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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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资本主义；内生性根源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8-0005-05
一、引言
如果从2006年春季“次债危机”在美国显现端倪算起，金融危机距今已经快七年了。七年来金融危机经历了显现——集中爆发——持续影响等过程后，并没有消除。反而，金融危机演化成了“债务危机”。如今，“债务危机”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却越演越烈。除了挪威、希腊等国家最早发生债务危机外，目前，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卷入了欧债危机。债务危机似乎只有恶化的趋势，而没有好转的征兆。面对残酷的现实，不仅要追问此次金融危机为什么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影响面这么广，深度这么深，同时能够引发债务危机？这次深度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什么启示？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内生性根源
金融危机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论述（白暴力、梁泳梅，2008；吴晓求，2008；刘迎秋，2009；Taylor，2008；Phillip Arestis、 Elias Karakitsos，2009）。虽然这些论述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为此，本文将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微观市场的运行和操作这三个层面来剖析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内生性根源。
（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
此次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深层次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认为资本家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决定了资本家会不断的扩张生产规模，另一方面由于工人仅仅获得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资，其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资本家无限扩张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产生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理论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相对过剩的矛盾出现新的变化：
1.生产相对过剩的表现形式由“有效需求不足”转向“有效需求过度”。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是生产的无限制扩张和有限的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解决生产过剩的方法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把牛奶倒掉”的浪费做法了，而是创新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来扩展全社会（包括政府、社会和私人）的支付能力。具体涉及到私人信用的扩张、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首先，私人信用的过度扩张。具体来讲就是私人信用工具的创新，即通过“按揭”等金融创新产品来鼓励全社会的超前消费，帮助人们用未来的钱实现现在的梦想。在这样的制度下，虽然可以扩张全社会的消费规模，部分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人们却变成了一个个“负翁”。当受到利率等外部因素冲击时，没有实际支付能力的“负翁”很容易发生支付困难，变成“倒下去的负翁”，即个人的破产。其次，政府信用的过度扩张。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除了创新金融工具，释放全社会的“未来需求”外，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大规模借债来扩大公共支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危机后，欧洲等一些国家采用借债的方式筹集资金来刺激本国经济，由于其国家债务负担超过了未来的偿付能力，结果诱发了债务危机。再次，社会福利水平的过度扩张。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不断的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当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被政治人物用来讨好选民时，就会变成一项刚性的制度。在国家税收增长幅度不大或下调的情况下，伴随逐渐上升的福利支出的必然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其实，过度福利化的代价是社会信用和政府信用的过度扩张。希腊等发生债务危机国家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总之，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在私人信用、国家信用和社会信用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结果是“负翁”、“负国”和“负社会”的出现。当受到外部冲击时，尤其是全社会的支付链条中断后，发生金融和债务危机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第2篇：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凯恩斯；经济危机；危机；资本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4―0090―05
一、引言
1825年英国爆发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经济危机问题的不断探讨，相应地形成了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不同理论，其中尤以马克思危机理论和凯恩斯危机理论为重要的经典危机理论文献。由于马克思危机理论深刻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当世界经济良好运转的时候，某些人便把马克思危机理论抛至脑后，认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理论才是治世良方。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人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试图寻找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仅停留于现象层面的论断，于是马克思危机理论重获人们的青睐。一时间《资本论》在各地的畅销榜榜上有名，据报道，2008年该书在柏林的销售量是过去一年销量的3倍、1990年的100倍。这种在经济运行良好时就说马克思过时主张凯恩斯，而在经济萧条时又主张马克思而批驳凯恩斯的“功利性”倾向，盖源于对这两种危机理论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准确的把握。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阶级立场等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在运用这两个理论来分析经济危机前，有必要对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二、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马克思没有将其经济危机理论以专著的形式展现出来，但只要对《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一些有关信件中的“重要论点和思想加以综合”，危机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则跃然纸上。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并未停留在表象层面，亦未孤立于某个时代，而是将其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加以考察分析，以获得一般性的结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运动中，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具体原因和演变趋势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危机的可能性与实现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与卖是同时完成的，即消费与生产能够直接完成匹配，不存在风险。但当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引入到商品交换中，之前不可分离的相互联系的买和卖便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完成。由于商品生产并非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求，所以为完成下一步的生产商品必须交换出去，且必须先转换为货币再交换，但是货币却不需要立马转化为商品。这种由买卖分离引发的危机可能，被马克思称为“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伴随商品的买和卖发生时空上的分离和对立的还有货币所起的作用，它会从简单的交换媒介分别扩展到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如果在这两个分离的时刻，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动，就可能引发支付能力问题，进而发生危机，故马克思认为这是“危机的第二种形式”。马克思认为危机的以上两种形式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且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也可能出现，但“危机的第二种形式”要以第一种形式的产生为前提。
上述两种形式只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一般可能性，要将这种潜在可能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危机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危机的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还需要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由此可见，危机成为现实所需的关系是在简单的商品流通扩展为资本流通之后，即货币转换为资本之后。也就是说，经济危机爆发所需的“一系列关系”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的介入使简单的物物交换转变成资本的流通，信用制度的发展加速了资本周转和流通的速度，不可遏止的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大规模的生产，这些都为资本家实现追逐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提供了条件。在把握了单个企业资本流通的运行规律之后，马克思从宏观上对全社会资本的流通过程进行分析，将微观的流通中的矛盾扩展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流通的普遍矛盾。他认为，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不过是相互交错的单个资本循环的总和，通过这种单一到总和的扩展过程，局部的危机也就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的经济危机。
（二）危机的根源
通过把经济危机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考察，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危机绝非一种偶然事件，而有着深刻的制度必然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有限的支付能力相对于无限扩大的生产规模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是一种相对的危机，是一种有限支付能力相对无限扩张生产的危机，即生产相对剩余的危机。它还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间的根本对立。一方面，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会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并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方式压低工人工资。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创造了包括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在内的价值，但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值这一部分。从全社会来看，工人只得到相当于“需要的平均水平”的工资，资本家却不断进行扩大的生产，两者间的不匹配毫无疑问地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宏观经济状况。所以，在资本主义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激化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且这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危机而非狭小范围内由于个体消费受限引发的经济危机。
（三）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所特有和固有的各种矛盾，当这些不可调和矛盾间的冲突达到一个极值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给紧张的矛盾一个舒缓的机会，使长期积累的矛盾压力得以舒缓，也使资本主义经济暂时恢复正常。但经济危机只是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暂时缓解，其并没有消除或触动危机爆发的社会制度，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现实条件和根源依然存在。由此看来，危机不过是一种缓冲剂，当缓冲效果过去之后矛盾依旧会尖锐化，到那时新的危机又会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消除，危机和矛盾就只能处于一个死循环当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亦有所体现，整个经济发展而言会经历为以危机为起点的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危机阶段是经济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既是上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个周期的起点”。
独立资本家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参与成员，其自身的生产决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固定资本安排。经济危机爆发于矛盾最尖锐的时刻，这个时刻往往是经济繁荣的时候，面对危机资本家不得不缩小生产；经济萧条时期固定资产价格相对较低，因此会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当经济开始复苏时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其又会更新固定资产；这种投资的冲动在繁荣时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单一资本家更新固定资产除了利于恢复生产，还会提高资本构成加速资本积累，为下一次更新产生新的需求。所以，“虽然资本投入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四）危机的世界性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将突破一切阻碍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它一方面会冲破自身现有规模的限制，不断地扩张膨胀；另一方面，资本会冲破所在环境的局限，寻找新的土壤。随着资本在国内的发展，国内资本规模和市场都变得越加狭小，甚至成为其发展的障碍。于是，在剩余价值的驱动下资本开始突破国家的限制走上国际舞台。马克思认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为自身的发展开辟国际市场，是资本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使得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以及他们的每一主要因素都具有世界性，经济关系的一切矛盾也就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来。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本质的阐述，不难发现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扩展开来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其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一种结果，是其经济关系中所有矛盾的暂时缓和的一种强制平衡，将这些特征放置于一个更大范围来看正是世界市场危机。由此看来，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既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提供了舞台，也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推向了更高阶段和更广范围。当世界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矛盾激化时，就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集中暴露出来。
