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与以往的危机相比,它最大的特点是从虚拟经济的层面蔓延到实体经济的层面,虚拟经济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阻碍了虚拟经济自身的发展。
《资本论》中对虚拟经济有过论述。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划分是相对于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而言,他认为,在实体经济活动中,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必须通过与实物形态之间的相互转换才能产生利润;而在虚拟经济活动中,资本可以不经过生产―流通―交换―再生产这样的循环就产生增殖。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商品的价值是由凝结在其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决定的,而类似银行汇票等证券类的资本因为没有人类劳动凝结在其中,因而本身并没有价值,但最终却能够产生某种形式的剩余价值,因而被称为“虚拟的”。
现在虚拟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虚拟资本的种类也从当年的汇票、股票等简单形式发展到RMBS、CDO等复杂形式。尤其在美国,虚拟资本种类不断翻新。美国通过证券化创造金融衍生品,把流动性差的某个或某一组其他形式的资产转化为证券。例如某银行发行了许多住房抵押贷款,该银行把这些住房抵押贷款捆绑在一起组成一个住房抵押贷款池,以此为基础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RMBS)。一只债券就被无中生有的创造出来。在RMBS的基础继续进行新一轮的证券化,发行以RMBS为基础的债券担保债权权证(CDO)……在理论上债券化的过程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但是这些金融衍生品是否真正存在价值呢?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这些金融衍生品的创造归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没有凝结人类的劳动,因此不存在任何价值。但西方经济学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认为只要商品对人有效用就有价值。既然虚拟化的股票和债券可以给人带来收益,那么这些虚拟商品本身也是具有价值的,而它们的价格则是由市场交易中的交换价格来决定。而价格的规定在理论上主要依据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提出的预期资本收入化理论。所谓预期资本收入化,是用来表示经济流量和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观点,简单说,就是资本存量的价格等于预期收入除以利息率。由资本价格公式可见,资本的价格是由预期收入和利息率两个因素决定,资本价格的高低与预期收入成正比,与利息率成反比变化。预期收入资本化公式为美国吸引外国资本流入创造庞大的虚拟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可以通过利率杠杆将其所得收入进行资本化,而资本化后形成的资产价值将是原预期收入的数倍。美国通过在金融市场上不断创造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打包处理后卖给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将全世界的资金流都吸收到自己国内,从而通过预期收入资本化在自己微小的实体经济旁边形成一个庞大无比的虚拟经济。美国这种策略的实现依靠的是美元在世界经济殊的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通过牙买加协议逐步确立了美元充当世界货币的角色,虽然美国的GDP只占全球份额不到25%,但美元却占到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的83%。美国完全可以通过印纸币的方式来偿还自己欠下的巨大国际债务,从而将自己国内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世界。
当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与实体经济规模比例协调时,会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贪婪是资本家的本性。马克思就曾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对于增殖的贪婪追求做出过精辟的描述:“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虚拟经济创造的财富具有自行放大的特性,长期发展下去会导致经济的虚拟化。当经济虚拟化程度过高,就会脱离实体经济的控制,迅速膨胀化泡沫化。而原先作为资本存量增殖根源的预期收入本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来自未来的收入,一旦经济形式发生了波动,人们对于未来前景的信心有所动摇,必然会导致预期收入的减少,从而使虚拟经济产品价格急速下降,而虚拟产品价格的下降又会使人们的信心更加萎缩……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之前依靠金融衍生产品和预期收入资本化公式吹涨起来的虚拟经济泡沫破灭,其价值大幅缩水,从而引发危机。
虚拟资本的特征、运行机制以及价格形成的方式决定了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真正的价值只能通过实体经济中人们的劳动创造出来。这场经济危机的爆发让我们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也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资本论》蓬勃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美欧金融危机与战略机遇尾声期
三十多年前,西方发达国家出于自身的政治与经济需要,开始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也慢慢接纳中国以转口贸易、直接贸易的方式融入全球主流经济体系;而中国自身也面向全球市场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无论是利用劳动成本优势占领外部市场,还是利用国内市场换技术,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功。特别是面对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2001年由美国科技股泡沫破裂引发的全球金融衰退,中国以基础设施投资为基础的财政投入方式应对,不仅弥补了短期的需求缺口,还为两次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复苏做了良好的铺垫,并抓住了两次大的全球贸易大扩张的机遇,这些成就在世界上应该说是独一无二的。
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降临,引发全球经济震荡,在需求不足情况下,中国企业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产能绝对过剩、规模收缩并开始进入紧缩周期。其时,大量中小企业被迫关门,数千万的就业岗位蒸发,农民工纷纷返乡,中国开始第一次体会到由大型发达国家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威力。这一次,中国公布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除了基础设施支持政策,还对纺织、钢铁、装备制造、轻工业、物流等出口行业提供支持,成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一部分;同时,还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为出口厂商提供支持。这些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广泛刺激政策,与前两次的稳定措施类似,只是规模更大。而在消费刺激方面,只有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补贴、农村工具补贴等相对较短期的举措,规模相对较小。这些举措,总体说来还是在解决短期缺口的同时为下一次的全球经济增长高峰做准备,问题是,下一次的全球经济增长何时来?会不会来?
