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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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治理的特征范文

70多年前，在大革命的烽火中，撰写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揭示了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为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今天，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越来越大。如何正确认识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当前我国出现哪些新的社会阶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归纳起来有以下6个：

（1）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所谓民营科技企业，泛指以科技人员为主体，按照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创办和经营，主要从事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和成果转化的经济组织。它们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拥有数量不一的企业股权，掌握企业的核心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专门知识，在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2）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外资企业指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境外投资的企业。在外资企业就职的中方管理技术人员通常年纪轻、学历高，许多人还有过在国外留学、就业的经历。他们比较熟悉国外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方式，一般在外企的一些部门担任骨干。

（3）个体户。个体户即个体工商户，是以家庭为单位，拥有一定资金，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截至2014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2433万户，注册资金3435．79亿元。

（4）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指企业财产归私人所有、雇工人数较多的营利性经济组织。私营企业主正日益成为经济实力、经营范围与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一个社会阶层。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私营企业已达202．85万户，注册资本总额为18212．24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2．31万户，亿元以上的有383户。

（5）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中介组织泛指介于企业、个人之间，并为其服务、沟通、协调以及对其监督的社会组织。它主要由三类组成：行业性中介组织，如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研究会；公证性中介组织，如律师、会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务所以及证券、仲裁等中介组织；服务性中介组织，如提供就业、广告、公关、房地产等服务的组织。这些组织的从业人员大多受过专门训练，专业化程度比较高。

（6）自由职业人员。主要是指那些不固定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或专长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并获取报酬的人员。主要包括一些文化、艺术工作者等。

以上6个社会阶层，尽管在财产状况、文化层次、社会地位、社会职业上有所区别，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都不属于过去人们常说的“公家人”。然而，倘若追根溯源的话，这些阶层中的许多人原先实际上也是“公家人”，诸如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职工，党政机关干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业技术人员，等等。

新的社会阶层产生的原因

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有关。具体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我国从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给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提供了制度基础。不少人陆续脱离原来的工作岗位，转而从事非公有制经济，或“下海”经商，自我创业，或进入民营科技企业、外资企业等经济组织，或成为自由职业人员。

第二，经济体制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的劳动分工日益精细，为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提供了从业条件。例如，市场经济正常有序的运转，离不开以服务、沟通、监督、协调为主要职能的各种中介组织，提供就业、广告、公关、信息、咨询、家政、劳务、房地产等服务的服务性中介组织便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这一新的社会阶层遂应运而生。

第三，产业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促成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例如，由于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大批被分流出来的农民纷纷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其中一些农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摸索出发家致富之路，成为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等。

综上所述，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如何看待新的社会阶层

对于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人们众说纷纭。有一些人对新的社会阶层不理解，有偏见，甚至把他们看成是“异己”、“另类”。在这些人看来，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往往同偷税漏税、制假贩假、克扣员工工资、腐蚀领导干部、败坏社会风气等丑恶现象联系在一起。的确，由于素质参差不齐，在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员当中，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上述现象。例如，2014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查处个体工商户违法违章案件76．17万户次，私营企业违法违章案件13．19万户次。对于违法者，当然要依法进行查处，加大监管力度，积极引导他们遵纪守法。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违法乱纪的人在新的社会阶层中毕竟仅占少数。

应当看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也因此赢得社会的尊重。他们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动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新的社会阶层运用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直接参与或服务于生产过程，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税收。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我国私营企业共创产值12316．99亿元，营业收入11484．2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6245亿元，出口创汇折合人民币913．47亿元。

第二，扩大了就业门路，缓解了就业压力。新的社会阶层或者自主择业，或者以自己创办企业招工的方式，吸纳了很大一部分待业人员和公有制部门的富余人员，从而扩大了就业门路，缓解了就业压力。据统计，2014年，全国各类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达2713．86万人，私营企业当年共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8．61万人。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国劳动者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

第三，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贡献。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不少人，自己富了不忘国家，不忘社会，积极参加“希望工程”、“光彩事业”等社会公益活动，以各种方式回报社会。

第2篇：社会治理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社会资本；公共危机； 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1-0104-01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

ゴ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前沿和焦点问题，很多学科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社会资本甚至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关于社会资本理论，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最早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的学者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他把它界定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真正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到政治发展研究的是美国知名学者罗伯特•帕特南，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进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①目前学术界认为帕特南社会资本的定义是公认的最著名和最严格的概念。本文将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产生合作的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公共危机合作治理

(一)公共危机的定义

ス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行为规则、社会秩序等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需要由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系统做出决策来加以解决的事情”，“公共性”是公共危机的首要特征。②所谓公共性，即危机指向对象是特定区域的所有公民，每个人都是危机侵害的对象。公共性危机往往威胁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加剧破坏性。因此，能否处理好公共性危机，也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复杂的社会环境要求政府转变单一的治理模式，形成一个由政府和社会自治型组织合作治理的体系，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已经成为了时代的必然趋势。

(二)合作治理的内涵

ス赜诤献髦卫淼哪诤，我国知名学者张康之教授认为， 合作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治理。"即建立起一个由政府和社会自治型组织合作治理的体系。在这个合作治理体系中，政府以及社会自治型组织之间在自主负责、合作分担责任的基础上共同从事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形成灵活的、多元的公共利益实现途径。③合作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合作治理是建立在治理主体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的。合作与信任是互动的， 信任促进合作， 反过来合作又增强了信任； 其二， 合作治理的主体身份必须是平等自由的。其三， 合作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共同利益。

(三)公共危机合作治理

ツ壳傲餍械闹卫砝砺矍康髟诠家公共事业管理上建立一种通过多方参与、协调解决的方式去维护现有社会基本秩序的管理体制。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参与政治过程的速度也变的越来越快。这种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根本上不是控制导向的治理，它是政府和民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合作与互动，是治理主体平等前提下的共治。在未来公共事务日趋复杂化和治理方式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共危机所具有的公共性、危害性、易变性、突发性等特征要求政府转变传统的单一的治理模式，同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自治力量达成共识，通过形成灵活的、多元的公共利益实现途径，共同构建基于合作、信任、平等和谋求公共利益的公共危机合作治理体系。

三、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理念的耦合

ピ诠共危机合作治理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公共危机合作治理与社会资本在理念上存在契合点。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是实行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基础。社会资本主要是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产生合作的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信任理念。人与人的信任可以促进人际关系，增强合作意识；个人对政府对组织的信任，可以增强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套主动参与的意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任，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加彼此的了解，共同实现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其次是规范。这些增进社会信任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因为它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合作。⑤第三，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强大的社会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