（五）危机的结果
通过对资本主义全面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它所特有的各种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果的复杂性。随着矛盾的逐步激化会促使“暴力”的方式来消解冲突，危机的爆发导致劳动被暂时中断、资本被部分消灭，采用这种强制的“暴力”的方式迫使资本回复到合理水平。雇佣劳动者作为以出卖自己劳动力获取劳动力价值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受到的冲击是最直接的，他们将丧失收入来源或者收入锐减，只要危机不散去、其处境只会日益恶化。第二个受到冲击的就是资本，为了保证整个社会水平上的资本继续发挥职能，很大一部分资本会被消灭，甚至单个资本家的资本会全部消灭。当然这种以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为代价的方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就是使资本主义经济中已经尖锐的矛盾得以缓和，已经失去的平衡得以恢复。但是马克思指出，这种解决只是暂时性的，它预示着下一次更猛烈的危机的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的制度基础不能消灭，那么它就会不断地周期性地出现。故而，要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三、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面对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经典著作中，凯恩斯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作用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述，这些分析均建立于“有效需求”这一核心思想之上。“所谓有效需求，只是雇主们从决定提供的当前就业量上，所可预期取得的总所得或收益”。“有效”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总供需能否平衡而言的，“有效需求是总需求上之一点，这一点之所以成为有效，因为如果就业量在该水准，则供给与需求两种情况，恰好使雇主之预期利润成为最大量”。“需求”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之和，消费需求形成的基础是真实所得，取决于实际就业量；投资需求的基础是资本的未来收益，会影响资本家的生产规模即供给。所以，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由总需求的不足引发的危机就会以失业的形式展现。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引入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因素，从“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间的相互作用解释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凯恩斯认为“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之边际效率”最为重要。原因有两个：其一，“长期利率基于成规，相当稳定，而资本之边际效率则变化多端，非常不稳定，故有效需求很难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准，足以提供充分就业”；其二，“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
他认为心理因素的作用机制大致如下。首先，经济危机源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塌。“预期之基础，非常脆弱……故预期常有骤然而剧烈的变化”，“一个典型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涨，而是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经济繁荣的后期，人们表现出对资本未来收益过度乐观，对资本存在过度投资，因此当资本边际效率“骤而奇烈”的崩溃时，流动性偏好增强，利率上涨，投资下降，危机爆发。其次，资本边际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心理状态，并作用于消费倾向。“决定资本之边际效率者，乃是不受控制、无法管理的市场心理”。通常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若资本之边际效率降得很厉害，则消费倾向也受到不利影响”，以至于出现消费倾向的下降。其次，利率的上升可能会加剧经济危机。利率与资本边际收益率密切相关，影响着人们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决策。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前，那么利率的上升会使人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下降，进而导致资本边际收益率的下降和崩溃，爆发危机；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后，在流动性偏好和低未来收益预期作用下，人们更不愿意投资资本市场，资本边际效率会加速崩塌。所以“要挽救经济繁荣，其道不在提高利率，而在降低利率，后者也许可使繁荣延长下去”。
四、两种经典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共同点
1.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具有系统性。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从商品经济出发，研究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根源、推动力、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凯恩斯的危机理论也同样论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
2.两种经济危机理论中都非常强调投资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大规模更新固定资本在为扩大生产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在为经济危机提供物质基础。凯恩斯则认为，投资会使企业净储蓄增加导致消费下降，从而引起有效需求不足。
3.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认为，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证券市场通过作用于实体经济加速了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信用制度的存在为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的分离提供了条件。当两者之间确实发生脱节时就会产生经济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就来临了。凯恩斯则将资本市场作为三大心理因素发挥作用的媒介，消费者是通过利率、资本市场预期收益和流动性偏好在资本市场和消费之间做出选择和平衡的。
（二）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不同点
1.两者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重点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分析法以及抽象分析法，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构成的循环体，系统剖析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如何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相对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凯恩斯运用的是唯心主义，他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于人们的心理因素。认为危机源于人们心理上对资本未来的预期的崩溃，这种崩溃又来自于心理因素，并且利率的上升会加速这种崩溃。
2.两者的阶级立场和研究层面不同。与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不同，凯恩斯公开宣称自己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正因为两者的阶级立场不同，决定了他们研究的层面不同。马克思从制度的层面去把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后果和治理等一系列问题，将对经济危机的整个分析放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而非停留于显现表层。他通过抽象的、辩证的分析，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品，它的消失是以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为前提的。凯恩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认为危机客观存在，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所以凯恩斯的危机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表面层次的调整和修正，以此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3.两者研究的领域不同。在探究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时，马克思强调生产、交换、流通、消费中的生产领域，而凯恩斯则注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即流通领域。当然马克思也有论述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对经济危机实现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再生产，“危机的一般条件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认为，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积累已到一定的程度，反映在流通领域当中严重的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时，危机已是势不可免。凯恩斯也承认过剩，但他认为原因不在于社会再生产而在于人们的有效需求不足。虽然有需求，但是没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无法使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出去，完成流通。虽然凯恩斯提出从分析经济危机的新视角，但遗憾的是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没有去触及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表层分析。
4.两者对待危机的处理方式不同。研究立场、研究层面、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得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危机的解决方式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组织性、资本追求最大剩余价值与劳动者只能获取劳动价值、生产的不断扩大与有限的消费能力、信用推动下的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的脱节等一系列的对抗关系只能通过危机的方式获得暂时的缓和。矛盾对抗的结果必然只能是生产力破坏所换来的暂时的平静，矛盾进一步运动所带来的也只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意味着，只有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危机。
凯恩斯依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提出了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经济危机治理政策。他认为，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就应该利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需求管理。其政策手段有财政政策（包含财政支出和政府税收）和货币政策（由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率三个工具组成），并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货币政策为辅助。具体来说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利用这两种力量来转变需求为有效需求，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导致的经济危机。必要时还可以辅以以下措施：减免税收增加购买力、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或其他货币政策影响利率增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五、小结
综上，我们认为，强调“制度是根本的”、着眼于经济制度深刻层面的马克思危机理论，与强调“运行是重要的”、致力于经济运行层面的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实际上从不同角度启发我们以马克思危机理论为基础，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鉴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合理成分，尝试构建起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包括经济制度层面和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危机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框架，从而为我们扩展研究、充分解释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现象，提供了两种理论资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胡代光，魏埙等，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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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根源;防范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6-0089-02
一、金融危机的根源
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金融泡沫的破裂后表现出来的某些行业严重过剩某些行业严重不足的经济不平衡的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相伴而生的,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最直接和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危机则是金融危机的一种后果和本质所在。
(一)金融危机的直接根源:过度投机
