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相关知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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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

（菏泽市城市综合开发办公室，山东 菏泽 274000）

【摘要】社会管理失范是常见的社会问题，对档案价值管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社会管理失范进行论述，并分析了社会管理失范对档案价值管理产生的影响，从而提出了提升档案价值的方法，具体阐述如下。

关键词 社会管理；档案价值；影响

社会失范主要指不规范的社会行为，而人们对行为规范标准有着不同的理解，社会失范管理状况对档案价值影响颇深。档案是企业运行轨迹的真实反映，也是了解信息资源的有效途径。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档案的价值，必须加强对社会失范行为的管理工作。

1　社会管理失范概述

从字面意义上讲，社会失范就是没有或缺少社会规范。从社会学方面讲，就是由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平衡引起的社会现象，即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发展速度较快，而精神文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总之，社会失范是对人们价值观的反映，社会失范是任何社会时期都会存在的一种现象。当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和道德发展程度不相匹配，某些方面受到不到有效控制，从而产生了失范现象。在被动遵守行为向主动拥护转化的过程中，人们处于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中，他们赖于生存的准则与规范失去了意义，人们的生活环境和价值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现行文化和道德中没有明确规定达成目标所应采取的方法和形式。当人们不能用符合规定的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时，就会通过虚构、机械服从、形式主义、逃避以及反抗等方式来达到目的，社会失范因此产生。

2　社会管理失范对档案价值管理产生的影响

2.1　档案记录形式呆板，缺少创新性

管理形式雷同性强是社会失范的突出症结之一，也称作“形式主义”。社会管理失范促生了呆板的档案管理形式，严重降低了档案的内在价值。现阶段，信息互动频率逐渐增加，单位之间的信息互补性进一步加强，因此，档案管理方案和管理模式范本就会流行于各个单位之间。会议和文件是管理的主要方式，无论是领导的言论，还是文件的内容都要求具有真实朴质的特点，严禁出现“套话”和“管腔”等形式主义的语言模式，然而受社会中形式主义的影响，领导演讲和文件中大多出现了缺乏实用性、创造性的观点，从而导致档案中出现重复记录的现象。比如在不同级别的文件中屡次出现“科学发展”、“人本主义精神”和“和谐团队”等方面的内容，极大地降低了档案的保存价值。档案管理方式也是提升档案价值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单位档案管理模式多是沿用社会上通用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对增强单位竞争力无益，不利于企业的个性化发展。

2.2　档案信息失真，可靠性降低

真实性体现了档案的基本价值，但由于受各种社会失范形式的影响，档案管理中出现明显的信息失真和浮夸现象。比如，在现代社会中，某些单位为了逃避税收，篡改经济数据；有些行政领导为了减少自身责任，少报或者隐报管辖内的安全责任事故或者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从而致使档案记录缺乏真实性，不利于国家及时做出指导政策。为了局部利益而背离客观事实的做法较为常见，是形成管理失范现象的根源之一，客观的社会实践记录才是确保档案生命力的源泉。档案失真包括两个方面，即记录内容失真和管理过程失真，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内容失真主要是指档案记录没有真实反映社会实践过程和实践情况，以造假和虚构出的文字或者数字记录活动情形，无实质性的档案价值。管理过程失真，是为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的，而将真实的记录进行销毁或者更改，弱化档案的原有属性，不能真实地反映不规范的实践过程。

2.3　档案内容缺失，完整性差

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管理理性程度较弱，严重影响了档案管理内容的完整性。社会失范易导致人们做出一系列的不规范行为，比如，在会议上，某些单位领导为了推脱自身责任，而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作为处理意见，或者谈话时避重就轻，甚至要求相关记录人员对自己的发言不予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档案内容缺失较大，一些重大事项的处理决策和方案没有得到及时、完整的记录，或者方式较为含糊，不能为日后提供的参考依据。在社会管理缺失的环境下，各级领导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普遍降低，因此，不利于日后成绩的发展。

受管理缺失的影响，由于各种背景因素的影响，档案记录长期处于一种片面的记录状态，若不加以制止，不但降低了档案价值，而且容易造成档案管理短板，人们对档案完整性的追求也会逐渐消退，对社会的长远发展及其不利。

3　提升档案价值的方法

3.1　优化管理内容，改变虚假的记录习惯

在不同的社会中，档案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档案是密闭的、独有的，档案中的技术和经验可以成为企业对外竞争的优势，也容易导致企业陷入孤独的境况。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公开程度逐渐加深，档案内容日益透明化，单位之间的信息互动越来越多，并在相互借鉴中取得共同进步。如何使公共的档案管理经验成为单位特有的竞争性力，必须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对档案管理办法进行革新。比如，对于单位内外部的技术文件、重大过失的处理方法进行收录，并进行长期保存，然而，档案的保存期限并不是越长越好，对于价值较为一般的档案通过鉴定文献类型，设定保存期限，同时按照国家相关档案保存管理条例，定期评定档案的价值，及时更新和消除“过期”文件。

3.2　建立档案管理体制，灵活创建管理机构

开展档案工作，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保障，专门的档案管理部门也是提高档案价值的重要途径。一般情况下，档案管理组织形式分为以下两种，即集中式和分散式，档案管理形式必须与企业的发展情况相对应。目前，管理体制均有了很大的转变，从单位的发展趋势来看，一方面，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朝着团队化组织方向发展，企业档案的管理权逐渐公开化，单位领导需要进行统一设定设置专业的管辖部门，强调档案管理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单位采取单位总部档案管理和项目管理档案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即单位内部设立自上而下的档案管理机构体系，任命总部的管理人员为档案部门主管，各项目的档案管理员为部门成员，进行综合管理。

3.3　创新档案管理方法，吸收时代元素

档案管理方法关系到信息的有效收集量和保存价值的大小，单位应不断更新档案管理观念，及时吸纳优秀的管理方法。传统的档案管理方法已经成形若干个范式，并在相应的时期促进了单位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信息化逐渐成为当今的发展趋势，又创造出更多的档案实体形式，为了更好地开展实体档案和电子档案工作，人们进行了多次尝试，但管理效果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向同时做好不同类型的档案管理工作，管理人员应根据不同的档案种类，确定相应的档案管理方法。比如，对于数量较大的、使用频率高的档案，使用胶片或者磁盘的形式进行存储，对于数据原始档案，通过建立数据库进行存储，对于机密性较强的档案则可利用以上两种方法进行储存。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中主要通过“档案记录形式呆板，缺少创新性”、“档案信息失真，可靠性降低”、“档案内容缺失，完整性差”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管理失范对档案价值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方法，以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质量。

参考文献

［1］艾旭．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失范[D].湘潭大学，2011．

［2］李洁怡．浅析管理档案价值中社会管理失范的影响与对策探讨[J]．文史月刊,2012,(S3):76-77C．

［3］吴蕴慧．敦煌社会经济文献及其档案价值研究[J]．档案,2013,(03):47-50．

第2篇：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

1　建立了解和掌握妇女需求及利益表达机制。为了充分行使妇联组织代表妇女群众参与利益协调的职责，必须珍惜并积极拓展妇女利益诉求的反映渠道。一是要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就公共政策的完善，经常及时向党委政府反映情况；二是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民主协商；三是建立专报制度。将调查研究中发现的最重要、最紧急的问题，经过严格筛选之后提出对策，向党政领导及时反映妇女与人民群众的呼声。

2　建立健全妇女情绪疏导和矛盾化解机制。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组织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城市下岗失业妇女和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的现实问题比较突出；农村出嫁女权益保护、征地拆迁补偿纠纷增多，我们要从关注妇女民生问题人手，建立矛盾化解机制和利益调处机制。首先妇联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优势。对与妇女维权及发展有关的问题，妇联自身能解决的，要抓紧落实。自己解决不了的，要紧紧依托党政资源，充分整合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吸纳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源，推动妇女事业发展。