四、建构社会资本，促进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实现

ド缁嶙时镜牡某浞址⒂是公共危机合作治理实现的基础。提高社会资本的存量，有利于提升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水平。

1．社会资本的集聚，是再造公共危机合作治理能力的基础

ッ拦著名管理学家诺曼R奥古斯丁所说的“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失败的根源，又蕴含着成功的种子；发育、进而收获潜在的成功机会就是危机处理的精髓；而错误地估计，并令事态进一步恶化则是不良危机处理的典型特征。”⑥公共危机必然会导致很大的损失，但它同样也是机会和转机，如果能成功的应对公共危机，一方面会将危机所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限，另一方面会赢得公众对政府和其他社会自治力量的信任感和归属感，获得更多的支持，从而集聚更多更高层次的社会资本。

2.制定和完善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强化社会资本作用的重要保障

ネ晟乒共危机合作治理的立法，确认公民和社会组织公平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地位，明确其参与危机治理的权力和义务，促进危机治理中多元主体依法、高效、有序参与。在公共危机合作治理中，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更为重要，而法治可以起到维护社会资本的作用。

3.建立畅通的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社会网络，是培育合作治理社会资本的前提

ヅ嘤成熟的公民社会，为公民和其他社会自治力量有效参与公共危机合作治理提供基本支持，政府和社会自治力量的良性互动也依赖于公民精神的健全、社会交往网络的发达，积极培育民间组织，为公共危机合作治理提供健全的社会组织机制，社会资本的产生和更新与民间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通过发挥社会组织在危机预防、危机处理和灾后恢复过程中的自我救助能力，促进公众参与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有序化拓展。

结束语

ト死嘣诙院推胶头⒄沟奈尴奁谂沃薪入了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公共危机，过去那种传统的单一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时展的要求，有效的公共危机合作治理需要多元化的参与和合作，需要发挥基于信任、规范、网络、合作和公共利益的社会资本的作用。

おげ慰嘉南祝

[1]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2.

[2]James Coleman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 ociology , 1988:94.

[3]张康之.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J]．行政论坛，2008:6.

[4]张康之.《行政伦理的观念和视野》[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50.

第3篇：社会治理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公司治理；系统分析模型；模式比较；经验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10-0047-05

一、公司治理系统分析模型的构建

迄今为止，人们对公司治理内涵的认识并不一致。既有狭义的解释，也有广义的解释；既有基于公司剩余控制权概念而作出的解释，也有基于对公司治理功能与方式的不同认识而作出的解释，包括从博弈论的角度而作出的解释。这种不同的认识，导致了人们对公司治理系统结构与特征的认识，必然存在很大差别，对各国公司治理系统的考察研究，也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对有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大量的考察研究，通过集成与发展。构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司治理系统分析模型，为全面地理解和考察各国公司治理系统的结构与特征，科学地比较研究各国公司治理系统的差异性和同一性、有效性和适应性，深入地研究可供借鉴的有益经验，提供了重要工具。

二、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与评价

基于对国内外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考察分析，我们利用所建立的公司治理系统分析模型，对美、德、日三种典型化模式进行了比较和评价。主要结论是：

其一，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股东外部监督机制、经营者激励机制和信息传导机制为主要手段，强调“单层”董事会和独立董事制度的内部监督作用。它适应了美国分散的股权结构、发达的证券市场、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股权至上的价值观等社会条件，得到了美国严格界定并且有效维护产权主体利益的产权制度，良好的法制环境，有效的媒体监督和政府监督机制，信守合约和遵守法律的商业道德、行为习惯和社会文化等外部条件的有力支持。

其二，德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以相关者利益均衡为目标，以公司内部监控机制和银行外部监控机制为主要手段，以“双层”董事会体制和员工参与制度为核心。它适应了德国公司股权结构的集中性、全能型的商业银行体制、相互依存的银企关系、相关者利益均衡的价值观、员工参与管理的民主管理思想与传统等社会条件，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严格界定和保护各种产权主体利益的法律制度和信守合约的商业道德等社会条件以外，得到了有序的市场、完善的社会保证体系、协调各层利益关系的社会机制和健康有效的商业银行体系等外部条件的有力支，持。

其三，日本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以相关者利益均衡为目标，以“二元”董事会和非制度性的经理会为核心，强调公司或集团内部控制和“主银行”相机治理机制的主导作用，对外部治理机制要求不高，传统的管理制度与薪酬制度共同发挥激励作用，“可选择性”的董事会制度成为大公司内部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它适应了日本公司股权集中、法人交叉持股、银行资本与商业资本高度融合、“主银行”制度和强调决策意见一致性的社会文化不断形成等社会条件，得到了日本特有的终生雇用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度和内部提升制度，企业之间、企业与银行之间的长期合作，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运作，严格的金融监管与政府干预，排斥企业并购、集体主义观念等外部条件的有力支持。

其四，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在形成背景、系统结构和外部支持条件三个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不是由主观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背景决定的，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决定了各种公司治理模式可以被学习和借鉴，但不能完全复制和照搬。

其五，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虽然结构与特征各异，但其形成与发展规律却有一定的同一性。即：三种模式的形成，都不是事前的人为设计，而是在各国公司制度发展中，通过“自然选择”和“自适应学习”两种演化机制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是长期的“自然选择”和“自适应学习”过程。基于这一过程，它们都形成了显著的动态性、系统性和适应性特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还出现了一定的趋同化趋势。主要表现在：美、德、日的公司管理体制，都从“股东中心主义”发展到“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内部治理都是从单纯地强调监督发展到激励与监督相融；经营者监督机制都从单纯地强调内部监督或外部监督，不断地转向到内外监督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经营者激励机制都从单一的手段或对象转变为激励手段与对象多元化；信息传导机制都越来越强调信息披露的及时性、规范性、强制性和有效性。这种趋同化趋势，既是各国公司治理系统必须适应本国社会条件和国际环境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各国公司治理系统形成与发展中相互学习和借鉴的结果。但是，基于各国社会条件的不可复制性和路径依赖的惯性作用，各国公司治理系统的基本结构和主要特征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其六，基于各自的系统性和适应性，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应该具有良好的有效性。事实上，美、德、日公司制度的不断发展及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主导地位的不断形成，都说明了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也正因为这一点，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尤其是美、德模式，已经作为世界上公认的有效模式而被其他国家尤其是转轨国家学习和借鉴。当然，作为一套复杂的开放体系，任何公司治理模式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如：美国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相对不足，对独立董事制度、股东外部监控机制、信息披露制度要求较高，需要具备发达的资本市场、良好的独立董事阶层、完善的职业会计审计服务体系、公正有效的行政和司法监管制度等。德国公司内部监督机制和银行外部监督机制作用较大，“共同决定”制度的实际作用有限，对大股东的控制能力、银行体系的市场化运作效率、职工民主管理思想与能力等社会条件要求较高，不利于公司融资社会化与国际化，难以适应资本市场竞争国际化的发展要求。日本公司治理对交叉持股的集团内部控制和“主银行”的相机治理机制依赖性较大，对大股东的控制能力、“主银行”的运行效率等要求较高，不利于公司融资社会化与国际化，难以适应资本市场竞争国际化的发展要求。此外。德国的“双层”董事会制度，存在信息交流障碍，不利于提高公司经营决策与执行效率。日本的“二元”董事会制度，明显存在董事会与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平行交叉、监事会可能失灵的制度缺陷，需要提高监事会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这在实践中很难保证。

