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经验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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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
关键词：道德治理；价值取向；和谐善治；价值实施
中图分类号：C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1-0017-07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传统性消解、现代性生成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并存、中西文化交融和各种价值观碰撞，进而产生出新价值观的过程。在这一价值背景下，有可能会导致价值生态失衡，引发信仰危机和价值理想失落，进而造成社会道德的紊乱与失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鲜明的社会价值导向，以此引领和保证全体人民有共同的道德遵循，整个社会有稳定的内在秩序。”因此，需要通过社会道德治理将社会的正价值取向融入其中，以便营造出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和谐善治的社会氛围。
一、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困境
党的十报告明确要求“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而良好的社会心态需要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来支撑。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就是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治理实践活动中去，以实现治理过程的价值取向正确和对社会上各种价值观的引导，从而塑造出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态，促进风清气正的和谐社会的形成。但是，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价值理性的边缘化、精神世界的对象化等转型时期的价值现象，共同勾勒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困境。
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当代中国不再是单一价值观统摄一切的社会，多元价值观共同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深度交流的客观结果，在当代中国就主要存在着社会主义价值观、儒家传统价值观、西方价值观等类型。这些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包含和促进。然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会对核心价值观形成挑战，使人们容易陷入价值选择的迷茫和混乱当中。近年来，西方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以互联网、新兴自媒体等途径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冲击着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与此同时，随着传统价值系统的消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价值系统尚未获得广泛的认同，造成了转型时期的价值乱象、道德虚无和理想信仰的缺失。如何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的主流地位就成为社会道德治理的应有之意。
价值理性的边缘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价值现象。市场价值观念的泛滥，会造成以工具理性为内核，以利益为驱动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成为经济社会中比较强势的价值取向，其缺点是忽略了社会行为的道德良心和人们的公共善良意愿，专注于功能效用。工具理性契合了“经济人”的行榉绞剑逐渐突破了与价值理性的伦理和谐，将价值理性边缘化，导致道德实利化、庸俗化、虚无化，严重阻滞了社会公共道德和市场伦理机制的健康发展，消解了人们的公共善良意志。市场经济把个人从传统道德规范下的“道德人”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强化了个体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当这种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和个人的经济冲动结合起来，视个人利益为首要价值目标时，就很容易脱离“社会性”的约束，滋生出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产生对社会和国家冷漠的观念。这反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精神世界的对象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物质主义盛行的根源。由于市场经济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把人从过去的人身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但这种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因而容易诱发人对物的崇拜，导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市场经济遵循的‘价值规律’，保证了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平等地位：但容易导致人的社会生活的‘市场化’，从而使人在物的交易中也成为‘物’”。因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刺激工具理性的膨胀和科技主义的泛滥，一方面解放了个人自由，凸显了人独立发展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的工具化、物化，人们的行为和精神执着于外在物而非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物化主要表现为物质本位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人们的行为在日常生活领域里的休闲娱乐的感性化和非理性化使得寻求感官刺激的社会丑恶现象频发：在消费生活领域的炫耀性消费、挥霍性消费、攀比性消费和品牌崇拜等造成拜金主义现象时常引起社会热议。此外，在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边缘化的价值背景下，人们在追求效率和重视功用的过程中，其精神世界也逐步异化，躲避崇高、极端自私、社会凝聚力弱化等精神危机现象频现。人们不断地将自己的精神本性对象化到物质世界中，导致人们被现实生活所绑架，从而在自我本性的追问中迷失，产生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焦虑。
当代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当下中国社会尚难以从“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阶段超脱出来。在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取向、价值理性的边缘化、精神世界的对象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理性弱化，人为物所奴役、对物质利益崇拜等价值观因素将在较长时期内在人们的价值观世界里占据着一定地位。社会道德治理旨在帮助人们找回与生命品质相符的核心价值，以提升人们的精神质量、满足人的价值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任务。要破除价值困境，社会道德治理需从社会的公共生活和经济生活入手，促使人性最充分地展开，引导人们从“工具人”“经济人”向“公共人”“和谐人”转化，树立起正确的价值取向。
二、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正确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善的社会的当代形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当代中国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社会道德治理要围绕着核心价值观来塑造善的社会氛围和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道德治理目的，在社会道德治理的过程中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的价值形态。当代中国正经历由传统社会式的家国同构的一元社会结构，转型为现代社会式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民主政治为纽带、公民社会为基础的三元社会结构，价值取向多元化成为必然。公共道德、市场伦理、社会权力道德在各自社会领域就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社会公共道德的价值取向
社会公德治理是道德治理的基础工程，它关系到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的高低。公德是培养高尚道德情操的起点，民众的公德面貌反映了整个国家的道德文明程度。社会公德是人人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它是“千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社会公德作为公共行为准则，是衡量人在公共领域善恶的基本标尺。只有人人遵守公德，才能形成正常定的公共生活秩序。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公德的基本内容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
社会公德内容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建国初期，“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国民公德，一直是社会公德的基本内容。这与计划经济时代百废待兴的基本国情是相适应的。基于国家视角提供社会公德规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公德风貌，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社会主义信念深入人心。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伦理转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成为当务之急，社会公德的价值视角也就逐步从阶级国家向公民社会转型。至此“五爱”转型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新的社会公德内容从社会生活层面出发，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明确将社会公德内容概括为：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新的社会公德内容鼓励人们成为一个好公民，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具有鲜明的和谐价值取向。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社会公德内容的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将成为常态。社会公德的价值取向也会顺应时代潮流及时更新，为人们提供公共的价值需求。