3　建立健全事关妇女儿童的突发事件应急干预机制。遇到突发事件，应积极配合政府，实施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应急响应机制、新闻机制、中外记者采访服务管理机制、舆情研判机制，及时干预处理机制和善后工作机制，及时稳妥的处理突发事件，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4　建立绩效管理和评估机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面向公众并服务公众，必然有其严格的评估体系和评价标准。妇联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理当顺应这一规律，自觉地建立健全妇女工作评估体系，实现从定性到定量、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过程。这一体系建立的过程，实质是对妇联自身工作定位、思路重新梳理、反思的过程；是确定工作导向、确立妇女工作价值观的过程；也是理清职责、规范工作、实施科学管理的过程。如我们在家庭建设过程中，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标准，细化了家庭建设综合指标评价体系，从文明家庭创评、家庭文化、家庭教育、家庭养老等10个方面，提出了30多项标准，使家庭建设从口头上的号召落实为家庭成员的具体行动。另外，还要积极探索运用现代传媒和社会评价手段，畅通妇女和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评价渠道，逐步建立开放式、社会化、群众化的妇女工作评价体系，这是妇女工作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趋势。

5　完善社会协同的工作机制。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发挥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妇女儿童工作各类协调机构的作用，认真履行妇联作为再就业工作、农民工工作、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职责，加强同社会各界的联系和沟通，积极为妇女参与农村改革发展争取政策、资金、技术、项目等方面的支持。要进一步发展面向农村妇女儿童的公益慈善事业，做大做强妇联各类实体阵地，不断扩大农村妇女儿童的受益面。要进一步拓展为农村妇女儿童服务的国际合作平台，加大引进项目、吸纳资金的力度，促进农村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妇联组织要积极借力、借势、借平台，推动政府强化主体责任，实行综合大维权服务，凸显了妇联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协调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

第3篇：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

一、后勤社会化大学生宿舍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出现的新情况

1.后勤社会化的管理体制不够顺畅，权限不清，职责划分不明确。许多高校进行后勤社会化改革以后，学生宿舍由后勤公司进行管理，从管理权限来讲，他们只能对学生住宿及宿舍管理过程中的财、物进行管理，对学生住宿进行服务，为学生创造良好的住宿环境，而对学生行为管理权力十分有限，更谈不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长此以往，就容易出现学生管理部门或管理者与后勤集团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在学生宿舍管理工作当中的“两层皮”。这种情况，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2.后勤社会化的企业行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产生矛盾。后勤社会化后，高校的后勤工作由社会力量来承担，给高教事业步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水平，直接与企业的经营效益挂钩,而思想政治教育则不在企业的日常管理范畴内,对于学生生活区的设施配置和文化管理,体现的是经济利益至上的管理原则,突出的是物质文明。学生公寓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加重了学生的负担，造成了学生的等级分化，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3.学生认识的转变给旧管理体制带来冲击。后勤社会化后，由于住宿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因此相当多的学生认为，我交钱，就是上帝；你服务，理所应当。学生自由化和个性化的呼声较高，对于各项服务的要求标准更高,而对于一些公寓管理人员的管理，则有较大抵触心理，只要我不毁坏你的设施你就无权干涉我的生活自由。现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条例中的一些内容和条款，已经不再适应后勤社会化后所出现的新形势，需要尽快变更和补充，制定更为符合高校实情的、统一的、具有特色的管理制度。

4.学生的分散住宿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很多执行上的困难。以往高校学生的住宿模式一直是一个院系集中在一个宿舍楼，一个专业相处在一个楼层，管理集中。入住学生公寓后，由于宿舍楼型不同、价格不同，学生们有了选择的空间。这样，一栋楼房、一个楼层、甚至一个宿舍，可能住不同班级、不同专业、不同院系的学生。以往按院系进行的一些诸如优秀宿舍的评比、学生个人德育量化评定等日常管理工作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很多困难。

二、完善管理体系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进公寓的对策研究

1.在学生公寓管理中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融管理与服务之中，突出服务职能，实行新时代的人性化管理，是当前高校学生公寓管理的趋势。要把公寓管理者的工作从以往单纯的管理转向为学生服务的轨道上来，使学生公寓管理部门确立“教育是服务”这一价值取向，一切从学生的需要出发，贴近学生的生活，进行换位思考，急学生之所急，想学生之所想，为学生提供及时、周到、满意的服务。??? 2.构筑全员育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机制。学生公寓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学校的后勤部门、学生工作部门、保卫部门和各院系等多个部门。学校的每个职能部门都肩负着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由学校党委行政来统一领导，高校后勤部门通过营造公寓环境、员工行为示范及规范、合法、文明服务等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学校政工部门思政专业队伍通过系统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教育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

3.选派优秀思想政治辅导员进驻学生公寓。高校要选派业务素质高、责任心强的学生思想政治辅导员进驻学生公寓。公寓学生思想政治辅导员应以专职为主，兼职为辅，并适当从研究生、高年级学生党员中选拔辅导员助理参与其中。学生公寓辅导员要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与学生“四同”，即“同吃、同住、同生活、同学习”，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此外，还要积极作好党团组织活动向学生公寓的延伸工作，充分发挥党团组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4.以学生公寓为载体加强公寓文化建设。大学生公寓文化是新形势下高校德育工作的创新点和着重点，也是班集体班风、学风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公寓文化活动,在公寓内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能对公寓内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如开展“文明寝室”等系列评比活动，制定各项评比条例和奖惩办法，引导学生合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以公寓或寝室为单位，开展围绕“提升公寓文化的思想品味、学术品味、艺术品味、创新品味”为主题的年度“寝室文化设计大赛”。

第4篇：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文化；共享型社会；功能定位

一、公共图书馆的概述

公共图书馆是为市民服务的图书馆，一般由政府税收来支持。与专业图书馆不同，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可以针对儿童到成人，即所有的普通居民。提供非专业的图书（包括通俗读物、期刊杂志和参考书籍）、公共信息、互联网的连接及图书馆教育。这类的图书馆也会收集与当地地方特色有关的书籍和资讯，并提供社区活动的场所。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使命是保证当地 的文化的存在不能在社会的发展中遗失，并且按照一定的规则去收集这社会的各种信息文献资料，对社会的发展进行纪实。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收集、整理来提供一些具有地特色的的资源，从而传承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挖掘出优秀的人文资源使得这些优秀的人文资源能够服务与地方的建设当中，还能提高当地公民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提高人文素质，将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公共图书馆可以利用各种可利用的机会去举办一些文化展览、文化讲座活动，加快文化的传播，这也是它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只要由中央和地方财政给予支持与管理，提供免费的社会服务，让一些弱势群体免费的去学习知识，适应社会发展。公共图书馆的主要特征是面向全体公民；它所需要的经费由地方行政机构的税收来解决；它的设立、经营管理都是依据法律制度进行的。

二、知识共享的含义

公共图书馆的知识共享包含图书馆内部人员之间的共享，也包含着图书馆与外界机构之间的共享，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知识共享。图书馆内部人员之间的知识共享是指它们在知识的交流之间分享其他人的知识进行组织的过程。图书馆与外部的知识共享是相互补充知识，将顺从社会发展奖知识转移出去。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知识共享是最为重要的，其他的共享知识都是次要的但也是必要的。

