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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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危机特征范文
[关键词] 中心位置；门户位置；经济职能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经济区位在地理空间之中存在，地理空间通过经济区位发生作用[1]。尽管交通、通讯等技术进步削弱了区位对地方发展的作用[2]；但在较大尺度上，空间的有限性、唯一性并没有改变，空间摩擦或距离摩擦仍是影响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2009年世行报告抓住密度、距离、分割三要素，通过实例分析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3]。
在区位中，有两个特殊区位，即中心区位和门户区位。若一个城市兼有两种区位，则必是所在区域的首位城市，如武汉、郑州等；若不能兼得，则易形成双中心结构，如大连与长春、宁波与杭州等。区位不仅总体上影响城市发展，也深刻塑造了城市职能，如交通枢纽城市、港口城市等类型的特殊职能。
2 济南和青岛发展特征比较
2.1 综合经济
2011年济南市GDP为4406.29亿元，人均GDP为64310元；青岛市GDP为6615.60亿元，人均GDP为75546元。2005-2011年，济南市GDP年均增长率为15.29%，略低于青岛市的16.14%。青岛市发展水平优于济南市。
青岛市第二产业优势明显，济南市第三产业比重高于青岛市。但从2005-2011年情况来看，青岛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均快于济南市，且第三产业增长快于第二产业，经济服务化趋势显著。
2.2 第一产业
2011年青岛市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484元，略高于济南市的3455元。青岛市劳均农用地和劳均耕地为12.13亩和9.26亩，高于济南市的11.02亩和8.48亩；青岛市农产品出口额达49.78亿美元，远高于济南市的0.28亿美元；青岛市农业表现出更高的规模化、外向化水平。
2.3 第二产业
“一强一弱、一快一慢”是近年来青岛和济南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2011年青岛市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为35824元，远高于济南市的26564元。2005-2011年，青岛市工业增长率为18.85%，远高于济南市的10.24%。
近年来，济南市工业竞争力呈下降态势。2005年区位商>1的行业有7个，竞争优势显著。2011年区位商>1的行业仅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区位商仅为1.04，竞争优势微弱。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子信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机械制造、石化及化纤等传统优势产业均呈现衰退态势。青岛市工业则表现强劲。2005和2011年，青岛市区位商>1的行业均为14个。传统上青岛市以轻工业为主，2005年重工业超过轻工业。目前，非金属矿采选业、食品饮料、纺织等初级行业虽然优势有所下降，但仍保持显著优势；装备制造、服装、橡塑等深加工和高附加值行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2.4 第三产业
2011年，济南市第三产业14个行业中，10个行业区位商>1，具有显著优势；虽然数量上少于2005年的11个，但行业内部结构逐步优化。传统行业比重逐步下降，新型商贸餐饮业、交运仓储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商务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迅速兴起。
2005-2011年青岛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18.84%，高于济南市的17.74%，但内部结构显著不同。虽然青岛市区位商>1的门类由2005年的6个上升到2011年的8个，但数量和质量（区位商）仍低于济南市。青岛市竞争力上升的行业主要体现在信息服务、金融、商贸、居民服务、教育等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行业则有所下降，而这两个行业正是济南市竞争力上升的行业。
3 基于区位视角的审视
3.1区位特征影响了城市竞争力
在传统自给自足、封闭运行的经济环境中，中心城市一般是区域经济中心。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门户城市作为区域对外联系的窗口，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的通道，更具有经济优势。
作为我国重要的门户城市，青岛市经济发展比济南市更具优势。青岛市综合竞争力全面超越济南市，在我国（含台港澳）294个城市中，青岛市位于第7位，高于济南市的第25位。从6项分指标来看，经济增长指数和经济规模指数反映发展结果，济南市低于青岛市；其它4项指标可是为发展潜力因素，济南市除产业层次指标略高于青岛市外，其它3项指标都显著低于青岛市[4]。
3.2 区位特征影响了城市经济职能
在全球化时代，门户城市比中心城市在分享全球化的红利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截止2011年，青岛市累计实际使用外资392.84亿美元，远高于济南的73.67亿美元；青岛市进出口总额723.17亿美元，外贸依存度70.62%；同期济南市进出口总额为104.00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为15.25%。
与济南相比，青岛市第一产业具有更强的外向型。在外商投资从中小企业到大中企业、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过程中，第二产业结构的变迁与之有很高的契合度；而济南市的产业结构受外资影响较小。第三产业方面，青岛市的交通、商务、商贸等职能更加突出，但由于沿海其他城市的竞争，相对优势有所降低；济南市作为中心城市，又是政治中心，在商务、科研等方面更具优势；随着内陆发展加快，交通、商贸、金融中心的功能进一步加强。
3.3 区位特征影响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由南到北、由沿海到内陆的历程，城市总体发展、产业结构变迁均受此影响。传统上，我国实行的是“低成本竞争”模式。但近年来，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力不断加大，新增长点引致的外延扩张空间缩小，2008年经济危机后各国调整发展实体经济致使出口受限。这些都要求我国全面调整发展思路，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作为省会城市，济南市在行政、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独特资源是其优势所在，重点应在总部经济、会展经济、创意产业、金融经济、教育产业、高新技术研发等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随着经济和消费中心向内陆的转移，交通和商贸职能将进一步强化。青岛市由于区位和滨海优势，未来海洋经济面临广阔的发展空间。
4 小结
4.1 区位因素对地方发展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虽然交通、信息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区位因素对地方发展的影响，但区位因素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区位因素不仅影响城市整体发展，而且影响城市经济职能和发展趋势。且随着发展水平的变迁、区域格局的演变，区位因素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有所变化。
4.2 山东省双中心结构要求处理好济南市与青岛市的分工
在综合竞争力上，青岛对济南具有相对优势。地理位置上相对较近，两座城市均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交通运输方面，济南的铁路运输、青岛的海运各具优势。在科研机构竞争力方面，青岛与济南都处于国内较靠前的水平。在生活环境竞争力上，济南和青岛均有继续提高的潜力。在人才本体竞争力，企业本体竞争力、生活环境竞争力、商务环境竞争力、创新环境竞争力上青岛相对较强。而在教育、科技、枢纽交通等方面，济南市则较有优势；济南市行政中心的地位带来一系列青岛所不具有的优势。
因此，济南市和青岛市必须立足自身优势，实施错位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小建,李国平等. 经济地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美）托马斯·弗里德曼. 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M]. 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 2008.