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突然宣布其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上限。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由此引发了全世界对欧元区经济体不信任情绪的发酵,致使欧元兑美元由2009年底开始下跌,半年累计下跌超过20%。欧元区的金融问题致使全球经济二次筑底的概率大大增加。这一次,中国开始真正认识到美欧两大经济体可能长期维持低增长,消费增长可能长期低于中国的产能增长。中国的出口怎么办?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还能不能持续?继续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还能持续多久?中国巨大产能的市场在哪里?过去三十多年融入世界经济,发挥中国后发优势的战略机遇期似乎渐渐进入尾声。2010年的世界政治动荡因素增多,世界贸易纠纷、制裁越来越多,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在减弱,中国暂时也不可能成为火车头拉动全球经济发展。这一次次提及的中国经济转型,而每提一次似乎都比上一次更紧迫。
“中国模式”的瓶颈与突破
“中国模式”是所谓“北京共识”宣扬的经济增长模式,最早由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固然“中国模式”受到世界认可并指导其他国家实践的事实令人欣喜,但也应该认识到“中国模式”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不断变革、不断完善的动态发展模式。
笔者认为,任何经济增长模式离不开资源、资本、劳动力三大要素。“中国模式”成功在于自然资源的获取便利,用市场换取了资本以及用出口积累了资本和相对低廉的成熟劳动力。现在,资源越来越难以获得、出口面临产能过剩、国内市场消费能力仍然偏低,毫无疑问,“中国模式”遇到了一定的困难。而富士康鸿海工厂2010年6月的大幅加薪事件,本田广东零部件工厂因工人罢工而被逼加薪事件,无不昭示着廉价劳动力时代面临结束。经济增长三大要素弊病的暴露,确认了以后发优势取胜的“中国模式”已经面临瓶颈。
早在2004年讨论“十一五”规划时,就发生了增长模式是否要转变的争论。最后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了转变模式,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发展服务化的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等。但“十一五”规划更多的是发展目标,而不是过程与方法,到底如何转型,“中国模式”如何突破,仍然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如果说传统经济增长是资源、资本、劳动力三大要素的投入与协调,那么新经济则增加了创新(包含科学、技术创新与不同于一般劳动力要素的知识型人力资本创新)要素。面对创新这一新的增长要素,既不能过度悲观地认为与美欧的科技差距、人才差距还在拉大,也不能盲目乐观地认为经济发展了各种创新人才自然就更多了。从中国的现实状况看,确实有着喜人的成绩,一方面国家级科研机构取得大量重大科技突破,另一方面很多民营经济企业发扬“山寨”的精神攻城略地。应该说摒弃单纯抄袭、适度模仿的本土化“山寨”,是值得鼓励的,无论是深圳的国产手机制造商、比亚迪汽车还是已经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高铁机车,都是在“山寨”基础上寻求自主创新与突破的成功案例。从市场经营的角度来说,要鼓励创新、释放新的生产力,中国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从根源上鼓励民营企业的市场化发展,因为他们是商业市场的创新主力军,相关的扶持与鼓励政策既有短期的拉动作用,也有长期的促进作用。而在创新人才培养与积累方面,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搭建起一个能吸引人才、能使得人们发挥创业精神的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等方面的适当改革、逐渐培养。
如果说建国以来的主要成就来源于“发动群众”的话,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模式”的突破仍然依赖于群众,依赖创新领域的“人民战争”。
金融危机下的转型思考
从“十一五”提出转型,到目前讨论“十二五”计划过程中明确了转型的必要性,转型已经基本成为共识,也知道方向是要发展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附加值产业等。但当前经济转型的难度在于,一方面是产生过剩与就业压力的短期困难,另一方面是科技与高端人才储备不足的长期影响因素。从这个转型困难的角度出发,转型仍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做起。
第一,中国可以利用产业布局上的梯度结构,让较发达地区将不具备优势的产业淘汰或迁移至中西部地区,腾出空间迎接新兴产业与创新经济,即“腾笼换鸟”。以广东为例,其外贸增长率早在金融海啸发生前就已经落后国内一些地区,一味补贴刺激效率落后的出口产业已经达不到快速经济增长的目标,需要腾出空间引入新鲜血液。从转出的产业来看,虽然有部分企业转移到东南亚或印度、非洲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大部分还是在国内消化,选择了湖南、湖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面对内需更有区位优势的中部地区。从这个角度来说, “腾笼换鸟”虽对全国的非农就业状况影响并不大,然全国的整体产业布局却能够得到优化。这是一种渐进性的温和转型,新产能替换旧产能。
第二,面对全球的商品市场,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做好产业对接工作。以前中国主要与美国、欧洲进行产业对接,生产他们不生产或者有巨大需求的各类产品,并将之出口。面对美国、欧洲的连续金融危机,似乎现在除了中国,已没有其他大国愿意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贸易,外部的贸易壁垒与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汹涌,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产业与企业的转型,需要以更强的实力与自由竞争的方式争夺国外消费市场,特别是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等新兴市场。目前,中国进行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多国人民币货币互换项目、海外投资扶持政策等都属于新背景下的应对措施。只有更好地与全世界的市场进行对接,才能在较好地消化现有产能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产品的全面销售。这也是一种渐进的转型,由面向发达国家转型到面向全世界。
关键词: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改革;后金融危机时代
引言
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许多企业面临经营危机,世界经济市场大环境严重低迷,后金融危机时代到来。目前,我国许多企业面临巨大生存压力,订单数量锐减,产品严重积压、滞销等情况普遍存在,企业经济效益极度降低,企业发展严重受阻。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我国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企业亟需通过创新管理模式来适应新时代经济的发展需求。
1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
1.1企业经济管理呈现出综合性趋势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趋向于对内部各经济管理活动进行综合管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对产品的成本预算、生产和经营的各个环节运用科学的手段进行管理,试图恢复以往的生产效益。
1.2企业经济管理与企业其他管理工作联系更加密切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要想迅速走上正轨,企业经济管理人员需联系各个部门进行管理工作,这就必然会涉及企业的各个部门之间人员与资金的调配。企业只有实现内部协调,才能为自身经济运行提供良好氛围,收到良好的管理成效。企业的所有工作都与经济管理有着紧密的联系,经济管理工作涉及企业所有员工和部门,与个人收入、企业效益紧密相连,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发展规划。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与其他管理工作密切联系,有助于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1]
1.3企业经济管理直接反映企业经营状况
