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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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范文

关键词：智慧政府；治理能力；构成要素

中图分类号： D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2-106-2

1 智慧政府治理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智慧治理研究背景

针对智慧治理这一新兴概念，经过了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对其进行不断地探讨，人们对智慧治理的认R也逐渐深入，专业部门认为，将智慧治理应用于通过一国的城市信息系统，对城市中的公共建设和相关服务进行划分、管理、资金投入和结合运行。智慧治理通过网络把安置于城市中的智能化机器串联成物联网，实现物理化城市感知，其中还应用了云计算技术对所得信息进行研究分析，实现数字与物联网的结合，对小至城市大至一国运行的各个部门进行智能响应支持，智能治理就是将数字城市加上物联网。

1.2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1.2.1 缺少专项性、完整性

在针对智慧政府治理方面，由于相关专项性研究不足，信息资源少的原因，造成相应研究人员视野不够宽广，关注面只是“管中窥豹”，只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样的情况，如在研究中仅仅表明了政府处于什么地位与发挥怎样的作用，或浅显地展示智慧政府运行方式，这样对智慧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就还不够完整。

1.2.2 研究不够深入

学者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对整个智慧政府系统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视野，但需注意的一点是，不足在于仅仅基于对知识进行介绍，将共同点对比，而未展开研究与叙述，造成了虽然视野较大但是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出现。

2 治理能力构成要素分析

2.1 社会资源配置与利用能力

一国的发展应该在经济上体现出来，经济有了稳步发展，才有继经济发展成果使社会均衡。应在社会区域内，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然后将其高效利用，实现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满足社会民众在经济需求意外的对社会的需求，让其合理地运用社会资源。这种治理能力包含着治理的内涵与方式，以及相应的途径和手段，若不能制定公共政策应对国家社会经济稳步增长，无法推进社会均衡发展步伐，则这个政府便是不负责任的。

2.2 维持税收及财政收支平衡能力

税收与财政支出的问题涉及一国是否可以稳定发展，对待基础性公共政策是否公平公正，税收可谓是一国经济的重中之重，税收若流失犹如大出血，在队公共财政收入造成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不公现象，国家对此绝对处于零容忍，因此国家需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去防止税收流失的情况出现，税收问题也可以衡量出一政府在经济治理能力方面的能力。就公共财政收支平衡方面而言，政府首要问题就是决定能稳固本国经济发展的财政收支结构，避免财政流失。

2.3 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对比过去的世界交流，现今世界各国间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也趋于一体化阶段，一些发达国家因为在技术与资本方面比一般国家在更早已经开始积累，进而这些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水平与信息资源，所以占尽优势，后发国家看见差距也纷纷迎头赶上，就这方面而言，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竞争也是良性的竞争，有益于解决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如何有效地避开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而去真正借助这样的趋势使得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3 智慧政府治理结构与模型

3.1 支持智慧治理的技术支撑

3.1.1 数据提供平台：云计算

云计算属于分布式计算，是一种服务并且实现管理的平台，它的特点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从资源共享中心获取需要的资源，十分便捷。在建设国家信息化道路中，可以利用此技术，将统一要求通过规定的信息机制将政务信息集中至云计算平台中，实现信息在政府间的自由流通。云计算平台通过资源共享来服务，共享分为P2C（供应商与客户之间共享），C2C（客户间共享），P2P（供应商之间共享）这三种共享方式。

在共享的过程中要注重政府信息的安全性，云系统数据中心需要实时监控以外信息外泄，以及注重建设平台的成本，形成一个整体无须再单独建立平台，这也是云平台的优点，比较节约资源。如图所示为云计算平台结构图（图1）。

3.1.2 算法支持：大数据

大数据来源于庞大的数据，十分广泛，数据大到轻松超出传统方式下的数据统计与分析能力，就好比全世界互联网一天所产生的数据总数可达800EB，需要用1.69亿张光盘才够存储这样庞大的数据。大数据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将数据瞬间捕获并进行直接处理，避免了数据压力又提高了决策效率。大数据还具有多样性，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多样的数据结构。海量的数据所包含的价值是无穷的，但是巨大的数据不代表都是有用的，很多无关信息导致数据厚度不足，所以需要将获得的数据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并利用。

3.1.3 物联网技术

早在2010年，国家总理就提出过物联网相关信息，认为物联网通过大量的信息传感设施把所有东西与网络连接，进行实时通信，实现智能化网络，物联网建立于互联网基础上而不仅是互联网，而是超出互联网的延伸网络。物联网具有全方面感应，将物体接入网络与智能化处理三个特征，达到通过识别利用各种二维码或传感器立马获取相关信息，将信息进行共享，再智能决策与调控的目的。

3.2 政府智慧治理的实现途径

3.2.1 完善相应法律，提供智慧治理保障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对隐私保护造成了威胁，互联网因为随时随地的特点令隐私所具有的地域和时间保护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性，虚拟网络在这样的情形下显得不那么虚拟了，用户所具有的IP地址其实就包含着客户的个人信息。我国较其他起步较早国家的信息安全防范方面还不够完全，所以需要完善与新增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是要实事求是，也要注意解决好新老法律的冲突。

3.2.2 注重l展信息产业，稳固智慧治理根基

对于发展初期的企业，要注重对企业的政策扶持，在扶持企业时要加强推进创新体制，投资以鼓励企业创新，提升相应产业的发展，同时引进高素质人才与培养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相关战略，对于新技术研发成果需要及时进行专利的申请，保护好研究工作，并且鼓励技术研发，设立相应研究基金，奖励有贡献的个人与企业。

3.2.3 鼓励全民参与，建立良好政民关系

政府要积极做到将数据公开化、透明化，应及时通过互联网将公共数据信息，让民众可以更加了解政府，了解政府执行的公共事务，使民众主动配合政府进行的治理工作，通过互联网，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政府应该逐渐转化为以用户为中心点，加强互动，由封闭状态逐渐变成多元化的政府，不仅需要信息技术还需依靠各界力量，才能实现治理的目的。

3.3 智慧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

3.3.1 治理观念和方式面临的挑战

虽说长期以来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下已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方式，政府治理方式的特点即集中、统一化，这体现的是政府的权力统一与全能性，但是出现一些地方官员管权主义较重，对民众态度比较冷淡的现象，他们应对新兴事物接受较慢，信息处理能力也不尽如人意，他们通常靠以往的经验凭个人就做出了决策，没有经过实地调查，这样就无法了解全面的状况，也无法很好地解决公共事务。

3.3.2 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

在治理实施过程中有极大可能涉及关于隐私的问题，但由于大数据时代缘故，隐私恰好都隐藏在了日常生活信息中，一旦民众的隐私遭到泄漏，那么会大面积地触动民众的神经，造成对政府治理的不信任与恐慌，会对政府的工作产生怀疑态度与不配合工作的行为。出现这样的危险状况，说明国家政府相应的保障措施还不完善，需要对当前的政策法规做出改变，改进法律以及颁布更具针对性的法律，在享受大数据时代的便捷性同时，更应兼顾政府与民众信息的安全，处理好民众与国家间的关系，这也是治理面临的挑战之一。

4 总结

2013年至今，我国的智慧治理城市已经达到150个，总体看来政府的治理能力构成要素是政府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治理能力，在智慧政府治理中对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应用起到推动发展作用。政府已初步意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影响与智慧治理的巨大价值与回报，通过智慧治理理论进行对能力构成要素的分析。若想要达到智慧政府的目标，需要政府内部的转变与联合各界力量共同进行治理。

第2篇：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范文

【关键词】公司治理 治理结构 高管薪酬 薪酬粘性

一、公司治理机构给高管薪酬带来的影响宏观分析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许多上市公司内部薪酬制度都被人们视为有机薪酬的组合体系，根据不同特征来明确项目，薪酬构成包含高管基本工资、年终奖以及各种福利等。通过对高管工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影响高管薪酬的因素比较多，但是也可以从中寻找规律对其进行总结归纳。可以将所有影响因素分成直接因素与间接因素两种，直接因素包含高管人员自由处置权以及个人人力资本构成要素，人力构成要素又包含了高管人员是否接受过高等级教育及其个人的社会人际关于与整体工作能力等，管理经验也是十分重要的环节，此外还包含高管人员的聘用期限、个人身体条件与个人持股比例。上市公司的间接因素对其影响也比较大，主要影响方面包含公司规模、公司近年来的绩效、公司发展前景、公司董事会持股比例以及税收政策等。另外还有外界因素的影响，包含上市公司所在地理位置、公司未来成长空间以及公司在市场上的分布率等。

二、上市公司规模大小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

上市公司规模的大小将会直接影响高管薪酬水平，并且也是所有影响因素中最为关键的点。通常情况下，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那么高管所能掌握的财力资源与社会人力资源也就越多。在这一前提下，高管所需要应对的经营问题以及管理问题会变的更加复杂，所以对高管个人综合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相应的个人报酬也会有明显的提升，且薪酬的提升和公司规模扩张是有正向函数关系的。从近年来的实际调查数据来分析，如果站在全球的视角来分析该问题，那么美国公司最高职位的经理人个人收入与企业规模扩张直接的规律也验证了这一点。通常情况下，上市公司如果比同行业别的公司规模大10%左右，那么高层的薪酬大约会提升2%。

三、上市公司业绩好坏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

与上市公司规模的大小相比，公司的经营业绩显然是更加重要的，并且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的微妙复杂。从报酬绩效契约论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便可以发现，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个人薪酬通常情况下都是和公司的经营业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这一点上可以分析发现，公司经营业绩如果产生变化，那么经理人的整体次薪酬水平也必然会跟着产生一定的变化，这一变化可能是向上的，也可能是向下调整的，这一原理是符合高层激励性报酬制度原则的一种表现。

四、上司公司所有权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

公司的所有权虽然不能直接影响公司高管个人薪酬，但是公司所有权会影响到公司的规模以及经营业绩变化，从侧面影响了高管的薪酬以及高管薪酬构成结构。童金昌情况下，和所有者主控型市场相比，这一结构模式下的公司规模及其变化会明显大于经理人主导控制的上市公司，所以高管薪资待遇水平的变化也比较大。

五、上市公司股权合理性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主要体现在双方面。首先是股权集中程度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受到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其次，有关股权构成的问题虽然在强调不同形式下或者是集团分别持股标准来界定，但是从目前我国各大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体现于国家股东以及法人股东身上，通过多方调解来保证合理配置。

六、上市银行公司策事会的管制强度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

通常清下，董事会内部管制强度与上市公司内部规章制度都会影响到公司高管的测薪酬，并且属于主要影响因素。不难发现，比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某些上市银行公司规章制度相对严格的话，其高管人员薪酬往往会低丁一些规章制度更加宽松和弹性的公司中同样岗位的高管人员。

七、结束语

通过分析企业高管薪酬和公司治理结构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可以发现，公司治理结构当中存在的部分约束条件并不会随着高管薪酬的增长而对其进行限制，反而还会推动高管薪酬不断上调。不论是国企还是上市企业还是一般公司，都必须要结合风险控制理论来限制高管的高价年薪，将人们群众的利益提升到更高处，维护人民的利益。换而言之，从社会的人均收入角度以及公司内部工作人员薪酬角度来分析，也应当限制高管年薪，使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避免因为天价年薪影响普通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使贫富差距愈演愈烈。需要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未来利用公司治理结构，结合相关监督机构与管控机构来限制企业高管薪酬，让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东清，张聪聪.高管薪酬粘性的公司治理因素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3，11（20）.

