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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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范文

关键词：“能力陷阱”；组织防卫；社会分层与流动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7-0024-02

一、企业成长与“能力陷阱”

企业成长，无论对于经济学还是管理学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现象。与其他许多社会经济现象一样，不同的学者、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科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作为一般均衡理论的组件，体现为一个生产函数，企业内部的一切复杂安排均被抽象为“黑箱”，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企业成长在内的企业的一切特征均由外部决定。

众所周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打开了“企业的黑箱”，在科斯创立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中，企业的成长主要体现为企业边界的变化。诚然，上述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具有合理性，它们回答了为什么有的社会制度、机制、政策促进创新与中小企业成长，而另外的社会机制则阻碍企业创新、成长。但上述理论在理解企业成长问题上的最大困难是不能说明“此企业非彼企业”，即为什么在同样的市场经济机制下，有的企业成长了、成功了，而另一部分企业失败了的现象。彭罗斯被公认为是企业内部成长理论的开创者。彭罗斯认为，企业使用自己拥有的资源所产生的服务是企业成长的原动力，企业成长并非由市场的均衡力量所决定，而是由每个企业自身的独特力量（即由使用资源所产生的服务与能力）所推动。

尽管彭罗斯关于企业成长的理论主体是企业资源观，但其中的“管理服务”等概念已经涉及到企业核心能力等概念。一般认为，普拉哈拉德和哈默是企业成长能力观的代表，他们认为，企业核心能力的积累才是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原动力。企业的核心能力包括：（1）企业中不同生产技巧的协调；（2）企业不同技术的整合；（3）组织中价值观的传递。通过学习和核心能力的积累，企业就可能尽早发现产品和市场机会，因而，企业成长与企业的核心能力是紧密相关的。然而，企业如何积累“核心能力”？核心能力的积累是一个线性过程吗？

“能力陷阱”是LEVITT和MARCH在1988年提出的一个概念，能力陷阱概念直指这样一个事实，即核心能力并总是线性积累的，核心能力积累的过程可能是一个曲线，甚至会进入一个凹陷。以此前ARGYRIS提出的组织学习的视角来看，能力陷阱实际上也是一种“学习的困境”，MARCH一针见血地指出，“学习并不能总是产生明智的行为，相同的过程可能产生经验智慧，也可以造成迷信的学习、能力陷阱和不正确的推理。”在实际的企业管理实践中，企业可能陷入成熟性陷阱，在这类陷阱中，组织过于重视产出的可靠性与可预测性，而对潜在商业机会探索不足；企业也可能陷入熟悉性陷阱，在这类陷阱中，组织过于强调现有能力的应用和改善，而忽略了对新知识来源的探索，限制了组织认知结构的更新；企业还可能陷入临近性陷阱，组织只专注于与原有专长接近领域的发展，对产业整体的技术变迁缺乏宏观的理解。

二、发展中国家的“能力陷阱”

显然，国家也属于一种组织类型，因此，国家的发展当然也可能陷入“能力陷阱”。在国家的发展中，2006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2010年，进一步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阐述为：“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适中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学术界就如何走出陷阱问题，大多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第2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范文

本文作者：焦俊峰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治安治理资源整合的社会基础考察

治安治理作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其过程必然涉及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具体分配。治安治理决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调整等环节，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同时，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反过来也影响治安治理的效果。因此，本文主要从市民社会理论层面理解和使用“社会基础”一词，即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7］。前述以国家和社会为载体的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需要考察市民社会基础。作为有威权统治传统的中国，整合社会治安资源应注意中国社会的发育程度，即中国基层社会是否拥有维护社会治安的力量、能力、方法和制度资源等。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对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有重要影响，其核心在于基层社会和公众参与治安治理的深度和广度。除了公众参与，社会结构、社会信任、社会关联类型等也会影响社会治安治理的运行过程。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基层社会对治安治理资源整合的影响：一是在基层社区范围内，从微观层面考察基层社会和公众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县域范围内，从中观层面分析社会力量对治安治理的影响；三是在国家范围内，从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宏观层面分析市民社会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从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现状考量，治安治理资源整合面临的困境在于：社会资本存量的匮乏和市民社会发育状况不理想。①首先，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建国后高度发达的行政体系以及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性对基层社会结构的建设性破坏导致市民社会尚未构建起来，国家力图培育的基层民主与预期目标之间仍有较大差距，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尚不成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治安治理在基层社区的运行，社区警务、社区矫正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即是例证；其次，市民社会的不成熟往往伴随着社会资本的匮乏，社会结构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静态社会结构下遗留下来的社会资本存量，导致当前中国的社会资本总量比较匮乏，社会参与的热情、广度、深度均不够，缺乏制度化的手段和途径。由于社会的转型，我国缺乏长效的制度和机制调动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治安治理工作，这是社会参与的实践困境。在国家治理理论中，发达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决定性因素，但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无法孕育发达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导致传统中国无法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在当今中国，治理模式的转变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发达的公共精神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8］。对于治安治理而言，社会参与的贫弱也就意味着治安治理效果的下降。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社区为依托，从培养社区的“公共精神”着手。治安治理能够取得成效的基础和关键不在于政府及其警察，而在于社区及社区公众。一方面，社区公众对安全的诉求是警察开展工作的动力和方向，社区公众是公共安全的直接受益者，对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治安问题有最为直接的感受，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是警务决策重要的信息源；另一方面，社区公众参与是治安治理的重要内容，不仅仅是提供建议和意见，更重要的是直接参与到治安治理中来，社区公众能否参与、参与的范围与程度是否合理、参与方式是否科学是治安治理能否取得效益的关键所在。由于力量的分散和组织能力的相对缺乏，公众的参与并非顺理成章，而必须依靠政府及其警察的组织、协调，以整合社区公众的力量，发挥社区公众的作用。因此，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公共精神”。公众参与治安治理必须使其意识到：作为社区成员，社区治安事关自己切身利益，诸多治安问题仅仅依靠政府及其警察难以解决，自己有义务参与治安问题的解决。参与治安治理不是代替政府及警察，也不是简单的协助，而是作为主体之一共同解决治安问题。所以，公众在配合警察搞好治安管理和犯罪控制中除了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社区安全系数和心理满足外，亦能提升自己的公民观念［9］。与西方相比，我国社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普遍不高。社区公众的参与分为两类：一是动员性参与；二是自觉性参与。在我国，动员性参与一直是主要的参与方式，但这种参与方式的持久力不够，随意性较强，难以保持长久的效力。据托马斯•海贝勒2003年至2004年在中国沈阳、重庆和深圳的一项调查（调查对象为38名市、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各级地方官员和140名经筛选出来的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程度普遍不高。比较而言，沈阳的社区参与程度最高，其中大部分人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员工，邻居之间相互认识，人们对国家的期望很高，党员在社会参与中占有较高比例；重庆的社区参与程度处于中等水平，人们对国家的期望明显小很多，党员在社会参与中的比例也较低；深圳的社区参与程度最低，原因是移民城市内部缺乏地域性联系，人们相互不认识，而且由于收入和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群体具有较强自我意识的生活态度［10］。虽然该项调查不能说明整个中国的社区参与状况，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由于传统中国是一种威权统治，在这种统治模式下，民众习惯于服从而不是参与，造成当前培养“公共精神”存在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即便是在以邻里守望为主要方式推行社区警务的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公众对邻里守望的参与热情也在下降。这说明，即使在社区参与程度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治安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我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官僚体制下国家力量效率低下和社会力量发育不足的现实难题，通过各种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区自我管理活动等，培养社区公众的参与精神，并使传统的动员式参与逐渐转化为自觉性参与。只有社区发育成熟了，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才能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并得以自觉自发地长期实施。

