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商业化问题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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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传统文化的商业化问题研究范文

【关键词】行政保护；商业保护；特别知识产权保护

一、行政保护

我国2011年颁布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属于典型的行政或者公法保护。该法的目的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是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与支持下进行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予以支持。该法的颁布与实施无疑为那些濒临丢失的民族传统文化、弱小的民间传承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行政或者公法保护。这种公法性质的行政保护是区别于私法性质的知识产权保护。正如，该法第44条中的规定，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显然，在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主体经济权利、精神权利方面，行政保护是不足以保护的。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采取相应地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而对于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主体来说，其权利的保护只字未提。而且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传承人的演绎创作作品侵犯了原权利人的权利。相反，知识产权作为典型的私权保护，主要是通过以事先许可为内容的专有权制度控制权利客体的各种使用行为，涉及明确的具有财产内容的经济权利、精神权利。

二、商业保护

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商业保护多是遵循着一条商业运作的线索。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牵引，企业、个人的投资，专家、群众的加入和参与，是商业运作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例如，《印象 ·刘三姐》的商业运作。广西文化厅的牵引，桂林广维文华有限公司的投资，张艺谋、梅帅元等导演、编剧的加入，当地民族群众热情的参与，使其不断发展为一个集现场演出、景区游玩、旅游休闲、图书光盘出版物销售等多种文化形式、多种媒体互动的综合经营项目，是典型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商业运作。然而，这种商业保护模式只能从间接角度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直接保护的还是投资方的利益。现行知识产权法对此商业化作品也是有明确保护，对其中涉及的民族传统文化也是“爱莫能助”。而且其中的问题并非直接、间接保护那么简单，同时隐含着民族传统文化商业保护模式同样化、利益相关者利益平衡、民族传统文化产业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与我国构建民族传统文化特别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言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考量。

三、特别知识产权保护

上述的行政保护、商业保护都不能从专有权角度保护权利主体的经济权利、精神权利。而知识产权类型的私权保护能够从根本上保护权利主体专有的权利。换言之，一方面，对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利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是存在困难的，尤其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不符合现行知识产权法中客体的特征，需要构建特别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特别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是必要、可行的，在国际上已有的相关保护立法例中，多数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在众多的社会规范中，法律无疑是最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特别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也就势在必行。在界定“特别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之前，必须界定“知识产权”与“特别保护”这两个内容。此处的“知识产权”应是最广义的概念，比如，WIPO就以该方式界定知识产权，指“由工业、科学、文学与艺术领域的智力活动产生的法律权利”。“特别保护”的界定应在知识产权背景下进行。因此，可以把传统文化的特别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界定为：为克服传统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法律难题，在广义的知识产权法框架中针对民族传统文化而设立的一种新型、独立、特别的立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特别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模式有两种：一是特别版权模式；二是新型特别知识产权模式。特别版权模式，即改革现行的传统知识产权法，在其中加入专门规定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别保护规则。从2012年3月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中可以看出，我国采取的是新型特别知识产权模式。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保护条例》仍处于酝酿过程中，笔者希望上述分析的问题能够得到较好地解决。

参 考 文 献

[1]杨鸿．民间文艺的特别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立法例及其启示

[M]．法律出版社，2001（3）

第2篇：传统文化的商业化问题研究范文

一．关注传统文化的体现

当下，在改革开发初见成果的今天，中国社会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随着市场的开放，文化产业受到国外文化冲击，在欧美、日韩的文化输出下。很多年轻人，热衷于国外的文化，尤其是动漫、服装、家具、室内环境、工业产品尤为严重。加上国内的艺术设计严重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发掘，盲目模仿导致一堆山寨设计的出现，反而加剧了中国设计的恶性循环。设计产品中缺乏对文化这个概念的体现，是当下面临的严重问题。

经过漫长的历史时光辗转遗留下来的工艺文化品，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多民族、多时代并存的特殊关系，所遗留的工艺文物所用的材料和制作方式各不相同。所以，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提取共通的设计符号对于确定我们当代设计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我们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都是通过对其存在的工艺文物的研究而确定的。而我们能反过来通过对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文物的研究确定最能代表传统文化的内核，并加以提取和完善应用于当代的艺术设计中。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有的文化以及内涵，只有民族的设计才是真正充满魅力的设计，才是国际的设计。一个民族如果抛弃自己的文化盲从大流就会被世界所抛弃。

二．当代生活方式中的艺术设计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20世纪的中国生活方式转型，首先是从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向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开始转变。这个过程是伴随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发生的。恰好与当代设计进入中国的时间段重叠，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化为基础，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当代艺术设计却是以现代生活方式为基础，以工商和法律作为内核。所以当代的艺术设计是为现代生活的设计。当代设计关注的核心是商业化和工业化，而这正好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所缺失的，加上外来文化对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包装，使得我们关注的焦点一直聚集在西方。未能回头从传统的民族文化中汲取灵感。

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5000年的文明是传统文化的具体承载者，而工艺美术品则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的时候，不难发现从夏、商、周的神秘、威严到大唐的富丽华贵，再到宋朝的典雅、秀美的作风，都是由传统文化所串联起来的。因此，传统是积淀的、可变的、发展的、发展的、有生命力的。可以概括为（1）传统对于现代而言，有时序上的先后之别，传统是旧的，但不一定是落后的，是来自于过去但现在仍有生命活力的东西。(2)传统是积淀的，从远古至今，可以说是生生不息，总是不断延续的。（3）民族的传统是一个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又有无数小的分支，因此传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4）多元的传统又必然是流动的、有机的，而不是僵化的。（5）在时间的流变中传统是历史的选择和人的主体性参与选择的。因此，传统是变化的、发展的。所以传统文化本身也是现代艺术设计的巨大资源与宝库，是民族凝聚的力量。

三．整合设计与传统文化

设计是文化，设计也有自己的悠久历史传统。从现代设计来看，传统的手工艺术实质上可以说是它的传统。传统的艺术设计，包括陶瓷工艺、金属工艺、漆器工艺、染织工艺等等。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以独具匠心的设计和巧夺天工的工艺，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工艺大观园。而由这些伟大的创作和设计所沉淀积累的设计传统，不仅仅代表辉煌的设计历史，更成为当代艺术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歇的文化源泉。

当代设计首先是为当代中国人的设计，为中国人的设计不能不关注中国文化，设计实际上一种文化的设计，这种文化的设计是立足于民族文化的设计，因此设计中的文化取向尤其是民族文化取向是设计成败的关键之一。从当今世界设计看，意大利、法国、日本这些设计大国，其设计无一不是建立在民族文化之中的设计。

对传统的理解和接受有个过程，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当代设计的营养，现在主要还是一借鉴为主。更主要的是还停留在形式的表面，有的设计实用的传统的装饰纹样和传统的造型就有了民族的特色，笔者认为这个是肤浅的。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一直以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建筑、图案和纹样。但是日本设计师努力将中国文化提炼成而形成日本独特的美感。即将传统的文化经过现代设计思维的消化，融入现代设计中。

所以我们必须把握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核，并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设计中，以至在我们设计中创造出具有民族精神的和美感的优秀设计。

第3篇：传统文化的商业化问题研究范文

2010年至今，我国自然村落发展状况令人堪忧，近十年内减少90万个自然村，数量大幅度减少至270万个。如何更好地通过“因地制宜”发展模式对自然村落进行保护和经济开发显得尤为重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非常丰富。以文化兴起的传统村落如“中国牡丹画第一村”洛阳平乐村、“中国画里的乡村”安徽西递宏村、“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云南丽江古城、“生态民居的活标本”荣成东楮岛村等都各具特色，可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对于传统村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东韩村发展模式现状分析

东韩村概况

东韩村地处西安市邑区北郊，占地面积1.43平方公里，全村人口1000余人，共计250余农户，西户省道穿村而过，28公里直通西安，拥有便利的地理优势和交通优势，对于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94年，东韩人以“新农村――绿色村庄――农民画庄”为主题，开始东韩新村建设，风格独特的别墅式住宅，依托着浓厚的时代文化信息，以户县农民画享誉中外，被誉为“陕西第一村”，年接待量达40000余人次，其中不乏来自德、英、美、法等各发达国家的游客，打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发展的平台。

东韩村发展模式探析

1、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东韩村是新时期农民画最早走向市场的发源地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农民画大门因而打开，政府鼓励村民因地制宜发展第三产业，拉动当地经济发展，村民收入显著提高。其中，村中以潘晓玲、王乃良、曹全堂三位画家为代表的农民画销量显著，为拓宽销售渠道、便于交流展览，还建立了多个独立画室，吸引广大艺术爱好者来此参观拜访，如著名画家潘晓玲画室，年访客量达1500余人，年收入约七八万元。