第2篇：经济危机特征范文
【关键词】 残胃；胃镜；临床表现
胃大部切除术后残胃常可发生较多病变，已经越来越被临床所重视[1]，本文回顾性分析我院残胃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残胃内镜及临床特点，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6年1月-2009年12月诊治残胃180例，男130例，女50例；年龄29～82岁，中位年龄平均47.9岁。胃切除术后复查时间最短3个月，最长22年，平均3.9年。原发病：胃溃疡82例，十二指肠溃疡28例，复合性溃疡20例，原发性胃癌38例，重度萎缩性胃炎1例。手术方式：BillrothⅠ式为46例、BillrothⅡ式为44例。患者多于上腹部疼痛，胀闷不适，黑便及胃癌术后复查前来就诊。
1.2 方法 由内镜医师对每位受检者全部食管、贲门、残胃、吻合口及近端小肠进行仔细观察，每例取病灶处组织2～6块送病理组织学检查，分析胃镜及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比较不同手术方式残胃病变发生率的差异。
1.3 统计学处理 采取SPSS12.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应用χ2检验。
2 结果
160例残胃病变包括良性病变：残胃及吻合口炎130例，内镜下表现残胃及吻合口充血水肿、多发性糜烂，大多伴胆汁返流；残胃及吻合口溃疡32例，内镜下表现常位于吻合口胃侧、单发、孤立的圆形、椭圆形或呈不规则形黏膜缺损；恶性病变残胃癌12例，内镜下不规则息肉样隆起，表面不光滑；或深凹的溃疡，表面不平上披灰褐色的坏死组织；或为广泛的粘膜浸润，表面呈结节或颗粒状，糜烂。92例BillrothⅡ式残胃及吻合口炎80例、残胃及吻合口溃疡22例、残胃癌10例均高于88例BillrothⅠ式的50例、40例、2例(χ2=27.89、25.82、5.78 P＜0.05)。
3 讨论
胃大部分切除术后正常的解剖关系发生了改变，随之胃分泌、排空、消化功能及正常菌群比例亦将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残胃病变发生率明显升高[2]，本文残胃良性病变包括残胃及吻合口炎130残胃及吻合口溃疡32例，与切除了幽门及其神经支配，破坏了胃窦-幽门-十二指肠的生理功能，导致胃排空延缓及十二指肠逆蠕动增加，十二指肠液中的胆汁和胰液溶解粘膜上皮细胞，加速细胞分裂，从而破坏胃粘膜屏障，引起残胃及吻合口的炎症、粘膜萎缩、糜烂、出血有关，甚至溃疡形成，残胃及吻合口炎症、溃疡的临床表现相似，表现为上腹部疼痛、恶心、呕吐等，因术后残胃容量小，多为胆汁性呕吐。残胃恶性病变为残胃癌，本组共12例（6.67%，12/180），残胃癌发病机理胃切除术后常可导致胆汁、胰液和肠液体直接返流入残胃，胃内PH值升高，含硝酸盐还原酶的细菌过度繁殖，促使亚硝酸类合成致癌物质二甲亚硝酸盐，引起残胃炎症或溃疡，萎缩，不典型增生及肠上皮化生等一系列病理变化[4]，促其发生癌变，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主要为上腹痛腹胀食欲减退、呕吐，少数有呕血及黑便等，残胃癌的。本文观察发现残胃病变BillrothⅡ式明显明显高于BillrothⅠ式（P＜0.05），与BillrothⅡ式术后十二指肠液及胆汁必须经残胃吻合口而进入输出攀，更易发生反流有关与关。
总之，胃大部切除手术后残胃并发症较多，目前质子泵抑制剂及抗幽门螺杆菌治疗消化性溃病已有显著疗效的情况下，溃疡病应严格控制手术指征，尽量采用保守治疗，确实无法避勉手术治疗的需严格选择手术方式，以减少术后胆汁、胰液对残胃粘膜的刺激[4]。残胃癌是胃手术后远期并发症，在胃切除10-15年以上发病率较高（本文平均11.3年），应对术后10年以上的定期胃镜检查，消化科医生在胃镜检查时应详细了解术前病变及手术方式，常规予以活检组织病理学检查，特别对于有结节隆起、溃疡糜烂等病变，应详细检查，以排除残胃可能的恶变，内镜检查时由手术破坏了正常解剖结构，故胃镜下识别病变的良、恶性较为困难，检查时应注意多部位、多方向活检；活检要准确，尤其是第一钳，不易准确活检的部位结合细胞刷检、组织印片等以提高阳性率；检查应少注气详细观察粘膜色泽、柔软度、扩张度；难以确诊者应短期复查[5]。
参考文献
[1] 杜素君.胃切除术后残胃病变40例报道[J].中国现代医生，2008，46（8）：65
[2] 胡建平,张.残胃病变316例内镜检查结果分析[J].宁夏医科大学学报,2010,32
(1):128-129.
[3] 宋光莹,李俊玲,曲红梅.胃大部切除术后残胃病变内镜及临床表现[J].山东医药,2007,47(27):121-122.
第3篇：经济危机特征范文
关键词 循环经济;时间维度;物质流时滞;物质流特征;3R原则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9-0013-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9.003
物质流分析方法近年来在循环经济研究领域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循环经济的核心调控手段之一,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的应用[1-6]。目前物质流分析理论的研究主要强调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基本关系,构建了“经济与生态关系图”或“物质流动关系图”等基本关系模型[7],强调物质流动的循环性与必然性,但忽视了物质流动的时间属性。陆钟武提出了“具有时间概念的产品生命周期物流分析法”[8],但该方法主要集中于对金属元素和金属产品的流动分析,对循环经济物质流,尤其是对物质流总量特征的研究还鲜有涉及。
本文将在引入时间维度和界定物质流时滞概念的基础上,分析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物质流动界面,建立中短期时间尺度下的循环经济物质流单循环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大时间尺度下的循环经济物质流总量特征与动态变化做出进一步的剖析,展示出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内,资源投入量与废弃物排放量之间的数量匹配、时间匹配与变化规律。
1 物质流时滞概念
时间是物质运动的基本属性,也是衡量物质流动速度的基本维度。物质在不同的时间点会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和性质,在不同的时间段会表现出不同的运动规律和特征。因而,忽略时间属性来研究循环经济物质流的特征是不全面的。时滞本身表示一个时间区间,由于质量守恒定律不具有明显的时间概念,表现出的是一种在长期内恒定的物质数量关系。当引入时间维度时,就会出现以下问题:
首先,质量守恒定律决定了长期内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入量一定等于物质流出量,但是资源投入时间与废弃物产生时间之间具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主要是因为现实经济中生产和消费都存在一个物质的积累过程,即经济系统对物质具有一定的容纳量。如果将长期划分为不同的时间窗口,则物质流时滞将会对资源输入物质量与废弃物排放物质量的时间与空间分布和数量对比产生较大的影响。
其次,在一定的时间区间内,资源投入的物质形态、形状、化学成分、物理性质等都会发生不断的变化,同样的资源形式会形成迥然不同的废弃物形式,不同的资源形式也会形成相同的废弃物形式,考虑时间维度就可以将形式不同但属于同一类产品或行业的资源投入与废弃物排放进行匹配,准确描述行业或产品的物质流单循环过程。
再者,存在时间维度,才能存在速度概念,所以引入时间维度后,就可以衡量物质流动的速度,就可以将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模型从物质静态描述模型转化为物质动态循环模型。
最后,经济系统从最初发展的低资源投入和低(零)废弃物产生,发展到循环经济的高级阶段,其物质流动特征仍然是低资源投入和低(零)废弃物产生。虽然在不同的时点具有相近的物质流动特征表现,但线性经济已向循环经济转变,工业社会已向服务社会转变,期间物质流动量的大幅波动与变化特征被省略掉了,而研究期间的总量特征与动态变化规律会更适用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为了能更清楚的从时间维度对循环经济物质流进行分析,我们借鉴控制系统理论与经济学中的时滞概念,形成“物质流时滞”概念,并将其概念界定为:指从某一定数量的特定资源开始进入经济系统,到最终以工业废弃物或生活废弃物等形式离开经济系统之间的时间间隔。若将经济系统分为生产阶段和消费阶段,则物质流时滞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生产阶段物质流时滞和消费阶段物质流时滞,分别代表各自阶段的物质投入与物质流出时间间隔。
高?昂等:基于时间维度的循环经济物质流特征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9期2 中短期时间尺度下的物质流单循环模型及其分析2.1 环境与经济系统的物质交换界面
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在于进入经济系统的自然资源输入量和废弃物排放量,是一个将原料、能源转化为产品和废物的代谢与流动过程。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入流出关系形成了两个界面。资源流动是界面1的物质流动方式,废弃物流动是界面2的物质流动方式。环境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物质交换能够可持续的核心条件在于:一是经济系统的资源投入需求是否超过环境系统的资源提供能力极限,这种极限体现在资源供给总量和供给速率上,不同的资源特性会制约和形成不同的资源极限。二是经济系统的废弃物排放需求是否超过环境系统对废弃物的接纳承载能力极限,即生态阈值。生态阈值也具有总量制约和速率变化的动态特征。环境经济系统之间的物质交换界面如图1所示。
2.2 中短期时间尺度下的循环经济物质流单循环模型
从资源投入、生产加工、消费,直至形成废弃物,经回收后又重新返回生产阶段,这个物质循环过程一般都会在中短期时间尺度内完成,图2展示的就是一个中短期时间尺度下的循环经济物质流单循环模型。这一模型可以完整地考察和跟踪循环经济整个物质流动过程。
模型中所涉及的符号及说明如表1所示:
2.3 模型物质流平衡关系及其分析
模型的物质流等式关系如下:
对于整个物质流动系统:I+Q=S+B+D(1)
对于生产过程:I+q1+q2= S+O+B1+B2+D1+D2(2)
图1 环境经济系统之间的物质交换界面
Fig.1 Material exchange interface between environmental
system and economic system
图2 中短期时间尺度下的物质流单循环模型
Fig.2 Single circular model of material flow within short and medium time period
对于消费过程:O=B3+B4+D3+D4(3)
B=B1+B2+B3+B4 (4)
D=D1+D2+D3+D4 (5)
Q=q1+q2 (6)
Y=Y1+Y2(7)
经济系统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条件之一是废弃物排放物质量不能超过生态阈值。根据上述质量平衡等式(1),只要减少资源投入物质量(I+Q),(S+B+D)的总量也必然会下降,要实现废弃物(D)的减少,除了提高S和B之外,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降低等式左边的(I+Q),这体现出循环经济中的减量化原则。
将等式(1)两边同时除以(I+Q),得到等式(8):
1=S/(I+Q)+B/(I+Q)+D /(I+Q) (8)