（二）市场经济伦理的价值取向
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最明显的表征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我国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这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不同于西方或原始的市场经济价值取向，而是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导向。
原始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包括自由竞争、平等互利、公平信用、诚实守法等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在求利动机前提下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和技术性，被窄化为中性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的社会性质取决于与它所结合的具体社会制度。市场经济主体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具有利己性、谋利性的一面；另外，市场经济主体谋利必须为他人而生产，又具有利他性、服务性的一面。因此，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包含了个人利益与社会服务两个方面。这样中性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及其二重性，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但是，市场经济价值观仅局限于市场领域的工具理性层面，具有促进道德进步和阻滞人的价值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尤其是当市场经济价值观蔓延到市场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时，更容易诱发消极价值观，突出地表现为极端利己主义、消费主义和拜物教等不良价值取向，给道德治理带来了巨大难题。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市场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是对市场经济价值观的扬弃，更加彰显人自身价值的全面提升。
人民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取向。它把个人正当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结合起来“合理的个人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原则是人民功利主义的核心内容”，抑制了市场经济价值取向中的极端利己观念和逐利行为，发扬了服务社会、利于人民的价值取向。这样既肯定了个人合理利益的客观性、正当性，又以人民的最大幸福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价值准绳，克服了狭隘的个人功利主义，实现了个人正当利益与人民利益至上性的完美统一，避免了西方“经济人”和传统“道德人”的伦理困境，使经济人道德化、道德人经济化，促成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统一，为人们得以自由全面地发展提供了价值路径。
“三个有利于”是人民功利主义的具体价值标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三个有利于”是检验一切经济行为的价值标准。不同于传统道义论只重动机而轻效果，也不同于西方功利主义只重效果而轻动机的评价标准“三个有利于”是在综合考虑动机与效果的前提下，突出了效果的重要意义。为人民谋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三个有利于”的人民功利主义取向的深刻内涵。总之，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
（三）社会权力道德的价值取向
“公民社会权力是指在社会关系中，民间组织和各种诸个人集合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与国家权力的政府主体不同，社会权力的主体是各种民间组织以及各种个人集合体，其既具有公共性也含有私有的成分。社会权力有组织与群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是为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根据共同的价值理念所形成的社会正能量。群体型社会权力是为了某一共同目的而临时聚众形成的群体性力量，其价值取向具有不确定性。非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是为了贪婪的私欲或错误的正义观念而形成的社会恶势力，如恐怖势力、黑社会势力等，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社会权力的双重属性，需要我们客观辩证地对待，不能因噎废食。加强对正义性、组织型社会权力的培养，对群体性社会权力的规范，对非正义性社会权力的遏止，才是现代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事实上，由于特殊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社会权力在我国的存在与发展并不乐观。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王权至上、人民无权，国家权力绝对支配着社会权力，社会权力附庸于国家。近代中国，国家权力欠缺合法性基础并一直受到外部挑战，无暇或无能顾及社会权力的兴起，使其成为国家权力的对抗性力量。现代中国建立在人民广泛同意的正当性基础上，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人民成为国家组建的各种组织中的一员，沦为“单位人”，社会权力完全被国家权力所涵盖，基本上只是国家权力的社会延伸。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权力从未起到保护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积极作用，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长期处于附庸或对立的状态，未能形成良性互动的共治局面。
由于社会权力本身的双重性和受历史传统的惯性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社会权力的接纳也经历了一个从控制到引导再到全面认可的过程。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文化多元的和谐社会的逐步形成，社会权力的发展迎来了春天。在全面推M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当下，民间组织作为社会权力的主体得以成为治理结构中的中间环节，成为国家与公民沟通的纽带，为国家、社会、公民的合作共治提供了条件。
当代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到道德治理的过程之中，需要树立正确的社会权力道德的价值取向，才能够发挥强大的道德整合功能。“民间组织道德整合所体现出的公共精神和志愿精神对其他社会成员来说具有强烈的道德示范作用”，而且“推进人道与公正、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政府善治、增强社会核心竞争力是民间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的伦理价值诉求”，必须重视民间组织的道德治理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组织已步入正轨，救助弱势群体、保护生态环境、培育公民道德、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创造社会资本等，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全面推进。由此可以看出，民间组织在行使社会权力的过程当中始终坚持着正当性、合法性、公益性的价值取向。
社会权力道德的正当性价值取向就是要求社会权力必须维护和实现公民权利，推进人民的善治理想。善治是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建立国家与社会、公民的新型合作关系，使国家权力社会化，实现还政于民的治理过程。公民自愿合作、认同政府权威是善治的现实基础。“善治有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等十个基本要素。”民间组织既监督国家权力的有效实施，又推动政府治理转型，参与民主政治进程，为民请愿，催化政府形成和实现善治的各项要素，维护公民权利，制约权力扩张，扩大公民参与和培育公民美德，把正义性的价值取向贯穿至社会权力运行活动的全过程之中。
社会权力道德的合法性价值取向意味着民间组织的活动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推动良法的制定。良法是经过正当程序形成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民间组织往往能够代表一定范围内的群众意志，为了在法律制定和政治决策中体现群众意见，社会权力的积极参与可以保证社会公意的进入从而做出良好的决策。在中国当下，法律法规是民主产生并旨在保护公民权利的，体现了人民意志，社会权力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因此，社会权力的目的、手段、程序等都必须合法，这是社会权力应有的德性内涵。
社会权力道德的公益性价值取向要求民间组织必须有利于公共利益，保护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威胁、不被私利侵吞。民间组织具有相对独立自治的特性，但并不是在价值取向上可以毫无规制。尤其是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应该以倡导和实现人道与公正、提升公民素养、增强社会竞争力为基本价值取向，从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构建和谐的伦理秩序。在社会公益领域，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时而出现失灵的尴尬，政府以强制求公益而缺乏自觉自愿性、市场以私益激励产生客观公益而易被私利异化，都有造成公益的低质低效的风险。相反，秉持公益价值取向的民间组织具有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公益特性，能够高扬自主自助的志愿精神，提高社会公益的服务效率和质量。民间组织运转的基础应是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而不是权力或私利的驱动。在公益实践中，民间组织通过践行公益价值观，不断创造出社会信任、公民合作、优良的社会关系等社会道德资源，提高了公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和社会诚信水平，增强了社会自治的核心能力。