村委会非常重视农民画发展，重新组织绿化和设计农民画宣传牌；组织人力对村口道路进行改造，设置文化墙和宣传画廊；村委会积极为村民谋发展，规范餐饮住宿业标准，通过定时的培训与监管，实现了星级化水准，为更高效地接待游客提供了基本保障，与此同时，也解决了留守妇女、老人的再就业问题，在保护传统文化发展的同时，保证了村民的基本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旅游事业的迅速发展，不但极大地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壮大了集体经济，成为群众致富的支柱产业。

2、以工促农，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东韩村自有的 “西安旋播机厂”在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下，经过不断的科技研发、管理升级、市场推广等，最终发展成为西北地区目前规模最大的复式作业农机生产基地，使东韩村80%以上家庭的农作物喷水灌溉实现“设备化”，“以工促农”，在耕地有所减少的情况下，缓解近年依靠进口补给农产品需要、粮食进口的趋势，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业的稳定发展。同时，外资企业不断注入，私营企业不断发展，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周边以机械制造兴起的企业蓬勃发展，工业园区面积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改变了村民原本的仅依靠农业就业的局面，靠天吃饭的自然状态。

3、引进城市新元素，提升村民生活品位。通过引进城市新元素，提升村民生活品味：一是大力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由村委会统一管理上下水管网，进行合理资源配置；二是兴建各类基础设施，如建立中心V场，增加各类休闲、健身等基础设施，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满足村民生活娱乐的基本要求；三是提高通讯水平，引进无线宽带业务和数字电视，拓宽村民对外沟通的渠道，通过新兴媒体更有效、及时地接触各类信息。多方位地体现了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加快东韩村城市化进程，使村民提前步入城市化的生活，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

4、打造O2O平台，大力推广农民画特色文化产业。为迎合时展需要，使“东韩村”更好地“走出去”，以人民群众得实惠为目的，走特色发展之路，致力打造O2O平台。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与走访，决定发挥地处城乡结合部的地理优势，已有的农民画文化资源优势，利用村民较强的创新意识和环境幽雅的村容村貌，在有完整经营思想和丰富管理经验干部的带领下，结合东韩村特色文化产业――农民画销售，建立O2O平台发展电子商务业务，随着产业群的不断发展壮大，鼓励O2O平台深入发展到每一家每一户，并集中进行培训和指导，带领更多村民享受信息时代高效便捷的运作方式，拓宽农民画的销售渠道，解决农民画因季节差异导致销售不均的窘境。

制约东韩村发展的主要困境

过度商业化

传统文化村落发展的初期，由于当地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极高，农民画得以快速有效的发展。然而在东韩村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旧的农民画作品内容形式陈旧，表现技法单一，缺乏创新意识，无法紧跟时代潮流以致被市场淘汰，从而使农民画的宣传和发展进入瓶颈。为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农民画作者开始迎合消费者的喜好进行创作，农民画风格发生巨大的变化，逐渐走上“装饰画”的发展道路，一些作者不再仅仅依靠个人主观及艺术感受作画，导致农民画艺术水平有所下降，对农民画价值的发掘也逐渐减弱。如用丝网印刷来批量制作冒充手工绘制的农民画，盗用他人名义作画卖画等，将农民画创作活动过度商业化，丢失传统的艺术特点。致使作者们根据市场需要不断重复现有作品或减弱对艺术的更高探求，作品也就因此失去了艺术的独特性与自主性。违背文化带动产业经济发展的初衷，转变为单一地追寻经济利益最大化，传统文化的发展未能与村落发展同步。

未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优势

农民画作为具有当地特色的传统文化，应在联系和发展其他行业具有重要作用。无论是对当地文化、旅游、相关衍生品行业的带动和辐射，对当地经济发展和村落建设的贡献，还是农民画本身的传承和发展，农民画应该是重点和中心。但东韩村当前农民画的发展与其他产业，如农家乐、技能培训、电子商务村等并无明显的联系。农民画已不再是促进经贸、餐饮等各行各业的融合与发展主力，甚至与其他行业的发展相脱离，使其市场价值和巨大的潜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农民画的传承与发展也存在较大的问题，处于落后趋势，老一辈原创作者越来越少，新一代鲜有人继承，因此农民画思想内容过于老旧，无法融入新鲜血液，无法紧跟时代潮流，违背了传统文化村落发展的初衷。

传统文化村落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和单一性

作为以农民画兴起的传统文化村落，仅仅围绕如何扩大“画”的销量，并未提到如何保护与传承特色“农民画”文化，且至今村中知名画家仅有3位，导致农民画产业的发展具有局限性，无法深入到其他产业推动其发展。其次，画的生产、销售、宣传、培训等仍处于单一模式，农民画的创作缺乏创新性和市场适应性，导致农民画难以发挥更大的整合能力。由于传统文化村落的发展尚处于摸索探寻阶段，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无限的未知，并无优秀的、成型的模式得以借鉴，传统文化村落的发展之路尤为艰难，东韩村目前也仍未对此现象想出具体的具有创新性的有效解决方法，传统文化村落的发展模式还有待探索。

解决东韩村发展困境的对策建议

严格规范农民画商业化发展

农民画在商业化发展过程中，缺乏专业引导、组织、管理，尚未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也缺乏详尽的产权保护体系，从而导致农民画复制品、盗用品、残次品丛生。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挫伤了农民画家创作的积极性，还降低了农民画质量水平。

在今后的发展中，政府应加强引导、给予扶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完善应有的规章制度，普及相关知识产权信息，为农民画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统一规范农民画的制作销售渠道，严格控制农民画销售点的开发数量，提高可售出的农民画标准，杜绝粗制滥造、成品大量复制的行为。与此同时，实行“创作”与“销售”的分离，为画家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画家只专注于农民画的创作，保证作品的特色与质量；借助专业机构进行销售，由机构进行市场调查、文化宣传、产品销售等工作，增加农民画的宣传力度，拓宽销售渠道，扩大农民画的销售数量。合理分工，增强效率，实现效益最大化目标。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优势

作为三大画乡之一，拥有大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东韩村，应在原有资源上加以利用和创造，将传统农民画与手工业、制造业相结合，如手工制品、工艺制品、纪念品、传统家居等，打破二者之间的壁垒，将传统文化精髓融入现代工业当中，创造出具有当地文化气息的产品，打造特色品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加大文化宣传力度，开展各类以文化为主题的特色活动，如文化艺术节、农民画创作交流等，邀请全国各地的不同文化代表进行沟通和学习，提供与全国乃至全世界优秀文化交流合作的机会平台，在交流与融合中创新，同时对当地特色产业起到宣传推广作用。开设特色旅游专线，如展馆参观、农民画村庄农家乐体验等项目，完善集餐饮、旅游、休闲、购物、娱乐为一体的综合设施建设，吸引更多游客到来，将传统文化融入特色产业之中，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多元化发展模式并存

在科技信息飞速发展的今天，只依靠单一的发展模式无法实现长期的发展。第一，a品多元化。以农民画为中心，在已有基础上开发创新同类产品，淘汰守旧落后的产品，推陈出新，创造市场活力，并开拓新的产品市场，满足不同领域消费者需求。第二，人才多元化。重视人才培养体系。现有的文化积淀大多过于陈旧，现有的艺术家也多以上一辈老艺术家居多，因此文化村落的传承与发展跟不上时代的要求，要为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培养新一代农民画画家继承者，使之更具有竞争力。第三，技术多元化。加大电子商务发展力度，创新传统宣传模式，改革商业活动发展模式，利用互联网的便利，进行有效宣传，扩大市场需求，优化网络销售渠道、服务渠道。

要在物质文化资源充足的条件下，充实人力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价值，以技术创新为辅助，为其开辟宣传发展之新道路。使三者有效结合，多元化发展。

结 语

西安邑区东韩村农民画作为极具当地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特色优势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地位不可替代，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传统文化村落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尽管在创新文化村落发展过程中，经验还尚为欠缺，模式还尚不成熟，发展道路还存在各种问题和弊端，但无法否认的是，传统文化村落的发展之路，是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国家各项传统文化保护政策的支持下，各级政府的扶持下，当地村民的努力下，传统文化村落必定会闯出一条创新之路。

东韩村应该在坚持中国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之路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极加强文化交流，在学习和借鉴世界优秀文化的同时将农民画推广出去，做大做强农民画产业，创新农村发展模式，这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加快当地文化经济的繁荣、对促进城乡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光.传统村落[D]，2013.