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路径设计

在治安治理实践中，我国一贯重视对治安治理社会资源的挖掘，注重发挥群众在治安治理中的作用。但从具体实践看，这种做法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社会参与治安治理在某些情况下意味着安全责任的转移，即本应由政府完成的维护治安的职责被转移到基层社区，这种做法从政治上和法律上受到质疑。从理论上看，政府在将治安治理的某些责任转移给市场化的组织后，可以集中精力于必须由政府完成的工作。但是，公共安全供给的市场化与私人化一方面缺乏相应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则使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私人产品所固有的差异性和不平等性，有公共安全富人化的嫌疑。因此，在社会转型中，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作为辅助力量，与政府协作提供公共安全可以弥补国家治理资源贫弱的结构性缺陷，但政府必须牢牢掌控治安服务的质量标准和监督权，以弥补和遏制治安服务市场化与私营化的消极后果。其二，由于制度创新的缺失以及分散化的改革导致社会资源的整合效果比较有限。从全国来看，不少地方根据地方治理经验创造出了适合本地实际的整合机制，但作为常态化的制度并未系统性地确立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安治理资源的运用。的确，由于性质、权力内容的不同以及具体方法的区别，治安治理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发挥的空间和效果存在一些差异，这就需要用具有实践操作性的制度进行整合，优势互补，以取得良好的治安治理效果。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分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力量和基层社区之间以警察为纽带，建立长期的协商沟通机制，将双方的力量有机整合；二是国家力量与市场化组织、基层社会与市场化组织之间以契约方式由市场化组织完成对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供给，为治安治理提供市场化的补充。通过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手段，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发动基层社区的力量开展治安治理。首先，这种模式坚持依靠国家现有的制度资源，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协调作用，使警务工作围绕着基层自治活动展开，避免了公安机关直接指挥带来的抵触和对抗情绪，也使居委会的凝聚作用有了充分的发挥。其次，这种模式根据不同情况通过方法创新充分挖掘基层社区的力量，即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化的保安组织，将公安机关的工作与小区物业、大型商贸城、娱乐场所、金融单位和重点企业等区域的保安工作联系起来，有效整合利用这些区域的治安治理资源；另一方面则通过有偿服务以及动员方式发动下岗职工、低保人员、退休人员、治安积极分子组成专门的安防队、义务巡防队，整合社区的人力资源。再次，这种模式坚持立足社区，根据社区的具体问题提出对策，将社会矛盾与社区问题解决在社区，以保证社区的稳定和谐，从根源上解决犯罪诱因，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及其对抗犯罪的能力。具体思路是：在社区外的公共空间，国家力量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资源和方法资源，继续提供公共安全产品，通过日常巡逻和案件查处，维护社会治安。但这种方法提供的是无差别的安全服务，仅仅靠政府及警察的服务难以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层次化的安全需求。对此，可以通过自治化和市场化两种方式予以弥补。自治化是在政府及警察的指导下，基层社区组建自己的力量开展治安防范。但这种传统方式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需要融入一定的市场化手段。如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治安治理资源整合机制的创新中，通过宣传、发动群众重组了324支共计1614人参与的义务巡防队负责社区白天的门栋（店）关照和义务治安巡逻。并在对传统的义务性群防组织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基础上，着力加强安防队、保安队、义务巡防队的建设。以每月由社区统一筹资发给适当报酬的运作方式，从社区下岗职工、享受低保的群众中挑选了520名年富力强者组成260支安防队。①更为普遍和可行的做法是，根据“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推行保安有偿承包安防责任制，即以契约的形式将局部区域的治安治理活动交给保安服务公司。当然，这种方式下，国家力量并非不再参与治安治理，而是通过定期的治安联席会议方式与社区代表、保安组织沟通协商，共同参与治安治理。事实上，在这种模式中，警察组织和社会力量无法割裂，社会力量参与治安治理必然需要借助于警察组织的各种资源，否则其合法性以及治理效果都将存在问题。这种模式涉及国家资源、自治资源和市场资源三个主体和指导协商、市场契约两种合作机制，其性质各不相同。政府及警察和社区之间是协商指导关系，而社区和市场化的保安组织之间是契约关系，为了确保机制的有效性，必须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从目前来看，上述模式运行较好的社区代表有武汉市民意街社区，其具体做法是经费由社区收取、管理和监督，安保队的组建也由社区自己负责，派出所只对具体的技术进行业务指导，并对具体的责权利分配进行监督［11］。这种做法既避免了公安机关重复收费的嫌疑，又充分发挥了基层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基层社区存在差异，具体的治安问题也有其独特性，作为国家力量的警察组织由于其工作的普遍性难以深入了解和充分考虑这种差异，作为社会力量的基层社区又缺乏警察组织所拥有的权威性治理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官方资源去解决所在社区的治安问题。合理的解决途径是，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资源整合，双方通过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对自我利益偏好的修正、对具体目标方法手段的选取最终形成共识，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实现治安治理目标。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基层治安状况较好的社区，警察组织与社区往往有比较好的互动，这些社区可能没有正式的协商制度，但非正式的沟通与交流同样可以起到协商的作用。通过有效的协商沟通，代表国家权力的派出所与基层社区达成共识，以此为基础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在“群防群治”理念的指导下，有效整合治安治理资源，形成科学的治安治理资源结构。这种资源整合机制运行的结果使得多元主体在治安治理中的关系出现多样化，凸显了治安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具体表现为由警察组织主导并以平等的地位与社区进行交流与协商，根据各自的价值需求达成治安治理目标上的一致。在目标的指引下，双方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具体的方法手段实现既定的治安治理目标，以维护社区良好的治安秩序，满足警察组织的职能要求和社区公众的安全需求。

第3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范文

关键词 社工 志愿服务 志愿者

作者简介：王德明，重庆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

一、社会治理的基本取向

所谓社会治理是指在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取代了社会管理的字眼，意味着党和政府在执政理念上有所转变。长期以来，社会管理被赋予管控和统治的内涵，采取强制性的管控思维来维持社会稳定。事实上，基于管控思维的网格社会管理模式，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增加了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而社会治理的目标是追求社会的“善治”状态，促使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中，强调各个主体的主动参与性，明确各个行为主体的责任，通过社会关系的协调与社会行为的规范，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