其中:S/(I +Q)代表经济系统对物质的容纳量比率,即物质累积率。B/(I+Q)代表整个生产消费过程中的物质循环利用率,D/(I+Q)是整个生产消费过程中的物质废弃率。这个等式说明,在资源投入物质量一定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提高经济系统对物质的容纳量比率、提高物质的循环利用率等两种措施来有效减少废弃物的产生,这体现出循环经济中的再循环原则(RECYCLE)。
将等式(4)和等式(5)代入等式(8),得到等式(9):
表1 物质流单循环模型中符号与含义
Tab.1 Meaning of symbols in the model
符号Symbol含义Meaning符号Symbol含义MeaningY产品生产的年份B在生产和消费等阶段能够循环利用的物质量Y单循环生产与消费阶段的物质流时滞B1第Y+Y1年从产品制造阶 段的废料中回收的重新作为原料投入生产的有用物质量Y1生产阶段物质流时滞B2第Y+Y1年从产品制造阶段产生的残次 品中返回同阶段生产工艺流程、能够重新作为中间品利用的有用物质量Y2消费阶段物质流时滞B3第Y+Y1+Y2年从产品消费阶段产生的残余物中能回收重新作为原料投入生产的有用物质量Q第Y年回收利用的来自第(Y-Y)年生产并经消费使用后形成的循环利用物质量B4第Y+Y1+Y2年从产品消费阶段产生的残余物中,能回收作为中间品在相应生产工艺流程中重新利用的有用物质量q1第Y年从Q中可以作为原料循环利用的有用物质量D在生产和消费等阶段无法循环利用,只能作为废弃物向环境系统排放的物质量q2第Y年从Q中可以作为中间品循环利用的有用物质量D1第Y+Y1年从产品制造阶段的废料中无法回收作为原料二次投入生产利用的废弃物质量I第Y年新的资源投入物质量D2第Y+Y1年从产品制造阶段的残次品中无法返回同阶段重新利用的废弃物质量S第Y年生产过程中的物质累积量D3指第Y+Y1+Y2年从产品消费阶段产生的残余物中不能回收作为原料投入生产的废弃物质量O第Y+Y1年生产过程的产出物质中进入消费过程的物质D4指第Y+Y1+Y2年从产品消费阶段产生的残余物中,不能回收作为中间品重新 在相应生产工艺流程中重新利用的废弃物质量
1=S/(I+Q)+(B1+B2)/(I+Q)+(B3+B4)/(I+Q)+(D1+ D2)/(I+Q)+(D3+D4)/(I+Q)(9)
经过整理,等式(9)就体现出了物质流时滞的概念,增加了时间维度。其中:(B1+B2)/(I+Q)代表第Y+Y1年循环利用率,(B3+B4)/(I+Q)代表第Y+Y1+Y2年循环利用率,(D1+D2)/(I+Q)代表第Y+Y1年废弃物排放率,(D3+D4)/(I+Q)第Y+Y1+Y2年弃物排放率。由等式可知,提高物质循环利用率的途径包括提高第Y+Y1年和第Y+Y1+Y2年两个时点的循环利用效率。降低废弃物排放率包括降低第Y+Y1年和第Y+Y1+Y2年两个时点的废弃物排放率。地域差异、行业差异、产品差异和技术差异等因素均可能显著影响第Y+Y1年和第Y+Y1+Y2年两个时点的循环利用率和废弃物排放率。
将等式(9)中的第Y+Y1年和第Y+Y1+Y2年循环利用率的分项式重新组合,就可以得到两个新的分项式:(B1+B3)/(I+Q)+(B2+B4)/(I+Q)。这两个分项式分别代表两种内容的循环利用率,即作为原料的循环利用率和作为中间品的循环利用率。对中间品的再循环与再利用,可以较快的提高物质的循环效率,所以应优先提高中间品的循环利用率。
将等式(9)的分项式重新组合,就可以得到等式(10):
1=(B1+ B2+B3+B4)/(I+Q)+(D1+D2+D3+D4)/(I+Q)+ S/(I+Q)(10)
这个等式描述从第Y年到第Y+Y1+Y2年期间的循环利用率、废弃物排放率和物质累积率,体现出带有物质流时滞效应的循环经济物质流单循环过程。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产品的消费使用时间一般会远大于生产时间(Y1
3 大时间尺度下的物质流总量特征与动态变化分析无数个物质流单循环过程的相互叠加、相互嵌套与相互影响,构成了实际经济系统在微观层面错综复杂的物质流动关系。在大时间尺度下对循环经济系统的物质流总量特征与动态变化做进一步的剖析,就可以展示出在时滞影响下的不同 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内,资源投入量与废弃物排放量之间的数量匹配、时间匹配与变化规律。根据资源投入量与废弃物排放量的趋势变化,可以将社会经济发展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3.1 发展阶段一:资源投入总量快速增长
这一阶段资源投入量快速增长,远远大于废弃物排放量的增长速度,资源投入量快速增长,废弃物排放量缓慢增长。经济的初始启动与初期发展必然要求一定数量的各种资源投入,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大犹如少年之成长,物质流入量远大于物质流出量,流入与流出量之间的差就是经济系统对物质的容纳量。容纳量的物质形式通常包括:道路、建筑、水坝、运输工具(船舶、飞机、汽车)、机器设备等人造资本和消费性耐用商品,如冰箱、电视和家电等。容纳量的增长表现为楼房的增加、道路的扩展、机器设备扩充等,通过期末与期初的物质存量差可以计算当期物质量的变化。在这一阶段,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使GDP高速增长,资源投入量远远大于废弃物排放量。此时的废弃物排放量在自然环境的生态阈值之下,环保问题是微不足道的。此阶段基本对应着人类社会的农业经济发展阶段,物质流总量特征表现为高资源投入、高废弃物排放,废弃物排放量在生态阈值之下。
3.2 发展阶段二:资源投入总量与废弃物排放总量共同快速增长这一阶段资源投入量与废弃物排放量共同快速增长,GDP虽然保持快速增长,但能源供给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开始钳制经济系统的发展。在生产要素投入技术结构与技术水平的约束下,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主要依赖于资源投入量继续快速增加,经济系统对物质的容纳量快速增加。在资源低价格机制、商品边际效用的不断下降等因素影响下,资源浪费与社会废弃物的数量 迅速增加。这一阶段治理污染的主要手段就是末端治理。这种治理思路形成了治理污染成本居高不下,污染只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转移,人类居住环境日益恶化,自然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矛盾日益尖锐。此阶段基本对应着人类社会的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物质流总量特征表现为高资源投入、高废弃物排放,废弃物排放量已经超过生态阈值。
3.3 发展阶段三:资源投入总量与废弃物排放总量共同下降传统粗方式发展模式使自然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矛盾日益尖锐,正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才及时调整了人类经济的发展方向与模式。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GDP保持可持续增长,随着各种污染治理思路与循环经济发展政策的实施,资源投入量与废弃物排放量均呈现绝对量的减量化趋势,并最终实现物质流入量与流出量的最小化,废弃物排放量也逐渐从最高点H回归至自然环境的生态阈值之下。这一阶段治理污染的思路主要是依据循环经济的3R原则,在微观层面体现为企业的清洁生产,中观层面体现为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和生态农村,在宏观层面体现为建设循环型社会。此阶段基本对应着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与循环经济发展阶段,物质流总量特征表现为低资源投入、低废弃物排放,废弃物排放量低于生态阈值(见图3)。
图3 大时间尺度下的物质流总量变化趋势图
Fig.3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flow within long time period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物质流时滞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生态意义
通过对不同行业和产品时滞的综合测算,得出实际的物质流时滞,在此基础上形成政策性物质流时滞,制定相关经济政策,就可以提高政策的前瞻性,有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例如德国政府在2009年一季度推出汽车置换计划:如果车主主动报废车龄超过9年的旧车,购买小排量环保型汽车,政府将给予其2500欧元的补贴。德国政府测算制定的汽车产品政策性物质流时滞为9年,短于汽车产品的真实物质流时滞。时滞的缩短不仅有效的降低了汽车行业的能源消耗与废气污染量,提高了汽车行业的环保水平,而且在与经济补贴举措结合后,起到了强大的绿色消费引导与经济刺激作用。截至2009年3月底,德国申请补贴者已达到120万,汽车新增数量达到40.1万辆,同比增加40%,为1992年以来最高水平[9]。
4.2 时间维度下对3R原则应用的再认识
由于物质流时滞的存在,资源投入无论是相对减量化还是绝对减量化,都会在一定时间跨度后产生相对减量化或者绝对减量化废弃物,因而必须长期坚持执行减量化原则,这是长期根本解决废弃物大量排放的治本之策。
“非耐用产品”的物质流时滞较短,应强调循环经济的再循环原则。通过提高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能力,鼓励采用新的生产工艺和流程,提高经济系统内部的科学管理水平,从而提高物质循环利用比率。“耐用产品”的物质流时滞较长,更应适用再利用原则。通过利用环境税费、补贴等经济手段,引导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强化节约意识,形成健康文明、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尽可能的延长商品的使用时间,推迟形成废弃物的时间。
4.3 提高两个时点和两种内容的循环利用率,降低两个时点和两种内容的废弃物排放率综合考虑地域、行业、产品和技术等因素,有针对性的提高第Y+Y1年和第Y+Y1+Y2年两个时点的循环利用效率,降低这两个时点的废弃物排放比率。提高对中间品和固体废弃物零部件的再循环与再利用,单个企业无法自我循环利用的废弃物,可以通过上下游的生态链关系,作为其他企业的原材料和中间品,抑或是开发出新的使用方向。例如废旧轮胎的翻新使用,或者作为修建公路原料和公园长凳使用等。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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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省略/news/2009-04-09/0811480139.shtml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Material Flow Within Circular Economy Systems
Based on Time Dimension
GAO Ang1 ZHANG Daoho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2.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Shaanxi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 Xi'anShaanxi 710168, China)
第4篇：经济危机特征范文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收集2001年1月至2009年6月我院胃镜发现的胃石症患者50例,其中男26例,女24例,年龄14～80岁,平均(51.6±5.2)岁。48例患者既往无消化性溃疡病史,2例有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病史。