知识主要来源于个人、民间、历史的传承。但是个人的知识都具有一定的隐秘性，不会轻易与他人共享。所以真正能做到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共享是很难的，他们之间的交流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编码化方法，由内部组织将具有突出的知识、科技成果显示出来，或者可以用数据库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这重要是在信息技术领域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用储存编码的方法将知识储存起来，作为员工与知识交流的工具，解决生活中那些需要标准化知识来解决的问题。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方便职工运用公共知识。将知识通过编码进入数据库可以方便其他组织单位进行内部使用，方便、快捷、高效。

另一种是个人化的方法。就是说将那些需要知识的人与那些拥有知识的人相互之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相互交流。比如说可以去请教专门研究与这项工作的专家来调高效率。实施这种方法将各个领域的人才组织在了一起相互交流学习共享个人的知识从而解决问题。

三、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定位

公共图书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社会的发展中它收集、整理、传播这文化信息，为教育、科学以及一些科研项目提供基础性知识的保障。文化、知识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在图书馆的职能上我们总结出了以下几点：

1）传承文化。图书馆的诞生是因为社会的需要，它需要去记忆社会的文化遗产，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成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2）免费的社会教育。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必将需要科学技术的提高来保障，就需要人们具有更多的文化知识、劳动技能和技巧。然而学习知识的过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物质的代价。图书馆就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中，公共图书馆为人们提供了免费的教育服务，使得那些因为经济而不能进一步学习的人可以继续学习继续提高自己的水平后能够更好的服务与社会。

3）传递信息。图书馆内有着丰富的、全面的、以及系统的信息资源，是传递信息的基础。

4）开发智力。图书馆的资源是人们日积月累遗留下来的，并且对这些遗留的财富进行了归纳、整理以及一些必要的处理。从而系统的从中开发出了新的资源信息，使得在不经意间就提高了技术水平。开发出了图书馆用户的脑力资源。

5）文化娱乐。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会寻找一些精神上的娱乐即文化娱乐。图书馆提供了这样的服务，满足了人们对文化娱乐的需求，活跃了文化生活，提高了人们的精神质量。为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我们不需要去寻找当地土生土长的文人了解，我们只需要去他们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展览馆中转商一圈其实就可以充分的了解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其中图书馆是最为重要的，它是向人们传播知识的一个机构，是丰富娱乐人们精神生活的最为有效的工具，更是人们终身学习的地方。在这个知识的时代，图书馆就是信息的中心，是知识宝库的源泉。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当然就离不开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是不允许忽视的，它是一个只会花钱但不会有所回报的一种单位，但是它的意义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它的影响是长远的、悠久的。

如果要想将公共图书馆发展好，让其更好的服务与社会，那么政府就必须要足够的去重视，去给予一定的支持，就要舍得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去建设。可以将图书馆的建设纳入城市规划的建设中，让其成为公益设施的一部分来吸引一些优秀的专业人才，加大对书籍的购买力度，使得公共图书馆更好的服务与人民，更有利于社会的良好发展。在配有科学的管理方式，尽可能的将图书馆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知识经济时代是要求人们必须终生学习的时代，作为基础设施的公共图书馆应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为公民的读书学习提供优质服务，为知识创新提供保障。各级政府都应该把公共图书馆作为一项大事来抓，因为其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

四、公共图书馆的实践

图书馆是知识的宝藏，是人们提高精神生活的场所，它的公益性与开放性决定了它在全民中的重要地位。公共图书馆具有一种好的学习环境，各种各样的书籍资源，以及一些先进的管理手段、完善的服务设施，是人们学习的好地方。

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我们需要做好对于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和开放性的宣传工作，让更多的人在忙碌的生活中追寻一些精神上的文化娱乐，提高自身修养。但是我们需要怎么去推广呢？

1）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特殊的时间去做活动。比如：图书馆宣传周、世界读书日以及全国读书月等时间来举办一些书刊展览、读书经验交流会、演讲比赛、等各种读书活动，充分宣传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和开放性，展现出作为公共阅读服务的行业优势和资源优势。除了固定的文化活动之外，图书馆还可以开展流动性文化活动，由内向外延伸，走进社区、企业、部队、学校和农村，提供满足特殊需求的文化讲座。通过这一系列的文化活动，营造普及科学文化氛围，向大众弘扬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通过这些活动激发人们对阅读的热情以及积极性，让更多的人喜欢看书，最终发展为全民阅读的现象。

2）可以建立流动图书馆。在当今社会中，流动图书馆以互联网为基础，以知识为动力，知识共享为目标。将一个图书馆的资源定期的进项互换，将这个图书馆的资源分享给其他图书馆，也从其他图书馆中获取他们缺乏的知识资源。最终达到知识的互补。使得人们之间可以充分的利用图书馆资源达到学习的目的。在我们生活的社区里也会存在这种流动式的图书馆，社区与社区之间互换资源依据具体的实施条件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进行实施。主要通过信息中心、社区的教育平台以及一些文化娱乐场所展开。

3）推进农村农家书屋建设。建设新农村，文化要先行。“农家书屋”工程是指为满足农民的文化需要，在建设政府的基础设施，让农民自己去管理来提供一些书刊杂志、一些关于劳动人民的法律、农作物的科学种植方法等公益性的文化基础设施。在我国农村的经济建设一直是国名经济的软肋。我们必须去普及对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加快精神文明的建设，为其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公共图书馆作为知识与信息的中心，应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参与农家书屋的建设。首先，我们应该利用公共图书馆的人力资源优势，规范农家书屋管理制度先提高图书管理员的的经验，基本的业务能力以及综合的文化素质。这对规范农家书屋的管理、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然后，可以利用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以及互联网络，丰富农家书屋的文献资源，提高对图书资源的使用效率。最后，发挥公共图书馆服务上的优势，改善农家书屋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家书屋也需要不断的去适应社会的这种发展，公共图书馆可以协助农家书屋充分发挥文化信息中心的作用。从各个方面去完善书屋的功能。

五、总结

公共图书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坚力量，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它将迎来巨大的挑战，能否适应知识共享型社会，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改变其管理方式，优化服务质量，充分发挥它的公共文化的服务性，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在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在建设公共图书馆的道路还很漫长，需要我们在道路上不断的改进与完善，克服那些不可预知的困难，最终达到服务于人民提高公民的精神生活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刘忠平.论公共图书馆与文明城市创建[J].图书馆，2009.4

[2]韦文辉.浅析图书馆文化创新[J] .图书馆学研究，2002.4.

第5篇：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

一、职业倦怠的概念及其表现

“职业倦怠”的概念是由美国心理学者弗洛登伯格（H.J.Freudenberger）于1974年提出的，并定义为那些服务于助人行业的人们因工作时间过长、工作量过大、工作强度过高所经历的一种疲惫不堪的状态[1]。国外学者Maslach和Jackson认为职业倦怠主要表现为情绪衰竭、去人性化以及个人成就感消减三个层面[2][3]。其中，情绪衰竭是职业倦怠现象产生的主要诱因，它是由于长期、过度的情感投入而引起个体对情绪和感情的耗竭感，主要表现为疲劳、烦躁、易怒和紧张等。去人性化是个体对他人表现出一种消极、冷漠、否定、怀疑的态度。个体成就感消减是个体对自己的工作和个人价值做出消极评价，缺乏成就感的一种表现。而以上状态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劳动者能力的发挥以及个人身心的健康。