三、经验与启示

基于对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和评价，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验与

启示：

1，任何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都不是事前的人为设计，而是一个“自然选择”和“自适应学习”的过程和结果，试图在短期内人为地设计出理想的治理模式，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作为一种学习机制，研究和借鉴美、德、日等国家的公司治理经验，对于中国来说，会减少本国“自然选择”和“自适应学习”的时间和成本，避免重复它们走过的弯路。

2美、德、日公司治理系统的有效性，取决于各自的系统性和适应性。也就是，它们都有明确的公司治理目标与实现目标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内外治理手段，都适应了本国的公司股权结构、资本市场、金融体制、劳动市场、组织文化、会计审计服务体系等诸多社会条件。作为一种规律，这种系统性和适应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在股权至上的价值观居于主导地位，债权人与员工利益保护的社会机制比较健全或者正在完善之中的情况下，公司治理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否则是相关者利益均衡。

二是在股权分散、资本市场发达的情况下。强调股东外部监督机制和独立董事制度作用，否则要强调股东内部监督机制作用，但无论如何，都以股东行为理性为前提。

三是在劳动市场比较发达、“A型组织”文化特征显著的情况下，强调薪酬激励机制作用，否则要强调薪酬激励和其他激励机制如荣誉激励和自我激励机制等相结合：在劳动市场不发达、“D型组织”文化或“I型组织”文化特征显著的情况下。强调员工参与决策制度作用，否则要重视员工利益社会保护机制的作用。

四是在会计审计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情况下，强调独立审计制度作用，否则要强调内部审计包括政府审计，同时要不断完善会计审计服务体系。

五是在允许银行同时持有股权和债权的情况下。强调银行相机治理机制作用，否则要强调公司破产制度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作用。但无论如何，都要以银行的市场化运作水平与效率较高为前提。

六是股权结构没有好坏之分，不同的社会背景，会形成不同的股权结构，对于股权结构的集中性或分散性，只能适应并且适度优化，但不能在短期内作出方向性调整或改变。而大股东的行为要求与能力、银行运作效率、会计审计服务体系等社会条件，则有优劣之分。对于这些条件，既要积极适应，也要不断改善。认识上述规律，对中国的公司治理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第4篇：社会治理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 治理理念；背景；内涵

一、治理理论提出的背景

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它始终都是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1989年，世界银行在描述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便被广泛地用于政治发展的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新的内涵。在有关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最具权威性。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以看到，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治理不是规则体系，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单向的，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这些特征使治理与传统的政府统治或管理存在本质的不同。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尤其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公共管理的范围日趋扩展，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社会事务被纳入政府议程。公共管理逐渐淡化了阶级统治色彩，进而获得了相对政治统治的独立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行政权力迅速扩张，出现了“行政国家”现象。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础上的官僚行政成为这一时期管理公共事物的组织工具。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运动在西方各国蔓延开来，结果开始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一开始，人们提出民营化，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重塑政府。但他们在资源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灵，同时也看到了政府的失灵。进入90年代后，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趋势极大的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环境，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大，“政府、市场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正式成为民族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在这种背景下，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和分权化提出的挑战，使公共管理真正成为社会的联合行动。

治理理论主导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应是多元化，政府从集权走向分权是必然的。通过行政分权将权力下放给非政府组织，让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来，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服务质量。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壮大，使得它们在社会管理中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或是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由非政府组织独立行使或它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内涵阐述

“治理”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89年世界银行报告中。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便广泛地被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现在逐渐发展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广泛的理论。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

各方面对于治理不同的解读都是希望政府要积极转变治理公共事务的方式，通过授权和分权的形式，鼓励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笔者认为治理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合作管理。其内涵主要包括三方面：（1）多元化治理。治理理论强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它认为管理社会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不一定是政府，社会上还有些志愿性的或属于第三部门的机构，如志愿团体、非政府机构、社会企业、社区互助组织，它们运动在负责维持秩序、参与社会事物的管理与调节，形成社会各种力量共同治理的局面的领域内。（2）互动性治理。传统政府对社会管理的统治以行政命令为核心机制，权力运行以政府为中心，是自上而下的。在这种运行模式下，社会是权力受侵者，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治理的互动性，主要指的是权力运行的方向是双向互动的，是基于共同目标的各行为主体互动的过程。（3）网络化治理。治理的核心是信任合作，以此为基础形成合作网络。这个网络以多中心为特征，网络的各个结点就是组织之间的共同的目标。在共同目标的指导下，各个对象参与管理，实行自我管理，形成了一个自组织的管理网络。

以治理理念为指导的当代西方管理改革，既弥补了政府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也反映出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西方公共行政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同西方国家共处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之中，同样要应对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挑战。对于治理这一公共行政新理念，我们不能漠然视之，应认真研究，积极借鉴，以改进我们的行政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同时，又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切不能照搬照套，操之过急，要研究其应用于我国行政管理的适切性。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

[2]杨雪冬.要注意治理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问题[J].中国行政管理，2001（9）.

第5篇：社会治理的特征范文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

全进行硬性规定。

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1]申书海，李连清.试论公司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的关系与对接.会计研究，2006，（10）.