[2]农业银行市场营销缺陷及改进策略[J].中国商界，2010.

作者简介

刘怡聪 西安外国语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金融学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

第4篇：传统文化的商业化问题研究范文

1．日本工业设计的文化内涵

日本文化中一直蕴含着向强者学习的理念。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起向中国学习文化，明治维新之后开始向德国学习工程技术，二战之后开始学习美国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和科学技术。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专家用这样一个例子形容日本的文化“：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文化，这种现象，可以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日本文化的一种状况，它像洋葱头一样，剥开一片，剥开一片，最后想要找日本文化的核，没有，因为他每一片都含有外来文化和它自己文化中重要成分的一种结合、融合。”[2]这种理念体现的是“他为我用”的思想。二战之后，这种文化内涵与学习发达国家技术的思路相结合，滋生了日本现代设计思想，即学习对方的优势和特色，并将设计出来的商品想办法销售给对方。这种带有很强目的性的学提升了战后日本民众的生活水平，进而民众更加配合，积极创新设计文化的发展。在这种全民一致进步的氛围里，日本现代设计文化促进了日本的出口贸易，并且不断提升了本国产品质量，为国家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2．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特征

近代日本设计与世界设计的融合，形成近代日本设计的独特风格。[3]由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文化中逐渐形成鼓励多元价值，兼容并蓄的思潮，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具体对象细腻丰富的分化与解构，日本现代设计中没有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未来的现代设计采取的是吸收无原则的态度，由此孕育了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比如，欧美文化中将汽车看作是个人能力的加强，汽车被认为是纯粹的“交通”媒介。而日本文化中放松、容纳、保护的风格成为了日本汽车的代名词。很显然，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是行走于西方的原始概念和东方文化表述的微妙结合。这种文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效果，它使得日本汽车从欧美那种过于正统的概念中脱离出来，使种种奇妙的概念诞生成为可能。[4]

总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概括：一是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双轨并进，这是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总体特征。日本传统文化受到中国的很大影响，如文字、书法、建筑、民俗等都留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但在数百年之后，日本将这些传统文化保留下来并且发展出新的特点，将文字，传统元素融入到现代设计中来。这是中国人值得借鉴的地方。二是民族性在现代设计中得到微妙体现。日本现代设计的民族性特点是经过几代设计师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民族性在设计中的体现也见证了日本汽车设计文化的发展。反过来，日本设计变迁的轨迹也指引着日本汽车设计文化的变迁。忽略传统文化的应用是中国设计缺乏个性的症结所在，我们应当从日本的设计作品里学习如何表现民族元素。三是商业化程度高。设计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是以人为本的。设计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同时，夯实经济基础还要依靠设计来实现。设计文化的商业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设计的商业化方面，高度的商业化曾是美国设计的鲜明特点，然而，这一点在日本被传承和发扬的炉火纯青，日本现代设计发展的初动力就是看到设计为美国带来丰厚的经济效应。[5]

3．日本工业设计文化对汽车产业的推动作用

日本汽车设计方面的佼佼者坂茂认为，“汽车不单纯是为了运输，不单纯是一种工具，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生活空间，所有与生活有关的都蕴含在里面。”在日本像他这样的设计者不在少数，正是对汽车设计文化的独到而深刻的理解促进了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6]日本汽车设计在全球独占一席之地，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为日本汽车在全球市场获得较大份额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作者以本田在美国的成功为例进行说明：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汽车市场几乎为国内的三大汽车制造商垄断，但是本田没有知难而退，她的设计师根据美国的消费需求设计出符合其口味的省油、轻巧型的产品，如皮卡，该车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以此促进了日本汽车在美国销售。

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形成及特征

本世纪初，汽车开始在我国普及，我们迎来了汽车大众消费时代。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开始萌芽、孕育和不断发展，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正在不断的需求突破自我的方向。

1.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形成

说起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从1949年建国至今，短短几十年，中国还在传统闭关锁国的余温中“执拗着”。中国现代设计教育起步较晚，直到结束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学院，而很长时期以来，美术学院的教育职能还没有进入应用领域。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设计教育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汽车工业设计方面，四大汽车集团非常重视自己产品的设计，拥有自己的设计院校，或者和一些高校合办设计院。现阶段，中国汽车设计在借鉴国外先进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已开发出中国自己的汽车品牌，如一汽、奇瑞、比亚迪等等，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汽车工业设计文化体系。

2．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特征

纵览改革开放30年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当前汽车工业设计具有如下文化特征：

第一，中国汽车工业设计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大多汽车厂商还停留在技术转让层面，比如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上海通用、广州本田等清一色的合资企业。这些合资企业只把中国当作是加工厂，关键技术设计、工艺设计则在本国完成。[7]其二，汽车工业设计文化教育质量较低。尽管60%的综合大学开设了设计系、设计专业、设计学院，但是受师资力量、团队意识、专业素养的限制，在办学目的上过分强求教学课程的传授，而不重视设计的实践，产生了许多“准设计师”，没有真正教学的目的。这两个方面导致了中国汽车厂商要想生产同类型的汽车，必须花巨资购买别人的设计。长此以往，中国汽车厂商逐渐成为他人的附庸，处处受制于人，对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第二，民族化程度低。台湾铭传大学设计管理研究所所长邓成连认为，设计汽车应当体现3个理念，即是有人性的、环保的、有文化的。文化是整个设计的特色和重点，汽车设计出来要展现在国际舞台上，文化是不能少的。设计的汽车不但要有外形，更重要的是要有内涵。[8]然而，当前中国国产车厂家还没有把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汽车文化中，造成了品牌价值观和产品核心竞争力低等问题。没有融入民族文化特色，缺乏个性，对中国文化认同感低，这是中国国产汽车面临的一个普遍现象。对于这一点，日本汽车设计理念中无缝衔接西方先进概念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形式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领悟。

第三，只注重外观设计，而忽略功能设计的配套。尽管中国汽车工业设计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但在这方面仍处于萌芽时期。在汽车工业设计发展过程中，外观设计和功能设计的不匹配是当前汽车工业设计方面存在的很大问题。这是因为：当前传授汽车工业设计的老师大多学习艺术专业，在汽车配件的功能方面研究很少。这就导致老师在工业产品外观设计方面能够很好的施展才华，而在其工业产品功能设计上却显的捉襟见肘，造成学生习惯于工业产品外观设计而忽视功能设计。

中日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对比分析

中国和日本虽然在文化上颇有相似之处，但是在汽车工业设计方面差异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设计文化方面的差异

日本的汽车工业设计文化展现了丰富的趣味性，他们注重把所有的技术以亲切有趣的方式与使用者构成交流，让人直接地、满怀好奇和有兴致地去体验这种技术的美妙，而不像欧洲那样喜欢刻意保持厚重的历史感，把所有科技都包裹在严肃和传统之下。另外，日本汽车中的趣味性没有流于肤浅的把玩，也没有在过度追求细节中迷失，而是经过东瀛文化充分雕琢和洗练之后让人轻松愉悦，而经得起品位和思考，既充分体现日本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价值，又巧妙传递了设计者表达的素雅与平和。而中国的汽车工业设计文化与日本的汽车工业设计文化明显不同。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舶来品的成分明晰可见，设计缺乏民族性，一味追求仿制，例如比亚迪、奇瑞都可在国外的汽车设计中找到仿制的痕迹。当然，中国的汽车工业设计也有其文化的沉淀，就以红旗C131为例，庄重典雅、豪华大气，其简约的线条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流水颇有神似，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设计文化的合理结合与洗练。

2．设计理念方面的差别

受到地理环境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影响，日本现代汽车设计理念强调：汽车不单纯是为了运输，不单纯是一种工具，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生活空间，所有与生活有关的都蕴含在里面。[9]而中国的当代汽车设计理念受欧美影响较大“，家”、“安全”“、舒适”等概念在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没有得到重点体现。他们过度强调汽车是个人能力的延伸，是纯粹的交通媒介。这种设计理念在中国还很流行。

3．设计文化保障制度方面的差别

日本汽车工业设计的高度商业化是以完备的法律制度为保障的，主要是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这些法律和制度细致而严格，组成了有机整体，在推动日本工业设计文化方面起到了根本的作用。比如，设计事务所从业的设计师有义务接受3年一次的专业培训，不去听讲的设计师将受到停业等处分。不仅如此，就连稿酬的分配都有明确的规定。而中国汽车工业设计制度尽管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中国汽车设计方面没有引入竞争机制，商业化程度较低，汽车设计大多在内部完成，对市场的挖掘还很不够。