企业的经济效益体现在财务指标上,企业管理者通过月度、季度、年度各个阶段的财务指标获取企业发展动态情况。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对企业发展计划进行阶段性的调整,进而制定合理的企业经济管理目标。
2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改革的必要性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企业经济出现了较大波动。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处于不景气状态,发展较为缓慢。我国企业当前所处的经济环境,决定了我国企业必须面对现实,通过创新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在金融危机的重创下,全球经济经历了负增长时期后,企业在下一阶段发展中力图突破金融危机造成的束缚,这就造成了企业间竞争的不断加剧,企业间对于优势资源的争夺也更加激烈。为了适应经济发展规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得以生存,我国企业应该摒弃落后的经济管理理念,建立科学的企业经济管理体系,在竞争中争取更多的优势。[2]在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企业发展举步维艰,曾面临严重的经营危机,也因此暴露出诸多弱点。与国外优秀企业相比,我国国内企业管理模式相对落后,企业人才分配不合理,内部管理失调,技术水平较低,技术设备落后,科技创新实力较弱,员工综合素质不高。因此,我国企业在与国外企业竞争中处于劣势,不能很好的面对经济危机。为了弥补这些不足,企业需要努力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创新企业经济管理模式,进而逐步恢复企业经济实力,转变竞争中的不利局面。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企业应立足现实,对原有的经济管理模式进行改革,不断探索自身经济管理模式的创新途径,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把控企业管理中的各个环节,寻求企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3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改革途径探究
3.1更新企业经济管理理念
更新经济管理理念,是创新经济管理模式的前提。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理念的指导。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的管理者和普通员工都应该更新观念,改变对经济管理的认识,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立足现实,对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做出正确判断。企业管理者应首先摆脱固有观念的束缚,积极将危机管理意识、企业发展意识等重要理念引入到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中来,以新的理念为指导进行企业管理工作,并通过对经济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来传递管理理念,使企业少走弯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尽快走上正轨。企业在更新自身经济管理理念后,应适时引进新型管理模式和先进的管理技术,积极总结,努力探索,最终确定符合本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3]
3.2创新企业财务管理机制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信息科技发展迅猛,为企业财务管理手段实现多元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企业可以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建立起独特的财务管理系统,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效率。在企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利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可以实现对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远程操控,实现异地审计、远程数据传输,第一时间发挥财务工作的应有功效。财务管理信息化有助于实现领导对财务工作的实时监管,促使财务工作更加透明、更加严谨。另外,企业可以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财务数据库,集中管理企业财务。财务数据库的建立,一方面可以使财务管理工作排除人为因素干扰,实现严谨化;另一方面,利用先进技术可以使财务数据更加精确,更新数据更加及时。先进的财务技术软件还能为企业经济管理者提供财务分析报告及数据发展趋势报告,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及时评析和预测,可以大幅度提高企业运作效率。在促进财务管理多元化的同时,应加强对企业财务支出的管理。企业可以通过完善财务支出管理制度,实现对财务支出情况的规范化管理,让企业的各项费用在支出与报销时有章可循。更重要的是,在开展各项工作时,应保证制度落实到位,例如公车使用、人员接待、差旅费等的支出等都须按照规定办理。[4]企业财务支出管理制度可以有效控制资金流向,确保企业资金合理利用,帮助财务人员做好预算,切实实现企业开源节流。同时,财务预算工作对企业发展意义重大,企业应该予以足够重视。基于国家当前的财政政策,企业应建立起科学的预算体系,帮助企业评估市场风险,做好预防工作,保证企业更好的适应外部市场,在新形势下平稳运行。[5]
3.3创新企业经营策略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应该加强对经营策略的掌控与创新。企业经营策略作为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环节,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经营策略的转变包括组织结构、经营观念等方面的转变与创新。企业应该不断更新经营策略,积极推进组织结构重建,多采用柔性的组织结构,增强管理工作的弹性,加大企业经营观念建设幅度。企业经营的核心策略包括加强企业联盟和提升品牌意识。加强企业联盟是指,企业可以与同类型企业在生产技术、生产方式、销售渠道等方面进行合作,加强企业间的沟通和联系,建立稳定的经营联盟关系,摆脱企业孤军奋战的经营模式,实现企业间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增强企业抗风险、抗危机的能力。同时,企业在生产经营中,要创新品牌理念,提升品牌意识,努力树立自身特色品牌,运用品牌效应,提高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扭转不利局面,促进企业健康平稳发展。
3.4创新企业协同合作模式
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形式下,协调合作是形成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企业与包括供应商和经销商在内的外部业务伙伴的有效协同合作,可以促进资源利用率最大化;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协同合作可以使企业的人力、财务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协同力量,积极推动产业链建设,发挥产业链竞争优势,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是企业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有效保障。
4结语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给中国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企业只有积极推进经济管理模式改革创新,利用科学的手段对企业内部经济进行管理,才能平稳度过缓冲时期,恢复经济增长态势,在竞争空前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实现企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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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屈展.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J].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6(5):57-57.
