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根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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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危机的根源范文

一、非审慎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由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以下简称次贷) 危机引发的，因此，对此次金融危机的考察必须首先从次贷着手。在美国，根据抵押贷款主体信用条件的评级好坏可将抵押贷款分为三类:一是优质抵押贷款，二是次优抵押贷款，三是次级抵押贷款。次贷一般是向信用分数低于620 分、还款能力差、负债较重的购房人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①美国次贷能够形成并发生危机，一方面是因为从2001 年开始次级住房按揭抵押贷款放款额急速增长，其占美国住房按揭抵押贷款放款额的比重从2001 年的8. 6 %上升到2006 年的20 % ， ②次级住房按揭抵押贷款在金融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次贷领域审慎原则的缺失，不仅金融机构在经营次贷业务时没有遵循审慎原则，而且监管部门也没有遵循审慎原则，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实施审慎规制和监管。

审慎意为谨慎从事以避免风险和不良后果。随着经济金融化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金融业市场的失灵会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不仅如此，相比其他行业，金融业具有战略的重要性和公众信心的维系性等特征。这些都要求金融业坚持审慎原则，即金融机构要审慎经营，监管部门要审慎规制和监管。基于这一认识，巴塞尔委员会在1997 年并于2006 年修订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简称《核心原则》) ③中多次对审慎原则给予强调。《核心原则》第7 项原则规定，银行监管当局必须满意地看到，银行和银行集团建立了与其规模及复杂程度相匹配的综合的风险管理程序，以识别、评价、监测、控制或缓解各项重大的风险，并根据自身风险的大小评估总体的资本充足率。在这项总的规定之下《， 核心原则》对信用风险作出了多项具体规定。例如《， 核心原则》第8 项原则规定，银行监管当局必须满意地看到， 银行具备一整套管理信用风险的程序;该程序要考虑到银行的风险状况，涵盖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信用风险(包括交易对手风险)的审慎政策和程序。对于市场风险和利率风险《， 核心原则》第13 项原则规定，银行监管当局必须满意地看到，银行具备准确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市场风险的各项政策和程序;银行监管当局应有权在必要时针对市场风险暴露规定具体的限额和(或) 具体的资本要求。《核心原则》第16 项原则规定，银行监管当局必须满意地看到，银行具备与其规模及复杂程度相匹配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的有效系统，其中包括经董事会批准由高级管理层予以实施的明确战略。需要指出的是《， 核心原则》高度浓缩了巴塞尔委员会和许多发达国家在银行监管领域的优秀成果，集中体现了散见于以往巴塞尔委员会文件中的原则精神，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风险监管原则架构，且在制定和修订的过程中吸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非“十国集团”国家的参与，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我们可以以《核心原则》为据审视美国次贷业务经营的非审慎性。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从源头上看主要是由信用风险造成的，即是由于交易对方———次贷借款人———不能偿还贷款造成的。那么，美国的银行等信贷机构是否严格执行了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信用风险的审慎政策和程序呢? 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 (1) 按常理和常规，银行发放住房按揭抵押贷款首先必须审查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和未来的收入状况，以此确定是否放贷和贷款额度。但大部分次贷是所谓的“忍者贷款”———无收入、工作和资产但只要有脉搏的人无需任何证明都可以申请的贷款。由于房价的不断上涨，信贷机构为了逐利而不惜降低借贷标准，忽视了住房贷款的第一还款来源即借款人自身的偿付能力，这就为信贷机构从事次贷业务埋下了信用风险的巨大隐患。(2) 在次贷危机之前，美国的信贷机构发放次贷时没有按照审慎信用风险管理的要求，审查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借款人甚至在抵押贷款发起人的隐形支持下提供虚假信息获取贷款。这使得次贷业务中的欺诈现象得以蔓延，信贷机构无疑面临着巨大的潜在信用风险。(3) 在次贷危机之前，在美国的银行等信贷机构的经营中，传统的次优抵押贷款的质量也逐渐沦落到次贷水平。次优抵押贷款的传统定义是个人证明材料不足抵押的贷款，但后来却演变成证明材料很少或没有证明材料甚至可以是“说谎者的贷款”。④次优抵押贷款的实际经营状况意味着潜在的巨大信用风险不仅存在于次贷业务中，而且也存在于信贷机构从事的次优抵押贷款业务中。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欺诈案件从2001 年的4 996 件急剧上升到2005 年的25 989 件。⑤ (4) 美国次贷中“第二按揭”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信贷机构在房价下跌时面临的信用风险。第二按揭又称第二抵押，是指同一房屋在已被登记抵押贷款后又设立新抵押，后设立的贷款抵押被称为第二抵押。第二抵押在法律上居附属地位，因为之前登记的抵押贷款的信贷机构在借款人违约时对房屋具有优先受偿权。美国的次贷抵押多数是以第二抵押或其他再融资的抵押的形式存在，而非房屋净值贷款抵押，因此，第二抵押的实际担保额便是房屋未来的升值额度。⑥但是，一旦被抵押房屋的市场价值降至第二抵押设立时的市场价值，第二抵押就会名存实亡。上述这些做法无疑都是不审慎的。

在美国次贷业务的经营中，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的交织对次贷危机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的信贷机构之所以大量从事高风险的次贷业务，并不是因为其对次贷的风险状况一无所知，而是因为其将借款的偿还寄希望于抵押物而非借款者的偿付能力。受2000 年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和“9 ·11 事件”的影响，美国经济结束了近十年的持续增长，出现衰退迹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 为刺激经济增长而连续降息。在这一背景之下，大量过剩的流动性资金进入民用房地产市场，使得美国房价一路上涨。美国联邦房地产企业监管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1 年开始至2006 年第一季度，美国房价一直保持着6 %—9 %的涨幅。⑦基于对房价不断上升的预期判断，信贷机构在发放住房按揭抵押贷款时并不关注借款人的信用和还款能力，而是关注作为抵押物的房屋的价值，因此放松甚至忽略了对借款人信用风险的识别、计量。而信贷机构对次贷抵押物———房屋———的市场风险是否有充分的认识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住房按揭抵押贷款的还款期限一般在20 年以上，在如此长的还款期内，房屋的市场价格免不了会发生波动，这是市场风险的正常体现。根据审慎经营原则，银行不仅应注意考察放贷之时抵押物的价值，还应考虑在还款期间抵押物市场价值的波动，而次贷危机前美国信贷机构并没有对未来房价下跌时的市场风险给予应有的关注。信贷机构对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置若罔闻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次贷资产的证券化。信贷机构发放次贷之后便将贷款资产转售给“房地美”和“房利美”等独立的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再由这些机构打包出售给投资者。借助次贷资产的证券化，信贷机构把次贷风险从自己的账本上转移到资本市场，借款人日后的违约似乎不会对从事次贷业务的信贷机构造成任何损失，但风险并没有消失，这为后来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埋下了祸根。事实证明，信贷机构这种独善其身的做法难以善终，因为无论是银行流动性的维持还是长期投资收益的保障都依赖于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总体发展状况。

缺乏对利率风险的关注与识别也是导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自2001 年开始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增长持续降息，使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在2001 年11 月至2004 年11 月间的整整三年时间内维持在1 % —2 %的超低水平。美国的银行等信贷机构正是在利率处于历史性低位的背景下大量从事次贷业务，因此，次贷借款人一开始还贷压力较小，没有暴露信用风险。但自2004 年开始，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和经济过热的势头，美联储开始不断加息，尤其是2004 年至2006 年连续17 次加息，将联邦基准利率迅速抬高至5. 25 % ，使得住房按揭抵押贷款的还贷压力不断加大。⑧不仅如此，次贷合同的特殊还款利率设计也加剧了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美国的抵押贷款一般可分为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和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所谓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是指贷款利率可以定期根据指标利率调整的抵押贷款。可变利率抵押贷款的利息与优惠放款利率相挂钩，并根据联邦基准利率水平定期进行调整。此外，还有混合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此类贷款一般在经过一段固定利率期间后进入可变利率期间。⑨美国次贷大多属于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到2006 年有超过80 %的次贷采用混合可变利率。⑩这样的还款利率设计潜伏着巨大的利率风险，因为借款人的还款压力并不会因利率上调而立即加大，而是在过渡期(一般为两年) 后才逐渐显现。混合可变利率不但没有起到防范和降低利率风险的作用，反而潜在的帮助了信贷机构吸引大量的次贷业务，实际上增加了信贷机构的潜在信用风险。更有甚者，美国的抵押贷款机构还设计出比可变利率抵押贷款风险更大的利率可调抵押贷款期权，这种金融产品允许借款人在一段时间内非全息还款，且无需借款人提供收入或资产证明，抵押贷款的利率在开始两年低于市场利率，然后在利率调整时采用市场利率。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的调查显示，2004 - 2005 年度超过20 %的利率可调抵押贷款期权的价值低于其证券化融资的筹集金额，因而利率变动极易产生违约风险。lv 尽管《核心原则》第16 项原则要求银行建立全面和适当的利率风险计量体系，对模型和假设进行定期验证，同时银行应定期进行适当的压力测试，评估对利率变动造成的损失的承受能力，但事实证明美国的银行等信贷机构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未来利率上调的影响，银行对利率风险的识别和检测也没有做到《核心原则》所要求的审慎。