1.2 方法 对50例病例胃石及其溃疡并发症的内镜表现进行统计分析;根据胃石数目的多少,将胃石数目为1、2、≥3的病例分为三组;根据胃石的平均大小,分为
2 结果
2.1 发现的50例胃石病例中,胃石位于胃腔内、十二指肠球部、十二指肠水平部、毕Ⅱ式术后输入袢内、毕Ⅱ式术后残胃腔内、胆肠吻合口处分别为43例、2例、1例、2例、1例、1例;植物性胃石49例,毛发胃石1例;单发胃石35例,多发胃石15例;直径在2 cm～10 cm,最大约10×8×7 cm、最小约2×2×1 cm,胃石数目平均为(1.32±0.67)个,大小平均为5.10×4.04×3.38 cm。
2.2 50例患者中,发生胃石溃疡并发症23例,占胃石症患者的46%,溃疡都处于活动期;23例溃疡并发症病例中,溃疡单独位于胃角5例、胃窦2例、胃体3例;溃疡同时位于胃角、胃窦6例,位于胃角、胃体2例,位于胃窦、胃体2例,位于胃角、胃窦、胃体1例,溃疡位于十二指肠球部、毕Ⅱ式术后残胃腔内各1例,溃疡数目平均为(2.44±1.38)个,大小平均为0.96×0.73 cm。
2.3 49例溃疡并发症病例中,胃角、胃窦、胃体出现溃疡总例数分别为:33、25、17,位于胃角、胃窦、胃体溃疡平均数目分别为:1.06±0.16、2.79±0.75、1.25±0.47,平均大小分别为:1.26×1.08 cm、0.63×0.34 cm、1.01×0.79 cm;胃角、胃体、胃窦溃疡最大约为3.0×2.5 cm、2.5×2.5 cm、2.0×1.2 cm。
2.4 按胃石数目分成的三组中(1、2、≥3),合并溃疡并发症分别为17、3、3例,无溃疡并发症分别为17、5、5例,三组间χ2=4.12(P>0.05)(表1)。
表1
胃石数目与溃疡发生的关系(例)
按胃石数目分组有溃疡并发症无溃疡并发症
1个1717
2个35
≥3个35
注:χ2=4.12,P>0.05
按胃石平均大小分成的两组中(0.05)(表2);可见,胃石溃疡并发症的发生与胃石的数目、大小无明显关系。
表2
胃石大小与溃疡发生的关系(例)
按胃石平均大小分组有溃疡并发症无溃疡并发症
≥5 cm78
注:χ2=3.17,P>0.05
3 讨论
胃石分植物性、动物性、药物性、混合性胃石等,其中以植物性胃石最常见。我院近年来发现胃石症50例,约86%(43例)的胃石位于胃腔内,其余分别位于十二指肠、毕Ⅱ式术后输入袢及残胃腔内、胆肠吻合口处。从以上胃石位于的部位来看,其分布主要是在胃腔内,可能是由于胃腔是胃石形成的主要部位,再由于形成的胃石体积较大,不能通过幽门,因而容易滞留在胃腔内[3]。
在胃石症的并发症中,溃疡是其最常见的并发症[4]。本院发现的50例胃石症病例中,有溃疡并发症23例,占胃石症患者的46%,其中21例溃疡位于胃腔内。分析23例溃疡内镜表现,胃角是发生溃疡最常见的部位,又是形成的溃疡平均直径最大的部位,而胃窦是发生溃疡数目最多的部位。因此行胃镜检查发现有胃石的患者,应注意对其溃疡并发症的常见、多发部位进行仔细观察,以免漏诊。
我们发现的50例胃石患者中,按胃石数目、平均大小分成的组别中,其溃疡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组间的χ2值分别为4.12、3.17(P>0.05),说明胃石溃疡并发症的发生与胃石的大小、数目无明显关系。胃石溃疡并发症的发生,现认为主要是因为胃石与胃壁黏膜不断摩擦使黏膜破损,以及胃石压迫胃壁黏膜使之缺血而造成糜烂、溃疡等[5]。因此胃石的硬度、最初形成的形态可能与溃疡的形成有关,也可能与其在胃内滞留的时间长短有关。由于胃石大多数是在胃镜检查时偶然发现,因此很难判断胃石准确的形成时间及最初形成的形态、质地等情况,目前还缺乏相关方面的实验证据。
溃疡的形成与许多因素有关,胃石溃疡并发症的发生也可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还需考虑其溃疡并发症的发生是否与H pylori感染、胃石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肠动力障碍等因素有关,还需要进一步去探索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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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经济危机特征范文
关键词：慢性宫颈炎；临床特征；危险因素；探讨
在临床上，慢性宫颈炎是妇科比较常见的生殖道受感染的疾病，发病原因很多。现今还不能明确其发病的机制，大多都是对急性宫颈炎不能及时地发现并进行治疗，也有可能是疾病没得到彻底的治愈，最终转变成慢性宫颈炎[1]。这种疾病严重地影响着女士的身心健康，严重地还会影响下一代的健康，甚至导致宫颈癌的发生。于是探析慢性宫颈炎的临床症状及其危险因素是迫切需要的。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2010年1月~2011年12月在我院进行治疗的120例患有慢性宫颈炎疾病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17～54岁，平均年龄32.4岁，并选择120例健康的对象作为参照组，年龄17～55岁，平均年龄33.5岁，两组人群在年龄方面的差异不大，几乎可忽略，故可已进行试验研究。
1.2方法患慢性宫颈炎的患者需参照有关的诊断标准：用棉拭子擦拭宫颈管道，擦拭时通过人的肉眼可以发现有大量的黏稠液体状脓性的黄色分泌物，并且在宫颈的管道内常常容易被诱发而导致间歇性的出血现象的发生。经过医护人员的试验观察分析通过显微镜下观察可以发现宫颈的管道内有大量的白带并伴有异味以及白细胞分泌物，宫颈内膜粘连并且宫腔内有大量的积液。观察完后采取有效的措施对患者进行治疗，治疗后的结果与治疗前进行对比分析，主要的将患者组和健康组进行对比，发现患有慢性宫颈炎的患者各个条件都比较差。
对慢性宫颈炎患者如实地登记临床上的基本病例的相关资料，对其临床症状表现及危险因素进行详细地分析，并密切地了解关注一下患者的卫生情况，并做好登记以便进行比较以及有针对性地给患者提供相关的卫生建议，发现慢性宫颈炎患者发病的主要原因大致包括患者的病症多发的年龄段、慢性宫颈炎患者体内安置有节育器环之类的器件以及患者所居住的生活环境条件差等等。分析完这些病症因素后，医护人员要采取适当地治疗办法对宫颈炎患者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及时地治疗。除此之外，还要特别注意对患者个人的隐私问题以及相关的病史病例做好严格地保密工作[2]。
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4.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将统计结果绘制成表格，给出明显的比较，来提醒医护人员尽好自己的工作职责以及要求患者自身要保持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
2结果
根据研究结果表明，慢性宫颈炎的临床特征主要表现为宫颈糜烂，宫颈肥大症状，严重地将会导致慢性宫颈炎的产生。从患者该病引发的危险因素来看，将患者组治疗前后的情况与120例健康对象进行仔细地对比，见表1。
从上表中可以了解到，慢性宫颈炎的主要致病因素有患者年龄段、体内是否有节育器、工作时的体力劳动强度大小以及生活环境是在农村还是城市等。经过对比分析发现，患有慢性宫颈炎的患者在患病的年龄提前，多数是因为体内有节育装置，工作环境重度体力的人较容易患病。除此之外，生活在农村的而非城市的人群因居住的环境条件较差，也对人们产生慢性宫颈炎疾病有着严重的影响。
3讨论
3.1慢性宫颈炎发病的主要原因目前受到病原体的感染是导致慢性宫颈炎发病的主要原因。在机体能够维持自身的免疫功能正常时，大量的病菌寄生在人体的宫颈管道内不会直接地引发人体不适的症状以及外部临床表现，这属于亚健康的身体状况。一旦这些潜在的病原体危险被诱发，再加之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下降，就会导致宫颈炎症状的发生，长此以往，若不能及时地治疗或治疗不彻底，便会导致慢性宫颈炎患者的发病[3]。
3.2慢性宫颈炎的常见并发症慢性宫颈炎主要有宫颈内膜感染、宫颈息肉、宫颈肥大、宫颈内腺体囊肿及宫颈糜烂等症状。这些症状可能只存在一种，也可能多种症状并发。试验统计分析得出的结果表明，宫颈糜烂在各种临床症状表现中最为常见，高达75％的人属于这一类型。于是对慢性宫颈炎的预防及其治愈上，应当重视宫颈糜烂的病症，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地控制人们宫颈糜烂的发病，对降低慢性宫颈炎患者的发生机率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现下大多数医生都认为，夫妻生活是诱发慢性宫颈炎发生的直接因素。于是重视这一环节的卫生问题是预防慢性宫颈炎的关键问题。主要的预防措施为，不宜过早的有夫妻生活，由于青春期宫颈内的某些组织发育尚不成熟，进行夫妻生活容易破坏这些组织，使其无法正常发育。不卫生的夫妻生活，会给宫颈内引入许多病原体寄生，一旦机体功能障碍便会导致慢性宫颈炎的发生，严重的甚至发生宫颈癌。女性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清洁外阴及阴道。
参考文献：
[1]代其芳.慢性宫颈炎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J].医学信息,2011,24(2):456-457.
第6篇：经济危机特征范文
关键词：消费行为；城镇化；习惯形成；预防性储蓄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7-0019-0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加速过程，但发展中也伴生着突出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内需与外需失调，内需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消费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由于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投资拉动，投资与消费失衡已成为长期困扰我国发展的一个难题，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适时提出要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将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然而利用城镇化扩大内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城镇化进程使得大量农村居民成为城镇居民，相应地扩大了消费需求规模，另一方面，城镇化引起的人口、产业集聚也会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投资需求，从而进一步加剧投资与消费失衡问题。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增长。在内需不足的经济中，启动消费需求可以加快短期经济增长，城镇居民消费是支撑中国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较大，农村消费市场难以启动的客观情况下，在持续数十年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合理解析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从而找到提高城市居民消费率的途径，成为经济学界研究者的重要现实任务之一。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以此为标志，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在近二十多年来的转轨过程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异[1]。