高额的利润诱发过度投机行为。我们从一些数据来看一下金融业和地产业的高利润状况。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美国房价2004年平均涨幅为11%,2005年平均涨幅为13%,美国2000―2006年全国房价平均价格上涨了90%,其增长速度均超过同期利率回报水平;在国内金融界,2007年11位金融高管年薪过千万;2007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10名中,涉足地产的达到6位,前4名均涉足地产。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金融业和地产业的利润程度,如此高额的利润岂能不诱发资本的逐利行为?其行业投机程度由此可窥见一二。经济中的某个行业如果处于利润过高的状态,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必然会有很多资本包括投机资本流如该行业,其结果就是造成该行业的过剩和其他行业的短缺,这种局面如果维持时间过长的话,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会逐步加剧直到出现该行业因为严重过剩企业大量破产的局面,最终造成银行大量坏账,进而波及其他行业,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信用交易失控
为什么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容易成为经济危机的重灾区,或者说,为什么在金融业和地产业更容易产生投机呢?投机需要大量的资本来支撑,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杠杆交易成了投机者最好的工具。正是因为在金融和地产领域广泛存在着杠杆交易,才使得这两个行业成为投机活动的重灾区。
我们知道,在实体经济中,交易1美元,就需要实实在在掏出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即使存在,也很难掀起大风大浪,但是,在很多的金融活动的杠杆交易中,投资10美元的东西实际出资只需要不到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暴利是很容易出现的,杠杆越高,投机活动就越密集,最终,疯狂投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平衡状态,当资本获利撤出或市场出现严重过剩后,问题或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深远
当前,美国次贷危机已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及金融的影响在不断加深,并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扩散,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欧美主要经济体进入经济下行周期,全球性经济衰退风险明显增大,世界经济金融形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受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扩大以及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的影响,从2008年9月份开始,我国经济下滑的风险也在增大,甚至比预想的还要严重。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GDP增速自去年以来已连续5个季度出现回落。2008年我国GDP增长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2003年9月以来首次跌破10%。10月份我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为94.7,比上月回落10.6点。而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季度企业调查问卷显示,反映海外需求的出口订单指数持续回落,已跌至2005年7月以来的最低值;反映国内需求的国内订单指数较上个季度下降3.7个百分点。同时,作为经济周期波动的先行指标,反映企业活跃度的10月末M1(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跌至9%以下,为近年来最低。目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开始减速,投资、消费、出口的实际增幅都已经降到个位数,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三、金融危机的防范及应对措施
(一)抑制人为垄断,维护经济的平衡
经济中的垄断行为是高利润的源泉。作为政府来讲,防范经济运行中出现垄断行为是防止经济出现不平衡的重要手段。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引入更多的竞争来防止经济出现垄断行为。同时还应该立法防止经济中可能出现的串通合谋囤积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引发的人为垄断行为。一旦经济中某环节出现垄断行为,要么效率低下遭人诟病,要么就是借助垄断地位疯狂攫取,而且由于其处于垄断地位,在危机来临时缺乏必要的缓冲,极容易诱发连锁反应,对经济产生强烈的破坏。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该行业有更多的竞争者,至少可以给经济提供足够的缓冲,避免或延缓危机的发生。
(二)控制信用交易、监管信用交易
1.严格控制按揭贷款的发放。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金融危机,均含有房地产业过度发展的因素,这其中,按揭贷款的发放是诱发房地产行业过度发展的重要因素。银行为了追求利润,先是放贷给放贷给生产者,当消费不畅时,又放贷给消费者。银行按揭贷款的发放对于刺生产激消费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人为放大了房地产的生产和消费。这种做法最终为经济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促使某一能够获得资本的行业过度发展,另一方面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自买自卖,假交易套取银行资金的窗口,通过过这个窗口,投机者几乎轻而易举把风险转嫁给银行自身,这和借钱给赌徒几乎没有区别。
2.认真监管期货交易及其资金来源。期货交易是投机交易的重灾区,中国已经有很多企业甚至是大型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巨额亏损的例子。中航油、中信泰富、东航和国航等企业在期货交易领域均出现过巨额亏损,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所以,抑制企业的投机冲动监管企业投机行为也是维护经济稳定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加强企业财务制度的建设,防范企业投机冲动,尤其是借贷资金或挪用资金进行投机的冲动,切实保护企业运行的安全。
(三)建立危机应对机制
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通常的拯救危机的措施主要有减税、政府出资救市等,这些做法很容易遭到用全体纳税人贴补少数投资者的非议,而且是以牺牲政府其他方面支出或者扩大财政赤字为代价,提高了纳税人负担,降低了政府的信用,影响了其行动能力,严重的甚至会拖垮政府,冰岛政府破产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本文认为,政府应该改变这种做法,建立一套应对危机的长效机制。具体设想如下:
政府对高利润行业或垄断行业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税收的主要部分用于建立危机应对基金,交由国家专门机构采用稳健保守的方式管理该基金,以便在危机来临是能够提供最大程度的缓冲,为化解危机争取时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首先,分级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的目的是调节各行业之间的利润,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投机对正常经济产生的破坏作用;其次,当危机真正来临时,政府可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去应对危机;再者,专门机构还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探索一套稳定经济的管理模式。
第4篇：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范文
（一）合同买卖引发郁金香泡沫16世纪中期，郁金香从土耳其传入欧洲，受到欧洲社会的追捧。由于郁金香数量稀少，价格从几盾一直攀升到64盾。不断上涨的价格吸引了投机分子的关注，因为鲜花本身无法长期保存，为了满足大家狂热的炒作，人们发明了一种用买卖合同替代实物交换的交易方法。在这种新的交易方式引导下，郁金香的价格在一个月时间内从64盾上升到了1668盾。但好景不长，仅仅在两天之后就有人开始抛售自己所有的合同订单，随之而来的是市场的崩盘，价格就像泡沫一样瞬间破灭，剩下0.15盾。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泡沫危机。这次危机的产生开始于投机分子的贪婪，他们通过炒作试图让资本不需要通过劳动而自身产生利润，这是资本为了获取利润所采取的跳跃性增值方式。而郁金香泡沫的出现则是从合同交易方式产生的那一刻开始的，这是投机分子为了能够长时期的买卖炒作郁金香所创作出来的金融产品，它用合同的方式替代了郁金香本身，把对实体的买卖转化为对价格预期的买卖。这就产生了两个市场，一个是实体郁金香的市场，另一个是郁金香合同的市场。由于对合同的炒作很容易让大家忽略对郁金香本身的评估，而且持续上升的价格也会争强购买者的信心，实物与交易之间的脱节让合同价格脱离实物的实际不断的疯涨，最终形成巨大的泡沫，但是被买卖的合同最终是需要被执行的，一旦高昂的合同价格在实体市场无法消化，合同就不能被实现，最终泡沫会被戳穿，危机随即产生。
（二）南海泡沫破灭引发政府诚信危机17世纪，英国经济空前繁荣。社会资金闲置、储蓄膨胀。在股票买卖还作为一种特权的社会环境下，旨在协助政府融资、分担政府战争债务的南海公司打着专营英国与南美洲等地贸易特许公司的旗号在民间募集资本。为了获取暴利，南海公司通过贿赂政府官员获得股票转换国债的特权。由于得到了政府的保障，南海公司的股价不断飙升。但是随着《泡沫法案》的通过，人们逐渐意识到南海公司不良的经营状况，开始抛售手中的股票，英国经济遭受重创，同时人们开始质疑政府的信用。以政府的信用作为保障来实现社会的融资，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次大胆的尝试。这也是南海公司挟持政府信用在金融领域的一次豪赌。由于政府信用本身不可估量，所以能够争强投资者对于股票市场的信心。政府的信用掩盖了公司不良的经营业绩，使得投资者对于股票价格的预期失去理智，股票价格自然芝麻开花节节高。但是金融最终依赖于实体经济，不良的经营状况最终会引发公司信用体系的崩塌。
（三）黄金储量不足引发货币信用危机1837年，美国的经济恐慌引起了银行业的收缩，由于缺乏足够的贵金属，银行无力兑付发行的货币，不得不一再推迟，这场恐慌带来的经济萧条一直持续到1843年。纸币是一种价值符号，也是国家通过自身的信用开出的反映价值数量的合同。不同于货币本身属于商品，纸币只是一种信用的符号，本身并没有价值。基于资本的贪婪本性，加之市场的反映具有迟缓的效果，所以金融家希望印发更多的纸币来增加资本，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纸币的票值是以硬通货为依据的，一旦印发过多，必然导致可兑换的硬通货不足，纸币本身的信用便受到了动摇。由于纸币是市场流通的重要工具，一旦失去了信用，那么就会导致市场对硬通货的回归，纸币的贬值与抛售自然引发经济的危机。
（四）综合矛盾大爆发引发大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出现极不平衡的繁荣。美国靠对德国贷款和国内信贷消费造就了经济的繁荣，在危机到来之前的18个月里，华尔街股票市场的牛市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一些主要工业股票的价格竟翻了一倍多。但是，美国的繁荣不仅建立在新兴工业的蓬勃发展上，也建立竞争对手的牺牲和信贷增长上。由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广大劳动人民的日益相对贫困，导致供需矛盾扩大；分期付款和银行信贷刺激了市场的虚假繁荣；过度的股票投机活动；贫富差距过大，市场相对狭小，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大崩溃。1929年的经济大崩溃，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各种矛盾积聚的总爆发。在实体经济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导致了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消费的不足与生产的过剩导致市场萧条。在虚拟经济领域，通过贷款和信贷消费投资市场的信用体系，最终导致巨大的泡沫在实体经济面临巨大萧条的状态下爆破。资本主义对于外部市场的客观需求将整个欧洲社会联系在了一起，使一开始由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整个欧洲。
（五）信用叠加引发次贷危机2008年，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世界各国都为美国金融危机而震惊。华尔街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和对次贷危机的估计不足终酿苦果。此次金融危机迅速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遭到重创。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经济面临停滞，为了促进消费，制造虚假的经济繁荣迹象，美国政府以政府信用为担保触及房地产市场，通过降低贷款人申请资格吸引大批美国人购买房产，通过把次级贷款打包出售分摊贷款风险。这种人为的市场繁荣和人为掩饰的风险管理引发了新一轮的经济泡沫。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资本运用的最新进展，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充分的适用政府的信用，将资本重复的出售以谋求最大的利润，表现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限的贪婪。
二、与时俱进，把握资本运用方式的发展
纵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是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发展的过程，是货币流通到纸币流通再到信用流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商品生产逐渐升级为金融的生产，资本的增值不再仅仅局限于商品的生产，还蕴含了对资本的再生产，商品生产依靠的是劳动与生产资料，而资本的再生产依靠的是信用和交易。但是正如实体经济中资源是有限的，在虚拟经济当中，信用也是有限的，信用最终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旦信用被过高的估算，泡沫就会形成，一旦人们认识到了泡沫的存在，那么危机就产生了。因此，虽然资本主义经历了几百年时间的发展，资本的增值方式发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变化，但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的本性并没有改变，政治经济学依然能够揭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金融的秘密。
（一）资本的贪婪性是危机出现的根源回顾我们刚刚分析的五次极具代表性的经济危机，我们都能够发现，任何商品价格的炒高，任何金融产品的发明，任何经济泡沫的诞生都是源自于资本本性的贪婪。马克思在《资本论》就已经揭示了资本的本性，他认为资本的增值过程伴随着G———W———G的过程，目的在于实现从G———G1跨越，实现资本的增值。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活动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一目的而进行的。对于利润的追逐让资本家刚开始迷恋于商品的生产，继而发展为对商品价格的炒作，最终发明出信用合同的体系———金融体系。我们可以从郁金香泡沫中看到金融体系的创立就是为了能够摆脱商品的时间限制，实现商品的无限期交易和投机炒作。可见，马克思解释的资本的贪婪性依然是今天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动因。
（二）信用的产生让金融成为商品商品的凭证本身没有价值，它的这种价值是由开具凭证的人用信用作为担保所赋予的。所以信用体系的产生是金融向商品过渡的艰难一跃。因为有了信用体系，人们可以不使用货币来进行结算，可以直接使用价值符号，因为有了信用体系，对于物品的交易不再受到商品本身的影响，虽然郁金香依然在土地中生长，但是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它的交易。金融逐渐以信用作为依托脱离了商品的限制，这就为金融资本的无限放大创造了机会，纵观历史上这五次危机，郁金香泡沫凭借信用将商品买卖转化为合同买卖，南海公司借助政府的信用买卖股票，1837年的经济恐慌也正是因为国家通过信用发行了过多的纸币，而1929大崩溃和2008次贷危机更是因为信用将信贷作为商品不断的买卖。然而我们必须明确：任何资本都以物质为基础，但是在金融领域，资本可以通过信用凭空的创造出来，所以二者实际上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旦二者超过一个平衡，那么商品就会刺破金融的信心，金融原本凭空创造出来的资本就会瞬间因为失去信心而消失。
（三）金融生产过剩引发经济危机郁金香泡沫形成于过高的订单合同价格，1837年经济恐慌形成于纸币的过度发行，1929年的大崩溃形成于商品的产过剩与信贷的过度发行，2008年的次贷危机完全形成于对信贷的过度使用和重复买卖。无论是合同订单，还是纸币与信贷，当他们直接作为一种凭证进入交换领域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一种金融的产品。由于金融产品本身是商品控制的一种凭证，他们本身可以用于交易，所以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商品的控制。由于在名义上他们等同于原本的商品，所以对于他们的大量生产在金融市场就等同于对价值的生产，基于资本的贪婪本性，由于商品市场的反映具有迟缓性，金融市场会对其不断地进行生产，从而导致金融产品生产的过剩，泡沫随机产生。由于金融本身是代表着商品的，所以金融生产的过剩其效果等同于商品生产的过剩。
三、认识政治经济学实效性，直视资本主义的危机根源