美国次贷之所以大行其道，也在于政府监管部门缺乏审慎规制和监管。在美国，作为银行主要监管者的美联储的特殊职能决定了金融规制和监管中的审慎要求极易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侵蚀。美联储不仅是银行业的主要规制和监管者，而且是承担货币政策职能的中央银行。规制和监管责任与货币政策职能存在内在冲突，这在经济衰退时表现得尤为尖锐和突出。因为此时，美联储为了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常会鼓励信贷机构发放更多的贷款。lw信贷机构发放次贷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追求自身利益，但若美联储及时适当收紧货币政策抑制信贷机构的房贷冲动，危机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严重。一方面美联储在长时间内保持超低的利率水平，刺激了信贷机构发放次贷;另一方面，信贷机构的经营特点又决定了其不可能持有过多的现金。因此，流动性过剩也促使信贷机构将业务向次贷等领域延伸。审慎规制和监管与审慎经营是有机的统一体，规制和监管是否审慎主要看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要求是否达到审慎标准，以及是否保证审慎经营标准在实际中得到落实。美联储为实现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降息等手段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资金，而为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其显然不可能严格限制银行的放贷业务，也不可能对其中的风险进行审慎规制和监管。这种做法实际上为银行等信贷机构违背审慎原则大量从事次贷业务提供了隐形支持。

总之，如果资产价格处于不切实际的高位，就必然会下跌;如果利率处于不切实际的低位，就必然会上升;如果信贷机构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处于不切实际的高位时违反审慎原则不顾借款人状况以不切实际的低利率发放贷款，而又缺乏政府监管部门的审慎规制和监管，那就必然会铸成大错。

二、对投资银行的非审慎规制和监管

“投资银行”无疑是这场美国金融危机中最为显目的一词。伴随着贝尔斯登公司与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美林证券公司被美国银行(Bank - American Corporation) 收购，高盛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被迫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无一幸免。从一定意义上讲，投资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也成为金融机构中被指责的核心对象。投资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角色也暴露出了现行金融规制和监管体系的重大缺陷。

传统的金融监管一般将金融机构分为银行、证券和保险三类，而这里的银行一般是指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虽然使用“银行”一词，但监管部门一般将其纳入证券业而对其实施监管。美国著名金融投资专家库恩在概括何为投资银行时，基于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将投资银行概括为从狭义到广义的四类。库恩认为，广义上的投资银行是指从事所有资本市场的活动，从证券承销、公司财务到并购，从管理基金到管理风险资本等活动的金融机构。库恩特别指出，那些业务范围仅局限于帮助客户在二级市场上出售或买进证券的金融机构不能称为投资银行，而只能称作“证券公司”或“证券经纪公司”。lx从投资银行的发展历史可以知道，投资银行最早经营的业务与证券公司基本相同，即主要是从事证券承销的中介业务，依靠佣金、手续费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也是将投资银行纳入证券业监管范围的主要依据所在。但现今的美国投资银行的业务早已超出中介业务的范围，其更多的是直接作为主体参与金融产品的交易，而非仅仅是作为实体经济机构的人参与金融交易，其主要收入也不再是依赖佣金等中介费用，而是直接参与金融市场的投资所得，这也是投资银行高速发展的“秘诀”之一。

投资银行本身不能吸纳公众存款，投资银行直接投资金融市场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利用短期票据市场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滚动借债模式所筹集的资金。由于这种滚动借债模式规模庞大，只有环环相扣，一个环节也不能出错，投资银行才能保证庞大机构运营所需资金，俨然变成了一种借短债、放长贷的银行。ly同时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银行经营的直接融资业务逐渐成为实体经济部门的主要融资手段。因此，投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传统商业银行在金融业中的重要角色。然而，对投资银行的规制和监管并没有像投资银行的发展一样与时俱进。

实际上作为银行业监管公认标准的巴塞尔委员会2004 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资本协议》) 也没有将独立的投资银行纳入其调整范畴。一方面根据《新资本协议》第1 部分“适用范围”的规定，只有银行集团或金融控股公司之下的投资银行业务才受《新资本协议》的约束; lz另一方面《， 新资本协议》的核心内容在于要求银行满足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即通过将银行杠杆率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来防范过高的经营风险，但投资银行在逐渐代替传统商业银行成为融资主角的同时其杠杆率也在急剧上升。仅从2003 年至2007 年，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的杠杆率从20 倍左右上升到30 多倍，而这还不算结构式投资工具的杠杆效应，如果算上这些杠杆率，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杠杆率可高达50 倍—60 倍! 如果投资银行套用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算法，他们的资本充足率约在1 % - 2 %之间。l{ 由此可见，投资银行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及时有效的审慎规制和监管，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早已超出传统的证券中介服务，但对它的规制和监管仍停留在证券业领域之内;投资银行在其业务拓展的过程中伴随着潜在金融风险的加剧，而监管的标准并没有相应的改进与提高。对投资银行业务的非审慎规制和监管正是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加剧的根源之一。

如今伴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的倒闭与转型，投资银行的业务将主要在金融控股公司之下经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投资银行规制和监管上的缺陷就因此而消失。这是因为《新资本协议》对投资银行审慎规制和监管的缺失主要在于监管方式的选择上，而投资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也揭示了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重大缺陷。《新资本协议》是以机构种类为标准来确定其适用范围的，即以国际活跃银行为中心将适用范围扩展至此类银行上级的金融控股公司和下级的国内银行、证券公司。这种以机构种类为标准来确定适用范围的做法的实质是弃功能监管而采机构监管。机构监管是根据金融机构的种类来确定监管的范围，例如，银行由银行监管部门依据银行法进行监管，证券公司由证券监管部门依据证券法进行监管。功能监管是指监管的范围应当根据业务行为加以划分，例如，所有证券业务都应由证券监管部门依据证券法加以监管，而不论机构的形式如何。l| 在传统的分业经营模式之下，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被严格限定在特定的领域之内，金融监管采取机构监管模式恰好可以发挥机构监管专业性强的特点，保证对不同金融机构有效监管的落实。但随着混业经营的发展，传统的机构监管模式显然已不能适应新的金融监管的要求，功能监管的优势得到彰显。

《新资本协议》以机构种类为标准来确定适用范围，这表明《新资本协议》延续的仍是机构监管的理念和思路。美国现行的伞形监管模式虽然将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结合运用，l} 但其伞形监管模式是针对银行控股公司和金融集团而言的，对于独立的投资银行的监管仍延续着机构监管模式。美国金融监管的实践也表明，美联储无权对独立的投资银行的业务进行检查《新资本协议》以机构种类为标准来确定适用范围的缺陷，还表现在机构监管模式在不断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面前无法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规制和监管。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当形式上具有不同业务种类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在经济功能上有相互替代的可能时，机构监管模式下的监管就很容易被金融机构规避和操纵，l~而这正是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凸显之前对投资银行审慎规制和监管的缺失所在。

三、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非审慎规制和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中使用最频繁的词语除“投资银行”之外，就是信用违约掉期等金融衍生产品的名称。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在次贷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人们将信用违约掉期称为是华尔街金融创新“毒丸”。金融衍生产品之所以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加剧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因非审慎规制和监管而导致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各式各样，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次贷证券化过程中的衍生产品。

《新资本协议》在三大支柱中都涉及对资产证券化监管的有关规定。第一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其将资产证券化的监管规定在信用风险领域，即在确定信用风险时对资产证券化有特别的规定要求。第二大支柱即监管审查，其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审查有特别的规定。第三大支柱即市场纪律，其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标准化方法与内部评级法的信息披露有具体的规定。尽管如此《， 新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的规定本身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重大缺陷。这是因为《新资本协议》的标准化方法与内部评级法对于资产证券化风险的暴露使用的是一刀切的单一方法，并没有区分初级证券化与再证券化的不同风险状况。如果仅凭初级证券化产品就确定资产证券化风险的暴露，实际上是低估了再证券化产品风险的暴露。而此次金融危机中风险迅速扩散的媒介主要不是初级证券化产品，反而恰恰是信用违约掉期、担保债务权证这样的再证券化产品。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指商业银行和其他房贷机构将其住房抵押贷款的收益权打包出售给一个具有风险隔离功能的特定目的机构，并由这一机构公开发行以此为基础资产支持的偏债性抵押贷款券———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发行募集的资金用于支付购买抵押贷款的价款，而投资者相应获得主要由住房抵押贷款利息构成的收益。mu 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便是初级证券化产品，但次贷的证券化过程并未就此结束。一般来说，中间级段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v 信用评级相对较低(风险较高) ，但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金融机构为提高这些资产的收益，于是以中间级段住房抵押贷款支付债券为基础进行再证券化。以中间级段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为基础发行的债券被称为担保债务权证。担保债务权证与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主要区别是:担保债务权证的资产已经不再是次贷，而是中间级段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和其他债券。mw由此可以看出，初级证券化中的现金流直接源于实体经济之中，而再证券化产品的收益却是以其他证券化产品的现金流为基础，而且这些作为再证券化产品基础的证券化产品往往都是一系列组合，因此，再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一般很难了解其投资产品的真正风险状态。像担保债务权证这样由各种信用等级的证券化资产组合而成的金融产品极其复杂，以至于最聪明的投资者也无法确定其风险。mx更为复杂的是，华尔街的金融创新步伐并未因为担保债务权证的出现而止步，以各种担保债务权证为基础的证券化产品也被广泛推向市场，这些以担保债务权证为基础的证券化产品被称为担保债务权证平方，以此类推还有担保债务权证立方等更为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些过于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实际到最后连其设计者都无法确定其风险状况，那么投资者与监管者又如何确定其风险状况? 无法确定风险的投资是盲目的，并最终导致损失，而监管者无法确定风险状况便导致监管的失效与潜在系统风险的蔓延。因此，鉴别金融衍生产品的具体风险暴露程度，并采取适当的规制和监管措施是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监管的重点所在。