[2]毛洪涛，周达勇，王新.薪酬委员会在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中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2002-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投资研究，2013，04（04）.

[3]孙长江，孙牧文.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22）.

第3篇：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范文

行政规制模式的建构

要建构一套行政规制模式，首先要解决的是要素齐全问题，包括确立行政规制的功能、价值、依据、范围、对象、主体、方式、过程、结果和监督救济等，然后要解决不同构成要素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保证诸构成要素相互匹配，避免出现“短板”。

就其实质而言，建构行政规制模式是一个试图发现并改变规制关系主体行为选择的成本/收益比率的过程。行政规制的法律设定不仅会影响规制对象的行为选择，还会影响规制主体的行为选择，通过保证规制主体行为选择的理性来推动规制对象行为选择的理性。就其形式而言，建构行政规制模式是一个制造出一种主次分明的主体关系的过程。要从事实上或者假想中一片混沌的社会现象中建构起一套轮廓清晰、取向明确的行政规制模式，就必须遵循某种取舍标准，首先建构一系列对立的范畴，诸如规制主体与对象、公益与私益、公共选择与私人选择等，然后再进行优先性排序，例如公益优先于私益、规制对象服从规制主体、公共选择取代市场选择等，通过承认一些变量和拒绝一些因素、强化部分变量和弱化部分变量的方式，建构起一个错落有致的行政规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这类似于韦伯所谓的确立“理想类型”的过程。

建构一种行政规制模式，就是试图通过可预期的法律之治来解决社会行动的不确定性问题，这是一个依托现实创造未来、客观见之于主观、努力将法治价值融入社会事实之中的过程，是一个有风险的试错过程，存在着各种可能造成行政规制模式不合理的隐患。这主要包括：或者是模式的构成要素残缺不全，例如缺乏绩效评估；或者是模式的诸构成要素之间不匹配，例如权责不对称；或者是对成本/收益比率产生非理性的制约与激励，例如诱发行政规制的设租、寻租；或者是对模式变量的取舍不当、甚或挂一漏万，例如行政规制的理论模式容易因追求模式的纯洁性和可控性而将经验、直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拒之门外；或者是在制造模式局部强弱对比的过程中因过分夸张而顾此失彼、甚或本末倒置，例如因片面强调行政规制的命令———服从性从而变异成权力本位。

传统规制模式及其危机

所谓传统的行政规制模式，就是一种以国家为轴心的行政规制模式，它有可能滑向两个极端：在一个方向上对应于全能政府，主张更广、更硬、更加直接的行政规制，将维护和保障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当作法律的主题；在相反的方向上对应于夜警国家，主张更窄、更软、更加间接的行政规制，将法律的功能定位为控制权力和保障自由。大多数传统的行政规制模式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点上。传统的行政规制模式尽管在两个极端形态上形成鲜明对比，但这并不影响二者分享一些共同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它们殊途同归：

一是对抗性。传统行政规制模式制造大量泾渭分明的对立范畴，这就使得一种非此即彼的对抗关系昭然若揭，它集中体现为规制主体与规制对象之间的对抗性，将公益与私益关系机械地理解为此涨彼消。二是单向度。行政规制主体是指令的发出者，行政规制对象是指令的接受者，二者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命令———服从关系。三是国家垄断。行政规制的依据只能是“体现国家意志、由国家创制或认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硬法规范，行政规制的主体只能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机关，行政规制过程只能是一个单一的权力行使过程，国家在行政规制中居于单中心的垄断地位。四是封闭性。就其主体而言，行政规制过程对规制对象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往往是封闭的；就其评价机制而言，行政规制过程对规制对象和观察者、评价者往往是封闭的；就其据以决策的信息和知识而言，行政规制往往只对单一来源开放，以逻辑排斥经验或者因经验排斥逻辑，不同知识之间不能兼容。五是形式主义。行政规制过程被似是而非地假定为“绞肉机”式的执法过程，重视的是形式合法性而非行政绩效，注重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强调对上负责而非满足公众诉求。

这种与国家管理主义范式契合的传统行政规制模式，因为公共治理的兴起而越发地不合时宜，危机四起：一是行政规制的目标与手段关系出现断裂，单一的命令———服从方式不足以有效满足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促进公共福利的社会需求。二是行政规制的形式合法性背离实质正义，法律似乎得到实施，但公共安全并未随之出现；或者虽然维护了公共秩序，但公民自由并未因此得到维护和拓展。三是理论、制度与实践三者之间的各自为战，合乎逻辑的规制理论没有能力指导法律制度安排，法律设定的规制“效力”难以转化为规制实践的“实效”，规制实践的经验教训在规制理论中得不到应有的反映，这就造成了行政规制理论的自说自话，行政规制制度安排的一厢情愿和行政规制实践的各行其是

传统行政规制模式带来严重的规制失灵问题。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强制性规制收效甚微，规制目标经常落空。此外，还诱发权力滥用，设租、寻租屡禁不止，经济领域的过度规制和社会领域的规制不足并存，行政规制存在着结构性失衡，行政管理的越位和错位与公共服务的缺位和不到位并存。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行政规制的初衷主要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那些因行政规制的挤占而致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会发生公共选择与私人选择的双重失效。

行政规制模式的重构

这种过时的行政规制模式之所以会四面楚歌，主要在于两方面的致命性缺陷：一方面是对行政规制嵌于其中的外在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认知上存在着严重缺陷，明显滞后于公法、体制、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科学技术以及自然环境等影响行政规制供求关系要素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是行政规制模式内在安排对外在约束条件反映上存在着严重缺陷，在确立行政规制的范围、对象、依据、主体、方式、结果等构成要素时，深受国家管理主义理念的支配，不能适应公共治理的现实需要。

第4篇：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范文

关键词：组织资本；组织资本评价；构成要素

1、组织资本的内涵

在理论上，马歇尔（Marshall，1961）最早提出关于组织资本的概念，他认为“资本在相当大程度上存在于知识和组织中”，并把企业组织归结为非物质的财富，应当在生产要素中增加“企业组织”一项。之后关于组织资本的内涵，概括而言，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研究：

（1）知识信息角度。Prescott和Visscher指出“知识和信息是企业的一种资产，因为知识和信息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我们把这一企业的资产称为组织资本”（Organization Capital，Prescott/Visscher，1980）。鲍・埃里克森和杰斯帕・米克尔森认为知识和信息是组织资本的基本源泉。邸强、唐元虎、张超（2005）认为组织资本实质上是体现在个人和组织中的显性及隐性知识的集合。

（2）资本角度。Tomer（1987）在其《Organizational Capital： ways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and welfare》中指出组织资本是“一种体现在组织关系、组织成员以及组织信息的汇集上，具有改善组织功能属性的人力资本”。Edvinsson和 Malone（1997）认为组织资本是人力资本的具体化、权力化以及支持性的基础结构，也是一种组织的能力。张刚（2000）认为组织资本是一种根植于组织关系之中，由企业投资于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关系所形成的资本形式，把组织资本看作一种关系资本。邓康林，向显湖（2009）将组织资本的内涵定义为不依赖于个体存在，内含于组织中的实现共享的资源或资产。

（3）功能角度。Baruch Lev和Radhakrishnan（2004）认为“组织资本由企业的实践、政策等组成，可以使企业获得长久的竞争优势”。王晨和茅宁（2004）认为组织资本是潜伏于各类资产之下，将企业价值网络的资源相互联系进行价值转化和创造的组织无形资源和能力。

（4）形成过程角度。Atkeson和Kehoe（2002）认为“组织资本是企业特有的随着产出生产出来的，并且是嵌入在组织中的资本”。冯丹龙（2006）认为组织资本是依赖特定的组织和社会交往模式，通过长期组织学习和工作实践积累形成的，存在于个体、团队和组织之间，企业员工共同创造的编码化或部分编码化的组织技术知识、管理知识、能力和价值观。谢德仁（2002）指出“组织的知识结构并非参与组织的个人知识的简单加总，而是有机地互补、整合学习与创新，其中包括创新出组织知识，形成组织文化，进而创造出所有个人所不具有的组织资本。”赵顺龙和陈传明把组织将其成员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转化为组织共享的资源或资产，从而为企业创造利润这一现象称为组织资本。

通过上述可发现，从不同的角度对组织资本的内涵进行研究，其内涵也不尽相同，但都认为组织资本是存在于组织中的，与组织的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有关的组织特有的，且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的资本；而且都认为组织资本是不依赖于个人存在的一种无形资本，组织资本是不能转移和复制的。

2、组织资本的构成要素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组织资本的构成要素的研究在各个层面取得不同突破。纵观国内外，学者们对组织资本构成要素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能力层面。Evenson和Westphal（1995）概括了组织资本的一些具体成分：组织的操作能力、投资能力和创新能力。徐笑君（2004）认为组织资本包括战略型组织资本、管理结构型组织资本、文化型组织资本、技术型组织资本和营销型组织资本五种组织能力。

