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教训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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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危机的教训范文

关键词：债务循环　金融危机　贸易赤字　美梦路径图

一、引言

在国际贸易的历史上，当双方以物物交换或者以真金白银结算的时候，各国都是在尽力打开别国的产品销售市场，以赚取超额利润。其间，为此目的发生了无数的争端，其中包括列强对华的鸦片输送和多次侵略战争。但是，到了纸币取代金银交易的现代，国际贸易情况却出现了新的变化。一个国家可以开动印钞机印刷纸币以换取别国商品，只要这个国家的纸币能够被认同。美国正是凭借其树立的独一无二的全球金融体系，摸索出了一条可以对长期巨额的国际贸易逆差视而不见，通过过量印刷美元货币，把全世界人民与其捆绑在一起的循环借贷消费模式。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于自2007年2月，自今仍在继续发展当中，一系列的问题还在陆续地暴露之中。2007年4月，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6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公司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出现巨额次级抵押贷款投资损失，濒临瓦解。全球金融市场大跌，危机开始爆发并不断蔓延。欧洲和日本，乃至新兴市场国家相继卷入。随着1月份全球金融机构相继爆出巨亏的消息接踵而至，全球经济进入了震荡的2 008年。继贝尔斯登倒下之后，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被政府接管标志着新一轮危机的到来。全球最大保险商美国国际集团(AIG)被国有化，五大投行相继成为历史，大批银行被破产清算。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话说，美国遭遇的金融危机超过了1929年的大萧条。

如果任其自由发展，2009年毫无疑问会是比去年更为艰难的一年，因为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实体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性带来的危害也超出了以往任何时候。中国、日本近些年来对美经常项目贸易顺差连年增加，相应地积累了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据报道，目前中国近两万亿的外汇储备中70％是美元资产，其中以美国国债和政府地方债券为主，中国在美资产损失数据显然不是个小数目。中国当前仍持有美国房利美、房地美等发行的约5000亿美元的政府机构债务，股权投资和公司债券的安全性值得怀疑。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出口需求下降、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以及外部融资约束收紧，中国经济面临严重压力。

关于经济波动的解释，早期的经典理论就有许多。古典经济学家费雪提出的“债务―紧缩理论”，认为是资产价格过度膨胀的本质特征是“过度负债”，这种状况是不能持久的，随着资产价格的破灭经济将出现紧缩。

自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初露端倪以来，针对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大量的最新研究也相继涌现。Michel G.Crouhy et al.(2007)罗列了诸多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诸如对利润的追求、欺诈行为、导致放松监管标准的问题、激励问题、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的失败、金融机构不良的风险管理、透明度的缺乏、现有的定价模型的局限性等。Michael Mah-Hui Lim(2008)认为金融创新加强了而非降低了系统风险和市场不稳定性。央行扩张的货币政策、监管不力、贸易失衡、金融体系失衡、收入分配不均等引发的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使得经济出现了泡沫，并最终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Steven L.Schwarcz(2008)认为联邦证券法没能有效地实施监管，从而使得次级抵押债券的信息披露不充分，这是造成现代金融市场出现问题的原因。Michael P.Dooley el al.(2008)的观点是，“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可能是次贷流动性危机的原因，同时流动性危机可能使美国的收支平衡出现危机，如果二者同时发生的话，后果将非常严重。但是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作用将使二者不会同时发生，这将减少次贷危机的损害。

本文区别于研究美国金融危机的普遍的思路，着重从美元过度债务循环的角度来研究此次金融危机。

二、所谓战略家们构思的能享受不劳而获的长期稳定的“美梦路径图”

1、“美梦路径图”的由来

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年代，美国因为庞大的军事开支和国外贸易竞争的日益激烈，就已经面临了贸易赤字的问题。然而，当时毕竟美元与黄金挂钩，使得美国在面临黄金储备流失的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其贸易逆差的问题，经常性地通过提高关税、实施贸易配额和美元贬值等方式来改善贸易条件。但是，由于美国不愿意削减其消费效用和庞大的军费开资，仍然不能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尼克松的时代，他宣布了黄金禁运，并脱离了美元金本位，进一步让美元贬值，以减少美元外债价值。

似乎在这个时候，美国人意识到可能已经发现了一条可以不劳而获地安享他人财富的路径，那就是对贸易逆差不必过于在意，通过增发美元，贸易顺差国家将不得已将美元外汇投资到美国，美国人可以安享财富而不必削减消费效用和军费开支。

到了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代，以东亚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让本国货币紧盯住美元，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从而赚取大量美元外汇。由于没有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美国在货币发行量上得以以其贸易状况为标准过量发行美元。美国之所以能够无视长期巨额逆差甚至故意制造逆差，原因在于他们相信：由于长期经济发展的依存关系，贸易顺差国家对于这些美元外汇的处理上没有太多的选择权，只能将赚取的外汇重新投放美国，购买美国的各种证券及金融衍生品，把钱借给美国人消费，从而形成一种美元回流的状态。故而，本文将该过程称为美国人之梦路径图，简称“美梦路径图”。

2、“美梦路径图”的全过程

对于美国的赤字借贷循环，贸易顺差国家在处理美元外汇时面临的三条选择，如图1所示。其中，对于贸易顺差国而言，第一条选择路径显然是不可取的，美国的战略家们显然也以这一点为假设而进行了下面博弈的设想。

第二条购买美国企业的选择也许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不会允许的确也没有允许

贸易顺差国购买其关系未来经济制高点的相关企业。比如，中海油购买美国的优尼卡石油公司的遭遇就是典型，优尼卡在美国石油公司中仅排在第七名，所掌握的资源也不太多。但是，这件事就遭到美国新闻界大肆渲染，引起美朝野震动和不安，一些议员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反对，最后使这桩收购案流产。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前提下，美国绝没有对产业安全问题掉以轻心，美国显然会采取经济手段之外的方式进行干预。因此，在图中我们说购买美国的关系经济制高点企业的行为实际上被禁止。

剩下的选择只有第三条路径，把依赖低端产业靠辛苦积攒挣来的美元外汇回流美国，为美国的消费和经济发展融资，这样做的后果抬高了资产价格同时也压低了美国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过剩。