三、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实施路径
党的十提出和强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的战略任务。这就为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目标指明了方向。社会道德治理通过调节道德评价、整顿价值规范、治理道德失范等途径以实现善治的和谐社会。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全面推进，利益格局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西潮”冲击、价值中立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都挑战着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实施。社会道德治理必须营造善良社会环境、引导市场伦理、发挥社会权力德性，才是引导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的有效途径。
（一）营造善良社会环境，引领社会公德发展
“如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需要良好的治理一样，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道德人心领域也需要良好的治理，这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引领着社会道德的发展，促进善良的社会环境的形成。但是，由于受传统落后思想的束缚、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以及道德治理乏力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我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仍要面临着许多问题，如道德信念淡化、社会诚信丧失、道德冷漠、人们内心秩序紊乱等等。因此，需要多措并举地营造出善良的社会环境，引领社会公德良性发展。
古代中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主要以舆论、内省和习惯等为评价方式，通过树立各种名教观念，借助各种赏罚利诱手段，从而实现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统治。这种社会道德治理方式造就出了臣民意识，对中国影响深远，使得臣民意识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存于“庶人”的头脑之中，制约着社会主义道德主体的健康发展。即便是当代中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也存在脱离实际的现象，如惯于自上而下的舆论宣传和空洞说教、注重推崇理想道德、强调义务本位等，大大削弱了社会道德治理的实效。因此，应该扬弃传统社会道德治理观念，在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基础上，把整体本位道德原则与个体取向道德原则相融合，探索出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新型道德治理路径。
我们要融合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发展，多维度地治理社会道德问题，关注道德主体间的利益均衡，建立健全规避道德风险尤其是道德突出问题领域的法律法规，以形成道德体系的法律支持；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善恶观念的道德正反教育，做到知行合一；改良传统的风俗习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营造出公序良俗环境；充分发挥政府的道德职能，构建道德秩序，缓解道德危机，推进道德变革，健全道德赏罚奖惩机制。总之，社会道德治理要引导全体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确立客观公正的道德评价标准。
（二）规范市场伦理机制，践行人民功利主义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最根本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这种变化相应地伴随着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个人利益得到前所未有的承认和一定程度上的鼓励，进而触动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此，在经济伦理领域出现了“爬坡论”“滑坡论”“道德代价论”等争论。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出现了诸如更加重视个人而忽视他人、利益超越道德成为人的行为动机、传统美德淡化、有偿服务代替无私奉献、实现经济利益成为幸福和成功的重要尺度等现象。由于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人们的道德判断往往依据传统的价值标准，从而出现普遍的道德忧虑。经济发展不是道德退步的原因，也不是应付出的道德代价。利益结构的调整引发了新旧道德的冲突，表现为经济道德的危机。道德变迁是由旧有价值观念向新塑价值观念转型的过程，要分清新旧道德两种不同的道德危机。只要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观念就是合理的新道德。加速旧道德的转型，消除新道德危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体系是市场道德治理的基本价值目标。
市场道德规范与其他社会道德规范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它们不能相互评判或侵入他方领域，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交换化、金钱化的泛市场行为进入社会生活就会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极端扭曲的价值取向出现。党的十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就是针对泛市场行为的道德治理。积极引导市场伦理机制建设，纠正不端道德行为，倡导践行人民功利主义是集体主义价值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客观反映。
市场伦理机制建设必须按照利群、互利、利他的人民功利主义的市场道德原则进行。利群原则就是指经济发展要有利于全体人民，维护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这就要求经济发展做到效益结合速度、效率兼顾公平、局部和目前服从整体与长远，所有经济决策和市场规范行为都要基于此才具有伦理合法性。互利是对市场伦理运行机制的要求，通过正当手段使个人利益与他人或社会利益得到共同增进，在必要时放弃个人利益以图社会利益的发展。互利是低层次的集体主义，不同于大公无私的高层次集体主义，互利是兼顾集体与个人利益。利他是对市场交往伦理机制的规范，表现为无私奉献和先公后私两个层次。为了最大限度地增进全体成员利益而做出必要的牺牲，是人民功利主义利他精神的价值体现。将人民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契合到市场伦理机制的建设当中，是治理经济道德危机的根本之策。
（三）合理发展民间组织，发挥道德治理功能
民间组织是社会权力的主体，作为社会道德治理力量发挥着社会自治的功能，也承接了部分政府转移的职能而具有一定的社会管理权力。我国的民间组织的产生具有深厚的社会根源。慈善传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影响着现代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了社会活动空间，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活动场域，政府体制改革向服务性职能倾斜，使得民间组织的社会能力得以扩大，中产阶层的形成充实了民间组织的人力资源等等，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现代民间组织在我国的兴起。民间组织具有市场和政府无法代替的作用，它能在某些场域很好地弥补市场或政府调控的失灵。尤其是在社会公共事业领域，民间组织提供的无偿公共服务更具时效性和针对性。
第2篇：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
【关键词】文化传承 居住区 环境设计 植物利用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4C-0160-03
在“互联网+”模式推动全民信息化时代，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以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基础的人文素养的培育同样意义重大。人文素养对人的三观影响至关重要，是提高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塑造完整人格的基础。传承文化精髓，培育人文素养是一个漫长的自我积累、环境熏陶、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优秀民族文化对我们人文素养的培育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重视汲取中华民族人文资源中的精华，将其中的文化精华通过知识传授、自身实践和环境熏陶等综合传承途径，内化为个体的人格、气质和修养等稳定的内在品质，才能培养出具有中华民族独有的优良气质和家国情怀的一代又一代人。
居住区环境作为人们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及闲暇时间接触较多的公共空间，与人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从目前居住区环境建设的整体情况看，文化传承方面的功能还比较欠缺，有文化内涵的居住区凤毛麟角。因此，在居住区环境设计中如何对我们自身文化反思继承、对异质文化的兼容并包以及以上述二者为基础的体现时展要求的文化创新，使居住者得到一个能带来幸福感，精神有所寄托，进而在人文素养方面得到潜移默化提升的家园，而不仅仅是一个休息落脚地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
一、植物在居住区环境设计中的重要性
居住区园林植物不但具有美化环境、吸附有害气体、降低噪音的功能，从文化心理学角度看，搭配适宜的园林景观可以令人赏心悦目、怡情养性。诗情画意的居住环境给人以美学的熏陶，所谓春赏杨柳夏赏荷，秋观落叶冬看雪。下了班，看到家园中的花草树木，或正在生长着的生机勃勃的嫩芽；或正盛开的姹紫嫣红的花朵；或正结着形状各异、五颜六色的果实；这些绿色的生命都会让人充满喜爱之情，使人们放松工作一天紧张、疲惫的精神，减缓了焦虑、暴躁的心绪，把人们从电脑桌前、麻将桌前吸引到居住区庭院中来，在美景中与家人或邻里愉快交流……长久来说有利于人们产生亲近自然、热爱自然的情怀，有利于产生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有利于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所以居住区绿地中植物的设计对和谐文明社会的建设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