日本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借鉴

尽管，中国汽车工业设计上与日本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两种设计同属于东亚文化，在文化观念方面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为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借鉴，这也将有助于中国汽车工业设计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1．设计理念上的借鉴

日本汽车的设计理念往往与生活紧密相连。这是由于日本狭小的生存空间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形成的。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东部沿海城市会变得越来越拥挤。再加上日本和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日本汽车工业设计理念势必会大行其道。另外，日本汽车工业趣味性强，通过更加人性化、更生动的表达形式与使用者交流先进技术和设计理念，能够增强用户好感，更易于接受新的技术和设计元素。对于这一点设计理念的借鉴，或许将为中国汽车工业设计的灵魂思想。

2．设计制度上的借鉴

日本设计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保障其设计高度商业化。无论是从法律制定，还是从运行机制上看，都是值得中国去学习借鉴的。在法律制定方面，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强化、细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使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在运行机制方面，中国的汽车厂商应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在设计方案的选择上引入竞争机制，在竞争中不断学习、不断发展才是谋求设计与文化融合、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设计大发展的王者之道。

第5篇：传统文化的商业化问题研究范文

关键词：消费文化；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机制解析；应对策略

Abstract：Historical districts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urban culture space， the renovation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which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hance urban cultural quality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rban culture is becoming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ban renewal and urban cultural strategies. A large number of existing reform practice is canonized because of the promotion of local vitality， but also disputed because of development damage on historical cultu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and problems of the commercialized rehabilitation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and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to realize the return of cultural values. In this paper， the turn of consumption culture is regarded as the important motivation of commercial renovation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and it also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authenticity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social culture. It needs to re-establish cultural values， choose the direction of renovation， promote the renovation process and design methods to find coping strategies.

Key words：consumption culture ； historical districts ； commercial renovation ； mechanism analysis ； coping strategies

中图分类号：TU-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12-94（3）

1 引言

历史街区是指承载城市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的旧城地带，其不仅包括由官方认定的历史文化街区，也包括其他能反映历史文化特色的规模化区域。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历史文化”不仅成为城市政府的一项保护责任，更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城市活力的一种战略资源，对于历史文化的保护性利用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大量的历史街区改造实践中，历史街区的商业价值被不断挖掘，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触媒。当前学术界，对于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模式存在较大争议。部分观点认为其创新了历史文化资源利用与再生的新模式，缓解了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文化建设中资金投入的压力，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历史街区的改造存在商业化破坏的倾向，是历史文化价值的异化，造成了历史街区不可逆的文化破坏。与激烈争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理论探讨和机制分析相对缺乏，且尚未能形成有效的应对策略。

1960 年代后伴随这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西方世界相继呈现出“消费社会”的特征。文化、艺术成为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承载文化、艺术基因的空间亦成为重要的消费对象。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社会经济全面转型的浪潮中，近年来中国社会也呈现出新的消费文化的蔓延现象。消费文化的特征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行为模式和城市建设、发展的各个方面。消费文化的理论探索，起源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却同样对于以空间营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建筑、城乡规划学科提供了崭新而系统的理论视野，形成了一套透过空间现象观察社会本质的方法论。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试图引入消费文化的理论视角，解析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机制和问题，并从消费文化与历史文化共存互荣的角度探索相关改造规划应有的策略应对。

2 机制理论：消费文化与文化空间的生产

2.1 城市消费文化的转向：以空间符号为消费对象

在经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物质财富大量积累之后，西方社会普遍进入了以消费支撑经济增长、以消费激发城市活力的阶段，带来了产业体系和社会文化氛围的全面变化，进入了所谓的“消费社会”。法国学者鲍德里亚（J.Baudrillard）从符号学角度对消费社会和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了分析，指出现代社会消费开始由物的使用性消费过渡到物的“符号消费”，并断言符号价值将取代使用价值，成为社会主要的消费对象。符号消费的出现，代表了整个社会消费层次的分异与消费结构的调整――以证明个人购买能力的炫耀性消费和以表现个人品位的风格性消费，将代替纯粹物品使用的实用性消费，成为社会消费文化的主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资本与消费文化的持续影响，以及国内居民财富的不断增加，加快催生了中国的消费社会。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完全契合了中国正在涌现的“符号消费”的需求，因而具有巨大的市场动力。历史街区是承载历史文化的空间符号，人们在历史街区中进行餐饮、购物的同时，也消费着由空间符号传递的文化体验。这种模糊的“穿越感”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形心态，也将会激化人们的消费热情，诱发炫耀性消费和风格性消费的行为。

2.2 空间生产逻辑的转向：以迎合空间的消费需求

在消费社会之中，消费的需求将会主动控制生产的逻辑，进而直接影响着城市空间的改造过程。波兰学者鲍曼（Z. Bauman）提出消费场所将逐渐替代传统的公共场所，纯粹的公共空间将被赋予文化的符号，进入商业运作的领域；借由商业运作空间的生命得以延续和再生，却不仅局限于真实的文化价值。

当前，中国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正是迎合消费需求的空间生产过程，植入了消费社会的资本运作逻辑。对历史建筑加以改造、装饰，形成迎合现代需求的公共消费空间，将文化资源最大限度地量化为租金、税收等资金收入，较快平衡改造成本，因此成为政府、开发商甚至是原住民都愿意积极参与的模式。而建筑形式与功能的改造往往以刺激消费需求为导向，通过提炼历史建筑的元素，将文化符号进行创造性的使用和反复强调，寻找并建立现实空间形象与历史文化的多重联系。同时，在空间的改造中植入符合商业潮流的形象、符号、故事等素材，构建出时尚的空间意向，形成更为多元的消费动机。例如，采用将传统建筑符号与新建筑进行拼贴、基于传统形式演绎出新的文化小品等。因此，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本质上并不是为了形成以传统商品为消费对象的零售业态，而是要打造出一种以“超现实”的空间符号为消费对象的休闲业态。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虽然可以实现资本高效回报与社会消费需求的耦合，但却容易会诱发与历史文化保护的更大冲突。

3 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批判性反思

3.1 符号消费导致的文化异化

符号消费的特点以及炫耀性消费和风格性消费的潜在客群，催生了对商业化改造的社会诉求，也导致了历史街区改造过程对于历史文化原真性的忽视和“肤浅”加工，大量以刺激消费为重点的改造方案出现，历史文化的保护被商业利益所裹胁。而在国民文化素质滞后于财富积累的整体社会环境中，看似滑稽、猎奇的设计方式反而容易受到追捧，鲜有人去拷问其对历史文化的真正贡献。现代材料和工艺的历史建筑复制品开始肆无忌惮地出现，历史文化符号滥用于各种场景和建设之中。大到街区的整体环境、小到建筑的细节，都呈现出再创造的痕迹。改造后的历史街区不但没有获得文化活力的再生，甚至丧失了原有的历史文化积淀。以符号消费为导向的改造过程，往往是一种新文化的植入过程，其混淆了商品与文化、历史文化与新兴文化，并将于历史文化的保护形成较强烈的冲突。这一切印证了英国艺术家汉密尔顿（R.Hamilton）的观点，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更倾向于后现代的波普艺术（Pop Art），是一种流行、低成本、年轻且有商业效益的艺术。此类再创造手法虽新鲜且易于复制，但也将进一步抹杀文化的特异性，使得本应该各具特色的历史街区却呈现似曾相似的感觉。

3.2 经济利益推动的空间绅士化

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原来是居住功能的历史街区，其改造过程往往倾向于引入商业资本，并对于原居民采取整体搬迁异地安置。这样的推动方式，忽视了历史街区现阶段生活氛围的真实性，将彻底破坏原有的社区文化，割裂改造前后历史街区的文化联系。改造后的历史街区纯粹地成为中产阶级、小资群体的消费空间，是一种仅针对特定群体的“绅士化”的空间。这样简单粗暴的改造方式，是基于更容易操作和整体营销的经济理性，却将进一步加剧城市社会的不平等和文化层的断裂。相对贫困的原住民被强迫迁出旧城地区，重新制造的文化空间横空出世，“马赛克”式地镶嵌在城市原有的社会空间中，形成一套为城市精英服务的新的社会关系。而这一过程，也将导致历史街区文化的根治性进一步丧失，并可能带来非消费时段城区的空心化现象。