关键词:公允价值;会计准则;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中,会计准则该承担什么责任?公允价值是金融危机的罪魁之一吗?会计上取消公允价值计量能救市吗?2008年9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主席戴维・泰迪爵士说:“会计并非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但会计在使市场参与者信任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方面很重要,IASB已对如何处理由信用危机所暴露出的问题作出迅速反应。” 金融界对公允价值的质疑与声讨,会计界对公允价值的坚持与辩护,到底何去何从?本文就针对这个问题做了粗浅的探讨。
一、公允价值问题在金融危机中的提出
在金融风暴愈演愈烈之际,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宣布可以从2008年7月1日起追溯调整新会计准则,各国修改会计准则行动可谓争先恐后,以此来保护自身的资产安全。核心都是为了避免企业出现大面积的亏损,以及降低由于账面价值下降而被收购的可能。
次贷危机爆发后,会计准则饱受质疑。有人认为,国际会计准则对于公允价值的规定是造成次贷危机的元凶之一。公允价值原则在次贷危机中造成了顺周期效应,即市场高涨时,由于交易价格高,容易造成相关金融产品价值的高估,市场低落时,由于交易价格低往往造成相关产品价值的低估。
由于债券价格的公允价值下降,投资人的信心受到打击从而继续抛售债券,进而造成债券价格的新一轮下跌。而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很容易就陷入交易价格下跌――提取拨备、核减权益――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必须继续加大拨备计提和继续核减权益的恶性循环。
二、公允价值问题的分析
“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要求企业根据当前市场价格确定其资产负债表上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取代过去的历史成本会计。但这种会计方法会导致资产价格的不断下滑和低价出售套现,使金融稳定性进一步恶化。因为企业在泡沫时期的资产负债表水涨船高,容易采取进取扩张的策略;而在金融危机时期,由于持有的投资工具(如基金、股票等可交易的衍生产品)幅贬值,按市值入账将导致巨额损失,企业在资产贬值、盈利下跌的情况下难以寻找到融资,放大了财务困境的程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允价值”概念是由1980年代美国储蓄和房屋贷款危机而引入的,这一原则被2006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SFAS157号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量推向了。根据该会计准则规定,金融机构在编制财务报表时,所有金融资产及其交易的计算都应是即时的市场价值,即公允价值。单从会计角度来看,157号准则本身与金融危机无直接关系,有问题的是金融机构对该准则双向和功利的态度:在金融产品价值持续上升时,金融机构乐于看到按公允价值计量而带来的益处;在金融产品价值下跌时,就转而抱怨和指责公允价值计量原则。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的本质在于盲目金融创新的同时疏于金融监管,它的背后则是目前全球绝大多数金融从业人员根本不了解金融的属性、生态体系和系统性这三个金融规律最为核心的部分。2009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不平衡性,整体金融资产规模进一步萎缩,价值进一步下行。金融机构对该准则双向和功利的态度:在金融产品价值持续上升时,金融机构乐于看到按公允价值计量而带来的益处;在金融产品价值下跌时,就转而抱怨和指责公允价值计量原则。
三、公允价值计量有待完善
公允价值不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罪魁,不意味着公允价值已经科学完善、无可厚非。在活跃市场的条件下,按市场价格计量市场主体持有的金融资产,无疑是符合会计真实反映原则和公允反映原则的。但是,在次贷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公允价值是否有放大金融风险的作用呢?这时,我们需要抛开公允价值的种种可行理由,静下心来审视国际上对公允价值的如下争论:
一是以公允价值来计价金融资产,是否在任何市场状态下都可行?
二是公允价值计量,对于没有市场或市场流动性很差的资产,是否必须?原来有市场的资产,因为金融市场的问题而减弱流动性的时候,公允价值计量是否还要坚持?
三是公允价值计量是否会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在金融市场严重动荡的时候,公允价值计量是否会加速其螺旋式下跌?
争论各执一词,而且争论本身不解决问题。作为会计界人士,笔者愿意参与这个国际性的会计问题讨论,有义务为这些问题进行思考:
第一,公允价值具有计量属性上的不确定性、变动性和集合性,怎样进一步完善来保证信息质量的可靠性?
所谓不确定性,是指很难断定公允价值本身究竟是现行市价还是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所谓变动性,是指因市场交易具有可直接确认、可观察、只能估计等多种情形,因而公允价值会随市场交易情况的变动而变动;所谓集合性,是指公允价值是在市场交易情况下,与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实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之间存在着交叉重合,存在着对这五种计量的再现或重复,所以是多种属性的集合。公允价值计量的实际操作难度大。有不少财务报表项目如一些没有相关市场价格的金融工具,其公允价值不容易确定。公允价值计量可能增加财务报表项目的波动性。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经济环境和风险状况的变化以及企业自身信用的变化,都会引起企业财务报表项目的波动。这种波动的反映是以不容申辩、不给喘息之机的方式进行的。即使是在 保持活跃交易的证券市场,公允价值在每天的不同时点确认,差异也会很大。
第二,在金融危机形势下,金融机构不得不根据市场价格计提巨额的资产减值,导致极大的账面损失,从而强烈冲击投资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使市场陷入恐慌性抛售狂潮。但这是公允价值计量在这种情形下的唯一结果吗?公允价值,不仅能在正常市场状态下不偏不倚,在非常的市场状态下,也应该一样。怎样才能使非常情形下的公允价值理性而又不失客观?美国证券委员会9月30日针对美国财务报告准则157号的指导意见,是不是也启发我们考虑非活跃市场下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即:当市场报价非公允时,是否应通过考虑价格下滑时间长短、跌幅以及市场流动性等因素,借助内部估值模型和假设条件来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第三,公允价值的确定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较差的可操作性,这容易导致管理当局利用公允价值进行利润操纵,使管理当局提供的信息失真。如何能避免管理当局或管理者利用公允价值进行主观操纵?在极端、非正常市场状况下,如何建立起准则制定机构或相关部门指导审计师正确操作公允价值会计的有效机制?
第四,会计准则的产生过程及贯彻过程不产生经济后果,但贯彻结果确实产生经济后果,这一事实则使我们发问:制定会计准则时是否应该考虑经济后果或者说是顾虑到经济后果?
第五,即使高度活跃的证券市场,一日之中价值的波动也相当大,按照不同时点计量的公允价值也存在很大差异。所以,按某一时点计量所呈现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真的不偏不倚吗?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如何更科学、更客观地体现与报告?是在表内反映还是在表外披露?表内与表外存在什么差异?由此引起的市场反应能否模拟预测?