二、目前居住区绿地植物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文化内涵建设缺失或落后，难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从目前住宅区建设的整体情况看，普遍存在着小区文化建设滞后的问题。从植物利用角度来看，盲目引进所谓“高大上”造价不菲的日式盆景或热带植物，造成高成本、难养护的现状，而在我们唐诗宋词中被无数文人墨客赞美的具有中国传统意象之美的适应本土环境条件、养护成本较低的植物却没有被充分利用。面对不熟悉的没有家国乡愁情感赋予的外来植物，居民很难产生深层次的情感，从而对居民人文素养的影响之弱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园林设计缺乏意境之美，传统美学无以传承。目前很多居住区的绿化缺乏美感，确切说只是有树有草的绿化。因为不切实际的追求亚热带风情，种植了一定数量不适合本地环境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冻害、寒害、高温使得这些植物或顶缺叶残或奄奄一息，观赏效果可想而知。许多居住区园林设计中唯成本至高，建设了许多低品|，毫无意境之美、层次之美的园林设计。我们传统的婉约之美、含蓄之美正在难觅踪迹。欧陆风、北美风、东南亚风正侵蚀着我们传统的文化，如何传承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沉淀的珍贵文化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缺少可亲近的植物资源，难以满足精神需求。在居住区环境的几大要素中植物与人的关系最密切，植物是有生命的，有四季变化，有春华秋实，给人的感触是最深的。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可见人们对植物寄予了深厚的情感。但从绿地维护角度考虑，大多数绿地或不准进入或花木下全是灌木，这样就造成了只可远观不可近赏的现状，人们就少了和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特别是儿童就缺少了近距离观察植物发芽、开花、结实一系列神奇过程的学习机会，缺少了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而这样的学习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选择树种较单一，难以营造让人赏心悦目的美景及利用率高的交流场地。前几年居住区绿地植物选择追求新奇，引种一些热带植物，鸡蛋花、龙船花以及三角椰、云南苏铁等棕榈科类植物，遮阴效果差，长势差，遇低温成活率低，几年后很多植物因水土不服已不复存在，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这几年虽然避免了上述造景误区，但绝大多数小区存在如下问题：一是造景单一。在植物高矮层次、色彩、花期方面没有很好的搭配。中国美学讲究层次、讲究意境，丰富的植物搭配不但可以增加绿量，还可以营造内涵丰富的环境景观，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引导人们日臻完美。不管是早期的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神学家相信优雅的环境不是腐化我们，也并非颓废者的放纵之所，而是潜移默化地推动人们接近完美。二是陆地植物多，水生植物少。有水体的大多设计成喷泉。有些喷泉带有声光，耗电，且设施易坏，易被偷盗，增加物业管理成本，久而久之物业不再花钱维修管理，成了小区中最脏乱差的地方。三是常绿植物多，落叶植物少，季相单一，造成交流平台利用率不高。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邻里和睦，其乐融融。北京四合院为人们津津乐道，念念不忘，其实就是怀念邻里那种每日里互相问候，聊聊家长里短，互相关心一下，其乐融融的不孤单寂寞的感情。而这种远亲不如近邻情感的获得少不了良好的交流平台，夏有阴凉冬有暖阳的座椅、健身设施、休闲场地是愉快交流必不可少的平台，而这样的交流平台因没有防晒或冬天过于荫蔽寒冷，在很多居住区利用率不高。
三、基于文化传承需求满足居住区植物利用的建议
（一）重视植物的传情达意作用，多采用传统文化寓意深刻的植物。影响深远的《诗经》中借植物来比兴，或比兴意志坚强，或比兴相思情浓，或比兴兴旺福禄，或比兴忘忧解愁，或比兴祛除疾病，或比兴祭祀祈福，寄托传情达意的篇章数不胜数，唐诗宋词中利用植物抒情明志的佳作也数不胜数，多少年来一直为后来人赞美称颂，影响深远。采用文化寓意深刻的植物造景不但可以给人们带来秀丽景观与内在的精神意涵，还给我们以更多的审美享受、想象空间和人文熏陶。在居住区环境设计中，对我们传统的文化设计中不仅利用，还应加以引导欣赏，如制作与梅兰竹菊荷等相关的诗词或典故的木刻或石刻，置于居民经常游憩的绿地上或步道旁，让身处其中的居民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给儿童从小有一个仁义礼智信美的引导。
表1中所列植物大多数是本土植物，种植成本低，养护成本低，适合居住区绿化。
（二）搭建有利于居民交流的空间，营造邻里和睦的社区文化。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视亲情、友情，居住在现在的高楼大厦中人们多抱怨与亲人相聚甚远，与邻里关系冷漠，独生子女的时代愈发需要邻里间的问候关心，排遣孤单。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且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所以搭建这样一个交流的平_是非常必要的。居住区内的休闲绿地利用频率最高的是老人和幼儿，尤其是老人看护幼儿的组合。这些退休老人带着孙辈与其他老人互相交流，不能不说是一种天伦之乐。为他们提供交流、为幼儿提供玩耍的场所是非常必要的。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夏天天气炎热需要遮荫，冬季寒冷需要晒晒太阳，所以夏季遮阴效果好，冬季落叶的树种成了座椅、健身设施、游憩绿地上方的首选。北方可以种海棠、梨花、樱花、落叶松、银杏，南方黄葛榕、银杏、无患子、白玉兰、紫玉兰、石榴、丁香、樱花、木棉、铁冬青等会比较合适。
（三）营造中华民族优良美德的文化氛围，实现文化传承的功能。居住区景观设计中，以文化为底蕴，以文化为点，并以文化为终极目标的景观，将引发社会人群的心理共鸣，它也将引导现代生活方式向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乔、灌、藤、草本植物或与建筑与小品搭配，通过艺术手法，充分发挥其形体、线条、色彩等自然美进行创作，可以产生极富美感、高品质且实用的园林景观。如浪漫唯美的紫藤花架不但极富美感，可以遮荫，给人们一个静坐读书、玩耍嬉戏、沟通交流的空间。但植物造景在突出美观、实用的同时，也应注重优良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们行为引导的功能。通过植物造景的形式把中华民族优良的美德如爱国、明志、持节、知耻及仁义礼智信等相关的经典故事缩影为人们常见的形式，如绿雕塑或木雕、石雕等。商鞅的“立木为信”以及传统故事木兰从军、孔融让梨、程门立雪、崔枢还珠等都是很好的题材。
（四）种植可亲近的季相明显的植物，培养居民自然情怀和赤子之心。为了增强绿地的观赏效果和实用价值，对于所利用的植物要严格筛选。对于低矮的、有刺的有毒植物，尤其是花、果鲜艳的有毒种类不要在居住区的路旁、景观周围和儿童容易接触到的地方种植，以免对游人和儿童造成伤害。这类植物可以选择花坛、花池的中央等游人不能到达的位置种植。选择那些无毒无难闻气味、夏天枝叶繁茂遮阳效果好、冬天落叶季相丰富的树种如法桐、无患子、马褂木、银杏、木槿、紫薇等。梅花、桃花、腊梅、桂花、丁香、石榴树、木槿、紫薇、柳树等较低矮的花木树底下宜采用生态铺装（树底下如果全是灌木，人们无法靠近欣赏）。让人们特别是儿童，与家人一起看看桃红柳绿，叶落杏黄，从小感受四季的变迁，感悟生命的轮回，感受亲人陪伴，呵护关心，培养一种自然情怀、赤子之心，当是我们环境营造者的重要目标。
（五）利用水生植物营造美丽、灵动的水景，观水亲水，感悟人生。中国文化中水是万物之源，万物皆复归于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在道家学说里，水为至善至柔；水性绵绵密密，微则无声，巨则汹涌；与人无争却又容纳万物。水有滋养万物的德行，它使万物得到它的利益，而不与万物发生矛盾、冲突，人生之道，莫过于此。水的柔性、灵动可以让紧张一天的上班族放松心情，感悟人生真谛。水中鱼儿的游动让人感到一种自由、活力。老人小孩可以通过看鱼、喂鱼增添彼此交流的机会。春天水体中一群群的小蝌蚪可以让儿童欢欣雀跃，比起教科书上的图片，显然这些可爱的小东西更能吸引他们。观察蝌蚪一日日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是热爱大自然、探索大自然的良好开端。一起玩耍，一起探索，减少独生子女的孤独感，有利于他们身心的健康成长。
在文化气息浓郁环境的陶冶下，每个人的修养不断提高，道德、素质也会水涨船高，我们的社会才能变成一个文明和谐的、凝聚力强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才会越来越好。作为与人们关系最密切的居住区环境，对人们精神上的引导、修养的提高责无旁贷。因此，居住环境设计应传承我们的文化，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让人们对居住区有一种归属感，有家园的感觉，是今后居住区绿地设计的趋势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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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春.小议居住建筑中如何体现以人为本[J].时代报告，2014（7）
第3篇：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
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大力推进社区建设，是新时期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以及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一项系统工程。当前，我市城市社区建设已进入迅猛发展的快车道，发展势头喜人。但如何进一步借鉴社区建设中的新思路、新做法和新经验，真正建设好和谐社区，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尤其是社区建设中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建设和谐社区的关键一环。本办参与“和谐社区”主题调研课题，目的就在于协助调研组及时掌握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新的思路，并写出调研报告，为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二、参与调研内容
（一）社区的基本情况
（二）对近几年来开展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评估
（三）当前社区治安综合治理情况
（1）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组织体系
社区治安防范组织情况。社区有哪些治安防范组织，各类组织的人数、人员待遇、经费来源情况；
各类治安防范组织如何开展治安防范；
社区警务情况。
（2）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方式
创建平安社区的情况；
有效组织开展群防群治的情况；
社区法制宣传教育的形式、内容。
（3）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内容
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情况；
吸毒人员管理教育情况；
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监视居住人员的管理安置情况；
对组织的防治、打击情况；
帮教组织设立情况；