最终，如图1所示的博弈过程，美国在已知贸易顺差诸国只能将美元外汇投放美国的前提下，本可以选择紧缩开支和节约消费来逐步长期赤字的贸易状况，但是美国似乎选择了另一条途径，通过扩张美元货币使美元通货膨胀，并在适当的时机使美元贬值，从而使得美元外债实际价值缩水。美元在历史上曾多次进行过贬值，以改善贸易条件并使外债缩水。1985年的“广场协定”，降低美元对日元与马克的比价，协议生效后的两年时间里，美元对日元的汇率降低了51％。最近几年也频频向中国施压，意欲迫使人民币升值都是这一路线的经典反映。

这样精湛的逻辑推演出的似乎是一条稳定的路径，该路径跳出了以债权人为导向的经济思维，是在长期的国际经济借贷关系角逐之中美国人摸索出的超出经典经济学理解之外的一条安然享用财富的办法。因而，相当能够掩人耳目。通过该路径美国人建立了一种灵活的新型全球剥削，达到了任一早期的帝国体系都没有取得的成就。

3、内在不稳定性

由债权国将过剩的美元投资于美国的这种美元环流的过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盘绝妙的棋局，但是从其内部流程细看，这种过程是具有其内在的不稳定性的。“美梦路径”能够稳定的关键在于需使外债实际价值不断缩水，而不能是超出其未来偿付能力的持续增加。由于近些年美国对外战争不断，军费开支不减反增，国内消费水平又不肯节俭，只是依赖或者说故意依赖这种不稳定的剥削体系。如果外在的环境不是按照美国预先的设想所运行的话，或者说债权国不允许其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或者即使美元一定程度的贬值仍不足以改善贸易条件，美国对外债务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那么，其结果势必要以剧烈的变动来改变目前的这种格局，也就是说此处埋下了危机的祸根。

如下图2所示，在美国贸易逆差的情况下，美国扩张其美元货币供应量，这些美元以贸易支出的形式流转到顺差国手中，并最终以购买美元资产的方式回流到美国。在此过程中，不但顺差诸国因美元外汇不断的增长而兴奋，美国国民也同样会陶醉在资产财富增加的假象之中。随之而来的是消费的继续攀升及储蓄率的下降，要维持这种较高的效用水平是必须继续依赖这种借贷关系的，从而使得外债继续增加及本国资产价格过度的膨胀，“非理性的繁荣”时期的到来预示着一场金融危机就在眼前。

美国如此债务过度循环的后果是吹大了资产价格的泡沫，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越聚越大，金融风险相应增加，虚拟资本膨胀的程度严重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来自外部的微小的冲击就能使得本已积累很大系统风险的整个金融体系轰然倒塌，也必然葬送“美梦路径图”。金融危机的后果不但给美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必然给全世界尤其是近年来对美贸易顺差较大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带来巨额财富损失和严重的经济冲击。

三、债务循环积累的扭曲借贷关系引发经济先膨胀后紧缩

如图3所示，美国对外贸易经常项目逆差总体上呈逐年扩大趋势，外国在美资产亦是显著增加，表明美元环流的现象在危机爆发前是愈演愈烈的。

我们可以把过剩美元回到源头的过程看成外国债权人借贷资金给美国人消费的过程，因此可以应用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来研究美国的借贷消费问题。

1、合理的借贷关系与扭曲的借贷关系

则消费主体1与2的跨期替代消费选择问题归结为如下的模型：

为简便起见，我们以只有两期的跨期替代消费模型来研究这一问题。无需求解，用图4可以清楚地描述两主体不同的选择，Ii表示主体i面临的两期消费选择的无差异曲线。

假如开始时资本市场之间存在流动性约束，也就是消费主体1不能正常地从消费主体2那里借贷到资金进行消费，那么消费主体1的选择只能在点p。当不存在资本的流动性约束时，主体2可以通过从主体1那里借贷资金，使得自己的效用曲线从移动到，从而可以维持在点的较高的消费水平。因此，通过资本市场的借贷关系的确可以使消费者的当期效用水平提高。但是，到了第二期的时候，消费者2由于必须偿还第一期的借贷而使得消费效用水平降低，而消费者1则因为收回了借贷而提高自己的消费效用水平。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跨期消费选择，确保其运转的前提是借贷关系能够正确理清。美国与其债权国之间的关系显然也是应该符合此模型的。但是，事实情况是美国依赖借贷享受了第一期的消费水平之后，但却并没有考虑在第二期削减自己的支出以偿还债务，或者说没有考虑到自己在第二期的偿债能 力，而是继续维持开支在高位运行，以新债还旧债，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债务过度循环。

2、对外债务过度循环积累是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

我们认为费雪提出的“债务一紧缩理论”不但可以解释一国国内经济的波动，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可以应用于符合“国家经济人”假设的国家之间。“债务一紧缩理论”理论中的债务是指主要银行的信贷，而债权国借贷资金给美国的方式基本上是在资本市场上购买美国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股票和其他一些机构的债券，其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拓展“债务―紧缩理论”，将其理论应用于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资本市场十分发达的了国际间债务循环，来解释扭曲的债务何以最终成为了经济从繁荣到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债权国将巨额贸易顺差资金循环借贷与美国的这一过程，在短期的表面上会引起美国的资产价格上扬，比如美国房地产和各种债券的价格上升，形成对经济的乐观积极的预期，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新时代心理”。一种预期刺激另一种预期，在过度乐观的预期心理下，过度开支，债务积累越来越大。这一阶段特征的表面现象看似价格极度膨胀，其本质特征含有对债权国“过度负债”的因素，这种情况显然难以持久。在实体经济无法支撑泡沫膨胀的极点处，“意外的冲击”便导致了资产价格暴跌。此处的

“意外的冲击”可以看作是在美国房地产价格上升早已超出了购买力的水平，而是依赖发行债券过度借贷资金给低收入者使其具备购买房屋的虚假消费能力的时候，而引起的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不能支撑。消费与供给的矛盾已经超越了可以调和的阶段，再加上货币政策稍一紧缩，便引发了以房地产为抵押的一系列债券及其衍生品价值的下跌。再加上，由于资本循环过量停留在金融体系内部，以房地产为抵押的次级债券在美国内部及其债权国涉及面甚广，从而使得次贷危机引发为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整个预期资产价格与消费关系的过程如图5所示，预期资产价格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先是同步上升的关系，而后在经过“意外冲击”之后，预期资产价格将下跌的背景下，投资者信心崩溃，资产价格暴跌，投资者争相抛售其资产。各大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基金公司及保险等金融机构亏损累累，乃至破产、倒闭。而同时净资产减少，整个经济体系收缩信贷，经济活动水平下降，消费水平明显减少，物价下跌，企业盈利减少，产出水平由于需求能力的下降而下降。此时的情况如图6所示，在AD-AS模型中，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物价水平下跌，产出随需求的下降而减少，经济的萧条已成定局。