第六,是否增加“经济危机”会计假设,制定经济危机的认定指标、设立经济危机认定的联合机构,以经济危机周期为时期,以此增加会计准则的内容,在有利经济态势发展与巩固社会稳定的原则下,探讨与之匹配的系列核算方法。
关键词:经济;金融;农村;信用社;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一、经济金融危机对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带来的影响
1.大量客户群体的流失
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农村信用社的信贷交易开始逐渐走向萎缩,信用社的发展和改革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在逐步地丧失大量的客户群体。大量客户群体的流失,不仅仅使得农村信用社的信贷关系和信贷数量逐渐地减少,还使信用社的发展流动性减缓,不利于农村信用社改进自己的工作项目和增进整个机构的发展及改革。大量客户群体的逐渐丧失,使得农村信用社的经济利益和盈利大大减少,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前进。
2.农村经济严重受挫
由于农村产业以及农村的经济的发展直接受到经济金融的影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势必会导致农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的萎缩,大大地减慢了整个农村经济的流通和前进。在经济金融的影响下,农村经济的产业化链条被切断,加工、服务、流通和销售等多个加工环节变得不够畅通,这使得农村经济出现紊乱的状态,农民的收入变得无依无靠,整个的金融市场出现了经济的滑坡现象,直接影响到整个农村经济的受挫和不畅通。经济金融影响下的农村经济出现问题,势必成为一切问题的源头,进而影响到更大的金融领域的发展,制造很大的社会问题。
3.信用社信贷风险加大
金融危机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单单从农村的角度来说,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会使得农村经济出现迅速的滑坡现象,造成很多的企业倒闭,让很多的劳动力成为更加廉价的劳动力,造成了很多工作岗位的丧失。农民工的收入严重地减少,企业进行贸易交易时的利润空间大大地减小,这样都会使得整个经济的萎靡不振。种种的现象都使得信用社的信贷风险系数变大,严重地干扰了正常经济秩序的有条不紊地进行,会造成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的问题出现,不利于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
4.农村信用社的体制改革步伐减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改革和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也在顺利地进行,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得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和改革处于格外被动的局面。在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时候,体制的改革是一个必要而且必备的环节,是抵抗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在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信用社的信贷风险系数变大,使得农村信用社的体制改革的风险系数变得很大,对于信用社的改革和发展来说是比较困难的。由于经济危机的作用下,要进行与当前相适应的经济管理体制、所有制等多方面的改革,这种改革的范围比较广泛,改革的难度较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革是很困难的,只有降低改革的步伐,逐步地推进改革才能够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
二、针对金融危机下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所应采取的对策
1.营造良好的外在环境
在经济金融危机的作用下,若想要农村信用社取得较为长远的发展和较为理想的经济收益,就必须从整个的大环境着手,改进优良的大环境,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优良的外界环境就是对于农村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指示作用,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和刺激,改革产权制度的问题,加强农村信用社的内部的管理机制。首先要先确定整个农村信用社的宗旨和致力于发展的方向,努力地吸引外界的有利资金,不断地引进大量的客户群体,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市场,通过多渠道、多策略地进行市场份额的占取,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在经济金融危机的社会大背景下,勇于创新自己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策略。
2.巩固信用社的资本占有
巩固信用社在市场上的资本占有,是积极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必要手段和重要方法,是实现农村信用社在极端的社会背景下的基本前提和重要的立足点。巩固信用社在市场上的资本占有,就要做到多方面的积极配合。要有计划、合理地安排自己在金融市场上的投资,牢固自己的经营理念和经营观念,不盲目地进行款项的借贷。在农村信用社的内部来讲,要学会适时地进行内部的市场项目的调整,选择那些拥有市场前景的项目来进行,这样成功的几率比较大。同时还要善于进行员工的激励工作,严谨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够积极地推进整个农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3.从根本上革新组织形式
组织的革新是农村信用社在整个金融市场正常经营下去的关键和源源不断的动力所在。从根本上革新组织形式,就是要针对农村信用社的性质、经营范围和经营项目来进行的改革,紧紧围绕着整个工作的目标来进行才能够实现农村信用社的不断向前发展。对于农村信用社来说,改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思路,农村本身属于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通过金融机构的建立,能够将有力的精力和优势集中起来,彻底地解决“三农”的问题,这样可以保证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农村信用社的经济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比较集中地解决农村经济的问题。
三、结语
关于经济金融危机作用下的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和改革,要牢牢地把握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组织经营两方面的内容,以降低农村信用社在改革过程中的风险系数为关键,着力地瞄准整个经营市场,实现“三农”的有力保障,从而彻底地解决农村的经济问题。只有不断地进行经济经营和运行方式的改革,不断地解决农村信用社的风险问题,才能促进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和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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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少波.多政策作用下的农村信用社流动性现状及管理对策[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0).