（2）制度流程层面。Fernandez et al（2000）认为，组织资本包括规范与指导纲领、数据库、组织惯例等。Brynjolfsson（2002）认为，组织资本主要是由技巧、组织结构、流程、文化和其他的无形资产集合而成。Baruch Lev和Radhakrishnan（2004）认为组织资本由企业的实践、政策等组成。

（3）系统层面。Barney（1991）认为组织资本包括企业的正式报告结构，正式和非正式的计划、控制和合作系统，以及企业中、企业和环境之间非正式的关系。Dzinkowski （2000） 主张组织资本包括管理程序、信息系统与网络系统三个方面。

（4）资本层面。Edvinsson和Malone等人将组织资本分为流程资本（Process Capital）和创新资本（Innovation Capital）。杨磊，陈静（2010）认为组织资本的构成要素是由企业内部的群体性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组成的。张钢在（2000）提出组织资本的三个构成要素分别是战略资本存量、结构资本存量和文化资本存量。刘海建，陈传明（2007）把组织资本分为权力资本、规则资本和知识管理资本三个方面。邓康林，向显湖（2009）既包括企业知识库、标准、文档资料等信息类组织资本，又包括产权与治理机构、组织流程、组织制度等流程类组织资本和价值观、组织惯例、文化氛围等文化类组织资本。刘人怀，龙先东（2007）认为组织资本包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创新资本。

基于上述研究可知，从不同的层面研究组织资本的构成要素，其结果也不尽相同。虽然关于组织资本的构成要素众说纷纭，但也有其共同点。所有观点都认为组织结构是组织资本的构成要素，而且大部分观点都认为组织文化也是组织资本的组成部分。

3、组织资本的评价方法

适合企业的组织资本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并且有利于企业长期的良好发展。因此，如何对一个企业的组织资本进行评价是尤为重要的。纵观国内外学者对组织资本评价方法的研究，主要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张钢（2000）通过企业战略存量、组织结构存量与企业文化存量三个维度来衡量企业组织资本存量的大小，进而评价组织资本。

（2）Prescott和Visscher（1980）通过评价员工个人信息、群体信息和其特有的人力资本对企业组织资本进行评价，认为有关员工和任务特征的信息是厂商的一种资产。因为这些信息影响着厂商的生产可能性集合并且与产品一道生产出来，所以厂商拥有的员工个人信息、群体信息和其特有的人力资本就是其组织资本的体现。

（3）Chowdhry&Gramaise（2003）从企业默会知识（或内部语言）对企业产出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理解并测量组织资本。在企业开始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非正式工作惯例、便利的技术术语以及一套来自过往合作经验记忆的语汇形成内部的默会知识，这是一套共同的内部语言。

（4）组织资本的会计计量方法：试图为企业的无形资产赋予一个用货币术语表示的价值。组织资本的会计计量方法有：Tobin-q法、列夫（Lev）的估价模型、美国西北大学Kellogg商学院的NCI研究所提出了无形价值计算方法（calculated intangible value， CIV）、人力资源会计、人力资产会计、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EVA）等。

（5）组织资本的价值管理测量方法：试图通过给出指标使企业管理者们更深入地了解企业的无形资产。组织资本的价值管理测量方法有：包括：斯堪迪亚智力资本导航器（Skandia Navigator）、平衡计分卡（Balance Score Card， BSC）、ICM模型、智力资本指数（IC Index）、无形资产监控者等。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目前对于组织资本评价的研究还不是很多，

现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企业的员工信息和知识存量进行研究，进而评价企业的组织资本。具体而言，对于组织资本的评价的研究不是很多，也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方法。

参考文献：

[1]Prescott Edward C.； Michael Visscher. Organization Capital[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0，（88）.

[2]Edvinsson ；Malone.Intellectual Capital：Realizing Your Company's True Value by Finding Its Hidden Brainpower.1997.

[3]徐笑君，智力资本管理――创造组织新财富，华夏出版社，2004.

[4]景莉.智力资本与公司价值.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5]张钢.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与组织创新.科学研究，2000年第1期 .

[6]邱强，唐元虎，张超.组织资本形成机制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年第7期 .

[7]邓康林，向显湖.公司财务管理的新视野：组织资本与人力资本.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1期.

[8]赵顺龙，陈同扬.企业组织资本略论.学海，2003年第3期.

[9]赵顺龙.基于企业文化的组织资本形成研究.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第6期 .

第5篇：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范文

谨慎介入的基本理念

为贯彻谨慎介入的立场，在深刻把握民间融资犯罪规律的基础上应确立如下理念。

(一)要将民间融资所涉的经济犯罪界定为二次违法也就是说，只有在行为违背行政法律、经济法律的明确规定且相应法律已不能对此行为有效规制的前提下，才能考虑将其行为犯罪化。这其中需要强调的问题是，其一，前置性的违法行为必须要有法律调整。在没有相应法律调整的情况下，不宜径行将其上升为经济犯罪。其二，初次违法中的法，必须是法律，而非法规。其三，对刑法的违法性要作实质性解释。

(二)要积极构建犯罪阻却事由一般来说，民间融资犯罪的被害人对侵害的发生具有相当责任。被害人的过错行为虽然不足以阻遏侵害人的刑事违法性，但有必要将其行为过失作为影响罪犯刑事责任的要素予以评价。向来被忽视的问题是，被害人过错影响罪犯刑事责任的法理何在?笔者认为，此问题用自损行为、被害人承诺的损害、期待可能性理论、被害人风险偏好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解决。刑法理论在此方面需要做的是，将被害人过错作为一项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通过制度设计来减缓罪犯的恶害评价。

(三)要强调刑罚的轻缓化和针对性首先，在适用刑罚时，要贯彻轻缓化精神，秉持如下理念:在主刑上，要禁止死刑适用;扩大无期徒刑和长期自由刑的适用范围，限制短期自由刑的适用。在从刑上，要深化财产刑改革;增加资格刑刑罚种类，扩大资格刑的适用范围。在主刑和从刑衔接上，要在保持短期自由刑立法内容的基础上，积极创设主刑向从刑的过渡机制。其次，在制度创设方面，尤其要重视刑罚适用的针对性。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现有法律对于经济犯罪除依法判处死刑、无期徒刑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外，是不适用资格刑的。[4]但事实上，包含职业禁止等内容在内的广义资格刑确系一项有效规制经济犯罪的好方法。我国刑法若引介、规定了此类资格刑，犯罪分子就势必权衡经济利益之得失，从而放弃犯罪。

(四)要突出民间融资犯罪综合治理的经验，重视刑事责任形式的多样化民间融资犯罪治理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这种治理需要法律、政治、经济等各项制度性因素的协同配合。多年来，“犯罪的法律后果就是刑罚”几乎成了司法实务人员的通念。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司法人员的认识偏差有关，但更根本的还是立法时制度设计存在问题。首先，我国现行刑法对定罪免刑不适用非刑罚处罚的犯罪后果并无明确、具体的制度性规定。其次，我国现行刑法第37条虽规定了定罪免刑并适用非刑罚处罚的犯罪后果，但却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内容。以上两项缺失事实上造成刑罚孤军作战，形不成与犯罪作斗争的合力，以致使刑法规制能力大打折扣。为扭转被动局面，当务之急是通过制度性建构提高规制手段的多元性和复合性。

刑法治理制度的完善

(一)修正个罪

1．修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刑法将扰乱金融秩序视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素。何谓扰乱金融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将其解释为吸收存款的特定数额、人数、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和其他严重后果。笔者认为，将吸收存款的数额、人数解释为犯罪构成要素并不恰当。这主要是因为，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仅为客观的犯罪构成要件，其单纯的行为要素并非该罪的本质，该罪的本质是对经济可测量的实然危害。笔者主张，首先，将该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修正为行为犯，即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将其主要用于正常生产经营，经依法处理后不能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次，直接经济损失和其他严重后果作为情节加重犯予以规定。通过这种修正，一方面可充分实现对民间融资的保护，另一方面可实现对严重违法行为的有效规制和打击。需要强调的是，在修正该罪时，不宜像有的学者主张的那样，将欺诈作为该罪的客观要件[5]。其原因在于，其一，立法并未将欺诈规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其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要害不在于吸收存款时存在欺诈，而在于其行为后是否用于正常经营并清偿所吸收资金。如果将欺诈引入犯罪构成，该罪就必然面临如下尴尬:如果行为人行为时出于欺诈，且行为后又不能清偿所吸收资金，那么其行为又与集资诈骗罪何异?

2．废除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集资诈骗罪在金融诈骗罪中成为唯一一个保留死刑的罪名。笔者认为这种定位存在着不小问题。首先，集资诈骗罪的性质定位决定了其本质上属于非法占有型犯罪。其恶害要弱于对金融管理秩序的侵蚀。其次，刑法在金融诈骗罪构成上，实际关注的经济利益损失总是国家和人民财产损失，而非金融秩序遭受的破坏，或者说是以诈骗数额和财产损失之估算来代替金融秩序遭受破坏之评价。[6]但问题是，一来，集资诈骗罪中的受害人多非国家，而是具体的自然人或单位;二来，受害人关注的重点不在对罪犯死刑报复，而是自身经济损失的挽回。实践证明，对集资诈骗型犯罪给予严刑处置很难取得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实效，集资案件被害人对于处置结果的不认同已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难题。[7]所以，有必要废除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对其最高刑规定无期徒刑即可。

(二)完善民间融资犯罪的刑事责任形式

第6篇：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范文

关键词: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市场经济,大浪淘沙。企业经营的环境日益复杂,市场竞争更是日趋激烈,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成为企业最关注的问题,内部控制制度则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保证,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锐器。

内部控制是由单位治理层、管理者及其员工共同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单位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单位实现发展战略。要确保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从总体上透视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就要充分了解内部控制的构成要素,从内部控制构成要素入手,分析企业在内部控制中存在的缺陷和薄弱环节,才能及时控制和提早预防各种错误和弊端,有效的实施无疑会促使企业生产管理登上一个新台阶。

内部控制要素涉及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督五大方面,这五大要素贯穿企业管理的整个流程,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现在国内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大多都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框架体系也基于完善,内部管理可以说是有章可循。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未意识到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对内部控制存在许多误解,甚至概念模糊,治理结构先天不足,再加上内部控制固有的局限性,使企业内部控制薄弱,经济业务随意性大,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如单位管理层对财务会计管理重视不够,监管不力;没有严格遵循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造成混岗现象;未对业务风险进行正确评估,且应对风险措施乏力等,使得管理力度减弱,管理效应弱化,从而造成企业竞争力降低。内部控制构成要素这个框架只有搭建稳固,才能有效地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