第6篇：社会治理的特征范文

要］借鉴新经济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引入制度环境变量条件下，企业理论更加趋近经济生活的真实，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机制也被赋予了新的原则。中国独特制度环境中的企业制度也将相应获得某些显著特征。

［关 键 词］共同治理 制度环境变量 嵌入性 中国企业

虽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普遍趋势，但这并不等于世界各国的企业制度都必然会趋向于同一种模式。这是因为，企业制度是“嵌入”［1］在制度环境当中的，企业制度变迁不仅遵循了效率追求的逻辑，同时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说在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假设前提下，企业制度必然也是异质性的。据此，可以对中国制度环境条件下的独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做某些前瞻性的思考。

一、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一般原理

历史地考察发现，在企业治理的角度，企业制度安排经历了一个：

单边治理双边治理三边治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的拓展过程。（1）所谓单边治理，主要是就古典企业所遵循的物质资本逻辑而言，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是其典型代表，企业契约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对于雇佣工人的绝对优势和支配地位是其显著特征。（2）所谓双边治理，是就企业作为物质资本与（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合约性质而言。人力资本职能开始从古典企业家当中分离出来而开始成为企业的重要制度性要素是其显著特征。（3）所谓三边治理，主要是就企业“员工参与”亦即“同质性”人力资本拥有者参与企业的治理以及剩余的分享而言。“员工参与”的逻辑起点，是企业员工对其自身人力资本的产权；“员工参与”的现实状况，取决于企业契约中其人力资本所决定的谈判实力。三边治理的显著特征，是企业员工、经理人员、股东之间的博弈制衡关系。（4）所谓共同治理，是就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的治理而言。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世界各国企业制度演进的共同趋势。

企业不同制度形式之间并非全然的纵向替代关系，也大量并存于现代经济社会当中。结果，在企业治理结构的争论中，形成了以物质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委托理论和以利益相关者博弈均衡逻辑为核心的共同治理理论两种主要观点。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人力资本构成企业的制度性要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纯粹的物质资本逻辑已经不能解释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另外，事实上如科斯所说的，影响他人损益的行为也可视为生产要素和权利［2］，结果凡是能给企业带来损益或其行为受企业行为直接影响的行为人均有可能参与或影响企业契约、企业所有权的分配进而企业制度的设定，也就是说成为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单从理论逻辑上推断，企业制度就是在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合理配置；进而，企业治理也就应当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当然，企业利益相关者也有“潜在”与“真实”之分［3］，在一般情况下，对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产的产权主体可视为企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而其他利益相关者角色如顾客、其他企业等则具有一定的派生性质，往往处于潜在状态。

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为一系列契约的联接，其内在遵循的是博弈均衡的原则。这就是说：企业制度安排的具体情况取决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实力对比格局；企业的技术性特征、以及企业生产要素各自的特性是决定利益相关者谈判实力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说设计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必须遵循同权原则、均占原则、市场原则和边际调整原则。［4］所谓同权原则，是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均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所谓均占原则，是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也都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所谓市场原则，是说企业制度的达成应该坚持通过谈判达成不应有不合理的人为干扰；所谓边际调整原则，则是就企业的再谈判机制和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存性”而言。

二、制度环境变量的引入及其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影响

“共同治理”并不等于按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对等的原则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产权进行“平等”的分配，甚至也不等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治理权利都可以在现实当中得到实现。这是因为企业的技术特征以及生产要素的特性决定了企业利益相关者各自具有不同的谈判实力。但是，考察各国的企业制度发现，即使企业在技术特征和生产要素特性等方面几乎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企业制度之间仍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公司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就是一个例证。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有学者对美国、日本等国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历史比较制度分析［5］发现，企业制度是效率追求和制度适应的统一。［6］这就是说，企业制度不仅仅是在效率追求逻辑下对自身内在因素的调整，而且还要同外在的制度环境尽量达成高度的“契合”；或者说企业制度不仅是（狭义）效率原则的体现，而且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由此可以推论，在对企业制度进行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存在即合理”原则；制度环境必然会给其中的企业制度打上自己独特的烙印，而任何一种企业制度模式也只有在相应制度环境下才有意义而不可能具有普适性。由于技术特征和生产要素特性对企业制度的影响一般不以国别而不同，并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已经大大减弱了其在国家之间造成企业制度显著不同的可能，因此可以说不同国家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是形成多样化企业制度模式的真正根源。可见，有必要拓宽视野引入外在制度环境变量的因素，以使我们对企业制度的研究进而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设计更加趋近真实。

尽管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是企业制度多样化的真正根源，但现代企业理论作为西方企业理论所本来固有的“一维性”色彩，以及众多国家迷惑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经济绩效的眩目光环而对其制度安排的盲目追随，却严重影响了经济理论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制度安排之间的契合关系以及异质性制度环境条件下企业制度不同模式的关注和考察。经济学领域的这一缺陷，被新经济社会学（The 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敏锐的感知并捕捉，并运用“嵌入性”和“社会建构”理论对其进行了修正［7］。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从宏观方面看，经济组织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从微观方面看，现实的人都是带有历史和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可见，如果说传统经济学主要遵循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的话，那么新经济社会学则依据现实整合了整体主义的方法和个体主义的方法。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使企业研究更加逼近现实。

总体上，新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提供了一个宏观制度背景的维度，这正是对经济学自身所固有一维色彩的扬弃或有益补充；其次，修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整合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狭隘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人的选择集或效用函数的多元化，就可以对现实人的选择过程展开微观分析；再次，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平台上，在对经济生活的分析中把社会性变量纳入进去，就可以对现实的多样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释。就是说，与传统经济学出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和对经济人的单维度界定而对制度创新的：

单维度经济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优制度安排

的特定路径不同，现实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路径事实上是：

多样化制度环境不同经济人行为特征多重均衡样式多样化次优制度安排

这就是说，给定不同社会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区别，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博弈可能会存在多个均衡点或者多重的均衡样式，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且虽然不一定臻至那种理想的最优效率的境界，但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适应性效率”[8]的，也就是说特定情境下“次优选择”即是“最优选择”。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由于其制度变迁的自然演进性质，也由于其许多国家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渊源，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不涉及“异质性”制度环境之间的碰撞和摩擦问题。因此，虽然事实上其制度安排仅仅代表了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特定制度均衡样式，其企业制度也仅仅意味着“企业制度特殊”， 但在其发达经济的眩目光环之下，由其自身“致命的自负”以及后发国家的盲目崇拜，却被不恰当地赋予了普适性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对于许多后发转轨国家，一方面其制度演进路径就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其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过程”的创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的差别，与此适应，企业制度创新也必然是一种“目标”的创新，也就是说只可能有一种与特定制度环境高度契合的企业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决不能把西方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来为我所用。事实上，虽然后发国家企业制度建设对西方经验的借鉴不可避免，但是引进来的制度安排要想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其一般也要经过一个特定的制度创新过程：首先，附着其上的那些与西方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制度特征将被逐步剥离；其次，引进制度也必然会逐步打上本国特定制度环境的烙印从而逐步实现企业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