[3]郝剑红.对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发展的调查[J].华北金融,2009,(z1).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55)
摘 要:随着危机向新兴国家的迅速蔓延,中国这一最具活力的经济实力也未能幸免于难,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使得中国经济也逐渐遭受冲击,国内资金成本上升,为中国企业出口融资蒙上阴影。此外,结构单一的担保模式,以及日韩等国出口信贷机构为工程业主提供的更为低价的融资,都使中国企业利用出口信贷走出去的优势逐渐丧失。本文从中国出口信贷的执行程序,基本条件出发,分析出口信贷所面临的融资瓶颈和风险,并提出解决思路。
关键词 :金融危机;出口信贷;融资
中图分类号:F83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5-0059-02
收稿日期:2015-02-08
作者简介:姚琳(1979-),女,贵州贵阳人,硕士,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投融资部任职,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经济金融。
一、出口信贷“走出去”的基本条件及一般流程
以中国出口信贷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为依托的出口信贷,结构简单,流程清晰。借款人向中资银行申请贷款用于项目建设,而银行放款后还款风险由中信保承保,中信保承保条件则是获取借款人的对等还款担保。当借款人为工程承建方时,此种借贷称为卖方信贷;当借款人是外方业主,此种信贷称为买方信贷。
二、出口信贷的主要优势
中国出口信贷在金融危机后的融资环境中具有诸多优势,具体表现在:结构明晰,操作简便,只要具备合乎要求的担保条件,中资企业均可以申请;对比遭受金融危机冲击严重的欧美国家,中国国内充裕的资金流动性为融资提供了价格低廉的资金特别是买方贷款在人民币迅速升值的背景下,成功规避了未来收款风险。
2008年为应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中信保在中国财政部、商务部的合作下,推出专门支持中国成套设备出口的“421”专项承保计划,明确上述出口信贷承保的审批链条、审批权限和工作时间,从而更为切实有效的推动了中资企业“走出去”,成为中资建设企业在海外承揽工程的主要融资通道。
三、现有出口信贷融资模式的瓶颈
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国内外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国的出口信贷融资模式近两年在诸多方面遭遇了挑战,曾经的优势也逐渐丧失,具体表现为买方信贷基本条件——落实担保的难度加大。
(一)以主权担保受到买方国家外债所限
亚洲、非洲、中欧、前独联体等发展中国家财政实力较弱,自身经济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落后,技术壁垒低,对外资需求大等特点,使其成为中国工程类企业的主要目标市场。然而受制于项目所在国不够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商业环境,加之其较为突出的政治稳定性问题,银行对这些国别的项目风险评价偏于保守,中信保对此类国别评级也相对偏低,从而带来较高的融资价格和担保规格。通常,主权级担保是获取融资的必要条件。为了发展经济,大量兴建基础设施,过多举债和对外担保使得这些不发达国家新的对外借贷受到诸多限制,如外债额度日趋饱和,有限的财政收入不能完全覆盖还款义务等,要想获得新的融资,就需要尽早解除原有义务,这使得各国主权担保的落实日趋困难。
(二)企业担保难以获取,执行困难
某些中等发达国别和地区(如土耳其等),由于商业环境较为发达,私有化度较高,大型企业的信用评级甚至高于主权评级。对这些资质优良的企业,中信保也能够接受其公司信用作为还款保证。然而,某些上市企业对或有负债较为敏感,不愿意因披露担保情况而影响其股价,因此多数企业不愿提供公司担保。此外,海外公司担保在执行层面存在一定问题,难以兑现,也成为银行融资的一大障碍。
(三)中国资金成本优势减弱
随着欧美经济缓慢复苏,以及一系列针对市场流动性的刺激政策的实施,欧美资本市场也显露缓慢复苏的迹象。同时由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逐渐加深,国内的资金成本开始走高,从而使得中资银行的资金优势减弱。就笔者所在企业的贷款成本而言,2009年从中资金融机构拿到的中长期买方贷款利率在Libor+190-210bps,而2014年,中资金融机构对类似项目的贷款利率在Libor+350-400bps,5年贷款成本上升了30%-90%不等。加上日韩等国长期低息货币带来的低成本融资,假如借贷资金在成本和申请时间等方面不具备足够优势,同等担保条件下,买方完全有理由选择来自其他国家或机构的更为便宜的贷款。
(四)审批程序限制投标项目
一般中国出口买方信贷流程如下:贷款项目申报至中国商务部,金额在一亿美元以下的合同,商务部即可批复;对于金额超过一亿美元的工程合同,须经商务部及财政部共同批准;对于使用优惠贷款的项目,还须经由业主所在国通过外交渠道正式提请中国政府,在获得相关机构批准后,商务部下发政策性银行执行。
以中信保承保为基础的中国出口买方信贷,实质是一种国家层面的信贷行为,这种国家政策行为必然需要经过严格审查,确保项目符合政策支持范围。一般而言,审查及资料准备时间在3个月到6个月不等,视项目不同而不同。过长的审批时间将导致投标商的融资成本难以锁定,同时投标有效期往往较短,审批时间与项目进展时间不能完全匹配。
(五)贷款来源单一,融资方案缺乏灵活性
随着经济危机的缓慢复苏,欧美资本流动性的增加,老牌国际大型商业银行在国际信贷中的参与度逐渐恢复。他们在全球资金拆借有着较为明显的成本优势,拥有丰富的产品功能和悠久的经验,能够提供诸如“过桥贷款”等较为灵活的产品。由于“421”计划主要鼓励中资银行支持中国企业,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参与程度有严格限制,这些银行在中国出口买方信贷中的参与度低,使得他们无法发挥其在国际信贷中的资金及产品优势,从而限制了项目推进速度。
(六)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为收入带来不确定性
2008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迅速升值,使得中国出口企业过去使用卖方信贷遭遇惨重损失。为加快美元回款速度,规避因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率风险,出口企业纷纷转向买方信贷。然而2012年4月央行对人民币再次实施汇率改革,人民币不仅每日波幅从千分之五扩大至1% ,更出现了双向波动,改变了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兑对美元单边升值的趋势。2014年央行再次扩大人民币每日波幅至2%,同时2014年一季度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已达3%,与2013年整年对美元的升值幅度持平。短短几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在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纪经济格局博弈的角力下变得更为扑朔迷离,也使得买方出口信贷在汇率避嫌方面的优势逐渐走弱。在国外业主缺乏资金和汇率波动不确定性增大的双重压力下,一些国内出口企业开始选择卖方信贷,以BT(注视二)的形式推动境外项目的合同签署和生效。
四、解决手段
突破中国出口买方信贷的瓶颈,要结合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企业走出去的需求两个方面,兼顾国家审批体系与项目推进速度双重效率,丰富出口买贷产品种类,以使国内更多工程企业受惠。
(一)打破单一模式担保结构,担保形式多样化
对国家主权担保的过分依赖是制约境外项目使用中国出口信贷的首要因素。对于外债负担已到达临界点的国家,中资金融机构与中信保应打破固有思维,尝试接受多样化的债务担保模式,如:
1.扩大公司担保适用的国别地区。在某些政治相对稳定,经济上又受外债制约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如前独联体国家,拉丁美洲等地,针对一些实力较为雄厚,现金流充裕的私人企业,可以尝试接受其公司信誉对项目进行担保。这就要求中信保采用更为灵活的国别风险评级制度,考虑适当提高其政治稳定性在评级中所占比重,同时兼顾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因素,为引入公司担保结构打下基础。同时贷款银行也要提供多种形式的信用增级手段,以提升项目的贷款成功率。