四、结论、教训与建议

对债权国循环借贷，不失时机地使外债缩水，是美国人以其雄厚的科技、经济及军事实力为依托，经过长期的借贷经验积累而发现的一条可以不劳而获的聪明的路径，但是这条路径内在的不稳定性是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之一。当今的对外债务过度循环积累和费雪理论中的过度负债其本质都是一种债务且都是超出合理范围的扭曲的债务。因而先是铸就了经济的繁荣，之后因其扭曲性而把经济拖入了衰退。

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骤然发现本国多年来积攒的美元外汇面临两难的窘境。是继续投资已经缩水并且风险很大的美元资产，还是抛售手中的美元资产任其再行下跌?显然，可能的选择是不得不继续投资美元，支持美国经济复苏，因为后者损失可能更大。长期以来，由于债权国拥有大量的资产在美国，爆发一场经济危机反而成了美国恐吓世界的一种新的手段。美国把全世界与其捆绑在了一起，如果危机真的爆发，那么债权国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帮助美国走出困境。现在看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等新兴经济体可能正在面临这样的窘境。

世界各国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新兴经济体在经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从中获得经验与教训的确值得认真地反思。在仍未走出危机的今天，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参考建议：

1、从长期看应摆脱美元本位制、实行多元储备。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元本位制，在这一体制下，美元具有货币与国际货币的双重身份，其国际供给直接决定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给了美国利用该制度不劳而获的空间，同时也使债权国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摆脱美元本位制、实行多元储备势在必行。

2、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驱动模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消费驱动型是必然的选择。由于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对美出口，因此爆发于美国的危机很快波及中国，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压力。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只是在转型期的过渡性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为本国人民谋福利。因此，采取一整套的包括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在内的全方位的措施促进国内人民的消费升级是必然选择。

第2篇：金融危机的教训范文

新兴经济体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时,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投资“有毒资产”的规模很小,因此受到的直接影响并不严重,但来自信心层面的冲击十分明显,这次危机的传导并非同过去一样是通过资金、资本或者实体经济传导,而是直接通过信心传导至金融市场。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对出口的依赖度大大提高,这些国家由于外需下降而受冲击较大,要想办法减少这方面的影响。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作用能够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增长,把自己的事办好:其次,新兴经济体应当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等危机过后,能克服掉过去的问题,实现新一轮增长。本轮金融危机起源于华尔街,是从发达国家开始,不仅新兴经济体需要吸取教训,发达国家的问题也需要关注。

另外,由于工业化国家出现衰退所导致的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减弱,金融危机也通过出口环节对新兴市场的很多国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轮经济危机的另一个特点是,全球化的发展使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对出口的依赖度大大提高,这些国家由于外需下降而受冲击较大。

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跨国金融机构把资金撤回母公司,并减少投资活动,可能影响国际收支平衡,造成贸易融资短缺。建议通过国际合作,支持贸易融资,反对保护主义,来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近期召开的G20伦敦峰会明确提出支持贸易融资,中国参加了支持IFC(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的活动,目前已对下一步支持贸易融资做了安排。

发达国家从危机走出来需要一定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真正帮上的忙不是太多,但其对新兴市场国家克服困难方面则能发挥更多的作用。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应当推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更好的国际金融秩序,使全球经济走上更健康的轨道。

除去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以外,也应注重区域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因为区域性开发银行获得区域内的信息更丰富,各国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更高,也更容易达成共识,比如亚洲开发银行通过增资、开展区域内活动,能够减少危机造成的负面冲击。

第3篇：金融危机的教训范文

这场百年一遏的国际金融危机飓风刮起的同时，也向世界高高扬起了警示的“黄牌”：

警示一：守住创新的边界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创新对合理配置资源、增进经济活力至关重要。但并非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有利于市场。此次金融危机证明，一旦创新脱离监管，将危害市场稳定。

有关人士称，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美国金融监管远远落后于金融创新。事实上，近70年来，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就一直上演着“挣脱与限制”的纠葛史，只是在最后数年间，美国才逐步放松监管。

对日益开放的中国来说，金融危机的重要教训就是，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如何完善监管?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副主任廖岷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监管体制必须与其经济金融的发展与开放的阶段相适应，必须做到风险的全覆盖，在整个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创新链条上，不能有丝毫的空白和真空。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金融危机并不是宣告市场经济和金融创新的终结，金融创新不能因噎废食。经济学家成思危指出：“不能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就否定金融创新。”他指出，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应该是一个相互博弈。相互促进的关系。

警示二：警惕虚拟经济之殇

“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颇多警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金融改革与创新应当服务于实体经济，防止与实体经济‘疏远化’。”经济学家李扬说。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认为，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的一大警示就是，金融市场发展的虚拟部分不能离开实体经济太远，虚拟的货币和市值不是财富，而是危机的伏笔。

“不过，我国在汲取发逸国家虚拟经济过度化教训的同时，应看到目前我国的虚拟经济仍处于发展不足的初级阶段，不能因此而拖延中国虚拟经济健康发展的脚步。”陈风英认为，在全面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转型的同时，立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平衡，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进一步融合。

警示三：避免举债消费的噩梦

相比于金融危机的历史，更为久远的是关于储蓄与消费问关系的争论。因为在历次经济危机爆发中，人们总能发现储蓄与消费问关系的严重失衡。这次金融危机也不例外。

作为美国梦的一部分，长期以来，美国大量居民利用住房抵押贷款的再融资来获得更多贷款，以维持自己入不敷出的生活方式。由于市场利率较低，房屋价格不断上涨，住房抵押贷款者可以以已经升值的住房为抵押，以此原有贷款更为优惠的条件，借入一笔新的贷款。在偿还旧贷款之后，多出来的部分便可以提取现金，作为自己的消费开支。

“当人们最终无法偿还贷款之时，就是危机爆发之日。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危机的爆发，这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重要警示。”余永定说。