巴塞尔委员会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就已经认识到了在资产证券化方面规定的缺失，正准备对《新资本协议》框架进行修订，以便对复杂的再证券化信用产品规定更高的资本要求。my但需要注意的是，提高资本要求本身并不是有效防范风险的关键所在，有效防范和抵御风险的关键在于确定具体的资本要求。在监管者还无法确定像担保债务权证这样复杂金融衍生产品的具体风险状况时，其又如何确定具体的资本要求和其他有效防范风险的措施呢? 解决这一监管难题需要我们对金融的作用进行重新认识，并依此反思现行的金融监管理念。具体到资产证券化而言，资产证券化最为重要的要求是风险的实质转移《， 新资本协议》也特别强调资产证券化中风险的实质转移，并以此为依据确定资本要求。但若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设

计者与投资者对具体风险状况都没有明确的认识，何谈风险的实质转移? 华尔街金融大鳄们设计出结构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是为了更好推销自己的产品和提高自身的盈利水平，至于经济发展是否需要这样复杂的衍生产品来防范与规避风险，则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之内。但监管者显然不能与金融机构保持同样的思维，虽然当今还无法准确确定某一具体金融产品为经济服务的程度，但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监管者对风险难以确定的金融产品应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并提高市场的透明度。

信用违约掉期，又称信用违约保险，也是一种再证券化的金融衍生产品。信用违约掉期的雏形是由摩根大通银行于1994 年设计出的，最初的目的是将因贷款而发生的坏账风险转移给第三方，这样银行就无需为贷款坏账拨备巨额的准备金，具体方式就是银行通过支付给第三方一定的保费后便由第三方承担债券的坏账风险。mz信用违约掉期与传统的资产证券化有显著的区别，在信用违约掉期中风险虽然转移给了第三方但资产本身并没有转移，这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是合成型资产证券化的典型代表。合成型资产证券化是指通过一种或多种信用衍生产品或担保来使全部或部分信用风险或潜在的风险转移给一个或多个第三方，其与传统型资产证券化的区别在于是否使用信用衍生产品或担保来转移风险。m{《新资本协议》已经注意到了传统型资产证券化与合成型资产证券化的区别，并且在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处理规定上进行了区分。例如，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标准化方法对担保与信用衍生产品规定了风险暴露的特别资本要求;资产证券化的内部评级法对合成型资产证券化与传统型资产证券化做了分别说明，以确定哪些寸头属于“高档次”，并按此处理。但《新资本协议》关于合成型资产证券化的这些特殊规定能否发挥实效呢?此次金融危机当中全球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的遭遇即对此提供了注脚。m| 信用违约掉期是一种以保险的方式转移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但像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保险公司经营类似的保险业务并不受《新资本协议》的约束，因为《新资本协议》在其适用范围中明确规定，本协议所指的金融业务不包括保险业务，金融企业也不包括保险公司。信用违约掉期说起来像是一种保险，但实际操作上更像期权。m}因此，将信用违约掉期定性为非保险业务进而由证券监管部门对其监管是适当的。问题是目前当保险公司参与信用违约掉期交易并承担信用违约掉期的债券风险后，其根本无需依据《新资本协议》有关合成型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特殊规定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新资本协议》这方面的规定受其适用范围的限制，其防范风险的措施自然很难起到实际的效果。信用违约掉期使得《新资本协议》有关合成型资产证券化的规定暴露出的以下两个问题: (1) 资产证券化的深入发展意味着其涉及金融领域与金融机构的多样化，面对日益复杂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与结构，巴塞尔委员会应注意保持涉及该领域有关规则之间的一致。(2) 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在于转移风险，但金融监管的核心不是转移风险，而是防范与抵御风险。《新资本协议》有关资产证券化的规则却只强调风险的转移，而未重视对风险本身的防范与抵御。这一设计理念实质是只强调被监管部门(银行) 的稳健，而忽视其他金融机构的安全，实质上是分业监管思维惯性的结果，没有发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功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主动放松了对金融衍生产品的规制和监管，尤其是格林斯潘主持美联储期间更为突出。早在1998 年春季，当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对场外金融衍生产品的激增表示担忧时，格林斯潘则表示，出台新的监管措施有扰乱资本市场的风险。m~ 正是受到格林斯潘等人影响，加之华尔街金融大鳄的推动，美国国会于2000 年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彻底解除了对包括信用违约掉期在内的金融衍生产品的规制和监管。美国国会通过该法案正是基于对市场自我约束的考虑，认为投资者的自我选择可以有效地约束金融机构，无需政府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规制和监管。nu 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金融衍生产品一直没有被人们真正认识，这不仅是因为衍生产品本身过于复杂，缺乏透明度，同时也因为投资者不被允许调查最初借款人即抵押贷款借款人的信用状况。nv 以担保债务权证为例，其现金流量是基于最初借款人的偿付能力，但如果投资者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基本信息都无法全面了解，市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自我约束又从何谈起?

四、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启示

美国金融业远比我国金融业发达，其金融业的发展比我们起步早、走得远。虽然发达的美国金融业暴露出的有些问题在我国还不具备发生的条件，但我国金融业终究要走向远方，因而美国金融危机在金融法制上留下的教训为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前车之鉴，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第一，金融业的经营与监管部门的规制和监管都必须遵循审慎原则，并应注意维护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的健康。金融问题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不良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不健全的金融监管。信贷机构的非审慎经营与监管部门的非审慎规制和监管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为代表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当适用则为美国的金融风险埋下了祸根。就我国来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审慎经营与审慎规制和监管，出台了一系列有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这也是我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金融重创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当前的金融规制和监管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突出问题，如房地产泡沫与房地产贷款风险问题。房地产泡沫巨大在我国的许

多地区是不争的事实，银行为泡沫中的房地产提供贷款无疑面临巨大的风险。例证之一就是一些城市随着房价的下跌，出现了断供的现象，并有演变为中国版次贷危机之虞。这反映出银行在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过程中对于房价逆转导致的泡沫破裂缺乏应有的审慎处置，监管部门也没有及时采取诸如提高房贷首付比率之类的风险防控和抑制泡沫的措施，出现了非审慎经营与非审慎规制和监管。同时，房地产泡沫与房地产贷款风险问题也折射出宏观经济政策与金融审慎规制和监管相协调的重要性。随着我国宏观调控效果的显现，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超预期地加剧对我国影响的凸显，我国经济由当初防止过热转向防止下滑和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泡沫尚未挤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就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性质的托市行动，金融审慎经营与审慎规制和监管又不得不屈从于宏观经济的需要。金融业的机体健康和安全稳健取决于其所置身的宏观经济环境。如果宏观经济环境不良，宏观经济政策缺失，那么金融审慎经营与审慎规制和监管免不了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的“绑架”而无法有效贯彻，长期下去会养痈为患，酿成大错，最终贻害金融和实体经济自身。因此，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消退后，继续挤出房地产泡沫并保持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已成为我国防范金融风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加强审慎经营与审慎规制和监管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最为重要的是需要对审慎规制和监管有恰当的认识。在我国，不少人对金融规制和监管的正当性还存在模糊认识，甚至否定其必要性。例如，有人将效率与规制和监管对立起来，借口规制和监管会压抑金融机构的效率而全部或部分地抹杀规制和监管及其作用。nw然而，没有必要的审慎规制和监管，市场失灵及其对社会效率所造成的巨大损害就无法得到防范和制止，规制和监管正是由于市场没有达到或妨碍达到帕累托效应———效率最大化———而应运而生。审慎规制和监管发轫的这一理念基础本身赋予了规制和监管以效率的内涵和尺度。审慎规制和监管与效率及竞争没有实质冲突，审慎规制和监管通过加强竞争并使之在市场上更加有效，增进社会的总福利。还有人将金融自由化与削弱甚至取消规制和监管简单地等同起来，认为金融自由化就需要取消或放松审慎规制和监管。nx实际上，金融自由化所放松或取消的主要侧重于影响市场结构的规制措施和影响经营行为的规制措施，如分业经营的限制措施、准入限制措施、借贷利率或收费的限制、贷款规模限制和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等。在此，放松规制不仅不能要求放松或取消影响审慎监管的规制措施，而且需要加强这类措施，因此，金融自由化与审慎规制和监管并行不悖。如果我们在认识上不把金融法看做规制和监管之法，反而将其当作金融业发展的桎梏或障碍，那么金融业的审慎经营与监管部门的审慎规制和监管就会失去科学根据和精神支柱。

第二，在金融创新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应及时树立功能监管理念，确立功能监管的机构模式。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对投资银行审慎规制和监管的缺失，显示出机构监管理念在金融创新面前的重大缺陷。我国金融业正在向混业经营方向发展。在我国现行“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系之下，各监管部门的职责划分仍以机构监管理念为标准，对不同金融机构从事的金融业务由不同的监管部门负责监管。不过根据国务院2008 年7 月颁发的《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2 条“主要职责”第7 项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规范，负责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测”。这表明我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功能监管的理念，而这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如前所述，美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是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标准的结合，但对投资银行等独立金融机构的监管仍延续机构监管模式。而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之所以还能适应金融监管的需求，主要是因为我国的金融创新步伐和程度较之美国有很大的差距，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并没有充分暴露。然而，伴随我国混业经营的开展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成熟，金融创新的步伐必将不断加快，机构监管模式的缺陷也将不断显现。因此，我们必须及时树立功能监管理念并建立功能监管模式，才能保证监管的全面性和有效性，防止监管真空的出现。确定功能监管模式需要对现行监管部门的设置进行调整，功能监管涉及对具体金融业务性质的认定问题，在多个监管部门并存的情况下确定功能监管必将引发不同机构之间的冲突。我国曾尝试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但其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改革现有监管部门的设置是我国今后实现功能监管的重要保障。

第三，金融业发展与金融产品创新必须以审慎规制和监管为保障。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对金融衍生产品审慎规制和监管的缺失，表明在缺乏审慎规制和监管之下金融业的发展存在重大隐患。防范金融风险仅仅依靠市场自律已被证实是远远不够的，金融业的安全稳健须以审慎金融规制和监管为条件，金融创新产品须得到全面及时的审慎规制和监管。为此，我国应对金融创新产品的推出事前实行市场准入审查制度，事中进行市场跟踪监测，金融机构应将金融衍生产品及其风险对投资者进行充分披露。在此方面，我国应当一方面完善已有的规定，另一方面弥补立法漏洞。我国现行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的规则主要体现在部门规章和大量的通知、文件之中，这些规则法律效力较低并缺乏稳定性，因此，对金融产品创新进行有效的规制和监管必须在高位阶的法律中加以系统规定。同时，我国应弥补现行立法的漏洞，以满足对已有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审慎规制和监管的需要。例如，对于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两大支柱———净额结算制度和担保制度，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没有任何规定，需要弥补。我国金融法制的上述缺陷在我国国内并没有造成严重问题，这主要在于我国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严格限制，但伴随着我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市场交易的增多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亟须完善相关法律以改进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审慎规制和监管。

①⑤参见辛乔利、孙兆东:《次贷危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年版，第112 —115 页。

②参见王自强:《银行资产证券化的直接动因与作用效果———来自美国的经验证据》，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39 页。

③参见吴晓鹏《: 未来三年:金融海啸或第二波?》《， 21 世纪经济报道》2008 年12 月23 日。

④ Se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October2006 ， http :/ WWW. bis.org/ publ/ bcbs129. pdf .