创新社会治理的取向在于基层社会治理。随着社会领域的扩大和公共社会的兴起，过去由政府全权包办管制的社会方式，逐渐转变为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管理的社会治理方式，基层社会治理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可以说，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服务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兴起的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对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工引领志愿者合作路径辨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强调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激发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培育治理主体的社区参与，促进治理主体共同管理公共生活。社工与志愿者作为社会治理的生力军，在社会治理与管理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社工引领志愿者服务模式的可能性

2.社工与志愿者同理：利他精神。社会工作者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方法，为有需要的个人、机构、家庭、社区提供专业社会服务。它与人们把本职工作之外的福利性、公益性和非专业性助人活动称为的社会工作，有本质不同。志愿者提倡“互相帮助、助人自助”，坚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凭借自己的双手、头脑、知识、爱心开展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帮助那些处于困难和危机中的人们。

3.社工与志愿者同心：大爱之心。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都用自己的爱心去服务和关怀需要帮助的群体，帮助困难群体走出生活的困境。社工运用自己的专业技巧为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等提供专业的社会服务。志愿者利用自己的爱心积极参与各项公益活动，用一颗爱心感染者身边更多的人投身于志愿服务，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困难群体。

（二）社工引领志愿者服务模式的必要性

1.社工服务在于专精，而志愿服务在于量大面广。社会工作者多用于自身的专业性、技巧性来帮助有需要的人解决困难。相对与志愿者服务的方面较窄，但较于志愿者的服务更加专一，精准。由于志愿者的人数众多，职业教育背景也不尽相同，因此志愿者要比社工的服务范围大，覆盖面要广。

2.专业社工数量有限，志愿者数量众多。改革开放以来，许多高校相继开设社会工作专业，三十年来培育了众多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但真正从事社会工作这一行业的全职社工少之又少。因此，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专业社工数量难以满足社工服务市场的需求。充分利用志愿者的人数优势，挖掘志愿者的潜能，在社工的带领下开展相关服务，已成为弥补社工人数短缺的重要途径。

3.社工重在链接资源，志愿者服务强调落地生根。社工在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同时，更要注重资源的链接。通过社区资源整合，在社区工作分工的基础上，强调整合资源进行相互协作，合理配置资源，保障资源能够被有效协调和使用，发挥资源最大的效率达到共同的目标。

（三）社工引领志愿者服务模式存在的难点

1.社工虽具有专业优势，但人力资源有限。志愿者的人数众多，但服务缺乏专业性，系统性，长效性。因此，社工要通过培训、引导志愿者，提高志愿者的服务水平，使得居民享受到常态化、规范化、专业化的服务。

2.由于当前的管理体制问题，存在着政府部门利益分割，社会组织职能分离等问题。在管理体制上，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各部门与社会组织机构缺乏良好的沟通，从而影响了社工与志愿者的交流合作。

3.社工与志愿者在观念和专业背景上存在着差异。不可否认的是，社工与志愿者都认可彼此之间有加强合作沟通的必要性。但志愿者与社工互不认同，互不配合的情况时有发生，从而阻碍了社工与志愿者之间的互动。这些是我们在采取社工引领志愿者服务模式中不得不面临的现状。

三、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探析：社工引领志愿者――以渝中区上清寺路社区服务为例

重庆市“社工引领志愿者”市民学校服务模式是共青团渝中区委与重庆市民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渝中区上清寺街道办事处、渝中区520志愿者组织和重庆市青年助学协会共同发起的。该模式主要是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者对社区居民的日常的探访和服务，了解居民的实际需要，并将需要归类，旨在通过整合辖区的专业社工资源和志愿者资源，以专业社工为引领，以广大志愿者为依托为社区居民提供有序、可持续和专业化的服务，以满足社区居民个性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需要。 （一）“社工引领志愿者”的服务理念

1.坚持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助人是一种美德，努力帮助被助者提升自己帮助自己的能力、环境和条件，最后促进被助者实现自助。如在服务居民过程中，就是要注意唤起居民的参与，培育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能力。

2.促进邻里互助。当前，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工作竞争压力大，人口流动、居住方式的改变等使原有的邻里关系遭到破坏，重建邻里关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立足在重建邻里关系、培育守望相助的非正式支持系统，因此，“社工引领志愿者”的服务需要立足增进邻里关系，培育邻里之间的互助，形成守望相助的和谐氛围。

3.促进社团协助。社工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训练，在助人过程中重视其角色和艺术，非社工专业的团队，如志愿者组织、社团等拥有助人资源，当社工在一线服务中发现和评估居民的需求后，可以协助社团更有效的服务居民，并告知服务者需要明晰的是其角色是协助者，而非主角。这样可以使社团的资源发挥更好的助人效果。

（二）“社工引领志愿者”的体制、机制

1.政府搭台，社工、志愿者唱戏。由民政局、文明办、团市委等单位牵头，共同搭建社工与志愿者联谊会的架构，协调社工与志愿者服务项目的运作。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是易于社工与志愿者的接受，另一方面其职能更多体现在交流、合作，而非规制、管理。

2.社工与志愿者互相认同。“了解―熟悉―认同―合作”机制是社工与志愿者能够合作的必然路径。除了要加强对社工的宣传力度外，社工作为受薪人员，也应该主动的迈出一步，与志愿者交流，比如以个人身份加入志愿者组织，参与志愿者活动，在活动中建立友谊，树立权威。

3.加强社工与志愿者培训交流机制。培训社工与志愿者是增进双方认同的良好平台，培训可以采用“引进来，走出去”的模式，也可以通过个案讨论沙龙、分享会的形式开展。通过培训，树立社工与志愿者共同的服务信念。

（三）“社工引领志愿者”的具体服务内容

1.周末剧场。依托嘉陵桥西村星光广场现有的周末电影放映活动。例如，通过社工的日常探访了解居民喜爱什么样的电影，并将电影分类存档，建立电影库，引领志愿者挑选下载具名喜闻乐见的电影，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

2.开展爱心直通车活动。社工定期或不定期了解，征集辖区内困难青少年、空巢老人的心愿，通过社工站平台和结对共建单位，招募志愿者等方式，建立一对一关爱帮扶机制，帮助困难青少年和空巢老人完成心愿，使其快乐健康成长。

3.四点半课堂。上学日的下午16：30-17：30，在社工的引领下，由辖区志愿者为社区小学生们提供服务，日常安排为课业辅导、陪护托管，并根据青少年的成长性需要设计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且具有积极意义的专题活动，通过链接各志愿队伍，定期开展志愿服务。

4.开展艺术团活动。以歌会友，以舞会友，以拳会友，重建邻里关系。根据社区群众兴趣爱好和要求，通过组织引导相关志愿者，成立了以居民为主，旨在重建邻里关系、形成良好的邻里守望的支持系统的居民心连心艺术团，不仅丰富社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促进常住居民和暂住居民之间的邻里关系，形成守望相助的支持系统。