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1989年为88%，到2005年降至75.7%，“十一五”期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继续呈下降态势，2010年为70.5%，2011年则进一步下降到69.5%。与长期消费不振相对应的是居高不下的储蓄水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为5 146.9亿元，到2006年底达161 587亿元，而截至2012年底则突破40万亿元。中国居民的收入在持续增长，但却比过去更加倾向于储蓄，20世纪80年代把收入的约15%纳入储蓄，现在则是储蓄收入的30%。中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消费并未表现出标准的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LCPIH）模型所描述的特征。根据LCPIH假说，储蓄应该与持久收入水平无关，中国家庭的储蓄水平应该远低于现在的水平。许多研究者已经用欧拉方程方法或消费函数证明标准的LCPIH模型关于消费路径的预言与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并不吻合，然而模型失效的原因并不确定。对此，通常的一个解释是，失效是因为经济转型期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2][3][4]。正如Deaton（1992）所言，不确定性会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行为[5]。但此类研究往往假定偏好是时间可分的，这一假定意味着个体的消费决策不需要作任何形式的比较，既不跟周围的人的消费作比较，也不跟自己过去的消费决策比较，然而，此假定与我们感受到的现实并不相符，既无法解释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存在的惯性特征，以此假定为基础对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进行预测也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要使前述典型化事实与消费选择的经济学原理相符，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在效用函数中引入“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
习惯形成假说认为效用函数在时间上是不可分的，当前的效用不仅依赖于当前的支出，还依赖于用滞后支出表示的“习惯存量”。习惯形成假说的起源可追溯到Duesenberry（1949）提出的“棘轮效应”。Brown（1952）对此进行修正并正式提出习惯持续假说，认为前期实际消费是比前期收入更恰当的解释当期消费的滞后变量，习惯效应是由先前的实际消费水平产生的。习惯形成假说在宏观领域可以解释资产溢价之谜，导致高增长中的高储蓄水平和消费的过度平滑性[6]。在微观层次，由于受数据所限，习惯影响消费决策的经验证据相对缺乏。国外文献中Alessie和Teppa（2010）利用荷兰家庭数据[7]，Guariglia和Rossi（2002）利用英国家庭数据证明了消费偏好存在显著的时间不可分性[8]。国内文献中龙志和、王晓辉和孙艳（2002）、艾春荣和汪伟（2008）、杭斌和郭香俊（2009）等考察了中国居民消费的习惯特征[9][10][11]。以上国内研究中除龙志和等（2002）以外均采用总量数据，然而，要探究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以及如何促进居民消费，仅仅从宏观总量上进行把握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微观上研究居民消费行为的特点，首先，总量数据不能控制个体之间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会造成估计结果有向上的偏误，高估家庭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其次，龙志和等（2002）虽然采用了家庭的微观数据，但是样本量太小，且未考虑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及不确定性下的情形。最后，上述文章中均未对消费习惯和不确定性的形成机理进行深入探讨。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首次利用家庭水平的面板数据运用欧拉方程方法考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偏好性质，在习惯形成模型中引入收入或支出不确定性，在一个考虑习惯因素的消费理论框架下对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处于经济转轨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并进一步探究其形成机理。
二、理论和模型
依前述分析，研究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除考虑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外，还需考虑消费习惯因素和预防性储蓄动机。习惯形成假说认为，在习惯形成的情况下，t期的效用函数不仅包括当前的消费水平也包括习惯存量Ht，即Ut=U（ct-？酌Ht），？酌的取值代表家庭消费决策中习惯的影响力，如果？酌为正，效用随Ht递减，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习惯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如果？酌越大，习惯存量增加，在每期消费相同数量的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越来越少，要获得同样的效用就需要更多的消费。另一方面，如果？酌为负，我们可以把Ht解释为过去的消费产生的服务流，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效用函数纳入了消费的耐用性。在耐用性的情形，消费在不同时期是替代的而不是互补的，现在和过去的消费都产生效用。？酌的符号揭示了家庭的消费习惯表现出耐用性还是持续性（Deaton，1992）。而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当效用的三阶导数为正时，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会提高未来预期消费的边际效用，从而吸引人们更多地储蓄，与确定性情况相比，所增加的这部分的储蓄被称为预防性储蓄。除了二次型的效用函数之外，常相对风险厌恶效用函数（CRRA）和常绝对风险厌恶效用函数（CARA）都可以满足这一假定。习惯形成使支出平滑，而耐用性增加消费波动的方差，从而增加预防性储蓄，使消费对收入冲击更敏感。预防性储蓄是习惯形成强度的一个减函数，但是商品耐用性的一个增函数。如果消费增长由于习惯形成展现出正的自相关，那么预防性储蓄应该比在一个时间可分模型中更小。而如果消费增长由于耐用性展现出负的自相关，那么预防性储蓄应比在时间可分模型中更大[12]。
（二）实证分析
1. 在总消费还是在非耐用品消费的欧拉方程估计中，消费的滞后期增长率对当期消费增长率在统计上均有显著的负影响，即习惯系数？酌为负，意味着效用函数呈现出耐用性。因此，估计结果说明忽略家庭偏好的习惯形成会得出错误的结论。？酌的负号意味着消费者从过去的消费水平中得到效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模式应该表现为递减而非常数，城镇居民在总消费支出上的习惯表现为耐用性。总消费包括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为深入考察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需进一步分析影响非耐用品消费的因素，本文采用食品消费作为非耐用品消费的变量，同时，由于CHNS不提供其他非耐用品的消费信息，为便于实证研究，假定食品和其他非耐用品的偏好可分，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各列均显示耐用性影响当前的消费决策。前期消费增长10%会导致本期消费减少约2%左右，这一效应意味着过去的消费水平越高，要使个体保持相同的效用，本期的消费越低。
2. 无论在总消费还是在非耐用品消费的欧拉方程估计中，以收入波动或消费波动衡量的不确定性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均显著为正，正如理论所预期的，耐用性增加消费波动的方差，从而增加预防性储蓄，使消费对收入冲击更敏感。在预期到未来的收入风险或支出不确定性后，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更加谨慎，消费呈现出陡峭的轮廓，城镇居民表现出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西方经济学的预防性储蓄假说是在假设不存在重大社会变革的情况下展开分析和讨论的，认为收入不确定性是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原因，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长期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城镇居民将感受并预期到支出的不确定性，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而降低当前的消费水平，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支出的不确定性同样是导致预防性储蓄的原因。
3. 家庭净收入增长率前面的系数显著为正，无论是总消费还是食品消费都呈现出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但所估计的食品消费敏感系数（0.14）远低于艾春荣和汪伟（2008）用总量数据估计的结果（0.84）。这表明，随着城镇居民收入逐步增长，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虽然在逐年下降，但总消费和食品消费支出仍然与收入紧密相关。估计结果同时显示，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事实上，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在消费对收入敏感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的居民的消费必然会显著低于东部地区。
五、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为何持续偏低
与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不同，本文利用中国的大样本城镇家庭面板数据，结合习惯形成假说和预防性储蓄假说，运用欧拉方程方法估计了影响中国城镇家庭消费决策的因素。估计结果同Guariglia和Rossi（2002）的一致，滞后一期的消费变动对当前的消费变动有强烈的负效应，消费习惯表现为耐用性。也就是说，关于偏好是跨时可分的假定是错误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标准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为何在实证检验中屡屡失灵。估计同时显示，收入不确定性和支出不确定性都是影响消费变化的重要因素，城镇居民存在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具体而言：