⑥See Lauren E. Willis ， Decisionmaking and t he Limit s of Disclosure : t he Problem of Predatory Lending Price ， Maryland Law Review 2006.

⑦See OFECO ， OFHEO Seasonally - Adjusted House Prices Index for USA ( 1991Q2 - 2008Q2) ， http :/ / WWW. of heo. gov/ media/pdf/ 2q08hpi. pdf .

⑧mw参见余永定:《美国次贷危机:背景、原因与发展》《， 当代亚太》2008 年第5 期。

⑨参见徐凡《: 美国次优抵押贷款危机的回顾与展望》《， 国际金融研究》2007 年第9 期。

⑩See Prentiss Cox ， Foreclosure Reform Amid Mortgage Lending Turmoil : A Public Purpose Approach ， Houston Law Review Sum2mer ， 2008.

vl参见巴曙松、王淼《: 加拿大银行业受次贷危机冲击较小的原因分析》《， 福建金融》2008 年第9 期。

lw参见[美]詹姆斯·R. 巴茨等:《反思银行监管》，黄毅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年版，第73 页。

lx参见[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投资银行学》， 李申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5 页。

lyl{参见吴莹等《: 投资银行之殇》《， 财经》2008 年第20 期。

lz参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年版，第6 页。

l|See Heidi Mandanis Schooner ， Regulating Risk not Function ，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 ， Winter ， 1998.

l}伞形监管模式是在金融集团的业务可以根据功能进行划分并由不同功能监管者分别监管的基础上，在金融集团层次上安排一个监管部门，负责对金融集团进行全面监管并指导、协调各功能监管者履行监管职责。参见韩龙主编:《国际金融法》，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151 页。

l~参见杨惠《: 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交错:美国GLB 法案的经验》《， 财经科学》2007 年第5 期。

mu参见曹远征《: 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次级债风波的分析与启示》《， 国际金融研究》2007 年第11 期。

mv在实践中，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后产生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分为优先级、中间级和股权级，三者的比例分别约为80 %、10 %和10 %。参见余永定:《美国次贷危机:背景、原因与发展》《， 当代亚太》2008 年第5 期。

Mx See Aaron Unterman ， Exporting Risk : Global implications of t he securitization of U. S. housing debt ， Hastings Business Law Jour2nal ， Winter ， 2008.

mySee Nora Colomer ， Basel II Reworked to Address Current Crisis ， Asset Securitization Report ， April 21 ， 2008.

mz参见肖剑然《: 华尔街的欲望与救赎》《， 南方周末》2008 年10 月16 日。

m{See Robert F. Hugi ， J ason H. P. Kravitt and Carol A. Hit selberger ， U. S. Adoption of Basel II and t he Basel II Securitization Framework ， Nort h Carolina Banking Institute ， March ， 2008.

m|参见唐风:《美国会就金融危机问题调查美国国际集团》，ht tp :/ / finance. sina. com. cn/ stock/ usstock/ c/ 20081008/ 01185364524. sht2

ml .

m}参见彭昕《: CDS :潘朵拉的盒子》《， 金融实务》2008 年第8 期。

m~See David Blake ， Greenspan’s Sins Return to Haunt US ， Financial Times ， 24 Sept . ， 2008.nuSee Thomas Lee Hazen ， Disparate Regulatory Schemes for Parallel Activities : Securities Regulation ， Derivatives Regulation ， Gam2bling ， and Insurance ， Annual Review of Banking & Financial Law ， 2005.

nvSee Aaron Unterman ， Exporting Risk : Global implications of t he securitization of U. S. housing debt ， Hastings Business Law Jour2nal ， Winter ， 2008.

nw参见孙光焰《: 我国证券监管理念的市场化》《，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2 期;孙奉军《: 安全与效率之辨》《， 国

第2篇：金融危机的根源范文

进入2001年，在阿根廷经济衰退日趋严重和外汇储备显著减少的情况下，国际金融界担心无法履行偿还债务的顾虑日益增强（注：例如，2001年3月国际评定信用等级的机构穆迪投资商服务与标准普尔先后降低了阿根廷政府债务的信用等级。其后，到了2001年底为止，上述的前一个机构又四次，后一个机构又六次降低阿根廷政府债务的信用等级。）。当时阿根廷为了对付外汇严重短缺的局面而采取了多种措施（注：2001年6月，阿根廷政府宣布，已与政府公债持有人进行了协商，以2006年到期的新公债（300亿美元）掉换即将到期的公债。2001年11月阿根廷政府单方面宣布将一部分公债的偿还期延长三年。2001年12月10日公布，提取银行存款每人每周限在250美元以下。）。

但是，2001年12月上旬，鉴于阿根廷没有实现削减财政赤字的承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阿根廷政府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2001年度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65亿美元，而实际的财政赤字额却超出承诺额13亿美元。）决定暂时冻结对阿根廷的12.6亿美元的贷款。为此，刚刚就任总统职务的洛多里卡斯·萨总统（注：由于实施财政金融紧缩政策和限制提取银行存款等原因，2001年12月阿根廷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暴力，政局也陷入动荡之中。1999年就任的德拉鲁阿总统在任期末满的2001年12月20日于政局动荡中引咎辞职。其后在短短的10天之内便走马灯似地换了三任总统。）宣布延期偿还1321亿美元的政府债务。之后，2002年1月3日停止支付2800万美元的公债，至此阿根廷的信用违约行为已是十分明显的了。这些动向使国际金融界受到很大的震撼。由于资本大量外流，外汇储备额在2002年内不断减少，2002年6月以后已减少到100亿美元以下（见表1）。为此阿根廷政府于2002年1月6日制定、颁布了“国家危机与汇兑制度改革法案”，废除了自1991年3月以来一直实施着的“自由兑换法案”。1月11日采取了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并行的双重汇率制度，2月3日阿根廷政府公布的经济对策中，宣布实施浮动汇率制度。2月4日封闭了外汇市场，但2月11日重新开放。比索对美元的汇率在2月11日为1美元＝1.8比索，其后便持续下跌，5月跌到突破3比索，10月1日为3.75比索，而且仍处于下跌的趋势中（在固定汇率制度期间，即从1992年1月到转变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以前这段期间，比索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固定于1美元＝1比索的水平上）。

当前阿根廷的经济形势与1997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形势颇为相似。由于短缺外汇，原材料、生产设备的进口锐减，生产活动日趋低迷（2002年6月的工业生产产值比2001年同期减少了15.l%）。加上限制提取银行存款限额也直接压抑了个人消费。2002年上半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前一年同期比）为-15%。2002年5月的失业率创战后的最恶化的记录21.5%，国内治安状况急速恶化，2002年10月缩小财政赤字的目标未能实现，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肯给予贷款融资，阿根廷国内形势的前景处于不明朗的状态。

附图

表1　阿根廷的主要经济指标

附图

注：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按年率换算的增长率；其他经济指标为年平均值。

②1997年以前的数字按各年年底的数值进行期中平均，1998年、1999年、2000年为年底数值。2001年上半年为6月底数值、下半年为12月底数值。

③1990年以前的数字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统计年鉴》有关各年版的资料整理。1991年以后的数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有关各期的资料整理。

④“1981-88年”期间的利率为期间平均值。利率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的市场利率。

⑤1990年以前的数字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统计年鉴》有关各年版的资料整理。1991年以后的数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有关各期的资料整理。官方的外汇储备额、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物价均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

二、阿根廷金融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

阿根廷的金融危机是由于资本外流和外汇短缺引发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资本外流的外汇短缺呢？下文拟探讨一下导致发生阿根廷金融危机的体制上原因。

如图一所示，阿根廷的资本收支从战后直到80年代一直是处于基本上平衡的状态上（注：但是，如图1所示，资本收支在80年代末期出现了巨额逆差额（1989年81亿美元、1990年59亿美元）。这是阿尔方罕政府政策的失误所导致的，国内相继发生了总罢工、经济也出现了大动荡（例如：1989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7%负增长、消费者物价上涨率达3200%，创历史最高记录），成为了促使大量资本外流的主要原因。）。但进入90年代，阿根廷的资本收支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顺差，由于阿根廷是资源丰富的国家，贸易收支在80年代以前一直持续持有顺差；为此，国际经常收支在1961-70年期间年平均持有0.1亿美元的顺差额。1971-80年期间出现逆差，但年平均的赤字额仅为2.7亿美元，基本上也保持了平衡状态。如表2所示，80年代上半期受到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趋于增大，但下半期再度趋于缩小，接近于平衡状态。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大。1991-97年期间年平均有27亿美元的逆差额，1998年有146亿美元逆差额，创历史最高记录。