第4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范文

一、广州市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伴随社会转型及单位制逐渐解体，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环境、内容、对象等要素发生变化，面临新的挑战，例如流动人口大增、居民权利意识增强、社会阶层分化等。从广州市调研情况来看，主要包括：

1.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责不清，政府管理责任与职权不匹配

作为政府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直接组织协调辖区内社会管理工作，协同有关职能部门开展工作，落实市区政府部署任务。区政府指导、监督、考核街道办事处的工作，统筹、协调政府职能部门与街道行政管理事务。从街道办事处实际工作内容看，其工作涉及基层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的所有方面，例如治安维稳、人口计生、流动人口管理、劳动监督、民族宗教、居民、集体经济和社区服务等。因强调“属地化”管理，加之各级政府间职能边界模糊，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将很多具体工作交由街道办事处，造成街道承担着过多行政管理事务，经常疲于应付。同时条块关系错位，街道办无执法权，难以承担专业性管理职责，管理力度不足，街道和职能部门就难免推诿扯皮、推过揽功、争权推责。责任主体不明确、责权不统一的结果是基层社会管理服务职能难以落实，效果不理想，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不高。

2.基层政府社会管理事务与其拥有管理资源不适应

伴随单位制管理的解体，单位承担的诸多社会管理功能转移出来，单位成为单纯的社会生产单元。大量下岗、失业、离退休人员进入社会，单位不承担在业者的社会管理，更多的人成为社会人。社会管理服务等职能开始由单位转到基层政府及社区，造成基层社会管理对象和事务等大量增长。流动人口也使得广州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对象、任务、内容等更加繁重。但是，基层社会管理资源并没有相应增加，基层管理资源与其承担任务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分税制和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决定了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间接决定了基层政府的管理能力。各级政府间缺少较为恰当的财力和责任分担，人财事权过分向上级政府集中，事务具体办理过分向下，基层政府普遍财力不足，很多管理事项依赖服务收费。因编制内人员难以满足管理需求，基层管理机构只能临时聘用人员。而聘用人员薪酬较低，素质良莠不齐，这又给基层社会管理服务带来诸多弊端。为野蛮执法、矛盾冲突埋下祸根。

3.街居关系错位，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泛行政化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实际上居委会已成为诸多政府管理事务的具体执行者。政府及职能部门在向社区延伸时，把各种具体事务的办理下放到社区。却保留管理权。政府下拨给社区居委会的经费也由街道办事处代管，只能根据街道办事处要求使用，经费成为街道办“挟持”居委会的有力工具之一。两者间的指导和协助关系逐渐转变成为领导与指导同时并存的双重关系，届委会沦落为街道办事处下属机构。这使得居民自治机构难以有效地依法履行其居民自治功能。过强的政府行政管理也使得社区的社会组织发育低下，由于成立和运作门槛设置较高，组织居民开展自我服务、互助服务、专业服务受到很大限制。

二、广州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做法

面对基层社会管理的困境与问题，为提高社会管理服务水平，2009年以来，广州市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经验，通过整合街道机构人员队伍，开展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服务等试点工作，大力推进街道、社区基层社会管理改革创新，重构街道社区管理体制，初步构建起综合管理和专业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基层管理服务模式。

1.整合街道机构人员，重新定位管理与服务功能

针对基层社会管理的问题，广州市整合街道机构、人员及职能，以“业务归并、人员整合、服务前移、管理落地”为主线，按照职能交叉、工作关联、高效便民的原则归并职能相同相似的机构，把涉及行政管理、社会服务及综合执法并各司其职的科室、部门等整合为担负多种职责的综合性机构。这包括：建立街道社区综合管理中心，担负计划生育、劳动保障、社会保障、出租屋管理及流动人员管理等综合性管理职能；建立设立街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搭建再就业服务、婚姻家庭服务、青少年教育、残障人士服务、群众诉求反馈、困难群众帮扶、社区养老、社区卫生保健等服务平台；建立综治维稳中心，形成社会治安联合防控、矛盾纠纷联合调解、重点工作联勤联动、突出问题联合治理、基层平安联合创建、流动人口联合管理服务等联合防控的局面；建立街道管理综合执法队，负责街道城市管理、出租屋管理、消防安全、安全生产、劳动监察的巡查、信息采集反馈、简易执法等工作。（根据2011年2月广州市社会建设调研访谈资料整理，也可参见率征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提升社会建设管理科学化水平》，广州日报，2011年7月14日）整合街道机构人员，优化管理服务职能配置，缩减了内部管理程序，较好地解决了多头管理、重复管理等问题，优化了社会管理服务职能，提升了街道科学管理辖区社会事务的能力。

2.强化居委会的自治职能，理顺街居之间的关系

为强化社区功能，广州市按照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居民自治有效对接、良性互动的思路，梳理规范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权力、职责，改革社区管理服务运行机制，形成了居委会工作新模式。根据工作性质内容，将梳理出的136项居委会工作划分为政务协助、居民自治、可转介服务三大类型。对大多政务协助类工作，转交由社区工作站办理，少数从居委会中分离出去，由街道新组建的各管理中心承担；对可转介服务类工作，居委会可通过购买服务方式交由专门的社会组织来承担；居民自治类事务则须由居委会承担。在梳理居委会工作同时，重新定位社区工作人员。部分人员归口社区工作站，与街道中心对接，承担政务协助的工作；部分人员充实到增设居民自治工作专职岗位上，由社区居委主任牵头，与社区党务专职副书记一起，强化社区居民自治工作。针对社区管理的具体事项，届委会建立健全社区居民议事、民意沟通、矛盾化解、转介服务、多方参与、评议监督等工作机制，推进社区居民自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这增强了居委会的自治功能，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提高了公众参与意识，促进了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3.引进社会组织，以专业社会工作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政府及社区承担的特殊人群服务以及家庭服务等工作难以满足人们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需要，而这些服务正是社会组织的强项。由此，广州市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开始引进社会组织。以专业社会工作提升管理服务。例如，荔湾区逢源街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进逢源人家服务中心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逢源人家服务中心招聘社工人才，立足居民群众需求，引导社工从事实际社会工作，打造出“家长俱乐部”、“群众心声站”、“康龄社区大学”等多个服务创新品牌，为社区居民提供再就业辅导、青少年教育、养老助残解困、群众利益诉求和社区卫生保健等专业化社会工作服务，不断满足居民群众的各种需要。其他街道也采取了类似做法，并取得了良好成效。2010年，广州市共投A6000万元购买了公益民间组织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根据2011年2月广州市社会建设调研访谈资料整理，也可参见周祚：《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今年总投入超过6000万元》，广州日报。2010年9月4日在政府财政支持下，街道、居委会通过依托社会组织，引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手段，克服了传统服务手段单一、粗放、有限的缺陷，细化了政府社会服务职责，赢得了社区群众的好评。