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情况；
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出租房屋管理等情况进行调查摸底。
（四）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经验
（五）目前社区治安综合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六）对今后加强城市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三、参与调研方式
在调研组的统一调度和计划安排下展开调研。总的要求，调查面要广；挖掘资料要深；掌握的数据、经验、主要问题要实；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新。
1、深入群众、街道了解情况；
2、召开有关基层机构部门负责人座谈会；
第4篇：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
[关键词] 城市社区 治理模式 创新路径
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内涵
1.社区治理的内涵
社区治理是指以社区地域为基础,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它体现为社区范围内的不同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正如美国政治学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说“社区治理通过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可以对某些公共资源系统成功地实现适度的开发与调适。它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成为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
2.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内涵
所谓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就是一个改革过程,就是对社区管理公共事务的理念、方式、体制、制度等等进行重新设计和运行的过程。在社区的治理模式框架中,所有的内容发生了变更,都可以称之为治理模式创新。如果我们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考察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则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可被定义为:引入新的治理因素或对原治理模式进行重构。
二、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框架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服务的供给与运行及社会稳定与发展,更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的关系调整。正如上文所说,社区治理中的任何要素发生了变动,都可以称之为革新。因此,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就是一个系统,是多维度的集合,其涵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根据治理要素的内容,笔者构建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框架,认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应该涵括治理目标的创新、治理理念的创新、治理主体的创新、治理结构的创新、治理方式的创新和治理过程的创新等若干层面的创新。
三、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
正如上文所说,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是一个多维的架构,这个多维的架构,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选择路径。
1.城市社区治理目标创新:构建社区善治的导航目标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需要正确的目标引导。正确的目标,使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有了方向,有了航标。笔者认为,我国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走向,应该是通过创新,实现良好的治理。因此,善治是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那么何谓社区善治?所谓社区善治,就是长效的、良好的社区治理的治理。它是使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区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城市社区善治的目标和测量指标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基本要素:第一,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第二,透明性,即社区信息的公开性。第三,责任性,即与某一特定职位和机构相连的职责及相应的义务。第四,法治,即所有人都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五,回应,即公共机构和管理人员要对社区居民的要求做出反应。第六,有效,即管理的效率。善治实际上是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政府与社区或者说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善治有赖于社区居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是善政,而不会有善治。城市社区的良好治理涉及社区经济、环境、资源利用、居民意识、民主管理、生活质量等的综合平衡发展。
2.城市社区治理理念创新:树立参与、和谐、服务的治理理念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首先要从理念或价值层面上入手,社区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参与、和谐、服务。也就是说,通过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努力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共同享受创造的成果。社区治理理念是对社区治理活动合规律性和合价值性的认知定势和认知运行模式的总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思维模式,这就决定了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其创新是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先声和基点。城市社区应以新的治理理念为指导,进行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
(1)社区治理的参与理念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理念之一,是变革传统的基层管理理念,强调社区成员的治理参与性。所谓社区成员的治理参与性,是指社区各类成员要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制定决策中去,以不同身份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并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承担了安排者、生产者、监督者等不同的职能。社区发展的各项规划、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等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
社区治理参与理念的树立,需要社区居民公民意识的建立,需要不断地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逐步培育“参与共享、互助共进”的理念,提升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行为。因为能否有效地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是否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成熟的社区理念。社区公民参与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培育需要适宜的生长空间和土壤,因而,政府一方面要抛弃管制和包办的做法;另一方面,要提供更多政府与公民合作、沟通的平台。
(2)社区治理的和谐理念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是实现社区善治,通过社区善治,使得社区和社区内成员都得到壮大和发展。为此,建设和谐社区是善治目标下的应有之义。所谓和谐社区是指基于法律框架和道德约束,以人为中心的人、自然与社区的协调统一。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奉献爱心是和谐社区的精神理念。也就是说,创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将建设政通人和、经济繁荣、居民生活幸福、社区功能不断完善的社区,一个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发展、充分实现社会正义的社区,一个人与自然平等发展、和谐统一的社区。
(3)社区治理的服务理念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永恒主题和生命力所在。社区治理模式无论如何变革,强化社区服务都是核心的理念。社区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使社区内的所有成员都能得到全面发展,而这种全面发展的实现,则有赖于完善的、良好的社区服务。社区的所有工作都应当围绕社区居民的需求来开展。因此,我们应当变革原有的“小社区服务”理念,树立“大社区服务”的理念,看到社区服务已经不仅仅是福利性质的扶贫帮困和志愿服务,它还涉及到社会保障、基层政务、公共服务、社会工作、第三产业、互惠交换等领域,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综合服务体系。
3.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创新: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主体