在高校教学管理人员中此种职业倦怠现象则突出地表现为以下精神状态和工作行为。第一，抑郁和焦虑，表现为长期的精神疲乏，对外界事物不感兴趣，且经常感到周边的环境不安定，高度的警觉和敏感，极易发生身体上的病变，如失眠、全身酸痛、胃部不适、眩晕、神经性的头痛等等。第二，在以上精神和情绪的影响下，该类人员针对师生开展教学管理工作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发生不计后果的冲突，且不愿意或没有耐心听取同事与学生的建议与看法。对于自身所在单位的事务缺乏参与的热情，不愿与人交流，人际关系出现问题，个人认知发生偏差。此外，教学管理人员的此种状态不仅仅局限于工作中的表现，而且会影响和波及其家庭和婚姻生活的质量。该类人员往往将工作中的不满与冲突带回家庭，并将此种心理状态延伸至家庭的主要成员之间，造成家庭关系的不和谐，矛盾冲突时有发生，长此以往则会危机个人的婚姻状况。然而，由于工作和家庭中的事务压力与矛盾，往往会加剧该类人员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如此时没有加以认真对待和干预，则会发生难以挽回的个人与集体损失。因此，本文在阐述职业倦怠概念的基础上，较为详细地分析了社会转型期，教学管理人员职业倦怠现象产生的原因，并从个人要求、学校管理和社会环境三个层面提出减少职业倦怠现象，增进工作积极性的若干建议。

二、高校教学管理人员职业倦怠现象的发生原因

高校教学管理人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和相关文献的归纳中，尝试总结该类人员职业倦怠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时期，高校教育跨越式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高校扩招以来，面对国家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殷切期望，高校教学管理人员承担了越来越重的日常教学管理任务，不仅上班时间工作较多，甚至还需加班完成各项应急的任务，如课程安排、教材购置、考务安排、教学检查与督导以及各类师资培训等活动。此外，我国高等教育在许多层面都实现了飞速的发展，例如仅本人所在的省属高校广东海洋大学就涉及了博士、硕士、本科、高职高专和成人教育等各个层次的学历教育。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量骤然加大，使得一线基层工作人员出现职业倦怠的现象，并有加剧的趋势。

（二）社会转型时期，个人成长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百姓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长期目标使得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们更加注重物质上的享受与安逸的生活。反观高等学校教学管理人员，虽身处“象牙塔”，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并始终坚守自己乐于奉献，不计回报的高教管理理念，为高校的教学管理提供各种支持。但是由于他们处于高等教育工作体系的基层部门，相对工资水平却不高，尤其是年轻的高校教学管理人员还需为购房、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问题而发愁。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以及各自不同的成长经历和家庭环境，对高标准的生活追求成为该类人员难以实现的人生期望，这将使得他们有较为强烈的职业挫败感，进而产生对立情绪，消极怠工。这成为高校教学管理人员职业倦怠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社会转型时期，教辅岗位的激励与评价机制缺失所带来的问题

首先，教辅岗位在目前高校所施行的岗位聘用制的职位管理中大多属于管理岗的最低一级即十级岗，岗位的竞评情况较差，有的岗位在校内竞评时甚至无人问津，只得临时招聘其他人员补充。其次，部分高校的领导对教务管理工作不够重视，主抓学校的科研工作，而忽视教学工作。第三，学校对于教辅岗位的激励与评价机制缺失或流于形式，高校教学管理人员的晋升空间有限，该类人员自身缺乏长远的职业发展目标。此外，教学管理人员在高校这个大家庭中缺乏情感交流，缺失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工作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体现，严重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第四，教务处和二级学院的教学管理人员流动频繁，大家都希望流向对职称评定有利的岗位，致使许多刚刚培养熟练的管理人员流失。目前，由于缺失高校教学管理岗位的相关保障制度，使得他们的职业倦怠感有所加重。该制度的缺失看似对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影响不大，但从长远培养一批专业素质高，知识结构合理，服务意识较强的稳定的高校教学管理队伍来看，或许将带来许多无可挽回的损失。

三、减缓职业倦怠现象，增进工作积极性的若干建议

大量研究表明[3][4]，过多的工作压力对工作者的身心健康会造成很大伤害，对组织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如引起工作者的不满、消极怠工、故意缺勤等职业倦怠现象。而该种现象在高校教学管理人员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社会转型期，高校如何提高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教学管理水平，树立高校的良好教学形象，将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通过前述分析，本文将试图从个人、学校和社会三个层面提出缓解职业倦怠现象的具体建议，以期为新时期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参考。

（一）个人要求层面

从教学管理人员的个人发展来看，首先，应树立正确的职业信念和职业期望。了解和熟悉教学管理岗位的职责和任务，将自己的人生目标与所在高校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充分认识该岗位的局限性，避免不切实际的幻想。其次，依据个体―环境匹配理论，引起压力的因素不是单独的环境因素或个人因素，而是个人和环境相联系的结果。工作的压力是由于个体能力与工作要求不匹配。只有当个性特征与工作环境相匹配时，才会出现较好的适应。因此，针对教学管理人员，应将工作环境和个体需求综合考量，实现该类人员对于工作环境和个人需求方面的要求。第三，依据职业规划的相关理论，教学管理人员需要学会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设计并按计划完成各阶段的职业发展目标，并就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做出充分的准备与预案，从而预防个体成就感消减。第四，经常读书，读经典书籍，读励志书籍，并学会自我的心理调节。尤其在发生矛盾冲突时，被他人误解时，被领导无意识地批评时，更应该进行自我状态调节，要敢于面对现实，积极找寻问题解决的对策，加强与有关领导和同事的沟通，获取他们的理解，及时化解各种矛盾，构建和谐的办公环境。最后，应认识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工作过于追求完美，正视自己的缺点，消除不切实际的幻想，做回真实的自己。

（二）高校管理层面

高校各教学管理部门首先要推行高效、节能的现代管理设备与设施，减轻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压力，建立以校园网和因特网为主的现代办公网络体系，提高工作时间的工作效率，争取不将工作带回家，将该类人员从繁琐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降低职业倦怠现象的发生概率。其次，高校针对教学管理部门，需要建立相关的激励和评价机制，采用绩效管理模式，科学合理地设定教务处和二级学院的教学管理岗位，适当调整工作内容，合理分配工作任务，避免发生同一岗位忙闲不均的现象。第三，高校工会组织应关心该类员工的身心健康，时常具备各种文体活动。一方面可以使职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另一方面，通过活动认识各单位的教职员工，为教学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好人际关系的融通之路。最后，高校应为该类人员提供各种培训的机会，使教学管理人员在职业发展的不同时期都能接受应有的知识与技能培训。该举措一方面能提高教学管理人员今后应对各项事务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能使员工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有效避免职业倦怠中情绪衰竭的发生。

第6篇：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

关键词 家族企业 税收激进行为 政治关联 企业经营年限 地区市场化程度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5-0065-12

一、引言

税收作为政府向企业留存资源的一种强制分享，对投资者或股东而言，意味着现金流的减少，因此投资者或股东天然有动力通过合法的税务筹划或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来降低企业税负，此即所谓税收激进行为。①对政府而言，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显然意味着税收收入的降低，因此政府必然会通过有效的税收征管来约束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而在经济发展和转型时期，由于制度不完善等原因，民营企业的企业主往往会通过与政府发生联系来获取税收方面的政策支持或通过向政府部门寻租等途径或方式来掩盖自身的税收激进行为。

关于政治关联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税负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有的文献认为政治关联会增加企业的税负。例如，Zimmerman认为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因其政治背景或社会声誉而使企业受到税务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导致企业承担更重的税负；②冯延超基于中国上市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税负要明显高于非政治关联企业，且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综合税负越高。③而另有一些文献却认为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的税负。例如，Faccio认为政治关联企业会利用其拥有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双重委托理论模型构建的股权集中型公司治理最优化研究”（7050202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1-0412）

① Hanlon M. and Heitzman S.， “A Review of Tax Research，”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50， no.2， 2010， pp.127～128.

② Zimmerman I.， “Accounting for Interest by Real Estate Develope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8，no.1，1986，pp.37～51.