4.加强基层资源供给，提升软硬件建设水平

针对基层财政、人力、物力等资源短缺问题，广州市提出街道办事处经费主要由区财政负责解决，加大对街道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投入。广州市解决了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以及办公经费，明确参照事业单位标准给予居委会专职人员工资福利待遇。2009年以来，为配合试点街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市区两级财政为每个试点拨款2007：5元，有的区财政及街道还增拨资金，整合服务场所，增加对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投入。例如，海珠区下拨569万专项经赞作为2个试点街道的建设经费、花都区及新华街道投入1000多万元用于中心及服务站建设、越秀区北京街道调剂700多平方米场地用于服务中心等。（根据广州市民政局在“广州市社会管理创新”调研座谈会上的发言及其提供的书面资料整理）在强化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硬件建设之外，市区财政还拿出专项经费通过强化服务中心、居委会和专职人员队伍培训，支持街道购买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等手段，来提升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通过把人力、财力、物力等管理和服务资源更多投到基层，解决基层“无人办事、无钱办事、无址办公”的突出问题，推进了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强化了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

三、广州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启示

广州市通过整合街道管理服务机构强化居委会职能，通过引进专业社会工作增强基层管理服务资源等途径，创新了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了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机制，给我国整体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带来如下启示：

1.强化基层社会管理服务须转变政府职能

在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多年来，我国基层政府管理组织机构都将经济职能放在首要位置，造成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脱节，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为解决此问题，广州市明确街道不再承担具体经济发展职能，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增强街道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由此可见，要强化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首先需要推进政府转型，将政府工作重心转变到社会管理和服务上来。‘

2.强化基层社会管理服务须厘清居委会职能

居委会是基层居民自治的主体，对居民自治范围内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多年来，由于多种原因，居委会在实际工作中更多承担协办政务的职能，较少顾及到对居民群众的自我管理和服务。为加强基层居民自治，广州市对居委会承担工作进行梳理，转移居委会的工作重心，使得居委会有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到居民自治事务方面，增强了居委会的自治功能，促进了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

3.强化基层社会管理服务须促进服务专业化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社会管理自上而下，管理手段单一、行政化；社会服务手段传统、低效率。在经济社会转型，社会分化及社会需求多元化、分散化的背景下，基层社会管理服务需要向现代专业化管理服务转变，通过引进专业化服务，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为社区的儿童、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失业者、问题家庭等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满足了居民社会服务人性化、个性化的需要，推进了基层管理服务社会化。弥补了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服务方面的不足。

第5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范文

一、社会管理重心下移的基层困境

基层是社会管理的基石，是产生社会问题的重点领域。经济快速发展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上访、集访数量的几何经数倍增，的不断发生，主要集中在基层，使得基层成为社会管理工作的主战场。

（一）基层问题急剧增加，社会管理难度增大。

随着分配制度的纵深推进，将会触及很大一部分人利益，特别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新的利益调整方案不会十分成熟，社会秩序将在一定程度上的震荡不可避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人”变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人”，身份转变将带来系列变化，很多人都有一个较长的适应期；2亿多剩余农业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城市中的自由人增多，流动性增强，城市社区的开放性不够；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空巢组、空巢村，以及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大量存在，产业空虚现象突出，村社的管理面临更多新问题；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盛行，一些诱发、滋生违法犯罪的消极因素不断涌向，并有进一步蔓延之势，对违法犯罪还得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一些强制性手段依然不可或缺。

（二）基层权责失衡，社会管理难以协调。

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基层政府的权力受到削弱，但是，基层面临的各种突发性事件却不断增多，如自然灾害、人为事故、群体上访等，发生时间突然，发生地点不一，都需要强有力地及时化解。这些事件的责任主体往往是基层政府，但一些必需的权限、资源并没有配备给基层，因此，很多时候基层政府只能“赤膊上阵”，能够采用的手段不多，方法较少，常常表现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需要相关部门配合时，不能达到指挥统一、行动迅速，步调协调性不强，往往导致处理问题迟缓，事态无法有效控制，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三）基层制度缺失，社会管理无章可循。

社会管理问题虽然由来以久，但是过去面对的问题相对简单，引起的重视程度不够，规范性明显不足，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文件，特别是没有一部专门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法律。各个地方虽然也有一些社会管理的规章制度，但很多都是套用上级行政部门相关的文件，空泛而缺乏可操作性，一些甚至只是应付上级检查的材料而已。在基层的实践中，一方面不能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规范社会管理活动，导致一些问题处理上的随意性，并伴随一些违规操作，其管理的合法性本身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一旦缺乏具体的、切合地方实际的规章制度，一旦出现了问题，或者凭经验来处理，或者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四）基层保障不力，社会管理缺乏支撑。

近年来，随着各地的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各级领导的不同程度上予以重视，加大了财政对基层的社会管理基础性条件的投入，软件、硬件方面总体上都有了一定改观。但由于基层社会管理问题持续增加，繁杂多样，需要长期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撑，并且，社会问题是持续动态出现，有大量的不可预测性因素，具有一定弹性的物质保障体系建设更是不可缺乏。就目前来看，基层社会管理中最为突出的是人工矛盾和经费支持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最为核心的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两个问题，而基层政府自身却无法加以解决。保障不足虽然不能说是“做无米之炊"，但可以看出只能是在“煮稀粥”。

二、基层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路径选

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必然带来政治运作方式的变化，基层政府必须在面对复杂社会情境过程中反省和重建自身的管理模式。

（一）要明确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职能。

传统基层社会管理核心理念是控制，推崇至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通过对社会的强力管制来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创新社会管理，应首先认识到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虽然要起到主导作用，但不能包办一切，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当前形势下，政府应重点加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搞好社会保障管理；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公民整体素质；搞好功能规划，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努力协调各方，构筑协作性的公共治理网络；加强长效机制建设，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社会预警和公共危机处理的机制；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创造有利于扩大就业的政策环境；完善社会管理的回应机制，加强社会管理的透明度建设等。并且，要主动把一些可以放手的社会管理事务从政府管理中剥离出来，从而能够更加专注政府管理中的核心任务。

（二）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在发挥政府的作用外，还需要发展和培育各种社会组织，建立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平等、民主的社会合作机制，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零散的公民个体通过自发组织的各种社会团体、非营利机构和基层社区自治组织集合起来，才能集中反映自己的意愿和诉求，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和良性运行。群团、企业、行业协会等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在与政府合作中成长壮大，弥补政府管理中的缺位，从而实现管理者与社会的共同治理。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每一个细胞都焕发活力。并且通过积极探索建立阶段性分级缓冲处理社会矛盾体系，从自我约束、家庭化解、社区建设、社团作用等方面发挥积极正面作用，增强社区群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各种组织中逐渐培养理性、平和的合格现代公民。