传统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治理主体单一,这会造成权威统治。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则使治理过程民主化,使治理决策科学化,治理结果合理化。Hayek说:“我们每个人在做自己要做的事的时候,彼此产生了协调,这种自发式的协调所产生的秩序,足以证明自由有利于这种个人行为,可称之为自由的行为,因为它不是上司或公共权威所决定的。个人所需服从的,是法治之下的法律,这种法律应是无私的普遍的有效的。” 所以培育社区非营利组织,提高居民的组织化、社区化程度,构建多中心秩序,无疑将是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社区本是多元主体的聚合体,因此社区主体多元化是社区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趋势下,除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部门和社区居民都可以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不同主体在对社区事务的管理中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相互合作,共同为社区建设出力。
多元主体治理模式下,所有社区利益相关者都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即与社区需求和满足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关联的个人和组织的总称,包括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社会中介组织、驻社区单位、居民等。他们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社区参与者之间进行适度分权,不通的社区参与者被授权拥有与其角色相对应的社区决策权、管理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合作关系被强化,凭借合作网络实现各个主体间的协调和沟通,实现治理机制与治理理念的转变。
4.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创新:构建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
所谓社区合作共治,是指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以伙伴关系为基础,在治理中相互关怀、相互协调、相互交换资源并通过合作而达到社区治理目标的治理架构。
在合作共治的治理架构中,各治理主体的“平等性”被强调,治理主体因面对需要解决的社区发展共同问题、社区公共事务这―共同客体而相互需要,由若干个“我”构成为“大我”、“我们”,构成为共同体、共同主体的内容。合作共治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在于正确处理好互为治理主体的主体间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是治理主体间如何相互协调并达成目标的一致性,寻找达成目标一致性的路径。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网络化联系、价值认同、对资源的相互依赖性、对治理规则的认定是维系多中心治理的基础。
其次,社区共治是互惠基础上的合作。社区共治是借助科层制、市场机制、合作机制、组织间网络、自组织制等混合机制,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这种共同治理的实质在于互惠基础上合作关系的建立。互惠规范的确立,有利于建立多元主体之间的伙伴关系,才能使合作得以持续发展。
再次,社区共治是权力与权利的结合。社区共治是公共权力的分散化与公民权利的民主化为基础,实现了权力与权利的结合。社区居民有权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特别是随着社区居民民利意识的增长,权利的诉求逐渐转变为一种对社区发展治理权力的追求,要求参与到公共权力体系中,实现对社区事务的治理。
5.城市社区治理方式创新:向自治化、制度化、综合化治理演进
(1)社区自治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下,必然要求采取“自治”的治理方式。自治型社区治理方式,需要服务型政府的出现。政府管理理论认为,社区的治理结构取决于政府的主导:一个管理型的政府,其基层管理也必然是管理型的;而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其基层管理也将是自治型的。所以在当前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公共服务型政府,收缩政府管理战线,避免把社会事务管得过严,理得过宽,统得过死,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积极促进社会力量的壮大,促进公民社会的实现。
(2)制度化的专业治理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传统的社区治理方式,由于一些制度性的缺陷,使社区日常事务管理,很多主要是依靠经验进行。这种依靠经验的非制度化管理,使社区活力受到抑制,难以有更大的发展。随着新的治理模式的创新出现,必然要求经验式治理方式向制度化治理方式演进,新型的专业化治理要求应运而生。专业化的发展要求社区治理的技术化、制度化和专门化,特别是在社区服务的提供上,需要专门的技术型、知识型人才,单单依靠社区自身可能满足不了对这些人才的需求,外聘职业经理人实现对城市社区的专业化治理正逐步成为一些发达地区社区的选择。
(3)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方向
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的治理是执政党一元化的单向治理,社区居民与其管理者之间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在文化上表现为大众行为的趋同性和意识形态教条化。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社区各类问题(流动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康乐问题等等)的产生,催生着城市社区治理向多层次、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在居民自治的基层民主治理试验之外,社区多种多样的中介组织、自治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等都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关心公共事务、参加公益活动、参与决策、对社区建设进行监督评估等,使社区治理向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演变。
6.城市社区治理过程创新:由行政控制向民主协商演变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在传统的“两级政府,三级控制”的治理模式下,社区治理过程通常表现为行政控制,公安、民政、疾病预防、消防、交通、计划生育等政府部门对社区治理进行渗透,它们根据自己的权力、职责在社区建设中找到参与的切入点和落脚点。而创新的社区治理方式,要求治理过程向民主协商演变。这是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架构的共治性向吻合的。社区共治架构下,多元的治理主体间既不可能是行政命令机制,也不可能是市场交换机制,而应该是多方协商机制,并通过制度使协商机制规范化、定期化和有效化。治理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有关各方达成共识,而达成共识,必须依赖于良好的沟通与协调。一方面,参与治理的各个主体之间需要进行沟通协调;另一面,在治理主体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也要进行有效分的沟通协商。社区事务的多方协商,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实现,比如通过定期召开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咨询会和议事会等形式,对涉及具有社会性、公益性、群众性的社区事务进行议事协商、协调联络、监督评议,充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力,规范社区成员参与共同治理的议事规则、工作制度,逐步形成合法、合适的社区民主组织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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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
[关键词]社会合作治理；基层政府；社会组织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时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必须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尤其要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在基层的治理实践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已经开始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合作，社会合作治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结构已初见端倪。要实现二者合作治理的常态化、规范化、科学化，有赖于诸种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健全。
一、社会组织发展机制
社会组织作为独立的合作治理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无疑与社会运行机制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更为重要的还是社会组织夯实基础，以适应社区发展的需求。
（一）建立多元筹资机制
地位独立的重要基础是经济的独立，为此，必须有效解决资金不足这个制约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最大瓶颈。政府虽然已经开始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助，但政府投入毕竟有限，最根本的途径是大力拓展筹资渠道，聚合社会资源，争取各种形式的社会资助，形成多元的筹资机制。例如香港的社区民间组织，其丰富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使其成为支撑香港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除了政府资助这一重要资金来源外，香港的社区民间组织的收入也包括大型基金会的资助、民间人士的捐献和自身的有偿收入、据分析，在民间组织的经济收入构成中，政府资助达65%，非政府基金资助及市民捐献占14%，收费和其他收入点占21%。香港经验充分表明了多元筹资机制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性。为此，首先应当适度放宽其从事经济活动的限制，允许并鼓励社会组织开展与自身业务相关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合法经营性活动，维持自身运转，做到自食其力。
（二）完善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包括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完善理事会这一内部治理机制，使理事会成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队伍建设对未来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譬如在香港，社会工作者已经成为香港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目前全港1.3万注册社工拥有完善的工作机构和完备的法制环境，社工一般都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专业的知识，并获得有效的社会认可。相比而言，内地的社工专业性不够，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不强。借鉴香港的社工管理经验，应当加大培养人才、引进人才的力度，实现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二、社区整合机制