4 改造策略：文化价值的系统回归

4.1 改造方向：凸显商业化改造的文化意义

首先，应该慎重筛选改造对象，尽可能针对具有历史商业事实的地区进行改造，且充分尊重历史地段原真的商业特性。其次，应该体现局部商业化改造对于城市整体文化资源整合的触媒效应，以最小的商业化改造盘整最大的文化活力。再次，可以创造性地整合城市的文化要素，集中形成民俗博物馆等公益性文化展示空间，通过商业吸引人气，通过公益传递城市文化精神。以南京的老门东为例，改造之前的老门东以居住功能为主，但其历史上是重要的商贸和手工业集散地，直至清末才逐渐为居住功能所替代，因此该地区的商业化改造，其实是一种对于历史商业场景的回应。整合周边明城墙、秦淮河等历史文化资源，改造后的老门东开设了金陵刻经、南京白局，以及手制风筝、布画、竹刻、剪纸、提线木偶等民俗工艺博物馆，体现了对南京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彰显；其商业街区以中低端的餐饮小吃、休闲娱乐、商品零售为主，整体上并没有脱离城南地区市井生活的文化根基。

4.2 改造方式：创造商业态和生活态的和谐

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历史时期的特定场景中，也体现在历史变迁的脉络中。从这个角度看，历史街区的原住民同样也是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不应该采取彻底搬迁原住民的方式，粗暴地隔离与此空间紧密相关的社区文化。居民生活形态的消失，容易导致历史街区整体氛围的消沉。因此，理想的历史街区改造模式不仅仅是一项建筑设计工程，更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这个过程中需要广泛征求原住民的意愿，调动原住民力量，合理引导原住民的职业转型，适度保留居住空间，在商业化改造的同时提升居住生活品质。在日本，以尊重原住民社区为前提，采用社区营造的方式进行遗产更新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岐阜古川盯、北海道小樽等地区都有令人欣慰的成功案例。除了政府的制度和立法支持以外，真正推动社区营造的是社会团体和普通市民，这与日本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密不可分。当前中国，居民自治的力量相对薄弱，保护生活态的文化价值、协调资本的商业化冲动和原住民利益则成为政府的主要责任。在巨大的市场利益面前，保持对于历史文化和社会责任的坚守，选择一条相对复杂的改造路径，是对政府地方治理水平的巨大考验。上海的田子坊改造，在没有开发商资本注入、没有大规模动迁的情况下，维系了原有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可算是协调商业态和生活态的一种积极尝试。

4.3 改造方法：界定保护与创造的设计边界

首先，在空间的设计与改造过程中，应该确定好“变”与“不变”的关系，明确刚性的保护要求，保留弹性的创造空间。其次，历史街区改造应该保留甚至恢复街区总体的街巷肌理、建设强度与高度、建筑颜色基调，保护历史空间总体的文化意向。最后，根据不同建筑的文化价值、区位价值，区分不同的利用和改造方式。

对历史文化价值相对突出的典型建筑，应该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无论是在材质还是工艺上都应该力求保持历史文化的特质；对一般性建筑可以适当加入设计师的个人创造，合理演绎历史符号的现代样式，但应该尽量避免与总体环境的冲突。同时要注意控制创造性元素、创造性建筑的比例，不宜一味地迎合消费需求，避免将具有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时尚文化作为历史街区改造的主要基调。

界定保护与创造的设计边界已经逐渐成为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行动的基本共识，但是边界设计的合理性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以成都的宽窄巷子为例，在改造设计之初，进行了详细的实地测绘工作，将宽、窄、井巷子中的每一个院子按照建筑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与建筑价值进行了三级分类，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性设计，但这一商业化改造项目，仍因存在较大规模的新建和改建工程而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

5 结语

虽然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已经成为提升城市文化品质、激发城市活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学界对于实践的效果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因此对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机制、误区以及应对策略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本文基于消费文化的视角对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现象进行深入剖析，认为以空间符号为消费对象的消费文化，诱发了迎合消费需求的改造模式，并将导致文化异化和空间绅士化的过程。为了应对商业化改造需求对街区历史风貌及文化的重大冲击，需要探索回归文化价值的改造策略：在改造方向上，应凸显商业化改造的文化意义；在改造方式上，应创造商业态和生活态的和谐；在改造方法上，应界定保护与创造的设计边界。在推进商业化改造的全过程，时刻保持对历史文化的崇敬之心；在疯狂的消费时代，时刻保持对历史文化的脉脉温情。

因本文主要是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试图解析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机制与应对方法，而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具有广泛而复杂的现象特征与分析层次，尤其对于合理的改造方式、方法的研究讨论更是具有现实意义和挑战性，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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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传统文化的商业化问题研究范文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南平 353000）

摘要：旅游的原真性是旅游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旅游者在旅游中追求的是原真性的旅游愉悦，希望在旅游中寻找到原真性的文化传承。然而，在实际的旅游开发中过分商业化，景点又过于千人一面，影响旅游原真性。因此，古村落旅游产品的开发最难把握就是原真性和商品化的平衡。文章对旅游原真性研究现状进行综述，通过对旅游原真性理论的梳理对旅游商业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旅游；原真性；商业化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4-0197-03

作者简介：庄梅华（1982-），女，福建泉州人，闽北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从事旅游经济方面的研究。

1 国外旅游原真性问题研究进展

原真性（authenticity）研究有两大分支，一是“遗产原真性”，一是“旅游原真性”。遗产原真性究略早，1964年的《威尼斯》最早提出了遗产的原真性概念，随后1994年的《奈良文献》对亚洲特殊材质的遗产提出原真性概念的补充，2005年《世界遗产公约》对遗产原真性的操作性等方面做了补充规范。

伴随着遗产保护的原真性研究，旅游学者眼中的“旅游原真性”，根据王宁[1]总结出来有四个阶段四种原真性：

第一种是客体原真性，将原真性作为一种静止的。

第二种是建构性原真性，认为原真性是可以商榷的。客体本真和构建性真实，正如静止与动态一般的关系。任何事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不是要全部将过去保留下来，而是保留文化的根。

第三种是后现代主义的超真实，提出后现代旅游者对“原作品”的原真性已不再关注，他们认同“不原真性”人们追求的是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的“逼真”。旅游者的旅游目的可能不是寻找、体验真实。

第四种是存在的本真性，由王宁提出，他认为在寻找本真的旅游经历时，旅游者在某些旅游活动的激发下，会有种存在感，他们不关心旅游客体的原真性，只是通过旅游活动或旅游客体寻找本真的自我。

原真性理论从研究开始，最初运用于博物馆等静态参观的活动中；随着在文化、民俗、遗产旅游兴盛的过程中，西方学者积极研究原真性理论，并将其运用在实际案例中。西方旅游原真性理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总结：

1.1 原真性对游客的意义

1964年，布斯汀[2]的“虚假旅游体验论”认为游客既没有获得原真性的能力，也没有追求原真性的愿望，游客追求的是肤浅的，别人策划的“假事件”，游客自愿上当受骗的，这是造成与东道主社会隔离的原因之一。马康纳[3]的“追求原真性理论”认为，现代人要摆脱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不真实”，追求别人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现代游客总是在寻找原真性，但旅游业是无法让游客找到原真性的，因为旅游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驱动型产业，只有欺骗游客精心策划的“舞台真实”的景观。总之，布斯汀和马康纳对旅游原真性都存有消极的结果，带有失望的情感。

科恩[4][5]在继承马康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舞台猜疑”理论，指出游客在自己社会中被异化的程度不同，在旅游中寻求原真性的强烈程度也会有差别，认为不同背景、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原真性”的旅游体验是不同的，并将游客分成现实性、经验型、实验型、转移性、娱乐性5种类型。

科恩反对布斯汀游客没有辨别真实的能力，但也对游客的辨别能力做出区分；他认为对高知识、高素质的游客而言原真性是有意义的。持相同观点有Redfoot[6]（1984）。

1.2 旅游原真性的判定主体及判定标准

谁来判定旅游原真性，是游客还是当地居民还是政府权威或其他人士？

Salamone[7]认为原真性与权威鉴定有关，据研究，由毛利人舞蹈家表演的夏威夷芋泥饼舞，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在表演形式上可能丢失了一部分原汁原味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这种面向全世界游客的舞蹈表演形式仍然是对毛利文化的传承。

遗产原真性的判断标准，采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这些法律也在不断地修正中，1964年《威尼斯》、1994年《奈良文献》、1999年《巴拉》、2003年《会安议定书》2002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05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随着认识的加深原真性概念不再只强调西方遗产，标准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1.3 影响旅游者体验原真性的因素

在影响因素这方面看，影响游客原真性体验的有商业化、主客互动、游客自身因素、强势文化的侵蚀等等。

格林伍德（1977）[8]提出商品化的文化产品丧失了它们对于当地居民的内在含义和意义，这最终会严重挫伤文化生产者生产时的热情。为游客提供的文化表演也是为了赚取金钱，表演本身所沿袭的文化精髓不复存在。