表2　阿根廷的国际收支结构　（单位：亿美元）

附图

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资本收支”大致分为“投资收支”与“其他资本收支”。“投资收支”进一步分为“直接资本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其他资本收支”包括了资本转移收支和专利权等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的交易额（请参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第五版和日本银行国际收支统计研究会，（2000年）《国际收支》）。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2002年4月号的资料编制。

进入90年代阿根廷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扩大的经济背景为：国内经济景气迅速扩大，经济景气的扩大导致进口需求的增强。此外，1989年7月上台执政的梅内姆总统在执政后匆匆地实施了贸易自由化政策。首先大幅度降低关税和简化进出口贸易手续。1989年年中的平均关税率为39%，到了1993年底便降低到10%（注：参看户田一郎（1994年），《阿根廷梅内姆政权的经济稳定政策和存在的问题》，见日本输出入银行，《海外投资研究所所报》，1994年12月号，第15页。）。同时也废除了进口数量限制和进口许可证等非关税进口限制，到了1993年底，原则上也废除了进口前批准制度。这些政策、措施促进了阿根廷的商品进口贸易，例如1991-2000年期间商品出口贸易合计额为1981-90年期间的2.4倍，进口贸易合计额则增加了4.3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的资料，按美元计价额计算）。此外，由于产业活动趋于活跃，有关运输、保险、旅游、专利等服务贸易进口额也趋于扩大。这些均促进了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的急剧增大。扩大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不得不依靠资本流入（即资本收支顺差额）来加以填补。但是，90年代的资本收支的顺差额远远大于国际经常收支的逆差额，从表2的综合国际收支差额增长变化趋势看，1991-97年期间年平均约有23亿美元，接近相当于1%的国内生产总值的顺差额，1998年进一步增大到41亿美元。9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每年持续有相当于1%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额流入阿根廷。

吸引过剩的外国资本流入的基本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梅内姆政权在资本收支方面采取了大胆的开放政策。自我标榜为经济自由主义政权的梅内姆政府在上台的两个月之后（1989年9月）便制订了“紧急经济法案”，该法案规定给外资以国民待遇，无论是国民或外侨在投资方面不存在差别待遇。1989年12月又进一步宣布资本交易完全自由化，为了促进80年代大量从阿根廷外逃的资本回流（注：有关80年代期间从阿根廷外逃的资本数额虽然没有每天公布的统计可查，但阿根廷政府的金融部门代表丹尼尔·马克斯(Daniel  Marx)却曾在美国第102次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上作过证词，说，“据推算，1991年阿根廷国民在国外拥有三百多亿美元的资产”。（请参看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资本外逃对拉丁美洲债务的影响：在财政赤字、债务管理与国际债务分委员会上的证词》，第17页）），1992年4月又采取了准许从海外回流的阿根廷居民资产被认定为该申请人的合法资产（但需缴纳一定的税金）（注：栗原晶子，《中南美的资金流动的变化及其背景》，刊于《东京银行月报》，1992年10月号第50页。）。第二，进入90年代，阿根廷已成为海外投资商所热衷的投资市场，梅内姆政府于1991年3月颁布“自由兑换法案”，并根据这一法案于4月实施了“货币管理局”制度，如表3所示，该制度的主要内容为：“货币供应量”以外汇储备资产额作为保证，在此项保证下，阿根廷的货币（比索）与美元挂钩，汇率固定于1:1。在梅内姆政权以前，财政赤字都是通过发行通货予以填补的，现在的新制度规定，发行通货需有外汇储备作保证，没有外汇储备作保证便不能发行通货。此项制度对扭转阿根廷经济起到了重大的作用。1991-90年期间的年平均438%的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到了1991-97年期间便被抑制到年平均22%；汇率也恢复了稳定。外国公司也由于阿根廷经济的趋向稳定而积极地对阿根廷进行直接资本投资，从而促进了阿根廷的工业生产，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1991-97年期间达到年平均6%，和80年代的年平均-1.2%持续衰退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从而进入一个高经济增长率。阿根廷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国外的投资商来说已使阿根廷成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投资市场，国外资本迅速加速流入阿根廷。

表3　阿根廷的“货币管理局”制度的主要内容

附图

值得注意的是流入资本的性质，如表2所示，在90年代流入阿根廷的外国资本中，直接资本投资虽然也不在少数，但占最大比重的却是证券投资，就1991-97年期间的情况看，资本收支年平均顺差额104亿美元中，只有36亿美元是直接资本投资，证券投资却有98亿美元。1998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资本收支的190亿美元的顺差额中，证券投资便占了88亿美元。可见资本收支顺差额绝大部分是证券投资顺差额。在证券投资中，债券发行引进的资金又占重要的比重。巨额的财政赤字（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资料，1991-98年期间年平均的财政赤字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9%），在这样的背景下，阿根廷政府部门的公债发行在90年代不断增大。此外，通讯、金融、能源等产业部门的民间大企业也发行公司债以筹集资金（注：阿根廷在国际债券市场的债券发行额从1993年起到1999年为止的期间内年平均达107.2亿美元，其中由政府部门发行的占77.6亿美元（年平均），由民间部门发行的占29.7亿美元（年平均）。（请参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Argentina:Selected  Issue  and  Statistical  Annex》，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报告书，第00/160号，2002年12月，第32页））。在当时极为活跃的国际金融市场发行债券，促进外资大量流入阿根廷的国内债券市场。此外，外资通过股市在1991-97年期间也有年平均12亿美元的资金流入。还有阿根廷石油矿藏管理局（石油产业）、Teleforica（通讯产业）、TELECOM（通讯产业）等大型企业（虽然为数不多）也从海外股市引进股的投资（注：阿根廷在1991-94年期间的海外预托证券发行额达41.4亿美元。（请参看国际金融中心，《中南美国家金融市场的现状与展望》，1997年，第57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证券投资方面，以投资商购买10年后偿还的债券为例，他们只要一看到此类证券投资风险在加大时便会立即脱手，为此从发行证券的债务国家来看，来自海外的证券投资具有极不稳定的性格。

如表2所示，进入9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的过剩流入在1999年以后便转趋缩小，2000年转为净资本流出，那么抑制阿根廷外资流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基本原因是，外国投资商对阿根廷经济前景的不安全感日益提高。如表1所示，90年代顺畅发展的阿根廷经济在1999年以后便骤转进入衰退局面。在巴西的经济危机期间，从1999年初到1999年2月底巴西货币，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剧降了70%。使货币继续保持与美元挂钩的阿根廷出口产业面临了重大的冲击，掀开了阿根廷经济衰退的开端（阿根廷对巴西的出口贸易额从1998年的79.5亿美元减少到1999年的56.9亿美元）（注：1995年1月起，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一起组成了被称为“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关税同盟。巴西市场在阿根廷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到了1998年便提高到占30.l%，成为阿根廷的首位出口对象国，其所占比重大大高于第二位美国（占8.4%）所占的比重。）。此外，1999年阿根廷政府实施的提高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附加价值税等增税措施和2000年大幅度削减公务人员的薪水（削减12-13%）和改革养老金制度、医疗制度的措施，加速了经济衰退的步伐（注：1998年2月阿根廷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8亿特别提款权的融资贷款，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将1999年度的财政赤字额（不包括国营企业民营化收入）抑制在51亿比索以下。为此阿根廷政府在进入1999年度以后就得努力促使财政收支的平衡。1998年12月阿根廷政府通过了“税制改革决议”、1999年8月通过了“财政收支平衡化法案”（目标是在2003年以前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德拉鲁阿总统（1999年10月上任）也于1999年12月提出了“紧缩财政政策”。但1999年度的财政赤字额达70.9亿比索，超过承诺额20亿比索。（请参看阿根廷政府经济部，《1999年经济报告书》，第121页））。从2000余年中起，阿根廷的外汇储备额转趋减少；外汇储备额的减少抑制了货币供应量，货币管理局制度的通货紧缩效果也给经济景气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与经济迅速恶化的同时，外债余额急剧增大，海外投资商对阿根廷经济前景的不安全感增大。90年代海外资金的大量流入导致阿根廷的外债金额急激增大。如表4所示，阿根廷在金融危机前（2000年底）的外债余额总额为146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8%（80年代初债务危机发生时仅13%）（见表4）。

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一直在阿根廷积极进行投资的国外投资商开始对阿根廷的投资前景进行重新评价，对在阿根廷的投资转而持谨慎的态度了。2000年阿根廷的资本收支顺差额为82亿美元，约比1999年减少一半，已无法填补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了；2001年上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布数字，尚未公布有下半年的数字），阿根廷的资本收支差额已转为负数，阿根廷显然已转入外汇短缺的困境。

表4　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余额（年底数字）　（单位：亿美元）

附图

括号内的数字为对当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注：(1)亚洲五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

(2)短期债务指偿还期在一年以内的债务。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金融》（2002年版）的资料整理、编制。

如上所述，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发生的过程如下：(1)“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扩大”与“资本市场的迅速对外开放”同时并进—(2)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过剩资本流入）—(3)“外债剧增”与“经济不稳定”—(4)海外投资商信任感崩溃—(5)“资本外流”与“外汇枯竭”—(6)金融危机加深。从(1)到(6)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阿根廷金融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

图二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的资本收支差额合计额增减变化趋势

附图

注：1981年以后的数字引自国际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第五版；1981年以前的数字则根据引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四版《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的《国际金融统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刊发的数字整理、绘制。