③ T延超：《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税收负担关系的研究》，《管理评论》2012年第6期。

争取到更多的税收减免和税收优惠，从而使企业的实际税负降低；Faccio M.， “Differences between Politically Connected and Nonconnected Firms：A Cross Country Analysis，” Financial Management， vol.39， no.3， 2010， pp.905～928.罗党论和魏翥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发现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避税程度越大。罗党论、魏翥：《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方经济》2012年第11期。还有少量文献则认为，政治关联与企业税负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例如姚圣和徐颂对于2009-2011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度与企业综合税负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姚圣、徐颂：《高管政治背景与民营企业综合税负：基于政治关联的非线性影响研究》，《会计与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很显然，关于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税负之间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这客观上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本文旨在考察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其中包括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这两个因素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主要有以下三点考虑：（1）以往文献大多从政府角度或企业被动角度考察政治关联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缺乏从企业主动视角考察政治关联如何影响其制定纳税政策的研究，本文拟利用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视角来分析政治关联如何影响企业的纳税制定；（2）家族企业作为民营企业中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具有更加复杂的冲突和属性，其不仅追求经济利益目标的最大化，也追求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目标，有时候后者甚至更为重要，Gomez-Mejia L. R.， Haynes K. T.， Nunez-Nickel M.， Jacobson K. J. L. and Moyano-Fuentes J.，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Business Risks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 Evidence from Spanish Olive Oil Mill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52， no.1， 2007， pp.106～137.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寻租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展开讨论，而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分析政治关联和家族企业税收关系的研究则十分罕见，本文拟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3）政治关联作为家族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一种主动寻求，势必会受到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往文献多从税收征管力度、审计力度、税收政策改变等政府治理行为的微观视角进行了考察，本文拟从地区市场化进程这一宏观视角考察其对政治关联家族企业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拟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利用2010-2014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有效样本数据，首先分析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和不同政治关联程度会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产生的影响，继而进一步考察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对这种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家族企业与社会情感财富

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被学术界完全接受的家族企业定义，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保护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业的本质属性，也是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最大特点。Chrisman J. J. and Patel P. C.， “Variations in R&D Investments of Family and Nonfamily Firms： Behavioral Agency and Myopic Loss Aversion Perspectiv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55， no.4， 2012， pp.976～997；吴炳德、陈凌：《社会情感财富与研发投资组合：家族治理的影响》，《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8期。社会情感财富属于非经济范畴，其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甚至被冠之以“伞状概念”。窦军生、张玲丽、王宁：《社会情感财富框架的理论溯源与应用前沿追踪：基于家族企业研究视角》，《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年第12期。具体包括：行使权力的能力、维系家族成员之间的亲密、满足自身特殊情感的需要、家族价值观及财产的传承、基于亲缘关系的利他主义、建立和维护正面的家族形象和声誉、Sharma P. and Manikutty S.， “Strategic Divestments in Family Firms： Role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Community Cultur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vol.29， no.3， 2005， pp.293～311.累e社会资本，Zellweger T. M. and Astrachan J. H.， “On the Emotional Value of Owning a Firm，” Family Business Review， vol.21， no.4， 2008， pp.347～363.等等。而关于社会情感财富的维度划分也没有一致结论。例如，Gomez-Mejia等将社会情感财富划分为三个维度：与企业相关联的情感、基于家族文化的家族价值观、利他主义；Gomez-Mejia L.R.， Cruz C.， Berrone P. and Castro D.， “The Bind That Ties：Socioemotional Wealth Preservation in Family Firm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vol.5， no.1， 2011， pp.653～707.而Berrone等则将其划分为五个维度：家族控制与影响、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感、紧密的社会关系、情感归属、传承意愿。Berrone P.， Cruz C. and Gomez-Mejia L. R.， “Socioemotional Wealth in Family Firms： Theoretical Dimensions，Assessment Approaches，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Family Business Review， vol.25， no.3， 2012， pp.258～279.虽然社会情感财富的内涵和维度十分丰富，但其对于家族企业的重要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维系家族对于企业的长久管理和控制；二是依靠企业建立良好的家族形象和高度统一的家族价值观；三是对家族和利益相关者实施利他主义。本文正是基于此来判断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损益情况。

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具有较为复杂的成本和风险，除了企业本身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等，还包括被税务部门发现之后的罚款以及由此引发的企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等，尤其是激进行为败露时给企业和个人带来的声誉损失。Chen S.， Chen X.， Cheng Q. and Shevlin T.， “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95， no.1， 2010， pp.41～61； 江轩宇：《税收征管、税收激进与股价崩盘风险》，《南开管理评论》2013年第5期。由此可见，税收激进行为对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具有重要的影响，反之，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损益既是税收激进行为的一种隐性成本，也是企业制定纳税政策时需要衡量的重要因素。

2. 政治关联与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

Fisman最早把企业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的紧密私人关系称为政治关联。Fisman R.，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1， no.4， 2001， pp.1095～1102.其后，Faccio、Faccio M.，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6， no.1， 2006， pp.369～386.Claessens等、Claessens S.， et al.，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referential Access to Finance： The Role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88， no.3， 2008， pp.554～580.Goldman等Goldman E.， et al.， “Do Politically Connected Boards Affect Firm Valu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22， no.6， 2009， pp.2331～2360.又进一步将曾在政府任职、政治捐赠、参与政治活动等纳入到政治关联的范围内。显然，无论政治关联的范围如何，政治关联都可以帮助家族企业了解政策动向、加强与政府的沟通或向政府寻租、影响政策制定，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

首先，基于政治关联，家族企业可以在面临发展障碍时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从而拓展自身发展空间，Hillman A. J.， et al.，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30， no.6， 2004， pp.837～857.也可以在产权保护不力、法制不完善、金融发展落后等不利环境中寻求其发展的必要资源，Leuz C. and Oberholzer G. F.，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Global Financing and Corporate Transparenc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81， no.2， 2006， pp.411～439.因此，政治关联对于促进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规避制度风险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亦即，对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其次，家族传承作为家族企业的核心内涵，最重要的就是家族接班人对创始人默会知识和社会关系的继承，而政治关联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关系，在家族企业未来发展中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维系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良好关系，家族企业希望利用更多的纳税和利益输送来支持本地区的发展，进而取悦政府和税务部门，以达到“家业常青”的目的。再次，家族企业主参政议政，在政府中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多是在其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亦即，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主多是成功商人或明星企业家，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对其关注度很高，家族企业主本身具有很强的声誉考虑和约束，因而他们更不会倾向于进行激进的税收行为，以避免损害其个人声誉和家族企业的长久发展，同时，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的重点监管，其纳税行为对行业的其他企业具有示范作用，政府为保证财政收入也会对其进行重点关注，一旦税收激进行为败露，便会影响到企业和高管的声誉，冯延超：《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税收负担关系的研究》，《管理评论》2012年第6期。进而造成家族声誉的恶化和社会情感财富的损失。由此可见，当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衡量税收激进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时，尽管税收激进行为带来了现金流增加等短期利益，但家族企业更加看重其背后所带来的家族社会情感财富损失，更加重视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和存续。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相比，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更低，亦即，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具有抑制作用。