但科恩[5]认为：商品化使原真性丧失的说法是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商品。Cole.S（2007）[9]商品化可以被视为“一个可以使当地居民开始重新评估他们的历史和去除农业羞耻感的积极过程”。

Daniel[10]（1996）以旅游中舞蹈表演为例，游客主动参与到表演的体验中，说明游客与当地居民的互动中获得了自认为真实的体验。Taylor（2001）[11]运用了两个毛利当地的旅游案例说明当地居民与游客互动对游客感体验的重要影响。

May[12]（1996）等相关学者认为科恩建立的游客类型体系仅仅将旅游者社会阶层特征与原真性要求联系起来，容易导致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旅游者的性别、生活经历、知识背景等对原真性体验的影响。

Waller J.和Stephen E. [13]以西班牙的四个度假区为例，研究年龄、经验、知识背景等对体验原真性的差别。Waitt[14]（2000）以澳大利亚悉尼岩石区为例，他认为游客性别、收入、教育程度、年龄和是否到过一个旅游地的先前经历等是作为能否体验原真性的变量之一。

谢飞帆 （2006）[15]通过对海南三亚黎族风情村、保亭槟榔谷及兴隆亚洲风情园的游客的问卷调查，对游客的原真性感知、感兴趣的吸引物、感知的服务质量及经济影响等进行了描述性分析。

总之，西方学者在对旅游原真性研究时，主要从原真性的含义，评价标准，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考察，研究全面深入。

2 国内旅游原真性问题研究进展

2.1 对西方旅游原真性理论的引介

杨慧[16]（2005）深入介绍了马康纳的舞台真实理论。肖洪根[17]（2002）、马晓京[18]（2006）、马凌[19]（2007），胡志毅和曹华盛[20]（2007）、李旭东[21]（2008）、徐嵩龄（2008）[22]等人在王宁的基础上更为深入的、批判性地阐述了什么是客观真实、建构真实、后现代超真实与存在真实。

2.2 旅游原真性影响因素

白杨（2006）[23]认为不同的旅游方式，有不同的旅游原真性的要求：文化旅游型游客要比娱乐型游客对原真性的要求更高；而人类学“田野工作者”对原真性的要求是最高的。

赵红梅[24]（2007）从游客体验入手，阐述体验型游客对原真性的要求高。张朝枝（2008）[25]从遗产原真性和旅游原真性两个不同的原真性理论演变入手，讨论主体对客体“真”“假”的辨别及其体验效果，提出了媒体宣传对游客的体验真实也能产生影响。

2.3 旅游原真性与商业化探讨

张晓萍（2003）[26]认为商业化对旅游真实是有助的，即提倡舞台真实，认为舞台可以防止人们涌进后台，可以更好的保护后台文化的原真性。但她同时指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复制、拷贝的，那些神圣文化就不能随意开发成旅游资源。

赵红梅（2003）[27]认为文化商品化趋势似乎不可逆转，但文化商品化并没有给文化真实带来灭顶之灾，相反，它从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化原真性内涵的发展与延伸。

吴晓隽（2004）[28]提出在原真性旅游中提出旅游的商业目标要服从于遗产文化人文精神和文理念弘扬的目标，要重视社区参与。

张补宏和徐施（2010）[29]在研究民族旅游保护模式中探讨了商业化对旅游原真性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提出保护模式应该是：构建前台—帷幕—后台的“舞台真实”。

2.4 旅游原真性的其他实证研究

高燕和凌常荣（2007）[30]对旅游者对黑衣壮民族文化的原真性感知差异与满意度进行实地问卷调查，得出游客体验原真性度高则满意度就高。贾鸿雁和王金池（2009）[31]将建构主义旅游原真性理论运用到汪曾祺水乡风俗园的开发中。

陈兴（2010）[32]提出“虚拟真实”的原则，类似舞台真实，具体的说是要挖掘真实文化、展示真实文化的符号，鼓励社区参与。陈享尔和李宏（2010）[33]时间、载体、体验倾向三种角度总结旅游原真性研究进展。

3 结论与措施

3.1 原真性保护与适度商业化

对于流传至今的古建筑，能原样保存应尽量原样保存，不能原样保存的，则遵守国际遗产关于原真性的原则。旅游开发为了保护原真性需要适度商业化，目前学者已经逐步认可商品化对旅游开发的益处，旅游文化资源的商品化有利于地方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拯救那些曾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文化传统，例如张晓萍[26]对云南民俗手工工艺品的调研得出结论，必须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加上现代人的需求，推陈出新才能吸引游客，只有符合现代商业化需求才能让传统工艺避免濒临消失。通过商品化，促进传统文化的复兴，进而使东道主的人民民族自尊得以增强，舞台真实同时也防止大量的游客进入“后台”，从而保护了了“后台”。但是过度商业化肯定是对原真性的破坏。

3.2 原真性标准的评判问题

原真性标准的评判受到旅游的不同参与者影响，例如，陶伟和叶颖[34]在广州猎德村改造的过程中发现不同主体对原真性感知是有差异的，产生差异的原因游客、客体、专家（政府）、媒体四者互相影响，但标准各异。

“原真”不等于“原始”，因为“原真标准”不断变化，甚至有些原来不是“原真”的假遗产随着时间的变化也会被人们认定为“原真”。这样的结论必然导致旅游实践指导的模糊化，为了提高原真性理论对古村落旅游开发实践的指导意义，一方面要提高关于文化保护相关政策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对于商品化的对象有一个合理度的评判标准。

3.3 措施

针对上述两点结论，对于原真性的保护应积极探索商业化的尺度，把商业化隐藏在开发中，去商业化氛围。对于原真性的评判问题，应区别情景，如历史工业遗址、博物馆、建筑等展现类的要求比较高的原真性；而对于表演类的，有一定的文化根源，在此基础上依据现场、效果等作变通也应该是允许的；对于后现代、符号类的旅游资源，所谓原真性的感知难度也更高，真实与否对于游客也不是那么重要的情况下，其开发尺度也就略高。具体而言应由相应的管辖部门制定各自的权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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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传统文化的商业化问题研究范文

关键词：古镇；真实性；商业化；应对措施；成都市

一、成都周边古镇的旅游资源

成都周边古镇属于中小型古镇，包括黄龙溪、悦来古镇、怀远古镇、街子场、上里古镇、平乐古镇、安仁古镇、西来古镇、元通古镇、洛带古镇等10多个，各古镇地域特征和人文景观十分特别，气质迥异于江南水乡、汉中古城，既有巴蜀千年传统的遗风，又融南北建筑风格于一体，具有厚重的文化、经济和旅游价值且交通便利。 表1为成都周边10座古镇的简要情况：

二、古镇的商业化现象

通过表1可以看出，成都周边古镇大都拥有古老的建筑，古朴的环境氛围和众多的文物遗存，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审美等价值为不同层次的旅游者提供了诸多旅游形式，如观光、度假、休闲等。有力的区位为成都周边古镇提供了充足的客源，这使得成都周边古镇发展迅猛。伴随着游客的增多和旅游影响力的扩大，成都周边古镇的商业化现象也日趋明显、范围越来越大，因此，这就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古镇旅游真实性的呈现和游客古镇旅游真实性的感知程度。下面我们将从3个古镇着眼，观察一下现在成都周边的古镇的发展现状。

1、 洛带古镇

洛带古镇位于成都市东郊, 是四川省小城镇建设试点重点镇和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广东、江西、湖广、川北”四大客家会馆、四川客家博物馆和客家公园坐落其中,是名符其实的“客家名镇、会馆之乡”。

2、黄龙溪古镇

黄龙溪古镇位于成都市双流县黄龙溪镇境内，距成都市中心区仅17公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和文化底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其特色体现在 “古”字上,代表有“十古”：古街、古寺、古民居、古树、古衙门、古堡坎、古龙鼎、古佛洞、古佛堰和古民俗。 古镇不仅风光秀丽、环境优美，还是驰名中外的天然影视摄影基地，素有“影视城”、“中国好莱坞”之称。

3、街子古镇

位于成都市崇州的街子古镇，有“兰花之乡”的美誉。在2011四川最美村落评选活动中，获评“十大四川最具旅游价值村落”称号。古镇水系发达，地下水丰富，石板路两侧及屋前院后，常年清水不断，因而有“川西水乡”、“青城后花园”之称。崇州街子镇为青城山古镇，它集中反映了四川西南坝结合部独特的自然风光；具有深厚的优秀文化积淀；现存建筑朴素，小巧，是反映清代祖国西南小镇风貌的典型实物。