（三）要大力动员广大公众的社会参与。

社会是若干公民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任何一个公民不应该只作旁观者，理所当然成为参与者和建设者。只有更广泛的公民真正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才能培养出对社会的热爱，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以及对政府的认同。社会管理是对全社会的管理，也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管理。人民群众是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对象，也是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智慧源泉。只有让人民群众参与到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社会管理的决策中来，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当然，政府相应地做出回应，提供有效的制度渠道、对话平台和物质保障，这是基层民主能够得以有效开展的关键。只有民众的参与热情高涨的背景下，其自我生长、自我转化、自我更新的能力就会愈发强大，他们才能逐渐成为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

（四）要逐步形成科学的意见整合、利益引导机制。

第6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范文

各位领导：

按照会议安排，我就XX镇开展基层治理、推进平安XX建设作如下发言。

近年来，XX镇主动适应新形势，用XX模式抓社会治安，基层基础不断强化。目前，全镇共创平安村(社区)3个，平安小组36个，平安企业11个，平安校园2个。我们的做法是：

一、治安防控创新抓，筑起平安防线

强化基层组织的实战功能、组织群众开展联动互助、群策群力抓治安防范是党委、政府的最高目标。

一是明确一个主体。将村两委作为抓农村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责任主体，与村民小组签订社会治安防控工作目标责任书，村民小组再与联动互助片的治安员签订责任书。村两委负责制定治安防控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定期不定期开展治安巡防，每季度组织群众进行治安防范宣传教育，普及治安防范的常识。

二是形成一个网络。以农户聚居点为基础划分成为联动互助片。以自然形成的聚居点为1个治安防控联动互助片，1个村民小组由若干个联动互助片组成，形成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由“村、组、片、户”组成的四级治安防控网络。每个联动互助片选择1名在家时间较多的村民治安积极分子作为户长，具体负责联动互助片内各农户的组织、互助、信息上报等工作。同时，各村对家中无人、防范能力弱的农户进行了排查梳理，全镇共建立治安帮扶对象户500余户，由村综治工作站指导组长、联动互助片片长重点进行防范帮扶，成效较好。

三是搭建一个平台。充分发挥技防作用，创新“村企联动、村企互助”机制，充分发挥园区、企事业单位内保力量。今年，我镇投入资金近10万元在每户农户家中安装报警装置，搭建起一个连接联动互助片内的农户和村警务室、派出所以及附近的园区、企事业单位的报警平台。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按下报警按钮，联动互助片内各户、派出所、企事业单位立即接到报警信息，即可实现联防、互助。警务室和派出所可辨识警情区域迅速出警处置，大大缩短接出警时间。目前，该网络已覆盖123户，500余人。20XX年，全镇刑事发案数较上年下降33.3%。

二、基层基础突出抓，打牢平安根基

一是全面实施网格化服务管理。建立了由村社干部、党员、公益性岗位人员等组成的网格化管理信息员队伍，全天候、全方位收集、掌握社会治安形势状况，确保农村基层发生突发案事件时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相关信息，为高效处置、侦查破案、纠纷调处等提供信息支撑。目前全镇共有网格信息员1200余人。

二是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调。工作中，我们变被动调解为主动调解，及时掌控矛盾纠纷，建立台账，积极化解。去年以来，我镇共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56起，其中群体性苗头事件7起，均已得到有效化解。

三是不断壮大三支队伍。全镇建立了一支10人组成的专业农村治安巡逻队，义务巡逻队32支(180人)。成立了20人组成的应急处置小分队，280余人的“红袖标”队伍。在村综治工作站的具体指导下针对不同的时间节点和地域加强治安巡防，对农村多发的侵财内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有力的震慑，广大群众安全感不断提升。

四扎实开展“法律七进”活动。开展经常性的、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利用学校教育、农村举办红白喜事、村社群众会议、文艺小分队等多种场所和形式大力开展平安建设的宣教，努力提高农村基层群众的法治意识。

五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道路、水利设施、环境整治、路灯照明等方面的投入，目前全镇已硬化的各类道路120多公里。在街村、奎丰场、走马新村、安民场、魏园村等人员相对集中的地方安装了夜间照明路灯，增强了群众安全感。

三、要素保障有力抓，激发平安活力

一是加大经费投入。镇党委、政府加大了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保障力度，出资聘请三名协警人员，招聘四名交通协管员，极大地缓解了基层警力不足的问题。此外，镇政府还对每个村(社区)组织开展治安巡逻每月补助经费1000元，每年给予3万元经费，确保警务室维护农村基层社会治安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每年镇财政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投入达到50万元以上。

二是加强人员配备。将村警务室与村综治工作站、治保会、调委会、巡逻队等机构充分整合，配齐办公设施、电脑、器械等硬件设施。每个警务室配备1名干警、2名协警，确保警务室24小时有人值守、有人处理突发事件。同时，警务室的民警兼任综治工作站、治保会、调委会、巡逻队负责人，定期不定期走院入户，对村民开展日常性的治安防防宣传和指导，提升群众治安防范意识和能力。

三是加强能力提升。邀请专家和法律工作者举办专题讲座，对镇、村干部进行法律、法规的培训和学习。应急处置小分队每年进行两次以上演练，侧重与农村基层联动互助力量的联动，增强对突发性的较大治安案事件的应对处置能力。

第7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范文

对舟山市普陀区桃花镇居民而言,镇干部到家串门已渐成习惯。

桃花镇200多名机关、社区干部和教师、医生、民警等,分成40个网格管理服务小组,进村入户走访群众,了解民情,倾听民声。这是舟山市推出的一个基层行政管理新模式。干部们说:“这个模式将传统的联系包干制度与现代的信息网络技术结合起来,我们叫做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

干部们口中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落实到操作层面,就是按照“网格化定位、组团式联系、多元化服务、信息化管理、全范围覆盖”的要求,在乡镇(街道)、社区大格局不变的基础上,把每个乡镇(街道)划分成若干个单元网格,并组建一一对应的联系服务团队。

到目前为止,舟山市289个社区共建立了2464个网格。2464个网格,织成了一张覆盖全市城乡、遍及每家每户的“大网”,犹如将血脉延伸至整个社会肌体的最末梢,使全市基层党的建设和社会管理服务焕发出了蓬勃生机与无穷活力。

社会管理服务的“无缝对接”

一幢新落成的棕黄色两层楼房里,普陀区展茅街道松山村村民沈平均一家人,正在忙碌着最后的室内装修。他高兴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房子造好加装修共要30万元,正好与拆迁补偿费用相抵,但旧房换新房,统一规划的水、电、卫生等设施都大不一样了。

与沈平均一起因公路建设而搬迁过来的有16户人家,分别来自同一街道的3个村。“一开始大家都有顾虑,甚至有抵触。”来自茅洋村的林心刚介绍说,网格团队成员就像是“保姆”,分工明确,每一个细节都有人替他们着想,“有些我们没想到的,网格团队也都帮忙张罗好了。大伙儿都是开开心心搬家的。”