不过，与美国不同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着储蓄过多而消费不足的问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如夸我国居民储蓄的存量资金已经突破20万亿元大关，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消费与储蓄的关系需要协调。

警示四：改革国际金融秩序

每一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人们都会想到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国际金融秩序和机制的重建。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人们提起过这个话题，而今天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人们再次提到了这个话题。

“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联储实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滥用货币发行权、谋取铸币税及国际货币的好处提供了可能。这种货币体系一方面助长了美国人毫无节制的借款行为和寅吃卯粮的消费行为，刺激了房市的非理性繁荣；另一方面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将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其他投资者，并使风险扩散至世界各地。”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曾红辉指出，金融危机的一大警示在于，国际金融制度中美元主导的格局需要尽快加以改革，多个主要国际货币共存应成为未来说50年全球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

第4篇：金融危机的教训范文

我不反对金融开放，但对“没有外国人竞争，中国金融监管就会低标准”的判断不敢苟同。金融监管标准是人为制定的，也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变的。如果中国的金融安全、金融健康需要一个高标准，那就制定并执行一个高标准。难道没有外国金融机构竞争，中国的金融监管就会弱化？显然不合逻辑。

事实也不支持这样的判断。中国金融开放多年，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著名商业银行早就在中国开展业务，中国内资银行也早就c它们开始竞争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内资银行还会出现高杠杆、低资产、不良贷款增多的问题？换个角度看，美国金融市场汇集全球6000家金融机构，竞争不激烈吗？监管不标准高吗？为什么还会发生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什么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检讨金融监管的不足？

我们不能把政府监管和市场发育混为一谈。难道不用政府监管，引入外国金融机构竞争就能自然生发出“高标准”？我认为，无论是金融机构内部的自律还是外部约束，其标准的不断提高，都是因为市场失灵或竞争失败，包括今天所出现的高杠杆、低资产和不良率上升问题，不是因为竞争不充分，而是因为“竞争过度+监管放松”所致。

所以我认为，“纵容低标准”不是市场竞争不足，而是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放松金融监管、市场过度竞争的必然产物，它是监管不到位的具体体现。不只是中国，发达国家一样如此。

理论上，市场的过度竞争会导致所有参与者利润不断趋近于零，而生存的本能欲望，极易导致“经营失德”。当所有金融机构都拿不到足够钱去运营的时候，它们必然要冲击监管红线，最基本的行为就是加杠杆，通过放大风险去博取高收益。如果这时候监管机构对这样的行为放松监管，将导致金融自由化，金融风险也必然上升。对此有疑惑的人不妨去看看，中国这几年金融的发展是不是沿着强化竞争、放松监管、引发混乱、加强治理这样的道路在走？

有人美其名曰：这是在试错。我不以为然。因为，这样的历史教训多如牛毛，如此低级的“错”根本不用试，否则社会将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是吗？监管不足的情况下，市场化配置金融资源，把多少金融资源送进了无底洞？过往的教训摆在我们面前，可我们的监管者为什么不做深刻的检讨？反而进一步推进自由化？这着实让人痛心。

第5篇：金融危机的教训范文

作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自今年2月正式接受任命以来便一直忙碌。他开玩笑说,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太紧了。这也是他就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以来,首次接受媒体专访。我们的访谈也就在这夜色中开始了。

金融危机留下两大教训

笔者:美国金融危机仍在继续,华尔街正在全面洗牌,您觉得危机还会怎么样发展?美国经济是否会因此陷入衰退或者严重衰退?

林毅夫:这次金融危机普遍被认为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救援方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认为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但总的来讲,大家认为,美国金融机构将会有很大调整。一些银行必须提高资本充足率,资金会比较紧张,贷款会减少。这样,投资和消费贷款会减少,美国经济会放缓。但放缓的程度多大?衰退还是严重衰退?时间会多长?目前还难以预料。

笔者:这场危机给人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

林毅夫:最深刻的教训将来会有很多总结。就现在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有两点教训值得吸取。

第一个教训,就是这次这么大的金融危机,跟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有关。当时泡沫破裂美国经济就应该陷入衰退――但那次衰退很短,实际上经济只有一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为什么那么短?因为美联储用降息来刺激房地产经济。

在发达国家,一般人们的财富,30%在股票,70%在房地产。在互联网泡沫高涨时,美国人财富多,消费就多,泡沫破裂后,导致财富和消费减少,经济衰退,物价下降,出现通货紧缩。为了防止经济长期萧条,格林斯潘用连续27次降息的方式来刺激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市场刺激起来,就很成功地避免了上一次的经济衰退,但代价是房地产泡沫是更大的泡沫,泡沫破灭以后就更难解决。上一次衰退虽然成功度过,但却埋下了严重隐患。这就是我们在处理问题上要吸取的经验教训:不能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创造一个更大的问题。

另一个教训,就是金融创新的隐患。美国金融衍生品,越搞越复杂,监管又没跟上,给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推波助澜。我认为,金融创新是必要的,也是不能禁止的,但是创新后,应该了解这些创新产品的好处和存在的弊端,监管要跟上,不能只看到好处而疏忽了必要的监管。

中国应当努力增加内需

笔者: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您也知道,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也在明显放缓,沿海一些企业面临严峻挑战,您认为危机对中国的具体冲击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林毅夫:总的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直接冲击比较小。我们在次级债上的损失不大。但并不能说就没有间接影响。间接影响就是美国经济会放缓。而考虑到中美贸易规模庞大,这就会影响到中国出口。尽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这些是收入弹性比较低的商品,但如果美国人的收入减少或者停止增长,那么消费就会减少或增速放缓,这就会影响到进口。

当然,受金融危机影响更大的是高收入国家,他们的商品是高消费品,美国经济放缓,投资和收入减少,对他们产品影响就更大。

至于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我认为在国际经济形势比较疲软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增加内需。中国在刺激内需方面还有相当大潜力。一方面我们城乡差距很大,新农村建设还有许多项目可做,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也很大;另一方面,中国财政状况也比较好,有刺激内需的力量。再说这些问题也是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积下的欠账。本来我们就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即便没有国外的压力,我们也应该这么做;更何况,现在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变小了。