一、内部控制要素的基本框架

1、内部环境。内部环境规定单位的纪律与架构,影响经营管理目标的制定,塑造单位文化并影响员工的控制意识,是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内部环境主要包括治理结构、组织机构设置与权责分配、企业文化、人力资源政策、内部审计机制、反舞弊机制等内容。一般而言,最高管理层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态度、理念、观点等在塑造良好的内部环境中发挥关键作用。

2、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单位及时识别、科学分析经营活动中与实现控制目标相关的风险,合理确定风险应对策略,是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环节和内容。风险评估主要包括目标设定、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应对。风险表现为各种潜在事项和因素,只有全面了解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才能正确评估、识别、管理与防范。

3、控制措施。控制措施是指单位管理层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采用相应的控制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度之内,是实施内部控制的具体方式和载体。常见的控制措施有: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授权审批控制、预算控制、财产保护控制、会计系统控制、运营分析控制、绩效考评控制、信息技术控制等。在业务流程中,要明确岗位责任以及清晰的业务流程。

4、信息与沟通。信息与沟通,是单位及时、准确收集、传递与企业经营管理相关的各种信息,并使这些信息以适当的方式在企业有关层级之间进行及时传递、有效沟通和正确应用的过程,是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条件。信息与沟通主要包括信息的收集机制及在企业内部和与企业外部有关方面的沟通机制等,是对业务流程的正确反映、计量、披露与传递。防止在控制中出现信息不对称现象。

5、内部监督。内部监督是单位对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对于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及时加以改进,是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保证。监督检查主要包括对建立并执行内部控制制度的整体情况进行持续性监督检查,对内部控制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进行专项监督检查,以及提交相应的检查报告、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等。企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是内部控制监督检查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五个基本要素,涵盖了“人、财、物及组织”等各方面的内容,抓好内部控制要素对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合理性、健全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

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的问题

1、控制环境薄弱。任何企业的控制活动都存在于一定的控制环境之中,控制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的遵循和执行。而单位负责人和管理层在塑造良好的环境发挥关键作用;然而,有些企业没有履行好对领导的监管职责,没能及时掌握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信息,在公司组织结构设计上存在薄弱环节,内部责任分配不当,也缺乏对权力的监督,缺少相应的反舞弊机制,导致经营管理的许多漏洞和控制环境的失衡。

2、风险评估不到位。风险评估是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效率和效果的关键。从我国企业现状来看,其风险意识并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企业管理层人员的思想中缺乏风险概念,对风险缺乏正确的评估,在市场发展态势中风险应对措施乏力,抗风险能力不高。

3、监督力度不强。要确保内部控制制度切实执行且执行的效果良好,内部控制能够随时适应新情况等,内部控制必须被监督,且单位负责人必须带头执行。目前,我国有些企业虽然有内部控制,但只是形式、花架子,没有人认真地去考核检查执行的效果。财务监控也存在局限,使许多方面缺乏监控的力度,造成一种表象,使监控失去了意义。

4、责任分工不明确。一个良好的信息系统应能确保组织中的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知道其所承担的特定职务。在我国,有些企业中往往存在着一些谁都可以管谁都可以不管的“自由”区域,这可以从一些事务处理的“踢皮球”现象看出。然而,出问题的往往是这些区域,出了问题以后常常是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指责,最终不了了之,没法追究责任。还有不相容职务混岗的现象尚存,很容易滋生出舞弊。

5、信息沟通不畅通。有些企业内部没有建立、形成一个畅通的信息收集、报告和反馈机制。各部门之间缺乏默契,没有良好的沟通,贻误了许多信息在经营管理中掌握的及时性,从而导致问题的搁置,而耽误妥善解决的时机。

从内部控制构成要素的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缺陷,就可以对症下药,从我们的薄弱环节着手,强化内部控制要素,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三、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议

1、构建良好的控制环境。要想有一个稳定的控制环境,必须要有一套科学的运作模式。要加强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应注意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包括经营管理的理念、方式和风格、组织机构、授权和分配责任的方法、管理控制方法、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实务、外部环境的影响等。只有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才能保证制度的真正落实,才能真正达到内部控制的目的。

2、加强企业内部牵制制度。内部牵制是由其他部门或人员参与,并且与之衔接的部门能自动地对前面已完成工作进行正确性检查。这种制约包括上、下级之间的互相制约、相关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在内部牵制中,必须采取工作轮换制,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牵制效果。

3、加强企业财务内部控制。从企业的角度或从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来说,更应关注企业财务内部控制,因为它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和企业财产的安全有重要的直接的影响。建立科学、严密的企业财务内部控制制度是安全、有效的财务管理的基础。企业财务内部控制主要抓好关键人、把握关键部位、管好关键物件、控制关键工作岗位等。

4、加强企业内部审计制度。切实加强企业对内控的认识。企业的一些管理人员认为,内部审计受本部门、本单位直接领导,它的结果只作为改进经营管理的参考,对社会公众不起鉴证作用,因此对其并不十分重视,这一观念应立即更新,并切实加强考核、监督、制约机制,发挥企业内部审计的作用,真正发挥内审人员的作用,监督和保护企业的资产、财产安全,监督企业朝着合理、合法的良性方向发展。

5、重视对单位负责人内部控制的宣传。单位负责人对内部控制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很关键。从理论上讲,内部控制本身也有局限性,其中主要是单位负责人控制的随意性或相互串通、搞内部人控制。因此,加强对单位负责人的内部控制宣传、提高他们自觉执行内部控制的意识,显得格外重要。《会计法》明确规定,单位负责人负有执行《会计法》的法律责任。今后,在制定控制有关规定时同样要明确单位负责人应负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全员真正承担相应职责并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推动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热电总厂)

主要参考文献:

[1]吴水澎等.企业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与启示[J].会计研究,2000.5.

第7篇：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范文

关键词：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创新；学术争议；主导逻辑；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企业竞争优势或价值创造的源泉在哪里，或者企业绩效异质性的成因是什么？这是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的最核心但也是最困难的研究议题，战略学者们也为此坚持不懈孜孜以求。20世纪60年代，Bain和Mason提出“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S-C-P），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Porter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尝试从企业外部的产业组织及竞争结构的视角来探讨该议题的答案，提出是不同吸引力的产业竞争结构导致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Rumelt和Barney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企业资源观（resource-based views，RBV），试图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战略要素来探寻该议题的解答，认为稀缺的和异质性的资源是企业绩效的源泉。类似地，20世纪90年代初，以Prahalad和Hamel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企业能力观（capability_based views，CBV），认为隐藏在资源背后的能力具有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性，是竞争优势的本源。进一步地，20世纪90年代末，Teeee等在核心能力的基础上演绎出动态能力观（dynamic capabilities views，DCV），提出对能力进行管理的能力，这种更为抽象和特殊的动态能力才是竞争优势的源泉。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兴起，以及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指数的迅猛增长，实务界和学者们提出了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BM）的概念，并以商业模式创新（business modelinnovation，BMI）来解释竞争优势或者绩效异质性的源泉。时至今日，竞争优势本源的理论解释和框架工具依然是“百花齐放”，商业模式并没有替代其他流派成为主流。商业模式（BM）是指跨越核心企业边界的互相依赖的运营活动体系，或是将技术价值转化为顾客价值的一系列流程，或是界定为企业向顾客传递价值并诱使其付款而获利的方式，或是企业构建价值网络及创造、传递、获取价值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BM概念的提出也是为了更直接地回答价值来源的议题。商业模式创新（BMI）与竞争优势和价值的因果关系，虽然历经15载的进化，在战略、创新和营销等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也伴随着“百家争鸣”式的批评和责难。学者们批评BM的概念五花八门，构成“包罗万象（all-encompassing）”，功效是“故弄玄虚（ad hoc）”和“混淆的（confusing）”，因而BM是“新瓶装旧酒（old wine in a new bottle）”、“借壳隐喻（skeumorph）”、“完全多余（strong on redundancy）”、“缺乏理论基础（weak on theoretical grounding）”、“存在悖论（paradox）”、“毫无价值（little value added）”，因此，该领域的研究则是“渺茫（hopeless）”或者“沉闷（dreary）”。

因此，本文旨在梳理BM的学术争议，理清BM与价值创造之间关系的主导逻辑。首先，本文将追溯BM的衍生背景及其理论渊源，梳理BM研究在概念、构成、主导逻辑等层面的正反方学术争议的焦点及其缘由。同时，本文尝试重构BM“构成-属性-价值”的主导逻辑框架，提出该框架的理论依据及应用价值。最后，阐述BM传承了传统的创新理论、战略网络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理论基础，并且沿用价值网络以及平台经济学等现论基础，论证BM创造价值的主导逻辑及作用机理与这些理论是内在统一的。

1.梳理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的学术争议

BM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Management Science》、《Harvard Business Review》等顶尖学术期刊发表了诸多相关的论文，甚至《Long Range Planning》在2010年和2013年、《strategic Organization》在2013年、《R&D Management》在2014年分别出版了BM研究论文的专刊。经理人、咨询师、商业刊物出版商以及学者普遍认为，工业化时代企业赢利的方式在互联网时代遇到极大挑战，互联网时代中企业成功可以归因于BM的成功。但是，BM重要性认识的极高水平与BM共识的低水平之间却存在很大的落差，进而使部分学者开始质疑该术语在管理学文献中的价值。如，Porter提到“BM方法对管理学是一个误导（faulty think）和自我妄想（sel-delusion）的杜撰”。下文逐一梳理学者们在BM的分析单位、内涵、构成要素、理论基础方面的争议。