很多明明是百姓受益的好政策、好措施,为啥一到基层就变了样?舟山市委、市政府经深入调研后认识到,这在很多时候并不是落实不力的问题,而是现有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存在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

2008年8月,舟山在普陀区桃花镇、勾山街道等地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即以100至150户为单元,将全市划分为2464个网格,以乡镇(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民警、教师、医生、党员小组长或志愿者为网格团队成员,以摸清网格“家底”为基础,建立起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新体系,从而使“上面千条线”与“下面一张网”实现有机衔接,实现了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无缝对接”。

就这样,网格开始成为舟山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新单元”。这一新模式带来的变化,被专家形象地概括为: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服务。

通过“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密切了干群关系,基层群众的需求和困难及时反馈到了上级管理部门,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更加牢固了。

“千条线穿进一根针”

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重要创新之处,在于为整合有效资源、强化协同合作搭建了一个新平台。

展茅街道党工委委员顾磊洲向记者说了一件事:有一次,第33网格团队到大展社区走访,在与居民张赛表的交谈中了解到,因张家宕边坡治理产生了噪音、扬尘和震动,周边居民要求承包人停止作业,否则就有可能集体上访,而承包人的经营权是从张家经济合作社获得的。

于是,街道领导次日就会同相关部门负责人、网格团队成员,察看现场,与承包人交涉,并召开了居民、妇女、党员等7种不同对象座谈会。最后,各方在街道召开的“民心凝聚推进会”上达成共识,承包人被责令控制爆破药量,避开居民休息时段作业,并派专人清扫周边路面,以尽可能减少对居民的生活影响。

长期以来,村和社区都是自治组织,拥有的工作资源有限,乡镇、街道的工作资源也相对贫乏。执政的很多资源,掌握在县(区)以上工作部门。而这些部门,无法与基层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且条块分割,因此执政资源难以在基层实现最有效的集聚整合,从而出现了被老百姓比喻为“千条线穿不进一根针”的现象。

“网格化”管理,在整合“条块”公共服务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了网格化治理与现有行政管理的对接,将“各管各的”转变为“网格联动”,提升了基层党委、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执政能力。

三鹿问题奶粉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许多地方无法迅速掌握辖区内婴幼儿情况,也就无法开展“一对一”式的社会服务。但普陀区凭借当时已建立的网格,迅速摸清并走访了所有3周岁以下婴幼儿,对患病婴幼儿进行了跟踪帮助,没有遗漏一个人。

舟山市还建立起上至市属各部门、下至村(社区)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和办事平台,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网格联动”更为高效。

2009年清明期间,蚂蚁岛居民要过海去小蚂蚁无人岛扫墓,由于天气状况不好,许多群众担心起海上安全。网格服务组通过网上信息平台,向区海洋与渔业局要求加派海上执法监管人员协助管理,仅过1小时,渔政船和6名工作人员就赶到蚂蚁岛。

舟山市葫芦岛90%以上居民是老人,急需一个托老所,此事多年得不到解决。网格服务组逐级反映情况,上级整合多个部门资源,在半年时间里建起一所设施齐全的村级托老所。

从“走上来”到“沉下去”

曾经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的桃花镇塔湾社区居民孙福元,几年前说起干群关系,常常抱怨:“以前干部群众是鱼水关系,现在干部群众是油水关系。”如今,孙书记的这种担忧解除了。

“为民、惠民、便民”,是舟山推行网格化管理服务的理念和宗旨所在。这一理念带来的最明显变化,就是变群众“走上来”为干部“沉下去”。

据统计,“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开展一年多以来,全区4200多名基层干部已走访群众近11万户,入户率90%,累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3480件。教育部门对离岛就读经济困难的431人次学生每年生活补贴2000元,没有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有关部门对持《特困职工证》、《残疾人特困证》、《最低生活保障证》、《重点优扶对象优待证》的150人进行各种扶持,减免各种费用18.4万元,极大地减轻了基础困难群众的负担。

“干部们现在挨家挨户走访,听取我们的意见,我觉得蛮好的。以前我们跟干部之间多少有些距离,现在,我们跟干部特别亲。有什么困难,有啥难处,都跟干部沟通。前一阵我在家待业,干部走访得知了,马上帮我联系单位。现在工作已经安排好了。我希望这种有益于我们老百姓的做法能坚持下去。”舟山市普陀区勾山街道南岙社区居民陈燕说。

周月琴是勾山街道芦花社区干部,她所在的46网格组组长、镇干部王玉芳经常约她在工作之余一起下户走访。“她对我说,网格就像是自家的‘责任田’,得尽心尽力才行。”46网格组有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在外读大学,家里两间平房成了危房,网格组就筹资帮他在台风来袭前修好。

勾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明永介绍,街道调整了各社区(村)党小组的设置,将党小组与网格一一对应、相辅相成,使网格团队的政策法规宣传员、舆论道德评议员、社情民意反映员、邻里纠纷调解员、群众思想疏导员等“多角色”作用发挥得更加深入、到位。“只要服务到位了,其他管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刘明永说。

有关专家在深入调研舟山的做法后认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完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巩固了基层党的执政基础,可以说是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理念的一次全面创新。

“网格化”管理还需不断探索

舟山推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做法,如今已成为舟山基层党的建设和社会管理服务的有效抓手。

舟山市委党校经济与行政管理教研室副主任丁友良认为,作为基层社会管理的创新模式,“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有效整合了各方资源,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夯实了维稳工作的群众基础。其成功经验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做到服务全方位,信息全覆盖,充分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之中,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对于搞好基层社会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这种模式能够把握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更能贴合群众实际。”宁波大学MPA中心主任、公共管理系主任何翔舟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体现了一种公共管理的思路和理念。以往,单纯的行政管理可能会存有偏差,如今,在网格团队成员中引入教师、社区工作者,甚至是一些志愿者,这样就能够避免以往政府官员由于受身份、时间限制,对基层情况了解不够深入的尴尬局面。”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郑春燕博士认为,从整体上说,“网格化”管理的思路契合了现代公共管理学倡导的改革理念,即变传统的命令控制式的管理手段为灵活的、高效能的规制途径,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从报道的内容来看,改革的举措更多地强调确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服务理念,将‘网格化’的模式作为行政机关便捷获取信息的方式,作为以行政机关为主导、化矛盾于基层的新方法,改的仍只是‘形’”。