通过对历史重大金融危机的回顾以及分析，我们发现，随着虚拟经济的盛行，资本运行的表现形式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其根源并没有改变。因为信用体系的出现，让原本基于商品的危机，转化为基于金融的危机，但是在新的时代，金融在信用体系的保障下成为了一种新的商品，基于资本的贪婪本性，过去资本希望通过商品的生产来实现增长，现在则希望通过金融的生产实现增长。虽然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但是运行的规律并没有改变，金融因为成为了一种新的商品从而具有了商品的性质，为了获得资本的快速增值，金融家会大量的生产金融产品，从而获取资本的获利，而这种过度的生产必然导致金融产品的生产过剩和信用体系的崩塌，最终现代社会的金融危机就产生了。
第5篇：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在理论框架下，对美国次货危机爆发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虚拟资本的生成与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运用理论分析研究金融危机的意义三方面来时这场金融海啸进行解读。
从2007年夏美国开始爆发次贷危机，到2008年秋全面恶化，独立投资银行模式在美国消失，金融市场几近崩溃。虽然美国政府实施了规模空前的救助行动，但并未消除市场对美国经济的担优，危机进一步向其他国家蔓延，一步步演变成如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笔者认为，除了从操作层面来描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技术性失误和政策性弊端以外，还应当运用观点来分析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和实质，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来加以认识。
1.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性
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货币的出现，生产过程之前和之后的交换产生了时空上的分离，一旦这种分离导致商品卖出受阻，商品价值不能实现的危机就会发生。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的对立和必须相互转换，资本运动过程中才出现了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首先，商品买卖分为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使货币与商品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因为卖出商品取得了货币的人，不一定立刻购买，这意味着货币退出了流通，而商品却在市场上等待。这种买和卖的分离或独立就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其次，随着信用的发展，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不是同时出现，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出现在未来。如果一个企业依托信用所发生的商品交换的债务债权不是恰好在同一时期内相互抵消，而且它所获的进款不能清偿债务，就出现了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
2.虚拟资本与金融危机的发生
虚拟资本的运作直接表现为分配和交换关系。虚拟资本并不直接进人生产领域，也未直接用来消费，它处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一般来说，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是没有生产成本的，其价格取决于人们在市场上对它的估价，也就是取决于人们对这类资产未来收人的预期。因此，可以将这类资产的价格看作是由人们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包括地产、证券、无形资产等，构成了虚拟资本系统。虚拟资本积累，在通常情况下是可以与实体资本积累相脱节的，即虚拟资本积累反映的价值符号可以与实体资本的真实价值无关。虚拟资本的量与实体资本的量不一致，且信用经济越发达，虚拟资本的量就可能更多地超过实体资本的量。一旦超量过大，交易主体的预期和信心就会受到冲击，虚拟资本量相应会急剧缩小，这就可以直接引发金融危机。据马克思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就是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在这种金融系统超常发展条件下，只要证券市场的资本注人停顿、银行收缩信用、金融投机者或金融机构失败，都会直接触发金融危机。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接触到金融风暴产生的深层原因，即处于交换和分配领域的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相脱节以及生产和消费领域存在的严重矛盾。实际上，引起此次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市场问题，就首先表现为住房信贷的虚拟资本与建筑业实体资本的脱节，而这种脱节又源自于生产、消费领域的不理性行为和贫富两极分化。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不计后果大玩“绕过生产过程来赚钱”把戏所造成的。马克思早已明确指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催生泡沫经济，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在华尔街危机爆发过程中，次贷危机只是起到导火索作用，深层原因则在于虚拟经济的严重膨胀，使得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失衡，资产价格泡沫化，并导致虚拟经济累积的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它同上个世纪20年代末发生的经济危机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生产过剩危机。只是在上次古典金融危机中，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溃;而在此次现代危机中，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由消费信贷推高的消费能力。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现在推到了未来。
第6篇：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范文
一、现阶段我国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所构建的理想社会主义蓝图，是建立在大工业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物质资源极其丰沛的基础之上。?@种社会主义扬弃了私有财产，从而彻底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商品货币关系，从源头上消除了产生经济危机的内部因素，因而是不会出现经济危机的。然而理想毕竟不同于现实，经济危机作为一种生产过剩的经济现象，其实质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因此，社会制度的变革只要不以消灭商品经济为目的，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就依然存在。
（一）我国依然是商品经济社会
我们从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现实的可能性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只要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生产过剩的危机就随时可能爆发。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发达的商品经济，不但存在着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依据，而且就经济关系本质而言，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都广泛借助于信用关系，因而同样存在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依据。所以，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必然产物，它与特定的社会制度无关。只要处于商品经济社会，无论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或者导致生产过剩或者引发需求旺盛，矛盾的不可调和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我国不是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从源头上消灭了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盲目、无序的生产，因而引起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也就不复存在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和不平衡性，使我们的经济制度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创新，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并且私有制经济将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并存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不广泛地存在于全社会范围内，但毕竟仍在一些行业和部门内小范围长期存在。因而，在我国依然存在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
首先，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明晰的产权关系，使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摆脱了对政府的依赖，面向市场，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独立体。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有依靠取得的收入来抵偿用于消费方面的所有支出，并获得利润，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因此，公有制企业逐渐蜕化成尽可能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这时企业的生产首先表现为一种局部劳动，而非社会劳动，因而企业具有强烈的扩张冲动。只要认为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加大资金的投入，借助于外延式扩张手段不断膨胀生产规模。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一系列浪费行为。同时，随着非公有制经济体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其释放出的新能量虽然极大地提高了微观经济效率，加速了经济发展态势，但由于缺乏宏观统筹和统一指导，其生产往往具有更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甚至有些企业在地方政府设置的隐性壁垒庇护下，有恃无恐地在商品销售市场大打“价格战”，甚至不惜以低于成本价出售商品。这种恶性竞争所造成的后果使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无法对过度膨胀的生产能力实现有效的挤出，从而为产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埋下隐患。
其次，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加大造成了国内总体消费需求不旺盛的现状，具体表现为：一是城乡居民需求结构的二元化现状。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对中高档耐用品的消费需求已经趋于饱和。而广大农村居民由于消费水平普遍偏低，导致这些中高档耐用品无法在广大农村得到普及。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汇集了我国当今较大部分生产业的消费缺口。二是城镇高收入群体对一些高档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已经趋于饱和，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长期无法得到提升。这两种情况的矛盾运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协调。
（三）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影响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比从前更加密切。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区域统一使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加速流动，现代科技在全球范围迅速传播。因此，我国要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就必须参与到国际经贸活动中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进一步与世界经济接轨。这样一来，世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也会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影响，经济波动难以避免。
二、我国防范经济波动的根本措施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导致了世界经济波动的蝴蝶效应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从而导致我国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条件日趋成熟。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变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优越性，使我国不惧任何外部挑战，完全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手段和措施来避免或减轻世界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影响。
（一）加强宏观调控，防止市场失灵
现阶段，我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然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然而市场不是万能的，存在其固有的缺陷，市场主体之间竞争的盲目性、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滞后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都会导致市场失灵，从而使市场主体在制定发展决策时难以同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总目标保持一致，难以促进企业转型和产业机构优化，难以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外部不经济问题，因而经济波动也就无法避免。为了避免经济出现明显下滑，我国政府应当出台一些刺激方案，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完善与国家计划相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并加强对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战略目标的研究和制定，科学引导市场要素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只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宏观调控这只有形的手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够真正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克服市场机制作用下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从构成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中不难发现，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比较弱，投资和出口所占比重较大。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切实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才是防止我国经济出现剧烈波动的稳定器。因此，我们必须要转换发展思路，积极拓展国内市场，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将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切实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社??