1.1商业模式能作为分析单位吗？

BM能否作为价值创造的基本分析单元，这是该领域首要的学术争议。对于BM能否作为价值创造的基本分析单元，持反对意见的，下文简称反方；持同意意见的，简称正方。质疑的理由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BM作为分析单元，与现有分析单元是交叉重叠的，缺乏独立性。BM被认为是高度依赖特定情境、特定企业或者特定时间，即BM不是独立于企业、产业或者国家层面的，因而缺乏独立性。②BM作为分析单元，缺乏独特性。如前文所述，在之前的竞争优势本源的理论基础中，从微观要素来看，“资源”和“能力”已成为价值分析的单元；从企业层面来看，“价值链活动”等是基本分析单元；从产业层面来看，“战略群”是基本分析单元；从网络层面来看，“网络”是基本分析单元。反方认为，在现有文献中，BM作为分析单元，最终都是与上述基本单元相关联的，只是“借壳隐喻（skeumorph）”的新花样。如，Amit和Zott把BM作为独立的分析单元，但是却把它界定成交易的分析层次，并以此度量它，而Morris等认为BM是介于运营流程与战略之间的，体现了运营、策略与战略（operational vs.tactical vs.strategic）三者之间的差异，而Malone等认为，BM的分析边界应当是介于产业层次和战略群层次之间，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它介于战略群和资源之间，况且每个企业都存在某个BM。因此，BM没有显示出作为新分析单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正方则对此提出反驳，认为BM分析边界应当定位于企业和网络之间，即专注于核心企业，但是跨越核心企业边界，包括了核心企业创造或传递价值所交互的利益相关者。如此说来，虽然BM与其他分析单元是相关联的，但它是不同的。事实上，BM与其他分析单元是相关联本身就不是个问题。反而，它需要进行多个层次的研究和整合不同的理论视角。与此同时，每个企业都拥有各自的BM，这并不意味着BM这个概念作为分析单元缺乏差异性，或者没有战略意义。BM是否能够作为新的分析单元，关键在于该术语能否被学者们持续下去。当然，Zott和Amit也提醒“学者们有责任要谨慎地清楚地界定好BM的内涵及其分析边界”。

本文认为，界定好分析边界是探讨新术语内涵、构成及其功效的前提基础。如前文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解释企业绩效成因的理论从S-C-P-RBV-CBV-DCV-BM不断进化，分析的基本单元从产业-资源-能力-动态能力-商业模式演变，呈现从宏观-微观-宏观和微观结合的趋势，从外部-内部-内外结合的趋势，从有形的具象的-无形的抽象的-具象和抽象结合的趋势。因此，“分久必合”的趋势，需要正反双方不断探索，透过现象看本质，简化互联网商业世界中复杂的网络关系，将已有的分析单元（资源、运营活动、顾客、网络关系）整合成内在一致的独立的分析单元。

1.2商业模式的内涵清楚吗？

反方认为BM缺乏一致的术语定义。Arend指出虽然术语一致（terminological convergence）在战略或创新创业管理等领域并非是必要的，但是，目前BM的定义显得太空泛，甚至包括了矛盾的表达。界定BM的术语五花八门，如某种陈述（statement）、描述（description）、表现（representation）、架构（architecture）、概念性工具或模型（tool or model）、结构性模板（structural template）、方法（method）、框架（framework）、模式（pattem）、集合（set）、逻辑（logic）。界定BM的内涵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Casadesus-Masanell和Ricartt认为简单竞争环境下BM与战略是一一对应的，Teece认为BM对应于战略的核心问题，Borgh等认为BM与创业机会的利用开发相关联。Bock等提出BM既不能理解为与产品或运营创新相关，也不是响应现有市场的更好方式，而是多个维度的增长战略。因此，反方质疑学者们没有明确BM的内涵，自然也就显得“价值不大”。

正方学者对此质疑无可奈何，但也不完全同意。一方面，正方完全同意反方所说的有必要提供一个简洁和清楚的BM定义，否则BM的“对话”将会引起歧义、模糊、混淆；另一方面，BM与现有概念交叉重叠对BM的某些研究议题是个问题，但并非对所有的议题都是问题。反方只是简单地假定只存在单一的、完全共识的BM概念，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无须反驳。进一步地，Zott和Amitt指出Arend尝试区分“商业的模式（business model）”和“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前者强调商业，后者强调模式）似乎是“故弄玄虚（ad hoc）”和“混淆的（confusing）”，况且Arend把BM定义为“传统企业如何运营的描述（description）”是空泛且不准确的，更不应该在此基础上指责BM领域的研究是“渺茫的（hopeless）或者沉闷的（dreary）”。类似地，Zott等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深度分析，观察到BM定义向主题一致的收敛趋势。正方学者坚信，即便缺乏唯一的、共同的定义，BM的研究仍然可以取得进展。因此，该领域的现状也并非如Arend所说的毫无是处。

本文认为，理清BM的概念及未来研究目标是更好地回答BM“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重要前提。因此，需要正反双方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的判断，在BM的内涵上尽快达成共识，学术上强调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因果逻辑”，实务上关注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基本框架”，相互促进，使之成为学界或实务界更有效的“共同语言”，更好地促进该领域研究的发展。

1.3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明确吗？

反方认为BM构成要素是不明确的，一方面构成要素“包罗万象”，另一方面，不同文献构成要素数量都不同，从3个要素到9个要素不等。①战略视角下，学者们倾向于将BM看作是企业实施公司层成长战略或业务层竞争战略的交易活动体系。Amit和Zottt认为BM是以利用商业机会创造价值而设计的交易活动体系，它包括交易内容（活动体系）、交易结构（活动问的联系）和交易治理（活动主体间的关系治理）3个要素。Casadesus-Masanell和Ricart也赞同这个观点，认为BM是由诸多相互依赖的活动所构成的活动体系，如价值链活动、顾客选择、产品或服务选择。②营销视角下，学者们强调BM是为顾客创造和传递价值而创造企业价值的基本原理。Osterwalder认为BM包括价值主张、关键活动、核心资源和重要伙伴等9种要素。③技术创新视角下，学者们则将BM当作是技术价值的“转换器”，即创新性技术经过某种独特的BM来商业化而实现经济价值。Chesbrough认为BM包括价值链、价值网络、赢利模式等6种要素。④还有一些学者将上述不同视角综合起来考虑。如，Johnson等提出BM包括顾客价值主张、核心活动、核心资源、赢利模式等4种要素。总之，商业模式研究“虽然吸引不少学者的关注，但仍是“不稳定的研究框架”，因为商业模式框架本身的不一致性”。对此，正方代表Zott和Amit也同意BM构成要素的确是“五花八门”，包括了企业所有的要素：资源、活动、产品、价值主张、激励、组织政策、收入来源和成本结构等，这使得人们难以识别BM不是什么，它与企业在整体上是如何不同。因此，反方指出BM在某些重要的层次上缺乏一致性，没有界定清楚它的内涵和构成，很难去分析其理论价值。

正方认为这个意见是一个“有效的提醒”，因为它的确需要更合理的概念界定，以更好地在概念上和实证上区分于现有文献中相关概念。从统计意义上，BM构成同样需要实证证明其构架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和区分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因此，学者们如果泛泛地界定BM的构成要素，是缺乏特色的，并会导致模糊、误解和重叠。

本文认为，BM框架的衍生目的在于为企业经理人向利益相关者阐述价值创造时提供了某种有效的“共同语言”和可视化的认知工具。但是，五花八门的构成要素，表明BM远未达到该目的，其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盲人摸象”的现象，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摸到BM这头“大象”不同的部位，从而归纳出不同的构成要素。因此，需要学者们在BM"是什么”上多传承、少自作主张，即结合BM的组合内涵，内部过程包括要素层的资源能力、产品层的价值主张、价值链层的运营活动，外部过程囊括顾客层的价值主张、网络层的价值网络，结果包罗收支层的赢利模式，即“价值主张、关键活动、核心资源、价值网络、赢利模式”，内外平衡和重点突出。这样可以让学者们把研究精力放在解释和论证“为什么”和“怎么样”相关的问题上。

1.4商业模式的理论基础坚实吗？

反方认为解释BM及BMI创造价值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现有理论的应用也存在不一致。一方面，不同文献在某些基础假设和命题上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不同文献应用不同理论从不同视角解释BM创造价值的源泉。如，Amit和Zott应用交易成本理论、企业资源观、价值链分析等解释BM创造价值的机理，而Chesbrought则从技术创新、开放式创新的视角来解释价值创造的机理，Osterwalder从营销学上的顾客及其价值主张的视角来论证BM与绩效的关系，Casadesus-Masanell和Zhu则从博弈论的视角予以阐述。不同理论视角侧重于BM不同构成要素的作用，因而得到多样化的解释。与此同时，现有文献较多沿用传统的理论，如价值链分析、企业资源观、交易成本等理论，较少借助前沿理论方法解释价值创造的源泉。

正方对此也提出相应的批评意见。Zott等推断，原有孤立的分析框架已难以全面解释BM的总体价值创造，每一种理论在解释价值创造时都存在局限性，尤其是考虑到高度相互关联的电子商务市场；同时各个主要理论存在交叉，并不存在单一的普适性的理论来解释BM的作用，因此，整合不同的理论框架来解释BM价值创造源泉是更有效的。

本文认为，正反双方都承认BM实践是先于理论，关键在于两者的差距是相互驱动还是相互牵制。该争议也表明学者们在解释BM创造价值的“为什么”方面似乎遇到了理论瓶颈，呼唤结合当下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情境下BM创新实践的新理论解释。一方面，传承传统竞争优势或价值创造的理论基础，如企业资源观、价值网络、交易成本经济学等，另一方面，引入动态能力观、平台经济学等前沿理论，构建内在统一的组合理论，更有效地论证价值主张、关键活动、核心资源、价值网络和赢利模式等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实现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因果逻辑。

1.5商业模式创新能创造价值吗？

反方质疑BM能否创造价值，主要依据是两者的因果关系缺乏有效的实证证据支持。现有文献只有很少量的大样本研究，大多数研究是定性的。如，Markides指出BM创造价值的诸多结论绝大多数采取了概念性或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少量应用案例研究来验证，缺乏清楚的理论基础，他还发现与BM相关的4500篇论文和36部专著中，仅有9篇研究是大样本的计量实证研究。现有实证方法也存在诸多局限，如多采用传统的调研问卷，“MBA学生成为打分专家”，等等。进一步地，Arend还对发表于《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的Zott和Amit两篇重要实证论文进行评论，批评它们检验BM与竞争优势的关系时，没有对其他变量创造竞争优势的效应进行控制，如何时区分文中5种相关理论的效应，缺乏特定企业所产生效应以及外部环境影响效应的控制。