第8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范文

［关键词］公共治理 政府 责任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6－0121－01

一、公共治理

当代治理理论与实践日益趋向公共性与公共化，公共治理概念的形成不仅基于治理领域和治理对象的公共性，也在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与公共性。传统公共行政在理论与制度上皆确立和维护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政府的一元化管理主体地位，公共权力的使用、公共资源的投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皆呈现为政府主导的垄断性、强制性和配给性，政府职能的社会管理性与服务性被管制性与控制性所吸收和遮蔽，公民、社会组织及基层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化程度较低，这种由政府自上而下单边主导的社会运行状态是与构成单一的经济基础及机制单调的计划体制相互适应的。依托于经济市场化的经济与社会转型改变了全社会的利益格局，由单一的“国家――集体”利益构成转变为“国家――社会”利益结构，而社会利益的内涵与形式已呈多样化，包括私人独享性的个人利益、群体共享性的共同利益、全社会共享性的公共利益。利益格局的多元主体化势必形成多样化的利益需求和多样化的利益保障与实现方式，由此，各种社会主体的自治意识与自治能力同步提升，传统封闭的社会管理体制与模式也因政府职能转变和建设有限政府的行政现代化取向而被民有、民享、民治的公共治理所取代，由政府、市场主体、社会中介组织、基层社区等主体以合作互补机制及平等共赢的公共伦理所缔造的公共治理格局正在形成，各种主体在这个开放民主的治理格局中各自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居于独特的地位和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们共同编织了现代公共治理格局之下的网络化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功能体系。

二、政府责任

公共治理格局主体的多元化在公共管理的职能与功能上体现为社会治理权力的分解与分享，与此并行不悖的是社会治理责任的分工与分担，政府、市场、社会中介组织、社区等治理主体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各享其权，各承其责。各主体之间基于职能分工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和权力责任关系构成现代公共伦理的框架。其中，政府与非政府主体之间的双边关系凸显了政府在公共治理格局中的“元治理”主体地位，即在多元主体的公共治理格局中，政府既为核心权力主体，亦是根本责任主体。将传统的治理权力部分地分解给社会主体，呈现为政府放权于社会、培育自治化的公民社会的理想，是建设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诚意表现，亦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治理模式的选择。然而，应该强调的是：政府本着引导和建设公民社会的愿望而渐次退出社会治理的某些领域，固然在形式上表现为权力与职能的转让，但实质上政府仍应对全社会各领域的治理负有恒久的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这种政治责任要求：1.政府要渐进有序地退出某些社会治理领域，这种退出要以社会治理的客观职能要求与非政府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与能力的提升相互衔接为前提，在非政府主体尚未形成充分的自觉自愿的参与意识且尚无足够的责任能力承接政府转让的社会治理职能时，政府不能一朝放任、全身而退。否则，那些条件尚不成熟而政府又轻率地退出的社会治理领域会陷入既无政府又无自治的真正的无序状态。如此会侵蚀、瓦解政治社会的稳定基础。2.即使是在条件成熟时的退出，亦非政府的彻底放任，政府将始终承担着对非政府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及治理行为施以扶持、引导和规范的后盾性、导向性责任。具体而言，非政府主体治理能力的养成与提升，需要政府为此提供更为基础性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法规、政策、不断改进的行政制度、公共财政等；对非政府主体治理行为的引导和规范，关乎社会自治的走向及公民社会所需的理性的公共精神的培育，因而在基础意义上也关乎我国民主政治模式与道路的根本价值与伦理取向的坚守。现实中，政府职能的转变及服务型政府、服务型社会的建设是否顺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政府主体相应的、法治的、理性的、效能的、服务性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模式的养成与形成，政府在其将要“有所不为”的公共治理领域仍将负有作为公共权力主体所不可推卸的规范与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的根本政治责任。

【参考文献】

[1]张永桃.行政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第9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范文

在今年扎扎实实做好“四五”普法工作总结验收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出今后的普法与依法治理规划，利用法制宣传教育开展20周年的有利时机，总结经验，研究规律，探索持久开展普法工作的有效途径。继续以公职人员学法用法为重点，完善领导干部法制教育制度，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增强全民法律意识。以宪法为核心，大力加强与中心工作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社会影响。进一步完善并认真落实中心组学法、法制讲座、法律培训等学法用法制度，积极组织参加全省地（厅）级领导干部普法考试。认真贯彻省上《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教育方法，加强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认真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依法治市工作意见》和《金昌市依法治理工作基本标准》，加强新形势下推进依法治市工作的研究和探索，不断开拓工作新思路。认真履行好依法治市（县、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指导、协调和督促的职能，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深入开展“法律下乡”、“法律进社区”活动，要扩大“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范围，今年县（区）、乡（镇）级“民主法治示范村”要达到60以上。要继续开展乡（镇）村干部法制政策集中轮训工作，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以深入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为重点，全面落实“四个一”要求，努力提高社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推进社区依法治理。

（二）以司法所建设为重点，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工作，确保基层社会稳定。

以司法所建设为重点，以加强新时期新形势下的人民调解和安置帮教工作为着力点，把自觉履行职能、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置于构建和谐金昌的总体要求中更好地开展工作，全力促进基层社会稳定。

1、加快司法所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司法所规范化进程。紧紧抓住国家安排国债专项资金解决中西部地区司法所办公用房建设的大好机遇，大力推进司法所基础设施建设。使我市司法所办公用房建设有重大突破，并在司法所人员待遇、办公设施、交通及通讯工具等方面得到全面加强。主动争取党委和政府的支持，积极做好司法所的收编工作，尽可能全部收编，将基层司法所作为县（区）司法局的派出机构，加强领导和管理。

2、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一是继续开展民间纠纷排查和专项治理，以防激化为重点，积极参与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努力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稳定。力争调解率达到100，调解成功率达到98以上；二是要加强人民调解员的教育培训，进一步提高调解人员的法律政策水平、文化水平和依法调解的技能，提升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三是要积极在全市各大型集贸市场、商品集散地建立区域性人民调解组织，健全机构，充实人员，组建率达到100。并做好已建调委会的规范化管理和督促工作。四是加强人民调解队伍建设，不断增强调解队伍整体素质，探索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激励机制，进一步拓展业务领域。

3、切实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安置帮教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上关于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的有关精神，结合全市政法综治禁毒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研究提出安置刑释解教人员的具体办法，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为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后重新就业创造条件，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与有关部门加强合作，发挥联合帮教功能，拓宽安置领域，积极探索新时期安置帮教工作的新方法。继续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衔接，对重点人员一定要纳入帮教工作视线，层层落实，重点帮教，做到不失控，不漏管，使衔接工作真正落到实处。除“三假”人员外，力争刑释解教人员衔接率、帮教率均达到100。

（三）进一步加强公证、律师及法律援助工作，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律师工作要服从、服务于全市经济建设，进一步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秩序。按照省上要求，今年争取在政府机关和大中型 企业开展公职、公司律师试点工作。引导律师积极为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协助政府及有关部门处理好案件，做好群众工作。对的群体性纠纷案件要自觉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导。要坚持走管理规范化道路，深化自律机制，不断促进律师队伍的健康发展。要在认真总结律师队伍集中教育整顿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开展“合伙所规范建设年”活动，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加大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行为的查处力度，规范执业行为。继续强化对法律服务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净化法律服务市场。结合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法律工作者年检注册工作，开展执业检查，协调好各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立足基层，面向农村、社区提供好法律服务。要充分发挥律师事务所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律师的先锋模范作用，影响和带动广大律师讲信念、讲责任、讲诚信、讲奉献。