社区合作治理是社区内各种组织、机构及社区居民全体相互作用、合力行为的持续过程，是社区内各种群体、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在经过充分表达，经由动态博弈后的协调与均衡。其推动者是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但其参与者必定是全体社区民众，无论富裕阶层还是弱势群体，无论本地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失去了这种“广泛性”和“多元性”，合作治理就失去了民众基础。而当前面临的一个关键恰恰就是社区民众基础过于脆弱，群体关系纽带过于松散。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当担负起“联系”与“整合”的功能，编织、连结合作治理所急需的社群网络和阶层关系纽带。为此，要积极适应民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策划、开发高质量、有市场，社区居民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社区活动，提供丰富多样、生动活泼的经济、政治、文化产品和服务。
三、平等协商机制
社会合作治理在本质上是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在社区公共领域内经过博弈、协调后形成的一种新型治理结构。它需要的不是政府的控制或强制，而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博弈、协调与主动精神。“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平等协商机制是合作治理的基石。
（一）畅通诉求渠道，扩大居民参与
真正使社会组织成为社区居民提供互助、自治的组织方式和参与公共决策、参与社区发展的渠道，提高居民参与公共决策和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培养民主的生活方式。 因此，基层政府有必要建立健全居民利益表达与诉求机制，重视民意调查。社会组织应当从办公室“走出去”，广泛联系居民、采集信息，及时听取居民意见，准确掌握居民需求。同时，要重视民意反馈，对居民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自身能解决的尽力解决，不能处理的则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敦促其解决。
（二）积极参政议政，影响公共决策
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已经逐渐显示出其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力，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社会组织勇敢担负起了促使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职责，甚至开始影响公共决策。2005年夏季，“地球村”为促进节约能源发起了呼吁使用空调时室内温度不超过摄氏26度的活动，更是直接促使了中央政府部门建设“节约型社会”政策的出台，社会组织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社区层面，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决策的实践也在推进。譬如，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社区就有一个真正能够代表社区各阶层利益的社区共治平台――五里桥社区委员会。其人员构成来自社区各阶层、各方面，包括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单位和两新组织代表、居委会代表、残疾人士代表和刑释解教人员代表等。委员会设立了决策监督、民意反馈、绩效评估、促进和谐、政风评议5个专委会，其中的决策监督专委会，根据规定可以列席街道党工委会议和街道党政联席会议，对涉及社区重大事项的决策和执行有建议和监督等权利。
参考文献
[1]叶艇：《香港的社区民间组织》，载《社会工作》2008.11。
[2]【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华夏风译，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第6篇：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
一、指导思想
开展宣传活动，营造良好氛围，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加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重大意义，进一步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积极性，推动各项工作深入开展，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群众基础。
二、领导组织
成立镇平安建设集中宣传活动领导小组，由镇长任组长，副镇长任副组长，镇综治办，安监站各成员、各村（社区）、镇直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镇综治办，综治办主任舒展炎任办公室主任。
三、宣传重点
（一）深入宣传中央、省、市、县政法工作精神和省市县对新时期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提出的任务和要求。
（二）深入宣传我镇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和“平安”建设部署，包括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处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校园周边环境治理、流动人口管理等；宣传落实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新经验、新做法和各项典型；宣传我镇近年来在开展社会重点整治活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等个方面的成果。
（三）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加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青少年等重点人群的法制宣传教育，不断增强他们法治意识和法制观念。宣传各级关于加强普法教育的部署和要求，宣传“五五普法”中学法、守法、用法的典型、宣传治安防范知识、交通法规和防火等知识，以弘扬法治精神，推动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四）广泛宣传国务院颁布的《条例》的有关内容，教育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特别是宣传我镇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工作机制和工作程序，积极化解矛盾。
（五）深入宣传活动的各种危害，引导群众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参与反工作。
四、宣传形式
结合实际，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和宣传工具，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1、各村（社区）要开辟平安建设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宣传专栏专版；
2、在交通要道、集镇和村（社区）宣传栏等显要位置张贴、悬挂固定宣传标语；
3、制作发放宣传资料、开展法律咨询服务等活动。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准备。各村（社区）、镇直部门要精心策划，制定周密方案，明确专人负责，确保宣传活动扎实开展。在宣传形式上求创新，在整合力量上求突破，在宣传效果上下功夫，确保宣传活动取得实效。
第7篇：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
【关键词】 集体合作 社区 协作治理
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基层社区如何实行优化治理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传统的居民委员会模式碰到了各种困难和难题，尤其是如何最大程度发挥社区居民的参与和贡献成为重点。那么，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实现所有社区居民共同治理的最大化呢？这就要求我们要寻找一种新的集体合作方式。集体合作是完成协作治理的关键环节。无论什么时代的公共治理，要想实现一种最大化和最优化的目标，就必须在与治理密切相关的主体客体关系上达到一种和谐共赢的状态。只有主客体对象的融合与合力才能确保治理方案的有效实施以及各种要素的力量的最大化发挥。集体合作正是这样的关系。
集体合作是通往协作治理的必经之途。集体合作能够在公共协商获取了充分信息、问题磋商、议题商订和方案抉择之后予以展开。集体合作是决策执行环节的重要条件。即使经过多重反复商议的决策如果没有公众的集体合作仍然不能够保证它按照公共的利益要求来执行下去。集体合作包含了社区中的公民、责任委托的代议者和专业服务人员，必须是多重力量的互相支持和互相取长补短才能取得成功。集体合作不是抽象的概念争论，而是具体项目的执行，所以集体合作表现为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项目，在这些项目中相关团体提供各种条件支持，帮助政策项目的顺利执行。集体合作常常是在微观层次的社区中展开，它切近每个公民，成为公民认知政治民主性与合法性，体验政治价值的直观经验。集体合作也是对公民认识能力和参与政治能力水平的检验，不具备良好参与能力的人也不具有合作能力，反过来，没有较好合作能力的人也不具有较好的政治参与能力。如果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地方和社区的民主水平显然需要大力提高。
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的集体合作包括专业化合作、民主化合作、社区化合作几种方式。几种方式分别从不同角度要求集体中的成员根据不同标准来合作执行政策项目。所谓专业化合作是指根据社区项目的特殊要求，大力吸收专业人才提供专业。这些专业人才扮演着提供帮助者角色。专业化合作试图改变专业知识人员和社区公众之间隔离的关系，改变专业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垄断者角色，向广大公众提供在地的、平等的、专业的服务。专业人才在协作治理中不再成为知识技术的专制者，而是将知识技术努力普及，帮助普通公民接受和学习新的知识技术，共同进行社区的专业性治理工作。专业化合作要求专业人员走出狭窄的专业性机构，将自己的技术特长和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和社区公民一起致力于良好的和谐社区建设的工作。专业技术的开放直接带动了社区公民治理能力的提高，社区公民不再完全依赖于专业人员的工作，而是通过自己的学习逐渐学会在有限的领域内自我治理、自我服务。专业化合作包括社区医疗、教育、卫生、环境保护、安全、经济等方面，专业化合作的全方位展开还能够带动社区的文化整合，有效地专业服务直接推进社区间的互相支持、互相了解，从而形成一种互相依赖的地区亚文化。专业化合作也能够创造出一种自我治理、自力更生的独立的亚文化，促进社区公民之间的认同和融合。