正方虽然同意反方所提出的需要更多的实证证据的观点，但现有文献的实证研究表明，已有的实证研究支持BM能够创造价值，而且普适性实证研究也应当遵从理论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正方代表还从其他学科的发展速度来反驳反方的观点，因为新兴理论的发展是缓慢的，验证需要较长的时间。Zott和Amit举例说，企业资源观（RBV）在出现重要的实证研究之前，早就被广泛地接受，且用于解释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ity）与绩效的关系，更何况BM的研究才历经10余年的时间。

本文认为，BM实践先于理论，反过来理论还需要实践来印证。该争议也表明学者们需要在研究方式方法上进行突破，扎根田园积极实践，从中归纳更科学、更合理的规律和经验。传统解释价值创造的框架过于单一、侧面、失衡，BM正是顺应跨界互联互通的网络化趋势孕育而生，它跨界不同视角的分析单元和组合不同理论来论证价值创造及分配的因果逻辑，以更有效地解释新情境下企业绩效的异质性成因。

2.重构商业模式创造价值的主导逻辑

根据上述讨论，BM的5个争议的核心是：构成、功效及理论基础。本文尝试将BM的“构成-属性-价值”的关系归纳成“543”主导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BM的构成要素是基础，基于Johnson等、Osterwalder、Chesbrough文献，即价值创造过程的内部层面选择“关键活动、核心资源”为要素，外部层面选择“顾客价值主张、价值网络”为要素，而价值创造的结果层面选择“赢利模式”为要素，将BM细分为价值主张（VP）、关键活动（KA）、核心资源（CR）、价值网络（VN）和赢利模式（PM）5个模块。BM的内在属性是驱动BM创造价值的重要动因，基于Amit和Zott、Zott和Amit的论文，从构成模块、组织载体、微观要素、运营过程4个方面识别内在属性，即构成模块的新颖程度、价网络关系的相应特征、微观要素的存量和增量、运营和交易活动的效率等。因而本文借助Amit和Zott两位学者所提出的新颖性（N）、锁定性（I）、互补性（C）和效率性（E）4个术语来表示上述4个方面的内在属性，并且整合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对其内涵和作用机理进行演绎和延伸。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VC）是BMI的结果，即VC=f{N；I；C；E}，基于Osterwalder、Teece等文献，将价值细分为顾客价值（CV）、企业价值（FV）、伙伴价值（PV）3类价值，因此，VC（CV，FV，PV）=f{N；I；V；E}，其中f为某种函数。

（1）新颖性（N）是从BM的构成模块来提炼其内在属性，也就是客户细分、价值主张、关键活动、核心资源、价值网络和赢利模式等5大构成模块的新旧程度。BMI通过调整5大构成模块或者它们的组合关系来创造客户价值，进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创造和分配，支撑这个主导逻辑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熊彼特创新理论。因此，提出：

命题1（H1） 商业模式新颖性正向影响价值创造，包括客户价值、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

（2）锁定性（I）是从BM的组织载体来提炼其内在属性，也就是构建包括多个主体的价值网络或者平台等。BMI通过跨越企业边界构建网络关系来创造客户价值，进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的创造和分配，支撑这个主导逻辑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战略网络理论。因此，提出：

命题2（H2） 商业模式锁定性正向影响价值创造，包括客户价值、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

（3）互补性（C）是从BM的微观要素来提炼其内在属性，也就是价值网络中不同主体所拥有的资源的交叉和依赖程度等。BMI整合不同的资源来创造客户价值，进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的创造和分配，支撑这个主导逻辑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企业资源理论。因此，提出：

命题3（H3） 商业模式互补性正向影响价值创造，包括客户价值、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

（4）效率性（E）是从BM的运营过程来提炼其内在属性，也就是BMI运营过程中效率的高低。BMI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运营效率来创造客户价值，进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的创造和分配，支撑这个主导逻辑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交易成本理论。因此，提出：

命题4（H4） 商业模式效率性正向影响价值创造，包括客户价值、企业价值和伙伴价值。

“543”框架的应用价值在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该框架较直观地构建BM的构成模块、内在属性及其结果的因果关系。同时，该框架为理论上的质性分析或者实证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也方便各个变量的度量。再次，该框架为BMI的实践者提供重要的指导框架，遵循普适性的标准来判断BM的创新时机，采取合适的创新路径来更新BM。此外，本文认为探讨BM与价值创造的因果关系除了从BM本身的构成外，更应当从BM的内在属性来推导和论证。正如前文理论基础的分析表明，每一种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解释BM创造价值的源泉。但是，表面上看来，每一种理论在解释价值创造时都存在局限性，而且价值源泉的多样性，也产生了价值来源的准确性问题。因此，本文主要强调四种理论的内在统一作为建立“543”框架的理论依据。换句话说，上述四种理论与BMI的相关性并非是独立的，它们还相互交叉共同解释BMI实现价值共创。

3.厘清商业模式创造价值的理论基础及其作用机理

针对上述主导逻辑，下文进一步梳理现有文献中BM创造价值的理论基础及其解释，论证上述“543框架”中4个命题的理论依据。本文将解释BM创造价值的理论发展脉络梳理如图2，分别从BM的构成模块、组织载体、微观要素、运营过程4个方面，借助熊彼特创新、战略网络、企业资源观、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理论来识别价值动因，并且解释BM的价值创造。

3.1熊彼特创新理论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创造

从BM的构成模块来看，BMI本质上是对构成模块及其组合进行优化和重构的过程，与熊彼特创新理论（Schumpeterian innovation）是统一的。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①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因此，创新包括了新市场、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原材料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等5种类型。②创新能够创造价值，即“熊彼特租（Schumpeterian rents，sR）。上述5种类型的创新是价值创造的价值动因（value driver），这个观点是熊彼特理论的核心，其作用路径是“新技术-资源新组合-新产品-新生产方式-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即：SR=f1（vd11，vd12，vd13，vd14，vd15）。SR表示熊彼特租f1表示某种函数关系，vd11、vd12、vd13、vd14、vd15分别表示新市场、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原材料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5类价值动因。下文函数f2、f3、f4，以此类推。也就是说，熊彼特创新强调技术的重要性，认为资源的新颖的组合作为新产品或者生产方式的基础，进而导致市场和产业的转型，最终促进经济发展。类似地，BMI本身是某种“生产函数”的变动，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利润的创造或获取（见表1）。

1）熊彼特的5种创新类型与BM构成模块的变化本质上是异曲同工：新市场（vd11）体现为发现或者创造新的客户细分市场，新产品（vd12）体现为创造了新的价值主张的产品，新生产方式（vd13）和新材料（vd14）来源则体现为价值链活动的变革，新组织形式（vd15）则是构建新的价值网络关系。BM的创新体现为企业家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f1）”，即客户、价值主张、关键运营活动、核心资源、价值网络、赢利模式等“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把某种从来没有的BM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新组合”引入运营体系中去，创造新的BM，而“新组合”的目的就是获得潜在利润，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

2）顾名思义，熊彼特创新与BMI在创造价值的主导逻辑上是内在一致的，即客户、价值主张、关键活动等BM构成模块的组合发生某种变化，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从而创造某类熊彼特租（SR）。首先，两类创新都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也就是它们是从企业体系内部发生的，并因此创造了新的变化。其次，两类创新都是某种“革命性”变化。熊彼特曾作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不管你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非常狭窄和正式的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问题。”这就充分强调BMI的突发性和间断性的特点，主张对企业成长过程进行“动态”性分析研究。此外，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一般而言，“新组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创新过程所代替的生产或商业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即并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者去建筑铁路，而恰恰相反，铁路的建筑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否定。所以，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织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这与颠覆性创新的观点是统一的，因此，BMI常常伴随着组织形式的调整。

3）熊彼特创新理论随着时间而进化出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破坏式创新和价值创新等。事实上，这些创新类型也逐步衍生成某种典型的BM类型。如，开放式创新不同于封闭式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外部及内部创新资源，通过创新市场商业化内外创新资源以提升技术水平”的创新范式。类似地，协同创新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跨界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而颠覆式创新则是从市场和价值主张创新的视角来探讨商业BMI。颠覆性技术出现后，先从非主流或低端市场开始突破，随着颠覆性技术不断发展进步，一步步蚕食传统企业的市场份额，最终取代传统技术或产品的主导地位。开放式创新可以理解为资源组合层面的创新，协同创新则是组织层面的创新，而颠覆性创新则更多体现市场层面的创新性。它们一方面体现为某类BMI，另一方面，其理论也为BM的理论基础“添砖加瓦”。

综上所述，BMI作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情境下新的创新形式，其价值动因、价值创造机理及其发生机制，与熊彼特创新、破坏式创新和开放式创新、价值创新等理论是内在统一的。因此，命题H1的理论推演可借助这些创新理论及新进展。未来研究应用这些新旧理论，论证BM内在属性之一――新颖性（N）创造价值的机理，即BM构成要素及其组合关系的新旧程度如何创造价值，一方面考察BM构成要素的变化或者更新，包括客户细分市场（CS）、价值主张（VP）、关键活动（KA）、核心资源（CR）、价值网络（VN）、赢利模式（PM）5个方面的调整变化，尤其是价值主张由功能化向情感化和体验化、商品化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的进化；另一方面，重点关注BM构成要素之间相互组合关系的更新调整。应当注意的是，新颖性是相对而言的：从纵向的时间层面来看，相对于本企业以往的BM而言的新旧程度；从横向的空间层面来看，相对于其他企业，尤其是现有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

3.2战略网络理论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创造

从BM的组织载体来看，BMI本质上是跨越企业边界构建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网络以实现价值创造、价值转移和分配的过程，这与战略网络理论（strategic network theory）是统一的。战略网络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①战略网络理论把网络看成是介于市场与单个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它是在电子商务模糊了传统的价值链和企业边界的情境下，不同主体形成优势互补共同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s）。本质上，大多BM研究者或明或暗地将BM与价值网络关联起来，Chesbrough、Amit和zott、Osterwalder等学者都明确以价值网络作为BM的重要构成要素。②战略网络理论以单个联盟关系作为价值分析的基本单元，进而用关系数量、关系强度、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结构洞、嵌入性等术语用于刻画关系特征和网络特征。本文可以将战略网络创造价值的价值动因归纳为关系广度（vd21）、关系强度（vd22）、网络密度（vd23）。同样地，这些也是BM创造价值的驱动因素。③联盟和网络关系创造了价值，即关系租（relational rents，RR），因而，RR=f2（vd21，vd22，vd23）。