具体来说，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宏观制度根源，主要是通过对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的影响来体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真实利益相关者及其谈判实力和博弈均衡状况会有显著的不同，并进而体现在企业契约和企业制度安排当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东南亚一带普遍存在着的家族制企业。东南亚各国或地区的家族制企业与一般所说的家族制企业并不完全相同：后者主要体现了一种纯粹的交易成本节约的逻辑，世界任何地方的初创企业都可能会采用；而前者则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其后潜藏着特殊文化背景的深层根源。这就是说，在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东南亚一带，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及忠诚、信义、情感这些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判定其是否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标准，也是决定其在企业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因素，并体现于企业契约、企业制度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方面面当中。这一逻辑也可以对其他的企业制度模式作出合理的解释。转贴于 三、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若干特征

考虑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文化传统的深远历史渊源，中国企业的共同治理机制可能会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的和谐竞争理念与企业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

同一般而言制度环境“决定”企业制度特殊的“消极”含义相比，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建设应当内涵一种特定的“积极”意蕴。就是说，居于后发转轨国家的位置，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也可以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政府主动的制度创新，来尽量避免马克思所严厉批判过的，那种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严重存在的种种紧张、矛盾、冲突所付出的巨额交易成本甚至由此造成的灾难，比如说古典企业当中劳资双方之间的种种斗争现象，而应当反过来主动地倡导一种和谐的理念，通过相关的制度设置，在中国现代企业当中形成一种各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那里，由于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因此“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9］。这种自斯密以来逐渐形成的“竞争”的经济学体系，在较大程度上包含着霍布斯所谓“个人永远处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的悲观主义理念。而事实上，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同“竞争”同样的广泛，而且由于合作是人们之间展开可持续性竞争的普遍基本框架，“合作”更加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10］

第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企业治理的“劳动者参与”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企业制度将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还不能达到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个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对生产条件的社会的直接的结合，劳动还是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但是，毕竟我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企业制度即使不能臻至劳动者主导的理想境界，也必然会因由公有制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关心劳动者的诉求、关照劳动者的命运、关注劳动者的地位，从而促进劳动者对企业治理的参与，形成“劳动者参与”的鲜明企业制度特色。

第三，我国文化传统与企业制度的家族色彩

家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征，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进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一方面，在不同制度框架下活动着的经济人其选择集是不同，对于侵家文化传统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其选择集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信任、忠诚、情义，或者说是家族范围内部的利他主义世界观，这是一种内化了的精神效用；另一方面，嵌入家文化非正式制度之中的企业，其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关系，以及所拥有的信任、忠诚、情义这样一种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企业据以判定自身真实利益相关者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一种据以分配物质资源、经济利益和企业剩余的重要标准，由此成为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谈判格局和博弈均衡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使企业治理打上鲜明的家族烙印。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家族企业和一般所理解的在企业发展初期阶段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采取的家族式管理具有本质的不同，也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可否认，家族式企业治理方式在成功地避免企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内生性的制度缺陷。但是，这只是说明我们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对既有的家族制度进行创新以提高其“适应性”，而决不意味着我们对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的有效性视而不见甚至否定。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在正处于新旧制度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由于制度真空因而以一种异化了的方式引进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结果形成社会普遍信用缺失的情况下，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可能更主要地发挥着一种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⑦ 参见：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p191。

③ 杨瑞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132。

④ 参见：《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设计》，张立君，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三期。

⑤ 参见：王东，《美国日本企业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载《经济评论》2002年第二期。

⑥ 参见：孙早，《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六期。

⑧ “适应性效率”是说，当某一种制度能在不同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和发展，那么该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假定生产费用不变，一个具有适应性能力的制度从投入来看就是最能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由于一种有效率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作出的；同一种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有不同的效率表现；制度安排只有“适应”制度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动态地看，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环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本文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作此理解。

第7篇：社会治理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公司治理； 盈余质量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2-0092-02

一、引言

公司治理是一种管理和控制工商公司的体系，规定了公司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我国学者李维安和李滨（2008）认为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与制衡机制是狭义公司治理；通过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制度或机制协调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广义公司治理。盈余质量是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与财务报告一致性和吻合程度的反映，高质量的盈余是能够真实、准确、可靠的反映上市公司真实业绩的盈余。公司治理是影响盈余质量的关键因素，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高治理水平带来高盈余质量，但股权结构、董事会、管理层具体治理指标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为此本文从这三方面进行了归纳概括。

二、股权结构与盈余质量关系研究

股权结构可解释为股东性质，持股数量等指标的总称，是上市公司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的比例，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指标包括是否国有控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

（一）是否国有控股

是否国有控股在公司治理和盈余质量的研究中有两种结论。Kato和Long（2006）认为国有控股拥有政治资本和社会信任，经理人市场压力小，盈余管理动机较弱，可改善公司治理。而Djankov和Murrel（2002）认为目标冲突、复杂的委托关系和预算软约束导致国有企业有绩效劣势，盈余质量较低。游家兴和罗胜强（2008）认为政府干预行为强，控股股东的监督缺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更低。

（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学者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公司治理和盈余质量的研究中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Hanlon等（2003）发现高管持股可以克服管理者短视行为，降低盈余管理以提高公司的长期价值。De等（2006）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票盈余回报率正相关，较高的持股比例增加了股东对公司业绩的监督和管理。与此相反，洪剑鞘和薛皓（2009）认为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控制公司以侵占小股东的利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

（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国内外不同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与盈余质量呈正相关关系、负相关关系、倒U型关系。Francis（2005）等认为有双层股权结构的公司治理更弱，盈余质量相较更低，股权的分散性削弱了监督管理和意见的统一程度。刘洪渭和荣蓬（2010）发现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股东群体形成利益共同体联合操纵盈余的可能性大，盈余信息含量低。张正国（2010）检验显示股权集中度与盈余质量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

三、董事会特征与盈余质量关系研究

董事会是上市公司大股东组成的集体，其成员对上市公司治理情况产生重要影响，学者主要选取了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独立董事比例等指标表示董事会特征。

（一）董事会规模

张纯和段逆（2008）发现董事会规模及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奇数比偶数董事会公司更显著。周德友（2006）认为中小公司或民营上市公司存在强控股股东，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业绩反向变动。于东智（2003）认为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业绩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为13人；Basu等（2007）对中国和日本公司的研究没有发现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盈余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由此得知，学术界存在董事会规模与盈余质量正相关、负相关、倒U型、无关四种不同的观点。

（二）董事会会议次数

肖作平（2007）认为董事会会议次数有助于提高董事会效率，董事们有更多的时间交换意见、设置战略和监督管理层，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水平。与此相反， Fich和Shivdasani（2006）认为独立董事参会次数不能表明董事会成员的积极工作态度，更可能是消除隐患的补救性机制，次数越多代表公司问题越多，公司盈余信息质量越低。