公平，从而缓解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同时，我国政府还应该继续增加社会投入，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逐步建立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的长效机制。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逐步提高企业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和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标准。不断强化个人所得税项目的征收和监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缴扣标准，切实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压力。努力调节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国有大中型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的分配制度，取缔非法收入，切实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第二，促进劳动就业体制的改革。积极探索和实施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和自主创业的财税政策，切实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努力把扩大就业放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重要位置上来，通过采取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为全体劳动者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办法，积极拓宽就业渠道，鼓励企业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还应当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扶持能够广泛吸纳就业人口的中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努力满足不同层次的就业需求，进一步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逐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第7篇：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范文
关键词：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机；过度消费；生产过剩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如果联系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现实，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荒谬性以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本文在对当前国内外学界一些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对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形式、特点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真理。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问题的观点及其非科学性
源自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观点值得关注：（1）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储蓄过剩”或“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的危机[2]；（2）此次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支付危机”[3]、“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4]或“信用危机”[5]；（3）此次危机的实质在于“过度消费”[6]；（4）当前的危机“是一场国家干预的危机”[7]；（5）“这场危机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8]；（6）美国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9]；（7）道德危机“可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症结”[10]；（8）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引起的风暴”或“资产负债表的危机”[11]等。
上述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联系危机的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论”来说吧。早在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有“群众消费不足”的说法。但能否以“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实质呢？答案是否定的。认为，“群众消费不足”或“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到来之后“才变得明显”。[12]“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13]。在说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应当承认“群众消费不足”这个事实，但只能把它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而不能用它来解释危机的原因和实质。从历史到如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14]“群众的消费水平”可以作为“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15]20世纪30年代，作为对“群众消费不足论”的发展，凯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论。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所致。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则是由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决定的，由于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危机随之发生。经济危机在实质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发生的经济萧条或生产过剩的危机。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实际上是19世纪初期西斯蒙第“群众消费不足”论和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在21世纪初期的再现，它不是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归结于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盖了危机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机的实质，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
把此次危机的实质说成是“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支付危机
“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只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常见现象和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只是危机的起点或爆发点，而非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偿能力丧失，“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机的实质，不能只看现象和发生的始点，而必须由此出发，深入问题的内部，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和根据。“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17] 事实上，“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18]。因此，整个经济运行突出地表现出来的虽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偿能力衰竭，信用崩溃，但究其原因，却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例外。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业即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为了加强房地产业，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实行扩张政策，结果房地产业迅速扩张，形成过剩局面。为了缓解过剩，银行家、商家和美国政府沆瀣一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结果使居民债务迅速膨胀。2006年，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致使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市场需求急剧下降，房产价格急剧下跌，次贷违约率急剧上升，诸多贷款机构和投资机构相继破产，危机随之发生。这次危机也突出地表现为支付手段短缺，清偿能力枯竭，信用崩溃，但危机的实质却不在这些，而在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生产过剩。“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信用危机”论，实际上只是“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象”出来的幻境[19]，而非这种幻境背后的真谛。 实质在于“透支消费”或“过度消费”的观点，其非科学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次危机来说吧，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行扩张政策，引起房地产业膨胀和过剩所致，是生产出了问题，而不是消费出了问题；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银行和商家为了推销过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导致居民债务膨胀，债务锁链拉长，最后由于政府紧缩政策，利率上升，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次债锁链破裂所导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费、过度消费所造成；本来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一方面房地产业过度扩张，生产极大过剩，另一方面，广大群众，无力购买，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诱下，举债购房和消费，而不是广大群众追奢求侈、豪华消费。把危机的实质归结于“透支消费”和“过度消费”的观点，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是“消费决定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
把“国家干预”或“华盛顿共识”说成是危机的实质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异见，而是新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理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前一种理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造成的恶果、以致引发危机的弊端为宗旨，主张以新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来拯救经济，解决经济崩溃问题。后一种理论，则是以斯密和李嘉图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为渊源，以经过改进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治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为背景，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合体。这种理论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即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主张以某些改良的经济政策来治理危机，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假设和理论基础之上、经过几十年构建的资本主义“知识大厦”和“理智大厦”的轰然崩塌、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两种理论观点貌似相互对立，不可一世，但细究起来，却有明显的一致性。它们都把制度性危机说成是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危机，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剥削本质；都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失灵当作危机的实质，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产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经济现象即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实质；都把危机的责任推给对方，歪曲或掩盖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实质，带有明显的辩护性质。把危机说成是“信心危机”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凯恩斯、庇古和拉文顿等关于“心理危机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当资本家对社会和自己的经济状况充满信心并抱有乐观情绪时，就会增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推动经济的高涨和繁荣；而当资本家过度乐观，对经济形势误判，产生错误时，悲观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压缩投资规模，导致有效需求减少，引发危机。把危机归结为资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颠倒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与这种状况在资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间的关系，把属于意识范畴的心理状态说成经济运行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把危机的现象当作危机的实质，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对贪婪成性的金融财团进行“市场救助”，使之摆脱破产倒闭的境地。这种理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和阶级本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至于把危机说成“道德危机”的观点，更是荒谬绝伦。认为，道德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的。”[20]“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1]。还认为，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2]。“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23]“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道德，都是虚伪的，都是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谬论来加以粉饰的”。[24]在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华尔街金融巨头似乎只是个人的行为，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5]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贪婪和道德缺失，决不是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资本的天性，或者说，只能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天性。对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6]把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说成是华尔街巨头的“道德危机”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从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之中；三是在谈论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时，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不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或者故意掩盖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现象和特征，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金融垄断资本的怀抱，充当了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列宁曾经说过：“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