2.国家主权与公司担保相结合,在项目不同阶段采取不同担保的形式。譬如,在公司担保的基础上,根据国别政治风险和商业环境的变化,适时考虑增加主权担保,同时根据整体政治经济形势和项目自身情况,及时解除主权担保,让国家主权与公司担保根据项目需要灵活组合。
(二)采用多种融资模式
事实上,只有解决了担保模式的单一性,才能从根本上扩大中国出口信贷的适用性。但放开担保模式不等于降低准入门槛,作为可以替代主权担保的其他担保形式也必须在实质上符合金融机构对风险控制的要求。灵活多样的融资模式需要以中信保和各大银行为主的中国金融机构共同探讨、研究,结合项目运作的实际需求开发、改进。
3.引入项目融资模式,开拓新的融资方案
在买方出口信贷中,还有一种以项目未来收益为还款来源,对股东没有追索权或保持有限追索权的项目融资模式。该种模式目前在中资金融机构中未得到普遍采用,主要原因在于中信保对项目融资的商业险部分只采取部分承保的政策,一般承保比例在50%-60%,远低于买方或卖方信贷的95%。对于未被信保覆盖的风险,银行也不敢贸然承担,大多数银行对项目融资望而却步,项目融资在中国金融市场一直停留在探讨阶段,付诸实施的可谓凤毛菱角。然而,随着国际市场对融资需求的不断上升,中国企业在海外项目中所遭遇的竞争和挑战加剧,项目融资将逐渐成为海外能源、基础设施、及资源类项目开发的主要渠道。由于项目融资不需要股东担保,杠杆效应较大,一直以来在国际市场受到投资人的追捧。目前国内僵化单一的融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海外工程的融资需要。因此,放开贷款模式,重新认识评估项目融资的风险,建立健全国内银行风控体系,提升出口信贷机构对项目融资的承保政策,已是迫在眉睫的需要。
4.扩大外资金融机构的介入,放开资金来源
“421”专项计划中,信保承保对象明确以中资金融机构为主,既支持中资企业,又支持中资银行,提升中国企业及金融机构的海外市场份额和影响力。然而,相似的体制和治理理念,以及类似的发展历史使得中资银行的资金来源、风险评估,机构设置,审批流程趋同,融资模式单一缺乏灵活性,融资成本难有太多下调空间。相比之下,国外一流的商业银行却拥有全球拆解的资金来源,丰富多样的融资结构设计,悠久先进的管理机制,以及敏锐的市场判断,这些恰恰是中资银行所不足。如果在国家走出去金融计划中,能够考虑适当放开外资金融机构的份额和参与程度,通过其灵活的结构融资弥补中资机构过于单一的融资方案,同时利用其相对低廉的资金,通过其海外网络了解当地市场,加强风险防范,将成为类似“421”工程等国家金融支持计划的有益补充,不仅能够增加中资企业项目融资的成功率,也有助于中资金融机构学习先进的融资理念和管理方式,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准,向国际化迈进。
综上,中国出口买方信贷在中国出口信贷机构中信保的主导下,为中资企业走出去,创造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尤其是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市场的巨大变化,中国的出口信贷也应该紧随市场的脚步,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不断调整、创新,以便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建设,中资金融机构国际信贷业务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家风险分析报告2014[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邹小燕,张璇,编.出口信贷[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关键词:金融危机 出口型代工企业 困境 对策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型代工企业的影响
所谓代工企业,就是指从事OEM生产模式的企业。OEM生产,也称为定点生产,俗称代工(生产),指品牌拥有者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关键或核心技术负责设计和开发产品,然后将加工任务通过合同订购方式委托厂家代为生产。这种委托他人生产的合作方式简称OEM,承接加工任务的制造商被称为OEM厂商,即代工企业。
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金融危机对我国代工企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和巨大冲击。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如果放慢1%,我国出口的增速就会放慢6%。经济危机的发生使美国国内市场陷入一种疲软的状态,各个零售商经营压力变大。此时,美国部分制造业生产厂家开始将压力转嫁到我国的出口型企业上来,直接影响了我国代工企业的产品出口量及出口效益。
另外,金融危机的发生大大减少了我国出口型代工企业的国际订单,这其中有消费需求的影响,也有生产成本提升的原因。近年来,随着各种原材料价格的不断提高,以及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使得我国代工企业的生产成本逐渐增加,从而导致产品的价格优势逐步弱化。在此情形下,具有生产需求的国外订单开始考虑向其他国家转移,其中与我国毗邻的东南亚国家成为代工生产的首选地之一。不仅如此,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提出的经济振兴计划使得“制造业回归”成为一种趋势。如此以来,低端制造的转移和高端制造的回归,以及部分国家本身对中端制造的保留,令我国的出口型代工企业面临着“无工可代”的局面。并且,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美国企业就此提出了新的产品价格,也使得我国的代工企业愈发趋于“无利可图”的状态。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出口型代工企业面临的发展困境
第一,低端产业链与企业经营之间的冲突。目前,很多低端企业并没有建立完整的产品生产体系,他们往往找几个工作人员,然后引入几台设备,就开始生产。这种企业的运营成本较低,因此产品价格较低。但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的出口型企业因为处于产业链的底端,体系不完善,导致代工企业的经营出现严重问题。这是当代出口型代工企业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
第二,低端产业链与企业员工利益之间的冲突。为了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低端企业经常延长劳动时间、降低劳动力价格,但企业并没有做好员工的社会保障工作,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就目前我国的低端企业运营情况来看,每年我国代工企业安全事故的发生率都在不断提高,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患上职业病。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出口型代工企业的低端产业链与企业员工利益之间的冲突比较激烈。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出口型代工企业走出困境的方法
(一)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
作为企业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发展战略的正确与否会对企业的运营产生直接影响。不同企业的发展战略是不同的,而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发展战略也不同,正确的发展战略是随着企业发展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从富士康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加,我国代工企业的竞争优势不断下降。为了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各个代工企业必须进行生产基地的战略转移,主要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