从以上3个古镇的发展现状我们可以看出，古镇旅游的商业化问题日渐突显出来，这对旅游者的旅游体验是否真实、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将造成一个重大影响。王宁认为旅游商业化的内在矛盾是人们寻求真实体验与旅游商品化所造成的旅游产品同质化、标准化和虚假化的矛盾，导致游客对旅游的关系可能呈现爱恨纠缠。 那么如何增强旅游者体验的真实性，延长古镇的生命周期、促进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下面我们运用旅游真实性理论，分析如何应对成都市周边古镇日益严重的商业化问题。

三、真实性理论

旅游吸引物是吸引旅游者前往旅游目的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古镇而言，古镇旅游资源的真实性就显得尤为重要。“真实性”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思是“自己做的”、“最初的”。1973年，迈肯尼尔在《舞台的真实性》一文中首次将真实性的概念引入到旅游动机、旅游经历的研究中。关于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理论，学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客观主义真实性；建构主义真实性；存在主义真实性。

1、 客观主义真实性——关注旅游客体的真实性。

旅游者进行评判的标准是“它们是否在本地由本地居民根据习俗与传统制造和表演的”，此种真实性更加关注的传统文化本身的独特性。对于客观主义真实性，古镇应该“修旧如旧”才能更好的体现古镇文化，满足旅游者的需求。

在客观主义真实性中涉及到“前台”和“后台”理论。迈肯尼尔认为“前台”是旅游者与服务人员接触交往的开放性空间。在旅游开发中，东道主将他们的文化作为商品展示给旅游者，并导致东道主社会生活真实性的舞台化，舞台化的前台使旅游者很难体验目的地社会的真实文化；而“后台”是为前台的表现做准备的封闭性场所，常与事实、亲密真实相连，是旅游者所追求的。

2、建构主义真实性——在注重客体真实的基础上强调主体的差异性

建构主义者认为旅游场景的真实性是参观者的一种真实评价。旅游客体被旅游者体验为真实时，并不是因为事实就是如此，而是被当成是真实性的符号和象征（Culler，1981）。这种观点认为，游客对景观真实性的评价是因人而异的，个人期待值不同造成的评价也会不同。存在主义者关注旅游主体本身，强调旅游主体的存在状态，即将真实作为一种感觉，借助旅游活动或者旅游客体寻找本真的自我。游客对民俗表演等行为可能认为是真实的，即使游客认为不完全真实但游客在体验过程中寻找到本身的自我，那么这种体验也将被认为是真实的。

我们对古镇旅游商业化程度和古镇旅游者对三种真实性的不同解读的分析，是为了找到古镇保护和商业开发之间的平衡点，提升旅游者旅游真实性体验，延长古镇生命周期，促进古镇的长久可持续发展。那么，怎样才能在保证成都古镇旅游真实性的基础上合理应对商业化的现象呢？

四、古镇旅游商业化的应对措施

1、政府应在法规政策上对古镇进行保护，限制古镇过度商业化。

古镇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旅游资源，政府必须重视古镇的保护与开发工作，要制订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开发商对古镇的过度开发和古镇居民不合理的行为。

2、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规划，实行“前后台”功能分区

在古镇内可以进行整体的规划和划分，固定出一片或者几片地区作为商业区，专门用于开设旅馆和商店，而不是把商业区和游客游览区混合杂糅在一起。这样既方便了游客也不会对古镇的原真性进行影响和破坏，另一方面也会使游客更好的体会到古镇的古香古色，不会因为商店和旅馆的开设影响到游客的旅游体验。

3、鼓励游客的真实性体验，延长古镇旅游生命周期

很多古镇特色的民风民俗被用来经常性的表演，这样不仅是对当地文化的不尊重，当地居民也会感到厌烦。长此以往，游客体验到的都是舞台性的表演而不到原汁原味的古镇习俗，这将造成游客的流失、甚至走向古镇开发的停滞阶段。因此，应当鼓励游客的真实性体验，引导旅游者追求最贴近古镇古老氛围的风土人情，感受古镇的特点、韵味，让旅游者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得到古镇旅游存在主义真实性的感受，从而使旅游者获得优质的旅游体验，树立古镇旅游形象，延长古镇生命周期。

4、充分挖掘风土人情，高品位地开发和利用古镇旅游资源

当前很多质量参差不齐的旅游商品充斥着市场，这会使旅游者感到非常厌烦和无奈，想买纪念品都无从下手。在对古镇旅游资源进行开发时，要注意挖掘古镇的文化内涵和民风民俗，将最能体现古镇特色的东西展示出来。

第8篇：传统文化的商业化问题研究范文

关键词：中国 现当代文学 现状 发展方向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文学在历史岁月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文学也进行着自身的改变和进步，在接近七十年的发展、努力和探究之下，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伴随着越来越多人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和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研究，现当代文学也得以更加细致和全方位的展现，相对应的是不断提升的学科地位。但是面临着现代化社会信息爆炸的现状，迅猛发展的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网络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侵略，使得现当代文学偏离了其原来的发展路线，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渐渐暴露出来的大部分问题，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生存起到了严重的阻碍。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和发展过程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

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结合，统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一般情况下，现代文学指的是从到一九四九年之间的文学，当代文学指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学。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的时间点，它们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而产生，而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质是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也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化历程。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

在中国现代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指的是文学革命时期，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是该时期最为重要的两个文学社团，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和鲁迅。第二个十年是革命文学的十年，指的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家是巴金、和老舍等自由主义作家或左翼作家，而伴随着矛盾的作品《子夜》的发表，文学的形式也进行了创新。第三个十年指的是抗战时期，指的是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鲜明的时代特点被注入了该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将社会背景通过文学作品进行反映出来，在这其中，国统区最为优秀的作家是钱钟书和张爱玲，而解放区最为优秀的作家以赵树理为代表。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现状

（一） 、商业化的文学创作

在现代社会，市场化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侵蚀了当代文学创作者的文学创作，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巨大变化，朝着文学功利化的方向发展，文学成为了谋取利益的工具，成为了名利的附属品。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刺激下，“纯文学”逐渐消失，伴随着大众文化在网络等传媒方式大肆发展，导致严肃文学对文学地位受到“俗文学”的挑战。文学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启蒙、审美甚至教化功能，被逐渐放大的仅仅是文学的娱乐功能，抑制了文学作品中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严肃文学逐渐的被边缘化，仅仅被一部分的精英分子所接纳。伴随着文学的功利化，越来越多的作家进入到了市场和名利的竞争当中，他们希望各种奖项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而获得，想让自己在文学界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更加希望市场被自己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主导，并且从中赚取大量的财富，文学创作根据市场需要来进行，庸俗化、名利化和市场化占据了文学创作过程，扭曲了原本正常的文学创作状态。

（二）缺少自我审视精神

对于“自我”的认真反思和审视，是文学研究和批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方式，我们传统文化的延续指的是“自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根基应该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当代文学创作的营养应该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汲取。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殊阶段，自我的反思和审视被我们忽略甚至放弃，文学的发展自由散漫。因此，当代人深刻的心理，没有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缺少自我审视精神是文学极端化的表现。

（三）缺乏创新研究

通过分析人们现在的生活情况可知，人们的生活被都市文化和网络文化填满，社会发展阶段非常迅猛且日新月异，在这个阶段，发展较快的是纯文学和先锋文学，并且成为目前文学领域方面研究方向和热点。举例来说，底层写作、革命小说和乡土文学。与此同时，在时展特征的影响之下，深刻的变化也在文学研究方面发生，造成了研究领域和形式的便捷化，导致功利性占据了文学领域的研究。在目前的时代社会环境中，我国大多数学者都在积极努力的对现当代文学发展进行研究，这种现当代文学研究热度的提高，虽然将文学研究领域进行了拓展，人们的文学视野和文学角度得到了增强，但完全没有体现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意义，并且将现当代文学的实用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了缩减，造成了降低研究深度的后果，在大家忽略了社会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研究之下，文学创新研究更是迟缓，学术研究的负担过重的现象层出不穷。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方向

（一）民族化的文学模式

在当前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要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回归传统，就必须要发展民族化的文学模式，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进行相符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西方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但是民族文化还没有被一些当代文学作者忽略。举例来说，现当代文学当中，部分作者创作的白话诗歌，它们的来源多是描述民间的真实生活，或者是一些关于民间生活的歌谣，将民间的这一生活群体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表现出了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族化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现当代文学创作者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弘扬的心理，也在民族文化的描写和中华民间产物的汲取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积极地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过程当中，对于外来文学的借鉴必不可少，但是中国传统的特色也要在创作过程当中得以体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基石是传统文化和民间精神，这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层次发展才会得到保障和促进。