美国希望全世界合作解决目前的危机,也不仅仅希望和中国合作。但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就是一大贡献。如果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就能创造更大市场空间,中国产业升级的空间也挺大,这些投资总需要一些资本品的投入,这其中不少就来自发达国家。其实前几年看得非常清楚,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一方面中国本身出口增长了,另一方面也给世界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机会。

奥运后中国经济不会萧条

笔者:不少人根据前几届奥运会后主办国经济状况的变化,认为奥运后经济衰退是个魔咒。您认为奥运会给中国带来哪些重大影响?奥运后中国经济走势会怎么样?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

林毅夫:北京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不会出现萧条。跟其他举办奥运会国家的经济规模比较起来,中国的经济规模要大了许多。2007年中国经济规模为3万亿美元,与雅典奥运会举办国希腊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希腊的16倍。所以,北京奥运会的投资数目虽大,但跟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相比,这些投资并不多。

对于中国经济走势,我一直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我认为中国还具有很大的产业升级空间,后发优势很大。考虑到中国储蓄率又比较高,外国投资还不断涌入中国,中国是世界最好的市场,也是最好的出口加工基地。中国政治经济都相对稳定,我想,即使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维持8%-9%的增长速度,应该是没问题的。

中国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虽然总体收入增长很快,但是城乡差距、人均差距很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社会经济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必须面对,这样我们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以后,才能真正抓住发展机遇;而不是像一些国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以后,由于社会内部的矛盾,出现“拉美化”现象,各种危机随后不断爆发。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认为,目前主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将改革遗留的问题解决好,在一次分配问题上如何达到公平和效率。过去我们常讲,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其实真这样做,既不能达到效率,也不能达到公平。

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树典型

笔者: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认为,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您怎么看这个命题?您认为中国将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何种作用?

林毅夫: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比发达国家以更快速度增长,差距就会缩小,这是必然的结果,每个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相对比重也就发生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到世界经济比重的一半,现在大概30%左右。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只占世界经济的2%,现在大概5%(按购买力计算,大概占10%),这也是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增大,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增长越快,对世界经济贡献就越大。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的10%,经济增长速度10%,那就等于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1个百分点。当然,外部世界对中国也会有不少影响。

第二,中国作为一个成功的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我觉得软影响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重要。因为中国的成功为世界上其他资源短缺的国家,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大国,提供了经验,增强了信心。

1988年我第一次到印度,当时印度认为它不可能打破年均增长2%-3%的铁律,他们将这叫做“印度增长率”。印度认为,它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而且还是以农民为主,它怎么能够像亚洲四小龙一样每年以8%或10%的速度增长呢?后来中国经济实现了10%的增长,中国比印度大,人口比印度多,中国能够快速发展,这也让印度有了信心。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人们就认为,市场已经被亚洲四小龙占走了,其他国家哪里还会有机会?可是中国不也发展起来了!中国能够融入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其他相对比中国小的国家也应该能够融入这个体系。

我想,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除了其快速增长给世界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市场外,还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一个典型。两种贡献是同等重要的。

中国投资方向应瞄准资源

笔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现在可能是中国资本入美投资的好时机。您对此怎么看?

林毅夫:我倒不认为现在就是资本入美的好时机。中国相对来说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我们必须把流量和存量的关系搞清楚,外汇很多,人均以后呢?很少!我们的人均资本还不是多到可以输出到资本丰富的国家。

发达国家人均资本比我们更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要谈的应该是怎么用这个资本让我们的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有那么多外汇,应该怎么用呢?

既然我们资源相对短缺,那么我们投资的方向,就是应该去获得资源。或者把资本投向我们的产品想进入的那些市场,用来帮助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发达国家到中国投资,你看它的投资模式:一是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在中国加工生产出口。

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它劳动力资源短缺,所以到中国来利用劳动力作为出口基地。二是为了进入中国的广大市场。它跟中国企业合资或者独资,借机进入中国的市场。外国许多大公司到中国来投资,主要目的其实是进入中国市场,比如国际上几家汽车巨头,它在中国生产、组装,然后进入中国市场,这样的资本回报是最高的,它是利用它的资本优势和你的资源优势,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都是资源。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要不断升级,也可以用一些资本去获得产业升级的技术,这才能得到更大的回报,也最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那美国有没有我们想要获取的资源?美国并不是自然资源最多的地方;谈美国市场的话,如果我们主要还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这些产品弄到美国来生产,把美国作为出口基地,这基本是不可能的。

第6篇：金融危机的教训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会计准则；变革

一、引言

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会计准则都会成为社会、企业、民众所指责的对象，并给通过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会计准则的改革，能够有效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各种的风险。目前，金融危机与会计准则的规律性研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重点研究对象，从会计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探索，并辅以案例分析，希望能够为会计准则的改革提供更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二、重大金融危机事件对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

1.2001年安然事件。1985年创立的安然公司曾经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是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电力交易商和天然气交易商，拥有近700亿美元资产，在美国500强中排名第七。然而，在2001年安然公司公布的季度财务报告中，其收入由上一年的1000多亿美元下降到亏损6.38亿美元，这一巨大的改变立马震惊了全世界。后来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安然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做假账的情况，粉饰财务报表来掩盖自己的实际经营成果。2001年12月12日，安然公司向纽约破产法庭申请破产保护，在申请书中安然公司开出的资产总额近500亿美元，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公司破产记录。安然事件不仅给投资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准则的变革。美国政府在安然事件的教训下对自身会计制度的有效性进行重新审视，并且公布了《萨班斯法案》来应对安然事件所造成的伤害。《萨班斯法案》不仅针对公司治理结构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还对公司的内部控制与责任进行强化，进一步提高了企业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和技术性，针对虚假财务报告、粉饰财务报告的行为进行严格的惩罚，从根本上对企业财务报告的相关违法行为规避，更好的保护了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经济资产，有助于投资者获得更加准确的企业信息。安然事件给美国政府敲响了警钟，进一步规范了会计准则的合理性。2.2008年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影响到了美国经济，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蔓延，除了涉及到银行和保险业以外，其它次贷人也没有幸免于难，这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给股市、外汇都带来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被称为百年来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计量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从全球会计准则趋同战略的视角对会计信息披露准则的实施进行调整，进一步遏制各个国家针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争论。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中，全世界对于公允价值做出了全新的判定，肯定公允价值中有利的方面，同时也认识到公允价值在使用过程中的局限性。另外，2008年金融危机还推动了会计信息披露准则和会计核算准则的变革，进一步弥补了传统会计准则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缺陷，进一步提高了财务报表中信息的有效性，帮助企业利益相关者了解到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