(二)提高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一个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代工企业必须提高生产技术,摆脱低成本、低利润的发展模式,优化并提升自己的产业链。同时,还要加强创新,争取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首先,代工企业必须不断学习,借鉴其它企业的先进经验,掌握产品生产和加工的核心技术,创造更多的“专利”。其次,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使他们具备研发新产品和生产价廉物美产品的能力。只有这样,代工企业才能进一步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再次,代工企业必须创新自己的经营管理模式,由代工企业不断向拥有独立设计和研发能力的高端企业过渡。作为 “日不落研发”的富士康,从接单到把产品运至收货人整个过程只需要7天,这使得其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进行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新形势下,企业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进行转型和升级,出口型代工企业也不例外。企业进行转型的关键在于做好技术创新工作,通过技术创新,工作人员可以研究出新的生产技术、工艺和材料,并将其用于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这本身就有利于产品的升级换代。同时,代工企业必须充分考察客户的需求,并以此为基础设计自己的产品,提高产品的适应性。另一方面,还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扩大经营范围,加快向高科技企业转型的步伐。
四、结束语
金融危机使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出口型代工企业面临着严重的发展困境,为了提高自身经济效益,保持正常运营,各代工企业必须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发展中的难题。
一、主要影响
(一)对工业影响,特别是对资源型产业影响大。该市工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资源型产业比重大,产业链条短,缺乏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受市场价格波动和金融危机冲击最大,整体抗风险能力弱。目前,有色金属均价从高点时的每吨2.5万多元降到最低点的7400多元,煤炭从每吨650元降到310元,白银从每吨460多万元降到210多万元,跌幅均达到1/2以上。一些过去的利税大户出现了较大亏损,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停产、半停产的达到1/3。该市工业企业以中小企业为多,中小企业往往受金融危机的波及相对较快而接受政策支持的传导相对滞后,因为融资难、市场需求下降等因素,目前有不少企业陷入生产经营困境。
(二)对就业的影响,特别是返乡人员就业创业难。该市外出务工就业主要集中在广东等地,而这次金融危机对广东冲击最大,去年仅珠三角破产、倒闭企业就达7000多家。目前该市从珠三角返乡的人员已达6.7万人,预计还会进一步增多。加上新增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和复退军人等,今年需要就业的人数陡然增大,而社会一时难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创业的空间也有待于扩大,就业供求予盾非常突出。大量的人无事可做,不但危及生计,影响需求,还可能无事生非,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三)对消费的影响,特别是房地产等市场低迷。金融危机对股市、房市、车市等造成直接影响。去年下半年来,该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分别下降17.2%、11.4%,商品房空置面积和滞销商品住宅同比分别增加21.8%、32.6%。危机导致居民收入下降、财富缩水,削弱了人们的消费信心和能力,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减弱。
(四)对财政的影响,特别是减收增支压力大。部分行业和企业困难给税收带来直接影响,再加上国家实行结构性减税和让利于纳税人的政策,近期也必然造成财政减收,预计今年该市这方面将减收近5亿元。中央为扩大内需推行的惠民利民政策有些需要地方财政配套,又进一步加大了增支压力。今年1月份,该市财政总收入同比增长17.6%,而同期一般预算总支出同比却提高了35.2%。
(五)对金融的影响,特别是有效信贷投放的难度加大。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大量企业陷入困境,效益滑坡,企业存款下降。今年1月末,该市金融机构企业存款比年初减少6.09亿元,下降5.45%,同比少增18.01亿元。企业投资信心降低,对银行信贷需求减少,而银行对企业经营状况预期也降低,符合要求的优质信贷载体减少。1月末,该市短期工业贷款比年初减少1.04亿元,下降4.23%,同比多减0.95亿元。加上收入增长趋缓,居民消费意愿下降,消费信贷需求减少。1月末,该市个人贷款同比少增1239万元,增幅回落25.81%。
凡此种种,使得银行有效信贷投放难度加大。
二、相关对策
(一)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尽快走出资源依赖困境。进一步加大区域工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推进资源产业精深加工化、传统产业高新化、民营经济规模化、转移产业集约化,延长产业链条,增加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培植产业集群,提高工业经济的整体抗风险能力。落实增值税转型改革措施,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大力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盈利水平。
(二)加大就业扶持力度,帮助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坚持就地转移、返乡创业与异地输出并举,技能培训、资金扶持、就业服务与维护权益并重,重点开展好为返乡农民工提供政府补贴的技校教育、免费职业培训、免费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活动,加强与沿海、珠三角地区用人单位的联系,定期为返乡农民工举办专场招聘会,落实小额担保贷款政策,鼓励用工单位招用返乡农民工等,促进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
(三)努力开拓财源,增强政府财政实力。在大力促进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实行结构性减税和让利要求,切实深化地方财税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税源分析,努力开拓财源,寻找增减平衡点,增强政府财政实力。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特别是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加强国有资源整合力度,保证重点支出,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四)改善消费环境,大力拉动城乡居民消费。加强政策引导,使消费由城市向农村转变,消费群体由高收入向中低收入群体转变,消费产品由家电向房子汽车转变。重点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尤其是提高农民和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确保各项补贴落实到位,不断提高居民消费信心。加强财政支持农村市场建设的力度,认真实施“家电下乡”工程,拉动农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