（一）居民消费偏好的跨时不可分性即习惯特征意味着消费的服务流是跨期持续的，从而导致居民消费倾向偏低
居民消费偏好的习惯特征原因涉及几个方面：第一，消费习惯以一定时期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定的物质条件、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因素形成一定的消费习惯并扩散，因此除非物质生活条件有相当程度的改变从而对某一习惯特征形成巨大冲击，习惯的惰性很难得到改变。第二，消费习惯受到一个社会的正式制度的约束。我国从经济到社会、从生产到消费均呈现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已有的经验证据也已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习惯特征并不相同。第三，消费习惯的形成与固化深受社会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一个社会的居民群体有什么样的消费习惯与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密切关联。中国的历史、文化等因素与西方国家不同，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崇尚节俭消费，喜欢量入为出，厌恶负债消费等等，使得中国居民消费倾向偏低的惯性特征包含了大量文化传承因素在内。
考虑到本文估计结果中城镇居民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可以展望在收入出现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下，强烈的收入冲击极可能会改变居民消费的既有习惯，比如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成功后，习惯参数可能会有较大程度的减小，则中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具有阶段性特征。城镇化进程和转型经济中的一些典型事实也支持这一结论，例如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主要建立在过多地依靠高污染、高耗能、低产出的粗放型投资基础之上，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水源短缺等一系列黑色发展问题，居民的消费习惯已经受到冲击，可再生能源或清洁能源的使用已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消费习惯受到严重冲击的另一个典型事实在食品消费领域，接踵而至的毒奶粉、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已经将许多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来源从国产产品转向进口产品，由此集聚的累积效应将进一步加剧内需和外需失调的矛盾。绿色发展需要政府和全民行动，绿色消费习惯需要进行市场培育和法制维护，仅从这两个典型事实来看，重视并有意识地培育居民消费的习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走绿色发展道路及新型城镇化道路便有战略性意义。
第7篇：经济危机特征范文
一、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特征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职务活动中的个人侵权行为，由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该行为的法律特征：
1、行政事实行为表现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体恣意行为。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制造”的，他们在完成行政管理工作任务的过程中，由于个体素质、执法水平、主观等因素的制约，难免会有“越轨”行为，这种越轨的行为往往外现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中违反行政职责要求而任意妄为，从而造成对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的侵害。对这种个人恣意行为如果完全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承担责任，从行政管理职能角度讲，不利于鼓励公职人员大胆管理；从被害人角度讲，个人承担赔偿责任则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国家赔偿法将这种个人行为造成侵权纳入行政赔偿法的范畴是科学合理的，但行政事实行为的实质并未因赔偿法的规定而自然有所改变，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在所在行政机关赔偿被害人后还是要被追偿的。
2、行政事实行为是与行政职权有关的一种侵权行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既是一般个体，也是特殊个体，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常会做出一些与职务职责没有直接联系的行为，如行政执法人员在职务行为过程中购买商品的行为，虽然发生在执行职务活动期间，但与行政管理职权没有直接关联，不能视为是行政事实行为，只是一般的民事行为。只有在执法期间，在实际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时发生的个人恣意侵权行为才能视之为行政事实行为。如行政执法人员在询问时殴打行政相对人，询问是行政具体管理行为，殴打则属于与职务相关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恣意行为，后者即是公认的行政事实行为。这一特征是认定行政事实行为的最重要法律特征。
3、行政事实行为不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发生的与职务相关的个人行为，这种行为不是行政管理本身所要追求的目的和结果，而是由于个人恣意行为增加的“副产品”。因此，行政事实行为的发生只是引起行政赔偿的法律后果，不直接引起管理机关与相对人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这一点，与职务行为能产生的法律效果有很大区别。职务行为也可能因为违法而同样引起行政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但其主要的法律后果是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行政机关职能的要求操作。如行政机关作出扣押运输车辆的决定并予实际扣押，非经有权机关撤销，行政相对人必须接受这一扣押行为的约束，这就是行政法上的法律效果。扣押车辆是一种职务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相反，如果在扣押车辆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殴打了行政相对人，殴打行为不是行政机关管理所追求的目的和结果，这种行为不会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自行为作出时即是违法的，是行政执法人员个人所为与职务相关的恣意行为，只产生殴打引起的刑事责任或行政赔偿责任。
4、行政事实行为一般是违法的。如前所述由于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的侵权行为，与侵权事实密不可分。因此，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法中是否违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旦认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为事实行为，也就会顺理成章地认定其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如某公安局办案人员在一镇政府办公场所对曾围攻县政府工作人员的某村村民进行询问时，该村村民又冲击镇政府，警察人员在对村民说服教育无效情况下准备撤离，遭到村民拦截，双方发生激烈冲突，部分警察和村民受伤。事后，受伤村民以警察打人为由对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某县公安局赔偿损失。法院审理中，由于认定不了被告打人的证据，就可以认定警察是在依法执行公务。此案警察与村民的冲突行为如何认定呢？若认定为治安管理的具体行政行为或其组成部分，那就是具体行政行为，否则，认定为行政事实行为则冲突行为就是违法的。可见，违法与行政事实行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多数情况下，凡行政事实行为成立，均为违法的侵权行为，由此侵权行为导致行政管理相对人或第三人损害的，均应由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按照前述理解，行政事实行为的范围是：不包括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造成侵权的情况，也不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中的一个过程或阶段性作为，还不包括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之外的纯个人行为。
二、行政事实行为的构成及与他行为竞合的甄别
行政事实行为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与职务相关的个人恣意行为，其构成条件是：第一，有损害事实的发生。如果没有损害事实的发生，行政事实行为也就不可能成立，更谈不上行政赔偿问题。第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主观上有重大过错。一般表现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不遵守法律和违反职责要求故意或严重疏忽以致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主观上存在着严重过错。第三，造成侵权的行为与职务有紧密联系，即或在职务活动中有个人恣意行为，或虽不执行职务，但产生损害事实的行为的工具和机会与公务有联系。
行政事实行为常常与职务行为、犯罪行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纯个人行为产生竞合，在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加以甄别，以保证适用法律的准确性。
1、行政事实行为与职务行为的甄别。
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一般均通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完成，或者是由行政机关委托的人员来完成。区分职务行为与行政事实行为，可以掌握两个标准：一是过错标准，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只是一般过错或过错不明显的，应推定为职务行为。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造成损害事实，主观上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应推定为行政事实行为。二是职责要求标准，具体讲，是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导致损害事实发生的行为是否违反行政职责的要求，是否为行政管理之必需，属于管理之需要而为之的侵权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或是紧急避险行为。否则，即为行政事实行为。