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这句话应当成为这些人的警钟！ 危机也绝不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谁都知道，“资产负债表”只是经济或资产经营运作状况的记录，是经济或资产运营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经济或资产运营的现象，而决非经济或资产运营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把作为经济或资产运营状况的记录、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说成是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费笔墨予以评价了。
二、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特点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实质上，依然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又由私人垄断经过国家垄断发展为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为特征的国际垄断。目前，国际垄断已发展为以金融资本垄断为龙头，金融、经济、政治、军事以至意识形态话语权垄断为一体的超级国际霸权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规定性仍然未变，引发危机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虽有深化和发展，但它们作为系统性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仍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走向周期性过剩，引发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围发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关系的普遍化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的动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无限扩张的激素，使资本主义始终不能走出生产过剩的怪圈。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发增强，以其强制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推动资本以无限的规模和深邃的内涵进行扩张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不具有过剩的趋势和特点。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次改良和调整，仍未得到解决，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蔓延和扩展，演变为经济全球化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资本、生产和贸易的无序扩张，经济结构的失衡，资本剥削的加强，贫富差距的拉大，劳动与就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经济运行的各种矛盾在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不断把世界经济推向结构性过剩和全面过剩，走向危机的深渊。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规律的产生和作用，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垄断虽然限制了自由竞争，但并未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剧烈，具有垄断竞争的特点。垄断竞争的产生，使竞争的对手、竞争的内容、竞争的手段都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程度更加惨烈，破坏性更加巨大。各垄断组织为了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无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能力，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这样，就不能不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无政府性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长，供给与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危机发生的机率进一步增大。
第五，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这一规律作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这一规律的作用，不仅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的产生，而且也引起各国垄断同盟实力对比的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不仅引起各国垄断同盟之间更加剧烈和更加残酷的竞争，而且还引起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经济领土乃至殖民地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殖民主义出现，虽然许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垄断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资本主义瓜分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必然会运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
能力，推动经济的扩张，使生产越过市场的界限，走向过剩。
第六，在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权规律。美国作为一超独大国家，处于霸主的地位。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不断向国际市场输出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资产的控制权，同时又利用贸易霸权大肆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高端产品的价格，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制定相应法规严格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赚取外汇和引进外资，求存图强，又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样，就必然导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广大发展中国家手中结余的美元越来越多，从而不得不循环回美国用以购买其政府的债券。这样，就不能不造成美国的债务过剩、国际流通中的美元过剩和发展中国家用于出口的商品过剩。在美国国内，为了构建“一个人人拥有住房的社会”，美联储又推行了信贷扩张政策，结果推动了房地产业的扩张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居民之间债务锁链的延长。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扩张，又带动了建筑、建材、钢铁、汽车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仅造成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各项产业的全面过剩，而且还造成了信用膨胀、流动性过剩、投机过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过剩、债务和次级债务过剩。这样，国际经济与美国国内经济的各种过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导致此次深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从现实来看，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中，生产过剩的内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显著地扩大了。马克思依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危机的情况，认为生产过剩一是指商品的生产过剩[29]，二是指资本的生产过剩[30]，其中商品的生产过剩是指“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过剩”[31]，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实质上“就是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即产业资本的过剩”[32]。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过剩虽然也包括商品的生产过剩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但商品的生产过剩除了包括生产资料商品和生活资料商品等物质商品过剩之外，还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过剩。而资本的生产过剩，除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过剩之外，还扩展到金融资本和以各种有价证券形式出现的虚拟资本。 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的生产过剩，在形式和规模上也有了较大发展。
第一，货币过剩。2001年以来，美联储为了防止因互联网产业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导致的经济持续衰退，放宽信贷管理，实行扩张政策。2001—2003年间，连续13次降低利息率。同时，还利用短期标售、定期证券借贷、一级交易商信贷等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场的多个子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用贴现窗口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鼓励社会客户从银行大量提取现金；结果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超常增长[33]。美国货币的超量发行，又通过一定渠道传染到欧盟和世界各地，结果，又导致国际流通的货币过剩。据统计，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纸币，美元为7 600亿，欧元为7 600亿[34]。国际流通货币过剩，使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推动了许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诸如石油、粮食等价格大幅上扬。
第二，房地产过剩。2001年之后，为走出经济衰退的低谷，美国对产业结构作了相应调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企图以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结果使房地产业迅速扩张，楼市价格迅速上涨。据统计，2000—2006年许多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100%，住房价格总水平上涨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总值约达21万亿美元[36]。但好景不长，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抑制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实行紧缩政策，连续17次加息，结果又使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国全年新房销售量仅为77.4万套，比上年减少24.8%，旧房销售量只有562.5万套，比上年减少12.8%，新房开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国房地产业由盛到衰，处于崩溃的境地。
第三，金融过剩。房地产业的扩张，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的增长，从此次以“次贷”为始点的金融创新来看，涉及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证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国次贷金额有1.2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经过包装之后，其衍生品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总规模达到1
0万亿美元，其中国际市场流通额占2 / 3以上[38]。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39]金融资产也呈现出迅速增大的趋势。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仅为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相当；199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5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118万亿美元，约为当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则高达150万亿美元。[40]美国金融资产的规模更是大得惊人，2006年美国金融资产市场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41]，2007年美国金融资产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34%、世界gdp总额的25%、世界贸易总额的11%[42]。庞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资产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规模形成了鲜明对照，过剩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第四，投机过剩。随着货币过剩、以房地产业为典型的生产过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贷规模的增长，各类资本家不断遭受“资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为了摆脱困境，便对债务抵押债券（cdo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进行层层包装，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虚假信息向社会出售，进行欺诈活动，于是投机活动便猖獗起来，以致造成投机过剩的局面。据《华尔街日报》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债务抵押债权等用于欺诈的金融工具，规模之庞大，在高峰期竟达390亿美元。自2007年8月以来，投机触角又急剧向石油、小麦、大豆、大米等市场扩展，结果导致市场各类商品包括运输价格迅速上扬[43]。有人估计，在美国，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就达8万亿美元[44]。难怪有人把美国经济称作金融投机经济[45]。
第五，债务过剩。由于美国过剩的经济靠贷款刺激消费来消解，居民消费靠信贷来支撑，国家和地方财政亏空靠发行债券来弥补，结果使美国经济沦为债务经济。截至2006年，美国国债已达10多万亿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债务余额达11.4万亿美元[47]。2006年，美国内外债务余额为53万亿美元，为当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债务负担，给美国经济罩上阴影，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从直接原因来说，系由美国债务过剩及其锁链断裂酿成。