三、为什么未能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

1.亚洲货币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

阿根廷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是2001年12月，而四年半前的1997年7月东亚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影响极其广泛的90年展中国家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亚洲货币危机也出现在过剩海外资金的流入和资金外流的运动中。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代表的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也曾被称之为“资本收支危机”。（注：日本学者吉富腾、大野健一将“资本收支危机”定义为，“由超过”正常趋势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以短期借款为主的巨额民间资本的流入及其急激的大规模外流所引起的，从而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宏观经济调整的危机”（请参看吉富腾、大野健一，《资本收支危机与信用缩小》，1999年亚洲开发银行，第9页）。根据这一定义，自1994年起到这次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为止期间所不断发生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的确可以称之为“资本收支危机”。）

当时，尽管不断有各方面的舆论提出，作为亚洲货币危机的教训，应当注意外国民间资金过剩流入的风险，但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却仍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其后又发生了2001年底的阿根廷金融危机。那么，为什么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不能发生作用呢？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先探讨亚洲货币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

众所周知，1997年7月泰国货币管理当局挡不住投机性抛售泰币的压力，宣布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以此为契机，投机性抛售泰币的浪潮便袭击了整个亚洲地区。从汇率市场波动来看亚洲货币危机的混乱，从1997年6月底到一年后的1998年6月底的一年期间内，亚洲地区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泰铢从1美元比25.79泰铢下跌到1美元比42.31泰铢，下跌了64.1%；马来西亚林吉特从2.52林吉特下跌到3.99林吉特，下跌了58.3%；印尼盾从2465印尼盾下跌13535印尼盾，下跌了449.1%；韩国从889.5韩圆下跌到1395.3韩圆，下跌了56.9%；菲律宾比索从26.38比索下跌到40.40比索，下跌了53.l%。而且上述这五个国家的汇率市场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经历了最严重的混乱，直到2002年10月为止，它们的汇率还未能回升到危机以前的水平。为此，下文便以这五个亚洲国家为例作为分析、探讨问题的对象。

图二绘出这五个亚洲国家的资本收支差额的增减变化趋势和阿根廷的情况相似，这五个亚洲国家的资本收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顺差额急剧增大，其后，以1997年为分界点，已经流入的国外资本便一齐转为外流，资本收支差额便从巨额顺差额转为逆差额（注：1997年上半年亚洲五国的投资收支有顺差额286.1亿美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5.2%），但下半年便转为逆差额482亿美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8.8%）。），它们的国际收支差额增减变化趋势有如表5所示。

表5　亚洲五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的国际收支增长变化趋势

附图

注：(1)1999年、2000年的数字中，马来西亚公布有“其他投资”的数字，但没有公布其子项目的数字。为此，“其他投资”大项目的数字包括有马来西亚的数字，而子项目“（管理部门）”、“（政府机关）”、“（银行部门）”、“（其他部门）”的数字中则没有包括马来西亚的数字，为此1999年、2000年的“其他投资”的数字和它的子项目数字合计额是不一致的。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2002年4月号。

由于能源价格高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亚洲五国的进口贸易额增大，从1981年到1985年亚洲五个国家的国际经济收支年平均有116亿美元的逆差额；但是这段期间用以填补国际经常收支逆差的资本收支却年平均有129亿美元的流入，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基本上能以同额的资本收支顺差额给予填补，综合国际收支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注：由于经济衰退加上阿基诺参议员被暗杀事件（1983年8月）所导致的政局不稳定，菲律宾出现了大量抛售比索的金融波动；1983年10月菲律宾政府被迫停止支付中长期的对外债务。）。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能源价格趋于稳定，国际经常收支也转为顺差，而且来自海外的直接资本投资大幅度增大（注：80年代下半期，在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背景下，日本对亚洲地区各国的直接资本投资增大。亚洲五个国家的资本收支顺差额中，直接资本投资所占的比重达68%（请参看第五表）。），资本收支也保持了顺差额，这段期间亚洲各国的外汇储备额均有增大（1986年底到1990年底，亚洲五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合计额从185亿美元增大到462亿美元），国际收支较为平衡。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收支结构便发生了变化，1991-95年期间亚洲五国的国际经常收支转为逆差，年平均达233亿美元之巨。（注：由于直接资本投资扩大和国内社会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进入90年代之后，东亚各国的国内需求进一步扩大。以经济规模作为基数进行加权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看，1981-90年期间五个亚洲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6%，1991-96年期间上升到7.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进行计算的）。生产资财、消费品等商品的进口需求显著增大，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随之急速增大。）另一方面有来自国外的大量资金流入，资本收支年平均有388亿美元（接近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的顺差额。金融危机发生前夕的1996年，亚洲五国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为538亿美元，另一方面资本收支有744亿美元的顺差额。从1991年到1995年期间，亚洲五个国家的国际综合收支的年平均顺差额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7%，1996年为1.5%。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填补了国际经常收支的逆差额之后仍有余裕。

第3篇：金融危机的根源范文

一、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研究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1.运用理论解释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这个矛盾如果一直发展下去，必然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引起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无法正常运行。二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引发生产过剩的情况，一旦生产过剩越加严重，加上经济体运行不协调，积累到一定时候，金融危机就会爆发。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过剩所引发的，次贷危机将美国的虚拟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最大诱因。

2.从美国金融体系制度的方面研究

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让美国人形成了超前消费的方式，在这段时间内虽然成就了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也在发展的背后潜伏了巨大的泡沫和坏账隐患。其次，美国的大部分金融机构将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化，巨大的泡沫转嫁给投资者。加之美国经济结构比例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过高，制造业所占比例很低，使得美国在制造业方面一直以来依赖进口，贸易逆差大，居民储蓄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严重失衡。最后，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求利润而盲目扩展业务范围，致使美国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美国本土本来就缺乏实体制造经济，而在这种环境下，信息科学技术成为了虚拟资本投机的工具，为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马克思《资本论》关于金融危机的相关论述

（一）从马克思信用理论看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一百年前提出的信用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信用的二重作用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对现阶段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有着很好的解释。

马克思在讨论信用与虚拟资本时就指出，信用不是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信用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加快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产生和爆发。马克思认为，所谓信用就是借贷行为，借者和贷者之间发生的关系就是信用关系。他指出：“信用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可见，信用就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

（二）从马克思危机理论对金融危机本质的分析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危机理论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那么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资本主义无法消除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决定了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金融危机的这种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表现出周期性，这种周期包括了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

关于金融危机，马克思说：“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我们用马克思危机理论对美国的次贷危机进行系统分析后可以发现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华尔街里贪婪的资本家和最大限度盈利的欲望，使其借助信用关系和房地产行业相互推动以及信用链条的衍生功能，从而掩盖了生产无限扩张和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因此，借用马克思的逻辑：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金融危机。这样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金融危机的产生过程。

三、《资本论》对我国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启示

（1）要一如既往的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前所述，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不仅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还要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己任，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自觉地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图，保证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2）对于我国中小企业而言，应该加快和完善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提高中小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正确确立企业的发展目标等，这样才能构建起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这是其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疏通和扩大融资渠道、保持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所在。

（3）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是影响社会有效需求的直接因素，如果一个国家的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两级分化严重，劳动者收入过低，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比重过小，这就必然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而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日益严重了。因此，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4）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对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经济活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起着有效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市场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着自身的一些缺陷，如市场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为了弥补市场调节不足，防止市场失灵，我们就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另外，我国国民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树立正确的投资消费观念，具备应有的危机意识和防范意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4]张克难.金融危机“捧热”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热销说明什么[N].报，2008-06-25（A10）.

[5]高航.金融危机下企业经济性裁员问题与对策探析[J].经济视角，2009（8）.

[6]顾钰民.用理论科学阐释金融危机[J].研究，2009（1）.

[7]吴挺.马克思不是预言家，是路标 [N].东方早报，2008-10-31（A16）.

第4篇：金融危机的根源范文

【关键词】国际性金融危机，生成，传导

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演变形成的国际性金融危机，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实力格局，也使我国在经济发展形态上不断反思。当前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究竟是什么，近年来一直在各学派经济学家中间争论着。新古典经济学学派认为，危机根源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国家干预学派则认为，危机应根源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缺位。不难看出，两派的观点可谓是旗帜鲜明，却莫衷一是。考察目前争论的理论前提可知，其都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从表面的运行角度，对金融危机的诸多信息给予理解。

在上述背景下，笔者试图在经济学视阈下，来审视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生产和传导。在此之后，笔者还将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下，探讨我国金融业的业态优化路径。

一、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生成机制分析

金融危机是伴随着信用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本质在于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严重背离。因此，仅在金融监管与否上绕圈子，无助于理解金融危机生产的机制。具体而言，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经济指导理论的偏见。众所周知，在上世纪8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政策的理论来源。在此理论指导下，政府官员对于市场机制的全能性给予充分信任；而金融机构则在该理论指引下，要求“政府监管”退出金融市场。从而，这就直接形成了美国金融业长期膨胀发展的制度根源。这一理论偏见不仅从制度面影响到政府公权力的行使，也从经济哲学的高度影响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社会生态。

（二）劳资收入分配的失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资关系天然存在着对抗性，尽管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各国相对改善了劳资关系，但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90年代，历史却倒退了。上文所提到的“社会生态”，可以理解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此经济哲学影响下，社会收入分配逐渐向资本性收入倾斜。根据数据显示，美国工资性收入只占收入总量的23%左右。从而，民众有限的收入数额严重制约了社会的有效需求。为了拉动内需，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就期望通过发展房地产业，来获得范围经济的效应。结果，广大民众的有限收入水平，则成为日后次级贷产生的潜在风险。

（三）金融风险转嫁的无度。为了广大民众购买房产，那么在房贷领域的金融创新则成为必然。在零首付的优惠政策下，美国商业银行将这些劣质贷款，通过打包所形成的基金产品形式，被房利美、房地美认购；之后，在二者金融再创新的基础上，向社会公众销售。由此可见，当因房贷利率上升所导致的断供现象出现，自然沿着金融衍生路径的逆向轨道冲击着美国金融体系。