2、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纯粹个人行为的甄别。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纯粹个人行为与行政事实行为两者有时很难区分，如行政执法人员在检查商品时顺便捎走财物，警察在追捕逃犯时违反交通规则造成交通事故等等。区分行政事实行为与纯个人行为的关键是看其行为是否与职务相关，即凡与职务沾边的行为均应认定为“相关”行为。案例一是因具体行政行为引起，案例二是因执行公务引起，均为行政事实行为。
第8篇：经济危机特征范文
【关键词】 糖尿病；痛性周围神经病；神经电生理
DOI：10.14163/ki.11-5547/r.2016.27.007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and nerve electro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abetic painful peripheral neuropathy.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diagnose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limb pain symptoms received detection by limb nerve conduction studies （NCS）， body 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SEP）， sympathetic skin response （SSR）， F wave， H reflex and electromyography （EMG）， with standard by normal value. Results SSR showed higher abnormal rate （81.7%） than other tests （P
【Key words】 Diabetes； Painful peripheral neuropathy； Nerve electrophysiology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DPN）是糖尿病慢性进展中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临床表现因损害的神经不同而各异， 其临床发病率可达50%～90%， 而用神经电生理学的改变来判断， 其发病率可达80%～100%[1]。糖尿病周围神经病患者中， 有一部分患者主要表现为从脚开始出现的疼痛和感觉异常， 疼痛多为隐痛、刺痛、灼烧痛， 夜间尤甚， 部分患者表现为单神经痛， 称其为糖尿病痛性周围神经病。疼痛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也大大增加社会的负担。本文分析糖尿病痛性周围神经病的临床及神经电生理特征， 以利于早期诊断及治疗，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2～2015年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住院及门诊60例临床表现为肢体疼痛且确诊为2型糖尿病的患者。均符合1999年WHO认可的2型糖尿病诊断标准， 空腹血糖≥7.0 mmol/L和（或）糖负荷后2 h血糖≥11.1 mmol/L。除外慢性炎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根周围神经病、营养缺乏、中毒、异常球蛋白血症、肝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甲状腺功能减退、恶性肿瘤、结缔组织病、感染性疾病以及遗传病等引起的周围神经病。男36例， 女24例， 年龄39～80岁， 平均年龄60.2岁， 糖尿病病程3个月～30年。患者均有肢体麻木、疼痛， 3例患者伴有面神经麻痹， 21例患者有肢体疲乏无力症状， 7例患者伴有行走不稳症状。
1. 2 方法 采用丹麦制造丹迪4通道EMG诱发电位仪， 室温保持22～28℃， 对所有患者进行运动神经传导检查， 包括双侧正中神经、尺神经、腓总神经、胫神经， 检查内容包括运动神经传导速度（MNCV）、运动末端潜伏期（DL）、波幅；感觉神经传导检查， 包括双侧正中神经、尺神经、腓浅神经、腓肠神经， 检查内容包括感觉神经传导速度（SNCV）、起始潜伏时、波幅；F波潜伏时检测， 包括正中神经、胫神经；H反射潜伏时检测；SSR检查， 记录起始潜伏时及波幅；SEP检测， 包括正中神经、胫神经， 正中神经记录周围N9及中枢N13、P15、N20电位， 胫神经记录周围N8及中枢N18、P40和N45电位的潜伏期及波幅。EMG：记录自发电位、轻收缩运动单位时限及大力募集相。所有电生理结果均与本实验室年龄匹配的正常值进行比较， 判断是否存在异常。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神经电生理表现 SSR异常率（81.7%）高于其他检测，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2. 2 神经传导异常表现NCS异常以轴索损害为著， 表现为传导波幅减低（占76.6%）， 部分以脱髓鞘损害为著， 表现为潜伏时延长， 传导速度减慢（占23.4%）。见表2。
3 讨论
痛性周围神经病分为原因不明确的自发性周围神经痛， 以及继发于某些疾病的周围神经痛， 继发于感染， 如格林巴利综合征；继发于肿瘤如副肿瘤综合征；继发于中毒， 如药物中毒、酒精中毒；继发于代谢性疾病， 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病等。而糖尿病周围神经病是糖尿病常见并发症之一， 是痛性周围神经病的常见原因， 以疼痛为主要表现， 属于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一种， 痛性周围神经病的发病机理复杂， 包括有Na+通道功能异常， 导致异常冲动反复发作；周围神经损伤， 再生感受器叠加疼痛刺激， 使疼痛持续反复发作。而糖尿病痛性周围神经病除以上发病机制外， 血糖过高是一个重要因素， 高血糖可使位于施万细胞内的醛糖还原酶活性增加， 从而增加了高渗物质山梨醇和果糖的浓度， 诱导氧化应激增加、内皮功能失调， 造成水钠潴留， 导致神经元代谢异常和DNA损害， 致使细胞水肿、变性、坏死， 并引起神经纤维脱髓鞘及轴索变性。炎症和葡萄糖代谢终末产物对于疼痛的发生也很关键[2， 3]。病变早期， 主要影响管痛觉的小神经纤维， 病程较长的患者， 可伴有或不伴有管深感觉的大纤维病变。疼痛包括自发性疼痛与诱发性疼痛， 自发性疼痛指持续或间歇出现的刺痛、酸痛、跳痛、触痛、痉挛样疼痛、烧灼样痛、电击痛、撕裂样痛等； 诱发性指感觉过敏、感觉倒错、感觉异常、感觉过度等[4]。患者大多表现为肢体远端对称性疼痛， 且和受损的神经长度有关， 越远端的神经， 损害越早。多数隐匿起病， 自下向上进展， 下肢重于上肢， 远端重于近端。早期以小纤维损害为著， 主要症状包括从脚开始出现的疼痛和感觉异常， 多为隐痛、刺痛、灼烧痛， 夜间明显。后期大纤维损害时出现共济失调、行走不稳、易跌倒等。部分病程长的糖尿病患者可出现上肢神经局部卡压病变， 引起肢体麻木疼痛不适， 如一侧或双侧腕管综合征、一侧或双侧肘管综合征等。此外， 糖尿病患者还可能出现肋间神经痛、腰骶神经痛等多种单神经痛。与无痛性周围神经病变相比， 其更加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
典型的糖尿病感觉运动性多神经病累及大小神经纤维， 如果电生理检查证实存在神经传导异常， 那么可以明显提高诊断准确性。但是常规运动或SNCV测定主要反映大的有髓神经纤维变化， 并非诊断痛性周围神经病的特异手段。学者证实2型糖尿病早期相关周围神经病主要累及感觉小纤维[5]。小纤维神经病是痛性周围神经病的一个亚型， 累及直径较小的神经纤维， 导致疼痛， 因为这些患者在早期大的神经纤维不受累， 所以一般的运动感觉神经传导检查无法发现异常， 需皮肤活检或感觉神经定量检查明确， 但感觉定量检查缺乏定位功能， 皮肤活检属有创检查， 不易开展。SSR是人体在接受突然的刺激后， 自主神经出现的反应， 主要是交感神经传出的纤维冲动所致的汗腺分泌。其中枢段包括下丘脑、脑干、边缘系统和脊髓中间侧柱， 其周围段包括交感神经节、节前纤维和节后纤维以及皮肤和汗腺。SSR能够检测小纤维特别是C 类无髓纤维的电生理特点， 可以客观评价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状态。本研究发现， 糖尿病痛性周围神经病患者SSR异常率高， 可达81.7%， 可作为糖尿病痛性周围神经病的常规检测项目。纵向研究显示在2型糖尿病早期， 在大的有髓神经纤维异常出现之前就可见 C 类纤维的异常[6， 7]。在疾病早期， H反射异常率较高， 临床上常常遇到疼痛剧烈、烧灼难耐的患者经NCS、SEP检测都不能发现神经病变， 此时， SSR及H反射往往有异常发现。
本研究显示， SSR异常率（81.7%）高于其他检测，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综上所述， 在临床工作中， 医生要根据糖尿病周围神经病患者不同的临床表现， 有目的、有针对性的选择应用一种或几种不同的神经电生理检测技术， 来提高糖尿病痛性周围神经病诊断的阳性率， 从而全面完整地评价糖尿病引起的痛性周围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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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经济危机特征范文
[关键词] 归胃经中药；药性组合；药理作用；关联规则
[收稿日期] 2013-11-2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373985，81173568）；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项目（NECT-11-0605）；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8BAI51B01）；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创新团队支持项目（2011-CXTD-11）
[通信作者] 王耘，教授，博士生导师，Tel：（010）84738620， E-mail：；乔延江，教授，博士生导师，Tel：（010）84738620，E-mail：
[作者简介] 张百霞，博士研究生，Tel：（010）84738620，E-mail：
胃为六腑之一，其主要生理功能是主受纳?腐熟水谷，生理特性是主通降?喜润恶燥，有“太仓"?“水谷气血之海"之称[1]?归胃经中药即主归胃经，以清热泻火解毒?和胃通降为主要功效，可用以治疗胃火上炎?火毒炽盛和胃气上逆诸证的药物[2]?中药药性是中药的核心和基础，中药药性理论是指导中药学和中医临床用药的基本理论，是联系中医与中药的桥梁?目前，科研工作者已对归胃经中药的抗炎?抗溃疡?抗肿瘤等药理作用及作用机制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3-6]，但这些工作多未考虑中药药性或局限于单一药性层面，缺乏规律性研究且偏离了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整体观念，难以全面反映基于中药药性的药理作用规律?本文以归胃经中药作为研究载体，利用关联规则方法，从药性组合角度[7-9]研究归胃经中药的药理作用特征和规律，以期为在整体层次上利用药性对归胃经中药药理作用进行预测提供依据?