（三）独立董事比例

Hope等（2011）发现外部董事在全部董事中比例越高，公司财务舞弊得逞的可能性越小。王艳等（2006）发现独立董事的比例和盈余管理的程度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董事会独立性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盈余管理；但是，Park和Hyun（2004）对加拿大的上市公司研究没有发现独立董事和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

四、管理层特征与盈余质量关系研究

管理层是上市公司的直接管理者，大量研究表明，管理层特征对盈余质量和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学者主要选取了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管理高管持股比例、管理层报酬等指标表示管理层特征。

（一）两职合一

谢军（2007）发现管理层特征和盈余质量存在显著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对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影响力。李延喜等（2010）认为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削弱了委托关系，盈余质量与两职合一程度负相关。

（二）管理高管持股比例

吕长江和赵宇恒（2008）研究表明，权力强大的高管可独立设计激励组合，获取权利收益和高货币性补偿，不需迎合激励要求进行盈余管理；权力较弱的高管更关注货币性补偿，通过盈余管理虚增利润达以到薪酬考核目标。Gabrielsen等（2002）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盈余信息含量存在负相关关系。黄桂田和张悦（2009）发现管理层持股对盈余的信息含量或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拐点，超过一定比例后（ 25 % ）公司绩效开始下降。

（三）管理层报酬

Shuto（2007）发现利用操控性应计可增加管理者薪酬，盈余质量与管理者薪酬负相关；杜征征和王伟（2010）则认为高管薪酬决定考虑了盈余的持续性，高管薪酬越高，盈余的持续性越强。同样地，Bergstresser和 Philippon （2006）发现管理者的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存在正相关关系，股权激励增加了管理者的盈余操纵动机，降低了盈余质量；而苏冬蔚和林大庞（2010）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后尚未提出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其CEO股权和期权占总薪酬比率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五、公司治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的研究不足与趋势

公司治理与盈余质量关系研究中，变量选取方面，治理指标选取同样是不固定的，有的学者综合考虑了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等特征衡量治理水平，但其在具体指标选取上存在差异；具体方法上，有的学者构造了治理指数与盈余质量进行回归，区分了治理水平高或低的上市公司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大部分学者直接选取治理指标的某一方面或多个指标代表治理水平，研究了各指标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得出其余盈余质量的正负相关关系；研究结果方面，学者意见也不统一，如有的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越高，盈余质量越高，而有的学者则对此持否定态度；此外在学术研究上，对于公司治理实证检验结果依赖于研究内容、样本时间和范围的选择及数据处理方法的差异。因此，本文认为将治理水平综合衡量更适合于研究其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学者研究单一指标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对改进公司治理某一方面有重要意义，但是不能将单一指标代表公司治理的全部、甚至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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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社会治理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城中村治理；政府协同；社会网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C936；D630 [文献标志码]A

中国社会的转型是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结构型社会变迁，其实质是覆盖政治制度、经济生产、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领域的全面社会变革与社会大转变。在这个社会全面变革与社会大转变的过程中，城中村无疑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进阶的热络地带。城中村见证并直接推动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正因如此，城中村成了社会各种矛盾的交汇区，是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频发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利益博弈的集聚点。城中村具有流动人口急剧膨胀、违章建筑四处泛滥、基础设施破败落后、安全隐患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日益集中、社会冲突此起彼伏、健康风险规避困难等特征，是我国稳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痼疾。由于城中村问题多、治理难，加上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以区、街道办（部门）为代表的城市政权组织与以县、乡镇政府（部门）为代表的农村政权组织对其均存在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影响了城中村治理的健康发展。德国著名物理学家H.哈肯认为：“组成社会环境的各个元素存在相互影响又协调一致的关系，通过协同会使社会环境从混沌变为有序。”同理，组成城中村治理大环境的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两大元素之间，存在既相互影响又协调一致的关系。找出并解决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推动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的协同契合，是完善和加强城中村治理的重要途径。

国内外学界对城中村治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H.Canter第一次把城中村理论引入城市地理学中；J.W.R.Whitehand认为城中村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特殊区域，具有不同于城市和乡村的特征；加拿大学者麦基用Desakota来概括城中村这一空间模式；希腊学者瓦西利斯・斯古塔斯认为应把重心转移到城市边缘正面的潜力上来，指出土地是核心问题，必须加大城市边缘的规划和政策扶持，运用“适宜技术”维护城市边缘秩序；J.W.R.Whitehand还认为应注重对城市边缘区人口和社会的城乡过渡性等方面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城中村治理的理论与内涵、体制与制度、问题与对策等方面，针对城中村治理中之政府协同作用的研究仍比较薄弱。本文拟从政府协同这一新视角，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进行调查和分析，以推进城中村治理中城乡政权组织协同行动，形成优势资源最优化利用的协同治理格局。这对推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基层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扩大基层民主，激发基层社会活力，增加基层和谐因素，减少基层不和谐因素，营造和谐社会环境等工作的相关政策制定，有着重要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一、研究方法

一项基于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县6 928名居民为期9年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缺乏社会联系及社区联系的人，与那些有着广泛接触面的人相比，死亡率更高”。同时，“保有一个广泛的联系网络，会使患普通感冒的概率大大降低”。另一项研究显示，若与组织中的不同群体的人保持网络联结，会产生或获得更高的绩效评分。以上关于网络联结的探讨给我们的启示是：个人或组织嵌入到关系网络，会对其开展的活动产生积极影响，甚至会对活动的成败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是由网络构成的，网络中包含结点（行动者）以及结点之间的关系（关系纽带）。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简称SNA）是通过分析网络中的关系来探讨网络的属性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来探究网络改进策略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B.韦尔曼（BarryWellman）指出：“网络分析探究的是深层结构――隐藏在复杂的社会系统表面之下的一定的网络模式。”SNA具有通过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运算方案、法则、程序等来分析网络关系的特色，通过对构成社会网络的多个结点和各结点间连线关系的状况进行简单分析，然后运用Ucinet、Pajek等软件进行计算，对各种关系进行精确的量化分析，以探究出网络组织的深层结构。本文拟运用SNA中的网络中心性分析法，以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为网络结点，以各个要素之间的关联为关系纽带来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从中找出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进而找出改善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对策。

二、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现状调查

为了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基本状况有更真实全面的认知，本文采取立意抽样的形式，从湘潭市雨湖区选取了300个调查对象，向雨湖区政府、雨湖路街道、羊牯塘街道、中山路街道、窑湾街道5个城市政权组织部门，鹤岭镇、楠竹山镇、昭潭乡、护潭乡、响水乡5个农村政权组织部门以及雨湖区城中村的基层群众，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其中有效问卷263份，有效回收率为87.67%（见表1）。将问卷进行编码之后，运用SPSS 18.0社会统计调查软件进行分析。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满意度、重要性及基本现状等。