从而，在长期的历史动态演进下，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了。最终，又在开放经济体范围内形成了国际性金融危机。

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分析

考察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实则需要引入“实体经济”这一中介。至少从我国被传导的角度来看，是符合这一要求的。具体而言，传导机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金融危机形成了贸易保护主义。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的打击最大，主要表现在政府债务直线上涨，伴之着国民经济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针对这一现实，一贯推销贸易自由化的美国也奉行起贸易保护主义来。不难知晓，正因西方国家市场的萎缩以及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导致了我国诸多外向型企业的破产倒闭。从而，在实体经济面冲击着我国国民经济。

（二）人民币与美圆比价一直处于上升通道。美国面对消费乏力的国内市场，努力寻找着海外市场。为了降低自己产品的出口门槛，一再要求我国提高人民币的外汇比价。按照标准比价表示，目前1美圆=6.2元人民币。这就意味着，我国实体经济的出口压力大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

（三）国外大量投机性热钱流入我国金融机构。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以及我国商业银行相对较高的利率。国际上大量的投机性游资流入我国金融体系中。这一现状不仅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造成我国金融体系的统统性风险。不难理解，在资金逐利性使然推动下，若大量热钱突然抽走，将导致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崩溃

三、上述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优化导向

结合以上论述，我国金融业的优化导向需要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1）强调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契合。美国次贷危机的演变，则是典型的反面案例。（2）增强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不难理解，在资本逐利性推动下，金融机构形成投机动机，从而需要政府的监管来抑制。（3）设计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金融制度的建构非常重要，这需要金融界、学界、政府机构的共同努力。

最后，笔者强调着力打造“银企互联业务”。具体而言，以企业运营为核心的信息流、资金流的交互机制；同时，企业与银行间形成正和博弈态势。从而，形成我国金融业健康稳定的发展路径。

四、小结

当前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究竟是什么，近年来一直在各学派经济学家中间争论着。新古典经济学学派认为，危机根源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国家干预学派则认为，危机应根源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缺位。而应在经济学视阈下，来审视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生产和传导。

针对我国金融业的优化路径，应强调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契合；增强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设计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最后，将充分借助目前的信息技术，构建“银企互联业务”。

参考文献：

[1]傅雪莹.全球金融危机传导的地理层级性及其对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启示[J]. 地理科学，2010，（4）.

第5篇：金融危机的根源范文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 金融危机 列宁

美国的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目前虽然经济危机的势头已不如当初，经过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央行前所未有的干预，全球经济已步入“后危机时代”，而后危机的时代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全球经济呈现复苏的状态，但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仍在困扰着全球。这次“后危机时代”现象的深入剖析与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路与前景的探讨中运用立场、观点与方法，特别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的思想来科学的认识这次“后危机时代”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出路是很有研究价值与意义的。

一、对国际经济危机的回望与“后危机时代”的探析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缘起于金融市场，而从07年开始蔓延开来的美国的次贷危机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进入2008年9月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骤然恶化，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机构纷纷濒临破产的边缘。面对市场的急剧的动荡和恐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纷纷出手救援金融危机维护市场的稳定。当然这次由美国华尔街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发生在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的一场市场经济动荡，由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灾难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普及，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欧洲一些小国经济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也先后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出现了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动荡。

至此，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变为一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全球经济信心已经慢慢地恢复，工业的实际产出也开始逐步回暖，消费者信心震荡回升，经济增长的预期也开始上调，全球经济也开始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了“后危机时代”。但“后危机时代”中固有的危机只是暂时的蛰伏，危机并没有消除。迄今为止，尽管目前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和早期的资本主义市场有了许多的变化与区别，但是资本主义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周期和危机。二战后以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超越列宁时代开启并初步形成的金融全球化的基本框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危机也常常带有全球化的性质，其经济危机的传导的速度、规模、范围和程度也往往带有全球化的特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后危机时代”中必须对这场经济危机进行大反思，并作出一定的变革。

二、以列宁思想为视角分析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危机时代”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信息化、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新阶段，自由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进一步加剧，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缓和，相反却进一步深化了。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印证了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认识的真理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变化，列宁根据时代的新变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列宁对于当代帝国主义与经济危机的认识，对于认清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危机时代”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与经济危机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决定了资本追求利益通常是不择手段的。金融资本作为资本的最高形式，同样具有资本的贪婪性。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就指出了在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当今社会自由主义的思潮也使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放松国家的管制，促进了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列宁曾说过，金融资本的世界统治和国际盘剥向来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金融的自由化开始催生了各种的金融衍生工具，这些衍生工具的产生既降低了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的成本，同时也赋予了金融资本的虚拟性，加重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对私利最大化的追求，以此保障资本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总的来说，金融资本的全球化的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垄断统治与经济危机

列宁在书中深刻地分析了经济危机和垄断统治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经济危机加深了垄断化的过程，但是垄断统治不断不能彻底地消除危机，反而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在现今社会帝国主义的垄断组织已经发展到更为强大，金融寡头也由原先的传统银行转变为“投资银行”。他们已经不但与传统的银行资本合作，还与强大的产业资本合作，这种合作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这是可以通过各种金融的衍生品来控制传统的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金融寡头们并不满足现状，他们还发明了各种金融工具与杠杆工具，撬动全球资本，使得自己能牢牢抓住全球资源，他们不但能使某个企业破产，甚至能使某个国家破产。因此，此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并非偶然，它是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的日益加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

（三）、制度危机与金融危机

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深层原因是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其金融市场的监管的不足。但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来解读当前危机的根源，便会找到它的制度根源，这是金融全球化下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危机时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痊愈的顽疾，垄断虽然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但并未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促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也开始越来越尖锐。当前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全球化和社会化与美国国际金融高度垄断于华尔街一小部分金融寡头手中的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基本矛盾的表现，这表现为世界创造的财富很多并且高度集中与财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所演变而成的反映。这场危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除，并且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三、对“后危机时代”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路的探讨

对于“后危机时代”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路探讨，必须要清新的认识这次金融危机还不是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总危机。这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方面还占有相当的优势，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的国家还处在不断发展的阶段，各方面还处于弱势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在“后危机时代”中一定还会有新变化与新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出路与发展趋势，笔者认为，第一种可能是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经过调整和“改革创新”，获得新的生机和动力。通过列宁思想的视角，美帝国主义为了转移经济危机的矛盾，一定会通过对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刺激来达到恢复经济的目的。由此，美国的经济有新的反弹的话，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巩固与加强。其余资本主义国家将继续“美国模式”，成为美国霸权的附庸者。第二种可能，如果世界其他大国在经济危机中，将危机转变为契机，美国的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美国模式”与美国霸权主义将会得到根本上的动摇，世界经济新格局与全球政治格局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多极化会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在“后危机时代”中，将大大加剧多极化的进程，资本主义国家讲迎来自己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总的来说，认清当前金融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必须联系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在看来，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日趋走向灭亡的标志，同时“后危机时代”传递出这次金融危机开始冲击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深刻反思各自的发展模式，对自己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因此，我们必须把基本原理和当今时展变化与国际国内最新实际相结合，运用列宁伟大思想为视角，来思考这次金融危机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将会做出的反思与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防患于未然，进一步坚定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及世界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参考文献：

[1]田春生，郝宇彪.国际金融危机：理论与现实的警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第6篇：金融危机的根源范文

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大半年时间里,危机的严重程度越来越出乎人们的想象。金融危机的影响力从发源地美国迅速扩散,如今,欧洲局势动荡,原有的经济与社会矛盾因金融危机而不断加剧;日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引发了市场对其重回“失去的十年”的担忧;甚至,新兴经济体国家也受到了拖累,危机对俄罗斯的影响之大出乎俄官方和学术界意料,俄罗斯经济已告别“黄金十年”;中国作为世界上庞大的外向型经济体,当然也无法独善其身。真的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最糟糕的日子也许还在后面。

金融危机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银行、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数急剧上升。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人们已过惯了寅吃卯粮、败家子般的生活。危机来临,就业与社会保障形势都在恶化,给了人们一个措手不及。所以,西方人不得不去改变透支消费的生活方式,尽一切努力抓住可以赚钱的机会,然后把钱存起来,为可能到来的更艰苦的日子储备“过冬粮”。

然而,这样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尽管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大规模的救市措施,尽管二十国首脑齐聚伦敦,共同商讨拯救危机的应对之策。但人们只想问: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到结果?毕竟,体现在老百姓身上的是实实在在的就业压力和生活压力。

而对于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却不同,他们必须要找到危机的根源,然后用适合的经济学理论来拯救这个萧条的世界。在热衷于资本的西方国家,人们终于把淡忘了许久的《资本论》翻了出来,于是发现,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话就像是在今天说的。他在《资本论》中对今天的金融危机做出了很好的解释:对所有货币持有者而言,生产过程只不过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一个中间连接过程。因此,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陷入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

今天的华尔街,正是“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搞了一大堆金融衍生产品,把华尔街变成了拉斯维加斯,把贪婪和不劳而获塑造成为华尔街的核心价值观。

正是看到了马克思的这些预言,在欧洲,掀起了一股《资本论》热潮,被金融危机搞得焦头烂额的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带着30位企业总裁来到马克思书店购买《资本论》,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开始读《资本论》,英国更是在应对危机的策略中采用了马克思提出的银行国有化之路。

第7篇：金融危机的根源范文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

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不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学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机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学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体制层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集中表现。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摆脱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

第8篇：金融危机的根源范文

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关于次贷危机形成过程的描述却是大体一致的。一般认为,次贷危机的形成经过了三个相关联的阶段:

第一阶段:房地产市场繁荣导致抵押贷款标准放松。2000～2003年,美联储的持续降息拉动了总需求,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繁荣。在市场繁荣时期,房地产金融机构争相放宽信用标准向购房者发放住房抵押贷款。这种向收入水平低、信用等级低的人群发放的贷款就是次级房贷或称为次级债。

第二阶段:次级贷款证券化导致信用风险向整个金融市场传递。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转移风险,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将次级房贷通过证券化和层层打包推向金融市场,出售给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甚至于养老基金和个人投资者,使整个金融市场牵扯其中。

第三阶段:房价下跌导致次级房贷违约率上升,最终引爆危机。随着新一轮加息周期的到来和房地产市场的降温,越来越多的次级贷款出现违约,违约的增多首先使发放次级贷款的公司倒闭,并使购买了次级贷款证券的机构遭受损失,进而冲击到整个金融市场,引发金融危机。

从以上分析似乎可以看出:一是宽松的房贷条件所具有的高风险为危机的产生埋下了伏笔;二是次级房贷的证券化引起的风险传递使整个金融市场牵扯其中;三是房价下跌最终引爆了经济危机。

这样一来滋生了次贷危机的根源是由资本扩张引起的经济悖论:银行放宽贷款标准是为了扩大有效需求以实现资本扩张;而资本扩张又会导致经济过热并产生新的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致使房价不可能永远上涨;即扩张的资本必然抑制社会需求,由此导致经济扩张失去其实现条件,产生资本过剩性危机,因而金融危机不可避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经济危机永远是细节不同,本质却相同。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如此,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如此,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亦如此,而这一次的次级房贷危机也不例外,它显示了一种常规模式,即资产价格上升――信贷扩张――投机――过剩――资产价格下降――违约――市场恐慌,而这种模式的背后是资本扩张引起的经济悖论。

生产过剩

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主要的观点有“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次危机的原因,但主流的反思和解释不得要领,没有从制度和经济根源上深刻剖析此次危机。

两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对经济危机的根源作出了明确和系统化的解释和思考,即生产过剩理论。生产过剩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古典经济危机,也可以比较系统与全面地剖析和解释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次贷危机自然也不例外。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大工业生产方式开始跳跃式扩展(恶性增值)。一方面,生产能力几何倍数的增长速度使资本家和资本在追逐利润(剩余价值)的经济本能下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因生产资料私有和分配的不公,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消费能力的增长无法跟上生产增长,社会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和非均衡矛盾不断加剧,并体现为市场供求矛盾,经济萧条和工人失业。概括起来,马克思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其基本框架就是:(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

生产过剩下的信用

自此,生产过剩解释得已经很清楚,那信用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对于此,马克思只是笼统地说,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并未详细分析。或者说,分析这些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构架,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根本没有意义,如黄达,就评价货币制度是“无法对资本主义带来破坏性作用”的范畴。不过,对于解释次贷危机的演进过程来说,这种分析依旧是有意义的。

首先,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下,生产跳跃式增长,而无产阶级(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及主要由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水平却增长缓慢,出现了相对贫困。此时,从宏观经济学家们的统计图表上来看,总需求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似乎有衰退的迹象。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有一套系统的解释框架,即凯恩斯开创并被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发展的“需求管理”。具体说,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的政策方向是拉动总需求跟上总供给的增长水平,缓解供求矛盾。拉动总需求的切入点有三个: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而拉动的工具,都离不开信用。比如财政政策,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再如货币政策,央行降低利率,鼓励货币的借贷来刺激经济。本质上,都是利用信用,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来缓和生产与消费,或者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

再看次贷,其实也是通过信用来刺激需求(包括房产投资和消费)的一个具体体现。本来买不起房的相对贫困者,突然被告知可以借入条件异常优惠的次级贷款消费,自然需求大增,于是房地产市场又走向了“繁荣”。

整个宏观经济大致如此,只是实现的具体手段各异。总之,在以信用为主要工具的需求管理(广义上包括了金融业自发的信用供应)之下,经济似乎又恢复了繁荣景象,图表上增长的量和速度都十分喜人,于是宏观经济学家和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官员们弹冠相庆,并预期,经济将继续增长,持续繁荣,“经济周期被打败了”。

可是,这之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那到了明天,花什么钱呢?

答案是没有钱。于是大量次级贷款人无法还款,CDO和CDS市场崩溃,华尔街金融市场大海啸,危机还不断向实体经济和其他领域蔓延

总之,在生产与消费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试图利用信用为工具预支将来的财富来刺激需求,解决总供需矛盾,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只是延缓和压抑了危机,并不能阻止危机的爆发。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美国居民在“透支消费”,而且美国政府也在推行“透支经济”。众所周知,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投资速度的持续下降,美国转而倚重来自国外的投资以支撑本土经济的增长。1985年美国从净债权国变为债务国,结束了自1914年以来作为净债权国长达70年的历史。在全球经济都在为“过剩”而发愁的今天(只需一家大的汽车公司开足马力生产,就能满足够世界用一年的汽车需求量),美国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正是在于其“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本国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内,与“把牛奶倒入大海”相比,“透支消费”毕竟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透支消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这就如同为了缓解癌症患者的疼痛而不断加大吗啡的注射剂量一样,“透支消费”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爆发罢了。一旦对未来出现悲观预期,以至于没有未来可以透支的时候,危机就不可避免。在美国,“透支消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透支无处不在。而引发这次危机的次级抵押贷款(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不过是“透支消费”中的个案罢了。换言之,只要“透支消费”不停止,那么即便没有“次贷”问题,也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建议与结论

1、次贷危机的经济和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生产过剩,信用只是一种长期中必然失败的延缓生产过剩矛盾的手段,只能暂时压抑矛盾,而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危机在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动荡的同时,也重新腾出大量生存空间,危机产生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客观上促使生产跟着萎缩,进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在经济危机中,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保持信心,积极等待经济的复苏。

2、从根本上,次贷危机以及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逻辑内部解决的,须寻求制度外的根本性解决措施。不过,我们虽不能避免经济危机,却可以预防和预测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要预防这种金融危机(本质是信用危机),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针对信用增殖的合理的制衡机制。

第9篇：金融危机的根源范文

关键词：公允价值；经济后果

2007年1月1日起，我国境内所有上市公司开始使用新会计准则。新会计准则中一项重要的变化就是大量使用公允价值，这标志着中国企业的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逐渐并轨，对于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及加速我国融入全球经济大潮中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和金融业务的发展，公允价值对我国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影响程度必将越来越大。随着公允价值的逐步施行，学术界对公允价值的讨论开始从“是否需要应用”升级为“应用后的效果如何”的论证与检验。我国学者关于其经济影响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公允价值计量的引入是否具有顺周期效应而加剧了金融危机，是否能提高会计信息有用性，是否能给公司带来业绩提升，是否会造成更多的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等。

一、公允价值与顺周期效应

顺周期效应是公允价值在金融危机中备受指责的原因所在。2009年FCAG公告，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甚至提出如果大型金融机构更早更广泛地采用公允价值，金融危机可能不会爆发得如此集中和剧烈。中国学者也在这方面做出了深入而详细的理论推理和实证检验。于永生（2009）指出，顺周期效应与公允价值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财务报告与金融资本监管政策的关联性及次贷产品的复杂性，详细论证了“将扩大公允价值应用确定为金融工具会计长期目标”的正确性。盖地和杜静然（2009）认为，不确定环境是公允价值产生的客观条件，完全信息理论是公允价值发展的理论基础，并不是公允机制本身存在问题导致其对金融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会计信息本身具有很强的经济后果，很多学者也指出公允价值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应用，确实对金融市场的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周明春和刘西红（2009）指出，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经济环境和风险的变化及企业自身信用的不确定性都会导致财务报表数据的变化，特别是对于持有金融工具的企业而言，对金融工具市场价格的重新估计并确认价格波动所引起的未实现利益和损失会导致企业利润激烈波动，进而加剧金融市场波动。毕茜和甘熠（2009）则认为，虽然公允价值本身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但无视和混淆历史成本，公允价值和市场价格计量可比性的差异是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因此提出了会计计量的新思路和方法以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黄世忠（2009）在综合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公允价值顺周期效应产生的机理和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从技术层面上说，公允价值会计主要通过资本监管、风险管理和心理反应这三个机制传导顺周期效应，指出公允价值会计所蕴涵的市价代表企业出售资产可望实现的价格的假设没有考虑到极端情形下可能出现的“羊群效应”。而在金融危机中，正是这意想不到的“羊群效应”催生了这场几乎令市场崩溃的灾难。刘玉廷（2009）指出，我国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过度创新的金融工具在我国不存在，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在引入公允价值时的谨慎态度和适度原则。

二、公允价值的外部影响

笔者认为，公允价值对金融危机影响的探讨是从宏观的层面对其经济影响进行研究。微观层面，我国更多的学者是仿照国外对其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关注的是公允价值计量下的会计信息与股价的相关性，即市场上的投资者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反应。

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是国内学者进行价值相关性检验的主要方式。价格模型中有两个较为成熟的指标，即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它们在股票价格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这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在这些方面的研究结论却大相径庭。在王建玲、邓传洲（2005）、宋林的研究中，各项研究结果证明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调整不存在增量的价值相关性。但另一项研究结论却证明，一方面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表外计量和表外披露及公允价值调整额与历史成本比较具有明显的增量信息含量，并且表内计量较之表外披露信息含量更丰富，另一方面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调整额和历史成本进行比较没有增量信息含量。研究人员认为原因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流动性较差，变现能力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笔者认为，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一方面是研究过程中行业与选取数据的时间不同，一些受公允价值影响比较大的行业，会计信息对股价的影响也大，像金融业或投资性房地产行业。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环境的逐步完善，对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的理解和认识也会逐渐提高。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用后期的会计数据进行相关性研究结果必然优于早期的相关性结果。

三、公允价值的内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