由上所述，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因更加重视其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和存续而会采取更加保守的纳税政策，那么具有不同政治关联程度的家族企业是否也会采取不同的税收激进行为呢？首先，家族企业具有更深的政治关联程度一般表现为家族企业主担任更高级别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等，同时会受到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成为“明星企业”，尤其家族企业主或高管担任各级政治职务的企业的纳税行为更是在整个行业起到示范作用，政府为了保证当地财政收入，会对政治关联程度更深的家族企业进行重点监管。一旦税收激进行为被发现，其对家族声誉和家族形象所造成的损害将是不可挽回的，对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存续也会造成重大打击，基于此，具有更深政治关联程度的家族企业会选择依法纳税，降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损失的风险；其次，拥有更深政治关联程度的家族企业意味着承担更加重要的社会责任，如慈善捐款、环境保护、提供就业、合法纳税等，社会各界和中小股东也会依据其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形象进行投资评估，一旦税收激进行为败露，机构投资者和中小股东会对企业未来发展做出不利的判断，进而影响企业的股价和融资等，不利于家族的长久控制和管理；再次，具有更深政治关联程度的家族企业主在家族中更容易形成家族权威，从而更加合理地分配企业资源实施利他行为，而税收激进行为的÷痘岫约易迤笠抵鞯娜ㄍ形成挑战，继而影响利他主义在家族的发挥和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亦即，家族企业主为了维护自身的家族权威地位和利他主义的作用，不会采取冒险的税收政策。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家族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深，其税收激进程度越低。

3. 政治关联和企业经营年限、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交互影响

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认为，代际传承和家业长青是家族企业追求的长期目标，为了这些目标，家族企业甚至愿意牺牲短期利益。Gomez-Mejia L. R.， Haynes K. T.， Nunez-Nickel M.， Jacobson K. J. L. and Moyano-Fuentes J.，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Business Risks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 Evidence from Spanish Olive Oil Mill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52， no.1， 2007， pp.106～137； Berrone P.， Cruz C. and Gomez-Mejia L. R.， “Socioemotional Wealth in Family Firms： Theoretical Dimensions，Assessment Approaches，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Family Business Review， vol.25， no.3， 2012， pp.258～279.随着家族企业经营年限的增长，家族股东和家族企业的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家族企业主（一般为企业的创始人）对家族企业的感情会更加深厚。因此，相比于短期的经济利益，家族企业主和家族股东更注重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家族声誉以及根植于企业的家族文化价值观等社会情感财富。

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因其政治身份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点关注，且政治关联的程度越深，受到的重点关注越多。而随着家族企业经营年限的增长，企业主本人的声誉也与企业声誉和家族声誉联系得更加紧密，一旦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甚至非法的税收激进活动被政府监管部门发现，家族企业和企业主本人的社会声誉将受到严重的伤害。同时，家族企业经营年限的增长也意味着家族二代涉入的增加和传承问题的推进，家族企业在传承期间更加偏向于稳健的经营战略以实现二代顺利接班和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存续，赵晶、张书博、祝丽敏：《传承人合法性对家族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8期。其更不可能实施冒险的税收激进政策。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3：家族企业经营年限越长，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

一般而言，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显著占优，亦即表现为更好的产权保护水平、更完善的产业化体系、更高程度的金融发展水平等。刘放、杨筝、杨曦：《制度环境、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管理评论》2016年第2期。这些特征一方面降低了家族企业的经营风险，使得家族企业的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并能充分发挥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对于家族资产的保有、存续作用；另一方面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不仅有效改进了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使得地区内的信息充分流动和公平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的影响。

随着家族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家族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会没有强烈的意愿再去取悦政府官员。同时，处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家族企业由于外部竞争压力的增大，会有更强烈的动机去寻求家族财富的增长和企业留存利润的增加，以维护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存续。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4：家族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越高，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弱。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本文参考Pindado等、Pindado J.， Requejo I. and Torre C.， “Family Control and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Euro Zon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vol.17， no.5， 2011， pp.1389～1409.翁宵サ任滔ァ⑼蹩嗣鳌⒙莱そ：《家族成员参与管理对IPO抑价率的影响》，《管理世界》2014年第1期。的做法，将家族企业定义为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或整个家族且持有的终极控制权比例不低于10%的企业。据此，本文选取2010-2014年的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了ST和*ST、金融业、交叉上市、资不抵债和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共得到有效企业-年度观察样本共计2847个，样本的相关数据来源于CSMAR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政治关联的数据则是基于手工整理源自百度搜索、和讯网、上交所信息披露网以及深交所指定信息披露网巨潮咨询网等关于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的背景披露资料而得，同时辅以对上市公司年报所披露的高管资料与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的相关披露进行比对，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政治关联样本的准确性。

2. 变量说明

（1）因变量。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是本文的因变量。在我国，相比流转税和财产税，所得税有着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操纵空间，导致企业的名义税率与其实际税负存在较大差异。金鑫和雷光勇总结了适合中国情景下的三种税收激进程度计算方法：有效税率（ETR）、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BTD）、利用固定效应残差法计算的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DD_BTD）。金鑫、雷光勇：《审计监督、最终控制人性质与税收激进度》，《审计研究》2011年第5期。本文在参考江轩宇、江轩宇：《税收征管、税收激进与股价崩盘风险》，《南开管理评论》2013年第5期。蔡地和_进辉蔡地、罗进辉：《CEO类型影响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吗？》，《经济管理》2015年第9期。的做法后，使用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BTD）作为税收激进程度的度量方法，其值等于[公司税前利润-（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年末所得税税率]/上一年资产总额，并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有效税率（ETR）和固定效应残差法（DD_BTD）两种方法。

（2）自变量。政治关联（PC）是本文的自变量。关于政治关联的测量，本文借鉴李维安和徐业坤的做法，以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作为家族企业的政治关联测量维度。李维安、徐业坤：《政治身份的避税效应》，《金融研究》2013年第3期。其中：①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为虚拟变量，实际控制人如果担任或曾经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的则计为1，否则计为0；②政治关联程度CPD，本文借鉴并改进罗党论和魏翥的做法，罗党论、魏翥：《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方经济》2012年第11期。将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进行赋分，在担任非政府官员类（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中：全国级人大政协常委6分、全国级人大政协委员或党代表5分、省级人大政协常委4分、省级人大政协常委或党代表3分、地市及以下级人大政协常委2分、地市及以下级人大政协委员或党代表1分；在担任政府官员类中：副省部级及以上7分、正厅级6分、副厅级5分、正处级4分、副处级3分、正科级2分、副科及以下级1分；不是以上两种情况的取值为0。两类分别取最高分然后加总作为政治关联程度CPD的取值。

（3）调节变量。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是本文的调节变量。企业经营年限（Age）取值等于考察年度减去企业成立年度之差加1后取自然对数，Age取值越大，说明家族企业经营年限越长；地区市场化程度（Mkt）则参考樊纲和王小鲁的数据，其取值等于企业所在省份市场化指数得分。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

（4）控制变量。本文基于国内外税收激进行为或活动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确定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等于公司总资产的自然κ；资产负债率（Leverage）等于总负债/总资产；资产收益率（Roa）等于税前利润/总资产；无形资产比率（Intan）等于无形资产/总资产；固定资产比率（Ppe）等于固定资产/总资产；账面市值比（Mtb）等于股东权益/公司市值；同时，本文引入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以分别控制年度和行业的相关影响。

本文所涉变量及其度量具体见表1所示的变量说明表。

3. 模型设定

本文将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家族企业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

首先通过OLS方法来检验假设H1和H2：

Tax_Aggit=β0+β1PCit+β2Sizeit+β3Leverageit+β4Roait+β5Intanit+β6Ppeit+β7Mtbit+Year&Indu Dummies+εit（1）