第8篇：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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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
2011年，在铜官山撤销街道办刚一年时，《决策》杂志曾以特别策划《去留街道办》予以关注。三年后，本刊记者再访铜官山，一开始想以社区减负的角度透视其社区体制改革，但随着采访的深入，发现铜官山已经跳出社区，在社区之外的诸多领域展开了创新。
改革四年以来，铜官山人不断试错前进，点滴进步，点滴积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解决一个问题，巩固一项机制，转变一种观念。不断的改革和优化终于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系统，而社区减负也成为其一系列改革红利之一。
8月底，当记者来到铜陵市铜官山区阳光社区时，书记周云正在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与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座谈。社区干部能腾出时间了解社情民意，而不再疲于应付条块下派的任务，源于一场始于今年5月份的旨在减轻社区负担的“三减一加强”专项行动。
9月初，民政部社区建设司专家组成员宋庆华，再次来到铜官山，与社区办工作人员一起商讨“参与式治理”具体项目的实施。
无论是上一级政府主动为社区减负增效，还是向下的旨在培育社会力量的参与式治理，都指向一个主题――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的深化。
相对于四年前撤销街道办引发的外界集中关注，今天铜陵市推进的“三减一加强”和铜官山区的“参与式治理”虽不那么具有眼球效应，却极具深远意义和可持续价值，在这个缜密的改革路径设计中，两者互为推动，公共管理职能的实现和社区自治，当然还有社区减负，成为其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
作为顶层再设计
的“三减一加强”
铜官山改革不同于其他地方之处是社区改革在整个政府治理体系改革中产生了撬动效应。
“社区综合体制改革是整个城区社会管理的创新，不光社区在改，社区改的同时政府也在改。这是一个系统，社区变了，政府运行方式也要变，职能部门的工作方式也要转变，如果你不转变，仍旧以过去管街道的方式去管社区，只会把社区变回街道。”铜官山区政协副主席、区政府办主任都斌告诉《决策》。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今年5月份，铜陵市开展了“减牌子、减考核、减事务、加强社区党工委”的“三减一加强”专项行动。
据了解，铜官山一个社区之前平均承担280多个事项，挂牌60多个。减负之后，事务减了将近一半，牌子只挂“社区党工委”、“居委会”和“社区公共服务中心”三块，考核只剩“社区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和“文明创建考核”两项，社区负担大幅减轻。
“三减一加强很通俗很实在，说起来上升不到模式和理论的高度，但它是社会治理体系的再造、完善和细化，是一个顶层再设计。退出去的公共服务职能势必要购买服务，或减掉形式化的东西，倒逼政府转变职能。唯此，减负才能真正的走出反弹。”区委书记昌红梅说。
为防止减负反弹，铜官山正在开展政府职能部门公共服务的改革，目的是整合、融合部门的公共服务与社区的公共服务。
在昌红梅看来，社区工作最核心的是提升服务，公共服务基本到位，做到不欠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拓宽公共服务的面，均等化公共服务比单纯强调自治要重要得多，而且政府资源下沉客观上也推动了社区自治和社会力量的发展。”昌红梅说。
作为社区负责人，周云的观点与昌红梅不谋而合：“社区治理并不是去行政化，而是提升服务，去行政化不是目的，很多部门进社区的工作也是为居民服务，两者不矛盾。以前社区就几万块钱经费，几个人在那里忙活，现在经费几十万，几十个社区工作者，服务老百姓的能力大大加强，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治并非两张皮。”
4年前，铜官山撤销街道办引发了“社区再行政化”与社区自治关系的质疑，今天在铜官山这显然已经是一个没有多大讨论价值的话题了。
在铜官山区领导看来，改革最大的红利不是社区减了多少负和社区资源增加了多少，而是人观念的转变和社区干部工作方式、工作能力的提升。
“之前我在街道任副主任，虽然也跟老百姓打交道，但更多是把社区干部叫来，把事情分派下去，是被动的。现在到社区，方方面面的改革和变化逼着你学习和思考，个人收获很大。”周云告诉记者。
天井湖是铜官山18个社区里唯一一个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不是一肩挑的社区，这源于社区书记高鹏的建议。“我刚来时就建议不搞一肩挑，为的就是让政府的意志和职能与社区自治之间相对有个空间。比如居委会想成立什么组织，做什么事情，由居委会主任跟我说，党工委开会讨论再向上申请汇报，应该是这么一种关系。”高鹏说。
采访期间，给记者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社区干部的视野早已超出“减负”，开始思考更深一层的东西了。
参与式治理的潜移默化
3月11日上午，在铜官山区政府的一间会议室内，社区干部和专家展开了一场经验与理论的对话，来自5个社区的主要负责人与北京参与行动服务中心的专家就社区综合体制改革进行了激烈讨论。
随后的几天里，社区干部陪同专家组成员走访调研社区，每场调研结束，双方都就具体议题展开座谈。几天磨合下来，一个集改革经验和专家智慧二者精华的参与式治理项目正式启动。这场对话源自铜官山对另一个对话的重视。
“在实际工作中，社区工作者有个困惑，我们政府在上面使劲喊，居民和社会组织却不知道怎么做或者兴趣不大，不能有效互动。”铜官山区民政局局长姚学明告诉记者。
在都斌看来，“参与”是社区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和前提”，参与不光是居民和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治理中来，政府也参与到社会力量的成长中去，互相不断磨合，同时各取所长、所需。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参与式的理念、规则和机制逐渐形成，并扎根到社区工作和政府的运行方式中。
参与式治理的第一阶段是参与式治理能力的培训，培训对象有区政府工作人员、社区负责人和社区工作者，有的社区还邀请社会组织负责人和部分居民参加。
“它不是手把手教你怎么治理社区，更多的教给你一些理念和工具。让你怎么跟居民沟通，怎么组织开展活动，怎么开会。以前讨论一件事情，是我们在上面，他们在下面坐着，现在是大家围成一个圈，让每个人都讲话。”铜冠山区社区办工作人员周若琼介绍说。
这场培训也“颠覆”了高鹏的一些工作理念和方法。“完全不一样，过去我们一般是把方案制定好，然后喊大家来讨论，提修改意见，现在是‘你们想怎么搞’，然后头脑风暴，在对话、争论和妥协中达成决策。”高鹏感慨地说到。
在天井湖社区居委会主任潘美香看来，培训最大的价值在于教居民怎么自治。“这些自治工具和议事规则看似细微末节，其实很关键。说白了，就是教你怎么民主怎么集中。我们的理念也变了，每个人都是重要的，你的发言都是有价值的。”潘美香说。
培训的价值固然不容低估，最丰富的治理创新永远在课堂之外。采访期间，天井湖社区参与式的纠纷调解和自治拆迁给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每遇到纠纷，社区先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召集到一起，再邀请律师、法官和相关专家等专业人士，有时候还邀请记者过来。“什么事情都摆在桌面上说，有专业人士的意见，有媒体的监督，结果大家都很满意。很多事情让居民自己参与进来，不管结果怎么样，他心服口服，更重要的是有了参与感。”潘美香说。
天井湖有个老旧小区还不到拆迁的标准，但居民要求拆迁的意愿强烈。为此，社区组织居民选了5个人成立自管小组，由他们和政府谈判，规划、国土等部门过来测算后，详细解释拆迁标准和政策，然后由自管小组向居民解释为什么不拆迁。
高鹏称这类纠纷调解小组和自治拆迁小组为临时性社会组织，既解决了问题，又减轻了社区的负担。这类有明确议题的临时性社会组织在政府与居民之间营造了一个缓冲空间，政府面对的不再是原子化的怒气冲冲的个人，居民也找到了与政府对话表达诉求的渠道。
无论是参与式治理能力的培训，还是社区在实际工作中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既培育了居民的自治能力和社会力量，也提升了社区干部和社区工作者治理社区的能力，社区的负担大为减轻。参与式治理最需要的是常态化的载体和平台，有生长能力、可持续的载体无疑是社区社会组织。
培育社会组织
“糅合”了什么？
在姚学明看来，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对于提升居民自治和加强公共服务是“一个保障”，说到“保障”时，她特别停顿了一下，以示强调。社会组织对于提升居民自治这个作用自不用说，为何政府的公共服务需要它来保障呢？
采访期间，几个社区的负责人都告诉记者，现在居民可以分为两种，政策需求群体和非政策需求群体。前者需要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公共服务，职能部门通过在社区的公共服务中心就能基本满足他们。而随着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居民的需求呈现差异化，很多时候他们需要的不是政策，而是一些个性化的需求，但他们也求助于社区。社区的精力和资源有限，要满足这个群体的需求，唯有培育社会组织。
另一个动力则是街道撤销以后，政府、社会以及居民对社区的需求，或者说社区承担的责任比过去的街道和社区都要重，光依靠政府资源显然难以为继。
与全国多数城区一样，专业化、市场化的能独立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组织在铜官山还是不多。那就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何培育和扶持他们？
2013年，铜官山全区健康体检18399人，投入1755万元购买基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投入135万元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投入1877万元推行社区基础性物业管理服务。此外，城建、市容环卫包括民政的一些项目全部拿出来向社会购买服务，社区里的一些小项目比如关爱精神病、关爱空巢老人、关爱重病患者等十几个项目，都交给社会组织。
“必须要让社会组织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杯羹。它要运转，政府必须要给项目，通过项目给资金。项目化扶持既提升了其服务能力和专业能力，又锻炼了队伍。如果有序引导，社会组织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共同把大公共服务这块蛋糕做起来。”都斌告诉《决策》。
都斌所说的项目化扶持就是过去几年铜官山着力推进的社会服务项目化。具体来说，就是把公共服务职能项目化、清单化，然后通过公开竞争、择优的形式把它市场化、社会化。
“这个是真正落到实处了，而且是我们所有各项工作的一个糅合！这里面不是简单的培育社会组织，还有政府职能的转变、观念的转变、公共资源供应方式的转变。政府把一些治理的职能剥离出去，社会组织参与到政府治理中来，互相之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断沟通磨合，共同成长。”昌红梅告诉《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