1 数据来源与整理
1.1 数据来源 归胃经中药药性数据来自200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以下简称药典）[10]，以药典中药性和功效数据完整的中药作为研究载体；归胃经中药的药理作用数据来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检索自1980年以来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这些药味的药理研究的全部文献，并参考颜正华主编的《中药学》（第2版）[2]?高学敏?钟赣生主编的《临床中药学》（第1版）[11]，对中药的药理作用进行标引?
1.2 数据整理 对大热?微热?大寒?微寒?微辛?微苦等表示程度的词统一记录成热?寒?辛?苦等?本文以性-味-归经药性组合作为基本单位?例如，南沙参的性味与归经为甘，微寒，归肺?胃经，则南沙参应包含2种药性组合，分别是寒甘肺?寒甘胃?由于关联规则是从大量数据中寻找共性规律，因此暂不讨论包含小于或等于4味中药的药性组合，只统计对应5个或5个以上归胃经中药的药性组合?有些中药的药理研究尚未开展或不够深入，为提高数据质量，去掉缺失值较多和药理作用少于3项的中药，在药典中有明确性-味-归经记录的共177味，对其药理指标进行归纳?整理?
2 方法
2.1 归胃经中药的气?味特征统计 为了对药典中归胃经中药的药性特征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本文对其四气?五味进行统计分析，以每味中药的名称?四气?五味作为数据表的字段，输入具体数据，利用Access的查询和编程功能得到归胃经中药的四气?五味比例分布特征?
2.2 关联规则分析 关联规则挖掘可以发现大量数据中项集之间的相关联系[12]，利用SAS8.2（Statistics Analysis System）中的Enterprise Miner模块对包含药味数大于或等于5的10个药性组合（寒苦胃?寒甘胃?寒辛胃?寒咸胃?热辛胃?温苦胃?温甘胃?平苦胃?平甘胃?平辛胃）进行10次关联规则分析，发现与归胃经药性组合关联性较高的2个或更多药理作用?因为本研究只考虑药性和药理作用间的关系，不考虑药理作用之间的关系，所以为保证关联规则的重要性，只设置支持度（support）阈值≥50%?记数（count）≥2?本文支持度表示具有相同药性组合和药理作用的归胃经中药在所有归胃经中药中所占的比例，支持度越大表明该规则重要性越高[12]?
3 结果与讨论
3.1 归胃经中药的气?味特征统计 经统计，药典中归胃经药味有177种，各气?味所占百分比见表1?由表1可知，归胃经中药以寒?温性居多，平性药次之，热?凉性药最少?外感邪气?饮食积热?情志化火致使中医胃热证常见于临床，中医胃热证分为热郁胃中?火邪上炎和火热下迫等类型，如热郁胃中，则腐熟功能过于亢进，热盛火炽，多消烁津液，而致燥热内结，胃失和降，甚则耗伤阴液而致胃阴虚?寒能胜热，在腑则通腑，《神农本草经》云：“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这是临床用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赵献可云：“饮食入胃，犹水谷在釜中，非火不能熟?"当胃火不足，胃的腐熟水谷之功能就会受到限制，除热邪外，中医驱邪的手段多用温法，故归胃经中药中寒温性并存且所占比例均较大?平性药兼具寒热之性而不偏，平性药也占部分比例?疾病往往是复杂的，表寒里热?上热下寒?寒热中阻等寒热错杂的证候更为多见，必须寒热药并用，使寒热并除?如甘草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等就是寒温并用的典范?入胃经中药以苦?甘?辛味药居多，约各占1/3，咸?涩?淡?酸味药较少?苦?甘?辛味药与中医胃证密切相关：苦能泄?能燥，有泄热燥湿之功效，可治疗临床胃热证；甘能补?能和，有补虚?缓急止痛?调和药性之功效，甘入脾，能补脾气之虚，脾胃相表里，反映了有些归胃经证需缓?需补；辛能散?能行，有发散宣通?行气活血之功效，可治疗肝郁气滞型胃病?咸能软?能下；涩与酸相似，能收?能固；淡能利?能渗，中医临床与之对应的疾病较少?
由以上结果可以得出，四气相同的药性组合具有某些共同的药理作用，但因其五味的不同药理作用表现出差异性，五味相同的归胃经中药，其药理作用规则亦表现出此性质?表2中，第26～30条关联规则，包括了寒热温平和苦甘辛咸不同药性，但均具有抗菌和降血压的药理作用，即抗菌和降血压是归胃经中药普遍具有的性质，另外降血脂?抗凝血?强心等方面的药理作用提示归胃经中药在对于心血管疾病方面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由21～36条关联规则可以看出，四气和五味均不同的药性组合其药理作用也具有相似性?综上所述，不同的药性组合有各自的药理作用特征，不同药性组合间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说明整体考虑中药药性的必要性，这为作者在中药配伍和临床用药时针对不同的病证选择不同药性组合的药物提供了指导?
4 结论
本文以关联规则分析不同药性组合的归胃经中药的药理作用特征，所得结果与经验知识相符，说明了其科学合理性?对于四气或五味中有一个不同或者四气和五味均不同的药性组合，通过比较发现它们的药理作用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药理作用分别体现了胃病的共同病因和引起的后续效应，中医学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方法进行辩证论治，因此治疗胃病也需从病因和后续效应2个方面综合考虑，进而采取不同的治则治法，合理用药?本研究从药性组合的层面将中药药性理论与药理研究成果联系起来，符合中药整体性理念，揭示了不同药性组合的归胃经中药药理作用特征，为揭示归胃经中药的作用机制?发现归胃经中药的药理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相信随着药理数据的不断丰富，数据挖掘的结果会更准确，该方法能够得到更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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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of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distributing along stomach meridian based on
medicinal property combination
ZHANG Bai-xia， GU Hao， GUO Hong-ling， MA Li， WANG Yun， QIAO Yan-jiang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studie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properties are mostly restricted to a single or two kinds of medicinal properties， but deviated from the holism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CMs. In th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different property combinations of TCMs distributing in the stomach meridian were take as the study objective. The data of properties of TCMs distributing in the stomach meridian was collected from the 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 The data of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TCMs distributing in the stomach meridian was collected from all of literatures recorded in Chinese Journal Full-text Database （CNKI） since 1980， Scienc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Yan Zhenghua，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6） and Clinical Scienc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Gao Xuemin， Zhong Gansheng， Hebe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2005）. The corresponding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property combinations of TCMs distributing in the stomach meridian was mined by the method of association rules. The results of the association rule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empirical knowledge， and showed that different medicinal property combinations had respective pharma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different medicinal property combinations. Medicinal property combinations with identical four properties or five tastes showed similar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whereas medicinal property combinations with different four properties or five tastes showed differentiate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However， medicinal property combinations with different four properties or five tastes could also show similar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In this study， the medicinal property theory and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TCMs were combined to reveal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regularity of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TCMs distributing in the stomach meridian and provide a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method for revealing the mechanism action of TCMs distributing in the stomach meridian and discovering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TCMs distributing in the stomach merid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