其中，i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Tax_Agg表示税收激进程度（包括ETR、BTD、DD_BTD），PC为政治关联（CPC和CPD）的变量，Size为企业规模，Leverage为资产负债率，Roa为资产收益率，Intan为无形资产比率，Ppe为固定资产比率，Mtb为账面市值比，Year & Indu Dummies为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β0为常数项，β1～β7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但式（1）的回归分析并没有考虑到政治关联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现实情况中纳税表现良好的家族企业主更容易获得政府的青睐从而被推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通过Hausman检验也表明：政治关联变量（包括CPC、CPD）具有显著的内生性。本文拟采取邓建平等的做法，用企业注册地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2SLS（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法来解决政治关联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邓建平、曾勇：《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2期。企业注册地变量（LOC）的定义：如果公司的注册地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因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锋，市场的开放程度高，使得这些地区的家族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与其他地区显著不同，从而对企业政治关联的建立产生重要的影响，而理论上，企业的注册地不同并不会对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2SLS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PCit=μ0+μ1LOCit+μ2Sizeit+μ3Leverageit+μ4Roait+μ5Intanit+μ6Ppeit+μ7Mtbit+Year&Indu Dummies+δit（2）

Tax_Aggit=λ0+λ1PCit+λ2Sizeit+λ3Leverageit+λ4Roait+λ5Intanit+λ6Ppeit+λ7Mtbit+Year&Indu Dummies+θit（3）

其中，LOC为企业注册地变量，其余变量的定义与式（1）相同。

式（2）作为第一阶段回归，我们考虑两种情况：①当PC为实际控制人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时，采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②当PC为实际控制人的政治关联程度（CPD）时，采用Order Choice模型进行回归；式（3）作为第二阶段回归，政治关联变量PC仍然考虑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和政治关联程度（CPD）两种情况，并进行2SLS回归。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显示：（1）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的均值为0.004，标准差为0.034，这表明不同家族企业间的税收激进程度差异较大；（2）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的均值为0.522，表明大部分中国家族控股上市公司都会寻求政治关联以保护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存续。

2. 相关性分析

表3列示了各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表3中可以看到，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与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的相关系数为-0.031，符号为负意味着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税收激进程度更低，这与本文研究假设H1一致；政治关联程度（CPD）与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的相关系数为-0.024，符号为负意味着随着家族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的加深，其税收激进程度越低，这与本文研究假设H2一致。此外，本文对其中的所有变量进行了膨胀因子检验（VIF值测试），结果发现，所有的VIF值均远远小于10，鉴于此，本文后述的多元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 回归分析

（1）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

本文首先采用OLS方法分析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表4列示了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为不包含政治关联变量（包括CPC和CPD）的模型，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变量（CPC），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政治关联程度变量（CPD）。模型（2）中，CPC的系数为负，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对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模型（3）中，CPD的系数为负，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对税收激进行为也不具有显著影响。

表4的分析结果没有考虑政治关联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接下来通过2SLS回归法对于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表5是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模型（4）的因变量为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模型（5）的因变量为政治关联程度（CPD）。两个模型中，工具变量（LOC）的系数都非常显著，表明本文的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同时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发现工具变量与第二阶段回归的残差项的相关性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所选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2SLS回归比OLS回归的分析方法更好。表6是第二阶段回归的结果，模型（6）中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的系数（β=-0.046，p

（2）企业经营年限、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

本文通过2SLS回归法分析不同企业经营年限下家族企I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之间的关系，即模型（8）、（9）是在模型（6）、（7）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经营年限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PC*Age，用以验证本文的假设H3。表7列示了企业经营年限、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模型（8）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CPC*Age的系数（β=-0.013，p

（3）地区市场化程度、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

本文通过2SLS回归法分析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下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之间的关系，即模型（10）、（11）是在模型（6）、（7）的基础上加入了地区市场化程度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PC*Mkt，用以验证本文的假设H4。表8列示了地区市场化程度、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模型（10）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CPC*Mkt的系数（β=0.009，p

4.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1）参考姚圣和徐颂姚圣、徐颂：《高管政治背景与民营企业综合税负：基于政治关联的非线性影响研究》，《会计与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关于企业政治关联度变量的做法，以企业高管中存在政治关联的人数占高管总人数的比例代替文中的两个政治关联变量CPC和CPD，重新进行2SLS回归分析。

（2）使用有效税率（ETR）和固定效应残差法（DD_BTD）来重新计算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以分离出因盈余管理造成的账面和实际税收差异，并重新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3）本文借鉴邓建平等的做法，选用各地区的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作为政治关联变量的工具变量，邓建平、曾勇：《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2期。以樊纲和王小鲁编著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指数”作为该变量的度量指标，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并重新进行2SLS回归分析。

研究同样发现，在控制了政治关联的内生性问题后，政治关联与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家族企业经营年限对这种负相关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对这种负相关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囿于篇幅，这里的回归结果未予报告。

五、结语

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以2010-2014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2847个企业-年度数据为有效研究样本，就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其中包括考察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对此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较之不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具有更低程度的税收激进行为，且随着其政治关联程度的加深，其税收激进程度会更低，而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则分别对这种抑制作用具有正向和负向调节效应。

2. 研究创新

本文主要具有以下三点研究创新：（1）突破传统的企业经济目标研究视角，从企业的非经济目标研究视角，即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考察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寻找到了一个考察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新视角；（2）以往文献大多从政府视角或企业被动视角考察政治关联与企业税负的关系，本文则是从企业主动视角进行研究，丰富了企业利用自身资源留存收益、促进发展的理论研究；（3）以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地区市场化程度视角对政治关联和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相对弥补了以往文献大多从微观视角进行探讨的不足。

3. 政策建议

第7篇：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

【关键词】人才培养模式；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就业需求；影响因素

1.前言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主要为培养从事社会体育领域中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咨询指导、经营开发及教学科研等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这就意味着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去向主要应在社会体育领域中从事群众性体育活动。然而，实际就业情况并非如此，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大学生的求职意向与社会需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另一方面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人才的培养必须以社会需求为目标，以就业市场为导向，设计社会体育人才的培养模式，不解决就业率的问题， 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失业。学生的就业率是关系到该专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因此，我们必须找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和解决措施。

2.沈阳高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学生就业现状

2.1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2013届毕业生就业率（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2013届毕业生的就业率比较理想，只有个别毕业生没有就业，整体的就业率达到95.3

2.2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2013届毕业生男女就业比例（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男生比女生的就业率更高一些，这反映出女生的就业压力较大。在很多的用人单位都愿意接收男生，认为男生的身体素质强于女生，尤其一些俱乐部的私人教练基本都是男生。

2.3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2013届毕业生就业去向分配比例（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 选择自主择业和非体育相关单位的各占34%和8%，总计达到42%，这已经接近2013届毕业生的一半，说明毕业生改行易业的情况十分严重。

2.4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2013届毕业生择业标准（见表4）

从表4的调查结果显示，毕业生将经济收入处于择业条件第一位的占46%，而与专业相符的只占了10%。高的收入在如今这个市场经济社会里，对每个人来说无疑不是一种诱惑。

3.影响沈阳高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因素分析

3.1社会需求与学生专业能力之间的矛盾

从调查中发现，目前社会对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学生的需求量缺口较大，而能满足用人单位需求的学生数量却较少。主要原因在于学生自身的专项能力水平较差，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而用人单位又不愿意花费时间去重新培养，导致大量学生改行易业。

3.2培养模式及课程设置对学生就业的影响（见表5）

由表7可以看出课程设置中明显存在课程门类多，专项技能课时少，专业特色课程不突出，缺乏实践环节等问题，而部分学校还存在培养模式不合理，培养目标不明确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导致了学生难以胜任社会需求。

4.结论

4.1社会体育专业就业形式不容乐观

沈阳高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现状严峻，就业率虽然较高，但毕业生改行易业现象严重；社会对社会体育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量虽然很大，但是符合用人单位需求的毕业生却很少。

4.2培养模式单一，课程体系缺乏合理性

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培养目标不明确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因素。在培养目标定位上必须以市场需求为依据，结合高校自身现有条件，进行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增加实践环节，增强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出具有较强综合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荣俊杰，赵先卿，张仁全.高校社会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的分析与思考[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2）：74-78.