三、金融危机对会计准则变革的启示

1.金融危机在会计准则变革中的客观性。通过对历史上重大金融危机事件的研究，金融危机对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是毋容置疑的，能够引起会计准则变革的外生性变化和内生变化。其中外生性变化是在其社会性拉动下一种技术性变迁的模式，而其内生性的本质就是会计准则自组织演化的一个客观历史佐证。由此可见，金融危机在会计准则变革中具有一定的客观性，金融危机与会计准则变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无法避免金融危机对会计准则造成的影响，因为这种变革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影响。因此，国家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应该树立正确而理性的思维逻辑，从会计问题的本质去进行分析与处理，正确的认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重点关注金融危机与会计准则之间的关系。随着时代的不断推进，会计准则中存在的局限性日益显著，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调整会计准则中的内容，这些局限性就会逐渐积累，而金融危机就是暴露这些问题的导火索。因此，国家应该正视由金融危机造成的会计准则变革，将金融危机看成是促进会计准则科学性发展的良好契机。2.有助于平衡会计准则双重属性的关系。会计准则的社会性和技术性是其变革过程中需要重点平衡与协调的两大属性。其中，技术性是会计准则作为一门技术规范而具备的特质，在制定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客观、理性、科学的基本原则。而社会性是经济后果引发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会计准则的可实施性和有效性。只有妥善协调好社会性和技术性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出会计准则的实际效果。金融危机的蔓延会引发基于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利益冲突，从而促进了会计准则的改革，而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了在会计准则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从技术性的角度进行修缮，还需要从社会性的角度进行调整，只有平衡好技术性和社会性着两种属性之间的协调统一，才能够确保会计准则的有效性和可实施性。3.进一步推动了会计准则系统的开放性。会计准则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如果一直保持着封闭的状态，就会逐渐走向衰亡。因此，要想充分发挥出会计准则的重要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推动会计准则系统的开放性。通过对历史上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的分析，笔者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金融危机对于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大，而这一切与会计准则系统的开放性有很大的关系，会计准则系统越开放，其制定、执行和反馈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群体就越丰富，参与群体利益的博弈就越激烈，金融危机对于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也会进一步提升。因此，在制定会计准则的时候应该与时俱进，不能固步自封，要构建开放性的会计准则系统，结合现代化的新形势进行会计准则的制定，进一步推动会计准则的有利变革。4.金融危机是推动会计准则变革的发展途径。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会计准则舍弃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重新回到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认识到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企业发展中的危害，尤其是公允价值顺周期已经不能与谨慎性原则相符合的情况下，会计准则的变革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历史成本计量模式的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企业的财务报表，但是这只是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权宜之计，并不能成为会计准则未来的改革方向，还需要结合时代和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四、结语

综上分析可知，本文通过对历史上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进行回顾，进一步明确金融危机对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金融危机与会计准则的变革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只针对金融危机这个角度无法准确的进行会计准则变革的研究，对于会计准则变革的研究也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在进行金融危机与会计准则变革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明确金融危机在会计准则变革中的客观性，从会计准则的技术性和社会性进行双重属性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会计准则系统的开放性，会计准则系统的开放性越高，其可实施性和有效性也会随之增强。

参考文献：

[1]罗飞.一部研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前沿的力作——《后危机时代全球会计变革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最新发展研究》述评[J].会计之友,2015,05:137.

[2]董盈厚,于健,张艺馨.可靠性与相关性的经济学特征:从替代均衡到非替代均衡——后危机时代会计准则变革路径[J].学海,2015,04:102-108.

[3]王强.基于金融危机史的会计准则变迁研究[D].重庆工商大学,2014.

[4]韩晓敏.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变革及与国际准则比较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7.

第7篇：金融危机的教训范文

对于希望利用外国资金但金融体制脆弱的国家来说，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教训是：必须对资本流动实行有效管理，否则金融危机就难以避免

东亚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导致危机的具体原因也有所不同。对于泰国危机的性质，学界有各种不同说法：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泡沫经济破灭导致的银行危机、资本项目危机和“双重错配”等。

泰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多种危机交互作用的结果。一般认为泰国危机是国际收支危机：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过大。1996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国民总产值的8.1%，超过了1995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时墨西哥的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的比——7.8%，而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5%。

但是，泰国持续经常项目逆差近20年，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之比上世纪90年代初曾高达8.5%， 1995年为8.1%，都并未发生严重问题。为什么到1997年却发生了危机？其关键是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由于看好泰国的经济前景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外资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入泰国，从而使泰国在存在大量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但是，1996年泰国经济发生了两件重大变化。首先，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不良债权。1997年初，泰国办公楼的空置率达21%。位于曼谷商业区的房屋价格下跌了22%。1996年底，公众对泰国金融机构的信心开始动摇。1997年以后，泰国更是一再出现严重的金融机构挤兑现象（在3月3日到3月5日，短短两天中，泰国存户从泰国银行和金融公司提走存款300亿泰铢）。危机前，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已面临倒闭的危险，一些已经倒闭。其次，泰国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由1995年以前的双位数下跌到1996年的负1.9%。泰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下降。由于泰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外国投资者对泰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减弱，外资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泰国就只有两种选择：提高利息率或使泰铢贬值。

对于泰国政府来说，提高利息率是不可取的。因为不良债权问题严重，进一步提高本来已经相当高的利息率必将使泰国金融机构遭到沉重打击。事实上，在1997年5月份，泰国政府为挽救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已将利息率下调了50~100个基本点。

当时泰国也没有贬值计划。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泰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外债负担沉重，贬值将使以本币计价的外债急剧增加，从而导致大量早已深受不良债权困扰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陷入破产。第二，贬值和贬值预期将导致外资急剧抽逃，从而无可挽回地导致国际收支危机。第三，尽管外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但直到危机爆发之前泰铢似仍未受到难以抵抗的贬值压力。直到1997年4月泰国仍能在美国成功发售7亿美元的扬基债券。这种情况可能使泰国货币当局心存侥幸，认为不用经过痛苦的调整就可以度过危机。