从雨湖区城中村治理的现状来看，认为城中村治理非常好的只有4.6%，认为差和非常差的却占到了38.0%（见表2）。不难看出，雨湖区城中村治理现状堪忧。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看到雨湖区城中村的道路交通设施、环境卫生、生活服务设施以及社会治安状况等存在很多问题。可见，当前亟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城中村的治理，而加强政府协同是改善城中村治理的重要路径。

事实上，城乡政权组织间的协同契合对城中村治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调查发现，有53.6%的调查对象认为加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非常重要，认为重要的占到了35.7%，认为不重要的只占3.1%（见表3）。加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可以实现城市政权组织与农村政权组织的资源共享，为城中村的治理提供更多保障，从而不断提升城中村治理的效率及质量。但是，另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群众满意度较低，感到非常满意的只占11.8%，基本满意的也只有28.1%，而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却占到了60.1%（见表4）。

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满意度较低，表明其重要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找出并解决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推进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之间的协同行动，对完善和加强城中村治理非常重要。

三、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分析

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网络中心性分析，通过要素分析、关联分析、矩阵分析来逐步确立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影响要素。首先，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各项要素进行综合分析，确定一套反映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类别的指标体系。根据调查结果、文献探究和规范分类原则可以构建起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结构划分、基本发展现状、组织基本构成、各种相关保障5个一级要素指标类别，每类一级要素指标中包括多个二级要素指标，二级要素指标由具备不同主体、内容、视角等属性的具体要素指标构成。其次，对已经确定和识别下来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确立起各要素间的关系网络，构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因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强弱不同，所以必须根据各要素之间影响程度的不同来判断关联值（0代表无联系，1代表弱联系，2代表中等联系，3代表强联系）。通过关联分析和专家论证，最终构建起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最后，通过对已构建的邻接矩阵进行分析，识别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要识别关键要素需要借助网络中心性分析法中的度数中心性分析方法，运用ucinet软件来测算邻接矩阵的内接中心度和外接中心度，而关键要素的基本特征是“具备较低的内接中心度和较高的外接中心度”。

邻接矩阵构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是识别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关键要素的先决条件，也是重中之重。为了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进行科学的关联分析，本课题组对邻接矩阵的每一个关系结点的关联值进行了多次论证，并形成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设计初样；之后，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城乡政府部门代表、社会公众等参与邻接矩阵设计初样的认证讨论会，后经课题组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模型（见表5）。

根据已构建的邻接矩阵，借鉴美国弗里曼教授运用内接近中心度和外接近中心度测量企业智力资本核心要素的方法，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进行识别。通过运用ucinet软件进行计算，将那些具有较高外接中心度（90

四、结论与不足

通过对湘潭市雨湖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现状调查，可以看出当前城中村治理的现状不容乐观，人们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现状感到不太满意。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我们构建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识别出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

首先，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才、制度、信息技术等关键要素的影响。从表6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人才保障、制度保障、信息技术保障等是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因此，要不断加快城中村的经济发展步伐，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特色经济的创新发展，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才、技术、信息、制度等相关保障。

其次，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受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乡区域划分等关键要素的影响。城乡区域划分一直是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重要要素，受区域划分的影响，城中村承受着不同于城市和农村的文教体卫、治安管理、社会保障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压力。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是推进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重要保障，包括社会福利设施、文化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等。

第9篇：社会治理的特征范文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政府治理的概念、特征及所采用的治理机制，将政府治理与政府审计相结合，对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的特殊地位进行分析。然后针对目前我国政府治理的现状，提出存在的部分问题，并分析了这些问题已导致或可能导致的危害。最后，对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起到的具体作用展开论述。

关键词：政府审计 政府治理 公共受托责任

政府在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政府审计是政府治理系统中的内生监督控制系统之一，政府治理的需求直接推动了政府审计的产生与发展，政府治理的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审计的方向。2008年，刘家义审计长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政府审计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这一观点，对政府审计在推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进行深化，更加明确了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方面的重要性。本文将对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与论述，探索政府审计服务于政府治理的具体方向和主要途径。

一、政府治理特征与机制

（一）政府治理的特征

纵观西方各国，在政府治理过程中所选择的模式各不相同，但其目的却都是为了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及竞争力，推动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从政府治理这一概念入手，可以得出政府治理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治理主体不只限于政府。政府虽然是国家的行政机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是国家唯一的权利行使者，更不意味着只有政府可以治理公民、机构及社会组织等。政府治理应该是来源于政府，但不仅限于政府的治理。

第二，治理过程中的互动性。在传统的政府治理概念中，权利的运行大都是由上而下的，即政府利用权威和相关的政策，对全社会实施管理。但在现代的政府治理概念中，政府的治理应是双向的，即政府在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同时，社会也对政府进行监督，双方通过合作互动的方式实现治理的有效性。第三，治理范围的广泛性。这一概念主要是通过政府治理的第一个特征，即治理主体不只限于政府而得出的。由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从而导致了治理的范围也不只限于传统的治理范围，从而所涉及的治理对象也要宽泛许多。第四，治理结果的有效性。政府在治理的过程中强调治理的成本及绩效，将提高效率与控制成本进行结合，实现治理结果的有效性。

（二）政府治理的机制

政府治理主要强调的是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因而，政府治理的目的是解决政府公共事务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当这类问题转化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时，应寻求恰当有效的治理手段并建立合理的机制来解决问题。在目前，政府常用到的机制主要包括：（1）问责机制。问责机制说到底就是向谁问责、谁来负责问责的问题，很显然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所以是由人民负责问责，而政府部门有义务向行使公共权利的人民来解释并接受质询。（2）公开机制。信息的透明有利于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也是公众对政府实施监督的一个重要的来源。（3）参与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不再只限于政府，因此为了扩大民众、机构及社会组织等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必须建立健全政府的参与机制，拓宽参与的渠道，提高民众的参与热情，实现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4）监督机制。监督机制在一个企业的治理中至关重要，同理，在政府的治理机制中，监督机制是否有效的实施，对政府治理的效果影响深远。监督主要包括对主体、对治理过程及治理结果的监督，在政府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审计是一种专门的监督手段。因此，在政府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政府治理的基础，更是直接推动了政府治理的完善与发展。

二、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的特殊地位

要对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首先要明确政府治理的基础是受托责任观，受托责任关系的存在也是审计产生的首要前提。受托关系的存在实质上是一方关系人对另一方或其他关系人负有的履行受托责任，受托责任关系也恰是审计产生的目的。