下面具体从关系租、博特租（Burt rents）以及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分析网络关系创造价值的内在机理。

1）联盟关系创造了关系租。BMI本质上是建立了一系列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基于交换关系产生的价值就是关系租（RR）。交换关系包括核心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沿着价值链方向所建立的纵向或横向关系，具体包括企业与供应商、分销商、顾客、竞争对手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基本假设是，不同主体共同新创某种开放型的BM，为了从某种跨界的网络中获得所期望的利益，愿意做出长期承诺和建立信任。关系租说明合作网络状态下企业之间的交易并不完全是在非人格化的市场中为获得利润进行一般市场交易关系，而是深深地嵌入在紧密互信的长期关系之中的。同时，关系观（relational views）认为，关系租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关系专用性投资、知识共享、互补性资源以及其有效治理4个方面。其中，关系型专用资产是指专门用于和联盟伙伴的资产进行最优整合的投资；知识的共享规则是指联盟伙伴之间转移知识的有效机制，能促进企业间的知识传导；互补性资源是指企业能够通过联盟组合的方式获得更多类型的创新资源；有效的治理节约了联盟成员之间协调和相处的维护成本，并促进创新。这些创造关系的价值动因有助于解释BM的价值创造。

2）网络结构创造了博特租。战略网络理论认为，网络结构是指嵌入于企业内的所有关系结构模式，关系强度和关系密度⑧因而是企业竞争优势之源，对企业绩效有直接影响。比如，Gulati等将网络结构当作是某种“网络资源”，它是一种特殊资源，具有独特的历史沉淀过程和路径依赖性，也就具备难以模仿的属性，其可增加企业面临的战略机会，丰富企业资源增量、信息和知识。同时，随着网络结构的进化，节点之间的关系密度越来越大，核心企业的资源禀赋日益丰富，使得它比网络之外的竞争对手更快地行动，网络的优势也就越来越大，从而创造了博特租。也就是说，开放型的BM具有较大的网络密度和较多“结构洞”，能够获取联盟伙伴的资源和信息，进而缩短新产品上市时间，提高交易效率，减少信息不对称，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创造价值。

3）网络规模创造了网络效应。战略网络理论的新发展也为BMI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如图2所示，平台（platform）、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都是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繁荣而催生的新网络形式，其创造的价值被称为直接或间接网络效应。BMI所建立的网络关系创造了网络效应，包括直接或间接网络效应。直接网络效应是指同一市场内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即使用同一产品的消费者可以直接增加其他消费者的效用。间接网络效应主要产生于基础产品和辅助产品之间技术上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导致了产品需求上的相互依赖性，即用户使用一种产品的价值取决于该产品互补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一种产品的互补性产品越多，那么该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就越大。BMI中，核心企业构建了相应的价值网络所创造的总体价值，是任何一方单独所无法达到的。类似地，这些术语与BM的价值网络构成是相一致的。总之，未来研究应当关注开放型或者基于相关者视角的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因为正是互联网的交互性、连通性，促进企业与企业之间也交互和连通成网络组织，进而改变了传统线性创造价值的商业逻辑。

综上所述，价值网络既是BM的重要构成模块，也是其运行的重要组织载体。BMI作为互联网时代组织载体的创新形式，其价值动因和价值创造机理及其发生机制，与战略网络、社会网络、价值网络等理论都是内在统一的（见表1）。因此，命题H2的推演应当借助这些理论及其新进展。未来研究机会借助这些新旧理论，阐述BM内在属性之二――锁定性（I）创造价值的机理，即关系广度、关系强度、网络密度等动因的作用机理，重点关注开放型商业模式中跨界关系共同创造价值的机制。

3.3企业资源观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创造

从BM的微观要素来看，BMI本质上是对资源要素的获取及其应用的过程，与企业资源观（resourcebased views，RBV）是统一的。RBV主要观点如下。①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因而资源是最小分析单元。早期，学者从资源的类型入手，探讨资源的不同类型影响竞争优势的源泉。如，他们把资源分成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人力资源，显然后两者创造的租金更持久。后期，学者转向探讨资源的属性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源泉。如，资源的独特性或者异质性是竞争优势的价值源泉，具体又细分为4大价值动因：价值性（vd31）、稀缺性（vd32）、难以模仿性（vd33）和难以交易性（vd34）。价值性（vd31）是指该资源要素是有价值的。稀缺性（vd32）是指资源的供应是缺乏的，既不能“固定”也不能“准固定”，前者是指资源供应在长期和短期内都缺乏弹性，后者是指资源供应在短期内缺乏弹性而长期内有弹性。难以模仿性（vd33）是指资源存在模仿的壁垒或者企业存在隔离机制，而难以交易性（vd34）是指资源难以交易。资源作为BM的核心构成要素，其价值创造也须考虑这些价值动因。②RBV认为，资源是竞争优势的源泉，即资源创造帕累托租（Paretianrents，PR）。更进一步地，资源要素的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难以替代性创造了价值，即PR=f3（vd3l，vd32，vd33，vd34）。

在RBV视角下，BM中核心资源能够创造价值有3条路径。①在战略要素市场或者控制资源的供应数量创造李嘉图租。李嘉图租的动因是资源的稀缺性，因为拥有某种优等资源的企业，其平均成本比其他企业的平均成本要低。在均衡状态下，产品供需达到平衡时，高平均成本企业不盈不亏，而低成本企业可以创造超额利润。②在产品市场上产品差异化垄断市场而创造垄断租。假定某企业开展BMI，其需求曲线的向下倾斜的斜率更小，因而具有市场垄断力，可以通过有意地控制产出而最大化利润，这要求企业的产品及其资源具有相当程度的异质性或者创造了移动壁垒和进入壁垒。③更有效地利用和开发资源而创造帕累托租。帕累托租是指某种资源的最优利用而创造的价值与次优利用而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某种资源的机会成本与某个企业资源的价值之间的差异。简言之，这种优势同样使得企业的平均成本低于其他企业，进而创造了相应的价值。因此，这些“创租”路径都为解释BM创造价值提供非常重要的基础，尤其是第3条路径，与熊彼特所提及的新的生产方式或者关键活动是“异曲同工”。正是因为有BMI，即使不存在垄断租和李嘉图租，某种资源也完全可能创造帕累托租。因为它既不需要在产品市场上垄断的条件，也不需要在要素市场创造稀缺性或难以模仿的条件，所需要的条件就是某种资源对某个企业具有特定性，即该企业能够比其他企业具有更有效地利用和配置该资源的能力。从这一点来看，帕累托租是基于能力而产生的租金。因此，互补性有助于促进BMI的价值创造，互补性越强，则创造的价值越大，RBV为BM创造价值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BMI中关键活动的使役对象是各种资源要素，其价值动因、价值创造机理及其发生机制，与企业资源观是内在统一的（见表1）。因此，命题H3的推演可借助企业资源观及其衍生理论。未来研究可应用这些新旧理论，解释BM内在属性之三――互补性（C）实现价值共创的机理，重点考察资源的不同价值动因的价值创造。当然，未来研究还应当突破传统的RBV，即资源的对象由传统的有形资源向无形的能力以及知识转变，重点关注动态能力与BMI的结合；资源的边界由企业内的资源向网络层面的资源转变；资源的组合方式由传统的简单整合，向更复杂的重组转变。

3.4交易成本理论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创造

从商业模式的运营过程来看，BMI本质上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运营效率的过程，与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是统一的（见图2）。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交易成本与管理费用的权衡比较决定企业边界，而交易成本的动因包括人为因素和固有因素，其中人为因素包括机会主义（vd41）和有限理性（vd42），固有因素包括资产专用性（vd43）、不确定性（vd44）和交易频率（vd45）。交易效率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即应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TC），而降低成本则是通过改变上述5个成本动因，即TC=f4（vd41，vd42，vd43，vd44，vd45）。类似地，BMI不是供给层面的技术或产品创新，也不是需求层面的市场创新，而是供给与需求连接方式的创新，本质上就是交易方式降低交易成本的创新形式，从运营过程上通过减弱不确定性、复杂性或信息不对称性、促进供求整合加快交易、增大交易规模性，以及减少协调成本和交易风险等成本动因来降低交易成本。因为BMI过程中，交易透明化降低了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减弱交易活动的复杂性，进而降低交易成本。同时，BMI提高核心资产的利用程度，即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提升资产在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的利用程度。此外，BMI还降低了不确定性，既包括事前只能大致甚至不能推测的偶然事件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不确定性，也包括可以事先预料但预测成本或在契约中制订交易措施的成本过高的不确定性。如，Amazon的商业模式创新提高交易透明性，组合以效率为中心的设计要素，包括交易内容、交易结构和治理，从而提高利益相关者的转换成本，并锁定相关参与者，而且减少直接交易成本，提高潜在顾客、伙伴和供应商的交易效率。因此，效率性有助于促进BMI的价值创造，效率性越强，则创造的价值越大。

综上所述，BMI中运营过程重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效率而创造价值，其价值动因、价值创造机理及其发生机制，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是内在统一的（见表1）。因此，命题H4的推演应当借助交易成本理论及其新进展。未来研究应考察BM内在属性之四――效率性（E）创造价值的机理。当然，未来研究还应当突破传统的TCE，即引入新制度经济学或机制设计等理论新进展。

总之，上述讨论从多个理论视角及其新进展推演了BM的新颖性（N）、锁定性（I）、互补性（C）和效率性（E）、创造顾客价值（CV）、企业价值（FV）和伙伴价值（PV）的价值动因（vd）及其作用机理。论证过程可归纳为

第8篇：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范文

一、社会管理创新指标发展现状

社会管理是以维系社会秩序为目标，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管理活动。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各级政府努力在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例如，在财政投入方面，以辽宁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例，2006年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322．99亿，2006年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469．97亿，2007年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518．07亿，到2012年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达到727．71亿。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六年累计3678．92亿元。