正当泰国货币当局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个重要角色登场了。这就是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判断，泰铢贬值是使泰国减少经常项目逆差，摆脱国际收支危机的唯一选择。既然泰国既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只有370亿美元左右）来干预外汇市场，也难于用提高利息率的办法保卫泰铢，对实际盯住美元的泰铢发起攻击并最终迫使泰铢贬值，就会得到巨额收益。国际投机者对泰铢进行了卖空操作。其具体过程为，在泰铢贬值之前，大量借入泰铢；然后在外汇市场上大举抛售泰铢。在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泰铢失守，1997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终于爆发。

简单来说，造成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有三个：经常项目逆差过大、金融体系脆弱、投机资本的冲击。泰国金融危机同墨西哥金融危机存在重要的不同。后者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克服国际收支危机的典型处置方法是升息、贬值。泰国金融危机不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泰国在危机爆发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升息措施，导致大批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加重了危机。

最近，一些泰国经济学家把泰国金融危机定义为“资本项目危机”。这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说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萧何”就是外资，外资的过度流入为危机准备条件，而外资流动的突然转向则导致危机的发生。

一种观点认为，升值预期导致的外资流入推高了泰铢，进而导致了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泰铢兑美元的汇率相当稳定（泰铢事实上是钉住美元的）。而经常项目逆差是国内投资率高于储蓄率的结果。关键问题在于外资流入使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外债得以超过合理的限度，且无法及时得到纠正。泰国经常项目在1994年就出现恶化的迹象，如果泰国金融管理当局在当时就让泰铢贬值，泰国金融危机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在泰铢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让泰铢贬值呢？一个办法是由泰国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卖出泰铢。问题是，当时泰国经济处于过热状态，泰国中央银行采取的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了防止干预外汇市场导致通货膨胀，泰国中央银行必须进行相应的对冲。而此时泰国的利息率水平相当高，对冲必然导致中央银行的大量损失。如果泰国中央银行不愿承受对冲损失，因而不愿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资本项目的管理或管制抑制外资的流入。但是，由于泰国已经实现了资本项目下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泰国中央银行丧失了这样做的可能性。

当泰铢在1997年4~5月份突然突然面临贬值压力之后，泰国中央银行只有两个选择：听任泰铢贬值或保卫泰铢。两个选择风险都很大。但现在看来，听任泰铢贬值是较不坏的选择。在此阶段，如果泰国货币当局能够对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管理，则泰国可以让泰铢逐步贬值。而泰国仍然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

第8篇：金融危机的教训范文

关键字:次贷危机;金融危机;中国经济

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无力偿付投资人贷款回购申请而破产,美国金融危机拉开了序幕。时隔两年之际,我们尝试着对此次金融危机逐本溯源,探求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以便能够从中汲取教训,积极探索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路。

一、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

(一)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

在美国,私人证券市场占GDP比重远远超过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主要得益于美国高度发达的金融创新(如资产证券化)水平。然而,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入,跨境金融交易成本下降,工业化国家资本本土偏好下降,工业化国家资本向海外投资的倾向增强,美国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大量非流动的、不可交易的资产变成了具有流动性的、可交易的资本市场投资工具,大大推动了美国私人债券市场的发展,MBS、ABS、CDO、CLO、CDS等金融产品成了投资热点。这些金融创新能够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尤其是某些高风险信用衍生产品,因其高收益特点而备受海外投资者青睐。于是,一个如此的资本链条逐渐形成:工业化国家通过生产投资活动不断地积累利润,终将导致资本过剩,过剩的资本受本性驱使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必然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借助其高度发达信用制度,美国通过资产证券化,创造出各种信用衍生工具,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于是,大量资本从发达工业化国家流入美国债券市场,跟美国国内的投机资本融合在一起,引起房地产投机过热,最终触发危机。可见,高度发达的信用制度和资本本性结合起来,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全球金融危机。

(二)信用的过度扩张导致投机过热

银行等信用机构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代表的银行机构。这样,一方面银行机构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因此,银行等信用机构在社会化大生产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实中,银行本身受预期高额利润的吸引,从事投机业务,用吸收来的存款购买大量风险高的债券和股票。银行用客户的资金从事投机业务,自然不像用自己的钱投资那么小心谨慎,那么力求稳妥。银行家尤其倾心于风险高、回报率高的投机行为。一旦投机成功,他们将大赚一笔;即使投资失败,损失的也是客户。这为此次金融危机埋下伏笔。一旦作为金融产品(债券或股票)的基础产品出现问题,金融危机便自然而然的爆发了。

(三)美国金融监管的缺失

随着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金融机构之间趋向混业经营,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差别渐渐消失,权责不甚明确,不同抵押贷款人所受的监管程度相去甚远:美国商业银行受制于央行的严格监管,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却免于央行的严格监管。于是,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便在不必向公众披露交易信息买下大量收益率高的资产(如房地产、土地等),而对资产的质量却不管不顾。然而,公众却对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交易情况往往一无所知。为了获得高额回报,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无视风险,疯狂收购次级抵押贷款,发放次级债券。因偏好高收益和高风险的债券,同时,对冲基金疯狂吃进次级债。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加之对非存款金融机构监管的缺失,经济人的贪欲膨胀,受人性盲目乐观和从众心理驱使,抵押贷款市场和资本市场掀起了投机赌博狂潮。随着次级抵押贷款违约数量的增多,要求抵押贷款公司回购贷款的申请越来越多,抵押贷款公司没有足够的现金回购贷款,不得不破产清算,金融危机便随之爆发。

二、当前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直接影响

由于我国国内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从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管制一向比较严格,虽然一些国内一些金融机构购买了部分次级债产品,但是投资金额占总资产的比重很小,不会对公司的整体运营产生重大影响,投资损失在可容忍的限度之内。因此,可以说此次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不十分明显。此外,美元贬值给中国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由于中国的海外资产大部分都使用美元计价,美元汇率的升降直接影响我国海外资产的价值。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地位仍然没有动摇,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保留美元,以防外部经济冲击仍然是必要的。