第六，虚拟经济过剩。上面所列过剩，除房地产过剩以外，均属虚拟经济范畴。毫无疑问，金融、投机、债务过剩的发展，推动整个虚拟经济向过剩发展，1973年以来，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信用和资本日益虚拟化起来，加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推动，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加速发展，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这一物质基础。据统计，1952—1979年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为257倍；而1980—2007年则迅速增长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90年代则接近90%。金融部门获得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 / 5，到2000年则达到70%左右[49]。长期以来，在美国gdp中，由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逐年下降，1950年为61%，2007年则为33.9%。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到20.67%[50]。虚拟经济的过剩，给实体经济造成日益繁重的压力，当实体经济不堪重负时，必然崩溃而发生危机。
第七，对外贸易过剩。上面说过，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向世界输出大量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和商品，以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控制权。同时，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权又使美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汇资产的储备货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外围依附性经济。按wto和imf的数据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51%。而我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则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国际贸易格局中，美国发美元，外国卖商品，美国贸易逆差加大，外国贸易顺差攀升，美国
进口过剩，外国出口过剩。一旦美国经济过热，对内实行紧缩政策，对外实行保护政策，遍布全球的生产过剩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对外贸易过剩，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 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特点，虽然千奇百怪，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生产过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实质性的现象和特征。事实证明，此次危机的实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应的生产过剩。任何否认、掩盖、歪曲和偏离生产过剩这一实质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结论和启示
生产过剩这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运用抽象法，通过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一系列现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来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其阶级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本质特征。而我国一些崇拜西方的学者，在此次危机的实质问题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正确认识和把握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必须坚持和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级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那时人们追求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根本无所谓过剩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的一个很长时间，由于生产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市场狭小，经济结构仍具有自然经济色彩，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处于萌芽状态而未突出并发展起来，因而也不存在生产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以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社会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封建所有制关系已经解体，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经成熟并充分展开，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各国经济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才得以发生。生产过剩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52]，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53]。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伴侣和不治之症。自资本主义脱离幼年时期而进入大工业时期以来，生产过剩及其危机的幽灵一直环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周围。“资本主义的所有政党，资本主义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动家，从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经试用自己的力量‘预防’或‘消灭’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54]“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或政党，虽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和政党在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可能会以我国经济被卷入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特点为由，怀疑上述论断的真理性，这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我国经济之所以被卷入这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造成的。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在使我国分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从国内来说，当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已是公有制为主体、公私经济并存；在经济规律体系上也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并存。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发生危机有时也难以避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使我国经济少走弯路，减少震荡，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发展和壮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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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范文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性的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危害在范围、程度上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在追成经济衰退的同时带来巨大的浪费，严重地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本文从国际资本的本性与 资本主义 国家政权的私人性质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和研究产生经济波动的根源。
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起，经济波动或者称之为经济周期就像噩梦一样笼罩在资本主义世界上空挥之不去，上演着一幕幕繁荣、萧条的悲喜剧，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永恒不变轮回，所有周期的结局都已经写好，生产苒生产被破坏，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文明的进步严重受阻，同时带来了资源巨大的浪费，使得资源稀缺形势变得更加严峻。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深化，这种危害在世界蔓延的范围越来越大，造成的危害成倍增加，卷入其中的国家和地区深受其害，损失巨大。
一 资本的存在和扩张是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
资本的存在和扩张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增值，为了实现增值不折手段是资本残忍和血腥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构成了资本运动的全部和原始的动力。从资本主义诞生到今天走过了近五百年的时间，五百年来，资本主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过了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垄断、国家垄断的 历史 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资本主义势力称雄世界，资本主义集团内部通过激烈的竞争，不断分化和组合，形成了规模宏大、实力雄厚的金融、能源、矿产、粮食世界性垄断集团，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长期博弈中，最终获胜，获得了货币发行权，资本主义步入国家垄断阶段，国际资本应运而生，资本主义政权最终成为国际资本的附庸，国际资本通过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完成了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掌控，其实现增值的手段变得随心所欲，花样翻新，不断通过制造经济波动，劫掠世界财富。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性的经济波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发生的频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虽然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是，结局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和研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的形态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的同时，其实现增值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已经对通过传统手段掠夺财富，实现增值变得失去了耐心，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频繁搅动世界经济，实现一夜暴富，疯狂地掠夺世界财富，掠夺的手段变得更加隐蔽和富于欺骗性。
二战后在频繁发生的石油危机、 金融 危机 、粮食危机、局部战争危机的背后我们总能看到资本的影子，资本在这些危机的背后鬼魅魍魉，若隐若现，事实上我们应该知道：它___一国际资本才是这些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但哭得最伤心的却往往是最大的赢家，每次 经济 危机的最大受益者恰恰就是它，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危机的根本原因，也许能加深对危机的认识和把握，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防微杜渐，减少损失。
二 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常态
金融经济国际化早在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趋势。尽管几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金融经济国际化受到异议，但是，随着经济垒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金融经济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已成共识。金融国际化使得国际资本轻而易举敲开了世界各个国家的大门，表面上表现为垒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高效流动，但本质上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的国际化进一步加深了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控制，为国际资本搅动世界经济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国际资本只是在等待的合适的时机和机会来制造增值的机会。基于国际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控制地位，技术垄断、资源垄断、规则垄断、金融国家化使得国际资本如虎添翼，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经常发生的现象，金融危机的常态化使得世界经济陷入经静性的波动中。
第9篇：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范文
关键词：次贷危机；根源；虚拟资本；产业资本；商业信用
作者简介：徐茂魁(1947-)，男，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金融理论研究；陈丰(1983一)，女，福建福州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理论研究；吴应宁(1982-)，男，安徽望江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主要从事金融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4-0013-04 收稿日期：2009-06-15
一、次贷危机产生千信用过度膨胀的观点
始于2007年4月的次贷危机至今已经整整两年了，次贷危机已经从最初在美国境内爆发的信用危机逐步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但次贷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仍然是众说纷坛，许多学者从信用经济的虚拟性角度来揭示次贷危机的根源，认为美国信用经济的过度繁荣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刘克崮(2007)认为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自身和运行机制的缺陷，杜厚文等(2008)认为美国次级贷款危机源于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时期的大肆信贷扩张。曹红辉(2008)认为次级贷款引致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美联储利率政策及贷款利率的变化、CDO等基于房屋贷款的衍生品在结构设计和流动性方面存在缺陷、对冲基金和银行等机构过高地利用杠杆融资进行交易。易培强(2009)运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认为当代金融资本的贪婪性所驱动的虚拟资本过度扩张和经济泡沫的膨胀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根源。