二、社会管理创新指标体系的建立

为了准确、客观评价社会管理创新，不能依靠主观臆想加以判定，而必须凭借客观、合理、科学的指标体系来测评。社会管理科学化指标体系将借助一定的统计指标，来反映某一特定阶段、类别的社会管理的社会价值和目标实现情况，并判断其是否处于健康发展态势。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是秩序维护、民生改善和权利保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是依据其构成要素设定的，而社会管理构成要素与其终极目标休戚相关。依据社会管理的内涵，选择以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社会参与等基本框架，由23个指标组成的社会管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指标体系各指标赋值，测度社会管理发展水平。社会管理创新评价是指对一定区域内社会管理创新的实际发展状况和水平进行评估，通过指标权重认定与综合分析来判断社会管理创新评价水平。由于社会管理创新评价以及发展水平的等级分类和影响指标具有模糊性，难以严格界定各等级标准。可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简称AHP)评价社会管理创新发展水平。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简称AHP)是美国运筹学家、萨泰(A．L．Saaty)于1977年提出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AHP是通过专家赋权之后再进行确定具体指标的权重系数方法，是一种能将定性、定量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也是多目标、多准则的复杂的测量社会管理创新的方法和工具。

三、社会管理创新指标体系的具体应用

首先，把要社会管理评价指标分层系列化。通过社会管理创新的性质和实现目标，将其社会管理创新的组成要素分解，按照社会管理创新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隶属关系进行研究，按照其分层组合形成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模型。其次，对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模型中各层次社会管理创新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予以定量表示，再利用数学方法确定各层次社会管理因素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利用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进行综合性运算。

四、实施措施

(一)完善社会管理体制

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和方式建设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要求，切实解决社会管理中多头管理、分散管理、难以形成有效合力等实际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评价体系改革进程，推动公共事业的更好更快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二)构建社会协同管理模式

社会协同管理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注重发挥政府在社会服务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树立服务理念，充分践行所承担的公共服务义务。注重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管理服务创新中的协同作用。

(三)加强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第9篇：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范文

【关键词】 企业风险管理； 三维框架； 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评估

引言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明确了审计工作应以了解被审计单位环境，评估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作为新的正确起点和导向，要求注册会计师全程关注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报风险，并将风险评估作为整个审计工作的先导、前提和基础。但如何才能全面的了解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并评估其对财务报表重大错报的影响呢？本文拟建立一个基于企业风险管理框架理论的三维框架体系解决这一问题。

一、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评述

随着现代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企业的经济活动和交易事项内容不断丰富复杂，审计工作的工作量和复杂度迅速增大。为了适应审计环境的变化和审计工作的需求，审计职业界逐渐改变了详细审计，代之以抽样审计，审计方法也从账项基础审计、制度基础审计发展到风险导向审计。根据对审计风险的理解和认识的不同，风险导向审计被划分为传统风险导向审计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两个阶段。

传统的风险导向审计运用审计风险模型“审计风险=固有风险×控制风险×检查风险”，将审计的视角确定于企业的管理制度，特别是会计信息赖以生成的内部控制制度。注册会计师通过了解企业及其环境、评价内部控制，对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做出评估，在此基础上确定检查风险，再设计和实施实质性程序，以将审计风险控制在会计师事务所确定的水平。由于固有风险的单独评估具有显知的难度，注册会计师往往不注重从宏观层面上了解企业及其环境，而将审计的起点定为企业的内部控制测试，只依赖对内部控制风险所作的粗放型评估来直接、大致确定检查风险水平，再据此规划实质性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但是由于企业存在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网络中，所处的经济环境、行业状况、经营目标、战略和风险都将最终对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当企业管理层通同舞弊，故意通过重大误导性的财务报表来伤害公司利益相关者时，企业的内部控制会失去效果。如果注册会计师不把审计视角扩展到内部控制以外，就很容易受到蒙蔽和欺骗，难于发现会计报表存在的重大错报和舞弊行为。

2003年10月，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紧紧围绕如何提高审计人员评估风险、发现舞弊的能力，了4个修订和新起草的准则，其核心思想是合并原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将审计风险模型修改为“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同时修改审计业务流程，强调从宏观上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以充分识别和评估会计报表重大错报的风险（风险评估程序），再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进一步审计程序）。

我国财政部也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11号――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并评估重大错报风险》，并要求自2007年1月1日执行。该准则也明确了“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是必要程序”，要求“注册会计师应当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以足够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二、构建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的三维框架（图1）

经营风险与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是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多数经营风险最终都会产生财务后果，从而影响财务报表，但并非所有经营风险都会导致重大错报风险。注册会计师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全面了解企业的经营风险并从中考虑经营风险是否可能导致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报风险。

2004年9月，COSO的《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为人们提供了全面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本文试图以此框架为基础，建立一个以风险管理目标为起点、审计业务循环为主线、风险管理构成要素为步骤的三维重大错报风险评估框架，以便从上向下的全面评估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及其风险应对的有效性，同时以审计业务循环为主线，识别评估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报风险。

（一）风险管理目标维度――起点

企业风险管理的目标是指主体力图实现什么。《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将之划分为战略、经营、报告、合规四种类型的目标，认为主体应首先设定战略目标，并将战略目标分解成主体及其各单元努力实现的经营、报告、合规目标。

“注册会计师应当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目标和战略，以及可能导致财务报表重大错报的相关经营风险”。注册会计师应了解：1.战略目标，包括被审计单位的行业状况及影响其经营的其他外部因素，与之相应的被审计单位的目标和战略；2.经营目标，包括企业为实现其战略目标所制定的次级经营目标，如市场占有目标、销售目标、采购目标、生产目标、投资目标、筹资目标等；3.报告目标，了解由企业编制的、向内部和外部散发的各种财务和非财务报告的内容及报告方式，特别是对财务报表报告有重大影响的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治理结构、组织结构，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方式等；4.合规目标，了解被审计单位所处的法律环境及监管环境，包括适用的会计准则制度，影响经营活动的法律法规、政府政策、监管活动和环保要求等。

（二）审计业务循环维度――主线

业务循环是企业处理某一类经济业务的工作程序和先后顺序，一般可划分为采购与付款循环、销售与收款循环、存货与仓储循环、筹资与投资循环等。企业的经营业务流程与内部控制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循环审计也有利于审计分工，提高审计效率，因此业务循环审计被广泛应用于传统的内控导向审计中。

本文建立的三维模型，强调以业务循环为线，分循环了解企业风险管理目标和构成要素，以便于界定财务报表容易发生错报的领域及其错报的方式，主要原因如下：1.通过业务循环的划分，企业的所有交易和账户余额被分属于不同的循环，按照业务循环来解析企业风险，能够将风险评估的结果最终具体落实到账户的认定层次。2.“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是一个连续和动态的收集、更新与分析的过程，贯穿于整个审计过程的始终。”按业务循环来了解企业环境，评估财务报表重大风险，是与进一步审计程序中分业务循环设计和实施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相一致的。

（三）风险管理构成要素维度――步骤

企业风险管理的构成要素是管理层经营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指主体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将之划分为八个构成要素。注册会计师依照这八个构成要素可以全面了解企业面临的风险、采取的风险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从而全面评估与经营风险相关联的企业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报风险。

1.内部环境。内部环境是指管理当局确立的关于风险的理念，是企业组织的基调，影响企业组织中人员的风险意识。注册会计师应了解企业管理层的风险管理理念，风险容量，董事会的监督机制，企业中人员的诚信、道德价值观和胜任能力，以对企业的风险管理方式作总体的了解。例如，有效而独立的董事会运作机制能够有效的控制企业的经营风险，也将有效的降低财务报表错报的风险。

2.目标设定。目标设定是指企业管理当局在既定的任务和背景下，采取恰当的程序制定战略目标、选择战略，并制定相关经营目标，将其细分至企业的方方面面，从而确保所设定的目标支持切合企业的使命并与风险容量一致。注册会计师应以审计业务循环为线，了解企业的关键业绩指标、业绩趋势、预测预算、企业各部门单位的业绩目标等，从而推测相关人员的行为导向及可能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例如，过高的销售目标易导致产生压货等各种形式的虚假销售，或使得企业对客户信用评估不重视，为了占领市场盲目扩大客户源，盲目赊销，最终导致销售收款循环的重大错报风险；本期及未来的融资计划，是企业为满足融资条件修改财务报表、管理关键财务指标的重要动机。

3.事项识别。事项识别是指企业管理当局必须能够识别可能对企业产生影响的潜在事项。注册会计师应询问管理层识别出的经营风险或与管理层讨论如何识别经营风险。例如企业各级部门是否实时关注与之相关的政策法规，企业是否具有常规的市场调研机制，是否聘请了法律顾问以规避法律风险，是否具备有效的内部审计机制，财务主管是否了解融资市场的利率及资金供应状况等等。

4.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指企业应该考虑潜在事项如何影响目标的实现。注册会计师应与企业的管理层及各部门负责人讨论，以明确企业是否能够评估各领域的风险程度。例如，销售部门是否能够识别关键客户，采购部门是否有一定方法区分重要供应商，生产部门是否能够明确行业产品的发展方向并有与之相应的研究和开发活动等。

5.风险应对。风险应对是指管理者如何应对风险。注册会计师应了解企业的风险应对措施并评估其有效性。注册会计师应特别关注当被审计单位内部或外部对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可能对管理层产生压力时，企业是否存在通过关联方交易、合并报表、会计政策选择等财务手段直接管理财务指标应对业绩评价风险的情况。

6.控制活动。控制活动是帮助管理当局实施风险应对方案的政策和程序。注册会计师可以以审计循环为主线，更多的关注企业为实现财务报告可靠性目标设计和实施的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

7.信息与沟通。管理者应当建立一套信息系统来处理和提炼大量的数据以形成可参考的信息，并在企业内部和外部恰当、及时、准确的传递。注册会计师应更多的关注“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系统”。

8.监控―管理当局需要依赖监控确定企业风险管理的运行是否持续有效。“注册会计师应当了解被审计单位对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的监督活动，并了解如何采取措施”。

【参考文献】

［1］ 中国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11号――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并评估重大错报风险［EB/OL］.http：//mof.省略，2006-2-15.

［2］ ［美］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M］.方红星，王宏，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3］ 陈毓圭.对风险导向审计方法的由来及其发展的认识［J］.会计研究，2004（2）：58-63.

［4］ 谢荣，吴建友.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研究与实务发展［J］.会计研究，2004（4）：4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