政府，是一个机构复杂且分工细化的组织。基于公民与政府之间存在的特殊的委托与受托关系，促使了政府受托责任的产生，为了更好地促使受托人履行责任，必须要制定一种恰当的方法对受托人进行约束，并协调双方的矛盾，这也是政府审计产生的目的。换言之，公民与政府的委托-受托关系决定了政府审计存在的必要性，奠定了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政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对政府治理过程中的责任履行情况和对其提供的责任履行报告的独立评价的工作，是由政府审计来完成的。在我国现行的治理机制中，应将“政府―市场―社会”三个部分综合分析，并分类进行治理，即国家权力机关、社会自治组织和市场企业单位分别遵循各自的法律与规则进行治理。其中，政府治理措施的实施也必须考虑到社会与市场的因素，这也丰富了政府审计的内容。因此，目前的政府审计除了要对政府进行监督与控制，还应解决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问题与矛盾，如：公民与社会的权利保护矛盾，资源在市场中如何实现最优配置的问题等。

政府审计具有独立、客观、专业的特性，在政府治理中，审计还担任着信息公开、公共预算监督及行政绩效考核与评价的工作，是政府治理的重要保障。政府审计部门在实施审计工作时也具备专业性和强制性的优势，在进行行政绩效审计、责任审计时，也可以提供充分的依据。在政府进行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审计部门除了要对政府的财政报告、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外，也要对政府受托的行为和结果进行审计。而政府所承担的受托责任也可以简单分为经济责任与非经济责任，如政府稳定、社会公平等就属于受托非经济责任，这些责任也会随着政府治理的发展逐步纳入政府审计的范围中。见下图。

三、我国政府治理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的政府治理进程中，随着治理阶段的不同，所出现的问题也各不相同，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但阻碍了政府与社会之间信息的交流，还降低了政府的办事效率。目前，我国政府治理主要存在四方面的问题。

（一）信息不透明

在我国的政府治理中，因为政府和工作人员的信息不透明，社会各阶层及公民无法及时地获取政府的信息，导致了信息的滞后，无法对政府治理实施有效的监督，政府审计的“免疫系统”的作用也不能得以很好的体现，更严重的则会滋生贪污、腐败等不良后果。

（二）成本与效率的不一致

在我国，对政府的治理实质上是一种高成本的活动，但政府资金的大量投入所产生的效果却无法与其投入的成本成正比，即政府在投入大量成本的同时，所产生的收益不尽如人意。在政府治理中，政府对治理成本的盲目性导致对治理成本计量、预算及配置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比如：政府在提供某项服务时，无法准确地计算出这期间包括间接成本、资本成本、管理费用在内的所有成本等，由于成本的盲目计算，也导致了治理的效率不高。

（三）权力滥用

在传统的政府治理中，治理的方向往往是单向的，是自上而下的治理，这就产生了政府官员权力的集中，社会民众的“顺从”，有悖于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因此，这一社会现象也恰恰说明了我国的政府治理缺乏很好的参与机制。事实上政府的作用有限，如果政府在治理的过程中加入社会的力量，也就有效地抑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膨胀”，提高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力。

（四）政府逐利导致地方保护问题

2013年9月8日，在访问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的问题时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观点的提出将经济利益与环境的保护联系到一起，指明了在我国政府治理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因过高的重视利益而导致的地方环境问题的现象，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政府治理中的重要性，也更加丰富了政府审计的内容。

四、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

基于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受托关系具有广义的范畴，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内涵与实质，政府治理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政府审计作为政府治理的主要手段，在政府审计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政府审计与政府治理间的紧密关系。善治是政府治理的最终目标和最高要求，其中所包括的内容有行为透明，效率与效果，责任性，合法性等。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建立高效率低成本的绩效目标，加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观念以及对法律政策的遵守，都将成为政府治理的善治目标实现所依托的因素。针对以上问题，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所起到的作用包括四点。

（一）提高政务的透明度，增强对信息的监查监管力度

在政府治理过程中，政务透明度是决定政府治理效果的关键因素，也是实现政府治理目标的基本要求。政务的透明要求能够可靠、完整、及时地向民众提供政府活动的信息，以反映政府真实的财务状况和政府活动真实的受益与成本。政务透明的内容主要包括制度的透明，会计信息的透明及指标数据的透明，政府审计可以通过对政务透明度及相关政策执行的监查，促进内部控制的完善，防范规避财政风险。

政府审计也有利于政府信息的公开，有效减少了的行为。如果政务的公开仅仅是满足公民对信息量的需求而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要求，则容易对公民产生误导。因此，在信息的筛选与监查过程中，必须保证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与信息的真实性。

（二）建立健全绩效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政府的绩效审计

目前，在我国现行的政府治理中，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责任方，在社会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同样，政府的“低效率、少作为”会对政府治理的效果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政府绩效制度的建立与健全成为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重要途径。鉴于政府治理的目标，应当全力提高政府治理的效率与效果，必须建立健全绩效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政府绩效审计。具体的流程为：首先，应建立绩效目标，并以此为导向，为绩效审计评价确立正确的方向与合理的依据。其次，应设计绩效评价体系，对所提供的经济指标与数据进行全面整体的分析，并兼顾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再次，应构建绩效监督系统，在进行政府审计的同时，调动社会审计与内部审计的相关资源，完善政府绩效监督系统。最后，应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并逐步形成公正、合理的绩效评价制度。

（三）建立责任政府，深化经济责任审计

经济责任审计是现代审计理论与我国实际所联系的审计制度的创新，完善对政府的监管，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反腐倡廉和党风建设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因此，推动建立责任政府、深化经济责任审计在政府的治理进程中肩负着重大的作用。

深化政府的经济责任审计，应确立经济责任目标，并与经济责任报告相联系。以经济责任目标为导向，以经济责任报告为依据，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明确政府内部各个部门的分工及责任，对经济责任进行分别划分。有效利用经济责任的审计结果公告，使全社会对政府的经济责任进行有效监督，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在政府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提高政府的责任观念，建立责任政府。

（四）推动社会公平，提高公众对政府的认可

促进社会公平，使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都具备发展的机会，也是政府进行善治的一个重要目标。而其中民生民本的审计，包括对社会保障资金的审计，住房公积金等专项资金的审计，也间接地推动了社会的公平。公众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的认可，也会减少政府治理的障碍，反之，公众对政府活动的不满，也会阻碍政策的实施。因此政府审计对于缓解政府与公众的矛盾，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深远。

五、结论

政府审计不仅是政府治理的基础，更直接推动了政府治理的发展与完善，对于实现政府的目标，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及满足社会需求等方面意义重大。这就要求政府机关要正确面对政府审计过程中的问题，坚定反腐，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强问责机制、促进良治善治，从而实现政府的治理目标。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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