[2] 崔晓霞.安徽省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办学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J].巢湖学院学报，2009，11（3）：110-116.

[3] 黄瑞霞.陕西省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学生就业意向的调查研究[J].福建体育科技，2010，29（3）：44-48.

[4] 石冰.河南省普通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办学之思考[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8（6）：115-118.

[5] 贾岩.社会体育专业毕业去向社会需要状况分析及对策研究[J].东北电力大学学报，2008，28（5）：57-59.

第8篇：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

关键词：大学思想政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互联网+

当前社会科技发展迅速，信息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在当前社会生活中，“互联网+”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在各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着社会的持续发展与进步。在教育领域中，“互联网+”也得到了较好的利用，促使了脱离于时展的传统教学模式被其他先进的教学模式所替代，符合了当前时展的基本要求，能够有效且高效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目前的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使其传统的教学模式开始发生转变，更多的教学思想出现在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之中，这使得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够更好的培养起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教学内容由“单一”到“多元”

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是高中阶段思想政治课的延伸，因此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和高中思想政治课内容是相互重叠的，其实这只是一个表象问题。因为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的学习要求更高，要求学生对这一部分知识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所以这部分知识不光要学生进行学习，还要求学生要认真的进行学习，这样才能在学习中有所收获。但正因为知识内容的重叠，使得部分学生形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很重要的思想，使得学生对课程内容学习不用心，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再加上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较为单一，在教学时由于学科的特殊性教学需围绕着教材进行，然后在学生对理论知识掌握透彻后才能将理论联系实际，这使得学习的过程极为枯燥。同时，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相关知识是对社会现象的总结，因此和当前社会的发展是不同步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样不能满足学生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理，给学生造成了一种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过于陈旧的错觉。

这个时候教师需要采取积极的教学手段，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积极的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将原本单一的知识进行形式丰富的呈现，同时教师还要了解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学习时的思想状态，以及在学习中的实际需求。例如，教师可以在教学中使用“微课”来对单个或多个知识点进行教学，并把“微课视频”通过互联网及时通讯工具传给学生，让学生能够随时随地看视频，借此来巩固所学的相关知识。同时教师还可以建立一个QQ群或微信群，在学生的课外时间和学生进行探讨，可以是学习上的问题，也可以是生活上的问题。

二、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教师要进行教学改革以改变教学模式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教师要完成自身角色的转变，通过教学改革来改变教学模式，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的实效性予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放下所谓“教师”的架子，学会和学生进行平等的交流沟通，在关心学生学习情况的同时，也要对学生的生活予以适当的关心，尝试着和学生做朋友，不简单粗暴的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对学生循循善诱，使其能够积极主动的去进行学习。

例如，教师在讲授到“道德与法制”这一部分知识的时候，就可以借助丰富的互联网资源，获取相应的网络课程，并且要注意进行筛选，尽量选择名校名师为主讲的网络课程。教师在引导学生进入网络课程的学习前，先对课本中的知识进行一次梳理，让学生明白即将进行的学习的重点、难点在哪儿，并提出相应的问题，将问题留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网络课程时更具目的性，知道该注意哪些方面的讲解，该去寻找什么问题的答案。师生一起进入到网络过程的学习之中，在学习之后教师再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先讨论网络课程学习前所预留的问题，再讨论学生对该次网络课程的学习心得或其他，然后教师再对学生的讨论情况进行简单的总结，这样一堂课下来，学生能够高效的接受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相关知识。

三、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教师要进行教学改革以转变资源分享模式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教师要进行较为全面的教学改革，引导学生从互联网上获取相应的教学资源，并根据这些资源来进行整合，从而对教学内容进行革命性创新。同时，教师的教学改革要充分突显出“互联网+”的优势，将整合的相关教学资源进行优化，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来搭建起资源共享的交流平台，使学生学习的渠道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例如，教师利用校园网络的优势，搭建起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资源共享平台，将资源共享平台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教师与教师之间的教学资源共享，二是教师对学生之间的学习资源共享，三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学习资源共享。在这样一种模式下，教学资源的交换是极为便利的，教师与教师之间可以进行很好的资源交流，并就日常教学进行意见的交换，同一年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可以联合起来进行“微课”的制作，将教学中的重点、难点从课本中提取出来，制作成一个个时长在5至10分钟的微课视频，上传到资源共享平台上，让学生自由下载学习，而学生也可以将学习中的学习资源进行上传共享，通过教师审核后就能将自己上传的学习资源展示在其他人面前。当然，资源共享平台的功能还不止于此，教师还可以联系学校的资源共享平台的技术人员，给平台添加上用户的交互功能，让教师可以通过平台同学生进行线上交互，学生也可以将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见解发表到共享平台之中，就此与教师和其他学生进行讨论。这样就使得线上和线下教学的界限被模糊化，学生的学习时间就从课堂上的几十分钟得到了有效的延伸，使得学生碎片化的时间得到了有效的利用。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给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当然，事物是具有两面性的，“互联网+”在给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新的挑战，正因如此，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改革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蒋朝莉，李桂东.互联网思维下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提升[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11-115.

第9篇：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

高中地理教学作为普及地理常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学科，近些年逐渐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传统的常规地理教学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应试教育下那种灌输式的教育观念、知识复制性的教学模式已经被社会淘汰。著名认知心理学家奥苏伯尔认为同化理论即为学生认知观的学习理论，学生的学习是认知结构的组织与重新组织，也就是说学生能否获得新知识主要取决于他们认知结构中已有的相关概念。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获取的新信息，只有在与他们自身认知结构中已有的相关概念进行相互作用后，才会实现有意义的学习。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恰当地运用这一理论，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历，着重分析了高中地理教学中同化理论的运用策略，希望能对地理有效教学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依据学情，开展新知导入

在实现有意义的教学中，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把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与自己认知结构中所具有的知识加以联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学生的已有知识便是学生最主要的认知，教师在课堂中有意识地联系学生的经验进行教学，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且对于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的认知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在讲如何综合治理长江水患的问题时，教师引入了近年来有关长江的相关实事，如三峡工程、1998年洪水实况转播，从而让学生认识到防洪是综合治理长江的首要任务。又如，在讲中国的疆域时，很多学生都知道中国属于东方国家，“纵横一万里，上下五千年”，教师就可以从这点入手，一步步让学生通过观察地图和地球仪找出相关知识。即从东西半球来看，我国正好位于东半球；从南北半球来看，我国正好位于北半球。并且我国领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是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南北相差约50个纬度，东西跨越60多个经度。

二、 巧用地图，强化知识理解

地图既是地理教学的内容，又是地理教学的工具。在教学中合理地运用地图，不仅让空洞的理论教学变得丰富有趣，而且可以强化学生已有的知识，巩固和丰富学生的认知结构，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如在讲海洋与岛屿的内容时，教师就不该单纯地让学生记忆与我国相关的海洋和岛屿，可以有效利用本课地图，让学生自己找出自北向南我国濒临的海洋分别是哪些。这样不仅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印象，而且对于学生掌握各个大洋的具置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而有利于知识的掌握。又如，某位教师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我国的行政区域的相关知识，便让学生在课前做一幅中国行政区拼图，熟悉各省级行政区的形状和方位，课堂上以小组为单位做拼图游戏，让学生能够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中国行政区图的拼图游戏，然后进行评比。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对于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强化知识技能，落实课程要求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所以，在地理教学中一定要注重对地图的使用。

三、突出练习，巩固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