(二)间接影响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方面。中国沿海一些省份有不少出口企业倒闭,造成一些人失业,同时由于受到危机预期等因素影响,中国股市出现暴跌。根据海关总署统计表明,今年1-8月,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2197亿美元,增长13.3%,比去年同期回落3.1个百分点。而在广东,对美出口走软的趋势更为明显,广州海关统计报告,今年1-7月,广东对美出口同比增6.3%,增速与去年同期比回落7.5个百分点,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和玩具出口出现负增长,出口额同比分别下降25.1%、12.4%和4%。中国沿海地区的大量出口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很多企业迁移至越南等人力资本更加低廉的国家和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9日的数据显示,三季度全国企业景气指数同比、环比均明显回落。出口企业云集的东部地区景气指数下跌最严重。东、中、西部地区企业景气指数分别为128.1、131.7和126.8,比二季度回落11.7、6.0和5.5点;与上年同期比,回落幅度在10―20点之间。

另外,受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自2007年以来,我国一直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银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这也使得困境中的出口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融资越来越困难,企业经营举步维艰。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得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两难的抉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实现经济的“硬着陆”。

三、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

(一)实行审时度势的经济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完善的管理体制可以减少各种金融不稳定因素出现的概率,而脆弱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管理体制容易使一国出现金融危机。因此,保持宏观经济基础的稳定是金融体系改革的基础。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一直保持双顺差,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中国汇率制度在趋向浮动利率制度转变时,人民币也在逐步升值,即是要减轻人民币升值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如果当前中国政府侧重于单纯地采用人民币升值来解决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解决贸易顺差过大问题,一旦人民币实现了大幅升值,并且得不到经济基本面的支持,那么国际资本就会大量流出,人民币汇率走势就会出现逆转,就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因此需要从国家宏观经济基本面着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衡量金融体系健康稳定的宏观审慎指标包括两大部分。其中一部分就是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宏观经济指标。当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时,经济“繁荣一衰退”的反复会造成金融部门发展的不稳定,而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会破坏制定商业计划和进行可靠的信用评估所依赖的信息基础;除了经济增长、对外贸易条件、通货膨胀率等宏观指标要求外,当法律不健全、腐败盛行、造成效率低下、强制执行合同的机制无效时,金融自由化对银行危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会特别突出。从国际上看,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薄弱就是造成墨西哥银行危机的根本原因。

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总体健康,但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过热和局部地区、行业的经济泡沫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应该是下一步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重要前提。除此以外,中国有关政策的完备和有效性、经济主体的行为合法性以及腐败与官僚问题等,对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也有重要影响。

(二)加强金融主体内部控制

对于银行而言,应当通过不断完善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增强其防范风险的能力,保证商业银行安全稳健运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与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内控薄弱是中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的问题。最近几年中国加快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并进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尝试。例如对国有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通过外资银行和投资者购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即利用外资银行成熟的内部控制经验来完善中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

(三)企业应变革现行发展模式,实现“两条腿”走路

相对于西方等其他国家而言,我国企业当前是一个对外贸过度依赖的国家。在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制下,这种状况使我国企业发展具有极大的风险,这次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生存现状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正是所谓“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于美国,拖累的却是中国经济”,这句话不仅反映了我国市场主体的不成熟,更表明我国企业对外贸的过度依赖性。因此,我国企业应当以这次危机为教训和契机,在传统的依赖外贸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上,积极开发国内市场,真正实现“两条腿”走路。

四、结束语

综上,当前所谓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借贷资本对超额利润的无限追求与资本有限增殖能力之间矛盾的激化。当宏观经济下滑,房价下跌,利率上升时,一方面借款人的还款额突然增加造成部分借款人违约,贷款人陷入坏账危机,另一方面次级抵押贷款相关证券预期收入的现值因利率上升而下降,导致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最终引发计算货币和实体货币的矛盾,支付危机爆发。然而,对于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对外开放的中国,资本账户交易额相对小,即使在新兴市场中,中国资本账户交易额也处在较低水平。因此,此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未造成实质性影响,仅在商品出口方面受挫。但是,作为新兴市场化国家,中国必须从此次危机中汲取教训,审时度势,稳步推进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廖子光,金融战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2]甄炳禧,透视美国次贷危机及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年第11期

[3]李俊、王立,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国际贸易,2008年第8期

第9篇：金融危机的教训范文

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顺差”是中国外部经济的最典型特征，但中国也曾出现过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逆差。1998年，中国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63亿美元，此后若干年也出现过个别季度的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1998年出现的资本外流主要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强烈贬值预期的影响。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当亚洲金融危机国家货币与美元脱钩并大幅贬值，市场产生了对人民币贬值的强烈预期。当时，“人民币不贬值”的政治承诺和外汇管理的加强，对抑制资本外流起到了关键作用。

跨境资本再次出现大规模的波动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国际金融环境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非居民为主体的国际资本流向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2008年美国雷曼公司破产后，美国国内出现信贷紧缩，迫使跨国公司集中将资本搬回母国，中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减少；反过来，当危机国家经济复苏、中国经济形势趋稳、人民币升值预期回归、中外利差上升时，国际投资者又回流中国。

与2008年的情况类似，2011年下半年，欧债危机恶化造成国际资本对美元的需求增加，国际资本陆续撤离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因此在亚洲市场普遍出现了一个现象——投资者抛售当地货币购买美元，当地货币贬值。在香港则出现了抛售人民币，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这一波动传染到内地外汇市场，人民币升值预期转向，美元需求增加，大量资本流出中国。

2012年第一季度，由于中国放宽了QFII等资本流入的限制，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稳定，中国再度吸引全球资本内流。但是，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却因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而恶化。加上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放缓，消费价格水平下降，房地产市场成交量下降，通缩风险概率上升，“稳增长”再次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人民币贬值预期明显上升。内外经济环境恶化导致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投资信心下降，开始再次转移资本。

非居民为主体的资本外流大部分是短期行为，待经济形势逆转，还可能回流；但以居民为主体的资本外流往往具有长期性，对中国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影响是长远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众多难题——资源与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经济过度货币化、收入分配不公、教育质量下降、社会保障不完全，等等。资源与环境的恶化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下降；房地产市场的下滑、产能过剩、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和外部市场萎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风险。长期问题和短期风险的交织导致了一些富裕家庭出于安全和财富管理的考虑，通过移民、对外投资、子女教育，将本币资产变现为外币资产，向外转移资金。国内一些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激励和追求更好投资机会的驱动下，投资国外市场。

当前，无论是非居民为主体还是居民为主体的资本外流都将使中国国际收支的失衡状态“被迫纠正”。这将会进一步影响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