以上观点均认为次贷危机由美国信用经济的过度膨胀产生，其演化如图1所示。他们的观点可归纳如下：2001年～2004年，受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影响，美国的房地产市场高度繁荣，与房地产市场相联系的次级抵押贷款产品允许借款人在借款的前几年只付利息不付本金，从而借款人一开始的还款负担远远低于固定利率贷款，而据美国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的估算，大约有近90％的次级抵押贷款采取可调整利率的形式，因此，美国的低利率政策促进了以次级抵押贷款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迅猛发展，但是，从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美联储17次调高利率，利率的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因此，从2005年起美国次级贷款的到期未付率普遍上升，由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价格主要由未来预期的现金流决定的，因此，随着到期未付率的普遍上升次级抵押贷款价格大幅下挫，持有大量次级贷款的美国金融机构相继破产，次贷危机爆发。
以上信用危机论者只是把利息率的提高和次级抵押贷款价格的跌落简单的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是美联储的错误的货币政策和次级抵押贷款等虚拟资产的过度膨胀引发次贷危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原因在于：(1)过度膨胀的虚拟资产究竟是怎么产生的，除了低利率对其产生有决定性影响，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如果低利率催生虚拟资产的过度膨胀，那么为什么如今美联储人为的压低利率不会阻止虚拟资产的缩水?(2)虚拟资本价格变化可以脱离于实体经济独立运行，为什么其大幅度缩水又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如此严重的影响?是否虚拟资产的大幅度缩水只是实体经济危机的一种表象，而不是其发生的原因?事实上，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就已经出现了产业危机，美国消费信贷在储蓄率很低的情况下已经开始萎缩，而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还在不断膨胀，在强烈的供需矛盾下次贷危机最终爆发。
二、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
马克思根据虚拟资本“虚拟性”的不同根源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股票、债券等公共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虚拟资本；另一类是商业汇票。认为次贷危机发生是由于信用过度膨胀的学者通常把虚拟资产等同于第一种虚拟资本，即股票和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这种虚拟资本产生于借贷资本，是生息资本的现代形式。而第二种虚拟资本是产生于商品资本，由于商品资本的延期支付而产生。
这两种虚拟资本产生的根源不同，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也不同。第一种虚拟资产的价格变动和实体经济运动没有任何关系，这部分虚拟资产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而第二种虚拟资产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虚拟资产的变化反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好坏。
1 以股票、债券等公共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虚拟资本
马克思在分析这部分虚拟资本时，他选取了国债、股票、企业债券三种虚拟资产，这三种虚拟资产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都拥有双重存在：(1)国债，是国家的借人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的利息，这里的利息来源于政府的税收。但是，这个“资本本身已经由国家花费了，耗费了。它已不再存在。”由于“这种贷款本来不是作为资本耗费的、不是作为资本投入的”，所以，不管国债反复交易多少次，它“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马克思，1975；原版，1894)。(2)股票，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可见，股票与企业债券的虚拟性根源，在于现实生活中资本形式的双重存在，有价证券只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其价值“只是幻想的”(马克思，1975；原版，1894)。马克思在考察这些有价证券的本质后，他指出：“这些所有权证书――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是股票――的价值独立运动，加深了这种假象，好像除了它们可能有权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构成现实资本”(马克思，1975；原版。1894)。这就是说，它们已经成为商品，其价格有着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股票的价格，与该企业预期的收益大小成正比，与银行的利率成反比；债券由于年收益率已定，其价格的涨落就和利息率成反比。
目前，在次贷危机中出现的代表性的虚拟资产次级抵押贷款(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简称MBS)、抵押担保债券(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简称CMO)、担保债务权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简称CDO)就是这一类虚拟资本。MBS是以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以借款人对贷款进行偿付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撑，通过金融市场发行证券(大多是债券)融资的过程。这种结构不对基础资产做任何现金流处理，每个投资者都接受相同的风险和本息支付，无法满足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的投资需要。后来美国金融机构又对MBS进行了分层处理，由此产生了CMO。如果说MBS
和CMO只是对于次级房屋抵押贷款的第一次证券化，那么将已经证券化的金融产品再次衍生，就形成了CDO，它与MBS和CMO的最大区别是，其标的资产通常为信贷资产或债券。这些在次贷危机中产生风险的金融衍生品都是资产证券化的一系列产品。根据美国投资百科全书网站给出的定义，资产证券化就是指将缺乏流动性的某种或者某组资产汇集成资产池，再以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撑在金融市场上发行有价证券融资，最后用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来清偿所发行的有价证券的过程。从资产证券化的定义中，可以看出，这种虚拟资产的本质特性就是它们只是虚拟的代表缺乏流动性的某种或者某组资产，在这里表示为住房抵押贷款这种资产，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债券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房地产市场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债券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可见，这种资产只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其本身的价值只是幻想的，其积累与现实资本的积累毫无关系。
另一方面，这部分虚拟资产的市场价值，在现实资本的价值不发生变化(即使它的价值已增殖)时，会和它们的名义价值具有不同的决定方法。MBS、CDO和CMO价值取决于客户偿还抵押贷款所产生的现金流，可见，这种证券价格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们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它们的涨落和利息率成反比。但是，一旦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这种有价证券的价格会双重跌落；第一，是因为利息率提高，第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以便实现为货币。
在危机的后期，虽然美联储不断的调低利率以求挽回这些证券化资产价格的缩水，但是收效甚微，原因在于，这部分虚拟资产虽然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但是和它们的所有者支付能力关系极大。在危机阶段，这些虚拟资产急剧缩水，而它们所有者拥有的财富也相应的大幅度贬值，导致其支付能力大幅度萎缩，即使美联储调低利率减轻他们还贷压力，他们也无法支付每月必须的现金流。但马克思认为这种有价证券的贬值不会引起实体经济的大幅度波动。一旦风暴过去，这种证券就会回升到它们以前的水平。一国的财富在这种贬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样的(马克思，1975；原版，1894)“’。但是，此次次贷危机已经明显从信用危机传导到实体经济，引发了实体经济的强烈震动。那么究竟是哪部分虚拟资本引发了实体经济的危机?与实体经济密切相连的究竟是哪部分虚拟资产呢?
2 由信用制度产生的商业汇票
由信用制度产生的商业汇票的虚拟性根源在于商品资本的延期支付能力，由于商品资本是产业资本的组成部分，所以，这部分虚拟资本能真正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这部分虚拟资本产生于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互相提供的信用，这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商业信用的代表是汇票，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如果这些汇票通过背书而在商人自己中间再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由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中间没有贴现，那就不过是债权由A转到B的转移，而这绝不会影响整个的联系(马克思，1975；原版，1894)。信用的中介作用在这里表现为：就产业资本家来说，使产业资本由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使彼此有关和彼此衔接的各生产部门联系起来；就商人来说，使商品由一个人手里运到和转入另一个人手里，直到商品最终出售，变成货币，或者交换成其他商品。
这种虚拟资本和职能资本是同一个东西，即贷出的资本就是商品资本，而不是闲置资本，不是用于最后的个人的消费，就是用来补偿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所以，这里作为贷出的资本出现的。总是那种处在再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的资本，它通过买卖，由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不过它的代价要到后来才按约定的期间由买者支付(马克思，1975；原版，1894)。商业信用和商业活动是密切相联的，这就决定了商业信用与现实再生产的关系：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在这里，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马克思，1975；原版，1894)。因此，这部分虚拟资本的变化是产业资本运动的指示灯。在产业危机出现时，这部分虚拟资本会因为资本无法回流而极度萎缩。事实上，在次贷危机发生前产业危机已经出现了，为了刺激提升乏力的消费力，美国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即使储蓄率已经达到负值，仍鼓励居民大量借债去提早兑现未来二三十年的消费能力，以保证大量过剩产品的销路。但是，居民的消费能力总有最高的界限，当社会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差距过大时，就会出现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有大量的商品资本找不到销路，资本无法回流，信用将会收缩。
图2给出了美国2000年－2008年全部股票价格变化指数、银行主要贷款利率变化指数、公开市场证券变化指数。从图2可以看出，美国公开市场证券数额的变化早于股票价格的变化，在2004年达到顶峰后，2005年就急剧下降，由于这部分虚拟资产的萎缩，已经暗含着产业危机的发生。而这时以股票等有价证券所代表的第一类虚拟资产还处于上升时期，由于以MBS、CMO等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资产的过度膨胀，相对而言，公开市场证券在美国信贷市场中借贷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从2000年的49.8％到2007年的3.8％，在经济发展的最顶点，商业信用已经基本上完全被纯粹虚拟的MBS、CDO、CMO等金融衍生品所取代，美国信贷市场中借贷总额由于这类金融衍生品的急剧膨胀而不断上升，但这一切繁荣的背后暗藏着巨大的危机，唯一可以提供指示的是，从2004年开始，银行主要贷款利率开始上升，原因在于商业信用相对产业资本已经出现了不足，商业信用危机在2004年开始已经显现出来了。
因此，可以说次贷危机爆发前，由产业危机产生的商业信用危机就已经潜伏着了，而这部分和产业资本紧密相连的虚拟资本价格变动才能真正反映危机发生根源。因此，在危机爆发时，最先出现问题的是商业汇票。由于有限消费和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导致商业资本无法正常回流，由信用制度产生的商业汇票支付链条断裂，从而无法转化为闲置的货币资本，相应地使以MBS、CMO、CDO等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支付能力急剧下降。这时候，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相应爆发。
三、对次贷危机根源的再反思
如果说次贷危机是由于在低利率的情况下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产生的，这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现象。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看到的只是上述以股票、债券等公共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虚拟资本，这部分虚拟资本在危机的时候表现的最明显，这部分虚拟资本价格的变化和实体经济并没有直接联
系，它的价格波动不会影响实体经济分毫。这部分虚拟资本在危机时刻的价格跌落却与其支付能力有关，由于以商业汇票为代表的信用票据受到极大的破坏，其支付链条中断，商品资本无法转化为货币资本，进而无法转换为借贷资本，因此，来源于借贷资本的以MBS、CMO、CDO等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资本支付能力受到影响，价格才急速跌落。事实上，利率本身就是根据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相对比例的变化而调整的。因此，利率和以MBS、CMO、CDO等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联动关系只是产业危机的表面现象。
图3根据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给出了产业周期各个时期产业资本、借贷资本、利息率和股票等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化图。由于马克思所处的年代，金融衍生品并不发达，当时的银行信用是由汇票、国家证券和股票组成，因此银行信用可部分代表MBS、CMO、CDO等金融衍生品变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借贷资本总量。如图3所示，从整个产业周期来看，利息率反映了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相对比例，当借贷资本相对产业资本过剩时，利息率较低，反之，较高。在次贷危机中，表现的最明显的是以MBS、CMO、CDO等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资本价格的变动。在产业周期的时，由于此时公众对经济前景十分看好。而以MBS、CMO、CDO等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市场价格和预期关系很大，所以，这类虚拟资产大幅度发展。从图3可看出，从产业周期好转到时期，商业信用虽然也随产业资本的增长而增长，但其增长幅度远滞后于以银行信用为代表的虚拟资本增长幅度。在借贷资本中，商业汇票等与产业资本运动密切相关的信用工具已经被银行信用所取代。与产业资本息息相关的商业信用比重却相对缩小，在危机时期，这部分资产由于商品资本无法转化为货币，产业资本无法回流而极度匮乏。但是，商品资本的实现是转化为货币资本进而转化为借贷资本的前提。因此，当商业信用出现萎缩时，必定会影响到银行信用以及股票等有价证券的价值，股票等虚拟资本价值出现大幅度下跌。这个时候，正好出现了利息率达到最高的现象，仿佛利息率是股票等虚拟资本价值跌水的主导因素，但利息率的高低恰恰是反映以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为整体的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相对比例的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