（二）世界化的文学模式

将创作现当代文学的时代背景作为出发点，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西方化”的观点要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进行剔除，文学发展的模式要走向世界化。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文化承载体，文学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它的发展应该能够将人类的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进行反映，而不是将人的价值观进行否定或者是从中获利。文学没有国家的界限，也没有阶级的区别，所以，在今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一种世界性的交流模式亟须被建立，只有这样，每个国家之间的文学和文化交流才能够得以保持，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才会更好的促进。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要明辨是非，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发扬长处避免缺点，头脑要时刻保持清醒，不是将创作动力基于西方文化，也不是固执地发展传统文化，而是要将一种具有特殊文化内涵和创新动力的新文学精神进行建立，积极健康的文学精神是具有创新性的，看待世界文学要用整体的眼光，才会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三）人性化的文学模式

通过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发展史可以得知，中国的文学创作者在挖掘人性本质特征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方式，也会树立起一些人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发展人性化的文学模式，要有以下三个步骤：第一，中国当代作家不能忽视重读经典的文学作品，只有将经典进行重读，才能将新文化达到更好的衔接，才能更好地传承我国民族文化。第二，要持续扩大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氛围，在扩大的过程当中，还要持续的深入研究传统的古诗词和戏曲，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进行深刻的体会和感悟。与此同时，还要重视社会变革或转型期的市民文学，将它的文学特性和社会效应进行认真分析，使得文学发展的平衡可以得到保持。第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缺少的是感动人心的语言，面对这种现状，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一定不能将自己的意识进行禁锢，要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将生命的意义进行寻找，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社会发展过程，用独一无二的方式进行重绘或记录。发展人性化的文学模式，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四、结语

第9篇：传统文化的商业化问题研究范文

关键词：城市商业系统；消费需求；规划；分析

中图分类号： F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商业发展和布局在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形成不同特征，当前急需探寻新消费需求下的商业规划具体指引。传统规划体系对于商业发展指引的空缺，导致了许多传统规划商业中心与现实发展的错位和脱节；纯粹市场开发导向的商业规划对于区域的整体发展存在一定的弊端，因此需要对在市场经济和消费时代特色特征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区域商业布局的战略性通盘考虑。

当前阶段我国城市商业系统规划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提升，以消费促进城市商业化规模的形成，是商业规划的主要依据。但目前我国城市商业区域规划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商业资源在城市配置不合理，使得商业区无法为城市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

城市商业系统规划布局缺乏整体性

我国城市化进程在进入新时期以来，城市人口在近期内激增，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城市原有的老城区功能结构定位就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这就使得城市原来的商业区经济覆盖面减小；另一方面，新城区建设会通过新建商业区等方法，对城市商业区进行扩展，但这种商业规划方法使很多商业网点形成孤立的单一商业地点，使各个功能区的商业点之间无法形成直接的联系，从而无法从根本上促进城市的商业消费。

城市商业功能区的组成要素众多，其中包括商业点、商业机构以及商业服务场所，商业区域的布局规划需要考虑到城市其他功能区配合与协调的因素，商业区域的规划与发展需要大量消费者的经济力进行承载与支持，因此商业规划布局必须与城市其他功能区的规划相协调。我国现阶段大多数城市的商业规划布局都比较混乱，商业布局与城市的整体规划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商业区域规划无法通过其他功能区的经济消费状况来带动商业功能区域发展模式的提升，而商业功能区无法从城市功能定位中获得充分的商业价值，也无法带动城市经济的活跃。

城市商业系统规划理念不健全

城市商业系统规划需要遵循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由于我国城市发展的模式表现比较不均衡，尤其是城市发展过快导致的城市功能区发展不健全，城市规模单方面仅仅追求速度指标，没有充分考虑商业配套设施与社会购买力对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影响。城市商业结构设计需要根据城市的消费变化情况进行参考，以社会购买力作为发展城市商业的重要标准，可以说，城市在承担相应的商业消费水平的情况下，才能决定商业功能区的范围，以及商业功能区的消费情况，通过对消费、商业化的循环运作，能够使城市商业功能结构以正常的循环水平发展。

缺乏对新兴消费背景的关注与应对

真正从城市整体角度关注的商业规划开始于商业网点规划，编制主体通常是经委、商务局等商业主管部门。由于掌握了主要招商和市场信息，这类规划大多基于项目导向，形成等级状的“商业结构”，目标在于现有项目的具体落位，偏重的是“布点”。虽然对于项目引导具有较好的落地效果，但由于其与城市空间规划缺乏沟通与整合，与周边居住、公共等用地的互动关系鲜有研究，从整体上来说，网点规划对用地空间关系考虑不足；从单个项目来说，又缺乏从市场需求、适用人群、消费习惯等消费行为角度的分析和引导。

消费时代城市商业规划的探索

关注消费时代背景下的需求

消费时代，单一化的消费模式开始向个性化转变，多元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开始产生。人们不再注重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模式，而是更注重自身感受的满足。于是符号消费、体验消费、时间消费、空闲消费等一系列新兴而多样化的需求开始出现。注重身份象征和文化认同，注重亲身体验与精神满足，注重时间安排与一体化行为过程，注重空闲利用与时间紧凑衔接安排越来越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重点。

商业业态类型及布局的特点

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与市场化的建设主体，使得城市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兴个性化商业业态形式，如：①以“符号消费”为导向形成了酒吧街、小资弄堂、文化艺术商业街区；②以“体验消费”为导向的游乐场所，度假街区等；③以“时间消费”为导向的一体化商业综合体、大型HOPSCA等商业业态；④以及以“空闲消费”为导向的诸如空港经济区、沿路商业街区以及郊区商公园等。

多样化的商业业态布局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城市中心，地区也开始受到了商业发展的广泛青睐。城市中心区，尤其是老城中心，通常强调场所的品味营造，面向步行者的文化型商业空间兴起，例如上海的新天地、田子坊等。新城或者新区中心则强调特色化、综合化，结合交通枢纽与景观环境的特色商业综合体和街区成为主要特征，如苏州圆融广场、英国的米尔顿凯恩斯购物广场等。郊区则更多形成专业化、专门化的商业商贸中心，如奥特莱斯等。

充分把握现代商业规划的发展特点

城市商业规划发展需要根据城市商业条件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商业网点的形成。发展以及商业区域的整合进行分析，商业网点的形成是通过商业个体对区域面积形成商业辐射的带动作用下，逐渐使多个商业点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从而成为商业网点的统一整体。在城市商业系统规划的过程中，就需要充分把握商业功能区的级别和类型，合理规划商业区对城市产生的经济辐射效应。当前城市现代化商业网点配置的过程中需要按照城市功能区域的消费能力设置商业规划的级别，如城市商业网点密集的地方可以联系成商业中心，商业点辐射范围重合的地方可以联结为商业网点，商业化建设必须优先从多个角度进行考虑，以城市商业功能区的层次性建设来促进城市商业水平的均衡发展。

不同结构等级、规模的商业中心往往根据区位、服务人群和服务重点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模式类别。城市级或地区级商业中心，既要充分满足本地人的购物、休闲消费需求，又要通过特色打造，吸引区域内人群的目的性消费；组团或次区级商业中心，主要满足组团内部商业需求，以本地服务为主，用地功能相对混合，商业用地比重大于50%，功能构成相对综合化，时尚消费结合日常消费；片区或社区级商业中心日常消费为主，通常结合传统居住区或是新兴交通节点，形成混合式的商业布局；特色级商业中心主要服务区域型人群，需要充分结合高速公路交通、文化、景观等特色资源要素布局。

重视文化传承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商业，商业的兴盛决定城市的繁荣。城市商业系统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依据城市的过去、现在，对城市未来的经济、文化予以谋划。而传承是规划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传承观念就是重视文化对城市商业的影响，赋予商业规划以文化特色，体现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与商业规划的有机结合。在我国，各城市大多有非常厚重的传统文化资源，这些都是本地区商业网点规划建设的重要支撑。不仅如此，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的最终落脚点是适应城市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消费需要，包括居民文化消费和休闲娱乐消费需要。

综上所述，在现代消费背景下，注重不同情景差别化引导是城市规划视角下商业系统规划操作的核心内容。

参考文献：

[1].郭璨.城市商业规划应彰显人文关怀——访北京首商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曹伟[J].城乡建设，2011(5)：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